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二

译？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曾经认为旗人杀死旗人情罪最为可恶，特地下令秋审时将此类案件列入情实予以勾决，以此昭示警戒。此后争斗凶狠的风气因此有所收敛。如今该犯等人不知道顾惜颜面、畏惧法律自爱，以至于犯下盗案，不论原来所拟的刑罚是否足以抵偿罪过，即便按刑部所议削除户籍、改发新疆为奴，也不足以示警戒。此案着交刑部另行制定条例，会同三法司核议具奏，并要将朕严明刑法、以敕正法纪的旨意，正是为了保全爱护满洲臣仆的一片苦心，通谕八旗知晓。随后议定：此后如果满洲旗人有犯抢劫盗窃案件的，都按照强盗本律定罪判处，不得以情有可原为由申请减刑。奉旨依议。十一月，规定：造意主谋并分赃的窝主，不得依照窃盗律只以一处赃物为准，应当统计各处赃物的总数，赃数在一百二十两以上的判处绞监候，在满贯以下的也统计各处赃数来判决。十二月，奉皇帝谕旨：据从泰奏称，发往巴里坤效力赎罪的原任知县奇善、原任佐领李陶、原任笔帖式托恩多，自到巴里坤以来，在满汉档房效力办事。奇善请求赏给空衔，李陶、托恩多或再留一二年，或立即送京，将他们原犯的罪行开列清单请旨。查奇善所犯是贪污受贿的罪行，这类贪官绝不能再度录用，如今怎么可以奏请赏给空衔呢？至于李陶、托恩多是因酗酒行为卑劣获罪，经刑部议定发往拉林、阿勒楚喀加等改发巴里坤的重犯，倘若李陶、托恩多当初不加等治罪，直接发往拉林、阿勒楚喀，那又会是怎样呢？现在奏请免罪回京，正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不足以抵偿其罪过，才加等改发巴里坤，如今反而奏请免罪回京，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发往拉林、阿勒楚喀以及发往伊犁的人员，都令其一律在当地种地。那些发往拉林、阿勒楚喀的人员，近年以来，并没有因效力办事而奏请回京的先例。只有发往伊犁等处的人，那里往往让这些人在印房办事数年，该处大臣就邀功美誉，称赞他们出力，代为奏请，侥幸获准的人很多。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发遣人员当中，原本所犯罪行较轻、情有可原的，如果确实能够效力办事，尚可奏请邀恩。像这样犯了贪污卑劣重罪、加等改发巴里坤等处、不应予以开复的人，绝不可以代为请求恩典。从泰所奏的内容甚为不妥，从泰着交部议处。但是这些拟发往拉林、阿勒楚喀加等发往巴里坤的人员，都是重罪之人，不是其他项发遣新疆人员所能相比的。从前刑部办理此事时，并没有分辨清楚罪行的轻重，也属考虑不周。此后凡是这类发遣拉林、阿勒楚喀加等发遣巴里坤的人员，永远居住在配所，不准奏请发回。将此着交刑部作为定例遵行。三十六年四月，改定：偷挖人参一百名以上改为四十名以上，五百两以上改为五十两以上，都判处绞监候。五月，规定：盗窃耕牛二十只以上以及二十只以下但计算赃物满贯的，都判处绞监候。又奉皇帝谕旨：据何煟奏报，内黄县缉获邻省贼匪刘老张、花子张、五和尚、李二楷等四人，审出他们纠伙在直隶静海县境内行劫，并将同伙刘四淹死等案情。经直隶总督杨廷璋以静海县所抓获的该犯同伙张二未承认致死刘四的情节，咨请提解刘老张、花子等人质对审讯，现将这两名犯人解往直隶等语。刘老等人是屡次强劫的盗犯，而且是关涉人命的重案，都是依法不能宽恕之人。如今同伙张二在直隶狡辩供词，图谋脱罪，自然不能

译不将该犯转解质证，以免有隐瞒实情之处。着传谕何煟，立即挑选妥当能干的官员，小心护送解往直隶，不得稍有疏忽。杨廷璋在质审明确之后，将应当正法的要犯即在直隶省办理，不必再解回河南省；那些在河南同时抓获的张五和尚等人，该巡抚在提到并取得确切供词后，即可定罪题结，也不必再解往直隶并案审理。这类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罪犯，居心狡诈险恶，常常因为案件牵连邻省，辗转关查解审，得以稍稍拖延显戮之期，或者在中途乘机脱逃，这种情形最为可恶。以前曾经谕令各督抚，如有逃脱的强盗要犯，核查其情罪重大的，一面移查本省原案审讯查实，即在该处照例判决办理，不必往来解送，以免造成疏漏失误。着再次传谕各督抚，此后各省遇有强盗、逃犯以及悖逆等重案犯人，一经审讯查实，仍然遵照前旨，即在本省依例办理。倘若有必须移解质讯才能定案的犯人，该督抚等应当谨慎挑选妥当能干的官员，沿途加意提防管押解送，不得稍有疏忽。倘若把解犯当作一纸公文来敷衍应付，导致该犯在途中逃脱以及情急自杀等事，除将押解人员从重治罪外，仍要追究办理此事的督抚责任，并在各督抚奏事之便，一并通行谕令知晓。八月奉皇帝谕旨：海明奏报万载县缉获湖南逃犯徐明宗，该犯拒捕伤人，因为供词与湖广原案不符，已经移解浏阳县质审等语，这样办理是不对的。各省抓获强盗要犯，如果情节重大，应就地在所抓获之处审明办理，不必辗转解送质对，以免造成疏漏失误，之前已经多次通谕明确。真正供词不符、罪名有出入、必须解往原案发生省份质讯定案的，是专指本案情节尚未查明、并无其他重罪的情况而言。如今徐明宗是陈大魁等人纠约同伙行窃，临时改为行强、案内用绳捆绑事主的罪犯，已经湖广省审明定案，情节已无可疑之处，或许该犯是因为为首的罪犯已经正法，企图狡辩推卸罪责，湖广的原案俱在，不难关查核对指认，自然不容许有隐瞒实情之处，也用不着转解。即便果真如他所供，只是在外面接受赃物，但该犯在巡检前往抓捕时竟敢拒捕逞强，用刀划伤弓兵差役，理应立即按照强盗拒捕伤人的本条例，判处斩立决，怎能又因为供词与原案不合而咨请解送往来，导致延误正法之期。海明实在是很不懂事理，着传旨申饬。但据奏报徐明宗已经解往湖南，着传谕永德立即审明，严密关押，不必再解回江西，以免途中再有疏漏失误。海明接到这道谕旨后，即将该犯拒捕的案情迅速定拟具奏，以便交永德就近办理，并着通谕各督抚：此后凡有这类逃犯，在临捕时敢有拒捕伤害兵役差役之事，都照此从重定罪，不得拘泥于必须解送质对的规定，以致定罪轻重失当。着将此在各省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晓。三十七年四月，规定：发往各处驻防当差的另户旗人，以及犯罪发往新疆当差的旗人，三年后改过自新的，编入本地丁册，年终汇总题奏。又奉旨：三法司核拟阜宁县百姓陈有茂与其胞弟陈有盛争闹，导致其母葛氏服毒身死一案，按照子孙威逼父母致死的条例判处斩立决。陈有茂因为田价这样的小事与弟弟接连争闹，又逼迫妻子寻死，企图嫁祸给弟弟，以致其母亲怜爱幼子，愤激自尽。核实其情罪较重，本来是依法难以宽恕的。只是所引用的子孙威逼父母的条例文字，在道理上实在不妥当。制定刑法是为了辅助教化，如果将"威逼

译"二字用在子孙对父母祖父母身上，在义理上说不通，怎么可以定为法令呢？这类案件应当按情理定罪，应改为"子孙不孝致使父母自尽"，定为条例条文，才足以整饬伦常并示以惩戒。这个案子，即着照此改正。但子孙不孝敬父母的情节轻重各不相同，也有不能一概判处斩立决的情况，一并着刑部详细酌情商议具奏。随后议定：此后凡是子孙不孝导致祖父母、父母自尽的案件，如果审出有触犯冒犯的情节以致其父母气愤激动轻生、被窘迫逼死的，即判处斩立决；如果本无触犯冒犯的情节，只是违反教令导致其父母抱怨轻生自尽的，酌情判处绞监候。律例中"威逼"字样应改为"因事逼迫"字样。奉旨依议。六月，规定：文职官员承担缉捕窃案的功过考核，不得将上次汇奏的案件并入新案计算。七月，规定：改发新疆为奴的犯人，即便成了严重残疾，仍应改发；其中军流人犯，加等判处发往黑龙江等处为奴，分别刺字，以及在隆冬严寒时停止发遣的条例。又规定：蠹役犯下贪赃罪，用"蠹犯"二字来区分刺臂还是刺面的条例。又规定：蠹役不刺字以及刺字后又充任该管官员的，分别降级革职的条例。八月，规定：加倍收取重利、典当军械的，分别判处发遣或徒刑。九月奉皇帝谕旨：向来旗下家奴中有酗酒行凶的，一经本主报明，该旗即刻送交刑部发遣。其妻室中有年老残废以及不愿随行的，都不必一同发遣。这一条例并不周密，比如近日秦璜就有将发遣家奴的妻子留下占为妾室的事情，不能不另外制定章程，以防止流弊。因为家奴犯法，其妻子也是有罪之人，理应一并发遣。但这类犯罪旗奴的妻室，本来就不值得由官府出资护送。如果其中确实有实在不能随行的，可以让她们去投靠亲属，或者听任本妇另嫁，自然不便仍留她们在原处服役，以杜绝嫌疑。此后该部该旗遇到发遣家奴的案件，都照此办理，着定为条例。十月规定：停灵在家安葬的期限为一年的条例。规定：溺死女婴依照故意杀害子孙的律条，判处杖六十、徒一年。又奉皇帝谕旨：据熊学鹏奏参革职河东盐运使吴云从虚报盐斤数量一案，应赔偿银六万六千三百六十余两。之前在吴云从任所查出，并估变银五百三十余两，又续增查估银仅三千二百二十余两，所追回的还不到二十分之一。请求将吴云从解交刑部严加治罪等语。吴云从名下现有应赔盐价银六万六千余两，其未完清的银两很多，就不应准许他赎罪。这类获罪人员本身既然有应追缴的银两，自应全部完清，如果还有余力，再行赎罪，这样才合理。以前兵部办理此案时，不知道吴云从名下有应追未完的款项，就依照呈文奏请。可见向来赎免坐台的旧例本来就不妥当。吴云从不准赎罪，他已经交纳的赎台银一万二千两，即划入未完清的数目内扣抵，仍着将吴云从立即解交刑部，按照他现在未完清的银两数目核实定罪具奏。此后凡遇到这类赎台、赎罪各项人员，着咨查户、刑、工等部，如果本人名下有应行追赔的未完清银两，一概不得准许他奏请赎罪，着定为法令。十二月规定：通缉人犯已超过四十年的，即予以查销，不必再汇总奏报。三十八年二月规定：漕船舵工水手勾结匪类赶集以及事发时不予救护的，分别比照窝主不进行、不分赃的条例减一等治罪。粮船进入辖境派两名捕盗厅官员协同抓捕盗贼，如果发生失事，比照盗贼经过而不予追捕的条例降一级留任。五月规定：族人邻居捏造

译保结留养的，按照本犯之罪减二等处罚，赃数重大的以枉法论处。十二月规定：闻知抓捕而投案自首的犯人，除了依律不准自首以及盗案人犯仍按本条例分别办理之外，其余都减一等处罚。三十九年三月规定：民间私自制造藤牌，比照鸟枪条例治罪，失察的文武官员一并处分。九月规定：改发的重犯脱逃，通行咨会奉天等各偏远省份查缉的条例。十月规定：伪造护道榜文，限半年内自首缴出，超过期限的治罪，地方官搜查不彻底的，比照失察邪教条例处分。又规定：打猎射禽兽而不料杀人的，比照捕户在深山旷野安置窝弓而不设立望竿因而杀人致死的律条，判处徒刑。十一月规定：新疆改发条款中回民结伙三人以上等六项应发往四省烟瘴的犯人，老幼残疾及年满五十岁以上的免于刺"改遣"字样，仍依原来所犯之罪判决。又申明：改发内地的犯人，年在五十岁以上以及已成残废的，不得刺"改遣"二字。又规定：处决重犯，部里的文书到达省里后，如果知州近而知府远的，派委在省里的同知等官员前往监决。又奉皇帝谕旨：三法司进呈的贼犯程文钱盗窃满贯一案，判处绞监候，虽说是按照条例，但这类贼犯结伙肆意行窃，逃避追捕、拖延受诛，情罪实在可恶。而且此案案发已经过去六七年之久，如果当时能够及早抓获，早已列入情实予以勾决。可见该犯是侥幸逃脱法网的人，一旦被抓获，就应当立即处决，怎能又让他监候拖延处决呢？此后凡是罪应列入情实的犯人，经过两三年后才被抓获到案的，其本罪如果本应判处斩监候、绞监候，都着改为斩立决、绞立决，以示公平。此案即着三法司另行改判具奏。四十年正月奉皇帝谕旨：先前据弘晌等人奏报审查逆犯吕留良的孙子吕懿兼曾孙吕敷先捐纳监生一事，是户部办理错误，现已另下谕旨。至于检阅刑部原来议定作为另户之案，竟然完全误解了朕的旨意。朕之前谕令将发遣人员中曾任职官以及举贡生员监生出身者，免其为奴，在戍所另外编入旗籍出户当差，这是指寻常发遣为奴的犯人而言。至于真正的反叛及强盗免死减等的人犯，原来的旨意即在开除不办的范围之内。如果吕留良子孙是大逆重犯的缘坐族人，就属于反叛，怎能援引轻罪有职官员的先例，一概免其为奴出户，导致逆党余孽还能混迹于良民籍册之中呢？这实在不足以示惩戒并申明法纪。就像这次王伦的族人，如果其中有举贡生员监生，难道也要免其为奴出户吗？着交刑部存记。此后如遇办理这类大逆缘坐的案件，不但举贡生监不应减免，即便官职再大，既是逆犯的子孙，罪在不赦，也不应当再加区别对待。所有吕懿、吕敷先兼这两名罪犯，之前既然侥幸被开除户籍，如今又妄图混入衣冠士人之列，情罪尤为可恶。如果仅照该将军所拟，永远枷号，罪止于其自身而已，还不足以抵偿罪过。着将这两名罪犯及其家属都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二月，规定：盗窃连续两案，罪名相等的，一案题奏，一案咨部。四月，规定：先曾经通奸，后因拒绝而杀死对方的，仍照谋杀、故意杀人、斗殴杀人来判决，秋审列入情实。又规定：发遣犯人随带的妻子在主人家寄食，被主人殴打致死的，依照殴死雇工人来论处；如果她自行谋生的，按照平民论处。八月，规定：兵丁、闲散人员等由军流改发新疆的犯人，永远不准

译回籍。闰十月，奉皇帝谕旨：今日御史王宽奏请将各省秋审中经九卿改轻改重的案件，酌定处分一事，所奏实在很不妥当。朕办理各类案件，一概秉持至公至正之心，即便有所更改，也全在于准情酌理、务求公平，从来不存丝毫成见。至于每年办理秋审，都要仔细审阅数次，其中稍有一线可原之情的，届时便不予勾决。或者各督抚有判决失当、经九卿改正的，朕依据其改驳案件的多少，少的传旨申饬，多的或者交部察议，此事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就像今年四川省改驳多达五案，也只是将署理臬司顾光旭严加议处，而署理总督文绶因为承办军粮供应事务，特予从轻处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而该御史竟要请求将秋审改驳较多的案件明定处分，这必定是出于私心揣测，妄以为朕有意从严处理。如果真的照此办理，那些无知的督抚都将避讳宽纵之名，一心想着从重判决以免过失，势必导致失入的案件增多，这对民命关系极大。国家设立刑律，是要用刑罚来制止犯罪，只听说崇尚德行、缓用刑罚，没听说崇尚刑罚、缓用德行的。王宽这道奏折，绝不可施行。以往御史每逢给事中出缺时，多有上奏事件的，希望借此转任科道。朕用人自有权衡，岂能因一句话就予以任用。况且身为言官，借此谋求升迁，也应为诸位大臣所耻笑。同一天，李殿图奏请陆续刊刻《国家方略》一折。这部书现在正在纂修，即将告成，此后自当恭敬刊行；如果纂修尚未完成，怎么可以零星刊布呢？然而他的话不过是书生的迂腐见解，还不足以深加责备，因此只将原折发还。而王宽的奏折，关系到明定刑法的大体，不应该如此妄加陈奏，着交部议处，并将此事通行传谕知晓。

（臣）等谨按：刑罚的轻重，都取决于本人所自取的行为。我皇上明察各类案件，唯求公允、唯求公平。每当秋审案件，反复详加审慎，务必使天下没有蒙冤之民。所以对于失入、失出案件过多的省份，都要交部察议；而对于请求制定处分的奏折，则严加谕禁。实在是担心开启酷吏过于严苛的先例啊。恭敬揣摩圣训，体恤爱惜百姓的性命，崇尚德行、缓用刑罚，好生之仁德，与上天的德行相合啊。

十二月，规定：徒罪案件中有关人命的，要解送司里审转，逐项咨报刑部；寻常徒罪议结后，议叙供词招状，按季度报部。四十一年十二月，规定：因疯病杀死两条人命的，判处绞监候的条例。四十二年三月，奉皇帝谕旨：江苏巡抚杨魁题请，将桃源县百姓孙谋掌殴打其父孙尚文、并咬掉其手指关节一事，拟以斩立决的这份奏疏，已经批交法司核奏了。查阅奏本内容，孙尚文供称他的儿子孙谋平素不孝，屡次违犯，曾于三十七年九月禀报县衙，予以枷责等语。当时的办理实在是不妥当。该犯孙谋忤逆不孝，既然已经被他父亲禀报到县衙，就应当严加惩治，或者发往烟瘴地区，或者发往其他省份，使他父亲能够安居守业，怎么可以仅仅用枷责这样从轻的方式发落呢？这类不孝之徒，正所谓下愚不移，怎能留在他家中，以致将来酿成事端？以往刑部办理呈告忤逆的案件，都是按律科断，即使从轻处理，也判处发遣。这次孙尚文控告他儿子时，地方官如果照此办理，怎么会至今还留着这个败类，任由他回家肆意狂悖呢？幸而孙尚文被咬而没有死，假使因伤致死，或者竟然发生逆伦之事，那就是因为一时姑息之心，留

译下这个凶恶的枭獍，使他得以对父母肆意行凶，这对伦理纲纪、风化教育关系极大。所有从前办理此案的府县，实在是疏忽纵容。至于按察使总管刑名，巡抚督察官吏、安抚百姓，怎么都如此漫不经心呢？着查明一并交部议处。此后各省这类忤逆的案件，都应当照例判处发遣，着交刑部定议具奏。随后议定：此后祖父母、父母呈告忤逆的案件，如果是屡次违犯、逆迹显然的，就将其子发往烟瘴地区充军；如果是旗人，就发往黑龙江。奉旨依议。四月，奉皇帝谕旨：刑部题奏复议直隶省毛成因图谋奸污杀死张兴问一案，拟处斩立决的这份奏本，已经依议施行了。阅览奏本内容，毛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犯案，随即逃脱，到四十年十月才被缉获，已经拖延处决一年多了。而审理此案的知州又因为邻境会审、检验、办理差事等事外出，以致更换了三任官员，辗转拖延，直到今年三月才审结题达，实在很不妥当。这类淫恶之徒，一经抓获，理应迅速审理办结，早日依法诛戮，使凶恶顽劣之人知道有所惩戒，死者也能得以伸冤，这样才符合用刑罚来制止犯罪的意义，可这次却拖延到两年才审结，假使该犯有在监中病死、自尽等情况，反而会侥幸逃脱显戮，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外省的吏治废弛，积习相沿，对于地方紧要案件完全不依限速办，而身为上司的又不切实督促催办，到了期限就纷纷以会审、办差为借口，这还成什么政体？况且州县既然有本任应审的要案，就不应当又被差委去会审其他县的案件，以致反而延误了自己应审的本案。督抚等官员为什么如此漫不经心呢？周元理着严加申饬，达尔吉善着交部议处。此后各省审办重犯案件，尤其需要抓紧审转，依限题结，不得借故拖延，倘若还有像这样迟滞的，一定将该管上司交部从重议处，将此事通谕知晓。六月，规定：谋划殴打某人，必须有致命的重伤，才可以判处抵命。又奉皇帝谕旨：据国泰审拟窦十调戏拒捕、逞凶杀人一案，据称窦十趁张氏的丈夫夏三与儿子夏喜外出的时候，用言语调戏张氏，当时夏三邀同妻弟张禄等人以及儿子夏喜前往窦家理论，窦十立即持刀开门，将夏喜砍死，并砍伤夏三、张禄等四人，畏罪潜逃，后来在热河地方被抓获，审明定拟，并称该犯情罪可恶，仅仅按律判处斩监候，不足以抵偿罪过，请求下旨立即正法等语。这类淫恶凶犯的情节固然可恶，但是按律判处斩监候，在法律上已经无可加重，如果因为其情罪较重，只需要赶入本年秋审情实，不使其久系监候、拖延处决，这还不是决不待时立即处决的犯人，可是奏折中却说他的罪行不足以抵偿罪过，请求立即正法，使不知情的人反而怀疑是有意从严处理，未免有些过当。朕办理各类案件唯求公平妥当，不肯稍存畸轻畸重的成见，内外问刑衙门都应当体会朕的这个用意，着传谕各督抚：此后如遇到这类犯人，按律定拟之后即可夹片声明赶入本年秋审情实，比起寻常案件归入下年秋审的已经算是从严处理了，不必再用"不足蔽辜"这样的字样声叙。此案除了交刑部存记办理外，并着传谕国泰及各督抚在奏事之便谕令知晓。八月，规定：逃旗人犯被赦免回来后，交由本旗管束五年，此后再酌量安排差事，如果不悔改，仍然发遣。十月，规定：邻里协助抓捕盗贼时，如果在盗贼拒捕之际先将其打成重伤

译，或者抓获后打成轻伤的，比照条例判处杖刑加徒刑。十一月，规定：窃贼携带赃物逃回家中，用刀刃伤害事主的，并非是在夺赃格斗时所伤，按律判处绞刑；知情但没有一起行窃的犯人，帮同拒捕的，判处流刑。又议：广东将军永玮等奏，驻防镶红旗满洲前锋克午布的妻子杨氏，违犯教令，导致她的婆婆王氏投井自尽，将杨氏审拟绞监候，奉旨杨氏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依议。至于奏折中说杨氏是驻防旗人的妻子，依例应解送刑部监禁，令该将军等选派人员伴解等语，本来是照例办理。但是各驻防旗人中应列入秋审的，也是常有的事。如果都派人伴送，会不胜其烦。以往东三省秋审的普通犯人并不解京办理，各省驻防为何不能照此办理呢？况且各驻防将军都统拘禁一两个犯人，也不是难事，而理事同知衙门各自都有监狱，即可以让他们收禁，何必多此一番跋涉呢？此后各驻防遇到秋审人犯，即令将军都统等悉心确核，分别情实、缓决、可矜三种，造册题达，交刑部九卿会核具题。到了勾决之时，某省驻防的人犯即令另册与该省应勾人犯一并办理，着定为法令。四十三年五月规定：窃盗再犯，即便遇到赦免得以免罪，一并计算仍应刺臂。六月奉皇帝谕旨：据明善奏报，正月间由科布多派驻屯垦的宣化中营马兵何泽淇，随同笔帖式三阳泰进京公干，该员行至宣化地方，何泽洪就假托生病潜逃，请旨饬令宣化镇严加查拿，一俟抓获，即由驿站解送至科布多治罪示众等语。绿营兵丁被派往新疆换班耕种，因公进京，途经原籍，竟敢假托生病潜逃，这种情节实在可恶。虽然还不至于像军营出征的士兵脱逃、抓获即行正法那样严重，也应当按律从重判处，等候朕酌量定夺。如果照明善所奏，仍旧解送到科布多治罪，不足以示惩戒，而仅仅交由该镇总兵查缉，恐怕也难以迅速抓获。宣化属于直隶所辖，其地与山西省接壤，着传谕周元理、巴延三严饬所属官员，在宣化、张家口一带地方，设法追踪缉拿该犯何泽淇，务必抓获后解交刑部严加审拟具奏。再者，新疆各处的屯垦日渐开辟，绿营兵在那里驻防的很多，脱逃之事料想也难以避免，着各该管大臣将这道谕旨严切晓谕，如果该兵等再有脱逃的，就照此例办理，使大家都能警醒遵守，不至于轻易触犯法网，将此事一并传谕知晓，并交刑部存记。闰六月规定：驻防满洲士兵出城闲游居住的，查拿治罪。九月规定：为奴的厄鲁特人酗酒滋事的，发往烟瘴地方，给兵丁为奴。又规定：殴伤父母的逆犯，审明后即行处斩，不必再请旨。十月规定：拨给外省驻防将军、都统的发遣为奴人犯，都要令其留在所定的地方，不得随任迁移。十一月规定：押解斩立决、绞立决及秋审情实重犯，如果有违反规定雇人替代等弊端、导致囚犯逃脱的，签署差委的知县、千总，比照管狱官员减等治罪。又规定：白役敲诈勒索致人死命的案件，正役分别定罪。又奉皇帝谕旨：据观音保奏报，奉旨勾决官犯吴龙光时，因按察使周元理外出公干未回，观音保就亲……

译往监视行刑一折，所办甚是。藩司、臬司都驻在省城，事情本属一体，本不应稍存彼此分别的想法。此后各省官犯勾决之时，如按察使正在省城，自当遵旨亲自前往监视，专折覆奏；若因公出省，就着布政使代为办理，仍要具折奏闻，以此定为常例。将此旨在方便时传谕各省藩司、臬司知晓。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定：十岁以及十五岁以下的幻童致人死命，除非死者比本犯年长四岁以上，否则不得援引成案要求双请（比照成案请示）。又定：因捉奸而致外姻小功尊长死亡，用夹签申请减为流罪的成案。

四月定：审拟五军及总徒、准徒各案，都要在拟罪之处声明"杖一百折责发落"字样。

八月定：捐纳的官生、贡监逾期不回原籍的，予以斥革治罪。

九月定：诱骗改嫁的妇人，即按犯奸问拟杖罪，当即决断，不准收赎。

十月定：因争继承而酿成人命的案子，听凭房族另行商议确立继承人，其余争夺的各房不准承继。又定：审办案件的官员因病外出，不得重复扣算时限的条例。

四十五年二月定：妇人故意杀害子孙妇手段残酷狠毒的，处以流罪，不准纳赎。

六月定：江洋大盗屡次抢劫又拒捕致使弁兵死亡的，从重问拟凌迟，并将其亲属发遣为奴。又奉旨：巴延三奏报拿获多次抢劫、拒捕杀伤官兵的海洋盗犯胡友南等人，审拟分别斩决、枭首示众一折，已批交三法司核拟速奏。海洋大盗虽常有发生，但没有像此案盗犯在洋面上屡次抢劫，等到官兵前往缉捕，盗犯韩广石竟敢用鎗抵抗，将把总谭瑞昌鎗伤坠海，兵丁陈元秀等人被戳伤落水淹死，情节罪状极为重大，不是寻常江洋大盗抢劫伤人者可以相比的。这等为首的盗犯，理应从重问拟凌迟，其亲属也应发遣，以昭示惩戒警诫。把总谭瑞昌、兵丁陈元秀等奋勇捕贼，受伤淹死，应照出兵阵亡的成例给予赏恤，着该总督查明办理。至于这些盗犯先前在沙湾河面，看见有双桅旧船，便起意纠合购买修理，偷越出海口，这已是众人所共见之事，而奏折内又称原籍的牌头、保甲无从察觉，都不予办理，这尤其不妥当。至于失察私藏兵器以及偷漏出口的疏忽防范的文武官员，虽已声明除此案拿获各犯出力的兵弁仍给予加恩奖赏外，巴延三到任时间不长，此次姑且从宽处理，章绅则着交部严加议处。其未拿获的各犯，着该总督、巡抚等严令缉拿，限期务必拿获归案严办。沿海各省，也着各该总督、巡抚等切实稽查，遇有这类案件，即照此办理，并将此旨通行各省沿海地方出示晓谕，使匪徒都知道警惕，而出力的官兵也有所勉励。再者此案发生在本年二三月间，且纠集众人多达八十七人，又拒捕伤人，不法已到极点，为何李质颖署理总督时，仅饬令查拿，并不据实奏报，着李质颖明白回奏。

十一月，定：妻妾逼迫丈夫致死的，拟绞立决。

四十六年二月奉旨：刑部因经朕看出核覆，山西省梁崇禄图谋奸污窦生宜之妻，被窦生宜殴伤，恐怕将窦生宜浮泛地照"罪人不拒捕而擅自杀死"律拟绞监候，另又请立"罪人虽拒捕而并未伤人"的条例。此案梁崇禄确实也拒捕了，但并

译未伤及事主，向来办理这类案件都有成例可以援引。如罪人不拒捕而擅自被杀的，自应照例缓决，数年后遇赦再减等。若罪人确有拒捕的确凿证据，以致被捕者将其杀死，那么捕人者无论是否受伤，都应在本年列入可矜之列，刑部只需在秋审时就案核办，不必另立条例。窦生宜一案，即照此办理。

四月，定：新案中判斩、绞的人犯若病故，一律要通报详情，委派官员相验，如果离省城及道、府所驻之处较远，就移文邻近地方相验，同时具文详报。

五月，奉谕：阿桂等奏报查明甘肃省新旧教番回起衅仇杀的缘由一折，据称撒拉尔番回约有六千多户，分为十二工，各工都有掌教，韩哈济是世代相传的总掌教。乾隆二十六年，韩哈济与贺麻六乎因念经不和，彼此争闹。贺麻六乎新建礼拜寺三座，韩哈济、韩武等在按察司衙门互相控告。案内即有苏阿浑，即四十三这个人，经地方官会同审明，将贺麻六乎、韩武都按"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拟以杖流。贺麻六乎首先生事，图谋陷害无辜，从重发往乌噜木齐为奴。韩哈济拟以枷杖，苏四十三经审讯不知情，都予以免议。当时已咨部完结此案等语。这些番回在当地煽惑愚民，妄言祸福，甚至设立掌教及总掌教的名号，以致无知回民被其愚弄惑乱而入教，听从其指挥调遣。现在叛逆的番人苏阿浑、四十三等就是其余党，竟敢率众抗拒官兵，总是由于当日姑息养奸留下祸患所致。然而当时尚因新旧教相争，不致合成一事。如果听任其仍保有总掌教的名号，使回众都听从他号令，假如那总掌教肆意为非作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设法妥善办理，及早消除隐患。着李侍尧在办理撒拉尔番回善后事宜时，将总掌教名目不动声色地令其裁去，并且各省有无类似此种回教名目的，也令一并妥善裁革。至于韩哈济与贺麻六乎等争教互相攻讦，不是寻常案犯可比，都应据实奏闻，按律严办，以示惩戒警诫。而当日该总督仅以咨部完结，刑部也照咨文一概批覆，或许是汇总奏报时的疏漏，朕实在不知情，这都属于错误。但查此案是陕甘总督明山任内之事，当时刑部堂官刘统勋、官保、吴绍诗、四达、钱维城等都已去世，不必再行查办。此后各省督抚遇有这类邪教争控、聚众念经的案件，应即亲自提审案犯，严加审讯定拟，据实奏报，以彻底铲除根株，不得含糊了事，草率咨部完结，导致再次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这类外省咨结的案件，也应据实特别奏报，重新审议定拟，不得咨覆完案。至于邪教案内，凡有发遣的罪犯，不得发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处，以免邪教再次煽惑百姓，被其愚弄诱骗。将此旨传谕李侍尧及各省督抚，编入交代事项，遵照办理，并交刑部堂官存档记录，一体遵照执行。

九月定：窃盗被追捕而拒杀，以及临时拒捕杀人，并抢夺杀人的从犯，如果帮同拒捕致人受伤，不论使用他物还是金刃，一律改拟绞监候。

四十七年九月定：发遣新疆年满释放的人员，除本犯不至于军流的仍照旧例办理外，本犯是军流改发的，即由陕甘总督照例解配，旗人解交刑部折算枷号。

十月奉谕：民间私藏鸟鎗，向来明令禁止，后因口外蒙古地方及内地百姓防御盗

译贼、猎取牲畜不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降旨免于交官销毁，以免滋生烦扰，但仍令编列字号以备稽查。近来查阅各省招册及题奏案件，常有火器伤人、鸟鎗拒捕的案子，都因各省督抚平日不能饬令属员切实查办，即便编号严查、出示晓谕，也不过是虚应故事，以致听任民间私自制造，而不逞之徒得以借机滋事。着传谕各省将军、督抚、府尹：此后务须督饬各属切实严查，不许工匠私自铸造售卖，并令道、府、州、县在因公巡察之便留心稽查，恳切晓谕。如有民间私藏的，即随时收缴销毁，总须不动声色设法办理，这就是不加禁令而自然禁绝的办法。着将此旨各自传谕知晓，并将如何设法查办的情况在年终汇报一次。

十一月奉谕：先前因各省题奏审办事件中常有火器伤人、鸟鎗拒捕的案子，因而谕令各督抚将民间私铸鸟鎗一事切实查禁，不许工匠再行铸造，并晓谕民间有私藏者即令随时缴销。昨因袁守侗奏报审拟民人樊瑶呈控革监王烈父子一案的奏折内，有村民王文兴等在堤上看守，各自持鸟鎗等器械上前拦阻，以致将民人郜见等鎗打受伤的话，可见民间铸造鸟鎗私自售卖的不在少数，地方官平日并未留心查察。着再传谕各督抚，接到前旨后，务须遵照饬令属员严密稽查，并须不动声色，设法妥善办理，不许任凭属员视为具文虚应塞责，也将此旨传谕袁守侗，并令各督抚知晓。

四十八年二月，定：奸妇悔过，有拒绝证据，又被奸夫逼奸，因而将其杀死的，拟以杖流三年。

奉谕：刑部奏报殴伤生母的张朝元一犯，按律拟斩决一折，已依议照办了。这等灭绝伦理的逆犯，行为如同枭獍，该部在审明后即应奏请正法，使悖逆伦理之人知道殴伤自己母亲即刻处决、不待时日，才足以昭示惩戒警诫。而刑部拟定的折内却说"饬令其母养伤痊愈后，再提该犯严加审讯"等语，刑部之意，以为倘若其母因伤而死，即应问拟凌迟。殊不知斩决、凌迟同样是一死，该部拘泥于律文，反而使凶逆之徒得以延缓明正典刑，而无知之人以为未必会死，这正是不孝犯法者无所畏惧的原因，未尝不是这种迟疑姑息之仁所酿成的。此后遇有子殴父母的案件，无论伤势轻重，该部审明后即应奏请斩决，倘若其父母因伤而死，自当将该犯剉尸示众，也与凌迟相同。将此旨通谕内外问刑衙门一体遵照，定为常例。

又奉谕：据富勒浑奏报，福建泉州府海洋盗犯黄旦、黄由、刘爱三犯解审发回收监，这些犯人挣断镣铐，殴伤禁卒，实属肆意横行无所顾忌，应在审明后先行正法枭首示众一折，所办得当，批交该部知晓了。这类海洋行劫的盗犯，素来凶悍，自知罪不可赦，逞凶肆意横行，不是一两个禁卒及押解兵役所能制服的，理应在解审具题之时，就在省城按察使监牢固收禁，以免疏漏。为何又发回原监，导致重复滋事，防范实在欠周密。此后各省除寻常谋杀、故杀情实的犯人，大多是庸弱之人，仍照向例办理外，那些悖逆匪类、劫盗案情重大立决的要犯，该总督、巡抚在审明题奏后，即饬交按察使监严加收禁，等奉旨后，即在省城正法，其中应予枭首示众的，正法后传首至犯罪、地方两处示众，着

译定为常例。

四月定：以药迷人，救醒但未得财的，传授药方及下手者均拟斩监候；刚配药就败露，未有人受害的，发给厄鲁特为奴。再犯以及脱逃的即行正法。

十月定：盗匪聚众滋事，蔓延数省，情节罪状重大的，首犯比照大逆连坐处理，仍须在奏折内声明。此外的强盗各案，都依照本律科断，不必比照大逆办理。

十二月奉谕：据提督衙门审究行窃诸人内，程章等六名都是旗人，因程章是罪魁，请求销除旗档，拟发往伊犁等处为奴；大柱儿、杜二格、杜三儿、花沙布、苏冲阿请求拟枷责刺字完结此案，已经奏报。虽然已按例办理，但旗人向来都诚实，并无这种无耻不肖之事。后来渐渐学坏，才有这类不肖行窃逃匿之人。犯案两三次后销除旗档发遣的，是想让旗人知道羞愧耻辱，治罪都是为了让他们悔改，痛改前非。如今程章等六人竟不顾旗人颜面，甘愿做鼠窃之事而行不肖之举，情节可恶。如果仅将罪魁照例销除旗档发遣伊犁等处为奴，其余只是枷责刺字完结，那么不肖匪徒就不能受到儆戒。程章等六人都着销除旗档，分发伊犁等处。此后旗人内如有犯下不肖无耻之罪、以致遭受刺字的，若他毫不知羞耻，就不值得怜惜。像这样的即销除旗档，照民人的条例办理。朕如此严定条例，并非只是要严厉惩治旗人之罪，而是专门要让旗人知道羞耻，各自改掉陋习，安分守己行事的用意。将朕此旨着通行刑部、八旗各满兵驻防处所晓谕知晓。

译皇朝通典卷八十二

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刑四

刑四

详谳一

详谳一

臣等谨按，我朝纲纪整肃，刑罚审理最为详备。律法条例，已多次修订。至于内外刑官审理各案，都在年终时向皇上覆奏，恭候圣裁，无非是慎重用刑，力求公平公正。所谓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使刑罚终能达到无需用刑的境地，做到了极为详尽周全。然而仍担心主管官员奉行不当，未能深切体会圣上的用心，说是明察，却有的失之于严苛而务求怜恤，又有的失之于宽纵；在圣上心中，如同悬衡持平，而依人之轻重，自作主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自历代先皇以来，训诫谆谆，反复详尽。我皇上教导训诫各主管官署，随时随案以最公正至当的准则加以晓示，用言不下数千万言，因而能够查清奸恶，铲除暴乱，昭雪冤屈，解除疑虑，刑罚清明而百姓心服，这就是详审定谳的成效。谨依次编辑列于下文。至于内外审理案件的官员，凡有能够驳正覆审、受委审理接办案件，从而查明实情、成就平反定谳的，多蒙皇上特别恩赏擢升，垂范百世，一并列入刑法典章，以彰显国家慎重刑罚的深切用意。

天命元年十一月，设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凡有听讼断案之事，先由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禀告五位大臣。五位大臣再加以审问，然后禀告各位贝勒。众人商议已定，奏明后再三覆审。担心仍有冤屈，让诉讼之人跪在御前，再详细询问。二年七月，禁止私自审理案件。九月，敕令各贝勒详加审理罪犯。

天聪五年七月，规定审案前先取证人口供。六年八月，晓谕各固山额真悉心审断罪犯。崇德五年闰正月，分派各固山额真前往各处审理冤狱。

顺治二年二月，饬令内外刑官清理积压案件。闰六月，敕令刑官仔细审理监候罪犯。规定重犯每年临刑时若喊冤，可再行审讯：凡是犯人翻供推翻原来供词，或家属代为申诉喊冤的，就再加审讯；事情如果确实有冤屈，就由原审官改正判决；如囚犯明确喊冤而不予申理的，分别以失入、故入之罪论处。十年四月，因天旱下令内外各衙门清理案件积压。六月降谕：「朕对于政事，最重视刑狱，奏请定案的本章必定再三反复阅览，常有改正之处，只是担心每日政务繁多，或一时未能详加审察，死者不能复生，误判不能再改，这种悔恨与怨恨，责任归咎于谁？朕心存爱护养育之意，对于因饥寒而为盗的百姓，尚且允许自首；对于边远未归顺之众，也广施招抚。何况身为朝廷官员，若不能像对待百姓一样，怎能容忍苛刻严酷以致造成冤滥之案？此后审案衙门议事大臣审理定罪，务必详加审察真实情由，援引本律，一切罗织构陷的做法，都应彻底革除；又不得借口故意从轻放纵以致漏网，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受冤屈，以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之治。」又恢复秋决朝审的旧例，八月定下直隶秋审、派遣刑部官员会同督抚审决的制度，以及三法司审拟死罪意见相同者合写一份勘语、意见不同者各写勘语的制度。十一年七月，敕令各省详加勘察在押重犯，将其中可矜可疑者奏闻请旨定夺。八月，命令各省刑官将已结未结的重大案件在年终造册呈报。十月降谕：「凡重犯经三法司议定后，由议政王贝勒大臣再加详议。」十二年六月降谕：「朕看法司奏章，每日议决重犯或五六人，或十余人，念及这些愚昧百姓，在战乱灾荒之后又落入法网，实在深可怜悯。你们刑名衙门应将现押未结的重案悉心清理，依据实情、依法审断，务求公平；但也不得故意纵容以博取恩德之名。仍需传谕各省督抚告诫所属官员，不得罗织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