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六十

译没有途径得以伸张。」○王昭禹说：「审理诉讼以言辞为主，《尚书》说：『师氏听取五种言辞』，又说：『在言辞的差异中加以考察，以穷尽事情的真实情况罢了。』」

译辨别狱讼案件，将死刑案件的文书与其他案件区分开来，汇总后在十日内，由职官在朝堂上听取审理。郑锷说：只有察明了言辞，已经知道了详情，才进而进行辨别。注：这里的“辩”是辨别的意思，现在版本的字都写作“辩”，意思是辩论狱讼案件的情状。其中有死罪的，就将其文书分别开来，使之与不死之刑的文书不同，如果不加以辨别，又怎么能区分开来呢？【○贾氏说：区分死刑案件，是因为死刑与其他四种刑罚轻重不同，文书也不同】○王氏说：死刑案件定罪后，又加以汇总，就像现在要求犯人服罪认辩一样【○郑锷说：罪行的关键言辞叫做“要”，《尚书》说：丕弊要囚，都是指罪人所犯的定论】○贾氏说：虽然得到了确凿的言辞，罪行已定，仍然等到十日，才再次将断刑的职责在朝堂外听取审理，恐怕囚犯虚承其罪，十天内没有翻供，就是实情，然后向外朝对众人再次询问，才给他定罪【○郑锷说：在朝堂内听取审理，必须等待一旬，那么在已经思考想要审慎的时候，也允许囚犯反复申辩○黄氏说：职听是指掌管狱讼的人，典狱官移交案件在朝堂听取审理，由司寇亲自听取】

易氏说：“外朝的位置，群臣群士面向西；诸侯群吏面向东，而三公面向北。州长和众庶在他们后面，职官在这里听取审理。这将用来穷尽人的情状。”

司寇听取审理，在朝堂上断决狱讼。

王昭禹说：司寇听取审理，是因为司寇正刑明辟。在朝堂上断决讼事，就没有地方容许私情。○贾氏说：弊，也是断决的意思，只是说法不同罢了。○陈及之说：从方士以上，凡是狱讼轻微的可以自行断决，一定是死刑才由职官在朝堂听取审理，司寇不敢专断。自从春秋以来，凡是死刑必须请示上级，然后才能处死。晋国祁氏擅自杀害他的家臣，晋国人杀了他；赵鞅擅自杀害赵午，晋国人认为这是动乱的开始，这还是旧制度。到了诸侯将要专断的时候，所以讶士得以在邦国中晓谕刑罪，凡是四方有治理狱讼事务的，都到那里去。

群士司刑，都在各自依据他们的法律，来评议狱讼。

贾氏说：吕刑中师听五辞就是这种情况。恐怕专断会有滥刑，所以众狱官共同听取审理【○易氏说：又想要穷尽群士司刑的情状】○郑康成说：丽是依附的意思。各自依附他们的法律来形成议决【○王氏说：如果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律，司刺掌管三刺、三赦、三宥的法律，又有的掌管官法，有的掌管官成，有的掌管官常，各自依据他们的法律】○郑锷说：当听取狱讼的时候，群士司刑都在，各自提出所见，引用法律作为证据，考察人所犯的罪行而依附于法律，共同评议，使罪行与法律相应。

愚案：如何评议？《王制》说：“凡是听取五刑的法律，必须推原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道义，以权衡心意，论述轻重的次序，谨慎测量深浅的程度，来区别它们；竭尽他们的聪明，致其忠爱，来穷尽它们。”这足以想象当时评议的情况。

王氏详説说：“乡遂县方都说职听于朝，司寇听取审理。群士司刑都在，而没有提到三公参与听取。群士司刑都在，那么三公也在。只是周公设官的意思，不想让卑者临尊，举卑者以见尊者罢了。”

狱讼成，士师受中。

王昭禹说：狱讼成，是说狱讼的言辞完成而没有缺失。○郑锷说：等到议决已定，然后士师接受中，成者，议决已定而不改变。中者，所断决的得中，没有过与不及【○易氏说：书称为中，像书所说的咸中有庆，小司寇所说的登中于天府，大概狱讼到了中就没有不恰当的。○王昭禹说：士师受中，是说接受其事实的文书】

协日刑杀。

郑司农说：协是合，是和。和合支干，选择吉日。像现在时望后，利日【○贾氏说：子丑等是支，甲乙等是干】○郑锷说：选择可以处死的日子，然后行刑。刑罚想要期望没有刑罚，所以选择支干都利的日子。

肆之三日。

贾氏说：“肆，是陈列。杀完后，陈列尸体【○郑司农说：语说‘肆诸市朝’，《春秋》〇说：‘三日弃疾请尸’】○郑锷说：“等到三天的时间，使人们共同知道，然后抛弃它【○王昭禹说：这是用来惩戒众人】

若欲免之，则王防其期。

郑康成说：“免是赦免的意思。”○刘执中说：“死刑想要赦免，是用八议。”○郑康成说：“期是说乡士职听于朝，司寇听取的日子，王想要赦免，就用这个时候亲自前往评议。”

陈及之说：“县士以上三官都说，若想要赦免，就防其期。人如果犯了我们的法律，既然委托给司寇，而且群士司刑都在评议刺赦宥之已经详细，又想要赦免，也是不忍之心存在罢了。虽然如此，如果其罪不可赦，也听从有司的议决【○李嘉防说：‘一人有罪，王与三公群臣尽心协力以评议其罪，果不可免，人亦何辞’】

王氏详説说：“王制有三宥，文王世子三宥之外又有必赦。书说‘宥’，而不说‘三宥’，又有所谓辟者。乡士、遂士、县士则说‘免’，而又不说‘三宥’，又有所谓防其期者。书为商顽

译这是为平民设立的，所以说“宥”，而不说“三宥”。又说“在辟”，这是为文王世子所属的公族设立的，所以说“走出致刑于甸人”，并且又有必定赦免的话。这里不说“三宥”，是因为三宥已经在司刺的职掌中出现了。如果想要免除刑罚，并且防止其期限到来，难道会不到三次吗？

译在举行重大祭祀、重大丧事、重大军事行动、接待重大宾客时，遂士各自掌管其所属区域的禁令，率领其下属官员在道路两旁清道戒严。

贾公彦说：重大祭祀，如祭天、四季迎气，都在四郊举行；重大丧事，指下葬时经过的道路；重大军事行动，指君王出行所经过的地方；重大宾客，指四方诸侯来朝见，各自从不同方向进入，都经过六乡的道路。因此，各自掌管其乡里的禁令。○郑玄说：下属官员指中士及以下人员。

王昭禹说：“祭祀、丧事、军事、宾客等重大事务，与国家的重大事务、重大劳役，由遂士掌管禁令，而清道戒严则由狱官掌管。这是为了使人不敢违犯，且所掌管的对象有尊卑区别的缘故。”

三公如果有国家事务，遂士就作为他们的前导，为他们开路并清除障碍。

贾公彦说：三公如果有国家事务，需要亲自进入乡里，那么乡士就为三公担任前导，引导道路并阻止行人通行。【○郑锷说：这是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尊敬。】○王昭禹说：公卿大夫是教化治理政事的源头，如果不是由刑官先行开路，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所以如此。

在丧事时也是如此。

贾公彦说：“公卿大夫的丧事，死者在此地，等到下葬时，遂士作为前导，为他们开路并清除障碍。”

凡是国家有重大事务时，就处死那些违抗命令的人。

贾公彦说：“指的是征伐、田猎等重大事务，所以有违抗命令而受刑戮的事情。”郑锷说：“百姓虽然由乡官治理，但刑戮之事则由乡士掌管。”○黄氏说：“这是权宜之法。”

遂士设中士十二人，府史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郑锷说：考察遂士，以中士十二人担任。先儒认为乡士主管六乡的狱讼，遂士主管六遂的狱讼。所以乡士任用官职尊贵的上士而人数少，遂士任用官职卑微的中士而人数多，是因为六遂距离王都较远，所以官职卑微；因为六遂在远郊之外，兼管公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所以官员多。现在考察乡士的官员，虽然使用上士，只有八人，但又有中士十六人，又有旅下士三十二人。那么乡的官员比遂多了，先儒大概没有深入考察。

掌管四郊。

郑玄说：“所说的地域，是指距离王城百里以外到二百里的地方。说掌管四郊，这是主管四郊的狱讼。六遂的狱讼在四郊。【○贾公彦说：也像六乡地在王城外，狱讼在城中。○王氏说：所说的四郊，不是乡地；所说的野，不是遂地。大概是指位于郊野的公邑。】”

各自掌管其遂的户口数目，并纠察其禁令。

郑玄说：“遂士十二人，说‘各’，意思是两人分主一遂。”○王氏说：“乡士说纠察并告诫，而遂士说纠察其禁令，是因为乡里治理详细，所以乡士不仅纠察，还加以告诫；县遂治理简略，没有什么可告诫的，违犯禁令就纠察而已。”

审理其狱讼，考察其言辞辩解，其狱讼情况不同，对于死刑的罪案，要经过二十天，然后在朝廷上由职官听取审理。

贾公彦说：距离王城逐渐变远，恐怕多有冤滥，所以等到二十天，允许其反复申辩。【○王氏说：乡士十天就在朝廷听取审理，是谨慎用刑；遂士用二十天，县士用三十天，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

司寇听取审理，判决狱讼，在朝廷上断决诉讼。众士和司刑都在场，各自依照法律，来议论狱讼。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中协。在郊外执行刑杀，各自在其遂地演习三天。

郑玄说：“在郊外执行刑杀的是遂士。遂士选择刑杀的日子，到那时前往监刑，就像乡士所做的那样。”○贾公彦说：“乡士的狱讼在国中，不需要说‘就’，因为去郊外较远，所以说‘就郊’。六乡的狱讼都在国中，不能说‘各’，六遂的狱讼分在四郊之外，所以需要说‘各’。”

如果想要赦免，就命令三公监督其期限。

郑玄说：“令就是命的意。君王想要赦免，就使用遂士在朝廷听取审理。当时命令三公前往议论。”○王昭禹说：“乡的狱讼，君王亲自监督；遂的狱讼，君王命令三公监督；县的狱讼，君王命令六卿监督。之所以听取并议论，是根据远近来区分等级的。”

王氏说：“士师为君王担任前导，乡士为三公担任前导，遂士为六卿担任前导，县士为大夫担任前导。现在乡士由君王监督期限，遂士由三公监督期限，县士由六卿监督期限，至于大夫就不再监督期限了。这监督期限的人，以尊贵者为先，是可以知道的。”

如果国家有重大事务，聚集民众，就各自掌管其遂的禁令，率领其下属官员清道戒严。黄氏说：重大事务就是重大祭祀、重大丧事、重大军事行动、重大宾客。乡里列举其具体项目，遂里列举其总类，不必说君王亲自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遂未必都涉及政令，那么聚集民众，遂士掌管其禁令。【○贾公彦说：四郊之外没有重大祭祀、重大丧事，只有重大军事行动、重大宾客出入所经过的两种情况有聚集民众的事，所以总说重大事务聚集民众。】贾公彦说：这里虽然没有说夹道，但也应当夹道戒严。

六卿如果有国家事务，遂士就作为他们的前导，为他们开路并清除障碍，在丧事时也是如此。

贾公彦说：“六乡较近，就派三公；六遂稍远，派六卿。”

凡是郊外有重大事务，就处死那些违抗命令的人。

黄氏说：“事务在郊外，有违抗命令的人，遂士专门处死他们。遂的狱讼在郊外。”

县士设中士三十二人，府史八人，

译史官十六人，胥吏十六人，徒役一百六十人。

黄氏说：县士所掌管的是郊野的狱讼，范围从三百里到五百里，包括稍县、都邑之外的余邑，这些地方的狱讼由王亲自派人治理。家邑和都邑的狱讼，由方士治理；稍县不属于家邑和都邑，就属于余邑，其狱讼由县士治理，因此称为县士。乡里的法令在州一级制定，郊野的法令在县一级制定。稍县、都邑和余邑，都实行县的法令。就像遂和緫统称为野一样，各自掌管其县的民数，将稍县、都邑和余邑合并，分为三十二个单位，各自主管其民数。康成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掌野

王氏《详説》说：乡士是上士八人，郑氏认为是四人，分别主管三乡，这是将六乡的狱讼分为两部分来审理。遂士是中士十二人，郑氏认为是二人，分别主管一遂，这是将六遂的狱讼分为六部分来审理。县士是中士三十二人，贾氏认为三百里的稍地，地域狭小人口稀少，用十人审理公邑的狱讼；四百里的县地，五百里的都地，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用二十二人分别审理公邑的狱讼。方士十六人，郑氏认为四人主管一方，这是四人分别审理三等采地的狱讼。然而关于县士的说法，贾氏有误，贾氏也是本于郑氏的意思才这样说。县的名目不一而足：大司徒以四甸为县，这是二十里的县；遂人以五鄙为县，这是二千五百家的县；载师小都的田地属于县地，这是四百里的县。县师掌管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的地域，既然外至邦国内至郊里都隶属于县师，那么天下也可以称为县；中间都鄙稍甸隶属于县师，那么四等公邑也可以称为县。乡士掌管乡的狱讼，遂士掌管遂的狱讼，方士掌管采地的狱讼，那么就知道县士掌管四等公邑的狱讼了。只有六乡没有公邑的田地，从遂到畿内，从二百里到五百里，公邑的田地都在这里。先郑关于乡士、遂士的说法，认为百里、二百里与后郑相同，而将三百里至四百里定为县，这是不对的；将四百里至五百里定为方，也是不对的。后郑关于乡、遂、县、方的说法最符合经文，但他认为距离王城二百里以外到三百里叫野，三百里以外到四百里叫县，四百里以外到五百里叫都，审理都、县、野的狱讼。他的意思是四等公邑，而二百里甸地的公邑狱讼由遂士兼理，所以只限于三等公邑。殊不知遂士不能兼理公邑的狱讼，就像乡士不能兼理六遂的狱讼一样，何况县士有三十二人，这就是以八人主管一等公邑，将公邑的狱讼分为四部分审理，设置官员的数量难道不很清楚吗？郑氏从县师那里得到了道理，却在县士那里出了差错，这是学者所不明白的。

各掌其县之民数

贾氏说：“《序官》记载，县士三十二人。县狱既然有三处，大概三百里地域狭小人口稀少，应当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应当各十一人。所以说‘各掌’。”

纠察他们的戒令，而审理他们的狱讼；考察他们的言辞辩解，对于狱讼中判处死刑的罪行，要等到三十天，而在朝廷上依职责进行审理。

贾氏说：因为距离王城更远，所以增加到三十天。○林椅说：乡遂县士纠察民数并告诫他们，在他们尚未触犯官府的时候，他们明晓五刑以辅助五教的意思非常深远。所谓民讼以地比来纠正，大概有狱讼时，乡遂都家的长官一同审理，涉及刑罚则归由士官处理。

司寇审理，断决狱讼，在朝廷上，群士司刑都在，各自依照法律，来议论狱讼。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文书，协调日期执行刑杀，各自在其县市的刑场执行，为期三天。

郑康成说：“刑杀各自在其县执行，也是指县士而言。”

如果要想赦免，则王命令六卿防备其期限

郑康成说：“期限也是指县士依职责审理的时候。”○贾氏说：“因为距离较远，不派三公。”

如果国家有大役，聚集众庶，则各自掌管其县的禁令。如果大夫有邦事，则作为前驱，而清道禁行，遇到丧事也是如此。

贾氏说：“只说大役，不说大事，又不说率领属官，而清道禁行则不是王出行征伐的事，是说兴起大役役使民众，所以只说各自掌管县的禁令罢了。”○黄氏说：“从稍地以外，只供邦国役使。”

凡是野外有大事，则诛杀违犯命令的人

郑康成说：“野指距离王城二百里以外以及县都。”○黄氏说：“野有大事，是说事情发生在野外。”

方士，中士十六人；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易氏说：掌管都家狱讼的，称为都士。家士狱讼判决后，则报告给方士。方士掌管都家，也是因为都家在王畿的四方。

掌管都家

郑康成说：“都指王子弟及公卿的采地，家指大夫的采地，大都在疆地，小都在县地，家邑在稍地。”○贾氏说：“县士自掌三等公邑的狱讼，方士自掌三等采地的狱讼。而且县士亲自掌管，方士则是遥领。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管狱讼，有事上报给方士罢了。”

审理狱讼的言辞，辨别死刑的罪行，而要等到三个月，然后将狱讼上报到国都。

易氏说：“听取都士、家士所报告的言辞，又辨别一死、四刑轻重的文书，说上报到国都而不说在朝廷审理。大概乡士、遂士、县士各自以其职责列于九棘之下，所以说依职责在朝廷审理。方士掌管都家，不必依职责审理，将狱讼上报到国都罢了。”○王昭禹说：“三个月后上报到国都，是因为他所掌管的又远，等待的时间也应当更久。”郑康成说：“三个月才上报，‘要’字又变‘朝’为‘国’，因为都家自有君主，以示区别【○贾氏说：‘以示区别是指区别于乡遂县士

译司寇在朝廷审理案件的最终裁决，众位负责刑罚的士官都在场，各自依据法律来评议狱讼。郑康成说：“成，就是平断。”郑司农说：“《春秋》记载：晋国的邢侯与雍子争夺鄐地田地，很久没有平断。”贾氏说：“上面三处都说司寇审理，这里唯独说审理其平断，‘成’指的是采邑的士官所平断的文书，这也与上面不同。”

译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其中正的结果。

王氏说：“又说狱讼判决，前面所说的‘成’，是指都家听断的完成；后面所说的‘成’，是指司寇、众士、司刑听议的完成。”

记录刑杀的判决结果以及审理狱讼的人员。

郑康成说：“都家的官吏，自协日执行刑杀，只记录判决结果，以及审理狱讼的官吏姓名。以备反复核查时有失实之处【○王昭禹说：记录刑杀的判决结果，就知道所犯的罪行；记录审理狱讼的人员，就知道审理狱讼的人。先王希望狱讼判决令人信服，令人信服者】○黄氏说：“记录判决结果，是与都家审理狱讼的人，大概是指都士、家士。”

凡是都家的大事，聚集民众，就各自掌管其方面的禁令。

郑康成说：“方士十六人，说各自掌管其方面，是四人主管一方面。其方面因王事而动员民众，就颁布禁令。”

按时修定其县法，如果年终，就省察它并实施诛赏。

郑康成说：“县法，是县师的职责。其职责掌管邦国都鄙、稍甸郊野的地域，而辨别其夫家人民、田莱的数量，以及六畜车辇的稽查。方士按四季修定此法，年终又省察它。则与掌管民数也相近【○黄氏说：县法就是甸法。后郑说县师的法是对的。都鄙比法，小司徒掌管，这里只省察其治野法。那么都鄙有乡有遂可知。都家各有主管者，让方士省察。因其聚集民众，掌管禁令，所以让方士掌管修定其法，如同驾驭民众】

【刘迎说：县法司寇，所悬挂于象魏的法，自挟日既敛之后，方士按时修定它。到年终，就省察其功过而实施诛赏，以待来岁再次悬挂。先儒竟说修定县师的法，县师，是地官的属官，所掌管的不过是邦国甸稍郊里的地域，与方士的士治，毫无关联。况且方士掌管公卿王子弟采地的刑，凡有罪就记录其刑的判决于国，这正是悬挂于象魏的法。不是认为县师五百里，恐怕民众久了容易犯法，所以按时修定它，到年终而实施诛赏。先儒误把县当作县，又认为是县师的法，也太荒谬了】○郑锷说：他们既不属乡遂，担心其法容易废坏，年终将巡省它，以实施诛赏，那么不可不按时让他们修定。

凡是都家之士所上报的治狱情况就由他主管。

易氏说：“都士、家士，上报所治的狱，方士主管它，以上报于国。”○黄氏说：“都家后，郑说是对的。说民众不纯属王，非司徒教法颁布于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于罪戾，治之者当任其咎。所以其民数，其长各主管它，只上报其狱讼于国，而众士议法，则冢宰所谓刑以驭其威。畿内当有统也。”○又说：“罪与法疑而谳者也，讶士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郑谓之谳，此乃谓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讶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黄氏说：案其职，邦有宾客，就与行人送逆之，所以郑就认为是逆迓之。迓与掌迓同，掌迓固为迓宾客也。讶士狱官，而送逆宾客者，大概有前驱辟跸，与司寇以下分其事。宾客自外至，就让讶士主管它。至于称讶士者，本为迎受四方之狱云尔【○李嘉防说：讶，迎也。王氏、易氏皆云：以言逆人谓之讶。有宾客与行人逆，逆则讶也。而掌诸侯之狱者，罪刑所当谕乱狱，当往成，亦以言为上也。然大体以迎候防卫宾客为急，读誓命及五禁亦言也】

掌管四方之狱讼。

郑司农说四方诸侯之狱讼。

向邦国谕告罪刑。

郑锷说：“谕告其所坐之罪与王朝行刑之意于邦国，使四方知王朝所以断此事者意如此也【○黄氏说：“罪疑于重轻，法疑于进退，则皆谕之。”○刘执中说：“非其民之狱讼，故曰谕罪刑于邦国”】

凡是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郑锷说：“四方狱事有疑者，来治于王朝之士师，则先造于讶士。讶士乃为之通于士师，使其事无不达。”

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

郑锷说：乱狱，其国之臣下干名犯分。彼内自乱，无自致其事以上达之理，则奉王命以往而成之，谓断定其非常之罪【○郑康成说：往而成之，犹吕步舒使治淮南狱】○王昭禹说：成者，使两议皆成而莫之亏也。

邦有宾客，则与行人送逆之。入于国，则为之前驱而辟野，亦如之。居馆则帅其属而为之跸。

郑康成说：“送逆，谓始来及去也。”○郑锷说：“邦有宾客至，则与行人之官送逆之，行人掌其礼，而讶士治其刑，使人畏也。客入国，为之前驱而辟，在野亦然，以刑先焉，使人不暴客也。客已入馆

译那么就在外围环绕警戒，清道禁止行人通行。【○易氏说：“‘行人’是从礼仪的角度来说的，‘讶士’是从刑罚的角度来说的，刑罚只是为了严肃礼仪罢了。”】

译诛杀暴虐的宾客。

王昭禹说：“宾客是国家以礼相待的人，而暴虐的宾客则是刑罚所应制裁的对象，所以要诛杀他们。”

宾客出入时引导他们，有事务需要处理时协助他们。

郑康成说：“出入，是指朝见和觐见天子的时候。”《春秋》记载：“晋侯接受防地的任命而出，出入三次觐见。”郑锷说：“宾客出入时，恐怕有人冒犯他们，所以引导并引路。有事务需要在王朝处理，就协助并辅佐他们。这就是官职命名为‘讶’的原因。”

凡是国家的大事，聚集民众，就宣读誓命和禁令。

贾氏说：“大事，是指在国内征伐之类的事情，聚集民众不是诸侯的事，那么讶士就宣读誓命的言辞以及五禁的法律【王昭禹说：誓禁的施行，只是由讶士宣读而已，并非由他掌管。一定要让讶士宣读，是因为违反誓禁就要施加刑罚的缘故】

周礼订义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六十二 宋王与之撰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贾氏说：“他们的职责掌管外朝的法律，左右九棘的事务，主要询问民众，审理疑难案件，所以隶属于秋官。”

掌管建立国家外朝的法律。

郑锷说：“天子有三朝，一是治朝，由司士掌管；二是内朝，由大仆掌管；三是外朝，由朝士掌管。这个官职称为朝士。大概天子有五门：外面叫皋门，第二叫雉门，第三叫库门，第四叫应门，第五叫路门。外朝在库门外，嫌它不像朝堂，所以官职特别称为朝士。法律建立则位次端正而仪容严肃，然后君臣上下可以在此议论案件、断决诉讼。有人说宰夫掌管治朝的法律，不说建立；司士端正朝仪的位次；大仆侍奉天子燕朝，就端正位次而不说建立法律；只有朝士说掌管建立国家外朝的法律，为什么呢？大概治朝是每天所视朝的朝堂，其法律向来明确，不待建立而后确立；燕朝大仆端正天子的服饰位次而诏告其法律仪节，也不待建立。只有外朝聚集民众，所有臣民都来到王庭，事情非常规，想要防止意外，尤其担心体制不严肃，所以外朝的法律特别称为建立。王昭禹说：外朝是询问民众、听取狱讼的朝堂，其位次有左右，有前后，不得互相逾越，这就是所谓的法律。易氏说：朝士掌管建立国家外朝的法律，而小司寇掌管外朝的政治，政治是用来端正法律的。小司寇主要询问天下的政治，所以其位次只限于公卿大夫庶民；如果朝士专门掌管外朝的法律，那么诸侯以至群士群吏都在其中，想要严肃其仪容，所以必须建立其法律。”

左边九棘，孤、卿、大夫的位次在那里，群士在他们后面；右边九棘，公、侯、伯、子、男的位次在那里，群吏在他们后面；前面三槐，三公的位次在那里，州长、众庶在他们后面。

郑锷说：“左右都种植九棵棘树，三孤六卿，其数目是九。公侯伯子男，其服饰等级是九。棘这种植物，其心红色，其刺向外，其花白色。希望孤卿诸侯忠诚赤诚以侍奉君主，而以洁白为义。又希望他们对外显示威仪，使人不敢冒犯。槐树数目是三，上公三人。槐这种植物，其花黄色，其实黑色，其纹理在中间。坤是大臣的位次，以黄裳为大吉，所以取它的黄色。论道辅佐君王，希望他们入道的精妙，所以取它的黑色。阴虽然有美，含藏以顺从王事，无成而代有终，所以取它的纹理在中间。易氏说：孤卿大夫以臣道对待，所以排列他们的位次在九棘的左边。公侯伯子男以宾客之道对待，所以排列他们的位次在九棘的右边【李嘉防说：孤卿诸侯藩卫王室，所以居左右。郑锷说：宾主的礼仪，左为主，右为客。公侯伯子男其爵位虽然尊贵，有做君主的道理。进入王朝，就应当以王人为先。排列公卿大夫在左边，那么左边就是主位了。群士也在左边，左边之所以尊贵他们。群吏却在右边，右边以显示他们的卑微】三公面向北方，就以回答君王为义，所以排列他们的位次在三槐的前面。以至群吏、州长、众庶之类，都是用来断决庶民狱讼的，所以也各自按位次排列在后面，所谓外朝的法律，其严肃大概就是这样。郑锷说：有人说从士师以下名叫士的，都是群士。有人说上士、中士、下士的总称。群吏就是府史胥徒。众庶就是六乡的百姓。三公面向君王是最尊贵的，却让州长率领六乡的百姓在他们后面，也得以同三公一样尊贵，为什么呢？大概外朝的设置，正是为了询问民众。君王将要询问他们，那么三公引导他们到前面而正对君王，君王得以亲自询问，他们在三公后面是适宜的。以乡老来看，二乡则公一人，公在前面而众庶跟随在后面，也是适宜的。唯独让州长率领他们，大概他们平日属民读法而劝诫他们向来如此，民众所听从而不敢违背的。至于群士在孤卿大夫后面的，乃是上士、中士、下士，而不是士师以下的官员，这是明显的。王朝的官员，上有孤卿大夫，下有元士，这是常理。哪有士师得以参与其后，而元士反而不在列的道理？元士在孤卿大夫后面，那么府史胥徒在诸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