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译辜负朕好生之至意。」十一月降谕：「三法司核定死罪案件，必须当面共同审讯，不得只靠往来文书公文来定案。凡遇到恤刑之年，未经差官审录的案件，督抚不得擅自审决。」十三年十月降谕：「去年暂停秋决，今年朝审应决的犯人很多，但其中情节罪行轻重不同，或许仍有可矜可疑之处，应当予以减等。着多罗安郡王岳乐会同索厄、费扬古、额巴黑、蒋赫德、科尔坤、车克」、图海、胡兆龙再加详审，分别确切议定。十五年十月，规定各省秋审分别应决、缓决以及可矜、可疑三类，于霜降前奏请定夺。十七年十二月，制定严冬、盛暑时清理刑狱的制度。

臣等谨按：刑罚，是用来体恤百姓的。我世祖章皇帝怜悯体恤众百姓，最重视各类狱案。审案的判词反复斟酌再三，为犯人开辟自新之路，广开招抚之途。官吏没有罗织构陷，案件少有牵连拖累。刑措不用的风气，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尚书》所说「好生之德，深入民心」，在此可以看到了。

康熙元年三月，制定禁止供词记录不全、援引律条不确的规定。四年十月，刑部议定：霜降后、冬至前陆续到达的案件，该督抚应即陆续审明，据实上报按例办理；如果已过冬至，该督抚应上报说明，仍予监候，等待明年秋审。七年十月，规定朝审案册，由法司官员各自一份查阅。九年正月，命令刑部详加勘察盗案。三月，因天旱谕令审案衙门：一切诉讼案件，务求公平公正，得知实情后要迅速审结，不得株连无辜，不得长期羁押拖延。十一年六月

雍正元年正月降谕直省大小诉讼案件，关系百姓性命，国家分设按察使专门掌管此事。一切州县上报到你们按察司才成为定案，凡督抚呈送部里题奏的事项，都由你们按察司定案，责任难道不重大吗？国家制定法律，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不是用来虐待百姓的。因此严格制定刑律，防备有人触犯法律；到了审断案件时，又条分缕析，力求为犯人保全性命。如今有的情节与法条不符，却牵强附会条文，把百姓拖入法网；或者有两条法例并存，就上下其手，谋取私利，怎能没有冤案呢？断案凭口供，而平反凭案卷。如今的执法官吏不求查明实情，只求结案。州县上报到你们按察司的案卷，多是锻炼罗织口供，附会律例，希望能免于你们按察司的驳查。你们按察司呈报督抚、督抚呈交部院的文书，又添加文饰之词，希望免于三法司的驳查。口供和案卷都是这样，冤屈从何得以平反？过错在于审理之初的用心，本就不是想要真正查明实情。如今既已清除积弊，归于明白公正的轨道，不得再因循旧例，自陷奸欺。至于收受贿赂而出入人罪，于法尤其严重。你们按察司应当端正自身、率领属下，使法律不被枉法曲解，或许能达到刑措不用的风气。六月恢复热审旧例。二年三月敕令部臣审理刑狱要详细慎重。四月规定各省秋审上报后，法司按朝审的规矩三次覆核后再奏报。六月刑部等衙门奏准两广总督孔毓珣所奏：生员陈为翰打死何壮深一案，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奉上谕：此事尚未审出实情，何壮深是给陈为翰种地交租的人，绝无先动手打陈为翰的道理。陈为翰必定是恶劣秀才，仗势将何壮深踢死。此事着交给巡抚李绂，务必审出实情后再奏报。若不能审出实情，朕必定另派官员前往审理，再将录取陈为翰为增生的学道及现任教官一并查明奏报。从前朕因僧人是皈依佛教行善之人，怎能殴打人致

译死？曾特降谕旨，令制定治罪的条例。皈依佛教的人尚且不可任其殴人致死，何况是在圣人门下读书的人呢？既然读书却欺凌百姓，殴人致死，实在大大有玷斯文，不可按照普通人的条例论处。此后如有生员欺凌百姓殴人致死的，应如何加重治罪，由该部会同九卿商定后奏报。随后经三法司奏报此案，该巡抚仍按斗殴杀人罪拟绞监候，题本应改为斩监候。奉旨：朕驳回审理陈为翰一案，该巡抚审出实情后，仍照先前所拟上报，而该部又想驳回加重。朕再三斟酌，若依从部里的驳议，恐怕将来督抚等都有意迎合上意，而案情曲折之处未能穷究到底；若仍照该巡抚所拟，又恐怕将来督抚等坚持己见，不肯更改，草率结案。这两种做法都有失公平。朕慎重审理案件，期望做到尽善尽美、毫无弊端。此案着九卿等会同详加议定。随后议定按斗殴杀人律，拟绞监候。七月降谕：此后凡上报的案件中有一人犯下两起案件的，前一案罪行较轻，后一案审明后从重结案的，到后一案题结之日，仍要将前一案的轻罪写入，然后就本案的重罪按律定拟。如果前一案已拟重罪，后一案罪行较轻，也必须将前一案的重罪说明，仍按前一案定拟。如有犯下数起案件的，也必须将各案所拟罪名都简明写入，一并在最后题结的本章之内。三年正月，命令刑部清理在押囚犯。十月，命令法司详细审阅缓决案犯的名册。又降谕：刑部今年情实人犯的名册，朕已细加阅看，将其中罪行有一线可原的，已降旨分别发落处理。缓决人犯名册，昨日也已逐一阅看，见九卿所定尚有不妥之处，着将原册细心斟酌，几日内候旨定夺。十一月降谕：此后遇有盗窃案件，务必将案内是穷凶极恶、确实为盗，还是被人引诱胁迫，或迫于饥寒而并非一贯为盗，一一分别注明清楚，在奏疏内说明后候旨定夺。五年六月，河南巡抚田文镜题报胡大保因强行鸡奸不成而勒死人命一案，拟斩立决，法司改拟监候。奉旨：不肖恶徒因鸡奸不成而勒死人命，有什么可以怜悯疑虑之处，反而从重减为监候？若因奸情未成而改为监候，那就是把鸡奸看得比人命还重了，哪有这种道理？田文镜所题的案子经过朕亲自阅览，竟还敢任意轻重更改？如果这样，那么凡是外省咨文由部里自行定夺的案件，其轻重任意处置，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后督抚咨文送到部里，若各部驳诘不合理的，准许该督抚以密折奏闻。八月降谕：刑部关于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一案，若不是你部驳回令其覆审，那么凶犯李茂卿就会平白无罪脱身，而尸亲胡君星反而以诬告罪被判流放，这不仅是是非颠倒失实，而且冤屈也无从伸张了。如今驳回覆审，该巡抚将全部实情审出，李茂卿拟绞监候，才成为公正的定案。像这样定案的司官，若不适当加以奖励，那么将来办事认真尽职的官员凭什么受到鼓励？此后此类案件，司官能细心考究核实、驳令覆审改正的，应酌加议叙；若有肆意苛刻驳回的，也应当加以惩戒。六年正月，敕令审拟罪案，不得同时引用两条律例。九月，命令大学士、三法司、九卿会同详细查核各省缓决人犯，确切议定后分别奏报。其中因特旨治罪的案件，也令详查妥善议定。七年五月，谕：朕慎重刑狱，秋审、朝审都命令三次覆奏。如今想到每日呈进的本章内，有拟处以极刑及斩绞立决的犯人，其罪情都属重大，依律无可宽宥，然而朕仍想慎重审察后再依法处置。此后这类本章，已经阅过票签交给本房的，着批本官依照三次覆奏的先

译例进呈三次，等候朕再加详细阅览，然后再批发。八年十月，谕各省命案，其应轻应重，朕若已确有所见，即降旨定夺；若情节罪行处于疑似之间、而拟罪也可轻可重的，朕心中不能立即决定的，才交给九卿定议，以求公平公正。可是往往见九卿定议，一概以减等发落，若是这样覆奏，那朕何不直接令减等，何必多此一番周折呢？此后务必权衡得当，宽严适中，以符合朕明确刑罚、敕定法律的深切用意。十一年二月，因天旱谕令刑部，大小案件应完结的完结、应改正的改正，各种弊端彻底清理，务求正本清源，不得再因循怠惰。六月，规定法司亲自到场会审以及朝审、秋审的制度。九月，谕刑部说：诸位大臣所呈进的招册，都已经细加斟酌，拟定为情实。但其中若有一线可以从宽之处，你们也应当奏陈。前几日定拟情实，本是依法办事；如今到了勾决商酌之时，倘若有可以从宽的，又应当推究实情，绝不可因为已定为情实、想要与前奏相符而难以更改，就隐忍沉默不再奏报。执法与体察实情，总归于大公至正而已。十月，谕各省秋审，有不应缓决的案件，经九卿改为情实的很多。比如各省督抚、按察司依法定罪，而九卿核查情节后予以平反；或者九卿依法定议，而朕酌情从宽处理，这样才符合政务体制。哪有执法之官反而任意在法外徇纵的道理？如今九卿虽然进行了改正，但没有明白晓谕督抚、按察司知晓。或许有人说九卿定拟务求苛刻，稍存迎合之意，于是把可矜可疑的案件，一概以情实上奏定谳，其流弊尤其不可言说。着将改正的各案逐一查明，通行申饬，使以后都能悉心定拟，符合朕明刑体恤之至意。十二年九月谕：此后秋审案件，有应改而不改、以及不应改而妄改的，从重议处。若各人意见有所不同，准许分别陈奏两种意见，请旨定夺。即使众人意见相同而一人独持异议的，也准许陈奏。十三年闰四月禁止革除各省秋审的陋习。

臣等谨按：五刑之制，合乎情理，一经定下便不可轻易更改。我世宗宪皇帝明确刑罚、敕定法律，做到公平公正。对于淫恶凶顽之徒，立即处以正法；而其中若有一线可原之处，则必定反复再三，以求不枉不纵。不因众人都认为该重罚就不加详察，也不因一人独持异议就视为非理。整饬法度，扫除积弊，其要旨总归于天理人情的极致而已。

九月，皇上登基。十月，敕令法司详细审察各省狱案，判罪未妥的，另行议定奏闻。

乾隆元年四月，规定委派勘验尸伤的州县官，若能亲自前往勘验的，若擅自委派佐贰等官代理的，予以议处。例三年三月，因天旱，命令刑部将拘禁、枷号的犯人分别详加审理。四月，命令王大臣会同刑部详审不予赦免的罪囚以及屡经缓决的人犯。四年八月，禁止州县讼词混行批交乡地查覆。十月，谕河南秋审各案，九卿从该巡抚所拟情实中改入缓决的有十六起，从可矜改入缓决的有十五起。审理案件贵在做到公平，必须合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才不愧于明白公正的意义。虽然其中所犯情节罪行各不相同，彼此轻重之间也有介于疑似难定之处，但内外大臣的意见不应各不一致。然而一省之内改轻改重的案件竟达三十余起，这就可见并非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恐怕是弊病所在，着传谕尹会一，此后办理刑名案件，必须揆度情理，务求妥当，以成就公正的定谳。五年三月，规定承审官若判决失出失入，经上司驳回后按律改正的，免于纠参；若固执坚持原判，另委别的官员审出问题，或者已

译经回题完结之后又被查出问题的，照例议处。若是受委派的官员逢迎迁就，后来被发觉的，也照例议处。九月，谕：盗贼中狡猾的人很多，平时窝藏同伙不肯如实招供，常常诬陷牵连殷实人家以及素有嫌隙之人，图谋陷害，而差役又借机敲诈勒索，弊端百出。纵然审出是诬陷牵连的实情，准予释放，但被拘押候审已经受尽拖累滋扰了。各省按察司作为刑名总汇，应当行文所属，凡盗贼供出牵连同伙的，必须先审出确实证据，才可以拘捕，做到随到随审。如果是诬陷牵连的，立即释放；并将诬陷良民的盗贼先行从重惩处，以杜绝再有诬陷牵连之事。七年九月，谕：节烈的妇女在其家乡受祭祀，是用来表彰善行、端正教化，树立风气声誉的。致使这样的妇女死亡的犯罪之人，依法不能宽贷，因此乾隆五年福建秋审中萧充一案，该巡抚拟为情实，九卿改为缓决，朕曾降旨申饬，因为烈妇的死亡恐怕是由于该犯的调戏所致，若轻易归入缓决，就不是重视名教、端正民俗的做法。如今值九卿秋审之时，在萧充案之前已定为缓决的案件，这次不必改为情实；在乾隆五年以后，这类案件各省多归入情实，九卿执法自然不应轻易改判。但若强奸未成而本妇因受调戏而羞愤自尽，其中情节各不相同，朕在办理勾决之时，自有权衡，如果确实有一线可宽之处，仍应免予勾决。既经一次勾决之后，第二年即可改为缓决。如果是停止勾决之年而归入情实的，第二年不得立即改为缓决。十一月谕：今年朝审、秋审情实案件，因两年停止行刑，所以勾决的人比往年多，这都是九卿共同议定的定谳。朕在刑部呈进招册之后，逐一详加阅看，到了勾到之时，又与大学士、刑部堂官等再三推究，凡是有一线可以从宽的，姑且从缓，务必求其能得以从宽而不可得，然后才依法处置。朕心中只期望做到至当至平，并非有意从严；但恐怕外省督抚见今年勾决的人稍多，就妄自猜测朕的用意是从严，办理刑狱便相率趋于苛刻，这就大大违背了朕的本意。若见此谕后，又以为朕的用意在从宽，相率流于姑息，那就更不是明白公正之道了。特颁此谕，让各省督抚知晓。八年七月规定：热审人犯到了临刑时喊冤的，应即改正题报，令法司再行确切勘察。十二年八月谕：贪婪侵吞盗窃钱财的官员，对上侵蚀国库，对下搜刮百姓，实在依法难以宽宥，所以国家制定制度，拟以斩绞重罪，使其知道儆戒。因律例中载有分年减等、逾期不完仍照原判监追的条文，到了秋审之时，一概归入缓决，外省督抚、内部法司，习以为常，起初并未计较二次限期已满的情况。既然已归入秋审，自然应当依原来罪名拟处，而在犯人本身也自恃断不会归入情实，因而心中毫无顾忌。殊不知设立限期减等，本属法外施恩，若到限期满而不能完纳，就说明其明知不至于死而更想保全其身家性命，这种藐视法律、恬不知耻之徒，就应当按原判明正典刑。此后这类二次限期已满、仍照原判监追的犯人，九卿在秋审时若核查其情节罪行应归入情实的，即归入情实案内，以彰显国法。朕在勾到之日再作酌定。十四年十月改定秋审三次覆奏的制度，又制定审理官员罪案另册呈进的制度。十六年十月，九卿会同核议湖广秋审本内的斩犯滕有伯，原拟情实，因其救母心切，改入缓决。奉谕：滕有伯用棍棒殴打致死大功

译服兄，从前三法司按律拟斩立决，经朕降旨改为监候，这已是因该犯救母心切而蒙受格外宽典了。若在秋审时又拟为缓决，那就是虚设重刑之名，罪名久而久之就归入了轻减之列，这是轻视伦理纲纪，岂是明确刑罚以辅助教化的用意？此例一开，将使挟私怨而干犯人命的人转而以父母为寻衅的借口，得以肆行毒手，愚民就更加无所畏惧。此后由立决改拟监候的犯人，都应归入情实，勾到之时，即使因情有可原而免予勾决，下次也应仍归入情实；或者情节确实较轻，多次免予勾决之后，遇到特旨从宽减刑的才可以。十七年二月，广东巡抚苏昌审题苗江县百姓陈茂昌戳伤小功服叔陈丙林致死一案，拟斩立决，并说明该犯是因救母心切而伤及服叔。刑部按倒夹签的方式，请旨定夺。奉谕：陈茂昌着即处斩。此案中陈丙林与陈氏互殴，已受多处伤，该犯所处情势并非危急，却假托救护为名，就将服叔戳死。前面已经降旨，认为父亲殴打叔父而儿子帮助父亲致死叔父的，不能称之为救父；这正如母亲殴打叔父而儿子帮助母亲致死叔父，也不能称之为救母一样。苏昌轻率地代为陈说，着交部查议。又刑部查奏，命案、盗案等因赃物线索未明而监候待质的案件共有五十七起。奉谕：此后内外审案衙门各自应当迅速办理案件，应当缉拿的抓紧缉拿，应当定拟的立即定拟，不要让案件日积月累。若本非难以了结的案件，承审各官不能审出实情，只以监候待质作为拖延时日的办法，并且希望借此免于处分、侥幸获得录叙的，该堂官、督抚一经查出，应即严加参处。九月谕各省：由立决改为监候的犯人，都是关系伦理纲常的案件，其改为监候已经是从宽体谅的处置了。若在秋审时归入缓决，那就是一减再减，实在不符合慎重伦理纲常、明确刑罚以辅助教化的用意。因此上年已降旨，令这类案件一概归入情实。但这类案件情节多有不同，只是分散在各省招册中，有的勾决，有的未勾决，恐怕未能领会朕轻重权衡的用意，反而滋生疑议。着该部将这类案犯汇编为一册，提前呈进以候勾决，其中有应当宽宥的，也可以立即酌情减等发落。十八年五月，敕令法司审理案件，凡遇情节疑似两可的，不妨各自陈述所见，候朕酌情定夺。九月，命令大学士会同刑部覆核历次秋审情实未经勾决的案情。十月谕：向来外省办理刑名案件，常存姑息之见，即使案件关系伦理纲常，也多有迁就的情况，动辄说衅端起自死者，或说凶徒是无心失手，或说是双方力度过猛所致，这是妇人寺人般的仁慈，究其实质，展转报到部里，仍旧归于依律定罪。就如山西省陆三杰一案，因分得的田宅已被荡卖殆尽，趁父亲病重垂危之际，仍向叔父索要分割田地。他叔父陆应唐愤而责打，用小刀划伤陆三杰额头，陆三杰夺刀反击，致死胞叔陆应唐，悖逆人伦、灭绝天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该巡抚本章所叙述的案情，却说陆三杰用刀恐吓陆应唐，陆应唐抢刀势猛，以致被划死等语，这就使陆应唐反倒成了该死之人了。承办此案的府县、按察司以及该巡抚，难道不知道陆三杰罪不可赦，却习惯成自然地任凭书吏按老套取供而以为理所当然，不知改正，那么真正有可矜情节的案件，将会因此而混淆不清了。着严加申饬，此后若仍有类似情况的，从重议处。

臣等谨按：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何况关系人伦

译纲常这样重大的事情呢？如果借口救母情急之说，就能获得从轻减刑，正如圣谕所说的：此例一开，将使挟怨干犯人命的人转而以父母为寻衅的借口，得以肆行毒手，愚民就更加无所畏惧了。我皇上维护礼教风化，凡是关系伦理纲常的案件，若是借词巧饰的，如十七年陈丙林一案，就立即正法；若确实涉及情急救护的，如十六年滕有伯一案，就改为缓决而归入秋审情实。又因此类案件情节多有不同，分散见于各省招册之中，有的勾决、有的停勾，恐怕未能领会轻重权衡的用意、反而滋生疑惑，特谕部臣在秋审之时，将各省这类案件汇编为一册，提前呈进以候勾决。其中有可以宽宥的，即酌情减等发落。到此时又再次训示中外官员，严禁徇私回护，以及书吏取供的老套做法，对于端正人心风俗的根源、明确刑罚以辅助教化的用意，可以说是极其详尽完备了。

十九年闰四月，规定重罪案犯未经刑部批覆的，一律归入秋审。又两广总督班第奏报拟处私刻假印的犯人，按光棍为首例判斩立决。奉谕：私刻假印，固然是藐视法律，但所犯只是骗取财物，按律判斩监候已足以抵罪，却按光棍为首例拟斩立决，是有意观望迎合上意，大大失去了轻重的分寸，着严加申饬。二十二年六月，谕：律例规定斗殴杀人都应判绞刑，然而案情轻重实有很大差别。如果是双方互殴致死的，正与斗殴律的本意相符。若是那人并未还手对殴，而是逞凶肆意殴打致人死命，这与故意杀人相差无几了。就如刑部审拟李四殴伤张氏致死一案，起因是张氏索要欠款而辱骂，该犯用拳头殴打致张氏跌地，又连续踢踹重伤致死。张氏欠债不还而骂人是常情，并未与李四对殴，而李四竟不想偿还旧债，狠毒殴打致人死命，这怎能说是一时冲突、并非蓄意谋害呢？此后如遇有这类情节较重的案件，秋审时都应归入情实；或者有类似情况而情节较轻的，即可酌情从宽处理，但也只能归入缓决，不应列入可矜可疑之例，这样才能使凶徒有所儆戒，符合以刑止刑的用意。九月，谕：此后官员犯罪案件，无论归入情实还是缓决，一律粘签说明。十二月，部议官犯李春明因买地安葬亲人而发掘他人祖坟，应拟绞监候，补入本年秋审情实。奉旨：情实官犯令补入本年秋审，这专指贪污腐败、败坏检点、侵吞亏空严重以及有意狡诈、不尽职守之人而言。若是这类寻常的私罪，并非依法难以姑且宽待的，不可与李春明相提并论，着监候以待明年秋审。此后有类似情况的，该部照此办理，定为成例。二十五年五月，部议题覆江苏巡抚陈宏谋审拟故意杀害小功服母姨的蒋汝才案，认为斩监候不足以抵罪，并未将该巡抚原拟驳回另行审理，就直接改判斩立决而结案。奉谕：朕记得从前因法司改轻改重的规定，曾经分别降旨说明，该部在此案的办理上实在不合规定。如前面所说，督抚等所拟罪名过轻，而部议应从重判处的，自然应当驳回令其再审。如今该部因该犯既盗窃其衣物又杀害其性命，与窃贼当场杀死事主的同罪，应判斩立决，而该巡抚只拟斩监候不足以抵罪，这正与由轻改重、应予驳回再审的规定完全相符。至于后面所说，如果督抚所拟罪名过重而部议应从轻的，如果情节明显，该部所见既已确凿，就可以改判上报，不必驳回再审，这是专指由重改轻而言的。假使其中有情节尚未明了的，本应当驳回另行审理，况且此类案件并非

译谋逆大案，不属于不容许姑且等待之类，即使等到另行审理后再上报，也不算迟延。此本着按例驳回再审。十月谕：秋审情实招册内有的案犯，定案之时已超过该省热审的期限，而九卿秋审就将其提入本年册内请旨勾决，这些案犯虽然情节罪行重大，依法不能从缓，但朕详细阅看招册，见其中情节罪行也有差等，仍有应当加以区别的。比如一人连杀两命，以及妖言惑众、传习符咒，并官员侵吞财物、勒索敛财百姓一类，若非残忍已极，就是关系民俗官纪，自然不能不及早正法，以昭炯戒。至于寻常的谋杀、故杀等案件，定案期限恰好在秋审之后，这也是时运偶然凑巧，自可让其侥幸多延续一年性命，何必急于处置呢？朕处理各项政务，从不预先存有成见，只是斟酌情理，期望做到恰当适中的治理而已。十一月酌定：秋审缓决人犯经过两次解审后，如果情节罪行没有可以再更改的，只需按缘由详细上报，不必再次提审。其中曾拟为情实但未经勾决的犯人，以及先前拟为情实、后又归入缓决而情节可矜可疑的，仍照例三次提解到省城审理。二十六年九月，法司会审广西省命案犯陈布统一案的从犯陈父悔，部议改入情实。副都御史窦光鼐认为陈父悔殴伤邓亚弄，实非有心致死，签署商议时多次驳回，且想将故意杀人的陈布统一概归入缓决。刑部因两方意见不同，经大学士奉旨详加核查，秉公定拟后奏报。得旨：陈布统虽然是因防备偷窃而起衅，但一听到邓亚弄有放火烧村的话，就有意连续用刀砍致其死命，实属故意杀人，归入情实还有什么疑问？至于陈父悔加重殴打邓亚弄致骨折，他所造成的伤情虽重，却不是有心致其死命，即使改入情实，朕也不会立即予以勾决。刑部所议本就未免有些过当，而窦光鼐为了争取一个缓决，竟辗转自生枝节，对这样审理案件的重大事情不肯平心静气地商榷，只是徒逞笔舌相互攻击，任意谩骂，不仅有失政务体统，而且这种分门立派互相攻讦之风尤其不能不防其滋长蔓延。随后奉旨交部严加查察议奏，刑部堂官也着一并查察议处。二十七年闰五月，敕令审案衙门：处理案件时要详细审察案情，不得逞一己之见，随意增改旧有规章。十月谕：今日勾到的河南省情实招册内，有智洪义因父亲智顺被赵二殴死，赵二已判绞监候。智洪义假借报仇之名，就杀死赵二之子赵仓，依律拟斩监候。九卿及内阁大臣以赵二已经减为流刑，就智洪义是否可以改入缓决一事，签注意见说明。这想法虽近似合乎事理，却还未能剖析清楚是否恰当。儒生拘泥于《春秋》复仇之说……

译，比如唐代的陈子昂，甚至想要把表彰和诛杀同时施行，实在是荒谬悖理。即便是韩愈、柳宗元号称擅长辩驳，也大多不超出以其父亲是否死于国法作为判断标准。殊不知，如果其父已经是依法处死的，那本来就没有可以再复的仇；即使不是依法处死，也必定是相互斗殴而被杀的，这种情形固然值得怜悯，但杀人者也没有可以宽宥的地方，同样没有可以再复的仇。竟然让他的儿子仍然把刀刃刺向仇人的胸膛，这难道是《春秋》的义法所应当赞许的吗？这种说法在唐代刑法政令松弛的情况下，尚且不能没有弊端；何况我朝一百多年来严明刑罚、谨遵法令，审理慎重周到，怎么能让生杀之权不经过司法审断，而让一个胆大妄为之徒竟然私自实行报复，这怎么可以呢？况且智洪义谋杀赵仓时，殴死他父亲的赵二尚在依法论罪、关押在监狱中，那时智洪义并不能有复仇的说法。按谋杀罪核实拟定为情实，本是用处死一人来制止更多杀戮的用意，只是综合核查前后的来龙去脉：智顺既然被赵二殴打致死，而智洪义又要抵偿赵仓一命，这样一来就是智姓死了两条人命，赵姓只死了一条人命，从事情的因果来看，稍微觉得情理有些不平。朕因此用心研究，将这名罪犯暂停勾决；但如果直接改为缓决，就没有办法杜绝私自报复的根源，而且与谋杀本律也大相违背。这名罪犯今年虽已暂停勾决，下次秋审仍应列入情实，等将来年深日久或遇到恩典减等的机会，再酌情办理。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湖北归州百姓李作椇家中被盗，知州赵泰交拿获了赃盗张洪顺。按察使沈作朋根据罪犯狡猾的供词，把这名罪犯释放了。承办此案的官员以诬陷良民罪结案。没过多久，归州百姓赵启贤家中被盗，知州秦鑅拿获了赃盗张洪贵以及前一案中被释放的张洪顺。沈作朋升任布政使后，为了包庇前一案，同时想消弭后一案。总督、巡抚等人相互勾结包庇，隐匿不报。此事被皇帝得知后，特派大臣前往详加勘查，为冤案昭雪。将前后两案的承办各官一并拿解来京治罪。皇帝降旨说：沈作朋实在是罪魁祸首，立即正法；爱必达包庇纵容而非有意欺瞒，周琬相互勾结作奸，本都应当处以死刑，但因为此案中尚未冤枉到人命，所以从宽改为监候。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降旨：先前曾降旨，各省遇到子孙悖逆伦常的重案，命令各该督抚在审理拟定判决之后，一面奏报朝廷，一面立即正法，原本是因为这类罪犯情节罪状重大，不使其稍加拖延、显明诛戮；但事关重大死刑案件，其中情况真伪多种多样，也不应轻率结案。就如广东遂溪县监生梁举朝殴打致死陈国英的母亲张氏一案，起初该县知县管惟本错误判断，录取了死者之子陈国英的供词并详细上报；等到总督苏昌委派官员复审，才查究出是梁举朝亲自殴打致死，狡辩说是陈国英打死的，实情幸而这桩案子没有冤枉滥判，如果不是用心审理研究，仓促间就把陈国英处以凌迟极刑，即便事后另外访查出真相，而此人已遭受极刑，岂不是竟然含冤莫白吗？此后如果遇到这类重大案件，不能不加倍详细慎重，各该督抚等务必要亲自提审人犯，反复确实审问，以形成确凿可信的判决，不能仅凭州县的供词详文，以致造成冤屈压抑。十月，重新申明规定：民间的诉讼案件，州县审理判决之后，如果又到上级衙门告状，不能再让原审官员来办理。

乾隆三十年四月，广宁县令奎福向来患有痰疾，到任后前往知府衙门，知府富察善听说他拖欠钱粮很多，不让他管理仓库，奎福回到衙署后病发自杀。奉天府府尹耀海担心富察善难免有逼迫之处，请求同富察善一起验尸报案。锦县知县哲成额被解任审查，

译皇帝批准施行。过了半个月，奎福的伤痕已经痊愈平复，又再次自杀身亡。耀海接着弹劾知府是非不明，有意刁难迫害，请求交部严加审讯。皇上认为奎福已经在官署中被看管，伤痕已经平复，又自寻短见，这已经明白说明并非因富察善逼迫致死，因此命令富察善、哲成额仍旧照常任职，其失于觉察以及防守不严之处分别交部议处。十月，改订规定：云南景东府、蒙化府二府同知以及浙江玉环同知承办审理的命案盗案等，比照各省直隶州解交道员复勘的成例办理。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苏州府同知段成功在山西阳曲县任内亏空国库钱款达数万之巨，巡抚和其衷收受贿赂后予以卓异保荐，并在他升任时嘱咐属下官员代为弥补亏空；到了段成功因为纵容家人和书吏假借查勘水利之名贪赃勒索、肆意扰民一事，被巡抚庄有恭参劾时，庄有恭正蒙受皇恩擢升为尚书协办大学士，即将离任。新任巡抚明德是和其衷的兄弟，庄有恭顾及明德的亲族关系，含糊地写了奏疏。皇上看疏文中有"该县抱病受蒙骗"这样的字样,察觉到其中的隐情，罢免了庄有恭的官职，派遣侍郎会同总督高晋详细审理，查得实情。段成功被判斩立决，和其衷判秋后处决。庄有恭被判斩监候，其余人等分别降职革职以示惩戒。

六月，山西百姓雷正宇与雷士俊酒后愤怒争执，雷正宇拿磁盘碎片投掷殴打，误中雷宗干致其死亡。雷正宇同他父亲雷令仁合谋捏造供词，称是雷士俊用刀扎死的，仵作也谎报为刀伤。经平遥知县李玳馨从伤口参差不齐处查究出实情，删去了捏造的供词，重新详细申报定案。巡抚彰宝以该犯审理解送时屡次狡辩为由，说是李玳馨删改供词所致，请求将李玳馨革职。皇上降谕说："地方官办理案件文书，对于紧要的情节自然不容许妄自增删，以致产生疑点。像这种凶犯狡赖的供词，在定案时删去以省去繁琐混乱，本来就与妄自篡改原始供词大不相同，怎么可以过分苛求，不分清浑呢？应当宽恕他。"

九月，皇上说：先前勾决的秋审情实官犯之中，湖南省的饶佺因其回避回避期限已过，已经予以勾决。后来因为查阅浙江省的招册，看到诸暨县书吏侵吞粮款一案，知县黄汝亮被立即正法。佑府高象震审理时有所包庇，侍郎四达等人审理后拟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因此想到这两个案子情节相类似，而同样的罪却受到不同的惩罚，不足以彰显公平，特命令速速降谕该巡抚将饶佺暂停处决，一面命令刑部详细查核高象震的供词与饶佺一案的情节，逐一细致核对比较，再降旨定夺。现今据奏报，高象震因生员陈驹控告书吏侵吞粮款，经巡抚批示发交审理，竟然并不详细根究，随即转报详文。又因为钱名标等人都还没有到案，心中存有成见，一时包庇先前的详文，就把原告陈驹详文请求革除功名。至于饶佺，则是明知印簿实征册数目较浮多，担心承担失察的处分，想要设法包庇，授意知县改换印簿实征册以使之相符，几乎让重犯得以漏网，实在是违法欺瞒。因此高象震与饶佺虽然都是包庇，但情节罪行大不相同。高象震审理时被人蒙骗，不能审出实情，接着又固执己见，仍按照先前的详文草率结案，昏聩无能，还属于无心之过，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足以抵偿其罪。至于饶佺授意改换印簿，是出于袒护舞弊的属员而曲意放纵，是有心欺瞒，依法实在不能宽恕。命令该巡抚仍将饶佺立即处决。秋审是彰明刑法的重要制度，朕披阅招册，必定详细谨慎再三，以求符合中正之法，从不预先存有成见，轻重全都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来判定。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皇上降谕：阿思哈奏请各省秋审仿照京师按照册子复核审议的成例，停止提解人犯到省城这件事，所见很对，但其中还有考虑不够周到的地方。这些罪犯的案情早已经过总督、巡抚、按察使确实核定，等到秋审届期，不过是照例行事，就着招册分别列为情实、缓决、可矜三项，而

译在省城过堂，从来没听说有伸冤平反的事，白白让人犯辗转解送，自然应当酌情停止，以省去表面文章。只是各属积累的案卷相当繁多，研究务必要详细谨慎，如果一概免去提解，而执法的官员只知道抱着案卷了事，对于观察容貌、听取言辞判断真情这一层面还是有所欠缺。朕的意思是，从古代起就有按部巡察记录囚犯的旧制，总督统辖全省，按察使也是刑名的总汇，很难亲自前往各州县逐一审问。至于本管道员、知府职责专一，而分辖地方又不太遥远，如果让他们在每年审录之前巡历所属地方，逐案审查勘验，其中情节罪状确实相符、毫无疑议的，自然可以汇总造册呈报上级。偶尔遇有案子已经定案但情理未能使人信服、临时呼冤的犯人，也不过是十百之中的一二个，仍应据实另外缮写招册，将本案的犯人证人一并解送司院复审，这样一来，在减除陋习之中，同时寓有谨慎重视刑罚的意思，立法可算是尽善尽美了。至于道员、知府呈报的各种册子，无论罪名与原案有无异同，都应当加盖印结备案，以杜绝包庇属员以及有心翻案驳回的种种弊端，对于责任的归属也更加专一。至于应当如何酌情制定条例，交给该部详细商议。

不久部里议定：此后道员巡历都以冬季为期限，对所属已经定案、应当列入秋审的人犯，即刻率同府、州、县逐一研究审讯详加复勘。至于在道员巡历之后定案、应当续入秋审的，每年也没有多少，仍命该道在秋审前率同知府按照案卷临场补行审勘。这些罪犯的情节如果审理与定案时并无不同，就加盖印结申报督抚、按察使查核。如果有情节罪状不相符合、临时呼冤的犯人,审讯确非捏造供词翻案的，就另外缮写招册，将本案的犯人证人派委妥当的差役解送司院听候复审。该道员、知府也要出具印结备案，倘若确实有案情冤屈而包庇属员不予辨明的，以及案情并无可疑而有心翻案的，一经该督抚查出，严加参奏议处。如果该督抚不能觉察，被别处发觉，一并议处。至于本管道员或另有紧要案件要办、不能亲自分身前往的，命该督抚酌情调拨盐道、粮道等各道，或者别的地方事务简单的道员前往代为审理记录，出具切实的印结呈报。至于各省的直隶州知州以及并无知府统辖的厅员，也一并照知府的办法办理。只有直隶本州的案件，应当专门听候本管道员复勘。

六月，贵州按察使高积奏称：贵州省距离京城遥远，审题的案件大约要半年才能接到部里的咨文批复。道员巡历所属地方，是在每年冬季，距离秋审的期限相隔很远。计算道员巡历之后，陆续接到部里咨文批复的案件还有很多，逐一核实补行前往审查，那么道员所属的州县多少远近不一，前一案刚刚审临，后一案随即续到，来往传送纷繁不断，而且恐怕临期会草率了事。臣考虑，案子经过巡抚核实上题，其何时能收到部里的批复，本来是可以按照期限大略估算的，可以预先由道、府复勘。请此后凡是经过巡抚审题、大约估计到次年四月初旬以前能够收到部里批复的案子，由按察使查明，在每年十月内开列名单，转发给该道、府，在各季度巡历之时逐一加以研究审讯，造册申报督抚、按察使。仍由按察使核实明确，如果预先审讯的各案中，若有还没有收到部里批复以及部里驳回覆审的，都照例扣算路途时间，通知道、府归入下一年秋审。部里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且认为所有距京较远的省份，如果有情形相似的，也一并准许照此办理。至于距京较近的省份，文书往来迅速，即使是当年正月、二月核题的案件，还可以收到部里的批复，能够列入秋审，情势上不能都在年前十月巡历之时预先扣算复勘，应当仍旧照原先的奏请执行。

高按察使又说：贵州所属只有遵义府没有

译亲辖地方，其余贵阳等十二府都有属府分管的地方，一切案件都是知府自行审理，与直隶州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仍旧命令随同道员一起复勘，难免有所包庇。请求把贵阳等十二府亲辖地方应当列入秋审的各案，比照直隶州的成例，专门听候道员按照案卷亲自研究审讯，不必让知府会同审讯。部里也同意了这一请求。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广西百姓卢将聘娶黄宁嫜为妻，还没有成婚，卢将捉奸，把奸夫殴打致死。广西巡抚认为黄宁嫜虽然是卢将聘定的妻子，但终究还没有过门。婚配的律例条文中并没有对未婚的丈夫准许其捉奸的条文。卢将因为捕捉未婚妻的奸夫致其死亡，不便照本夫捉奸致死奸夫律来定罪判断。把卢将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自杀人律判处绞监候。刑部认为已经聘定就已有夫妻之名分，允许以捉奸情形作为定罪依据。如果本夫得知聘定的妻子与人通奸，不是当场亲自捕获，那么这件事就无凭无据了。要控告到官既然难以说清楚，就算休了她也无法使女方家族信服。所以未婚的丈夫得知奸情前往捉奸,本来就是出于情势所不能避免的，也是情理上所应该做的。但假如奸夫已经逃脱，或者已经被擒获，还再逞凶将其殴打致死，就难以宽恕其擅自杀人的罪行。而这件事既是当场殴打，又是追逐所致，像这种情节，应当准许捉奸的亲属还能援引照捉奸各条来定罪。而已经聘定的丈夫竟然与普通人同样论罪，实在有失公允。律例中并没有已经聘定但尚未过门成亲的妻子、本夫捉奸将奸夫杀死的明文规定。外省定罪时容易造成参差不齐。请此后凡是有聘定尚未过门的妻子与人通奸，本夫得知消息前往捉奸将奸夫杀死的，审理明白奸情属实之后，除了已经离开奸淫现场、不是当场杀死不拒捕的奸夫的，仍旧照例判绞刑外，其中当场杀死以及当场追逐到门外杀死的，都照本夫杀死已经就擒的奸夫、依照夜间无故闯入他人家中已被拘捕而擅自杀死之律拟定徒刑；其中虽然是在奸淫现场捕获但不是当场杀死的，就照本夫杀死已经就擒的奸夫、满徒之例加一等，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奸夫逞凶拒捕而被本夫格杀，就照应捕之人擒拿罪人相斗致死之律，可以判定无罪。现在卢将的案子应当改照本夫杀死已经就擒的奸夫、依照夜间无故闯入他人家中已被拘捕而擅自杀死之律，判处杖一百、徒三年。皇上批准依照所议执行。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皇上降谕：据巴彦弼等人奏报，乌鲁木齐佣工杨奉隆与铁铺伙计杨元嬉戏打闹，误将铁锉划伤李刚，第二天身亡，恐怕将杨奉隆按照因嬉戏误杀他人律减一等，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一事。虽然是依照律例所定拟定，但想到嬉戏杀人与斗殴杀人的起因纵然有所不同，至于误杀他人，那么情节罪状本来就没有区别，如今斗杀、误杀之例，都判处绞候，而因嬉戏误杀的却独独能够减等改判流刑？从前所定的条例本来就不够公正妥当。嬉戏杀人虽然属于无心，但既然已经因嬉戏而害死了人命，就不能不比照定例判处抵命，这正是用来看重民命、审慎判案的道理。况且从一般情况来说，与甲相互嬉戏，本来与乙没有关系；但既然造成了误杀，那甲与乙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多设一条误杀他人可以从末减轻的条例，这是对凶犯过分姑息，而死者却不能复生，用情理来衡量，怎么能算得公平呢？况且这类案犯，秋审时断然不至于列入情实，等到几次缓决之后，本来就可以获得恩典减等，何妨照斗殴律定罪抵偿，暂且关押在牢中，何必立即就要将其开脱呢？命令刑部另行改拟，上奏说明以昭示公平公正。所有这一案应当判定的罪犯，就照新定的条例办理。

五月，皇上降谕：阿尔

译泰题参茂州知州张龄度在张元珑上吊身亡一案中检验报告不实，此案已经降旨将其革职发交审理。此案张元珑自缢身亡，是由杨焯等人拴系所致，张龄度检验时既没有查得实情，而且对于长随、衙役等滋事的地方也一概没有查出来，以致被死者的弟弟控告。经知府刘建吉、知州黄叔显复审，才把拘锁、移尸等各种情节逐一审讯出来，据实详细上报，实在值得嘉奖。各省委派官员查审案件，因为挟嫌报复、遇事苛求的还比较少，而对于原审官员平素交好、曲意袒护、颠倒是非的人却不少见；即便平日与原审官员毫无关涉，但被官官相护的观念所束缚，模棱两端、希望调停了事的，更是比比皆是，这是吏治民生的最大祸害。刘建吉等人独能力破这种恶习，使案子中的实情全都得以揭露出来，理应给予奖励提拔，用以表示对这种风气的鼓励。以往刑部司员对于外省题结的审案，如果能够驳正得当的，就交部议叙。至于各省派委前往复审的官员，如果真能秉公持正、不徇情面、廉明查实案情的，还没有定下奖叙的条例，也应当酌情仿照这个意思，让人知道有所激励。至于应当如何酌情议叙，交给该部详细定例奏报。所有刘建吉、黄叔显即刻照新定的条例办理。

不久部里议定：此后各省案件经过督抚二司派员复审的，除了细小事情以及原审官所拟罪名不太悬殊的不必议处外，如果原审官员将案外无辜之人罗织成案，或者本案的重犯竟然让他漏网，或者罪应判处斩绞、却轻判发遣以下的罪名，或者原本犯罪只应判处军流、却骤然判处重刑，出入悬殊，生死判断失当。经过复审官员用心研究审讯，究出实情，按律更正的，应令该督抚将是哪位官员廉明核实驳正的情况随案声明，申请议叙。臣部按照刑部司员的成例，准许记录一次功绩。至于该管的道员、知府、直隶州知州，本来就负有审转的责任，不必一概请求议叙。如果该委派的官员因为有议叙的条例，附会文饰，以致故意苛求，仍旧命该督抚查明后题参。又或者案件重大、委派多名官员共同复审的，也应当仿照刑部的办法，只将主要驳正的官员声请叙录，其余不必滥予列入议叙，以免开启侥幸邀取议叙的先例。此案潼川府知府刘建吉、绵州知州黄叔显复审茂州命案，不徇情面，将前审官员没有审出的拘锁、移尸等各种情节逐一审讯出来，据实详细上报，应当即照此例，各准记录一次功绩。皇上批准依照所议执行。

闰五月，皇上降谕：据德福奏报审理拟定安仁县仓吏刘本忠等人盗用空白印文捏造款项诬告揭发一案，将该犯刘本忠拟定绞刑、请旨立即正法。这样拟定未免过重。刘本忠因为与同房的书吏差役都被该县的长随斥骂侮辱，向来有嫌隙，就用印纸捏造款项造送详文诬陷本官，情节实在可恶。但这类胥吏作奸犯科，自然应当依律科断，起初并非亲身犯了叛逆凶恶以及强盗光棍等罪案的犯人，不属于不容许稍加拖延而立即处决的那一类。即便是隐匿文书告发别人罪状的人，判定为绞候，因为事理较重，列入本年秋审情实，已经足以显示惩戒。如果也要将其立即处决，在情理和法律上都不能得到公平，而且恐怕内外问刑衙门因此妄自揣摩，转相比附援引，非常有损弼教协中的本意。此案交刑部，等到该巡抚的题奏送到之后另行改拟上奏，并将此事通谕中外知悉。

六月，皇上降旨：刑部等衙门议覆西安巡抚文绶审拟焦喜财听从老赵氏致使王磨折儿死亡一案，将焦喜财拟定凌迟处死，老赵氏拟定杖徒不准收赎，这一本奏疏，朕最初阅览时，认为焦喜财致死王磨折儿是听从老赵氏主使，事情起因是祖母逼迫、势不由己，其罪或许可以酌量从轻减等。等到检核案情，才发现焦喜财是因为老赵氏将使女张女子许配给他为妻，才诱骗王

译磨折儿掀落井中，并用石块砸死他，这样看来其幼主王磨折儿的死亡，实在是由该犯贪图得到妻子所致。依律应以雇工人谋杀家长论处，判处凌迟处死，实在是罪行属实、判罪恰当，于法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至于老赵氏被判处杖徒，法司议定不准收赎，虽然已经比该巡抚原来所拟加重，但从情节和定罪来看，终究还不足以抵偿其罪。因为定例中祖父母故意杀害子孙，本来是因为子孙先有违犯尊长的情事，或者子孙不肖，或者一时激怒，所以才依律科断。如今王磨折儿年纪幼小，并没有过错，而老赵氏偏爱自己的女儿，图谋分占财产，将寡媳小赵氏捆绑殴打关在空屋里，想要让她断绝粮食饿死，经王磨折儿咬断绳索悄悄逃走后，情形十分可怜。老赵氏反而担忧他会记恨报复，便起意要将他致死，不惜牺牲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永远断绝了宗嗣，她的狠心残忍，怎么能再用寻常尊长的律例来定罪呢？像这种关系到伦常风化的事情，如果不加以惩处警戒，那么彰明刑法、辅助教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焦喜财应当立即依照所议凌迟处死，那老赵氏应当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其余依照所议办理，并将此案内的情节以及改定罪名之处，通谕中外知悉。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皇上降谕：永德奏报，监生段兴邦逼迫佃户周德先父子五人投塘服毒身亡一案，照例拟定发配边卫充军，请求将田地划出一半断给周德先的孙子，这一本奏疏已经批交该部议奏了。段兴邦因为田地这种小事，就捏造供词控告佃户，又用言语加以恐吓，以致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后自杀身亡，实在是豪强凶恶，仅仅判处充军之罪，怎么足以抵偿罪行？据说现在已咨文部里核实结案，刑部作何核议，是准许还是驳回，曾经咨文答覆完结没有？而以往遇到逼死一家三命的案件，部里通常作何拟定，有没有分别另行处理？如果确实都以充军来定罪，从情理上说怎么能算得上公平呢？命令传谕大学士刘统勋等人，立即查明后奏覆。至于永德明知段兴邦的情节罪行较重，仍照常拟以充军咨文部里结案，反而将田产划分之事作为主要问题、单独一折专门陈奏，表面上看似严厉惩处,而心里却存有轻纵之意，未免近于取巧，这岂是身负重任的疆臣应有的实心任事之道？永德应当传旨申斥。

十二月，皇上降谕：刑部等衙门议覆河南巡抚何煟审拟林朱氏与林朝富通奸、共同谋划买药毒死自己儿媳黄氏一案，将林朝富照该巡抚所拟定判为斩刑，候审这一处理是按律定拟的；而林朱氏拟发往伊犁等处、给厄鲁特兵丁为奴之处，虽然比该巡抚原来所拟发配驻防兵丁为奴稍微加重，但核查其情节，实在还不足以抵偿其罪。凡是故意杀害子孙的，定例本来是因为子孙先有违犯之处，或者因为子孙不肖，或者一时忿怒激动所致，所以才依例科断。如果其中另有因为别的事情起意致死、情节较重的，就不能再援引寻常尊卑长幼的律例来定罪。以前是因此改判发遣为奴，成案俱在。如果林朱氏因为与林朝富通奸，被儿媳黄氏撞见，起初是想要玷污她以堵住她的嘴，黄氏不从，又担心她碍眼，就共同谋划用药毒死她，她的廉耻已丧失殆尽，用心极其惨毒，姑媳之间的恩义已经断绝，不但没有长幼名分可言，又怎么可以仅仅照发遣完结此案，让她能够厚颜苟活，使得伦常风化大开而不知惩戒，而坚贞的烈妇却无人为她抵命，含冤于九泉之下，那彰明刑法、辅助教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此后凡是遇到尊长故意杀害卑幼的案件中，有像这样败坏伦常、伤害风化、恩义已经断绝的罪犯，纵然不至于立即正法，也应当照平民谋杀之律定拟监候，秋审时列入情实，用来警戒不良之徒并彰明法纪。将此通谕中外知悉。所有林朱氏一案，即命三法司照此改拟上奏、完结此案。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皇上降

译谕：刑部奏报河南罗山县百姓潘九思与王李氏通奸，主使王李氏勒死自己的儿子王孟隆一案，该巡抚何煟将王李氏照平民谋杀加功律拟定判处绞候，认为情理上未妥，请求改判发往伊犁为奴一折，部里驳回，很有道理。上年河南省林朱氏因为与人通奸，图谋玷污自己的儿媳黄氏，黄氏不从，就用药毒死她一案，她处心积虑、极其惨毒，姑媳之间的恩义已经断绝，因此降旨照平民谋杀之律定拟，用来警戒淫恶伤风败俗之人。至于此案王李氏听从奸夫的话谋害自己的儿子，她的淫贱残忍固然为人所不齿，但母子是天性的至亲，与姑媳之间的关系是靠人为结合而成的、本来就有所不同。如果因为儿子的死亡，就要她这个母亲用绞刑抵命，从情理上说终究不太顺当。何煟援引林朱氏因奸杀害儿媳的成案来定罪，未免拘泥失当。部里议定照鲍杨氏谋杀自己儿子一案，拟定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实在是妥当合适。命照部里所议定案，并通谕中外知悉。

十月，皇上降谕：本日三法司核议熊学鹏审拟管理关织造的寅保的家人高尚德踢死徐二一案。该巡抚原来拟定高尚德逞凶踢死平民百姓、判绞刑立即正法。经法司核实拟议，高尚德是因为徐二漏税起了争执而被踢身亡，与无缘无故殴打致死平民有所不同，应当仍旧按斗杀律判处绞候。所驳回的很有道理，已经依照所议施行了。高尚德踢死人命，自然应有应得的罪名。但徐二本是漏税之人，因为不服而愤怒争执，被脚踢致死，与倚势逞凶殴死平民有所不同。按斗杀本律定拟已经足以抵偿罪行。熊学鹏并没有仔细核查案情，就拟定立即处决，实在是过重。立即处决、不等候秋审时机的罪犯，本来是因为罪恶重大、法度难以姑且等待，比如强盗罪没有可以原谅的余地，以及谋反大逆和邪教妖言之类的罪行，自然不容许稍有拖延而不显明诛戮。至于像近日钱度一案，因为大员败坏检点、贪赃达数万之巨，远远超出情理之外，不用尽法处治不足以显示惩戒。像高尚德所犯的罪行与这几种情况完全不相类似，怎么至于骤然拟定立即处决呢？看来该巡抚是因为先前的奏疏未能将寅保是否知情故意纵容、或者只是失于觉察的处分分别叙明清楚，曾经降旨命令他用心研究审理，因而领会错误。难道不想想身为封疆大吏对于刑名案件，竟然不去衡量事理的轻重，随意用个人的意愿加以揣测，导致轻重判断失误，这样可以吗？熊学鹏应当交部议处。朕对于一切司法案卷都虚心公正地审理判定，是应当从宽还是从严，本来就不预先存有成见。其中原来拟定过轻的，经过朕降旨令部里另行商议；或者原来拟定过重，又降旨令重新改议的，都是就每个案犯的真实情节反复推究，务必求得一一公正妥当，都是随着当事人自己的行为而定。正如空明的鉴镜、平正的衡器，物来则顺应，起初并非预先有什么倾向，那么各督抚又从何去揣摩朕的心意呢？况且一旦涉及揣摩，那么事理已经不能得其公平，又怎能称得上彰明刑法、辅助教化、协于中正之意呢？各该督抚等只应当就案情原本的实情，全部破除私心迁就的成见，使各种狱案都归于清明谨慎，以不辜负朝廷委任之意。将此通谕知悉。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皇上降谕：昨日据刑部题奏复议巴延三审拟李治国划伤石通致死一案，因为该犯救母心切，照例两次请求减等，并声明他是独子、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依例可以留养。核查其情节，李治国是因为自己的母亲高氏被同母异父的哥哥石通拉扯、擦伤了手腕和脊背，李治国担心母亲年纪老迈、伤势严重，用刀吓唬着划伤石通，以致石通身亡，实在是救母心切、情势危急，已经照所议减等发落了。例文中记载救亲情

译切一条，本来是因为父母被人殴打，情势危急，儿子听到呼救声前来救护，实在有迫不得已的情状，因而致人受伤，这种情形实在有可原谅的地方，所以以往在律例中会声明两次请求候旨定夺。如果他的父母与人挑起争端斗殴，儿子随后赶到从旁帮忙以致打死人命，这是父子逞凶，他们的殴打并非情急救护，怎么可以不严格追究实情、照律定罪抵偿呢？如果又巧妙地援引条例为其开脱，竟使得作恶的凶犯侥幸逃脱法网，那彰明刑法、辅助教化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又独子养亲这一条，定例必须先查核死者并非独子，而凶犯确实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才准许声请，而且还必须核实其情节本来较轻，又毫无其他缘故，才可以照例援引申请。至于其中案情稍重、虽然已声请但不准留养的，先前朕认为这类案子还不算是有预谋、有故意的重大情节，虽然常赦不能原宥，曾经降旨等到他被拘押关押多年后，磨平他桀骜不驯之气，酌量给予末减，也不必在定案时就把命案的正犯立即释放，这是在明察慎重用刑之中，更寓有法外施仁之意。只是恐怕愚昧无知的百姓，仗着有留养的条例，凡是独子，动辄轻率地凶狠斗殴，容易触犯法网，这样一来随案办理留养，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与其急于宽纵释放而使百姓轻易犯法，不如稍加慎重，反而能够保全更多性命。此后遇到这两类案情，务必要确实核查罪行的由来，审慎酌情，妥当处理，不得心存姑息，以符合明白公允、协于中正之意。将此通谕知悉。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皇上降谕，李侍尧查奏揭阳县贼匪爬城起衅的缘由一案，据说该县先前有陈阿高等人聚众结盟，经巡抚德保核实审理拟定判处绞候，发回监禁。匪徒林阿裕等人与陈阿高交好，探知他的罪名已经确定，便起意纠集匪徒暗中图谋劫狱放人，趁该署理知县交接卸任之际，约定日期举事，暗中埋伏在城外，恰巧遇到百姓洪阿四带着眷属探亲，见状惊吓四散，落在后面的幼子，就被杀死了。匪众连夜爬城，听到地保喊叫，才逃走等等。林阿裕等人竟敢暗中图谋劫狱，情节罪行实在可恶，已经交给李侍尧立即严加审理、依复奏拟定判决了。此案都是因为陈阿高被判罪太轻，匪徒见他久处囹圄，就趁机暗中图谋滋事，结果都身遭重刑，如果让陈阿高在犯案时就立即正法，林阿裕等人就没有可乘之机，反而能够杜绝他们的奸谋，也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所谓用一次处死来制止更多杀戮，用意正是如此。等到查核原案，才发现陈阿高被拟定判处绞候，还是德保比照定例较重判定的，这样看来是原有的旧定条例，本来就不够妥当公允。

译以插血订立盟约，说不分参与人数多少（都同样论罪），实在是糊涂失当。哪有内外人数多达四五十人的，还能毫无区别地一概而论呢？就拿陈阿高这一案来说，结盟人数多达四十余人，而且是该犯起意聚众，况且陈阿高年仅二十二岁，同案犯中年纪比他大的还很多，可众人都推举他为首领，这就属于匪党头目，更不是按年龄序列结拜的兄弟可比的。自应另定条例以示惩戒。陈阿高的罪名，已谕令李侍尧归并到林阿裕等案内，重新拟定判处。此后遇到这类案件应当如何另行拟定，着刑部详细妥善商议后奏报。

不久刑部议定，此后凡异姓人只要有插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比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减一等。若聚众达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其中没有插血盟誓、焚表之事，只是按年齿序列结拜弟兄的，聚众达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减一等。若年纪轻却居于首位，并非依照年齿序列，那就属于匪党头目，拟绞立决，为从者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若按年齿结拜人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的，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满二十人的，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者各减一等。奉旨依议。

十一月奉旨：在失察逆匪王伦等邪教聚众谋为不轨之地的文武各官员中，布政使、按察使两司是全省的大员，不能事先查察，以致逆匪不法滋扰，其罪责固然无可推辞，但终究是统辖之官，与直接管辖的道、府有所不同。布政使国泰、按察使孙廷槐着加恩从宽革职留任。兖沂曹道松龄、兖州府知府福林、布济东泰武道宋文锦、东昌府知府季世法、同知锺翔凤、前任东昌府知府胡德琳，都是专管的大员。王伦在三四月间就已有谋逆的迹象，而这些人都毫无察觉，实在有负职守。除胡德琳已在另案中革职外，松龄等着照刑部所议革职，仍着该部带领引见。至于阳谷县知县张克绅，是守土之官，不是典史那样的微末小官可比。贼寇到来竟不能保卫城池，简直像置身事外一样，本应与把总孙云龙等同罪，却仅拟发往边远地方充军。这是前明部臣偏袒文官的弊病，绝不可效行。张克绅着改照守边将帅失陷城寨律，拟斩监候，以示公允。仍着该部明白回奏，其余依议。

朕办理功罪赏罚，一向秉持大公，从不肯稍有偏私。如游击赵福杀贼阵亡，知县沈齐义等骂贼死节，就予以旌扬表彰；而张克绅失城苟且偷生，也不能曲意宽贷。都是根据各人自身的所作所为，其中没有丝毫成见。将此通谕中外知晓。

译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皇朝通典卷八十四

刑五

○刑五

详谳二

△详谳二

四十年四月，皇帝奉旨：三法司核覆僧人悟明扎伤行济、致其身死一案，因案发在保辜期限之外，照例减等拟以杖流，这样定拟并不妥当。悟明先用刀扎伤行宽，行济听到喊叫赶去，悟明又持刀连扎行济的顶心、肩背、脖颈、咽喉，左右多处受伤，行济后来因咽喉溃烂而死。他的死既是由于致命重伤所致，且虽超过保辜期限也仅止四天，不便照通常规定减等处理。况且悟明既然是僧人，本应持守戒律，竟逞凶连扎两人，致一死一伤，实在凶狠恶毒。悟明仍应问拟绞监候，列入本年秋审情实，以示惩戒警诫。此后凡遇僧人行凶致人死命的案件，都不得轻易议减。

六月，山东巡抚杨景素审拟刨坟绞罪犯人王学孔、敖子明逃亡三年后被抓获，遵照上年谕旨改拟立决一案，三法司核拟后奉旨：刨坟绞罪犯人逃亡二三年后被抓获的王学孔、敖子明，比照上年谕旨拟改立决，这样办理未免误会了朕的本意。前面谕旨所说凡属重罪应列入情实的犯人，经过两三年才被抓获的，都改为立决，原是专指谋杀、故杀等罪情重大的犯人而言，因为这类案件涉及人命应当立即抵偿，如果又潜逃躲避、拖延受诛，其情节尤为可恶，一旦被抓获，自应立即处决不必等待时机，以惩戒凶恶、申明法典。至于此类刨坟为首及第三次犯案的人犯，虽然依例应当拟绞并列入情实，但这些都是贫苦百姓走投无路才做出此事，身为地方官、有牧民之责的人应当为此感到惭愧，而这些犯人实在没有人命可以抵偿，即使列入本年秋审情实也就够了，为何不可等待而要改为立决呢？朕处理各类刑狱案件，凡是权衡轻重，一律以情理公平为准，从来不肯稍有过当。王学孔、敖子明着照此旨意办理。此后凡问拟斩绞监候的犯人，经过两三年后才被抓获的，哪些应改为立决、哪些仍应监候，着刑部悉心核议酌定条例后奏报。

随后议定：斩绞监候中罪情较轻的犯人，脱逃两三年后被抓获、仍应监候的，共计五十五条；其余罪情重大、应予立决的，共六十七条。

十二月，宿迁县百姓刘俊等强抢良家女子、强行奸占为妻，三法司核议将刘俊依律拟绞监候，其父刘殿臣按从犯之例拟以杖流。奉旨：三法司核拟刘俊强抢良家妻女、奸占为妻，拟以绞候，自属按律办理。唯独将刘俊之父刘殿臣照从犯之例拟以杖流，这并不妥当。刘殿臣是刘俊的父亲，当他儿子告诉他要抢孟池家女儿为妻时，本应严加斥责阻止，竟反而一同前往帮忙抢人，实在悖理，本就有应得的罪责。若因是其子犯案而按从犯问拟，那就名不正言不顺，怎能作为训示？明定刑罚正是为了辅助教化，岂有让父兄因子弟犯罪而坐从犯之罪的道理？这关系到风俗教化，审案的人不容掉以轻心。天下之大，亿万百姓，良莠本就不齐，如果做父亲的能训戒儿子、做兄长的能规劝弟弟，使触犯法网的人少一些，岂不很好？总因教化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朕正为此感到歉疚，怎能不为天下申明大义呢？父兄教导不先，本就难辞不能约束子弟之咎。如今刘殿臣明知儿子强暴横行，反而亲自前往助势以成其恶事，这正是败类中的败类，不能不加以惩戒。若依律按从犯论处，那是断不可以的。着交刑部将父兄不能管束子弟、反而一同出力帮凶的，应如何按本犯罪名分别定罪，即刻悉心妥议后奏报。此案等定拟后遵照办理，并将此旨通谕天下知悉。

随后议定：此后父兄子弟共同犯下奸盗杀伤等罪案，若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