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卷　　志第二十六

译第五十六卷　志第二十五。仪卫志二。国服。上古时代的人结网捕捉禽兽，吃兽肉、穿兽皮，用鹿皮遮蔽身体前后，这叫作“冦”。后来，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裘的制度兴起。周公陈述王业，《七月》诗中说到一天去捕貉，三月修整桑树，八月开始纺绩；从此，公家和私人的衣用都由此产生。契丹迁徙居住在铺草之间，距离上古的风俗还不远。太祖的叔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的身份，占据潢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开始设置城邑，教导种植树木、桑麻和纺织；辽国王业的兴盛，或许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吧！太祖统治北方，太宗治理中原，紫色、银色的鼠皮以及罗绮织物成篚成载地运来。精细华美的毛皮覆盖着土地，绸缎缠绕着树木。于是制定衣冠制度，北班实行国制，南班实行汉制，各自依从方便。现详细记载国服，以说明它的起源。祭服：辽国把祭山作为大礼，服饰尤其盛大。大祀时，皇帝穿金文金冠、白绫袍，系红带，佩悬鱼，垂三条山形红饰。佩戴犀玉装饰的刀，穿络缝乌靴。小祀时，皇帝戴硬帽，穿红色克丝龟纹袍。皇后戴红帕，穿络缝红袍，佩悬玉佩和双同心帕，穿络缝乌靴。臣僚和命妇的服饰，各随本部旗帜的颜色。朝服：太祖丙寅年即皇帝位时，朝服里面套着铠甲，以防备非常情况。后来举行瑟瑟礼、大射柳时，就穿这种服装。圣宗统和元年册立承天皇太后，规定三品以上使用汉式法服，三品以下使用大射柳时的服装。皇帝戴实里薛衮冠，穿络缝红袍，垂有犀玉装饰的带扣，穿络缝靴，这称为国服衮冕。太宗改穿锦袍、系金带。臣僚戴毡冠，以金花装饰，有的再加珠玉和翠鸟羽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里面束着一总头发。有的戴纱冠，形制如乌纱帽，没有帽檐，也没有两耳。额前缀金花，顶部系紫带，末端缀珠。穿紫色窄袍，系楎带；楎带用黄红色丝带包裹皮革制成，并以金、玉、水晶、靛石装饰，称为“盘紫”。太宗改穿锦袍、系金带。会同元年，凡群臣中年高而有爵秩者，都赐给这种服饰。公服：称为“展裹”，穿紫色服装。兴宗重熙二十二年，下诏八房族人戴巾帻。道宗清宁元年，下诏规定非功臣、外戚后裔以及夷离副使和承应中有职事的人，不得戴巾。皇帝戴紫色皂幅巾，穿紫色窄袍，系玉束带，有时穿红色袄；臣僚也戴幅巾，穿紫衣。常服：宰相中谢仪中，皇帝穿常服。高丽使者入朝谒见的仪式中，臣僚穿便服，称为“盘裹”。穿绿色花纹窄袍，中单多为红、绿色。贵人披貂裘，以紫黑色最为贵重，青色次之。还有银鼠皮，尤其洁白。地位低下者穿貂毛、羊皮、鼠皮和沙狐皮裘。田猎服：皇帝戴幅巾，披铠甲、穿戎装，以貂鼠皮或鹅颈、鸭头皮制作擀腰。蕃汉诸司使以上官员都穿戎装，衣襟均向左开，颜色为黑绿色。吊服：太祖的叛弟剌哥等投降时，太祖穿素服接受他们投降。穿素服，骑赭白马。汉服。黄帝开始制定冕冠和章服，后世君王用它们来祭祀和宴享。夏代的收、殷代和周代的弁用于朝会，冠端用于居处；这是用来区别尊卑、辨明仪制和器物的。后来唐朝以冕冠、青衣作为祭服，以通天冠、绛袍作为朝服，以平巾帻、袍作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初一，太宗皇帝进入晋地，备办法驾，在汴京崇元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从这天起便成为常例。这一年北归时，唐、晋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典章被辽国采用。现从中择取整理，记载其中常用的部分。祭服：辽朝终世没有营建郊丘，因此不记载大裘冕服。衮冕用于祭祀宗庙、派遣上将出征、凯旋饮至、登基、举行加元服礼、迎娶皇后；如果元日接受朝贺，也穿戴它。冠冕饰以金饰，垂着十二旒白珠，用丝带作冠缨，颜色与大带相同；两旁垂纩充耳，以玉簪导固定。上衣和下裳绘有十二章纹：八章在衣上，分别是日、月、星、龙、华虫、火、山、宗彝；四章在裳上，分别是藻、粉米、黼、黻。衣领织成升龙纹，各龙纹分为六等。龙、山以下的纹章，每章排列一行，每行十二个。内穿白纱中单，衣领绘黼纹，衣裾用青色昞饰；系黻纹革带、大带，佩剑、佩绶，鞋上加金饰。元日朝会的仪式上，皇帝穿衮冕。朝服：乾亨五年，圣宗册立承天太后，规定三品以上穿法服。杂礼中册立承天太后的仪式，侍中到席位后，要解剑、脱鞋。重熙五年举行尊号册礼，皇帝穿龙衮，北面和南面臣僚都穿朝服，这大概是辽国的制度。会同年间，太后和北面臣僚穿国服，皇帝和南面臣僚穿汉服。乾亨以后，大礼中即使北面三品以上官员也穿汉服；重熙以后，大礼一律穿汉服。平常朝会仍遵循会同年间的制度。皇帝在祭祀归来、冬至、朔日接受朝贺、临轩拜受王公朝见、元会和冬会时，穿通天冠。冠上加金制博山，附饰十二只蝉，冠首装饰珠翠。戴黑介帻，发缨用翠色饰物，簪导用玉或犀角制成。穿绛纱袍，内穿白纱中单，衣领及衣裾分别用相应服色装饰；穿朱色昞裾、白裙襦、绛色蔽膝，系白色假带和方心曲领。还要系革带，佩剑、佩绶，穿袜和鞋。如果尚未举行加元服礼，就梳双童髻，戴空顶、黑介帻，以双玉导固定，并加饰宝物。元日上寿的仪式上，皇帝穿通天冠和绛纱袍。皇太子戴远游冠，在谒庙回宫、元旦、冬至和朔日入朝时穿用。冠为三梁，加金制附蝉九只，顶部装饰珠翠。戴黑色介帻，发缨用翠，配犀簪导。穿绛纱袍、白纱中单、皂色衣领、绣裾、白裙襦、白色假带和方心曲领，绛纱蔽膝。革带、剑、玉佩、绶带、袜和鞋与上文相同，后来改用白袜、黑鞋。未冠时梳双童髻，戴空顶、黑介帻，配双玉导，并加宝饰。册立皇太子的仪式中，皇太子戴远游冠，穿绛纱袍。亲王戴远游冠，在陪祭、朝飨、拜表和重大事务时穿用。冠为三梁，加金制附蝉。戴黑色介帻，配青色簪导。穿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色衣领、绣裾、白裙襦。系革带钩歎、假带、曲领和方心，穿绛纱蔽膝、袜和鞋，佩剑、玉佩、绶带。二品以上官员与此相同。诸王戴远游冠，三梁，黑色介帻，配青色簪导。三品以上官员戴进贤冠，三梁，饰以宝物。五品以上官员戴进贤冠，二梁，以金装饰。九品以上官员戴进贤冠，一梁，不加装饰。七品以上官员去掉剑、玉佩和绶带。八品以下官员与公服相同。

译公服：勘箭仪中，阖使穿公服，系履。辽国曾经使用过公服。皇帝戴翼善冠，在朔日临朝听政时使用。穿柘黄色袍，系九环带，白练裙襦，六合靴。皇太子在五日常朝、元日和冬至接受朝贺时，穿远游冠。穿绛纱单衣、白裙襦，系革带和金钩歎，系假带、方心，佩纷囊，穿白袜和乌皮履。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戴有缨的冠帻，配簪导，在谒见东宫以及办理其他公务时穿用。穿绛纱单衣、白裙襦，系带钩歎、假带和方心，穿袜履，佩纷囊。六品以下官员戴有缨的冠帻，配簪导，去掉纷囊，其余都相同。常服：辽国称为“穿执”。起居礼中，臣僚穿执，意思是穿靴、手执笏板。皇帝穿柘黄色袍衫，戴折上头巾，系九环带，穿六合靴，这套服饰起源于宇文氏。唐太宗贞观以后，除元日、冬至接受朝贺以及举行大祭祀之外，平时都只穿常服。皇太子戴进德冠，冠上有九琪，以金装饰；穿绛纱单衣、白裙襦、白袜、乌皮履。五品以上官员戴幞头，也称折上巾，穿紫袍，执牙笏，系金玉带。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砺石和金鱼袋；武官佩楎七事，即佩刀、刀子、磨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穿乌皮六合靴。六品以下官员戴幞头，穿绯衣，执木笏，系银带，佩银鱼袋，靴子相同。八品、九品官员戴幞头，穿绿袍，系棻石带，靴子相同。校勘记。一：关于“红带至红垂”，按《礼志》卷一祭山仪，作“绛带、绛垂”。二：关于“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按本纪，太祖是在丁卯年即位。三：关于“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中单”上原有“绿”字，是衍文。《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也没有“绿”字，因此删去。四：关于“太祖叛弟剌哥”，“剌哥”在《仪卫志四》中也如此记载；但《太祖纪》六年十月以下以及《皇子表》都作“剌葛”。五：关于“夏收、殷、周弁以朝”，“夏收、殷、周弁”原作“唐收、殷、周弁”。按《仪礼·士冠礼》：“周弁，殷，夏收。”据此改正。六：关于“重熙五年尊号册礼”，按本纪，重熙五年没有尊号册礼，“五年”疑为“元年”之误。七：关于“武官楎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袋”，“针筒”原误作“计筒”，“火石袋”原误作“大石袋”。按《新唐书·车服志》：“武官五品以上佩楎七事：佩刀、刀子、砺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是也。”据此改正。第五十七卷　志第二十六。仪卫志三。符印。遥辇氏时代，契丹从回鹘接受印信。到耶澜可汗时，向唐朝请求印信，唐武宗才赐给“奉国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朝幽州刺史前来归附，太祖下诏赐给他印绶。当时，太祖接受遥辇氏的帝位已经十年了。会同九年，太宗征伐晋国，晋末帝上表献上传国宝一方、金印三方，天子的符瑞从此归于辽国。传国宝：秦始皇制作，用蓝田玉制成，螭龙作纽，六面，其正面文字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用鱼鸟篆书写；子婴将它交给汉高祖。王莽篡夺汉朝，平皇后把玉玺投到殿阶上，螭龙的角略有损伤。汉献帝时玉玺失踪，孙坚在井中得到，后来传到孙权手中，孙权又把它归还给魏。魏文帝在玺肩处用隶书刻下“大魏受汉传国之宝”。唐朝改名为“受命宝”。晋朝灭亡后归于辽国。自三国以来，僭越称帝的各国往往仿制私造，历代府库收藏的玉玺不一，无法辨别真伪。圣宗开泰十年，派驿使到中京取来石晋所献的玉玺。兴宗重熙七年，以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进士作赋应试。天祚帝保大二年，把传国玺遗失在桑乾河。玉印：太宗攻破晋国北归时，在汴京宫中得到，收藏在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下诏使用太宗的旧宝。御前宝：用金铸成，文字为“御前之宝”，用来钤印臣僚的宣命。诏书宝：文字为“书诏之宝”，凡是诏书、批答都使用它。契丹宝：举行契丹册礼时，符宝郎捧着宝印放在御座东边。金印三方：晋帝所献，印文不详。皇太后宝：形制不详。天显二年，应天皇太后临朝称制，群臣向她进献玺绶。册立承天皇太后的仪式中，符宝郎捧宝印放在皇太后座位右边。皇后印：印文为“皇后教印”。皇太子宝：形制不详。重熙九年册立皇太子的仪式中，中书令授予皇太子宝印。印。吏部印：印文为“吏部之印”，用银铸成，用来钤印授予文官的制诰。兵部印：印文为“兵部之印”，用银铸成，用来钤印授予军职的制诰。契丹枢密院、契丹各行军部署、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以及汉人各行宫都部署的印，均用银铸成。印文不超过六字以上，以银朱作为印色。南、北王以下以及内外各部门的印，均用铜铸成，以黄丹作为印色；各税务机关的印，以赤石作为印色。杓印：“杓”是猛禽的总称，用它作为印纽，取迅速之意。行军时，诏书赐给将帅使用。道宗赐给耶律仁先鹰纽印，就是这种印。符契。自从大贺氏八部用兵以来，出兵必须合验符契，不过是刻木制成两半相合的凭证。太祖受命以后，改用金鱼符。金鱼符共有七枚，用黄金铸成，长六寸，各自刻有字号；每条鱼的左右两半都可以相互合验。有事时，先把左半符牌授予守将，使者持右半符牌；两半的大小、长短和字号相合后，才发兵。事情办完后，将符牌交还内府。银牌二百面，每面长一尺，刻有契丹国字，文字是“宜速”，又写着“敕走马牌”。国家有重大事情时，皇帝亲自把牌交给使者，并亲笔写札，给他若干匹驿马。驿马不足，就取其他马匹代替。法令规定，昼夜奔驰每天七百里，次等速度每天五百里。使者所到之处，如同天子亲自降临；所需物资和马匹可以随时索取、更换，没人敢违抗。使者回来后，皇帝亲自接收此牌，由手封牌印郎君收藏掌管。

译木契正面为阳面，背面为阴面，关闭宫门、召唤仪仗时使用。举行朝贺礼时，宣徽使请示后，拿阳面木契下殿，走到殿门，把木契交给西上阖门使，说：“交付木契，进行核验。”勘契官应声，跪下接过木契，举手核对木契，起身鞠躬，奏道：“内外核验木契相同。”阖门使说：“遵照诏令核验木契，开始核验。”勘契官拿着阴面木契应声，起身站立，稍稍退到后面，引声说道：“军将、门仗官。”众人齐声应答。勘契官说：“宫内发出召唤仪仗的木契一只，遵照诏令交给左右金吾仗进行核验。”勘契官问：“相合不相合？”门仗官答：“相合。”这样问答两次。勘契官问：“相同不相同？”门仗官答：“相同。”也问答两次。勘契官上前鞠躬，奏道：“核验官左金吾引驾仗、勾画都知某官某，与御前核验相同。”起身，稍稍退到后面，右手举起木契，说：“这只木契谨慎交给阖门使带入。”阖门使引声应答，门仗官低声应答。勘契官跪下把木契交给阖门使，阖门使上殿交纳木契，宣徽使接收木契。阖门使下殿，奉诏召唤仪仗。木箭中，内箭为雄箭，外箭为雌箭，皇帝出行时使用。皇帝回宫时，勘箭官拿着雌箭，东上阖门使拿着雄箭，依照核验木契的仪式办理，详细记载在《礼仪志》中。※校勘记 一：末帝表中说“上传国宝”。按：末帝就是石重贵；石重贵在《旧五代史》中称为少帝，《新五代史》中称为出帝，这只是通常的称呼。二：诏令使用太宗旧有的宝玺。按：相关纪事在应历三年二月。三：天显二年，应天皇太后称制。“皇太后”原文误作“皇后”，漏掉“太”字，依据《纪》天显二年十二月补正。四：“须索更易”的“须”字，《国志》卷二五引《使辽录》作“需”，是。第五十八卷　志第二十七 《仪卫志四》仪仗 帝王居处要设置重重宫门，并有人击柝巡夜；出行时则用军队作为营卫，劳累百姓、调动众人，难道是愿意这样做吗？天下的大患产生于过度的欲望，所以不得不从长远考虑，严密防备。那些智慧出众、勇武杰出的将领和强大的藩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用；把武备安排在文物制度之中，这就是设置仪仗的原因。金吾、黄麾以及六军仪仗，辽朝从后晋承袭，后晋从后唐承袭，后唐又从后梁、后唐承袭，其来历是有源流的。耶律俨、陈大任所撰旧志中有不完备的地方，又参照《辽朝杂礼》考订如下。国仗 王通说，舜每年巡视四方岳地，百姓并不感到劳苦，这是因为营卫从简、征求很少。辽太祖单人单骑挥动一支旗帜，开拓土地万里，经营四方，从未安居，所到之处百姓乐于跟从，也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太宗兼并并统治中原后，秦始皇、汉武帝的仪仗文物日益传入，后世沿袭下来。旄头、豹尾在五京之间奔驰，一年到头劳苦奔波，车马足迹相接。百姓劳苦、财物匮乏，难道就是这个缘故吗？辽朝自大贺氏摩会接受唐朝赐予的鼓，便以此作为国仗。其制度非常简略，太宗征伐唐、晋以前，所使用的都是这些器物。把它列在本篇开头，是为了说明创业艰难的君主，难道一定要用厚重的仪仗来护卫自身吗？十二神。十二面旗。十二面鼓。曲柄华盖。直柄华盖。遥辇末主派人制作这些仪仗，在太祖帐前设置十二神、天子旗和鼓。诸弟剌哥等人叛乱，匀德实放火焚烧行宫，皇后命曷古鲁前去救援，只来得及保住天子旗鼓。太宗即位后，把旗鼓和十二神设置在殿前。圣宗曾以轻车仪卫前往拜谒帝山。渤海仗 天显四年，太宗巡幸辽阳府，人皇王准备车舆和羽卫前来迎接。乾亨五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准备仪仗和卫队迎接车驾。这就是原来渤海的仪卫制度。汉仗 大贺失活到唐朝入朝，娑固兄弟接着入朝，并娶唐朝公主、受封为王，尽情观览上国的盛况。唐玄宗开元年间东封泰山时，邵固随从，又看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从此以后，向唐朝朝贡年年不断。辽始祖涅里拥立遥辇氏，世代担任国相，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仰慕企望帝王的威仪光辉已经多年。遥辇氏把鼓送到太祖帐前，这哪里足以满足其雄心霸气所睥睨的志向呢？此后，他们往来于后梁、唐朝之间进行聘问，不怕劳苦。到了太宗，他拥立晋国以求取册封礼仪，进入汴京后收取帝王法物，这才使历代以来的愿望一次全部得到。太原擅自发号施令，力量并非不能抵抗，却把法物席卷一空，先送到中京，连山河都可以舍弃，丝毫不加顾虑，可见其志向了。于是，秦、汉以来帝王的文物制度全都进入辽朝；后来后周、宋朝只能依照图样重新制作，已经不是原来的器物了。辽朝所看重的，大致就是这些，所以特意记载下来。太宗会同元年，晋国使者冯道准备车辂、法物，举行上皇太后的册封礼；刘、卢二人重新备办礼仪，为上皇帝上尊号。会同三年，皇帝在蓟州观看引导车驾的仪卫图，于是准备法驾巡幸燕地，在元和殿举行入阖礼。会同六年，准备法驾巡幸燕地，迎接并引导皇帝进入元和殿。大同元年正月初一，准备法驾到达汴京，皇帝驾临崇元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从此以后成为惯例。二月初一，皇帝驾临崇元殿，备办礼仪接受朝贺。三月，皇帝将巡幸中京镇阳，诏令收取卤簿法物，交给有关部门押送先行。不久镇阳归入汉地，卤簿法物随世宗回到上京。四月，皇太弟李胡派使者询问军事，皇帝答复说，朝会和日常起居都依照礼仪办理。当月太宗去世，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已经备齐，但没有使用。穆宗应历元年，诏令朝会依照嗣圣皇帝的旧例，采用汉礼。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灵柩升入车中，备办卤簿仪卫。六月，圣宗到达上京，留守准备法驾迎接并引导。圣宗统和元年，车驾返回上京，迎接、引导的仪卫都依照规定办理。统和三年，皇帝巡幸上京，留守准备仪卫恭敬迎接。统和四年，燕京留守准备仪卫，引导车驾进入京城；皇帝驾临元和殿，百官朝贺。此后，仪卫成为经常性的事务，史书不再逐一记载。卤簿仪仗中的人数和马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