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七十　　　　宋　王与之　撰

译得到它，用来补全《周礼》中司空篇的缺失。如今观察所记载的内容，像营建都城、开凿沟渠等事务，还保留着“使四民安居、顺应地利”的遗意，只是不如制作器物那样详尽，这难道不是当时的儒生对先王制作器物的方法了解得比较详尽，所以记载得特别完备吗？至于有一两处可疑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古代的制度不能全部听闻，于是偶尔自行解说以补全缺失罢了。如果这些解说在道理上没有大的违背，尊崇经典是可以的。

我按：汉代儒生说冬官篇亡佚，用《考工记》来补全，司空篇果真亡佚了吗？根据《周礼·司空》的职责来考察，司空篇不能认为是亡佚的。《周礼》说司空掌管邦国土地，安置四民，顺应地利，凡是经文中提到田地、沟渠、都城、街巷的，哪不是邦国土地呢？农夫、工匠、商人、小贩，以及集市、街巷、房屋，哪不是居民呢？桑麻、谷粟的产出，山泽、林麓的生长，哪不是地利呢？

再考察小宰所说六官的属官各有六十人，现在治官的属官有六十三人，教官的属官有七十九人，礼官的属官有七十一人，政官的属官有六十六人，大概是秦朝焚书之后，简册脱落，司空的属官混杂在五官之中，前代儒生无法辨别，于是用《考工记》来补全。其实司空这一官职从未亡佚。

《考工记》之所以能补全《周礼》，并不是因为三十种工匠的制度符合周代的遗法，唯独《考工记》的序言，其议论有渊源脉络，不是深明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论述百工的事务，不仅仅局限于工匠，向上立论，上至本于王公士大夫，就知道工匠虽然是末技，如果没有王公士大夫明白这个道理，并推行实施，他们的技艺本来就不能自成；向下涉及商旅农妇，就知道工匠虽然有巧思，如果没有商旅的货物转运，农夫的尽力耕作，妇女的丝麻纺织，材料从哪里获取呢？创立这些的人有见识，记述这些的人有技巧，技艺流传于世，功劳归于圣人。工匠何尝能独立于天地之间，使器物便利适用呢？只有这类议论接近古意，足以阐明圣典的奥秘，这就是选取它作为补亡之书的原因。

如果舍弃这些而只在制度的细节上寻求，那么论述周人的车舆，何必涉及梓匠、匠人的制度？论述周人的明堂，何必取用世室、重屋的制度？说到沟渠、排水，并不是遂人的制度；说到旗帜、旟旐，并不是司马、司常、巾车的制度。其他细微之处，有很多不可尽信的地方。我认为周代的制度，难道是这样的吗？

译国家有六种职事，百工在其中占有一种。

刘氏说：“坐着讨论治国大道，是一种职事；起来执行政令，是第二种职事；审视木材的曲直、顺应材质的形势，是第三种；流通四方珍奇物品，是第四种；勤勉劳力以增长土地财富，是第五种；治理丝麻，是第六种。这段文字首尾意思明确，不需要用六官来解释。”郑锷说：“王公士大夫，固然可以说是国家的职事；百工、商旅、农夫、妇女，功劳和分工各不相同，贵贱等级悬殊。他们只是大宰所授予的九种职事中的四种罢了，怎么可以选取他们并列成为六种呢？记载考工的人，是要说明百工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用六种职事中的大类别，而司空职事中有百工的事务，也参与其中，那么百工就不可以被视为低贱技艺而忽视。所以选取考工的事情来凑足六种职事的名称，并不是让农、工、商、旅与王公并肩，没有等级差别了。”贾氏说：“小宰下属冬官有六十种职事，这里的百工就是其中的下属，说百工是举大数而言。”

有的坐着讨论治国大道，有的起来执行政令，有的审视木材曲直、顺应材质形势来整治五种材料，以制造百姓的器具；有的流通四方珍奇物品来供给使用，有的勤勉劳力以增长土地财富，有的治理丝麻来制成布帛。

郑康成说：“这是说人的德行、才能、事业各不相同。”贾氏说：“讨论大道，就是《周官》所说的大师、大傅、大保，这就是三公。讨论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三公所讨论的大道，就是所治理国家和调和阴阳的内容。经，是经纶的意思；燮理，是和调的意思。明处是邦国，幽处是阴阳，幽明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所谓的大道。经纶的作用，藏在无迹之中；和调的妙处，细微到不容声音。又哪里需要讨论呢？所谓讨论，是拟议以成就变化，讲明启发而使之精纯专一。如果不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参赞天地化育的人，不足以与此相提并论。所以官职不必齐备，只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人。”郑康成说：“作，是兴起的意思。”叶氏说：“天下的事情，不难于执行，而难于讨论。讨论的人在上位，执行的人在下位。没有讨论不当而执行不违背道理的。人君想要建立长久的防范，必须先谨慎选择股肱之臣。”

郑锷说：审视曲直，是审视它的弯曲；顺应形势，是顺应它的态势。材料有曲直，直的不用审视就知道，审视弯曲才能看到纹理所在。形势有向背，背向的不能用来作为用途，顺应形势才能顺从材质的趋向。贾氏说：像弓人制作夹弓、庾弓，往体多、来体少之类，都是审视五材曲直方面形势的适宜。像斩毂的方法，用矩测量阴阳，都是记录阴阳的面向和背向。陈蕴之说：面字不是物体的面，而是人面向道的面。《撢人》说：以端正王的面；《召诰》说：面稽天若，都是面向的意思。审视曲直，顺应形势都是人为的。又说见下文。赵氏说：饬，是修治的意思。郑锷说：审视曲直，顺应形势，来整治五种材料。《左传》说：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解说者说金、木、水、火、土。郑康成在这里说：金、玉、皮、木、土，大概是根据考工篇所用的材料来说的。贾公彦从而为之解说：水、火单独使用，不能成为器物，所以不把水、火列入五材之中。用下文八材来考察，那么金、木虽然可以做成器物，如果没有水、火，从哪里完成呢？轮人斩毂用火养护其阴，用水来观察轮子的平沉是否均匀；弓人制作弓矫正弓干，想要熟于火，防止胶裂则想要水火相得。推此类而言，工匠怎么能没有水火呢？两人的说法不对。陈用之说：五者加上皮、玉、采色，称为八材。大宰说百工整治变化八材，而这里说五材，大概像珠玉丹青之美，在百姓中有不能使用的，以制造百姓器具为主，适宜举出并用的来说。郑康成说：辨，是具备的意思。郑氏锷说：具备其器用，使之没有不足。王安石认为百姓器具各有适宜，不可以不辨别。资，是取用的意思。项氏说：所珍贵、所奇异，彼此不通，无法相互供给，商旅所以转运它们。夏则取用皮，冬则取用细葛布，旱则取用舟，水则取用车，以等待匮乏。易氏说：古代珪璧金璋锦文珠玉不在市场上买卖，又司市凡蓄积珍奇有害的、靡费的，禁止惟恐不严，这是流通以供给。考工的珍异，不一定是金玉锦绣之物，只是地方所没有而人认为珍贵的，就称为珍；地方罕见而人认为不寻常的，就称为异。这正切合民用，所以流通它。贾氏说：饬，是勤勉的意思。地、财、谷、物都是。王氏说：治理丝成为帛，治理麻成为布。易氏说：长，是长于开始；成，是成于终结。

坐着讨论治国大道，称为王公；起来执行政令，称为士大夫。

赵氏说：“这是说其职业的人名，并总结上文。”

我按：王公是王与三公。与王一体，所以在广厦细旃之上，相与坐着讨论治国大道。有人认为帝王没有职事，不应当与臣子同列于六种职事，为什么不思考天职覆盖，地职承载，圣职教化？要知道

译天地圣人所说的“职”，是没有固定职位的职，而三公也不可以用常规的职位来拘束。有人说是为了区分天子的三公与上公的公，恐怕未必如此。○贾氏说：士大夫则设立官职、分配职责，如治职、教职等。○王昭禹说：王公尊贵而致力于道，所以坐着讨论它，安逸而无为；士大夫地位低微而处理具体事务，所以做事并执行它，辛劳而有为。治理天下的次序，根本在上，枝末在下。王公致力于根本以经略治理，所以坐着讨论大道，以谋划开端；士大夫致力于枝末以辅助治理，所以做事并执行它，以完成终结。坐着则是无为而未曾有所作为，讨论则是言说而未曾有所实行。那么做事并执行的人，不过是推行王公所讨论的大道，使之体现在事业上罢了【郑锷说：时世有污浊与清明，那么道就有升降。当时所适宜实行的，不可以不讨论。身为王公的人，坐在庙朝之上，所讨论的就是这些；身为士大夫的人，奔走于下位，听从他们所讨论的，从而去实行】

译陈用之说：“提到公，就可以知道孤的等级；提到大夫，就可以知道卿的等级。先王而后公，这是尊卑的次序；先士而后大夫，这是小大的次序。对于上级，先尊后卑；对于下级，先小后大，这是说话的法则。”○郑敬仲说：“《考工记》必定涉及王公大夫的职责，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工匠的事务，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从事，所以如此。后世有人提出彭更的观点，说没有事务就不能吃饭，哪里知道通过分工合作、交换物品，用多余来补充不足的道理呢？有人提出许子的观点，说贤人应当和百姓一起耕种吃饭，哪里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各种工匠的产品来完备呢？难道一定要自己制作然后才使用吗？”

观察木材的曲直和纹理，来整治五种材料，来辨别百姓所需的器具，这叫做百工。

郑锷说：从“审曲面埶”往下，共有四种职责，大抵是在论述百工事务的紧迫性。○郑康成说：五种材料各有专门的工匠，说“百工”是泛指众多工匠。○王昭禹说：五种材料，是百姓器具赖以成形的资源。一种材料不能缺少，一种器具不能废弃，那么百工的事务怎么可以放在后面呢？然而想要辨别百姓的器具，必须先整治五种材料；想要整治五种材料，必须先观察木材的曲直和纹理。只有洞察纹理所在，才能审察曲直；只有端正形体所向，才能面对势态。五种材料是上天所生，必须尽力加以修治，然后才能成为百姓的器具。如果整治木材做成舟车、弓弩、庐舍之类，整治金属做成量器、鼎、剑、削刀之类，整治泥土做成甗、甑、簋、防之类，整治水火并加以运用，以成就各种材料制成的器物。整治材料以制成器具，而百姓的器具各有其适宜之处，不能不加以辨别。制作车轮，要辨别地势的高低；制作弓弩，要辨别使用者的安危；制作庐舍，要辨别地面的坚软；制作剑，要辨别使用者的等级高低。所以说：用来辨别百姓的器具。

流通四方珍奇异物来供给需求，这叫做商旅。

郑康成说：“商旅是贩卖货物的商人【贾氏说：‘行走贩卖的叫商，坐店经营的叫贾，旅就是贾’】

尽力劳作以增长土地财富，这叫做农夫。

郑锷说：“从土地产出而有利于人的，就是土地财富。必须有人从事土地劳作，财富才开始增长。能够勉力付出劳力，不畏惧勤苦，从事劳作，那么土地就没有遗留的利益了。这就可以称为农夫【陈用之说：“不仅仅是受田耕种的农夫，山泽中的农夫也都包括在内。因为三农生产九种谷物，园圃培育草木，虞衡开发山泽的财富，都是所谓增长土地财富的人】

整治丝麻以制成成品，这叫做妇功。

郑锷说：“丝和麻，是人们赖以抵御寒暑的物品，如果没有妇女教化并整治它们，就无法制成布帛。所以制作丝线以做成缯纩、组文等物品，整治麻以做成布、缌、絺、绤等物品，这就可以称为妇功。”

总论

王昭禹说：六种职责的次序，王公制定法则以示范百工，士大夫执行法则以管理百工，商旅流通物品以供给百工，农夫增长财富以供养百工，妇女教化整治以成就百工。所以王公、大夫的次序在百工之上，商旅、农夫、妇功的次序在百工之下。○郑敬仲说：《周礼》所载，从王公、士大夫一直到农夫、妇功，都是在国家中有职责的人。而百工，是事务职责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列在事官之中作为下属。然而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就没有法律遵循；朝廷不信任正道，工匠就不信任法度。三公坐而论道，那么上面就有道德准则而朝廷信任正道，这就是道德得以彰明的原因。士大夫起身执行，那么下面就有法律遵循而工匠信任法度，这就是风俗得以统一的原因。先王时代，之所以能统一风俗，尤其对百工谨慎，因为衣服器械都出自他们之手。既然如此，怎么能不让他们隶属于官职呢？○又说：劳心的人治理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治理。然而没有君子，怎么治理野人呢？所以六职首先列出王公、士大夫。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被别人供养。然而没有野人，怎么供养君子呢？所以六职最后以工商、农夫、妇功来完备。根本在上面，末节在下面；在上面的人无为而执掌纲要，在下面的人有为而治理具体事务。详述无为的人，精于道；有为的人，精于物。

越国没有镈，燕国没有函，秦国没有庐，胡地没有弓车。越国没有镈，并不是没有镈，而是人人都能制作镈。燕国没有函，并不是没有函，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函。秦国没有庐，并不是没有庐，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庐。胡地没有弓车，并不是没有弓车，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弓车。

赵氏说：越、燕、秦、胡，是地名。镈、函、庐、弓、车，是器物名。镈，是治田的器具。《诗经》说：“准备好你的钱和镈，你的镈要锋利。”就是这样。注解说：越地涂泥多杂草，而山出产金锡，铸冶业发达，田器尤其多。用《职方氏》来考证，扬州就是越地。其利在于金锡竹箭，那么越地多金锡，确实如此。函，是甲胄之类。称为函，是取能包裹涵容人的意思。《孟子》说：“做甲胄的人惟恐伤人，所以……”注解说：燕靠近强胡，习惯制作甲胄，那么燕地的人能制作函【郑氏锷说：燕地，东有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西有上谷、代郡、雁门，迫近强胡，因为人人习惯制作铠甲，而擅长制作函】庐，是戈矛的柄，即庐人制作的庐器。就像现在枪刀的柄，用坚硬的木

译强者为之。注说：秦国多细木，擅长制作箭杆，就是这样【郑氏锷说：秦国的土地，有鄠杜的竹林、南山的檀木和柘木、天水陇西的山上多林木，所以那里的百姓擅长加工木材来制作箭杆】。弓和车，是射御乘用来攻战的器具。注说：匈奴没有房屋住宅，从事田猎畜牧，追随水草而居住，都知道制作弓车，就是这样【郑氏锷说：胡人就是匈奴，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时所说的山戎、玁狁、熏粥，居住在北边，随着水草放牧，小孩能骑羊就会弯弓射鸟，稍大一点就射孤兔，他们的风俗专门以射猎为生】。说“无”，是指这四个国家的人都能制作这些器具，极其巧妙，没有优劣之分，所以没有镈人、函人、庐人、弓人、车人这些专门的工匠之长。人从事技艺，必定有所短处然后才能显出长处，有所笨拙然后才能显出巧妙。现在全国的人都能够制作，所以说“无”。注说：人们都能制作这些器具，不需要国家的专门工匠。王的解说认为：官府没有这些工匠，这都不对。新义说：段氏制作镈器，函人制作铠甲，庐人制作庐器，弓人制作弓，车人制作车。《考工记》之所以有这五种工匠，是说人们不都能制作，所以设立工匠来制作。至于越、燕、秦、胡，人人都能制作，所以说“无”。不是没有这些工匠，而是没有这些工匠的名称。《考工记》又担心人们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所以下面进一步解释说：“不是没有，是因为人人都能制作。”

译有智慧的人创造事物，灵巧的人继承并完善它，世代坚守它，世上称之为工匠。

赵氏说：这一段是推究制造器具的本末先后次序，无所不通叫做智。只有智者能明察事物、烛照事理，所以世间原本没有这种器具，智者凭借心思的奇妙、事理的精深，自己创造出来。巧，指工匠中灵巧的人，看到智者创立的体制虽然确立但不完备，法则具备但不详尽，凭借心术的灵巧，又在原有的制度上继承并增修它。创是开端创始的意思，述是继承而不另起炉灶的意思。起初弓箭的便利，取自睽卦；耒耨的便利，取自益卦；栋梁房屋取自大壮卦；棺椁取自大过卦。前人只创立了大概的轮廓，后来如《考工记》中关于弓矢、耒耜、宫室等制度，增添了许多细节。又如智者观察转蓬便发明了轮子，观察云气便发明了旗帜，而巧者继承发展，便制成了车轴、车衡、车轭、车厢，不止于轮子；制成了熊、虎、龟、蛇九斿、七斿等旗帜，不止于普通的旗帜，这些都是巧者因循旧制而增益的功劳。至于从祖辈到孙辈，世代坚守而不失传，如甲匠的儿子常制作铠甲，弓匠的儿子常制作弓之类。时间越久技艺越精湛，然后才称之为工匠。

百工的事情都是圣人的创造。

赵氏说：《考工记》又担心后世将百工视为器物数量的末节，起初没有精妙的道理可供观察，以至于忘记了根本，所以接着说：“百工的事情，不是百工自己做的，都是圣人的创造。”

我按：上文既说了智，这里又说了圣，那么创造的人自然是智者的事，制作的人自然是圣人的事。创造不离乎具体事物，而制作则有所得于形而上的道。将智等同于圣人，是不对的。

王昭禹说：“《易经》说备办万物、提供使用，确立成器以利于天下，没有比圣人更大的了。大概百工的事情，虽然表现在度数等粗浅层面，但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蕴含其中。不是圣人谁能创造它？所以砍断木头做杵，挖掘土地做臼，臼杵的便利，取自小过卦；砍断木头做弓，削尖木头做箭，弓箭的便利，取自睽卦。有的制作耒耜取自益卦，有的制作网罟取自离卦；制作栋梁房屋取自大壮卦，制作棺椁取自大过卦。一方一圆，具备天地的形象；一奇一偶，具备阴阳的数目；或曲或直，蕴含刚柔的道理；或厚或薄，蕴含盈亏的意义。这难道是浅薄的人所能达到的吗！”《礼记》说：“创造的人称为圣，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熔化金属来制作刀刃，凝结泥土来制作器皿，制造车子在陆地上行走，制造船只在水上航行。这些都是圣人所创造的。

赵氏说：《考工记》既然说百工的事情都是圣人的创造，又担心没有实际的迹象可依据，又恐怕有人看到圣人创造事物、制造器具，将认为圣人穷尽人力、竭尽智巧，一切强行如此，于是指出实际的情况来说明，看到圣人都是顺应物理自然之处。烁，指镕铸金属，金属是坚硬刚强的物质，不用火熔化它，怎么能做成像剑、削、戈那样的刀刃呢，这些都是熔化金属做成的。凝，指坚固，坚凝是结聚的意思，泥土是散乱的物质，不用水凝结它，怎么能做成器皿呢，如陶人制作甗，旊人制作簋，这些都是凝结泥土做成的。制作车子和船只也是如此，但《考工记》唯独对车子和船只说“作”，大概是因为土和金属是就其材质而成器，所以可以熔化、可以凝结；至于车子和船只，则是砍削众多木材而后完成其工艺和器具，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而且制度规模与金属和泥土不同，不是圣人确立成式留给后世，谁能制作呢？然而说烁、说凝、说作，都是物质可以熔化、凝结、制作的，如果物质不能为用，圣人也不强求制作它。那么圣人的创造，也不过是顺应万物自然的本性罢了，这就是重申说都是圣人所创造的原因。【易氏说：太极运动产生阴阳，分布产生五行，这五行是天地生成自然的道理。刀刃以金属为体，以火为用，所以在金属上说熔化；器皿以泥土为体，以水为用，所以在泥土上说凝结。水路乘船以渡过不通之处，陆路乘车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那么木头的用途无处不利。《考工记》的作者列举这四者，来推究五行造化的道理，以阐明圣人器用的便利，使天下人通过事物来穷究道理，又不止于这四者而已。】

天有时节，地有气候，材料有美好之处，工匠有技巧，结合这四者，然后才能制作出优良的产品。

贾氏说：这一段说工匠虽然灵巧，得不到天时、地气、材料的美好，就不能优良。○王昭禹说：阴阳寒暑，是天运行而形成的时节；刚柔燥湿，是地化育而形成的气候。万物充满天地之间，得到时节而生长，得到气候而成熟，等到成为材料，天地的美好都具备在其中，所以说工匠有技巧。这四者相互依存而相互成就，结合起来使用，缺少一个都不行，所以说结合这四者，然后才能优良。良，是非常好的意思。像良知、良能，出于天性，结合自然也是如此。所以砍伐毂木的方法，必须用矩尺测量其阴阳；砍伐阳木，必须在仲冬；砍伐阴木，必须在仲夏。弓匠制作弓，在冬天劈开弓干，在春天处理角料，在夏天处理筋材，在秋天结合三种材料，这是顺应天时。贡纳金锡责成扬州，贡纳杶干责成荆州，贡纳孤桐责成徐州，贡纳漆枲责成豫州，以至于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刀，吴越的剑，这是顺应地气。观察弓干

译希望它颜色红黑且纹理顺直，心材坚实声音清越且根部深远；观察筋腱，则要求细小而简约、粗大且结实而有光泽；漆料则要求均匀，丝线则要求沉实。至于燕地的牛角、荆地的弓干、妢胡地的弓弭、吴越地的金锡，这些都是上好的材料。轮人制作车轮，就可以符合圆规、符合矩尺、符合水平、符合悬线、符合权衡、符合度量；舆人制作车舆，那么圆形的符合圆规，方形的符合矩尺，直立的符合悬线，横平的符合水平，笔直的部分如同天生，连接的部分如同附着。三种材料齐备，巧匠调和它们来制作车轮；六种材料齐备，巧匠调和它们来制作弓。凡此种种，都是工匠的巧技。

译材料优良、工艺精巧，然而器物仍然不好，这是因为没有顺应时节，也没有得到地气的缘故。

郑锷说：世人如果不明白寒暑燥湿的道理，只是认为我有优良的材木，有精巧的工艺，就不担心器物不好，但器物做成后终究不太好的原因，不过是上面没有顺应天时，下面没有得到地气罢了。因此，砍伐树木一定要顺应它的阴阳属性，阳木必须在仲冬砍伐，阴木必须在仲夏砍伐；制作弓一定要顺应春夏的时节，弓筋必须在夏天处理，弓角必须在春天软化。其他时候并非没有，但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就不顺应天道，不足以制作出优良的器物。制作刀必须在郑国，制作斧必须在宋国，制作削刀必须在鲁国，制作剑必须在吴国和越国。其他地方并非没有，但认为如果不是这些地方，就得不到地气，不足以制作出优良的器物。如果让它们不顺应天时，不得地气，即使材料优良、工艺精巧，想要制作出优良的器物，难道可能吗？

赵氏说：不时，注解说是没有得到天时。刘执中说：不说不得天时地气，而说则不时不得地气，这是因为东西南北适宜的不同，在于地气分布不均。而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而不能优良，在于对地气有得到和得不到的区别。至于天时春夏秋冬的运行，哪有不同方向的差异呢？失去时机的，不是时节不对，而是人的原因。这个说法很好。

橘子越过淮河向北生长，就变成枳；鸜鹆不越过济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亡。这是地气使然。

赵氏说：橘是江南的物产，过了淮河以北就变成枳。鸜鹆是飞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鹆来筑巢。〇说：这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大概鸜鹆本是济水以西穴居的物产，现在却越过济水向东，在鲁国的中原地区筑巢，所以说史书没有记载。貉，注解说是善于爬树的猿猴。汶水在鲁国北部，就是汶阳的田地，那么我必定在汶水之上了，这是对的。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亡，也是地气不适宜的缘故。郑氏锷说：万物从天地获得形体，从阴阳推演气息，按理说无论到哪里都能顺利实现生育的道理。然而植物如果不是在适宜的地方，就会改变本质，所以橘子越过淮河向北，就化为枳。飞禽如果不是在适宜的地方，就有所不居，所以鸜鹆处在济水以西，不肯越过向东。走兽如果不是在适宜的地方，就不能活过一天，所以貉越过汶水就必定死亡。那些生长、植物、飞禽、走兽这类，看似没有知觉，不必选择地方而安居。然而像这样，是因为地气不适宜的缘故。陈用之说：橘子不可以移到淮河以北，气息有所感应，也随着一起变化。有什么妨碍它存在呢？鸜鹆不适宜有却有了，未必会死。貉越过汶水就会死。这三者所说的深浅是有顺序的。

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刀，吴越的剑，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不能优良，这是地气使然。

贾氏说：根据经文所说，把郑国的刀铁移到宋国制作斧，把宋国的斧铁移到郑国制作刀，都不能优良。郑锷说：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刀、吴越的剑，它们作为器物非常优良。然而迁移到其他地方制作，终究比不上五国制作的精良。难道天下的工匠都不如五国的工匠，天下的金属都不如五国的坚硬吗？地气不适宜，即使有优良的工匠和精纯的金属，也不能使它们优良。所以说地气。然而，说橘、貉、鸜鹆凭借本性出生，尚且如果不是在适宜的地方就不能生存，何况刀、斧、削刀、剑这些出于人为的器物呢？引用那些来比喻这些，以显示地气不可不顺应。

燕国的角，荆楚的弓干，妢胡的箭杆，吴越的金锡，这些是优良的材木。

郑锷说：燕，指幽燕。燕角之美，别处没有见到。荆，指荆楚。《禹贡》记载荆州进贡杶、干、栝、柏，那么出自荆楚的材木优良可知了。妢胡在楚国的旁边，春秋所说的顿子、胡子就是它。妢胡是地名。笴，是箭杆，与槀人所掌管的槀是一样的。吴越，是扬州的区域，《禹贡》记载扬州进贡三种金属，那么出自吴越的金锡优良可知了。牛并非没有角，而出自燕国的角优良；树木可以做弓干，而出自荆楚的优良；竹子可以做箭，而出自妢胡的优良；金锡可以做兵器，而出自吴越的优良。孟子说：充实叫做美，美，是材质优良，充实于其中，而显现于外。这四种优良的材木，是因为土地适宜，特别不同于其他邦国所产的。

天有时令使万物生长，有时令使万物凋零；草木有时令生长，有时令死亡；石头有时令崩解，水有时令凝结，有时令消融，这是天时。郑锷说：天的运行，一是春夏万物生长，一是秋冬万物死亡，这是生杀之时。草木的生长，在子月萌芽，在丑月发芽，在戌月完全进入，在亥月闭合。这是生死之时。石头的解散，叫做泐。最坚硬的不如石头，看似不能崩解。然而盛暑之气，熔化石头流淌金属，那么坚硬的或许会解散。泽应当是释。最柔软的不如水，看似不能凝结。然而隆冬严寒，就凝结成冰。已经坚硬了，看似不能消融。等到暖气和融，就又消融成水。凡此都是天

译这是时势造成的。只有天时，寒暑的变化没有定准，万物寄居形体于天地之间，也没有定准像这样。那么工匠制作器物，能不依据寒暑阴阳的变化吗？

译陈用之说：“属于天时的物类都是如此，这里只是列举几项来说明。提到水，那么火就可以推知；提到石，那么金就可以推知。上天生成五种材料，百姓都共同使用它们。火没有固定的形状，依托物体作为形体。金这种材料，变化不停息。所以论述天时的变化，就不涉及这两者。”

赵氏说：“天时、地气、材料的美好，各自有确定的限度，而精巧出自人的内心，运转运用，其妙处无法指名道姓，所以这一段不谈论工巧。”

凡是加工木材的工匠有七种，加工金属的工匠有六种，加工皮革的工匠有五种，调配色彩的工匠有五种，刮磨的工匠有五种，拍制黏土的工匠有两种。

贾氏说：这一段说的是工匠数量的总数。毛氏说：凡是这些工匠，以职位多的排在上面，少的排在下面，特别少的排在最下。郑康成说：攻，就是整治的意思。郑锷说：设色，就是敷布色彩。刮摩，就是刮去多余部分并打磨光滑。郑司农把刮摩当作玉工，然而玉人、磬人称为玉工是可以的。雕人以雕刻为职业，楖人制作楖矢，制作箭矢，难道也是玉工吗？那么刮摩的工匠就不止于玉了。郑康成说：〇，意思是拍击，埴，是黏土【郑锷说：与《禹贡》徐州“厥土赤埴坟”中的埴相同，陶旊的工匠，拍击黏土做成器物的坯体，称为〇埴。贾氏说：用手拍击黏土做成坯体，然后烧制】

王昭禹说：“上天生成五种材料，百姓都共同使用，水、火、金、木、土就是这五种。加上皮、玉、设色，就是八种材料了。《九职》所说的‘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就是这个意思。用土来治理水，用水来治理火，然后水火才能发挥作用；用火来冶炼金，用金来加工木，然后金木才能成为器物。皮、玉、设色的事情，也不脱离这五种材料，然后八种材料的工匠才完备。这是百工的职责。加工木材的工匠，就是木工；加工金属的工匠，就是金工；拍制黏土的工匠，就是土工。金、木说的是它们的本体，〇埴说的是它们的用途。加工皮革的工匠，以函人为主要代表；调配色彩的工匠，以画工为主要代表；刮磨的工匠，以玉工为主要代表。皮、色说的是它们的本体，刮摩说的是它们的用途。至于水、火这两种材料，则是通过整治转化来运用，只有这六种而已，所以对于水、火不称工匠。”陈用之说：“这里说设色的工匠有五种，其实只有四种；说加工木材的工匠有七种，其实有八种。大概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这七种之外，还有舟人，工匠有八种是很明显的。大概先王将其列入三十个名目，先儒将其归入加工木材的工匠，遗漏了辀人，将画绘的工匠算作两种，于是凑足了三十之数吗？”

加工木材的工匠：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

赵氏说：以下是区分工匠的职责。郑司农说：这七种，是加工木材工匠的官职别名。王昭禹说：轮人制作车轮，舆人制作车厢，弓人制作弓，庐人制作庐器，匠人制作宫室之类，车人制作耒耜之类，梓人制作笋簴之类，这就是加工木材的七种工匠。陈君举说：辀人不计入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种器物聚集的工匠多，以车人为多。

加工金属的工匠：筑氏、冶氏、鳬氏、防氏、段氏、桃氏。

王昭禹说：“筑氏制作削刀，冶氏制作杀矢，鳬氏制作钟，防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镈器，桃氏制作剑。”这就是加工金属的六种工匠。

加工皮革的工匠：函人、鲍人、韗人、韦人、裘人。

郑司农说：“鲍读作鲍鱼的鲍，书中有的写作鞄。《苍颉篇》有鞄韗，读作歴运的运。”王昭禹说：“函人制作甲胄，鲍人的事务，韗人制作臯陶，韦人、裘人空缺。这就是加工皮革的五种工匠。”

调配色彩的工匠：画人、缋人、钟人、筐人、防人。

郑司农说：防读作“芒芒禹迹”的芒。王昭禹说：画人和缋人的事务，官职不同但职责相同。钟人染制羽毛，防人煮练丝，筐人空缺，这就是调配色彩的五种工匠。

刮磨的工匠：玉人、楖人、雕人、矢人、磬人。

郑司农说：“楖读作巾栉的栉。”王昭禹说：“玉人的事务，磬人制作磬，矢人制作箭矢，楖人、雕人空缺，这就是加工玉石的五种工匠。”赵氏说：“矢人制作箭镞，磬人制作石磬，像打磨其尖端之类，也是刮磨而成的，由此可知刮磨的工匠不一定专指玉。然而注解说：‘玉工，是因为刮磨的工匠施加于玉的较多，所以特别以一事的主要方面来说。’”

拍制黏土的工匠：陶人、旊人。

郑康成说：旊读作“放于此乎”的放【郑司农说：旊读作“甫始”的甫】王昭禹说：陶人制作甗，旊人制作簋。这就是拍制黏土的两种工匠。易氏说：三十种工匠中有以人名命名的，有以氏名命名的，有以事务命名的。只有画缋的职官只说其所从事的事务，其他如轮人、舆人一类，则以人名命名，意思是工匠以巧技为能，不必要求世代承袭。如筑氏、冶氏一类，则以氏名命名，意思是官职有世代功劳，家族有世代职业，必须世代习以为贵。说人，就是上文所说的“工有巧”；说氏，就是上文所说的“守之世谓之工”。然而加工木材没有称氏的，加工金属、拍制黏土没有称人的，大概制作木材必须以巧技为主，而金属和泥土贵在世代习传，难道不是记录者深得先王之意吗？

译这是制作器物时的用意吗？

有虞氏崇尚陶器，夏后氏崇尚工匠，殷人崇尚梓匠，周人崇尚车舆。

译郑锷说：这里想要说明制作车辆的工匠，所以说周人把车舆看得最重。想要说明周人崇尚车舆的原因，所以说虞、夏、商、周四代君主所崇尚的各不相同。陶，是指用陶土制作器皿。虞代距离上古不远，世道质朴，民风淳朴，所以崇尚瓦器的质朴。《礼记》说：“有虞氏使用瓦棺”，又说：“泰是有虞氏的尊”，由此可知虞代崇尚陶器。匠，是指建造宫室、开凿沟渠的工匠。夏后氏大规模规划土木工程，最终平定天下，所以崇尚平整土地的工匠。古语说：“禹降低宫室的标准而尽力于沟渠工程”，由此可知夏代崇尚工匠。梓，是指梓人，加工木材制作悬挂钟磬的笋簴和饮器。商人之所以崇尚梓人，是因为改变了虞、夏使用土器的传统而改用木器，逐渐改变质朴的风尚而趋向礼乐的文明。舆，就是车。周人之所以崇尚车舆，是因为礼制到这里已经完备，使用乘车来严格区分贵贱等级。

易氏说：“上”的意思是崇尚。从前圣人预先推知世道变迁的趋势而制定制度，暗中制约其变化，所谓一代的制度，起初并不是偏执于某种风尚而顺从。有虞氏的泰尊，固然崇尚陶器；夏后氏的山罍，也未尝不崇尚陶器。夏后氏的世室，固然崇尚工匠；殷人房屋使用重檐，也未尝不崇尚工匠。殷代的崇牙，固然崇尚梓人；而夏代的龙簨簴、周人的璧翣，也未尝不崇尚梓人。周代的乘车，固然崇尚车舆；而有虞氏的鸾车、夏后氏的钩车、殷代的大路，也未尝不崇尚车舆。由此说来，设立一个官职、制定一种器物，固然不足以穷尽四代所崇尚的内容；但舍弃这些，也不足以推知世道变迁所寄托的意义。要知道《考工记》的说法，只是列举一代所专门崇尚的内容而言罢了。

赵氏说：天下的文物兴盛而制度完备的，没有比车舆更甚的。它有篆文、缦带、彩画的装饰，有金、玉、象牙、皮革的美观。然而不说车而说舆，大概是因为车的制度始于舆，又因为所谓承载重物的是舆的缘故。然而虞、夏称“氏”，殷、周称“人”，是因为纯粹体现帝者的天道，纯粹体现王者的人道。虞、夏称“氏”，是因为它们继承先代，所以纯粹体现帝道；商、周称“人”，是因为它们兴起于后代，所以纯粹体现王道。

所以一种器物而聚集众多工匠的，以车为最多。

郑锷说：周代所崇尚的是车舆，所以制作车辆的工匠最多。

易氏说：“故”是承接上文而言。加工木材的工匠有七种：弓人、庐人、梓人、匠人，各占一种，而轮人、舆人、车人占了三种。又在这三种之中，舆人占一种，轮人分为两种，车人分为三种。此外还有辀人制作辀，这是车的三种工匠，又分别成为七种。一种器物而工匠众多，只有车是最多的。

陈君举说：车的制度关键在于轮子，所以观察车从轮子开始。轮子外面弯曲成圆形的叫围，围中间直指汇聚到毂的叫辐。辐所聚集而利于转动的叫毂。毂里面大的孔叫贤，毂外面小的孔叫轵。毂中间空的地方叫薮。毂上面横通承载车体的叫轴。轴末端用来防止轮子脱落并固定的叫舝。轴上面横伏用来容纳辀的叫轐。轐上面承载的三面木材叫任。正任正上方的叫轸。车舆前面遮挡的版叫隂。车舆的深度叫队。竖立在车舆两边的叫輢。遮挡风尘的叫茀。横在两边輢上供人凭靠的叫式。中间系着骖马内侧缰绳的地方叫輢。式下面竖立的叫轛。两边輢上高出式的部分叫较。较下面竖立的叫轵。用皮革包裹式，用皮覆盖式叫韈。用竹席覆盖式叫车軓。容纳缰绳的环叫韈。车上的众多环叫指。有弯曲的轐而从前面稍弯曲向上的叫辀。辀前面支撑衡的叫颈。颈下面的衡叫冲。冲下面两匹马叫服。服外面两匹马叫骖。两匹服马的四条缰绳，两匹骖马的四条缰绳，合称八辔。两匹骖马的内侧缰绳系在式上，手中拿着的外侧缰绳与服马的四条缰绳，合称六辔。前面系在衡上，后面系在轸上，用来防止骖马向内靠拢的叫胁。驱赶骖马系在车上的四条带子叫靷。内侧两条纳入隂的叫隂靷。外侧系在轴上的叫外靷。束缚两条靷以绊住马背的叫韅。马背上的环用来容纳内外缰绳的叫游环。削制皮革三层以贴合胸部的叫繁。用金缕装饰缨带以遮挡马额头的叫〇。在两镳上悬挂铃铛的叫鸾。在式上放置铃铛的叫和。两匹骖马的内侧缰绳叫勒。车上的覆盖物叫盖。盖顶部的斗叫部。盖上撩起的叫弓。盖的小柄叫达。常大的扛长八尺的叫桯。这是车的通用制度。

车有六等的数量。

郑锷说：“《易经》兼有三才而两两相对，所以六辆车大概是用来象征天，用轸象征地，人站立其中，那么三才的道理就完备了。六等的数量，大概也是兼有三才而两两相对的意思。”

毛氏说：在内而尊贵的，没有比乘车更甚的；在外而重要的，没有比兵车更甚的。乘车，是王者所乘坐的，用来表示其尊贵，所以必须用三才来象征。兵车，是将帅所乘坐的，只要兵器有序即可，所以总计为六等。至于田车，则不包括在内，因为田车六尺有三寸，加上轸与轐，则不足四尺的等级，与其他物品参差不齐而不整齐，所以不备齐等级。大体上说，提到轸和盖而不提到人，不失为三才的象征；提到轸和人而不及盖，不失为六画的象征。

译车轸长四尺，称为一等。

译郑康成说：这里说的是兵车。○杨谨仲说：学者大多对“轸”这个名称感到疑惑，是因为郑氏的解释不够明确。前面说车轸高四尺，称为一等，郑氏注解说这是车厢后面的横木；后面说加上轸和轐共高四尺，郑氏注解说这是车厢和轐，所以学者们感到困惑。轸正是车厢的名称，大概是在车厢四周各加木条于车厢之上，用来围挡所载之物，就是《诗经》所说的“俴收”。它的四方象征大地，所以说“轸方象地”。因为四周都是木条，所以论述轸的高度时，以后面的横木作为标准，将其宽度分为六份，取一份作为轸的周长。车宽六尺六寸，那么车厢后面横木的周长是一尺一寸，直径是三寸三分寸之二。车轮高六尺六寸，所以轵高三尺三寸，加上后面的轸和轐七寸，总共高四尺。从后面登上车厢，人高八尺，上下以四尺为适中，所以指后面的横木作为高度的标准。轸的含义不仅仅指后面的横木，所谓加上轸和轐，轐名叫伏兔，在车轴上，伏兔尾部后面承载着车轸，所以说“舆轐”。轐本来不高，只是学者只认定横木为轸方的含义，就疑惑它为何是方的，不知道方木怎么能称为轸的周长，而它的方又怎么能象征大地，这是不能不辨明的。○赵氏说：兵车的轮高六尺六寸，轵高三尺三寸，轵是指毂的末端贯穿在轮中的部分，再加上轸和轐的七寸。轸是指车厢后面的横木，轐是指伏兔，放置在轮辐和车轴上，像两根短柱，用来承托轸。轵高三尺三寸，再加上轸和轐七寸，那么轸离地四尺，所以说“车轸四尺，称为一等”。

戈柄长六尺六寸，竖立后斜倚，高出轸四尺，称为二等。

赵氏说：从轸往下都以四尺为差。戈、殳、防、矛，是车上插着的兵器。古代车战，兵器插在车箱上，刀刃向外，使人不敢侵犯。人站在兵器后面，想以此自卫。戈，指刀刃；柲，指柄。【毛氏说：柲用木头制成，合称众物之柄则叫庐，单举一物之柄则叫柲】建，指插在车上。迆，指斜倚。【毛氏说：斜放在车箱的上下，用铁制成，范围中只有戈说迆，其余不说迆】戈柄虽然长六尺六寸，但斜倚则有折减的数值，实际只高四尺。崇，指高。所以说“高出轸四尺”，称为二等。○易氏说：竖立而斜倚，含有“止戈为武”的意义。出先刃则斜向前，入后刃不以刃向国，因为这是有国者所应远离的。

人高八尺，高出戈四尺，称为三等。殳长一寻加四尺，高出人四尺，称为四等。车防通常高出殳四尺，称为五等。赵氏说：“殳下面有铸鐏，上面没有刃，是击打人的器具，类似防戈。戈是兵器中最健壮的，这里特别区分出车防，是因为它的长度不一定都加倍于寻，只有达到车上的必然如此。”○郑锷说：“人高八尺，站在车上，又高出戈四尺，这叫三等。八尺叫寻，加倍于寻叫常。殳长一寻加四尺，就是一丈二尺，它高出人四尺，这叫四等。防则加倍于寻，长一丈六尺，它高出殳四尺，这叫五等。”

易氏说：“殳、防、酋、矛，都放在车旁，含有备而不用之意。”

酋矛长一常加四尺，高出防四尺，称为六等。

赵氏说：酋矛是钩兵，它的刃弯曲，可以钩物。长一常加四尺，就是二丈了。又高出防四尺，所以称为六等。○毛氏说：酋矛是发语的声音，大概因为酋矛短，所以合口促声而言；夷矛长，所以开口引声而言。然而这只是说声音而已，如果从意义来求，酋则收敛，收敛则急促，所以有短的意义；夷则平缓，平缓则伸展，所以有长的意义。那么夷矛，大概是步兵所用的吧？所以《庐人》说：“不超过三其身”，是指人而言，其身明确，不依附于车。王氏说：五种兵器的使用，远则用弓矢射之，近则用矛钩之，然后用殳击之，用戈防刺之。《司马法》说：“弓矢围，殳矛守，戈防助。”凡使用这些的，都是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这里戈、殳、矛、防，都放在车旁，不说弓矢，那么乘车的人佩带它们。○易氏说：观察兵车的制度，先王不急于用兵，可以推知了。

车称为六等之数

赵氏说：“开始说车有六等之数，最后说车称为六等之数。上文未曾列出这些等数，所以说有；既然列出了这些轸数，所以说称为。以此来申结上文立言的方法，就是这样。”

大凡考察车的方法，一定要从承载于地面的部分开始。因此考察车，从轮开始。郑康成说：“先看轮，自从也。”○王昭禹说：“承载物品的没有比车更先的，运车的没有比轮更先的。”○赵氏说：“道指道理，又指法则。大凡考察车，自有道理，自有要法，一定要从承载于地面的部分开始。意思是必须以轮为先。”看“必自”这个词，可见一定不可改易的意思。《考工记》又说：“因此考察车从轮开始。”那承载于地面的，就是指轮而言。又分明说破“车从轮开始”。

译以车轮作为车辆的关键枢纽，因此言语上反复强调，以表达其恳切教诲之意。郑锷说：“车辆之所以能够运转不息、到达远方而不陷滞，是因为有车轮。车轮在车下运转，承载于地面之上。如果车轮不能运转，即使有车盖和车辕，也只是空设的器具罢了。那么车轮就是车的根本，是车赖以运行的凭借。”《汉书·五行志》说：“古代的圣人观察随风转动的蓬草，才开始知道制作车轮。车轮可以承载重物，因观察事物而智慧产生，于是又制作了车厢。车厢与车轮相互配合，流转无穷无尽。那么车辆行驶以车轮为先决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考察车辆却不先考察它的车轮，这是不懂得考察事物的方法。所以说：‘考察车辆要从车轮开始。’”

译凡是考察车轮的方法，希望它牢固附着且细微精密；不牢固附着，就无法做到完整耐久；不细微精密，就无法做到快捷迅速。

易氏说：车的材料很多，然而承载于地面而众力所依赖的，只有轮子。所以考察车从轮子开始，其次轮子的使用以完整耐久为坚固，轮子的行进以快捷迅速为便利。这三者都是考察的方法，所以说“考察车的方法”，说道则超越形数之外，有非目力所能穷尽的了。○郑锷说：考察车的方法，必须观察轮子，而观察轮子的方法又有自己的门道。轮子由三种材料组合而成，所以希望它牢固附着。牢固附着，是说它附着得坚固。轮子以圆转急疾为精巧，所以希望它细微精密。细微精密，是说它接触地面的部分少。附着不坚固，那么损坏就非常容易，想要它完整且耐久是不可能的。接触地面的部分多，那么停留滞涩不能行进，想要它急促而快速是不可能的。戚音促【赵氏说：戚与速都是行进的样态，轮子转动快疾的样子罢了】

轮子已经太高，那么人就不能登上；轮子已经太矮，那么对于马来说，永远都像在登陡坡一样。毛氏说：轮子牢固附着且细微精密，固然尽善尽美了；然而高低又不可以没有节制。○郑康成说：已，是大；甚；崇，是高。齐人的话，终古就是说常。阤，是坡。轮子矮就难以牵引。○易氏说：古人制造器物，对内穷尽天下的道理，对外穷尽天下的法度，所以大不超过寻丈，小不超过方寸。所谓轮子高六尺六寸，是天下的适中制度。轮子过于高，那么它的车轸也过于四尺了，所以车轸太高而人力有所不能登上。轮子如果已经太矮，那么它的车轸也不到四尺了，所以车轸太低而马的力量有所不能牵引。人不能登上，那么他的力量就懈怠；马不能牵引，那么就常像登坡一样加倍用力。这不是车的好处【王昭禹说：轮子矮那么马高，马高那么牵引轮子，常像登坡一样，虽然加倍用力，马疲惫而车不前进】

所以兵车的轮子，高六尺六寸；田猎车的轮子，高六尺三寸；乘车的轮子，高六尺六寸。

毛氏说：人的上下，以车为节制；车的高低，以马为节制。郑康成说：兵车、乘车，驾国马；田猎车驾田马。○郑锷说：马有高矮，所以车轮也有高矮。马高的，它的轮子高；马矮的，它的轮子低。或者驾种马，或者驾齐马，或者驾道马，它们与戎马，都是国马中高八尺的，所以轮子六尺六寸。田马是高七尺的马，所以轮子六尺三寸【李氏嘉谟说：乘车五革车，就是兵车；田猎车就是木车，木车轮低，追逐野兽有利】贾公彦说：先说兵车，是重视军事事务。田猎与战伐相类似，所以接着说田猎车，而后分别说乘车的等级。我认为兵车是用来参战的，田猎车是用来演习武事的；而乘车，是君王在无事时乘坐的。戎车不警戒，武备不修习，虽然有乘车，怎么能自得其乐呢？

六尺六寸的轮子，轵高三尺三寸，加上车轸和轐，高四尺。人高八尺，上下以此作为节制。

郑康成说：这是车的高度。○易氏说：轮子中间是毂，毂中横截的叫作轴，毂的末端叫作轵【诗经疏】匏有苦叶说：说文云：轵，小孔；轊，车轴端。考工记司农说：轵，轊；又说：小孔。郑〇说：毂的末端。那么毂的末端、轴的端头，在同一处，而有轵、轊两个名称。○图说曰：轵有两个，毂的末端叫作轵，较的竖木、横木也叫作轵。舆人说：去掉一寸作为轵的围度是对的。○薛氏说：轵也叫作轊，又叫作軓。少仪说：祭祀左右轵。郑氏说軓、轵相同，是轊头。○愚案：毂末的軓，又见于轮人为盖，庇轵之下，两辙之轨，又见于匠人。然而车中有叫作轨的，车旁从九龟美反，有叫作軓的，车旁从凡音范，两个字容易相混，现在先辨析軓字在这里，轨字自然明白。辀人轨前十尺之下】车厢后面的横木叫作轸，轴上的伏兔叫作轐【毛氏说：兔，是阴物仆贱类，因为它在轴之上像兔之伏，因为它在轴之下像仆之承】伏兔尾巴后面，就是用来驾驭轴上承载车轸的，从轸往上就是车厢。轮子高六尺六寸，那么轵在中间得到三尺三寸，加上轸与轐的七寸，那么车厢离地四尺了。人高八尺，与车厢离地的尺度恰好得其一半，其长短升降恰好相称，所以说上下以此作为节制。○郑锷说：田猎车轮六尺三寸，那么轵三尺一寸半。○郑康成说：乘车的轨宽取数于此，轨宽八尺，旁出车厢也是七寸。

周礼订义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七十一宋王与之撰

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

愚案自此以下皆攻木之工

郑锷说：有车无轮，那么车不能行进；轮子不专于一工，那么轮子不精良。这就是特别设立轮人职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