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订义卷五十五

译况且“尊”这个官职，就像汉代的典属国一样。

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此来管理天下的土地，辨别诸侯国、都城与边邑、四方夷人、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以及他们的财物、九种谷物、六种家畜的数量，全面详尽地了解其中的利弊。

译王氏说：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此来掌管天下的土地，那么所掌管的就不只是地图，还掌管着土地本身。○郑锷说：职方所掌管的地图，与大司徒所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图是同一张图。然而大司徒所掌管的是王朝的地图，主要是要了解中原地区以及九州中可以建国分封的土地，并且将用来辨别土地适宜性以施行教化。职方所掌管的则兼及中原地区，主要是要了解土地上的所有物产，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分封的土地而已。大司马将要施行九畿的政令，职方必定以地图为本，所以不隶属于大司徒而隶属于大司马。后世所说的司空舆地图，光武帝曾经披阅它来询问邓禹的就是这种地图。○易氏说：说到邦国，指的是王畿之外五等诸侯的国家；说到都鄙，指的是王畿之内三等食采之地。这两者是从中原地区来说的。○郑锷说：四、八、七、九、五、六这些数字，其种类分别很多。周朝所臣服的，数量只到这些。武王攻克商朝，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而周明堂的位次中有九夷、八蛮、五狄、六戎的国家，各自列在门外，其数量与此有所差异，大概是因为当时版图录入职方的情况就是这样。【○王氏详説说：《明堂位》说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与《职方》不同。用《尔雅》来考证，以《明堂位》为正确。李巡注解《尔雅》，以菟、乐浪等为九种夷，天竿、咳首等为八种蛮，侥夷、戎夷等为六种戎，月支、秽貊等为五种狄，就是这样。贾氏以四夷为四方夷人的总称，以九貉为东方九夷，以七闽为南方八蛮，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这里的五戎应当是六字，六狄应当是五字】○陈君举说：周朝天下纵横七千里，大致是将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一并提及。实际上诸侯的封守并不像这样广阔。用《王制》来考证，西边不到流沙，南边不到衡山，东边不到东海，北边不到常山，凡是四海之内，截长补短，纵横三千里，这是天子疆域的实际范围。其间也有戎狄杂居的情况，像鲁国的徐戎之类就是这样。又比如荆楚之地在江汉之间，从楚地以南全都是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地的极南，怎么会在天子的封域之内呢？举出一个角落，四海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叶氏说：我曾经怀疑召公在燕，太公在齐，唐叔在晋，都处于边远地区与戎狄相邻，而江汉之间封建所不及，那么周朝直接治理的地区本来就很狭小，而职方所辨别的却如此详细，即使是汉唐盛世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呢？难道只是记载在图籍上，而实际上未曾统属吗？周、召的政教，必定不是这样的。辨别得详细而责求得简略，治理得狭小而臣服得广阔，如果不是德行在天下有余，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郑锷说：辨别其民众，是因为广阔的山谷和大的河流制度不同，民众生活在其中习俗不同，饮食适宜不同，器械使用不同。【○易氏说：了解其刚柔缓急的不同习俗】辨别其财用，是因为布帛财货所依赖的资源不同。【○易氏说：了解其衣食器械的不同齐备】辨别其九谷，是因为土地所生长的作物有的四种有的五种，所适宜的各不相同。辨别其六畜，是因为物产有的四种有的三种，其习性各不相同，所以如此。○易氏说：这几项，职方氏都通过地图来考察其数量，【○王昭禹说：数量就是一二三四的数量，指分别计算】又通过数量来总括其要点，【○王昭禹说：要点如同月要的要点，指总括计算】又通过数量要点来周全地了解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类，凡是利于民众的；【○郑锷说：物产如金石竹箭之类】害如地慝之类，凡是害于民众的。职方氏既然已经周全了解并逐一列举，然后大司马凭借九畿的户籍来施行邦国的政令，职方使九州的国家各自尽其职责，以承担其政令，没有不贯通的利益。这就是这个官职列在大司马属官之下，而称为职方氏的原因。

于是辨别九州的国家，使它们贯通利益。

郑锷说：从中原地区直到夷狄，一并列举而周全了解了。至于国家有九州，是五种政令所施加、七种赋税所供养、王者所治理的区域。必须使贯通没有不同，那么九州就共同贯通；利益没有不同，那么四海就蒙受利益。【○王昭禹说：事情有条理称为贯，凡是能够生养人的称为利】○刘执中说：四方人民好恶的不同，那么其风俗就有善恶了；四方财用有无的不等，那么其衣食就有厚薄了。必须周全了解其利害，贯通而通达，使有无相互交换，善恶相互补救，统一天下的财用，养育天下的人民，使他们共同享有利益。所以说使它们贯通利益。

东南方称为扬州。

贾氏说：从这里以下，陈述九州的事情，总共分为三道。先从南方开始，周朝修改《禹贡》，将徐、梁二州合并到雍、青二州，分出冀州的地域作为幽、并二州。东南方称为扬州，其次正南方称为荆州。周朝在西南方不设州，统属于雍州，即其次河南方称为豫州，这是一道。其次正东方称为青州，其次河东方称为兖州，其次正西方称为雍州，这是二道。又其次东北方称为幽州，其次河内方称为冀州，其次正北方称为并州，这是三道。○易氏说：《禹贡》中扬州的疆域，东边到达大海，北边依据淮河，所以说“淮海惟扬州”。殷朝人将淮河划入徐州，所以扬州只称为江南。周朝人又将淮河划入

译扬，是遵循《禹贡》的旧例，不直接说淮海而说东南，这是改变了《禹贡》的文字。然而《禹贡》因为帝都所在，所以首先提及冀州。周朝定都镐京，位于雍州的疆域，却把扬州放在首位。周朝建立国家，东南地区是最先服从王化治理的开始，所以以东南作为首称，正南地区次之。这也如同大禹治水，既然记载了壶口，就以冀州为首，记录其功绩开始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帝都的缘故。

译该州的镇山叫做防稽。

王昭禹说：九州的山都称其镇山，大概是因为国家主宰山川并依靠它们来保卫，大山可以镇安其地。郑康成说：凡是九州以及镇山、泽薮说“曰”的，是因为它们不止一个，“曰”是指其中大的那个。易氏说：稽，是计算的意思。《吴越春秋》说：大禹巡视天下，计算万国的功绩，用防稽来命名名山。《汉书·地理志》记载它属于会稽郡山阴县，唐代为越州会稽县，山在州城东南二十里，现在的州是绍兴府。

该州的泽薮叫做具区。

王昭禹说：水汇聚的地方叫泽，泽中生长草木的地方叫薮。郑康成说：大泽叫薮。李嘉会说：既然叫泽，又叫薮，是因为水溢出叫泽，水干涸叫薮。易氏说：孔安国说《会稽郡具区泽在西》，古文认为那是震泽，是吴地南部的太湖名称，唐代属于苏州，现在为平江府。黄氏说：在今天平江府的吴江县。

该州的河流是三江。

王昭禹说：“用来疏导水流的叫做川。”易氏说：《尚书》说：“三江已经流入，震泽才安定下来”，震泽，就是太湖。尧的时候洪水泛滥，有这样的水势，与周代《职方氏》的记载不同，而孔安国却说：“长江到了彭蠡分为三支，流入震泽”，这似乎是为了迎合《禹贡》的说法。然而《尚书》以长江和汉水汇合的地方为彭蠡，彭蠡在今天江州湖口县境内，长江到了湖口是三支合为一，没听说过一支分为三支的。再说太湖在苏州、湖州、常州三州之间，本来不与长江相通，彭蠡所汇合的长江，从哪里流入太湖呢？班固知道大江与震泽不相通，又附会着解释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流入海，中江从芜湖向东到阳羡流入海，北江从毗陵向北向东流入海”，毗陵就是今天的常州。现在把长江在毗陵东北的部分当作北江，正与《尚书》相合，但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流入海，那就不是经文所说的南江了。又说芜湖有水向东到阳羡作为中江，这个错误特别严重。阳羡就是今天常州的宜兴，与建康的溧阳接壤，两地中间地势高，水都向东西分流，向东流下阳羡的固然可以通海，但芜湖的水都向西北流，向北流入长江，根本不是流入阳羡的，错误就是这样。至于桑钦所说的北江与班固相同，他叙述南江、中江则错误更加严重。《史记·正义》又说：“太湖旁边有三条水”，于是把它作为三江的证据，都不是大禹所说的三江。那么经文的三江应该遵从哪个说法呢？用经文证明经文，自有明确的文字：“汉水从嶓冢山流出的是北江，江水从岷山流出的是中江”，既然有北江，又有中江，就一定有南江。近代儒者说南江从豫章流入彭蠡，这个说法确实可信。据此，三江已经在荆州、扬州之间汇合，到了扬州末流又提到三江，难道真的分为三支吗？濒临海边是支流的下游，必须说三江，是为了记录水流入海的地方。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三江、震泽的说法了。黄氏说：“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郭景纯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大体上闽浙离海近，水多自成水道入海，俗人都称为江，偶然有三条就称为三江，其实都是小水，不是《禹贡》、《职方》的三江。郦道元所谓名称混乱就是这个意思。”由此说来，范蠡的三江应当是浙江、钱清江、剡溪；伍子胥的三江则是郭景纯的说法，还比较接近。因为岷江从彭蠡而下，汇合池、宣、升、润、真等州的水，在它的北面；松江汇合湖、秀、苏、常等州的水，在中间；浙江汇合衢、婺、徽、严、杭、越等州的水，在南面。这是整个吴地的地域。《禹贡》《职方》的“三江”是扬州的河流，大概是江汉彭蠡已经汇合后的状态。江汉彭蠡已经汇合，却还说“三江”，是因为同一流域各有派别，不相混杂，都能直接到达大海。

该州的浸水有五湖。

王昭禹说：用水灌溉田地，叫做浸。从扬州的五湖，直到并州的涞水、易水，都是当地的水，可以引来灌溉。王氏说：然而泾水、漳水之类，后世又引来灌溉，那么百姓的利益本来就有先王没有穷尽的，变化而通达，取决于时代罢了。黄氏说：五湖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虞翻说：这湖有五条水道，所以叫五湖。现在湖旁边的港汊不止五条，这个说法不对。韦昭说：五湖就是现在的太湖，方圆五百里，所以叫五湖。具区既然已经称为泽薮，又以其方圆里数作为浸水，也不对。易氏说：具区是泽，五湖是浸，泽和浸怎么能混为一谈。张守节说：太湖东岸五个湾叫五湖，叫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这个说法或许可信。现在苏州、常州之间与太湖连接的陂湖还很多，何止五个。郦道元因为《水经》说南江东北为长渎，经过河口，就说江东注具区，叫做五湖口，这已经非常错误，又引用郭景纯《江赋》说江水经纬五湖而包注太湖，看他所指的五湖，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但滆湖在今天毗陵，与岷江不通，那么所谓经纬五湖的说法都不对。郦道元本是汉

译《禹贡》与《水经》，因此说南江向东注入具区。如今饶州、歙州等州从彭蠡湖右侧流出，径直抵达长江，其西边是池州、太平州、宣州、建康府，其东边是湖州、苏州、常州、润州，西边的水都流入长江，东边的水都流入太湖，长江怎么能跨越山岭而注入太湖呢？大致说来，职方官记载河流，是因为地势自高而下，这是水流所经过的地方；记载沼泽，是因为地势平坦广阔，这是水流所停蓄的地方。土地有沼泽就肥沃，适宜播种，而且低湿之地足以作为险要坚固的屏障。扬州自古以来就是泽国，五湖的名称必定有五个，正应合这个数目。从旧说大多如此来看，那么这是失传已久的事了，不必强行牵强附会【○易氏说：曾经考究经文的意思，既然说是五湖，就不止一个湖。如今像丹阳、彭蠡以湖命名的很多，都在古扬州，恐怕另有五湖的名称，只是经文中没有明文记载，不可随意臆测】○李图说：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柯山说：五湖：太湖、湖州、射阳湖、楚州、青草湖、岳州、丹阳湖、润州、洞庭湖、洪州。《国语·越语下》说：在五湖作战。注解说：就是现在的太湖】

译那里的物产有金、锡、竹箭。

郑康成说：“锡就是镴，箭篠就是竹箭。”○易氏说：“《考工记》说：‘吴越出产金和锡’，《尔雅》说：‘会稽出产竹箭’。《禹贡》对于〇州也说：‘只有三种金属’，又说‘瑶琨篠簜’，确实这是〇州的地理优势。”

那里的百姓，两个男子对应五个女子。

我按：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人数，从长出牙齿以上的人都登记在户籍版上，区分男女。等到司徒掌管建立国家的土地地图，以及人口的数量，就知道二男五女与一男二女、二男三女之间的差别。这是职方汇总九州的地图，而辨别其人口，当时户籍版籍通以一州来计算，大概就是这个数目。等到世事变迁久了，难免有增减变化。有人认为阴气不生于阴方，而生于阳方，所以扬州女子多。如果这样，那么幽州、并州在北方的阴方，为什么女子比男子多呢？

那里的牲畜适宜养鸟兽。

郑康成说：“鸟兽指孔雀、鸾、防、防犀、象之类。”○易氏说：“这类牲畜多产于南方，也时常见到有。”

那里的谷物适宜种稻。

易氏说：“稻生长在水泽之地，经文中说‘稼穑下地’就是如此。〇州位于东南的极处，以及支流水流的汇聚之处，那里的土壤是涂泥，是沮洳，所以那里的谷物适宜种稻。”

正南方向叫荆州。

易氏说：“《禹贡》说荆山及衡山以南为荆州，殷代的荆州南面不说衡阳，是遵循大禹的旧制。它的北境则说汉水以南，用地志来考证，荆山在南郡临沮县，就是今天荆门军当阳县的地方，汉水又在它的北面，正属于襄阳。说汉水以南，那么殷代的荆州实际上跨越了荆山的北面。到了周代又把荆山以北划归豫州，恢复大禹的封域，以荆山及衡山以南为荆州。荆山就是南条荆山，衡山就是南岳，都在正南的地方，所以说正南。”

那里的镇山叫衡山。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湘南县，衡山在东南。唐代属于衡州衡阳县，本来是酃县的地界。总之，衡山连绵跨越几个县邑，凡是酃县的东北，直到湘南县的东南，都是衡山。

那里的沼泽叫云瞢。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华容县有云瞢泽，在南【○郑锷说：《舆地广记》说今天的云瞢泽在安陆县】然而司马相如说云瞢泽方圆八九百里，那么云瞢不止一个泽，随着所在的地方而命名。《左传》定公四年，楚子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就知道在长江以北的叫云；又昭公三年，楚子带着郑伯在江南的瞢打猎，就知道在长江以南的叫梦。《禹贡》说云土，瞢作乂，大概是因为南北高低不等，所以江北的云才见到土，而江南的瞢已经变成乂，形势就是这样【○黄氏说：云瞢跨越长江南北，现在在荆南岳州界】

那里的河流是长江和汉水。

黄氏说：长江从夷陵以下作为州界，向东流汇聚于彭蠡；汉水从房陵以下作为州界，向东南到汉阳流入长江【○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是长江的发源地；现在考证唐代的《元和志》，那么岷山近在茂州，而长江源头远出西徼，在松州的境内。查考松州交州县，长江源头镇江水的踪迹开始在这里出现；向南流到翼州翼水县，又向南流到茂州汶山县，汶山就是岷山，是大禹疏导长江开始的地方；又向南流到成都府成都县，有沱江镇，就是《禹贡》所说的东别为沱；又向西南流到眉州通义县，又向南流到戎州僰道县，现在是叙州宜賔县；又向东流到泸州泸川县，又向东流到渝州巴县，又向东流到涪州涪陵县，又向东流到忠州临江县，又向东流到万州南浦县，又向东流到夔州奉节县，又向东流到归州秭归县，又向东流到峡州夷陵县，又向东流到江陵府江陵县，又向东流入澧州界，就是《禹贡》所说的东至于澧的地方；到岳州巴陵县，有洞庭湖，就是《禹贡》九江，《水经》说九江在长沙下隽县，正是那个地方；又向东陵就是巴陵，长江到这里从东转向北到鄂州江夏县，又向东流到江州浔阳县，现在是徳化县，有彭蠡泽，就是《禹贡》江汉汇泽的地方；又向东北流到池州秋浦县，现在是贵池县，又向东北流到润州丹徒县，州现在是镇江府，北面对〇州江都，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东至江都入海的地方。《汉书·地理志》不知道汉水的源头，误认嶓〇山之西的嘉陵江为西汉水，与《禹贡》的漾汉大不相同。考证唐代的《元和志》，兴元府金华县，现在是镇隷三泉县，嶓〇山在县西三十里，是漾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到洋州兴道县，又向东流到金州西城县，又向东流到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洲，就是《禹贡》的沧浪之水；又向东流到襄阳府襄阳县，又向东流到鄂州长夀县，又向东南流到复州竟陵县，现在是景陵县，有参澨水，就是《禹贡》的三澨；又向东南流到沔州汉阳县，现在县是汉阳军，有大别山，就是《禹贡》至于大别以入于江的地方。《禹贡》所记载的长江和汉水都发源于梁州，《周礼》不记载梁州的山川，所以。到荆州之后，才说它的河流。江、汉，江直到今天归州的秭归县，以至

译鄂州的武昌县，距离大约有一千四百多里。汉江从现今均州的武当县，一直到汉阳军的汉阳县，也大约有一千四百多里，这些都属于荆州的辖地。长江和汉水在两地之间分流，到了这里便汇合在一起。《诗经》说：“滔滔长江与汉水，是南方的纲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昭禹说：“这就是《禹贡》中荆州篇所说的‘长江和汉水朝拜宗庙后流入大海’的意思。”

译其浸水为颍水和湛水【“湛”音减。杜氏说：湛应读作人名，即湛之的湛，湛也可能指淮水】

黄氏说：查考现今颍水发源于河南登封县的隅干山，向东南流至颍州颍上县注入淮河。郑康成说颍水宜属豫州，是依据《禹贡》。然而周人划分地域，应当有所变革了。又查考郦道元注释《水经》：湛水发源于犫县北面的鱼齿山西北，向东南流经鱼齿山下形成湛浦。春秋时期楚国公子格与晋国在湛阪交战，就是这里。湛水向东流入汝水。《周礼》说荆州浸水有颍、湛，郑康成说没听说过，不符合此说，这是郦氏所考证的。查考现今汝州鲁山县，汉代犫县的鱼齿山在龙兴县，连接梁县边界，那么周代荆州边界从随、巴、唐、邓向东北至汝、颍，与豫州分界，而荆州牧治所在宛。宣王封申伯【○易氏说：《左氏传》昭公元年，周王派刘定公在颍水慰劳赵孟。杜氏说颍水发源于阳城县。查考《汉书·地理志》阳城县属颍川郡，即今河南府颍阳县。又《左氏传》襄公十六年，楚国公子格率军与晋军在湛阪交战。杜氏说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向东流入汝水。查考地志襄城即今汝州的襄城县，昆阳故城今在汝州的叶县。以上两者都是古豫州之地，经文却列为荆州之浸，必有脱误之处】

其物产有利丹砂、银、象牙、犀牛皮

郑康成说：“象牙，是大象的牙齿；犀牛皮，是犀牛和兕的皮。”○易氏说：“《禹贡》荆州说砺石、砥石、砮石、丹砂，只有金三品，羽毛、象牙、犀牛皮，其地利古今相同。然而荆州也说金与范、楛，则并非没有金、锡、竹箭；〇州也说象牙、犀牛皮及只有金三品，则并非没有丹砂、银、象牙、犀牛皮，只是以其地产之多者而言。”

其人口比例为一男二女，其牲畜适宜养鸟兽，其谷物适宜种稻。

黄河以南称为豫州

易氏说：“《禹贡》说荆河之间为豫州，其封域在黄河之南，南到荆山之北，所以叫荆河。殷代的豫州，则南境到汉水，北境接黄河，所以叫河南。周人在豫州也称河南，而南境则仍沿《禹贡》之旧，不称荆河，互文以见意。”

其镇山为华山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华阴县大华山在南。后汉华阴属〇农郡，唐代及今为华阳县。”

其泽薮为圃田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圃田泽在西。唐代，因县属郑州，今属开封府。圃田泽一名原圃【○黄氏说：今郑州管城县】”

其河流为荥水、洛水

易氏说：“《禹贡》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注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后来济水不再溢出，黄河荥泽于是干枯。《汉书·地理志》河南郡虽有荥泽县，但不提荥泽。《唐书·元和志》在郑州荥阳县说：‘县西北四里有故渎’，恐怕未必如此。大概水北为阳县，应当在泽北，不应泽在县北。《汉书·地理志》〇农郡上洛县，洛水发源于〇岭山，向东北到巩县注入黄河。又卢氏县熊耳山在东，禹疏导洛水始于此，而洛水实际发源于上洛的〇岭山。今查考，唐代商州洛南县〇岭山在县南七十里，是洛水发源地。又向东流至本州的上洛县，又向东流至虢州卢氏县界，熊耳山在县南五十里，又向东流至河南府的巩县，汇聚伊、瀍、涧之水，以注入黄河。”

其浸水为波水、溠水

易氏说：郑康成说：“波读为嶓。”孔安国说《禹贡》有播水，无波水，音与播同，古字从山从番，读为嶓冢的嶓。郑康成确实有所见而如此说。《尔雅》说：“水自洛出为波。”推测其地，在卢氏、巩县之间，即今商州、虢州、河南府之地【○黄氏说：查考《水经注》有波水发源于鲁阳县霍阳西大岭东谷，俗谓之歇马岭，即应劭所谓孤山波水所出者，水向南流入〇。杜佑《通典》说：‘此为豫浸之波。’鲁阳今鲁山县，霍阳山在今梁县，俗称岘山】《左氏传》庄公四年：‘楚国令尹鬭析、莫敖屈重修路架桥于溠水，驻扎军队面对随国。’杜氏认为溠水在义阳厥县西，向东南流入郧水。义阳即今信阳军之西，离随国很近。《唐书·地理志》随州随县溠水发源于县西四十里，这正是古豫州之地。郑康成却说溠水宜属荆州，在此非也。大概汉人误以南阳郡为荆州，不知古荆在荆山之南，郑康成沿袭汉代地志之说，错了【○黄氏说：《水经注》溠水发源于随州随县黄山南，向南流入波水。查考《职方》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溠源委殊异，又相距遥远。而马融《广成泽颂》也说：‘浸以波溠。’波近广成泽，溠则远了。不知何以自古联称。周《职方》湛为荆浸，波为豫浸，则二州分今临汝为界。溠为豫浸，则豫西界抵今汉东。故乐史《寰宇记》随州虞周为荆豫二州之域。郑以溠宜在荆者，或未考证也】”

其物产有利林木、漆、丝、麻

郑康成说：“林，是竹木。”○王昭禹说：“《禹贡》豫州的贡品

译漆、丝、细葛布、粗葛布，都是林、漆、丝、枲这些坚固的豫州地区所出产的。

译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是二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种；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黍、稷、豆、麦、稻这五种。

郑康成说：六扰，指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种；五种，指黍、稷、豆、麦、稻这五种。【李嘉会说：豫州土地平坦广阔，尤其适宜饲养六扰和种植五种，并非没有其他鸟兽，只是不足以称道罢了。】

正东方位叫做青州。

易氏说：“《禹贡》中有青州、兖州、徐州。商朝将青州并入徐州，而徐州兼有扬州的淮河地区，所以江南称为扬州。周朝又将淮河归还给扬州，并将徐州并入青州，青州正好位于王畿的东面，所以称为正东。”

青州的山镇叫做沂山。

易氏说：唐代的沂州沂水县，本是汉代的东筦县，隶属于琅琊郡。沂山在县城以北一百二十四里。【黄氏说：这就是公玉带所说的东泰山。】贾氏说：《地理志》记载沂水发源于泰山郡盖县，《禹贡》中的沂水在徐州，而在青州境内的沂水，是因为周朝将《禹贡》徐州的土地划归青州，所以如此。

青州的泽薮叫做望诸。

黄氏说：望诸就是孟诸。在应天府虞城县，淮水流至今宿州、泗州之间，作为青州的边界。向东到达楚州盐城县入海。《禹贡》中徐州以淮河为界，北属徐州，南属扬州。泗水发源于兖州，沂水发源于奉符新泰县界的艾山，向南流至淮阳下邳县注入泗水。沭水发源于祈山，向东南流至宿迁县注入泗水。淮河、沂水、沭水，在《禹贡》中都隶属于徐州。周朝废除徐州并入青州，所以这些都隶属于青州。孟诸隶属于豫州，青州又延伸进入豫州的边界了。周朝齐国为青州牧，太公最初建都于营丘，故城在今潍州昌乐县。宣王时期齐国迁都临淄，《烝民》诗中“仲山甫前往齐国，修筑那东方的城池”说的就是这件事。【易氏说：唐宋时期的虞城县，汉代隶属于沛郡，现在隶属于南京应天府。孟诸泽西北十里，俗称盟诸，古书称之为孟诸，《周礼》称之为望诸，《汉书·地理志》称之为盟都，《史记》称之为明都，其实是一回事。】

青州的河流是淮河和泗水。

易氏说：《禹贡》记载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开始。《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平氏县东南有桐柏大复山。唐代将该地设为桐柏县，隶属于唐州，是淮水的发源地。向东流至蔡州的真阳，流至申州的义阳县，现在称为信阳军信阳县。又向东流至光州定城县，再向东北流至濠州招信县，现在隶属于泗州，本是汉代临淮郡淮陵县的地界，乃是古徐州的区域，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淮河到淮陵入海的地方。又向东北经过楚州的盱眙县，现在称为盱眙军，与泗州隔着淮河相对。又到达楚州山阳县入海。《汉书·地理志》记载济阴郡乘氏县的泗水，向东南流至睢陵注入淮河，这是孔安国引用以证明《禹贡》的。汉代乘氏县隶属于济阴郡，唐代以郡为曹州，现在为兴仁府县所属。睢陵即今泗州招信县的北境。然而《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有两条泗水，一条即从这乘氏县到毗陵注入淮河的，另一条泗水发源于鲁国卞县，向西南流至方与注入沛水。唐代《元和志》记载卞县与方与都在兖州，现在袭庆府泗水县东陪尾山有泗水发源，其源头有四条，向西南流至本州曲阜县北分为二流，北边为洙水，南边为泗水，其间就是孔子设教的地方。又向西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县西二十五里，洙水又与泗水汇合。又向南流至本州鱼台县界，该县本是汉代方与地，隶属于山阳郡，即所说的从方与注入沛水的地方。又向东南流经徐州沛县，汉代隶属于沛郡，即所说的从沛水注入淮河的地方。又向东南经过徐州彭城县，又到达泗州以注入淮河。徐州、兖州、泗水都是古徐州的疆域，周朝将其并入青州。

青州的浸水（沼泽）是沂水和沭水。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盖县，沂水向南流至下邳注入泗水。盖县在唐代及现在都是兖州的疆域。下邳，唐代隶属于泗州，现在为淮阳军。沂水经过下邳分为二水，一水在城北向西南注入泗水，又一水经过城东也注入泗水，称为小沂水。《汉书·地理志》记载琅琊郡东筦县，沭水向南流至下邳注入泗水。查唐代《地理志》沂州沂水县，本是汉代东筦县地，是沭水的发源地，向东南流至泗州下邳县，又向东北流至泗州涟水县，现在为涟水军。到这里与泗水汇合而注入淮河。【郑司农说：沭水或作洙水。】

青州的物产是蒲草和鱼。

易氏说：“《禹贡》在徐州提到淮夷的蠙珠和鱼，周朝将徐州并入青州，其余都是兼着这两个州来说的。”

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是二男二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鸡和狗。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稻和麦。

河东地区叫做兖州。

易氏说：“夏朝和商朝都说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意思是东河以东，济水以北。周朝人以青州兼有徐州，而兖州又得以越过济水的东南，所以徐州的岱山，《职方》认为是兖州的镇山；徐州的大野，《职方》认为是兖州的泽薮，就是这样。所以称为河东。”

兖州的山镇叫做岱山。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博县，泰山在西北，博县在唐代为干封，隶属于兖州，现在为袭庆府奉符县。泰山又名岱山。《禹贡》说：“海岱之间是青州，海岱及淮河之间是徐州。”这是说青州在岱山东北，徐州在岱山东南。周朝将徐州并入青州，而不把岱山划归青州。兖州在西北，实际上兼有这块土地。

兖州的泽薮叫做大野。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钜野县，大野泽在县城以北。唐代将该县划归郓州，现在隶属于济州。查《禹贡》

译徐州的文献记载说“大野泽已经蓄水”，但周代并没有徐州这个行政区划，所以将大野泽归属于兖州。

译那里的河流是黄河。

易氏说：《禹贡》记载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查考《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的积石山在西部，唐代及现在称为积石军。然而大禹疏导黄河始于积石山，实际上黄河的源头远在西部边塞之外。汉代的张骞、班固以及《水经》、《山海经》等书都不了解那个地方。唐穆宗长庆元年，刘元𫖮出使吐蕃，返回时渡过湟水，湟水发源于蒙谷，抵达龙泉，与黄河汇合。在黄河汇合处的上游，经由洪济渠向西南流行了二千里，水流更加狭窄。其南面三百里处，有三座山，中间高而四周低，叫做紫山，就是古代所说的昆仑山。那地方大概是剑南道西部的吐蕃，叫做穆穆哩山。黄河源头就在那里，水色发红，流得越远，其他水流汇入就变得浑浊。从此向东北径直流经穆克依额音沙漠的末端，进入吐谷浑，直到积石山。向东北流到鄯州龙天县界，又向东流到河州枹罕县界，又向东流到兰州五泉县，又向东北流到宥州宥宁县，又向东北流到灵州回乐县，又向东北流到三受降城，又向东偏南流到朔州的鄯阳县，又向南流到岚州合阿县，又向南流到石州临泉县，又向南流到隰州永和县，又向南流到慈州吉昌县，又向南流到绛州龙门县，现在该县隶属于河中府，这里是龙门，就是《禹贡》所说的“至于龙门”。又向南流到蒲州，蒲州对岸的黄河是华州华阴县，大华山在县城八里处，黄河经过大华山北边，所以叫华阴，就是《禹贡》所说的“南至于华阴”。到这里才从南面偏东流到陕州陕右县，现在叫陕县，有底柱山在黄河中，就是《禹贡》所说的“东至于底柱”。又向东流到河南府的王屋县，又向东流经本府的河阳县，现在叫孟州，有孟津，就是《禹贡》所说的“东至于孟津”。又向东流经本府的巩县，有洛水汇入黄河，就是《禹贡》所说的“东过洛汭”。又向东流到卫州汲县，其黎阳县有黎山，就是《禹贡》所说的“至于大伾”。又向东北流到桐州临河县，又向东北流到澶州顿丘县，又向北流到魏州贵乡县，现在并入大名府的元城县，又向东北流到贝州经城县，现在并入大名府的宗城县，又向东北流到冀州南宫县，《禹贡》中的洚水也汇入黄河，因为黄河向东迁移，所以洚水直接入海而不汇入黄河，洚水故道在县城东南六里，就是《禹贡》所说的“北过洚水”。又冀州西北连接邢、赵、深三州，三州都有大陆泽，就是《禹贡》所说的“至于大陆”。又向东北流到沧州饶安县，就是《禹贡》所说的“北播于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的地方。大体上黄河行程万余里，难道只是兖州的河流吗？《禹贡》说“济水与黄河之间为兖州”，就是那个地方。查考从魏州到沧州共一千三百多里，黄河以东的地区都是兖州的疆域【○黄氏说：《职方氏》说“黄河以东叫兖州”，大概是从黎阳向北流，兖州和冀州以黄河为界，兖州在东而冀州在西】。济水，在经典和《汉书·地理志》中都用这个字，从水旁从齐旁。查考《说文解字》从水旁从齐旁，注释说发源于兖州的河流。只有《禹贡》从水旁从齐旁。又查考《汉书·地理志》从水旁从齐旁，那水发源于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那是另一条水，名字虽然这两个字读音相同但实际不同。后世虽然惯例把从水旁从齐旁的作为兖州的河流，其实那是字的错误，应当以古文为准。查考《禹贡》“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查考则在河东郡的王屋县王屋山，在县城北边沇水发源地，潜流到河内郡的轵县，唐代为济源县，因为济水从平地涌出有两个源头，所以叫济源，向南流入黄河。《禹贡》“流入黄河又截断黄河向南溢出成为荥泽”，荥泽在郑州荥泽县，本是汉代荥阳县北边，实际承接溢出黄河的济水。济水自春秋以后不再截断黄河而流入荥泽了，现在虽然有荥泽但故道湮塞无法查考。又向东到汴州，又向东北到曹州为陶丘，又向东北到菏泽，在广济军的东北，从黄河到这里共七百多里，都是古代济水流经的地方，现在不再有济水，只保留它的名字而已。又菏泽虽然不承接济水，也自有源头依旧向东流，世俗因为它的旧名，也用济来命名它。然而向东南流到兖州金乡、鱼台，进入徐州沛县，与泗水汇合而流入淮河。又有一条，禹贡济水到菏泽，就向东北分流出汶水。汶水发源于兖州干符县，现在袭庆府奉符县，又向北流到郓州须昌县，又向东北流到齐州临邑县，又向东北流到淄州高苑县，又向东流到青州博昌县，以流入海。从汶水源到这里都是古代济水流经的地方，确实是古代兖州的疆域。

那里的浸水（沼泽）是雷泽。

易氏说：郑康成说：卢维应当是雷雍。大概濮水、雷泽县的雷夏泽在北边，又灉水、沮水两条水源都出自雷夏泽，正是兖州的疆域。颜师古说：卢水在济北卢县，康成读作雷，不对。唐代把卢县隶属郓州，现在废置并入阳谷【○黄氏说：潍水发源于密州莒县潍山，向北到潍州昌邑县入海。《水经注》：卢水发源于密州诸城县卢山，就是久台水，向西北流入潍水。杜佑《通典》：卢水在济阳卢县，因水而命名卢县，现在隶属东平府，不是卢水流经的地方，

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禹贡》中，兖、袭、庆、济属于徐州，潍、宻属于青州。周朝废除徐州、兖州、济水、潍水、宻水等地，将它们都并入兖州。周朝鲁国作为兖州的牧伯，封伯禽建都于曲阜。

译其物产有利的是蒲草和鱼。其人口比例是二男三女。其适宜饲养的牲畜是六扰。

李嘉防说：“蒲鱼，是指蒲芦苇以及鱼。”○易氏说：“物产与青州相同，人口与牲畜与豫州相同。”

其适宜种植的谷物是四种。

郑康成说：四种是指黍、稷、稻、麦。

正西方向称为雍州。

易氏说：“《禹贡》中有雍州和梁州，所以梁州为正西，而雍州为西北。殷朝和周朝都将梁州省去并入雍州，所以雍州成为正西。”

其镇守的山岳称为岳山。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扶风郡汧县有吴山，位于西部，古文认为这是汧山，雍州的山就是这样。然而查考唐代陇州汧源县，汧山北面与陇山相接，《禹贡》中疏导的岍山就是它。这正是岍山，不是所说的吴山。吴山同在陇州，却自有吴山县，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吴山又在县西南五十里。周朝建都在五岳之外，因为这座山特别靠近，所以称为岳山。秦朝建都咸阳，也将其作为西岳。唐代作为国家的西镇山，称之为西吴。

其沼泽水泽称为〇蒲【○郑司农说：〇有的版本作汧，蒲有的版本作浦】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扶风郡汧县，北面有蒲谷乡，有〇中谷，是雍州的沼泽，现在属于陇州汧源县。

其河流是泾水和汭水。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泾阳县，开头山在西面，是泾水的源头。唐代将泾阳源头划归平凉，属于原州，现在属于渭川。又向东南流至泾州的临泾、保定二县。又向东南流至邠州的宜禄、新平、永寿三县。又向东北流至京兆府的醴泉、高陵、云阳三县，流入渭水。汭水，不是《禹贡》中所说的汭水。《禹贡》所说的汭，都是渭水的北岸。这里所说的汭，是雍州的河流名称。《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郡汧县，汭水发源于西北，向东流入泾水。这正是公刘居住豳地的地方，即《诗经》中所说的芮鞫之即。徐广说：新平郡漆县东北有豳亭，其国城在邠州东北二十九里三水县界，古豳城就是这里。正好与公刘的诗相合。又唐代《地理志》记载泾州临泾县有汭水，从西面陇州华亭县流入，一名宜禄川。然而泾、陇二州在邠州的西面，那就不是邠州的汭水。总之都是雍州的河流【○黄氏说：汭水发源于汧源县小陇山，到邠州宜禄县称为宜禄水，流入泾水。渭水发源于熙州狄道县鸟防同穴山，向东南到华州华阴县流入黄河】

其浸润的河流是渭水和洛水。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陇西郡首阳县，鸟防同穴山在西南，是渭水的源头。唐代将首阳县并入渭源，后来撤销，现在设置渭源堡，属于熙州。鸟防山在县西，渭水有三个源头，向正东微南流至本州的襄武县，又向东流五十里至巩州的陇西县，又向东流至秦州上邽县，又向东流至陇州南田县，现在并入吴山县，又向东流至凤翔府岐山县，又向东流至京兆府万年县，又向东流至华州华阴县，向东北流入黄河，称为渭口，就是《禹贡》所说的汭。洛水是另一条浸润雍州的河流，不是《禹贡》中疏导的自熊耳山而出的洛水。郑康成说：洛水发源于怀德。解释者引用《诗经》中的“瞻彼洛矣”作为证据。查考《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怀德县，就是彊梁源头的洛水，怀德即京兆府的富平县，现在该县属于耀州，就是汉代左冯翊的地方。北条荆山在县西，正是《汉书·地理志》中洛水的源头。孔安国注释《禹贡》“东防漆沮”之下说：漆、沮是两条水名，也称为洛水，发源于冯翊北面。孔颖达引用《水经注》说：发源于冯翊怀德县，向东南流入渭水，正好与《汉书·地理志》相符。又有一条洛水发源于庆州洛源县，在唐代京兆府的西北五百多里【○黄氏说：洛水发源于庆州洛源县白于山，现在名叫安郎山，到同州白水县流入渭水，雍周作为王都，废除了梁州并入其中】查考地理志并非只有一个源头。查考唐代《地理志》庆州洛源县，本是汉代归德县地，属于北地郡，有于向山在县北三十里，洛水发源于此，因此以此命名县名。向东流至鄜州洛交县，又向东南流至京兆府云阳县的东境，又经过同州澄城县的西境，这里距离富平的怀德也很近，不应该说有两条洛水，因为它们源头不同但下游都流入渭水，所以都称为洛水，就像冀州的清漳、浊漳，青州的大沂、小沂，徐州也有两条泗水，因为它们同流入海而不妨碍名称相同。

其物产有利的是玉石，其人口比例是三男二女，其适宜饲养的牲畜是牛马，其适宜种植的谷物是黍稷。易氏说：“《禹贡》在雍州说‘厥贡球琳琅玕’，孔氏认为球、琳都是玉名，琅玕是石而像玉。”○郑锷说：“就是蓝田出产玉石，牲畜和谷物大致与冀州相同。”

东北方向称为幽州。

易氏说：“舜的十二州，本来有幽州。水土既已平定，以冀州为帝都，将幽州省去并入冀州。殷人南都，在河南的亳，恢复了舜幽州的名称。周人又将幽州兼有殷的营州，实际上是《禹贡》青州隔海东北的境地，所以称为东北。”

其镇守的山岳称为医无闾。

易氏说：“《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辽东郡无虑县有医无闾山。唐代《地理志》记载，营平是汉代的辽西郡，那么这座山又在营平的东北。”

其沼泽水泽称为貕【音兮】养。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琅琊郡长广县【○贾氏说：地理志长广属于徐州】有貕养。

译泽地在西边。唐代的莱州昌阳县，本是汉代的县，隶属于东莱郡，现在称为莱阳县。貕养泽位于县东北四十里处。大概这个泽地处于东莱、琅琊两郡之间。

译那里的河流是黄河和洓水。

易氏说：经文在兖州，说那里的河流是黄河和洓水。大概兖州北边靠着黄河，南边占据洓水。《禹贡》说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那么兖州的河流适宜称为黄河和洓水。幽州远在东北，与黄河、济水有什么关系呢？大概幽州虽然跨越拥有辽水，位于东北，但实际上西南跨越大海，兼有青州东北的疆域，所以琅琊郡的貕养泽，泰山郡的淄水，千乘郡的时水，都在幽州的境内。光武帝十三年，把辽东划归青州；二十四年，又划归幽州。由此可知幽州实际上可以拥有青州。王璜、张楫说：九河沉陷入海，在九河未沉陷之前，凡是登莱海岸以及滨、沧两州的东境，都在幽州的地界，与兖州东西分界，所以那里的河流同于黄河、济水【○王昭禹说：幽州的河流也与兖州相同，大概兖州在黄河东北，两州相连，都有黄河、济水。《禹贡》又向北分流为九河，同为逆河流入海道，兖州的水向东流为济水，那么幽州、兖州都是黄河、济水流经的地方】

那里的浸泽是菑水和时水。

黄氏说：淄水发源于淄州淄川县的原山，向北流到博兴县注入济水【○易氏说：《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莱芜县原山，淄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到博昌县注入济水。考察《舆地记》则袭庆府莱芜县有原山，淄水发源于此，此地即汉代的泰山郡，东北流入淄川县。汉代莱芜故城在东北，经过临淄县东，又东北经过利津县，又东北流入海。西汉《地理志》却说都注入济水，大概注入济水是禹时河流的旧道，自从济水上游干涸后，所以淄水流入海】时水在临淄县齐城西的平地上涌出泉水，南北长二十五里，也称为源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县注入淄水。青州、淄州、莱州，《禹贡》属青州，古黄河从今沧州、景州之间入海。沧州、景州，《禹贡》属兖州，《职方》划归冀州，设置幽州居于黄河、济水下流，其地得到今沧州、景州、德州、棣州，分淄州、莱州跨越黄河、距离济水，与青州、兖州分界，北边包括营州、平州、周州、燕州为幽州牧区，都城在蓟，封召公。

那里的物产利于鱼和盐。

易氏说：幽州跨越大海，有鱼盐之利。

那里的百姓一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马、牛、羊、猪，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黍、稷、稻。

郑康成说：“四扰，指马、牛、羊、猪；三种，指黍、稷、稻。”

黄河以内称为冀州。

易氏说：“舜时十二州，有幽州，有并州，有冀州。水土平定之后，以冀州作为尧的都城，将十二州中的幽州、并州省并进去。以其余各州推之，便知《禹贡》冀州东、西、南三面靠着黄河，而北境则越过常山。现在的燕云、营州、平州等地，都是其地。殷人又把冀州北境，恢复为舜时的幽州，而东、西、南都是《禹贡》旧迹，大概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所以说两河之间。周人又划分冀州，恢复舜时的并州，所以说只是河内而已【○黄氏说：“冀州，唐、虞、夏、商都建都于此。舜分置幽州、并州，《禹贡》废除不置。周朝仍然分置，如虞卫为冀州牧，周朝封康叔都朝歌】”

那里的镇山叫霍山。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彘县，霍太山在东边。唐代及现在的晋州霍邑，本是汉代的彘县。霍山一名太岳，在县东三十里。

那里的沼泽叫杨纡【于于反】。

易氏说：“郑康成说：杨纡所在的地方，未曾听说。颜师古引用《尔雅》说：‘秦国有杨纡’，李巡又认为在扶风，而这里却认为在冀州，未详其义及所在。”

那里的河流是漳水。

王昭禹说：那里的河流是漳水，即《禹贡》冀州所说的覃怀治理成功，到达衡漳的地方。○易氏说：《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长子县鹿合山浊漳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到邺县注入清漳；又沾县大黾谷清漳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到阜城县注入大河。这两条漳水都发源于上党。《唐书·地理志》浊漳水发源于潞州长子县，本汉代县有〇鸠山浊漳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到本州治所上党县，又向东北流到本州潞城县，漳水一名潞水，又向东北经过本州垣县、黎城县，又向东流到相州邺县，又向东北流到滋州澄阳县，又向东北流经潞州洛水县，有衡漳故道，俗名阿难渠，由此可知合清漳而称为衡漳。清漳发源于太原府乐平县，本汉代沾县，少山在县西南，清漳发源于此，向东南流到仪州和顺县，又向东南流到潞州黎城县东北，又向东北流到洛州洛水县，又向东北与浊漳汇合到达贝州寰城县，又向东北流到德州长河县，这是漳水的南岸，其北岸即瀛州平舒县，从此向东北流入海。

那里的浸泽是汾水【扶文反】和潞水【音路】。

黄氏说：汾水发源于宪州静乐县，向南流到河中府荥河县注入黄河。郑康成说：潞水发源于归德县，现在庆州华池县没有潞水。杜佑说：潞水发源于宻云郡宻云县，宻云即今檀州。《水经》：鲍丘水从塞外来，经过宻云戍，经过幽州潞县西鄜。郦道元说：鲍丘水注入潞水，通称为潞，俗名东潞。这大概是杜佑所说的宻云的潞水，这是在幽州界内，不是冀州的浸泽了。考察阚骃《十三州记》说：上党路县有潞水，为

译冀浸，就是漳水。王猛与慕容评在潞川相遇，堵塞加固山泉，军队中一匹绢，可以卖两石水。郦道元说：其他大河没有能称为“浸”的，巨浪长湍，只有漳水罢了。又考证现在的潞城县，是春秋时期赤翟潞子婴儿的国家，这说明“潞”这个名字由来已久。漳水流到潞地称为川，可以用来灌溉，或许就是这样【○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郡汾阳县北山，是汾水的发源地，向西南流到汾阳注入黄河。考证唐代岚州静乐县，现在属于泽州，就是汉代汾阳县的地方。汾水向东南流入太原府的交城、阳曲、太原、清源、文水五县，又向东南流到汾州的温城、介休、灵石、汾西四县，又向东南流入晋州的霍邑、赵城、洪洞、临汾四县，又向东南流到绛州的正平、稷山、龙门三县，又向南流到河中府宝〇县北面注入黄河。唐代潞州潞城县，本是汉代的潞县，属于上党郡。漳水又名潞水，在县城北面。阚骃说：潞水在县城北面，是冀州的浸，就是漳水。大概周朝时以浊漳为潞，清漳为漳】

译那里的草木利于生长松柏。

易氏说：“《禹贡》记载冀州的树木以条木为主，条木是长条形的树木。那里利于生长松柏，是适宜的。”

那里的百姓五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牛羊，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黍稷。

李嘉防说：“冀州北部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现在不说马，只说牛羊。马匹大多出产于陇西，那正是雍州的土地。”

黄氏说：九州之中唯独雍州、冀州不适宜种植水稻，为什么呢？自从郑国引泾水修筑渠道，西门豹引漳水修筑堤坝，后人相继效仿使用，大致稻田遍布这两个州了。大禹治理水患，不仅仅是消除灾害，疏通田间小沟直至大河，也是兴办水利。而这两个州唯独不种植水稻，直到后人才开始种植，难道大禹的智慧还不如西门豹等人吗？这一定是危害超过利益，大禹不敢这样做。至于商朝、周朝都沿袭这种做法，后世只致力于兴办水利，开始禁止决口和堤防。利益固然可喜，危害却不加防备。汉末各家治理黄河的策略，只有王横说水性向下流动迅速，就会自行冲刷清除，河道逐渐变深。黄河水浑浊沉重，号称一石水中含有六斗泥沙。现在西部各郡以至京师，东部居民在春夏水少干燥时，引黄河、渭水灌溉农田，所以导致河流迟缓、蓄水淤积而逐渐变浅；而大水暴发时就会溢出决口。国家多次修筑堤坝堵塞，堤坝逐渐高于平地，犹如筑起堤墙而让水在其中。可以各自顺从水的本性，不再灌溉，那么百川流通，水道自然顺畅，没有溢出决口的祸患。水不用于灌溉，而失去种植的利益，不聪明的人都知道。然而他洞察细微、见识深远，确实符合大禹的格局。从汉朝以来，冀州、豫州、徐州、兖州的黄河水患，耗尽国力，匮乏民财，淹没溺亡，救援灾患都来不及。灌溉的利益，实在不值得称道。雍州在上游，冀州在下游，以形势论之，雍州本来没有危害，然而雍州也不进行灌溉，为什么呢？决开泾水、渭水、沣水、浐水等河流，让它们全部流入黄河，上游水流非常湍急，而下游仍然苦于停滞缓慢。如果分别疏导各条河流，上游已经旁侧决口，下游于是浅薄淤积，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孟子说：“大禹以四海为沟壑。”这种说法到汉朝还有能知道的人，如今千余年，这种学问就灭绝了。《考工记》说：“水流归属如果不理顺，叫做不能流通。”古人治水的法则条理精详，师承传授确切，他们怎会用一概而论的看法而使利害不足以相互补救呢？

正北方叫做并州。

易氏说：“舜帝时有并州，《禹贡》将并州并入冀州。殷朝沿袭这种做法，周朝又划分冀州，恢复大禹时的并州。以天下的形势来说，冀州在西河的东边，雍州在西河的西边，并州介于雍州、冀州之间，所以说在正北方。”

那里的镇山叫做恒山。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恒山郡上曲阳县，常山谷在西北。查考唐代定州恒阳县，有北岳，现在改为中山府，县为曲阳，就是汉朝的旧地。”

那里的水泽叫做昭余祁。

黄氏说：昭余祁在汾州介休县。《水经注》说：汾水在大陵县左边蜿蜒形成邬泽，引用《广雅》：水从汾水流出称为汾陂，陂的南面连接邬泽。《地理志》说：九泽在北方，是并州的水泽。《吕氏春秋》称之为大昭。又侯甲水流经大谷，称为大谷水流经祁县故城南，从县城连绵向西连接邬泽，这叫做祁薮。乐史《寰宇记》：昭余祁俗名邬城泊，祁是太原汉代的旧县。

那里的河流是虖池、呕夷。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卤城县的虖池河，向东流到参合，又向东流到文安，流入大海。这里说参合则属于高柳县，汉代高柳县属于代郡。唐贞观以后被默啜攻破，州县都废除了。开元十年改定襄为云中，有高柳故城，那么卤城又应当在高柳的北面。虖池河的源头不详，它的河水从雁门县西南流入崞县和唐林二县，又西南流到忻州秀容县，又西南流入定襄县，又南流到太原府盂县，又东流到恒州的灵寿、真定、九门、藁城、谷城五县，又东流到定州无极县，又东流入深州的饶阳、鹿城、安平三县，又东南流入瀛州的高阳、河间二县，又东流入莫州的唐兴及莫县，以至任丘、文安县，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流到文安入海的地方。郑玄说：呕夷、祁夷与出平舒。《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平舒县有祁夷水。唐代蔚州兴唐县本是代郡地，呕夷又名滱水，出自县西北高氏山，东北流到兴唐县，又东流到瀛州的博野，东流入黄河。黄氏说：虖池出自代州繁畤县泰戏山，呕夷在蔚州灵丘县，就是滱水。《水经注》说：沤夷之水出自县西北高氏山，东到瀛州高阳县，流入易涞水，就是巨马河出自蔚州飞狐县涞山，东到防州南流入虖池，一同入海。

那里的浸水叫做涞水、易水。

黄氏说：易水有三条，都出自易州易县。《寰宇记》：北易又名安国河，出自县西北穷独山。《水经注》：濡水。中易出自阎乡城宽中谷，东南流到古易京城，与北易汇合，流入巨马河。《水经注》：易水与濡水互相包含，通称。南易出自县东南，即山燕王仙台东石虎罡，东流与雹河汇合，又东到霸

译容城县以南，（易水）流入高阳县，与滱水汇合。《水经注》又记载：易水到达文安县，与虖池水汇合。班固、阚骃都认为这条水是南易水。文安即今霸州县，以及并州的东界，都到达这里。

【易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广昌县的涞水，向东南流到容城县注入黄河。查唐代蔚州飞狐县，就是汉代广昌县的地界，有飞狐口，是涞水的发源地，向东南流到易州易县，又向东北流到涞水县，再向南流入容城县，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向东南流到容城县注入黄河”的地方。《汉书·地理志》记载涿郡故安县阎乡，是易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到范阳县注入濡水。这里说易水发源于故安，那么靠近幽州的境地。查唐代蔚州飞狐县，周代属于并州，从县北进入妫州的怀戎县，就是古代的飞狐口，是易水的发源地，向东南流到易州易县，再向北流的地方是汉代涿郡故安县的地界，又向东流到涿州的归义县，再向东北流入涿州范阳县的南界，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流到范阳县注入濡水”的地方】

译又说道：查考《诗经·韩奕》，韩侯担任并州的州牧，现在的同州韩城县，是古代的韩国，这是并州西部的边界。并州的土地最为辽阔，绵延横跨冀北，用来控制戎狄等外族。所以《诗经》说：“完全接受北国的朝贡，其中有追国和貊国。”荆州、宛地、并州、韩国，它们的国都都靠近京师。宛地和卫武关用来控制楚国，韩国抵御临晋用来控制狄人，这些都是天下的险要之地。所以周宣王中兴时，特别创作了这两首诗。大致来说，周人凭借幽州占据整个燕地【以控制狄人】，齐国占据海岱【以控制徐淮】，兖州、冀州像翅膀一样庇护洛阳，并州、荆州控制咸雍地区，这是天下的完整形势。观察九州山川险要之处，以及设立州牧的规模，那么经略天下的大体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里的特产是布帛；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是二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五扰，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五种。郑康成说：“五扰，指马、牛、羊、犬、猪；五种，指黍、稷、豆、麦、稻。”

总论

郑锷说：从扬州往下直到并州，这就是九州的疆域。用来端正东西南北方位的，都以王畿为主。天子面向南方，所以从南方开始辨别，那么四方就各自端正了。每个州都提到镇山，是记录它作为一州的镇守之山；每个州都提到泽薮，是记录一州水汇聚的地方；每个州都提到河流，是记录水流入海的途径；每个州都提到灌溉之水，是记录众多田地灌溉的便利；每个州都提到男女比例，有的二比三，有的五比三，是记录地气的偏颇和阴阳的不均衡；每个州都提到适宜种植的谷物，是记录土壤的高低和所种植作物的不同；每个州都提到适宜的特产，是记录山林的疏密和所产物的不同。【薛氏说：凡是九州的土地，高的适宜种植黍稷，低的适宜种植稻麦；山气多的地方男性多，泽气多的地方女性多；东南多丝织品，西北多毛织品。先王对于百姓，根据他们东西南北不同地方的差异，山泽川浸不同适宜的条件，男女数量的不同，土石产物的不同，黍稷稻梁种植的不同，丹漆丝麻利益的不同，广阔山谷制度的不同，民生风俗的不同，为他们修明教化而不改变他们的风俗，统一政令而不改变他们的适宜条件。住在山上的人不让他们住在河边，住在沼泽的人不让他们住在中原。红土坚硬的地方，施肥不用羊粪；红土细腻的地方，施肥不用牛粪。这样，五方的百姓，各自安于本性，乐于职业，而没有偏颇弊端的祸患。】

总论分州的差异

易氏说：关于九州的学说，由来已久。孔安国认为《禹贡》中的九州是帝尧的制度，于是说治水之后，舜将冀州分为幽州、并州，将青州分为营州，其余都是尧时的旧制，这是错误的。考察《舜典》，其说法非常明确。首先说开始设立十二州，接着说咨询十二州的州牧，然后才命令禹平治水土。那么平治水土的命令，与十二州的建立，其先后次序，自有可以考察而不虚假的证据。禹划分九州，《尚书》以“贡”命名，是在治水之后。《禹贡》在各州之下，虽然都列出了随山浚川的说法，但都是追溯治水的踪迹，然后辨别山川的险易，衡量道路的远近，以确定赋税贡品的多少，不能认为舜的十二州是后来的。班固的话说得好：“尧遭遇洪水，水势包围山陵，天下隔绝分为十二州，让禹去治理。水势平定后，重新划分九州，排列五服。”其先后次序，正是为了阐明当时设置州郡的意图。【薛氏说：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是《禹贡》中的九州。冀、豫、雍、幽、营、扬、兖、荆、徐，这是《尔雅》中的九州。荆、豫、青、兖、雍、冀、幽、并，这是《职方》中的九州。《禹贡》九州的名称由来已久。舜时开始设立十二州，将冀州分为幽州、并州，将青州分为营州。到了夏代，又恢复为《禹贡》中的九州。《尔雅》的九州，是商代的制度。《职方》的九州，是周代的制度。这样商代有幽州、营州而没有《禹贡》中的梁州、青州，周代有幽州、并州而没有《禹贡》中的徐州、梁州。郭璞认为《尔雅》的九州是商代的制度，然而《尔雅》有九州的名称而没有九州的边界，《禹贡》、《职方》有边界而不能不相互侵入。况且《职方》的九州，冀州比《禹贡》的小，因为将冀州分为幽州、并州，像舜时那样一分而为三。虽然没有徐州，但在青州、兖州之间就是。虽然没有梁州，但在雍州、豫州之间就是。《禹贡》说：“海岱及淮惟徐州。”这是徐州的南部到达淮河。又说：“大野既潴。”这是徐州的大野泽。现在《职方》青州的水系有淮河、泗水，兖州的沼泽有大野，这是将徐州并入青州、兖州。《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这是梁州的南部占据华山以南。又说：“厥贡璆、铁、银镂、砮、磬。”这是梁州的玉石。现在《职方》豫州的地域有华山，雍州的特产有玉石，这是将梁州并入雍州、豫州。《职方》既然用青州、兖州来包含徐州，所以青州多并入《禹贡》的豫州，而兖州又多并入《禹贡》的青州。《禹贡》豫州覆盖孟潴泽，而《职方》青州有其沼泽望诸，望诸就是孟潴。这不是青州并入豫州吗？《禹贡》青州说“盐絺海物”，而《职方》兖州有其特产蒲鱼，蒲鱼就是海物。这不是兖州并入青州吗？《职

译《职方》既然有冀州，却又包含了幽州和并州。所以幽州大多归入《禹贡》中的青州和徐州，而冀州大多归入《禹贡》中的雍州。况且幽州的山是医无闾，沼泽叫貕养，浸水为菑水和时水。医无闾在辽东，光武帝时辽东属青州，后来又属幽州。这难道不是幽州侵入青州吗？貕养在长广，菑水发源于莱芜。《汉书·地理志》将长广划归徐州，琅琊有莱山。这难道不是幽州侵入徐州吗？冀州的沼泽叫杨纡，而《尔雅》说“秦国有杨纡”，李巡又认为在右扶风，颜师古注释《汉书·地理志》认为就是杨纡。这难道不是冀州侵入雍州吗？大体上周朝将夏朝的冀州分为三州，将其余八州合并为六州，其形势不可能像《禹贡》那样保持原貌。然而杜预和郑众、郑玄不改动《职方》的文字，却一定要改变《职方》的含义。后郑（郑玄）认为颍水在阳城，应当属于豫州，现在却属于荆州，这是不对的；认为溠水在楚国和随国之间，应当属于荆州，现在却属于豫州，这也是不对的。他们不知道青州、幽州、梁州、雍州、兖州、豫州尚且多有相互侵入的情况，何况相距较远的州呢？这就是改变《职方》的含义。先郑（郑众）认为青州中的“淮”字应当是“睢”，“沭”字应当是“洙”，直接说宋国有次睢水而鲁国有洙泗水，竟然没有考虑到青州包涵了徐州的情况。认为雍州中的“〇”字应当是“汧”，“蒲”字应当是“浦”，直接说雍州有汧水罢了，竟然没有考虑到吴山在汧水以西有“〇蒲”沼泽的情况。至于杜预认为经文中的“湛”字应当是“淮”，后郑认为兖州的“卢维”应当是“雷雍”，竟然没有考虑到“湛”与“卢雍”的名称在经书中没有出现过，这就是改变《职方》的文字。

译郑锷说：周代的九州中没有徐州和梁州。《禹贡》中有徐州和梁州，却没有幽州和并州。《尔雅》说：两河之间叫冀州，黄河以南叫豫州，济水以东叫徐州，黄河以西叫雍州，汉水以南叫荆州，长江以南叫扬州，燕地叫幽州，济水与黄河之间叫兖州，齐地叫营州。《诗谱》认为：雍、梁、荆、豫、徐、扬，是《禹贡》所说的，是尧、舜的制度；《尔雅》所说的，似乎是夏代的制度；《诗谱》所说的似乎是商代的制度。解说的人说：《尔雅》职方氏的记载不同，先儒认为《尔雅》所说的是商代的制度，道理或许是这样。至于《周官》中没有徐州和梁州，大概是因为徐州靠近淮河，而那地方或许是徐戎、淮夷所占有的；梁州距离洛阳较远，而那地方或许是王畿都鄙所占有的。《尔雅》有幽州，而《周官》有幽州和并州，是因为人口有增减，所以州郡有增减。冀州在商代，其人口因此分离为二，所以有冀州又有幽州；在周代又分离为三，所以有冀州，又有幽州和并州。舜将冀州分出幽州，将青州分出营州。周代没有徐州，大概是因为那地方被淮夷、徐奄所占。周公的时候，任命伯禽去鲁国，而徐戎、淮夷同时兴起，这就是证据。后来成王讨伐淮夷，宣王征讨徐方，僖公征讨淮夷，而《周官》把征伐所获得的土地称为〇，唯独对蛮、闽、夷、貊有这种说法，而对戎狄则没有，由此可知征服东南方是很困难的。○李嘉会说：周代的九州与《禹贡》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周代建都于雍州，不能不扩大；梁山多险阻，所以将梁州和雍州合并为一州。徐州地域狭隘，所以青州兼管它。尧、舜建都于冀州，土地最广，现在的北境大多在其内，况且是帝都所在，人口繁盛，到周代也是这样，所以冀州分为幽州和并州。

总论九州排列的顺序

王氏说：“九州的顺序，《禹贡》从冀州开始，其次是兖州，最后到雍州；《职方》从扬州开始，其次是荆州，最后到并州。大概《禹贡》说的是治水的顺序，《职方》说的是远近的顺序。治水从帝都开始，然后顺着水势便利的方向，自下而上，所以从兖州到雍州为止。以远近来说，周代的教化自北向南，以南为远，所以《关雎》《鹊巢》的诗分为二南，《汉广》也说文王的道义被南国所接受，德化所及，以远为极致。从扬州开始，是因为扬州在东南；其次是荆州，是因为荆州在正南；最后到并州，是因为并州在正北，是先远后近。”

周礼订义卷五十六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五十七宋王与之撰

于是辨别九服的邦国。方圆千里叫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叫侯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甸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采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卫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蛮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镇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叫藩服。

郑锷说：职方氏掌管版图，以此制定贡赋，诸侯供给贡赋，以服事天子，所以用“服”来说，是想让他们服从职事侍奉君主而已【○郑康成说：《诗经》说“侯服于周”】○黄氏说：司马称为九畿，畿是边界，有人说畿和封都是边界，司马施政职而以边界为名，表明王政的执行无论远近都是一样的，海内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个，九州各自以山川划分边界，而九畿从王畿出发，四面划定的地形不能整齐方正，九服宽窄互补而足，侯国居其中，有司应当辨别，所以晋国是甸侯，郑国是男伯【○我按：其余说法见大司马】

陈君举说：“卫服之外，圣人虽然制定了服制，但不一定让他们来朝。所以《武成》叙述诸侯助祭，《洛诰》称颂诸侯和防，康王之诰，陈述诸侯听命，只说到五服而已。”

凡是邦国方圆千里，封公以方圆五百里，则有四个公；方圆四百里，则有六个侯；方圆三百里，则有七个伯；方圆二百里，则有二十五个子；方圆百里，则有一百个男。以此周知天下。

郑康成说：“以此推算遍及四海九州邦国多少的数量。方圆千里的地方等于方圆百里的地方一百个。以方圆三百里的面积用九来约分，得到十一个有余。”说七个伯，是字的错误【○林氏说：不是实有国家，只是计算其土地广狭所能容纳的数量】○黄氏说：“凡是邦国方圆千里，是据一州之地而言。一州之地方圆千里，所以为九州而建立九牧。一州方圆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则有四个公，意思是封公足够五百里，就可以容纳四个。方圆四百里，则有六个侯，意思是封侯足够四百里，就可以容纳六个。方圆三百里，则有十一个伯，意思是封伯足够三百里，就可以容纳十一个。方圆二百里，则有二十五个子，意思是封子足够二百里，就可以容纳二十五个子。方圆百里，则有一百个男，意思是封男足够百里，就可以容纳一百个男。出入千里之数而进退之，以见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诸侯虽有加地，未必尽登此数，是故皆悬法也。”

译康成说：“每件事用‘则’字，是设定法度。设定法度，是为了等待有功之人而扩大其封地，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周代九州疆域方圆七千里，周公改变殷代制度，即使小国土地也方圆百里，一州必定有四位公爵、六位侯爵、十一位伯爵、二十五位子爵、一百位男爵，加上附庸国共二百一十个国家，这就勉强牵合了。《王制》所说的二百一十个国家，大概是说将土地分为三等，而一州之地容纳方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国家，可以容纳二百一十个还有剩余。《职方氏》所说的四位公爵、六位侯爵、十一位伯爵、二十五位子爵、一百位男爵，大概是说建立诸侯、大规模分封，而一州之地如果全部达到方圆五百里，就能容纳四个；方圆四百里，就能容纳六个；方圆三百里，就能容纳十一个；方圆二百里，就能容纳二十五个；方圆百里，就能容纳一百个而恰好足够。这些都是凭空设定的说法。封国分为三等，建立诸侯也分为三等，所以方圆五百里、四百里的是大国，不到五百里、四百里的就不能组建三军；次等之国必定方圆三百里，不到三百里的就不能组建两军；小国必定方圆二百里，不到二百里的就不能组建一军；男爵即使增加土地达到方圆百里，仍然不能组建一军。这是实际情况，而其制度参见于《司马职方氏》中【周代的公国，只有杞、宋而已】。九州之地，没有分封完的国家就是闲田。古代说法周代有八百个国家，而春秋经传中古代国家的存亡，能看到的不过一百多个，未进入春秋法制时期还在的诸侯，不敢大肆放纵，到了春秋时期，仍然以灭国为重，那么古代那些看不见的国家，必定不是全部被兼并灭亡的，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原因【○愚案：我的说法见《大司徒》】

译薛氏说：边长千里的正方形，等于边长百里的正方形一百个；边长五百里的国家，等于边长百里的正方形二十五个；四个边长五百里的国家，使用边长千里的正方形一个，因此边长五百里的国家不过只有四个公爵。又说：边长四百里的国家有六个侯爵，那么边长四百里的国家等于边长百里的正方形十六个；六个边长百里的正方形十六个，就是九十六个；这是在边长千里的正方形中使用了九十六个边长百里的正方形，还剩余四个边长百里的正方形。又说：边长三百里的国家有十一个伯爵，那么边长三百里的国家等于边长百里的正方形九个；十一个边长百里的正方形九个，就是九十九个；在边长千里的正方形中还剩余一个边长百里的正方形。又说：边长二百里的国家有二十五个子爵，把边长二百里的国家看作边长百里的正方形四个，那么二十五个边长二百里的国家使用边长千里的正方形一百个；男爵则只有边长百里而已，这是分封国家的定制。其余作为附庸和山川的，本来在大司徒建立邦国的制度中有所记载。郑氏认为九州的边界是边长七千里的正方形，七七四十九等于边长千里的正方形四十九个，其中一个是王畿之内，其余四十八个，八个州各有边长千里的正方形六个，用来分封公、侯、伯、子、男的土地，这是错误的。郑氏的看法是从开方术的角度来说的，却不知道井田的土地划分为井字形，四周左右都有定制，所以可以用开方术来说。至于先王制定九州的制度，划分疆界土地，各自以边长千里为一个州，不像井田之法那样四周贯通可以用开方术来计算。如果说成周的制度是边长千里的正方形四十九个，那么成王、周公开拓土地的广阔程度是怎样的呢？《王制》说：“凡是四海之内九州，每州边长千里”，难道还能再开方成为边长千里的六个吗？有人说：《王制》是商代的制度，商周之间有什么大的不同呢？孟子说：“海内的土地，边长千里的有九个，齐国占有了其中一个”，由此可知郑氏的错误。

凡是邦国大小相互维系。

郑康成说：“大国亲近小国，小国侍奉大国，各有所属关系，维系联结。”

周王设置州牧。

项氏说：诸侯都是世袭的，只有州牧是由周王设置的。郑锷说：五国为一属，属有长官；二十五国为一连，连有率领；三十国为一州，州有正官。虽然足以相互制约，但不足以全面控制。大国没有小国的帮助，就无法强大；小国没有大国的依靠，就不能自我稳固。周王于是为他们设置八命之州的州牧，作为二百一十个国家的长官，统辖治理他们，然后大小国家各自有所敬畏。易氏说：其关键专门在于设置州牧这一件事。周代制度有九牧，实际上是舜咨询的十二牧的遗留制度，都是为了统辖天下的邦国，使他们考核礼制、端正刑罚以尊崇天子。

制定他们的职务，各自根据他们的能力。

黄氏说：“州牧之下有正官和卒官，通达于诸侯，所以说‘制定’。”郑锷说：“人各有能和不能力，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制定职务，如州牧监、参伍的职务，方伯、连率的职务，必须观察他们的才力所能胜任的。”

制定他们的贡赋，各自根据他们所有的物产。

贾氏说：就是大宰的九贡，小行人春天入贡，以及《禹贡》中的贡篚等。林椅说：行人制定贡赋，大概是根据道路里程、年月、远近来制定标准。职方根据他们所有的物产，这是通行的法则。然而九州九牧，王居其一。九职九赋，自大司徒所颁布，掌交所晓谕，推而广之是以一州为法则，通达于其他八州。黄氏说：各位公爵食用的占一半，侯爵伯爵占三分之一，子爵男爵占四分之一。土地有进退变化，那么贡赋就有增减，所以说“制定他们的贡赋”。九州有固定的贡赋，如果不是增减，就没有必要制定。《春秋传》说：盟会用来训示上下的准则，制定财用的节制，这就是它的节制。制定职务、制定贡赋、州牧都参与其中。

郑锷说：各地有所出产，也有所不出产的。根据他们所有的物产来制定贡赋，如荆州有象牙皮革，不要求他们提供扬州的竹箭；雍州有玉石，不要求他们提供冀州的松柏。根据他们所有的物产，那么他们的供应就容易。林椅说：职方说，设置州牧接着就是制定。制定职务和贡赋，那么当时的职务贡赋也总归于州牧。

周王将要巡视守土，就向四方告诫说：“各自修治平整你们的守土，考核你们的职事，不敢不恭敬警戒。国家有大刑罚。”

王昭禹说：周王巡视守土，那么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所以向四方告诫。郑康成说：“乃”同“女”，即“你”。守是诸侯所守的土地，职事是诸侯所治理的职事。天子到诸侯那里叫巡视守土，巡视守土，就是巡视所守的土地，所以告诫他们修治平整你们的守土。修治就是让他们治理毁坏的地方，平整就是让他们各自当好自己的本分。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陈述所职的事，所以告诫他们考核你们的职事。职是担心他们有旷废，职事是担心他们有废弛的事。郑锷说：趁着巡视守土的年份警戒他们，使他们修正疆界，考核职业，以等待周王的适时巡视，告诫已经早有准备，等到他们不遵从，然后等待处以诛杀放逐的罪责，可以无愧了。李嘉谟说：必须先警戒然后巡视守土，是不想趁他们不备、没有警戒而杀他们，必须先警戒那么刑罚就可以施行。

等到周王所去的地方，先走道路，率领他的属官巡视前日所告诫的命令。

郑康成说：先道，先沿着周王所走的道路，走在前面执行前日所告诫的命令。郑锷说：等到周王所去的地方，先到所朝向的方国，巡视前所

译颁布禁令，预先考察人们是否遵从。

译王殷国亦如之

贾氏说：王殷国所在的地方没有固定，有时在王畿内的国城之外进行，有时前往王畿之外的诸侯之国进行，所以有警戒命令的事情。○黄氏说：宗伯殷见叫做同，大行人殷同，用来推行天下的政令，那么巡守本来就是殷国。属象胥通晓言语，协调辞命；属瞽史通晓书名，听取声音，传达瑞节，统一度量，完成牢礼，统一数器，修明法则，这些都是用来纠正不端正的，所以叫做殷国。职方巡狩，是指不因为殷国而有防同的事情，比如成王营建洛邑，宣王车攻，都没有到达方岳，所以单独以天子前往诸侯国为名。那说殷国，正是指按时巡行，在方岳朝见诸侯，考核制度，大明黜陟。说巡狩就不殷国，说殷国则巡狩可知，所以掌客兼而言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时巡，都是定礼，王有故不出，是非常情况。今年有故不出，明年也应当出，先王未曾预先设立非常不出之礼，使人主怠惰【汉武帝每年出祀甘泉汾阴，固然烦扰；成帝多年不出，实在怠惰。合礼不合礼，都未论】郑又说：王不巡守，其戒四方与巡守同。夫王出则戒以平守考职，将以待黜陟也。王行将至，则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项氏说：“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贾氏说：“主四方邦国之事，与职方连类，在此【以下至形方并同】

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

黄氏说：地形广远，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犹有勾股存焉。○郑锷说：冬夏至，颍川阳城昼漏半，立八尺之表，夏至于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于表北得丈三尺之景，皆为地中，此建国所用也。若建诸侯国，则不用此，何则？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则百里。封侯国之大者不过五百里，何取于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国，又取其分以为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国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国也。若小都五十里，则为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则为小分二分半。所谓建邦国都鄙也。○郑康成说：土地犹度地，知东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李嘉谟说：知其风土，以相国君居民之所宅，盖宅里所居必阴阳纳藏风气合聚，如《禹贡》所云四澳既宅是也】

郑锷说：“土方氏所掌，与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冯相氏之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国而用土圭，以测土深，求天地之中；冯相氏欲知四时之气；土方氏专建诸侯之国，不过用土圭以度其地之远近、广狭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黄氏说：所谓景短多寒，景长多暑，景朝多阴，景夕多风。土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郑康成说：土宜，谓九谷稙稚所宜也；土化，地之轻重，粪种所宜用也。任地者，载师之属【○刘氏说：谓授其地以任其耕种者】

郑锷说：“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授夫任地之人，则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诸侯之地亦有法。何患职贡之不供哉！”

王昭禹说：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则辅成司徒建国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则辅相司徒草人任土粪种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于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则及于四方。

王巡守则树王舍

易氏说：树，植也，立也。王巡守，则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为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后掌舍为之设梐枑，再重为车宫，辕门为坛壝，宫棘门而土方氏植立之焉【○郑康成说：为之藩罗】○黄氏说：草舍向背左右，犹有其法【○郑锷说：暂所舍止，亦当相其宜而为之】

懐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郑康成说：懐，来也。主来四方之民及其物【○刘氏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懐方以成蓼萧之化者，圣王之事也。远人既来，则懐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给，而开之以中国道德仁义之化，悦之以圣人中和礼乐之方，陈之以位天地和阴阳之本，感之以致神祗遂生殖之义，使之心悦诚服，踊跃于两间而不知自

译罢了。陈及之说：远方的人前来，也不是每天都有。如今设有怀方氏，中士八人，府、史、胥、徒共五十二人，这是冗员。一定要等他们来了，让他们担任其他官职做事罢了。大凡周代的制度，官府的设置如果不是想要长期使用的，都是临时让其他官府兼任。○李嘉谟说：既然招徕诸侯，并且会合他们，而且兼用道德来训导，是适宜的。一定要各自设立一个官职，为什么要招徕那些尚未前来的人，会合那些尚未统一的人，然后才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训导呢？三个官职应当有所不同，这样怀方氏才能修明他的职事。○黄氏说：宾客属于秋官，民众属于夏官，它们的职事不同。

译掌管招徕远方的百姓，使其进献方物，进献远方的特产，并负责迎送他们。用符节来通达他们，陈及之说：“郑玄认为远方的百姓，就是四方夷狄的百姓。用恩德和美好的名声来招徕他们。如果这样，那就好比汉武帝派遣张骞等人去说服、晓谕西域一样。当时设置这个官职的本意，是说远方的百姓，如果有归附的，怀方氏就安抚他们，就像大小行人对待诸侯那样。周成王时，越裳氏经过九次翻译才来到周朝，如果不设置官员来主持接待，那么言语不通，不知道他们的来意；饮食不同，不知道他们的喜好，远方的人就会失去应有的待遇，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百姓呢？”○王昭禹说：“远方有进贡，就像六服之地的进贡一样，每隔一代见一次天子，各自用当地珍贵的宝物作为见面礼【○郑锷说：“说的是他们当地应当进贡的物品”】远方进献的物品，就像六服诸侯进献国家的珍宝一样【○黄氏说：“远方的物品是用来贸易的。饮食嗜好不同，汉朝时西域的胡商贪图汉朝的财物，没有一年不来，先王认为这无法杜绝，所以设置官员来接待他们。自古以来，边境事务多因互市而起。”】○郑锷说：“远方的物品不是应当进贡的，大概是那些珍贵异常的宝物”进贡是为了表达臣子的礼节，进献是为了传达对上帝的诚意。四方夷狄既然不能要求他们进献方物，作为每年的常例，也不能要求他们出产的珍奇异宝，作为自己的玩赏之物，关键在于有办法招徕他们，使他们自己到来罢了。他们来时迎接他们，他们走时送别他们，这是用丰厚的礼节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货物则用玺节来通达，使道路没有阻塞，这是用信用来显示给他们看。○郑康成说：“通达百姓用旌节，通达贡物用玺节。”

治理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和饮食。

王昭禹说：治理物资储备，是为了准备他们的使用；治理馆舍，是为了安定他们的居住；治理饮食，是为了顺应他们的嗜好【○郑康成说：接续他们往来的饮食。○郑锷说：十里设有庐舍，庐舍里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处，宿处有物资储备；五十里有市场，市场有积存。这是遗人所掌管的，怀方氏为他们治理这些事务，大概是用恩惠来联结他们】

王氏说：“迎送他们，为他们行礼，用符节通达他们，使他们没有滞留困难，治理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饮食，使他们有所依靠。这就是用来安抚他们的办法。”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郑锷说：君王的心，未曾不想让四海没有不同的风俗，九州都贯通一致。然而道路有时隔绝，财利有时不相通，器用有时不齐备，人们各自偏爱自己所喜欢的，而厌恶所讨厌的。所以任命官员叫合方氏，用来合拢那些不合拢的东西。质人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淳制，那么所统一的是一个市场之内。行人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数器，那么统一于十一年。合方氏把天下都统一起来，君王在天下大一统，实际上根本就在于此。

掌管通达天下的道路。

郑康成说：“渡口桥梁相互连接，不得隔绝【○王昭禹说：“千夫之地有浍水，浍水上有道；万夫之地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是用来通往来，通达了往来就有无穷尽的通畅”】

沟通他们的财利。

王昭禹说：“财利出自土地所生产的东西，而有无多寡，常常不能互相资助。沟通了它们，那么有无可以交易，多寡可以互相救济。”

统一他们的数器。

郑康成说：“权衡不得有轻重【○王昭禹说：“十百千万所计算的，叫做数；吉凶礼乐所使用的，叫做器。”○郑锷说：“数统一了，那么以九、以七、以五为节制的，举天下都统一，而不敢超过；器统一了，那么叫樽、叫爵、叫爼、叫豆的，举天下都统一，而不敢改变”】

统一他们的度量。

郑锷说：“分寸尺丈仞的度，都使它们统一，那么就没有长短的差别；龠合升斗斛的量，都使它们统一，那么就没有多少的差异。”

消除他们的怨恨和厌恶。

王昭禹说：“产生在心里而有所畏惧的，叫做怨；人所丑恶而有余的，叫做恶。有办法消除它们，那么恶将会有所改变而迁善，怨不会妄作而符合道理了【○郑锷说：消除怨恨厌恶，使没有积怨而产生动乱】

统一他们的喜好和善行。

王昭禹说：“情感所快乐的，叫做好；本性所欲望的，叫做善。如果役使外物来作为喜好，那么喜好就会失去正道；背离道义来作为善行，那么善行就会失去奇异。所以必须有办法统一它们。先王不珍视异物，不宝贵远方的物品，所以用教化来统一他们的喜好。制作奇异技艺的人被诛杀，穿着奇异服饰的人被禁止，这是用法律来统一他们的喜好。用朋友来联结他们，这是用教化来统一他们的善行。不孝、不悌、不信、不治，就用八刑来纠正他们，这是用法律来统一他们的善行。统一到了这种程度，道德还担心不统一吗，风俗还担心不同吗。”

总论

易氏说：“道路通达，财利沟通，这是合方的事情。还没有涉及到政令。统一数器而九仪的命令，都有确定的遵守；统一度量而五则的制度，也有确定的使用。这是合方的政令，还没有涉及到教化。至于消除他们的怨恨厌恶，统一他们的喜好善行，那么讲求信用修睦，没有异志。合方的教化，真是伟大啊。”

陈及之说：“合方氏掌管通达天下的道路，那么封内诸侯渡口桥梁相通，聘问友好往来，有无互相补充，患难互相救助，没有壅塞蔽障的祸患了。然而先王担心他们私下结盟以背叛上级，以及奸邪

译人们往来而没有禁止，于是修筑沟渠、树立堤防来加固以防备他们，制定节制措施来谨慎地管理他们。所谓镇守邦国的，使用玉制符节；镇守都鄙的，使用角制符节。凡是邦国之间的使节：山国使用虎形符节，土国使用人形符节，泽国使用龙形符节，门关使用符节，道路使用旌节。凡是通达于天下的，必定要有符节；没有符节的，有防备就无法通达，这是用来禁止断绝奸邪之人往来的。」每年互相问候，每代互相朝见，国君去世更换世代，有送葬的礼仪，有庆贺的礼仪，遇到凶荒灾患，有吊唁抚恤的礼仪，有赠送财物助丧的礼仪，这是诸侯之间的邦交之道。如果不是这样而私下互相勾结，依附下属欺瞒上级，倚仗强大吞并弱小，那么大司马就有九伐之法。方伯连帅奉命讨伐罪人，是为了断绝其萌芽，杜绝其吞并。自春秋以来，奸邪之人如果在中国不得志，就随心所欲地前往，毫无疑忌，即使是弑君的大贼，也常常被藏匿起来供自己使用，那么关卡桥梁盘查询问的法度就不实行了。高兴时朝见聘问没有空过的月份，愤怒时争战历经多年而不停止，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不修明，大司马九伐之法就不实行了。像这样却说“通达天下的道路”，这是开启奸诈而助长背叛罢了。

译训方氏设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郑康成说：训，就是导引的意思，主要职责是教导四方百姓。【○郑锷说：施行教化的人，圣人运用神妙的道理进行教化，暗中运作使民俗自然改变，不需要外在的训导。方氏这个官职设立名为训方氏的，是取其事务中可以用言语传达的部分，来训导四方。】○易氏说：结合方氏使喜好相同的人向善，顺应人心的善端，再加以引导罢了。至于这个职位专门以训导四方为事，也不是在人心好善之外另外有所谓的训导。引导四方政事，那么政事本来就有良善而公平的；调和上下君臣的心志，那么心志本来就有纯正而端正的；诵读四方流传的教导，当今时代也有可以作为法度的格言大训。这些都是人心本有的善，训方氏只是顺势加以训导罢了。

王氏详説说：“地官中有土训、诵训，这里又有训方氏。大概土训所掌管的是陈述地图、告诫地理事务，诵训所掌管的是陈述方志、告诫观览事务，这里掌管陈述四方事务与上下心志，又有所不同了。”

掌管陈述四方政事，以及上下君臣的心志。

郑康成说：“道就是说的意思，为君王陈述四方诸侯的情况，上下指君臣。”○郑锷说：“政事是指诸侯所施行的措施，志是指诸侯君民上下的趋向。”

诵读四方流传的教导。

王昭禹说：“诵，与孟子‘为君王诵读’的意思相同。训方氏所诵读的，都是用来告知君王的。”

郑锷说：传道，是指四方人口中传述称道的内容。【○郑康成说：传道，是世代传述的古代往事，为君王诵读，就像现在论述圣德尧舜之道一样。○王昭禹说：传可能是众人所传，道可能是一人所道，诵读四方流传的教导，是为了引致它们，至于推广实行，然后才能成为正道。】

在岁首就颁布并训导四方，观察新出的事物。

郑锷说：陈述其政事，以及上下君臣的心志，就将这些说法传达给君王，使君王知晓。诵读其传述，不只是诵读而已，选取其中可以作为训诫的内容，写成戒书，在建寅之月颁布，用来诵读四方，使人们知道善的可以实行，恶的可以改正。在岁首颁布，是顺应时节的开始，与之一起更新。又观察四方新出的事物，是因为一年的开始，考察百姓喜好什么，时新的情况如何？引导训导他们，以等待其他时候的颁布。【○项氏说：物就是事，即上面所诵读陈述的三件事。新年观察它们，又将作为来年的训导。○王昭禹说：新物是指新使用的物品，观察新物是为了观察百姓的喜好厌恶。岁首时，百姓所崇尚的，在一年的开始观察民情所崇尚的，将用来训导那些心志淫邪、喜好偏僻的人。○陈蕴之说：新物如旧染污俗，都与之更新，周虽然是旧邦，但其命令维新，造就新人，也是以新子之国，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变昏暗为光明，变恶为善，改变气质，就像螟蛉像蜾臝一样。○愚案：这又是另一种说法。】○黄氏说：颁布并训导四方，使人们述说其旧有的美德。观察新物，考察风俗的变化。

形方氏，设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易氏说：“形，就像人的形体，有相互连接的意义。”○郑康成说：“形方氏主要制定四方邦国的疆域形状。”

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并端正其封疆，没有华离之地，使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亲近小国。

郑锷说：地域由大司徒掌管，版图由职方掌管，只是名数而已。形方氏则制定它，就像制作衣服那样，根据形状裁割，使各自适宜。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其端正之处，制定其地域而端正它，使分割者不至于完全断绝，连接者不至于分离，所以说没有华离。【○贾氏说：地有〇邪离绝，互相侵入，不端正，所以端正它。〇者两头宽，中间窄；邪者一头宽，一头窄。】分割而不完全断绝的称为华。王安石说：华与为国君削〇者华之的华同义，地虽然分割，也应当连绵不断，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界，所以不能华绝。而不连接的称为离，一国的土地应当自成封疆。如果有国家在这里，而土地孤立在那边，就不能相互统摄了，所以不能离。之所以使土地不华离，大概是使小国靠近大国，侍奉它以自立；大国靠近小国，亲近它以自固。然而如果不是形方氏制定其地形，使各自相互连接，虽然想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犯其疆〇，也是不可能的。【○郑康成说：比就是亲近的意思。《易经》比卦象辞说：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王氏说：端正其封疆，没有华离之地，那么小国容易防守，大国难以侵犯，人各有土宇，可以没有祸患了。】

刘氏说：“大司马建立邦国的九法，有均守平则，以安定邦国；比小事大，以和谐邦国的法则。如果形方氏端正它而不听从，然后告诫司马，九伐的法则就实行了。”

山师，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贾氏说：“这山师以及下面的川原等，都是遥掌畿外邦国之内

译山川原隰的等级，是为了让各地出产的珍贵奇异之物，用来供给王室使用。」○陈及之说：「古代山林所产、川泽所出的物品，哪些对人有利，哪些对人有害，其地图簿册和数量统计，都全部收藏在王室府库中，诸侯不得而知。辨别物品的利害并颁布给诸侯，那么诸侯就知道取其利、避其害；让他们进贡珍贵奇异之物，这样他们就不能欺骗上级了。」

译李嘉防说：“山川必定称为‘师’，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珍奇异宝，应当由主管官员命名并进贡给天子；有适合当地种植的物产，应当播种以引导百姓。”

掌管山林的名称，辨别其中的物产及其利弊，并颁告给各诸侯国，让他们进献珍奇之物。

郑康成说：“山林的名物，就像岱畎出产的丝麻，峄山南面生长的孤桐。”○王氏说：“稻人所管理的沼泽草泽所生的植物，在芒种时节播种，这就是所谓的‘利’，不仅仅是中等人家使用而已。王孙满说：‘夏朝正值有德之时，铸造金鼎，将百种物象铸于鼎上，使百姓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奸，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不顺之事，魑魅魍魉不能侵害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害’，不仅仅是毒物以及蜇咬人的虫兽而已。【○黄氏说：‘吴国在山中铸钱，煮海水制盐，齐国魏国修筑堤防治理黄河，这些都是利害之事。’】李嘉防说：‘地官系统中的山林川泽，各有三个等级，所守护的有严厉禁令，所征收的有财物。然而这些制度只施行于王畿之内，不及于天下。现在天下的山林川泽，各有其物产，如果不加以辨别并昭示天下，天下人从哪里知道该追求什么？各有珍奇之物，如果不加以分辨并进献于天子，天下人从哪里知道该进贡什么？如果不这样，那么吴国的盐铁，就不能独占其利；齐国的盐防，也可以专享其税收了。’

我认为：山泽的官员，隶属于司徒，只是防备其财物，而不能制约诸侯国；司马专门主管诸侯，得以兼管制约诸侯国的事务。

川师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管川泽的名称，辨别其中的物产及其利弊，并颁告给各诸侯国，让他们进献珍奇之物。

郑康成说：“川泽的名物，就像泗水岸边出产的浮磬，淮夷出产的蠙珠，以及沼泽中的萑蒲。”

邍师，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郑康成说：“邍，指广阔平坦的土地。”

李嘉防说：“地官系统中，山泽有虞官，林川有衡官，现在又有邍师，是因为他们懂得土地适宜与否的美恶，种植好坏的情况，用以教导百姓，所以称为‘师’。”

掌管四方土地的名称，辨别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以及物产中适合封建国邑的。

郑锷说：“高而平的地方叫原，四方土地中，广阔平坦之处，有丘陵的名称，有坟衍的名称，有原隰的名称，辨别这些名物，观察其阴阳向背，测量其水泉深浅，就可以作为封建诸侯的地方。如果不辨别其名称，就无法知道它是平坦还是倾斜，是干燥还是潮湿；如果不辨别其物产，就无法知道它是肥沃还是贫瘠，是美好还是恶劣。如果用来封建国邑，百姓就会困苦而不安定。所以让邍师来辨别。以前的儒者把‘物之可以封邑者’断为一句，他们的说法认为‘物之’是指观察土地的物色。我认为辨别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以及物产中可以作为封邑的，应当连成一句。”

黄氏说：“都城必须建在平地上，商人为了躲避黄河水患，迁都到邢；盘庚说：‘迁往山地，会降下凶恶的德行’，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百姓流离失所，不从事劳作，不服从耕种，无法施行井田城邑的制度，所以又迁都到亳。○刘执中说：‘这是指五等封国之外的余地，还没有城邑来管理那里的百姓，否则就会被诸侯吞并，这也可以帮助司马划定诸侯国的疆界。’

匡人设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郑康成说：“匡，就是正。主要用法则来纠正诸侯。”○薛平仲说：“职方氏的属官，从合方氏到邍师，用来防范约束诸侯国的措施，可以说是很严密了。然而诸侯国的土地，是诸侯世代守护的；诸侯国的人民，是诸侯世代治理的。王官所能制约的能有多少？而诸侯却安然退让听从，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统治天下的人，有办法使各种制度并行而不相违背。匡人传达法则，用来匡正诸侯背离王命的私心；撢人诵读王旨，用来激发百姓面向天子的忠诚。诸侯知道有天子而不偏私于一国，百姓知道有天子而不偏私于诸侯。天下谁不环绕归向而团结牢固呢？九伐之法，司马虽然具备却不必施行了。

掌管传达法则，匡正诸侯国并观察其邪恶，使他们不敢反叛不顺，从而听从王命。○郑锷说：“诸侯占据广袤的土地，倚仗强大的军队，有违反法度而不端正的行为，设置匡人这一官职，用法则来纠正他们。法则，是天子用来治理官府和都鄙的【○郑康成说：‘法则指八法八则，诸侯国的官府都鄙也适用’】内外虽然形势不同，但天子的心意起初并没有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用治理官府都鄙的法则来纠正那些不端正的行为【○王昭禹说：‘大司马制定畿内封国的制度来匡正诸侯国，是为了匡正其土地大小的规范；用九伐之法匡正诸侯国，是为了匡正其罪恶轻重的标准。至于让他们考核礼制、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必定要有法则来匡正他们’】，从而观察其邪恶【○易氏说：‘人的不善隐藏细微而未显露的叫做慝，就像土训教导地慝，诵训教导方慝，都是指隐微之处。如果他们的邪恶没有革除，虽然有八法八则，将用什么来匡正呢，这就是为什么要先观察其邪恶的原因’】，匡人看到他们有邪恶，必定用法则来约束他们，使人不敢反叛而不顺从，偏斜而不端正，只听从王命。这就是官职命名为匡人的原因。这已经传达下去了，行人每隔十一年就修订法则，修订所传达的内容使其逐渐增多，历年

译而法则不会荒废败坏。○刘执中说：如果这样，那么那些违犯政令、侵犯法令的诸侯，对内残暴、对外侵略的诸侯，就不会陷入九伐的惩处之中了。

译撢（音他南）人，设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刘执中说：“撢与探字相同，意思是探求君王的意志，以及陈述国家的政事，去告诉诸侯以及四方的人。”

李氏说：“天下的情欲向上通达，所以设置了训方氏的职务；君主的意志想要向下沟通，所以设置了撢人的职务。古时候君主与百姓为一体，上下互相诚信，没有壅塞阻隔的祸患，就是这样的。”

掌管诵读君王的意志，陈述国家的政事，以此巡视天下的邦国，并告诉那里的百姓。郑康成说：“道就是说的意思。”○郑锷说：“君王身处深宫之中，意志虽然在于百姓，百姓怎么能够自己知道呢？国家的政事施行于王畿之内，天下的邦国在王畿之外，遥远而不能听闻。撢人巡视天下，诵读君王的意志，陈述国家的政事，来告诉那里的百姓。说君王的意志是这样，君王的政事是这样，使民间听闻我们君王的意志，以及其政事的美好。”

使万民和悦，并且端正对君王的向慕之心。

郑锷说：“百姓都内心喜悦、诚心信服，伸长脖子、抬起头来仰望君王，不敢违背，这就叫做‘正’。‘王靣靣’，就是面向君王的意思。君王所在的地方，百姓都仰面向着。大概百姓不曾没有向慕君主的心，之所以有违背的，是因为万里之远，来不及知道罢了。撢人能够说出其中的缘由，他们怎么能不和悦呢？”

我认为：撢人诵读君王的意志、陈述政事，那么君王在心中产生并体现在治理上的意图就明白通达，怎么能不使百姓和悦而内心向慕呢？齐桓公谋求霸业，担心诸侯不服从命令，管仲派遣八千游士四处游说，齐国的美德传布于诸侯之间，这难道不是撢人诵读陈述的本意吗？

都司马，每个都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郑康成说：“都是王子弟所封以及三公的采地，司马主管那里的军赋。”○贾氏说：“这是君王自己任命臣子为司马，遥管都内的军务。”○薛平仲说：“关于都家的说法，曾经在宗伯的序官中论述过了。然而礼仪有时僭越，其事情还是逐渐发展到那一步；政令有时松弛，其形势一旦决口就崩溃。何况都家环绕在王畿周围，要求他们巩固我们的边防，用地域来限制他们，用人民来划分他们，给予他们财货，他们的体制本来就很尊贵了。如果王朝不在上面控制他们的兵权，有的人修缮铠甲、整治军队像太叔那样，将谁来驾驭他们呢？所以先王设置官员作为都司马，必定每个都由上士二人担任，中士的人数加倍，下士的人数又加倍。用王制来考察，天子王畿之内共有九十三国，就是《周官》所说的都家之地。司马的设置，其官员如此众多，先王的忧虑就可以知道了。那些采地的司马，虽然也是王朝特别设置的，必定使他们的臣子向公卿汇报，司马的权力也没有不归顺的。没有比四方邦国更大的，而都家算是小的；没有比四方邦国更远的，而都家算是近的。王政从近处推广到远处，由小来控制大，规划大概从这里开始。这就是都家司马作为政典终结的原因。”

家司马各自派遣他们的臣子向公卿汇报，向国司马听命。

郑康成说：“家卿大夫采地的‘正’，就是听命的意思。公司马，就是国司马。”【○李嘉防说：这里说公司马，而都司马的职掌中说国司马，大概不一定司马的上级就叫司马，所差遣率领军队的人都叫司马。】卿大夫的采地，君王不特别设置司马，各自派遣他们的家臣做司马，主管那里的军赋，前往听命于王室的司马。王室的司马如果带着王命来办事，就称为国司马。下文注说：大夫家臣做司马的，《春秋》传中说：叔孙氏的司马鬷戾说：“我是家臣，不敢知道国家的事。”【昭公二十五年】○陈及之说：《春秋》时，楚子与莫敖氏在皋浒作战，郑子张征发兵役，攻打子产，以及晋国的六卿、宋国的华向、鲁国的三桓，他们的调遣、警戒、禁令，全都自己主宰，而国家不敢过问，怎么能不向上抗衡呢？都是公卿的采地，他们的权势重，所以王朝为他们设置司马；至于大夫和元士，则让他们自己设置，以听命于上级。

贾氏说：“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都是派遣王室臣子担任的。都家宗人有祖宗的宗庙，是君王经常祭祀的。都家之士，涉及狱讼刑罪，是王政的重要部分，不是王室臣子不能决断。”

都司马掌管都内士庶子以及众庶的车马、兵甲的警戒号令。○郑锷说：“都内公卿大夫子弟的嫡子都称为士，他们的庶子都称为庶。”○王昭禹说：“众庶，凡是都在都内的人民都是。”○郑锷说：“百姓所出的，用来准备军旅的器具，车马、甲兵分别设置都司马，来掌管其政教、警戒、号令。”○贾氏说：“如果王室有军事，从采地都鄙征调军队，那么都司马把文书交给士庶子，有这些众庶车马兵甲的警戒号令，士庶子接受并执行。”

用国家法度掌管其政令与教化。

王昭禹说：“国家法度，就是师氏、保氏、大司乐用来教育国子的法度。”【○项氏说：依据那些教育国子的法度。】○郑锷说：“用来防备车甲、卒伍、财赋的，都是政令；用来教育士庶子修养德行、学习道义的，都是教化。”【○易氏说：政就是都家车马兵甲的警戒号令；学就是学习那些警戒号令。】

译这是在都家之学中研习的人。政，是用来任用那些已被国君任命为国子的人，这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士”；学，是用来等待那些尚未被国君任命的国子，这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庶人”。国子之所以在守御和戒令方面与一般庶民相同，是因为立法公正。用都家之政学来教导他们，而用国法来掌管，那么兵政就统一了。王昭禹说：“政学，就是先学习然后从政。”我按：古代的国子，没有什么时候不知道接受教化，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学校。退下来在学校里，接受司乐、大胥等人的教导；进而在王所，接受师保氏的教导。入宫担任宿卫，有宫伯核查名册并教导他们；出外负责守御，有都司马掌管其政学并教导他们。出入进退之间，教化未曾不施行其中，不像后世的教化只局限于学校，而学校的教化又流于形式。

译听取国司马的命令。

郑康成说：“‘听’是接受并执行其所征召的任务。国司马，大司马的属官都包括在内【○贾氏说：国司马不称‘大’，那么小司马、军司马以及一般的司马都能禀受其戒令】。”

刘执中说：“采邑的卿大夫，在王朝任职，士庶子则按照国中教育贵族子弟的法度，在他们的都城学校中进行教育。等到有军事行动，从都城和边邑征召军队，就让士庶子组织民众准备车马兵甲，而都司马掌管其戒令，以听从国司马的指挥，奉行其节制，以此作为进退攻讨的依据。”

家司马也如此。

郑锷说：大夫有家，家的土地也有兵赋，又命令家自行设置司马来掌管。而家司马也像都司马服从大司马那样服从大司马。他们与大司马相同的地方，是因为所掌管的是兵赋，所以如此。

李嘉防说：“国有司马，都有司马，家有司马。从国到家，兵甲戒令，想要它们统一。不仅仅在政令上统一，也必须在学术上统一。这就是之所以没有不同的政令，没有殊异的习俗的原因。”

总论司马官属

陈及之说：司马这一官职，与军政有关的占一半，不相关的占一半。自大司马到行司马，自诸子到旅贲氏，自司甲到槀人，自校人到圉师，其他的如环人、戎右、戎仆、都家司马，都是参与军事事务的。自掌固到掌疆，是掌管疆界的。自服不氏到掌畜，是掌管鸟兽的。自太仆到仆夫，是左右侍御仆从的。自职方氏到撢人，是掌管舆地及四方诸侯外夷的。小子掌管祭祀则隶属于此，司爟掌管行火则隶属于此，候人掌管宾客则隶属于此，挈壶氏掌管司夜则隶属于此，司士掌管朝仪则隶属于此，弁师掌管冠弁则隶属于此，以及齐右之属、射人之属又隶属于此。既然说是掌管军政，而官府交错居住，先王设官分职，不一定同类聚集，彼此联事，互相关系，不仅仅是这样。司马虽然是掌兵的官，至于军旅大事，五官的掌管者都有职事。冢宰向诸侯征召军队，大司徒用旗帜召集万民而治理其政令，大宗伯用军礼统一邦国，大司寇在社坛主持杀戮。从现在看来，凡是征召军队、凡是召集民众、凡是军礼、凡是主持杀戮，都是军政的大政，适宜都是司马的事，却分由四个官职掌管。这是先王深思远虑的极致。胡康侯说：从前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大臣辅佐康王，当时，掌管亲兵的是太公望的儿子伋。宰臣奭命令仲桓、南宫毛向伋取来二干戈、虎贲百人，以迎接嗣子。伋虽然掌兵，没有宰臣的命令，不敢废弃。召公虽然制命，不是两位诸侯将命前往，伋也不接受。兵权分散掌管，不偏属于一人，由此可知。这是周官的制度，体现在行事中的。

又说：周制兵出于农，自八家共井到五百十二家的甸，出车一乘，马四匹，卒七十二人，适宜由稍人、县师等官统领，而隶属于司马。现在隶属于教官，其岁时校登，其夫家简其兵器，治其车辇，适宜由乡遂官统领，而隶属于司马。现在也统领于教官。三代之时，兵满天下，而没有将骄卒惰的变故，兵藏于民，不称之为兵；将藏于学士大夫，不称之为将。以搜苗狝狩来改变其习战的名义，以比闾族党来改变其行阵的名义，国容之制，军容不乱。养勇以礼，积威以义，因此不见其强，而无敌于天下就是如此。薛平仲说：右夏官之属，凡六十九，始于司马，终于司马，固足以见兵政之严密了。然而考察周官的例子，凡是建立其正，设立其副，设置其考，自大司马到军司马而已。如上士、中士，起初未曾任命官职。现在只有大司马的上士任命为舆司马，中士任命为行司马，这两者不见于经，先儒一概以文简残缺而委之。以例而求，那么小司马、军司马不见于经，称之为残缺可以；舆司马、行司马不见于经，称之为残缺可以吗？意者周官行师之时，凡领于大司马之属者，必各有职以涖其事，是以在官府则曰上士、曰中士，在军旅则曰舆司马、曰行司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军之法，二十五人之为两，而两司马者亦未尝列之官属也，谓之阙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盖领之以掌山林川泽矣，而山川邍野之有师司马，又从而领之。周官类若重复然，彼以之掌于王国，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国之大权在是也。由前之说，所以论周官兵政之严；由后之说，所以论周官兵政之大。将从识者参之。

卿大夫士的数量，六百九十有一人。

卿一人，中大夫十有二人，下大夫十有四人，上士六十有九人【都的上士不计】中士百五十有四人【都的中士不计】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都的下士不计○

译趣马一职设有下士皂一人，用校人的职掌来考证，三乘为一皂，一皂设一名趣马，累积三皂为一系，累积六系为一廐，累积六廐构成一校，将校分为左、右两部分，那么担任下士的就应当有二百一十六人，汇总所有官员来计算，则共有四百四十一人。

译上述是夏官卿、大夫、士的人数，如果按照制定军队的法则来计算，其人数非常多，不止于此。然而司马只是用来叙述制定军队的法则罢了，并非夏官长官及其属官的常任职务。只有士在夏官中的设置，偶尔有不同于其他五官例子的情况。大概周朝任命士，有的是一人，有的是二人，有的是加倍而为四人，又加倍而为八人，累积到十二人、十六人、三十二人就停止了。未曾听说有以五人担任的，而土方氏却以五人担任。未曾听说有以十人辅助的，土方氏却以十人辅助。这难道不是因为土方氏的职务，是用土圭测量土地从而建立邦国、都城和边邑吗？用土圭来寻求土地的中心，而土的数量则是五，所以土方氏特意以五人担任。他们将在推测土地中心时用心研究。不然的话，周朝官职中掌管土地事务的，叫土均，叫土训，本来就用“土”来命名了。担任士的人数不在那些官职中出现，却在此处出现，确实是因为他们取法于寻求土地中心的意思。

府、史、胥、徒、工、贾、医的人数，共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府七十四人【都城中的府不计入】○史一百八十五人【都城中的史不计入】胥二百四十五人【都城中的胥不计入】徒三千六百三十四人【都城中的徒不计入○趣马的徒按照左右校计算应当得到八百六十四人，总计各官可得上述数字】

工四人 贾八人

医二人

上述夏官的府、史与胥，其人数特别少。其中有的有史而无府，有徒而无胥，有无府、史与胥、徒的，共有二十多个官职。像大仆、祭仆、戎右、齐右、道右、大驭、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驭夫这些官职，又是府、史、胥、徒都缺少的。我曾怀疑先王的政典，其大纲小纪的完备，凡是书契所收藏、公文所辅助、以及次序所治理的，应当比其他官职多才对，为什么如此简略稀少呢？又观察先王制定军队的法则，一支军队之中，只有二府六史，胥十徒百而已。没有比军政更严密的了，而文书调度却不繁重到如此程度，这本来就是人情所习惯安适、军政所容易推行的。只是其官令的征召，不容许不完备，所以徒的数量比府、史与胥要多。然而先王对于政典的大意大致可以考察，那虎贲氏的虎士八百人，如果不是用来充当徒的。先儒说徒的选拔有勇力的人充任，我因此一并计算在徒的数量中，也不可以掌管官令的人来类推论断。

不任命爵位的官共有四类

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师乘一人

圉人良马匹一人驽马丽一人

家司马各自派遣他们的臣属以纠正于公，司马。

周礼订义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五十八 宋 王与之 撰

秋官司寇上

郑锷说：“秋，是天地严凝之气，肃杀万物的时候。刑，是人君用来肃整天下不肃整之人的手段。所以掌管刑罚的官属归于秋，意思是刑罚的作用像秋气一样肃杀。”

易氏说：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寇贼则败坏教化的成果，所以掌管刑罚的人称为司寇【○李嘉谟说：谟认为寇是害的意思，《蒙》卦上九说‘利御寇，上下顺也’，司寇凡是有危害就总禁绝它，这是秋官体现上天肃整万物的意思】后世也称其为司败，这是刑罚用来惩戒败类【○贾氏说：狱官的名称，有虞氏叫士，夏朝叫大理，周朝叫司寇，天子和诸侯相同，所以鲁、晋都有司寇，到了衰世随意造设，所以晋有士荣为大士，楚有司败】

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务，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秋官司寇，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的禁令，以辅助君王用刑罚治理邦国。郑康成说：禁令是用来防止奸邪的，刑罚是端正人的法则。○刘迎说：大司寇率领属官，适宜以掌管国家刑罚为职，就像冢宰掌管国家治理，司徒掌管国家教化一样。现在所掌管的仅限于国家禁令，辅助君王开始端正其职务，用刑罚治理邦国。圣人设立司寇的意思，常常想要禁止于未然，果然不可禁止，然后以刑罚显示其爱惜保护百姓，恐怕百姓陷入罪戾【○孙氏说：不说掌管国家刑罚而说掌管国家禁令，禁令明确则刑罚可以不用。○郑锷说：掌管国家禁令，说的是制定法律的根本；辅助君王用刑罚治理邦国，说的是使用刑罚的事。然而刑罚不是大司寇所敢专断的，作威的是人君的权力，这仅仅是辅助他】

刑官的属官大司寇卿一人

陈宏甫说：“先王设置官职分配职务，最应当详细考察。其错综互见，不可归类，又有截然不可改变的。如大司寇的属官，凡是朝廷的狱讼，大司寇、士师掌管；六乡的狱讼，乡士掌管；六遂的狱讼，遂士掌管；甸、稍、县、都的狱讼，县士掌管；都鄙的狱讼，方士掌管；四方的狱讼，讶士掌管。凡此类，都是狱讼之事。所以虽然自乡、遂之外，如甸、稍、县、都之外，而邦国一概联络，而全部归属于司寇。”

郑康成说：“士，是察的意思。主管察狱讼之事。”

大司寇的职务，掌管建立国家的三典，以辅助君王用刑罚治理邦国，责问四方。

郑康成说：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