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礼订义》卷六十七宋王与之撰

译大宾地位尊贵，所以用“礼”来表述；大客地位卑下，所以用“仪”来表述罢了。大宗伯依据九仪的命辞，来端正邦国的位次。典命掌管诸侯的五种仪节，那么诸侯的尊贵，何尝不重视有仪节呢？小行人说：“出使四方，协调九仪中宾客的礼仪。”并且提到了君主的礼仪，也提到了臣下的礼仪。诸侯的臣下，何尝不重视有礼仪呢？之所以用词不同，是为了区别尊卑罢了。

译春季朝见诸侯，以谋划天下的事务；秋季觐见，以考核各国的功绩；夏季宗见，以陈述天下的谋略；冬季遇见，以协调诸侯的思虑。

贾氏说：这是因为有考核政绩的缘故，所以以天子接见诸侯为行文重点。大宗伯在无事时相见，所以以诸侯朝见天子为行文重点。郑锷说：天子对于诸侯，在他们朝、觐、宗、遇的时候，凡是天下的事务，没有不与他们共同谋划的，并非只在春季朝见时才谋划；各国的功绩，没有不加以考核的，并非只在秋季觐见时才考核；天下的谋略，没有不让他们陈述的，哪里仅限于夏季宗见？诸侯的思虑，没有不让他们协调一致的，哪里仅限于冬季遇见？这大概是因为四季的朝见，分为四种名称，借由时节来阐明其意义罢了。大概一年的计划，在于春季，春季是开始做事的时候，所以说春季谋划事务，意味着春季是开创事业的开始。秋季是万物成熟的时候，人们建立事业，从春季开始谋划，积累功绩到秋季，也可以成功了，所以说秋季考核功绩，意味着秋季是万物成就之时。夏季是文明显现的时候，谋略希望它明显地呈现在耳目之中，所以选取文明显现的时节来陈述它。冬季是收藏的时候，思虑希望它含蓄内敛，所以选取收藏的时节来协调它。谋略希望众人共同知晓，所以说“陈述”；思虑恐怕人人意志不同，所以说“协调”。天子借诸侯前来朝见之机，降低礼节以接待他们，想要与他们共同经营谋划，就是这样的道理。其他三季不提及诸侯，是为了在叙述事务和谋略时省略文字；在叙述事务和谋略时提到“天下”，可知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业或一个国家的谋略。至于考核功绩，特别提到“邦国”；协调思虑，特别提到“诸侯”，这是因为要比较功绩的高低，如果不合众国一起比较，怎么能看出优劣呢？至于谋略和思虑，则担心诸侯的心意不与天子协调，提到“诸侯”，是相对于天子而言的。【易氏说：所谓春季朝见而谋划事务，就像《王制》所说诸侯朝见时考察礼仪、纠正刑罚一样。然而事情先发生，功绩必定在后完成，又在秋季觐见时考核它，以此来观察礼仪刑罚的成效，这两者体现在春秋之时，所以借春季朝见、秋季觐见的礼仪来实行。所谓夏季宗见而陈述谋略，《舜典》说群后朝见时说“敷奏以言”就是这样。然而谋略表现于外，思虑必定确定于内，又在冬季遇见时协调它，以此来核实敷奏的真实情况，这两者体现在冬夏之时，所以借夏季宗见、冬季遇见的礼仪来实行。】王昭禹说：先谈事务后谈功绩，是因为功绩由事务完成而来；先谈谋略后谈思虑，是因为终结之后又有开始，循环往复。只有春季朝见不说“以”，是因为春季是朝礼的正统，不仅仅是为了谋划事务。我认为：春季朝见以谋划事务，是为了谨慎对待事务的开端；秋季觐见以考核功绩，是为了叙述功绩的完成。这两种礼仪特别重要，所以将朝、觐列在夏宗之前。“宗”是命名其礼仪所尊崇的对象；“遇”是命名其礼仪恰好相合，并非急切之事，所以夏季宗见若有谋略，就陈述，没有就算了；冬季遇见若思虑乖违，就协调，否则就算了。所以这两种礼仪不作为重点，天子为了顺应、适应诸侯的情意，不得不设立四季的礼仪。

黄氏说：“诸侯平时无事的时候，天子在德行意志思虑方面，就引导他们使其知晓度量法则，就晓谕他们使其好恶相同。内心统一，用在事务上也统一。等到他们进入王都朝见，又防备并谋划他们，以四海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大概就是这样。”

按时举行防礼，以发布四方的禁令；举行殷同之礼，以施行天下的政令。

郑锷说：四季的朝见，是常规的朝见。时防，其防备有时限，不是固定的时间。大概诸侯有不奉行王命的情况，而天子将有征讨之事，在这个时候就在国门之外防备诸侯。殷同，其同见的人很多，不是一个国家的诸侯到来。大概天子在十二年或没有进行巡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六服的诸侯都一同朝见天子。【黄氏说：殷是正的意思，使天下同归于正道，所以称为巡守殷国。】这两者不是常规的朝见，而是发布四方的禁令，施行天下的政令，各自视事情的适宜而定。士师有五种禁令的方法，用来辅助刑罚罢了，不是用来作为四方的禁令。大司马有九伐之法，用来匡正邦国，这就是四方的禁令，必定在时防的时候发布它。大概诸侯有欺凌弱小、侵害寡弱、残害贤人、危害百姓等事情，不遵守法禁，天子将有征讨，就防备诸侯并发布禁令以示他们，让他们接受命令前往征讨，这件事不常发生，所以有时才发布。地官有均齐天下的政令，然而用来治理内地罢了，不是用来作为天下的政令。大司马凭借九畿的户籍施行邦国的政职，这就是天下的政令，必定在殷同的时候施行它。大概诸侯有应当朝见的年份，虽然向他们展示政职，未必相信其是否均平，在九畿并朝之年则合而为一，施行颁布并命令他们，让他们一同看到所贡赋的等级，显示政令没有私心，所以在同见的时候施行它。【黄氏说：禁令关系到四方，礼俗人情有不同，不可能统一。政令关系到天下，四方内外不容许有差异。政令就是协调时月、端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等。】

易氏说：这六项，就是大宗伯所说的宾礼。大宗伯详细说明了宾礼的名称，大行人又详细说明了命令诸侯的实际内容。然而宗、遇、防、同，有时也总称为朝觐。《曲礼》说：“天子靠着依几站立，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这叫朝。”郑氏说夏季宗见依附于春季，这谋划事务、陈述谋略，都是为了责成其开始；冬季遇见依附于秋季，这考核功绩、协调思虑，都是为了考察其终结。所以《曲礼》说朝觐

译而经典也多以朝觐为主。至于防同这一制度的发布禁令与施行政令，又是趁着朝觐的时候来行其礼仪，所以经典也称它为大朝觐。这朝觐、宗遇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先王行礼的意图是一致的。王氏详细解说道：《大宗伯》、《大司马法》与《大行人》记载这些内容，各自有所异同。《大宗伯》说的是朝觐的礼仪，《大行人》说的是朝觐的事务；至于《司马法》说春天以礼仪朝见诸侯，谋划共同的事务；夏天以礼仪宗见诸侯，陈述共同的谋略。觐遇防同，也符合这种说法。说到朝见必定说到礼仪，说到事务必定说到共同的事务。大概“同”字有相同与不相同的含义，这就是《司马法》之所以如此记载的原因【○愚按：我的说法见《大宗伯》篇】

译适时派遣使者聘问，以缔结诸侯间的友好关系；殷勤视察，以消除邦国间的怨恶。郑锷说：“诸侯侍奉天子，有时聘、殷覜的礼仪规定。《大宗伯》所说的‘时聘’称为‘问’，‘殷覜’称为‘视’，就是这样。天子对于诸侯，也有回报其礼仪的做法，所以实行时聘、殷覜的礼仪来回应他们。只是天子派遣使者前往，就说是‘结好’、‘除慝’，这就是不同的地方。”诸侯每年进行小聘，每三年进行大聘。天子又按时派遣使者聘问他们，《春秋》记载的“天王派遣凡伯来聘”等就是此类。聘问时带有财物作为礼物，用来与诸侯缔结友好关系。先儒认为天子有事于诸侯，派遣大夫来聘问，亲自以礼相见，派遣使者是为了结下恩惠与友好。考察文意，似乎不是这样。诸侯在服属朝见的那一年，都派遣卿以聘礼来视察，这就是殷覜。覜，是省视的意思。王者省视诸侯的所作所为，担心他们有互相怨恨的恶念。慝，是隐藏在心里的怨恨恶念。积怨不消除，以至于互相吞并灭国的情况是有的。为他们调解，使怨恨消除。合方氏所说的“消除他们的怨恨恶念”，大概属于这类。先儒认为诸侯派遣卿来视察，天子命令以政令禁止，消除他们的恶行，这也是不对的。黄氏说：“郑玄看到《宗伯》将聘问、视察列在朝觐、宗遇、会同之下，所以都认为是天子接见诸侯的臣子。然而大行人将间问、归脤、贺庆、致禬与殷覜连在一起叙述，不知道如何区分。又郑玄注释《典瑞》‘琬琰圭’时说‘是天子派遣使者所持的瑞节’，到这里却认为是天子接见诸侯的臣子，这大概是自相矛盾了。”大致来说，存恤、视察、省视、聘问，小行人所说的“臣礼”，指的是存恤、视察。天子安抚诸侯，由天子的臣子执行聘问；诸侯邦国交往，由诸侯的君主执行。诸侯本来应当朝见，偶尔有原因不能朝见的，经文中只有世子代理君主的说法，没有看到诸侯派遣卿大夫聘问天子的名目。如果君主有变故而没有世子，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宁可赐福也不朝见，不使臣子代替君主行礼。”

间问用来晓谕诸侯的志向，归脤用来与诸侯交流福泽，贺庆用来助兴诸侯的喜悦，致禬用来弥补诸侯的灾祸。

郑康成说：这四种，是天子派遣臣子到诸侯国去的礼仪。郑锷说：诸侯对于天子，有时聘的问，询问天子的情况，隔一年也问一次，这叫做间问。大概诸侯众多，未必都能通晓我的志向所在，隔年询问他们，用言语、书名来告知，使他们心里清楚地知道王朝的意图。下文所说的七年晓谕言语，九年晓谕书名，就是如此。诸侯对于天子，有致福的礼仪，天子的祭祀也将胙肉归还给他们，这叫做归脤。大概诸侯将福泽致给天子，天子祭祀完毕也将胙肉归还给他们，这是用来交流福泽。凡是时聘、殷覜、间问、归脤，本来有固定的期限。至于贺庆、致禬，遇到时机就举行，起初没有固定次数的拘束。用物品祝贺的叫做贺，与《礼记》中“祝贺娶妻的贺”相同；用言语庆贺的叫做庆，庆与《左传》中“诸侯都庆贺我的喜庆”相同，这是用来助兴他们的喜悦。至于禬礼，诸侯的国家被灾害所困扰，就聚集财物给予他们，以弥补他们的不足，与《孟子》所说的“补不足”的“补”相同。然而《大宗伯》有禬礼用来哀悼围困败亡的说法，所以学者专门指围困败亡来解释。我认为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都应当赈济抚恤，不只是国家被人围困败亡，然后才聚集财物来弥补。《大宗伯》分开来说，《大行人》合并来说。

黄氏说：间问，天子因为时间间隔疏远，担心情意隔绝，就偶尔派遣使者去晓谕他们。汉代中山靖王来朝见，天子设酒，听到音乐声而哭泣，询问原因，详细地听到了官吏侵扰的情况。皇上于是厚待诸侯的礼仪。《宗伯》没有间问，朝觐、宗遇、会同、归脤、贺庆、致禬都已经在大行人中出现，又出现在宗伯典籍的记载中。大行人，是上下交往的准则。所以宗伯总括其纲目，大行人阐明其事义。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公正。大行人列在刑官的属官中。汉代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记录，藏在理官处，本来大致知道这个意思，但本末不相符合，专门想依靠法律来施行，最终法家没有传承，臣民没有能说的。

总论

王氏详说：《宗伯》的宾礼都说诸侯对于天子的事，不说天子对于诸侯的事。至于飨宴的亲近，四方脤膰的亲近，兄弟庆贺的亲近，异姓反而见于嘉礼。大概宾礼是为诸侯设立的，嘉礼是为万民设立的。将诸侯归脤庆贺的事，与万民同其礼仪，用来端正君臣的名分，使诸侯不能与天子分庭抗礼。这是周公制礼的深意。然而《宗伯》将归脤庆贺区分同姓异姓，而大行人一概说是诸侯。大概《宗伯》说的是定制，大行人说的是通用。不然的话，齐国是异姓，宰孔为什么有“加劳一级”的话？宋国是二王之后，皇武子为什么有“天子有事膰焉”的话呢？况且归脤以

译交往诸侯时，天子将祭祀后的肉赐给诸侯，诸侯也将祭祀后的肉回赐给天子。都宗人所说的“致福于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凡是提到“诸侯”的地方，并不是以同姓或异姓作为义例区分的。至于通过致禬来弥补诸侯遭受的灾祸，这都属于凶礼中的第五类。凶礼的类别包括：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它们都以表达哀伤为文辞特征，因此属于同一类事务。由此可知，郑玄认为致禬属于凶礼中的吊礼和禬礼，贾公彦则认为致禬仅属于凶礼中的吊礼。郑玄的意思是，吊礼用于哀悼祸灾，禬礼用于哀悼围困败绩，而这里说的是致禬以弥补诸侯的灾祸。贾公彦的意思是，禬礼只用于围困败绩，不用于祸灾，因此这里只提到吊礼，其余四种都不是行人的职事。如果采纳郑玄的说法，那么一句话中不能包含两个名称；如果采纳贾公彦的说法，那么两个字不能合并为一句话。这两种说法都有失误。唉！春秋时期，天子对待诸侯的礼仪虽然还存在，但诸侯对待天子的礼仪已经废弛。记载诸侯朝见鲁国的有三十四次，而鲁国朝见天子的，也不过是僖公二十八年的两次记载“公朝于王所”而已，起初并不是前来朝见。记载天王来鲁国聘问的有八次，来鲁国赏赐的有三次【庄公元年、文公元年、成公八年】，来鲁国索取的有两次【桓公十九年、文公九年】，来鲁国回赐祭肉的有一次【定公十四年】，起初从未听说鲁国去天王处聘问、赏赐、索取、回赐祭肉。鲁国作为周室的至亲，能够秉持周礼的国家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国就可以知道了。

译王昭禹说：“朝觐、宗遇、会同，这六项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勤勉尽责的礼节；时聘、殷见、间问、归脤、贺庆、致禬，这六项是天子向诸侯表达仁爱关怀的礼节。诸侯通过礼仪来表达他们的勤勉，天子通过仁爱来表达他们的关怀。”

用九种仪制来辨别诸侯的命数，区分众臣的爵位，以此统一各国的礼仪，从而接待他们的宾客。

郑康成说：“九仪所说的命数有五种，即公、侯、伯、子、男；爵位有四种，即孤、卿、大夫、士。”

郑锷说：有命数本来是因为有爵位，诸侯的命数最为尊贵，不仅仅局限于爵位，所以用命数来表述。有爵位未曾没有命数，众臣的命数较为细微，命数不足以称道，所以用爵位来表述。《典命》篇提到众臣有五种命数，那么众臣未曾不以命数作为区别。《尚书》说“爵位分为五等”，那么诸侯未曾不以爵位为主。这里各自根据其主要方面来表述。命数用“辨”字，爵位用“等”字，命数尊贵的以五、以七、以九作为节数，到了繁杂就容易混乱，用“辨”字，是希望其数量有所区别。至于爵位则不然，同为士，却有大小之分；如同次国的士，同为大夫，却有大小之分；如同次国的大夫，同为孤卿，却有大小之分；如同次国的孤卿。这就是难以整齐划一的原因。因此，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相当于其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其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其下大夫。各自根据国家的大小来加以整齐划一，否则大小没有等待的次序，那么接待宾客的礼仪就永远无法统一了。

易氏说：爵位和命数不同如此，却说统一各国的礼仪，并不是说把那些相差悬殊的不同之处强行统一起来。命数等同于上公的，都以九为节数；命数等同于侯伯的，都以七为节数；命数等同于子男的，都以五为节数。以至于爵位等同于孤的，都以四为节数；爵位等同于卿大夫，而有大国、次国、小国命数不同的，也各自根据命数的多少来确定节数。用这些礼仪来接待宾客，那么大行人所掌管就有固定的籍册，其爵位命数的高低隆杀都应当合乎礼仪地举行，不敢逾越其本分。这种统一，达到了极致【○郑锷说：王朝的礼仪如此，也是希望各国知道如此。如果王朝使用这些礼仪，而各国不统一，怎么能使接待宾客的礼仪归于一致呢？只有辨别其命数的等差、其爵位，这样才能达到统一。九仪用来辨别君主的命数等差，其臣子的爵位命数相同的，其礼仪根据命数而统一；爵位相同的，其礼仪根据爵位而统一。这样内外都知道礼仪没有两样了】

上公的礼仪

王氏说：三公为八命，出京受封加一等，就称为上公。○郑锷说：周朝封鲁国以上公之地，这是同姓成为上公；建立微子为上公，这是异姓成为上公。公相比侯、伯，本来已经尊贵了；而称为上公，是尊贵而又尊贵的说法。

手持九寸的桓圭，圭的缫藉长九寸

贾氏说：手持九寸的桓圭，是用桓楹作为装饰；缫藉长九寸，是用来包裹玉器的【○郑康成说：缫藉用五种颜色的皮革包裹玉板，如果放置玉器就用缫藉包裹】○郑锷说：天的大数不超过十二，所以王者效法它。阳数的极数超过九就必然亢盛，以九为止，所以上公效法它。圭的长度，服饰的章纹，旗帜的斿尾，樊缨的成数，车马的乘坐，介者的人数，都以九为节数，这是为了效法阳数的极致，以表明人臣的地位到此为止了。

冕服绣有九章，树立九斿的旗帜

郑康成说：“冕服是指戴着冕所穿的衣裳，九章是指从山龙以下。”○郑锷说：“上公所树立的是交龙旗，至于日月旗，是天子所树立的。现在说树立旗帜，大概是分别而言，指画有日月的为常旗；总而言之，凡是爵位命数尊贵者所树立的旗帜，都可以称为常旗，是说他们常得而使用它【○王氏说：“称为树立常旗，是为了象征其道”】并非取日月为常的意义，所以称天子所树立的为太常，说大，是为了表明在旗帜中最大。○郑康成说：“斿是指其下属垂下的縿【○贾氏说：“《尔雅》说：纁帛縿，练旒九，正幅为縿，是指旌旗的幅面，其下属垂旒，所以说属縿垂下”】郑锷说：“凡此都是诸侯命数所应当使用的。”

樊缨九就，副车九辆

郑康成说：“樊缨，是马的装饰，用罽装饰，每一处五种颜色具备，称为一就，就是完成的意思。贰，是副车【○郑锷说：后面乘坐的车】

介者九人，礼仪用九牢

郑康成说：“介是辅助自己行礼的人【○王昭禹说：辅助行礼的称为介，辅助宾客的称为傧。介和傧是用来传话的】○贾氏说：“介者九人，陈设在大门外。宾客面向北，当时介者都陈设在西北方。”○郑锷说：“礼仪用九牢以下，那么朝见献享的时候，是王朝用来接待他们的礼仪。礼仪就是掌客所说的饔饦的大礼。三牲具备为一牢，王朝接待宾客的礼仪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然而这种礼仪通常在朝见献享之后才施行【○贾氏说：饔饦大礼，朝享后才陈设在馆舍】现在却叙述在介者九人之下，这不是正确的次序。大概是叙述礼仪的人因为其数量都用九，所以并列在一起罢了【○愚按：我的说法见后文“摈者五人”】

其朝见的位置，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九十步

郑锷说：凡是诸侯来朝见，春夏则接受其

译在朝廷接受诸侯的贽礼，然后在宗庙接受他们的祭享，这是为了象征阳气的布散；秋冬季节则在宗庙中同时接受贽礼和祭享，这是为了象征阴气的收敛。春夏的分别，是为了明确宾客与主人的身份；秋冬的合二为一，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这里所说的朝位中宾客与主人之间的步数，是指春夏的情况。大抵春夏在朝廷接受贽礼时，君王不迎接宾客，等到接受贽礼完毕，然后在宗庙接受祭享时，君王才有迎接宾客的礼节。那朝见时的站位，分为宾客与主人，相距九十步，这是君王与上公之间相远的步数【○郑康成说：朝位是指大门外，宾客下车以及君王乘车出来迎接时所站立的地方】

译易氏说：“于是君王走四十五步以靠近宾客，宾客走四十五步以朝见君王【○陈君举说：‘宾客与主人站立行礼，公与主人相距九十步，主人应当走近四十五步，才相互作揖，以下便依次递减。’这个意思极佳。《礼记》说：‘觐礼中，天子不下堂而接见诸侯，下堂接见诸侯，是天子的失礼。从夷王以下，这是汉代儒者的浅陋见解，现在不予采纳。’】

站立在车轵处。

郑锷说：正因为是宾客与主人的关系，所以诸侯得以穿着上服，乘坐按规定可以乘坐的车到达，到了门口下车，站在车轵处，轵是车轮毂的末端【○贾氏说：车辕朝北，面向西，距离大门九十步，公站在车的东边，东西相对，正对着毂的末端】车有两个轵，一个在毂的末端，一个在軓的前面，这里指的是毂末端的轵○郑康成说：君王开始站立，在大门内通过交摈三次辞让，然后乘车去迎接他，斋仆为他节制步伐，上公站在轵处，侯伯站在疾处，子男站在衡处，君王站在轸处【○贾氏说：君王站在轸处稍微靠后，因为向后表示尊贵】

摈者五人。

贾氏说：‘摈者五人，大宗伯担任上摈，小行人担任承摈，啬夫担任末摈，其余两人是士。’○郑锷说：‘前面说介，这里说摈。宾客自己用人来辅助自己行礼，称为介。君王用来协助礼仪，引导宾客前进的人，称为摈。大宗伯奉君王之命接待诸侯时担任摈，《论语》所说的‘君召使摈’就是这种情况。’

在宗庙中进献币帛，三次献享。

郑康成说：‘在宗庙接受命令，是祖庙。’○郑锷说：‘经过摈者引导进入宗庙，君王接受他的献享。献享必定使用币帛，上公进送币帛以献享君王。献享必定达到三次，那么礼仪就在三次中完成了。’

郑司农说：三享，就是三次献酒【○郑康成说：三次献享都用束帛加上璧玉，庭实只取各国所出产的东西。《朝士仪》说：捧着国家土地所出产的重物而献之，以表明臣子的职责。朝见在先，献享在后，不说朝见，是因为朝见是正礼，不嫌有等级差别】

薛氏说：‘礼仪多而物品少，不能算作完整的献享。这就是为什么重视进献币帛的恭敬态度，币帛尚未进献，君子不可以用货物来换取。这就是为什么重视在宗庙中进行。宗庙是昭穆次序排列的地方，是祖先安息的地方。诸侯在这里陈列物品和币帛，大概是用君王侍奉祖先的方式来侍奉君王。进献币帛不敢直接交给君王。由治官中地位尊贵的人授予大宰，赞玉币；小宰凡是授予币帛的事情也是如此。又由礼官中地位尊贵的人接受，小宗伯接受进献币帛的资财就是这种情况。’《清庙》说：‘在宗庙中迅速奔走，就是朝见诸侯而接受献享。’○郑锷说：‘公、侯、伯、子、男进献币帛献享君王，都以三次来完成礼仪，所以都称为将币。三享是下位的道理，不可以有两次。’

君王行礼，两次灌酒而回敬。

贾氏说：君王行礼，是从这里开始。○郑司农说：祼读作灌，再次饮公，而酢是回敬饮君王。○郑锷说：宾客与主人的道理，回报施恩为先。宾客既已向主人致礼，主人应当向宾客致礼，所以接受献享完毕后，君王才向宾客行礼。他的礼仪是，两次灌酒而回敬。祭祀中有灌酒，酌郁鬯以灌地，以求神灵。君王侍奉宾客，如同侍奉神灵，尊重的极致，所以君王灌酒之后，又灌酒，这就是两次灌酒。两次灌酒之后，宾客才回敬君王，以报答君王尊重自己的诚意。然而郑康成说：君王派遣宗伯代理酌取圭瓒而灌酒，君王拜送爵之后，又代理酌取璋瓒而灌酒，之后又拜送爵，认为不是君王与王后亲自做的。曾经考察小宰的职责说：凡是宾客协助灌酒，是说协助君王。如果宗伯代理酌取，怎么可以用天官小宰来协助呢？内宰的职责说：凡是宾客的灌酒献瑶爵，都协助，是说协助王后。如果宗伯代理酌取，何须用内宰来协助呢？郑康成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大宗伯说大宾客则代理而载灌，于是失之。大宗伯对于王后不参与之下，而有这种说法，这里君王与上公分为宾客与主人，亲自迎接他，礼仪如此恭敬，为什么唯独在灌酒作为待客的极致时，却让人代理行礼呢？郑康成错了。

飨礼九次献酒，食礼九次举乐。

贾氏说：飨礼九次献酒，是说第二天君王邀请宾客，宾客来到宗庙中行享。○郑锷说：飨礼，是设置盛大的礼仪以饮酒待客。有房烝以完成礼仪，有体荐以示节俭，有备物以象征德行。设置几案而不倚靠，是站着饮酒。酒杯满了而不饮，菜肴干了而不吃。音乐不是雅乐则不奏，物品不是正色则不陈列。用来确定礼仪，其礼仪就是九次献酒。大概君王酌酒献宾客，宾客回敬主人，主人酬宾客之后，再八次献酒而礼仪完毕。如同宗庙的九次献酒，显示礼仪的极致。

郑司农说：举，是举乐。○郑康成说：九举，是举牲体九次吃饭。○郑锷说：食礼，是用大牢来喂宾客，设置酒而不饮，以食物为主。用音乐助食，宾客九次举牲体而九次吃饭，音乐也九次演奏。《掌客》说：三次飨、三次食、三次燕。这里说飨食而不提燕，大概飨食在宗庙，燕在寝宫，这里只说朝享的礼仪，宾客与主人的仪节在宗庙中的事情，所以不提寝宫中的事情。大概飨以酒为礼，食以食物为礼，而燕则脱鞋上堂，坐着饮酒直到醉，以示慈惠而已，不是朝享的正礼。

译关于“出入五积”这一规定，郑康成解释说：“出入”，指的是从宾客到来直到离去的全过程。郑锷解释说：“出入”，是指宾客到来时有谷物、米、草料、柴薪来供给其随从车马的费用，同时也用牢礼来接待他们，这被称为“积”。每五十里设有市场，市场中有储备，所谓“积”，是说储备物资的丰富。宾客从外面进入，指的是刚到达的时候；从里面出去，指的是将要归去的时候。无论是来还是去，他们的储备都是五种，作为随从车马的费用，一天也不能缺少。以五为节制，是因为五是天地之间的中数。郑康成解释说：每一次储备都包含牢礼、米、谷物、草料、柴薪。

译三问三劳

郑锷说：“问”，是问候对方是否安好；“劳”，是慰劳对方旅途的辛苦。以三次为节度，因为礼制在三次时才算完备。观察《周礼·诸公》中臣子接待国宾的礼仪，出到中门之外，有问候君主的礼节，说：“君主安好么？”问候大夫说：“各位大夫安好么？”那么上公到来时，对他们的问候，就可以推知了。然而各位臣子所进行的问候，是在见面之后，而这三问在三劳之前，说明不必等到见面才去问候。大概是因为分别已久，听说对方要来，就派遣卿大夫去致送问候的礼节。问候之后，等到宾客到达国境就慰劳一次，到达远郊就慰劳一次，到达近郊再慰劳一次。慰劳，是慰劳他们跋涉山川、行走道路的辛劳。○郑康成说：问候和慰劳都有礼节，用币帛来致送。【○贾公彦说：三问，根据《司仪》篇，诸公互相作为宾客，说主国五次积馈、三次问候，都三次推辞后拜受，都有众位摈相。注解说：分别久了就问候，在道路上就慰劳，这些礼节都派遣卿大夫去致送。如果这样，天子对诸侯的礼节，也应当派遣卿大夫去问候，也有礼节用币帛来致送。所经过的三个地方，也应当与三劳的地方相同。三劳，根据《小行人》篇，在畿内迎接慰劳；根据《觐礼》说：“到达郊外，天子派人穿着皮弁，用璧玉慰劳。”注解说：“郊是指近郊，远郊慰劳没有明文记载，但近郊与畿内由大小行人慰劳，那么远郊慰劳也应当由大行人负责。”】

总论

王氏《详说》说：这一节都是讲飨礼，不是朝礼。都是在庙中主持，不是在朝廷主持。况且朝礼穿皮弁服，这里说穿冕服。根据《觐礼》说：“诸侯穿着毳冕在庙中，觐见天子”，由此知道不是在朝廷，是很明显的。朝礼乘坐墨车，这里说用樊缨。根据《觐礼》说：“偏驾的车不入王门”，由此知道不是在朝廷，是很明显的。朝礼没有下堂会见诸侯的礼节，即使在庙中觐见，也没有下堂会见诸侯的道理。这里说朝位在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根据《齐仆》说：“朝、觐、宗、遇、飨、食，各自按照等级作为车驾迎送的节度”，由此知道不是在朝廷，是很明显的。况且诸侯朝见天子，开始在畿内慰劳，派遣小行人前往，这是小行人的明文规定。在近郊三次慰劳，派遣王人前往，这是《觐礼》的明文规定。只是在远郊慰劳，礼制没有明文规定，大概也是派遣王人吧？至于在国都、天子馆舍之前朝见，都是在朝前接受命令，所谓朝前，就是库门之外的外朝，因为右边九十步是五等诸侯的位置。只有朝礼是在朝廷接受玉帛，觐礼则是接受玉帛、接受享礼，全都在庙中。享礼之日在朝廷住宿，觐礼之日也是如此。郑玄、郑众对此说法有同有异，然后郑玄的说法都是依据《仪礼》来解释的。根据《聘礼》在大门外，离开门有站立的位置，陈列介者之后，郑玄认为朝位在大门外，这是依据《仪礼》中的聘礼来解释的。根据《聘礼》在祖先的祧庙接受朝聘，郑众认为在庙中接受玉帛是接受命令的祖庙，这也是依据《仪礼》中的聘礼来解释的。根据《觐礼》举行享礼都有庭实，郑众认为三享是束帛加璧和庭实，这是依据《仪礼》中的觐礼来解释的。根据《觐礼》天子派人穿着皮弁用璧玉慰劳，说明问候和慰劳都有币帛了。郑众认为问候和慰劳都有礼节用币帛致送，这是依据《仪礼》中的觐礼来解释的。然而三享在祖庙，飨食在祢庙，燕礼在寝宫，这里说在庙中，是不包括燕礼的。虽然不包括燕礼，《左传》说：“飨礼结束后才举行燕礼”，燕礼就可以推知了。飱礼用五牢，那么饔饩就用九牢；飱礼用四牢，那么饔饩就用七牢；飱礼用三牢，那么饔饩就用五牢。这里说礼用九牢、七牢、五牢，是不包括飱礼的。虽然不包括飱礼，《掌客》说：“积馈参照飱礼，牵牲叫做问，积馈叫做飱”，就可以推知了。【○易氏说：皮弁是日常视朝而已，《玉藻》说：“毳冕用于朝”，注解说公穿衮冕、侯伯穿鷩冕、子男穿毳冕，这是冕服的制度。知道这个，就知道命圭五等，直到缫藉冕服的三等，都是朝礼。偏驾不入王门，是在王门之外，《庭燎》的诗说：“君子来到，鸾铃声响。”注解说君子指诸侯，将将是鸾镳的声音，这是樊缨的制度。知道这个，就知道建常樊缨直到贰车之类，凡三等，都是朝礼。经文《齐仆》说：“朝、觐、宗、遇、享、食都乘坐金路。”其法度各自按照等级作为车驾迎送的节度。注解说迎接宾客及送别相距远近之类。知道这个，就知道朝位宾客主人之间步立的仪节，都是朝礼。上公的礼节，位置相距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郑众虽然没有得到确切的说法，只说：“宾客下车及王车出迎所站立的地方。”如果贾公彦直接认为在庙中，才有这种迎接宾客的法度。经文既然明确说朝位，那么就是外朝的位置有这种迎接宾客的法度了。朝礼结束后，然后在祖庙举行受享的礼节。所以将币三享直到王礼的裸祭，诸侯的酢祭，又至于享礼、食礼，都是庙中的礼节。这庙礼与朝礼，区别如此，怎么可以强行解释呢？】

诸侯的礼节，手持信圭七寸，缫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缨七就，贰车七辆，介者七人，礼用七牢，朝位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七十步。

郑康成说：“七章，是从华虫以下。”○郑锷说：“信圭缫藉，冕服建常，樊缨贰车，介者及牢礼，宾客主人的步数，享食的……”

译礼制规定，诸侯应当使用的规格，以七为限度；天子用来接待诸侯的规格，也以七为限度。这相当于对待上公的规格，递减两级，就是这样。

译站立在车前疾处。

郑锷说：站立时位于车前疾，大概是又前进到了车轵的前面。郑司农认为前疾是驷马车辕前胡下垂拄地的部分，大概是辀人制作的辀深四尺七寸，其轼前弯曲中间的部分名叫前疾，进而站立在前疾处，那么比起车轵来就稍微近了一些。

傧者四人，在宗庙中奉持玉帛，三次献享，天子之礼一次灌酒而宾客回敬，飨礼七次献酒，食礼七次举豆，出入四次积礼，两次问候，两次慰劳。

郑康成说：“礼制规定，侯伯一次灌酒而宾客回敬，是灌酒给宾客，宾客回敬天子罢了，王后不灌酒。”

郑锷说：“傧者四人，出入四次积礼，两次问候，两次慰劳，都是比照上公而减损的。”

各位伯爵手持躬圭，其他都如同诸侯的礼制。

郑锷说：“礼制规定，与诸侯不同的地方，只是手持躬圭罢了。”

各位子爵手持五寸的谷璧，缫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缨五就，贰车五乘，介五人，礼用五牢。朝位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五十步。郑康成说：“五章，是从宗彝以下。”○郑锷说：“谷璧缫藉，冕服建常，樊缨贰车，介及牢礼，宾客与主人之间的步数，享食之礼，在子爵所应当使用的，都以五为节制；在天子用来对待他们的，也以五为节制。它们比照侯伯递减两级，就是这样。”

站立在车衡处。

王昭禹说：“车衡是指在辀下，轭在两服马颈前的地方。”○郑锷说：“公、侯、伯、子、男以臣子侍奉君主，其礼制是一致的。现在他们等待君主迎接，有的站立在车轵有停止的意思，有的站立在前疾有快速的意思，有的站立在车衡有平正的意思。卑贱者在前而尊贵者在后，小者近而大者远，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尊贵者、大者，其地位崇高所以其礼仪繁缛，因此迟缓而在后，那么他们趋步前进时，舒缓而缓慢。卑贱者、小者，其地位低下所以其礼仪简省，因此前进而在前，那么他们趋步前进时，急促而快速。”

傧者三人，在宗庙中奉持玉帛，三次献享，天子之礼一次灌酒而不回敬，飨礼五次献酒，食礼五次举豆，出入三次积礼，一次问候，一次慰劳。

郑康成说：“礼制规定，子男一次灌酒而不回敬，是灌酒给宾客罢了，不回敬天子。不回敬的礼制，《聘礼》中礼待宾客就是如此。”

总论

郑锷说：“天子对待上公，两次灌酒而回敬，那么天子与王后都灌酒；对待侯伯子男，则都是一次灌酒。大概是王后不灌酒，对待他们的礼制不敢与上公相同。都是一次灌酒，几乎就没有等级差别了。所以侯伯接受一次灌酒则回敬，回敬虽然只有一次，还有宾客与主人的礼制；不回敬就不是宾客了。这就是区别小国之君不敢纯粹以宾客之道自居，只是天子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罢了。天子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有大小国之别。”

各位男爵手持蒲璧，其他都如同各位子爵的礼制。

郑锷说：各位男爵的礼制，都与各位子爵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手持蒲璧罢了。○刘执中说：地位相等的，其礼制必定相同；命数不同的，其数量也各异。划分六服，是为了整齐远近，应当朝见的人不敢不到。分封五等，是为了整齐大小，应当朝见的人不敢不行。至于圭玉、缫藉、冕服、旌旗、缨就车乘、介牢、朝位、步立、前后、币享、等差、灌酒回敬、献举、积数、问候慰劳，没有不为之递减的。统一其礼仪，是为了辨别上下，安定诸侯的心志，能使人安于其位，乐于其职，不敢僭越上级以滋长其喜好，不敢欺凌下级以树立其威势，遵循君主之道以建立准则。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全都如此，用中之道施行于四方了。

凡是大国之孤，手持皮帛以跟随在小国之君之后。

郑康成说：这是奉君命来聘问的。○贾氏说：如果举行正式聘问，则手持八寸的瑑圭璋，不得手持皮帛。只是侯伯以下的臣没有这个，更见法度，只有大国之孤尊贵，所以天子特别对待他。○易氏说：经文说手持皮帛的，三大宗伯说孤手持皮帛，那是天子的孤。典命说凡诸侯的嫡子未誓，则以皮帛跟随子男，又说公之孤以皮帛比照小国之君。这里说大国之孤，那就是上公之孤。大国之孤手持皮帛，而上同于天子之孤的，天子六命之孤而手持皮帛，束帛而加上虎皮。上公四命之孤而手持皮帛，束帛而加上豹皮。至于诸侯的嫡子未誓的，以皮帛跟随子男，不纯粹是子男。以公之孤手持皮帛跟随小国之君，也不纯粹是小国之君。○郑锷说：这类臣子以小爵来统一其礼制。大国之孤，是公之孤，所手持的是皮帛。如果奉君命来聘问，其位次在子男之后，子男行朝觐之礼完毕，才跟随其后而进。典命说：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比照小国之君，说的是宫室车旗衣服礼仪。所以说比照，与此下文其他都比照小国之君的意思相同。这里说进见天子的次序，所以说跟随，与典命说诸侯嫡子未誓则以皮帛跟随子男的意思相同。

出入三次积礼，不问候一次慰劳，朝位当车，前面不交傧，庙中没有相【息亮反】以酒礼待他们，其他都比照小国之君。

郑锷说：出入的积礼，问候慰劳的礼制，比照子男而递减，其朝位，则当车前，越卑贱，则进而

译靠近国君，越发急促以加快进度。传达辞命时，不派副使与国君的傧相交接，必定亲自与傧相对答；在宗庙举行聘享之礼时，也不使用相礼之人。国君之礼仅用酒而已，不添加郁鬯。其他如副车、副使及牢礼，宾主之间，傧相的祼酢、享食之礼，都与子爵、男爵相同。

译凡是诸侯的卿，其礼仪各自比其国君低两个等级；往下直到大夫、士，也都如此。

黄氏说：郑玄认为，这是指奉君命前来聘问的人，并非引用《聘义》中诸侯邦交之礼。孤、卿、大夫、士跟随其国君来朝见，应当入宫进献贡品和功绩以侍奉天子，即使单独前来也应当拜见孤，比照小国之君的礼仪，卿比其国君低两个等级，这就是《小行人》所载的礼籍。臣子作为诸侯来朝，在宗庙中遣送他们时吟诵的诗篇，说“嗟嗟臣工，敬尔在公”，遣送其国君而告诫其臣子，古人的用意深远啊。○郑锷说：凡是诸侯的卿，有公的卿，有侯伯的卿，有子男的卿，有的受三命，有的受再命，各不相同，然而王朝以礼相待，各自比照其国君的等级降低两个等级，指的是介者的人数与朝位宾主步行的等级降低两个等级。其余的各自按照其爵位来定。至于其下的大夫、士，又比其国君低两个等级，所以说“也都如此”。公的卿用九，则降低而用七；其大夫、士则降低而用五。以侯伯来说，侯伯的卿用七，则降低而用五；其大夫、士则降低而用三。以子男来说，子男的卿用五，则降低而用三；其大夫、士则降低而用一。所以《聘义》说：“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士虽然没有介者和步数的规定，但同样降低的是牢礼的等级。

王氏详说曰：臧宣叔曾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其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其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其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其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王制》的说法都与臧宣叔所言相同，只是加了一个“位”字。然而臧宣叔只说了卿大夫而没有说士；《王制》说了卿大夫又说了士。所谓其中有中士、下士的，数量各自占其上级三分之一的说法。这两家的言论，都是以次国、小国的卿大夫、士比照大国而降低一等、二等。这里说诸侯的卿，其礼仪各自比其国君低两个等级；以及大夫、士，大概是以本国的卿大夫、士比照本国的国君而各自降低两个等级。正好与《聘义》“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相同。然而大国的孤接续小国之君，也就是子男。子男以五为节度，所以凡是礼仪都用五。现在上公的卿有七介，这是孤比卿降低了。说：这正是周公制礼的深意。其说“孤执皮帛，接续小国之君”，那么小国之君在朝堂接受贽礼，而孤也得以在朝堂接受贽礼。卿虽然有七介，但不过是在宗庙接受享礼。那么天子对待上国之孤，其礼仪有两项；而对待上国之卿，其礼仪只有一项罢了。然而《舜典》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贽礼，连文直说是跟随诸侯去见天子，并非因为聘问而自行去见。《宗伯》所谓“以禽作为六种贽礼”的，又直说是用来区分诸臣的等级，并非因为聘问而得以在朝堂接受。况且诸侯的臣子跟随其国君去见天子，得以执持其贽礼；跟随其国君去见外国之君，也得以执持其贽礼。如定公八年，鲁公在瓦地抵御晋军，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执雁就是如此。至于初次出仕拜见自己的国君，也得以执持其贽礼。《士相见礼》说：“卿初次出仕拜见自己的国君，都用羔作为贽礼。”就是这样。何况大国的孤与次国的卿来聘问，他们举行享礼的日子也不同。如成公三年，臧宣叔的话“在丙午日与晋盟，在丁未日与卫盟”就是如此。

王畿方圆千里，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每年朝见一次，进献祭祀用的物品。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进献嫔女用的物品。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进献器物。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进献服饰用的物品。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进献材用物品。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进献货物。

易氏说：王畿称畿，而六服称服，这是内外大小的区别。周代的王畿，就是《禹贡》中的甸服；周代的侯服、甸服，就是《禹贡》中的侯服；周代的男服、采服，就是《禹贡》中的绥服；周代的卫服、蛮服，就是《禹贡》中的要服【○胡伸说：称为要服的，只是羁縻而已，政令不达到其详尽，刑罚不达到其严厉，使其不乖离散徙以成为中国之害。又说：要就是约束而已，不是治理所能达到的】周代的夷服、镇服，就是《禹贡》中的荒服。这样看来，《禹贡》与周制，其九州之地，都是五千里，无可怀疑的。《职方氏》所载，虽然时有增减，但都不改变《禹贡》的旧制。谁说它在《禹贡》九州之外扩大了土地呢？然而夷服、镇服不列于六服，是因为它们是《禹贡》中的荒服，不是天子巡守的地方。然而在九州之内，那么对待它们，实际上与要服相同其礼仪。只有这六服朝见完毕后，十二年天子才去巡守，那么这是天子巡守的礼仪只到六服为止的缘故。

王昭禹说：“《尚书》说五服一朝，是以侯、甸、男、采、卫来说的，在那个时限，朝见只到五服而已【○陈君举说：《武成》叙述诸侯助祭，《洛诰》称述诸侯来朝，防止只说五服】又说六服承德，是兼说要服而言的，大概靠近中原的夷狄承蒙德化。行人所说的六服，那么要服不仅仅是承蒙德化”

译又能入贡前来朝见，那么制定礼制以达成太平盛世，这就是它的极致了。

译郑锷说：这段话讲的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前来朝见的年份以及所进贡的物品。郑康成认为六服诸侯随其所属的服制前来朝见，六年一次。孔安国依据《左传》中“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再次朝见并设防以显示威仪，再次设防并结盟以彰显昭明之文”的说法，认为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防，十二年一盟，这是周朝正规的朝见制度。那些大行人根据服制规定朝见次数的，只是诸侯派遣使者进贡并拜见罢了。现在考察这段文字，说“一年一见，两年一见，三年一见”，这正说的是诸侯亲自前来朝见的年份。“大宗伯说：春朝、夏宗、秋觐、冬遇，以及时见、殷见，这些都是诸侯拜见天子的名称”，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并非指派遣使者，这是明确的。各位儒生之所以议论纷纷，正是因为对“朝见并进贡物品”感到疑惑罢了。大宰通过九贡来供给邦国的用度，司防通过九贡之法来供给邦国的财用，王朝所仰赖供给的，诸侯的贡品占大多数。如果一年来朝的开始进贡祭祀用品，两年来朝的开始进贡嫔妇用品，直到六年来朝的开始进贡货物，那么王朝所需要的物品就没有什么时候能够齐备了。况且小行人命令诸侯春天进贡，这是每年的常例，怎么会有如此稀疏间隔的情况呢？先儒认为九州诸侯依据服制规定的次数前来朝见，因此有贡品，这与大宰的九贡以及小行人春天进贡是不同的。后两者是每年的常贡。我认为先王制定贡赋的法度起初并没有不同，只是读经的人没有深入考察罢了。我私下认为这里行人所说的“见”与“贡”本来就是两件事，并非将它们连在一起。侯服一年一见，他们每年常贡的是祭祀用品；甸服两年一见，他们每年常贡的是嫔妇用品；男服三年一见，他们每年常贡的是器物；采服四年一见，他们每年常贡的是服饰用品；卫服五年一见，他们每年常贡的是材用物品；朝见固然有年份的不同，但如果贡品则是该服每年常有的，怎么可以说只有来朝时才有贡品呢？“见”是指诸侯君主亲自前来，“贡”则是每年或许派遣使者进入朝廷。解说者将二者合为一事，这就是议论纷纷的原因。“侯服贡祭祀用品，甸服贡嫔妇用品，男服贡器物，采服贡服饰用品，卫服贡材用物品，要服贡货物”，这也是根据内外远近来安排缓急轻重的。内部且近的地方，适宜进贡那些急需且重要的物品，使用物品尤其紧急，就希望它们快速送达。凡是重大且重要的物品，从近处获取，这是力量所能达到的。所以祭祀用品、嫔妇用品、器物，让侯服、甸服、男服来进贡。祭祀用品是供奉祭祀的物品，包茅之类就是【○郑康成说：牺牲之类】嫔妇用品则是嫔妇所化治的物品，丝麻之类就是。器物则是祭祀的器具，宗庙的樽彝之类就是【○王氏详说曰：郑氏在九贡中以器物为银、铁、石、磬、丹、漆，以此贡器物为尊彝之类。为什么同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大概天官九贡，是每年的常贡。行人六贡，是因朝见而进贡。每年的贡品不容许进贡成型的器具，所以与因朝见而进贡不同。古时天子分赐尊彝给诸侯，用来镇抚他们的社稷。诸侯进献彝器给天子，用来镇抚王室。昭公十五年，晋国荀跞出使周朝，籍谈作为副使，用文伯宴请，用鲁国的壶作为酒器。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物品，唯独晋国没有，这是责备他不能进献彝器。”那么因朝见而进贡器物，就是彝器吧？这就是郑氏设立两种说法的原因】其用途紧急，物品重要，责成内部且近的地方进贡是适宜的。外部且遥远的地方，适宜进贡那些迟缓且轻小的物品，使用物品尤其迟缓，就不希望它们快速送达。凡是轻小且次要的物品，从远处获取，也是衡量其力量所能达到的。所以服饰用品、材用物品、货物，就让采服、卫服、要服来进贡。服饰则是织纩、细绢之类。材用则是珠、象牙、金、玉之类【○郑康成说：材用物品，是八材】货物则是轻小且可珍贵的物品，贝壳之类。其用途迟缓，物品轻小，责成外部且遥远的地方进贡是适宜的。然而九贡所供给的，有币贡，有斿贡，有物贡，在这里没有看到。六服之外，谁进贡呢？大概天子责成诸侯的，只有服饰饮食器用这些物品罢了。至于宴饮游乐所需要的，无名杂项，以及用来表达心意的币帛，都不能设立固定的名目来责成。诸侯自有孝敬上级的诚意，想要自己献给天子，那是可以的。大宰说“致”，也是让他们自己进献罢了。这里说“贡”，使之成为每年事务的常规，所以所供给的次序与这里不同，那么可知行人是固定的制度，而大宰不是固定的制度了。○唐氏说：《禹贡》九州进贡物品，各自以其所拥有，东西南北不同地方，产物不同。大行人说土贡四面相同，先儒不能阐明，却相信它，不知道六服诸侯进贡物品共有九贡，大行人只是整齐地概括说来，不再分别某国进贡某物。楚国对于周朝不是侯服，但包茅不进贡，齐国得以责备它，那么祭祀贡品不止于侯服。行人的话，大概也是互相补充罢了，并非以此作为限制。○黄氏说：九服的职方已经见过，这里又见到朝节贡物记载于此，违背礼制。刑罚不称王，就诛杀六官，所以治理得以合一。

九州之外称为蕃国，世代一次朝见，各自以其所珍贵的宝物作为见面礼。易氏说：夷镇二服实际上在九州之内，大概先王因为那里荒远，不是巡守所到的地方，使它们不列入六服。郑氏只看到这两服不列入六服，

译于是概括地说，九州之外称为九州之外，即夷服、镇服、蕃服。经文只提到蕃服，郑玄却加上夷服、镇服，这是不对的。况且“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那是舜时的十二州；大禹治水成功后，另划为九州；涂山之会，手持玉帛的有万国，那也都是九州之内的五服，在周代就是夷服、蛮服以上。至于那些靠近四海边缘的地区，都设立五长，就是周代所说的蕃服。当时虽然没有提到所进贡的远方特产，但既然设有五长，就一定有职事，也就一定有贡品。到了周代才开始详细制定制度，天子巡守只到六服，而夷服、镇服在九州之内，所以它们的朝贡继要服之后。九州之外的蕃国虽然列在九服的末尾，但每代只来一次，所以不要求它们遵守中原的礼仪，各自以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这些宝物不同于中原的物品，比如武王攻克殷商后，西旅进贡猛犬，肃慎氏进贡楛木箭，都是以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所以《明堂位》记载在明堂朝见诸侯，而四方夷狄都在四门之外，因为成王继位，每代只来一次，这是很明显的。○郑康成说：九州之外的君主都是子爵、男爵，没有定期朝贡的年份，父亲去世儿子继位，等到新王即位才来一次，各自以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所以蕃国的君主没有手持玉瑞的，因此称他们的君主为小宾，臣属为小客。所珍视的宝物见于传文的，比如犬戎进献白狼、白鹿等，其余的则记载在《周书·王防》中。【○郑锷说：贽与禽作六贽的贽相同，不是常规的贡品】○王昭禹说：从要服以上所进贡的有固定物品，而蕃国则各自以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这是因为对内治理详细，对外治理简略。○唐氏说：夷服、镇服尚在九州之内，行人官不提及，是因为它们的见面礼与蕃国相同。说到蕃服，虽然以面向五百里为大概，但通称为九州之外，就没有道路里程的限制了。

译周王用来安抚邦国诸侯的方法，

郑康成说：“抚”就是安抚的意思。○郑锷说：诸侯侍奉天子，已经竭尽礼仪，周王用来安抚邦国诸侯的，大都是用来施予恩惠。所以说“抚”，“抚”必定要派遣使者去巡视。以明年为开始，隔一年就去“覜”（视察），又隔一年就去“省”（考察），又隔一年就召集“象胥”（翻译官），又隔一年就派遣行人去传达瑞节、统一度量衡、审定牢礼、统一数器、修明法则，然后周王才去巡视。如果不巡视，那么殷国（泛指诸侯国）都是用来安抚他们的。【○易氏说：说安抚诸侯而提到邦国诸侯，不仅仅是厚待他们的君主。凡是先王之所以建立君公后辟，对上是为了护卫王室，对下是为了安抚百姓罢了。如果他们对百姓不能推行政德恩意，对王室不能遵守政令刑法，虽然说是安抚他们，那也不是真正的安抚。】

每年普遍存问，每三年普遍视察，每五年普遍考察。

郑康成说：“岁”是指巡视的明年，作为开始。“存”、“覜”、“省”是周王派遣臣子到诸侯那里的礼节，所谓“间问”（定期问候）。○王昭禹说：“存”是问候并慰问他们。【○刘执中说：存问他们的安危】“覜”是问候并视察他们。【○刘氏说：视察他们的治理成效】“省”是巡视并考察他们。【○刘氏说：考察他们的风俗】“覜”比“存”更详细，“省”比“覜”更详细。○郑锷说：时间越久就越要勤勉，这五年间的问候，名称各不相同。○黄氏说：“存”、“覜”、“省”作为礼节，适宜有不同的时间。《聘礼》上文已经见过，这里又举出它们的节次，这是防止应当执行的事情，岁月记载得很详细。“存”、“覜”、“省”都是隔一年一次，诸侯国众多，实际上两年才能普遍轮到一次。侯、甸、采、卫都一样，没有降低或减少，恩惠是均等的。“存”、“覜”、“省”五年就周遍了一次。

第七年召集象胥，晓谕言语，协调辞命；第九年召集瞽史，晓谕书名，听辨声音。

郑康成说：“属”就是聚集。从第五年之后，就隔一年普遍考察。○郑司农说：“象胥”是翻译官。【○郑康成说：“胥”读作“谞”。《王制》说：五方的百姓，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这个官正对应“象”的，周朝开始有越裳国经过多次翻译来进献，因此通晓言语的官叫象胥。谞是指象胥中有才智的人】○刘执中说：把他们的象胥召集到周王的象胥那里，那么言语就可以晓谕给他们的风俗，辞命就可以协调给他们的百姓。○郑锷说：“谕”就是言语；晓谕他们使他们知道。○郑康成说：“辞命”是六辞中的命令。○郑锷说：国家的制度，必定要发出辞命，有的用来与邻国交往，担心他们制作的体制不同，所以协调使之统一。【○王昭禹说：宾主不交往，没有辞令就不能相接，想要百姓之间没有互相防备。协调辞命是为了使他们交往】○易氏说：通晓五方的言语，合并九等的辞命，都是象胥的职责。○郑康成说：“瞽”是乐师。【○郑锷说：诸侯掌管音乐的官】“史”是大史、小史。【○郑锷说：诸侯掌管文书的官】○刘执中说：把他们的瞽史召集到周王的瞽史那里，那么六书就可以晓谕了，而书名是首要的，六乐可以听辨，而声音是根本。○郑康成说：“书名”是书的字。古代叫“名”。《聘礼》说：百名以上。○易氏说：通达六书的文字，考察五音的和声，都是瞽史的职责。

郑锷说：从第七年开始往下，都可以称为“省”，不仅仅限于视察、考察而已，还有用来教导他们的。担心他们的言语辞命不同，就召集象胥来教导告知；担心他们的书名声音不同，就召集他们的瞽史来教导告知；担心法度废坏或者变革，就派遣行人前往。他们的考察就是这样，各有事情，不仅仅是考察罢了。○李嘉说：必定召集象胥来晓谕言语，协调辞令；聚集瞽史来晓谕书名，听辨声音，无非是沟通内外上下的情况，而知道他们的好恶嗜欲。

第十一年传达瑞节，统一度量衡，审定牢礼，统一数器，修明法则。郑康成说：“达”、“同”、“成”、“修”都是带着它们的法式前往，到了就使之齐等。○王昭禹说：“瑞”是六瑞，“节”是六节，“达瑞节”是为了通达四方而交往。【○郑锷说：瑞是所执的玉，有璧有圭；节是所用的符节，有金有竹。传达它使之没有不通的】○郑康成说：“度”是丈尺，“量”是豆、区、釜。○郑锷说：量有小有大，度有长有短，统一它使之没有差异。○郑康成说：“成”是平定，平定那些僭越逾制的。○郑锷说：享礼所用的牢，有的用九，有的用七，有的用五，担心它们有差异，审定它使之彼此所用各适合平定，没有僭越逾制的过错。“数器”者，【○郑康成说：是称量衡器】是礼制所寄托、名分所等级、合方氏所统一的东西。担心它们多寡大小不整齐，于是统一它们。“法则”是八法八则。“法则”是周王朝施用于邦国都鄙而匡人所通达的。担心它们久而废弛，修明它治理它，使数器的法则重新归于正，没有废坏的时候。

易氏说：到了第十一年，然后做这些事。考察诸侯的政令刑法，瑞节见于小行人的官职，从而传达它。牢礼见于掌客的官职，从而审定它。法则正于匡人的官职，从而修明它。度量数器统一于合方氏的官职，从而统一它。凡此都是为了等待周王的巡视。○李嘉说：周王将要巡视，必定事先告诫。如果不这样，就几乎等于没有告诫。视成谓之暴矣（如果等到巡视时才告诫，那就太突然了）。

译十二岁，周王巡守殷国。

译郑锷说：到了第十二年，天子才去巡视诸侯的封地。改变礼制、更易音乐的，可以知道他们有背离之心；变革制度的，可以知道他们有叛逆之意。于是对他们或进行讨伐，或加以流放。如果天子因故不能巡视封地，就召集天下的诸侯，都来京城朝见天子，考察他们的制度。这叫做“殷国”。“殷”是众多的意思，是说命令众多诸侯国都来朝见。吕氏说：巡视封地的礼制，这是用来维持政治、统摄人心的。圣人运筹天下的精妙之处，大抵人心长久就容易涣散，政治长久就必然有缺失。一次巡视，就是一次统摄整顿，这就是所谓不断更新、永不停止的意思。

王氏详说：《尚书》说：“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统一律吕、度量衡。”这是虞舜巡视封地的制度。《王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命令市场官上报物价，命令典礼官考察时令月份、确定日期，统一律吕。”这是夏、商巡视封地的制度。《尚书》与《王制》所载，也与此类同。象胥、瞽史传达瑞节、统一度量等事，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虞、夏、商是等待巡视之后才推行这些制度，而周朝则是已经推行了这些制度之后才进行巡视。这就是为什么十二年才巡视一次，也不算疏漏的原因。况且《周礼》所说的巡视，必定涉及“殷国”。“殷国”，就是众多诸侯共同朝见的意思。这是说天子不去巡视封地罢了。查考《左传》襄公十三年，郑国的石防对子囊说：“先王占卜征伐，每五年就再次占卜以验证其吉兆。吉兆验证相符就行动，不相符就增进修德而重新占卜。”由此可知，天子不去巡视封地，也是因为占卜征伐五年后吉兆不相符的缘故。那么圣人顺应天意而动，怎么可以轻视呢？杨氏说：虞舜的时代，事务简单，人口稀少，在巡视时，兵卫少，征敛轻，所以五年巡视一次不算频繁。成周的时代，事务繁杂，人口众多，在巡视时，兵卫多，征敛重，所以十二年巡视一次也不算疏漏。吕氏说：唐虞五年巡视一次，周朝却是十二年。大概是因为周朝时文治已经成就，礼制逐渐完备，所以十二年才举行巡视之事。这是成王懂得时势变化，识得变通。

凡是诸侯朝见天子的事务，辨别他们的位次，端正他们的等级，协调他们的礼仪，以宾客之礼接待并接见他们。贾氏说：“王事，是指诸侯朝见天子的事务。”郑锷说：“《左传》说‘宋公不王’，意思是不朝见天子。朝见天子无非是处理事务，行人官就辨别他们的位次，就像朝士所说的右边九十里公侯伯子男的位次那样。贾氏说：‘是指九十七、七十五、七十步的位次。’端正他们的等级，就像司仪所说的公在上等，侯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那样。贾氏说：‘是指冕服、旌旗、副车之类都有等级。’所站的位次就辨别清楚，所居的等级就端正规范，又担心他们拱手作揖不齐整，进退失掉节度，就协调他们的礼仪，使他们合而为一。贾氏说：‘是指牢礼、享燕、积膳之礼。’然后以宾客之礼接待并接见他们，使他们得以进见天子。

如果有重大丧事，就诏告并辅助诸侯的礼仪。郑康成说：“诏相左右，是教告他们。”贾氏说：“诸侯为天子斩衰哭泣，周旋擗踊，进退都有礼仪。”

如果有四方的大事，就接受他们的礼物，听取他们的陈述。郑康成说：“四方大事，是指国家有兵寇，诸侯来告急的情况。礼仪举动不空虚，都有礼物以表示崇敬，接受礼物，把他们的情况入告天子。”《聘礼》说：“如果有陈述，就用束帛如同享礼。”易氏说：“文公二年，秦伯派西乞术聘问鲁国，并且说将要讨伐晋国，臧仲辞谢玉帛，客人说：‘不丰厚的礼物，献给执事，作为瑞节。’这是用礼物来告知用兵的证明，诸侯相互告知尚且如此，何况告知天子呢？然而行人这个官职，是用这种方式接待小使节的，大概小使节不经过摈相交接，接受他们的礼物而听取他们的陈述，是适宜的。这里说大事，就不是小使节不经过摈相交接的情况。郑氏引用《聘礼》说：‘如果有陈述，就用束帛如同享礼。’所谓有陈述，大概是因为聘问而有所请求于天子，陈述则天子听取，束帛则天子接受，这不是大行人所能参与的。如果援引这个来证明，必定要像享礼那样，那就缓不济急，大行人接受礼物而听取陈述，是为诸侯告急而设的。

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相互问候，每三年相互聘问，每世相互朝见。王昭禹说：邦交是指邻国之间的往来。贾氏说：《聘礼》说：小聘叫问，大聘派遣卿，小聘派遣大夫。郑锷说：问就是问候安好，以言语为礼。王昭禹说：《聘义》说：天子规定诸侯，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岁相问，就是每年的一小聘；殷相聘，就是三年的一大聘。大聘施行在小聘的中间年份，所以叫殷，殷是中间的意思。黄氏说：殷也有众多的意思。郑锷说：殷在二年、五年之中，聘问就赠送物品，以财物为礼。《左传》昭公九年：僖子到齐国，是殷聘的礼仪。杜预说：自从叔老聘问齐国到现在二十年，礼意久已荒废，现在修盛礼。郑康成说：父亲去世儿子继位叫世，凡是君主即位，大国去朝见，小国去聘问，这都是为了习礼、考义、正刑、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必定选择有道的国家去朝见。郑锷说：嗣君新即位，相互朝见是为了延续友好、安抚百姓。文公元年：公孙敖到齐国聘问，《左传》认为凡是

译国君即位，卿大夫出使各国进行聘问，这是实践并修好旧日友好关系，体现忠诚、信实、谦卑、退让之道的做法。成公十八年：鲁君前往晋国，是去朝见新即位的国君。襄公三年：鲁君前往晋国，是开始朝见晋君。襄公九年：卫国子叔和晋国知武子前来聘问，左氏说：“凡是诸侯新即位的，小国去朝见，大国去聘问，以此来延续友好、结守信义，商讨政事、弥补缺失，这是礼制中最重要的原则。”

译胡氏说：“称之为‘殷’，则合乎中道而不过分；称之为‘世’，则终了诸侯的世代而统一朝见。这种礼制，也是适中的。周朝衰微，典章制度严重败坏，有的来朝见却不回报相应的礼节，有的屡次征召却不接纳使其回归，都不符合殷聘世朝的礼制了。”

程伊川说：“以前的儒者有‘王臣无外交’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如果天下政治清明，诸侯遵循法度，哪里会有内外界限的限制？他们相互交好，乃是常理。然而不安守官职而远行朝见，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周礼》所说的世相朝，是指邻国而言。”

王氏详说：“春秋时期，晋国的叔向认为明王的制度，是间隔朝见以讲习礼制，这是三年一朝。郑国的子太叔又认为是五年一朝。然而与世相朝相比，子太叔的说法与之不同，叔向的说法则大不相同。叔向代表晋地，希望诸侯朝见的次数多，所以说是三年；子太叔代表郑地，希望诸侯朝见的次数少，所以说是五年。这都远离周礼了。至于《礼记·王制》与《聘义》、《戴记》同属一家，却又各自有不同的说法。《聘礼》说：‘天子制定诸侯的礼制，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这是以诸侯自行聘问为文。《王制》说：‘诸侯对于天子，每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这是以诸侯朝聘天子为文。《聘礼》所说的每年小聘，符合《周礼》的岁相问；所说的三年大聘，不同于《周礼》的殷相聘。大概殷聘，是指长久无事则举行盛大的礼节，本来没有年岁的限制。如孟僖子到齐国殷聘，服氏认为是殷中。自襄公二十年，叔老聘问齐国，到现在二十一年，所以举行盛大的礼节。由此可知殷聘虽为大聘，但并不是所谓的三年。这就是《聘义》与《周礼》不同的原因。《王制》说小聘大聘，其年数虽然与《聘义》相同，但其含义则与《聘义》不同。况且《聘义》是指诸侯之间的聘问，而《王制》是指诸侯聘问天子罢了。聘问天子还可以，以五年而后一朝，天子能同意吗？如果住在卫服之地而五年一朝，算是合乎礼了。如果是侯甸男采之地，能说是合乎礼吗？知道这些，就知道《王制》的话，虽然记载四代，也混杂了春秋的制度。郑氏认为《王制》所说的五年一朝是晋文公称霸时的制度，虽然不一定如此，也有相近之处。”

周礼订义卷六十七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六十八 宋王与之撰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掌管邦国宾客的礼籍，以接待四方来的使者。

刘执中说：“礼籍用来记载五等诸侯及其孤卿、上下大夫四等入觐的礼节，根据他们的爵位命数而有所降杀。大行人用来统一邦国礼节的，都记录在这礼籍中。”○郑锷说：“宾客到来，名位不同，礼节也有差异，本来就有籍册来记录。大行人掌管礼仪，小行人掌管礼籍，就是依据名位尊卑的书册来接待他们。掌管礼仪，是尊者的事务；掌管籍册，是卑者的职责。这就是官职大小区别的原因吗【○易氏说：‘籍有在王官的，有在诸侯的。周称籍，谈说：‘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所以叫籍氏。’诸侯自己设立籍册，这样看来，在王官掌管的就可以知道了。小行人出使四方，协调九仪宾客的礼节，大概是用王官所掌管的籍册来合并诸侯所记录的籍册，所以叫协。大行人用这个接待大宾、大客，小行人用这个接待四方使者，职事相承就是这样】○郑康成说：‘使者，是诸侯派来的臣子。’”

命令诸侯春天入贡，秋天献功，天子亲自接受。

贾氏说：贡就是大宰九贡。○郑康成说：功，是考核政绩的功劳。○郑锷说：诸侯每年有常规的贡品，必须在春天进入，是趁着四季的开始，来供应天子一年的使用。诸侯任事有成功的，必须在秋天献出，是趁着万物的成熟，来表明图谋事务的功效。小行人命令他们，不违背春秋的期限而已【○黄氏说：诸侯春秋派遣使者贡献，这是岁事，所以管仲说：‘如果节制春秋来承受王命’，就是这样】

我按：王者分封诸侯，使他们知道有尊贵的天子，只有春秋贡献不断绝于王所而已。入贡和献功，这正是把握诸侯的地方，命令他们按时，接受必须亲自，公卿大夫都不能参与，以显示权力在天子，诸侯怎敢不唯命是从？接受之后，王者才查看国籍，以回报其礼数。

各以其国之籍礼之

王昭禹说：国家有小有大，其礼节有等差，都记载在籍册中【○王氏说：各以其国之籍礼之，就是曾经以所礼遇的国家名籍，作为惯例。《左氏传》说：非礼的，不要记录】

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

郑司农说：“入王，是朝见天子。”所以《春秋》传说：“宋公不王。”又说：“诸侯有王。”

王昭禹说：诸侯入王，因为他们在路途中的辛劳，就一定有慰劳他们的。逆劳于畿，是刚到就慰劳

译对于外邦使者而言【○郑锷说：掌管他们入境时的慰劳事宜】

译等到在郊外慰劳、视察馆舍、奉送礼物时，小行人只是作为承摈。

王氏《详说》说：在畿内迎接慰劳，是小行人的职责。等到在郊外慰劳，就不是小行人的职责了。大概小行人在郊劳的时候，只是视察馆舍罢了。贾氏认为在郊外慰劳是大行人的职责，这种说法虽然经文中没有记载，但也有可取之处。查考《聘义》中关于诸侯礼仪的话说：“国君派士在边境迎接，大夫在郊外慰劳。”大夫比士尊贵，那么郊劳就比在畿内迎接慰劳更隆重了。查考《书传》略说中说：“天子的太子年满十八岁，称为孟侯。孟侯的意思是，四方诸侯来到郊外迎接。”然而世子在郊外慰劳，是夏代的制度。周代的制度则不使用世子，而是使用大行人。然而有近郊慰劳，也有远郊慰劳。《觐礼》中说：“到达郊外，天子派人穿着皮弁，拿着璧玉去慰劳。”郑氏认为这是近郊，大概是因为在近郊所以使用皮弁的缘故。说“派人”，就是天子的使者，天子的使者就是行人。贾氏认为近郊派遣大行人，远郊也派遣大行人，这是对的。○郑锷说：三次慰劳的礼仪，初次到达时在边境迎接，等到到达近郊、远郊，又有郊劳的礼仪。为宾客安排馆舍，又有视察馆舍的礼仪【○黄氏说：环人安排住宿就授予馆舍，小行人只是视察罢了。○易氏说：小行人在郊劳的时候，又预先为他们视察馆舍。大概宾客到达国家，天子安排的馆舍在前朝，前朝是库门外的朝堂，是右边九宾的位置】朝见献享的时候，就有奉送礼物的礼仪，这些都是天子派遣公卿来显示诚意深厚，不是小行人的职责。小行人的事务只是作为承摈，大概是作为次摈罢了。承，是接续的用语，已经有上摈了【○李嘉谟说：大宗伯是上摈】这就是承接并跟在上摈之后【○黄氏说：承就是奉持。奉送礼物并担任摈相的，不是一个小小行人，既奉持又担任摈相】○易氏说：出外迎接宾客叫摈，进入传达礼仪叫相，出入用语不同。小行人既然担任承摈了，而肆师又说：“大朝觐时，辅助摈相。”这是大朝觐，假使是平常的朝觐，那么小行人只是担任承摈罢了。

凡是四方国家的使者，大客就担任摈相，小客就接受他们的礼物并听取他们的言辞。易氏说：大客是指诸侯的使者，凡是时聘、殷頫，都在庙中举行享礼，担任摈相并接见他们，与诸侯相同，只是旅摈而不交摈罢了。交摈，是把言辞传给末摈，表示不敢与天子抗衡诸侯的礼仪；如果是旅摈，天子派人与他们说话，他们的享礼都有圭璋，接受礼物听取言辞，这是天子的做法，不是行人的做法。如果是小客，那么藩属国的使者不能直接到达天子面前，所以行人替他们接受礼物，听取言辞。○郑锷说：如果是诸侯派遣臣子前来，大国的臣子不是自己所能专断的，必须担任摈相并接见。天子派人自己说出所图谋的事情；如果是小国的臣子前来，那么爵位卑贱了，接受他们的礼物并听取他们的言辞就可以了【○郑康成说：接受他们的礼物，是接受后去报告他们来此所办的事。○黄氏说：这是因事特地前来的人，天子有接见有不接见，与朝见献享不同】

派遣使者到四方，协调九种仪节，宾客的礼仪，朝觐、宗遇、会同，是君主的礼仪；存问、省视、聘问，是臣子的礼仪。

郑康成说：“适，是前往；协，是协调【○易氏说，协字见前《礼籍下】○郑锷说：“五等诸侯，四等臣子，都按时入朝天子作为宾客。各国不统一，那么他们的礼仪可能不协调。小行人又掌管派遣使者前往四方，先协调并统一他们。使那些诸侯知道朝觐、宗遇、会同是君主的礼仪，存问、省视、聘问是臣子的礼仪，让他们平时就熟悉，行事有常规。君主所行的不向下逼迫臣子，臣子所行的不向上僭越君主，那么名分明确而礼仪正统了。”

黄氏说：“朝觐、宗遇、会同诸侯，是用来尊崇天子的。而通用于两君互相朝见，这都是君主的礼仪。存问、省视天子，是用来安抚诸侯的。聘问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这都是臣子的礼仪。这在经文中有所体现，经文没有具体的文字，注疏家自己凭意思推测，说话的人多有错误。”

通达天下的六种符节

郑康成说：“这是指邦国的符节。通达它，是使四方也都携带法度来齐等它。”○郑锷说：“掌节篇说八种符节，这里说六种符节，为什么呢？大概八种符节有玉、有角、有虎、有龙、有人、有旌、有符、有管；这里说虎节、人节、龙节都用金属制作，那么与掌节的文字相同；说旌节、说符节、说玺节不说用竹制作，那么与掌节的文字不同。大概那里说的是所守用的，是制度所从出的；这里主要是通达天下，使没有不通达的罢了。”

山国使用虎节，土国使用人节，泽国使用龙节，都用金属制作。道路使用旌节，门关使用符节，都鄙使用管节，都用竹子制作。项氏说：通达符节就携带六种符节的法度，前往四方齐等它们，使都有定式，可以通达。○郑康成说：诸侯派遣臣子进行頫聘，就用金节授予他们，作为行路的凭证。虎、人、龙，是各自国家的象征。○王氏《详说》说：天子的使者聘问诸侯，诸侯的使者聘问天子，他们的符节是一样的，这就是虎节、龙节、人节不同的原因【○王氏说：玉节守邦国，不是它所通达的】

郑康成说：“凡是邦国的百姓远出到其他邦国，其他邦国的百姓来进入，由国门

译出入城门的人，由守门人给他符节；通过关卡的人，由守关人给他符节。那些凭借征召命令以及家庭迁徙、乡遂大夫以及采邑官吏而获得符节的，都派专人手持符节护送，以便送达目的地，并且有规定的期限返回符节。【○王氏《详说》说：“天子王畿的道路门关，与诸侯的道路门关是一样的，这就是旌节符节之所以相同的原因。”○薛氏说：“剖开木头做成符，完整的木头做成管。”○王氏《详说》说：“王畿有都鄙，诸侯国也有都鄙。王畿的都鄙，是天子公卿所食邑的采地；诸侯国的都鄙，是诸侯卿大夫所食邑的采地。就像《左传》所说的‘凡是城邑有先君宗庙的称为都’，以及‘西鄙北鄙’等说法一样。”○郑锷说：“《掌节》篇说守卫都鄙使用角节，‘守’意味着制度不可改变；《行人》篇说通达都鄙使用管节，‘达’意味着无所不通。”【○薛氏说：“天子公卿大夫的采邑使用角节，因此优于诸侯的臣属；诸侯的孤卿大夫的采邑使用管节，因此低于天子的臣属。”】○贾氏说：“《掌节》篇说货物财贿使用玺节，门关使用符节，这里没有提到玺节。”【○薛氏说：“小行人的六种符节，只是指诸侯使者入朝聘问，并没有货物财贿的事情，所以这里不提及玺节。”】《司关》篇说：“掌管国家货物的符节，用来连接市场门户。市场门户的符节既然相互连接，那么同样使用符节就可以知道了。”

译郑锷说：以上这六节，属于国君的君道，希望它们坚守不变，所以用金来象征；道路、门关、都鄙，属于臣子的臣道，希望它们有自然的节制，所以用竹来象征【○王氏说：这只有由上级制定，期望不失去节度罢了，所以用竹来象征】。通达这些节制的，是希望沟通天下而没有不使用的。

王氏说：“邦节先说门关，后说道路，这是从内部通达外部来说的；天下的节制，先说道路，后说门关，这是从外部通达内部来说的。”

制成六种瑞玉：天子用瑱圭，公侯用桓圭，诸侯用信圭，伯爵用躬圭，子爵用谷璧，男爵用蒲璧。

郑康成说：“成，就是平定。瑞，就是信物。这都是朝见时所执持作为信物的。”○王昭禹说：“从质地来说，称为玉；从形状来说，称为器；从合验来说，称为瑞。上面有用来与下面合验的，下面有用来与上面合验的，那么瑞就成立了。”○郑锷说：“六瑞，是天子与五等诸侯所执持的圭璧，用来作为合符的凭证，因此以瑞命名。如果都用来作为凭证，这就叫作成。成，就像成牢礼的成，也是彼此都使用而始终没有亏损。”○王昭禹说：“大宗伯制定它们的度数，所以都说‘执行’。人们奉行这已成之事，所以都说‘用’。执持它来完成礼仪，使用它来合符。行礼，是重大的事；合符，是次要的事。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配合六种币帛：圭配马，璋配皮，璧配帛，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这六种物品，用来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所以（称为六币）。

郑康成说：“合，就是合同。六币是用来享献的。”○贾氏说：“对照上文，六瑞是朝见时所使用的。这六者之中，有圭配马，璋配皮，这两者本来不是币帛。说六币，是因为这两者虽然不是币帛，但用在应当用币帛的地方，所以总称为币。”○郑锷说：“币帛是用来承载礼仪的，玉是用来彰显德行的。有这种德行，所以有这种币帛，然后足以显示其诚意。圭、璋以及璧、琮、琥、璜都是玉，用来比拟德行；马、皮以及帛、锦、绣、黼都是物品，用来施行礼仪。使用的时候，各自想要相协调，然后才能明白物品各自有所适宜。用玉来比拟所尊崇者的德行，用物品来显示我方的诚意。合，是两两相配的意思。它们的配合，各自含有意义。圭是东方的玉，帝出乎震，阳气发挥作用，万物于是生长，所以有君德之用的人，适宜用圭来享献，必定用马来配合它。因为乾为马，而震为善鸣的马，坎为美脊的马，都是阳气的象征。马象征阳气的刚健，有行地无疆的才能，足以配合君德之用【○易氏说：“圭用于东方，有开始事务的意义，而马为天驷，为辰次的开始，也是东方的象征，所以配合圭用马”】。璋是南方的玉，万物相见，文明显著的地方，所以有文德显著的人，适宜用璋来享献，必定用皮来配合它。因为皮是虎豹的皮。大人虎变，其文采炳然；君子豹变，其文采蔚然；都是文采生于自然，所以配合文德的显著【○易氏说：“璋用于南方，有致饰的意义，而皮用虎豹有自然的装饰，也是南方的象征，所以配合璋用皮”】。璧是礼天的玉，天位乎上，万物无以称颂其德行，所以用圆玉来象征其形体罢了。象征其形体而没有雕琢的文饰，是事奉它以质朴。所以有天德而崇尚质朴的人，就用璧来享献，必定用帛来配合它。因为帛是纯素之物，不如绘绣的巧妙，但其本体纯粹质朴，足以配合有天德而崇尚质朴的人。琮是礼地的玉，地的道配合六子的功绩而成，所以是万物所尊崇的。刻其玉而八方显现，是总集众功而皆成。所以有地德而可尊崇的人，就用琮来享献，必定用锦来配合它。因为锦是兼众体然后成，集众美然后就，足以配合地德的大成【○易氏说：“琮用于地，而地事尚文，锦为华丽之物，也以文为贵，所以配合琮用锦”】。琥是礼西方的玉物，到了秋天则收敛阴气于此，而具备西方肃杀的意义。只有杀伐所以能有威严，所以其德行至于有威严的人所享献。用琥必定用绣来配合它，因为画缋之事杂五色，而绣为五采之完备。缋上而绣下，号为阴功之全，足以配合威德的兼备【○易氏说：“琥用于西方，象征万物的成就。五采备谓之绣，则有物成的象征，所以配合琥用绣”】。璜是礼北方的玉物，到了冬天则归根复命，万物于此而辨别，北方为天事的武。只有辨别所以能有决断，所以德行能有决断的人所享献。用璜必定用黼来配合它，因为黼为斧形，王位黼依，王巾皆黼之类，都取其决断而已，足以配合辨德的能断【○薛氏说：“半圭曰璜，北方所用。阴阳的辨别，没有比这里更决断的，所以配合以黼。因为白与黑谓之黼的缘故”】。小行人用这些来调和合乎诸侯交好的缘故，大概情感不可见，因物而显现。物品既然有以彰显其德行，又有以施行其礼仪，那么欢欣交

译喜爱之情在此完备地体现出来。【○王昭禹说：这六种礼物，都是以诸侯向天子进献为主。因为怀着表达情谊的心意而来，就称为“好”；因为顺着事务的需要而来，就称为“故”。行人将六种礼物合在一起，是为了调和“好”与“故”的关系，使它们不相违背罢了。】

译郑锷说：六种玉帛都是用来和睦诸侯关系的，但它们在使用时并非没有区别。所以，圭和璋是二王之后使用的；璧、琮、琥、璜是五等诸侯使用的。《玉人》篇说：“璧和琮长九寸，诸侯用来献享天子。”又说：“雕琢过的圭和璋长八寸，璧和琮长八寸，用来作为卿大夫聘问的礼物。”又说：“雕琢过的琮长八寸，诸侯用来献享夫人。”《典瑞》篇又说：“雕琢过的圭、璋、璧、琮，饰带都是两色一匝，用来作为卿大夫聘问的礼物。”献享天子的九寸玉不雕琢，献享夫人的八寸玉必须雕琢，这些都是诸侯亲自执行献享礼仪时所用的物品。圭、璋、璧、琮都同为八寸且都经过雕琢的，是派遣卿大夫进行聘问时所用的物品。二王之后地位尊贵而不被当作臣属，所以献享时只用圭和璋。《礼记》说：“圭和璋单独使用，只有皮和马，没有束帛，因此说‘特’。”“特”表示尊贵。从礼天的次序来看，圭和璋本应在璧和琮之下，现在却列在璧和琮之上，这就可知其尊贵了。既尊贵又单独使用，那就可知不是五等诸侯的臣属所应使用的了。至于五等诸侯，聘问天子用圭，献享天子用璧；聘问夫人用璋，献享后用琮。《玉人》只说“璧和琮长九寸，诸侯用来献享天子”，而知道献享后用琮，是因为琮象征大地，不是献享天子所用的玉。他们作为他国客人互相献享，则献享国君用璧，献享夫人用琮。《玉人》只说“雕琢过的琮长八寸，诸侯用来献享夫人”，而知道献享国君用璧，大概是看到用琮献享夫人，就知道必定用璧献享国君，这是举卑以见尊的道理。诸侯互相献享所用的玉如此，那么二王之后用来献享诸侯的玉也如此。使用圭和璋的，只是单独献享天子时才用。至于琥和璜，则是子爵和男爵献享诸侯时所用的【○易氏说：璧、琮、琥、璜则配以帛、锦、绣、黼。圭配马，璋配皮，因为皮和马不上堂，所以圭和璋说“特”。《礼记》说：“圭和璋单独使用，是通达德行的表现。”又说：“束帛加上璧，是尊崇德行的表现。”至于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也都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二王之后用圭和璋，诸侯互相朝见用璧和琮，那么《典瑞》说“雕琢过的圭、璋、璧、琮，饰带都是两色再匝，用来作为卿大夫聘问的礼物”，那么诸侯本来就可以通用了。如果又说子爵和男爵在献享诸侯时用琥和璜，那么聘问和献享的礼仪中没有专门提到琥和璜的。只有《礼器》说：“琥、璜、爵”，这又不是子爵和男爵能专用来献享的。总之，综合六种玉帛的说法，就是庭实的事务，诸侯用来献享天子，也用来互相献享和聘问，根据爵位命数来决定隆杀。这是不可知的。因为《典瑞》和《玉人》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凭空臆测】怎么知道的呢？从侯爵和伯爵所用的玉知道的。侯爵和伯爵手持圭，他们互相献享用璧和琮，那就比他们的瑞玉低一等了。子爵和男爵手持璧，如果献享诸侯也用璧，那就是不比他们的瑞玉低一等。由此知道他们使用琥和璜。知道他们不用琥和璜献享天子，是因为五等诸侯通用璧和琮来献享王和后。马之所以比皮贵重而配圭，从太王侍奉狄人的情况看，先是用皮和帛侍奉，然后用犬和马侍奉，最后用珠和玉侍奉，那么马就比皮贵重了。《聘礼》说三次献享都是束帛加上璧，庭实只有国家所有的，捧着束帛和一匹马，车上有九匹马跟随，在中庭西边上位，那么用马就知道了。《服不氏》说宾客的事务，就举起皮。《仪礼》说宾客入门作揖谦让升堂传达使命，展开皮，那么用皮就知道了。帛之所以比锦贵重而配璧，从《防礼》看，纳征用束帛，赠送者用束锦。从《聘礼》看，献享君夫人用束帛，觌见用束锦。上大夫和下大夫致送宾介的饔饩都用束帛，宾介回赠的束锦。从《食礼》看，国君侑币用束帛，大夫相食用束锦，那么帛就比锦贵重了。绣之所以比黼贵重而配琥，从绘画之事看，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称为〇，地称为黄，五种颜色具备才成为绣，白色和黑色两种颜色才成为黼，那么绣的功夫多于黼。绣使人看到它有肃敬之心，而黼只是以斧形制作，以示决断，这就是绣比黼贵重的原因吧？天子酬答诸侯则用琥和璜，知道它是酬答诸侯的礼物，是因为《礼记》说“琥、璜、爵”，琥和璜不是爵的名称，而说“琥、璜、爵”，明显是用它来送爵，意思是献享时酬答宾客用琥和璜作为礼物。这里所配合的玉与《大宗伯》祭祀天地四方的次序不同，因为那是用来礼敬神灵，礼敬神灵必定要象征其类别。这里说的是用来和睦关系、比附德行而使用礼仪，所用的玉有尊卑等级。○黄氏说：圭、马、璋、皮、璧、帛、琮、锦、琥、绣、璜、黼，是礼物的配合。行礼必定有物品来承载，而且都有常规，过多则奢侈，不足则简陋，失礼就会互相指责，期望产生间隙，而他们的友好关系就破坏了。所以《司仪》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各自根据他们的邦国来制定礼物，用他们的礼物来制定礼仪，就是这样。《小行人》配合它们来确定准则。注疏家引用《聘礼》献享国君用璧，献享夫人用琮，又引用《觐礼》献享天子，束帛加上璧，都有依据。但是礼制散失已经很多，用这一条来贯通其余的，颇为牵强附会。比如所谓二王之后用圭和璋，只有皮和马，没有束帛。二王之后互相献享退下，用璧和琮；子爵和男爵互相献享退下，用琥和璜。都是防备缺失不完备，难以相信。

总论

译刘氏说：九种仪仗既已端正，便确立六种节杖，作为出入宫门的凭证；便制作六种瑞玉，以通达朝见时的信用；便配合六种礼物，以表达执礼和献祭的诚意。然后礼乐得以推行，宴饮得以举行，诸侯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由此产生。

译如果国家发生疫病和丧事，就命令（邻国）资助并补济他们；如果国家遭遇灾荒，就命令（邻国）周济并馈赠他们；如果国家有军事行动或劳役，就命令（邻国）犒劳并慰问他们；如果国家有喜庆之事，就命令（邻国）庆贺他们；如果国家有灾祸，就命令（邻国）哀悼并慰问他们。这五种事务，都要处理其中的变故。

王昭禹说：生病叫作札，因札而死叫作丧。遇到札丧，就应当资助并补济，用财物帮助叫作赙，帮助其不足叫作补【○贾氏说：查考《宗伯》说“用丧礼哀悼死亡”，这里说“国家发生札丧就命令资助补济”，前者依据的是吊唁安葬以表达哀思，后者依据的是提供财物以弥补其不足】。谷物不丰收叫作凶，凶再严重就叫作荒。遇到凶荒，就应当周济并馈赠，用财物周济叫作赒，聚集财物给予叫作委【○贾氏说：《宗伯》说“荒礼哀悼凶札”，这里说“国家遭遇凶荒就命令赒委”，前者指君主自我减损，后者指命令他人用财物馈赠】。有兵寇叫作师，聚集民众兴办工程叫作役。遇到师役，就应当犒劳并慰问，慰劳其辛劳并犒劳叫作槁【○郑司农说：槁就是犒劳军队】。聚集财物给予叫作禬【○郑康成说：师役，是国家因兵寇而困乏病苦，让邻国合聚财物给予他们。《春秋》定公五年夏天，向蔡国归还粮食就是这样的例子。《宗伯》职掌说“用禬礼哀悼围困败绩”】○贾氏说：凶礼有五种，唯独没有提到恤礼，按义理推究，应当包含在师役之中。○王昭禹说：福事就应当庆贺，这是大宗伯所说的用庆贺之礼亲近异姓诸侯国【○贾氏说：嘉礼中归脤膰，这里没有提到，是因为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归脤膰的法度。嘉礼有六种，这里只说庆贺，是因为饮食、冠婚、宾射、享燕的法度都应当由各国自行办理，不是互相交往的物品】。祸烖就应当哀吊，这是大宗伯所说的用吊礼哀悼祸烖【○郑康成说：祸烖指水火之灾】○贾氏说：吉礼、军礼、宾礼都没有提到，是因为这些由天子颁布，不是通行的事务。

李嘉防说：这五种事务，大宗伯虽然已经具备了法度，小行人则命令执行这些法度，诸侯不得私自往来。小行人之所以命令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王昭禹说：先王对于诸侯，分给土地让他们守卫，那么每一寸土地都不是我的土地；分给百姓让他们治理，那么每一个百姓都不是我的百姓。让他们守卫我的土地，必定与他们共同保卫这片土地；让他们治理我的百姓，必定与他们共同安抚这些百姓。那么治理虽然有远近，势力虽然有内外，但利害休戚实际上我们是一家。这赙补、赒委、槁禬、庆贺、哀吊的礼节，之所以由行人之官掌管，都是为了处理其中的变故而已。所作所为叫作事，所遇到的叫作故。札丧、凶荒、祸烖，是出于所遇到的；师役、福事，或者是出于所作的【○郑锷说：上面说六物，是指六种币帛之物；这里说五物，是指赙补、赒委等物。行人用六物来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正是为了这赙补、赒委等五种事务而已。不然的话，遇到这五种事务都坐视不理，不处理其中的变故，怎么能说是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呢？赙补用财物，赒委用粮食，槁禬用宴劳之礼，庆贺用赞美之言，哀吊用悯恤之情，都用到物品。都是为了处理其中的变故而已。治，是说尽力帮助的意思。○黄氏说：不只是赙补、赒委、槁禬、庆贺、哀吊而已，必定还要处理其中的变故，使事情得以成功。澶渊之盟，没有归还给宋朝，《春秋》特别谴责。宗伯大行人庆贺、槁禬，天子对于诸侯的做法已经可见】

等到把万民的利害编为一书，把礼俗、政事、教治、刑禁的逆顺编为一书，把悖逆、暴乱、作恶、违犯法令的人编为一书，把札丧、凶荒、厄贫编为一书，把康乐、和亲、安平编为一书。这五种事务，每个国家都要辨别差异，用来向君王回报使命，用来全面了解天下的变故。贾氏说：这是总述小行人出使四方所采集的风俗善恶之事，各自条录分别编为一书上报给上级。这五种中，上面两条善恶都有，所以利害逆顺一并提及。悖逆这一条，专门陈述奸寇之事。札丧这一条，专门陈述凶祸之事。康乐这一条，专门陈述安泰之事。○郑锷说：职方掌管天下的地图，用来全面了解其中的利害。他的了解依靠地图，这里则记载在书中。查看地图可以知道地形，查看书籍可以知道事情。礼俗、政事、教治、刑禁，是诸侯所实行的，有的顺从有的违背，是指对于王国的法度，有的顺从有的违抗。不编为一书，就无法知道叛服的情况。悖逆、暴乱、作恶、犯令，是过恶已经显露。不编为一书，就无法知道罪恶的轻重。犹图，是说将有犯令的阴谋。然而犹有两个意思，已经这样却还这样，曾经犯令，现在仍然犯令，与图谋的意思不同。札丧、凶荒、厄贫，是诸侯所遭遇的变故。不编为一书，就无法知道远方百姓的忧患。康乐指百姓的快乐，和亲指邻国的交好，安平指国家的宁静。不编为一书，就无法知道诸侯国的治理情况。○李嘉防说：向君王回报使命，既然已经全面了解天下的变故，君王必定有处置的办法。○易氏说：上文用这五种事务处理其中的变故，是说这些事务都有缘故。顺着缘故来处理，那么这五种事务没有不举行的。这里特别说全面了解

译天下的变故，不像上述五种事物那样有具体事务可以治理。只要从其根本入手去治理就可以了。这五种事物虽然不同，但其根本都在于百姓。【李嘉防说：变故一定要探求其源流始末，才知道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郑锷说：大司徒所掌管的土地防务的五种事物，是以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来论述的。保章氏所掌管的补救政事的五种事物，是以天象、星象、土象、十二岁、五云、十二风来论述的。这里以赙助、补益、赒济、委积、槁葬、庆贺、哀吊为五种事物，又以五种文书为五种事物。大概不依附于具体事物的事物，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形体，无法把握。而能够执持依据的叫做“道”，至于那些可以操持并在事务中显现的，就可以命名为“物”，这是同一的道理，所以都称为五种事物。

译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

掌管九等仪制下的宾客接待，以及摈相的礼仪，以此告知仪容、辞令、揖让的节度。贾氏说：九仪就是大行人所说的九仪。郑锷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贵在有礼；行礼的时候，贵在有仪。所谓仪，就是俯仰揖让、进退周旋的仪容。保氏教导国子六仪，其中第二项是宾客的仪容，正是指这种仪制。李嘉防说：仪，就是礼的文采。孔子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连孔子都遵从周朝的文采，由此可知周公思考兼采三王之道来施行四项政事，对于仪礼文采尤为急切，所以说“周朝崇尚文采”。这种仪制既已设立，人情中的细微曲折在揖让仪容的节度中自然流露，自然就有士君子的行为，司仪的职责，只是专门掌管这些罢了。

郑康成说：“出迎宾客叫摈，入内赞礼叫相。”贾氏说：摈就是下文所说的交摈，相就是下文所说的只有上相入内的那种情况。郑锷说：“叫摈，叫相，是因为摈在门外，主要接待宾客；相在庙中，辅助行礼。”王昭禹说：“公、侯、伯、子、男作为宾，孤、卿、大夫、士作为客，大行人则辨别他们的命数等级爵位，而用礼相待；司仪则掌管他们的摈相礼仪罢了。”郑康成说：“以诏，就是用礼告知君王。”郑锷说：“行礼的时候，司仪掌管摈相的礼仪，以此告知君王仪容、辞令、揖让的节度，使动作符合礼制，达到盛德的极致。仪容是从形貌来说，辞令是从出语来说，揖让是从交接来说。”

总论

孙氏说：所谓宾客，不是列国的国君，就是他们的卿大夫。他们都是来朝享、来朝见我们天子的，而先王与他们讲求宾客之礼，如同对待敌国一样郑重。从今看来，六服之地的国君，各自按岁时赴朝觐、宗、遇的防制，而陪臣奉命入朝贡献功绩，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用委积、飱牵来等待他们，用郊劳、燕飨来宠幸他们，送迎一定到边境，而不怕麻烦；存问、吊唁一定按时进行，而不嫌频繁。先王治理天下国家，难道没有紧急的政事和重要的事务，却把国力耗费在这里吗？水心说：学者只认为这是揖让周旋的美好，不知道周公、召公经营天下的精神都汇聚在这里。参看《诗》《书》所记载的，那么唐、虞、夏、商、周三代治理国家，难道有丝毫未尽于人心的地方吗？大概他们得到天下未曾依靠智力和强力，他们守住天下未曾不依靠礼义。这个意思到了周朝衰微时，只有管仲知道，所以他说：“用礼招抚离异者，用德安抚远方人。德礼不改变，没有人不归附。”齐侯向诸侯修习礼制，诸侯的官员接受方物。孔子说管仲自身不遵循礼，那么礼就不能行于天下，所以称他为小器。孟子考察得不详细，因而也一并废弃了管仲，或许是没有深思吧。

将要会合诸侯，就命令修筑三层台阶的坛，坛旁四面各有一门。

郑康成说：会合诸侯，是指有事而举行防同之礼。王氏详说：古时天子巡守，诸侯入朝，都在国门之外筑坛，上面设置方明。天子祭祀它，大概是因为它是盟主。方明的制度，《觐礼》说：方明是木制的，方形四尺，设置六种颜色，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白、下黄，设置六种玉器，上圭下璧，东圭、南璋、西琥、北璜。然而不用苍璧黄琮，是因为主要祭祀日月之神。《典瑞》说：圭璧用来祭祀日月，是对的。查《觐礼》筑坛，各自根据其方位，春天则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日，在国都东面筑坛，夏秋冬也根据其方位，这是《觐礼》有坛的原因。查《朝事仪》，天子戴冕手持镇圭，插大圭，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日，退下后朝见诸侯，这是朝礼有坛的原因。这里说会合诸侯，是指大防同罢了。巡守的制度，也像防同一样，只是防同在国门之外筑坛，而巡守在方岳之下筑坛罢了。有事而防同，不协调而盟誓，这就是筑坛的原因。其制度为坛有三层，就是《觐礼》所说的深四尺的意思。大概从下向上称为深，挖地一尺，上面有三层，总共四尺。郑司农说：三成，就是三重。《尔雅》说：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说的是三重。贾氏说：命令筑坛三成，就是命令封人筑坛三成。王氏说：筑坛三成，就是分为三等，所谓公在上等，侯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宫旁一门，就是《觐礼》所说的宫方三百步、四面有门的意思。大概用土筑坛，坛外为宫，每面一门，就是四门了。郑锷说：君王所在之处，四方诸侯各自从其方位进入，也有开辟四门的意味。朝觐都有坛，而这里说会合诸侯，大概是因为会合诸侯的礼重大，而坛的礼仪特别用来施行将币之礼。至于聘礼的坛，则在未入境时筑壝，没有宫，也没有尺寸规定，只是象征而已。这就是聘礼所说的入境一肄为壝，没有宫的情况。春秋之时，会合诸侯的礼仪不在天子而在诸侯，昭公四年，楚子会合诸侯于申，而椒举引用六王二公的事情作为证据，其僭越太严重了。筑坛的礼仪，不朝见天子而朝见诸侯，襄公二十八年，郑伯到楚国，住宿不筑坛，而子产认为大国去小国则筑坛，有五种美德，因此作

译筑坛。用来彰显其功绩，由小到大，有五种弊端。如果筑坛用来彰显其灾祸，这就知道《春秋》中诸侯所筑的坛，又不同于祭祀方明的坛了。只是《春秋》中诸侯筑坛，仅作为馆舍罢了，这与司仪的礼仪，意思更加相远了。所以杜预注说：“诸侯到达敌国，在郊外清除地面，堆土筑坛，用来接受郊外的慰劳。”

译命令王仪面向南方接见诸侯。对庶姓行土揖，对异姓行时揖，对同姓行天揖。郑康成说：王已经祭祀方明，诸侯的上介都捧着他们君主的旗帜，放置在宫室中，于是命令王登上祭坛。诸侯都靠近他们的旗帜站立。诸公在中阶之前，面朝北，以东为上；诸侯在东阶之东，面朝西，以北为上；诸伯在西阶之西，面朝东，以北为上；诸子在门东，面朝北，以东为上；诸男在门西，面朝北，以东上【○贾氏说：这都是《明堂位》中周公朝见诸侯的礼仪】○黄氏说：所谓的觐礼，不下堂而接见诸侯，大概就是指这个时候。诸侯集体朝见，不设立宾主。《春秋》传中说：朝见是为了端正班爵的意义，遵循长幼的顺序，在这里可以看出来。郑康成认为四季的朝见都这样，那就不对了。现在的觐礼，从天子建造宫室以前，都是秋觐。没有礼敬山川丘陵的事，又郑康成说已经祭祀方明，王登上祭坛接见诸侯，这也与觐礼不同。疏家说王走下祭坛揖让诸侯，尤其错误【觐礼从到达郊外，王派人用璧劳问，是秋觐。从诸侯觐见天子建造宫室时，是防止殷同之礼。郑注也是这样】○贾氏说：诏，是告诉。是说诸侯各自就位站立，王在祭坛上也站立，司仪于是告诉王走下祭坛，面向南方接见诸侯，于是向他们作揖【○郑锷说：至于王，则没有什么时候不是面向南方的】○郑康成说：王向他们作揖，是为了确定他们的位置。庶姓没有亲属关系。土揖，是推手稍微向下。异姓，是姻亲。时揖，是平推手。天揖，是推手稍微向上【○李嘉防说：上揖不举手，从地而起，揖的时候时揖则稍微举手，从地而起，天揖则高高举手，从地而起。○王昭禹说：庶姓、诸侯、异姓、同姓，则是王的亲属。异姓比庶姓亲，同姓比异姓亲，所以他们作揖的礼仪有隆杀如此】○郑锷说：诸侯中有庶姓，有异姓，有同姓。王向他们作揖的礼仪，想要适中，所以有土揖、时揖、天揖的区别。土揖，就像现在人俯身致恭，手到地。时揖，不高不下，适中，正如天道运行，平分为四时。天揖，天位在上，举手作揖，举而上。土揖，是卑下致恭。时揖，是得礼之中。天揖，是尊贵而不屈【○刘执中说：土揖庶姓，是向贤者致恭；时揖异姓，是平见姻族；天揖同姓，是覆盖庇护其宗族。土所以养育，时所以生成，天所以覆盖】王接待下属想着恭敬，礼仪统一而已，现在对庶姓则土揖而俯身，对异姓则时揖而直身，对同姓则天揖而仰身。作揖以完成礼仪，而有三种等级的区别，恐怕不是接待下属的方法。先儒说这个《司仪》诏：“王走下祭坛揖让诸侯，只是根据作揖的仪容，从下到高而已。”由此说来，三成之坛，三姓之位，而有王三种作揖的区别，大概是因为坛的高低而为此上下之节吧？《司士》治理朝堂的礼仪：“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者，是接待群臣的礼仪。这是接待诸侯在坛坫之上，各自辨别其等级，所以与他们不同。

等到他们由摈者引导，各自按照他们的礼仪，公在上等，侯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

郑康成说：“是说拿着玉而向前朝见王。摈者引导他们各自按照他们的礼仪，是说摈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是所说的奠玉的地方。祭坛三成，深四尺，则一等一尺。祭坛十二寻，方九十六尺，则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吧【○贾氏说：“上二丈四尺为堂，王站立的地方，并祭祀方明的地方。”○王氏详说：“每等两厢各丈二尺，作为诸侯奠玉的地方，共九十六尺了”】诸侯各自按照他们的等级奠玉，走下拜，升成拜，显示臣子的礼仪。然后升堂授予王玉【○贾氏说：“公奠玉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拜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拜于地。及升成拜，都在奠玉的地方”】

王氏详说：这是以爵位的尊卑而为之等杀。防同受贽、受享，都在坛【○黄氏说：这是行朝礼，郑以执玉前见王是对的。觐礼四传摈，大概王升坛，诸侯位在坛下，王摈四旁，传摈无所特为。这是各有摈为宾主，所以说“及其摈之及及此时也”。司仪掌九仪宾客摈相之礼，大概不独指防合诸侯时，当时在国朝享礼食通掌之。大行人朝位，宾主之间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摈者五人、四人、三人，是为上中下等。郑言坛之奠玉处非】

其将币亦如之其礼亦如之

郑康成说：将币是享。○郑锷说：已经奠玉，则拜而献其国之所有以为币。其献也，亦于其等，所以说“亦如之”。已经将币，则王祼以郁鬯。其祼而礼之，亦各于其等，所以说“亦如之【○黄氏说：三享，再祼，一祼酢不酢，已见《大行人》。《大行人》掌其

译礼书规定，司仪掌管传赞和傧相，用以宣告仪容、辞令、揖让的节度，而说“亦如之”，意思是传赞的人各自按照其礼仪，也像上面所说的三等那样。郑玄说将币分为三等，也是指坛有三层，恐怕注疏家于是用来证明这一点是不对的。将币当时在宗庙，这就是所说的坛、壝、宫。开始会合登上坛见诸侯，称为觐，于是施行朝见和献享的礼仪，虽然其细节不可考证。至于说因为坛有三层就分为三等，那一定不是这样。当时在宗庙，其礼仪也分为三等。

译天子举行燕礼，则诸侯中头发花白者居上位。

郑锷说：朝见和献享的礼仪已经完毕，天子举行燕礼来显示慈爱恩惠，于是挑选头发胡须变白的人，让他们坐在上位，以此来彰显尊重老人的礼制。朝礼是尊重尊贵者，行人只谈论享礼、防礼而没有提到燕礼，这里特意提到燕礼，大概是因为国家的正式礼仪中，有享礼和食礼，就一定有燕礼，可以知道这是在国都寝宫举行的防礼，用来显示恩惠。燕礼是亲近亲属、尊重长者，而提到“毛”（指毛发变白），是因为血气衰退则毛发变色，尊重老人的礼制应当以年龄大小作为高低标准。现在通过燕礼来崇尚恩惠，所以只以年老且毛发发生变异的人为上位。人也有早衰而头发先白的，也有年高而头发尚黑的。如果只选取毛发变白的人来尊重他们，那么早衰而发白、年龄尚小的人，或许就会排在年长者之上。我认为诸侯的“毛”，也是以年龄为尊。

黄氏说：“当诸侯入朝见天子时，为他们举行朝礼，其中蕴含着尊重尊贵者的教化；为他们举行燕礼，其中蕴含着尊重老人的教化。在朝礼中，公爵在上等，侯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各自按照他们的礼仪安排摈相，这是尊重尊贵者。在燕礼中，公爵三次燕饮，侯伯两次燕饮，子男一次燕饮，各自按照年龄安排座位，这是尊重老人。尊重尊贵者，是礼；尊重老人，是仁；尊重贤能者，是义。爵位、年龄、德行，同为天下通行的尊贵标准，而仁德对于天下来说，尤其不可片刻废弃。所以四代（夏商周汉）的燕礼，有的尊重爵位，有的尊重德行，有的尊重年龄，有的尊重亲属，各自根据所尊重的方面来施加礼遇。然而不按照爵位的高低、德行的大小来排列次序，只是按照年龄排列罢了。崇尚年龄，是仁；崇尚老人，更是仁的极致。”

凡是诸侯互相作为宾客，

郑锷说：这是记载诸侯国之间的礼仪。诸公互相作为宾客，是指那些爵位同为公爵的人，相互交往而成为宾主。

主国提供五次积（物资储备），三次问候，都三次推辞，然后拜谢接受，都采用旅摈（直接陈述）的方式，两次慰劳，三次推辞，三次作揖，登堂拜谢接受，拜送使者。

郑锷说：积是用来供给费用的，数量是五次；问是用来问候久别的情况，数量是三次。这两种礼仪都三次推辞，然后拜谢接受，感激他们供给的恩惠，以及问候的礼节。郑康成说：旅读作鸿胪的“胪”，是陈述的意思。宾客的副使九人，使者七人，都陈列摈相的位置，不传递言辞。宾客的上介出来请见使者，就在前面相对的位置，都对应着末摈。郑锷说：在致送积和问的时候，宾主都采用旅摈的礼仪。旅摈是不上下相传，直接由宾客和上摈相对而语，不是交摈。两位君主相见则用交摈，这里只是派遣卿大夫来致送，臣道卑微，直接相对就可以了。贾氏说：两次慰劳，一次在边境，一次在远郊，都派遣卿。近郊的慰劳，应当由主君亲自进行。郑康成说：三次作揖是指在庭院中的时候。郑锷说：三次作揖，是入门时作揖，在曲处作揖，在碑前作揖。登，是登堂。拜受，是接受慰劳。拜送，是送使者回去。王昭禹说：慰劳的礼仪重于问候的礼仪，不仅仅是拜谢接受而已，在使臣返回时，又跟着拜送。易氏说：重视主君的命令。郑康成说：这是从来到离开的礼仪数量如此。

主君在郊外慰劳，采用交摈三次推辞，乘车迎接并拜谢屈尊，三次作揖三次推辞，拜谢接受并乘车送行，三次回身再次拜谢。

郑锷说：宾客到达近郊，主君亲自出郊慰劳，于是有交摈的礼仪。宾客陈列九位副使，主君在门外陈列五位摈相。上摈传递言辞给承摈，承摈传递给末摈，末摈传递给末介，末介传递给承介，承介传递给上介，上介传递给宾客，宾客又传递给上介，上介传递给承介，承介传递给末介，末介传递给末摈，末摈传递给承摈，承摈传递给上摈，上摈入内禀告，这叫做交摈。摈相传递言辞完毕，就三次推辞君主的慰劳而不接受。推辞不被允许

译礼毕，宾客于是乘车出门去迎接主君，拜谢主君屈尊降临自己这里。○贾氏说：三揖，就是《聘礼》中入门时在曲处和碑处行三次揖礼。○郑康成说：三次辞让，重要的先辞让，先辞让对方依礼从外面而来，后辞让登堂。○王昭禹说：三次揖礼是用来表达恭敬，三次辞让是用来表达谦逊，然后才拜谢接受礼物。【○贾氏说：拜谢接受，是宾客再次拜谢后才接受礼物，主君也应当拜谢送别，只是文中省略了】○郑锷说：慰劳完毕，才出车去送主君，三次退让并辞让，然后再次拜谢而告别。【○贾氏说：乘车送别，是宾客乘车出门靠近主君，如果打算远远送行，就三次退让辞让，再次拜谢，是宾客看到主君辞让后再次拜谢送别主君】○郑康成说：乘车送迎的礼节各自按照等级，那么诸侯公九十步，站在车轵处。

译安排馆舍也如同上述礼仪。

郑康成说：“馆，是馆舍。”○郑锷说：“客人到达之后才安排馆舍，国君又依礼亲自去安置，其礼仪也如同在郊外慰劳一样。”○王氏《详说》说：“诸侯对于天子，安排馆舍时，起初并没有赠送赐舍的礼节，只是提供馆舍而已；至于诸侯之间互为宾客，则有赠送馆舍的礼节。”按《觐礼》说：“赐给伯父馆舍。”贾氏认为：“说赐给馆舍，是因为天子尊贵至极，所派遣的使者，大概是司空吧？只是派人传达命令去安置，起初没有束帛，而诸侯接受馆舍，还像接待使者那样用束帛和乘马，这是为了尊重天子的使者。”传达命令安排馆舍的是司空；视察馆舍的是小行人。这里《司仪》说：“安排馆舍也如同上述礼仪，紧接着主君在郊外慰劳之后。”由此可知是国君亲自去安置。然而郑氏必定知道是由大夫授予的，因为《聘礼》中大夫率领到达，是由卿去安置馆舍的。只是《聘礼》中由大夫将馆舍授予臣下，这里诸侯互为宾客，既然国君亲自安置馆舍，那么授予馆舍的应当是卿，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馆舍礼仪稍有差异的原因。

赠送飱食如同赠送积粮的礼仪。

郑康成说：飱，是食物。小礼叫飱，大礼叫饔饩。○郑锷说：宾客已经进入馆舍，于是赠送小礼，叫做飱。飱，是晚餐。是说它微薄而少。其礼仪与刚来时赠送五种积粮的礼仪相同，大概是派遣大夫，所以三次推辞后拜受，由众摈者陪同而已【○王氏《详说》说：郑氏必定知道赠送积粮、赠送飱食是由大夫执行的，因为《聘礼》中派宰夫穿朝服设置飱食，而积粮的牵送参照飱食。只是《聘礼》中由大夫将积粮、飱食授予其臣下，这里诸侯互为宾客，国君既然亲自赠送饩礼，以及送飱食和积粮，应当派遣卿，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赠送礼仪稍有差异的原因】

等到将要献上玉帛时，双方摈者交替传辞，主君三次推辞，宾客乘车迎上前去拜谢主君屈尊，主君乘车前进，宾客答拜。

贾氏说：币就是圭璋。○王昭禹说：将币，是宾客向主君献享。○郑锷说：在宗庙中将要献上玉帛时，必定由摈者交替传辞，主君三次推辞，那献上玉帛的礼仪，是宾客出车迎上前去，拜谢主君的屈尊；宾客的车前进，答拜主君的迎接。○贾氏说：摈者交替传辞三次推辞，乘车迎上前去拜谢屈尊，宾客的车前进答拜，这些都在主君大门外进行。○王氏《详说》说：主君在郊外慰劳时，有乘车迎上前去拜谢屈尊的事；将要献上玉帛时，又有乘车迎上前去拜谢屈尊的事。乘车迎上前去拜谢屈尊，文字虽然相同，道理却不同，这又显示出宾客与主君交替互为宾主。当在郊外慰劳时，宾客是主人，而主君是宾客，所以宾客以主人的礼仪，乘车迎上前去拜谢主君的屈尊，是拜谢主君远出；等到在宗庙中献上玉帛时，主君是主人，而宾客是宾客，所以主君以主人的礼仪，乘车迎上前去拜谢宾客的屈尊，是拜谢宾客远来。

三次作揖，三次谦让。

项氏说：主君三次作揖，宾客三次谦让。○杨谨仲说：公朝见天子的礼仪，距离门九十步。现在《司仪》是诸公互为宾客，而注解说相距九十步，作揖让宾客前行，这是君臣的分别，不是敌国之礼。既然说乘车迎上前去拜谢屈尊，宾客拜谢答拜，那么宾主相互拜谢，不应在九十步之外。大概三次作揖，是让行；三次谦让，是让入门。在宗庙后的三次作揖，是让分左右。

每道门只有一位相礼者跟随，到了宗庙只有上相进入。

郑康成说：相，指主君、摈者以及宾客的副使。称为相，是因为在门外传辞。入门应当以礼劝勉辅助。○郑锷说：每道门到一门就停止，停止是说断绝行列走在后面。到了祖庙则只有上相进入，因为劝勉辅助礼仪事务不能停止【○贾氏说：每道门只有一位相礼者跟随，已经入门回身向东，到了祖庙的时候，祖庙西边仍有两座庙，因为诸侯有五个庙，始祖庙在中间，两厢各有两座庙，各自另设院落，就有两道门，门旁都有南北隔墙，隔墙都通门，所以才有每道门。上相进入，就是上摈、上介，上介跟随国君后面与大夫、士介成雁行在后面，知道不是全部进入而是断绝行列走在后面的，是因为《聘礼》中副使都进入庙门，在门内西北面西上，所以知道这里国君的副使也进入庙门，在门内西北面西上，所以说断绝行列走在后面，后面也进入庙】王氏说：每道门只有一位相礼者跟随，是为了将在宗庙致敬；到了宗庙，只有上相进入，是为了致敬。

宾客三次作揖，三次谦让，登阶，再拜，献上玉帛，宾客拜谢送币。

贾氏说：三次作揖，也是指入门作揖，在曲处作揖，在碑前作揖。说三次谦让登阶，是到了台阶主君让宾客，宾客让主君，这样三次，主君先登阶。○杨谨仲说：这三次作揖是让分左右。主人入门向左，客人入门向右。客人如果降等，就走向主人的台阶，主人坚决推辞，然后客人再走向西阶，这就是至于三次作揖的原因。三次作揖就让登阶了。说登阶而先说再拜受币，后说宾客拜谢送币，那么三次谦让之后，主人先登阶而宾客后登阶就可以知道了。○黄氏说：宾客谦让不敢登阶，好像要在堂下完成礼仪。登阶后，主人再拜拜谢宾客，直到宾客才献上玉帛，主人接受，宾客于是拜谢送币。说宾客拜谢，是见上面作为主人拜谢。郑玄改授为受，不必【○王昭禹说：不说受而说授，是因为主君对宾客授币则拜而受之】○贾氏说：宾客拜谢送币，是宾客已经献上玉帛于是退下，向西阶上北面拜谢送币然后下阶。○王昭禹说：主君拜谢授币

译尊崇其所祭祀的对象；宾客拜送礼物，是向所祭祀的对象表达敬意。

译总论

王氏《详说》说：五积三问，说的是三次推辞，而不说三次作揖。再劳郊劳，说的是三次作揖，而不说三次谦让。等到拿着礼物时，在乘车迎接、拜谢屈尊的时候，说三次推辞；在每扇门只有一位相礼官的时候，说三次作揖、三次谦让；在登堂、再拜、接受礼物时，又说三次作揖、三次谦让。郑氏以前所说的“三揖”，是指在相距九十步之间作揖，请对方前行。贾氏以后所说的“三揖”，是指在入门时作揖、在堂前弯曲处作揖、在碑前作揖。这两家的说法最符合礼制的本意。因为在乘车迎接之后，还没有进入宗庙大门，此时作揖的地方，是在宾客和主人的朝位之间，难道不应该用“作揖请前行”来解释吗？所以这里的“三揖”是指作揖的次数有三次。在作揖请前行之后，就已经进入宗庙大门了，此时作揖的地方，是在门、堂前弯曲处和碑之间，难道不应该用“作揖请进入”来解释吗？所以这里的“三揖”是指作揖的地方有三处。虽然字相同，但道理却不同。事情不同就称为“辞”，事情相同就称为“让”。在每扇门只有一位相礼官时说到“让”，是指与入门时必定谦让相同。在登堂、再拜、接受礼物时说到“三让”，是指与升堂时必定谦让相同，这难道不是事情相同而称为“让”吗？至于五积三问则说“三辞”，是指推辞堆积的礼物和询问。再劳则说“三辞”，是指推辞慰劳和赠送礼物。主君则说“三辞”，是指推辞以礼来到郊外。拜受则说“三辞”，是指推辞升堂接受慰劳。拿着礼物则说“三辞”，是指推辞在宗庙门外乘车迎接。乘车送行则说“三辞”，是指推辞在宗庙门外乘车送行。“辞”和“让”两个字，在对比文中是这样，在散文中则不然。《礼记》说：不推辞谦让就应对，是不符合礼制的。

每事如初

郑锷说：“宾客向主君赠送礼物，就再拜后赠送。每次赠送礼物，礼仪都相同，称为‘每事’，大概是因为有三次享礼的缘故。”【黄氏说：“查国客授予礼物时不说‘每事如初之仪’，怀疑享礼都应当出来再进去，裸礼也是这样。《春秋传》记载晋侯出入三次觐见，王享礼命令他宥，其节奏也是这样，所以说‘每事如初’，正是指享礼。”郑康成说：“指享礼和宥礼。”】

宾【音摈】亦如之

黄氏说：郑玄认为“宾”应当是“摈”。国客的宾使者，也担任摈相。上级对下级称为“礼”，平级之间称为“摈”。这里指裸礼，恐怕是这样。宾是以宾客之礼相待，遇到就是义。就像五州为乡，让他们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一样。虽然不改字，也讲得通。【王氏《详说》说：诸侯对于天子，天子再裸而酢，是用来礼遇上公的。一裸而酢，是用来礼遇侯伯的。一裸不酢，是用来礼遇子男的。他们的裸礼，是以礼来论说的。诸侯之间互为宾客，他们的裸礼，是以摈相来论说的。大概对于主人称为“礼”，对于平级称为“傧”。《礼器》说：诸侯互相朝见，灌礼用郁鬯。这是诸侯有灌礼。不说“礼”而说“傧”，查《聘礼》说：赐给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接受傧相的束帛和四匹马。这是侯氏对天子使者称为“傧”，他们互相行礼也称为“傧”，很明显了。这就是裸礼稍微不同的原因。】郑锷说：傧相也是三次作揖、三次谦让。易氏说：是指仪容辞令、作揖谦让的节度，都如同拿着礼物时的礼仪。

及出车，送三，请三，进再拜，宾三还，三辞，告辟【音避】

郑锷说：等到朝见和享礼完毕，送出主君，用车送宾客，就三次向宾客请求，请求留下不要走。另一种说法是请宾客登车，自己用车送行。宾客不敢留下，主君一进，进到三次，那么宾客出去也很远了，就再拜后送他。宾客见到主君的一次请求，就一回车推辞，三次推辞后告知避让，说自己应当离开，不敢留下。王昭禹说：凡是说三次谦让、三次推辞、三次避让的，有所不敢前进就谦让，有所不敢接受就推辞，有所不敢担当就避让。

致饔饩，还圭飨食，致赠，郊送，皆如将币之仪。

王昭禹说：熟食称为“饔”，可以吃的东西生气还在，称为“饩”。郑锷说：致送饔饩，是盛大的礼仪。熟肉一牢，生肉二牢，活牲二牢，就亲自前往致送。王昭禹说：还圭，是指宾客享主君，用圭来传达心意，完毕后就把圭归还给宾客。【郑康成说：聘礼用圭璋是礼，享礼用璧琮是财。已经聘问后归还圭璋，是轻视财物而重视礼仪。郑司农说：公子重耳接受饭食，返回璧玉。】飨以饮酒为主，食以吃饭为主。致赠，是指宾客离开时赠送财物。郊送，是指主君亲自送宾客到郊外。他们迎接送行、作揖谦让、推辞接受的节度，都如同拿着礼物时的礼仪。郑康成说：这六种礼仪中，只有飨食是快速邀请宾客的，其余主君都亲自前往。亲自前往时，宾客作为主人，主君作为宾客。君主如果有事，不亲自飨食，就派大夫用酬币、侑币去致送。

王氏《详说》说：诸侯对于天子，致送积粮、致送饭食，就派大夫致送饔饩；归还圭玉以及致赠、郊送，就派卿。诸侯之间互为宾客，就致送饭食、致送积粮，派大夫去致送罢了。他们的致送饔饩以及归还圭玉、赠送礼物，都亲自前往。查《聘礼》说：“君主派卿归还活牲”，又说：“君主派卿在馆舍归还圭玉”。派遣卿去归还活牲、归还玉给诸侯的臣子，那么对于他们的君主必定亲自前往了。这《司仪》中致送饔饩、归还圭玉、飨食、致赠、郊送，

译如果按照赠送币帛的礼仪，正是为了体现其中包含三次辞让、三次作揖的礼节，这难道不是亲自前往吗？

译宾客行拜礼，拜受饔饩，拜受飨食。

郑司农说：“所谓宾客行拜礼，是指陈述宾客应当行拜礼的礼仪。应当行拜礼的，是拜受饔饩，拜受飨食。”○郑锷说：“主君致送的礼物，其隆重程度有六项。宾客用来答谢的，只答谢其中最厚重的礼仪罢了。饔饩、飨食，都是礼仪中最为隆重的。宾客将要离去时，就答谢这三项礼仪罢了。其余如归还圭玉、致送赠礼之类，就不必答谢了。”

宾客随后与主君都依照主国的礼仪行事。

郑锷说：郑司农认为“继”是回复主君礼仪的意思，郑康成认为主人礼仪费用已经很多，不是宾客所能回报的，于是将“继”改为“傧”。“傧”就是报答；所谓摈相，是在主君郊外慰劳、安置馆舍、赠送饔饩、归还圭玉、致送赠礼、郊外送行之时，主君亲自到场，宾客作为主人，主君作为宾客，所以必须行摈相之礼。将报答称为“傧”，是因为地位对等者称“傧”的缘故。摈相的礼仪与主国相同，只是不想超过主人罢了，然而有改动字句的嫌疑，其实不必改动也可以。○易氏说：先王制定礼仪有施予有报答，而施予与报答也有轻重的区别。正因为有施予有报答，所以宾客才有回复主君礼仪的行为；正因为施予与报答想要相称，所以宾客的报答不能像主君的礼仪那样隆重，只是依照王国的礼仪罢了。大概主君派遣卿在边境慰劳宾客，必定会赠送财物，所以有拜受之礼。那赠送财物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觐礼》考察，宾客到达郊外，天子派人穿着皮弁拿着璧玉慰劳，这是天子慰劳宾客的礼仪，由此可知诸侯慰劳宾客也是用财物。这所谓的主国礼仪，难道往来交际时回报的礼仪费用像市井交易那样吗？○郑康成说：礼仪，是指玉帛、皮张和马匹。

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间互为宾客时，各自依照自己的礼仪相待。如同诸公的仪节。

郑锷说：“侯、伯、子、男互为宾客，各自依照自己的礼仪，遵循其命数的高低，依据其国家的大小，所用的物品不与诸公相同【○贾氏说：五等诸侯以命数分为三等，其圭璋、饔饩、飱食、积贮、步数、摈介都依次递减，详细记载于《大行人》和《掌客》篇】至于揖让、辞谢、接受等仪节，没有什么不同。大概礼仪是用来确定名分的，仪节只是交际时的容貌举止罢了。

诸公的大臣之间互为国家的客人。

郑康成说：是指互相聘问。○郑锷说：这是记载诸侯国家中大臣的礼仪。公国的大臣来聘问，公国之间互相作为客人，所以说互为国家的客人。君主尊贵，所以用“宾”来称呼，称为互为宾客；臣子卑微，所以用“客”来称呼，称为互为客人。○王氏详说：上面说诸公，这里说诸公的大臣，都是举出公来代表诸侯、伯、子、男。《玉人》篇说：刻有纹饰的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用于下聘。这是举出上公的大臣罢了。上公以九为等级，而大臣降低一级，举出上等以及中等和下等。

那么三次积贮都三次辞谢后拜受。

王昭禹说：诸侯有五次积贮，其大臣比君主低两个等级，所以是三次积贮【○贾氏说：三次积贮是指在路途中的礼仪，在路馆致送，也有用束帛致送的】○郑锷说：客人刚到，那么三次积贮都三次辞谢，然后拜受，不说登堂接受，是因为在庭院中接受【○贾氏说：知道在庭院中接受，是因为上面诸公那里就说“登”，登是指登堂，这里不说登，所以如此】

总论

王氏详说：诸公的大臣作为客人，与诸公作为宾客，在慰劳、问候、积贮、享礼、进食、牢礼、朝位、宾主步数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上公提到积贮、问候，而这里提到积贮，不提到问候，并不是不问候。主君在赠送财物之后，是问候聘问者的大夫罢了。查《聘礼》说：“进入大门内，公问候君，宾客回答，公再拜。”就是这样，所以这里下文说：“走出中门外，问候君。”大概庙中有中门，有大门，中门外，就是大门内。至于侯、伯的大臣，那么就不致送积贮了。因为《聘礼》是以侯、伯的大臣为说的，而最初没有积贮的事。难道没有禾米薪刍吗，只是没有用束帛致送罢了。侯、伯的大臣如此，子、男就可以知道了。

等到大夫在郊外慰劳，行旅摈之礼，三次辞谢，拜谢劳苦，三次谦让，登堂听命，下堂拜受。贾氏说：查《聘礼》，这也是在近郊慰劳。○王氏详说：上公在第二次慰劳时称主国，在郊外慰劳时称主君，这里说大夫郊外慰劳，大概上公在近郊慰劳、远郊慰劳都派遣卿大夫，诸公的大臣，则派遣大夫和士罢了。查《聘义》，君主派遣士在边境迎接，大夫在郊外慰劳，那么就是主君不亲自慰劳。上公的大臣如此，侯、伯就可以知道了。○郑锷说：等到派遣大夫来而在郊外慰劳，就实行旅摈的礼仪【○黄氏说：查诸公互为宾客，地位对等，则行交摈；不对等，则行旅摈。大夫虽然对等，也行旅摈，不敢比拟君主。后郑认为旅摈都是陈列摈位，不需要传辞，恐怕是对的，但不必将“旅”改为“胪”。诸公的大臣初作为国家客人，在庙中赠送财物，旅摈也是因为不对等。诸公互为宾客，大夫第二次慰劳不行摈礼，主君将亲自慰劳，大夫不陈列介者，客人也不陈列。大臣作为国家客人，积贮也不行摈礼。查《掌讶》篇说委则致积，那么国家客人不派遣使者。国家客人大夫在郊外慰劳行旅摈，主君不出，使者代替君主陈列介者而致送，其义理恐怕应当如此】○王氏详说：上公在积贮、问候时称旅摈，在赠送财物时称交摈，在郊外慰劳、赠送财物时都称旅摈，而积贮又

译不提及摈者，又是为了显示礼仪的减杀。然而查考《聘义》，由介绍人传达命令，这难道是双方都使用摈者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说宾客来到最后阶段，副使向下对上傧传达本国国君的命令，并不是说可以传达自己个人的言辞。上公的臣子尚且如此，侯、伯的臣子就可以推知了。○郑锷说：三次推辞不敢承受辛劳，而拜谢使者屈尊前来带来的劳辱。【○贾氏说：三次推辞并拜谢劳辱，是因为宾客从馆舍内走出大门，拜谢使者屈尊将命令带到外面来。○王昭禹说：国君乘车迎拜劳辱，所以臣子就步行拜谢劳辱，而不乘车】

译贾氏说：“三让，是让客人升堂。登上厅堂，听使者传达主君慰劳问候的命令。”王昭禹说：“听命完毕，于是下堂拜谢，然后登堂接受主君的命令。”郑锷说：“又登堂接受郊劳的礼物。听命和受礼都登堂，是尊重主君的命令并表达敬意。”王氏详说：“上公的记载说‘再劳、三辞、三揖、登拜受’，而这里说‘登听命、下拜登受’，这是因为上公在堂上接受慰劳，在堂上拜谢接受；上公的臣子在堂上接受慰劳，听命之后，下到庭院拜谢，然后登堂接受。至于侯伯的臣子，则又在庭院接受慰劳了。查考《聘礼》：宾客作揖至门内，慰劳者传达命令，就不在堂上接受慰劳。侯伯的臣子如此，子男的臣子可想而知了。”

宾客（傧）使者，如同之前的礼仪，等到退下拜谢送行。

郑康成说：“‘宾’应当是‘傧’。慰劳用束帛，傧见用束锦。”贾氏说：“使者传达命令完毕，礼仪结束出门，宾客用束帛傧见使者，如同之前行慰劳礼时的仪节。先前是宾客接受礼物，现在是使者接受礼物，接受礼物的人虽然不同，威仪则相同，是敬重主君的使者。”郑锷说：“使者退下离去，客人拜谢送行。”

致送馆舍的礼仪如同之前。

易氏说：“查考《聘礼》，宾客到达，派大夫率领前往，馆卿致送馆舍，其旅摈（引导人员）随之到达，登堂接受，也如同郊劳的礼仪。”

王氏详说：“上公的记载说‘致飱如同致积’，这里不说致积，是因为上公的臣子有三积，难道不致积吗？只是积参照飱，承上文说致积，所以体现其致飱。上公的臣子就不再致飱了，不是没有飱，只是摆设而不以束帛致送罢了。”查考《聘礼》：“宰夫穿朝服摆设飱，又说飱不致送，宾客不拜谢；不致送就不拜谢了。”说的是侯伯的臣子飱不致送，举其中一例来体现上下等级的区别。

等到将送礼物，旅摈三次辞让，拜谢迎接客人，回避三次作揖，每道门只有一位相礼，到了庙里只有主君的相礼进入。

贾氏说：“将送礼物也是指圭璋。”郑锷说：“将送礼物是用来享献主君的。”旅摈三次辞让，也是指在主君大门外，主君陈列五位摈者，客人陈列七位介者，不传递辞令。郑锷说：“客人是臣子，所以不交摈，不敢与主君对等。”三次辞让，是辞让主君以对待大客的礼仪太过隆重，拜谢迎接客人并回避，是主君派上摈接纳宾客，宾客进入大门，主君在大门内面向南拜谢宾客。郑锷说：“三次辞让将送礼物的礼仪，辞让不过，就拜谢迎接客人。”因为使者奉君命而来，不敢承受拜谢，所以退避主君的拜谢。郑锷说：“客人不敢承受主君的迎接，就退避。”

王氏详说：“上公的记载说‘车迎拜辱宾客，车进答拜’。这里说‘拜迎客人回避’，是因为上公有车迎的礼仪，上公的臣子则只是拜迎而已。上公有答拜的礼仪，上公的臣子则回避而不答拜，不敢承受主君的尊贵。”查考《聘义》：“主君在大门内拜迎，而在庙里接受，面向北拜谢馈赠，拜谢君命的屈尊。”这是拜聘君，不是拜使者。所以拜迎、拜受、拜问，主君拜问大夫，都回避而不答拜，这也如同《聘礼》中“宾客再拜慰劳，不答拜”，与礼仪中不答拜的情况不同等级。贾氏说：“三揖，也是作揖让客人前进。”郑锷说：“客人进而入门，就三揖。宾主各有介者，每道门各只有一位相礼。等到行礼，就只有主君的介者进入，客人的相礼不进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客人是臣子。既然以臣子的身份自处，所以不敢用相礼，嫌与两君对等。”

王氏详说：“上公的记载说‘每门只有一位相礼，到了庙里只有上相进入’，这里说‘每门只有一位相礼，到了庙里只有主君的相礼进入’，是因为上公九命，上公的臣子则七介。上公的上介派卿，上公的臣子上介派大夫，上相就是上介。查考《玉藻》：君主入门，介者拂过门栓；大夫在门楔与门栓之间，士的介者拂过门楔。公事从门栓西侧，私事从门栓东侧。郑氏说枨是门楔。君主入门必走门中间，大夫、士的介者雁行于后，表示不相沿袭。君主若迎接聘客，摈者也如此。只有主君的相礼进入，那么自己的上相就不雁行而入了。”

三次让客人登堂，拜谢客人三次回避，授予礼物下堂出去，每件事都如同之前的礼仪。

贾氏说：“三次让客人登堂，是主君与客人一同登堂，这是从客人的角度说的。拜谢客人三次回避，是主君在阼阶上面向北拜谢宾客，欢喜至此堂，并拜谢接受礼物，客人三次退避背靠屏风，不敢承受主君的拜谢。”王昭禹说：“三次回避主君的拜谢，然后以君命授予礼物给主君。授予礼物完毕，就下堂出去。”易氏说：“这与诸公拜送礼物不同，是不敢承受主君的缘故。”郑锷说：“称为每件事，是事事都如同之前的礼文。”郑康成说：“每件事指享献及有言。”王昭禹说：“也与诸公拜送礼物之后说每件事如同之前相同。”

等到行礼，私下见面，私下献礼，都再拜稽首。主君答拜。

贾氏说：“这三者都在聘问之日进行，所以一并提及。”吕氏说：“《聘礼》，宾客完成聘问之事，请求觌见，摈者入内报告，出来辞让，于是请求礼遇宾客，宰夫撤去几案，铺设筵席，主君出迎宾客，入内拜谢送醴，这是主君亲自礼遇宾客。”贾氏说：“《聘礼》礼

译宾客使用醴齐，这与国君所用的郁鬯不同。宾客完成聘问之事后，捧着束帛，请求拜见，这就是所谓的“私觌”。宾客穿着朝服，去拜问卿大夫，在传达完国君的命令后，退出，宾客面向卿大夫呈上拜见的礼物，这就是所谓的“私面”。国君的命令没有下达让使者去见，臣子不敢以私人的身份去见他的国君，等到卿大夫完成了国君委派的事务，才得以表达私人的敬意。私觌是拜见国君，私面是拜见卿大夫。有人把私面解释为拜见国君，大概是因为分开来说，就有拜见国君和拜见卿大夫的区别，这篇文献以及《聘礼》中所说的私觌、私面就是如此。如果合起来说，那么私面也就是私觌，也可以理解为拜见国君。比如《司仪》中各国公卿的臣子作为国君的宾客，进行私面、私献，楚公子弃疾拜见郑伯时献上八匹乘马，这就是对国君进行私面【○王氏详说曰：私觌、私面所用的礼物，都是使者自己的财物。因为《聘礼》中只有国君、夫人聘享以及询问大夫聘问的礼物，交给使者的记载，没有看到有交给宾客和副使用于私觌、私面的礼物。至于赠送的礼物如同私觌的礼物，《聘礼》所说宾客将要回国时住在郊外，国君派卿赠送如同私觌的礼物，派下大夫赠送给上介也如此，派士赠送给众副使也如同他们的私觌礼物。回国到达本国，在朝廷陈列礼物，那么上宾的公礼、私礼都陈列，上介的公礼陈列，其他副使都不陈列。这就是知道聘问者的私觌、私面所用的礼物都是他们自己的财物】○郑锷曰：有人说聘问有私觌，而《郊特牲》说“朝觐时大夫的私觌是不合礼的，为什么呢”？我认为与国君一同前来时，国君正有朝觐之事，而大夫行私觌之礼，这就是外交了，所以不敢私觌，以此来表示敬意。如果是国君派遣臣子来聘问，就可以进行私觌，所以孔子说：“私觌，和悦的样子。”而《左传》记载楚公子弃疾拜见郑伯用他的良马进行私面，不说私觌而说私面，因为《聘礼》注说：“称为面，是因为威仪质朴。”有人说是拜见国君称为觌，拜见卿大夫称为面，不知道这里说私面而下文有国君答拜的记载，那就不是拜见卿大夫称为面了。弃疾拜见郑伯也称为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译郑锷说：这是礼，是私面礼，是私觌礼。这三种礼仪，都要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以表达敬意。主君以拜礼回应，不敢以对待臣下的礼节来接受【○王氏详说曰：礼，家臣不叩头至地，是为了避讳国君。至于拜见外国国君，则按照其国君九拜的礼节，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臣拜君则稽首，君答拜则空首。这就是再次拜谢之所以不同于上公的原因。○王氏曰：君答拜则不稽首，因为主君是主人而客臣是客人】

出到中门外，询问主君，客人再次拜谢，回应主君的拜礼，客人避让后回答，主君询问大夫，客人回答，主君慰劳客人，客人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主君答拜，客人快步避让。

郑康成说：中门外，就是大门内。○王昭禹说：出到中门外，然后询问主君、询问大夫、慰劳客人，是因为在宗庙授予玉帛时，正在表达敬意，不可以匆忙询问和慰劳。○李嘉防说：之前赠送玉帛，都是通过副使和传话人传达辞令，未能亲近，现在既然私面，就亲近了，所以可以询问主君、询问大夫。○郑康成说：询问主君说：“国君安康吗？”回答说：“使臣前来，寡君在庭院命令使臣。”询问大夫说：“各位大夫安康吗？”回答说：“寡君在庭院命令使臣，各位大夫都在。”慰劳客人说：“道路遥远，客人很辛苦。”慰劳副使则说：“各位副使很辛苦【○贾氏曰：这不知道出处，有人说这是孔子聘问时的辞令】询问主君，客人再次拜谢，回答者以示恭敬谨慎。○郑锷说：再次拜谢并思考如何回答，大概还没有回答。主君回应他。客人在主君拜谢的时候，才避让主君的拜礼并回答他所问的。主君询问其国的大夫，客人就回答，不需要再次拜谢和避让。大夫地位低于国君，所以直接回答他的询问。主君慰劳自己跋涉的辛劳，谦卑不敢承受他的询问，所以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以表达感谢，表明感激戴德之深。主君回应他的拜谢，客人快步避让，不敢承受主君的恩惠。

赠送熟食和活牲如同慰劳的礼节，飨食和归还玉圭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

郑锷说：赠送熟食和活牲如同慰劳的礼节，飨食和归还玉圭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这四者都是盛大的礼节。然而赠送熟食和活牲如同郊劳的礼节，是因为不比国君为宾客，而熟食和活牲的丰盛缘故。郊劳行礼而已【○贾氏曰：同派卿，威仪进退】飨食和归还玉圭则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与上文赠送玉帛的仪式相同，因为飨食是大礼。玉圭，是彼国国君手持以聘问的物品，所以礼节如同赠送玉帛，尊敬其国君的意思【○郑康成曰：飨食也说国君不亲自前往而派大夫以玉帛致送○贾氏曰：如同赠送玉帛的，大概不完全如同赠送玉帛的，如同旅摈，主人皮弁，宾客皮弁袭，与赠送玉帛相同，其余则不同○王昭禹曰：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飨食和归还玉圭的礼节重于熟食和活牲是可以的】

王氏详说曰：“上公赠送熟食和活牲、归还玉圭、飨食、赠送礼物、郊外送行，都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至于上公的臣子，则赠送熟食和活牲如同慰劳的礼节，是说由大夫致送，国君不亲自致送。飨食、归还玉圭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也是说由卿致送，国君不亲自致送。然而说如同赠送玉帛的，只是郊劳的礼节简略，赠送玉帛的礼节详细罢了。”查《聘礼》说：“国君派卿在馆舍归还玉。”又查《聘礼》说：“公对宾客一食再飨，上介一食一飨。”如果不亲自进食，用侑币致送；致送飨食用酬币。然而归还玉派卿，而飨食也有亲自和派人致送的。这是赠送熟食和活牲、飨食不同于上公的地方。

主君在馆舍接待客人，客人避让副使，接受命令，于是送客。跟随拜谢，在朝廷受辱。

郑康成说：“主君在馆舍接待客人，客人将要离开，去探望他，尽殷勤之意。”○郑锷说：“客人不敢承受主君的亲临，所以避让而让副使接受他的命令，又询问他的命令，主君因此于是拜谢以送客。客人就跟随主君之后到朝廷拜谢，感谢主君送自己【○李嘉防曰：“馆舍接待客人，是留住客人。亲自接受他的命令而不留住，几乎与主君抗衡，所以避让而让副使接受命令，跟随其后拜谢主君在朝廷的屈尊】○王氏详说曰：“上公赠送礼物、郊外送行，都是国君亲自前往。上公的臣子，则趁其将去就在馆舍送他而已。”

第二天客人拜谢礼赐于是出发如同进入时的积蓄

郑康成说：“礼赐，是指乘禽。”○郑锷说：“既有熟食和活牲的礼节，又有乘禽的赐予，是增加恩惠。在主君拜谢屈尊的第二天，客人又亲自到朝廷拜谢，增加恩惠的礼赐，是说对待自己有恩惠而没有停止的缘故。拜谢了赐予，就出发，不再停留。主君在他离开时，又赠送积蓄，如同刚进入时的数量【○贾氏曰：“进入和离开都是三次积蓄】大概是草料、柴薪、米、禾之类，不可一天缺少。所以知道礼数是乘禽，《聘礼》说：“宾客在朝廷三次拜谢乘禽，”由此知道。○黄氏曰：“宾客拜谢礼节，拜谢熟食和活牲，拜谢飨食。宾客对等有拜有不拜，而且有后续礼节。这拜谢礼赐，臣不敢与君对等，都应当拜谢。只说礼赐，在他出发时拜谢。”○李嘉防曰：“国君将要离开，则有赠送礼物、郊外送行。现在只说客人拜谢礼赐于是出发，也没有郊外送行的礼节，是因为之前传达国君命令对待他，不可轻视国君命令；既然传达则臣也

译对待他不可过分。如果像入境那样设积，那就是三次设积了。」王氏详细解释说：「按照礼制，大夫不飨君，是说不敢与国君行对等之礼。至于出使外国，也依照同样的礼制。诸侯之间，宾客接着主君，如同主国的礼制，只是没有积、问飱、劳的礼节罢了。这里没有继主君的礼节，所以与上公不同。」

译凡是侯、伯、子、男这些诸侯的臣子，按照他们各自国家的爵位相互作为宾客，并相互行礼，其仪节也如同公国那样。

郑康成说：“爵位指的是卿、大夫、士。”○李嘉防说：“凭借爵位相互作为宾客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依据他们国家的爵位呢？国家有大有小，子、男之国的卿，仅仅相当于公国之士，所以不只说爵位，一定要依据国家的爵位来说。”○郑锷说：“凡是侯、伯、子、男这些国家，他们的臣子相互作为国家的宾客，都依据爵位的高低来行礼；至于在揖让进退之间，仪容则与公国臣子的相同，所以说‘其仪节也如同公国那样’。”

凡是四方来的宾客，在礼仪、辞命、馈赠的牲畜、赏赐和进献方面，依据其爵位分为二等，并据此确定礼节的升降。

郑锷说：礼仪体现在形貌上【○王昭禹说：礼仪是用来相互接待的】；辞命体现在应答问话上【○王昭禹说：辞命是用来相互交流的】；馈赠牲畜是礼的常规【○王昭禹说：牢是礼的一类】；赏赐和进献是礼的加惠【○王昭禹说：禽献属于这一类】；依据二等跟随其爵位而升降，是指观察其爵位的尊卑，按照两级的差距来降低礼节【○贾氏说：上文提到的爵位，郑玄用卿、大夫、士三等来解释，这里说二等，就是《大行人》中降低其君主两等，大夫、士降低两级；跟随其爵位，是指按照三等降低，跟随三等来制定礼节】。

黄氏说：九种仪制，公、侯、伯、子、男，其命数有五；孤、卿、大夫、士，其爵位有四。对待宾客的礼节，公、侯、伯、子、男分为三等；至于邦国交往不依据命数，而都依据其爵位分为二等。诸侯是平等的，与天子自然不同。

凡是宾客的迎送，礼节相同。

王昭禹说：“到来时就迎接，有慰问劳苦的仪节；离去时就送行，有赠送礼物的礼节，始终如一。”○易氏说：“迎接不仅仅限于郊外慰劳，凡是有用来奉迎其到来的行为都是；送行不仅仅限于郊外送别，凡是有用来厚待其离去的行为都是。始终如一，礼以敬为主。”

凡是诸侯之间的交往，各自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准备礼物，依据这些礼物来行礼。郑锷说：诸侯交往的礼节，观察国家的大小，回报的礼节，依据物品的轻重。交往大国则礼物以多为贵，交往小国则礼物以少为贵，这就叫做相称。至于对待他们的使者，也观察礼物的多少来决定礼节的厚薄。疏文说这是享礼的礼物，不是圭、璋、璧、琮；贿赂用成束的丝絮，用来赠送聘问的君主，可以作为衣服之用；礼用成束的帛，用来礼待聘问的君主并回报其享礼。○王昭禹说：各自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准备礼物，是指根据国家的大小来确定礼物的隆杀，依据礼物的隆杀来确定礼节的厚薄。这样，宾客用来继任主君，而主君用来礼待宾客的，都没有过分或不及的情况。

凡是使者的仪节，不面向东，不面向西，不正面朝向君主，也不背对宾客。

郑康成说：这是指摈相传达辞命的时候。○郑锷说：凡是使者，司仪、掌客上面所说的，都是宾客的礼仪。而又掌管大小使者的仪节，作为使者的人，当他辅助行礼时，既不能向东，也不能向西，也不能向南，也不能向北，经常观察宾主稍微前后的位置，随机旋转，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东方明亮，太阳升起叫做朝，朝向东；太阳落入西方叫做夕，朝向西。君主面朝南，不正面朝向君主，是指不正如君主面朝南那样。宾客回答君主而面朝北，不背对宾客，是指也不正面向北。

周礼订义卷六十八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六十九宋王与之撰

行夫下士三十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郑康成说：行夫主管国家使者的礼节。

掌管邦国传递文书和紧急事务的小事，〇以及凶吉之事而无礼节的，凡是他们的出使，必须持有旌节，即使道路有艰难而不能按时到达，也一定要送达。

郑康成说：“传遽，就像现在乘坐传车、骑驿马的使者。”○王昭禹说：“〇恶，指的是吉凶之事。大概事情小而礼籍上没有记载，所以这样。至于记载在礼籍中的大事，则有大小行人存在。”○贾氏说：“没有摈相和副使而单独出行，叫做无礼【○郑康成说：‘无礼的，由行夫主管出使’】○郑锷说：“既有大小行人，又有行夫，大概大小行人具备礼仪而出使，是出使大事的。行夫不使用摈相，快速传递文书以达成小事，是出使小事的。大事中有〇恶的，大小行人带着摈相出使；至于小事中的〇恶，指的是福庆祸灾中的小事。行人乘坐传车前往，想要急遽地查看事情，只因为不使用辅助行礼的人，所以必须执持旌节作为信物【○王昭禹说：‘道路上使用旌节’】出使大事的有正使有副使，不担心不能送达；至于行夫则没有副使，没有副使就担心有患难而命令不能送达，所以说‘即使道路有艰难而不能按时到达，也一定要送达’，意思是即使不能赶上约定的时间，总之一定要期望送达【○郑康成说：‘道路有艰难，指遭遇疾病或其他缘故不能按时到达，但必须送达王命不可废弃’】

驻扎在他们国家，就掌管使者的劳苦和屈辱事务。出使时就作为副使。

王昭禹说：驻扎在他们国家，不是以王命出行的时候。○刘迎说：司隶掌管役使国中处理屈辱事务，

译让行夫承担那些烦劳污辱的事务，如今由以下士三十二人来担任，那么掌管行人那些劳苦污辱的事务，使得凡是有出使任务时，就为他们担任介绍引见的工作，无论是先行还是后行，也是他们的职责【○王昭禹说：凡是大小行人有烦劳污辱的事务，都由行夫掌管】。先儒将“焉”改为“夷”，说是四方夷狄的使者就由他们来介绍引见。经文说：“凡是他们出使，必定要携带旌节。”起初并没有出使四方夷狄的文字，况且经文说传达王的话并解说晓谕，记录日期，都是以“焉”为文，不知先儒为何如此辛苦地改动经文而喜好异说。

译环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郑康成说：“环就是包围的意思，主管包围宾客，负责守卫他们的器物。”○王昭禹说：“夏官设有环人，秋官又设有环人，这是因为夏官的环人掌管环绕四方事务，取意于周巡往来如同圆环没有尽头；秋官的环人掌管环绕宾客的器物守卫，取意于周围保卫如同圆环没有缝隙。”

掌管送迎邦国的往来宾客，凭借路节通达四方。

黄氏说：古代诸侯分领一方率领部属，《尚书》说“肆觐东后”，《诗经》说“式是南邦”，“奄受北国”，都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同属统率，形成相互维系、相邻的态势，以及朝觐道路经过的地方，就不相互往来。《旄丘》说：“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崧高》说：“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楚国的屈完对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没想到您会涉足我的土地，为什么呢？”陈国的辕涛涂误导军队，也是因为本来不属于东方所统率的部属】至于如果有友好关系，所以派遣使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应当经过王都，天子派人沟通他们，所以称为通宾客。【○王昭禹说：通与《易经》所说的往来不穷称为通，意思相同】○郑康成说：路节，就是旌节。【○郑锷说：称为旌节，是指它的物品；称为路节，是指它在道路上通行，其实是一样的】○王昭禹说：没有节的人有几起，就不能通达，所以用路节通达四方。

李嘉防说：“旌节用于道路，人们信任旌节，那么环人就可以沟通，宾客就可以通达四方，可以授予馆舍聚集众人，可以门关没有阻碍，可以远及四方边疆。”

住宿时就授予馆舍，命令聚集众人。

贾氏说：馆是指道路上的庐舍、市肆中的馆舍。【○王昭禹说：国野的道路五十里有庐舍馆舍，宾客到达时环人就授予他们】

郑锷说：行人有致送馆舍的礼节，大概是宾客到达国家，就授予他们馆舍。这里则是送迎所到的地方，宾客如果停留住宿，就授予他们馆舍，这与行人致送馆舍的情况不同。○郑康成说：令，命令野庐氏。【○王昭禹说：野庐氏如果有宾客，就命令守护道路的人聚集众人，那么环人就命令野庐氏】○郑锷说：聚集众人来击柝，为他们提供宿卫，以防备意外。

有器物就命令环绕守卫。

郑锷说：宾客有所使用的器物，不仅聚集众人来防备，还命令循环看守，担心它们丢失。司隶说：“为百官积聚器物与此处的器物相同，都是指所需之物，所依赖用来使用的，一天也不能缺少。”

凡是门关不苛留盘问环人，送迎直到边疆。

郑司农说：门关不得苛留盘问环人。○王昭禹说：疆指王畿四方的边界，宾客刚开始来时迎接他们，最终离开时送他们，都到达王畿的边界。○郑锷说：其他官员送迎宾客，有的在近郊，有的在远郊，有不到边疆的，环人既然以循环守卫为职责，所以这里到达边疆。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郑康成说：“通晓夷狄语言的人叫象胥，是有才智的人。”这类人的本名，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现在总称为象，是因为周朝的德行首先感化南方。【○郑锷说：“周朝从西土创业，首先归附的是南方人。看《江汉》、《汝坟》的诗，都是南方的地域。后来越裳氏辗转翻译而来，也是南方的蛮族，因为先通晓他们的语言，所以以此命名官职】

【杨谨仲说：郑氏说周德先至南方，不一定如此。只是周朝时，南方最远，周朝开始有辗转翻译来进献的人。大概周朝都城在丰镐，去西北则近，去南方则远。尧都平阳，所以《虞书》说远方的夷狄就说蛮夷扰乱华夏，蛮夷都顺服。武王说安抚远方就说开通道路给九夷八蛮。如果后世多言戎狄，大抵离王都远则言语嗜好尤其不同。○王昭禹说：掌管四夷的语言，这里唯独用象来说，是举一个来互相说明。举一个而必说象，是因为周朝的教化从西到南，以说明所感化的地方远】

掌管蛮夷、闽貉、戎狄各国的使者，掌管传达王的话并晓谕解说，以此来和睦亲近他们。

王氏说：职方氏说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都是其地图土地可以辨别数目的要点。象胥说他们的国使，而不说他们的国数，那么所掌管的不仅仅是职方氏可以辨别数目要点的国家。○王昭禹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殊方异俗，没有不输诚归附的。象胥的翻译，他的话又怎么可以缺少呢？所以掌管传达王的话并晓谕解说。晓谕就是使他们明白他的话，解说就是用言语阐明道理。【○郑锷说：传达王的话并晓谕解说，使他们知道王的意志。用王的恩意晓谕他们的心，这就是和睦他们，使他们不违背，亲近他们使他们不疏远】

如果按时入朝进献，就协调他们的礼仪，连同他们的言辞语言传达上去。

郑锷说：按时入朝进献，是说四夷的君主按时亲自前来。○刘执中说：协调他们的礼仪，是说藩国的君主世代一次见面，象胥掌管教导他们中国的仪节，用来协调他们的礼仪。连同他们的言辞语言，虽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声音，但可以晓谕他们事奉上级的意思，然后连同他们的言辞语言向上传达。【郑锷说：传达

译辞言，是指其使者能够传达中原地区的话语，使之可以相互沟通。○王昭禹说：用言辞去接待他们，象胥就协调这些言辞，传达并使之通达。《王制》说：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这与这里所说的协调言辞并传达之意相同】○黄氏说：是用他们的言辞向上禀报，传达上面的话语，并传达回复之意。

译凡是宾客出入迎送的礼节，以及馈赠的币帛和应对的辞令，都由象胥担任摈相之职。郑康成说：“从宾客来到离去，都称为摈相，象胥负责教导并辅助其礼仪。”王昭禹说：“礼节是用来相互接洽的，币帛是用来表达敬意的，辞令是用来相互交流的。”象胥掌管摈相之事并加以辅助。（贾公彦说：币帛是指君王有赏赐给宾客的物品。）

凡是国家有大丧事，象胥负责教导并辅助国客应行的礼仪，并端正他们的位置。

郑锷说：国客，是指四方蛮夷派遣其臣子前来。中原地区的宾客，自有大行人、小行人掌管他们的位置。刘执中说：如果宾客入境，恰逢国家有大丧事，就教导并辅助其礼仪并端正其位置；如果恰逢军旅征伐或诸侯会盟，就接受他们的币帛并以宾客之礼相待，这都是指藩属国而言。

凡是军旅征伐或诸侯会盟时，接受国客赠送的币帛，并以宾客之礼相待。

王昭禹说：“军旅是为了征伐，时防是为了发布禁令，殷同是为了施行政令。四海之内的诸侯，有时派遣臣子前来聘问，就由象胥担任摈相并以礼相待。”郑锷说：“接受他们的币帛并担任摈相，是用来报答他们前来会盟的勤勉。”

凡是处理事务，君王的大事，诸侯次一等的事务，卿再次一等的事务，大夫再次一等的事务，上士处理下等事务，庶子处理更下等的事务。

王昭禹说：凡是处理事务，是指处理四方蛮夷的事务。君王的大事，即诸侯所承担的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那么在四方蛮夷中处理大事，是指对蛮夷有军事行动。诸侯以对抗君王所愤恨的敌人作为事务，所以委任诸侯。既然如此，那么彤弓赏赐给有功的诸侯，就意味着蛮夷势力衰退而诸夏兴盛。所以《六月》诗的序言说：“彤弓废弃则诸夏衰败。”次一等的事务就不是军事行动，是指威让的命令、文诰的辞令，或者施加于四方蛮夷的政令，就根据事务的轻重，分别由卿大夫或上士来处理。至于下等事务，就是特别微小的事务，所以只由庶子处理。说下等事务由庶子处理，就包含了中士在内。（贾公彦说：不单独说中士、下士，是因为总括王室的三等之士都称为上士，与《王制》所说的元士相同。说庶子，是指像宫伯所说的士庶子这一等级。）

郑锷说：事务有大小，爵位有尊卑，权力有轻重，根据事务选用合适的人，各自符合其身份，这是常理。一定要在象胥的职掌中说明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对待夷狄之道，尤其不可不谨慎。

黄氏说：这里怀疑简编有错乱，根据名称推断，国客必定不是象胥所掌管的，而处理事务尤其不是象胥所能参与的，怀疑这是小行人职掌中“作事”之后的内容，郑玄的解释是选择使者。诸侯应当是诸公，如春秋时期天王派遣宰周公来聘问就是例子。下等事务由庶子处理，就像武氏子、仍叔之子那样。

掌客设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郑锷说：宾客的名称，分开来说，尊贵的称为宾，卑贱的称为客，合起来说，都可以称为客。掌客对于宾客之礼，无所不掌，而官名唯独叫“客”，大概是合起来说的缘故。黄氏说：掌客在象胥之下，宾客内部事务完毕后，才开始涉及外部事务，所以命名为“客”。从外部来说，大行人隶属于象胥，传达言语，协调辞令，在巡守之前。薛平仲说：五官的设置，凡是名称中带“掌”字的，都是承接前职，并依次守护后职的。掌客掌管宾客的等级数量，就是行人司仪所确定的等级数量。掌讶掌管宾客的籍册，以等待宾客到来，就是小行人所制定的礼籍。掌交掌管交好之事，就是前面几位官员所进行的交好活动。如果礼仪不明确，掌客怎么能够严明等级的差别？等级数量没有确定，掌讶怎么能够等待宾客的到来？宾客没有到来，掌交又怎么能够促成交好的结盟呢？然而交好往来之间，潜伏着难以预测的奸邪，不能不加以防范，于是有了掌察的官员。交好已经达成，而携带厚意的币帛，不能不加以节制，于是有了掌管货贿的官员。这些都是相互承接并依次守护，以完成宾客之礼的。

掌管四方宾客的牢礼、饩礼、献礼、饮食的等级数量以及相关的政治规定。黄氏说：所掌管的牢礼、饩礼等数量，都是天子的礼制，而以天子巡守所到的国家为主。天子以礼对待诸侯，所以用四方来表述。易氏说：牢礼就是凡是用牢的礼仪，饩是指饩九牢之类，献是指禽献之类，饮食是指飨燕膳食之类。

李嘉会说：“政治注解说的是国家新丧而减杀礼仪之类，像这类事情不止一件，可以类推。”郑锷说：“牢礼、饩礼、献礼、饮食，都是主国用来接待宾客的礼仪，必定有等级数量。等级就像司仪所说的根据爵位上下而分为二等的等级，不制定等级就无法匹配爵位的尊卑；数量就是下文所陈述的数量，不制定数量就无法供应物品的多寡。既然掌管了等级数量，又掌管政治规定，是因为等级数量虽然不可改变，但是有凶年丰年，有祸灾变故，有在野在外的情况，虽然遵循等级数量，又不可没有政治规定来加以节制。”

王氏详说：大行人讲述五等诸侯朝聘的疏密，以及他们相互聘问朝见；小行人讲述五等诸侯，以及六种币帛；司仪讲述将合诸侯，以及诸公与诸公之臣相互作为宾客；讲述君王合诸侯而举行飨礼，以及诸侯的礼仪，以此来显示成周之时礼制出自天子。况且以掌客所掌管的诸侯牢礼、饩礼、献礼、饮食的等级数量来说，宾客到来时有郊

译使者劳累，离去时有人赠送贿赂，这是从始至终都符合礼制的。向司仪报告而不向掌客报告，是因为积累了供食用的熟食和生肉；既向司仪报告又向掌客报告，大概是因为掌客的职责专门负责牢礼、饩献以及饮食的等级和数量，所以这里对积累熟食和生肉的礼仪记载得详细且周全。

译天子会合诸侯举行飨礼，礼仪完备，用十二牢，各种器具和百物都齐备，诸侯之长行十二次献酒。

郑锷说：飨礼的器具用十二牢，是非常之礼。从前吴人向鲁国征用十二牢，子服景伯说周天子制定礼仪，上等物品不超过十二，因为十二是天的大数【《左传·哀公七年》】，所以天子效法而使用它【○李嘉防说：上公以九为节度，那么十二就是天子礼仪的数量】。现在飨待诸侯就备齐十二牢，各种器具和百物都具备。诸侯之长也进行十二次献酒，大概论礼仪的常规，地位即使达到上公，也只到九献为止。论君主的恩惠则不然，那些在当朝之年，在宗庙朝见献享，本来应当遵循礼仪的常规。如果不在当朝之年，天子特意因为国家有事而大规模会合他们，方伯连率都在，怎么可以不给予优待呢？所以取天子应当使用的礼仪，用来对待诸侯之长，用来表示恩意深厚，出于非常之礼。然而说诸侯之长十二次献酒，那么其他诸侯就不这样，这是合乎礼的。○黄氏说：十二牢、各种器具和百物齐备，是天子的礼仪，而用来飨待诸侯之长，不是说诸侯之长应当使用这个。有司供给天子，天子推恩而飨待他们。《易经》说大烹以养圣贤，就是这个意思。诸侯都在飨礼中，礼仪都有等级，唯独用天子的礼仪飨待诸侯之长，想让诸侯知道长幼的道理，并且被天子所尊重。《康王之诰》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南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时巡，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都率领他们以长为尊，当时会在国中，掌客对诸侯之长行十二次献酒，两处都体现了这个意义，下面分别说出巡守殷国，那么这就是时会，也让掌客掌管，事情相同【○易氏说：牢具十二而没有适合做主的，献酒到十二次而与众人稍有不同，这礼仪大概有品节的意义】。

天子巡守殷国，那么国君用牲犊进膳，命令百官百牲都齐备。随从的人，三公比照上公的礼仪，卿比照侯伯的礼仪，大夫比照子男的礼仪，士比照诸侯卿的礼仪，庶子一律比照大夫的礼仪。

贾氏说：天子巡守就是殷同，殷同就是殷国。天子巡守到达四岳之下，当方诸侯有的所在经过，有的到达方岳之下。如果殷国在王城出畿外，在诸侯之国所在之处，都设礼接待天子，所以巡守殷国一并说【○黄氏说：大行人十二年天子巡守殷国，巡守到方岳大明黜陟，掌客天子巡守殷国，通两义，有巡守而不到方岳的，只说巡守而已，到方岳就是殷国，所到国君膳天子之礼都应当这样】○郑康成说：国君，是天子所经过的国君。犊是茧栗之犊，用来进膳天子，重视真诚。牲孕天子不吃，祭帝也不用【○贾氏说：这是《郊特牲》篇的文字，这里显示天子牲与天同贵真诚，所以用茧栗】○王昭禹说：天子施礼于诸侯，协十二牢，以多为贵。诸侯报礼于天子，膳以牲犊，以少为贵。以多为贵，是外心；以少为贵，是内心。○郑康成说：令，是掌客命令主国。○贾氏说：百官就是三公以下。○郑康成说：百牲都齐备，说没有不具备的。○郑锷说：下至百官众多所用之牲也不一，不只是具备以养百官。凡百官而不随从天子出行的，都应当有供给。公卿大夫子男士庶子，爵命虽然不同，以出封加等则其位同，随从天子出行犹如出封。以八命之公视九命之公，六命之卿视七命之侯伯，四命之大夫视五命之子男，三命之士视侯伯之卿，侯伯之卿也是三命。不加等的，大概有中士下士，一律视三命之卿也算加等。称为诸侯之卿，那么公之孤也在其中。那么天子之上士，大概视公之四命之孤吧？如果子男之卿再命，这里虽然说诸侯之卿，知道不可指子男卿，以加一等之理考证。庶子则专一视大夫之礼，天子之庶子可以比诸侯之大夫了。

凡诸侯之礼

黄氏说：司仪凡四方之宾客礼仪辞命饩牢赐献以二等，而掌客诸侯之礼三等，与大行人同，为什么呢？掌客本掌王国之礼，及天子巡守其所到国为主礼，待诸侯之来者，而都用王国之礼，是则掌客具两义，总曰四方宾客之牢礼饩献饮食之等数，以四方为文，则专为巡守殷国而见。疏家以为诸侯相朝主国待宾之礼，又说掌客不见天子待诸侯之礼，而见诸侯自相待，以外包内，都错了，大概不考证司仪二等与掌客设官之意。司仪专载诸侯相待之礼，诸侯常时用之；掌客专掌天子待诸侯之礼，因天子巡守殷国主国用之，是皆当参攷【○郑锷说：考证下文有夫人致礼之事，则知为诸侯待宾之礼无疑】○易氏说：凡诸侯之礼，即所掌牢礼饩献饮食之等数也。

上公五积皆视飱牵

郑锷

译说：“宾客刚到达时，就献上小礼，这叫做飱。飱礼必定要有牺牲，有的煮熟，有的生鲜。赠送积礼时，则牵着牲口前往，并不宰杀。五种积礼所用的牲口，都参照飱礼时的物品，只是牵着前往而不宰杀这一点有所不同。说‘视’，是指其礼仪与赠送飱礼时使用的物品相同【○贾公彦说：一积参照一飱，飱用五牢，那么五积就是二十五牢。侯伯飱用四牢，四积就是十六牢；子男飱用三牢，三积就是九牢。必定牵着而不宰杀，是因为这些牲口在路上分置预先送去，所以不宰杀；等宾客到了再自行宰杀】○郑司农说：‘可以牵行运送的牲口，《春秋传》说：‘饩牵竭矣。’”

译三次致问的礼物都备有脯脩，众位副使、行人、宰夫、史官也都配有牢礼。

王昭禹说：“在刚到达时以礼物问候久别之情，就有脯脩。脯脩是指加了姜桂的干肉。众位副使、行人、宰夫、史官，都是随从国君出行的人。尊重他们的国君，进而也尊重他们的臣下，所以在刚开始致问的时候，也有牢礼。郑玄认为臣下用牢礼而国君用脯脩，怀疑这不合礼制，恐怕有脱漏或错误。实际上，上公致送积礼，就有熟食和牵牲。问候的礼物随之而至，所以只加上脯脩罢了【○王氏详细解说：礼制中有减损而增益的，有增益而减损的，有隆重大礼而简省小礼的，有隆重小礼而简省大礼的。起初不能认为问候礼物用脯脩就是不合礼制】众位副使、行人、宰夫、史官，在此时配有牢礼，并不算过分。至于侯、伯、子、男，则不提及，是因为上公受命于天子，爵位最为尊崇，其礼制也最为优厚。

熟食五牢，粮食四十簠，豆四十，铏四十有二，壶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都陈列出来。

贾公彦说：查考《聘礼》，宾客大夫率领随从到达，馆舍卿致送馆舍，随即说宰夫穿着朝服设置熟食，这就是客人刚到时的礼制。说小礼，是相对于饔饩而言，饔饩为大礼。○郑锷说：晚餐叫飱，是说它比较薄。三牲齐全为一牢，五牢并非都是熟的。一牢是熟的，其余则是生的。从熟食五牢到牲三十有六，都陈列出来，这是致送熟食的礼制。○郑康成说：食，是各种美味可口的食物。它们的摆设大概陈列在楹柱之外，东西方向不超过四列【○贾公彦说：十为一列，所以是四列】○王昭禹说：上公的粮食四十，侯伯的粮食三十有二，子男的粮食二十有四，东西共四列。上公每列的数量是十，侯伯每列的数量是八，子男每列的数量是六【○王氏详细解说：粮食的数量以八为递减】○郑康成说：簠是盛稻粱的器具。上公十簠，堂上六，西夹东夹各二。诸侯八簠，堂上四，西夹东夹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夹东夹各二。○王氏详细解说：它们的数量以两为递减。

郑康成说：“豆是盛菹醢的器具。上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夹东夹各十二。”《礼器》说：“天子的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礼》来说，堂上的数量与此相同【○王氏详细解说：天子的豆堂上二十有六，那么东西两夹就都是二十有二了，也是以八为递减】○贾公彦说：“铏，是器名，用来盛膷、臐、膮三等羹汤。”郑康成说：“上公铏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这不是递减的规律。二十八有的版本写作二十四，也是不对的。对于递减上公来说又应该是三十，对于言语来说又没有施行礼制的大数。铏少于豆，推测上公的铏四十二，应该是三十八，大概接近了。那么上公的铏堂上十八，西夹东夹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夹东夹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夹东夹各四【○王氏详细解说：有铏鼎，有铏羹，所谓膷臐膮，也就是所谓藿、苦、薇。羹在鼎中煮熟后盛在器中，凡是熟一牢则正鼎九，陪鼎三，所谓陪鼎就是铏羹的鼎。既然说了鼎十有二，又说铏三十八，那么铏就是铏羹的器具了，这就是铏鼎和铏器不同的原因】○郑康成说：“壶，是酒器，它设置在堂夹的数量如同豆【○郑锷说：壶用来盛酒，《司尊彝》说馈献用两壶，《左传》说樽用鲁壶，它的数量与豆相同。○王氏详细解说：壶也以八为递减】鼎十有二，熟一牢，正鼎九，与陪鼎三，都设置在西阶前【○贾公彦说：鼎是烹煮牲体的器具。牢鼎九指牛、羊、豕、鱼、腊、肤与肠胃、鲜鱼、鲜腊，陪鼎三者是膷、臐、膮】簋，是盛黍稷的器具，十有二，堂上八，西夹东夹各二。○郑锷说：“食与豆不是相配的物品，所以分开；簋与鼎是主食，且相配，所以合在一起【○王昭禹说：上公鼎簋十有二，侯伯子男也都是十有二，鼎是牲体的器具，簋是黍稷的器具，都是主食，都是日常饮食，从未有增减，所以它们的数量都止于十二。○王氏详细解说：簠盛稻粱而递减以两，至于簋所用的五等同之，是因为黍稷是贱者所食，稻粱是贵者所食，贵以贱为本，所以如此，这就是鼎簋同为十二的原因】○郑康成说：牲应当是腥字的误写。腥指腥鼎。在侯伯那里说腥二十有七，那个本来就是腥字【○王氏说：腥就是牲的生鲜部分，有的说牲，有的说腥，互相参见】诸侯礼制丰盛，腥鼎有鲜鱼、鲜腊，每牢都是九，排列设置在阼阶前。上公腥鼎三十六，是四牢的腥。侯伯腥鼎二十七，是三牢的腥。子男腥鼎十八，是二牢的腥【○王氏详细解说：腥是鲜鱼鲜腊的鼎，它的数量以九为递减，所谓陪鼎上面已经说过了。正鼎九，指牛、羊、豕、鱼、腊、肠胃、伦肤以及鲜鱼鲜腊。少牢则是五鼎，所谓牛、羊、豕、鲜鱼、伦肤，而肠冒则又与牛羊豕同鼎了。上公食大夫礼七鼎，所谓牛、羊、豕、鱼

译腊肠、胃、伦肤而没有鲜鱼、鲜腊的两种鼎了。但五鼎则是肠、胃同鼎同俎，七鼎则是肠、胄异鼎异俎。食用五牢的，就熟煮一牢而腥四牢；食用四牢的，就熟煮一牢而腥三牢；食用三牢的，就熟煮一牢而腥二牢。这五等鼎都是十二个，而腥鼎则递减至九个。牵牲没有铏鼎，腥牲也没有铏鼎，这就是熟鼎与腥鼎数量不同的原因。

陈列：○郑锷说：以上所进献的膳食物品，都陈列在客馆中。陈列有固定的位置，食物陈列在楹柱之外，簠、豆、铏、壶、簋都陈列在堂上以及东西两侧的夹室。鼎则陈列在西阶之前，腥则陈列在阼阶之前。凡此都称为门内的实物，也有车、米、禾、刍、薪之类，不陈列在这里。

译饔饩之礼用九牢，其中已宰杀的死牢陈列方式如同飱礼中的陈列，活牵的四牢，米一百二十筥，醋酱一百二十罋，这些物品都陈列出来。

郑康成说：饔饩是在相见之后，用来表示隆重礼节的做法。贾氏说：查考《聘礼》记载说“在聘问之日赠送饔饩”，郑玄说“急于归还隆重的礼节”，这就是在相见之后表示隆重礼节的意思。王氏详説说：所谓死牢、牵牢、米、醋酱、车米、车禾、草料柴薪、加倍的禾，这些都是饔饩之礼的内容。郑锷说：牛、羊、猪齐全称为一牢，总共使用九牢，这是遵循命数的规定。九牢的物品中有活着送去的，也有宰杀后送去的。死牢有五牢，如同飱礼中的五牢，其陈列方式也如同飱礼。煮熟的熟肉一牢放在西边，其余生肉放在东边。活牵的四牢活着送去，陈列在门西，总共凑成九牢。王氏详説说：上公用九牢，其中五牢为死牢，四牢为牵牢；侯伯用七牢，其中四牢为死牢，三牢为牵牢；子男用五牢，其中三牢为死牢，二牢为牵牢。无论是死牢还是牵牢，都称为饔饩，是因为“饩”的含义有两种。查考《聘礼》说“主国派遣卿赠送饔饩五牢，熟肉一牢，生肉二牢，活牲二牢”，那么这里的饩就是活的，所以郑氏说活的称为饩。查考僖公三十三年郑国皇武子说“只有这些活牲和牵牲用尽了”，那么这里的饩就是生肉，所以服氏认为生肉称为饩。由此可知，赠送积、赠送飱、赠送膳等都用牢，而饩能够成为牢礼，难道不是因为这死牢、牵牢有所区别吗？易氏说：米装在筥里，半斛称为一筥。上公一百二十筥，相当于米六十斛；侯伯一百筥，相当于米五十斛；子男八十筥，相当于米四十斛，这些米陈列在庭院中。郑康成说：公、侯、伯、子、男的黍、稷、稻、粱都分两行陈列，公的稷分六行，侯伯的稷分四行，子男的稷分两行。郑锷说：有黍、稷、稻、粱共一百二十筥。郑锷说：醯醢是指腌菜、肉酱等可食用的物品，数量如同王举之礼。贾氏说：上公的醯醢一百二十罋，与王举的一百二十罋相同，所以郑志说“这位公是二王之后”，如果是王之上的上公与侯伯则都同为一百罋。王氏详説说：醯醢有阴阳的含义，醯由谷物制成，属阳；醢由肉制成，属阴。其数量以二十为递减等级，所以上公为一百二十罋，侯伯为一百罋，子男为八十罋。然而飱礼中是装在豆里，而饔饩中是装在罋里，这是飱礼与饔饩不同的地方。郑锷说：都陈列在客馆中，其陈列方式是牢有的在阼阶西边，有的在东边；米堆积陈列在庭院中央，十车为一列；醯醢夹着石碑纵向陈列，也是十车为一列。醯由谷物制成，是阳物，所以在石碑东边；醢由肉制成，是阴物，所以在石碑西边。说“车皆陈”是不对的，“车”是衍文。凡此都是门内的物品，陈列在门内。王昭禹说：车皆陈，是用车装载罋而陈列。陈列之后就不再用车了，所以侯伯子男只说皆陈而不说车。

车米参照活牲的数量，每牢十车。每车装五秉，防备车禾参照死牲的数量，每牢十车。每车装三秅草料柴薪，加倍的禾都陈列出来。

郑锷说：车米，是用车载米。参照活牲，是说看牵一牢就用十车来载米，牵四牢就用四十车了。然而一车之中，所容纳的只有五防而已。十斗为一斛，十六斗为一防，十防为一秉，一秉十六斛。五防八斛。一秉有五防，二十四斛。秉与《论语》中冉子给粟五秉的秉相同。车禾，是用车载禾。连秸秆一起收割称为禾，是《禹贡》所说的总秸之类。其数量参照死牲。死牲五牢，一死牲用十车，五牢就用五十车了。然而一车所装载的只有三秅而已。禾的秉，是指禾可以手握的部分。四秉称为一筥，一筥是一穧。十筥称为一稯，十稯称为一秅。三秅就是三十稯。王昭禹说：草料柴薪加倍的禾，总共是一百车。郑锷说：有草料有柴薪，其数量参照禾而加倍。王氏详説说：禾、米、柴薪、草料，是供养宾客的意义。米用来供养宾客，柴薪数量与米相同。禾用来供养马匹，草料数量与禾相同。然而米有装在筥里的，有装在车里的。上公一百二十筥，就是米六十斛。这是装在筥里的米。其陈列在庭院中。侯伯子男都以二十为递减等级。一车装五防，就是米二十四斛。这是装在一车里的米数。其陈列在门外。禾、柴薪、草料，也在那里。郑康成说：米在门东，禾在门西，草料柴薪虽然取数于禾薪，但草料跟随米，草料跟随禾。侯伯子男都以十为递减等级。侯伯米三十车，禾四十车；子男米二十车，禾三十车。至于上公说米禾十车，是用来参照其死牲、活牲的数量。如果是聘礼，那么侯伯的卿米禾都是二十车。难道不是减少大礼而丰富小礼，其数量与此不同吗？然而飱礼不说米禾柴薪草料，是因为积参照飱牵，所以飱礼以米禾草料柴薪为义，不必说也可以。

总论

王氏详説说：“食器、簠、豆、铏、壶，都陈列在堂上及两夹。簋也陈列在堂上，与鼎并排的是，并排其数量，而不是并排陈列。鼎、生肉

译这些物品陈列在阼阶之前。死牢、牵牢，陈列在门的西侧。车米、车禾、薪刍，陈列在门外。醯、醢，陈列在碑的东边和西边。掌客说：“饔饩中全部陈列的有两类，筥米与醯醢并列，是因为它们都在门内；米禾之车与死牢之牢并列，是因为它们都在门外。”这样道理就非常明白了。说飱中全部陈列的有一类，鼎和腥，同属于簠、簋、豆、铏的行列，大概簠、簋、豆、铏难道是堂上陈列的器物吗？鼎和腥，难道是堂上陈列的器物吗？虽然没有明确说全部陈列，但学者可以意会明白。至于飱所陈列的物品，用筐装米陈列在楹柱外，罋陈列在楹柱内，这就与饔礼中在庭院陈列筥、在碑处陈列罋不同了。夫人协助君主时，笾豆陈列在户东，壶陈列在东序，这就与君主将笾豆陈列在堂上、将壶陈列在楹柱外不同了。

译每天供给成双的禽鸟九十双，正餐用大牢，直到归国时还有三次飨礼、三次食礼、三次燕礼。如果君主不亲自酌酒行礼，就用币帛来代替致礼。

郑锷说：在早晚饭之外，每天所供给的还有成双的禽鸟，这就是所谓的礼赐。乘是指成群而行、四只为一偶的禽鸟，如野鸡、大雁之类。《传》所说的“乘雁聚集不算多”就是这个意思。九十双，是遵循其命数以双数来计算【○郑康成说：在礼制中以双数为计算单位】殷是中间，宾客尚未离开期间，又再次供给膳食，表示恩意没有疲倦。物品使用大牢。○王氏详说：上公用大牢，侯伯用大牢，子男省略不说，这是中膳的礼制。查《聘礼》说：已经供给早晚饭后，十天再供给稍食，说的就是这个礼制。大概宾客之道，以十天为正常，行礼十天之后，或者遭遇凶变，或者主人挽留，就有供给稍食和归禽的礼制。《周礼》浆人所说的供给宾客的稍礼就是这个。只是上公说到及归，侯伯不说及归，是偶尔供给罢了。侯伯用大牢，而子男不说，是只到乘禽为止【○王昭禹说：侯伯说膳食大牢，子男不说，承上文可知。但唯独在上公处说及归，那么侯伯子男及归也就可知了】

郑锷说：“从开始到及归，总共三次飨礼、三次食礼、三次燕礼，礼制成就于三。”

王昭禹说：“上公三次飨礼、三次食礼、三次燕礼；诸侯三次飨礼、两次食礼、两次燕礼；子男一次飨礼、一次食礼、一次燕礼。飨以酒为主，食以食物为主，燕以恩惠为主。只有以恩惠为主，所以不同于飨食之礼。显示慈惠，以毛皮为崇尚。其音乐没有计算，取其欢乐罢了；其爵位没有计算，取其醉意罢了。取干肉来降阶，奏《陔夏》而离去。那么君王用来对诸侯表达爱意，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郑康成说：“如果不酌酒，是说君主有缘故不亲自举行飨、食、燕礼。”○郑锷说：“飨礼必定有酬币，食礼必定有侑币。不亲自举行飨礼就派遣大夫用酬币来致其飨礼，不亲自举行食礼也就派遣大夫用侑币来致其食礼，用来表达深厚的情意。是说有缘故来不及亲自莅临，而不是厌恶怠慢宾客的意思。有人说如果不亲自举行燕礼就不用币帛来致，大概是因为飨、食在庙里，其礼制非常严肃；而燕在寝宫，其礼制比较宽松。考察《鹿鸣》燕群臣，还有币帛来表达情意，何况燕宾客呢？”

所有的副使、行人、宰、史都有早晚饭和饩礼，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规定大牢的数量，礼制的陈列数量，只有上介有禽献。

郑锷说：凡介，是宾客的众多随从官员。行人，是掌管宾客礼仪的官员。宰，是宾客的膳夫。史，是宾客的掌书记录官。刚到达时有晚饭，之后有早饭和饩礼，尊重他们的君主以及他们的臣子。但是人数众多参差不齐难以等同，按照他们爵位的高低来规定陈列数量罢了。这是礼制的正理【○郑康成说：爵位是卿，那么晚饭二牢，早饭和饩礼五牢；爵位是大夫，那么晚饭大牢，早饭和饩礼三牢；爵位是士，那么晚饭少牢，早饭和饩礼大牢。这是降低小礼，丰厚大礼。○贾氏说：小礼指早饭和饩礼，卿五牢，子男的卿与君主同等是丰厚大礼】至于禽献是礼赐，那么只有上介才开始有。上介辅助礼仪，其爵位也尊贵，应该有礼赐，用来显示优厚。《聘礼》中乘禽给客人，每天按照早饭和饩礼的数量，士在中间日子就是两双。用禽鸟来进献，叫做禽献。

王氏详说：“查《聘礼》，上介与宾客相同，所以大夫饩宾客说：‘上宾、上介都是大牢，米八筐；众介都是少牢，米六筐。’只是上宾有刍禾，而上介没有刍禾罢了。这五等爵位的上介，都有禽献。”

夫人致礼八壶八豆八笾，膳食大牢，致飨大牢，食大牢。郑康成说：“夫人致礼，是辅助君主供养宾客。笾豆陈列在户东，壶陈列在东序。凡是夫人的礼制，都让下大夫去致【○贾氏说：内宰致后宾客之礼，注说：指诸侯朝觐及女宾的宾客，内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且让下大夫，何况诸侯夫人呢】○郑锷说：“其数量是八，八是阴的极数，所使用的物品都是大牢，是厚待宾客。”○王氏详说：“上公八壶八豆八笾，而侯伯相同，大概是因为夫人对上公有膳食、有飨礼、有食礼，而侯伯则没有食礼【○王昭禹说：侯伯与上公相同，不说食大牢，那么比上公减杀】

黄氏说：“夫人致礼，是在王国后的礼制中。膳食视同致飨，与侯伯相同，都是大牢；低一等就特牛，随所用而定。郑康成不说飨，又说飨有壶酒，大概是疑辞。”

卿都拿着羔羊相见，膳食大牢。

黄氏说：亲自见卿，是说子男对于主国的卿都应当亲自相见。疏家引用《聘礼》：卿大夫慰劳宾客，宾客不见大夫奠雁，上介接受，那么公侯伯对于主国的卿来相见，不亲自相见了。○郑锷说：主国的卿见宾客，也都拿着羔羊，用来礼待他们。卿拿着羔羊，取其群居而不结党的意义，这是其常理。嫌疑于他国君主，不可用见自己君主的礼制，所以说都拿着羔羊相见。等到膳食宾客，也用大牢，用来辅助君主供养宾客【○王昭禹说：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也是礼制的减杀】○黄氏说：见读如字，夫人致礼，

译公、侯、伯的壶、笾、豆各八，子、男各六；卿为公准备膳食用大牢，为侯、伯、子、男准备膳食用特牛。司仪所说的二等，根据其爵位高低而有所增减，其大致情况可见，郑玄的说法不对。○王氏详细解释说：子、男与侯、伯礼仪相同的原因是，卿以侯、伯的身份去朝见时以羔羊为礼，而子、男不言明朝见，大概是因为三卿之中有去朝见的，也有不去朝见的，卿对于小国的君主有不去馆舍拜访的情况。

译总论

刘执中说：掌客所掌管的事务，牢礼的类别有五种，都是天下的正礼，是天子及诸侯共同遵守并实行的，不敢超过，也不敢达不到。天子不巡视守土，在殷国会见诸侯并宴请他们，这是第一种。天子巡视守土，在殷国，国君为天子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自提供膳食，这是第二种。诸公之间互为宾客的礼仪，这是第三种。侯伯之间互为宾客的礼仪，这是第四种。子男之间互为宾客的礼仪，这是第五种。圣人根据事务制定制度，根据物品设置防范，使贵贱有伦理，上下有序列，宾主有礼节，揖让有节制，大小都相称。所以宴请的人足以完成礼仪而没有多余，被宴请的人足以尊敬宾客而不匮乏。以此来施行礼乐，兴起风化，敦厚忠顺，加厚人伦，从而使祸乱的萌芽止息，争斗的心意消除，僭越逼迫的根源堵塞，这是国家的大纲常。

侯伯四次积馈都视同飱礼和牵礼，两次问礼都视同脩礼和飱礼，四牢的食器有三十二个，簠八个，豆三十二个，铏二十八个，壶三十二个，鼎簋十二个，腥肉二十七份，都陈列饔饩七牢，其死牢如同飱礼的陈列，牵礼三牢，米一百筥，醋酱一百罋，都陈列，米三十车，禾四十车，刍薪加倍于禾，都陈列，乘禽每天七十双，殷膳大牢，三次飨礼两次食礼两次燕礼，凡是上介、行人、宰、史都有飱礼、饔礼、饩礼，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制定礼仪，只有上介有禽献，夫人致礼八壶、八豆、八笾，膳礼大牢，致飨大牢，卿都见礼用羔羊，膳礼特牛。子男三次积馈都视同飱礼和牵礼，一次问礼用脩礼和飱礼，三牢的食器有二十四个，簠六个，豆二十四个，铏十八个，壶二十四个，鼎簋十二个，牲口十八头，都陈列饔饩五牢，其死牢如同飱礼的陈列，牵礼二牢，米八十筥，醋酱八十罋，都陈列，米二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加倍于禾，都陈列，乘禽每天五十双，一次飨礼一次食礼一次燕礼，凡是上介、行人、宰、史都有飱礼、饔礼、饩礼，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制定礼仪，只有上介有禽献，夫人致礼六壶、六豆、六笾，膳礼视同致飨亲自会见，卿都膳礼特牛。

张氏说：“《周礼》说：‘上公用豆四十，侯伯用豆三十二。’《礼记》说：‘诸公十六，诸侯十二。’问：‘豆的设置为什么有差别？’答：‘堂上十六，西夹、东夹各十二，所以公的豆是四十。只说十六，是堂上的数量。堂上十二，西夹、东夹各十，所以侯伯的豆是三十二。只说十二，也是堂上的数量。’”

郑锷说：“侯伯四次积馈，凡此都是视同上公而递减罢了。其意义则同于夫人的礼仪，所以说致飨，大概是不亲自飨礼，让大夫去致送罢了。对于子男的君主，说膳视致飨，是以膳礼当作飨礼。已经膳礼就不飨礼了。说亲自会见卿都膳礼特牛，大国的卿对于子男的君主来，不都会见他们。会见的，就用特牛膳礼；不会见的，就没有膳礼。”

凡是诸侯的卿大夫士作为国家的宾客，就按照他们作为介的礼仪来接待他们。黄氏说：这正与司仪的二等相同。郑玄认为特来聘问，接待的礼仪如同他们作为介时一样是对的。上文说凡是介、行人、宰、史都有飱礼、饔礼、饩礼，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制定礼仪。又说：只有上介有禽献，那么上介是一等，其余是一等。所谓二等，根据他们的爵位上下区分，是显而易见的。掌客唯独这一条是邦国自待宾客的礼仪，大概是因介见而设立的。○易氏说：古代让宾客坐在西北位，介坐在西南位，所以尊重宾客而轻视介。宾客的尊贵，是因为他与主人对等；介的低微，是因为他辅助宾客。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凡是介都有牢礼，都有飱礼、饔礼、饩礼，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制定牢礼的陈列数量是适宜的。至于诸侯的卿大夫士以聘问而自成为国家的宾客，那就不是介了，而是具备宾客的体统。具备宾客的体统就疑似宾客了，于是按照介的礼仪来接待他们。大概尊者的道是正和大，卑者的道是副和小。诸侯的卿大夫士，是臣子，作为介是名分所当然，作为国客也是名分所当然。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制定牢礼的陈列数量，就知道先王接待宾客的礼仪本来就有常制了【○郑锷说：诸侯的卿大夫士有跟随他们的君主来作为国客的时候，也有奉君命而来的时候。当他们奉君命时，主国接待他们的礼仪也如同跟随君主来而作为介时的礼仪。不因为跟随君主来而加厚，也不因为自来而减薄】

凡是礼仪，宾客所在的国家，新建国则减杀礼仪；凶荒则减杀礼仪；瘟疫丧事则减杀礼仪；祸灾则减杀礼仪；在野外，在境外则减杀礼仪。

易氏说：“礼仪，是符合天时，适宜地财，得当人心的。如果不这样，减杀礼仪是可以的。”新建国，是指刚建立的国家；凶荒，是指没有收成的年份；祸灾，是指兵寇；在野外在境外，是指不在方岳及国门之内的地方。以天子的礼仪来说，大荒大疫，天地有灾，天子都为之不举乐，所以作为内省自责的道理到了极点。在这几种情况下减杀礼仪，难道是因为自己处境如此而对待宾客吗？○李氏说：“不只是因为年成不好就减杀邦国用度，如果是新建国以及瘟疫丧事、祸灾、在野外在境外，都减杀礼仪。礼仪允许俭约，怎么能加重困苦无聊的百姓去追求完备呢？笾豆之事。”

凡是宾客死亡，致送丧礼用品。

译郑康成说：“人死后，主人便为他备办丧具并停放灵柩。所谓‘丧用’，指的是馈食祭奠的物品。【○郑锷说：让丧事有所供给】

译宾客遭遇丧事，只接受草料和粮食。

郑锷说：“宾客在主人国家，自从听到自己亲人的丧讯，凡是主人国家举行的飨食之礼，都不敢接受，这是因为有丧事的原因。至于草料和粮食，是用来供给人马日常所需的，不能因为一人的丧事就不接受，所以接受草料和粮食。”

遭遇主人国家的丧事，不接受飨食，只接受牲礼。

黄氏说：“飨食，是主人招待宾客的。主人有丧事，自然不应该接受这种礼。郑玄认为牲是指生肉，说飱、飨、饩应当是熟食的，如果生致，恐怕不对。”

易氏说：“宾客，是礼的常规；死丧，是礼的变通。凡是宾客死亡，就致送丧礼；如果有君主及父母的丧事，就只接受草料和粮食；遭遇主人国家的丧事，就只接受牲礼，而飨礼都废止。这是礼的变通，也只是与常规之礼相区别罢了。”

总论

陈君举说：“邦国之君，互为宾客。先王设置官员，有行人、行夫、掌客、掌讶之类。慰问劳苦、赠送礼物，物品都有定数；拜揖辞谢、接受馈赠，事情都有节度。看春秋时期，一句话不回应，一次拜揖不合礼，两国就因此战死的人堆积如山。先王考虑祸患，难道不是预先就想到吗？”

掌讶设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郑康成说：“讶，就是迎。宾客到来，主人迎接他们。”黄氏说：“掌讶排在掌客之后，为什么呢？天子十二岁巡守，遍及五服，诸侯从一岁到六岁遍朝，那么迎接宾客的事情就没有终结的时候。朝廷清明，四方无事，诸侯受职，怎敢废弃呢？朝见的疏密，聘问的贵贱，副使随从的多少，都应当有等级。如果不是按照名册，掌讶就不让进入。”易氏说：“上文有讶士，以迎接四方狱讼为主，所以叫士；这里以掌管四方宾客为主，所以叫掌讶。”

掌管邦国的等级名册，以接待宾客。

郑康成说：“等，是九仪的等级数目。”王昭禹说：“所以迎接宾客，一定要根据名册的差别，来制定隆重或简省的节度。这与小行人掌管邦国宾客的礼籍不同。”

如果有诸侯国的宾客到来，就告诫官吏修治储备物资，与士在边境迎接宾客，作为前导进入。贾氏说：诸侯国的宾客到来，是指五等诸侯及其臣子来朝聘，指进入王畿内到达庐舍、宿市，应当共同接待他们。郑康成说：官吏指牛人、羊人、舍人、委人等。贾氏说：因为储备物资有牛、羊、猪、米、禾、草、薪等类别，所以知道告诫官吏是指牛人以下的人。王昭禹说：牛人供应储备的牛，羊人供应储备的羊，仓人供应道路的谷物储备，委人供应储备的草和薪，掌讶的名册，使各自早早准备妥当，以供给宾客使用。李嘉会曰：十里之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积，委积既已告诫准备，都可以就近取用。

郑康成说：“士讶，就是士。已经告诫后，才出去迎接宾客。”

到达宿处，就命令聚集物资。

郑康成说：命令，是命令野庐氏。

到达委处，就致送储备物资。

郑康成说：“致送储备物资，是奉王命，将物资的数目致送给宾客。”

等到诸侯国的宾客进入馆舍，在舍门外停留，在客舍等待处理事务。

郑康成说：“次，就像现在官府门外的更衣处，待事于客，是通报宾客所求索的事情。”

等到将要献币时，作为前导。

郑康成说：引导他们如同上朝一样。

到了朝见时，告知他们的位置，进入后复命，等到退朝，也这样做。

项氏说：进入庙堂告知明确的位置，然后进入，向王复命；退朝则向王复命。如果说：宾客不顾及了。郑司农说：告知他们的位置，是告诉宾客他们的处所。入复，是宾客进入后掌讶复命；出复，是回到原来的位置。宾客退朝，复命后进入迎接，作为前导，直到馆舍。

凡是宾客的事务，命令讶讶处理。

郑康成说：“宾客的事务，是指纠正他们的贡赋，治理国事。告知讶讶，如同上朝一样治理。”李嘉会曰：“讶讶，是士。”

凡是随从的人，出去就派人引导；等到回来，送行也这样做。

郑康成说：“随从的人，是指副使以下的人。人，是指他的属员胥徒，派他们引导宾客的随从，营防护卫。王昭禹曰：宾客随从的人，如果出去，掌讶派他的属员引导他们。亦如之，是指送行直到边境，如同前导、聚集物资、等待处理事务等。李嘉会曰：就像今天以转运使为馆伴，一路所供给的都可以自己办理。”

凡是宾客，诸侯有卿，迎接卿的有大夫，迎接大夫的有士，迎接士的都有迎接的人。

郑锷说：在朝聘的日子，在宾客馆舍迎接，则各降一等。如果是诸侯，就派遣卿去迎接；如果是诸侯的卿，就派遣大夫去迎接；如果是大夫，就派遣士去迎接；士虽然微小，也不能没有迎接的人。不说派遣的官员，是因为微小的人到来，王朝也派遣微小的人，没有固定的礼。迎接每降一等，如果是诸侯，则对等，所以聘礼说：“卿迎接卿，大夫迎接大夫，士迎接士”，这是诸侯国的礼。李嘉会曰：上公九命，没听说用九命的公去迎接的，这应当斟酌权宜之时宜。

凡是迎接的人，宾客到来就前往，告知并辅助他们的事务，并掌管他们的事务命令。

易氏说：“上文因为迎接宾客而提到卿大夫，即在馆舍的迎接，这里再说掌讶的职责。凡是说修治储备物资”

译以下各项，都是他所管理的政令。」○陈蕴之说：「宾客刚刚到达，掌讶就前往告知并辅助处理相关事务。‘诏’是用言语告知，‘相’是用力量辅助。‘治’指处理事务，‘令’指有所差遣。宾客若有需要处理的事务或差遣，就由掌讶来掌管【○黄氏说：「就像如今金国宾客有接伴使，又派遣监司来治理防范」】

译掌交设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二人。

郑康成说：“掌管交通往来，缔结诸侯间的友好关系。”郑锷说：“诸侯邦国地处偏远，形势阻隔，所以设置官员来掌管交通事务，疏导沟通彼此隔绝的情意，使没有疑虑阻碍，那么天子与诸侯之间情意就能相通了。”

掌管用符节和礼物巡视诸侯邦国以及万民聚集的地方，传达天子的德政心意、志向思虑，使大家都知晓天子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应当遵循什么、避开什么。郑康成说：“符节作为出行的凭证，礼物用来会见诸侯。”王昭禹说：“诸侯邦国的诸侯众多，不像左右近臣那样亲近；邦国的万民众多，不像京畿地区那样靠近。郑锷说：“天下九州，有一千七百个邦国，中士只有八人，怎么能遍至各地？用符节传达即可。把诸侯等同于万民，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大概是在巡视的邦国，见到该国国君，就用礼物来交往。”

我认为符节作为信物，礼物作为礼仪，王者不曾轻易使用。用符节和礼物巡视诸侯及万民聚集的地方，这正是王者巩固人心最紧要之处。大凡上面的情意不能下达，不是产生于疑虑，就是产生于轻慢。上面既然对人显示诚信，待人以礼，那么谁不响应呢？王者内心所喜好并促使生长的，是德；内心所触动并至诚表达的，是意。志是心有所向而体现在行动上，虑是心有所思而体现在谋划中。这四个方面有掌交来引导。像这样是天子的喜好，像这样是天子的厌恶，使天下人都知道：所喜好的应当顺从并实行，所厌恶的应当避开而不做。一个人的心意，大概就能明白透彻，与天下人共同秉持公心，使天下人心意合一。不然的话，空谈难道足以感动人、驱使万物吗？

王昭禹说：“传达天子的德政心意、志向思虑，与撢人诵读天子的意志不同。传达是传达实质，诵读是诵读言语。传达实质来交往邦国万民，属于义，所以归入秋官；诵读言语来端正邦国万民，属于政，所以归入夏官。”

使诸侯间的友好关系和睦，传达万民所喜悦的事。

郑锷说：诸侯交往友好，恐怕不能长久不变。天子希望诸侯的交往长久不变，用礼物以礼相待，正是为了和睦他们，使他们更加没有背离。万民所喜悦的事，本来就不一致。掌交巡视并和睦他们，就传达告知天子，使天子知道民心所喜悦的是什么事情。项氏说：和睦诸侯的友好关系，使他们没有猜疑怨恨的嫌隙；传达万民所喜悦的事，使他们没有抑郁愤怨的情绪。

掌管邦国间的通好事务并缔结他们的友好关系。

郑康成说：“通好事务，指的是朝见、觐见、聘问。”王昭禹说：“三等邦国，像星星分布、棋子排列在九州之内，其形势似乎像分离隔绝而互不相通，先王制定了朝见、觐见、聘问的礼仪，施行于其间，就有往来不绝的通达了。郑锷说：“朝见、觐见、聘问，是相通的事务，是常事。然而恐怕有时不通，又从而为他们缔结友好关系，使他们相互间的情意牢固不可解除。”

用来晓谕九税的利益，九礼的亲近，九牧的维系，九禁的危难，九戎的威严。

郑康成说：“晓谕告知就是明白晓谕。九税是所征收的民九职。”郑锷说：“晓谕九税的利益，是使用九职任用百姓而获取财物。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有利的。林椅说：侯国计算粮食之余，其赋税必定有进入王国的，所以有九税的利益。然而山林川泽的利益，不是侯国所能拥有的，所以掌交晓谕他们，必定有原因。”九礼是九仪的礼仪。贾氏说：九仪的礼仪，因为大小行人皆掌管九仪，是依据诸侯国而言的。说九礼的亲近，那么朝见就是。郑锷说：“晓谕九礼的亲近，使遵循九仪的礼仪，以相互聘问而表达亲近。邻国相亲，没有比这更亲近的。”九牧是九州的牧官。郑锷说：“晓谕九牧的维系，使依据九州的牧官，以相互亲近比附而作为国家的维系。作为国家的维系，没有比方伯连率更重要的，所以说‘为’。”九禁是九法的禁令。郑锷说：“晓谕九禁的危难，使知道司马九法用来禁止邦国的不可侵犯，确实令人畏惧为难。”九戎是九伐的戎事。郑锷说：“晓谕九戎的威严，使知道司马九伐之法，用来威慑邦国的确实威严。黄氏说：三代九州之内，各有蛮夷、白翟、陆浑之戎、淮夷、徐戎，本来不能知晓中国的礼法。夷狄仰慕道义，拒绝而不通，不符合拥有四海为天下君主的道义。掌交专门协调中原各国，对于自行前来交际的，仍然依据礼仪，将其官职排在掌讶之下，于是接受他们。”

王昭禹说：“先王对于诸侯，划分土地给他们，分派人民让他们治理。担心他们擅自占据一国的名位宠幸，以专断节制的大权，那么威福的权柄，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九税的利益，九礼的亲近，九牧的维系，是施予福泽的方法。九禁的危难，九戎的威严，是施加威严的方法。当初划分土地封给他们，固然已经让他们得以征用其民以获取利益。现在又晓谕他们九税的利益，使他们知道限度。当初排列爵位以区分等级，固然已经让他们各自坚守其爵位以作为本分。现在又晓谕九礼的亲近，使他们知道坚守本分。太宰在施行典

译在交接之际，本来已经确立了牧官的职责，使大小官员相互维系。如今又晓谕他们以九牧相互维系的道理，使他们知道听从命令。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本来已经使他们奉行法度而畏惧威严。如今又晓谕他们以九禁的严峻，使他们知道避开禁令；晓谕他们以九戎的威严，使他们知道避免战争。他们又怎么会有荒废隔绝、懈怠傲慢，长久地违背王命的情况呢？」○《易氏》说：「这五项都是王政中的大事，如果不是掌交所能晓谕的，掌交适时地加以申诫，难道仅仅是用甜言蜜语来辅助吗？」

译总论

林椅说：“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在朝觐、会盟时，有相见之礼；在四季时节，有聘问之礼。虽然各国各有其分守的疆域，但必须彼此亲近，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掌管交通事务，是为了使利益相通；施行礼仪，是为了使彼此亲近。用牧官来维系，用禁令来禁止，用威严来威慑，这样诸侯国的事务就完备了。后世竟然说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这是多么不思量啊！从百亩到五百里，都有封疆作为分守，那么人们就有坚定的志向；封君世代守护其地，而贤能的人担任其事务，那么治理就不会偏颇。再说诸侯国的事务，不归司马管辖，就归司寇管辖。像九法、九伐、职方氏之类，见于夏官；掌客、司仪、行人之类，见于秋官，就是如此。司马的职责，本来就说用来施行诸侯国的政职；而司寇对诸侯国的诘问，无非是纠察并使之合于规范。如果上面没有政令刑罚，即使不实行分封制，难道能安定且治理好吗？”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六人【缺】

郑锷说：掌管察视诸侯中不遵从王命的人。

掌货贿，下士十六人，史四人，徒三十二人【缺】郑锷说：掌管用来供给交通各国所需的币帛。

朝大夫，每国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说：“这是天子的属官，派他们主持都、家之国的治理，并任命他们为朝大夫。”

贾氏说：“说每国上士二人，是天子的属官，因为他们主持采地之国的治理，事务重要所以称为朝大夫。说畿内三等采地，地虽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总称为国。就像《王制》所说九十三国那样。庶子，大概是主持采地的诸子，现在排在府、史之下，大概是官长自己征辟任用的。”○黄氏说：“庶子没有官位，所以排在府、史之下，与王国的庶子不同。”

我按：都、家范围很广，事务也很繁杂。朝大夫的属官如此少，怎么够用呢？要知道这样设置，也就像现在的进奏院，只是报送文书，而事情并非由他们决断。

薛平仲说：“五典建立官职，必定以都、家为终结，其说法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然而在刑官的序列中，不仅说都、家之士，而且首先设置朝大夫，其次设置都则，然后才设置都、家之士，为什么呢？大概大宰建立八则来治理都鄙，而用刑罚赏赐来驾驭其威严，凛然不可稍加宽恕。都、家就是天子内部的诸侯，如果让威福在都鄙之中自行其是，那就是两政耦国，对内不禀承天子的命令，对外怎么作为诸侯国的准则呢？所以在都、家之国，各设朝大夫来总领。官职以朝大夫命名，那么官职就出自天子。将天子的官职分派到都、家之国，其权力又能征辟庶子来使用，那么纲领一经申示于上，权柄就不敢私自拥有，威福又怎敢私自专断呢？其次设置都则，是因为他们守护都、家的法则。最后设置都士、家士，那么都、家的刑罚就审慎了。”

掌管都、家之国的治理

郑康成说：“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的采地之主，其国治指平理其来朝的文书。”○黄氏说：“国治，是王国的治理；都、家应当奉行的，冢宰说：‘用八则治理都鄙。’”○王氏说：“都、家在国有治理事务，就由朝大夫掌管。”

每日上朝以听取国事，所以告知其君长

贾氏说：“日朝，是指朝大夫，天天在朝堂上听取国事。”○王昭禹说：“所作谓之事，所遭谓之故。”○郑康成说：“国事故，是天子的政事，应当施行于都、家的，告知君长，使他们知道并执行。君指其国君，长指卿大夫。”

贾氏说：“总括来说，都称为国君。分别来说，只有三公及王子弟能称为国君，卿大夫总称为长。”

国有政令，就命令其朝大夫

王昭禹说：“凡有所正定的，都是政；凡有所派遣的，都是令。”○郑康成说：“派他去告知都、家的官吏。”○刘执中说：“王国六官，治教应当施行于都、家的，朝大夫每天上朝于天子，以听取国事，所以告知都、家的君长，因此国有政令，就命令朝大夫。”

凡是都、家在国有治理事务的，必须通过其朝大夫，然后才听受。只有大事不通过。

郑锷说：都、家的治理，有应当在王国处理的，必须通过大夫以上达【○郑康成说：指用小事文书来的，朝大夫先平理，然后告知有关官吏】至于大事，则不能通过朝大夫来上达，其君长应当亲自前来禀受王命才行。○刘执中说：指有紧急事务想要直接上达天子的，就不通过朝大夫。

凡是都、家的治理，有不能及时完成的，就惩罚其朝大夫。

郑康成说：“不及，指有延误的惩罚。”○郑锷说：“凡是都、家的治理，有失去先后期限，违背王命而不到位的，是因为朝大夫告诫不及时，所以惩罚并责问他是可以的。”

在军队中，就惩罚其有关官吏

郑锷说：“在军队中而其军事不能按期完成，就惩罚在军中的都司马、家司马”

译耳朵。」○贾氏说：「看见军队，不属于朝廷大夫的职责范围。」

译都的职官设置：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此处原文有缺漏】。

郑康成说：“都则主管都邑中的八则事务，应当说每都如同朝大夫及都司马那样。”

都士的设置：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处原文有缺漏】。家士的设置也与此相同【此处原文有缺漏】。

郑康成说：“都邑和采邑的士，负责审理都邑和采邑中官吏与百姓的诉讼案件，并将结果上报给方士。”这也应当说每都如此。○贾氏说：“都邑和采邑的王，都不设置都士，因为已有方士主管那里的诉讼，所以让都邑和采邑的士将诉讼情况上报。”

总论司寇的属官

易氏说：“秋官是掌管刑罚的官职。司寇掌管刑罚，而士师则掌管禁令。从乡士到司隶，说的是施用刑罚的人；从布宪到衔枚氏，说的是施用禁令的人。序言提到施用刑罚，而掌戮一定排在后面；序言提到施用禁令，而禁止杀戮一定排在前面。这是因为施政尤其厌恶使用杀戮。这仅仅是刑罚禁令中的杀戮罢了。至于大行人、掌客这类官职，则似乎属于春官掌管礼仪的范畴；朝士掌管文书这类官职，则似乎属于夏官掌管政事的范畴。圣人没有将它们列在春、夏二官之下，必定列在司寇刑官的属官之中，大概是因为刑罚并非为了刑罚本身，而是在礼义文教的初始阶段就制止刑罚，在政治措施之后才制定刑罚。设置官职的用意就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圣人‘折民惟刑’（使百姓服从于刑罚）的道理吗？”右边所列刑官的属官，共六十六人，以氏为称呼，大约占三分之一。这些人本来都是世代承袭其官职的。然而考察他们的职责，大多掌管琐碎的事务，而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也是下士这样卑微的身份。先王何必让他们世代承袭呢？大概是因为有些事情是人情容易忽视的，没有比防范事物弊病更甚的了。只有刑罚的运用，尤其应当在细微之处谨慎对待。如果不是世代承袭的人，深谙事物的原委，而是新进之人交替使用，或者自作聪明来扰乱，这不仅会激起人情的变故，事物的弊病也会更加严重。所以对于那些极其需要防范却又似乎可以忽视的事情，必定让世袭的官员来掌管。运用刑罚的仁德达到极点了。

卿大夫士共一百三十五人

卿一人，中大夫四人

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人【朝大夫不计入内】，中士一百八十三人，下士二百一十九人【朝大夫不计入内】

右边刑官中担任卿大夫及上士的人极少，而中士、下士则有四百人。先王对于刑罚也很重视，但授予这些人（的职位），为何如此轻贱呢？人情所在，地位卑微的人，其权力受到上级的制约，就不敢妄自尊大、自行其是；职位既然尊贵，能够专断独行的人，就有不是长官容易制约的情况，何况是刑罚的运用呢？我看乡遂县鄙的士，他们说司寇、断狱、在朝廷上决断诉讼，然后才轮到群士。司刑的官职，上下级之间监督严厉，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让他们势均力敌，都说“我圣明”，那么是非曲直就会混淆，诉讼将如何决断呢？集合众多命士，由司寇总揽裁断。先王设置官职的用意，果然深远啊！

府、史、胥、徒、贾、庶子的人数，共二千七百三十六人。

府七百五人【朝大夫不计入内】，史一百八十人【朝大夫不计入内】，胥二百二十七人，徒二千二百五十八人【朝大夫不计入内】

贾四人，庶子四人【朝大夫不计入内】

右边刑官的属员中，府、史、胥、徒只有府特别少，徒特别多。大概是因为府掌管文书契券来管理储藏。先王根据议论来制定法规，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是害怕百姓产生争讼之心。又有什么事需要储藏文书契券呢？徒的职责，是掌管官府的命令来传达号令。单方面的供词难以听取，而上服下服的刑罚，也只有参考百姓的刺字或宽宥意见，然后才施行。那么传达号令大概是不容忽视的了。

官职中不属于命士的共五人

罪隶，蛮隶，闽隶

夷隶，貉隶

《周礼订义》卷六十九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订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订义》卷七十 宋 王与之 撰

冬官考工记上

赵氏说：先王建立官职，始于天官，掌管国家治理，到冬官而经理事务就终结了。以冬命名官职，这是它的防备之意。工，指百工，也是考察的意思。因为他们精巧，擅长制造器物，所以称为工；因为他们制造的器物从而考察其好坏，所以称为考。小宰六职中的冬官，其属官六十人，掌管国家事务，那么冬官的事务就不止于制造器物。记录者只称之为考工，为什么呢？郑玄注说：这一篇是司空的官职，司空篇已经亡佚，汉朝兴起时悬赏千金也找不到。这是前代职掌其事的人，记录以备大体数目罢了。然而秦朝焚书之后，司空居四民时地利之事已经亡佚，先儒根据所听到的记录下来而已【贾氏说：周朝衰微，诸侯厌恶典籍对自己有害，都将其销毁，司空篇亡佚已久。有人尊崇旧典，记录这三十种工技作为《考工记》，虽然不知道其人是谁，作品在何日写成，总之在秦朝之前，所以遭遇秦焚书，有韦氏、裘氏等缺失。这篇记录虽然不同于《周礼》体例，但也叙述首尾相承，总共有七段。○郑锷说：司空的职责，用这个来考察百工的事务，其篇亡佚，其记录尚存。汉儒刘歆校理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