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礼订义》卷四十八宋王与之撰

译出征时，就用行军布阵的规矩来治理他们，使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以此统一众人的心志，没有空闲去整顿他们的仪容服饰。等到他们回国后，明确尊卑等级，辨别贵贱差别，这就是用来整顿他们的方法。」○黄氏说：「四季的田猎，先进行振旅的演习，这是王者用兵追求万无一失的做法。」○李嘉防说：「一年的功业，一定要趁着春天万物兴起生长，然后万物才能成熟。振旅一定要在春天进行，表示一次辛劳而永远安逸。」

译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同作战时的阵势。

郑康成说：“用旗帜，是树立旗帜，约定民众在旗下集合。”○贾氏说：“是熊虎图案的旗帜。”○郑锷说：“司徒在举行大军旅、大田役时，用旗帜召集六乡的民众；遂人在征发野外劳役时，用遂的大旗召集六遂的民众。民众对熊虎的形状早已熟悉，等到这时，乡遂的官员召集他们前来。司马也用旗帜召集他们，是因为民众对此习以为常，使他们容易明白罢了。”○王昭禹说：“田猎所练习的，无非是军事事务，所以排列阵势如同作战的阵势。平，是指高低整齐划一。”○易氏说：“集合众人以组成行列，排列行列以形成阵势【○王氏说：“虽然像作战的阵势，但排列整齐则没有战事”】

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周王手持路鼓，诸侯手持贲鼓，军将手持晋鼓，师帅手持提鼓，旅帅手持鼙鼓，卒长手持铙，两司马手持铎，公司马手持镯。

贾氏说：春、夏、秋各演习其中一项，必定在春天辨别鼓、铎、镯。○郑锷说：春天阳气用事，雷开始从地下发出，在卦象中为震，而韗人蒙鼓皮，必定在惊蛰之日，在此时进行教习，是顺应其同类。○黄氏说：有了节制然后才能战胜金鼓，所以用节制，因此在教习振旅时辨别它们。周王虽然亲自出征，六卿分别统领军队，元帅居中【《甘誓》《常武》】城濮布阵有古法。

郑锷说：路鼓，是四面都有鼓面的鼓，周王在军中亲自击鼓，军事适宜执持鼖鼓，却让诸侯执持它，自己执持路鼓为什么呢？王道广大，无所不通，以道统率众人，不必亲自执持军中的事务【○李嘉会说：路鼓不像大常，不是军事适宜使用的，大概象征人君的声教应当四通八达而没有间隔】诸侯跟随周王，想要使军将以下都听从命令，所以用在诸侯身上。○王昭禹说：鼓中最大的，叫做鼖，诸侯以对抗周王的愤怒为职责，所以执持贲鼓。○郑锷说：军将，是六卿，各自作为一军的将领。○王昭禹说：晋以进为义，将领统领众人而役使敌人，只有进而已，所以执持晋鼓。○郑司农说：提，读如摄提的提，说是马上的鼓有弯曲的木头提持，鼓立在马鬃上的叫做提【○项氏说：提鼓是有柄的】○郑锷说：让师帅执持它，是因为五百人的众，左提右挈，在掌握之中的意思。○陈氏说：鼙，是应鼙，大鼓叫做鼖，小的叫做应。○郑锷说：旅帅比师帅地位低，所以执持鼙的，是鼓中小而地位低的【○项氏说：鼙用来命令鼓，所以旅帅执持它】王昭禹说：军法，从旅帅以上然后才有旗帜，因为不是旗帜不足以指挥的缘故；从旅帅以上然后才有鼓，因为不是鼓不足以命令众人的缘故。黄氏说：前进时担心胆怯，后退时担心混乱，军将执持晋鼓以锐利其前进，卒长执持铙以肃静其后退。

郑锷说：百人的卒长，知道应当停止就停止，所以让他执持铙以停止鼓；二十五人的两司马，知道应当前进就前进，所以让他执持铎以通传鼓；五人的长官叫公司马。军制从五人开始，人少不能节制，那么众人就都没有节制了，所以让他执持镯以节制鼓。他的职位很低微，他的名字却与司马相同，想要加重他的权力以使人信服。○王氏说：称为公，以区别于私，也称司马，所谓家司马就是。○王氏说：鼓，属阳，尊贵的人执持它；金，属阴，卑贱的人执持它。铙用来停止鼓，与阳交替用事，所以卒长执持它，通鼓节鼓，只是辅助阳而已，所以两司马、公司马执持它。○李嘉防说：贲鼓、晋鼓、提鼙、铙、镯、铎这些器具，考察鼓人，有的和鼓，有的节鼓，有的止鼓，相互杂合发出声音，以激起欢喜鼓舞的心情，而寓含进退作止的节制，踊跃感动而知道防范，这是金鼓相间而作的意义。

用来教习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制。

郑康成说：练习战法。○贾氏说：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制，在大阅中详细陈述于此，这里略说。○黄氏说：乡民自己组成六军，以保卫天子，出征时就按照教习的内容行动。不只是四时田猎，坐、起、进、退，鼓、铎、旗、物，而且仁义礼乐的训导也施行其中。所以三代的士兵都是士人，所谓干城腹心，不是虚话。大司徒在邦国都鄙施行教法，使他们各自教习所治理的民众，比、闾、族、党、州、乡，一律用乡法教习他们。三代教习士兵，必定这样然后才可用。○李嘉防说：兵事适宜崇尚威武敏捷，必定用进、退、快、慢、疏、密教习民众。看武王伐商，六步七步才停止，整齐划一。兵在于结阵的稳固，进退的整齐。武侯八阵，进则都进，止则都止，所以不可破。齐的技击，魏的武卒，秦的锐士，终究不能抵挡桓文之节制，由此而已。

于是进行搜田，有司树立貉旗，誓告民众，击鼓进军，包围禁地，火猎结束，献祭禽兽以祭祀社神。

王昭禹说：“攻斗而冒着矢石，是人之常情所不想要的；驰骋而追逐禽兽，是人之常情所共同想要的。用情所不想要的，寄托在情所共同想要的

译在这期间，这是人们乐于为之效力的原因。而四季教习战事，都是寄托在田猎之中。」我按：「危害人的鸟兽被消除，然后人们才能平整土地而居住；在田地里猎取野兽，也体现了害处去除而利益可以兴起的意义。」

译项氏说：春季的田猎称为“搜”，搜就是选择的意思。春天担心伤害万物，所以选择性地获取猎物。不包围沼泽，不杀害怀孕的母兽，不伤害幼小的动物，不捣毁鸟巢，不取走幼兽和鸟卵，这就是“搜”的含义。大概没有事情就不进行田猎，叫做不敬。残害自然万物的人，不按照礼仪去选择获取，而能恭敬且符合礼仪呢？【○贾氏说：大□从狩田以下云云，这里也应当像那样，春天不是大备，所以也略说】○郑锷说：将要田猎之初，有司举行表貉的祭祀，司马用军法向民众宣誓。所谓有司，就是肆师、甸祝。肆师在大田猎祭祀表貉时，就确定位次；甸祝掌管四季田猎表貉的祝号，那么有司就是指这两个官职，很明显了。郑康成认为是大司徒，考察大司徒没有表貉的事，他的说法不对。○郑司农说：貉读作祃，祃就是师祭。书上也有的写作祃。○郑康成说：表貉，就是立表而举行祃祭。○薛平仲说：先表貉而后宣誓，可以肃整众人【○李嘉防说：总之用神来约束，那么民众知道敬畏而节制禁止，自然有所持循而不怠慢】○郑康成说：誓民，就是宣誓触犯田猎法规的惩罚。宣誓说：不要冲撞车辆，不要从后面射箭。树立旌旗于是包围，禁止旌旗〇争夺禽兽而不审慎的人，惩罚剥夺他的假马【○贾氏说：无干车，无自后射，是根据汉代田律而言。世假马指获得禽兽所计算的筹码，争夺禽兽不审慎，就惩罚剥夺他的筹码】○郑锷说：虽然平时教导有素，一旦出到田野，面临干戈，怎能不三令五申呢，这就是司马所以要宣誓的原因。○贾氏说：誓民就是大阅，众吏在阵前听誓，鼓手就在中军用鼙鼓令鼓，鼓人三鼓以下。○郑康成说：禁，是虞衡守护禽兽的严厉禁令。已经宣誓令鼓而包围，于是搜田【○吕大临说：春天，是鸟兽繁殖交配的时候，君子培养仁心，重伤惜生物之类，到了不得已而后取，那么多取就是暴虐。不如少取，包围沼泽掩捕群兽都是多取。取麛卵伤害未成形的生物。大司马春搜田，于是包围禁令，那么天子就合围了。记文说国君不围泽，是低于天子。大夫不掩群，那么诸侯就掩群了。王制说：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又说：不麛不卵，与此不同，王制所说不是纯粹采用周礼】○郑康成说：火〇，火止。春田主要用火，趁着焚烧莱草清除陈草，都杀了而后火止【○郑锷说：月令仲春之月，不要焚烧山林，司马于是用火田。】大概春天焚烧莱草，是为了田猎。春天焚烧山林，伤害生机。这就是有无焚之令的原因】献，就是致送，归属。田猎停止，虞人树立旌旗，众人都献送他们所获得的禽兽。诗说：“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春田主要祭祀社神，因为土方正施发生机。○王氏说：社，就是土〇。○贾氏说：这祭社是因为田猎而祭，不是月令仲春祭社。

中夏教苃【蒲末反】舍如振旅之陈。

郑锷说：诗说“召伯所苃”，又《左传》说晋大夫苃舍从之。凡说苃的，都是草舍。教苃舍，就是教导草止的方法【○贾氏说：草字解释苃，止字解释舍】军队行进而草止，没有营垒的地方，草止之地，防患尤其严格。防患的方法，夜间事务尤其紧急。教导没有素来，那就是把民众送给敌人了。教苃舍，独在中夏以月令考察。孟春草木萌动，季春生气方盛。只有夏天的时候，春天生长的到这里更加长大，春天长大的到这里更加茂盛。军队屯驻其中，祸患产生不测。何况暮夜之时【○李嘉会说：春天叫振旅，还见振厉威武；夏天叫苃舍，如书所谓“敬致南讹”，大概阳居大夏，长养万物，在这个时候以苃舍教导，见得兵以安集吾民为急】

众吏撰【息转反】车徒读书契。

贾氏说：众吏指军将至伍长，各有部分，都选择他们的甲士步兵之类。

郑锷说：“白天作战，眼睛足以相识；到了夜间，就只以耳朵相闻。如果不辨别其号名，就没有办法区别。所以命令众吏各自撰述其车徒的数目，以知道多寡的目；又读诵其书契的文字，以辨别名号的用途。军中的书契，像后世所谓的尺籍伍符。先儒说师田的简，稽疑简稽，不可以叫书契。撰是述陈的意思，语说：‘异夫三子者之撰，谓述陈为撰也。’先儒读作筭，然而有改字的嫌疑。读其簿书的籍，使知道其或用名，或用号，以作为区别。目见耳闻，名已习熟，那么草舍虽在深丛翳荟之中，闻其号名，都知道其为某人。”

辨别号名的用途，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别军中的夜间事务。

贾氏说：辨别号名，这帅以门名，以下是。○黄氏说：号名是夜间事务，现在军夜有号，康成认为是徽识，被之以备死事。夫徽识缀于防上，夜间事务将何以辨别？

郑锷说：帅为六军之帅【○郑康成说：谓军将及师帅至于伍长】公邑闲田谓之县，小都谓之鄙【○郑康

译成说：县正、鄙师直到邻长，大夫称为家（郑康成说：指食采地的臣属）；乡称为六乡（郑康成说：指州长直到比长）；野，就是六遂（郑康成说：指公邑大夫）。有的以门命名，有的以号命名，有的以邑命名，有的各自以其名命名，都有确定的称谓。作为主将的名号如此，作为卒伍的人就跟随这样称呼罢了。听到后心里明白，心里明白后意念归属，即使在暮夜之间，也能识别跟随的对象了。主帅以门命名（黄氏说：主帅都是卿，王城有十二门，从国中到达郊外，分为六乡来治理，这样一乡有两门，所以以门为号，所引用的东门襄仲、桐门右师都是如此；易氏说：以所居的门命名，可见平日统御的方法），大概门是人出入的通道；主帅是人进退的依靠，取象如同门一样。县与鄙，一个是天子的官吏，一个是公卿王子的子弟，所以各自以其名命名，用来区别他们是某县、某鄙的人。大夫用号的，就是美称。郑说公卿大夫身在朝廷，其臣在采地，像公山弗扰这类人，是以家号为名的（项氏说：像费、成那样；易氏说：可见平日训治的素养）。六乡有六州长，乡的军法到州才完备，所以以州的名来命名，说是某州的军队（郑康成说：乡就是南乡甀、东乡为人等；贾氏说：甀、为人都是当时的乡名）。六遂在邻长那里说邑中的政事，在里宰那里说掌管统计其邑的众寡，在遂大夫那里说凡是作为邑的，这是六遂作为邑的证据，所以说某邑的军队。黄氏说：县、鄙、遂的军队，州、六乡的军队，其余居住在四郊的军队，比、闾、族、党，州还沿用乡的法度，只是不称为乡罢了，所以称为州。甸、稍、县、都都是野。甸以县鄙显现，稍以家显现，稍不作为家，县都不作为鄙，那么也作为邑，天子派遣官吏治理，而通称为野。王畿的军队都在这里了。都鄙自有主人（郑康成说：百官以其职事跟随王者；黄氏说：百官有军事，在军中的各自仿效其事作为号名；郑康成说：夜间警戒，夜间守卫的事，驻扎的谨慎于夜间，于是主管分别其部职）。

译我按：苃舍的教习，乃是下寨之法，专门用来辨别夜间营务。大概是在休兵偃武的时候，点燃篝火就寝，眼睛固然看不见；衔枚静处，耳朵固然听不到。如果打算用鼓铎的声音来号令，那么听到的必定杂乱；如果打算用旗帜来标识，那么看到的必定昏暗。于是专门崇尚号名，而号名又必须借助外部事物，这是为了防备奸细及间谍之类的事情。以前的儒者不知道夜间营务与夜间作战不同，大多引用《管子·内政》中“昼战目相视，夜战声相闻”的说法，来证明司马夜间营务在于休兵，而管仲夜间作战是为了用兵，这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其他都如同振旅（秋季大阅）一样。

王昭禹说：“如果是排列阵势，以及教习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等节度，都是如此。”

于是按照苗田（夏季狩猎）如同搜田（春季狩猎）的方法，用车驱赶野兽，献上市猎获的禽兽，用来举行礿祭。

王昭禹说：夏季苗田在田地里，就像除草一样，是为了给禾苗除去禽兽的危害。如同搜田的方法，那么其他如表貉、誓众、鼓遂、围禁之类，都与搜田相同。郑康成说：“车止，是驱兽的车停止。夏季田猎主要用车，所取获的东西稀少，都杀了之后车就停止。”贾氏说：“车行驶缓慢，所以取获的野兽少。”王昭禹说：夏季田猎以车为主，因为万物生于春，长于夏，用车驰逐来取获，其利益比春季用火更紧密。用《诗经·东山》来考证，其中说：“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那么苃舍夜间营务适宜用车。郑康成说：《王制》说：“天子杀兽则降下大绥，诸侯杀兽则降下小绥，大夫杀兽则停止佐车。”佐车停止，百姓就田猎。贾氏说：引用《王制》，是根据开始杀兽到结束而言。《毛诗》传云：“天子举起大绥，诸侯举起小绥”，是根据开始杀兽而言。《王制》注：佐车是驱逆的车。按《田仆》掌管佐车的政令，设置驱逆的车，那么佐车与驱逆的车不同。但《王制》的佐车与《田仆》的驱逆车是一回事，《田仆》的佐车自然是田车的副车，称为佐。王昭禹说：享礿，就是所说的以禴祭在夏季享祭先王。郑锷说：礿祭以饮酒为主，四时的享祭都用孟夏。这在中夏举行享礿，不是常规祭祀，是因为田猎而享祭。田猎已得禽兽，就回去享祭，就像作战得了胜利，就回去告庙一样。然而四时的田猎，春秋祭社与祊，只有冬夏享庙，为什么呢？春田为民祈求，秋田为民报答，田猎以民事为主，先成就民事而后致力于神事。

中秋教习治兵，如同振旅的阵势，辨别旗物的用途。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各自书写其事，以及其号。其他都如同振旅。

崔氏说：中秋阴气开始肃杀，在于杀物，所以用治兵作为名称。王昭禹说：旗物用来作战，所以教习治兵，辨别旗物的用途。郑锷说：九旗叫常，叫旗，叫旜，叫物之类，其意义不一。从王以下以至于百官，分别载之，各自寓含意义于其中，不是随意的。得天而长久照耀的，是日月的常道，治兵载大常，所以显示王者有常德而立武事的意思。凡是旗上的画都是两样东西，旂独画龙相交，不对。交与蛟同，诸侯在国有君道，是龙的象征；入朝有臣道，是蛟的象征。所以载蛟龙之旂，熊虎的吞噬，百兽畏惧它。军吏者，是六军的统帅，应当以威武为先，载熊虎之旗，使将卒畏惧威严而趋向命令。通帛则不画其他东西，纯粹而不杂乱。师都则是公卿大夫王子弟在都鄙的人，你身在外面，心无不在于王室，所以载通帛之旜。这里说乡遂，又说郊野，那么师应当是都鄙之吏，明白了。杂帛为物，则杂乱而不统一。乡分为六，其民散为比闾族党之名；遂分为六，其民散为邻里都鄙之号，可谓杂乱而不统一，所以载杂帛之物。〇有甲以自卫，蛇有螫以毒人，都是北方的属类。天地之气始于北方，幽隐之所聚，而〇蛇者是最幽阴之物，画在旐上，以显示杀气之所始。先能自卫的，然后可以杀敌，所以载〇蛇之旐。书曰：“我则鸣，鸟不闻”，说的是〇。隼之物主击杀，是贪残的鸟。诗曰：“鴪彼飞隼，其飞戾天”；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那是鹰鹯之类，怎么能与凤为伍呢？这里说鸟隼，解说者都认为是凤及隼，怀疑应当是鹰隼。与隼共文，不可谓之凤，明白了。交龙取其能变化，熊虎取其有威，〇蛇取其能自卫，那么鹰隼取其劲疾了。百官者，是六卿之属，想要他们临事劲疾，所以载鸟隼之旟。凡行左青龙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后〇武，说的是这四者。然而军法正成于乡遂，而乡遂大夫却不预四旗之列，而载物者，解说者说其象已属于军吏，已无所将，所以如此。凡旗都谓之载者，是说载在车上，既有旌旗

译又有小徽识，上面各自书写其事与号，作为区别的标志。【○郑康成说：“书”应当是“画”，事与号，都是用云气图案来描绘的。】司常称为画，这里称为书。王安石认为书比画更详细，既书写又绘画，只是为了让人容易辨别罢了。我认为司常是指大阅而言，这里是指治兵而言，大阅用画，治兵用书，各自有所侧重，并非只有一种方法。

译薛氏说：大阅，只是检阅军队的物资罢了。治兵则包含军法在其中。军法施行时，前方是朱雀，后方是玄武，左方是青龙，右方是白虎。那么诸侯在左边悬挂画有交龙的旂，军吏在右边悬挂画有熊虎的旗，百官在前方悬挂画有鸟隼的旟，郊野在后方悬挂画有龟蛇的旐，乡遂师都在旁边悬挂旜和物。然后君王在中间悬挂大常并加高它。所以说：“招摇在上。”这就是治军之所以有军法的原因。大阅只是检阅军队的物资罢了。孤卿悬挂旜，这是孤卿的常规。等到治兵的时候，以前的孤卿就称为师都。所以师也都悬挂旜。大夫士悬挂物，这是大夫士的常规。等到治兵的时候，以前的大夫士就是率领乡遂大众的大夫士了。所以乡遂也悬挂物。大阅时师都悬挂旗，治兵时军吏悬挂旗，大概是因为师都和军吏都是由孤卿担任的，所以都取用旗。大阅时州里悬挂旟，治兵时百官悬挂旟，大概是因为州里的长官就是军中的百官，所以都取用旟。至于大阅时县鄙悬挂旐，治兵时郊野悬挂旐。大概是因为田役和军旅都是君王的事，虽然命服不同，但都同于四斿，所区分的只是名号存在罢了。至于大阅有师都而没有军吏，治兵有军吏又有师都。大概是因为师都是用来治理徒众的，军吏是用来率领卒伍的。大阅以治理徒役为主，所以只有师都。治兵以率领卒伍为主，也治理徒役，所以军吏和师都并立。大阅师都所悬挂的，治兵军吏所悬挂的，都是熊虎之旗。那么大阅用来威慑众人的是师都，治兵用来威慑众人的是军吏，都由孤卿担任。所以他们的次序在州里乡遂之上。称为吏，是委任他们事务；称为师，是率领他们大众；称为都，是从采地来说的。

王氏详说：九旗的用途，凡是有所率领的，有所绘画的，就是日月、交龙、熊虎、鸟隼、龟蛇；无所率领的，无所绘画的，就是通帛、杂帛、全羽、析羽。大阅的时候，孤卿大夫士以及六乡六遂三等采地的大夫都在，师都率领都鄙的士兵，州里县鄙率领乡遂的士兵。这就是师都有熊虎之旗，州里有鸟隼之旟，县鄙有龟蛇之旐的原因。孤卿大夫士只是跟随君王罢了，这就是他们悬挂旜、悬挂物的原因。治兵的时候，孤卿大夫士不必全部出动，跟随君王的，是百官。担任军吏的命卿，三等采地以及乡遂的士兵都隶属于命卿了。虽然师都不过悬挂通帛之旜，乡遂不过悬挂杂帛之物。至于郊野，虽然有龟蛇之旐，邑外叫郊，郊外叫野，只是四等公邑的大夫率领四等公邑的士兵，因为四等公邑的士兵不隶属于命卿的缘故。因此司徒在军旅田役时，用旗召集万民；乡师在四时的田猎时，用司徒的旗召集众庶。而郑氏都认为是熊虎之旗，况且司徒是卿，卿应当悬挂旜，却必定悬挂旗，因为他在师田中就是军吏了。这熊虎之旗，在司常中列在旜物之下，在司马中列在旜物之上，难道不是因为以所率领的人为主吗？

总论

郑锷说：司常的大阅，从君王和诸侯以下，有孤、卿、有大夫、士、有师都、有州里、有县鄙。先儒的说法说：师都，是六乡六遂的大夫；州里、县鄙，是乡遂的官员，互相参看约略来说罢了。况且大阅的时候，内到国中，外到乡遂，远到都鄙，公邑的士兵，应该没有不在的。怎么朝廷的孤、卿、大夫都出来，而六乡六遂的大夫不出来呢？又其下只到乡遂的官员罢了。乡遂大夫与乡遂的官员，不过是都是乡遂的官吏。既然叫师都，又叫州里，又叫县鄙，难道不是杂乱而没有区别吗？大司马的苃舍，从帅以下，有县鄙、有家、有乡、有野、有百官。先儒的说法说：县鄙指县正、鄙师到邻长；家指食采地的臣子；乡指州长到比长；野指公邑大夫。况且从内到外，就是六乡、六遂、家邑、都鄙，这是它们的次序了。现在先说六遂的县鄙，后到大夫的家邑，又后到六乡，又后到野的公邑，又后到百官，而都鄙不包括在内。又所谓县鄙，不过是六遂的属员罢了，特意说各自象征其名：家、野、百官，人不是不众多，反而不以名来说，难道不是杂乱而没有区别吗？大司马治兵，从君王和诸侯以下，有军吏、有师都、有乡遂、有郊野、有百官。先儒的说法说：师都，是遂大夫；乡遂，是乡大夫；郊，是乡遂的州长、县正以下；野，是公邑的大夫。况且师都的名字只有一个，在大阅时认为是六乡六遂大夫，到这里又专指为遂大夫，为什么呢？六乡有乡大夫，是经典的明文，到这里又把乡遂都当作乡大夫，为什么呢？乡遂可以称为郊野、公邑、闲田，也可以称为郊野，到这里把郊分为乡遂的州长、县正以下，把野分为公邑大夫，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杂乱而没有区别吗？

译大概成周的法制如同织布一样严密，有经线可循：司常在大阅时，王、诸侯、孤、卿、大夫、士的旗帜等级，不言自明。至于所说的“师都”，不过是都鄙的长官罢了；所说的“州里”，不过是六乡的官吏罢了；所说的“县鄙”，不过是六遂的官吏罢了。为什么说师都是都鄙的长官呢？因为四百里的小都、五百里的大都，都是民众聚集的地方。从那里有先君宗庙的角度来说，称为“都”；从那里人口众多的角度来说，称为“师”。那么师都，显然不是六乡六遂的大夫。为什么说州里是六乡的官吏呢？因为一乡由五个州组成；“里”就是百姓居住之地的称呼。州长说“大考州里”，乡师说“接受州里的役事”，这都是指六乡而言，那么州里显然不是六遂的官员。为什么说县鄙是六遂的官吏呢？因为一遂由五个县组成。六遂中有县正，有鄙师，所以统称县鄙。六遂称为县鄙，就像六乡称为州里一样，知道它是六乡的，那么县鄙显然就不是六乡的官员了。大阅的时候，内部的六乡，外部的六遂，远处的都鄙，都出兵跟随。这种法制，确实井然有序。现在如果说师都是六乡六遂的大夫，怎么能不杂乱而没有分辨呢？虽然如此，大阅中有县鄙，苃舍中也有县鄙，名称虽然相同，人员却不同。苃舍与大阅的法制是一致的，所说的师都，就是孤卿；百官就是大夫和士；乡以州命名，就是六乡；野以邑命名，就是六遂；家就是拥有采邑的大夫。至于县鄙，则是公卿、王子弟所治理的地方，与大阅中的县鄙不同。经文中提到县鄙，本来有两种说法。因为六遂中有县正、有鄙师，所以举县鄙来命名六遂。因为小都的田地属于县地，而大都位于王的鄙地，所以公卿、王子弟所治理的地方，也以县鄙命名。这就是名称相同，人员不同。现在考察大阅中的县鄙，知道它是公卿、王子弟所治理的，是因为它的次序在乡、遂、野之上，从小到大的次序可以知道，不仅仅是从小到大的次序可以知道。看经文说“各象其名”，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六遂中的县鄙，统属于一个遂，不应当用“各”来表述。只有都鄙才可以称为“各”，既然各象其名，就知道所说的县，自然是小都；所说的鄙，自然是大都。不仅仅是苃舍与大阅的法制一致，就是治兵的制度，也是如此。为什么呢？治兵所说的军吏，就是大阅中的孤卿与苃舍中的帅；所说的百官，就是大阅中的大夫士与苃舍中的百官；所说的师都，就是大阅中的师都与苃舍中的县鄙；所说的乡遂，就是大阅中的州里县鄙与苃舍中的乡及野。至于郊野，则是指公邑闲田的官吏，与乡遂中的郊野不同。大概内部的乡遂，外部的都鄙，都有闲田，天子派官吏治理，称为公邑。县师六官所说的甸、稍、郊、里的地域就是如此。这些地方都在郊野，所以总称为郊野。然而在大阅、在苃舍中，都不包括在内，并不是在这里不使用他们的军队，在那里不听从役使。大概内部的乡遂，外部的都鄙，民众没有不征发的，那么公邑的军队按理也没有不征发的，而经文都不提及，是用内外来概括它们。由此说来，周朝的法制可以指认而数清，从来没有杂乱而没有分辨的【○愚按，我的说法见司常】

译于是按照秋季狩猎如同春季搜田的法度，用罗网捕捉禽兽，用来祭祀方神。

郑康成说：秋季的田猎称为狝，狝，就是杀的意思。【郑锷说：秋气肃杀，所以田猎以杀为主】罗，就是网止的意思。秋季田猎主要使用网，被杀的多，都是杀后网止。【王昭禹说：因为万物在秋天成熟，所获取的众多，所以用网。《王制》说：斑鸠化为鹰，然后设置罻罗，那么秋天用罗网是适宜的。郑锷说：罗网捕捉猎物，其获取尤为急切。王氏说：火的便利不如车，车的便利不如罗网】祊，应当是方字的误写。秋季田猎主要祭祀四方，报答万物成熟。《诗经》说：祭祀社神和方神。【贾氏说：郑康成认为祊是误字，是因为祊是庙门之外，只有祭祀宗庙及绎祭才称为祊祭，现在因为秋季田猎而祭祀，应当是祭祀四方之神。王昭禹说：春天万物开始生长，所以为民祈求而祭祀社神；秋天万物已经成熟，所以为民报答而祭祀方神】

中冬教大阅

郑锷说：春秋凡是记载大搜、大事、大阅，都是指事情特别重大。左氏解释说：大阅，是检阅车兵和步兵。从大司马的职责来看，春天教习铙鼓，夏天教习号名，秋天教习旗物。到了冬天农闲，就把三个季节所教习的内容大大演习一番，所以名叫大阅，哪里只是检阅车兵和步兵而已呢。【王氏详说：春天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夏天辨别号名的用途，秋天辨别旗物的用途。到了冬天就警戒众人，修习战法并涉及旗物、鼓、铎、镯、铙。总之，辨别鼓铎的未尝没有旗物，所谓用旗帜招集民众就是这样。辨别旗物的未尝没有号名，所谓各自书写其事与其号就是这样。三个季节的田猎，各自以所辨别的内容为主罢了】

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

郑康成说：群吏是乡师以下。郑锷说：作战一定有法度，法度不修习就会废弛。在大阅之前，先警戒众人，让他们修习法度，就像乡师四季田猎，前期检阅鼓、铎、旗、物，修习卒伍之类的一样。战法既已修习，然后集合众人出外田猎。

虞人清除所田猎之野的杂草作为标志，一百步设一个标志，设三个标志；又五十步设一个标志。

郑司农说：虞人清除所田猎之野的杂草，让车马得以驱驰。《诗经》说：田猎终了清除杂草。易氏说：标志用步来度量，一步长六尺，一百步设一个标志，设三个标志，是三个标志相距二百步。又五十步设一个标志，那么四个标志就是二百五十步了。大阅必定使用四个标志，所以寓含王者节制军队之意，而大武舞的四个标志实际象征它。大概周都西南，一个标志在南，所谓武舞开始向北出发。振铎作旗，就有振铎作旗的意义。经过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就是再次开始以彰显往迹。商都东北，四个标志在北，所谓四成而南国是疆，复乱以饬归，就有鼓退鸣铙且退的意义。经过三表、二表而复于一表，就是乐终而德尊。大阅也是如此。贾氏却说后表在北，士卒由后表以至南表，再转身向北以至后表，与《乐记》的话不合。《乐记》说大武，是周朝一代寓兵于乐的良法，应当以《乐记》为准。有人说三个标志相距各一百步，每标志各六十丈，怎么能容纳大阅的众人？如果用开方理论，其形势确实狭窄。如果根据虞人清除所田猎之野，那么郊野左右哪有极限？郑氏说左右的宽度应当容纳三军，这是指一旁而言，如果左右两旁应当容纳六军。又说步数未闻，那么六军分行左右，开张取其容纳六军之众，不被步数拘束。这样那么地势广袤，岂止容纳六军而已。【李嘉会说：必定设标志，是为了进退先后的节制，一百步设一个，似乎不足以容纳六军。从后而前至此，一百步而止，如果后面的人不在一百步之内，又有什么妨害呢？然而一百步止于六十步者，后面有骤趋，不可太远。郑锷说：遇敌之地不一则教战之法也应当不一。现在以二百五十步为定准，坐作进退不出四表之中，一旦遇敌，或为圆方曲直之阵，或为鹳鹅之阵，其何以应变呢？王者之兵以正取胜，所以教之之法也不出乎正而已。坐作进退不逾乎四表，三鼓而皆作在此。兵法所谓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这是用众之法】

郑锷说：“所有这些清除野地、立标志、仆旗、听誓、鼓行以至于击刺，如战之陈，都是四时教战的常法。不在振旅、茇舍、治兵中叙述，唯独在这里详细具述，大概是为了表明这是大阅的缘故。”

田猎之日，司马在后表之中树立旗帜。群吏拿着旗、物、鼓、铎、镯、铙，各自率领他们的民众到达。天刚亮，砍旗诛杀后至者。于是陈列车兵和步兵，如战之陈，都坐下。

李嘉防说：四个标志止于二百五十步，坐作进退，步行趋骤，用力不劳，轨范易习。民众左右顾瞻，都是他们的乡党邻里，自然情亲，势一敌不可乘。这是古人结阵坚固的原因。易氏说：到了田猎之日，司马在虞人所设后表之中树立熊虎六斿之旗。据《乐记》舞位而言，那么后表当是在

译向南。在设立标志的地方，群吏如乡师以下，拿着各自的旗帜、器物以及鼓、铎、镯、铙等乐器，各自率领他们的民众来到大司马面前。郑康成说：“质”就是“正”的意思。“仆”就是“倒下”的意思。易氏说：天刚亮就倒下旗帜，还有迟到的人，这是怠慢命令。王昭禹说：前期已经告诫过众庶了，却又迟到，所以一定要用军法处死。迟到的人斩首，而这里说“诛”，是因为正在召集民众。下文说不服从命令的人斩首，由此可知说“诛”并没有立即处以死刑。于是陈列车兵和步兵，如同战阵的排列，平时田猎所练习的，无非都是作战的方法。所以车兵和步兵的排列，都如同战阵的排列。郑康成说：都坐着应当聆听誓师。

译黄氏说：这以前都是司马主管的。

众位官吏在阵前聆听誓师，宰杀牺牲，在左右行列中巡行示众。司马宣告说：“不听从命令的人，就斩首。”郑康成说：众位官吏，就是各位军帅。阵前，是面向南边的标志。○易氏说：民众已经集结，命令他们都坐在南边的那根标志下。众位官吏聆听誓师，那么从军帅以下都面向南边的标志，在阵前宣誓。○王昭禹说：根据小司徒的职掌来考察，他是防备万民的卒伍并加以使用，用来兴起军旅，用来征发田役，只是掌管警戒禁令罢了，不曾掌管誓师。记载《月令》的人，说司徒手持戒尺面向北宣誓，是错误的。士师用五种戒令来先后施行刑罚，第一种就是誓。用在军旅中，那么向众人宣誓的，是士师。○黄氏说：战前誓师书中所谓“听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用军法来决定人的生死。

郑锷说：坐着聆听誓师，宰杀牺牲来巡行示众，这就是所谓的三令五申。现在在《司马法》中可以看到：“夏后氏在军中誓师，是想让民众事先考虑；商朝在军门之外誓师，是想让民众事先心意明确以应对战事；周朝在即将交战时誓师，是为了坚定民众的意志。”车兵和步兵都坐下，让众位官吏聆听誓师，是因为众位官吏各自率领他们的部下。有誓师而众位官吏聆听，那么就会传达给他们所统辖的部下，简单易懂，没有人敢不听从。○郑康成说：“宰杀牺牲的，是小子。”○王氏说：“让民众面临死刑的诛杀，如果不这样严厉，民众就不会被驱使。然而事先告诫民众然后才到可以诛杀的时候，布阵后誓师，然后不听从命令的人就可以斩首。”

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摇动铃铎，众位官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行进，鸣响镯钲，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三次击鼓，摇动铃铎，众位官吏放下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

郑康成说：作，就是起身。

我按：中军自注，认为是中军的将领，后来的解说者，认为大将的战车将领自己居中，所谓居中的将领自己击打这个鼓，节制三军，即使是君王亲自征伐，也自己击鼓。于是引用《左传》中郤克被箭射伤，拿起鼓槌击鼓，赵简子伏在弓袋上呕血，鼓声不减弱，作为证据。至于把鼓人指为军将、师帅、旅帅，不考虑军将自己执掌晋鼓，不执掌鼙鼓而执掌鼙鼓，自然是旅帅，所以易氏说旅帅居于军师之中，所以叫中军。如果把中军不能指为旅帅，只说中军的将领，虽然执掌晋鼓而晋鼓以鼙为令的，大概晋鼓以进为义，军将击鼓他的晋鼓，谁敢不进？估计不敢进而鼓动，难道不违背人情吗。旅帅是百人的长官，向下察知人情，知道可以前进，用鼙鼓命令击鼓，然后中军执鼓的人三次击鼓以进击，那么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可以让他们同心同力，勇猛前进而不胆怯了。

易氏说：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那么旅帅执掌鼙鼓。因为旅帅居于卒伍军师之中，所以叫中军。鼓手都击鼓三次，那么军将执掌晋鼓。司马摇动铃铎，那么两司马执掌铃铎。击鼓行进，鸣响镯钲，那么公司马执掌镯钲【○郑康成说：伍长一叫公司马】。当时，旅帅用鼙鼓命令击鼓，所以军将三次击鼓而让他们起身。两司马摇动铃铎以通达命令，可以起身了。所以众位官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已经起身了，军将又击鼓以行进，公司马又用镯钲来节制，可以行进了。所以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已经停止了，军将三次击鼓以警戒，两司马又摇动铃铎以停止，可以停止了。所以众位官吏放下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这是说从南边的标志到向北的两个标志，用来象征武王开始向北出兵，在盟津观兵的时候。

又三次击鼓，摇动铃铎，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前进，鸣响镯钲，车兵疾驰，步兵快步走，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和起身像开始时一样。

郑康成说：“快步走，是奔赴敌人崇尚快速的渐进。”《春秋传》说：“先于敌人行动可以夺取敌人的心志。”○易氏说：“说疾驰和快步走，那么士卒奔赴敌人的心志，本来比车兵和步兵行进时更勇猛了。然而不能没有节制，因此到达标志就停止，而军将三次击鼓以警戒，两司马又摇动铃铎以停止，可以停止了。所以说：坐下和起身像开始时一样，这是说从两个标志到向北的三个标志，用来象征第二次成功而灭商，在牧野战胜的时候。”

于是击鼓，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就停止。

易氏说：“于是军将又击鼓以让他们起身，那么车兵为之奔驰，步兵为之奔跑【○王昭禹说：“疾驰奔驰的，是车兵；快步走奔跑的，是步兵。疾驰，是说聚集脚步而前进；奔驰，是说决围而去。步兵以人言，所以说快步走奔跑。快步走，是说其走的肃穆；奔跑，是说其行的快速】。说奔驰和奔跑，那么士卒奔赴敌人的心志，尤其比车兵疾驰、步兵快步走时更勇猛了。然而也不能没有节制。因此到达标志就停止，那么教习已经完备，而没有必要进行坐下和起身的节制，只是停止罢了。这是说从三个标志到向北的四个标志，用来象征第三次成功而南克殷商，有余力功成而返回的时候。”

击鼓警戒三次结束，车兵三次冲杀，步兵三次刺杀。

郑康成说：击鼓警戒，是警戒攻击敌人。○王昭禹说：鼓声停止，叫做结束。○易氏说：到这里鼓已经三次结束，车兵已经三次冲杀，步兵已经三次刺杀，在这里都警戒完毕。○郑锷说：每次击鼓一次结束，那么车兵一次冲杀而步兵一次刺杀，到三次就停止，这就是所谓的节制之兵。三

译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使队伍整齐”，三次刺杀就是《诗经》所说的“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击鼓就停止，使队伍整齐”的意思。【○易氏说：一定要击三次鼓，是因为到了三次就符合节制的正道。所以大阅兵的训练中，旗帜设为三面，鼓声敲为三响，战车以三次为度，步兵以三次刺杀为度，坐下起立都以三次作为停止的标准，这些都是以“三”作为节制的方法。】

译于是击鼓令退，鸣响铙钲，且退至标志处才停止，坐下起立如同初始。

郑康成说：“铙是用来停止鼓声的，军队撤退时卒长鸣铙以协调众人，鼓人因此停止击鼓。”易氏说：“意思是到达北面的四表，军将随即击鼓令退，公司马又鸣铙以制止，于是军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再走到标志处，都停下坐下起立如同初始。”这又是说从北面的四表到三表、二表，再回到向南的一表，都像上文那样坐下起立，不同的只是废去镯声而鸣铙罢了。这是为了象征四成时南国成为疆界，五成时区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六成时恢复行列以尊崇礼制。

于是进行狩猎，用旌旗作为左右和门的标志。众官吏各自率领他们的车兵和步兵，按次序从和门出去。左右陈列车兵和步兵，由有司来整饬。旗帜位于卒队之间，用来划分地域。前后有屯驻，每百步有有司巡视前后。

贾氏说：“‘遂以狩田’以下，总论教战完毕，进入防备田猎之事。”郑康成说：“冬猎称为狩，是说守候猎取，无所选择。”王昭禹说：“因为大量捕获野兽而守候，以人为取获的主要力量，因为冬季万物成熟众多，所以冬猎称为狩。”贾氏说：“六军分为三军，分别驻扎在东西两侧作为左右，各设一门。”郑锷说：“军中用车辕作为门，这里却用旌旗作为和门，为什么呢？用车作为藩篱，就仰用车辕作为门，大概军队行进偶尔有所停留，就是这样。设置和门，是因为田猎兼教战，想要使众心和谐统一。”

我按：门分左右，人就分彼此，相胜相争，由此产生。门都命名为和，是希望进退遵循礼制，心中无所争竞，这样就和谐了。

郑康成说：“叙和出，是按次序从和门出去。”王昭禹说：“叙，是前后的伦次。按先后伦次出去，那么行进的人就有次序而不混乱了。然而如果不先端正左右的行列，想要有序是不可得的，所以先分左右来陈列车兵和步兵，又让有司来整饬，使各自处于适当的位置，然后从左右出去的人，其行列都端正了。有司，是乡师。因为乡师主管田法并修治卒伍，所以整饬左右行列，属于乡师的职责。”郑康成说：“乡师守在门边，端正出入的行列，虽然经文中没有明说，守在门边端正出入，应当也是有司的事。《春秋》传曰：‘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车轨尘马候蹄’，这必定是有司督察的缘故。”黄氏说：“有司是指伍长以上的人来整饬，各自端正部署以结成阵势，和平是同一个意思。”王昭禹说：“军法自旅以上才有旗帜，这是旅师所建的旗帜。四两为卒，五卒为旅，这旅师所建的旗帜，所以位于卒队之间以划分地域并调节部曲。”贾氏说：“军吏各自统领自己的士卒，执旗以作为标志。”李嘉防说：“百人之中，旗分为两，五十人为一队。”郑锷说：“司马用旗帜将地域分为二，必定以百步为标准，是因为近了士卒无法施展才能，远了首尾不能呼应。”李嘉防说：“所谓步间容步，队间容队，有司是乡师，巡视前后，察看其宽窄。”郑康成说：“前后有屯驻，百步车兵和步兵分属不同群体，这是相距的步数。”黄氏说：“《司马法》说一成三百家，出兵一乘，如果都按二家五人计算，三百家为七百五十人，田猎与追捕竭尽全力，在此以前卒旅车兵结阵，到此车兵与步兵分属不同部伍，此前列阵如战阵教习坐下起立进退，到此追逐禽兽有杀获之事，所以车兵与步兵分属不同部伍。”

险野以步兵为主，易野以车兵为主。

黄氏说：“大抵兵力的分合最难，分合有奇正，而根据野地的险易来制定适宜的策略。然而一车三十人，是定法。增减进退，其法默存于其中。郑居前的说法，未必完全正确。”王昭禹说：“宣王因田猎而选拔车兵和步兵，所以诗说：‘东有甫草，驾言行狩’，这是易野以车兵为主。又说：‘选徒嚣嚣，搏兽于敖’，这是险野以步兵为主。”陈氏说：“险野并非不用车，而以步兵为主；易野并非不用人，而以车兵为主。行动时足以冲击，停止时足以营卫。将卒有所庇护，兵械衣裘有所携带。诗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那么车的好处就大了。从前周伐郑，郑国采用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就是车，伍是二十五人，伍跟随偏。先用车足以抵挡敌人，后用步兵足以应对变化。古代车战的方法，大致可以知道了。”礼库说：“先王车战不求大胜，只求不可败而已。郑庄公想要驱驰中原，才开始有求利的名声，所以郑庄公开始使用步兵。自中行穆子开始毁车以跟随步兵，自左师展开始骑马，自赵武灵王开始使用胡骑。先王的兵制败坏而不可恢复，实际上是从郑庄公开始的。”

既已列阵，于是设置驱逆之车。有司在阵前进行表貉之礼。

易氏说：“驱是说驱赶禽兽使其趋向包围圈，逆是说拦截禽兽使其不出包围圈。”郑锷说：“驱是从后面驱赶使其出来，逆是从前面迎击使其进入，驱其后则野兽无处可逃，逆其前则虽想逃出包围圈也不可能。”王昭禹说：

译军队已经列阵，行列就整齐了，然后才可以进行田猎。所以设置驱逆之车的是田仆，校人只是率领他们罢了。因此校人说：“田猎时由校人率领，驱逆之车则意味着田猎即将开始。”于是进行祷祭，所以有司在阵前设立表貉之祭，这就是甸祝掌管表貉之祝号的含义。李嘉防说：“表貉，是用来警示众人，使他们没有轻慢之心。”

译中军用鼙鼓来命令击鼓，击鼓的人都击鼓三下。众司马摇动铎铃，车兵和步兵都行动起来。于是击鼓行进，步兵口中衔着枚（防止喧哗）而前进。捕获的大兽归公家，小禽归私人。捕获者取下左耳。○易氏说：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击鼓的人都击鼓三下，就像演习作战时一样，那么军队田猎的法度也就统一了。○郑康成说：众司马指的是两司马。枚像筷子一样衔在嘴里，有绳子系在颈后。中军法规定禁止说话，是为了防止互相疑惑。进行，就是前进。○郑司农说：大兽归公，是把它交给公家；小禽归私，是留给自己。《诗经》说：“把小野猪留给自己，把大猪的肩肉献给公家。”一岁的小猪叫豵，两岁的叫豝，三岁的叫特，四岁的叫肩，五岁的叫慎。这明确说明把大的献给公家，自己取小的。【○郑锷说：大兽不归公，就无法教导事奉上级的道义；小禽不归私，就无法显示惠及下级的仁爱。○李嘉会说：人逞强好勇，必定不会舍弃大的而取小的。大兽必定归公，既不是一个人所能制服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独占的，所以必定归公于众人，正是想要集合众人的力量】获得猎物，捕获禽兽的人取下左耳，应当用来计算功劳。【○王昭禹说：如果不专门取左耳，那么报功的人就会怀疑是捕获一只却报功两只。取左耳来报功，所以叫做馘】

到达目的地，鼓声都如疾雷击鼓般骇人，车兵和步兵都喧哗叫喊。

郑康成说：“到达田猎结束的地方，这是田猎应当停止的地方。天子诸侯搜狩有固定的地方，到达那固定的地方，官吏士兵击鼓喧哗，象征攻敌克胜而喜悦。”疾雷击鼓叫做駴。【○易氏说：駴像马受惊的样子。○郑锷说：功业虽然已经完成，敌人虽然已经战胜，不可以不警戒】噪是喧哗的意思。《尚书》说：“前军于是击鼓防御喧哗，也是表示喜悦。”【○易氏说：噪像鸟叫，用来显示战胜敌人。郑锷说：人心有踊跃之义】

步兵于是停止田猎，把禽兽送到郊外，进入宗庙献禽以举行冬祭。

王昭禹说：冬天万物成熟，可以捕获的众多，所以以步兵为主。凡是田猎用火、用车、用罗网，并不是不用步兵，只是主要依靠的对象不同罢了。○郑康成说：徒乃弊，意思是步兵停止。○黄氏说：步兵捕获禽兽，车兵列阵不动，即使是作战也是这样，到这里步兵停止，于是献禽。○郑康成说：把禽兽送到郊外，聚集所捕获的禽兽，趁机在郊外祭祀四方神灵。《月令》季秋，天子田猎后，命令主祠祭祀禽兽于四方，就是这个意思。○易氏说：春社、夏礿、秋祊，不说入献禽，而冬烝独独说到的，是因为在外进行致禽馌郊的礼仪，然后献禽于宗庙，所以叫做入。○郑锷说：这是战胜归来，献捷于庙社的意思。郊外说馌兽，冬祭说献禽，难道是在郊外用大的而在庙里用小的吗？分开来说，禽兽有大小之别；合起来说，兽也可以称为禽。

总论

王氏详说：田猎的法度大体上在冬狩中详细，根据文意考察，也是四季所共同使用的。请让我用搜田来阐明：它说“执鼓执镯”接着教导坐起进退疾徐防数的节奏，就是冬狩所说的“中军以鼙令鼓”以下为一节，以及三鼓以下为一节，坐起如初，于是击鼓以下为一节。它说“有司表貉”，就是冬狩所说的“虞人清理田猎的野外作为标志，一百步一个，设三个标志，又五十步一个标志”，又说“有司在阵前表貉”。它说“誓民”，就是冬狩所说的“众吏在阵前听誓，杀牲巡示”。它说“鼓遂围禁”，就是冬狩所说的“中军以鼙令鼓，车徒皆作，接着是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鼓遂围禁”。苗田、狝田，都和搜田一样，只是大阅的礼仪，其步兵和车兵更为完备罢了。

陈及之说：“四季教习，远到都鄙，都调发他们。大都之地，距离王城五百里，那么一年四次，在国内习练，家家户户竭尽劳作，年年如此，百姓不也劳苦吗？”大司马想要详尽辨别旗帜、器物、号名的用途，所以一并提到师都郊野。其实司马所教习的，只是乡遂之人。而又轮流阅试，也不是一时都起来。王畿之内，乡党之间，都有习射的地方，岁时趁着百姓聚会而教习他们，那么百姓没有道路之苦，国家没有烦扰之政，而百姓都精练了。《诗经》说：“东边有甫草，驾车出行田猎，树立旐旗设置旄节，在敖地搏杀野兽。”那么周制田猎，或许都在东都习练。大概宣王因为王畿之内，向东距离王城很远，百姓有来往之苦，于是在东都大聚，所谓因田猎而选拔车兵步兵。

杨氏说：“春秋大阅，一次搜田五次治兵，一次狩田两次，符合礼制吗？回答说：什么礼制呢？先王在闲暇无事的日子，修习军礼，所谓振旅、苃舍、治兵，大阅的政令讲习，鼓铎旗物名号战法的使用熟练，禽兽中危害作物的以及当时可以杀死的得以捕获。捕获的方法，又有节制，大兽归公，小禽归私，得到不敢先享用，必定献给鬼神。这就是先王时代，田礼一举而有六善，难道只是喜好兵事和捕获禽兽吗？现在鲁国的大阅与治兵、搜狩之举，是没有寻求先王的善意。县师说：掌管邦国田役的警戒，接受法令于司

译马，用来役使他的民众。大宗伯说：“用军礼来统一邦国，大田之礼，是为了检阅民众。”鲁国治理军队，不隶属于县师，不接受司马的管辖，也不符合大宗伯的规定，这就是《春秋》不认可它的原因。

译林椅说：周朝因为祭祀而使用田猎，因为田猎而训练作战。周王与诸侯军将的旗帜和鼓，特意树立起来，用来教导布阵作战的方法。周王与诸侯不必亲自参与，也不必组成完整的军队。如今进行训练，必定设立六纛、五方旗之类。又司马以一百步为一个标记，三个标记就是三百步；又以五十步为一个标记，那就是三百五十步。步兵前后左右各相距两步，这是车战的方法，五辆车为一屯，十辆车为一列，前后相距三十步，左右相距十六步。险战的方法，十辆车为一聚，十二辆为一列，前后相距二十步，左右相距四步。队伍之间相距五十步，险战时都减半。又队伍之间容纳队伍，曲队之间容纳曲队，估算一百步一个标记，那么可以训练的仅仅是一旅。乡师在州里颁布田猎之法，遂师审察其誓戒，都司马、家司马以国家法令掌管其政令与学习，那么一旅以上的军队，随处自行讲习就可以了。至于大军旅，则合并使用，这就是所说的“等到大军会合”了。

等到大军会合，用来施行禁令，用来拯救无辜，讨伐有罪之人。

易氏说：“‘及’，是承接前事的词。还没有军队，是说按时田猎以练习作战，作为用兵的预备罢了。”○王昭禹说：“‘及师，大合军’，是说任命将领或者君王亲自出征的时候。”○郑锷说：“大规模集结军队，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为了施行禁令，以此来申明九种军法；用来拯救无辜，以此来彰显君王的仁爱；用来讨伐有罪之人，以此来彰显君王的正义。”

如果是大规模出征，就掌管其警戒号令，监临大卜，率领执事人员，监临衅主及军器。○易氏说：如果有强横不服从的人，依仗险固不降服的人，以及侵犯王土而自取天诛的人，天子于是亲自率领六军，方伯、连帅跟随，这叫做大规模出征。大司马掌管其警戒号令，那么方伯、连帅以至军将、师帅没有不接受警戒号令的【○郑锷说：有人认为用兵时大司马作为大将，自然应当掌管号令以指挥六军，这里说如果是大规模出征就掌管警戒号令，大概这是君王亲自出征的时候，君王亲自出兵则君王亲自统帅，号令在君王手中，大司马只掌管警戒号令，那么专门治理六军的法令罢了】○郑康成说：“涖，是临视的意思。监临大卜，是占卜出兵吉凶。《司马法》说：向上占卜，向下谋划，这就叫做参验【○郑锷说：大卜作八种占卜，第一种是征伐，司马在出征时的占卜则亲自监临以决断吉凶】主，是指迁庙的主牌以及社主在军中【○愚案：庙社主见小宗伯】军器，是鼓、铎之类。凡是军队已经接受铠甲，从庙中迎接主牌以及社主，祝官捧着跟随，杀牲用血涂抹主牌及军器，都使之有神灵【○贾氏说：小子的职掌说：衅邦器及军器，那个官员衅之而司马监临】○李嘉防说：“监临大卜、衅主及军器，只有大规模出征时才有。”

等到聚集军队，树立大常旗，检阅军队，诛杀迟到的人。

郑司农说：“致，是聚集众人的意思。”○黄氏说：“致于君王，所以树立大常旗，比军众，是说各自以其所属相互联结。”郑说乡师将民众致于司马，不是乡师将六乡的民众致于司徒，这里应当有邦国、都鄙、甸稍的民众，稍人受法于县师，作其同徒輂辇帅而至【○买氏说：司马而用君王的大常旗，因为上文说大规模出征君王亲自驾驭六军，所以司马用君王的大常旗聚集众人；如果君王不亲自出征，那么司马自用大旗聚集众人。○王氏说：乡师致民以司徒的大旗，那么司马致民应当以君王的大常旗了，凡此都是显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郑康成说：“比，是校次的意思【○易氏说：比其伍、两、卒、旅、军、师的齐全或缺损】○郑锷说：“诛杀迟到的人，则惩罚其不服从而后期。”

等到作战，巡视阵势，视察战事而赏罚。

易氏说：“等到布成阵势而作战，巡视其阵势的队伍防数，以及车兵步兵、旗鼓的出入，没有不视察的【○郑锷说：巡视阵势而视察其勇怯】○郑康成说：“事，是说战功。”○王昭禹说：“视察其鼓、铎、镯、铙、旗物、车从、坐作、进退之事，有功者赏，违令者罚。”

如果军队有功，就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拿着钺，走在凯乐前面，向社神献祭。郑康成说：“功，是胜利的意思。律用来听军声，钺用来作为将帅的威严。”○郑锷说：“军队行进必定听同律，而钺是大将所执。有功则执律，显示军队出师以律而取胜。阳六为律，左为阳，所以左手拿着。钺用来主杀，为阴，右也为阴，所以右手拿着【○胡氏说：牧野誓师，君王左手杖黄钺，右手秉白旄以指挥。孔颖达说：杀戮用右手，左手仗钺，显示无事于诛；右手把旄，显示有事于教。《诗经》说：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舞人所执于事便也】○郑康成说：“先，是引导的意思。”○易氏说：“大司马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拿着钺，走在前面【○愚案：此说极是，功虽胜，大司马犹执律秉钺退行而身先，以见有功不伐，安不忘危之意】○贾氏说：“赵商问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注说：献于祖，与此不同。郑回答说：司马主军事之功，所以献于社；大司乐是宗伯之属，宗伯主宗庙，所以献于祖。然而军有功”

译两处都进行献祭，在出兵的时候向祖神报告，在社神那里举行祭礼，所以返回时也必须报告。【○王氏详细解说：祖的本义是仁，所以献恺在春官；社的本义是义，所以献恺在夏官。○郑锷说：司马掌管九伐之法，所以向社神献祭表示依循法度而施行诛伐。○我按：关于恺乐的解说见大司乐】

译如果军队作战没有成功，就戴上丧冠，穿上丧服，护送神主之车。

郑司农说：厌，是指戴上丧冠、穿上丧服。军队战败，就按照防止灾祸的礼仪行事，所以秦国在殽地战败后，秦伯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面向军队哭泣。贾氏说：《曲礼》说“戴丧冠不入公门”，那差别在于缌麻、小功等级的丧冠，从义理上讲，五服等级的丧冠都称为厌，因为它们防止丧冠变为吉冠，吉冠在冠武上方缝制向内，丧冠在冠武下方缝制向上，伏冠在冠武上，所以得到厌防的名称。李嘉防说：戴丧冠护送神主之车回到宗庙，表示有愧于祖先。郑锷说：没有成功，不是天子的过错。司马不能果断地杀敌，所以自己戴上丧冠减损，表明自己的威严未能伸展而导致如此。不说无功，是因为天子的军队没有战败的道理。易氏说：不说战败而说没有成功，是因为天子的军队天下无敌，不仅仅是没有成功而已。郑康成说：奉，就是送，送神主回到宗庙和社坛。郑锷说：护送神主之车回来，肆师协助牵引，所以肆师的职掌说“军队没有成功就协助牵引神主之车”。

黄氏说：“司马教习战阵，有功无功，都是他的责任。手持律令、拿着斧钺，以先行的凯乐，献祭于社。先王有这件事而没有这种心情，戴上丧冠护送神主之车。先王有这种礼仪而没有这种事。”

天子吊唁、慰劳士庶子时，司马辅助行礼。

郑康成说：“军队战败，天子亲自吊唁士庶子中死去的人，慰劳受伤的人，司马就辅助天子的礼仪。庶子，是卿大夫跟随军队出征的儿子，或者称为庶士。”郑锷说：“士庶子是宿卫王宫的人，天子亲自出征就跟随天子在军中，隶属于司马。有死去的人，天子亲自吊唁；司马辅助吊唁慰劳的礼仪，因为他们在军中。”王氏详説说：“成周之时，对待士庶子，有功就给他们饮食，有不幸的事就吊唁慰劳。外饔说：‘国家宴请老人、孤儿，就掌管切割烹煮的事；宴请士庶子也这样’，这是用食物宴请他们。酒正说：‘宴请士庶子，宴请老人、孤儿，都供给酒’，这是用酒宴请他们。这里说‘吊’、说‘劳’，只是说车甲间有不幸的事。”

有大役时，参与谋划事务，统领其植，接受其要，等待考核而施行赏罚。刘氏说：如果国家有城邑这样的大役，司徒、司空谋划事务，大司马就参与。郑锷说：看《左传》宣公十一年蔿艾猎筑沂城，昭公三十二年士弥牟营建成周，统领役夫，计算丈尺，书写下来交给主帅，凡是大工程役事，不可不事先谋划事务。大司马在动工之前参与谋划，动工时统领其植，工程完毕时接受其要，开始时谋划，已经计算了工役的用途，结束时不可不统计其成效。郑司农认为植是部曲将吏，引用《左传》说宋国筑城华元为植。黄氏说：植是版筑的主帅。而郑康成认为植是筑城的桢榦，不知道哪个正确。大概用木桩竖立在地上的称为植，那么植就是桢榦的木头，可以竖立在地用来筑墙的，筑墙以植为主，从未听说部曲将吏的名字叫植。易氏说：植是指筑城的板榦，高宽制度系于其上，那么统领它的是司空。开始时谋划事务，中间统领其植。黄氏说：前郑认为属是聚会，后郑认为赋丈尺与其用人数，两种说法大概互相补充。结束时接受其要。郑司农说：要是簿书。易氏说：要是指役人数目、功程多寡，那么接受它的是司徒。那么本末细节无不周知，然后可以等待考核功绩而施行赏罚。易氏说：等待考核而赏罚，必须以植、要为本。违反的有惩罚，辛劳的有赏赐，先说赏而后说罚，大役既成，行赏为先，不得已而后有罚。王氏说：大司马在大役中参与谋划事务，想要知道事情的可行与否；统领其植，想要知道人的多少；接受其要，想要知道功绩的等差；事情完成后考核它，以施行赏罚。

大防同，就率领士庶子而掌管其政令。

郑康成说：率领军队跟随天子。王昭禹说：诸子的职掌说：“如果有防同、宾客，召集众子跟随，就率领士庶子而掌管其政令，这在司马。”郑锷说：有人说士庶子是宫伯所掌管，司马为什么掌管其政令？曾经考察宫伯的职掌，说“国家有大事，召集宫众就命令他们”，所谓的命令，只是召集并执行而已，必须有统率的人以政令治理他们才可以。那么在防同的时候，命令他们而使他们隶属于司马，是明显的。司马率领他们跟随天子，怎么能不掌管其政令？黄氏说：宿卫时宫伯掌管其政令，扈从时司马掌管其政令。前汉郎官宿卫属于光禄勋，后汉也属于光禄勋。

如果有大射，就组合诸侯的六耦。

郑康成说：“大射，天子将要祭祀，在射宫射箭以选拔贤能。”郑锷说：“宾燕之射，用卿大夫为耦；只有大射用诸侯，因为射礼中它最为重大。观察礼乐的人，必定通过射箭；射箭而有耦，就揖让而进，威仪可观，而射箭的优劣也容易辨别。大射六耦，都用诸侯，使他们同心同德，以尊崇天子，合谋并力，以对抗天子的愤怒。两个人为一耦，两耦同射一个靶，就是十二个人。射人掌管以六耦射三个靶，组合其耦的，在于司马，因为他掌管九法，足以驾驭诸侯。”

大祭祀，飨食，进献牲鱼，授予其祭品。

易氏说：大祭祀，是指宗庙享祭的礼仪。

译在宴饮进食时，就按照礼制将公侯等宾客视为如同在宗庙祭祀中的宾客一样对待。

郑康成说：“牲鱼”，就是作为牺牲的鱼；“祭”，是指尸和宾客用来祭祀的祭品。贾氏解释说：“在大祭祀中，授予尸祭品；在宴饮中，授予宾客祭品。所谓‘祭’，是指鱼的大块肉，就像《少牢馈食礼》中所说：主人、主妇、尸和侑者进食时，每人一条鱼，上面加上‘膴’作为祭品。‘膴’指的是鱼身翻转的部分，《公食大夫礼》中也说授予宾客祭品。如果是王室的祭祀，那么就是膳夫授予王祭品。”

郑锷说：“以前的儒者认为由司马授予鱼牲，司马属于夏官，是阴气兴起的地方，鱼作为水中之物也属于阴类，所以如此。我私下认为，鱼是沉潜深远的生物，夏官的政令足以达到深远之处，那么即使是沉潜隐伏的事物也能被制服。项氏说：《诗经》说‘谁能烹鱼’，《易经》说‘包无鱼’，都是用鱼来比喻民众。司马掌管军队，所以供应鱼牲。”

刘迎说：“鱼是容易溃散的东西，不能去搅扰它。搅扰鱼就会溃散，搅扰民众就会离散。大司马对于民众，征发他们的劳役并用于军事和田猎，很容易搅扰他们。因此，在祭祀宴饮时命令进献鱼牲，其中默寓着不搅扰民众的意思。”

译大司马的属官平士大夫

易氏说：平就是正，这是防礼的职分与其地位相符【○贾氏说：司马的属官中有司士，主管众吏，王防不能使司士去平定，所以由司马来平定】

王防祭祀时奉送诏告的马牲

郑康成说：“王防用马祭祀，大概是遣奠。奉就是送，送到墓前，告知神灵后埋藏起来。”

郑锷说：“马是夏官所掌管的，所以王防祭祀时奉送其牺牲，用以诏告神灵。”

小司马的职掌

郑康成说：“这里下面的文字脱落，简册腐烂，又文辞缺失。汉朝兴起后寻求不得，于是就没有人能认识其数目了。”

凡小祭祀，王防会同飨射、师田、王防纪，掌管其事，如同大司马的法度。贾氏说：“小祭祀以下，都蒙受这个‘小’字，相对于大司马的大祭祀等而言。”

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

易氏说：以上官职空缺而列在司马之后的，是从序官中知道的。意义见序官【○李嘉防说：如果简册腐烂文辞缺失，那么中间数语一并缺失也可以。为何唯独留下？这才知道用兵的机要，先王不敢轻易泄露于外，以开启天下后世智术的端绪。至于天下险要去处，也不轻易示人。秦朝的图籍也是如此，深深防备人心流向祸乱而多变。现在《七书》《百将传》，显明阐发奥妙，流传天下，其启发人的争斗，何时才能停止】

我按：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军、宾、嘉，通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藏于大司马，号为《司马法》。如果国家有师田之事，县师才开始从司马那里接受法度，以动员其众庶。小司马的职掌不详细记载，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都不完备，官职有事才设置。其不欲观兵，大概就是这样。

周礼订义卷四十八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四十九 宋王与之撰

司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贾氏说：军队以赏赐为先，所以司勋列职在前。○郑司农说：勋，就是功。此官主管功赏【○郑锷说：大功的条目，都可记载为绩，唯独以勋名官，是因为以德建立宗庙社稷称为勋，人臣立功没有比这更大的，取以名官适宜了】

【我按：赏功没有比战更急切的。任命官职则名以勋显现，得功以辅佐王为主，而战特出于不得已】

陈君举说：“六功，战居其一，而司勋为何是政官？军政赏赐不逾时，属于其他官职，则司存散隔，文告回复而壅塞的祸患产生，何况有害功者呢？”

掌管六乡赏地的法度以区别其功劳

郑康成说：“赏地就是赏田，也在远郊之内，属于六乡【○易氏说：‘封国百里，以至五百里，不是六乡所能供给的，所以六乡赏地不过与官田、牛田、牧田并列而已。以左传考证，昔日郑伯赏赐入陈之功，赐给子展三命之服，先赐八邑，注谓八邑三十二井；又讨伐卫国疆戚田，取卫国西鄙懿氏与孙氏，注谓取田六十井，这是赏田的明证，即下经所谓‘参之一食’者’等，犹差也。○郑锷说：‘功劳有小大，土地有美恶，颁布的法度，以功劳为差别而已。观察群臣的功劳，有为王而立的，有为国而立的，有为民而立的，有兴事的，有致治的，有力战的，随其功劳而目之，因而第其高下，而为之等，然后颁以地焉，称为等其功。’

王功称为勋，国功称为功，民功称为庸，事功称为劳，治功称为力，战功称为多。

郑锷说：王功者，辅成王业，勤劳王室，辅佐孤弱以继承王者之绪，明王道以成王者之治，即是功而称为勋，勋有薰烝之义，谓其功之大，薰烝宇宙，上达于王也。周公之有大勋劳，是已。国功者，国尔忘家，尽瘁事国，凡所施为，无非为国计者，即是功而称为功。功者，事有成效之义【○刘执中说：谓能左右其君，造成王业，创有天下，若伊尹之相汤，十乱之相武王，太公之相成王，萧曹之相高祖】独此名曰功，盖人臣立功，正以保全王国为主，进而上名以勋，功不足道也。抑而下则曰劳、曰力之类，皆不足正名其功也。惟为国而有成者，正可谓之功，如九旗皆旗，独熊虎则正名曰旗；五侯皆侯，独侯服则正名曰侯之类。民功者，害为民除之，利为民兴之，或便于昔而不便于今，则为民革之；或兴于前而废于后，则为民举之，即是功而称为庸。庸者，用也，用者，通变之义。治民者，贵能通变以尽利。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能通变者，斯可以为民功也。事功者，或从王事，或任国事，或有所营为，或有所创制，黾勉从之，不畏其适我也，即是

译有功绩而称之为劳。劳含有经营艰辛的意思。诗人在随从王事时感叹其贤劳，在远行从政时怜悯其勤劳。承担辛劳的人，就可以成就事功。治理之功，有的平治水土，有的开垦荒地，有的管理土地，有的修筑堤防沟渠，这就是有功绩而称之为力。力是指用力从事劳作。《礼记》说：小孝在于用力；《左传》说：小人劳力；孟子说：有的劳心，有的劳力。竭尽力量的人，就可以成就治功了【○王氏说：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就是如此】。战功，作战以谋略取胜为上，以武力取胜为下，以正道相合，以奇计取胜，擒获俘虏割取左耳，斩杀将领拔取旗帜，奏着凯歌凯旋的，就是战功，这就是有功绩而称之为多。多，是计算超过常人的意思。别人计算其一，我计算其十；别人计算其百，我计算其千，出奇无穷，别人无法揣测。以多谋取胜的人，就可以成就战功了。多的含义，只有战功可以称述。周平王赐给晋文侯说：你多次在艰难中捍卫我。史书记载周勃的功劳说：到达城下的次数多，在驰道作战的次数多，都是指他的战功而已【○黄氏说：战功居于下位，命名为多，是说杀获已经很多可以停止了。先王的军队确实是出于不得已才使用啊】。这六种功劳，各自确定名称，按照名称颁发赏赐，赏赐的轻重，自然各自恰当。分别来说，有六种的区别；合起来说，总称为功名也可以【○贾氏说：六者对举时意义不同，如果散言则通用】。

译凡是立有功劳的人，将他们的功绩铭刻并书写在君王的大常旗上，在大烝祭时进行祭祀，由司勋官宣告。郑康成说：“铭”的意思是“名”。活着的时候，将名字书写在君王的旗帜上，用以识别其人与其功绩。【○刘迎说：先儒解释《典庸器》中“序官”的次序，既然已经把“庸器”解释为铭刻功绩的器物，为什么到这里突然把“铭”改为“名”，并说是在君王旗帜上书写名字呢？大概考察诸经，凡是说到“铭”的地方有四处：商汤的盘铭、卫孔悝的鼎铭、嘉量的铭、林钟的铭，都是刻铸在器物上的。现在说“铭”与“书”是一件事，那么“铭”难道只是书写吗？而且只说“凡是有功劳的人铭刻”，作为器物的“铭”有鼎、有钟、有烝彛之类，不是大常、大烝可以指名道姓的。】死后，则在烝祭先王时祭祀他们。“诏”的意思是用言辞告知神灵。盘庚告诉他的卿大夫说：“现在我隆重地祭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将跟随他们一起受享。”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汉代在庙庭祭祀功臣。○王氏说：“大烝是冬季的大享祭，当时百物都用来报答，祭祀有功之人是适宜的。”○郑锷说：“大常上的书写，是司常的职责；大烝时的祭祀，是大宗伯的职责。司勋知道立了功的人应当铭刻，就宣告让他们铭刻；应当祭祀，就宣告让他们祭祀。铭刻于大常，是为了让功绩与日月同样长久；祭祀于大烝，是为了让功臣与祖宗的神灵共同享受盛大的祭祀。这可以看出报答之厚。【○王昭禹说：一定要让司勋宣告，是因为有大功的人，其副本收藏在司勋那里。】”

大功，司勋收藏其副本。

郑康成说：“贰”就是副本。功绩的书册收藏在天府，又在这里收藏副本，是因为这里主管赏赐。○郑锷说：“秋官的司约掌管治理功绩的契约，六功的契约适宜由司约收藏。先王之心，还担心契约或许会混乱，从而失去报答功绩的心意。所以凡是六功的副本，都收藏在司勋。如果司约遗失了，其副本可以在这里考证，那么记录功绩的心意就不会废弛。收藏副本，作为赏赐功绩的依据。”

掌管赏赐土地的政策法令。

易氏说：“赏赐的轻重，视其功绩而定，这就是赏赐土地的政策法令。【○郑锷说：“赏赐以土地，治理其赋役的方法，授予他们，所以掌管其政策法令。”】

凡是赏赐没有固定的轻重，视其功绩而定。

郑锷说：“赏赐制度的施行，哪有固定不变的制度？或轻或重，只看其功绩的大小罢了。这颁布土地的方法，所以能尽至公。【○王氏说：“事务的辛劳如果一样，有时有剧烈和容易的区别；战事的多寡如果一样，敌人有坚固和脆弱的区别。像这类情况不能固定不变，所以轻重视其功绩。”】

凡是颁布赏赐的土地，三分之一供食用。

郑康成说：“赏赐土地的赋税，三分计税，君王食用其中一份，两份全部归臣下所有。”○王氏详说：“《周礼》所说的‘三之一’，见于大司徒，又见于大司马，其说法有两种，起初不可一概而论。大司马所说的下地食用‘三之一’，是说下地授田百亩，莱地二百亩，一年耕种，二年休耕，这是一种说法。【○郑锷说：“赏赐的土地不是农田，农田没有不可耕种的道理，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二分而一分可以食用，那么一分是可以耕种的田地。”】大司徒说诸侯的土地四百里，诸伯的土地三百里，其食用的占‘三之一’，是说诸伯接受其中的两份而将一份归还给天子，这又是另一种说法。这里所说的颁布赏赐土地‘三之一’供食用，应当以大司徒所载的说法为先，郑康成说不以美田作为采邑，失之矣。有功之臣赐以下等土地，难道是成周重视功臣的本意吗？大概先王的制度，外面五等所封的土地，也将其余部分收入天子，公的五百里，其收入占一半，侯伯的收入占三分之一，子男的收入占四分之一；里面二等所食用的采地，也将其余部分收入天子，百里的土地，凡四都，其收入占一都；五十里的土地，凡四县，其收入占一县；二十五里的土地，凡四甸，其收入占一甸。这没有别的，是因为尺地莫非王土。

只有加赐的田地没有国家的赋税【音征】。

郑锷说：“如果有大功，已经赏赐了土地，又有加赐的田地，就没有国家赋税，凡是赋役都免除，这是为了优待有功之人而厚报他们。大概赏赐的土地在远郊，远郊二十而三，本来就有赋税。加赐的田地则出于常规制度之外，不敢取其赋税，不是有大功的人不足以参与此列。【○王昭禹说：“国正”是说以国家法律的常规来征收，与《尚书》所说的“有正有事”，司书所说的“九正九事”，意思相同。一个家庭的男子受田百亩，征收则有常法了。加赐田地是为了优待其功绩之多，又有什么赋税可征呢？】

马质，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八人。

郑康成说：“质”就是平定。主管购买马匹，平定其大小马匹的价格。【○郑锷说：有人说地官的质人也掌管成马的价格，又有马质，为什么呢？质人说掌管市场的牛马，那是人民所贸易的；马质主管官府所用的，评定其价格而从民间购买。】

薛平仲说：“赏赐制度所以振奋士气，所以司勋的官员不可迟缓；马材所以谨慎军事防备，所以马质的官员也不敢落后。先王在岁时稽查乡遂的牛马，以辨别其可任用的物品。马在民间，固然没有不足的忧虑；而公马的储备缺乏，不向民众责求，而从公家取材以供给，因此有马质，以观察其材之高下，任之能否，价格之多寡，由此区别使用的缓急，由此确定，而马匹自然各适于用了。然而马质适宜属于校人的下属，现在以中士的低微职位，特别排在校人之前；中大夫

译地位尊崇的，大概是掌管马政，并且详细涉及六类马的，校人这个官职本来就应该被重视。衡量三种马的资质，唯独对戎马最为急切，马质这个官职实在应该排在前面。先儒说司马主管军法，官职排列的前后并不以尊卑为依据，只是把事务紧急的排在前面，事务迟缓的排在后面，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译掌管评定马匹，根据马的用途分为三类：一是戎马，二是田马，三是驽马。这三类马都有相应的等级和价格。

易氏说：这是关于买卖马匹的政令。王昭禹说：戎马，是指供军事使用的马；田马，是指供田猎使用的马；驽马，是指品质低劣、供杂役使用的马。易氏说：所谓“物”，是指国马的车辕深四尺七寸；田马的车辕深四尺；驽马的车辕深三尺三寸。它们的用途各有等级，它们的材质各有适宜之处，所以都用这三类标准来衡量。有等级就有价格，所以称为“质”。郑锷说：校人所掌管的是六类马，而马质的职责是评定马匹，为什么只衡量这三类呢？大概是因为种马、齐马、道马要求上等的良马，所以要在国都中培育它们的品种。至于田马和驽马，使用数量很多，是从民间购买以供使用的。马质所评定的，是从民间购买的马，所以既观察它们的三等品质，又测量它们的尺寸，以知道它们适宜做什么用，有的可以承担军事任务，有的只能作为驽马供杂用。衡量它们的高下，又借此知道它们的价格。

约束劣马。

易氏说：这是关于饲养马匹的政令。王氏说：纲，是指用绳索拴住，用来制约马匹的奔跑和踢咬。

凡是从官府接受马匹的人，要记录马的牙齿、毛色以及价格。如果马死了，在十天之内要赔偿，超过十天则只需交还马耳。用马的实物来赔偿超过十天的情况，是不允许的。

贾氏说：所接受的马，是指供给公家使用的。王昭禹说：记录牙齿，是记录牙齿的数量；记录毛色，是记录毛的颜色；记录价格，是记录马的价值，这是为了防止饲养者照顾不周，让他们用实物来赔偿。郑司农说：更，就是赔偿的意思。李嘉说：从官府接受马匹，不到十天就死了，怎么知道不是前一个饲养者失职呢？一定要让后一个接受者全额赔偿马的品相，难道不难吗？大概是因为前者失职，后者就不应该接受；既然接受了而马死了，一定是后者失职。要求他全额赔偿，那么在交接之时、饲养之际，就一定会谨慎了。如果在十天之外死，只交还品相类似的马；至于超过二十天，只交还马匹，不再拘泥于品相了。所谓“马质”，就像现在的马博士，善于诊断马病，善于治疗马疾，医治很久，知道不是饲养者的罪过。

郑康成说：“在十天之内死的，按牙齿和毛色赔偿；因为接受马匹的时间短，是饲养不善。超过十天死的，交还马耳，按毛色赔偿，不按牙齿赔偿，因为责任超过了饲养者的承受范围。‘其外否’，是指超过十天又过了二十天死的，不再任用，这不是使用者的罪过。”

马匹刚能行走时，就根据其负重能力来统一它们的步调。

黄氏说：这也是分发马匹的政令。郑锷说：马匹驾车，希望它们步调一致；军事行动，希望它们力量整齐；国家事务，希望它们步伐协调。在马匹刚能行走的时候，就用实物来统一它们的步调，根据它们负重的轻重，来辨别它们的强弱。如果不先通过负重来统一它们的步调，那么在驾车的时候，强弱就不均衡了。

如果有马匹的诉讼，就审理它。

易氏说：审理马匹的诉讼，那么饲养马匹、买卖马匹的政令都能得到公平。

禁止养原蚕。

郑康成说：原，就是再的意思。王昭禹说：事物有异类而同一气，相互消长，相互盈虚，它们的形势不能同时旺盛。从天文来考察，午属马，也属丝，蚕则马与蚕其气相同，都属于午。辰属龙，马是龙的同类，蚕是龙的精华，那么马、蚕又同源于辰的气。一年之中，如果养两次蚕，那么蚕旺盛而马就衰弱，所以禁止养原蚕。如果不是深通性命之理的人，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郑锷说：蚕是衣物的来源，可以鼓励勤劳，不应该禁止它再次养蚕。因为再次养蚕而禁止它，或许是因为先王时代不专用丝的缘故吧？嫔妃所化育的有麻枲，狩猎所得的有狐貉，那么即使禁止原蚕，衣物也不担心不足。李嘉说：现在东南如兖州，衣被天下，蚕旺盛而没有马；西北苦寒之地，有马而没有蚕，大概可以知道了。

量人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郑康成说：“量，就是度量的意思，指用丈尺来测量土地。”薛平仲说：“有司勋来激励战士，有马质来谨慎战备，应当陈列军队、召集士兵以等待战斗。而军队聚集的地方，不能不测量土地的容量，以严格规划。于是有量人来测量，那么节制名分的确定，以及禁止人心喧嚣，大概有截然不可侵犯的界限。然而不仅仅军事是这样，平时申明建国的规矩，使内外有确定的名分，人心有确定的操守，”

译大体上都是这样的。”

掌管建立国家的法度，将全国划分为九州，营造国都的城墙，营造后宫，测量市场、朝廷、道路、街巷、城门和沟渠，建造都城，也按照同样的法度进行。

译郑康成说：“建”就是建立。建立国家有旧的法度，就像《匠人》职掌中所说的那样。王昭禹说：“掌管建立国家的法则，以王都为中心。”黄氏说：“海内的土地，方圆千里的有九块，三三排列，就是方圆三千里。于是分封建立诸侯国，划定九州牧伯的制度，非常详细。它们的边界一定要依据名山大川。”郑锷说：“九州的制度，由来已久了。量人将其划分为九部分，这主要是针对建立邦国、营造都邑而言的。司空掌管测量土地以安置居民，想要使土地、城邑和居民三者相互协调。匠人掌管营造国家，制定沟渠道路的制度，就掌管其营造的工程。至于量人专门掌管丈量尺寸宽窄的法度，用这个法度将国家划分为九州，使宽窄各自适宜，这样其中就可以容纳建立诸侯国了。建立国家，对外是营造王都的城墙；对内是营造王后的六宫。又测量前方作为朝堂，测量后方作为市场，使往来有道路，里巷有街道，出入有城门，通畅便利有沟渠。市场和朝堂的道路，宽度为一夫并行的宽度，街道有的宽九轨、有的宽七轨，城门有的高九雉、有的高七雉，沟渠则疏导顺畅以行水，这些法度都出自于此。上文说‘分国为九州’，是指天下为国家；下文说‘营国城郭’，是指王都为国家。测量土地的宽窄来制定制度，这是国家的常法。有人说，建立国家而营造城郭，不说营造王的寝宫，却说营造后宫，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君主治理外朝则有朝堂，王后治理内廷则有宫殿，宫殿与朝堂虽然有内外之分，但其尊贵程度是相等的。郑康成认为‘后’指的是王和诸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营造都邑也有城墙道路街巷，只是制度规模缩小罢了，其说法也是如此。大概是根据情况裁酌其制度并授予他们。”

营造军队的营垒，驻扎时测量市场、朝堂、州道、军社所在里巷的宽窄。

王昭禹说：“垒，指军营的壁垒；舍，指军营的住所。”刘氏说：“六军的行进，就营造他们驻扎的营垒，每支军队必须有市场，有朝堂，每州一师，二千五百人，五师为一军，各有道路【贾氏说：州就是师，师都有道路以便相互会合，不一定环绕成路】，而军社则有固定的居住里巷【李嘉祐说：军社，就是军队中的社坛】，这些都是由量人来制定其宽窄的【王氏详说：市场、朝堂、州道的道路，大概是采地的环绕道路吧？天子的经涂宽九轨，环涂宽七轨，野涂宽五轨，环涂作为诸侯的经涂，野涂作为都城的经涂，那么外诸侯的经涂宽七轨，环涂应当宽五轨，野涂应当宽三轨；内诸侯的经涂宽五轨，环涂应当宽三轨，野涂应当宽一轨。市场和朝堂的道路，根据文意考察，应当是宽三轨】。郑锷说：“营造军队的营垒住所，不仅仅是想要宽窄足以容纳，又以社主为重，所居住的地方，想要它不受到妨害。”

邦国的土地，以及天下的道路数量，都书写下来并收藏起来。

郑康成说：“书写土地，是指方圆山川的宽窄；书写道路，是指分支会合的远近。”郑锷说：“君王居天下之中而立，想要通向四方，那么邦国的土地与天下道路所通达的路数，凡是分支会合的远近，不能不知道。一定要书写并收藏在这里，是因为夏官掌管九畿的户籍，而职方氏隶属于它。量人掌管测量法度，应当有其文书。”王昭禹说：“营造它就用它来划定分界区域，测量它就用它来知道所能容纳的范围，书写并收藏它就用它来以备考察，所谓建立国家的方法就是这样。”

凡是祭祀和宴请宾客，制定从献所用脯和燔的数量。

郑锷说：“献的礼仪始于祼礼。向君王献酒就用肝在郁鬯中清洗并焚烧。在神主前制定祭祀，用玉角酌取〇酒来献给尸。之后亚献，这就叫做从献。在朝事之前，祼事之后，祭祀的末尾有加献。所以祭祀的开始有从献，以表明祭祀的始终都有隆重而没有减杀。然而九献之中不把从献连数，大概与加献的意思相同。脯，是薄切肉制成的；燔，是加在火上烤制的【王氏详说：正献的脯见于《笾人》，所谓加笾的实物有蓤、芡、栗、脯。正献的燔见于《生民》，所谓‘载燔载烈’。王昭禹说：从献，是以所献的牲牢为正，而以脯燔为从。】数，是指多少的数目；量，是指长短的制度【王昭禹说：物品所共有的就有数，器物所能容纳的就有量】。《仪礼》所说的脯十脡，各长尺二寸，这是脯的制度。燔则无法考证【愚案：燔是炙肉】。祭祀和宴请宾客都有从献的礼仪，所用的脯燔有数量和尺寸存在。让量人来制定它，是因为先王建立官职有专门分工，而使用它也有原因并任命他。比如巾车掌管车路，车路有鸾铃的声音，就让他鸣铃来应和鸡人。车仆等聚集车辆作为屏蔽，就让他在大射礼时提供三个乏。那么量人制定脯燔的数量，是因为他掌管尺寸测量法度，所以如此。”

掌管丧礼中祭奠和穿土为圹的俎实。

王昭禹说：“奠，指遣奠；竁，指穿土为墓穴。它们的祭祀都有俎实，也一定由量人掌管，是因为他制定数量和尺寸。”

凡是宰祭和郁人接受斚历酒，都喝下它。

郑锷说：“祭祀的时候，又有宰制的礼仪。量人掌管数量，也得以饮福。《礼记》说：宗庙之内，恭敬啊。君王亲自牵牲，夫人辅助币帛，跟随君王亲自宰祭，夫人进献盎。这

译这是诸侯的礼仪。陆佃推究制定祭祀节次的制度，认为诸侯有用于享祭的牛，没有用于求祭的牛，所以制祭在迎接牺牲之后进行。天子有两头牛，所以在裸献时进行制祭。诸侯的制祭称为“制”，天子的制祭称为“宰”。文字不同，是为了区别尊卑。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当宰制的时候，尸已经就席，祝官举起斚角，宣告安顿尸。事情完毕，量人和郁人接受举斚剩下的酒液，都喝下去，这是用来接受神的福佑。郁人的说法与此相同。郁人掌管香酒，用来祈求神灵、以德行与神灵交感。量人规定酒的数量，以礼仪侍奉神灵。这样侍奉神灵，他们接受的福佑应当均等，所以共同喝下斚中的剩余酒液，没有剩余的意思，以此显示他们完全接受了福佑。先儒和王安石都把“宰”当作“〇”，这种解释离本义太远了【○王氏说：接受斚中的酒液而都喝下，是接受斚中倒在其他容器里的酒液而都喝下。郁人在祭祀开始时通达香气气味，量人在祭祀中规定酒的数量以完成仪式。这两者本末相辅相成，都是为了招致福佑，通达香气气味以开始仪式的主要是王制，规定数量以完成仪式的主要是主宰。所以郁人在大祭祀中与量人一起接受举斚后的最后一杯酒而喝下，量人在宰制时与郁人一起接受斚中的剩余酒液而都喝下。都喝下是为了使招致的福佑完全】王氏详细解释说：查考《少牢馈食礼》，主人接受嘏辞，拿着爵杯起身，走出房室，宰夫用笾盛着啬黍接受，主人尝过，然后回身向祝官献酒。这郁人、量人接受斚，大概也是走出房室的时候吧？把啬黍交给祝官，把爵杯交给郁人、量人，是赏赐辅助祭祀的人吗？《礼记》说：祭祀中有分赐给煇炮翟阍者的食物，这是恩惠下级的道理【○愚案：接受斚见于郁人】

译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说：“量人既已测量土地，以集结军队。当军队即将作战时，要使士兵必定服从命令，一定要有寄托来申明警戒。所以大司马说：‘众吏在阵前听受誓师，宰杀牺牲来在阵左右巡行宣告，说：‘不服从命令的斩首。’’而小子也说：‘凡是出征或田猎，宰杀牺牲来在阵左右巡行宣告。’大概誓师众吏时，宰杀牺牲的，就是小子。宰杀牺牲的是小子，供给牺牲的，就是羊人。因此小子、羊人排在此处。有人说：‘小子、羊人的职责，都以祭祀为首要，并非专门取用于军事。’他们不考虑小子所说的祭祀，必定先以血衅社稷。羊人掌管羊牲，也说：‘凡是祈祷、血衅，供给羊牲。’大概用兵之际，量人曾在军社所在之处致严警戒了。凡是军中不服从命令的人，实际上就在这里诛杀。这本来就是这两个官职在誓师之前有所寄托。有人又说：‘可以用来斩首巡行宣告的牺牲，如果不只是羊，这两个官职必定以羊为牺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羊的性情，嗜死而不畏惧；人当作战时，也应当见危授命。誓师之际，难道不切合实用吗？有司勋官以谨慎战功的赏赐，人心大概事先就知道受鼓励了。而斩牺牲来警戒不服从命令的人，小子又排在后面。人心在这里，谁不乐于赏赐而畏惧威严呢？任命官职叫‘小子’，或许是誓师者所称，如说‘予小子’，不只是以小事为名，应当从有识之士那里询问。”

掌管祭祀时进献羊肆、羊殽、肉豆。

郑司农说：“羞，进献。”○郑锷说：“羊肆，是分解牲体而进献。羊殽，是分解肢体折断关节而进献。肉豆，是把羊肉做成醯醢之类，放在豆中。【○刘氏说：是说切肉而用豆进献。○王昭禹说：醢人所掌管的四豆的实物，是说用豆盛放所实装的醢而进献】先儒说：羊肆，是荐献全烝。有人说祭祀宗庙不能有全烝，说肆，是豚解而腥，体解而爓。初朝践时有豚解，及馈献时有体解，酳尸时才有熟肉。《礼运》所谓‘腥其俎，熟其殽’，宗庙祭祀不能全烝，所以读‘肆’为‘鬄’。鬄，是分解。小子所进献的就是这样。”

而掌管血衅社稷，祈祷五祀。

愚案：珥应当是弭。如小祝所说的弭兵灾，祈如小祝所说的祈福祥，不是衅事。易氏的说法见《肆师》。

黄氏说：“社稷五祀，都是人所依赖以生存的，所以都有祷祈之事。《祭法》的联序与宗伯、小子相同。《祭法》说：‘王为百姓立七祀：叫司命，叫中霤，叫国门，叫国行，叫泰厉，叫户，叫灶。王自己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叫司命，叫中霤，叫国门，叫国行，叫公厉。诸侯自己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叫族厉，叫门，叫行。适士立二祀：叫门，叫行。庶人立一祀，或户，或灶。这些都是上下通得祭祀的。不是天子不祭天，而天子与庶人都能祭社，这是尊父亲母的道理。’《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厉，不是地类血祭的，只有五个。《月令》四时祀户、灶、门、行、中霤就是这样。【○愚案：其余见大宗伯】

凡是沈、辜、侯、禳，装饰其牺牲。

郑司农说：“沈，是说祭川。《尔雅》说：祭川叫沈。浮辜，是说磔牲以祭。《月令》说：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候。禳者，候四时恶气，禳去之。【○王昭禹说：沈是说貍沈，辜是说驱辜，候是说候福，禳是说郤祸。愚案：沈、辜、候、禳的意义，见《小祝》】○易氏说：“装饰其牺牲，被之以文绣，是说羊牲。【○黄氏说：装饰它以歆神】

衅邦器及军器。

郑康成说：“邦器，是说礼乐之器及祭器之类。”○王昭禹说：“军器，是五兵、鼓、铎之类。【○易氏说：“甲胄、戈、矛之器】○郑锷说：“凡是物之用衅的，都说始成之时。器始成，则杀牲以血衅焉。小子掌管用羊血以衅。”郑康成引《杂记》“器成衅以豭豚”，说此小子之职，所衅的也用豭豚，不知道此职所主的是羊，不是豭豚。

凡是出征或田猎，斩牺牲来在阵左右巡行宣告。

郑康成说：“示犯誓必杀之。”○郑锷说：“师田有徇陈之事，诛其不用命者。不用命者，都是很戾而不率之人。令小子斩羊以示之，羊是最很戾之物。宋义说：‘很戾如羊，强不可制者皆斩之’，此类是也。”

祭祀时赞助进献，接受撤除。

贾氏说：“赞助进献，如司马进献鱼牲之类。此官即赞助之。受彻，是说祭毕诸宰、君妇废彻之时，此官接受之。【○黄氏说：受彻将割剥而享之】○郑锷说：“祭祀之事，始则有进献，终则有撤除。羊牲之进献，是司马之事。始焉进献，则小

译子负责赞礼；等到祭祀结束时撤去祭品，则由小子来接收。这些都是他们各自职掌的事务，所以从开始到结束都负责相关事务。○王昭禹说：必定让小子来处理这些事务，是因为他所掌管的事务都比较细微。

译羊人设下士二人，史官一人，贾人二人，徒役八人。

王昭禹说：“小宗伯将六种牺牲分发给五官，让他们共同供奉。而夏官负责供应马和羊，羊在礼仪中的使用较多。因此掌管羊牲，所以设立了羊人这个官职。”

掌管羊牲。凡祭祀，装饰羔羊。

易氏说：“羊人供应羊牲，就像牛人供应牛牲、鸡人供应鸡牲、犬人供应犬牲一样，是同类。此时还不是牺牲。由数官挑选纯色的羊从牧人那里取来，然后命令牧人占卜哪些可以作为牺牲，由充人供应。到了充人手中，才称为牺牲。这里说供应羊牲，是因为供应后成为牺牲。”

郑康成说：“羔，是小羊。《诗经》说：‘四月其蚤，献羔祭韭’【贾氏说：凡是正式祭祀都用成年的牺牲，现在说装饰羔羊，那就不是正式祭祀，所以郑康成引用《诗经》作为证据。夏二月开冰的时候】王氏说：“装饰羔羊，就像礼中所说的装饰羔雁，是用彩绘装饰。”王昭禹说：“羊人在凡祭祀时，只是装饰羊牲而已。”

祭祀时割取羊牲，进献其头。

郑康成说：“登，就是升。进献头是报答阳气。将头升进室内【贾氏说：《郊特牲》说：在庭院使用牺牲，将头升进室内。注解说：制定祭祀之后，将牺牲的头升进北墙下。报答阳气，是因为头代表阳。三种牺牲的头都升进室内，这里羊人只升羊头，所以只说羊】

凡祈祷、珥祭，供应羊牲。

郑康成说：“共，就是供给。”

宾客，供应法羊。

王氏说：“法羊，是指牢礼之法所用的羊【贾氏说：说法，就是依法度多少送给宾馆及道路，如掌客所出那样○郑锷说：宾客到来，王国的饔饩之礼，都按爵位等级确定数量，其供应符合礼法，所以称为法羊】

凡沈祭、辜祭、侯祭、禳祭、衅祭、积祭，供应羊牲。

刘迎说：“先儒解释侯禳祷祠的祝号，认为侯是候嘉庆，如祈福祥之类；禳是驱除凶咎，如平息风旱之类。那么侯与禳大概是两种祭祀。至于解释这沈辜侯禳衅积，说是候四时恶气而禳去之，是将侯禳视为一种祭祀。考证：羊人沈祭，则是沈埋狸首以祭山川；辜祭则是剖开牺牲以祭四方；衅祭则是衅染邦器军器；积祭则是积燔禋燎【郑司农说：积，故书为眦，眦读为渍，谓衅国寳渍军器也】由此推断，侯禳用牺牲而侯禳去凶，难道不是一种祭祀吗？○王昭禹说：沈辜侯禳及衅祭，由小子掌管其事；羊人只是供应牺牲而已。”

如果牧人没有牺牲，就从司马那里接受布帛，让他的贾人购买牺牲而供应。郑康成说：“布，就是泉（货币）。”○王昭禹说：“羊在礼仪中的使用较多，所以牧人有时可能没有牺牲，就从司马那里接受购买牺牲的布帛，让他的贾人购买而供应。因为羊人的属官中有贾人二人，能知道物价。”郑锷说：“有人说牺牲都系于牢刍之三月，系于国门然后可用，让贾人购买，怎么能表达诚意呢？不考虑牧人牧养的，是供应大祭祀，本有国家的常典。购买牺牲而供应的，只是沈辜、侯禳、衅积之事，其他则不可以【○王氏详説说：地官牛人，夏官羊人，牛羊的使用广泛。牛人的职责，祭祀有享牛、求牛，宾客有牢礼、积膳之牛，飨食、賔射有膳羞之牛，军事有犒牛，丧事有奠牛，防同、军旅行、役有兵车之牛。而羊人所谓的羊牲，祭祀不过饰羔、祈珥、沈辜之事，不过羊牲；宾客不过法羊而已。这是牛为大牢，而羊为少牢】

司爟设下士二人，徒役六人。

薛平仲说：“司爟的职责，只是掌管行火的政令，以救时疾。序官必定排在此处，为什么呢？看《韩诗外传》有说：‘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知道司马的政令，大概通于天道了。”○郑锷说：“有人说秋官有司烜之职，夏官有司爟之职，都掌管火，为什么分为二？大概司烜的取火，是用夫燧，用金锡制成，是西方之物，所以属于秋官。司爟的行火，是观察大火之星的出没，以指示百姓，使百姓观察出入之时而用火。夏令行于南方，盛德在火，尤为可见，所以属于夏官。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愚案：余说见司烜氏】

掌行火的政令，四时变更国火，以救时疾。

郑康成说：“行，就是用。”○郑锷说：“政令或因时而用，因时而藏。”○郑康成说：“变，就是易。”○郑锷说：“火久而不变，则炎赫暴熇，阳过乎亢，以生疠疾，随四时而更变之。变之之法，则鑚燧而改之：春取榆柳，夏取枣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四时各鑚一木，时运而往，火变而新，用诸烹饪之间，使之资以养生，故疾不作【○王昭禹说：火之为物，灼之则以烛以燎，防之则以烹以饪。逆而用之，则强弱相胜，而气无以为均；顺而变之，则休废相治，而疾以之敕。阳之盛则养

译用阴的柔弱，来对抗它的刚强；阴气过盛时，就用阳的刚强，来补救它的虚弱。使得人体常能保持阴阳的正气，而不偏执于一方，这样才能承受正常的天命以决定生死。圣人善于救人的道理，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季春时节放出火种，百姓都顺从这一制度；季秋时节收回火种，百姓也照样遵循。

郑锷说：东方七宿中，心宿被称为大火，它在夏季的三月出现，方位在辰；在夏季的九月隐没，方位在戌。戌是火隐没的方位，辰是火出现的方位。古代掌管火事的官员，有时通过观察鸟喙来判定火的放出与收回，无论是放出还是收回，都依据天上大火的隐没与出现作为节令标准。【○薛氏说：火的象在天，既有隐没与出现的时候；火的用在人，也有放出与收回的节度。○说：火出现在辰位，所以从辰到巳，这个方位是火所主宰的。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烧山除草，也不禁止。为什么呢？因为趁着火气旺盛而放出火种，以宣发阳气罢了。○说：火隐没在戌位，从戌到亥，这个方位是火所休息的。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熔化金属、焚烧草木，也不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趁着火气休息而收回火种，以平息火气罢了。有人拘泥于“出”与“内”的文字，认为火是民事中重大的事情。季春则开始使用火，季秋则收回而不使用，这岂不是废弃民事吗？况且季春放出火种，并不是说季春时才开始用火，而是放出新的火种以引导通达阳气。季秋收回火种，并不是说季秋时就不用火，而是收回旧的火种以顺应阴气。司爟所说的四季变换放出与收回的火种，宫正所说的春秋两季修防火禁，都是修定收回与放出的禁令，哪里会有季春才开始用而季秋就不用的情况呢？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士文伯说：“火未出现就生火来铸造刑器，这是藏匿争讼的刑辟，是不懂先王纳火的制度。”单襄公向陈国借道，火已经早晨可见了，道路却杂草丛生无法通行，这是不懂先王出火的制度。○陈及之说：季春放出火种，百姓都顺从；季秋收回火种，百姓也照样遵循，这是互文见义的说法。先收回旧火，然后放出新火，春秋两季都是这样。古代五行之官，掌管金木水火土，火旺盛时就制约它，火衰弱时就助长它。后世世代失去了这些官职，官职失去了职责，所以水有泛滥的祸患，火有焚烧的灾害，树木不茂盛，土地多荒芜，金属不能顺从变革，再也没有先王时代的盛况了。而仅仅探究其末流，怎么能停止呢】

到了时节就颁布火令。

易氏说：“颁布火令，是指颁布四季变换国家火种的命令。”○郑锷说：“宫正、司烜都称为修防火禁，这里称为颁布火令，修是修定旧法使其不废弛，施是颁布新令使人遵从。”

凡是祭祀就祭祀火神。

贾氏说：祭防，是祭祀老妇。那么这里祭祀火神，是指祭祀最先取火的人。【○王氏说：举火叫做爟，祭祀使用爟，所以祭祀它。】○郑锷说：先王对于有功劳的人，不曾忘记报答，比如先农、先蚕、先卜，都有祭祀。何况是钻木取火来教导百姓的人呢？

凡是国家发生火灾，野外焚烧草木，就有刑罚。

郑锷说：国家中发生火灾，就有蔓延烧毁邻近房屋的忧虑；野外焚烧草木，就有烧毁山林的祸害。罪行大的处以刑罚，罪行小的处以处罚，也是权衡罪行的轻重而施加罢了。有人说春天田猎时焚烧草木，而司爟有焚烧草木的禁令，为什么呢？先儒认为春天田猎用火之后，擅自放火就有禁令和处罚。我认为焚烧草木，是在国家搜捕田猎的时候，野外焚烧草木则是百姓无故自行焚烧，不得不加以禁止。

《周礼订义》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五十 宋 王与之 撰

掌固设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郑康成说：“固，是国家所依仗的险阻。”○郑锷说：“《礼记》说城郭沟池作为险固。《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险固是一样的。既然设置了掌固，又有司险。大概野外称为险，国内称为固。野外的险，是山川自然的形势；国内的固，是人所修筑用来防御的。”郑康成说：“国内叫固，野外叫险。”看掌固所掌管的是城郭沟池树木沟渠，就知道王国之中，人将其作为险固了。

我认为：掌固和司险，不列在地官，而隶属于司马，不统属于职方，特别专设一个官职的原因。大概是司马用来统率军队的重任，而要害之地，都是攻守的大计，必须有守卫，那么边境就没有空虚的祸患。

掌管修筑城郭沟池树木沟渠的险固。

刘执中说：“疏通沟渠的土，用来筑城；挖掘池子的土，用来筑郭。沟池在外边深，那么城郭在内边就坚固，利用它的深度来增加高度。沟渠又在外边，用来排水，凭借它设置险固，在上面种植树木，守卫险固的材料就出自这里。【○郑康成说：“树是指枳棘之类有刺的植物。”○王氏说：“古代有城防就种植树木，《国语》所说的城防之木就是；有沟渠道路就种植树木，司险所说的设置国家的五沟五涂而种植树木作为险阻就是。司险种植，掌固修治。”】郑锷说：“城郭本来是修筑的，有时会有倾塌；沟池本来是挖掘的，有时会有堵塞。树是所种植用来阻塞的树木；渠是所引导以疏通不通之水的水道。沟渠有时变浅干涸，树木有时枯萎，那么我们所依仗作为险固的就不足依靠了。所以掌固修治它，大概是治理毁坏的意思。”

分派士庶子以及众庶的守卫任务。

郑锷说：有修治的人，没有守卫的人，是没有益处的。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