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释附録卷上

译《水经注》记载的事物，有许多是其他书中没有的。它叙述山水的奇异胜景，文辞华美对偶；拿它与宋人的《卧游录》相比，以及今天的《玉壶冰》，难道不是相差如同天渊吗？我曾经想把其中描写山水佳胜的内容抄出，编成一册，以洗刷宋人《卧游录》的浅陋，只是还没有空闲。书中还记载了古代歌谣，例如《三峡歌》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猴叫了三声，眼泪沾湿衣裳。”又说：“早晨看见黄牛，晚上看见黄牛；三个早晨、三个晚上，黄牛还是原样。”又说：“滩头白勃坚相持，忽然沉没，再没有相见的日期。”《记僰道谣》说：“楢溪的红树，盘蛇般曲折七转；盘羊的乌栊，形势高峻直通天际。”这些都可以作为作诗的材料【《丹铅总录》】。《水经》引用《南中行纪》，没有写出作者姓氏。考察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才知道它是陆贾所作；由此知道前人的记载有时简略，后来还可以继续考证【《升庵全集》】。桑钦《水经》以《禹贡》为祖本，以《山海经》为父本，但也不过和图经一类。它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郦道元作注；郦道元大概借助这部经书来显示自己的博学广闻。然而他虽然无所不包，却常常疏漏而不够周密；横向搜集材料，文辞却没有修饰。用来备查考证，它很优秀；但若喜欢谈论怪异来炫耀于世，搜罗遥远偏僻的事物来显示奇特，就会使人应接不暇，不知道依据何在。虽然内容宏大、丰富、充足，却没有取舍裁断，用来反复玩味考察，实在难以承受【《詹氏小辨》】。一清考按：《詹氏小辨》是明代詹景龙《东图撰》中的文字。他所说的大体上本于杜佑，而且比杜佑说得更严重。郦道元博览群书，知识遍及天地。他为《水经》作注，对于四渎百川的源流、支派、出入、分合，没有不确定方向、记载里程的。几千年来的往迹，古代河道看起来如同掌上纹理；几家珍藏的材料，他还有余力铺陈描写景物，只言片语都精妙绝伦，真是天地间从未有过的奇书。经过千年，读它的人很少，错简脱字往往存在。然而古玉即使有血斑，反而更增加声价。只是这部书北方写得详细，南方写得简略，世人因此轻视它。不知道水道本来就应当北方详尽、南方简略。我在京城时，为昆山编定《河南一统志》稿本，遇到古今沿革迁徙盘根错杂之处，每每得到善长的一句话，便豁然如冰融化；没有这部书，就无从探寻线索。北方是二帝三王的旧都，两千多年没有听说需要仰赖东南供给，为什么呢？因为沟渠水利畅通而得到修治。我认为，若有圣人出现，治理天下，一定要从西北水利开始。水利兴盛，然后天下才可以平定，外患才可以止息，教化才可以兴起。西北的水道，没有比这部书记载得更详细完备的；兴修水利的规划蓝本，就在这里。虽然时代变迁、世事变化，河道迁徙没有常规，但仍有十成可以得到六七成。不熟读这部书，胸中就没有成竹；即使有这样的志向，又从哪里下手呢？有志于百姓事业的人，不可不熟读它，并且赶紧加以讲习【《广阳杂记》】。《水经注》一千年以来没有人能够真正读懂；纵然有人读了并赞叹它的精美，也不过只是欣赏它的词句，拿来作为游记、诗赋的材料罢了，而这样的人在千万人中也只有一两个。我的朋友虞山黄子鸿，唯独能够沉浸研读此书，参互考订、错综分析，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他好学深思，心中真正懂得这些事情，我在子鸿身上看到了。千年之后，又有子云、善长这样的学者，难道不是幸事吗？他又得到宋代的善本，订正错简脱误，把支流分开、条理剖析，各自绘制一图，用心也算勤勉了。可惜他专注于考订，而不切合实际应用；尺有所短，也没有办法。我东归以后，想依据这个本子对照宋版，割裂处加以订正，装裱成书；命门人抄录他的图，并把二十一史舆地志的考订材料，以及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的传本、这座楼的《一统志》稿，都赶紧抄录下来，作为疏解《水经注》的凭借【同上】。古书有注，又有疏。疏是用来补充注释的不足，使堵塞难通之处得到贯通。郦道元的《水经注》没有人作疏，大概也是因为这件事很难说清。我不自量力，像蚊子想背负大山一样，想取郦注来为它作疏。魏代以后沿革变化的事迹，一一加以补充；凡是涉及水利、农田、攻守的内容，一定考订其原因并加以论述。以二十一史为主，附带采用各家的说法，一直到今天。后来如果有人兴修西北水利，也可以有考订校正的依据。我既然得到景范、子鸿二人作为朋友，而天下的山经、地志又都聚集在东海；这部书若不能完成，就是我的罪过。应当和宗夏一起努力完成它【同上】。我打算把《楚水图记》中标明的古今沿革、城池里程、堤防等内容，再摘录《水经注》中与今日相合的部分，重新抄录一份，分成四册。以江水、汉水、湘水、沅水作为经线，以各条河水作为纬线，这样也很值得观览【同上】。龟山有钟子期听琴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些古迹荒诞错误，大概都不值得寻访。从前大禹导引汉水，到达大别山，汉水在这里汇入江水；民间因大别山形状像龟，称它为龟山。隔江有一座山，蜿蜒向东延伸，民间称为蛇山，二山遥遥相望。我半生以来所见的登临游览胜景，没有超过这里的。山虽然不高，却正处在江水、汉水交汇之处，四面环顾，空旷开阔；潜水、沱水几重环绕拱卫，支流交错，山脉连接，左右盘踞，视线所及无不相互照应。考察《尚书·禹贡》说：“汉水向南流到大别山，注入江水。”《左传》定公四年说：“吴军攻打郢都，楚国子常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大别山，是汉水东面的山名，也在安丰县南面。”杜预《释例》说：“二别山是接近汉水的山名，没有理由竟然在安丰县。”桑钦《水经》说：“沔水从沌阳县北面流过，又向南到达江夏郡沙羡县北面，向南注入江水。”郦道元说：“沌阳县处在沌水北面，沔水又向东流经林嶂故城北面；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任荆州都督，镇守此地。”庾仲雍说：“夏口又名沔口。” 考察《地说》说：“汉水向东流，冲触大别山的山坡，向南与江水汇合”，这与《尚书》和杜预的说法相符；但如今不知道它具体从哪里起源。我曾经说，郦善长真是通晓天人的人物，他注《水经》精妙绝伦，北方各条水道毫厘不差；但在江水、淮水、汉水、沔水之间，错误却很多。郦道元是北方人，南方水道不是他亲眼见到的。小别山不知道在哪里，等待以后再考察【同上】。

译水道迁徙流转，最难以辨析清楚。河渠沟洫，班固、司马迁只记载大略，其他史书有时还缺漏。能够把这些详细写出来的，只有郦氏《水经注》；但杜佑很以其中的荒诞错误为忧。大概河源曲折遥远，还依照《史记》《汉书》的旧文；至于江水、汉水以南的地方，则多凭意测度，所以很难完全考察准确。至于搜集遗闻、参验考查往迹，对考古确实有帮助。我曾说，郦氏的问题在于立意和修辞：根据一点端绪就推演同类事物，牵连附会，曲折反复，文采虽有余，事实却更加晦暗。如果他只据事实直书，从源头追到末流，恐怕就不能要求有这样多的内容了。后世关于河防水利的书，作者相继出现；到了近代，记载尤其多，但浮泛杂乱相互沿袭，很少有益于实际应用。《川渎》一书，大略仿照《水经》的文体，上承《禹贡》的宗旨，务求明确，不取繁费辞藻【《读史方舆纪要》】。《通典》因为《水经》所记地名中有汉顺帝时改名的地名，知道它出自顺帝以后；王伯厚编纂时又把它扩充到魏、晋，地名似乎是旧有的；《唐志》说是郭璞撰写，比较接近事实。我只用一句话来裁定此事：“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的地方有八处；难道这部经书是郭璞亲手写的吗？”甚至郦氏在济水篇引用郭景纯的话说：“又说经文也确实把它们分成了两条。”近来黄太冲撰写《今水经序》，竟然确实把《水经》说成郭璞所著，可惜没有来得及把这句话寄给他【《尚书古今疏证》】。一清考按：郭璞注《山海经》引用《水经》的地方有八处：《南山经》“青丘之山”的注说：“海外也有青丘国。”又引《水经》说：“这就是《上林赋》所说‘在青丘打猎’。”《西山经》“积石之山”的注说：“《水经》引用《山海经》说：‘积石山在邓林山的东面，是黄河流入的地方。’”《北山经》“碣石之山”的注说：“《水经》说：‘碣石山如今在辽西郡临渝县南面的水中，有人说在右北平郡骊成县的海边。’”《山中山经》“末山有末水流出，向北流入没水”的注说：“《水经》写作‘沫’。”《海内东经》“汉水从鲋鱼山流出”的注说：“《尚书》说：‘嶓冢山导出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考察《水经》：汉水从武都郡沮县东面的狼谷流出，经过汉中、魏兴，到达南乡；向东流经襄阳，到江夏郡安陆县注入江水；另分为沔水，又向东成为沧浪水。”又“沅水”的注说：“《水经》说：‘沅水从牂柯郡且兰县流出，又向东北到镡成县，称为沅水；又向东流经临沅县南面，又向东到长沙郡下巂县。’” 又“洛水”的注说：“《尚书》说：‘导引洛水从熊耳山开始。’考察《水经》：洛水如今从上洛郡冢岭山流出，向东北流经弘农郡，在河南郡巩县注入黄河；成皋县也属于河南郡。”又“济水篇下”的注说：“各条水的发源处，又与《水经》互相错杂。有的山水同名而实际不同，有的实际相同而名称不同，有的一处实际有多个名称；似乎是却又不是，似乎不是却又是。况且年代久远，古今变迁，楚地、夏地的语言不同，名称也不一样，不能详细考知。”以上八条中，“济水篇下”所说的那些话，是郭璞自己撰述的；其中只有“沅水”和“碣石”两条与《水经》相合。其他如“青丘”的文字，今本已经脱失，怀疑是注文而不是经文【青丘在高丽境内，服虔说：“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晋书·天文志》有“青丘七星”，在轸宿东南，是蛮夷之国。唐朝讨伐高丽时，设置“青丘道行军总管”。这句话怀疑是“浿水”注文的逸文，不是“齐景公在青丘打猎”所说的汉代千乘县北面、清水泊之青丘】。关于汉水所引用的文字大致有错误，南乡、魏兴等名称也不是桑钦所能知道的，大概是后来经文和注文混杂造成的。“洛水篇下引用《水经》说洛水从上洛郡冢岭山流出”，如今考察《水经》说洛水从京兆郡上洛县的讙举山流出，郦道元的注才说从冢岭山流出。关于向东北流经弘农郡的文字，在《水经》原文中也看不到。至于“积石山”的文字，一处在四十卷《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的注文中，一处在第二十二卷“渠水从荥阳北面的黄河流出”的注文中，显然是郦道元的注文，而郭景纯引用了它。郭景纯在晋明帝大宁二年被王敦杀害，下至北魏孝昌年间，相隔二百多年，大概有文字混入其中，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难道可以执此作为旁证吗？然而《水经》本来就不是郭璞撰写的，他只是有三卷注；黄太冲也没有说是郭璞撰写，只是引用圭斋的话罢了。潜丘竟然没有仔细审察。《困学纪闻》说：《三礼义宗》引用《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用《禹大传》，难道就是太史公所说的《禹本纪》吗？《禹本纪》见于《史记·大宛传》和《汉书·张骞传》的注文中，但都没有说明究竟是哪部书。只有杜君卿说：“天子考察古代图籍，把黄河发源的山命名为昆仑。”由此推测，他所说的古代图籍就是《禹本纪》，这一说最为合理。郭璞引用《禹本纪》时，除《史记》《汉书》所引内容外，多删去了“嵩高五万里，盖天地之中也”两句话。郦道元注《禹本纪》也与此相同，由此可知，从汉武帝到郦道元，都曾见过这部书，只是到唐代失传了。郭璞注中既引用《禹本纪》，又引用《禹大传》，显然把二者判定为两部书。王伯厚怀疑二者是一部书，这是不对的【同上】

译唐人的地理学确实有其源流。距离西汉还不远，《元和郡县图志》中容或有抵牾之处，郦道元则因时代更近而考订得更严密。《水经注》说：汉武帝元朔二年，开置朔方郡，郡治设在窳浑县，该县列在《汉书·地理志》各郡第一县的第六位。又说：元朔二年，夺取河南地设置朔方郡，修筑朔方城，王莽时称武符；这似乎又是把朔方城当作郡治，而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二位。汉高帝元年封置殷国，二年改为河内郡，郡治在壄王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十三位。唐县，是中山郡的郡治；汉高祖建立汉朝时，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四位。无终县，秦代设置，为右北平郡治【《田畴传》说旧右北平郡治在平冈】。汉代李广曾在此任郡守，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二位。汉武帝元鼎二年改置天水郡，似乎是指陇西郡而言；郡治在上邽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二位。上蔡县，汉高祖四年设置，为汝南郡治，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二十四位。汝南郡的第一县是平舆，《水经注》却说东汉汝南郡治在睢阳县；汉高祖五年，睢阳成为梁国治所，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八位。梁国的第一县是砀县，记载说秦代设置砀郡，秦始皇把勾践的旧都改为琅琊郡，汉代沿袭了这一建置。《汉书·地理志》在琅琊县下注说：句践曾经在这里治理。因此，琅琊郡治在琅琊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十二位。秦惠王设置汉中郡，南郑县就是郡治，汉代沿袭；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三位。汉中郡第一县西城县，则说是属县。汉武帝初设蜀郡时，郡治在广汉郡的雒县；元鼎二年才迁治成都，雒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四位。汉高祖六年分巴、蜀二郡设置广汉郡，郡治在乘乡，王莽时称广信，即广汉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六位。汉高帝六年设置江夏郡，郡治在安陆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八位。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合浦郡，郡治在合浦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三位。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置日南郡，郡治在西卷县，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四位。泉陵县是零陵郡治，汉武帝元鼎六年分置，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八位。汉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的土地设置武威县，作为武威郡治，该县列在《地理志》第一县的第三位。至于那些在郡治书中正好列为第一县的，有陇西郡的狄道县、金城郡的允吾县、安定郡的高平县、五原郡的九原县、雁门郡的善无县、上郡的肤施县、弘农郡的弘农县、千乘郡的千乘县、平原郡的平原县、太原郡的晋阳县、河东郡的安邑县、济阴郡的定陶县、济南郡的东平陵县、山阳郡的昌邑县、临淮郡的徐县、清河郡的清阳县、魏郡的邺县、赵国的邯郸县、钜鹿郡的钜鹿县、信都国的信都县、河间国的乐成县、涿郡的涿县、上谷郡的沮阳县、广阳国的蓟县、渔阳郡的渔阳县、辽东郡的襄平县、玄菟郡的高句骊县、乐浪郡的朝鲜县、河南郡的雒阳县、武都郡的武都县、颍川郡的阳翟县、淮阳国的陈县、楚国的彭城县、沛郡的相县、防山郡的奉高县、东平国的无盐县、鲁国的鲁县、东海郡的郯县、城阳国的莒县、甾川国的剧县、齐郡的临淄县、高密国的高密县、九江郡的寿春邑、广陵国的广陵县、南阳郡的宛县、六安国的六县、蜀郡的成都县、巴郡的江州县、南郡的江陵县、越巂郡的卭都县、益州郡的滇池县、牂柯郡的故且兰县、郁林郡的布山县、九真郡的胥浦县、交阯郡的羸▯县、苍梧郡的广信县、南海郡的番禺县、长沙国的临湘县、桂阳郡的郴县、豫章郡的南昌县。至于所说的旧朔方郡治在临戎、旧定襄郡治在善无、旧河内郡治在怀、旧代郡治在高柳、旧天水郡治在冀、旧琅琊郡治在开阳，这些都是指东汉而言的。拿这些与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相互验证，竟一一相同【《潜丘札记》】《郡国志》说：凡是县名先写出，并注明“某郡治”，这种体例只有东汉如此，西汉并不是这样。逐一考察史志和列传来验证，作为郡治的共有二十六个：江陵、平襄、宛、阳翟、蓟、彭城、邯郸、临淄、雒阳、广陵、昌邑、吴、寿春、郯、相、成都、长子、濮阳、无盐、鲁、江州、涿、僰道、故且兰、卭都、滇池。不作为郡治的有三个：梁国先列砀县，却不是郡治，郡治在睢阳。王国由内史治理百姓，而《梁孝王武传》说内史韩安国随梁王到睢阳。左冯翊先列高陵县，也不是郡治；郡治在长安城内，这一点可由《赵广汉传》以及《景帝纪》注文、《百官公卿表》注文知道。《韩延寿传》又说，他任左冯翊时出行巡视属县，到达高陵，更是明确的证据。汝南郡先列平舆县，也不是郡治，郡治在上蔡，这一点可由《翟方进传》知道。这是顾亭林、黄子鸿没有辨析清楚的地方，现节录出来，以增广异闻。胡身之给《资治通鉴》作注，地理方面号称精当，但也不知道西汉的第一县未必就是郡治。

译比如说，《汉书·地理志》称襄平县是辽东郡治，这还可以；但说汉中郡治在西城县，难道可以吗？又说汉代五原郡就是秦代九原郡，郡治在稒阳，却不知道《地理志》明明说东部都尉治在稒阳，太守和都尉并不共用一个治所。齐孝王的孙子泽谋划发兵到临淄杀青州刺史隽不疑，这只是说青州刺史恰好在临淄，并不一定是治所。胡氏却说临淄是青州刺史治所，难道不知道西汉刺史乘传车巡行、没有固定治所，不同于东汉吗【同上】没有哪部书比郦道元的《水经注》更为详尽，然而文士只把它当作杂乱的汇编之书，却不知道它沿流追源，穷究首尾，细密而不失于杂乱【李振裕《禹贡锥指序》】《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共有七处：上党郡屯留县下注说，桑钦说绛水从西南流出，向东流入海；平原郡高唐县下注说，桑钦说漯水发源于此；泰山郡莱芜县下注说，《禹贡》所说汶水从西南流入泲水；丹阳郡陵阳县下注说，桑钦说淮水从东北流出，向东流入大江；张掖郡删丹县下注说，桑钦认为应从这里导引弱水向西流，到酒泉；敦煌郡效谷县下注说，这里原是鱼泽障，桑钦有这样的说法；孝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田，因勤劳耕作而获得成效，于是设置为县；中山郡北新城县下注说，桑钦说易水从西北流出，向东流入滱水。现在考察《后汉书·儒林传》说，涂恽从河南人桑钦君长那里学习《古文尚书》。桑钦是汉成帝时人，班固和刘歆都推崇古文经学，所以有所采录。《隋书·经籍志》载有《水经》两部，一部三卷，郭璞作注；一部四十卷，郦善长作注，但都没有记载撰写者姓名。《旧唐书》开始说《水经》是郭璞所作，《新唐书·艺文志》于是又说是汉代桑钦所作。《水经》一书中有说是郭璞所作，今人说是桑钦所作，依据的就是这一说法。前代儒者因为书中多称东汉、三国时期的地名，怀疑不是桑钦所作。我还可以提出一个全面的证据：郦道元注漯水时引用桑钦《地理志》，又在易水、浊漳水下引用桑钦；这些说法与《汉书》没有不同。由此可知，郦道元所引用的本来就是桑钦的《地理志》，起初并没有《水经》这个书名。《水经》不知道是谁所作，注中每次举出经文原文，都必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果真出自桑钦，就没有直截了当地称桑钦姓名的道理。有人说，前面的内容是桑钦所作，郭璞、郦道元后来增补；也有人说，汉代以后出现的地名，是后人作注时混入经文的，并不是桑钦所撰；桑钦所撰的书应名为《地理志》，而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后来又由魏晋人续成，并非同一时代、同一人所作，所以往往出现汉代以后才有的地名，而篇首和篇末有时也不能相互照应，并不全是经文和注文混杂造成的【《禹贡锥指例略》】一清按：《地理志》引用桑钦有七处，这一说法出自深宁老人《玉海》。何义门说：《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有六处，敦煌郡效谷县下注是小颜注。《玉海》第二十卷把这一条也一并载入，所以阎氏也说有七处。胡东樵说：效谷县下注中，今天《汉书》原文确有“师古曰”三个字，大概是后人妄加的；这句话不可能是颜师古所能引用的。我私下认为胡氏的说法更有道理。郦道元博览奇书，采集其中的精华来注释《水经》，取得了前人从未有过的成就。唐朝初年，他的名声还不很显著；到唐朝中期，杜佑摘取河源、济水两件事来诋毁他，李吉甫则删编《水经》十卷，不知道取舍得怎样。这部书流传研习的人很少，错简、缺文和讹字多得数不清。北宋初年它还没有散佚，但《崇文总目》说《郦注》四十卷已经亡佚五卷，可见仁宗时期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南渡以后，程大昌撰写《禹贡论》，颇多引用它来相互考证，但始终不能掌握其要领。金代蔡正甫撰写《补正水经》三卷，元代欧阳原功为它作序，说可以纠正蜀地刻本迁就错误的地方。如今这部书也不再流传。近世文人只是猎取其中的警句和僻典，供写诗作文使用，对于山川古迹则一概不问。哪里知道它是《禹贡》的忠臣、《汉书·地理志》的畏友呢？只有黄子鸿深信并且特别喜爱此书，反复寻味，每条水都另画一幅图，两岸分布的各条小水，没有一条不具备，精细得无与伦比。我欣赏这些图，爱不释手。百诗也有同样的嗜好。从前郦善长叙述《宜都山水》的美景，得意地说：“山水有灵，也应当在千古之中惊叹遇到知己。” 直到今天读这些话，仍然生气勃勃。我们三人表彰《郦注》不遗余力，也自认为作者有灵，应该会因在千古之中遇到知己而惊叹【同上】一清按：《述宜都山水》中的这句话出自袁山松，并非郦道元，东樵大概误记了。南方人见到水，都称作“江”；北方人见到水，都称作“河”。因此把岷江称为大江，把黄河称为大河。这是后世地方习俗的称呼，并不是古代的制度。富顺人熊过说：“黄帝给万物确定名称，从不借用别的名称；后世才把这些名称通用起来。”我认为大禹主管命名山川，也从不借用名称。江、河本来就是固定的名称，与淮水、济水等相同，不是其他水流可以冒称的。只有汉水、彭蠡水与江水相会，才称为三江；沅水、湘水等流入洞庭湖并与江水相会，才称为九江。这都是以岷江为主体，按照汇合水流的数量来命名的。水流尚未汇合时，不得称为江。后世称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实在很违背经典的意义；九河也是如此。从徒骇水到鬲津水，旧日原本有这条水道。后来大禹从大伾山引黄河北流，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于是疏导成九条河道，以减弱水势，因而称为九河。到了入海处又重新汇合为一条，与海潮相迎相受，所以称为逆河。在黄河尚未由此入海以前，也不能称为河。《水经》的篇名大都说“某水”，绝不借用其他名称，深得《禹贡》的旨意。我对此十分喜爱和看重【同上】

译《水经注》中凡是两条水流合流的，从下游起互相承接，通常使用其中一水的名称。在《禹贡》中，漾水与沔水汇合后也称沔水，漳水与绛水汇合后也称绛水，就是这种情况。又有随地而改变名称的，并不是因为与其他水汇合才如此：沇水向东流称为济水，漾水向东流称为汉水，再向东流又称为沧浪水，就是这种情况。有大水分出支流而名称不同的：江水分出支流称沱水，汉水分出支流称潜水，河水分出支流称漯水，就是这种情况。有水流潜行地下、重新显露而名称不同的：济水涌出后称荥水，就是这种情况。小水汇入大水，称为“入”；大水经过小水，称为“过”；两水水势相当、彼此汇合，称为“防”[疑字]。这又是辨正名称、区别水流的意义，比《地理志》《山海经》高明得多。山体不会移动，盘踞的根基又很广大，但也不过占据几个郡县；水流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到千里以外。水流有潜行、显露、分离、汇合、曲折、直行、向前、背离等变化，没有固定规律，名称也不一致，所以编写《山经》容易，编写《水经》困难【同上】一清按：这部经仿照《禹贡》总括记载，又以“过”字代替“经”字；按照这一体例来看，黄河、济水、长江、淮水等经文和注文混杂的情况几乎没有一处不被纠正。济水被黄河扰乱、取代，已经很久了。到了东汉，河南地区的济水全部消失。幸亏《水经》把济水旧河道的情况全部记载下来，后世因此大略知道古代济水流经的地方。杜佑动辄诋毁它，不是谨慎确当的评论【《禹贡锥指》】曾氏说：《尔雅》说，水从黄河分出叫作灉水。许慎说：“宋地有河灉水；又说汳水接受陈留浚仪的阴沟水，流到防地汇合成为灉水，向东流入泗水。”《水经》说，汳水从阴沟流出，向东到▯县汇入狙獾水。经文中根本没有狙獾水，大概是“濉获”二字的错误。一清按：曾彦和所引用的是错误的《水经》版本，这种错误在宋代已经存在；依据这样的版本解释经文，难道不是大错吗？所以特别记下这件事。《水经注释附录》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水经注释附录》卷下 仁和赵一清编纂 洪适《水经注碑录》序说：以上是东汉以及魏正始以前的碑刻，见于《水经》的情况就是这样。周代、秦代和先汉的刻石都使用篆书，所以不予收录。对于没有标明年月、年代疑似而难以考定的，也一并载入。郦道元广泛搜罗四方的异闻，涉猎范围十分广博，传疑、书疑本来就可能有讹误；再加上转抄年代久远，后人更加失去了原貌，当时又没有善本，不能妄加校改。像袁、梁、王纷之类，也仍旧保存原貌。那些碑刻流传到今天还没有毁坏的，十件中只有一两件。凡是欧阳修、赵明诚的著录中没有的，世上就不再有了。姑且汇集各种说法，以表现追怀古人的心意。万物没有比金石更长寿的，可是大书显刻，光彩沉没、遗迹断绝的，数也数不清。只有流传在竹帛上的文字还可以长久保存，这就是君子取法编类书籍的原因。《水经》说：“上郡人王次仲把苍颉的旧文字改为隶书，秦始皇三次召他都不来，便命令用槛车把他送来。王次仲化成大鸟，把羽毛落在居庸山中。”又说：“篆书字形繁多，不适合处理繁重事务，秦代采用隶人的简省写法，称为隶书。”有人说，这就是程邈在云阳增删改定的隶书。孙畅之曾见青州刺史讲说：“临淄人发掘古墓，得到一具铜棺，棺上隐约凸起着文字，说是齐太公第六代孙胡公的棺材；只有三个字是古文字，其余都同今天的隶书。” 这可以证明隶书出自古代文字，并不是秦代才开始出现的。不过关于此事的说法本来就有两三种。考察齐胡公在周孝王时去世，经过几代，到周宣王时才有大篆；又过了几百年，到秦代才有小篆。既然说隶书出自篆书，就不应当在篆书尚未出现之前隶书已经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