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释附録卷下

译许多书都把隶书说成是程邈创造的，两汉的史书也这样说，应当以正史为准，不应被异端说法所迷惑【《隶释》】杨慎《水经碑目》引用说：“陆士衡说：碑刻铺陈文辞，是用来相互验证质实的。我拿这句话来考察先秦、两汉的石刻：它们的文辞使用韵语，例如刘熊碑末尾的三首诗，都是四言；费凤别碑由石子才撰写，全篇都是五言，尤其奇特俊逸，这些属于铺陈文辞一类。至于叙事，如边韶《荥口碑》、刘靖碑，可以补助史传、扩大遗逸，这些属于相互验证质实一类。”我曾经辑录金石古文，从三代开始直到汉代；又考察郦道元《水经注》，发现它广泛收录古碑，只可惜没有全部见到，于是摘取碑名加以考核评论，留给爱好古籍、志趣相同的人。无知者还没有亲手接触此书，便强作评论说：“欧阳修、赵明诚所收录的已经齐全了。”这不是志趣相同的人所能说出的明智之言，请姑且把这种话放在一边【本书】一清按：升庵节录《水经注》的碑目，编成一册，他的孙子宗吾为之刊刻流行。但这部书没有别的发明，而且对于郦注所载的内容仍遗漏很多，却说“摘取碑目加以考核评论”，大概只是空话罢了。又说：“道元的《水经注》把天下的碑刻全都载入了。”他说“夏日景色、驿路疲劳，不能一一考究”，那么书中所记的难道都是亲眼看见的吗？如果是委托别人搜集，哪里还会有志趣相同的知己呢？唉！像郦道元这样爱好古物的人，如今实在太少了。他又说：“道元收录古碑，大小无一遗漏，甚至林邑以外的夷族地区，也都记载在内。”可以说是详尽了，他对郦道元折服到这种程度。王祎《水经序》说：“《水经》是汉代桑钦所作。《艺文志》缺载而没有收录，《隋书·经籍志》却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是郭璞作注；一部四十卷，是郦善长作注。善长是道元的字。但两部书都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说是郭璞所作。《宋史·崇文总目》也没有说撰写者是谁，只说郦注四十卷亡佚五卷。《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说是桑钦所作，又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郭璞所作，大概是对此有所怀疑。”考察《前汉书·儒林传》说：“古文《尚书》由涂恽传给河南人桑钦，字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汉成帝时人。现在根据此书考察：济水流经寿张，即前汉寿良县，是光武帝改的名称；又向东北流经临济，即狄县，是汉安帝改的名称；菏水流经湖陆，即胡陵县，是汉章帝改的名称；汾水流经永安，即彘县，是汉顺帝改的名称。这样看来，此书不可能在成帝时写成，似乎是顺帝以后的人所作。书中又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文说这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分汉中郡设置魏兴郡；又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这就是刘备把后事托付给诸葛亮的地方。书中又说，北方的县名大多是曹氏时期设置的，南方的县名大多是孙氏时期设置的，这又像是三国以后的人所作。又说“把信都改隶长乐”，这是晋武帝太康五年的事；又说“黄河又向北流，靠近薄骨律镇城”，注文说是“赫连果城”，这是后魏设置的。因此，这部书又像是晋代或后魏人所作。也许桑钦本来是成帝时人，确实写过这部书，后来郭璞、郦道元二人作传注时都增补了内容；郭璞是晋代人，郦道元是后魏人。所以《山海经》虽说是禹、益所记，却出现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名称；《本草》虽说是神农所述，却出现豫章、朱厓、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名称；《尔雅》虽说是周公所作，却说“张仲孝友”；《苍颉篇》虽说是李斯所造，却说“汉兼天下”。这些都无非是后人增益的内容，不再是原书本文。既然如此，《水经》为桑钦所作就没有疑问了。大概是年代久远，经文和传注相互混杂，而桑钦的原文已经亡佚。原文虽然亡佚，难道就不能说是桑钦所作吗？《通典》说郭璞的注文多有疏略迂怪之处，而且已经失传。如今郦注四十卷固然完整，但旧本往往有迁就改易的地方，间或还有错简。金代蔡正甫曾经撰写《补正水经》三卷，但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只有郦注旧本仍在流行。天地之间，水是最多的，所以水就是大地的脉络。大河彼此间隔，小河相互连接，而郡、县、州、道像瓜果和棋子一样分布，也都凭借水流来划分。地理书始于《禹贡》，而《禹贡》划分九州，必定以山川为依据来确定治理规划。实在是因为山川的形势绵延不断、不会改变，州县的设置却经常变更，所以兖州可以迁移，但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山川不能迁移；梁州可以改置，但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山川不能迁移。这就是《禹贡》成为万世不变之书的原因。后世史家以州县为主要内容来写书，州县一经变更，书也随之废弃而不再流传。既然以州县为依据的书容易失传，《水经》这部书难道也能因此废弃吗？大体说来，这部书所引用的天下水流共有一百三十七条，其中包括江、河。郦氏注文又引用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把水流源头、下游、汇合、分流以及沿途所经过的地方，纵横交错的支流，逐条贯通，搜寻沟渠、访察河渎，没有遗漏。总括起来阅读，天下地理就仿佛可以运筹于掌上。因此，自《禹贡》以后，这部书是最接近古代而不可废弃的书，难道也可以说是所谓万世不变之书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纵观世上研究地理学的人，没有不就近处而忽略远处，喜欢简略而害怕烦琐，结果也终于纷乱而无所依据。桑钦的学问，废弃而不再讲习，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令人迷惑吗？所以我替它写下这篇序论，来表达我的意思。只是凭我的力量，难道能够使这部书重新受到重视吗？读者如果考察它所记的遗迹，探求其中的缘故，再观察各地水道的分合通塞，一定会有能够认识它要旨的人。【《王忠文公集》】

译杨慎《水经序》说：“汉代桑钦所著《水经》，旧本共三卷，记载天下的各种水流，以黄河开头，以斤江结束，共有一百一十一条。记水流时，使用‘出’、‘过’、‘迳’、‘合’、‘分’、‘屈’、‘注’、‘入’八种体例。这样，水道的情况就如同指掌一样清楚了。又记载《禹贡》中山、水、泽、地所在的地方，共六十处，列在书末。它可以辨别华夏与夷狄，划分疆域，有利于灌溉，沟通挽运，这些都在书中考察完备了。大概是一部不可刊削的经典，所以用‘经’来命名。宋代有个叫陈振孙的人，却独自评论说此书不够精审，于是给后人开启了怀疑之端。他说，黄河的源头分出一支，汉代使者始终不能探究到底；黄河九道的旧河道，已经淤塞，无法考察。桑钦所记遍及天下，难道一定每一条都可信么？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从前陶唐氏时，洪水失去正常流路，大禹加以疏治，史官记载他疏浚导流的功绩，于是有了《禹贡》。后来好事之人因大禹的足迹广远，又旁及异域的疆界土地，把奇异与平常之事全都记载下来，于是有了《山海经》。推究桑钦这部志书，大概是继承《禹贡》的传统而取法《山海经》。《职方》中王防留下的地图，沟洫河渠方面的杂记，轻车出行、巡视采风者的报告，以及民谣风俗和见闻的传闻，都被采用；由此可知，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书籍。” 难道一定要亲自到达某地、亲自询问之后，才可以下笔记载吗？我根据自己曾经亲身经历和验证的情况来看，从我所在的西蜀到北都，水路浮行经过荆楚，陆路行走经过秦、赵，路程将近万余里；其中的名川和支流渡口，向人询问渡口所在，大约有这部书所记的十二分之一。拿过去书中所记的内容来验证，与今天所见的情况，没有一处极其违背。按照这个例子推论，即使是我没有亲自经历的地方，也可以推知天下的情况。说它不够精审，恐怕是过分诬蔑了吧？《禹贡》是圣人写成的，也是圣人订正的。然而其中如‘东汇泽为彭蠡’、‘东迤北防为汇’之类，传述者还摘出其中的错误，说是记载者的失误。至于《山海经》，其中彼此抵牾的地方很多，但学者仍然不废弃它。那么，这部书难道就不足以作为《禹贡》的义疏和《山海经》的补遗吗？它竟然长期埋没在书肆的箱箧之中，也只是因为了解它的人太少罢了。我近来得到这部书，惋惜它纸张破旧、墨迹模糊，于是重新校订编辑，只保存桑钦的正文。至于郦氏的注，扩充成四十卷，嫌它枝蔓过于繁多，颇有许多与正文无关的内容。开头注释‘河水’二字时，□引用佛经中怪诞的说法，连篇数千言，也实在是赘疣。如今史传类书籍引用时，通常称作道元《水经》，于是使桑钦的用心连同他的姓名一起被湮没了，实在令人感慨。” 这也如同研习礼学的人删汰《仪礼》，反而把《曲礼》的传注当作经；解说《春秋》的人不懂得依据经文来考察传文，反而根据传文来怀疑经文。他们都重视讽诵和传说，轻视根本和源始，这是尊奉后世传师而非尊重古人，值得慨叹的事情大多如此。所以我特意删去‘之’字，并详细论述其中的道理。唉！得到我的说法并能贯通它，不仅可以用来阅读《水经》而已。【《升庵文集》】一清按：杨慎可以说是说错了。至于《水经》一书，历代的志书和记载都不能确定它究竟是谁所作，他却说作者姓名是桑钦，并说桑钦因郦道元而被湮没，这也太过分诬蔑了。郦道元博览奇书，采集其中的精华，汇编成这部书，其中大半是后世浅学之士和年轻读书人所未曾见过的。即使看他的造句惊人、遣词古雅，古代六朝的文士最终也应当收敛才华、退避一旁；他完全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他本来并不专门依附某部经书，却仍然依据旧典来附会和发挥自己的见解，大概是不愿直接取得著作者的名义罢了。至于那些像獭祭一样堆砌典故的人，有的喜欢他的文采绚丽，拿来作为作诗写赋的材料，甚至把它同《玉壶冰》《卧游录》、雕虫小技相提并论，这哪里值得一提呢！他们不知道郦道元对于保存大禹治水的遗迹、作为后来学者的津梁所立的功劳；世上缺少暗中相比、心怀敬意的人，能够穷究经典、博览史书的才士，也很少有人深入体会他的话。然而《水经》所引载的天下水流有一百三十七条，注文所引及的支流多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比起《水经》本文不止多十倍百倍。譬如人的身体，虽然各个器官骨骼都具备，但没有筋络和血脉贯通，能够保全生命的就很少了。假使读这部书的人只专注于经文而不借助注文来解释它，即使杨慎聪敏，能够贯通其中的意义吗？杨慎还援引《仪礼》与《曲礼》、《春秋》与三传来作比喻；我就以《春秋》来说，孔子整理鲁国史书的旧文，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假如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束之高阁，只凭主观见解而放纵浮夸的言辞，违背圣人的心意，那就不知道相距圣意万里之远了。何况《水经》并非在同一时代、由同一个人完成，怎么能把它同圣人所作的经典相提并论呢？幸而有郦道元替它诠释编次，缺漏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订正。杜佑在《通典》中从各方面加以诋毁，有识之士已经极力辨明他的错误了。那个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不过是拾取君卿的余唾；杨慎又跟在陈氏后面重蹈覆辙，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的《水经注》目录从《河水》起，到《斤江水》止，共一百一十六篇，比唐代《六典注》所说的少了二十篇。杨慎说共有一百一十一篇，可见即使对于《书录解题》中明白易懂的记载，他也能错得如此厉害；世俗流传的说法，哪里值得相信呢？他的孙子宗吾又替他刊刻流行，因此我由此感叹，明人刻书，反而使书亡而是非颠倒；杨慎的这篇文章真是不可不辨正。盛防在《水经》后题记中说：‘右边这部《水经》共三卷，由汉代桑钦撰写，而由升庵杨先生校订编辑。它从水源到支流，逐层分析，没有遗漏。只要展开书卷，不必亲自追寻大禹走过的道路，天下的情况就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我曾据此考察柳宗元所说的《归墟》泄水之说，认为水并不是流出天地之外，而是水向东流入后又向西回转，并且又渗下、收缩、上升，最后向东流去。他的说法也近似合理；但按道理验证，天地的变化，是过去的事物消退、未来的事物生长，并不是过去事物的消退又转化为未来事物的生长。水流向东方到达尽头，水气耗尽而消散，就像浇在焦土上的水会干涸，并不像尚未流尽的水那样，因山泽之间气息相通而不断流注。古代圣贤对此早有见解：孔子临川而叹，孟子以观澜作比，宋人咏叹源头活水，都是绵延不绝地说明这个道理。桑钦未必认识到这一点，却能够深入探究、广泛采集，把繁博的材料归纳为简约的体系，在笔端穷究千古之事，把万里山川移置于几席之间。他的用心也很缜密了。与那些胸怀吞纳云梦、衣袖收藏东海的人相比，实在有不足道之处。虽然如此，若不是有杨先生替它表彰阐发，桑钦的著述才开始显现；否则它就会湮没不传，随同万物一起消散。寥寥百世之后，还有谁能替他的心志辨明呢？唉！’ 浦珠焕剑，失去之后又恢复完整，鬼神尚且呵护它，何况这部有助于治理事务的书呢？造物者没有最终抛弃它，而是让它保存到今天，难道不是命数中自有安排吗？杨先生沉浸涵泳于圣人之道，这些不过是他的余绪罢了。我哪里能够测度其学问的浩瀚？我在通览之后，抄补成书并刊刻它，也得以私下取得一勺滋润。【本书】一清按：盛防是无锡人，号筠谷道人。

译杨慎在新刻《水经注》的序跋中说：‘吴中最近新刻了郦道元的《水经》，版式和装潢都十分精美，只是错字实在太多。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如“鲁鱼帝虎”一类，还可以改正。可恨的是浅陋、妄庸之人，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改削。例如“立碑树桓”本来用的是“桓楹”的“桓”，如今竟妄自改成松柏的“栢”。“枉人”本是山名，《哀江南赋》中也写作“枉人”，如今却改“枉”为“柱”。“弱年崽子”中的“崽子”，楚人称孩子为“崽”，如今因为不认识“崽”字，竟妄自改成“弱年女子”。“荧山刋石”的妙处正在“荧”字，如今却改成“焚”。这同小孩子说话有什么不同呢？’【《升庵文集》】黄省曾刻《水经注》序说：‘水所具有的功德真是广大啊！道由此生出天一之水，水又主管并统摄五材。它发源于西方极远之处，是万物产生的母体所在；转折而奔向东方的尽头，是万物归趋的子方。水流喷涌，显明造化的神妙，是最初的本质；流水的波澜体现穆穆的神妙作用，厚重之气由此开始升腾而盛大。露水和雨水因它而感通成泽，日月星辰的光象借它而更加光明清朗。天地玄黄依靠它浮载，苍穹浩气依靠它相配而密合。云汉依靠它显示天象的警戒，图书依托它兴起祥瑞。天地经纬的轴线也寄托于它而融会贯通。因此，放眼观看它的人赞叹它浑厚流动，临近深渊的人歌颂它灵妙长久。而且万物之类若没有它，就不能胚胎生长；万里大地若没有它，就不能获得平正。醴酒和食物若没有它，就不能烹调成膳食；肥沃的田地、村落若没有它灌溉，也不能兴盛谷物。人们效法它的形势来建立都城，依据它的阻隔来分划州域。车轴转动起来，遥远的地方彼此相通；堤防开凿完成，贫瘠土地都得到利益。水流汇聚的地区，珠玉因此得以上贡；水源枯竭的荒野，林木山谷便不生长草木。中原安定太平，皇家的水道贯通四方，国家纲纪平坦通达；疆域封界分割穷尽，百川断绝，险阻广大而明显。何况水还能精妙地通达天象运行，全面统辖人间事务。海面安静，便可知内地安宁；黄河清澈，便预示圣人将要出现。迁徙、卜居、荒废、枯竭等现象用来显示衰亡，那么时代运势的盛衰以及百姓的灾祸吉祥，也都可以由此观察。’ 只是水势本来趋向于顺流而下，决堤疏导正是顺应大禹平治水土的功绩，这些事清楚地记载在《夏书》中。疏通引导水流，必定要探究它的源头；排除阻塞使水流入海，必定要追究它最终归宿。安定水势、广布水道，名称和功绩都十分鲜明。此后《九丘》失传，四岳的文献也埋没不明。《周官》保存了关于薮泽浸润的大略，《尔雅》开启了关于昆仑山的记载。至于司马迁记载河渠，庾仲雍撰写《江记》，都只偏重一方，并未兼及八方。何况君王的恩泽逐渐衰微，地理形势也一同废弛。喜欢开辟的人使沟洫淤塞，便利于私谋的人堵塞急流泉源；公家的分流激水工程不断改易，巨大的水道也改变了形态。因此，开通和堵塞没有固定，山陵和深谷都发生变化。洪大水道失去了包容连带的作用，细小水流也扰乱了原有的经纬。纷纷扰扰，众说不一，没有谁能考定究竟。于是汉代的桑钦特意创作此书，追法《禹贡》的体例，记录成一部新的‘经’。它罗列并合并四方边际的水道，总括编成一部典籍。凡是书中引述的天下水流，共一百三十七条；如果不是干流，就不列在正文记载的范围内。错综陈列旧有的编纂材料，以备参照、考察各水支派；分画条目科属，以穷尽水脉的分衍。力求搜讨异闻奇说，同宗懔一样广泛取材，严谨标明郡县，仿效班固铺陈叙述。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文章著作。然而它的纲要虽已举出，各个层节的解释还不够显明。到了北魏的郦道元，他承接郭璞开创的源流，补足君长之作的简略疏漏，凭借广博通达的胸襟，专擅舆地图籍方面的专门学问。’ 随着《水经》的经文逐条叙述，广泛搜集典籍，铺陈考辨，篇幅和内容比前人增加了十倍。文章写到一半，又亲自登临践履：有时广泛援引材料来辨明讹误，有时极力考辨而核定是非，有时汇集远方材料以说明近处，有时扩充原来空缺之处而续补新说。因此，凡是经过的原野，夹在水道两旁的洲渚岸边，环绕访问过的亭邮，跨临俯视的城郭陆地，镇守覆盖的岩岭，回环注入的溪谷，濒临依傍的乡聚，高耸映照的台馆，所建立的碑碣，沉没残存的基址房落，无不旁搜广取、曲折收集，左采右摭。难道只是说桑钦的训释吗？实际上是用来补饰遗漏和缺阙，铨次疆域边隅，彼此补益而编成此书的。我又省览了《古山海经》十八卷，它也是天下通行的综合著作。一部着重叙述山，而把水归入其中详细铺叙；一部专门记载水，而山也多附带列举。山是水的根本，水是山的支流枝蔓。所以谈到伊水、洛水，必然连带说到熊耳山以外；说到漆水、沮水，也随即涉及荆山、岐山。这本来就是自然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事。因此把二书合并传述，希望好古的贤者不必再为搜集编纂而劳苦。你说两部经典所记载的内容同今天相矛盾，难道就要舍弃它们吗？我解释说：‘你怎么能像榆树、枋树一样安于狭小见闻，又像蟪蛄一样受困于短暂生命呢？伯益阅览山川的记载，正如炎帝辨尝百草滋味；’ 桑钦汇总编纂材料，正如夏禹报告治水成功。如今考察花草药物，并不是拘泥于簠簋之类的古礼器；据此成书赋述，难道是为了夸饰浮华吗？难道就要排斥《本草》而斥为荒诞，贬低《禹贡》而说它遥远空泛吗？何况山有不同的名称，但盘曲耸立的形态并不会因此迷乱；水有不同的分合，但水向下流的规律并不会因此令人困惑。追溯往代典籍，远方所绘的物产，是夏鼎铸刻图象的遗意；聂耳、雕题，是商汤命令各方备办贡献的遗存；白民、黑齿，是周成王设置防备的记载；出产受命八千，是管仲搜罗扬举的事例；秦代遗留下来的石柱，是萧何彰显公布的遗迹；广泛猎取、穷尽长篇，是王充嗜好并相信博闻的表现。以至于孔安国等人的疏注据此解释经书，汉代史志把它记录下来并附入史书，齐代的澄又加以演绎而汇入典籍，唐代典章把它联系起来而建立部门。守节屡次登载于《正义》，应麟广泛收藏于地理抄本。江淹想补正却未能完成，吉甫删削之后反而受到挫折。古人崇尚、喜好文献，足以作为征验；如果想要考核事实、探求奇异，描写万物灵秀，广泛探索荒远极境的道理，验证迁移毁坏的情况，裁量利害，分别剖析错杂聚合，鉴察衡量是否真实，确定内外区域，创始民生事业，咨访而取用于帝王，那么这两部经典也仍是天下不可磨灭的珍贵典籍。’【《五岳山人集》】王世懋《水经注序》说：‘《水经》这部书，黄省曾先生已经详细作序说明了。

译他的文字宏大纵横而华美，大体只是夸说此书的功用以及它应当由这两家传述罢了。不过校勘还不精审，文字讹误时常混杂；若不是邢邵那样的人，谁能校定得当？新安太学吴君极其喜爱此书，志在嘉惠后人，于是邀请江都陆君来到白下，给他几年的时间彻底剔除讹误。于是刻工竭尽技艺，观看的人也感到心满意足。书成之后，陆君把它交给世懋，请我作序：‘天地之间的万物，最大而且最多的，没有比水更甚的了。水对于治理天地、滋养万物，功用极大。譬如人的身体，津液、精血流通灌注、潜行伏行，都是这种情形。医治身体的人若不循察血脉，恐怕医生便无从下手；治理水道的人若不辨明各条水系，恐怕工匠也无从施展功力。难道可以不把它传述于世，使那些荒疏测度的人承袭成说吗？’‘司马迁号称良史，他所写的也只到河渠，像用蠡测量海水，只得到一勺罢了。后来的作者竟没有再作记述。世人可以凭借、用来观察天地血脉的，只有桑钦的一部书。桑钦的书虽然有很多讹误遗漏，但体例严整、文辞雅正，所以确实可以作为经书的规范。后魏郦道元为它作注，旁征百家，时常发出俊警之语；除流湿水道之外，还增补行旅记载和奇异事迹。博雅之士都倚赖它作为谈资。然而经文中不典雅的说法，郦道元已经删定了许多。如今距离郦道元还不到一千年，而我所见所记的水道源流有的已经相反，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楞严义》说：“人在自身中所见的水，与浮幢王刹诸香水海没有差别。”由此可知人的身体从少年到老年，其中的干枯、充溢、流通、壅塞，种种情况并不相同；天地间的水流也是如此，难道能要求千年之中始终如一吗？从北魏到今天，怎么能没有变化？这是第一种解释。’‘时代有兴衰变迁，山川有陵谷变化，聚落有增减；有时名称还在而城邑已经迁移，有时地方仍是原地而名称已经改变。郦道元记载新莽的称呼，本来就是有意的。今天的郡县城邑，难道全都是元氏旧日的疆域吗？即使水流没有改变，名称已经不同，又到哪里去确定哪一座是旧都？纠正这些错误指认，这是第二种解释。’‘黄河发源于昆仑，典籍中有传载；追寻源头直到前代强国，才开始听说星宿海。因此可知，亲身没有经过的地方，最终只能算是听闻。郦道元虽说自己经过很多地方，却未必走遍北魏疆域，何况南方多水之国，天然险阻又构成限制，他怎么能仅凭行旅之人的口述，就完全了解自己未曾见过的城邑呢？这是第三种解释。’‘既然如此，前代贤人的言论，可以作为后世哲人的鉴戒。好古的人看重它的深奥博大，经世的人珍视它的通变。如果说这部书不足凭信，那么负械之尸、彭侯之怪，又凭什么能在文人著述中得到验证呢？如果说这部书可以完全相信，那么《禹贡》所说的山川、《毛诗》所说的鸟兽草木，为什么又会同今天大不相同呢？’学者应当加以防察并贯通理解，这正足以说明此书值得流传。至于桑钦立言，良史却没有记载他的姓名；郦道元的著述多有奇异内容，反而被不良史家贬抑，超过事实。谈论学艺的人都以此为遗憾。如今诸位君子能够为它表彰、辅翼，并把它传播到各地大都，足以使千年以前的人灵魂和遗骨留香，使千年以后的人文思激发、吐纳文章，这难道不是方舆地理中值得珍览的典籍、天下的一大快事吗？吴君名琯，陆君名弼，都是当时以文辞著称的人。’【《王奉常集》】朱谋防《水经注笺序》说：‘从前记载地理的书，自《禹贡》以后，各代都有撰述；到齐、梁时期，共有二百四十四家。陆澄任太常时，先后汇集成一部，名为《地理书》，极其称得上广博完备。隋唐之际，图籍史书散失，陆澄所编的书已经不可得到，而另外单独流传的仍有五十多家。到了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山海经》《佛国记》《十洲记》《神异经》等几种罢了。然而奇异的编录、深奥的记载，往往散见于《水经注》中；遣词造句，也特别光彩。由此可知，《水经注》大多采撷了那二百四十四家的精华，难道不确实是六朝的一部奇书吗？只是传抄日久，错简和讹字交错丛集，文句甚至到了无法阅读的地步，我对此深感忧虑。间或曾加以考辨，订正了十分之六七；又已同友人绥安谢耳伯、婺源孙无挠商议校勘，十成中取得八九分。但又担心古今见闻彼此有异，不敢轻率地下断语。于是援引典籍，作为证据，名为《水经注笺》，收藏在箱中。万历甲寅年，齐安李公分掌陕西、江右事务，任期考核优异之后，政教宏大卓著，风俗教化和美清正，歌颂他的甘棠之诗传遍郡国之间。他在退食闲暇时，接见士绅，表彰幽微之事。有一天，他向太学生李嗣宗询问古代遗留下来的典籍，嗣宗偶然拿我的《水经注笺》回答，李公立即索取观看，感慨叹息说：‘这部书脱漏讹误，实在令人遗憾，恐怕将要沉沦废弃。如今笺注校勘精详，几乎恢复了郦氏的旧书，难道可以不让当世好古之士共同观看吗？’于是出资刊刻，又嘱托嗣宗主持校勘此事，深入研究，经过五个月便告完成。唉！《水经》一书，是依据山川实际写成的，并没有玄妙道理和名理可供玩味，也不是当世博士学者急于需要的著作。李公一看见它，便下令刊刻，难道心中没有更深的感慨吗？水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世间的货财一样：从名山发源，流成江河，奔向四海，凝聚成云气，又化作雨水降遍天下，用来浸润万物，从来没有稍微壅塞过。一旦稍有壅塞，就会造成泛滥、昏垫，灾患波及四方；这就像高大的府库中的财货、琼林大盈之类的仓库，积蓄而不散出，收入而不支出，事理到了极端、形势无以为继，便会溃决，如雷霆般惊骇。这就是看不见河川壅塞而最终溃决的祸害。有国有家的人，如果能够根据《水经》的道理，推类引申，把它施用于政治，哪里还会忧虑不能使土地平治、上天成就事业呢？这样看来，李公刊刻此书，用意实在深远，不是拘守浅陋见识的人所能测度的。【本书】一清按：何焯说：‘定陵贪黩货财，这篇序大概寄托了讽谏之意，这话确实如此。’

译李长庚《水经注笺序》说：‘《水经》在杨用修时代，被认为已经久已湮没；重新刻印时，才开始删去它的注文。近来才有吴刻、歙刻两种连经带注的本子，在世上盛行。可惜其中仍不免有讹误。我曾说，古书一旦有了讹误，便会成为废书。但其他书有讹误，还可以按道理推测，可以凭意思改订；而且一个字的讹误未必会累及整篇，一篇的讹误未必会累及全卷。唯独《水经》有讹误，如果不是亲自走过的足迹、不是图籍所记载的材料，就不敢擅自确定；何况还有把经文误作注文、把注文误入经文的不同情形，以及江、淮、河、汉名称相异的问题。一个字错了，水道流向就可能稍有不同，分合也会顿时相异；此处无法与彼处贯通，彼处也无法承接此处。譬如人的脉络之间，一个关节有阻碍，就会成为痿废。因此，这部书校刻的困难，尤其超过其他书。南州郁仪氏专门研究此书多年，藏书架卷极为丰富，胸中学识也很广博；又同四方博雅之士从远方博览所得的材料互相参校纠正，最终取得一致，于是完成此书。忠臣李生克家佐为此出了力。有一天，他带着书来访，我读这部书时，每遇到疑惑而自己不能贯通之处，便把它放置在一旁。如今得以听到前所未闻的内容，欣喜之下便把它刊刻在官署中。因而感叹古人著书立言，都是在古代没有现成依循、在人事上没有可以倚仗的情况下，有的穷究天文阴阳变化，有的探索舆地广阔形势，有的借助名山大川，有的凭借耳目手足，有的开辟千古独立的见解，有的创作从来没有过的书籍，所以终身著成一家之言而成名。’ 如今的人面对满眼的典籍，校勘订正本来很容易，却不能替古人保存已经形成的事业，这岂不是古今人的差距吗？世界有四大水域，中国居其一；然而古今变化最大的，也没有比水更甚的了。有人怀疑这部书同今天的水道不免相违，却不知道这正好可以说明水道的变化。又有人怀疑桑钦在史书中没有姓名。司马迁的传记，是因为他写了《史记》；至于《汉书》中的传记，不过是抄录他的自序罢了，哪里足以使司马迁因之获得更高的地位？班固的传记，是因为他写了《汉书》，也不是因为范晔《后汉书》中的一篇传记而受到重视。桑钦凭《水经》流传，为什么一定要凭史书才能比经书更受重视呢？又有人说郦注太烦琐；经书本来应当简约，注文本来就应当繁详。经文应据实记录，注文应旁征博引以作证明。那些怀疑注文任意铺陈、因而怀疑经文的人，难道不知道郭璞的注、刘昭的注、裴骃的注，都不是单纯的注，而是各自成为一部书流传吗？为什么偏偏怀疑郦注呢？何况它钩取群书、广泛铺陈叙述，不断增加见闻，尚且担心这部书容易失传。如今《水经注笺》一出，变化的可以确定，缺漏的可以取信，博杂的可以统摄，疑惑的可以得到证明；《水经》的功劳不在禹之下，笺校的功劳也不在桑钦之下了。李生说此书完成，应当请我作一篇序。我笑着说：‘《水经》没有必要作序。给《水经》再加一篇序，就像给经书作序还要称赞它政事的美好，给《诗经》作序还要称说它风雅的情致一样。难道不是在微弱的火光上再去帮助日月增辉吗？古今为《水经》作序的人，都是重复已有的话，完全可以不作序。只须说明为什么要笺释校勘《水经》，像这样就够了；至于诸位君子的姓名，则一并载在本书卷首之下。’【本书】一清按：中尉是明宁献王朱权的孙辈，封号石城；玉奠堵、奠堵的孙辈中，有石城镇国将军宸浫；中尉宸浫是他的曾孙。名谋防，字郁仪。他的父亲奉国将军多□，端庄谨慎，喜好经书史籍，亲自督课中尉学习经史，于是中尉贯通群籍，熟悉朝廷和宗室的典故。诸王孙中，勤学笃行，除周藩中尉睦防以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万历二十二年，朝廷议定增设石城、宜春管理事务，命中尉主持石城王府事务，掌管藩府政务三十年。宗室之人都接受他的约束；闲暇时便闭门读书著述，共有一百一十二部，全部亲手抄写。病重将死时，仍同诸子讲说《易经》；到了半夜，有斗大的星光坠落在乡里之中，栖息的鸟都悲鸣起来。过了两天便去世了。《明史》中有他的传记。《水经注笺》就是他一生勤学的证明。后来的评论者，如顾亭林认为这是三百年来的一部书【见《尚书古文疏证》】；冯定远说：‘朱郁仪号称博学之人，校勘《水经》精细审慎到了极点；然而只是以俗本为依据，心中有不安之处，便在小注中写“宋板作某字”罢了，为什么还要责怪他是不学的小生呢？’【见《钝吟杂稿》】黄太冲说：‘郁仪只是列举一两处传写错误，没有什么发明。’【见《今水经序》】这可以说恰好切中了他的弊病。然而把它同黄氏《吴中》的刻本、吴氏《白下》的编本相比，差别实在很大。谢耳伯名兆申，孙无挠名汝澄，李嗣宗名克家，三人都为此书作出了贡献。同时钟伯敬、谭友夏也刊刻此书，并兼作评点，不过只是标举字句的文饰，供腹中空疏的人作浅薄吹嘘罢了。近年真州又重新刻板，颇称精工雅致；但我私下认为它窃取朱笺作为自己的成果，其中多有删节，尤其违背笺注的旨趣，浅俗的学者反而对此产生疑惑，所以特意把这些情况揭示出来。谭元春刻《水经批点叙》说：‘自从《水经》有了注文，桑钦的书才真正成为经书；注文流传之后，那些独自吟咏、遥想山水的人，以及借助万物来寄托道理的人，仿佛有了依凭，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喜爱山水。他们端坐深读，仿佛奇石佳木、舟船马匹交相映照，仿佛森森密密的景物美丽地进入眼帘；又仿佛塔庙碑版照亮眼睛、苍茫思绪。有高人和真正的僧人远远等待着我，抬脚提杖便可以前往。我年轻时就知道喜爱此书，听说某位名家前辈每年总要读一遍，深深赞叹他的勤奋。后来求得此书来读，笔墨却像枯槁的树木，已经没有幽深奥妙，似乎只成了考核丑陋记载的书罢了。我私下对朋友钟子说：如果这样，那么此书也可以不著了。我同钟子在其中体会空濛萧瑟的意味，希望能够揣想郦道元当日作注的用意。蜀人朱无易先生是渊博之人，来楚地做官，同我相交，使我得以往来于桑钦、郦道元之间。那时师友渊源相承，通达义理、辅助性情；外在仰慕同道，内心蓄积着欲发之情，确实有如雷次宗所说。于是有钟、朱二家的选本，而我的评语也散失了，不能再自行珍惜。我的朋友严忍公家在武陵，不随便同人交往，却独独喜爱我辈所读的书，并听说我准备同各位同志合刻全注，作为雅士的资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我从郦注中得到的，除了空濛萧瑟的情趣以外，实在没有别的东西；而我独独喜爱善长，是因为他读了万卷书，走遍天下山水，拘取幽深奇异之景，掬取玩弄光彩，归结为一个整体，用力量把那种空濛萧瑟的情怀传达给世人；他胸中独自抱有这种癖好，并且独自写成一部书而死去。可是世人仍然执着于考核丑陋记载的方式去寻求它，不幸使它同类书具有了同样的功用。唉，这样看来，此书也可以不著了。钱曾《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跋》说：从前陆孟鳬先生有一本影抄宋刻《水经注》，同我家收藏的本子相同。后来书后多出一叶宋版题跋，没有署名。我因此把它抄录下来。题跋说：《水经》旧有三十卷，元祐二年由成都府学官刊刻。春运判孙公开始从何圣从家得到善本，用它校勘旧编，只能载入三分之一罢了。于是同运使晏公委派官员校正，招募工匠刻板，补全缺漏。与旧本相比，共增加编次十三卷，合计成为四十卷。篇章卷帙稍有次序上的差错，前后都以何本为准。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记。详细观察题跋的话，可知这部本子在当时大概被称为完善。可惜后人没有再翻刻它，所以我特意全部抄录下来，告知世上的藏书家。’【《读书敏求记》】一清按：钱曾，字遵王，大概是当时的藏书家。根据《述告堂藏书观》中所载的无名氏跋语，便可知道《水经注》在宋初流行的版本，全都不是足本。所以欧阳修《集古录》跋成阳灵台碑时，认为《水经注》中没有记载尧母葬处。至于乐永言《寰宇记》所引用的内容，常常有逸失的篇章；这部书是奉诏编纂的，可见只有秘阁本才有全书。然而《崇文总目》已经亡佚，连五代各朝皇家收藏的书都只是这样，民间人士又从哪里能够看到足本呢？元祐二年的刻本，大体上与今天的书相近，但经文和注文已经混杂，这一定又是从蜀地刻版因迁就排印而造成的错误开始的。如果没有钱遵王这篇记文，又从哪里能够完全了解事情的源流呢？何圣从名郯，见《宋史·列传》第八十一。卷本是陵州人，后来迁居成都，历任侍从之官，任提举玉局，最后以尚书右丞的身份退休。王荆公有一首《呈圣从侍制》诗，说的就是这个人。唐代陆禋续作《水经》【《玉壶清话》】一清按：《天中记》引用过陆禋所记的雉卵化蛟之事，只是目录中没有见到这部书，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它共有多少卷。欧阳玄《补正水经序》说：金代礼部郎中蔡正甫撰写了《补正水经》三卷，翰林应奉苏君伯修购得此书，将要刻板刊行，请我为它的篇首作序。考察《隋书·经籍志》，有两部《水经》：一部三卷，是郭璞作注的；一部四十卷，是郦善长作注的。善长就是郦道元，但两部书都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唐代杜佑撰写《通典》时，还看见过这两部书；他说郭璞的书疏略，而对于郦道元的注文没有评论，至于撰写者则完全没有考察。旧《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说《水经》是郭璞所作，《宋崇文总目》也没有说明撰写者是谁，只说郦道元注文四十卷已经亡佚五卷；但不知道两部《水经》一存一亡的情况，在当时是否已经出现。新《唐书·艺文志》于是说汉代桑钦作《水经》，又说一说认为是郭璞作；今天谈桑钦的人，依据就是这里。可是《崇文总目》撰成于宋景祐年间，与《新唐书》同时，又不知道《新志》究竟根据什么作出这种说法。我曾经参互考订过这些问题，有人怀疑桑钦是东汉顺帝以后的人，是因为对“彘”这一县名有所疑惑。如今《水经》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永安宫正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孔明的地方；现在特别把它记在这里，既然又像是因这个人物而显得重要，难道不是蜀汉时期的人所作吗？还不只是这些。书中所说的北方各县县名，多是曹氏设置的；南方各县县名，多是孙氏设置的；其余的我也还没有来得及一一列举。这就是近代宇文氏认为经文和注文相互混杂的地方，这个说法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但一定要先确定经文和注文各自的作者，之后才可以加以区分。又有人说：难道不是桑钦先作经文，后来又有两家增益附加吗？其他书或许如此，但此书未必如此。《西汉儒林传》说涂恽传授河南桑钦，君长《尚书》以及晁氏都说桑钦是成帝时人；假如古代有两个桑钦，那么确实可以认定他是成帝时人，这样一来，此书就不应当在《汉书·艺文志》中被遗漏。或者我对这里又有疑问：《水经》的撰述往往出现在南北分裂时期，姑且说旧《唐志》可以作为依据，那么作者是南方人，注文作者是北方人，当时双方本来就有地域界限的差别，又怎么知道经文、注文的详略异同，不是受限于当时所能听闻见到的范围呢？唉，古今有志之士忧虑皇极不能建立，悲伤天下不能同风，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把深意寄托在这部书中呢？那么，景纯、道元、正甫，或许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然而依我看来，正甫学问广博、见识丰富，他在其他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大概有刘原父、郑渔仲那样的风范，是中州士人中的巨擘。这部书虽然因宇文氏的感发而成，又能够纠正蜀版因迁就而造成的错误；至于赵代之间水道的详细情况，〔原文至此残缺〕。这些本来就是景纯难以做到的。至于长江从浔阳以北、吴淞以东的水道，则又能使道元不留下遗憾。伯修出生在车书统一的时代，身任史官，年纪和学问都比今人丰厚；他广泛搜集散失的旧闻，而这部书又关系到职方之事中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也愿意把他的说法附记在这里，却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荒妄【《元文类》】。苏天爵《题补正水经后》说：《补正水经》是金代礼部郎中蔡公珪所撰述的。蔡氏世代居住在真定，父祖都在金朝做官。蔡公生长于富贵之家，平素喜爱著述。我从年少时就访求蔡公的遗书，得到他的文集五十五卷、《晋阳志》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补正水经》三卷，其他还有《补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类编》三十卷、《续欧阳公金石遗文》六十卷，以及跋尾十卷，这些书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其中文集是高丞相汝砺的摹本，《晋阳志》《燕王墓辨》《补正水经》则是抄本。至顺三年春天，我任江南行台御史，带着《补正水经》准备刻板刊行，恰好奉诏到湖北录囚；七月回到岳阳时，与郡中教授于钦止一起游览观赏山川。钦止说洞庭湖西北面是华容县，而县尹杨舟正在校订《水经》。考虑到书中文字有许多讹误，我便把补正本给他看；现在刻印的就是这个本子。蔡公学问广博，考索精审，著述文字又丰富，然而自兵乱以来散失殆尽。我非常喜爱访求前代的古文和遗事，如今仅仅得到这一部书，由此可知世间君子的善言美行，湮没无闻的实在太多了，怎能不令人痛惜呢？

译我与蔡公同住在乡郡潭西，他的故宅已经成为佛寺僧人的住所；他的坟墓在滹沱河以西的太保庄，墓前的翁仲石像和石兽仍然存在。从前我曾经过那里，心中怀念贤人的感慨实在难以抑制。蔡公的事迹，则详见秘书少监郭长倩所撰的墓志铭【《滋溪文集》】。一清按：蔡正甫在《金史》中有传，附在其父蔡松年传后，传中说：“有《补正水经》五篇。”考察元好问《中州集》，应当是《水经补亡》四十篇。圭斋序说：“三卷。”大概是补郦道元注文中亡佚的篇章，每一篇后来经过苏滋溪刊行，分编为三卷。《金史》说五篇，是错误的。黄宗羲《今水经序》说：“古代著名儒者各家所写的书，大的用来治理天下，小的用来供百姓使用，大概没有只是空谈、毫无事实根据的。后世逐渐流变为词章之学，才开始修饰字句、留连景物，篇幅高大、卷帙宏富，却只不过徒然充塞惑乱人心的声誉罢了。由此读古人的书，也不考究事情的原委，只把它割裂开来作为写文章的材料；作者的用意是那样，读者的理解却成了这样，后世传述的也不是作者真正要传的东西。先王治理国家、规划田野，对于疆域以内山川的分合、向背、延伸广狭和道路里程，没有不加以讲求的。《水经》的撰作，也包含着《禹贡》遗留下来的旨意。郦善长为它作注，补充它没有完备的地方，可以说对这部书是有功劳的。然而开篇‘河水’二字，注文竟引用数千字，还援引佛教之说，却不考察事实，怎么能不说已经违背作者的本意呢？我是越地人，拿越地的水道来验证它，把曹娥江说成浦阳江，把姚江说成大江的一条奇异分流，把苕水说成发源于山阴县，把具区说成在余姚县，把沔河说成流到余姚入海，这些都是最大的错误。以此推想一百三十七条水道，怎么能保证其他地方不像这样呢？欧阳原功说郭璞作经、郦善长作注，郭璞是南方人，郦善长是北方人，当时南北分裂，所以两人的见闻都有不能达到之处。” 我认为不是这样。郭璞既然是南方人而且熟悉南方水道，那么南方水道也不应当错误到这种程度。后世研究《水经》的人中，蔡正甫补正《水经》，可惜我没有能够看到；朱郁仪作《水经注笺》，只是列举一两处传抄错误，没有什么发明；冯开之认为经文和注文相互混杂，偶尔用朱笔、墨笔分别标记并勾乙，却没有完成全书；至于钟伯敬的《水经注钞》，正是所谓把原书割裂开来作为词章写作材料的做法。我阅读《水经注》，参照考核各类图志，很多地方都互不相合；这部书与汲冢残断的竹简没有不同，成了空谈而没有事实依据，作者的本意难道会是这样吗？于是我不沿袭前人的著作，而是逐条疏理各条水道，把它命名为《今水经》，穷究水源、按水脉考察，希望避免成为空谈。然而如今世上读这部书的人，大多像钟伯敬那样；因此，对于被讥为简陋质朴，我也不推辞了【本书】。张华、郦道元、卢照邻、贾岛都是燕地人，刘荣嗣任京兆时，曾为四人撰写碑记【《客燕杂记》】。一清按：《客燕杂记》为明代陆启浤所撰。王质，字景文，祖先是郓州人，后来迁居兴国。他广泛通晓经史，与王阮齐名。王阮常说：“听景文谈论古事，就像读郦道元的《水经》一样；名川和支流贯通周遍，没有间断，连咳唾都能化成珠玑【《宋史》本传】。” 高霖，字子约，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考中进士，因被举荐而召任国史编修官。他上书说：“黄河之所以成为百姓的祸害，都是因为河流有曲折，恰好又遇到狭窄之处，所以导致水势湍急而决口。”按照《水经》的说法：“应当疏通它的险阻壅塞，使水流通行在没有阻碍的地方【《金史》本传】。” 《水经注释》附录，下卷 〈史部，地理类，河渠之属，《水经注释·水经注笺刊误》〉

译钦定《四库全书》《水经注笺刊误》第一卷 仁和赵一清编纂 河水篇 三层成为昆仑丘【卷一一页七行】一清按：赵美据《尔雅》，在“三成”上校订补入“山”字。从宗周向西北一直到河宗之国【卷一一页十七行】一清按：全祖望校订，认为“北”字是衍文。经过记载绵禠【卷一二页一行】笺注说：疑心应当作“经记绵邈”。一清说：“‘禠’字没有错误。”《易·讼卦》疏说：“三见禠脱，大概是因为‘禠’有脱落之义，说的是经书记载年代久远而发生脱落。”《巨洋水注》说：“遗文沿袭脱落，这种措辞也是如此。” 二尺六寸【卷一二页七行】一清按：“二”应当作“三”，见《淮南子》校正。望着沬水奔流【卷一三页一行】一清按： “望”字，王全祖望校改为“浮”。《尔雅》说：“颜色白。” 笺注说：“‘《尔雅》曰’下面本应补入‘河出昆仑墟’五字。一清按：上文注释引用《山海经》说：‘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所以删节了《尔雅》的文字，以免重复。朱氏想要补上这五字，却没有认识到古人删取文字的精妙之处。” “施傍梯者，共渡过七百次，梯子已经……” 一清按：黄省曾本“傍”作“倚”；“度梯”二字颠倒，作“凡度七百梯。度已”，这样在文义上更为通顺。“九驿所断绝。” 笺注说：法显《传》作“九驿”，谢兆申说：“‘驿’应当作‘译’。”一清按：谢氏的说法是对的。《温水注》引用《林邑记》说：“经过九重翻译而来。”《旧唐书·张仲武传》中李德裕的铭文说：“万里昆夷，经过九重翻译而相通。”李商隐诗说：“还期望经过九重翻译而相通。”所谓“九译所绝”，是说道路险远，没有人的行迹。“绝”字的意义很深长。走了二十多里，才到达县渡。一清按：《汉书·西域传》作“二千余里，县度之，度不从水”。有白羊，还有小步马。一清按：《汉书·西域传》作“有白草，出小步马”，现在据此补正。又经过蒲那河。笺注说：“‘蒲’字，法显《传》作‘捕’。一清按：‘那’字下面脱落了‘般’字，黄省曾本已校补。” 这条水流经摩头罗国。一清按：下一个“迳”字是衍文。新头河流经罽宾、犍越、摩河剌等国。一清按：“摩河剌”应当作“摩诃剌”。有拘夷那竭国。一清按：“竭”字，王全祖望校改为“喝”，下文同此。这棵树名叫婆罗树，树上的花名叫婆罗法。一清按：“婆罗树”应当作“娑罗树”；“法”应当作“佉佉”，这是梵语音译。竺枝亲自见到了它。一清按：“自”字，孙潜本作“目”。它的水流在恒水中交错奔流。一清按：“乱流”下面脱落了“注”字。维邪离国，距离王舍城五千由旬。一清按：“五千”应当作“五十”。十六里为一由旬，五千由旬就是八万里了；两地相距不应当有这样遥远。国王的小夫人生下了一个肉胎。一清按：“王”字上面，黄省曾本有“国”字，现据此校补。容貌端正，非同寻常。一清按：特黄省曾本作“好”。只是在城东修建高楼。一清按：城东，黄省曾本作“城西”。上文说“在城的西北三里”，塔名为“放弓”，据此应以“西”字为是。两手捋取乳汁。笺注说：《佛国记》作“两手搆乳”。考《大集月藏经》说：“牛防乳时，出醇净乳。”其中“防乳”也读作“搆”，二字可以互相通用。一清按：孙潜说：“将”是“捋”字的讹误。《诗诂》说：“用手指历次取物。”原字作“寽”，音律。《说文》说：“捋就是用五指取物。”字形从爪、从又、从一，“一”表示物体。《佛国记》中的“搆乳”一词，本来就很难解释通。朱氏又引用《大集月藏经》，把“防乳”读作“搆”来解释，距离原义就更远了。“将”与“捋”字形相似，所以应当是“捋”字。再往东有申迦扇奈揭城。一清按：注文下文引用《法显传》说：“恒水向东南流，经由僧迦施国南面。”因此“申迦”应作“僧迦”。这里就是佛陀降下三宝阶的国家。一清按：“三”字下面脱落了“道”字，下文校补。狮子发出吼声，使外道恐惧，心悦诚服。笺注说：旧本作“怖效心诚一清”。按朱氏所引旧本，就是黄本。何焯说：“外道恐惧，于是表现出诚心而降服，为什么要擅自改动呢？”况且朱氏又引用《佛国记》“狮子于是大声吼叫，显现证验，外道恐惧害怕，心服而退去”的文字作为证据，与注文相符。既然如此又载录旧文，反而造成异同，这是为什么呢？南面连接恒水。一清按：“南”字上面脱落了“城”字。迸出之物帮助它形成。一清按：孙潜说，“迸”字，柳佥本作“送”。迦维国。一清按：“维”字下面脱落了“卫”字。这里是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的中央。笺注说：“万”字，一本作“宫”。一清按：“万”字没有错误。因为《果经》说：太子身呈黄金色，具足三十二相，发出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维卫国，是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的中央。释道世《法苑珠林》说：实际上有一百万亿个日月、四百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这里所说的‘三千’只是概略举出要数。因此可知，区分华夏与夷戎并不容易。又详细考察《海内经》说：身毒国，是轩辕氏居住的地方。郭氏说：就是天竺国。这样看来，说它是天地中央也不算太过分。这说明朱氏错了。” 认为这里是天竺的中央。一清按：“天竺之中”这一说法，《梁书·天竺国[▯]》写作“天地之中”。又回去用钱赎回塔北三四百步处的地方。一清按：按文意，这里应当重复一个“塔”字。进入山谷，沿山向东南攀登十五里。一清按：“搏”应作“傅”。飞来围绕菩萨飞了三圈后离去。一清按：黄省曾本作“西”。面向东坐着。一清按：黄省曾本作“西”。把钵投入河中。一清按：“投”应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