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卷　　志第二十九

译盐业专卖制度，是从太祖因得到的汉民很多，便把他们分入八部，在古汉城另设一部加以管理开始的。古汉城在炭山南面，拥有盐池之利，也就是后魏的滑盐县；八部都从那里取盐食用。征讨幽州、蓟州回来后，军队驻扎在鹤剌泺，太祖命令取盐供给军队。从此以后，鹤剌泺中的盐越来越多，官民上下都够用。会同初年，太宗在晋地大有作为，晋国献出十六州土地，其中包括瀛州、莫州，辽朝开始取得河间煮海制盐的利益，并在香河县设置榷盐院；于是燕地、云州以北暂时食用沧州盐。一时之间，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地都产盐，五京的计司各自管理本地盐务。至于煎盐取盐的制度和每年产盐的定额，已经无法详细考知。矿冶业，是从太祖开始兼并室韦时兴起的。室韦地产铜、铁、金、银，那里的人擅长制作铜器、铁器。又有曷术部，铁很多；“曷术”在契丹语中就是“铁”的意思。该部设置三处冶场：一处叫柳湿河，一处叫三黜古斯，一处叫手山。神册初年，平定渤海，取得广州；广州本是渤海的铁利府，改名为铁利州，当地也盛产铁。东平县原是汉代襄平县的旧地，出产铁矿，设置采矿冶炼户三百户，按赋税供应缴纳。由于各处矿冶多在国土东部，所以在东京设置户部司，在长春州设置钱帛司。太祖征讨幽州、蓟州，军队返回时驻扎在山麓，发现银矿、铁矿，便命令设置冶场。圣宗太平年间，在潢河北面的阴山以及辽河源头，各发现了金矿、银矿，兴办冶场采掘冶炼。从此直到天祚帝时期，国家都依赖矿冶所得的利益。铸造钱币的制度，最早是撒剌的任夷离时，因为当地盛产铜，开始铸造钱币。太祖是他的儿子，继承并使用这一制度，于是使国家富强，开创帝业。太宗设置五冶太师，总管四方的钱币和铁务。石敬瑭又献出沿边积存的钱币，用来充实军需。景宗认为旧钱不够使用，开始铸造乾亨新钱，钱币得以流通。圣宗开凿大安山，取得刘守光所藏的钱币，分发给五京计司，同时铸造太平钱，新旧钱币交替使用。于是国家的钱币逐渐流通于境内。因此统和年间曾从内藏钱中拨出钱币，赏赐南京各军司。开泰年间，诏令各道，对于贫困百姓中有典卖、抵押男女的，按雇佣价格每日计十文钱；钱价折算完毕后，便把人还给父母。每年春秋两季，使用官钱宴请将士，钱币消耗极多，所以东京铸造的钱直到清宁年间才开始使用。当时诏令禁止各路出售铜铁，以防止私铸，又禁止把铜铁卖入回鹘，法禁更加严厉。道宗时期，钱币有四等：咸雍、大康、大安、寿隆，都是随着改换年号而更改名称。钱币的肉、好以及铢数，也无从考查。只是杨遵征收户部司拖欠的旧钱，得到四十多万缗，因此授任枢密直学士。刘伸任户部使时，每年收入盈余钱三十万缗，升任南院枢密使；后来因发生灾害，拿出钱来救济贫困者以及各宫分、边疆戍守地区的人户。当时虽然还没有达到钱串朽坏、积存多得无法计量的程度，也可以说是富裕了。到了末年，经费浩大充足，铸钱仍照旧进行，但国家用度仍然不足。即使接受海云佛寺所助的千万钱财，来者不拒，不久又禁止民间钱币流出国境。天祚帝时期，又铸造乾统、天庆两种新钱，但上下都陷入穷困，府库没有剩余积蓄。起初，太祖担任迭烈府夷离也时，鉴于遥辇氏势力单薄，于是安抚各部，明确赏罚，不任意征讨；顺应百姓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使各群牧蓄养繁息，上下都供给充足。等到他即位后，征伐河东，攻下代北的郡县，〈七〉获得牛、羊、骆驼、马十多万头。枢密使耶律斜轸讨伐女直，又获得马二十多万匹，分散放牧在水草便利的地方，几年间增加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当时，清点富人的马匹，数量并没有增加；赏赐大、小鹘军一万多匹，也没有减少，这大概是因为畜牧管理得法。咸雍五年，萧陶隗任马群太保，上书仍说各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互欺骗，应当清点实际数目，编制定额名籍。此后，东丹国每年进贡马一千匹，〈八〉女直一万匹，直不古等国一万匹，阻卜以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九〉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各部三百匹；仍然禁止朔州路的羊马进入宋境，吐浑、项的马卖给夏国。因此各群牧日益繁盛，数量达到一百多万匹，各司牧官依次晋升官阶。从太祖到兴宗将近二百年间，各群牧的兴盛始终如一日。天祚帝初年，马匹仍有数万群，每群不少于一千匹。祖宗的旧制度是，常选数万匹南征马，放牧在雄州、霸州、清州、沧州之间，以备燕地、云州有紧急情况；又选数万匹供四季游猎；其余马匹则分配地方放牧。这套制度非常完善。到了末年，多次与金朝交战，契丹、汉人的战马损失了十分之六七；即使把价格提高数倍，最终也买不到，于是冒犯法令购买官马参军。各群牧私自卖马的情况越来越多，打猎所需的马匹也不足，于是被金朝打败。辽军抛弃众人，流亡迁徙，直到灭亡。松漠以北原有的马匹，全都被大石林牙占有。辽朝食货方面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些。至于邻国每年的币帛，各属国每年进贡的土产，虽然历朝军国经费多有依赖，但并非辽朝本国所产，何况名目和数量已经见于《本纪》，这里不再记载。冀州以北适宜养马，海滨适宜产盐，这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辽地一半是沙漠，三个季节多寒冷，春秋两季耕种和收获必须赶上时节，黍的高低又因土地而异，大概不能与中原相同。然而辽朝自建国初年，农业粮食充足有余，赈济饥荒、救助灾难，从不吝惜，甚至惠及邻国，丰厚充足。这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些利益的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劝农督课用人得当，规划措施有制度罢了。世人谈论钱币时，常常担心钱币沉重滞重、难以运送，铸钱又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权宜地兴起了纸币制度。西北地区通行船运，与东南相比只有十分之一二。辽朝强盛时，钱币流通充足，国家财用因此富足，供给戍守、赏赐征战将士，动辄赏赐亿万钱币，从未听说使用所谓纸币；那么它又是用什么办法取得这种便利的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旧有储钱和新铸钱都允许民间使用。孟子说：“善于谋求利益的人，即使遇到荒年也不能使他灭亡。”人的力量如果真正发挥出来，一个人尚且足以战胜时令造成的灾害，何况治理国家呢？由此可知，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有办法利用天时、地利的条件，无论到哪里都能实现自己的志向。粮食中没有比谷物更重要的，货币中没有比钱更重要的，所以特意记载这两方面，用来表彰辽朝初年主持政务、也善于使国家富裕的大臣。※校勘记

译一：“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中的“统和初”原误作“乾亨间”。按《纪》，乾亨五年六月改元统和，燕京留守司上言在九月，因此据此改正。二：“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按《纪》，此事在统和七年三月。三：“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按《纪》，天显元年二月平定渤海，并非神册初年。《地理志》卷二说，最初是渤海铁利郡，太祖建立铁利州，开泰七年设置为广州。四：“取刘守光所藏钱”。见卷一三校勘记。五：“刘伸至擢南院枢密使”。按卷九八《刘伸传》，应作“枢密副使”。六：“群牧蓄息”中的“蓄”字应作“蕃”。七：“及即位伐河东下代北郡县”。按《纪》，征伐河东、攻下代北是在唐天复二年，即阿保机即位前五年。八：“此后东丹国每年进贡一千匹马”。按《纪》，天显元年二月将渤海国改为东丹国，进贡马匹的规定就是在这时确定的，见卷七二《义宗倍传》。世宗天禄元年让安端主持东丹国，此时东丹国已经只剩空名。这里叙述道宗时期东丹进贡马匹，前后时代混淆。九：惕德。“惕德”原文误作“惕隐”，据《纪》、大安十年正月和六月的记载以及《部族表》改正。第六十一卷　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刑罚这种制度，开始于战争，最终归于礼制。远古洪荒时代，刚出生的人类拥有武器，就像蜜蜂有毒刺一样，只是为了自卫。蚩尤最初制造叛乱，于是百姓相互仇视，奸邪盗贼一同出现，刑罚的使用怎么能停止呢？帝尧清楚地询问民情，于是命令三公为百姓办理功业，伯夷制定典章，以刑罚裁断百姓。所以说，刑罚这种制度，开始于战争，最终归于礼制。先王顺应天地和四时，设置六卿。秋天对应刑官，象征万物在时令中成熟。秋季的气息承接夏季，又在春季改变颜色，由此可以推知其中的道理。辽朝靠武力建立国家，禁止暴行、收敛奸邪，没有比刑罚更重要的。国家初建时制定法律，有些刑罚还超出五服、三就等礼制范围；当时兵势正盛，礼制尚且无暇顾及。后来阻午可汗知道宗室成员雅里贤能，命他担任夷离，掌管刑罚，这难道不是说士师这一官职，非贤能之人不能担任吗？太祖、太宗经营疆土，披甲的将士年年不得安居，威势压倒仁爱，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子孙相继，刑法有时轻、有时重；其中能够审慎权衡、最终以礼制收束的，只有景宗、圣宗二宗做得最好。但辽朝刑制大体有四种：死刑、流刑、徒刑、杖刑。死刑有绞、斩、凌迟等种类，还有籍没财产和家属的刑法。流刑按照罪行轻重，把罪人安置到边城或部族地区；较远的流放到境外，更远的则罚往遥远的地域。徒刑分为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终身徒刑杖决五百下，以下各等依次减少一百下；又有刺字的刑法。杖刑从五十下到三百下，凡杖刑五十下以上的，用沙袋击打；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等刑法。木剑、大棒各打三下，次数从十五下到三十下不等；铁骨朵有打五下或七下的规定。犯重罪的人将用沙袋击打时，先在骨头上及四周击打。拷问的刑具，有寏、细杖，以及鞭打、烙刑。寏杖打二十下；细杖分三等，从三十下到六十下。鞭打、烙刑的数量是：烙三十下，鞭打三百下；烙五十下，鞭打五百下。被告对各种应当认罪的事情仍不服罪，就用这些刑罚审讯。品官因公事错误而犯罪，以及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人犯罪，允许用赎刑论处。赎铜的数额是：杖打一百下，缴纳铜钱一千。又有八议、八纵的法律。籍没的刑法，始于太祖任挞马沙里时。他奉痕德可汗之命，审理于越释鲁被害的案件，把首恶的家属没入瓦里。淳钦皇后时期将其中一部分析出，作为着帐郎君，到了世宗时诏令免除这项刑罚。此后，内外戚属以及世代为官之家犯谋反叛逆等罪，又被没入；其他人则没为着帐户。被没入宫分、分赐给臣下的情况也有。木剑、大棒的刑法，是太宗时期制定的。木剑正面平、背面隆起，大臣犯重罪时，如果想从宽赦免，就用它击打。沙袋刑是穆宗时期制定的，使用熟皮缝合制成，长六寸、宽二寸，柄长一尺左右。徒刑的数量，重熙年间的制度记载得很详细；杖刑以下的数量，咸雍年间的制度记载得很详细；其余不经常使用且没有固定形式的刑罚，无法全部记录。太祖初年，各种事务刚开始建立，犯罪的人按罪行轻重处决。后来治理诸弟叛逆党徒时，权宜制定法律。亲王跟随叛乱，不让全部甸人陪同受罚，有时把亲王投入高崖杀死；淫乱而行为不轨的人，用五辆车分裂其身而死；违逆父母的人依此处理；讥讽辱骂、冒犯上级的人，用熟铁锥穿刺其口而杀死。连坐者按罪行轻重杖打处决。杖刑有两种：大杖重五百钱，小杖重三百钱。又设置枭首、磔裂、生埋、射鬼箭、炮掷、肢解等刑罚。总之归于重刑，只是为了使平民不敢作乱罢了。癸酉年，下诏说：“自从我北征以来，四方的诉讼案件积压很多。如今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群臣应当符合我的心意，详细审理裁决，不要使任何人受到冤枉。”于是命北府宰相萧敌鲁等人分道审理、疏通积案。辽朝体恤慎刑的意图，在这里可以看出。神册六年，平定各族后，皇帝对侍臣说：“国家的各种事务，大小各有不同；如果法度不明确，凭什么治理国家，臣下又由什么知道禁令呢？”于是诏令大臣制定治理契丹及各族的法律；汉人则依据律令判决，并设置钟院来使百姓申诉冤情。到了太宗时期，治理渤海人完全依照汉法，其他方面没有改变。会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谋划毒害通事解里等人，已经有两人中毒，太宗命令对舍利郎君施以重杖，并把他的妻子流放到厥拨离弭河，把制造毒药的家族灭族。世宗天禄二年，天德、萧翰、刘哥及其弟盆都等人谋反。天德被处死，萧翰受杖刑，刘哥被流放，派盆都到辖夓斯国任职。这四个人的罪行相同，刑罚却不同。辽朝时期，同罪而判决不同的情况大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