钦定四库全书周礼订义》卷七十八宋王与之撰

译王昭禹说：戈和防的柄叫做柲，大概是因为操持使用它时，称为柄；左右挥动以追求必中时，称为柲。柲这个词陈述其用途，并且含有谨慎的意思，所以读音为毖。陈用之说：殳是击打用的兵器，像手杖一样没有刀刃。郑康成说：八尺叫做寻，加倍于寻叫做常。郑锷说：殳的长度是寻加上四尺，也就是一丈二尺。陈用之说：戈和防都是刺击用的兵器，戈有两个刃，防有三个刃。郑锷说：车防的长度是一丈六尺，之所以称为车防，我怀疑防的形制，人手持的与车上竖立的长短不同。只有竖立在车上的防才是一丈六尺。《左传》记载：楚武王整顿军队，授予士兵孑。注解说孑就是防。把防授予士兵，难道不是人手持的防吗？《顾命》说：一人拿着戣，一人拿着瞿。解说者都认为防叫做执，那么人手持防就可以知道了。由此看来，记载者说“车防”，是为了加以区别。酋矛和夷矛都是钩兵，矛头尖锐而旁边有钩。酋矛和夷矛只是根据长短来确定名称罢了。矛用来钩取，那么应该比防长，这样才能触及目标，所以酋矛长二丈四尺。酋的意思是就，靠近并接近它。因为酋矛较长，用于前往接近敌人，所以叫酋矛。夷的意思是伤，因为夷矛极长二丈四尺，钩取时容易触及并伤害物体，所以叫夷矛【郑锷说：《清人之诗》说：“二矛重英”，大概是指这两种矛而言。矛用朱红色装饰，而英用毛羽装饰，所以诗人有“朱英”的说法】

译赵氏说：戈以下是五种兵器，安装在战车上，它们的尺寸都包括刃部在内，计算其数量即前面提到的六个等级，都以四尺为差数。《司兵》篇说：五种兵器配五种盾牌，又说军事中战车上配备五种兵器。大概有战车用的五种兵器，有步兵用的五种兵器。战车用的五种兵器是：戈、殳、防、酋矛、夷矛。步兵用的五种兵器，没有夷矛，而有弓矢。然而夷矛虽然不用于步兵，但弓矢也未尝不设置在战车上。《诗经·小戎》说：交叉的弓袋装着两张弓，那么战车上配备弓矢就可知了。戈的柄虽然长六尺六寸，却是斜插在战车上，高度只有四尺，这就是所说的“既建而迤”。唯独戈提到“柲”（柄），是以短者为例，来概括其余兵器。王解云：凡是使用兵器，远处就用弓矢射击，近处就用矛钩住，钩住之后，再用殳击打，用戈和防刺击。《庐人》篇所排列的顺序，是以长短为先后，戈排在前面，是说它极短；夷矛排在后面，是说它极长。刺兵中没有比戈更短的，没有比车防更长的。车防通常长一丈六尺，矛用来钩取，应当比防长，这样才能触及敌人。所以酋矛通常长四尺，总长二丈；夷矛长三寻，总长二丈四尺。殳专门用来击打，长短应当适中，所以长一寻加四尺，总计一丈二尺。先王制定兵器制度，以五人为一伍，即在一伍之中，五种兵器都具备。大概五种兵器缺一不可，一伍配备五种兵器，那么每人执持一种，根据适宜的情况来应对。至于弓矢则是人人都有，所以经文中既有司兵的职官，又有司弓矢的职官。

凡是兵器，长度不超过使用者身高的三倍。超过身高的三倍，就无法使用。如果不停止（增加长度），又会伤害到使用者自身。

郑锷说：人身高八尺，夷矛的长度，本来已经是人身高的三倍了。从此往上，不能再超过，超过了人的力气就无法使用，不仅不能使用，而且其长度难以操控，又将伤害到使用矛的人自身。这兵器的长度，到夷矛为止，正是因为不能超过身高的三倍。所以说：超过身高的三倍，就无法使用。如果不停止，又会伤害人。所谓“而无已”，是说不仅仅如此。○贾氏说：已，是停止的意思。谓不仅仅停止，又会伤害人，人指自己自身【○陈用之说：已字疑当作“已”字。凡是兵器虽然精良，必须依靠体力能够胜任并能使用五人组成的伍队，左右前后，手足耳目，有办法相互接应。所执持的兵器，超过身高的三倍，不仅人的体力不能胜任，使用不便利而失误，有办法伤害到人了。所以说：又会伤害人，人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

所以进攻他国的兵器，想要短小；守卫本国的兵器，想要长大。进攻他国的人，人数众多，行进路途遥远，饮食饥饿，而且要穿越山林的险阻，因此兵器想要短小；守卫本国的人，人数较少，饮食饱足，行进路途不远，而且不穿越山林的险阻，因此兵器想要长大。

贾氏说：《司马法》说：弓矢用于包围，矛用于守卫，戈防用于辅助。这里说进攻他国的兵器短小指的是弓矢，守卫本国的兵器长大指的是殳矛。进攻他国和守卫本国都有戈防来辅助弓矢和殳矛，因为戈防的长度处于中间【○易氏说：这里说进攻他国和守卫本国又有长短的制度，不是在既定制度中再有所增减。兵器没有比戈和殳更短的，所以进攻他国的人使用它们；兵器没有比防和矛更长的，所以守卫本国的人使用它们。各自想要其器具便于人使用罢了】

凡是兵器，钩兵（如矛）想要没有弹势，刺兵（如戈防）想要没有蜎曲。

陈用之说：所谓钩兵，是指矛而言。所谓刺兵，是指戈防而言。所谓击兵，是指殳而言。郑氏将戈防视为钩兵，将矛视为刺兵，将“钩”改为“击”，其错误很大。《字说》说：矛用来钩取，殳用来击打，戈防用来刺击。大概是根据此经所说的钩兵、击兵、刺兵而言的。○郑锷说：钩取敌人则希望它过来，所以其形制想要没有弹势。意思是不可像弹弓之势向外弹出而不收回【○王昭禹说：弹，是说像发射弹丸那样失去大圆之势。○陈用之说：弹这种东西，击打而不附着，钩兵的用途正是以附着物体为事，所以想要没有弹势】刺击敌人则希望它深入，所以其形制想要没有蜎曲。意思是不可像井中虫子那样弯曲无力【○陈用之说：蜎这种东西柔弱而不刚劲，刺兵的用途正是以刚健为本，所以想要没有蜎曲】

因此，钩兵的柄部要扁圆，刺兵的柄部要圆滚。

毛氏说：因为上文各自阐述其义，大概上面是统言其柄，这里正是说手握之处罢了。凡是兵柄都是八棱的，只有手握之处不是这样。钩兵的手握之处则侧方而去棱，所以叫“椑”。椑是随圆而扁的意思【○郑康成说：齐人把斧柄称为椑】刺兵又不是椑，去棱而完全圆形，所以叫“抟”。抟是圆的意思。○郑锷说：椑则其钩取过来容易；抟则其刺击进去容易。

○兵器强度相同，手握处的周长想要细小，细小则利于钩刺。兵器强度相同，手握处的周长想要沉重，沉重则利于贴近人体。贴近人体则紧密，所以能侵入敌人。

毛氏说：上面想要显示兵柄的圆扁，所以以钩兵和刺兵相对；这里想要显示其手握处周长的长短远近，所以以“〇”（指圆）相对。○贾氏说：以殳长一丈二尺而

译没有刃，可以刺打人，所以说这是刺兵。【郑锷说：改变“句兵”的说法而称之为“刺”的，是因为戈和戟既可以钩又可以刺，殳不能钩，然而它没有刃而长，可以刺人，所以专门说“钩兵”，足以体现戈和戟而不及殳，于是用“刺”来统括它。《左传》中晋国人用戟钩住栾桀并杀了他，用戈击打子晳，这是戈戟既可钩又可刺的验证。至于殳虽然安装在车上，但君王出行时让人拿着它作为前驱，所以《诗经》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是说它可以击打人。】毛氏说：这与强（弓）和矢人所说的同异相同，那是将两物相比而言同，这是就一物的上下而言同，所以郑玄说：“同强，就是上下粗细相同。”郑锷说：刺兵的柄上下以及中间粗细相同，想要强劲，手握持处的周长则想要细一些罢了，只有强劲才有力，只有细才便于使用。校与《左传》中“叔孙绞而婉之”的“绞”相同，校的意思是疾速。【赵氏说：是说柲的周长细，在使用时校疾，不阻碍手且费力少。】

译赵氏说：“‘刺兵同强’，是说戈、防、柲的末端、中部和尖端都要同样坚固。手握持的地方，如果围径较细，就增加材料使其丰满，这样用来刺击时必然能紧贴目标。就像‘傅’字所表示的贴附那样，紧密贴合而没有失误。手握持处丰满用来刺击，就能贴合而不失误，贴合而不失误就能战胜敌人了。”侵，意思是战胜。

凡是制作殳，将它的长度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握持处的围径，并把它做成圆形。

赵氏说：“被，是指握持处的围径。意思是把它做成圆形。正因为它是在手握持的地方，所以称为‘被’。然而前面说‘举’，这里却说‘被’，大概是因为‘举’是提起它，而‘被’是握持使用它，原本所指不同。殳的长度是一寻加四尺，总共一丈二尺。将其长度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握持处的围径，那么握持处的长度就是二尺四寸，做成圆形。在这个地方做成圆形，那么非握持的地方，就一定不是圆形了。注解说：凡是殳的柄部有八个棱角，这就明确了非握持处是有棱角的。”

将握持处的围径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下部铜鐏的围径；将铜鐏的围径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头部尖端的围径。赵氏说：“‘晋’是指殳下部插入车上的铜鐏，‘首’是指殳上部尖锐的地方。将握持处的围径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铜鐏的围径，那么铜鐏的围径是一尺六寸，而且越靠近铜鐏处越细。将铜鐏的围径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头部尖端的围径，那么头部尖端的围径是一尺二寸有余，而且越靠近上端尖处越细。”

凡是制作酋矛，将它的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前面，一份在后面，并把它做成圆形。

赵氏说：“酋矛只说两份在前面，一份在后面，没有指明握持处的位置和长度，那么按照五分去掉一份的比例，其具体尺寸尤其难以考证。大概它与殳的制度相同，所以经文就简略地说了吧？‘围之’，也是想要做成圆形以便于握持。”

陈用之说：“既然提到了殳、矛和酋矛的围径，那么戈、防、夷矛这三种兵器的围径，也可以推知了。”

将围径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下部铜鐏的围径；将铜鐏的围径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刺击处的围径。陈用之说：“‘晋围’，是从下部来说的；‘首围’，是从上部来说的；‘刺围’，是从上部尖锐处来说的。”在殳上称“首”，是因为它的上部没有刃，直接指其头部而已；在矛上称“刺”，是因为它的上部是用来刺入的，所以用其尖锐来命名。郑氏把矛称为刺兵，他的错误大概就源于此。

郑康成说：“制作戈、防的柄，其围径如同殳；夷矛的柄如同酋矛。”

凡是检验庐人制作的兵器，把它竖立起来摇动，以观察它的弯曲程度；把它撑在两墙之间，以观察它弯曲是否均匀；把它横放摇动，以观察它的坚劲程度。

郑康成说：“置”就是竖立的意思。○贾氏说：“置而摇之”，是说把它竖立在地上，用手摇动，以观察它是否均匀地弯曲。【○王昭禹说：以此来审察它是否干弱而弯曲。○郑锷说：如果不坚劲，摇动它就会弯曲。】○郑康成说：“炙”就是支撑的意思，把它撑在两墙之间，拉紧并纳入其中，本末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正对着墙，墙是粗糙的。【○贾氏说：意思是把它撑在两墙之间，观察它的整体强弱是否均匀。】○贾氏说：“横而摇之”，是说把它横放在膝盖上，用一只手握住一头，摇动它以观察它是否坚劲。

陈用之说：“竖立摇动，以观察它的弯曲，说的是它的缺点；撑在两墙之间，以观察它弯曲的均匀，横放摇动，以观察它的坚劲，说的是它的优点。”

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

郑康成说：“六建”是指五种兵器加上人。○俞氏说：车上的六建，夷矛建在酋矛之前，酋矛建在防之前，防建在殳之前，殳建在戈和人之前。【○王昭禹说：六建就是所谓车有六防的数量。】○郑康成说：庐人所制造的，有柄的兵器是戈、防、殳、酋矛、夷矛这五种。【○赵氏说：六等中没有夷矛，在庐人篇中详细记载，这种兵器为什么不在车上具备？如果说夷矛二丈四尺太长而不便于在车上使用，然而司兵军事中建立车上的五种兵器，夷矛就在车上，而且夷矛比酋矛高四尺，与车上六等的高低次序恰好相应。大概夷矛和酋矛同为矛，六等只是辨别名称不同而命名，同类器物相似，不必区分吧？否则六等的建立有无互相参照呢？】“反覆”就是倾斜不平的意思。○郑锷说：前面说车有六等的数量，大概是以轸和人来说的，不包括夷矛。论述它们的高低，所以称为“等”。这里说“六建”，大概人和兵器都立于车上，论述它们的建立，所以称为“建”。凡是这六样都建在车上，如果制作不得法，长短大小不适中，那么车就不能承受，必然颠覆。只有不颠覆，如果不是完全掌握制作技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匠人建国

郑锷说：“梓匠、轮舆，都是工匠中的巧手，而梓人和轮舆只能制作器具和车辆而已。至于从事斧斤工作的工匠，称为匠。攻木、攻土，无所不能，所以称为匠。”○陈用之说：“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寻求地中，是从天地之中来说的。匠人建国，用水准测量土地，观察日影，白天参验，夜间考核，又将寻求王国的中心。”

水地以县【音〇】

赵氏说：“县”，是指在建造城池的地方，四角立四根柱子，在柱子四周垂下准绳以校正柱子。柱子校正后，然后远离柱子，用水平的方法观察柱子的高低，确定了就知道土地的高低，然后削高填低，土地就平了。大概土地高则柱子高，柱子高则映在水中的影子短。“水地”，是指在柱子四角的中间掘地蓄水以观察柱子。【○毛

译氏说：在地面的四周挖掘成沟，用来环绕它，并将水注入其中，水的深浅均匀不偏斜，那么即使地面高低不平，也可以依据水面来确定水平。然而注入的水很快就会干涸，所以既然已经依据水面确定了水平，又用准绳依据水面悬挂起来。水虽然干涸了但准绳还在，就不再需要借助水了。用准绳来校正已经足够了，这里所说的“县”（悬），应当是用准绳相互牵连悬挂在水面之上。

译郑锷说：天下最平的，没有比得上水的，想要知道土地的高低，就用水来观察。天下最直的，没有比得上墨绳的，想要知道物体的歪斜与端正，就用墨绳来观察。所谓用水和墨绳来测量土地，是指在已经测量土地并筑起之后，还不知其高低，于是用水来观察。然而水可以观察高低，必须用墨绳来验证。用水来平整土地，立起木柱悬挂墨绳，观察了水面，又观察墨绳，那么平与直就都可以知道了。

树立八尺高的表木，悬挂墨绳，观察日影。

毛亨说：用水和墨绳测量土地，是寻求土地的平整。既然得到了平整，就应当辨别方向，以确定东西南北的位置。如何确定方向呢？树立表木并悬挂墨绳罢了。（郑锷说：八尺高的表木，叫做“槷”。“槷”与《尚书》所说的“臬”相同，都是法度的意思。八尺高的表木，就是法度所在的地方。）树立表木以招致日影从而端正四方，如果表木不端正，那么日影就会随之偏差。先王垂下墨绳来端正表木，然后观察它所招致的日影。上文说用水和墨绳测量土地，是依靠水面横向悬挂墨绳。这里说树立表木并悬挂墨绳，则是垂直悬挂罢了。（赵岐说：只有树立表木平整端正，那么冬至、夏至时太阳出入的日影，无论是尺有五寸，还是一丈三尺，都可以观察了。把水放在地上，把表木放在地上，必须借助墨绳然后才能端正，所以都用悬挂墨绳的方法。）（陈用之说：称为“水”，与司徒所说的“土其地”相同，用来测量土地的深浅，所以称为“土”。为了寻求水面的平整，所以称为“水”。）

画圆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和日入时的日影。

毛亨说：“识”就是记录的意思。这是阐明上文观察日影的意义。大体上，平整土地适宜用水，水在地上且靠近人，审察起来容易；辨别方向适宜用太阳，太阳在天上且远离人，审察起来困难。所以树立悬挂墨绳的表木以招致日影并观察它。然而太阳不停留，日影也随之移动。表木虽然能招致日影，又要随着日出入的日影画圆标记它。这样，虽然太阳在表木上，但表木之所以能确定方向，依靠的是画圆标记罢了。这里说的“规”，就像轮匠所说的用矩尺测量阴阳一样。矩和规，方和圆不同，都是刻画测量的称呼。（郑锷说：“记录日影的方法，一定要画成圆形的，大概是因为规是圆的而矩是方的，只有顺着它的圆形，然后才能从中弯曲测量。”）（郑玄说：“测量两个交点之间的距离，从中间弯曲指向表木，规的交点处就是东西正的方向。在两个交点之间，从中间弯曲指向表木，又知道南北正的方向。”）（易说：“又在四周的土地上画成圆形的样子，画下来标记它。太阳从东方升起，它的日影在西方，就标记日出日影的端点；太阳从西方落下，它的日影在东方，就标记日入日影的端点。日影的两个端点确定后，从中间弯曲所测量的绳子，两者相合，就可以验证地的中心。”）

白天参验正午的日影，夜晚考察北极星，以此来端正早晚的方向。

赵岐说：昼是指白天漏刻过半的正午时分，此时太阳正运行在天中间，虽然不一定正行在天中间，但一定在北极星旁边运行。等到夜晚观察北极星，那么太阳距离北极星的远近就可以验证。夜正是指夜半三更的子时，北极星就是北辰，正当天的极中，因为居于天的中间，众星所拱卫的称为极，极就是中的意思。（易说：又担心所画的圆不端正，于是用日出、日入的日影与正午的日影三者互相参验，所以说“参”。又担心所参验的有偏差，于是用正午的日影与北极星的度数两者互相考察，所以说“考”。而且北极星的度数与日月日影有什么关系呢？都是为了验证日影的居中罢了。大概夏至时太阳在南陆，运行在东井，距离北极星六十六度多，而它的日影尺有五寸。冬至时太阳在北陆，运行在牵牛，距离北极星一百一十六度多，而它的日影一丈三尺。春分时太阳在西陆，运行在娄；秋分时太阳在东陆，运行在角，距离北极星九十一度多，而它的日影相等。观察太阳运行距离北极星的远近，来验证四季；考察四季日影的长短，来寻求地的中心，那么东西就可以端正了。）

王昭禹说：“白天参验日影，是用来端正早晨的方向；夜晚考察北极星，是用来端正傍晚的方向。”

陈用之说：朝代表东方，夕代表西方。东西端正了，那么南北就可以随之端正了。东西南北方位都端正了，那么中心就可以寻求了。（郑锷说：白天参验正午的日影，是用来寻求地的中心；夜晚考察天的北极星，是用来寻求天的中心。这样，就可以端正早晚的方向。国家处于天地之间，四方各自正当朝向，那么早晨就是早晨，傍晚就是傍晚，早晚的时辰不先不后。在这里作为天子的居所，来接受百官的朝见，那么早晨不废弃早晨的朝见，傍晚不废弃傍晚的朝见。如果不是在辨别方位、端正位置之初，能够端正早晚的方向，怎么能达到这样呢？）

匠人营造都城。

郑玄说：“营”是指丈量它的大小。（郑锷说：《灵台》的诗说‘经之营之’，《定之方中》的诗说‘始建城市而营宫室’，那么建国与营国是不同的了。建，是说开始建造；营，是说修筑营造。这里说的是经营的方法。）（王昭禹说：建造并树立它叫做建，说的是开始；周围整治它叫做营，说的是结束。）

都城方圆九里。

王氏详说：周代制度，天子的车驾有十二层装饰，冕冠有十二旒，旗帜有十二斿，镇圭长十二寸，飨宴用十二牢，没有不是十二的。虽然衮冕有九章，但三辰旗帜又列在太常上了。况且《典命》说上公的国

译天子宫室的规模以九为节制，这里说营建王都城墙九里，那么天子的都城就与上公的城池相同了。查考《尚书·多士》的传文说：古代百里见方的诸侯国，遂地宽三十里，郊外宽二十里，城池宽九里，宫城宽三里；五十里见方的诸侯国，遂地宽九里，郊外宽三里，城池宽一里。以城池作为宫城，解说者认为百里见方的诸侯国，外城九里，中城七里，内城五里；七十里见方的诸侯国，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内城三里；五十里见方的诸侯国，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内城一里。在百里见方的诸侯国中提到外城，在七十里、五十里见方的诸侯国中提到内城，这是互文见义罢了。那么天子的都城应当是十二里见方。这里说九里，与《典命》篇不同。郑玄在这里两种说法并存，陆德明又强行加以解说，认为九里见方的是天子的中城。然而经文中并没有外、中、内这些字，可以随意增加一个字吗？【○刘氏说：《诗经》说“上入执宫功”，意思是乡井的百姓到了冬天都应当修缮城池。井田制度的规定，城中的住宅每家大约二亩半，计算土地容纳九里见方的城池，不能容纳七万五千户人家。然而《周礼》所说的是天子的中城。《春秋》说“城中城”，因为诸侯有中城，就知道天子也有中城。《匠人》说“宫隅之制”，宫隅就是天子的宫城，城隅就是中城。中城九里见方，那么宫城应当三里见方。中城有左祖右社、九卿的官署，那是百官处理政务的地方，百姓不到那里居住，这是为了区分亲疏。至于外城，经传中没有记载。《公羊传》解说认为外城高一丈，长二百尺，总共方圆三十多里，这样就足以容纳了。○郑锷说：天子外城应当是十二里见方，而《匠人》营建王都城墙九里，大概是指中城。外城有皋门，就像现在的南薰门；中城有雉门，就像现在的朱雀门；内城有库门，就像现在的宣德门；应门就像现在的大庆殿门，路门就像现在的垂拱殿门】

译贾氏说：下文有夏、殷两代的事，这九里或许贯通不同的时代。王昭禹说：说是方圆九里，大概是记录者的错误。

旁边三门

陈用之说：“旁，是说国家的旁边。旁边的门有三座，总共四面有十二座门，用来象征十二时辰的位置，分布在四方。”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郑康成说：国中，就是城内。经纬，指的是道路。贾氏说：南北向的道路叫经，东西向的道路叫纬，每个面有三门，每门有三条道，男子走右边，女子走左边，车走中间。经纬的道路都能容纳九轨的宽度。轨，指车辙的宽度，乘车宽六尺六寸，两边各加七寸，总共八尺，这就是车辙的宽度。九轨，累积起来是七十二尺，那么这条路宽就是十二步。两边各加七寸，是因为车辐内侧二寸半，车辐宽二寸半，绳子的宽度是三分寸之二，金属车辖之间的空隙是三分寸之一。我按：这已经在《轮人为盖》中出现过，那是两轮相对，长八尺，这就是宽度。陈用之说：说经涂九轨，那么纬涂也就可知了。有人怀疑“经”字是衍文，认为九经九纬就是指道路的缘故。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易氏说：左右前后，是依据王宫来说的。古代建立国家，王宫居中。左边，是人道所亲近的，所以在王宫左边建立祖庙；右边，是地道所尊重的，所以在王宫右边建立国社。郑康成说：宗庙属阳，所以在左边；社稷属阴，所以在右边。郑锷说：左边用来根本仁德，右边用来彰显义理。朝，是义理所在的地方，必须面向它，所以在王宫南边建立朝廷；市，是利益所在的地方，必须背对它，所以在王宫北边建立市场。郑康成说：三朝，是君臣处理政务的地方，属阳，所以在前面；三市，是贪图利益的地方，属阴，所以在后面。左右前后的位置，都是建立国家的定法。

市朝一夫

易氏说：“按照开方计算，四方各一百步为一百亩，这本来是一夫的土地，作为市场和朝廷的制度。然而朝廷，是官吏防守的地方；市场，是商人聚集的地方。用一夫的土地，就太狭窄了。有人说：这经文既然说的是夏后氏的制度，那么禹因为宫室低矮而尽力于沟渠水利，一夫的土地在沟渠水利方面非常有利，在市场朝廷方面不算不足，这固然如此，但也不近乎太卑微了吗？我曾说王朝有三个市场，也有三个燕朝：朝在路门之内，治朝在路门之外，外朝在库门之外，这是三个朝的区别。大市在中间，就在日斜时交易；朝市在东边，就在早晨交易；夕市在西边，就在傍晚交易，这是三个市场的区别。三个朝和三个市场各用一夫的土地，大概就可以了。”赵氏说：“一百亩的土地，一夫耕种，可以不挨饿，所以市场和朝廷各用一夫，不可以奢侈扩大其制度，以妨碍百姓的居住。”

夏后氏世室

郑锷说：周朝继承夏、商之后，制度加倍，但也因袭前代的制作而加以扩大。记录者想要说明周人明堂的制度，所以一并叙述三代宫室的制度，以显示其由来是逐渐发展的。王昭禹说：明堂中有世室，有重屋。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叫明堂，各自举出一个名称来说。根据《月令》考察，天子春天住青阳，夏天住明堂，秋天住总章，冬天住玄堂，到中央则住太庙太室。那么世室就是太庙太室，武公的庙，武世室，那么世室是宗庙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夏后氏继承尧舜之后，如同继世而有天下，所以宗庙称为世室。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为先，所以夏后氏以世室为开始。重屋，指王居住的正堂路寝，用来自己居住以安身。王的制度始于夏代而未完备，所以只用于侍奉神灵的世室而已。到了商代，其制度稍完备，不仅用于侍奉神灵，用来自己居住以安身的制度也完备了。所以商人说重屋。明堂，是王者明察政教以接待臣民的殿堂。所以《月令》在夏天说天子住明堂，因为夏天是万物相见的时候，而王者面向光明而治理，俯身接待臣民就在这里。周朝借鉴前代，法度的文饰到周代最为完备，而其盛况不可再增加。所以其布施政教的殿堂称为明堂，而其文饰最为盛大。经文说周人崇尚文饰，也是因为法度的文饰在这里大备的缘故。有的举出世室，有的举出重屋，有的举出明堂，其制度虽然可能有修广高下的不同数目，但其大概未曾有区别。所以夏代说世室，并非没有重屋明堂；商代说重屋，并非没有世室明堂，举出一个，互相说明而已。

陈用之说：“夏代称为世室，商代称为明堂，名称虽然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所谓世室，不是庙；所谓重屋，不是寝。因为它们都有所谓的堂，所以如此。说了夏后氏世室，而说堂修七寻，那么重屋不是明堂吗？明堂，是王者的堂。有堂就有室，有室和堂，就有屋了。叫世室，是从室来说；叫重屋，是从屋来说；叫明堂，是从堂来说。商代因袭夏礼，周代因袭殷礼，损益虽然不同，制度本来没有两样。从它们不同的方面看，夏代用步度量，商代用寻度量，周代用筵度量；从它们相同的方面看，那么五室九

译台阶以下相同，四面门户和八面窗户在旁侧相同，四面屋檐和重屋在上部相同。从《周礼》等经典所记载且互相印证的内容来说，夏、周两代是五室，那么商代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商代是四面屋檐和重屋，那么夏、周的情况也可以推知了。夏后氏有九级台阶，四面各有两个夹窗，还有门侧的堂。夏代有室，那么商、周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四角的屋檐，四面注水的屋顶，那么上圆下方的形制也就可想而知了。根据夏后氏的堂长十四尺，宽度增加长度的四分之一，周代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由此观察便可知商代重屋的堂长七寻，宽九寻，这是很明显的。有的用四加一，有的用七加二，这就是所说的礼仪不相沿袭。总之，五室用来象征五行，四户用来象征四季，八窗用来对应八节，上圆下方用来效法天地的形状，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明堂的大致规制。

译堂深十四步，广十七步半。

赵氏说：堂，说的是中间的明堂。东西方向称为广，即宽阔；南北方向称为深，即深远。古人以六尺为一步，以九尺为一筵，以八尺为一寻，这些度量标准是固定不变的。所谓深十四步，是指堂深两个七步，共计十四步，换算成尺，则深八丈四尺。所谓广是深的四倍加一倍，大概是因为夏代用步来度量，堂深十四步，现在东西方向的宽度在深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深度的四分之一。南北为深，将十四步的四分之一算出，得到三步半，用十四步加上三步半，那么堂的宽度就是十七步半，换算成尺，则是十丈五尺。

五室，四角的室深三步、广三步三尺；中央的室深四步、广四步四尺。

赵氏说：五室的注解说堂上有五间室，象征五行，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这是正确的。【○郑锷说：郑康成已经说世室是宗庙，又在五室中提及五行之神，为什么呢？他认为太庙明堂是周代的制度。况且虽然形制相同，但也不能把安置祖先的地方用来安置五行之神。那么这里所说的五室，大概是宗庙神灵所居的室，就像后世某宗的室一样。之所以不记载具体数目，是因为夏代太遥远了。世室的制度，大致如此。】三四步，说的是室的深度；四三尺，说的是室的宽度。意思是四角的四间室，它们的深度都是三步，宽度在一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尺。中央的土室，深度是四步，宽度在一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尺。三步三尺，说的是四间室的深浅和宽窄；四步四尺，说的是中央室的深浅和宽窄。四间室的深度相当于一丈八尺，宽度相当于二丈一尺；中央室的深度相当于二丈四尺，宽度相当于二丈八尺。总共计算五间室，那么南北总共深六丈，东西总共宽七丈。但中间既是明堂，又是五室，推测五室是包含在明堂之内的。这里计算的丈尺是五室四角相接，没有路可通，所以环溪图在四室的角上都大约空出一筵或一步，并非没有见解。【○毛氏说：堂深十四步而五室的深度只有十步，堂宽十七步半而五室的宽度只有七丈，是因为其余部分留作四旁和中央往来的通道。】王氏《详说》说：夏代的世室，堂深两个七步为南北十四步，广是深的四倍加一倍为东西十七步半，那么一堂的深度不超过八丈四尺，宽度不超过十丈五尺。堂上的五室，中央一间室，深四步，宽四步四尺；四角四间室，深三步，宽三步三尺。那么南北三间室不超过六丈，东西三间室不超过七丈。每间室之间的深度不超过一丈八尺，宽度不超过一丈八尺，加上三倍后，大室所增加的深浅和宽窄之外不过一尺罢了。难道宗庙的室是用来安顿神灵，而君王用来举行祼礼的地方，仅仅一丈八尺的地方就可以吗？

九阶。

赵氏说：九阶，是说世室的南面有三阶，东、西、北各两阶，总共是九阶。《明堂位》说：三公在中阶之前，背北朝南，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面，背东朝西，以北为上；诸伯的国家，在西阶的西面，背西朝东，以北为上。根据这些，就可以证明南面有三阶。○图说：室有九阶。

四旁两夹窗。

赵氏说：四旁两夹窗，是说窗户辅助门户采光。说四旁，是指五室，每室有四门，门的旁边都有两个夹窗。每门两边各夹两个窗，那么五室二十门，就有四十个窗。

白盛。

郑康成说：“蜃灰。盛，是成的意思。用蜃灰粉刷墙壁，用来装饰完成宫室。”【○郑锷说：五室都用白灰粉刷，所以叫白盛。】

门堂三之二。

赵氏说：门堂像门楼之类，里面建起防堂，外面须建门楼，出入其中，也有堂有室。【○毛氏说：门侧又有堂室，《尔雅》所说的门侧之堂叫做塾，《尚书》所说的右塾、左塾，那么堂与室就是左右之塾了。正室的堂既作为五室，不能在其中听政，也不能在其中休息，所以在门侧建堂以听政事，供休息。防，指五室；十二堂，指五室则是对的，指十二堂则应当有十二门，这是错的。这是拘泥于《月令》的文字，大概听朔不过是在堂上居住罢了。假如春三月居东门之堂，那么夏居南门之堂，闰月居门也是如此。】○易氏说：说门侧之堂的长短取自正堂的南北，其长度为十四步取三分之二，那么门侧之堂的长度为九步二尺。正堂的宽度为十七步半取三分之二，那么门侧之堂的宽度为十一步四尺，这是门堂的形制。

室三之一。

赵氏说：“室，注解说两室与门各占一分，根据这个说法，那么室有两间，像门楼两旁的夹室，门堂占正堂的三分之二，室占正堂的三分之一，都是因为小。但不知道三分之一是指一间室的数目，还是两室共占三分之一。”○陈祥道说：“这室，不是深三四步、宽四三尺的室，而是门堂的室。门堂的长度九步二尺，那么两室的南北计算其长度则是四步四尺。假如堂上南北十四步，门堂占三分之二，这十四步分为三份而取其二，那么

译（正室）的宽度是九步二尺；将正室的三分之一分割为三份而取其中一份，即为四步四尺。门堂的总体宽度为十一步四尺，那么两间侧室在东西方向上计算其宽度，则为五步五尺。假设堂上东西方向的长度为十七步半，门堂占其中的三分之二，将十七步半分割为三份而取其中两份，即为十一步四尺；侧室占三分之一，将十四步分割为三份而取其中一份，即为五步五尺。【○易氏说：“意思是门堂侧室的尺寸取自正室的规制，正室南北方向的长度为十步，取其中的三分之一，则门堂侧室的长度为三步二尺；正室东西方向的宽度为十一步四尺，取其中的三分之一，则门堂侧室的宽度为三步五尺，三分寸之一，这就是门堂侧室的规制。”○项氏说：“门侧的堂屋占据正堂的三分之二，门堂的两间侧室分列门的两翼，共同占三分之一，各占六分之一。如果认为它们占据上方五室的三分之一，那就太窄了，恐怕不对。”】

译总论

王昭禹说：“居住的地方有厅堂，休息的地方有内室，上下有台阶，进出有门。担心光线不通透，就在两侧设置窗牖以采光；担心不洁净，就用白土粉刷作为装饰。夏后氏是这样，那么商、周的制度也是这样的。”

殷人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

郑锷说：“郑玄认为重屋，是指王宫的正堂或大寝。《明堂位》说：‘复庙重檐，是指双重承托墙壁的木材。’重屋的制度，大概是双重屋檐以显得深邃严密。《殷武》这首诗说：‘松木椽子修长，众多柱子排列整齐，寝宫建成非常安稳。’这是说商代的路寝。祭祀高宗而特别提到修建路寝，郑玄认为高宗恢复了成汤的道统，所以记载者在商制中称此为重屋。名叫重屋，是因为商人沿袭夏人所居的屋舍，加倍增广其制度。”○易氏说：“殷人用‘寻’来度量，那么一寻就是八尺。世室的制度，大体上南北窄，东西长。知道堂的南北长度七寻为五丈六尺，那么就知道堂的东西宽度九寻为七丈二尺。”

郑锷说：“堂高三尺，大概是说堂的基座，即堂基的高度为三尺。这样，夏代堂高一尺作为低矮宫室，在道理上也没有妨害。”

【王氏详说：查《尚书大传》说：天子的堂宽九雉，把宽度分为三份，取两份作为内部空间，把内部空间分为五份，取一份作为高度。东房、西房、北堂，名叫三雉。一雉高一文，长三丈，用数字推算，那么堂的内部宽度为十八丈，高三丈六尺。至于东房、西房、北堂，每间也各宽九丈。这是说天子燕寝的制度，燕寝的房间竟然达到九丈宽。古人寝宫不超过宗庙，世室重屋，明堂大于燕寝，是合适的】

四阿重屋

陈用之说：“阿，是屋角的曲线；重，是屋层的重叠。四角的阿，四柱的重屋，那么上圆下方的形状就可以知道了。【○图说：在室内的四角都建为重屋。○郑锷说：它的屋是重檐以显得深邃严密，所以因此命名为重屋。凡是夏、商两代的制度，大体上学者互相沿袭，都称之为明堂。我怀疑这不是事实，大概是记载者对三代各记其一罢了，不能因为下文周人明堂的说法就认为这是明堂】

周人明堂，用九尺的筵来度量

郑锷说：“这是说周人明堂的制度。明堂，是颁布政令、朝见诸侯的宫室。称为明，是因为圣人用文明的德行达成文明的治理。从它的朝向来说，面向光明；从它的位置来说，继承光明；从它的祭祀来说，是明洁的祭祀。从它的政教、赏罚、道德、人伦来说，没有不明晰的，所以能够坐在明堂而拥有天下。”○贾氏说：“夏代用‘步’来度量，殷代用‘寻’来度量，周代用‘筵’来度量，这是王者互相更改。”

东西九筵，南北七筵

王昭禹说：“东西九筵，那么明堂的宽度总共八丈一尺；南北七筵，那么它的深度总共六丈三尺。”

堂高一筵

郑康成说：周代的堂高九尺

五室，每室二筵

郑锷说：“中间为五室，一室的宽度各为一丈八尺。这五室应当符合郑玄上文关于五行的说法。大概明堂是祭祀上帝的地方，五方的天帝应当各有室。这与夏代世室所说的五室不同。【○聂崇义说：四角的堂都在太室外连接四角建造，那么五室南北只有二筵，东西各二筵，加上六尺才符合尺度。如果听朔于当时的堂，必定在木、火等室。如果是闰月，就关闭门左扉，站在其中听朔，所以郑玄说‘于文王在门’，称之为闰】

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宫室用寻来度量，野外用步来度量，道路用轨来度量。

贾氏说：“这篇记载是根据周代而作的，所以对周代详细，而对夏、殷简略。下文都是根据周代来说的。”

陈用之说：夏代用步来度量，商代用寻来度量，周代兼用它们。○郑锷说：这是说周代的制度，内到宫室，外到野外，因地制宜取数，有的取自人身，有的取自器物，它们所度量的标准各不相同。几，是尊者倚靠以求安适的。礼制中有五几，书中有四几的记载，常在行礼时设置，让尊者倚靠，那么几的尺寸就短了。一室之中，不希望它太宽，取足以倚靠几为安适即可。所以它的度量用几【○毛氏说：室狭小，人倚靠以安适居住，而几长一丈】筵的制度，短不超过寻，长不超过丈，中等的不超过九尺，那么筵比几长了。堂是宾客主人相会的地方，在其中揖让从容，在上面宴饮，取足以铺设筵席行礼即可。所以它的度量用筵。宫室的制度，合起来称为宫。宫之中有室【○王氏详说：宫是总括堂、奥、阼的称呼，不是设置筵几的地方】那么宫应当大于室了。寻是八尺。一般人张开手臂是八尺，张开脚是六尺。宫是人居住的地方，那么度量土地以容纳脚为法则。所以它的度量用寻【○赵氏说：宫中是我身体盘曲的地方，不是设置几筵的地方，所以用寻来度量，取伸展手臂而寻的意思】野外则划分成田，授给农夫，而田以亩为比率，从六尺的步积累到百步为一亩，这是一夫所受的土地。这就是野外用步来度量的原因。道路虽然是人行走的，但不足以容纳车，就狭窄了。一辆车的轨，宽八尺。经涂以

译以能容纳九辆车并行为标准，这是都城道路的制度；以能容纳七辆车并行为标准，这是环城道路的制度；以能容纳五辆车并行为标准，这是野外道路的制度。这些道路之所以以车轨的宽度作为度量标准，是因为制度的建立，是从具体的数目开始的，而数目的运用，对于人身和器物而言，长短宽窄各有其适宜的标准，以此来适用先王所制定的法规，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译宗庙的门宽可以容纳七个大的鼎钩。

郑锷说：这是说门的宽窄。○陈用之说：庙门，就是宗庙的门。○郑锷说：扃，是用来举鼎的器具。有牛鼎，有盛膷、臐、膮的鼎，鼎有大小，那么扃就有长短。○郑康成说：大扃，是牛鼎的扃，长三尺，每根扃算一个单位，七个就是二丈一尺。【○贾氏说：这是大约按照汉代的制度。○陈用之说：郑氏认为大扃是牛鼎的扃，小扃是膷鼎的扃，没有经典依据】【古人把扃当作外闭的门闩，其大小的制度没有听说过，知道庙门的大，那么闱门的小就可以知道了】

闱门的宽可以容纳三个小的鼎钩。

郑康成说：“宗庙里面的门叫闱【○陈用之说：‘闱就是旁边开出的小门。’《尔雅》说：‘宫中的门叫做闱。’先儒认为相通的小门就是闱】小扃，是膷鼎的扃，长二尺，三个就是六尺。○郑锷说：“宗庙中以祭祀为主，而祭祀中以牛鼎为主，所以取足以容纳鼎的宽度。”

路门的宽不能容纳五辆乘车。

陈用之说：路门，就是路寝的门。○郑锷说：路，是大。天子的寝宫在这里，所以用大来称呼它【○郑敬仲说：大寝的门叫路门，是因为寝，是天子进入安身的地方，安静而又回归正道】○陈用之说：路门不能容纳五辆乘车，‘个’就是从四辆以上往下算，五辆这个数目，只是随意取的。然而按照乘车宽度六尺六寸来计算，从四辆以上，其宽度已经超过应门二彻三个的宽度，按理说不应该这样。郑氏寻求解释而不得，说是两扇门才能容纳，这是不对的。那么所谓的乘车五个，难道是三个字的错误吗【○郑康成说：乘车宽六尺六寸，五个是三丈三尺，说不能容纳，意思是两扇门才能容纳，那么这门就是一丈六尺五寸。○郑锷说：这与大司徒说每户可服役的二家五人意思相同，是说路门的大足以容纳两辆车的宽度而已】

应门的宽是二彻三个。

陈用之说：应门，是治朝的门。《尔雅》说：正门叫做应门。这是主要指正治的朝门说的。先儒解释它作为朝门。○郑敬仲说：朝门叫做应门，因为王者出来应对天下的事务。○郑锷说：人主出来应对事物的门，所以路门虽然大，不如应门更大。○郑康成说：二彻之内，八尺三个，二丈四尺。○陈用之说：应门虽然是正朝的门，怀疑没有比庙门更大的。二彻之内，以尺计算，有八尺三个成为二丈四尺。相比庙门大扃七个。郑氏说牛鼎的扃长三尺，七个是二丈一尺，竟然小于应门的数目，其不可采纳是明显的。天子的门有五个，叫皋、库、雉、应、路。举出应门的制度，那么皋、库、雉也可以知道了【○易氏说：曾经怀疑明堂的房间只有一丈八尺，而庙门却是二丈一尺，应门甚至达到二丈四尺，路门几乎达到三丈三尺，那么其制度太宽了。郑氏怀疑这种说法，认为路门不能容纳五个乘车，是两扇门共容纳三丈三尺，那么路门就是一丈六尺五寸，其制度反而小于应门，而且不是经文的明文，这一定有差错。学者忽略长短的数目而取因物拟物的尺度，就可以了】○郑锷说：两门正以乘车为尺度，大概是因为王乘坐五路车出入往来都经过这些门。在庙用鼎扃为尺度，在门用乘车为尺度，难道不是因为适宜而定的数目吗。

总论

李嘉防说：“祭祀的礼仪，一时进入，不希望有先后，所以门的制度如此。”

里面有九室，九嫔居住在那里；外面有九室，九卿在那里朝见。

郑康成说：内是路寝里面，外是路门外面。○郑锷说：在路寝里面，设置九室，让九嫔居住，以教导九御，而主持内治；路寝外面，设置九室，让九卿居住，以治理百职，而主持外治。外面的九室，像后世的外尚书省；里面的九室，像后世的内尚书省。王有六宫，九嫔以下分别居住其中，又有九室来居住的，大概是因为当时需要处理事务，就居住在这里以考核内治。有人说居住的不止在这里，内治事务也在这里居住，却不知道王有三朝，九卿以下在那里朝见，没有在九室朝见的。这里说九室九卿朝见，大概也是应当处理朝政的时候，就处在这里处理朝政罢了，不是说在这里朝见天子。九卿不在九室朝见，而说九嫔居住在那里可以吗【○陈用之说：在内九室说居住，那么九室是嫔妃常居的地方；在外九室说朝见，那么只是朝见时处在那里而已】王昭禹说：《尚书》说：少师、少傅、少保，叫做三孤；又说六卿分职。大概分开来说，就叫做三孤、六卿；合起来说，就同称为九卿。孤而称为卿，以典命来考察，王的三公是八命，其卿是六命，而没有说过孤，那么孤大概与卿同为六命了。所以外朝的法则，孤卿的地位同于九棘；司士的摈相，那么孤卿的礼仪同于特揖。合起来同称为卿，有什么不可以呢？

把国家分为九份，九卿治理它

郑康成说：九分其国，分国之

译这是职官之事。三孤辅佐三公，研讨治国大道；六卿治理六官所属的事务。【○贾公彦说：三公、三孤没有固定的专职，天地四时的固定职事，由六卿治理，其余非固定职事，分别由三公治理。三孤则是辅佐三公的人。但是三公中参与六官的事务，对外参与六乡的教育。《尚书》又说：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那么三公，六卿也有职事。这也是根据夏代而言，周代则未见分为九份的情况】

译郑锷说：将国家的政事分为九份，让九卿各自治理其中一份。只有九卿各自治理其份，那么事务各有统领，无论大小都能完备处理，没有废弃的事务了。【张氏说：九卿所治理的，不是上面所说的“九卿朝见”的卿，而是指九州的地方长官】

王宫门阿的制度是五雉，宫隅的制度是七雉，城隅的制度是九雉。赵氏说：王宫，是君王居住的宫殿；门阿、宫隅、城隅，都是王宫的制度。○毛氏说：郑玄注把“阿”解释为“栋”。【○赵氏说：这是指门上的房屋做成两坡顶，就像现在的屋脊】阿，是弯曲的意思；栋不是弯曲的。况且城隅不仅仅指城墙本身，而是指城墙角上高出的浮思。【○贾氏说：汉代东阙浮思发生火灾，所谓灾，是指浮思这种小楼。《明堂位》说“防屏”，注也说是浮思，上面雕刻云气和虫兽，就像现在阙楼上的做法。那么门屏有屋顶覆盖，与城隅以及阙楼都有浮思，并雕刻云气和虫兽】那么门阿应当是指屋栋两端特别高起的部分，像防夷之类，弯曲而相对，所以叫阿。大概门有防屏，阙有两观，城隅有浮思，城门有台，宫室的制度就是这样。这里说明它们的高度，就应当论述其最高点，所以门不指栋而指门阿，城不指城墙而指城隅。○陈用之说：先儒认为一雉长三丈，高一丈，通过计算版数知道是这样。大概它高一丈，那么古代版的高度宽度是二尺；它长三丈，那么古代版的长度是六尺为止。

毛氏说：“城墙的版高二丈，长六尺，五块版为一堵。说它的高度，那么高一丈；五堵为一雉。说它的长度，那么应当长三丈。大凡野鸡飞翔高度不超过一丈，城墙的高度和长度类似【○郑敬仲说：“野鸡这种动物，飞翔像箭一样，一去就落下，有分守而不互相侵犯的特点。野鸡有分域，所以取它的名字】所以高一丈的叫雉，长三丈的也叫雉。传文说：“都城百雉，大都占三分之一，中都占五分之一，小都占九分之一。”这是指长度为一雉。这里说五雉、九雉，是指高度为一雉。

王氏说：“门阿长十五丈，高五丈；宫隅长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长二十七丈，高九丈。城隅高于宫隅，宫隅高于门阿，内外高低有不同的制度【○赵氏说：“以上都是说高度和宽度的数目，没有听说”

直道宽九轨，环城的路宽七轨，田间的路宽五轨。

郑锷说：轨，是车辙。两轨之间，宽度八尺，所以一轨为八尺。经涂，是直道。环涂，是环绕城墙的路，是弯曲的道。野涂，是田间的路【○贾氏说：野涂，国外称为野，通到二百里以内】有的容纳九轨，有的容纳七轨，有的容纳五轨。这是说道路宽窄的尺度。经涂经过的人多，所以应当宽。环涂迂回，没有特殊原因的人不经过，经过的人少，所以次之。野涂则行人也少，所以又次之。然而郑玄在《遂人》注中说：路容纳乘车一轨，道容纳二轨，路容纳三轨，大概《遂人》所说的是田间的路，匠人所说的是通行的路。○赵氏说：路一定用轨来取类比附，一种说法认为想让天下共同遵循而没有不同的道路，所以用轨，因为天下有道则书同文，车同轨。一种说法认为路是车马行人所经过的，所以用轨来度量，想要能容纳车行。一种说法认为路的制度是男右女左，车在中间，不敢争乱，这是约束百姓符合规范的意思，所以度量一定用轨。三种说法都通。雉和路都用九、七、五，大概阳数是奇数，阴数是偶数。天子体现阳道用九，所以用九为数，而七、五作为递减，都是奇数。

总论

陈用之说：“从宫室来说，那么外面用九，用七，而里面用五。因为这是君王居住的地方。从道路来说，那么外面用五，用七，而里面用九。因为这是众人防范的地方。众人防范的地方，取它的宽广；君王居住的地方，取它的小。那么营建国家的意图就明白了。”

李嘉祐说：“天子的制度，应当用十二，为什么只到九？而和上公相同。公卿大夫从八命到六命，为什么数目只和子男的五命相同？”确实知道《考工记》这本书，不是《周书》。

门阿的制度作为都城的制度

郑锷说：这是说诸侯的制度，应当比王国减少。○郑康成说：都城方圆四百里，外距五百里，是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宫隅门阿都是三丈。○王昭禹说：都城是王子弟公卿所封，其城如门阿的制度，那么不超过五雉，比诸侯的礼制为少。

宫隅的制度作为诸侯城的制度

郑康成说：诸侯畿以外。其城隅制度高七丈，宫隅门阿都是五丈。《礼器》说：天子诸侯台门【○贾氏说：考察《异义》古《周礼》说，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的高都和子男之城高相同。考察这个都城的制度和侯伯相等，子男难道不如都城吗？那么子男城也和伯相等，所以《周礼》的说法不说子男及都城的高】王昭禹说：以宫隅的制度作为诸侯城的制度，那么不超过七雉，比天子的礼制为少。

总论

王昭禹说

译“等级递减以二为差，这是礼制的节制。所以诸侯的规制低于天子，都城的规制低于诸侯。大概诸侯中有功德的人才能入朝担任卿士，他们的礼制反而低于诸侯，为什么呢？臣子靠近君主则威严减损，远离君主则权势充盈。都城位于王宫，距离君主很近，怎么能不屈尊降礼而低于诸侯呢？看他们的封地不称为‘国’而称为‘都’，他们的君主不称为‘监’而称为‘长’。他们的任命采用偶数而不采用奇数，他们的治理依据常规而不依据大典，他们的传承依据俸禄而不依据世袭。那么城墙道路的规制就可以知道了。”

译以环绕的道路作为诸侯国的道路，以直行的道路、郊野的道路作为都城的道路，以及直行的道路。

郑康成说：“‘经’也是指城中的道路，诸侯国环绕的道路宽五轨。其郊野的道路以及都城环绕的道路、郊野的道路都宽三轨。”郑锷说：“以王国的环绕道路作为诸侯国的直行道路，那么诸侯国的直行道路可以容纳七轨；以王国的郊野道路作为都城的直行道路，那么都城的直行道路可以容纳五轨。”

易氏说：“这也是不同时代的制度。如果是成周时期的制度，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各自依照其命数的等级。三公八命，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他们的宫室也依照其命数的等级。这种制度与《匠人》篇的记载不符，更加确信这不是成周时期的全书。”

周礼订义卷七十八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七十九 宋 王与之 撰

匠人负责修建沟渠和水道。

赵氏说：“匠人是从事木工的工匠，却兼管修建沟渠和水道。大概因为匠人主管建造宫室，凡是城门、厅堂居室、道路都归他管辖，而五沟五涂也是划分地势，事情性质相似，所以兼管。”

陈用之说：“沟、遂、洫、浍、川，都是匠人所修建的。总括起来称为五沟，因为它们以十、百的数量相互交错。有人说：‘称为沟洫，是举中间的代表上下。’”

郑锷说：“治国的根本在于农业，农民的利处在于水。旱灾和水涝，是天时不常的缘故，所以修建沟渠和水道，用来蓄水，为农民谋利；又用来决口疏导，消除田间的灾害。所以命令匠人修建沟渠和水道。”

耜宽五寸，两把耜称为耦。一耦所开垦的土地，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畎。田首的畎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

郑锷说：“修建沟渠和水道的宽深法则，其根源必定起于耜。宽五寸，耜是耒的金属部分，是耕种者所使用的。只有耜最为急迫，所以用它作为修建沟渠和水道的准则。”贾氏说：“两把耜称为耦，是两个人各自拿着一把耜。就像长沮、桀溺两人一起耕种，这两人耕种称为耦，共同开垦一尺宽的土地。”

郑康成说：“田垄中间叫畎，畎上的高土叫伐。伐的意思是发掘，畎就是沟渠。贾氏说：深一尺的叫畎，畎上高起的土叫伐，伐就是发掘。从上面发掘出土，所以叫伐。”郑锷说：“古代耕种在畎上，而水流在畎中。一耦所发掘的土，宽深各一尺，名叫畎。那么畎就是田间流水的通道了。又在田首加倍其数，宽深各二尺，名叫遂。遂的意思是水能够直接通达。宽深不加倍，想要水直接通达是做不到的。这里说的是一个农夫所受田地的情况。”

薛氏说：“《遂人》篇讲五沟的制度，从遂开始；《匠人》篇讲五沟的制度，从畎开始。那么畎不是沟，而是播种的地方罢了。古代上等土地一亩有三畎，中等土地一亩有两畎，下等土地一亩有一畎。所以上等土地一百亩，中等土地二百亩，下等土地三百亩。这才是一个农夫所受三百畎的田地。畎纵向排列则遂横向排列，畎横向排列则遂纵向排列。由遂通达到浍，其横向纵向也是如此。《诗经》说：‘南东其亩’。大概因为天下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所以古代有的向东开垦田亩，有的向南开垦田亩。田亩所向的方向，沟渠道路随之而定。然而大体上是这样，不一定完全如此。”

九夫为一井，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方圆十里为一成，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圆百里为一同，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

郑锷说：“等到命令九夫组成一井。一井之间，又比遂加倍，宽深各四尺，以容纳遂中的水，它的名字叫沟。沟的意思是，十百相交。因为只有众多遂所通达，才有十百相交的形状。九夫为一井，是一里。四井为邑，是二里。四邑为丘，是六里。四丘为甸，是八里。在八里的土地上，旁边加一里，这是一成的田地。积累到成，就出兵车一乘。井田的制度开始形成，所以名叫成。成之间宽深四尺的，名叫洫。洫的意思是，水的血脉，到这里通达顺利而没有堵塞。四甸为县，是四十里。四县为都，是八十里。旁边加二十里，这是一同。一同之中，积累百井九百夫的土地。说到这里制度大同，所以名叫同。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的，名叫浍。浫的意思是，水的堤防。八尺叫寻，七尺叫仞。宽而且深，水所趋向的地方，因此以堤防命名，所以说‘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

专门通达到河流，各自记载它们的名称。

郑康成说：“达就是到的意思。是说浍直接通到河流，不再有其他注入。”我认为：专门通达，是说众水合于浍而直接通达到河流，没有其他岔路，所以叫专门通达到河流。然而它们的源头所从出的，从遂一直到浍，大概不止一个。必须各自记载它们的名称，有所考查核对，然后堵塞的地方知道所在，预防疏导就容易了。所以既然合流，必须区别源头。

赵氏说：“匠人疏通水道的法则，遂极小，涂极大。水始于遂，注入沟；从沟注入洫；从洫注入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