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礼记正义》 汉 郑玄疏 唐 孔颖达注

序

卷一 曲礼上第一

卷二 曲礼上第一

卷三 曲礼上第一

卷四 曲礼下第二

卷五 曲礼下第二

卷六 檀弓上第三

卷七 檀弓上第三

卷八 檀弓上第三

卷九 檀弓下第四

卷十 檀弓下第四

卷十一 王制第五

卷十二 王制第五

卷十三 王制第五

卷十四 月令第六

卷十五 月令第六

卷十六 月令第六

卷十七 月令第六

卷十八 曾子问第七

卷十九 曾子问第七

卷二十 文王世子第八

卷二十一 礼运第九

卷二十二 礼运第九

卷二十三 礼器第十

卷二十四 礼器第十

卷二十五 郊特牲第十一

卷二十六 郊特牲第十一

卷二十七 内则第十二

卷二十八 内则第十二

卷二十九 玉藻第十三

卷三十 玉藻第十三

卷三十一 明堂位第十四

卷三十二 丧服小记第十五

卷三十三 丧服小记第十五

卷三十四 大传第十六

卷三十五 少仪第十七

卷三十六 学记第十八

卷三十七 乐记第十九

卷三十八 乐记第十九

卷三十九 乐记第十九

卷四十 杂记上第二十

卷四十一 杂记上第二十

卷四十二 杂记下第二十一

卷四十三 杂记下第二十一

卷四十四 丧大记第二十二

卷四十五 丧大记第二十二

卷四十六 祭法第二十三

卷四十七 祭义第二十四

卷四十八 祭义第二十四

卷四十九 祭统第二十五

卷五十 经解第二十六

卷五十 哀公问第二十七

卷五十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卷五十一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卷五十一 坊记第三十

卷五十二 中庸第三十一

卷五十三 中庸第三十一

卷五十四 表记第三十二

卷五十五 缁衣第三十三

卷五十六 奔丧第三十四

卷五十六 问丧第三十五

卷五十七 服问第三十六

卷五十七 间传第三十七

卷五十八 三年问第三十八

卷五十九 深衣第三十九

卷五十九 投壶第四十

卷五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

卷六十 大学第四十二

卷六十一 昏义第四十四

卷六十一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卷六十一 冠义第四十三

卷六十二 射义第四十六

卷六十二 燕义第四十七

卷六十三 聘义第四十八

卷六十三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序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

礼，是经纬天地的大法，推究其本源，则始于宇宙太初；探究其始末，体现的则是人情的欲望。人禀受天地六气而生，顺应四季时序而活，因禀赋的清浊不同而有纯厚与薄劣之分，感应阴阳的变化而产生变迁。所以说：人生下来时本性是宁静的，这是天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应而产生活动，这是本性的欲望。喜怒哀乐的情志，由此产生；动静爱恶的心思，由此存在。精纯粹美的人虽然保持凝定不动，浮躁浅薄的人却实在无所不为。因此，古代的圣王鉴于人性如此，想要用正直来保全他们，引导他们归于道德仁义。就像洪水泛滥淹没山陵，要修筑堤防来制约它；驾驭失控奔逸的马，要设置马嚼子和马鞭来驱策它。所以，向上效法天象的圆融，向下参验大地的方正，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齐规范他们。然而，飞禽走兽之类，都有怀有嗜欲；那么，远古洪荒的时代，并非没有性情。烤熟的黍米，是大享祭祀的滥觞；土制的鼓，是《云门》舞乐的雏形。冠冕在轩辕氏初期开始作为装饰，玉帛在虞舜时代开始用于朝见。夏商两代变革天命，礼制的增减可以知晓；周文王、周武王重振光辉，典章制度于是完备。到了周公旦，背靠屏风临朝听政，阐述《曲礼》以节制威仪，制定《周礼》以治理邦国。礼，是体现，是践行，多么文采斐然啊！三百三千的礼仪，在这里最为兴盛。它纲纪万事，雕琢六种情感。它不像日月那样照亮寰宇，却像松竹那样在霜雪中坚守贞洁之心。顺从它，则宗庙稳固，社稷安宁，君臣有序，朝廷端正；违背它，则纲纪废弛，政教烦乱，阴阳在上错乱，人神在下怨恨。所以说，人生在世，礼最为重要。没有礼，就无法侍奉天地神灵，辨别君臣长幼的位分，可见礼的时义真是伟大啊！等到周昭王南征之后，常道逐渐败坏；彗星从东方出现之际，法度于是泯灭。孔子虽然整顿礼乐，颓败的纲纪暂时得到治理，但各国各异，各家殊途，异端学说纷纷兴起。画蛇添足的说法，文辞专擅于纵横家；白马非马的辩论，逻辑偏离于坚白论。等到孔子在两根楹柱之间去世，道统丧失，义理背离了四种学术，上起子游、子夏之初，下至秦汉之际，其间歧途诡说，虽然纷纷竞起，但昔日的风教和往日的功烈，也时常独自留存。

于是，博学通达的人，知晓今古，考察前代的法度，参酌当时的得失，都根据自己的所见，各自记录旧闻。错综汇总，聚集在一起，按类别相互附会，《礼记》的篇目，

译于是乎在此。距离圣人时代越远，异端学说逐渐兴起，所以大戴、小戴两戴，同姓而分属不同流派；王肃、郑玄两家，同解一经而注释不同。从晋、宋时期，直到周、隋时代，传承《礼》学的人，江南地区尤其兴盛。撰写义疏的人，南方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人；北方有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人。流传于世间的，只有皇氏、熊氏两家而已。熊氏则违背原经，多更改郑玄的义理，如同要去楚国却向北走，马跑得虽快，离目标却越来越远。他又想解释经文，只聚集疑难之处，如同梳理丝线却使其更加纷乱，手虽忙碌，丝线却更加混乱。皇氏虽然章句详实正确，略微有些繁冗广博，又既然遵循郑氏，却时常违背郑氏的义理，这如同树叶落下不回归根本，狐狸死时头不朝向故丘。这都是两家的弊端，算不上得当。然而拿熊氏与皇氏相比，皇氏更胜一筹。虽然体例已经不同，不可因循旧例，现在奉皇帝诏令删改整理，仍以皇氏为基础，其中有不完备的地方，用熊氏来补充。务必选取文证详实、义理精审的内容，剪除繁冗芜杂，撮取关键要点。担心独自见解肤浅，不敢擅自专断，恭敬地与中散大夫兼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兼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人共同商讨确定。到贞观十六年，又奉皇帝诏令与前次修疏人员以及儒林郎兼太学助教云骑尉臣周玄达、儒林郎兼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赵君赞、儒林郎兼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人，面对敕使赵弘智再次详细审定，编成《正义》，共七十卷。希望能光大辅助宏大的治国方略，垂示法则给后学，所以叙述其意义，罗列如下。

译◎《礼记正义》

所谓礼，是贯通天地、条理人伦的，追溯它的起源，在天地尚未分开之前。所以《礼运》篇说：“礼必定以‘大一’为根本。”这就是说，在天地未分之前就已经有礼了。礼，就是理。它用来治理社会，就与天地一同兴起，所以昭公二十六年《左传》引用晏子的话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并存。”只是当时质朴简略，万物产生就自然地有尊卑之分，比如羊羔跪着吃奶，大雁飞行有行列，难道是有人教导它们的吗！因此，天、地、人三才既已分开，尊卑就自然存在了。但是，天地刚分开之后，就应当有君臣来治理国家。只是年代久远，没有文献可以说明。查考《易纬·通卦验》说：“天皇之前，与乾曜合元。君有五个时期，辅佐者有三个名称。”注释说：“君运用五行，王也有五个时期。辅佐者有三个名称，即公、卿、大夫。”又说“遂皇开始出现，手持机矩”，注释说：“遂皇指的是遂人，在伏羲之前，开始称王天下。矩，就是法度，是说遂皇手持北斗运转的法度，指着天来施行政治教化。”既然说“开始称王天下”，那么尊卑之礼就起源于遂皇。手持北斗星来施行政治教化的，就是《礼纬·斗威仪》所说“宫音代表君，商音代表臣，角音代表父，徵音代表子，羽音代表夫，少宫音代表妇，少商音代表政”，这是效法北斗而设立七政。七政的建立，就是礼的踪迹兴起的标志。郑康成《六艺论》说：“《易》是阴阳的象征，天地变化的所在，政治教化产生的地方，从人皇初起开始。”人皇就是遂皇。既然政治教化初起于遂皇，那么七政就是如此。《六艺论》又说：“遂皇之后，历经六纪九十一代，到伏羲才开始作十二言的教化。”那么，在伏羲的时候，《易》的道理已经彰显，礼的事理就更加显著。查考谯周《古史考》说：“有圣人以火德称王，发明钻木取火，教导百姓熟食，人民非常高兴，号称遂人。接着有三个姓氏，直到伏羲，制定嫁娶制度，用成对的兽皮作为礼物，制作琴瑟作为音乐。”又《帝王世纪》说：“燧人氏去世，包羲氏（伏羲）代替他。”根据这些说法，那么嫁娶的嘉礼就始于伏羲。但是《古史考》说遂皇到伏羲只经过三个姓氏；《六艺论》说“历经六纪九十一代”，这又不同，不知道哪个正确。或许是在三个姓氏中包含了九十一代吧。查考《广雅》说：“一纪是二十七万六千年。”方叔机注释《六艺论》说：“六纪，是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共六纪。九十一代，是九头一代，五龙五代，摄提七十二代，合洛三代，连通六代，序命四代，共九十一代。”但是伏羲之前和伏羲之后，年代参差不齐，说法不一，纬书谶候纷纭复杂，互相违背，而且繁琐无用，现在都省略它们，只依据《六艺论》的文字和《帝王世纪》来解说。查考《易·系辞》说：“包羲氏去世，神农氏兴起。”查考《帝王世纪》说，伏羲之后是女娲氏，也是风姓。女娲氏去世，“接着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伅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共十五代，都继承伏羲的称号”。然而郑玄认为大庭氏是神农的别号。查考《封禅书》说无怀氏在伏羲之前，现在却在伏羲之后，那么《帝王世纪》的文字就不可信用。《帝王世纪》又说：“神农开始教导天下种植谷物，所以人们称他为神农。”查考《礼运》说：“礼的起初，始于饮食，烤黍米、剥小猪，用草编的鼓槌和土鼓。”又《明堂位》说：“土鼓和芦苇做的籥，是伊耆氏的音乐。”又《郊特牲》说：“伊耆氏开始举行蜡祭。”蜡祭就是田祭，与种植谷物相符合，土鼓和芦苇籥又与草槌土鼓相当，所以熊氏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既然说始于饮食，致敬鬼神，那么祭祀的吉礼就起源于神农。又《史记》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作战”，那么就有军礼。《易·系辞》“黄帝九事”章说“古代把死者葬在荒野”，那么就有凶礼。又《论语撰考》说：“轩辕（黄帝）知道地利，九牧倡导教化。”既然有九州之牧，就应当有朝聘，这就是宾礼。如果这样，那么从伏羲以后到黄帝，吉、凶、宾、军、嘉五礼才完备。皇氏说：“礼有三个起源，礼理起源于大一，礼事起源于遂皇，礼名起源于黄帝。”其中“礼理起源于大一”，其义理是通达的；其中“礼事起源于遂皇，礼名起源于黄帝”，其义理是违背的。况且遂皇在伏羲之前，《礼运》中“烤黍米、剥小猪”在伏羲之后，怎么能说祭祀在遂皇的时候呢？至于唐尧，《舜典》说“修五礼”，郑康成认为是公、侯、伯、子、男的礼节。又说任命伯夷“掌管我的三礼”。“五礼”的文字，也见于经典。查考《舜典》说“向上帝祭告”，这是吉礼；“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这是凶礼；“群后四方朝见”，这是宾礼；

译“舜征有苗”，这是军礼；“嫔于虞”，这是嘉礼。由此可见，虞舜时期五礼已经齐备。之所以直接说“典朕三礼”，是根据事奉天、地、人分为三礼而言的。实际上，事奉天、地只属于吉礼，其余四礼都兼涉人事。查考《论语》说“殷因於夏礼”，“周因於殷礼”，那么《礼记》总述虞、夏、商、周四代。这说明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那么夏、商也具备五礼。郑康成注释《大宗伯》，只说唐、虞有三礼，到周代分为五礼，没有提到夏、商，只是因为夏、商的文献散佚，礼制灭绝，没有文字可考，所以只根据周代有文献记载的礼制而言罢了。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体弱，周公代替他摄政，六年之后达成太平，追述文王、武王的德行而制定礼制。所以《洛诰》说：“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又《礼记·明堂位》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布度量衡于天下。但是所制定的礼，就是《周官》和《仪礼》。郑玄作序说：“礼，就是体，就是履。统摄于心称为体，践行于身称为履。”郑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礼器》说：“礼者，体也。”《祭义》说：“礼者，履此者也。”《礼记》既然有这样的解释，所以郑玄依据并采用它。礼虽然合训为体、履，那么《周官》为体，《仪礼》为履，所以郑序又说：“那么三百三千虽然混同为礼，至于并列陈述，就说这是经礼，这是曲礼。或者说是经文，说是威仪。”这说明《周礼》、《仪礼》有体、履的区别。之所以说《周礼》为体，是因为《周礼》是治理的根本，统摄于心体，用以端正万物，所以称为礼。贺玚说：“其体有二，一是物体，指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是礼体，指圣人制定法度，依据这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而《仪礼》只是阐明体所行的践履之事，万物虽然万般形态，都同一种践履，践履没有两种含义。在周代的礼中，其文辞非常完备，所以《论语》说：“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然而周代既然礼道大用，为什么《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呢？所以先师根据纬候的文字，认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义。如果失义而后礼，难道周代的成王、康王在五霸之后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老子》极力宣扬道德质朴之事，无为静默之教，所以说这样的话。礼是为了抑制浮薄而施行的，所以抑制浮薄，故说“忠信之薄”。况且圣人统治天下，道、德、仁、义及礼都蕴藏于心，只是根据时势设立教化，道、德、仁、义及礼，需要用时就施行，难道三皇五帝之时完全没有仁、义、礼吗？殷、周之时完全没有道、德吗？《老子》意有所主，不可依据它来诘难经典。既然《周礼》为体，其《周礼》见于经籍，名称不同的，见于七处。查考《孝经说》说“礼经三百”，这是一；《礼器》说“经礼三百”，这是二；《中庸》说“礼仪三百”，这是三；《春秋》说“礼经三百”，这是四；《礼说》说“有正经三百”，这是五；《周官外题》称为“《周礼》”，这是六；《汉书·艺文志》说“《周官》经六篇”，这是七。七处都说三百，所以知道都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说三百。其《仪礼》的区别，也有七处，而有五个名称。一是《孝经说》、《春秋》及《中庸》都说“威仪三千”，二是《礼器》说“曲礼三千”，三是《礼说》说“动仪三千”，四是称为“《仪礼》”，五是《汉书·艺文志》称《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都承接在三百之下，所以知道就是《仪礼》。之所以说三千，是因为履行《周官》五礼的区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所以有三千。不是说篇有三千，只是事情的区别有三千条罢了。或者一篇一卷，就有数条之事。现在流传于世的，只有十七篇而已。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汉初，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就是这样。到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到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之。又《六艺论》说：“后来得到孔子壁中古文《礼》，共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但字多不同，其余十七篇之外就是逸礼。”《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所以郑序说“体之谓圣，履之为贤”就是这样。既然《周礼》为本，那么重要的在前，所以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所以轻的在前，所以《仪礼》先冠、昏，后丧、祭。所以郑序说：“二者或施而上，或循

译而下。”关于《周礼》，《六艺论》说：“《周官》是孔壁中所得的六篇。”《汉书》记载河间献王开辟献书之路，得到《周官》五篇，缺失《冬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也未能求得，便取《考工记》来补其空缺。《汉书》说得到五篇，《六艺论》说得到六篇，文字记载不同，不知哪个正确。至于《礼记》的成书，出自孔子门下。但正统的《礼》残缺不全，不再有人能阐明，所以范武子不认识殽烝，赵鞅和鲁君把《仪礼》当作《礼》。到孔子去世后，七十二位弟子共同撰写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作为这部《记》。有的记录旧礼的意义，有的记录变礼的缘由，有的兼记礼仪的实践，有的杂录得失，所以编纂记录，称为《记》。《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说：《月令》是吕不韦所修。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录。其余众多篇章，都与此类似，只是不能全部知道记录者是谁。那《周礼》、《仪礼》，是《礼记》这类书籍，自汉代以后各有传授。郑君《六艺论》说：“查《汉书·艺文志》、《儒林传》说，传授《礼》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字在列。”又查《儒林传》说：“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礼》十七篇，而鲁地徐生擅长礼仪容貌。孝文帝时，徐生因礼仪容貌成为礼官大夫。瑕丘萧奋因礼仪做到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师从萧奋，传授给戴德、戴圣。”《六艺论》说“五传弟子”，熊氏说：“那么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以及戴德、戴圣为五传。”这里所传授的都是《仪礼》。《六艺论》说：“现在流行于世的礼，是戴德、戴圣的学说。”又说“戴德传授《记》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礼记》；“戴圣传授《礼》四十九篇”，这就是这部《礼记》。《儒林传》说：“大戴传授给琅邪徐氏，小戴传授给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桥仁担任大鸿胪，家中世代传承学业。”那《周官》，秦始皇深恶痛绝。到孝武帝时，才开始开辟献书之路，既然从山岩屋壁中出土，又收入秘府。五家之儒，没有人能见到。到孝成帝时，通儒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次序，著录于目录。被众儒排斥，只有刘歆识得它，知道这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缑氏杜子春，永平初年才能通晓其读音，郑众、贾逵前往受业。其后马融、郑玄等人，各有传授，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