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十五　　　　宋　王与之　

译“直”字意为建立邦国、保全邦国。从“和”的角度来说，看不出它能使邦国建立的成效；从“建”的角度来说，看不出它能使邦国保全的实质。所以既说“和”，又说“建”和“保”。至于教典中教化百姓，有时顺应百姓自然的本性来教化，有时违背百姓不顺从的本性来教化，因此不超出安抚与扰动的范畴。至于政典不过是平息不平之事，刑典不过是责问有罪之人，用意也是如此。所以刑典都说是责问邦国，政典都说是平息邦国。

译拿着天下的土地地图，全面知晓九州地域的广度和长度。郑玄说：“周，是周遍的意思。”九州：指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郑锷说：“马融说，东西方向为广，南北方向为轮。广是指横向而言，轮是指纵向而言。《王制》说东西长而南北短，因为它长所以称为广，因为它短所以称为轮。通过地图来考察其广度和长度，那么有的地方相距千里之远，有的地方相距千里之近。凡是舟车能够通达、人迹能够到达的地方，都可以计算统计了。”

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

郑锷说：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合起来是五类地形的名称，分开则是十种等级的差异。不辨别它们的名称，就无法区分它们肥沃贫瘠、干燥潮湿的不同；不辨别它们的物产，就无法知道它们红、黑、黄、白等不同颜色的土壤。不依据这幅地图，怎么辨别呢？山林只是一个统称，山包含土石的含义，林则根据其中的竹木来命名。水流入沟渠成为川，就会流动直到大海；泽则是积水而不流动。《诗经》说：“登上那山丘”，那么丘就是大的。又说：“在那中陵”，那么陵就是小的。坟，是小山崖；如《诗经》所说：“沿着那汝水边的坟”。衍，是低平之地。《左传》所说的“衍沃”，原，是高而平坦的地方；隰，是低而潮湿的地方。《尚书》说：“原隰底绩。”《诗经》说：“于彼原隰。”名称不同则物产不同，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物产，就知道它们适宜种植什么了。

并且辨别邦国和都鄙的数量，制定它们的疆界，并挖掘沟渠、堆筑封土来标记。

郑锷说：王畿以外的地方可以建立邦国，王畿以内的地方可以建立都鄙。它们的数量就像《王制》所说：王畿以内有九十三国，王畿以外一州有二百一十国。不辨别它们的数量，那么土地就不足以容纳这些国家；而土地到了不足的地步，国家就不能安居。如果土地有余……林氏说：制定邦国的疆界，是根据地理来制定的，有五百里到百里的区别；制定都鄙的疆界，是根据户数来区别的，有上等到下等的区别。黄氏说：凡是邦国和都鄙都为之划定界域、挖掘沟渠、堆筑封土。郑玄说：千里称为畿，这是不对的。小司徒校正其疆界的封土。郑玄说：畿是九畿，这也是不对的。九畿的划分早已确定，不需要等到建立邦国之后才来校正。《诗经》说：“薄送我畿”，畿就是边界的意思。

郑康成说：“沟，是挖掘土地作为阻碍和坚固的屏障；封，是堆起土堆作为边界。”贾氏说：沟封，是指在疆界之上挖掘沟渠，在沟渠之上堆筑封土和树木，作为阻碍和坚固的屏障。郑玄说：封是堆起土堆作为边界，意思是挖掘沟渠时挖出的土堆在岸边，就都作为封土。史氏说：“邦国的数量辨别清楚了，然后制定它们的畿来限制它们，制定它们的疆来守卫它们，深挖池塘作为沟渠，高筑壁垒作为封土，百姓接受土地居住，生养送死都没有遗憾，这就是所说的先成就百姓。”

我认为：这只是从王畿推广到诸侯邦国罢了。凡是都城所在的地方，称为畿疆，挖掘沟渠、堆筑封土，使各自有限定的区域，不得互相侵犯。

设立社稷坛的围墙，并树立田主，各自按照其郊野所适宜种植的树木，从而命名其社和其郊野。

郑康成说：“社稷，是后土和田正的神灵。”贾氏说：“《孝经纬》说：社，是五土的总神。因为勾龙出生时担任后土官，对土地有功，死后配享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适宜五谷。稷，是五谷之长，立稷来标示神名，所以称为稷。弃担任尧时的稷官，建立耕种之事，对百姓有功，死后配享稷而食，称为田正。所以说社稷是后土及田正的神灵，是并列而言的。”

我认为：《祭法》记载，共工氏的儿子后土，能够平定九州，所以祭祀他作为社。厉山氏的儿子叫农，能够种植百谷，所以祭祀他作为稷。以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勾龙，担任后土，后土就是社稷的田正。烈山氏有个儿子叫柱，担任稷，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担任稷，从商朝以来祭祀他。杜佑认为商汤因为旱灾迁走了柱，而用周弃代替他。想要迁走勾龙，没有可以继承的人，所以停止。到了周朝祭祀社，是为了安定土地，而配享勾龙；祭祀稷，是为了报答功德，而配享后稷。这就是所说的“有废弃它的，没有人敢举起；有举起它的，没有人敢废弃”。

郑玄说：壝，是土坛和埓（低矮的土墙）。贾氏说：是指在宫门之外右边设立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在庙门之屏设立胜国之社稷，其外又有壝埓在四面。我认为：壝，是堆积泥土使之增高。史氏说：不建房屋而筑坛。贾氏说：封人说设立王的社壝，那是因为他官职卑微，主要负责设置；大司徒官职尊贵，只主管其制度而已。

郑玄说：田主，是田神，是后土、田正所依附的对象。诗人称之为田祖。贾氏说：树立田主，是指在籍田之内，依靠树木作为田主。郑玄说田神，是指《郊特牲》说先穑与神农是一回事。郑玄的意思是以田主为神农，那么就没有后土及田正的神灵，只是以神农为主。祭祀尊神可以波及卑神，所以让田正、后土二神依附于它，同坛共位。田正就是《郊特牲》中的司啬。郑锷说：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有社稷。农民之所以祈祷报答，是因为有先农。所以坛壝不可以不设立，田主不可以不树立。

我认为：设立

译田主，是让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归向的地方，这是先王凝聚人心的关键所在。

译薛氏说：“《祭法》中说：‘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社坛，称为大社；为自己设立社坛，称为王社。诸侯为国内百姓设立社坛，称为国社；为自己设立社坛，称为侯社。大夫及以下官员聚集在一起设立社坛，称为置社。提到社，稷就包含在其中了。’所谓‘各’字，是为邦国、都城、边邑设立的。贾氏说：‘各’字，是总括邦国、都城、边邑以及天子而言。我按语：关于社稷等说法，见《封人》篇。”

郑氏说：所宜种植的树木，是指松、柏、栗。如果用松树作为社树，那么就叫作“松社之野”。

王氏说：各地根据其原野所宜种植的树木，那么新来的百姓想要种植什么，不用商量就知道土壤适宜什么；公家想要征收什么，不用查看就知道树木出产什么。

用土防之法来辨别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

郑康成说：这是会计统计的意思。项氏说：总括统计天下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确定它们的数量，然后分配它们所生长的物产。有人认为这是统计土产物产的多寡，有人认为这是统计贡税的方法，这都是关于土产适宜的说法，而不是所谓的土防。郑景望说：“会”应读作会聚的“会”。《尚书序》说：九州的志书称为九丘，丘就是聚集的意思。说的是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长的物产和风气所适宜的事物，这正是土防的含义。黄氏说：土防之法，天下的土地不出这五种，邦国、都城、边邑都包含在其中，并且划分田野，这些都是可以防范管理的。贾氏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以及百姓的生计，都因地气感应不同，所以形态类别有差异。又因为百姓赖以生存取自动植物，所以先说物产，后说百姓。

第一种：山林，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毛类动物，那里的植物适宜生长皂类植物，那里的百姓毛发浓密且形体方正。郑氏说：毛类动物，是貂、狐、貒、貉之类，毛色杂乱的动物。

郑司农说：植物是根生的类别，皂类植物是柞树、栗树之类，现在世间把柞树的果实称为皂斗。史氏说：皂类植物的果实有毛，像橡栗之类。项氏说：方正是指坚劲的样子，山林之人习惯于风霜险阻，适宜他们坚劲。史氏说：生长在林中，得到山林的特性，林麓阴翳，虽然荒野却充盈。

第二种：川泽，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鳞类动物，那里的植物适宜生长膏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肤色黑且润泽。郑氏说：鳞类动物，是鱼、龙之类；“膏”应当是“橐”字的误写。莲、芡之类，有橐包裹。贾氏说：莲、芡是川泽所生，所以知道是莲、芡的果实，都有外皮包裹其实。黄氏说：膏类植物，是桐、漆之类。郑康成说：津，是润泽的意思。史氏说：生长在川泽，得到川泽的特性，水气熏染，虽然黑却润泽。

第三种：丘陵，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羽类动物，那里的植物适宜生长核类植物，那里的百姓专一且身材修长。

郑氏说：羽类动物是翟、雉之类，核类植物是李、梅之类，专是圆的意思。史氏说：专一且修长，生长在丘陵，得到丘陵的特性，穴居所生，虽然局促却修直。

第四种：坟衍，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介类动物，那里的植物适宜生长荚类植物，那里的百姓白皙且瘦弱。

郑氏说：介类动物，是龟、鳖之类，水居陆生的动物；荚类植物，是荠荚、王棘之类。贾氏说：荠荚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皂荚，大概误说成“皂”，应当说“荠”。王棘就是《士丧礼》中说“王棘若择棘”的那个。棘虽然没有荚，大概树的枝叶与荠荚相似，所以一并提及。史氏说：荚类植物蔓延生长，有荚像荠、棘之类。郑康成说：晳，是白；瘠，是瘦。史氏说：生长在坟衍，得到坟衍的特性，平土所滋养，虽然白却癯劲。

第五种：原隰，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裸类动物，那里的植物适宜生长丛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肉厚且矮小。

王氏说：郑氏把虎豹之类当作裸类动物，这正是所谓的毛类动物，裸类动物应当是指蛙、蚓之类。然而郑氏所说的出于《考工记》，不知道《考工记》所记载的依据是什么。史氏说：是蚯蚓一类。

郑康成说：“丛类植物是萑、苇之类。史氏说：草的丛生像葭、荻之类。丰，是厚；庳，是短。史氏说：生长在原隰，得到原隰的特性，湿气濡染，虽然肥厚却清短。

郑锷说：土地各有偏颇，那么生物各有适宜。曾经考察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并参合五行的性质，知道五种土地所适宜的无非是五行偏胜的结果。山林属木，川泽属水，丘陵属火，坟衍属金，原隰属土。偏于木的，所以动物是毛类，植物是皂类，都是木气。百姓毛发浓密且形体方正，不是木的形状吗？偏于水的，所以动物是鳞类，植物是膏类，都是水气。百姓肤色黑且润泽，不是水的浸润吗？丘陵是积土而成，而火则生于土。丘陵之势，都高峻向上，得火的性质较多。鸟以羽毛飞翔，都是火的腾升；树木有核，都是火的就燥。百姓专一是火性的圆，百姓修长是火形的锐利。丘陵不是火吗？坟衍靠近水，但不是水，是金靠近水。土生金而金生水，坟衍之地得金的性质较多。物以甲壳生长，是金的刚硬；物以荚壳生长，是金的芒利。百姓白皙是金色的白，百姓瘦弱是金形的薄。坟衍不是金吗？至于原隰，则是积土而高平下湿之地。裸类动物得土

译（草木）具备土的性质，所以它们的生长缓慢迟滞，形态显露于外；丛生的草木获得土的性质，所以它们的枝条繁茂兴盛，叶片舒展通畅。百姓高大健壮，是因为土地深厚；百姓矮小短促，是因为土地浅薄。防止水土流失的方法，将土地分为五个等级，这大概也是五行性质的体现吧？

译因此，对于这五种物产，它们是百姓的常情，所以施行十二种教化。

王氏详细解释说：“上文说五种地，这里说五种物，大概从形态来说叫地，从地所生长的来说叫物。”

我按语说：风土所生长的，山川所孕育的，刚柔、轻重、缓急，随着各地的适宜情况，习俗不能不不同，性情不能不偏颇。既然说顺应它们的常情，那么不改变他们的习俗是可以的。又说施行十二种教化，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圣人用我们的教化去顺应百姓的习俗，用我们的道理去补救习俗的偏颇，顺着他们安适的地方而为他们制定节度文饰，顺着他们的本性而为他们引导通达。像陈楚之地相信巫术、重视祭祀，就顺着他们教以祭祀的礼仪，那么习俗就没有淫祀了。秦国专门崇尚勇力，就顺着他们教以阳礼，那么习俗就不争斗狠戾了。卫国习俗沉溺于淫乱，就顺着他们以阴礼教以亲爱，那么百姓自然不怨恨。魏国习俗对恩惠简略，就顺着他们以乐教以和谐，那么百姓自然不背离。奢侈欺诈的人，引导他们以辨别等级的礼仪；轻浮薄劣的人，展示给他们以教以安定的道理；粗野剽悍的人，裁抑他们以出自内心的准则；背弃道义的人，告诫他们以互相体恤的誓言。因为他们有奢侈褊狭的风气，就用法度来教以节制；顺着他们有耕种的风气，就用世事来教以才能。《王制》所说的统一道德以同风俗，推究其根本，实在就在这里。

郑锷说：《王制》说：“广阔的山谷和大的河流，制度不同；百姓生活在其中，习俗不同；刚柔、轻重、迟速，标准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作不同，衣服适宜不同。修明他们的教化，不改变他们的习俗；整齐他们的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适宜。”我曾经疑惑施行教化的意思，正是想要移风易俗，现在却有“不改变”的说法。等到看到司徒依据五种物产，这是百姓的常情而施行十二种教化，然后才知道所要移风易俗的，是民风中的薄恶；所不改变的，是土地所适宜的。大概出生在五种地，显现于五种物，习以为常。所谓俗，就是百姓；不顺着他们所适宜的来教化，想要移风易俗来教化他们，正好是扰乱他们。设立教化的意思，正不是这样。又说：五种地虽然不同，而教化的条目十二种则是相同的。

第一，用祭祀的礼仪教以恭敬，那么百姓就不苟且。

贾氏说：“祭祀是用来追思供养、继承孝道的，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死者尚且恭敬，那么侍奉在世的亲人就不会苟且了。”【○郑锷说：祭祀的礼仪，是春秋祭祀按时思念的礼仪。百物既已齐备，夫妇斋戒沐浴，穿着盛装奉承而进献。站立时恭敬，以谦卑；进献时恭敬，以愉悦；荐献时恭敬，以渴望。他们知道这种恭敬，如同看见所祭祀的人，怎敢有苟且之心呢？】

第二，用阳礼教以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争夺。

郑锷说：“阳礼，是乡饮酒的礼仪。以谦让为主。设置宾主，以象征天地。设立三位宾客，以象征三光。三次作揖然后才到台阶，三次谦让然后才登堂。谦让三次，象征月亮三日而成魄。所以达到尊让的目的。他们知道这种礼仪，尊重所谦让的人，怎敢有争竞之心呢！”

第三，用阴礼教以亲爱，那么百姓就不怨恨。

王昭禹说：“阴礼，就是婚姻之类，因为它属于内事，所以叫阴礼。男子生下来就希望为他成家，女子生下来就希望为他立室。先王的教化，让百姓乐于他们所希望的罢了。男女以正道结合，婚姻以时进行，谁会有怨恨呢？”

第四，用乐礼教以和谐，那么百姓就不背离。

杨氏说：律吕小大之称，比拟终始之序，以象征事行的施行，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都形见于音乐，那么音乐自有其礼仪了。不相夺伦，所以教以和谐。所以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一同听乐，就没有不和敬的；在乡党族里之中，长幼一同听乐，就没有不和顺的；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一同听乐，就没有不和亲的。【○郑锷说：百姓的暴戾，〇不中节，是因为不知道和谐的道理。一定要用乐礼来教化他们，春夏之〇诵，常御之琴瑟，防止血气心知的偏失，恢复喜怒哀乐之常，使他们刚强不怒，柔弱不慑。他们知道这种礼仪，不敢片刻不和，怎会有乖戾的行为呢？】

第五，用礼仪辨别等级，那么百姓就不逾越。

刘执中说：“五礼的仪节，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所以尊卑的仪节确立，那么臣不敢僭越他的君；亲疏的仪节确立，那么子不敢违逆他的父；长幼的仪节确立，那么弟不敢凌驾他的兄；夫妇的仪节确立，那么男女不敢乱于他们的职守。”【○郑锷说：“百姓逾越礼制而僭拟无度，是因为不知道上下的等级罢了。想要他们不逾越，一定要用礼仪来辨别。设置诸侯五仪，诸臣五等之命，使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为节度。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数而为之辨别，那么百姓谁敢逾越制度呢？”】

王昭禹说：“乐统同，礼别异。同与天地合其和，异与天地合其序。用乐礼教以和谐，所以为同；而担心不能别异，所以用礼仪来辨别。圣人依据这个来确立天下的礼仪，推广这个来辨别天下的等级，这就是百姓不逾越的原因。”

第六，用习俗教以安定，那么百姓就不轻率。

郑康成说：“俗，指土地所生长习以为常的。”愉，指朝不谋夕。○易氏说：“有宫室、坟墓、衣服的习俗，有兄弟、师儒、朋友的习俗，安于本俗，人伦自然深厚。”【○王昭禹说：“生于山陵的人安于山陵，长

译对于生活在水边的人，他们安于水居；越地的人安于越地的生活，楚国的人安于楚国的生活，凡是因习惯而安于其处的，就叫做风俗。先王也各自根据当地适宜的情况来教化百姓，使他们安于其处，那么百姓就会各自顺从自己的心愿，而没有苟且偷生、侥幸免祸的念头，轻浮浅薄的祸患，也就不会自行产生了。」○郑锷说：「百姓之所以苟且偷生而没有长久安居的念头，常常到了早晨不谋划晚上的地步，是因为不知道安居故土的乐趣。如果用当地的风俗来教化他们，依据风俗的适宜之处，使他们知道中原和四方夷狄各自有安居之所、和谐的味道、适宜的衣服、便利的工具、完备的器物，各自安于其风俗的缘故，那么谁还敢有苟且偷生的念头呢？」

译第七，用刑罚来教导民众遵循中道，那么民众就不会凶暴。

郑锷说：“民众之所以放纵凶暴，用灾祸危害邻里亲族，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回归中道。用刑罚来教导他们，展示五刑的禁令，以警示他们行为的偏差，那么他们怎敢做出凶暴的行为呢？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尚书》说：‘皋陶明辨刑罚，而说狱官制定百姓的刑罚要合乎中道，以此来教导恭敬的德行。’那么刑罚是可以用来教导中道的。”

第八，用誓约来教导民众互相体恤，那么民众就不会懈怠。

黄氏说：“祭祀有誓约，军旅有誓约，体恤就是忧患，使人们忧患其事。”《诗经》说：“众多征夫，常常担心赶不上。”郑锷说：“民众之所以倦怠不勤，看到他人危难不奔赴救援，是因为不知道困顿体恤的道理。必须用誓约来教导他们，设立誓戒的言辞，用乡党的情义训导他们，使他们患难时必定互相救援，疾病时必定互相扶持，出入时必定互相友爱，守望时必定互相帮助，生死不相背离。在那患难之际，披头散发、帽带系结就前往救援了，怎敢有懈怠之心呢？”史氏说：“誓约是用来警戒并归于体恤的，体恤就没有怠慢命令而致期限的问题了，懈怠从何产生呢？”

第九，用法度来教导民众节制，那么民众就会知足。

郑康成说：“度，指的是宫室车服的制度。”王昭禹说：“用法度教导节制，那么衣服有制度，器械用具有适宜，贵贱有常，尊卑有等级，威服民众都安分而没有非分之想，所以能知足。”郑锷说：“民众积聚财货，常常有不足的感叹，是因为用财没有节制。必须用法度来教导他们，设立用财的法度，富有者不超过礼制，贫穷者也要符合礼制。他们知道多寡有法度，怎敢没有自足之心呢？”

第十，用世袭的职业来教导民众才能，那么民众就不会失职。

郑康成说：“世事，指的是士、农、工、商的职业。”贾氏说：“《齐语》中管仲说：‘士的儿子常做士，工的儿子常做工，商的儿子常做商，农的儿子常做农。从小习以为常，内心安定，这就是世袭的职业。’父祖所从事的行业，子孙继承并实行，不失去本职。”

第十一，用贤能来制定爵位，那么民众就会谨慎修德；第十二，用功绩来制定俸禄，那么民众就会兴起功业。

郑康成说：“庸，就是功。”郑锷说：“贤能有大小，爵位有尊卑。用贤能来制定爵位，那么贤能大的爵位尊贵，贤能小的爵位卑下。爵位与贤能相称，民众知道凭借贤能获得爵位，怎不谨慎修养自己的德行呢？功绩有大小，俸禄有厚薄。用功绩来制定俸禄，那么功绩大的俸禄丰厚，功绩小的俸禄微薄。俸禄与功绩相称，民众知道凭借功绩获得俸禄，怎不勉力兴起自己的功业呢？制定得适宜，在于在上位的人罢了。前十项都说教，这两项不说教，大概是显示教化的意图，不是名义上的教而是实际的教。解说者说司士用德行诏告爵位，用功绩诏告俸禄，这里用‘制’来说，为什么呢？大概诏告是告知。群臣已有这样的德行和功绩，应当得到这样的爵位和俸禄，只是用言语告知君主罢了。至于教化民众的方法，随宜轻重，以示劝诱，所以都说‘制’，那么权力归于上位者了。十二教的次序，先祭祀其次礼乐，所谓先用恭敬谦逊引导，再用礼乐教导。最后以爵禄结束，那么教化完成而任用贤能，能使民众知道行善的回报吗？”史氏说：“让民众推举贤人，派出去让他们做长官；让民众推举能人，派进来让他们治理，那么教化就完成了。”

郑锷说：“舜的时候，司徒所施行的是五教，而周朝则是十二教，大概没有五品就没有十二教可施行，没有十二教也无法训导五品，与契所敬敷的五教，实在是互为表里的。”

根据土地适宜的法度，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称和物产，以辅助民众选择居所，从而知道利害，以兴盛人口，以繁衍鸟兽，以培育草木，以承担土地的事务。

郑锷说：“有人说尧的九州，舜开始分为十二州，从夏商以来又恢复为九州很久了，所以职方氏所载的是九州，土宜之法所辨别的是十二州，为什么呢？我听老师说过：天有十二次，是日月运行的区域，地有十二土，是王公建国的地方，所以分野的占卜，星纪对应吴越，玄枵对应齐，娵訾对应卫，降娄对应鲁，大梁对应赵，实沈对应晋，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鹑尾对应楚，寿星对应郑，大火对应宋，析木对应燕，司徒所辨别的，大概是根据分野所隶属来辨别罢了。”刘氏说：“十二土就是十二州，每州各有适宜，如职方氏所掌管的那样，周朝虽然将十二州合并为九州，但原本沿袭尧析分十二州的旧制，所以职方氏遵从当时天子的制度，正定其名，而大司徒则依据上古的法度来教化民众。”王昭禹说：“十二土既然区分了东西南北的不同方位，那么阴阳之气就不能没有有余不足的偏胜，其地形有高下肥瘠的不同，其性质有美恶的区别，那么土地所适宜的自然就不一样了，因此制定度数，来计算土地，这就是土宜之法。”王氏说：“名是用来命名土地的，如丘陵、坟衍、原隰之类；物是用来描述土地颜色的，如青黎、赤埴、黑坟之类。”杨氏说：“所谓名，就是青黎、赤埴之类；所谓物，就是各种动植物之类。”

郑康成说：“相，是观察。阜，就是兴盛。蕃，是繁衍。育，是生长。任，是说就地所生，因

译民所能做到的。」

郑锷说：万物生长在土地上，而土地的性质各有其适宜之处。依据土地所适宜的特性，确立为一定的法则，那么万物的名称和类别就都可以辨别清楚了。土地是用来供人民居住的，然而人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却有利害的不同。居住的有利之处，比如公刘迁都到豳地，人民就众多繁衍，顺应宣导而没有长久的叹息；居住的有害之处，比如晋国迁都到新田，人民就沉溺于重膇病而患有疫病。辨别万物的名称和类别，以观察其阴阳，知道其有利之处就使人民安居于土地而不迁徙，知道其有害之处就使人民避开危害而趋向有利。凭借这种方法来使人民富足，那么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就会富足而兴盛；凭借这种方法来使鸟兽繁殖、草木培育，那么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鸟兽草木就会繁多而茂盛【○易氏说：鸟兽就是《土防》所说的动物，草木就是《土防》所说的植物，《土防》只是加以辨别罢了，土地适宜就各自依据其适宜之处，然后才可以繁殖培育它们。○李景齐说：舜帝所说的“使我上下草木鸟兽都顺从”，夏代所说的“鸟兽鱼鳖都顺从”，《灵台》篇中德行惠及昆虫，《行苇》篇中仁德惠及草木，都是这个意思】。凭借这种方法来从事土地事务，那么土地所承担的任务就能得到恰当的安排【○贾氏说：用来从事土地事务，就是辨别十二种土地的职事，让人性居住其中。郑玄说：依据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顺应人民所能做到的。土地所出产的物品不同，人民所依赖的事业也有差异。如果居住在山中的人，利用那里的金玉锡石、禽兽材木；居住在沼泽的人，利用那里的鱼鳖；居住在平陆的人，利用那里的田地，这就是所说的依据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顺应人民所能做到的而居住在那里。○郑锷说：《小司徒》篇说规划土地并划分田野，那叫做从事地事；这里运用土地适宜的方法，来观察人民的住宅，就叫做从事土事。大概土地是一样的，但地事是指耕种庄稼的事，而土事则是依据土地特性征收贡赋的事。《载师》篇有依据土地征收贡赋的方法，也是依据土地所出产的物品来征收贡赋罢了。先儒认为这是指城墙、道路、桥梁等土木工程的事，是不对的】

译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了解适宜种植的作物，以此教导百姓耕种庄稼、栽培树木。

郑康成说：“壤也是土。因为万物自然生长，所以称为土，‘土’有吐出的意思；因为人们耕种并栽培树木，所以称为壤，‘壤’有和缓的样子。”【郑锷说：“壤是用来种植作物的。然而谷物在这种土壤中种植，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比如兖州的黑色肥土，青州的白色肥土，徐州的红色黏土，荆州的泥涂，豫州的肥土与硬土，梁州的青黎土，雍州的黄壤，有的适宜种稻，有的适宜种麦，有的适宜种五种谷物，有的适宜种三种谷物。如果不了解什么适宜，怎么教导百姓耕种？周人用辨别土宜的方法，既区分了名称，又区分了物产，这就是土壤不同的原因。”】贾公彦说：“分别万物生长的情况，了解所种植的作物，于是教导百姓春天耕种、秋天收获，种植树木，栽培黍稷。”【郑康成说：“艺就是移栽。”】

用土均的法度，辨别五类土地和九等等级，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以此确立百姓的职责，以此命令地方进贡，以此征收财赋，以此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

郑康成说：“均就是平。”王昭禹说：“物产生长的适宜与否，物产的有无，道路远近，赋税贡品的多少，如果没有法度来均衡，就不能使之正当。这就是土均法度设立的原因。”【易氏说：“均衡它，是用颁授田地的法度推演：上等土地，每家百亩；中等土地，每家二百亩；下等土地，每家三百亩。中等土地是上等土地的两倍，下等土地是上等土地的三倍，而土地所获得的收成都与上等土地相等。用五物九等来制定土地赋税，也是这个道理。”】

王昭禹说：“通过辨别五类土地，那么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所适宜的情况，都可以知道；通过辨别九等等级，那么九州田赋上中下的不同，以及土地的美恶高下，都可以知道，然后才可以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郑锷说：“有人说《禹贡》中冀州的中中，兖州的中下，青州的上下，徐州的上中，扬州的下下，荆州的下中，豫州的中上，梁州的下上，雍州的上上，这九等的区别，都是财赋高低的原因。这里说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必须辨别九等，如果不是《禹贡》的九等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草人改良土壤并施肥播种。有骍刚、赤缇、坟壤、渴泽、咸泻、勃壤、埴垆、疆防、轻爂，都是土壤肥瘠的不同。要制定土地赋税，这九等土地不能不辨别，应当采纳先儒关于草人的说法才是正确的。”】王氏说：“征是贡赋税敛的总称。”

我按：民职就是大宰的九职，用土均来确立，那么根据他们的职责来献纳功绩，不是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就不索取。地贡就是大宰的九贡，用土均来命令，那么根据他们的土地来进贡，不是他们拥有的就不索取。财赋就是大宰的九赋，用土均来征收，那么根据他们的财力来充实赋税，不是他们适宜的就不索取。如果百姓不勤勉劳作，劳累超过限度，就不会有黍稷，所以出自民职的必须通过劳作才能完成。有土地就有贡品，有财力就有赋税。并且命令他们来进献，征收他们来聚集。然而这些法度由大宰、司徒确立，担心它们不均衡，所以用土均来均衡协调。郑注既把民职作为九职，而农九谷已经在其中，又把地贡作为九谷的贡品。昭禹又把贡赋合为一，认为用下供上叫贡，以上敛下叫赋，恐怕不一定如此。

王氏说：“民职、地贡、财赋，就有政事了。然而远近多寡的不均衡，先后缓急的不整齐，不是政事的完善。于是用土均来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郑锷说：“不仅均衡王畿千里之内，又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使四方统一于公平。”】黄氏说：“这些都是土均的职掌。土均调和邦国都鄙的政令刑禁，以及施舍礼俗、纲纪祭祀，就是司徒所说的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调和所以均衡协调，土均的法度本于司徒，而特别在正职中体现，因为它有关系。”

用土圭的法度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中心。太阳在南边则日影短，多暑热；太阳在北边则日影长，多寒冷；太阳在东边则日影偏西，多风；太阳在西边则日影偏东，多阴湿。冬至日的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大地中心。

史氏说：“虞代用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寻求天的中心；周代用土圭校正日影，寻求地的中心。处于天地中心的称为中国，先王建国之所以用心于此。然而必须用玉制作，因为玉温润廉洁，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以同类求同类。”

郑康成说：“土圭用来观测四季日月的日影，测就是度量。不知道广阔深浅，所以说测。”郑司农说：“测土深，指南北东西的深浅。”【王氏说：“土圭的法度，用来度量天的高，四方的广，测土的深。举出测土深，那么天和四方就可以知道了。”郑锷说：“凡是土地的远近里数，侵入就称为深。土圭长一尺五寸，日影在地面上千里相差一寸。一尺五寸的土圭，就可以探测一万五千里。而地与星辰在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所以用半三万里的法度来测量。”我曾经从老师那里听说土圭测日的方法，现在记载于此。冬夏两至，白天漏刻正中，立一根表作为中心，东西南北各立一根表。选取中心表，都以千里为比率，表则各以八尺为尺度。在表的旁边

译树立一尺五寸高的土圭。日南，就是南方的表。白天日影正中时，中央表的影子已经和土圭一样长，而南方的表在表南得到一尺四寸长的影子，短于土圭的长度，这是因为该地相对于太阳更偏南，所以影子短。南方偏向阳气，由此可知该地多暑热。日北，就是北方的表。日影正中时，中央表的影子已经和土圭一样长，而北方的表在表北得到一尺六寸长的影子，长于土圭的长度，这是因为该地相对于太阳更偏北，所以影子长。北方偏向阴气，由此可知该地多寒冷。日东，就是东方的表。白天日影正中时，中央表的影子已经端正，而东方表的影子已经偏移，这是因为该地相对于太阳更偏东，所以白天却出现了傍晚时的影子。箕，是东方的星宿，箕星喜好风，由此可知该地多风。日西，就是西方的表。白天日影正中时，中央表的影子已经端正，而西方表的影子还未到正中，这是因为该地相对于太阳更偏西，所以白天却出现了早晨时的影子。毕，是西方的星宿，毕宿喜好雨，由此可知该地多阴湿。阴湿虽然不一定下雨，但阴湿则有下雨的征兆。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偏向一方，不是建立王国的地方。

译我考证认为，这即是《明疏》所说的内容。考察《洛诰》，只提到占卜河朔、黎水、涧水、〇水，只有洛地吉兆而已，从未听说在千里之外设置四表。《疏》又说现在颍川阳城县周公测量日影的地方，古迹尚存，不知四方立表的遗迹究竟在哪里呢？这不足以采信。日月运行，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日影相互交错，则有可以观测的道理。所以测定日影必须在冬夏两至，如今建国测量日影，只在夏至而不在于冬至，因为冬至日影长达三尺，超过了土圭的规制，不如夏至之日，白天漏刻的一半，立八尺的表，表北日影一尺五寸，正好与土圭相等，这就是地中，所以在这个时候树立表，用圭来测量。假如表北日影得一尺四寸，这是地对于太阳偏南，日影短于表，南方为阳，粤地常多暑热。假如表北日影得一尺六寸，这是地对于太阳偏北，日影长于表，北方为阴，胡地常多寒冷。正中时表影已经偏西，这是地对于太阳偏东，属于傍晚的日影，东方靠近海边地势低洼，所以多飓风。正中时表影还未到正中，这是地对于太阳偏西，属于早晨的日影，西方靠近山地幽暗，所以多积雪。多者不得夫气之中，而偏胜之谓，日南日北，大概是假借来说明，以证明必然如下文所说，地中就没有偏胜的祸患。如果用四表来验证中表的端正，万一与土圭不协调，四方相距各千里之遥，必定不是顷刻之间所能获取防备的。如果错过了时机，地中何时可以求得呢？

天地所合之处，四时所交之处，风雨所会之处，阴阳所和之处。既然这样，百物丰饶安宁，于是建立王国在那里。

王昭禹说：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有余不足，都不是天地之中。只有得到天地之中，然后天地在这里相合。土气播于四时，所以生长收藏万物。一时之气不至，就会偏颇而成为灾害。只有得到天地之中，然后四时在这里交通。风用来散气，雨用来润物。偏于阳则多风，偏于阴则多雨。只有得到天地之中，然后阴阳调和而风雨按顺序到来。独阴不生，独阳不成。阴阳的调和不成，就会反过来伤害形体。只有得到天地之中，就没有愆阳伏阴，阴阳调和而不违背。合从形体来说，交从顺序来说，会从时机来说，和从气机来说。这样就没有乖戾之气，没有疵疠之灾。有生命的得以顺遂，有形体的得以养育，万物丰饶安宁，用它来建国，正合适了。

郑锷说：“拥有天下的人，必定建立京畿作为根本，然后建立邦国，营造都鄙。大司徒的职责，大概是周公记载他制作洛邑的制度，因为他掌管天下的土地，因而记载建国的法则罢了，并不是说常有建国之事。”

制定它的京畿方圆千里并封植树木

郑锷说：不到千里不足以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以制定洛邑的京畿方圆千里，取法于日中径圆的样子。○郑康成说：树是树木，沟上用来标示辅助阻碍坚固。

凡是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它的土地，而制定它的疆域。

史氏说：“土圭的方法，用来测量土的深浅，校正日影。前面说校正日影的方法详细了，现在这里说测量土深浅的方法。土地的肥沃贫瘠，正是以深浅来说的。凡是挖土到深处，没有不有沙砾石碛的，只有土面有腻土则肥沃。土肥沃则所生的物产美好丰腴了。土圭测量它的深浅，而知道它的肥沃贫瘠，而为公侯伯子男封疆的等差。下面必定说食，是以土所产的来说。”○《易》氏说：“这所谓‘土其地’，只是依仿王国的方法，来定东西南北的形势，然后为它制定大小广狭的封疆，如此而已。并不是说百里至五百里而分别测量日影的长短。”

诸公的土地，封疆方圆五百里，其中食用的占一半；诸侯的土地，封疆方圆四百里，其中食用的占三分之一；诸伯的土地，封疆方圆三百里，其中食用的占三分之一；诸子的土地，封疆方圆二百里，其中食用的占四分之一；诸男的土地，封疆方圆百里，其中食用的占四分之一。

陈及之说：“王介甫认为孟子根据实封来说，周官则兼附庸来说。他的说法是对的，但辨析不详细。诸侯得到附庸，必定是有大功的人。如果成王给鲁公赐给山川土田附庸，宣王赐给韩侯他的追他的貊，奄受北国，因此成为伯。对召公说：‘赐山土田于周，受命而已。’孔子说：‘夫颛〇者，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那么颛防主东蒙地以附庸而属于鲁。推此而言，鲁以侯爵得到旁近附庸，小国地则广了。所以说：‘奄有〇蒙，遂荒大东。’然而周官所说，也根据有附庸的人来说，未必五等诸侯都这样。上下其制，所以分为五等土罢了。如果说凡诸侯受封者都有附庸，那么有功无功者就没有差别了。然而天下有附庸诸侯少，而无者多，大概是这样。上之政令有所属而不烦，下之职贡有所附而不废。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牧伯也；伯子男得附庸者，必”

译连帅也是。天下的诸侯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两位方伯来统领他们，用两位州牧来制约他们，用连帅来维系他们。上级对下级进行监察，尊位者统领卑位者，让大国亲近小国，小国侍奉大国，这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春秋时期，除了齐国和晋国之外，鲁国有邾国和鄫国，郑国有费国和滑国，宋国有萧国、滕国、凡国、陈国、卫国等，这些盟主和强国都统辖着各个小国。汉代的部刺史，唐代的按察使，本朝的转运使和副使，都是这种制度的遗留罢了。

译我按：此说以《孟子·王制》指实封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之，司农、东莱陆佃皆同。

陈君举曰：“所谓五等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过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改。大司马之法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由此观之，虽周亦三等也。而司徒举四封以言之，则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为公，以待加地之赏；损一男之地为男，以待削地之罚。盖所谓有功者取于闲田以禄之，削地者归之闲田以传考之。鲁锡附庸，而郑尝失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是已然。终周之世，若公若男，往往设而不封，故称公者一宋是已，自齐鲁皆侯也。虞公、虢公则尝为三公之后者耳。称男者二许、宿是已，自邾、莒皆子也。骊戎男则夷狄之长耳。今见于注，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礼、侯伯之礼、子男之礼。行人叙诸伯则曰：‘如诸侯’；诸男则曰：‘如诸子’。而司仪赞见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则周亦三等，较然着见矣。先儒谓周公斥大九州，更置五等，妄也。强干弱枝之道，虽圣人不敢废。今天子之畿方千里，谓之万乘，而内诸侯颇食采于其中，顾于方五百里封公可乎？职方之制曰：‘凡邦国千里封公，则四公；男则百男。’盖假设言之，以是为建国之率。假如九州州方千里，大之封公不过四国，小之封男虽至于百男可也。是谓众建而少其力。苟如先儒之言，则汉七国、唐藩镇之祸作于周久矣。先王犹惧三等之势相差殊而不辑睦，是故公贡重，食之者半；子男贡轻，食之者四之一。其见于传，大国若卫，既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又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小国若鄫，则无赋于司马。虑之详矣。而说者不察，以为鲁颂奄〇蒙居常许，齐管仲记太公之赐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非百里所容也。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太公之封于齐，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鲁自东迁灭国不知其几，至孟子之时而后及此。曾谓周公实为之邪？鲁颂齐，管仲之言，则二国尝为州伯，至其后世常以为美谈也。愚案此说，谓司徒举四封言之，其实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薛常州之说，见《职方氏》。以四方周围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国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远。推而论之，则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于《王制》。惟男之地为不同，盖如是说，则男之地四方周围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于《王制》。所以陈止斋又谓益一男之地为公，以待加地之赏也。”

陈君举曰：“侯甸男邦采卫，大概方五百里则封侯，然五百里之中，亦或封男。成周之制，亦取其便利，非谓封侯之地不可封男，截然不乱。如书：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亦不如是次第整齐。”

愚案：封建里数，独《周礼》详言之。孔子仅言“道千乘之国”，至孟子时，周礼已亡，其详不可得而闻。孟子见战国争雄，壤地广袤，遂援周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与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将以抑当时吞并无厌之心。汉儒信之，故作《王制》，皆祖述其说，以为实事。如以为然，“千乘之赋”岂百里所能容？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礼》所载不为过也。“书”言“分土惟三”，安知非井田法？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三等，以此为封建诸侯之证，恐不可。余见《职方氏》、黄氏说。

陈及之曰：“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当从郑氏，谓地贡轻重之等，所以然者，以诸公之地方五百里，监五百里内附庸，其权甚重矣。权重则贡当重，所以制之也。诸男之地方百里，监百里附庸，其权甚轻矣。权轻则贡当轻，所以恤之也。制之则无骄汰之患，恤之则无削弱之忧。若以为小大多寡之别，郑子产

译为什么说：“郑伯只是男爵，却让他按照公侯的规格进贡，而不跟随晋国的赋税征调呢？”如果是王畿内的诸侯，那么贡赋的轻重等级是一样的，所以《载师》说：“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分之二。”子产也说：“地位低而贡赋重的，是甸服。”

译我按此说，认为这是关于土地贡赋轻重差异的解释。

郑锷说：“食者半”、“食参之一”、“食四之一”，是论述可耕种的土地。看《大司马》篇说：上等土地，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二；中等土地，可耕种者占一半；下等土地，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一。《司勋》篇又说：凡是颁赐赏地，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一，所说的“食”都是指可以耕种而获取粮食的土地罢了。五等诸侯的封地在王畿之外，不能像建立都城和边邑那样，去计算那些一易、再易的土地，只是总计其可耕种的土地。比如封公以五百里，必定计算其中可耕种的土地占一半；侯、伯封四百里、三百里，必定计算其中可耕种的土地占三分之一；子、男封二百里，必定计算其中可耕种的土地占四分之一。大概那些土地或许都是山川林麓，不足以养活其百姓；然而土地又不能全部耕种，所以根据爵位的高低来估算。德行尊贵者，国家大且俸禄厚，其百姓众多，所以可耕种与不可耕种的土地各占一半；德行卑下者，国家小且俸禄薄，其百姓稀少，所以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一，则不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二；可耕种者占四分之一，则不可耕种者占四分之三。先前儒者的说法有可疑之处，我不敢认为正确。

我按此说，认为这是关于土地有好坏等级的解释。

叶氏说：封疆广大而可耕种的土地少，是地势使然。郑众说包括附庸之地，郑𫖳又说一易、再易之地，必定满足国家用度之后才贡纳剩余部分，这更是荒谬的说法。况且即使是王畿千里，也不过是就封疆而言，哪里能全是可耕种的土地呢？陈君举说：古代子、男的小国，只能听命于侯、伯，侯、伯将其朝聘贡赋的数额归于天子。自从周代制度确立，子、男之国不能全部归并到京师，而后世却将判司、簿尉等官职全部归并到吏部，难怪事务繁多。周宣王中兴，也只是治理方伯、州牧而已。所以韩侯在韩，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齐，周代当时还有千八百个国家。如果一定要全部到京师，不仅不可行，其势必将导致烦扰，小国如何能承受？

林椅说：“五等之国，计算其封疆和都鄙，计算户数，五百里其可耕种者占一半，那就是二百五十里。四百里、三百里，其可耕种者占三分之一，那就是百三十里有余和一百里。二百里与一百里，其可耕种者占四分之一，那就是五十里。这计算可耕种者，大概是授田的实际数目，就像都鄙根据其户数来制定一样。都鄙根据户数来制定并划定其封域，其余的成年男子则由遂人授田。五等之君得以享用其可耕种的土地，其外部也就像遂人管理的其余成年男子一样。”

总论封建

林椅说：我私下认为，大司徒职方所汇聚的地图和数目，是根据土地和民人的品级来划分守土的，所以受田的制度见于都鄙，都邑的制度见于井牧。因此，封建始于井田，井田成于封建。大司徒凡是建立都鄙，制定其地域并挖沟筑封，根据其户数来制定。又县师凡是建立都邑，丈量其土地，辨别其物产而制定其区域。那么，家有百亩、二百亩、三百亩，只计算其户数来作为都邑，而都邑的大小起初不取决于土地，而取决于户数。至于五等之国，则是根据其封疆来说，而其可耕种的土地有差别。大概可耕种者，就像都邑的定数，其封疆之内也就像遂人管理的郊野。所以遂人有授予疆界的法则，而邦国的政事也以开垦田野为功劳。总之，田地按家计算而不必拘泥于井田，国家按四境计算而不提家。其定为五等之国，是为了端正大司徒划定的封域；其划分为九畿，是为了施行司马的政令；职分划分为九州，是为了成就九牧的维系。那些山林川泽不用于封赐，在大司徒的属官中，则有虞衡之官；在司马的属官中，则有山师、川师。大概邍师辨别其名物，而用于封邑的只有丘陵、坟衍、原隰这三种土地罢了。大略来说，中间是国家都城，外部是县鄙，都是实际确定而不可改变的。其间以乡来联结百姓，以遂来颁授田地，所以作为立法的首要，使之变通而不混乱。至于施行的方法，既有井田，又有牧田，以及区分土地的肥瘠、辨别其利害，大概不止一种方法罢了。传书说：“划定疆界用周人的法度，划定疆界用戎人的法度。”大概由此可见。

《周礼订义》卷十五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十六 宋 王与之 撰

凡是建立都鄙，制定其地域并挖沟筑封，根据其户数来制定。不易之地，每家百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郑康成说：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地，其边界称为都鄙，是所居住的地方。《春秋》传说：迁郑焉而鄙留【○贾氏说：这是说鄙所居住的地方不迁徙】○贾氏说：这是指三等采地。载师，家邑的田地承担稍地，那就是大夫的采地；小都的田地承担县地，那就是六卿的采地；大都的田地承担疆地，那就是三公的采地。亲王子弟与公同处而百里，次疏者与卿同处而五十里，次防者与大夫同处而二十五里。

我按：周公说到都鄙的地方很多，应当在司徒建立都鄙的文字中，详细阐明。大概根据载师来说，只是说大夫采地在王国的三百里，卿采地在王国的四百里，公采地在王国的五百里罢了，未曾明确说公卿大夫的采地各有几里。小司徒的注才开始总括地说，

译贾公彦在疏证中于是将制度确定为：公的封地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后世谈论礼制的人沿袭这一说法而不加改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与《王制》中所说的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制度不同了。

译王氏《详说》说：《王制》记载的是夏代的制度。文王的子孙，嫡系传承百代，文王的昭辈、武王的穆辈，以及周公的后嗣中有功德的人，都依次分封出去；而没有功德的人，也各自根据亲疏关系在王畿内享有采邑。假使周朝内部的诸侯与外部的诸侯分封土地完全一样，那么即使极尽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也不足以分封像螽斯那样众多的子孙，大概都有安置他们的办法。【○《图说》说：孟子说：天子的卿受封的土地比照侯爵，大夫受封的土地比照伯爵，元士受封的土地比照子爵、男爵。以八命的公、六命的卿，他们的土地比照九命；七命的公侯，以四命的大夫，他们的土地比照七命的伯；以三命的元士，他们的土地比照五命的子男。大抵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降低其命数而俸禄必定比照外部，那么名义上有所屈就而实际上有所供养；在外部任职的人提高其命数而俸禄不异于内部，那么名义上有所伸展而实际上有所守持。《载师》用宅田、士田来分配近郊的土地等级等说法，这就是所谓比照侯、伯、子、男的情况。士人受田很少，而近处的土地可以耕种，所以分配在近郊；公卿大夫的田地很多，非远处的土地不可，所以分配在县和疆界之地。这是周朝采邑的区别】。以武王的八个同母弟弟为例，虽然常说五位叔父没有官职，但所谓管、蔡、成、霍、毛这些人，也是他们的采邑。商朝的三位仁人，箕子、微子以爵位来说，而比干特别被称为王子比干，没有可以享用的采邑，其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试着用王畿内九十三国的数目来阐明：方圆百里的有九个，而三公的田地与三公退休的人占据其中六个，用来安置王子弟的只有三个；方圆七十里的有二十一个，而六卿的田地与三十人以及六卿退休的人占据其中十五个，用来安置王子弟的只有六个；方圆五十里的有六十三个，而二十七位大夫与二十七位大夫退休的人占据其中五十四，用来安置王子弟的只有九个。知道这些就知道夏商时期的内部诸侯较少，而周朝的内部诸侯较多，多少不同，其数目也就广狭不同，其分封的情况就明白了。

我按语：这里所说的享用采邑的数目，原本疏解五十里、二十五里的说法。我按语：周朝建立都城，郊外有封疆、沟渠树木作为坚固的屏障，内部有城墙、市场、朝廷、社稷、宗庙的区别，让他们早晚到王朝处理事务，而退朝后在家中用餐。他们的家不出王城，而都城和郊野却在三百里乃至五百里之内，就像百姓的乡里在国家之中，而在乡里受田。如果一定要回到采邑的都城，那么他们任职常常往返于数百里之外，在路上的日子多，在朝廷的日子就少了。要知道都城和郊野的主人，则由官吏居住，比如冉求做季氏的家宰，而后采邑受封的人不过得到享用其俸禄。这就是尹氏、崔氏，春秋之所以讥讽世卿的原因吧。

郑锷说：造，是建造而成的意思。《王制》说：凡是居住百姓，衡量土地来制定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百姓。土地、城邑、百姓居住，必须三者相称。○史氏说：封疆之所以用来阻止窥探，沟渠之所以用来禁止侵夺，然后房屋才能安居。○郑康成说：城郭中的住宅叫室。《诗经》说：进入这室居住，根据室的数目来制定，说的是制定丘甸之类。○黄氏说：建造都鄙与建立邦国不同。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土地而知其广狭，于是制定其疆域，安置应当授予的百姓，适宜必定有余地。建造都鄙，直接根据应当授予的百姓室数来制定土地，山川沟渠都豁除用以实地计算，固不使不足，也不使有余，所以下面出现易法【○陈君举说：这是制定城邑的土地制度，不是田制。一个城邑之内，就有肥沃贫瘠的不等，如果用百亩的土地拘束它，那么不足以容纳百里，不是用来作为城邑的方法。只有根据室数制定，所以确立不易、一易、再易的制度，田地则由遂人掌管】。

史氏说：不易的，土力厚，一年种一次；再易的，土力薄，两年种一次；三易的，土力更加贫瘠，三年种一次。易，是更迭种植的意思。再易是一倍于不易的土地，三易是两倍于不易的土地，而它们的产出不过，同为百亩的收获【○薛氏说：古代南北一步东西百步六尺为步，岁不易的是上田，农夫受上田百亩；岁一易的是中田，农夫受中田二百亩；岁再易的是下田，农夫受下田三百亩。一易、再易，不是苦于世俗所说的荒芜而不耕种。不易的，只是一亩三甽；一易的，二亩三甽；再易的，三亩三甽。所以爱惜地力如甽广一尺，甽高一尺。《诗经》所谓“十千维耦”的，耜广五寸，二耜为耦，合耕正得一甽。晋国作爰田，就不问一易、再易的土地，破坏其疆界甽沟，任由百姓自耕，不避水旱凶荒。到商鞅破坏井田，开辟阡陌，则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以前的南北一步，开辟为百步所以叫陌；东西百步，开辟为千步所以叫阡。开拓土疆，除去烦琐，让百姓在其中尽力。其用意大概认为田地越实，则兵力越增，而先王的意思就亡失了】○陈君举说：《王制》正义：农夫受田实际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

译只有三等，《大司徒》阐述了其纲领与实质，“不易、一易、再易”各自分为三等，那么九等土地的情况就显现出来了，不同的说法【○愚案：《左传》中不同的说法见于《小司徒》“九夫为井”之下，林氏的说法最为详尽】

译郑锷说：“遂人分配田地，土地百亩，莱地五十亩，直到莱地二百亩，这与上文所述正相同。然而都鄙中不易之地没有莱地，而遂地有莱地以利于上等农作，实际上是用莱地来巩固遂地的根本。这里不讨论余夫的土地，是因为都鄙之地小于乡遂，制定授田之法只以受田的家庭来计算而已，余夫是不应当计算的【○愚案：其余说法见《小司徒》】。

于是划分地职，确定地守，制定地贡，并颁布职事，以此作为地法，来等待政令。

王昭禹说：凡是在土地上有职事的人，都称为地职。比如三农、园圃、虞衡、薮牧之类。凡是在土地上有守卫职责的人，都称为地守。比如山虞掌管山林的政令，为物产设置界限，并为之设立禁令【○黄氏说：将职事称为地守，特意指出是为了划定山泽的界域，不使其与井田、牧地混杂。凡是山泽中有田地，百姓耕种，称为山泽之农，而他们的土地分散，不能实行井田和牧地制度，所以要划定其界域】。凡是从土地上征收贡赋的，都称为地贡。比如农夫以耕作之事贡纳九谷，园圃以种植之事贡纳草木。既然划分了地职，确定了地守，制定了地贡，那么分别任命官员让他们各自从事所职之事，颁布职事是按照等级来划分的【○王氏说：颁布职事，典田之官各有所掌。黄氏说：职事即下文所颁布的十二职，先王常担心其混杂，工、饬、材、贾通财，都源于土地所生，学艺、世事、服事、治人者也】。地法就是地职、地守、地贡各有其度数标准，所以称为地法。颁布职事作为地法，也是用来等待上级政令的事情。

黄氏说：“从建国开始往下，到这里总括叙述，表明授职、奠守、制贡是同一套法则。”

郑锷说：地职已经划分，地守已经确定，地贡已经制定，那么法则就确立了。于是将职掌颁布给都鄙的长官，让他们遵循此法作为地法，以等待王朝的政令。○史氏说：政，是上级制定的章程；令，是下级得以奉行的命令。孟子说：仁政必须从划定田界开始。○黄氏说：政令，凡是师役、防同、宾客、防纪、税敛等都是。

用十二项荒政来聚集万民。

郑康成说：“荒，指凶年。”○郑锷说：“金穰（丰收）、水毁、木饥、火旱，有时无法逃避，所依赖而不恐惧的，是有救荒之政。用这些政策来聚集百姓，那么即使荒年百姓也不会流徙。”○史氏说：“大司徒划分土地以封诸侯，测量土地以授万民，应当在赋敛之前，首先提及荒政。聚集百姓的教化，可以看出先王根本以防备百姓流散为主。”

第一项是散利。

史氏说：百姓如果离散，那么财物聚集有什么益处？《礼记》说：“财物聚集则百姓离散，财物分散则百姓聚集。”所以荒政首先在于散利。○李氏说：对家庭的征敛减轻，对山泽的禁令放松，对关卡的稽查取消。那些用来充实一年收入作为国家经费的，现在都给予百姓，已经很优厚了。而又散利，究竟从哪里供给呢？我因此知道作为荒政准备的措施，其蓄积是有素质的【○王昭禹说：“比如遗人所说的县都之委积以应对凶荒就是这样”】。后世常平仓、义仓敛散的方法，美好的意图出于此。

第二项是薄征。

郑司农说：“薄征，指减轻租税。”○郑锷说：“赋税如果一定要取足，那么百姓正艰难缺粮，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缴纳；如果不征收，那么国家有所需要，将用什么供给呢？姑且从轻征收罢了。”

第三项是缓刑。

郑锷说：凶荒之年触犯禁令的人多，怜悯而不刑罚，那么触犯的人会更加众多；严厉以示禁令，那么饥民触犯禁令或许出于不得已，姑且缓行刑罚是可以的【○易氏说：比如朝士在邦国凶荒时，则考虑减轻刑罚就是这样】。

第四项是弛力。

郑司农说：“弛力，指休息徭役。”○王氏详说：“比如均人所说的凶札之年，则不征发劳力就是这样。”

第五项是舍禁。

刘执中说：“山泽林麓，既然不用于封给诸侯，那么设立虞衡的禁令，是为了繁殖鸟兽，养育草木，以尽万物之性。百姓已经失去食物，那么就应当开放禁令，所以舍禁之政实行了。”

第六项是去几。

王氏详说：“先郑认为关卡市场不稽查，确实得其说。然而诸儒惑于司关的条文，有说：‘国家凶札则无关门之征’，难道几（稽查）不指门关和市场吗？司市说：‘国家凶荒札丧则市场无征而作布去几’，这是市场的去几。门关是用来防止奸人出入的，不稽查可以吗？况且荒政十二项，有可以依据经文来说的，有不可以依据经文来说的。舍禁之事不见于虞衡，杀哀之事不见于宗伯，多昏之事不见于媒氏，除盗贼之事不见于司寇。总之，荒政的设置，是为后人设置的。”

第七项是眚礼。

郑锷说：“掌客说：凶荒减损礼仪，那么眚礼就是减损吉礼。眚与省同。”○刘执中说：“减省祭祀之礼，是为了节省财用，厚待赈恤。”

第八项是杀哀。

郑康成说：“杀哀，指减省凶礼。”○刘执中说：“国家的哀戚，必有重礼以表达诚意，因为百姓困苦饿死，有所不能备办，那么杀哀之政实行了。”

第九项是蕃乐。

郑锷说：“先儒认为蕃乐者，蕃当为藩，有闭

译“止”的含义是：遇到凶年荒年，就应当停止音乐而不演奏。大司乐在遭遇大瘟疫时，就下令撤去悬挂的乐器，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译十项是多办婚事。

刘执中说：“办婚事必须遵循六礼，虽然因灾荒而礼仪无法完备，但时值荒年也不可错失婚期，因此实行多办婚事的政令。”【○史氏说：古代国家遭遇凶荒，就简化礼仪而多办婚事，以防止男女失去家庭依托，以此来繁衍人口。】

十一项是求问鬼神。

刘执中说：“鬼神虽然幽隐，但能辅助阴阳导致水旱灾害和瘟疫的，一定要寻访并祭祀他们。”【○王氏详解说：“就像《周礼》中司巫的职责所说，国家有大灾祸，就率领巫师去祭祀恒常的鬼神，就是这个意思。”】○史氏说：“《诗经》说：‘没有不祭祀的神灵，没有舍不得用的牺牲。’玉圭玉璧都用尽了，难道神灵没有听到我的祈求吗？遇到灾荒而求问鬼神，是为了祈求百姓的福佑。”

十二项是清除盗贼。

李景齐说：“清除盗贼之所以列在荒政之中，确实是因为盗贼在凶荒之年特别多。盗贼不可不清除，然而如果赈济救助、安抚百姓的责任尚未尽到，就急于清除盗贼，那就是欺骗百姓罢了。所以散发财利、减轻赋税、放宽禁令、撤去关卡，凡是用来生养百姓的措施，都做到了极致；而他们仍然沦为盗贼，这才不得已而清除他们。所以荒政把清除盗贼放在最后。”○史氏说：“传文说：‘治理百姓如同放羊，应当去除其中的败类。’凶荒之年清除盗贼，是防止他们啸聚成群成为百姓的祸害。”

总论

吕氏说：荒政十二项，其条目必须详细讲解。第一项是散发财利，第二项是减轻赋税，这两项是荒政的开始。散发财利，是发放公家已经储藏的财物；减轻赋税，是减少百姓尚未缴纳的租税。已经储藏的既已发放，尚未缴纳的又予减免，荒政的大纲就确立了。第三项是缓减刑罚，第四项是免除劳役。缓减刑罚，是说百姓迫于饥寒，不幸有了过失，就缓减他们的刑罚，以表示哀怜体恤之意。免除劳役，是说平时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现在应当征用的也免除，不征用是为了让百姓休息。第五项是放宽禁令。平时所说的山虞、林衡都有掌管，到了荒政时期就撤去藩篱，任由百姓取用。第六项是撤去关卡。平时关防都有稽查，荒年必须让百物流通，使天下的商旅出入市场，这是救荒的要术。第七项是简化礼仪。这专门针对防荒政令，凡是礼仪文饰中可以节省的都节省，比如没有弊帛、没有牺牲之类。第八项是削减丧礼。凡是丧纪的节度，一律减损，所谓不因死者而伤害生者，专门针对防荒政令。第九项是停止音乐。时和岁丰，用来与民同乐，乐民之所乐，也应当忧民之所忧，所以荒年不奏乐。第十项是多办婚事。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妇不能自保，所以简化礼仪而多办婚事，使男女互相保全。第十一项是求问鬼神。没有不祭祀的神灵，奔走群望之类就是如此。第十二项是清除盗贼。前面说缓减刑罚，这里说清除盗贼，这就是常道与变通的体现，都列举出来了。既然与民同忧，不幸百姓有过失，固然可以哀怜，至于奸人也有伺机窃发者，凶荒之年民心容易动摇，一人呼喊，万人聚集，所以必须以清除盗贼作为终结，这是制止动乱的方法。大抵圣人的常道，是贯通万世而可行的，其条目都止于此。然而《周礼》一书，六官分职，合起来则有总纲，散开来则各有主管，其关节脉络都相互呼应，只看大司徒的职掌还看不尽。如果遍考六官，那么荒政的秩序就可以看清了。比如散发财利，必须考察大府、天府、内府，凡是掌管财赋的官员；比如减轻赋税，必须考察九职、九赋、九贡；比如缓减刑罚，必须考察司寇、士师所掌管的刑罚，其他莫不如此。参看遍考，然后才能知晓。

用保息六项来养育万民

史氏说：救荒的政令，如同医生的攻治疗疾；保息的政令，如同医生的调养。既有用来救治的，又有用来养育的。百姓不能互相保全而繁衍滋息的，从来没有过。【○易氏说：息有生生不息的意义，保全其息而使之有所养育的，是圣人。○郑锷说：有用来保全的措施，使之安定而不危险；有用来滋息的措施，使之生长而不受伤。】○李景齐说：先王之时，户口有户籍，人口有统计。他们急切地计算人口的多寡，确实是因为民生如果损耗，必定是养育百姓的政令有所欠缺。这就是保息之道有六项的原因，大概是想要天下没有一个男子不被养育。这是为了求得民生繁衍。先王盛世，户口极多，大概出于此。

第一项是慈爱幼童

郑锷说：保息之道，没有比慈爱更优先的。幼童如同草木初萌，偶然搔扰而断绝它，就可以断绝其种类。将要养育百姓，应当从幼童开始。《王制》说：“十四岁以下不服征役。”后世的法令，也有生三个孩子就免除其母亲劳役的，这是慈爱他们。

第二项是养老

郑康成说：七十岁在乡里供养，五十岁供给不同的粮食之类。【○郑锷说：八九十岁叫耄，百岁叫期颐，每月有所供给，或者实行免除徭役，这就是用来养老的。】

第三项是救济穷困

郑锷说：“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称为穷民，都有固定的供给，这就是用来救济他们的。”

第四项是体恤贫困

郑康成说：“贫困没有财产产业的，给予粮食借贷。”○刘执中说：“不幸遭遇凶荒祸患，陷入贫困不能自存的，那么乡里就有办法体恤并赡养他们，不让他们贫困。五族为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让他们互相赈济。这是其中一方面。”

译第五点叫做宽缓对待病人。

郑锷说：“人如果生了病，只要迟缓一些等待他，让他得以调养治疗，或许有能够活下来的道理。看到他生病，却反而让他劳累服役，一点也不宽缓宽容，那么因小病而丧命的人就多了。所以特别用‘宽’字来强调。”

译第六项是安富。

郑锷说：富家大户是小民所依赖的，凭借他们富余的财物来弥补小民的不足。如果因为富人富有就无限度地征收赋税，富人就会不安，小民也会失去依靠，这不是国家的福气。汉武帝因为豪富而征收算缗钱，中等人家大多破产，天下萧条，这是因为不懂得安富的道理。【李氏说：大司徒的十二种教化首先说：“用度制来教导节制，那么百姓就会知足。意思是用法度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的节度，那么百姓所用的虽然少，自然也就满足了。”用旧俗来安定百姓，其中第六项是同衣服，意思是百姓虽然有富人，衣服不得不同，都穿深衣，这样富人就会安心。自从周朝纲纪松弛，礼乐崩坏，大商人衣服必定绣有花纹，饮食必定是精米肥肉，凭借他们雄厚的资财，与王侯交往，以财富互相倾轧，以利益互相排挤，千里游荡，车马相望，乘着坚固的车，驾驭肥壮的马，穿着丝绸，拖着白绢，兼并豪强的党徒，在乡间以武力决断是非，宗室公卿大夫以下争着骄奢，房屋车马服饰僭越上级，没有限度，贪婪的人就肆意行为了。风俗之所以淡薄，诉讼之所以繁多，是因为百姓贫穷的缘故。】

用旧俗来安定万民。

郑康成说：“本，就是旧的意思。”项氏说：“本，是百姓习俗所熟悉的，那么民心就会安定。”【刘执中说：“本，就是根本的意思。让习俗有根本，百姓安于生活，就像树木不可阻挡一样，所以说用旧俗可以安定万民，使他们留恋家乡，即使有灾难，也不忍心舍弃而到他国去。”】

第一项是美化宫室。

郑康成说：“媺，意思是加固防御，抵御风雨，各有住所。”刘执中说：“意思是野外的庐舍和城邑的宫室，里正按时预先整治修缮，必定使它们牢固严密，美好而不破败。《诗经》说：‘进入室内执行宫室工程，堵塞缝隙熏杀害虫，堵塞北窗，涂抹门户。’进入这室内居住，是美化城邑的居所。又说：‘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搓绳子，赶快上屋顶修葺。’开始播种百谷时，是美化野外的庐舍。”

第二项是合族而葬。

郑康成说：族，是族类。刘执中说：将父母祖先合族埋葬，聚集在一处，那么子孙的心有所依恋仰慕，不忍心舍弃而到他国去，所以统一意志，安于家乡。【郑锷说：姜太公封在营丘，直到五代都反葬于周，就是这样。愚案：吕氏的说法见于冡人篇。】

第三项是联合兄弟。

郑康成说：联，是联合。【郑锷说：从一世、二世之后，分房析族，逐渐疏远，互相看待如同路人，是因为兄弟不联合的缘故。】刘执中说：井田的制度，百姓受田一夫，而兄弟众多的，必定让他们受田在同一井田，那么手足相应，衣食互相资助，父母相接，子孙相亲，这也是用来安定他们，使他们不能离开。

第四项是联合师儒。

郑康成说：师儒，是乡里教导道艺的人。刘执中说：百家为族，那么同族；室中有儒者教导他们。五族为党，那么同党；庠中有师者规范他们。少小同其师儒，长大同其道艺，情亲义合，也有用来安定他们而不忍心离开的理由。【孙氏说：先王对于百姓，推崇师儒的教化，而不具备学校的制度，不是故意省略，也是有所不必具备的。周朝建国，固然曾经设立学校，但所聚合的只是国都子弟而已。后来作《王制》的人说：国家的俊才都到那里去。对照《周官》，没有明文，不知道果然是否在其中？假使让他们与胄子并进，也不过是已经在乡里兴起的人，只有州长有所谓州序，党正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不指州而言，怀疑党也自有序，但都不记载制度的详细。难道不是州党之间，切磋琢磨的地方，按时相防，以礼相先，本无法制可言？即使让后世聚集天下的士人在学校，供给食物，然后才是教养的兴盛，那么浮薄嚣竞的风气已经在这个时代炽盛了，哪里还取长育人材的道理呢？】

第五项是联合朋友。

刘执中说：“道合为朋，志合为友，互相琢磨，成就德行，那么他们的义益不可忘记，也足以安定他们而不可离开。”

第六项是同衣服。

郑康成说：同，就是齐的意思。百姓虽然有富人，衣服不得不同。王昭禹说：古代治理百姓，衣服不贰，以齐其民，而民德归一则同。衣服，是旧俗所以成终始，可以说是民德的成就。【刘执中说：〇桑机织之事，非一妇可成，同井之家更相为助，然后衣服得以同时而成。《诗经》说：‘女子拿着深筐，沿着小路，去采柔桑。八月绩麻，染黄，为公子做衣裳。’这是妇女所以联合衣服的方法。】

正月吉日，开始和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

李景齐说：“这也是〇宰垂治象的意思。先以保息养万民，次以本俗安万民，而后继以垂教象之法。大概所施的次第就是这样。没有以养之、安之而遽欲教之，那么无常产，固难责其有常心。徒有以养之、安之而无以教之，那么饱食逸居，正恐其邻于禽兽耳。这是庶富教的顺序。”

译。」○郑康成说：“正月之吉，指的是周历正月的初一。司徒颁布五教，到了正岁，又书写教法并悬挂起来。”○史氏说：“这里所说的教象，是指显现出来才能称之为象。”○郑锷说：“教象的法度，是指六德、六行、六艺以及书写考核、举荐贤才的法度，这些都是国家的旧有章程，并非每年都要更改旧制。大概是因为岁首表示更新的意思罢了。一定要悬挂出来展示，让人们仔细观看、透彻理解，直到十天之后才收起收藏，这体现了爱护百姓的深意。”

译于是向邦国和都鄙颁布教化的法度，让他们各自用来教育自己所管辖的百姓。

郑锷说：“有人说前面已经说了在邦国都鄙颁布教化，这里又说在邦国都鄙施行教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有教典，也有教法。颁布教典，是让百姓知道应当遵守什么；施行教法，是让百姓知道应当做什么。教法既然已经颁布，都鄙邦国中负责宣扬教化、承袭流风余韵的官员，就各自推行这些法令，用来教育他们所管辖的百姓。”

规定五家组成一个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个比组成一个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个闾组成一个族，让他们互相办理丧事；五个族组成一个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个党组成一个州，让他们互相周济；五个州组成一个乡，让他们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

郑康成说：“这是用来勉励百姓让他们去做这些事，都是指设立他们的长官并教令他们去做。”项氏说：“人的生存，有天然的亲属关系，也有人为的亲属关系。天然的亲属关系不需要教导就会相亲相爱，至于人为的亲属关系，没有事情时互相往来，有了事情就互相背弃，如果没有上位的人加以教导，是不行的。所以先王设立比、闾，就一定有命令让他们去做；让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纳，就一定有政令驱使他们。有了命令就不允许有遗漏，有了驱使就不允许有背弃。”郑康成说：“保，就是担保的意思。”吕氏说：“五家组成一个比，他们居住得很近，不仅共同承担吉凶祸福，也可以察知其中的奸邪，所以让他们互相担保。保有两个含义，有保护百姓而王所保护的保，有不担保其往来的保，这里大概是兼而言之。”

郑氏说：闾由二十五家组成，受是指住宅有变故时，互相接纳托付。王昭禹说：二十五家组成一个闾，门庭居所足以互相容纳，所以让他们互相接纳。

郑康成说：“族是由一百户人家组成的。”陈君举说：“在一百户人家之中，不幸有死者，大家共同办理丧葬事宜，不使五家或二十五家来供给，因为一百户人家才人多势众，容易办成。”吕氏说：“族唯独以四为基数，是为了凑成一百人。”郑康成说：“党由五百户人家组成，救是指救助凶灾。”陈君举说：“大的利害、大的患难，不是一百户人家所能抵御的，必须五百户人家才足以互相救助。”郑康成说：“州由二千五百户人家组成，赒是指礼物不齐全时，互相供给补足。”陈君举说：“遇到水旱凶荒，想要互相周济，也不是五百户人家所能办到的，只有二千五百户人家，地域必定广阔，不可能全都遭遇水灾或旱灾，大概可以互通有无。”郑康成说：“乡由一万二千五百户人家组成，賔是指以宾客之礼对待贤者。”郑锷说：“三年一次举荐贤能的时候，那些贤能的人，我从而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我贤能，他们也以宾客之礼对待我，所以让他们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陈君举说：“闾胥记录那些恭敬勤勉、仁爱体恤的人，只是比五个比更贤能罢了；族师记录那些孝顺悌敬、和睦亲族、好学的人，只是比四个闾更贤能罢了；党正记录那些道德品行、学问技艺出众的人，也只是五百户人家中的贤者罢了；州长考核那些道德品行、学问技艺出众的人，也只是二千五百户人家中的贤者罢了；至于一个乡一万二千五百户人家，所谓的贤者，必定是明显可以任用的，所以让他们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

王昭禹说：乡遂的制度，始于五家之少，终于一万二千五百户人家之多。虽然居住在不同的房屋，但从容相处就像一家人；虽然身体不同，但和谐统一就像一颗心。司徒用来安定他们，他们就互相和乐平易；司马用来征用他们，他们就互相分担忧患。郑锷说：所有这些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记载在地官篇中，大概是王国的六乡，位于近郊百里之内。平时让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纳就是这样，所以有事时就征用他们组成六军。我考察：诸侯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大概是合并比、闾、族、党的百姓来组建军队，但没有看到具体的制度。现在看这段文字，说是向邦国都鄙施行教法，让他们各自教育所管辖的百姓，命令五家组成比，五个比组成闾，才知道诸侯的邦国也采用王畿六乡的制度，合并为比、闾、族、党。因为上面说在邦国都鄙施行法度，下面说让他们去做，又说命令他们，那么被驱使、被命令的，就是邦国都鄙的君主。由此看来，诸侯国家的六乡制度，与王国相同，是可以知道的。图说曰：乡遂的制度，上公的国家有三乡三遂，侯伯的国家有二乡二遂，子男的国家有一乡一遂。《尚书》说：鲁国有三郊三遂，说郊就知道遂在野外，说遂就知道郊就是乡。鲁国是大国，所以有三郊三遂。大宗伯在都家、乡、邑颁布祭祀，大司马简阅考核乡民以用于邦国，那么邦国也有乡遂是显而易见的。

向邦国都鄙颁布十二种职事，让他们用来登记万民。

王昭禹说：颁布的是九职和三事。王氏说：登是说进而成就，九职任用万民，加上三事，是用来进而成就他们的。郑锷说：是说用这些来增进他们的事业。百姓的常情，喜好安逸厌恶劳苦，自安自足而不知道勉励，所以事业不能增进。任用他们从事职事，让他们勉励奔赴功业，这才是用来增进他们的方法。大宰的九职用于王畿之内，然而邦国都鄙不能没有任用百姓的职事，于是设立十二种职事来颁布，让他们用这些来增进事业。刘执中说：大宰主持治理，只是任用他们从事职事罢了；司徒主持管理百姓，不只是任用他们从事职事，还登记在籍册上。意思是说能从事农耕的人就登记在三农的籍册上，能从事种植的人就登记在园圃的籍册上。

第一种是稼穑

译第二项是种植培育，第三项是制作材料，第四项是使物产丰饶，第五项是整治材料，第六项是流通财物，第七项是教化人才，第八项是征收材料，第九项是生产材料，第十项是学习技艺，第十一项是处理世事，第十二项是从事服侍。

译郑司农说：稼穑，是指三种农业产生九种谷物；树艺，是指园圃培育草木；作材，是指虞衡官制作山泽的财物；阜蕃，是指沼泽牧场养育繁殖鸟兽；饬材，是指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通财，是指商贾使货物流通；化材，是指嫔妇加工治理丝麻；敛材，是指臣妾聚敛财物；疏材、生材，是指闲散平民没有固定职业，辗转从事各种事务【○郑锷说：闲民没有固定职业，按理不能产生材用，然而他们辗转从事各种事务，其材用实际上依赖他们而产生】；学艺，是指学习道艺；世事，是指用世事来教导，能够胜任则百姓不丧失职守【○黄氏说：学艺，是士人的事，人人都可以学习；世事，是公卿大夫士的后代，古代选拔人才不出这两类】；服事，是指为公家服役的人【○贾氏说：为公家服役，如同府史胥徒以及在官府服役的庶人】。

孙氏说：九职之外，又加上三项。这是将这三项与九职的百姓共同承担，使民心服从上级的教化，从而保持他们的职业。学艺，是百姓材用得以兴起的途径；世事，是百姓志向得以安定的途径；服事，是军旅、田役、追捕逃犯等事务得以熟悉的途径。至于闾师所负责的，是国都及四郊的百姓，借此征收他们的材赋，即所谓的九种功用的货贿。

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选拔推荐他们。

○愚按：三物和八刑都提到“乡”，大概是因为教化始于六乡的缘故。郑康成说：“物就是事。”○史氏说：“无形无名的是道，有形有名的是物。在心中体现为六德，在行为上体现为六行，在事务中习练为六艺。这三者有形有名，所以称为三物。”○郑康成说：“兴就是举荐。百姓三件事教导有成，乡大夫举荐其中的贤者和能者，用饮酒之礼以宾客之礼相待，之后将名册献给君王。”李景齐说：“周代选拔推荐万民的方法，不止一种。所谓三物，即德、行、艺。德行不足就用艺来补充，艺不足就用其他来补充，其选拔范围很广。不仅如此，所谓的德行艺，都细分为六项：智、仁、圣、义、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礼、乐、射、御、书、数。确实担心难以要求人才具备全部才能，所以只要在六德、六行、六艺中具备其中一项，就足以自我进取，这就是天下没有遗漏人才的遗憾。那么选拔士人的科目最广泛的，大概没有比周代更详细的了，为什么说它不通过科目选拔士人呢？那些厚古薄今的人，大多想摒弃后世的科举制度，恢复古代乡里选拔的制度，不知道古人之所以能招揽天下人才，正是依靠科目广泛。至于人才必然在其培养环境中造就，在其教育中完成，这就是大司徒先用三物教导，然后选拔推荐的原因吗？

一曰六德：智、仁、圣、义、忠、和。

郑锷说：成就于本性的是德。德有智、仁、圣、义、忠、和的区别。面对事情不迷惑，事先就能知晓的，是智【○项氏说：智在行动上明白事理】；从博爱扩展到兼爱的，是仁【○郑康成说：爱人并推广到万物】；通达睿智且能教化的，是圣【○史氏说：因为他无所不通】；能控制事态变化，使各自得到适宜处理的，是义；教导人行善，推诚不欺的，是忠【○郑康成说：忠是出于内心】；喜怒合乎节度，不做极端乖张行为的，是和【○郑康成说：不刚不柔】。凡此都是成就于本性而自然获得的，所以称之为德。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郑康成说：“对父母好叫孝，对兄弟好叫友。和睦亲近九族内的亲属，和睦亲近外亲，在朋友道义上守信【○郑锷说：能对朋友守信的，是任】；救济安抚忧患贫困的人【○郑锷说：能在患难中周济体恤的，是恤】”。

郑锷说：“凡此都表现在行为上，所以称之为行。”

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郑锷说：礼，是懂得揖让的威仪【○史氏说：五礼用来防止虚伪】；乐，是通达节奏的高低【○史氏说：六乐用来防止情感放纵】；射，是明了五种射法的规则【○史氏说：五射的仪态足以观察其德行】；御，是熟悉五种驾驭的节度【○史氏说：五御的节度足以观察其智慧】；书，是明了六书的品类【○史氏说：内心的刻画见于六书】；数，是知晓九数的计算【○史氏说：事物的变化见于九数】。这些都是才能的特长，所以称之为艺。解说的人说：射、御、书、数称为艺，是可以的。礼乐的奥妙，与天地同流。古代所谓的贤圣，也是由此通达的。名为一艺，用来教导人，为什么呢？通达天地的是礼乐的道理；可以教导人的是礼乐的方法。六艺中的礼乐，就是这样罢了。

易氏说：六德蕴藏于内，六行表现于外，随着所寄托的地方而显现，都可以具体指出来。只有道隐于六艺之中，不能具体指出，所以总称为道艺。所谓六德，不是说六乡的万民，都可以成为圣、智、仁、义、忠、和。选取明白而不迷惑的称为智，公正而不自私的称为仁，通变能化的称为圣，制变得宜的称为义，诚实不欺的称为忠，喜怒中节的称为和。这六德是天下的全德，由此推广到六行，则从孝到友，从友到睦，从睦到婣，以

译对待朋友尽到责任，体恤乡里邻里，并且都能符合亲疏、内外、远近的次序，这又是这种德行所表现的地方。至于在玉帛钟鼓中体现的五礼六乐，是六艺中的首要；在弓矢绥防中体现的五射五御，是六艺中的次要；在文字筹算中体现的六书九数，是六艺中的末等。这些虽然属于技艺成就而地位较低，但实际上有超越形体的大道充盈其中。凭借德行，便成为天下全才之士。然而先王以全才作为对天下的期望，却不以全才来要求天下人，有的凭借德行晋升，有的凭借事功举荐，有的凭借言论显扬，各种小技艺也都加以告诫规范。如果有一项善行可以称道，没有不加以安抚并纳入法度规范之中的。

译用乡八刑来纠察万民。一是不孝之刑，二是不睦之刑，三是不婣之刑，四是不悌之刑，五是不任之刑，六是不恤之刑，七是造言之刑，八是乱民之刑。

郑康成说：“纠，就是割察的意思。不悌，就是不敬重师长。”贾氏说：“这‘不悌’就是上面所说的‘六行’中的‘友’。上文说‘友’在‘睦’‘婣’之上，是专门施用于兄弟之间的；这里改说‘弟’，退在‘睦’‘婣’之下，是兼施于师长的。”郑锷说：“兄长应当念及母亲养育子女的哀苦，弟弟应当念及上天显然制定刑罚的本意，最终不会因为地位卑下而怪罪长辈。所以‘六行’教导兄长以‘友’，而制定刑罚则称为‘不弟’，使年少者不敢欺凌年长者。”

郑锷说：“教化百姓的三样东西，叫做六德、六行、六艺。纠察百姓却只限于六行，为什么呢？人的本性有厚薄、昏明的差异，所以德行不可能都相同；人的才能有的能、有的不能，所以技艺不可能都会。那六行，是每天可见的行为，是每个人都应当勉力做到的。如果不修养自己的行为，就会危害自身，祸及家庭，扰乱人伦而伤害圣明的治理，这是王法所不容忍、人类所不齿的，这就叫做‘戮民’。加上刑罚，可以问心无愧了。”郑康成说：“造言，就是讹言，迷惑众人、扰乱百姓，乱改名分、改变制度，执持邪道以扰乱政事。”

史氏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过了。所以设立八刑，把不孝放在首位，其余依次排列。至于造言乱民的罪过，既然与六行无关，大司徒为什么要管呢？大概是因为如果不禁止造言，就会兴起风波，引起众人的疑虑；用巧言迷惑众人，扰乱众人的听闻。如果不禁止乱民，淫荡奢侈的行为就会兴起，浇薄欺诈的风气就会炽盛。像这样却希望教化能够推行，是不可能的。《王制》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而孔子列举少正夘的罪状，也说：‘行为虚伪却坚定，言论虚伪却善辩，学习错误的却广博，顺从错误的却润色。’那么造言乱民，难道不是危害教化的最大者吗？这正适宜由大司徒最终禁止。前有宾兴之礼，在前面鼓励；后有八刑，在后面驱策。百姓怎么会不归向君子长者的道路呢？”项氏说：“宾兴就是所谓的‘格、则承之、庸之’；接着用八刑，就是所谓的‘否则威之’。”

用五礼来防范万民的虚伪，从而教化他们合乎中道；用六乐来防范万民的情欲，从而教化他们和谐。

郑司农说：“五礼，指的是吉、凶、军、宾、嘉。”郑康成说：“礼是用来节制制止百姓的奢侈虚伪，使他们的行为合乎中道。”六乐，指的是《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郑康成说：“乐是用来荡涤端正百姓的情思，使他们的心意应和。”贾氏说：“单独强调礼乐两件事，是因为教化百姓以礼乐为急务。”项氏说：“虚伪就是有所作为，中道本来深沉静默，有所作为就反而偏离中道了。情欲常常担心放荡流溢，和谐贵在合乎节度，放荡流溢就不是和谐了。所以用五礼六乐来防范。礼并不是能直接教化中道，而是防范其虚伪，那么中道自然就不会丧失了。乐并不是能直接教化和，而是防范其情欲，那么和谐自然就不会丧失了。有人说这是抑制欲望以恢复本性，这是不对的。礼乐只是直接防范它们不使其发作罢了，并不是说情欲虚伪已经产生后再去抑制它。”郑锷说：“只有五礼是从中道出发来制定的，所以能够彰显真诚而去掉虚伪，因此可以防范虚伪。只有六乐是从和谐出发来制作的，所以能够涤荡邪心而保全正性，因此可以防范情欲。情欲虚伪已经去除，那么回归自然的中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礼乐的制度虽然由春官掌管，但用来教化百姓，则在于司徒。”

凡是万民中不服从教化，而有争讼的，与有地方治理职责的官员，共同审理并判决。那些触犯刑罚的，交给士官处理。

郑康成说：“不服从教化，就是不心服十二种教化，是贪婪冒进的人。”史氏说：“教化而不服从，就会产生争执；争执不止，就会向官府申诉，所以叫‘讼’。申诉不止，就把他们关进监狱牢房，以折服他们愤恨的气焰，等待他们自己悔恨改正，以服从我们的教化，所以叫‘狱’。”

郑康成说：“有地方治理职责的，指的是乡、州以及治理都鄙的官员。”贾氏说：“将要判决的时候，担心不够审慎，所以与治理百姓的官员共同审理判决。”史氏说：“大司徒不独自审理判决，一定要和他的属官共同进行。不以尊贵自居，不以权势自骄，周游田野，谆谆教导长老慈爱顺从，教导子弟孝悌，使比、闾、族、党井然有序，充满恩义，体恤他们的疾苦隐衷，激发他们的忠爱之心，没有一天不与百姓接触，一定要使王者的教化浸润透彻，没有不服从的，然后才停止。”黄氏说：“司徒是教官，却参与审理诉讼的事，还没有交给士官，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被教化。”项氏说：“司徒审理判决，只限于不服从教化而有争讼的人罢了。前面所说的孝、友、睦、婣、任、恤之类，凡是属于教化的都是；不属于教化而触犯刑罚的，司徒不应当治理，都交给士官，是适宜的。有人说司徒与有地方治理职责的官员判决刑罚而让士官执行刑罚，这是不对的。”

郑康成说：“附，是依附的意思。士，是司寇、士师之类。”郑司农说：“士，是指主管判决刑罚的人。《春秋》传中说：‘士荣为大士’，或者说是交给圜土。圜土，就是监狱。监狱，是圆形的城墙。”史氏说：“《王制》：‘凡听五刑之讼……’

译（审理案件）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权衡事理，评定轻重的次序，审慎估量情节的深浅程度，以此加以区别，竭尽智慧，表达忠诚与仁爱，以穷尽情理。」这不是大司徒所能做到的。等到案件审结，负责记录供词的史官将案件已成的情况报告给司寇，司寇听取汇报；司寇再将案件已成的情况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听取汇报。〇在木铎之下，然后报告给君王并制定刑罚。那么将犯人交付给狱官，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吕氏说：刑罚与教化相对立，离开刑罚就进入教化，离开教化就进入刑罚，无非是左右引导，防范约束天下人，使他们趋向于善。

译祭祀五帝时，进献牛作为牺牲，并呈上已解剖陈列的牛体。

郑康成说：牛能够承载重物，属于地的类别。奉，就是进献的意思。郑锷说：有人问，祭祀的时候，大宗伯将六种牺牲的毛色分类并分发给五官，让他们共同进献。牛则由司徒进献，为什么呢？我认为，六种牺牲的进献，不仅仅是为了尽到侍奉神灵的礼仪，更是为了让担任这些官职的人明白他们所职掌的意义。牛在五行中属土，其性情温顺且容易驾驭。看那千斤重的牛，三尺高的孩童拿着短鞭驱赶它，它就低头前行，几乎不敢违抗，这是因为它温顺。司徒掌管教化，所以能成就天下的大顺。只有顺应天下自然的本性来教化，大顺才能成就，天下才能治理。在祭祀享用的时候，让司徒进献牛牲，这是开始。进献并呈上，这是结束。解剖后呈上，是借由这件事来阐明其中的意义，让人知道设立教化的本意。史氏说：大司徒是进献牺牲的主管，到了这个时候不得不进献牛牲。

郑司农说：羞，就是进献。史氏说：肆，就是解剖牺牲的肢体并陈列在俎上。郑康成说：进献已经解剖陈列的骨体。《士丧礼》说：肆，就是解剖去掉蹄子。贾氏说：后郑不遵从先郑的说法，因为《礼运》说：腥其俎，熟其殽。注解说：腥其俎，是说豚解后保持生腥；熟其殽，是说体解后煮熟。祭祀的方法，先豚解，后体解。经文说：奉牛牲，是指刚牵进来时，紧接着就说羞其肆，说明先豚解。

祭祀先王也如同祭祀五帝一样。

贾氏说：享先王，是指四季的祭祀以及祫祭、禘祭。亦如之，就是也如同祭祀五帝那样。只是禘祭和郊祭的事，先全牲蒸献，后豚解，奉牛牲，是指全牲蒸献生腥。羞其肆，是指体解后进献。如果是宗庙的祭祀，就没有全牲蒸献，先豚解，再体解，奉其牲是指生献。羞其肆是指熟献。

接待重大的宾客时，命令野外修缮道路并储备物资。

郑康成说：令，是命令遗人，让他去做。少的叫委，多的叫积，都是用来供给宾客的。黄氏说：郑康成说：命令遗人，是因为遗人掌管委积。但修缮道路就不是遗人的职责了。遂师说：宾客巡视道路，修缮并准备好委积。司徒命令遂人，遂人命令遂师，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遂中执行，遗人掌管委积的政令，守卫在遂师那里。郑锷说：重大宾客的来往，道路用来打通往来的途径，委积用来供给行李的费用，使宾客到来如同回家一样，这也是设教之官，修明文德以招来远方人的心意。

举行大葬礼时，率领六乡的民众，庶民隶属于六引，并治理相关的政令。

贾氏说：六乡有七万五千家，只取一千人前来，让他们担任挽柩的劳役，所以郑康成说：众庶所征发的劳役。郑司农说：六引，是指引、绋、车、索。郑锷说：六乡在内部，所以隶属前面的引；六遂在外部，所以隶属旁边的绋，根据远近内外，道理本该如此。六乡主管六引，六遂主管六绋。贾氏说：遂人的职掌说：等到下葬时，率领他们隶属六绋，在棺木上的叫绋，在道路上叫引。项氏说：引在车上，用来拉车；绋在柩上，用来辅助柩。大司徒则检查校核六引的事务，所以说：治理其政令。

举行大军旅、大田役时，用旗帜召集万民，并治理徒众庶民的政令。贾氏说：凡是军旅、田猎所用的民夫，先征发六乡的民众。史氏说：军旅用来使用众力，大田用来简阅众力，大役用来任用众力。众人聚集的地方，政令得以施行。如果没有旗帜作为标志供人观看，人们往哪里去呢？郑康成说：旗，是画有熊虎图案的旗帜。征发众人时确定日期，树立旗帜，让民众在旗帜下集合。郑锷说：我考察周朝的制度，熊虎作为旗帜，大阅兵的时候，师都携带它；治兵的时候，军吏携带它。大概众人所在的地方，以威严为先。大司徒在大军旅、田役时，就用旗帜来召集万民，既作为号令，又用来显示威严。官位尊贵权势重大，统领并治理他们，他们怎么能不听从命令呢？

易氏说：大司徒用旗帜召集民众，召集到比、闾、族、党、州、乡的联队中。大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召集到平、列、陈的阵势中。黄氏说：这是六乡的众庶用于国都内的，如果是征发野外的劳役，则由遂人用遂的大旗召集；如果是率领诸侯的军队，则由司马用大常召集。与追胥竭尽力量，所以说万民。

如果国家有重大变故，就召集万民到王门，命令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天下。郑康成说：大故，是指君王驾崩以及敌寇入侵。史氏说：召集民众到王门，是为了防备不测。郑锷说：变故出于非常，奸雄可能会趁机作乱，所以召集民众守卫王门。王宫本来就有宿卫的人，乡遂的民众适宜守卫王门之外。郑康成说：节，是六种符节，有符节才能通行，是为了防止奸邪私通。

发生大荒年和大瘟疫时，就命令各国迁移民众、互通财物，放宽禁令、减轻劳役，减少赋税、放宽刑罚。郑康成说：大荒，是大凶年。史氏说：水旱虫灾叫做荒。大札，是大疫病。史氏说：流行病叫做札。迁移民众躲避灾害，前往物价低廉的地方；那些有职守不能迁移的，就输送粮食给他们。《春秋》定公五年夏天，向蔡国输送粮食，就是这种情况。刘执中

译贫贱的人有时被迫停止出售粮食。因此，迁徙人口以调剂物资的命令就颁布了。”○刘氏说：“在百姓困穷时急于颁布政令，是圣人的重大任务。”

译王氏在《详说》中说：“荒政十二条，是用来聚集万民的。然而这与命令邦国是不同的。况且移民和通财，是荒政中所没有的，却是命令邦国中所有的。从散利到除盗，是荒政中所有的，却是命令邦国中所没有的。天子视天下为一家；人，是中国的百姓；我的百姓，为什么要迁移？财物，是我的财物，为什么要流通？因此，移民和通财，可以用于邦国，却不可以用于王畿。给予和剥夺由天子掌握，威严和福泽由君主施行，礼乐由天子制定，邦国有什么可干预的呢？所以散利、去几眚、礼杀哀等事，可以用于天子，却不可以用于诸侯。”

年终时，就命令教官整理政务并上报政绩。正月时，向教官下达命令说：“各自履行你们的职责，修治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命。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就有固定的刑罚。”

郑锷说：年终，是周朝的季冬，即现在的十月。正月，是夏历的正月，即现在的建寅之月。年终命令上报政绩，是为了结束当年的王事。正月听候命令，那么施行教化就从建寅之月开始。

王昭禹说：“大司徒所掌管的是教化罢了，所以所命令的仅限于教官。”○郑康成说：“教官下属有六十人，正治是明确处理文书，致事是上报计簿。”○史氏说：“不说‘不供职’，而说‘不端正’，由此可知先王的教化根本在于端正天下。”

周礼订义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十七 宋 王与之 撰

小司徒的职掌是建立邦国的教化法令

郑锷说：“有人说周朝的教化典章，由大宰、大司徒建立，然后施行其教法；小司徒作为地官中主管教法的副职，也掌管建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设立教化而没有法令，那么教化就不能推行；有法令而不建立，那么法令就不能确立。教官之长，推行其法令；教官之副，掌管建立其法令，以此来互相成就。大宰在朝廷之上建立，以展示给百官；小司徒在教官的官府建立，使其法令不废弛，不因为‘建立’二字而感到忌讳。”

通过考核国中以及四郊、都鄙的夫家九比的数量，来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废疾以及征役的施行与免除。

郑康成说：稽就是考核。○史氏说：国中，是王畿；四郊，是王畿之外的都；鄙，是野外。○易氏说：考核国中以及四郊都鄙，是举王畿千里而言的；不说六乡六遂邦甸，是举上下以见其中。○史氏说：夫指其人身，家指其居所，如果只知道其居所，那么土著的百姓在，但租寓转移的百姓怎么知道呢？所以夫家要兼言【○易氏说：夫指上地、中地、下地都是一廛，是举其大凡；家指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则是其细目】

我按：比是辅助，相亲比。

黄氏说：九比，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三三相比，所以叫九比。小司徒专门掌管比法，大概是乡法，不像野法那样八家私百亩，其中为公田。所以他的职掌又说：“及大比，六乡四郊的官吏考核夫屋，以等待政令。”国中是六乡，四郊是六乡之外的余邑。六乡四闾的官吏，司马法说：闾方百里，三万家；四闾十二万家。六乡为七万五千家，其余五万五千家为四郊。这也是大概的数目。乡中的百姓混杂，必须比而居之，使他们各自跟随同类而习练其事。邦国都鄙都本于司徒的乡法，来教化其所治理的百姓。所以小司徒用九比之法考核都鄙夫家的数量，而邦国则接受其比的纲要，内外之势详略不同。○林氏说：九职之民比居的数量。

我按：周朝的比法，从五家开始，所以小司徒有九比之数。大比的纲要，乡师有国比之法，族师有邦比之法。

郑康成说：贵指卿大夫。○黄氏说：贱，指臣妾，闲民，不登于比闾之籍，其贱也可耻。○郑康成说：废疾指癃病。王昭禹说：贵是治理贱的人，贱是侍奉贵的人，老者有所养，幼者有所慈，废疾则不可任事，有所宽恤。我按：疏征指税，役指徭役，昭禹因此以施惠称为施舍，政役称为舍，不知道粟米称为征，力役也称为征，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对于贵贱老幼废疾则弛其力而舍之，施字依郑注作弛，即乡师辨别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郑景望说：施犹加也，或加之，或舍之，必辨其实，所以息幸民之心。

与其祭祀饮食丧纪的禁令

贾氏说：祭祀指州祭、社党祭、禜族祭、酺饮食，如行乡饮及族食，丧纪指如四闾为族相葬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礼法【○史氏说：众之所聚，不可无禁与令】

郑景望说：“说邦国的教法，而说考核国中以下云云，那么教化实行乎其中。贵贱老幼、废疾而舍其役，那么贵贵养老、慈幼宽疾之意，足以示民了。祭祀饮食、丧纪皆有禁令，那么养生丧死之节，逾礼越制之诛，足以范民了。”陈君举说：“小司徒既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