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三　　　　　宋　王与之　

译罢了。然而向上追溯到高祖，那么远房亲属就会淡忘了；旁系追溯至三从，那么疏远亲属就会淡忘了。因此确立大宗来承奉祖先，族人五世以外的都合并在一起。宗子家中按昭穆次序排列，这样始祖就能常受祭祀，同姓之人就能常保亲近。始祖常受祭祀，难道不是孝吗？同姓常保亲近，难道不是和睦吗？重视宗法，是尊崇祖先的道义。○薛氏说：百夫之长如果没有统领，不分散就会混乱；一族如果没有宗主，不分离就会疏远。先王依据宗族来设立宗主，敬重宗主以尊崇祖先，所以吉凶之事能够相互关联，有无之物能够互通有无，尊卑有分别而不混乱，亲疏有区别而不背离，贵贱有等级而不隔绝。然后一个宗族如同出自同一源头，一个家族如同出自同一家庭，一个家庭如同出自同一人，这就是能够赢得民心的原因。【○郑锷说：大宗能够凝聚宗族，所以宗族在丧事中必定服丧戴孝，娶妻的人必定告知，所收聚的范围很广，即使是无服之亲，也依附隶属而不离散，所以通过宗族可以赢得民心】

译吕氏说：古代建立国家、设立宗庙，这两件事是相互依存的。春秋末期，晋国拘捕蛮子来威胁楚国，楚国司马便划定城邑、设立宗庙，以此引诱蛮子的遗民，并将他们全部俘虏带回。在典章刑律几乎废坏殆尽的时候，暂时采取欺诈伪善的计策，尚且必须设立宗庙，由此可知在此之前（设立宗庙的重要性）更是如此。《左传》记载晋国设有“九宗五正”，逆晋侯想要治理防地、分封建国，其次就应当建立巨室。因为巨室和大宗关系到国家的轻重，它们相互维持，用来巩固人心。像晋国的九宗五正，不仅仅是制度上的规定。周武王将殷商的遗民分封，把怀姓九宗分给晋国，到了春秋时期，这些旧家族依然存在。《孟子》说：“治理政事并不难，难在不触犯巨室。”因为有千乘的大国，也有百乘的大夫之家，所以它们相互维持，彼此看待如同一个整体。

第六，大夫凭借利益来赢得民心。

王昭禹说：“拥有国家的人称为君，拥有封地的人称为主。那么主，就是指大夫治理都邑和边邑，但不作为长官的人。”郑锷说：“《左传》记载荀偃去世，宣子抚摸着他说：‘侍奉吴国怎敢不像侍奉主公一样？’杜预说：‘大夫称主，这是对的。’”

郑康成说：“利，读音同‘思利民’的利，意思是用政教使百姓得利。”贾氏说：“‘思利民’出自《左传》季良的话，这里是指大夫宣扬君主的政教给百姓，那么这些百姓就是采邑中的民众。”

第七，小吏凭借治理来赢得民心。

郑康成说：“小吏是指在乡邑任职的人。”贾氏说：“比如比长、闾胥，有的在乡里，有的在公邑或采邑，通过治理政事来赢得民心。”王氏说：“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称为吏。”

第八，朋友凭借信任来赢得民心。

郑康成说：“友，指同井而居、互相合作、共同耕作的人。”孟子说：“乡间的田地同属一井，出入互相结伴，守望互相协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会亲近和睦。”王昭禹说：“学校里的朋友，凭借道义互相信任，就因道义而彼此投合；乡间田地的朋友，凭借事务互相信任，就因事务而彼此投合。所以说凭借信任赢得民心。”

第九，沼泽凭借富足来赢得民心。

郑康成说：“沼泽也有虞官，掌管其政令，设立严厉的禁令，让当地百姓守护其中的财物，按时上缴到王府，将剩余的部分颁给万民。富，是指沼泽中的材物。”王昭禹说：“吴国有具区，楚国有云梦，豫州有圃田，青州有望诸，兖州有大野，雍州有弦蒲，幽州有貕养，冀州有杨纡，并州有昭余祁，这些都是大的沼泽。先王的制度，对于大泽大薮，设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来掌管；对于中泽中薮，设立下士六人来掌管；对于小泽小薮，设立下士三人来掌管。沼泽所在之处，既有专人掌管，又有严厉的界限限制人们随意进入，又有禁令制止非法行为，那么其中生长的物产就会充实繁多，百姓获取这些足以致富，所以说凭借富足赢得民心。”

王氏说：“川泽的虞官，山林的衡官，都能凭借富足赢得民心，但这里只说沼泽，是用小的来代表大的。”

正月初一，阳气开始调和，在邦国、都邑和边鄙颁布治法。

郑康成说：“正月，是周历的正月。吉，指朔日。”刘执中说：“正月初一，阳气生发，阴气消退，气候开始调和，一年的事务即将兴起，春令开始施行。所以趁着气候开始调和的时候颁布治法。”

贾氏说：“从这以下，都是指施行前面提到的各项事务。”

我认为：治理邦国、都邑和边鄙官府的法度，本来是一定的，不可轻易改变的，然而时移世易，难道能没有少许变化吗？所以每年年终都必须修订。《月令》季冬篇说：“这个月，天子与公卿共同整顿国家典章，讨论时令，以应对来年的适宜措施。”在年终修订，然后在正月颁布。

王氏详说：“典法是施行的依据，说在邦国、都邑、边鄙和官府颁布治法。不说官府，大概是因为颁布治法是官府的事情。在官府施行法度并有所建立，不是官府的事情。”

于是将治法的象征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治法的象征，经过十天（从甲日到下一个甲日）后收起。郑康成说：“大宰在正月朔日将王治之事颁布于天下，到了正岁又书写并悬挂在象魏，摇动木铎巡行宣告，让万民观看。”小宰也率领他的属吏前往，这都是为了重视治法、更新王事。贾氏说：“郑玄知道‘乃县’是指建寅月，因为小宰是辅佐大宰的，那里说正岁悬挂，与此是同一件事。”

郑司农说：“象魏，就是阙。所以鲁国发生火灾，季桓子扶着鲁君，站在象魏之外，命令收藏象魏，说：‘旧章不可忘记。’”贾氏说：“周公称之为象魏，在雉门之外，两座观阙高高耸立。孔子称之为观。《春秋》定公二年，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就是这件事。称为‘观’，是因为它有教化形象可供观望，又称为阙。”

郑司农说：“从甲日到下一个甲日，称为挟日，总共十天。”王昭禹说：“一定要到挟日才收起，大概是因为近处的人或许已经知道了，远处的人恐怕还有不知道的。让百姓观看十天，是为了让远近的人都普遍知晓。”

于是将典章施行于邦国，并建立州牧，设立监国，设置参官，配备伍官，陈列殷官，安置辅官。

王氏说：“既然已经将治法的象征展示给人看，于是就将所建立的典章法度，施行于邦国、都邑和边鄙官府。”

郑康成说：“将侯伯中有功德的人加命作为州长，称为牧，就是所说的八命作牧。”我认为：牧的解释见前文九两第一条。监，指公侯。

译伯、子、男各监管一国。【○王氏详细解释说：《王制》说：“天子派遣大夫监管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这就是大夫被称为监。”《梓材》说：“君王开启监管，治理政务以造福百姓，这就是诸侯被称为监。”大概是商代的制度，八州设八伯，派遣大夫去监管他们，即使是武王初期，也沿袭商代制度，所以三监管管武庚就是这样。成周时期的制度，九州设九牧，牧之下有伯，这就是所说的五侯九伯。九州九牧，每牧之下有两个伯，那么就有十八个伯了。两个伯分别掌管九州的牧伯，那么就有四个牧的一半成为九伯。大概五侯是举全数而言。周朝既然用伯来辅佐牧，就不再让大夫去监管了，都设立他们的监，是指诸侯自己监管自己的国家罢了】参指的是卿三人。【○贾氏说：《左传》杜泄说：“您担任司徒，夫子担任司马，孟氏担任司空”，那么诸侯的三卿，就是司徒、司马、司空。○《礼记·檀弓》疏说：诸侯三卿，司徒兼任冢宰，司马兼任宗伯，司空兼任司寇。○我认为：先王任命诸侯治理国家，凡是官属都是自己征辟设置，然后也不敢独自专断，所以大国三卿，其中两卿由天子任命，比如齐国有天子的两个守臣国氏和高氏就是这样。一定要由天子任命他们，不是让他们去窥察诸侯，而是表示不敢专断的意思。自从秦朝设置监郡，魏晋以下有典签，专门以宰制诸侯为事，五代时不设置监郡，完全失去了古人的用意】伍指的是大夫五人。【○贾氏说：指的是司徒之下两位大夫，一位是司徒大夫，一位是大宰大夫；司空之下两位大夫，一位主管司空事务，一位是司寇大夫；司马事务简省，缺位一位大夫，所以共五人。○《礼记·檀弓》疏说：三卿之下有五位少卿作为大夫，司徒之下设立小宰、小司徒；司马之下事务简省，设立小司马兼任宗伯事务；司空之下设立小司寇、小司空】殷是众多的意思，指的是众士，《王制》说：诸侯的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占上士的三分之一，辅指的是府、史以及在官的庶人。

译郑锷说：“牧、长、正都从‘建’字来解释，就像‘建国’、‘建极’中的‘建’一样，含有不可动摇的意思【○史氏说：‘建’必定要有册命，并告于祖庙】。监、两、贰都从‘立’字来解释，就像有所树立，含有不可倾覆的意思。参、伍、攷都称为‘设’，就像‘方设居方’中的‘设’一样，含有布置安置的意思。唯独邦国的‘伍’，从‘傅’字来解释，大概是因为大国已经设置了三位卿，五位大夫则又依附在三位卿之下，使他们有所依靠的意思【○贾氏说：‘傅’，是说大夫上面有卿，下面有士，接受上面的政令传达给下面，接受下面的政令传达给上面】。殷称为‘陈’，是说其众多【○史氏说：‘陈’就是设置张布的意思】。辅称为‘置’，是说其地位低贱【○史氏说：‘置’就是记录存留的意思】。爵位有尊卑，用词有轻重，以此来加以区别罢了。

于是将‘则’施行于都鄙，并建立其长官，树立其副贰，设置其伍，陈列其殷，安置其辅。

郑康成说：“长，指的是公、卿、大夫以及食采邑的王室子弟【○贾氏说：《典命》规定三公为八命，卿为六命，大夫为四命。《大宗伯》说六命赐官，注解说：天子六命的卿被赐官，使得他们能够自行设置官员治理家邑，如同诸侯一样。那么这里的‘长’，只依据公卿以上而言，大夫四命不符合设立官员的条件。郑康成一并提及大夫，是广泛解释‘长’的含义，其实大夫不符合设立两卿五大夫的条件，应当与诸侯的卿共同处理政务，应当互相兼任。王室子弟食邑的，亲近者与三公相同，在五百里的疆域内，各占百里；次等疏远者与六卿相同，在四百里的县地内，各占五十里以上。这两类人得以设立两卿五大夫；再次等更疏远者与大夫相同，在三百里的稍地内，各占二十五里，不得设立两卿五大夫，也是职务互相兼任】。两，指的是两位卿。不说三位卿，是因为不足以与诸侯相比【○贾氏说：畿外的诸侯面南而尊，所以得以伸展而设立三位卿；天子的公卿虽然尊贵，但在天子之下，所以屈从而设立两位卿】。

于是将‘法’施行于官府，并建立其长官，树立其副贰，设置其考，陈列其殷，安置其辅。

郑康成说：“正，指的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王氏说：正官之长，称为‘正’，是因为官属所取正于此】。贰，指的是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王氏说：贰，是用来辅助六官并专门通达其次要事务的】。考，就是成；辅助完成事务的人，指的是宰夫、乡师、肆师、军司马、士师。司空一职缺失，未曾听闻其考【○王氏说：考即攷，是殷辅治理的人】。

总论

王昭禹说：“先王治理邦国的诸侯，因为他们远离天子，而有君主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官制非常详细，只是比王朝略少一些。治理都鄙的主君，因为他们接近天子，而有纯臣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官制非常简略，只是比邦国略少一些。官府，是六官分职以处理事务的地方。这些都是王朝的官员，分散而各自居于其府，所以又比都鄙更简略。他们的尊卑隆杀不同，官职的名称也就因此不同。”

凡是治理，用‘典’来应对邦国的治理；用‘则’来应对都鄙的治理；用‘法’来应对官府的治理；用‘官成’来应对万民的治理；用‘礼’来应对宾客的治理。

贾氏说：“都说到‘以’，应当另有篇卷，让人执持施行。”郑康成说：“成，就是八成【○贾氏说：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现在特别提出，是因为八成本来应对万民，在官府中的，是想显示官府执行。《礼记》说谁能秉国成】。礼，就是宾礼。”

王氏详说：“官成虽然用于官府，但八成所说的政、役、师、田、闾、里、称、责等事，无非是民事。礼宾虽然用于万民，但大小行人、司仪、掌客所掌管，无非是国家的宾客。”我按语：“大臣的职责，只在于讲求典法，则是由此产生的，其条目交给有关部门，治理到来就应对而已。所以邦国都鄙、官府万民的治理，都下一个‘待’字。”

祭祀五帝，就掌管百官的誓戒，以及器具的修治。

王氏说：“五帝，是五精之君，昊天的佐助【○我按语：注疏解说五帝之名很荒诞，已在小宗伯中辨明】。

刘迎说：“誓戒，是誓令其所应当警戒的。就像所说的提前十天，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于是警戒。警戒百官以所应当奉祭的事，恐怕他们不恭敬【○王昭禹说：誓，是用言语誓令使人守信；戒，是敬重其事使人谨慎】。○郑康成说：“誓戒以刑罚要挟，是因为失礼严重。《明堂位》所说的各司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就是其言辞的简略。”

刘迎说：“具脩，是特别具备礼仪所应当修治的，使没有缺失的事。就像所说的视察涤濯、赞助牲事、赞助玉币爵之事，都是百官所应当修治具备的【○王昭禹说：具就是所应当集备的，脩有所加损的。具是为了完备其物，脩是为了致其治】。

郑锷说：“想要奉祀的人致诚而不怠慢，必定要有戒誓；想要奉祀的物品应礼而不缺失，必定要有具脩。”

提前十天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于是警戒

郑康成说：“前，就是先前所诹定的日期。”○王氏说：“记载说七天警戒，三

译在日斋。又说散斋七天来安定身心，致斋三天来整齐身心。所谓整齐身心，就是齐；所谓安定身心，就是戒。散斋七天，致斋三天，总共十天。」○郑康成说：「执事，是指宗伯、大卜这类官员。已经占卜之后，又告诫百官开始斋戒。」○王昭禹说：「祭祀的礼仪，只要达到至诚就可以了。先王的至诚，在幽暗之处也能通达神明。使用占卜，是用来通达神明的意思的。古代在上辛日占卜，不吉利就在中辛日占卜；中辛日不吉利，就在下辛日占卜；下辛日不吉利，就不再占卜了。鲁国四次占卜郊祀，这就是《春秋》讥讽它的原因。占卜的日子确定后，就进行告诫。告诫，是用来整饬事务，使人们不敢懈怠疏忽的。」

译等到负责事务的官员视察清洗和洗涤祭器时，

贾公彦说：“及，是等到、到了的意思。《仪礼·特牲馈食礼》说：‘在祭祀前一天的晚上，视察壶的洗涤以及豆、笾的清洗。’”○王昭禹说：“执事这一称呼有两种含义，凡是参与祭祀的人称为执事，临近祭祀时执事所进行的环节，也称为执事。这里所说的执事，大概是指到了执事的环节。”○郑康成说：“涤濯，是指清洗祭器以及甑、甗之类的器具。”

等到进献熟肉时，协助君王处理牺牲的事务，

郑康成说：“纳亨，是进献牺牲。○告杀，是指临近祭祀的早晨，已经宰杀牺牲并告知亨人【○贾公彦说：《礼器》说：‘进献牺牲时在庭院宣告，杀完后用毛皮宣告纯美，用血宣告已杀，将生肉置于俎上，将豚肉分解以腥之，这些做完后才交给亨人。爓祭，这里说纳亨，是因为牵牲的缘故。《明堂位》说：‘君主袒露右臂在门口迎接牺牲’，卿大夫协助君主，协助君王处理牺牲事务的，就是协助君王献币的那一位卿大夫’】”

等到祭祀的那天，协助君王处理玉、币、爵的事务，

郑康成说：“日，是天明的时候。玉和币是用来礼敬神灵的，玉和币各自按照其方位的颜色【○贾公彦说：《大宗伯》说用玉制作六种礼器，用来礼敬天地四方，青圭礼敬东方，赤璋礼敬南方，白琥礼敬西方，○璜礼敬北方。又说：都有牺牲和币帛，各自仿照其礼器的颜色。那些牺牲和币帛虽然不是礼敬神灵的币帛，也说各自仿照其礼器的颜色，可见礼敬神灵的币帛与玉也各自按照其方位的颜色】爵是用来进献齐酒的【○贾公彦说：幂人负责铺设幂布，八尊八彝，是盛放五齐三酒的尊彝】不使用玉爵，崇尚质朴。这三样东西由执事拿着跟随君王到达祭所后授予君王【○贾公彦说：是指到达祭祀圜丘、方泽的地方后授予君王，君王亲自拿着玉和币奠放在神座前，亲自酌酒献给尸】

总论

王氏详细解说：考察《大宗伯》的记载，不仅文字的先后顺序与此不同，而且事情的轻重缓急也不同。《大宗伯》说“祭祀大神，享祭大祇，祭大示，率领执事占卜日期”，这里却说“祭祀五帝然后接着说占卜日期”，难道不是说明祭祀五帝更为重要吗？《大宗伯》说“宿视涤濯”，这里却说“视涤濯”，大概是因为涤濯这件事，宗伯提前视察，大宰等到期限才视察，难道不是说明涤濯这件事较为细微吗？《大宗伯》说“省牲镬”，这里却说“纳亨协助君王处理牺牲事务”，大概是因为君王袒露右臂在门口迎接牺牲，卿大夫协助君王，是协助其宰杀牺牲的事务，而宗伯只是省视镬而已，难道不是说明协助牺牲的事务更为重大吗？《大宗伯》说“涖玉鬯”，这里却说“协助玉币爵”，是协助爵而不协助鬯，大概是因为玉鬯用于宗庙，这里说“祭祀五帝”，那么祭天没有祼礼，难道不是说明协助爵比涖鬯更重要吗？《大宗伯》说“奉玉齍”，这里只限于协助牺牲，是协助牺牲而不协助齍，大概是因为祭祀以牺牲为大，而齍盛次之，所以小宗伯的职责是用毛六牲让五官共同奉持，辨别六齍让六宫的人共同负责，那么牺牲大于齍，就很明白了。大宰虽然不参与奉持牺牲，却特别参与协助牺牲，难道不是说明协助牺牲比奉持齍更重要吗？《大宗伯》说“祭祀大神，享祭大祇，祭大示”，这里却说“祭祀大神大示也这样，享祭先王也这样”，大概是因为宗伯是礼官，掌管建立天神、地示、人鬼的礼仪，所以正式命名，大宰只是特别重视其事罢了，起初不参与正式命名的事务，难道不是说明大宰的职位更为尊贵吗？

祭祀大神大示也这样；享祭先王，也这样。协助玉几、玉爵。郑康成说：大神大示，是天地【○贾公彦说：是指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王昭禹说：凡在天的，五帝星辰都是神，所以昊天为大神；凡在地的，社稷山川都是示，所以泽中祭祀的对象为大示。○贾公彦说：也这样，是指从百官誓戒以下到协助币帛，都如同祭祀五帝的礼仪】

刘氏说：“享祭先王，是指宗庙的六享。”○郑康成说：“玉几，是用来依凭神灵的。天子左右设玉几，宗庙献祭用玉爵。”○贾公彦说：“特别提到协助玉几、玉爵，那么祭祀天地就不使用玉几、玉爵。”

大朝觐、防同，协助玉币、玉献、玉几、玉爵。

郑康成说：“时见称为防，殷见称为同。大防同，或在春朝，或在秋觐。举出春秋，那么冬夏就可以知道了。协助君王接受这四样东西，玉币是诸侯进献的币帛。其组合也如同小行人所组合的六币【○史氏说：束帛加上璧，就是玉币】玉献，是进献国家的珍奇异宝，也拿着玉来致送【○史氏说：前来进献其珍宝，就是玉献】玉几，是君王所依凭的。站立时设置几案，是为了优待尊者【○贾公彦说：知道站立时设置几案，是因为《司几筵》说：大飨、射礼、凡是封国任命诸侯，君王的位置设置黼依，依前面向南，左右设玉几，这是站立时设置几案】玉爵，是君王礼待诸侯时回敬的爵【○贾公彦说：《大行人》说：上公再祼而回敬，侯伯一祼而回敬，子男一祼不回敬。这里大宗伯代理祼礼，不是冢宰所协助的。诸侯回敬君王用玉爵，那么冢宰协助君王接受】君王朝见诸侯时站在黼依前面向南，其礼仪在阼阶上进行。

我按：朝觐防同，协助引导威仪，其中重大的事务，是宗伯的职责

译那些细微的事务，是司仪、行人的职责。冢宰与君主同为一体，镇抚诸侯，这才是他的根本职责。而下层交往的礼仪，如大朝觐、防同，并非周朝细碎的小事。所谓坐在明堂以朝见诸侯，这是昔日武王攻克商朝时未曾实行的。成王刚刚即位，周公摄政，于是这一切都得以举行。不仅五等诸侯全部在场，八蛮、五戎、六狄、九貉环绕排列以作防备，以此来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从而使天下大为信服。这是一代罕见的盛典，所以大宰在此不能将其视为细微末节，而是进一步辅佐君主，以成就天下的大礼，彰显一王的盛事。

译大丧时，大宰辅助君王赠玉、含玉。【“含”音户暗反】

郑康成说：“这是辅助君王办理丧事。赠玉，是在棺木下葬之后，用来送别先王的含玉，即死者口中的实物。天子使用玉。”《杂记》说：“行含礼的人手持璧，传达君命说：‘寡君派我来行含礼’，那么诸侯就用璧行含礼。”【郑司农说：含玉包括璧和琮】

王昭禹说：“含礼在刚死时举行，赠礼在下葬之后举行。”王氏说：“赠玉、含玉，是大丧中的大事。赠礼在含礼之后，却先说赠礼，是因为赠礼比含礼更为送终之大，因其礼仪重大，所以也由大宰辅助办理。”

办理戎事等大事，就告诫百官，辅助君王发布命令。

贾氏说：前面已经说了祭祀五帝及大神祗的事，告诫百官完毕，这里说“作大事”，只有戎事罢了。郑玄引用《春秋传》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证明这里的大事是戎事。

我认为：国家办事，凡是重大的，不可不告诫百官。所以告诫百官，就有命令。命令，就是训诫的话。大宰辅助君王发布教令，就像《尚书》中的《多士》《多方》，用来告诫多士、庶邦，都说“王若曰”就是这样。

君王视察治朝，就辅助君王听政。视察四方诸侯的朝见，也是如此。

郑康成说：“治朝在路门外，是群臣处理政务的朝堂，君王视察就辅助君王平断政务。”

我认为：听朝在库门之外，臯门之内，是朝士所掌管的朝堂，是君王朝见诸侯的地方。断决疑难案件在这里，比治朝更靠外。郑玄说在方岳之下朝见，是不对的。详见司士篇。

凡是小治，就由小宰听断，接待四方宾客的小治。郑康成说：“大事由君王决断，小事小宰专断。”薛氏说：“小，是指治理中的小事。八法之治，官府八则之治，都鄙之治，大宰专断而不辅助君王。然而以八法八则论，官府都鄙的权力都总括于大宰，并非小事。如果这是小事，那么什么是大事呢？小宰所说的大事，就听从长官，究竟以什么为大事呢？这里所说的小治，就是君王视察治朝、听朝的小治。前面说君王视察治朝，就辅助听政，视察四方朝见也是如此。大概君王坐在庙堂，有斧扆以朝见诸侯，权力很重，事情很大，大宰不敢参与政事，只辅助听政罢了。到了朝见诸侯时，资粮的费用，饮食币帛的供奉，以至出入往来的器具，都是小治，岂能没有应对？所以君王在路门之内视察朝政，冢宰听断邦国的小治。君王视察四方朝见，冢宰接待四方宾客的小治。先儒认为这是两件事，失之。”贾氏说：“重复出现冢宰之名，根据百官总领，所以特称冢宰。”

年终，就命令百官府各自端正其政务，接受其计簿。

郑康成说：正，是端正处所。【贾氏说：指端正其所治理的文书。王昭禹说：因为将要接受计簿，所以先让他们各自端正政务】防，是大计簿。王昭禹说：接受其一年的功事财用计簿。

听其汇报政务，而告知君王废黜或任用。

王昭禹说：“接受其一年的功事、财用计簿，听其汇报，以告知君王。通过政务，官吏的治行就可知了。于是告知君王废黜或任用。然而这不只是废黜任用，年终平定在岁首更替之时，也想以此知道应当调制，以等待正月吉日布施。”

三年就大考群吏的政务而诛罚奖赏。

郑司农说：三年考绩。郑康成说：事情久了才听断，大无功不只是废黜，必加罪；大有功不只是任用，必奖赏。易氏说：年终的考核刚严，就依天子之命执行；三年的考核既审，就守一定之法。司会篇说：以周知四国之治，而告知君王及冢宰废黜任用，那么废黜任用的告知君王就可知了。宰夫篇说：凡丢失财用物名不符的，以官刑告知冢宰而诛罚；其足用长财善物的，奖赏，那么诛罚奖赏的责任在大宰就可知了【王昭禹说：不说告知君王，年终废黜尚且告知君王，其诛罚奖赏就可知了】

总论计簿

吕氏说：成周时，冢宰既接受百官的计簿，听其汇报政务，而告知君王废黜任用。三年大考，群吏的政务而诛罚奖赏了。而司徒又自考其属，正要计簿而汇报政务。司寇又命于其属，入计簿政汇报政务。下至宫正，计簿其行事，而自考其职所统。内宰稽其功事，而自考其职所统。虽医事之微，医师也于年终稽其医事。这各考于其属，上下递察，而冢宰实提其大纲。至于计簿之烦，又专设一司会，以考察之。司会篇说：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计簿。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计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告知君王及冢宰废黜任用。这可见成周之时，各考于一职之长，而后考于一官之长。考于一官之长，始尽考于司会，而后达于冢宰欤？故各考其属，于下则寡而难欺，提其纲于上则简而易见，而又俱考于

译司防一职，要求精细详审且普遍考察，这样可以防止其有所蒙蔽了。孙氏说：周代的防计制度，只有司徒、司寇预先防范其下属，而其余的都只听命于大宰。以大宰尊贵的身份，却亲自处理防计这样繁琐的事务，为什么呢？大宰凭借八柄向君王宣告驾驭群臣的方法，凡是废黜、安置、诛杀、奖赏，都必须从防计中获取依据。询问事务、考核言论，都有记载的实证；考核功劳、计算成效，不掺杂毁谤与赞誉的私心，然后才足以勉励百官，兴盛各项事业。宗伯、司马又不自行防范其下属，为什么呢？宗伯掌管礼仪，而礼仪的费用归属于掌管财务的官员；司马掌管军政，而兵役赋税隶属于治理百姓的官吏。不像刑官的狱讼事务、教官的土地人民事务那样繁杂且冗多。

译王昭禹说：“舜帝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即九年）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而《周官》的制度，则是年终进行罢免和任用，三年进行惩罚和奖赏，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先王的治理，是顺应时势而定的。尧舜时代，制度简略，事务简单，所以要等到三年考核政绩，九年之后才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到了周代，制度详尽，事务繁杂，所以年终就进行罢免和任用，三年就进行惩罚和奖赏。”（孙氏说：“从前治理水土，教导播种，开垦山泽，都必须经过岁月的积累，然后才能见效。历经夏、商、周三代，功业已成，治理已定，懈怠之心便随之产生。在有虞氏时代不得不宽缓，而在成周时代则不能不严密。”）

总论大宰

孙氏说：“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这才是一相的职责。如今大宰不过从事于文书法令之间，与五官没有区别，凭什么称为一相呢？大概古代讨论治国大道的人，未曾脱离具体事务而崇尚清谈，文书法令无不是道的体现。所以大宰职责之重，体貌之尊，特意加上‘大’字以区别于其他宰官。小的治理可以专断听取，年终的防务可以专断接受，官刑可以专断裁决，治令可以专断发布。好赐的供给由内府提供，有司可以共同办理；罢免任用的参酌于八柄，有司可以诏告。国家依靠它达到均平，人口赖以通过制度成就。周代将重任寄托于一相，由此可见。

《周礼订义》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 宋 王与之 撰

小宰的职责，掌管建立王宫的刑罚，以治理王宫的政令。凡是宫中的纠察禁令。

郑康成说：“宫刑，是在宫中者的刑罚。建，是明布告之。”（黄氏说：“王宫内外，从宫室、庖膳、医药、酒浆、货贿、嫔妇，都统属于大宰，而小宰建立宫刑来治理它们。郑锷说：考察经文，不见宫刑的具体条目，大概宫中的刑罚应当隐秘。看王族有罪，磬刑于甸人，而礼说刑于宫者不与国人共虑兄弟，那么王宫的刑罚应当更加隐秘可知。”）

王氏详説说：“凡，是总括之辞，凡宫则王宫、后宫都包括在内了。”郑康成说：“纠，犹割也，察也。”（郑锷说：“纠以察其隐匿，禁以止其干犯。有内宰在北宫颁布禁令以纠察其守卫，小宰又建立宫刑以治理其纠禁。谁还敢触犯呢？愚案：纠以约束其慢怠，禁以阻止其邪僻。不仅近臣知道畏惧，后宫近习也知道畏惧。这才是先王治理内廷的方法。”）

郑锷说：“周代的制度，有王宫，有后宫。后宫是王的北宫，王宫是路寝，一小寝五，就是如此。至尊所居之处，想要它严肃，必须有刑罚禁令来治理其政令，所以让小宰建立它。然而不只是治理王宫而已，凡是宫中的纠察禁令都可以用它来治理。大概想要治理国家，先要整顿家人。君主虽然正身以齐家，如果不使用刑罚来威慑他们，那么或许会依仗恩宠而无所畏惧。然而齐家用刑，则伤害恩义，所以让大臣用刑罚来驾驭他们。法在大臣，恩在人主，家难道有不齐的吗？这刑罚的建立，适宜让大宰掌管。现在却让小宰掌管，难道不是因为大宰论道辅佐君王，用来端正自身，而掌管刑罚以治理纠禁，接近于有司的职责，不足以尊崇论道之臣的缘故吗？然而让大宰的副手掌管它，那么察治者，难道不尊贵且严厉吗！”

陈及之说：“大宰对于内外事务，无所不关涉，小宰、宰夫是他的属官。天官中既有内宰，下大夫治理王内的政令了，权力难道不足以统辖宫内，而又让小宰的属官参与其事，为什么呢？大概从宰夫以下，就叙述宫正、宫伯二官，宫正掌管宫中徒役及诸官府在内者，宫伯掌管贵游子弟护卫王宫者，那二官都是命士罢了，权力轻不足以压服人望，所以又让小宰、宰夫总领。如果内宰特别治理王内的政令，以礼仪教导王后、夫人及九嫔、世妇罢了，而宫中徒役护卫之事，无所干预。汉代制度虽然有周官遗意，以卫尉掌管兵卫，如周官宫正之职；以光禄勲掌管郎从护卫，如周官宫伯之职；而大司马以三公都试郎、羽林之属，凡两宫地、城门卫、北军兵属焉。接近周制宫正、宫伯之权，统于小宰了。”

掌管邦国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以迎接考核国都鄙官府之治。郑司农说：“贰，副也。”杨氏说：“小宰、司会都说掌管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大概是辅佐大宰的治理。司书则掌管其文书而已，迎接邦国都鄙之治则不参与。小宰、司会都是中大夫，司书则是上士，那么小宰、司会不是司书的副手是明显的。司书如今监制敕库之职。”贾氏说：“逆，迎受勾考之使，知功过所在。”（郑锷说：“天下之事，及其来也从而受之则顺，当其未来也先求而受之则逆。典法则者，治之本也。从则治，违则乱。待其已违之后而乱已生，然后考核之，不也太晚了吗？小宰逆而考核之，那么其考核在于从违之间，于其未至而先钩考，所以以逆言之。”王氏说：“逆者，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则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