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六十七

译推算出四倍律的真实度数，又该如何验证呢？如果在考校敲击之间，声音必然要轮流唱和，如同车轮转动一般周而复始，这样之后才可以称为音乐。那么以黄锺为宫音，本来就必定处在正中之中的位置。即便到了以应锺为宫音，也未曾超出这个正中之声的度数。然而想要使黄锺之声处在正中之中，如果不增加四倍律，又从何做到呢？这是数千年来沿袭下来的错误，一直到圣祖仁皇帝才重新加以纠正开创的。」

译（臣）等谨按：历代用乐，都用四个半声来满足十二正律的应用。黄锺本是中声，却把四个半声续接在末尾，这样一来中声就失去了它的中正之性。回顾自汉唐以来，没有人能破除这种迷惑。圣祖仁皇帝学问贯通神妙的枢机，特意揭示了律吕应当用倍声而不应当用半声的道理，改用四个倍声，一举洗清了历来沿袭的谬误。《礼记》说："大人制定礼乐，天地就会因此昭明。"这正是本朝之乐得以确立、隆盛超越千古的原因。

△五声必兼二变议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五声二变篇》说："问：变宫、变征具备之后七声才算齐全，如今按照还相为宫除调的方法，把六律六吕轮转作为变宫、变征而除去不用，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变宫、变征一并去掉呢？"回答说："二变处在角、征、羽、宫之间，没有它们五声就不能转换，有了它们五声又不能协调。等到轮流作为宫音时，先前的二变都变成了正声，又另外生出两个正声作为新的二变。比如以黄锺为宫，那么蕤宾就是变征，倍无射就是变宫。等到以太蔟为宫，那么先前的正征夷则又变成了变征，先前变征的蕤宾就变成了角；先前的正宫黄锺变成了变宫，而倍无射原来的变宫就变成了羽。等到以姑洗为宫，那么先前的正征无射就变成了变征，先前变征的夷则又变成了角；先前的正宫太蔟变成了变宫，而黄锺原来的变宫又变成了羽。以此类推直到以无射为宫，无不都是这样。推及阴吕六均，也无不如此。这样看来二变是交替发挥作用的，又何尝不被使用呢！如今说二变不用而想要去掉它们，那又将拿什么来确定二变而去除呢？"《宋史·乐志》说："仲冬之月，以黄锺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闰征，林锺为征，南宫（吕）为羽，应锺为闰宫。季冬之月，以大吕为宫，夹锺为商，仲吕为角，林锺为闰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黄锺为闰宫。其余各月依次轮转，都仿照这个方法。"虽然这是以律配吕、以吕配律，本源于京房而与今法不同，但五声二变的道理是相同的。隋代苏夔反驳郑译说："《月令》所记载的五音，没有提到变宫、变征，七调之法的来源不详。"郑译回答说："周代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以天地人四时为七始：黄锺为天始，林锺为地始，太蔟为人始，姑洗之角对应春天，蕤宾之变征对应夏天，南吕之羽对应秋天，应锺之变宫对应冬天。如果不把二变作为调，那么四时就不完备，所以每一宫都必须建立七调。"唐代祖孝孙、张文收等人依据五音生出二变，把变征作为正征，把变宫作为清宫，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征、五征、六羽、七变宫，其声由浊至清为一均，《唐书》详细记载了这些。《乐律纂要》也说："五声得到变声然后才能构成一均，就像四时得到闰月然后才能构成一年，这是自然之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增减它。"大概五年再闰共六十二个月，而仍然只是一百二十个中气；节气就如同二变处在角、征、羽、宫之间一样，合共七声轮流作为宫音，而仍然只是五声。这就是在"不用"之中蕴含着"用"，正因为有这不用的部分，才能交替发挥作用。这就像闰法是天然而成的，并非人为的勉强凑合。五年不能没有再闰，那么五声也不能没有二变。

△管弦分均议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弦名假借篇》说："问：名称因意义而产生，律这个东西，一旦确定就不可更改，所以可以用这个来推及那个，因此称之为律。如今在管乐上，清浊二

译均分开使用；在弦乐上，又是清浊二均一同使用，那么律就不足以称为律了，岂不是失去了它的律法本义吗？"回答说："弦度不是律，弦所发出的音只是与律相应罢了。黄、林、太、南这些名称，本是钟的名称。吹管而与某钟相应，就用那个钟的名称来命名这支管，管以黄、林、太、南来命名，本来就是一种假借。度量弦长而与某律相协，又用某钟的名称来命名弦的分位，弦用黄、林、太、南来命名，则是假借之上的再假借。钟的名称之所以可以假借来命名管，是因为钟音本来就出自管，伶伦吹管而得到十二声的区分，才铸刻到钟上来记录它们，于是称为黄、林、太、南等十二音。如今凤箫十二管各发一音，其音本就是十二钟的音，所以用十二钟的音来命名它的管，本来就是吻合的。至于横笛、直笛，用一根管开孔发声，其开孔之处与管内容积的分度既然相协，那也必然与十二钟之音相应，还是用十二钟之音来命名管音，必然是吻合的。至于弦所发出的声音，是由手指弹按而成，那就与管、与钟本来不同了。虽然依据管律来确定它的首音，但从第二音以下依次暗中转移，于是征、羽、变宫这几个弦度得到管的阴吕分度时，其音与阳律相应；弦度得到管的阳律分度时，其音则与阴吕相应。所以说用钟名来命名弦，是假借中的再假借。所谓黄、林、太、南这些称呼，就如同算学家用甲、乙、丙、丁来记录序数，近代用天地、元、黄来编号一样。所以虽然说黄锺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阴阳杂糅在一起，但也并非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至于用乐之时，也并非是清浊二均同时使用。所谓黄、林、太、南，是特指划分它的分度；而宫、商、角、征这些，才是它的音。清浊之均在于确定弦的音高，定为清均，就是清均；定为浊均，就是浊均。清弦与清管相应，浊弦与浊管相应，这又哪里是弦与管有异、有律失去律法的可讥之处呢！"

△还宫无哑钟议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还宫无哑钟"篇说："问：还相为宫，那就没有哑钟的讥讽了。可是各处祭祀有的用律，有的用吕，那么用律时吕的那一均，仍然是哑钟；用吕时律的那一均，仍然是哑钟，这该怎么办？"回答说："所谓哑钟，是指只演奏一均，其余各钟永远不使用，所以称之为哑钟。如今圜丘用黄锺为宫，那么太蔟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倍无射为变宫；而大吕一均以及蕤宾、倍无射的二变则设而不用。方泽用林锺为宫，那么南吕为商，应锺为角，倍应锺为变征，大吕为征，夹锺为羽，仲吕为变宫；而黄锺一均以及仲吕、倍应锺的二变则设而不用。太庙用太蔟为宫，那么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夷则为变征，无射为征，倍无射为羽，黄锺为变宫；而大吕一均以及黄锺、夷则的二变则设而不用。合三大祀而言，律吕并陈，灿然大备。三大祀已经用了黄锺、林锺、太蔟，而夕月坛用南吕，帝王庙用夹锺，先农坛用姑洗，用还宫之法，十六钟本来都已用到了，哪里还有所谓哑钟的讥讽呢？如果说用律时吕就成了哑钟，用吕时律就成了哑钟，那必须十六钟同时并击才可以。十六钟同时并击，成什么音调？况且古代的编钟有二十八枚为一肆的，有五十六枚为一肆的，若一定要同时全部敲击，不仅不能成为律均，恐怕也没有这样的

译演奏手法。这些都是不待辩论就自然明白的道理。况且一均虽有七音，但变声不用，那么敲击的只有五钟而已，又怎能因本均的二变而说它是哑钟呢？"按《明任氏乐律志》说："太仆丞张鹗说：古人制作十六编钟，不只是为了好看，大概是为还宫而设的。它下面的八钟是黄锺、大吕、太蔟、夹锺、姑洗、仲吕、蕤宾、林锺，它上面的八钟是夷则、南吕、无射、应锺、黄锺清、大吕清、太蔟清、夹锺清。这钟的悬挂次第以及还宫之法，虽然与今法不符，但还宫的道理是一致的。还相为宫，那么十六钟交替使用，交替使用就不会用尽，哑钟的疑虑就可以涣然冰释了吧？"

△三大祀及常朝用律不同议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三大祀篇说："问：常朝之乐还相为宫，而各坛庙又不用还相为宫，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意义各有所取。帝王统治天下，效法上天来施行政治，所以汉代鲍邺说：'天子有进食奏乐的礼制，是用来顺应天地、颐养神明、祈求福应的。'应当按十二月分别定均，以迎合和顺之气。隋《音乐志》也说：'古代人君都用当月之律，来取合时令之律的声音。'唐代祖孝孙上奏说：'朝贺宴飨，都应当随月用律作为宫音。'宋政和七年下诏：'大晟府乐律随月用律向右旋转。'《明大政记》记载洪武三年定制：'朝会宴飨乐舞的数目，凡是演奏乐曲，都要按月律。'那么随月用律，并非从今天才开始的。古人认为应当如此的，不止一人了。那些不这样用的，是时势所致，并非道理上应当如此。又按《月令》的记载，天子所居之处、所穿之服、所行大典、所理繁政，无不与月律相符，所以能召来天地的和气，协调五行的秩序。隋代郑译、苏夔请求用十二律还相为宫，而何妥阻挠破坏了这个提议，于是最终只用了黄锺一宫。致堂胡氏批评他说：'五音十二律，就像十二支配十干一样，之所以变化无穷。而且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如果只演奏黄锺一均，那就是有君而无臣、民、事、物了，这不是太过孤高了吗？'由此说来，人君效法上天刚健运行，必定应当按月生律，还相为宫。前代儒者已有定论了。至于坛庙之乐，又怎能相提并论呢！《周礼》说：'凡是奏乐，用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冬至这一天，在圜丘演奏，那么天神就可以得到礼敬了。''凡是奏乐，用函锺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夏至这一天，在方泽演奏，那么地祗也可以得到礼敬了。''凡是奏乐，用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征，应锺为羽。在宗庙中演奏，那么人鬼就可以得到礼敬了。'这是《周礼》的记载，虽然难以施行于实际用乐，但也可见坛庙之乐应当各自采用其相应的宫音。"发问的人说："坛庙用乐各以其宫，本来就出自《周礼》。如今祭祀圜丘为什么不仿照《周礼》用圆锺而用黄锺？祭祀太庙为什么不仿照《周礼》用黄锺而用太蔟？祭祀方泽倒是仿照《周礼》用了林锺，但律吕的次第又与《周礼》互相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汉书·律历志》已经说明了。黄锺为天统，林锺为地统，太蔟为人统。所以祭天用黄锺，黄锺属子位是天正。祭地用林锺，林锺是未位的冲位丑位，是地正。祭祀宗庙用太蔟，太蔟属寅位是人正。唐代祖孝孙遵循这种说法，最为接近古义，是可以效法的。至于隋代用黄锺来祭祀圜丘，用太蔟来祭

译祀方泽，用蕤宾来祭祀宗庙；宋代用夹锺之宫祭祀昊天，用黄锺之宫献祭宗庙，用林锺之宫祭祀地祗，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经传，掺入个人臆见，所以用三统大义来衡量，有的符合有的不符合，是不可采用的。至于律吕次第与《周礼》互相不同的地方，朱子说：'《周礼》所记的是降神之乐，本来就是四种乐各举其中一项而言，注家的说法是不对的。'隋《音乐志》牛宏、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人也说后周之时，用四声来降神，虽然采自《周礼》，但年代久远，其法早已断绝，不可依照采用。前代儒者的解释，既然莫衷一是，而且这四声不仅没有商音，又律吕次序颠倒，用来奏乐，没有能够和谐的道理。今古情况不同，是不可行的。明代何瑭《乐律管见》说：'《周礼》圜锺为宫的说法，或许另有别的方法，如今无从考证，存疑就可以了。'既然如此，那么《周礼》不可牵强附会，也是古人已经详细论述过的了。如今效法它的用意，不必拘泥它的文字就可以了。"发问的人说："那么为什么不用月律呢？"回答说："如果按月律来说，那么圜丘之祭在建子之月，用黄锺是不用说的了。方泽之祭在建午之月，按理应当用蕤宾。用阳律来配阴祭，就不符合它的本质了。何况林锺本来就是蕤宾的吕，坤位在未，这又是万古不可更改的。太庙之祭，大祫在建丑之月，按理应当用大吕；时享在四孟之月，按理应当用太蔟、仲吕、夷则、应锺。如果与朝会同一意义，那么十二律吕就缺了七个，人祭与神祭同一制度，已经不是用来尊崇神明的做法了，何况又有缺漏呢。所以只用太蔟一均，寅位是人正，人本乎祖先，正适宜用于宗庙。"综合各家儒者的说法，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那么坛庙用乐各以其宫，道理最为精当；与常朝之乐按月律还相为宫，二者并行不悖是可以的。

△回奏乐律札子【乾隆六年尚书臣张照奏】

承蒙天子垂问，古乐、今乐、雅乐、俗乐的演变，律度量衡从何而来？同乐、音乐这两个字的本末同异，编钟、倍律以及有设置而不使用的缘故。臣是章句浅陋的书生，不曾学习操琴弄弦，对于律吕，平日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真正的心得。承蒙垂问，心中茫然，惶恐失措。臣私下认为，古乐从周代就已经衰废，孔子以前，鲁国还保存着它。季札观乐的事，记载在《左传》里。等到师挚到齐国去后，留在鲁国的乐也就随之沦丧了。《论语》所记载的，正是记录乐已亡失的情形。魏文侯与子夏的问答，记载在《乐记》里。当时距师挚适齐不远，各诸侯国还残存着一鳞半爪。到了七国被秦国吞并，古乐就荡然无存了。虽然如此，看子夏说乐与音相近而不相同，就可以知道乐与音的关系，就像识与性的关系。性不脱离识，也不等同于识；识不等同于性，也不脱离性。乐不脱离音，不涉及音就没有乐；音不等同于乐，但也不能说与乐无关。识在则性本来就没有亏损，音在则乐也没有缺失。性虽然没有亏损，但必须等到空有双融，才能显现出乐；乐虽然没有缺失，但必须等到欲念澄净、天理纯粹，才可以奏起来。即使抟拊考击的演奏方法，笙镛钟鼓的形制，到今天已经泯灭无存，但宫商角征羽是出自天然的，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那么这又岂是时代古今所能改变的呢？古乐怎么会真正消亡呢？何况黄锺之管，曾经圣祖仁皇帝考订确定，而乐器的制度散见于经

译史之中的，还可以沿着流脉追溯本源啊！这只在于人存政举罢了。《周礼》说："用乐德来教育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用乐语来教育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用乐舞来教育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臣听老师说过："体察于心而通达和顺，这就是所谓的至德；恭敬于业而持之以恒，这就是所谓的敏德；仁爱孝顺、友爱兄弟，这就是所谓的孝德。"这与师氏的教化是相同的，是培养士人的根本。"兴，是因外物而生发情怀；道，是自己陈述心意，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倍诵文辞叫做"讽"，用声调节奏来诵读叫做"诵"，这就是所谓的歌永言；发端叫做"言"，应答陈述叫做"语"，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在此时说话、在此时谈论古事。云门以下这些，是黄帝到周代历代的乐舞。臣听老师说，乐德是用义理来涵养人心，乐语是用声音来涵养人耳，乐舞是用舞蹈来涵养人的血脉。古人所说的用乐来教化，就是这样的，所以声音之道是与政事相通的。后世不懂得乐是教化之事，所以它的职掌只归于有司罢了。士大夫很少有懂得的，那么它精微的宗旨就失传了，只是徒然追求铿锵的节奏。演奏起来已经不足以调和神人，何况太常的乐工只是记得个大概，用在郊庙祭祀上的，在千百中也只存下十分之一罢了。至于施行在民间的，如子夏所说的日常应用，以及优伶侏儒男女杂处嬉戏的乐舞，那么被这些教化的百姓、所形成的风俗，又会是什么样呢？这本来就是那些有教养亿兆百姓之责的人所深为忧虑的当世之事啊。回想自战国列国之时，古乐既已废弃，俗乐纷纷兴起，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流入了宫廷，《左传》所记载的撞钟舞女，《吴越春秋》所记载的越夫人教舞，《史记》所记载的优旃、优施之类的人物，从朝廷到街巷，用来娱乐心志、取悦耳目，没有不用这些的。只有郊庙所用的还大略保存着古乐的铿锵节奏，百姓不能得知，就说古乐已经消亡了，其实也说得过去，不是乐消亡了，是乐教消亡了。假使铿锵的节奏流传于古代就可以称之为古乐，那孔子就不应当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样的话了。假使乐器必须是蒉桴土鼓，歌辞必须是《鹿鸣》《四牡》然后才可以称之为古乐，那孟子也不应当说"今之乐犹古之乐"这样的话了。孔子孟子的话必定是相同而没有分歧的，那么古乐在今天并非存在也并非消亡，这是可以断定的了。等到汉高祖攻入秦地，有个叫制氏的人世代隶属太常，记录了它的度数，叔孙通依据这个来制定汉乐。汉高祖喜好楚地的音乐，唐山夫人作了安世乐，实际上是把楚声用在了房中乐里，安世乐在秦地叫寿人乐，有人说就是《关雎》的度数。到汉文帝时，用来祭祀高祖的祠庙，于是楚声又混入了古乐之中。汉武帝任用擅长歌唱的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创作新的乐曲，撰制乐章，来叙述自己的功德，陈奏于宗庙，做成了太乙、天马等歌曲。汲黯进谏，丞相公孙氏斥责汲黯诽谤，前代儒者因此把古乐的消亡断定在汉武帝的时候。此后俗乐的音节全都渗入了古乐，就像油渗入面粉一样，时代越久就越难以考辨。历代虽然想要修明古乐，但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而不能取信，各家自说自话，没有人能断定是非。史官只是把用在宗庙朝廷的称为古乐、雅乐，把那些虽然用在朝廷但本来出自民间里巷的，称为今乐、俗乐。依照古制有雅乐部、俗乐部，前朝明代以来，也有

译太常部、教坊部。它们的源流沿革，文献虽然繁杂，但也都有条理脉络可循。濂溪周子说过："乐声淡泊而不哀伤，平和而不放纵，进入耳中，感动内心，无不使人淡泊而平和。淡泊则贪欲之心平息，平和则浮躁之心消解。"这几句话，描述古乐的音质，最为明白透彻。人的眼睛主管观看，口主管品味，凡是使眼睛愉悦、使口舌愉悦的东西，没有不败坏德行、损伤身体的，为什么唯独耳朵会有例外呢？所以凡是乐声激烈、慷慨、放荡、靡曼的，耳朵一定会为之所悦。如果是淡泊而平和的，又有什么可取悦的呢？古人作乐，是用来涵养德行的；后人作乐，是用来取悦耳朵的。所以三代以下，朝廷之上，慷慨激昂想要匡正音乐、恢复古制的人屡屡出现，但最终都不能成功的，大概是因为违背了周子所说的道理，而未曾在这上面用心留意吧？至于度、量、权衡，都是本源于律的，由来已久了。黄锺是声气的本源，象数的根本，度量权衡都从这里获得法则。度量权衡正确，那么百姓的日常万事就能有条不紊。

皇上深深思虑事情的根本，而期望天下四海统一诚信，这是立政的关键啊。按《汉书》记载："律，是分、寸、尺、丈、引的单位。本起源于黄锺之长，用中等大小的子谷秬黍，一粒黍的长度作为起点，积累到一升，用二百粒黍的宽度，量出黄锺之长九十分之一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各自以十进位向上推到引，那么五种度量单位就审定了。量，是龠、合、升、斗、斛。本起源于黄锺之龠，用度数来审定它的容积，用中等大小的子谷秬黍，一千二百粒装满这个龠，用井水来刮平容器口，两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各自以十进位向上推到斛，那么五种量器就完备了。权衡，权是重量，衡是平衡，铢、两、斤、钧、石这些单位。本起源于黄锺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个十二铢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历代考订古制的儒者，都把这个作为鼻祖了。"黄锺元声，虽然自在于天地之间，但要制作出律尺，却难以得到它的真实标准。蔡元定《律吕新书》所记载的，有周尺、汉刘歆铜斛尺、蔡邕铜龠尺、建武铜尺、魏杜夔尺、晋田父玉尺、始平古铜尺、汲冢玉律尺、刘曜土圭尺、刘宋钱乐之浑仪尺、后魏元延明尺、后周玉尺、梁景表尺、隋开皇水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岘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邓保信尺、大晟乐尺，共二十种。它们之间的异同，《宋史》有详细记载。至于量器，周代的制度见于《考工记》"氏为量"一章；汉代的制度见于《汉书·律历志》；到了梁陈，用古代的五升作为一斗。后周得到了晋代的古玉升，仿照它的形制颁行天下，直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用当时的宫斗来比较，多出三合四勺。隋开皇年间用古代的三升作为一升，大业以后又恢复古升，此后史书就没有记载了。至于权衡，《汉书》虽然记载详细，但不知道那器具是什么样子。石勒十八年建造建德殿，得到一枚圆石，上有铭文说："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又后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一枚石铜权，上面有铭文二十九字。识者说，这些都是王莽所制造的。梁陈以前，还依照汉代的古称。北齐以晋宋时代的一斤八两作为一斤，隋开皇时以三斤作为一斤，大业年间又恢复古称。唐贞观年间铸造铜斛，与古玉尺、玉斗相符合，玉尺、玉斗收藏在大乐署。武则天时遗失

译了。宋淳化年间，下诏用秬黍依照古法校订确定权衡，史书称赞它的制度精备，颁行天下，奸弊无从下手。元明两朝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了。我圣祖仁皇帝，心通天道法度，学问贯通神妙枢机，既已把斗、尺、称、法马的样式颁行天下，又规定各省府州县都设有铁斛，用来收粮放饷，一律以此为准，违反的就要治罪。又担心时间久了法度容易湮没，况且古法用累黍来确定度量，度先确立而量与权衡才有准则。如果度不统一，黍的数目就不相符，圣祖亲自累黍计算而得出，如今的尺是八寸一分，恰好符合一千二百粒黍的分数，与天数九九之数相符，从而确定了黄锺之律。尺既已确定，又担心不寄托于器物，那么法度就无法明示，于是在御定的《数理精蕴》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方法，用金银制成方寸的标准器，标明它的轻重，于是度量与权衡的标准就了如指掌了。雍正九年，把它列为表格，载入《大清会典》，颁行天下，实在是百世等待圣人出现也不会有疑惑的了。我皇上因为度量权衡天下还没有完全统一，殷切垂问，可以看出平均四海的至诚之意。臣认为在今天，并非法度没有确立，而在于奉行的人还没有做到，请命令有关部门按照表格制造尺、秤、法马、斗、斛，颁行天下，再重申违反式样的禁令，务必使之统一，并命令各省将《会典》中的权量表刊刻颁布，使人人都能明白，这或许也是统一的一种办法吧。天下五方风气不同，民俗所便利之处各有差异，但是官府若有一定的标准，就能用我这最为齐整的标准来统一那些不整齐的，而那些不整齐的地方也会随之统一其不整齐之处，这也没有妨害。臣从前听圣祖仁皇帝这样说过，如今蒙圣上垂问，虞舜巡狩四方，统一律度量衡，正因为当时也有不统一的地方，所以才要统一它。如果本来都是统一的，又哪里用得着统一呢？然而在我们自己这里，怎么可以不统一呢？圣人的话说得太对了，可见先圣后圣，他们的道理是一致的。臣又认为，法度固然应当深入讲求，但用法却在于是否得人，度量权衡即使统一了，可官府使用起来，收进来时就重，付出去时就轻，用来自肥其家，那些更加鄙陋的人，反而把这种做法当作是对国家有利。譬如平粜，是因为谷价昂贵所以平抑其价格。可是往往有官府就着民间的高价，稍微减去五分来卖官米，却又加上银色、法马等各种损耗折算的费用，那必定反而比现在的高价还要贵了。于是米价因为平粜反而更加昂贵，那些鄙陋之见的人却说这是于国有利，不然就说这样做才可以说自己没有罪过，这岂不是与平粜的本意恰恰相反吗？在上位者这样做，百姓极其愚昧，必定会认为度量权衡国家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标准。渐渐地民间就各自制定自己的标准，渐渐地官府也转而依从民间的标准以图方便，这就是历代度量权衡之所以不统一的根本原因。要使百姓能够恪守法度，必须先从官府自己恪守法度开始。臣的浅见就是这样，恭候皇上的训示。至于十二律、五声、工尺乐字的异同，臣已经会同和硕庄亲王校订了声律。谨按《孟子》说："不用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由此可知六律六吕是用来管制五声的。凡是物体所发出的声音有低有高，低的可以低到微弱难辨，高的可以高到如霹雳震响，都是声音，但都不能用来作乐，所以要用六律六吕来管制它，去掉它的两端而取用它的中段，那

译么它的声音就形成条理，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声成文谓之音"。音有清浊，越浊也就越低，越清也就越高，把高低划分为五个层次，称为宫商角征羽。然而天数是五，地数是五，五音之间必定各有半声，这是自然的道理。《尔雅》说："宫叫做重，商叫做敏，角叫做经，征叫做迭，羽叫做柳。"这就是半声的意思，也就是有律必有吕的道理。又这五音必定有余分闰位，而余分闰位必定在阴阳互相转换的地方，所以必定又有二变，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合五音与二变称为七音，这就是《国语》所说的"以七同其数"。但是《国语》所说的七同，是指从子位到午位共有七律都是阳律，而从午位到子位也有七律。所以把五加倍为十，再加上二变为十二，那么六律六吕就齐备了。二变又各自有阴阳，那么二乘七为十四，十四个位置形成，就是阳律七个，阴律七个，就可以比合音而成乐了，这就是《乐记》所说的"比音而乐之谓之乐"。黄锺是宫音，而大吕就是清宫；太蔟是商音，而夹锺就是清商；姑洗是角音，而仲吕就是清角。至于蕤宾这时一阴初生，而时令正当五月，阴气在午时中点才尽而随即在午位重生，所以蕤宾是变征，而林锺就是清变征；夷则是征音，而南吕就是清征；无射是吕，而应锺就是清羽。十月阳气已尽，而阳气没有真正断绝的道理，所以应锺到黄锺相交之处，又有半黄锺、半大吕的位置作为变宫、清变宫，然后声音才能循环旋转不穷，与造化相符合，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自然的道理。从黄锺到半黄锺，称为律；从大吕到半大吕，称为吕。从宫与清宫，到变宫、变清宫，这些都是音的名称。律用来管制音，音用来协调律。虽然论它们的名称各不相同，但论它们的实质却是相同的。乐工记录音数，为了便于使用，就用与它们声音相似、又笔画简单容易辨识的字来替代，改成了十四个字。那称为"工"的，就是宫音黄锺。那称为"仜"的，就是清宫大吕。那称为"凡"的，就是商音太蔟。那称为"■〈亻凡〉"的，就是清商夹锺。那称为"合"的，就是角音姑洗。那称为"六"的，就是清角仲吕。那称为"四"的，就是变征蕤宾。那称为"五"的，就是清变征林锺。那称为"乙"的，就是征音夷则。那称为"亿"的，就是清征南吕。那称为"上"的，就是羽音无射。那称为"仩"的，就是清羽应锺。那称为"尺"的，就是变宫半黄锺。那称为"伬"的，就是清变宫半大吕。查考"■〈亻凡〉"字、"仜"字、"亿"字、"仩"字、"伬"字这几个，本来都没有这样的字，就可知道它们只是用来记数的。而黄锺等律、宫商等音，并非实有这样的字，另有其义例，这也是可以知道的。然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楚辞·大招》说："四上竞气，极声变只"，可见周代末年就已经有这种记法了。《上声歌注》说："或用一调，或用无调，一是指乙字，无音是指五字"，可见梁代也有可以印证的地方。只是这十四个位分虽然有十四个，但阳七、阴七，阳自成阳，阴自（成阴）……

译属阴，不相混杂，那么虽然有十四律，实际仍只有七音。而且七音必须依次轮流作宫调，才能转调，同时又必须去掉两个音，调式才能构成，所以七音实际上仍只是五音。既然如此，虽然加上二变成了七音，实际仍归于五；虽然把五音加倍成十二律，但阳属阳、阴属阴，也仍旧归于五。那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排是阳律，下排是阴律。向来演奏时的规矩，若是南郊祭天、太庙祭祀以及临朝大典，都用黄钟作宫音。若是北郊祭地、月坛祭月，则用大吕作宫音。用黄钟作宫音时，就只敲上排钟，不敲下排钟；若用大吕作宫音，就只敲下排钟，不敲上排钟。到时候把下排钟换到上位来敲，并不是下排八钟从来不敲。掌仪司向来没有该敲下排钟的典礼，因此不知道下排钟也有时要敲。至于太常寺的乐工，则是知道的。然而其中的缘故，他们各自也说不清楚。至于上排八钟之中，又有三钟不敲，那是因为八钟原本只对应七音，用黄钟作宫音时，应当从倍夷则起调，作上字调，这样倍无射、蕤宾、夷则三钟就不在这个调里，没有可敲奏的机会，因此不敲。将来元旦节，如果改用太蔟作宫音，那么这三钟都应当敲奏，而黄钟、夷则、无射这三钟又该不敲了。可见上排三钟也有不敲的情形，是因为历来都用黄钟作宫音，所以有敲不到的钟，并非设置了却故意不用。儒生们不懂音律，说黄钟是声气的本源、万物的根本，郊庙朝廷必须用黄钟作宫音，否则就有妨碍。他们不知道用黄钟作宫音时，其第一声其实是下羽，除了征音不入调之外，商、角、羽三声必定要交替使用。若是声声都用黄钟，那就是晏子所说的"琴瑟专弹一个音，谁能听得下去"。况且《大武》乐曲就是用无射作宫音，这记载在《国语》里，无射是阳律中最末的一律，而武王却用它，可见十二月各用本月对应的律作宫音，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也是很明白的事。何况明代以及我朝圣祖仁皇帝在未经考订黄钟之前，都误称以黄钟为宫；等到考订确定之后，才知道一向都是误把太蔟当作黄钟。而明代国运有盛有衰并不一致，我朝却如此兴隆昌盛，可见那些迂腐儒生的说法不值得相信，这一点也十分明白。只是从黄钟往上，音调必然逐渐升高；从黄钟往下，音调必然逐渐降低。至于八音是否谐和，不经过反复试奏是无法弄清楚的。容臣等详细查考办理之后，再行请旨定夺。现先将事情的原委陈明，恭候圣上训示。

译△回奏丹陛乐、导引乐用鼓起音札子【乾隆六年十一月，尚书臣张照奉】

本月初十日，臣等奉上谕：「现查中和乐以及坛庙所用的乐曲，都是柷起奏、敔止奏，用鼓来打节拍。唯独丹陛乐和导引乐，是用鼓起奏的。这种做法始于何时？《尚书》说：『堂下用鼗鼓』，说的是堂下所用的乐。丹陛乐、导引乐都属于堂下之乐，是不是乐工等人误用了鼓起奏？如今的俗乐也都用鼓起奏，可以仔细查一查其中的来龙去脉。」钦此。

（臣）等谨查《会典》中，中和韶乐的乐器图上有柷、敔，丹陛乐器图上却没有柷、敔。乐曲必定有起、止的节度，柷用来起奏，敔用来止奏。如今丹陛乐没有柷、敔，所以用鼓来作为起、止的标志。丹陛乐之所以没有柷、敔，是因为明代就没有，如今是沿袭明制。明代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古时堂上、堂下都用柷、敔，到隋朝时因为四镶乐的柷、敔同时并奏，导致声音喧闹嘈杂，于是废弃不用。唐末连堂上的柷、敔也一并废除，宋仁宗因王珪进言，下令礼官议定，才重新设置堂上的柷、敔，而堂下仍旧没有。四镶乐就相当于如今的丹陛乐，也就是所谓堂下之乐。所以丹陛乐没有柷、敔，这一做法沿袭至今。至于不用柷、敔，而是用鼓来引起众音，这是因为鼓作为众音的统帅，由来已久。《周礼》记载太师在大祭祀时率领瞽者登歌，命令奏击拊。注释说：击拊，是瞽者才歌唱的信号。拊的形状像鼓，用皮革制成，里面装着糠。又说：堂下播放乐器，如今演奏鼓■〈申东〉，注释说：鼓■〈申东〉是管乐才开始演奏的信号。■〈申东〉是小鼓。《汉书·风俗通》说：鼓，就是郭的意思，是春分之音。万物冲破外壳而出，所以称为鼓。又《汉书·白虎通》说：鼓，是震动之音。万物充盈满溢、震动而生，其根本大概就在万物的起始吧？所以称之为鼓。由此可知鼓是众音的统帅。《学记》说：鼓本身与五声无关，但五声若没有鼓就不能协和，就好比学习要靠五官来配合，军队要靠五种服色来统率。既然如此，用鼓来作为起、止的标志、节奏的依据，是理所应当的。《国语》说：革、木只有一种声音。汉、宋各儒者都认为金、石、丝、竹、匏、土都具备五音，唯独革与木只有一种声音而已。所以八音的排列次序，把革、木列在最末位。然而高处以低处为基础，洪大由细微而起，质朴是文采的根本，一是万物之母。革制的乐器是鼓，用作五音的节奏；木制的乐器是柷、敔，用作五音的起、止。没有柷、敔，鼓就可以代替，这也是自然的道理。至于拊鼓，就是古乐中的拍板，作为乐句的拍板，是木音。堂下之乐以及如今的俗乐，用拍板来代替古乐中鼓的作用，就如同用鼓来代替古乐中柷、敔的作用一样，都是源于革、木只有一种声音的道理。

　　皇朝通典卷六十七

《清朝通典》兵典（068～079）一百卷（清）高宗敕撰

　　●皇朝通典卷之六十八

　　兵一

　　○兵一

（臣）等谨按，历代设置军队，各有因袭、变革、损益，唯有唐代的府兵制度算是比较完善的。我朝八旗制度，在开国之初，先编设四旗，用来统辖民众。不久因为远近归附的人越来越多，增建为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