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译流以下已经具本上奏、尚未奉旨发落的案件，都准予减等。到十年，又规定各省罪犯，凡在热审之前已具题送到部里的案件，遇上热审仍然给予减等；凡热审期间具题的案件，即使超过热审期限才送到部里的，也仍然减等发落。十一年，规定免死流放的犯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患病、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比照旗人例，折为枷刑、留在家中养亲。十四年九月，恢复正月停刑的旧例。此前顺治十七年曾定正月停刑，康熙元年这条例停止施行，到这时给事中彭之凤重新提出此请求，皇上依从。十一月，敕令刑部尽快审理结案罪囚。皇上因为时值严冬，不忍心罪人长久被拘系，所以有此命令。十七年七月，停止秋审时重新提审对质的做法。旧例中各省秋审必须重新传讯犯人家属以及涉案牵连之人对质，至此停止。二十年五月，规定交六月时停止行刑的做法。刑部议定：立即处决的犯人，请求交六月节令时停刑，皇上下旨：六月节令若在五月内，就从交节之日起停刑；若六月才交节，就从六月初一日起，到立秋若在六月内，必须等到七月初一日才可行刑。二十一年四月，皇上前往谒陵，尚阳堡流放犯人王廷试的儿子王德麟拦驾申冤，说他父亲因窝藏逃犯而被充军流放，如今年纪已老，恳求发回原籍，愿意代父受刑。督捕衙门认为不应准许，皇上认为情理确实可怜悯，命令一并发回原籍，但仍谕示此后不作为定例。二十五年五月，谕示凡枉法收受贿赂、行贿以及受贿之人，免于判处重罪，照例追缴赃款；尚未被发觉的，一律予以宽免。三十六年五月，给事中郑昱条陈上奏平定噶尔丹、举行庆贺大典颁发诏书所需款项事宜，皇上下谕：凡颁布赦诏，都是君主的职权，不是臣子应当谈论的事。自古以来不把颁赦当作善政，是因为它便利了恶人，却对善人无益。郑昱擅自就诏书款项事上奏，念及他是言官，特别从宽宽宥，命令大学士严加申饬。三十七年七月，刑部议定：山西宁乡山贼安守荣等人聚众五百余人抢劫村庄，安守荣等十四人应当立即斩首示众，其余一百九十四名犯人应照例立即斩首但尚未抓获，另有二百十二名犯人应严加缉拿另行结案。皇上下旨：安守荣等人，在该巡抚兵马到达时即率众迎接投降，都从宽免死，发往奉天安置。贺之荣等一百九十四人，都从宽免死。李雾等二百十二人，都免于缉拿。三十九年九月，刑部议定：广东巡抚萧永藻上题本，强盗杨三等人不分首犯从犯，全部处斩，应予批准。皇上说：此案共谋作案的有六十余人，如果都处死，那么处死的人命就太多了，可将为首之人立即正法，从犯都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四十一年正月，谕示：罪犯一旦被判缓决，就都盼望能够活命，但长久被囚禁于枷锁之下，淹留岁月，无路自新，朕深感怜悯。如今正当春天开始和暖之际，特施行怜悯宽释之仁政，现在刑部以及直隶各省监禁的犯人，凡是经过康熙四十年秋审、奉旨判为缓决的，一律予以减等。四十五年十二月，刑部议定：凡经朝廷恩赐祭葬的功臣，其子孙如果因家世不能承袭荫职，就不可使宗祀断绝；如果审拟为死罪、家中又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令其妻妾入狱与其相聚，若生下子嗣，再行处决。五十年五月，刑部议定：福建海盗郑尽心等人，都应判处立即处决。皇上因为应处决的犯人有五十余名，其中许多人是迫于饥寒才抢夺财物、并未与官兵对抗，而且都熟悉水性，特别下旨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地充当

译水手当差。五十三年六月，皇上驻跸避暑山庄，挂念在京的囚犯，担心盛暑导致疫病，命令加以宽恤，多准备冰水以解暑热郁闷。九门锁禁的犯人，也放宽他们的锁链；戴枷示众的犯人，暂时释放（谨按：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六月也都有此命令）。十二月，御史周祚显上疏说：近来京畿地区，旗人与百姓杂处，一切斗殴、赌博、田产等细小事务，不必都发往刑部，可交理事同知审理，详细呈报巡抚结案，以免拖累。皇上下旨批准施行。

雍正四年五月谕示：一家有兄弟二人，弟弟殴打哥哥致死，而父母尚且健在，那么因为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可以请求留养父母；倘若父母已经过世，而弟弟杀了他的哥哥，就已经没有留养的先例可循，一命抵一命，必然导致断绝其祖宗祭祀，这一点应当特别留意。若是因争夺财产或另有其他情由，又当另作别论。此后应当如何定例，命令九卿详细商议。随后议定：除因争夺财产、蓄意谋杀、故意杀害应按律处死的以外，倘若是一时争执互相殴打致死亲兄长，而父母已经过世，又没有其他兄弟、也没有承祀之人的，应命令地方官据实查明，在取具的甘结中一并声明，如恩准其承继宗祀，则将该犯免死减等处理，皇上依从此议。六年七月谕示：各省盗贼中尚未被缉获的，其中为首起意、以及伤人的犯人，如果自行投案自首，朕会酌情考虑，若情节稍可原谅，酌量从宽减罪；若是被人诱骗胁迫、跟随他人为盗的犯人，主动出首自首，则将其应得之罪予以宽宥，使他能够改过自新、永远做良民。如果此谕旨颁布之后，盗贼仍不自首，而已经自首免罪、却又重新为盗的，加重治罪；倘若官员因盗案未能结案，贿买无赖之人冒充盗贼自首顶替的，将行贿的官员以及代人顶罪之人一并处死。又奉旨：各省监生每逢考核职衔之时，常托付在京的亲戚朋友代为应考，本人却安坐原籍，冒滥叨窃职衔，这种陋习相沿已久，如今准许他们自行出首坦白，代考之人酌情宽免，托人代考者只革去监生资格，不予治罪；隐瞒不自首的，一旦被发觉立即处死。七年三月奉旨：凡是判罪后潜逃的犯人，本应处绞的改为立即处绞，本应处斩的改为立即处斩，但必须是该犯本案情节罪状确实可恶、秋审时无法从宽缓决的、又加上有脱逃之罪，才改为立即处决；如果所犯情节罪状尚有可以原谅之处，或是因为愚昧无知，或是因为不知道新颁定的条例，一时起意因惧怕治罪而潜逃的，仍照本罪判为监候。九年六月，当时因久旱不雨，命令司法机关将监禁、枷号的轻罪犯人暂时保释，其中被判处绞刑监候、已监禁三年的贼犯，酌量释放减等；并谕示将外省轻罪犯人已送到部里、原判徒刑杖刑而准予折价赎罪的，一律宽免。十二月，规定流放犯人年过六十的，准予进入养济院，供给口粮。十年二月谕示：侵吞蚕食钱粮的官吏本应加重治罪，如今施加法外之恩，分年带征欠款，若有不受年限限制、提前缴纳完毕的，准予官复原职；按期限缴纳完毕的，宽免其罪。胥吏中有提前或按期缴纳完毕的，也加恩免罪。又因天旱，命令司法机关省释轻罪监犯。六月，安徽巡抚程元章上奏：殴死陈小厮之人石兆林本应判处绞刑监候，声明石兆林是寡妇的独子，而陈小厮并非独子，请求准予留养。刑部议定驳回，皇上认为石兆林之母年轻守寡、含辛茹苦抚养孤儿，而死者的亲属也呈请免除其抵命，特加恩准许他留下养亲，仍需追缴埋葬费用给付死者家

译属。十一年五月，司法机关核拟听从母命致死其兄长的犯人黄二，依例声请，认为情有可原。皇上下谕：黄鲁山酗酒败家、顽固不孝，又想盗卖他母亲余氏的养老田地，此事余氏曾经具状呈禀在案，可见黄鲁山忤逆不孝之罪已无可逃脱。黄二迫于母亲的命令而将黄鲁山致死，情有可原，从宽免除治罪，不必发配。协助下手的何友爵、涂介文，也从宽免除流刑杖刑。此案是朕根据实情办理的，将来不肖之徒或许知道有从宽的先例，就假造捏饰情节以图逃脱罪责，这也未可知。这次从宽宽免的做法，此后不作为定例。

乾隆元年七月，规定军流罪犯的妻子若年老患病不能随行的，准予免除同行流放。又规定军流犯人身故后其妻儿愿意返回原籍的，按路程远近计算，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二年七月，刑部议定：一切被判杖刑的犯人，恰逢热审，在减等处理之中，仍按照旧例打八折发落。三年九月，因奉天所属旗人、汉人涉及的交涉案件都要送往刑部审理判决，往返路途中不免有牵连拖累，谕令就近由旗民官会同承办审理拟定案情，只将罪犯解送刑部复审定案，其余一切牵连对质之人，在审明当日就予以释放。四年十一月，规定奉天监狱囚犯的衣物、煤炭、药品、棺木等费用，应从赃罚各项银两中支付发放，其中解审的犯人也一并给发口粮。五年六月，谕示：以往九卿办理秋审、朝审的人犯，分为情实、缓决、可矜三等，但唯独缓决类中情节罪状轻重不一，其中确实所犯重大、实在无可原谅、因为长期缓决而未再处决的，即使最终死在牢狱之中，本来也无需怜恤；但也有一线可原、尚在矜疑之列的犯人，九卿在承审时把他们附入缓决之内，年复一年，积案日益增多，以致这些犯人长久淹留在牢底，也属可怜。如今秋审在即，九卿在秋审、朝审的招册内应详加分辨，凡是缓决案件中确实情有可原的，都归入可矜条内，以此昭示罪疑从轻、法外施仁的深意。七年四月，谕示：审理案件必须依照法律，但其中情节各不相同，又应当参照酌情核拟，以求做到公平允当。朕对刑部所奏的重犯，其中稍有一线可以原谅之处的，或降旨从宽末减，或交九卿商议定夺，都是在法律之外体谅实情，以示体恤怜悯。但朕每日处理万千政务，恐怕批阅之时未能面面周到，照签批复发落，虽然论法并无冤枉，但体谅实情方面就较为疏略了。此后刑部呈进的奏本以及秋审各案，命令大学士详细阅览，其中有应当加以复核的，就拟写双签，并将情节声明进呈，等候朕酌量裁定，这样就能更加周密慎重，更能符合朕哀怜众案犯的心意。八年七月，规定寡妇、孤儿有犯戏杀、误杀等案的，如果他母亲守节已超过二十年，该督抚查明被杀之人并非独子，取具甘结声明后具题上报，司法机关核准请求留养；至于因斗殴杀人的案件，审明并无预谋故意杀人等其他情节、该犯的母亲守节二十年而且年过五十的，也准予照例声明，由司法机关。附上夹签一并进呈本章，恭候皇上钦定。至于军流徒刑等罪，即照例分别减等发落。十四年十月，广东斩犯曾士标，因为一只鸭子走进服制中为缌麻的堂叔曾会昌的田地，被曾会昌的次子曾朝芳打死。曾士标因此与曾会昌争论，用木棍抵挡格斗致伤，曾会昌因而身死。曾士标依律被判斩监候。后来曾会昌的儿子曾朝宗在山上砍柴，遇见曾士标的儿子曾亚二，触动了先前的仇恨，用刀连续砍杀，曾亚二当场殒命。曾朝宗也依律判斩监候，两案都被列入情实。皇上下谕：朕详细阅

译览招册，曾士标涉及服制攸关，依法确实无可宽贷。而曾朝宗则是因为要报父仇，情节似乎可以原谅。然而凶犯已经被判处抵命，国法既已彰显，那么私人的仇恨就应当消解。即使遇到不共戴天之仇人曾士标，也只应任凭他伏法受刑，不得擅自杀害。何况他的儿子并非亲手行凶、又没有加功帮助，是无罪之人。杀害无罪之人，就只应治他故意杀人之罪，而不应体谅他复仇之心。假使他真有心复仇，也应当在曾士标尚未定罪之前，而不应在已经定案之后。倘若因此就从宽判决，那么曾士标父子二命抵偿曾会昌一命，在法律上就有失公平，而且还会开启仇杀的先例，实在不符合以刑止刑的道理。曾朝宗也不能宽贷。但曾朝宗的情节是因为悲痛失父，曾士标之子无辜被杀，两案各有各的情节，命令都改判绞刑处决。皇上又谕示：向来办理秋审、朝审案件，每逢官员犯罪辄常事宽纵，只要一次混入缓决就成为定案，绝不再更改，这被称为"老缓决"。至于办理矜减，如遇赦诏以及一线可原、五次缓决之类案件，又断然不能获得恩赦，年复一年不过是让犯人老死牢狱之中而已。果真如此，那么国法所施行的对象就只是乡里小民以及盗贼之流，而官员犯罪却仅仅是虚受罪名、侥幸保全性命，这难道是国家设立刑法的本意吗？但这些案犯已经历年久远，有的曾经遇到大赦，不便再改判为情实。命令大学士会同刑部，将所查各案再详细斟酌，应当归入可矜的即归入可矜，应当归入缓决的仍归入缓决。近年以来所定的案件，有应当改判为情实的即改为情实。至于在乾隆八年以前的案件，既然已经漏网，也不再加以公开处决，命令改发黑龙江，交由该地将军严加管束，充当苦役。十五年正月谕示：国家定有独子留养的先例。凡属情节轻微的都已获得宽免，只是愚昧的百姓无知，轻率好斗，不知道留养是格外的恩典，反而或许倚仗此例作为侥幸免罪的途径，以致触犯法纪。因为案情稍重，或理亏寻衅、以利刃造成重伤的，即使经督抚声请，仍按原罪定拟、不准留养，这本是该犯罪有应得。但声请留养的案件不过是寻常斗殴之类，绝不至于列入情实，只是白白地使犯人淹留囹圄，不能侍奉赡养父母，而年老孤苦的父母无所依靠，实在深可悲悯。朕想这些罪犯并非有预谋、故意的重大情节，是常规赦免所不能原谅的，既然已经定拟、拘禁超过一定时限，已经足以驯服其桀骜之气，应当酌量从轻处理，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去年秋审，经九卿议定为矜减的，只有两起，其余仍处于监候的，命令刑部查明各犯的祖父母、父母是否现存、是否确实没有其他成年男丁，都以可矜减等，请旨发落。此后独子犯罪未获宽减的，命令该督抚在秋审、朝审册内声明，九卿复核时依此办理，以昭示体恤无依无靠者的深意。十七年七月，皇上因为天气炎热蒸腾，谕令热审的减等期限展延至处暑为止。过了十来天，雨水仍未沾足，又谕示刑部仍然实行减等，等到雨水充足后再照旧办理。十九年正月谕示：从前各省斗殴情节罪状稍重的案件，经刑部议定不准留养，后来因为这些犯人在秋审时本不至于列入情实。乾隆十五年特颁谕旨，命令各省督抚秋审时另立册子办理。但十五年以前的这些父母年老、家中丁口单薄的犯人，其中偶有原来的题本内未曾声明陈述的，便不能一律获得恩赦，情理也是可悯的。命令各该督抚将从前没有附带声明、确实有成立的招供原案可作凭据的，准

译许一并列入册中，酌量从轻处理，以示体恤怜悯。二十五年八月，酌情规定：斩、绞监候的女犯，已经解送勘验一次、情节罪状显然无法改判的，下一次即停止其解送审理。至于外省定拟为可矜、已经具题奏报、经九卿会同核议判绞决的，第二年秋审核查若无异议，也即停止其解送审理，以昭示体恤怜悯。三十年三月，福清县令程廷栻误抓云和县百姓刘年学，认作是天台县逃犯丁钦显；蒲城县令夏秉衡误抓山西百姓张机，认作是江西逆犯胡中藻的儿子胡得玉，都已经审明是误抓，分别结案。督抚苏昌、明德等人请求将该县官交部议处，皇上认为州县官能够不分地域界限缉拿邻省逃犯，依例应当得到提拔、议叙奖励，如果因为偶尔失误就因此获罪，那么大家必定都畏惧受处分，一概对邻省的事情置之不理，特别降旨从宽免罪。又谕示说："历来所办理的截获嫌犯的案件，都不曾一经拘捕就立即处以重刑，这正是希望各督抚遇到这类案件，都能详加追究，务必查得确实情况，使有罪之人不至于侥幸逃脱法网，无罪之人也不至于误陷刑法，而各级官员随时用心明察暗访，奋勉有为，不要稍存顾忌观望，这样官吏治理和百姓生活都能有所裨益。假设有不肖州县官，用毫无根据的事情罗织构陷平民百姓，妄想借此邀功进取，一经查实，自当获罪，也不能拿闽、陕二省的案件作为借口。"三十四年十月奉上谕："今日勾决河南省情实招册中，有徐庚一名犯人，因为他儿子徐国泰兴立邪教，依照大逆缘坐律本应判斩立决，改判为监候。核查原案，此犯本人并不知情，只是因为他儿子获罪，因此才连坐，所以停止将他勾决处决。但想到向来办理谋逆案件时，凡是缘坐的各犯人，秋审时九卿三法司都照例列入情实，而朕都本着罪不及无辜之义，一律不予勾决，这本已是法外施恩，然而其中酌情量理，也应当有所区别。譬如逆犯家属中所有的兄弟妻子，自然应当依律缘坐；至于本犯的父亲，则更与其他亲属不同。假设对于他儿子恣意谋逆之事，原本就是知情的，那么这名犯人的父亲教子不法，就属于逆案的正犯，不能称之为缘坐。倘若他儿子所犯之事平时确实不知情，事后也未曾同居，无从察觉的，一旦事发就立即因儿子而牵连父母，一概判处死刑，在情理上既觉可悯，在道义上也更觉不妥。此后遇到这类逆案家属，应当依照大逆缘坐律治罪，而该犯的父亲确实不知情的，应当如何酌情定拟，明确定为法令，以便可以永远遵循。命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详细商议，具本奏报。"随后议定："查律例记载：'凡谋反及大逆，凡是共同谋划的，不分首犯从犯，不论已经实行还是未实行，都要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户籍是否相同，男子十六岁以上的一律斩首，母亲、女儿、妻妾、姊妹等都要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又律例记载：'凡谋叛，凡是共同谋划的，不分首犯从犯一律斩首，父母、祖孙、兄弟一律流放二千里、安置各处'等语。"由此可见，谋反大逆的正犯，其阴谋策划并非一时之事，号召同伙也非一人之力。该犯的亲属无论户籍是否相同，都不能说无从察觉，所以律例中也没有区分知情与不知情，一律处以斩首之刑、依法严惩，以此来快慰人心、昭示常法。这条缘坐的条例，酌情量理，依法确实无可宽贷。至于比照反逆罪判定的案件，其正犯也确实是狂妄悖逆、不守法纪，是败坏风俗人

译心的祸害，不能不严加惩治，以警戒凶顽之人。而审案的衙门既然按比照反逆定罪，于是对该犯的亲属也照例缘坐，这就是相沿至今这样办理的由来。如今蒙受皇上天恩谕示，凡是大逆缘坐的案件，如果该犯的父亲平日确实不知情，并未同住一处、无从察觉的，一旦事发就立即因儿子而牵连父母、判处死刑，在情理上既觉可悯，在道义上更觉不妥，可见我皇上好生之德，在法律无可宽宥之中寓有格外体恤保全的深意。臣等查阅反逆的正案，罪大恶极，所以对本犯除凌迟处死之外，另定有缘坐的条款。譬如以前办理过的谋反犯人黄教、大逆犯人李怀林，他们的亲属仍应照律缘坐，不必另行商议，此外还有那些本性愚昧狂妄之人，或是企图诓骗钱财，兴立邪教名目，或是因挟嫌报复而编造邪说，煽惑人心，种种不法行为，情节罪状确实可恶，依律判处凌迟，实在不算冤枉。但这些毕竟是比照反逆罪定罪的，与实际的反逆正犯有所区别。如果该犯的父亲确实不知情，并未同居、无从察觉，审查确有实据的，应当请求依照谋叛之犯的父母流放二千里的律条，酌情改判为流放三千里、安置当地；这样本犯的父母既然得以蒙恩减等，那么比照叛逆缘坐的祖父以及伯叔父，似乎也应当确切审查分辨，一并减为流刑，以示体恤保全。如蒙皇上恩准，所有徐庚一这一案，就照此例办理，并载入例册，通行各督抚一体遵行。至于现在已经结案的犯人中，有类似情形而未经勾决的，一律命令该督抚遵照分别办理。皇上下旨依议施行。三十七年二月奉谕：据徐绩上奏，军犯李作良私自逃离配所返回利津原籍，该犯的父亲李海到县衙首告禀报，依例应当按照罪犯自首免罪处理，但该犯屡次犯有盗窃案，在配所又不能安分守己，实属藐视法纪，仍拟斩立决等语。这类军犯逃回原籍的，本属怙恶不悛之徒，本不足惜，但如今既然经他父亲首告禀报，依照律例既有如同罪犯自首的条款，自可酌量从轻处理。李作良着从宽免死，仍发回原来的配所。此后有类似情形的，都照此例办理。但因为亲属首告而得以免死，已属法外之仁，只能适用一次。若到配所后仍不知悔改，再次胆敢逃脱，即使有父兄首告，也不准予从宽处理，这样在情理法度上更为妥当。命令定为法令。四十年七月奉谕：民间私藏鸟枪，虽然依例有明文禁止，但日子一久已经成为形同虚设的空文。去年大学士舒赫德上奏请求查禁鸟枪，本意在于制止暴行、安定良民，所以准予通行各省，然而这也不过是针对内地而言。至于口外蒙古地方，本不应当在禁止之列。昨天据福隆安上奏，朕曾降旨将口外查禁鸟枪之事一概停止办理。如今想来，内地的鸟枪也不必查办，比如深山防虎、村庄防盗，民间置备鸟枪以备使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旦全部收缴禁绝，那么民间百姓顿时就失去了自卫的凭借，反而多有不便。而且地方官奉行禁令原本也不过是有名无实，恐怕办理不善，胥吏借机作奸犯科，索要滋扰，弊端百出，这样想要安定百姓，反倒是拖累了百姓，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况且去年山东逆犯王伦聚众作乱，并未挟带鸟枪，可见小民是否安分守己，本就与鸟枪的有无无关，又何必因此而施行严厉的禁令呢？所有内地查禁鸟枪之事，一并不必办理。四十一年七月奉谕：先前据刑部议覆文绶所奏审拟投案自首的逃兵彭士仁、汪国才一案，依例应立即斩决，朕认为这类逃兵如果是在军务尚未完成之前听闻要抓捕便主动投案

译自首的，说明其人尚且知道畏惧法纪。若是在大功告成以后，明知不再用兵，才开始投案自首的，则不可不申明军法，让全军上下都知道警戒。因此谕令文绶查明这两名犯人投案的日期，据实奏闻。如今据回奏查明彭士仁是于去年十月十二日在桐梁县投案，汪国才是于去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巴县投案等语。这类士兵在军营中潜逃，本属法无可恕，但既然查明这两名犯人是在军务尚未完成之前就自行投案，尚且说明心存畏法之意，比起撤兵之后妄图侥幸逃脱、才来投案的人，终究是有所区别的，尚且可以格外施恩，在万无可赦之中宽宥其一死，命令交由刑部照从前的先例减等发落。至于大功告成之后才投案自首的，不得再援引此例。四十三年九月奉谕。刑部会同九卿，秋审已经完毕，应当依次缮写册子上奏。如今各省的情实人犯，比去年多出一百八十余人，其中因用兵器伤人而被判入情实的人较多，这是否因为各督抚都未能深刻体会朕的意图？朕去年明确降下谕旨，凡是彼此斗殴的案件，如果死者只是被手足伤及，而凶犯却动用兵器杀伤致死，这类好勇斗狠之徒，不可不严加惩戒，自当列入秋审情实。但是不加教化就加以诛杀，朕心中仍感不忍，因此命令各督抚普遍出示晓谕，使百姓都知悉此事，让他们各自畏惧法纪、改过悔悟，并给予一年的宽限期，等到下一届秋审时才开始分别办理。如果经过教化仍不改悔，那就是自取灭亡，情理上都无可宽恕了。因此想到今年秋审的案件，都发生在尚未颁布这道谕旨之前，愚昧的百姓还没有普遍知晓，若立即予以勾决，如何能符合朕先前所说"以刑止刑"的旨意呢？所有今年秋审情实中因兵器伤人的案件，命令刑部在黄册内附上夹签声明。其中已经具题上奏的，在进呈时交由在京值班的刑部附夹签呈进，本可以扣除不予勾决，但这类案犯情节较重，即使不予勾决，也应照情实未勾之犯办理，不得援引寻常缓决人犯的先例、三年之后即予减等，这样在从宽之中也就寓有警戒好勇斗狠的深意了。恐怕偏远乡村难以立即家喻户晓，再给予五年的宽限期，命令各督抚将朕的旨意明白晓谕，切实劝导，务必使人人都心存警惕，以此感化他们桀骜不驯的习气，避免轻易触犯刑法。若五年之后仍然怙恶不悛，又有用兵器杀死手无寸铁之人的，那么杀人者理当抵命，依律应当偿命，而且屡经训诫仍不悔改，法律难以再加宽宥，就应当一概予以勾决，不再有丝毫怜悯宽恕。各人都应当感悟悔改，不要辜负朕谆谆教诲、化民导俗的深切心意。将此谕旨通告中外知晓。四十四年六月奉谕。据刑部上奏，杀死一家四口人命的凶犯余膺，拟判凌迟处死；他的儿子余世聪、余世华、余世闰、余世荣都照新定的条例拟判斩立决。此前朕曾降下谕旨，对于杀死一家多人的犯人加重定律，本是因为这类凶恶之徒把人全家杀害，实在是戾气聚集所致，不应再留有余孽，而且担心这类凶徒明知法律只能处死他本人，就自行放弃、豁出一死，反而更加逞其残忍多杀人，以断绝他人的血脉，而他的妻儿却仍能侥幸幸免，在情理上实在不合适，理应改用重典，以求以刑止刑。如今这一案件中，余膺杀害熊士顺一家四口人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聪……

译分别处以凌迟、斩决之刑的人，共有五名罪犯。拟处死之人，超过了被杀之人数，也觉得稍微过重了。所有余膺的儿子余世聪、余世华、余世闰，仍照原拟处以斩决；其幼子余世荣，从宽免死。同案凶犯之妻丁氏，发配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并谕令刑部，此后如有杀一家四命以上的案件，都要按照所杀人数，将凶犯父子照数定罪，使多少相当。如果超过所杀之数，或多一人，或多二人，都以年纪最幼者按此办理。并令内外各问刑衙门知晓，定为法令。

四十六年二月奉谕：从前进兵征剿金川时，从各省调来的绿营官兵，曾有在军前潜逃者，随即降旨命令各省督抚严加拿获，奏请正法，以此重申军法、警诫将来。现据文绶奏报，四川未能捕获的逃兵尚多达七百二十一名。但事隔多年，一经拿获就立即处死，朕心中也有所不忍。现特网开一面，此后此类未获逃兵，如有自行投案自首的，加恩免其死罪，发遣伊犁等处。这实在是朕法外开恩之举。如仍有潜逃藏匿、不肯投案自首者，若被地方官查获，仍应立即正法，绝不能稍加宽减。各该督抚等务必都体会朕意，明白晓谕，按照路途远近，分别设立期限，务使穷乡僻壤，家喻户晓，以符合朕仁义兼施的深意。

五十年六月奉谕：向来刑部所定律例，凡有私自阉割之犯人，都问拟斩监候。朕考虑此类犯人，大多是因贫困所致，因此加恩释放，发往热河当差。现有太监王成一名，朕当面加以询问，他是直隶安肃县百姓，原先呈报今年十六岁，实际年方十三岁。前年因家中贫苦，父母为他阉割，被判处斩罪，在县衙监禁一年，去年才发往热河当差。当初向县里报案时，该县衙役因向他父亲王二格索要钱财未能得逞，曾将他父亲一并收监四十余日，后因贫穷无力给付，才将王二格释放，于是捏造填报王成年十五岁，定案上报等情。此事经朕亲自向他询问查明，且看他身躯幼小，应对也清楚明白，确实没有虚假之言。知县身为亲民之官，虽不至于昧良舞弊、贪图这点小利到这种地步。这必定是衙役、乡约等人因私自阉割之事，触犯律例禁令，企图借此讹诈。又因索诈未能得逞，就为他增加年龄以定其罪，并将他父亲无辜长期拘禁，听闻此事实在感到恻然。而该县竟毫无察觉，任凭衙役等人勒索捏报，种种舞弊混乱情形，也难辞其咎。

现因各处当差的太监缺人，还在晓谕招募补充。而且照旧例太监在投充当差时只赏给银五两，每月所得的份例也不过一二两。如果在尚未投充之前，吏胥又向其索要钱财，那就是得不偿失，谁还肯让自家子弟去当太监呢？近来宫中太监短缺的缘故，必定由此而来。况且王成阉割时年仅十一岁，必定是他父母穷苦无奈，才将他阉割，与他本人有何相干？却竟要判他死罪，反倒滋生衙役索诈捏报的弊端呢？此案着令刘峨详加查明后奏报。

因而想到，私自阉割的犯人按律拟斩监候，虽是出于慎重人身伤残的考虑，然而一经阉割便成为残废之人。若不是实在穷苦，谁肯甘心出此下策？如今因有此律例，反而导致胥吏借机勒索，甚至增加年龄故意加重其罪。况且此辈从事奔走洒扫之役，自古皆是如此，是宫廷中所必需之人，反而以此治罪。从前所定条例本来就不妥当，所有关于私自阉割问拟斩监候的一条竟应当删除，并着直隶总督、顺天府尹严令训诫所属各州县。此后如有并无其他缘故而自行阉割者，准许其投送内务府派拨当差，照例查验。如有其他缘故，由内务府大臣再行文询问地方官，不得径自拘押其家属，以免滋生扰累。倘若有从前索要滋扰的情形，就将该州县等官员据实参奏。其现有私自阉割、拟判斩监候、已招供或未招供解送以及正在监中羁押的，查明后释放，解送内务府分别安排当差。

译△囚系（关于囚犯羁押的规定）

臣等谨按：羁押囚犯的繁简，关系到治国之道的盛衰。我朝在东北草创基业之时，风俗淳厚敦朴，牢房只是画地为牢罢了；后来才设置了内监、外监、女监，规章制度都已具备，但官府稽查还不够周到，导致对犯人的照管难免存在情弊。此后历经列祖及我皇上整肃奸邪欺诈，严格制定超期羁押的禁令，因而在押案犯很少有病死狱中的；设立登记犯人的簿册，因而滥行监禁不会波及无辜百姓。那些悬案待质的犯人，按时开释，牢狱因此为之一空。然而对于劫夺监狱、强夺囚犯、疏于防范、受贿放纵这类事，则用严厉的法律来治理，使坏人无从漏网，宽严得当，稽查核实做到实处，不追慕纵放囚犯、为罪犯落泪这类虚名，而监狱的清明肃穆，实在是前代所未曾有过的。

天聪三年五月，因派人追捕土默特部落的逃人，众臣中有不发给马匹以及未按时到官署集合的，命令画地为牢，禁止其饮食三日。

顺治三年二月，规定死囚关押在内监，判处军流以下罪的关押在外监。妇人犯罪应当羁押的，另设一室，称为女监。十二年八月，规定地方官擅自将在押犯人提出致其病死者，依照谋杀人律拟斩。狱官、狱卒听从指使下手加害的，依从犯加功律拟绞。十月谕旨：每年六月内审定应立即处决的重犯，等到七月上奏行刑，永远作为定例。

康熙二年五月，御史姚延启奏：江浙等省有狱卒因勒索不遂，创制木笼，上下分数层，把囚犯关在里面，不能伸展屈曲。天气炎热之时，秽气熏蒸，转而成为疫病，很多人因此死在狱中。请敕令有关部门严加禁止，皇帝准许了。九年六月，谕刑部：在押犯人超过期限却不能迅速结案，以致死在狱中的很多。这些犯人本各有应得的罪罚，但还未依法处死，就先死在了狱中，这大大违背了慎用刑罚的本意。应当如何严加议处，详细议定条例后上奏。随后议定：凡承办案件的官员将正犯都已经审得口供，在期限内病死于狱中的，免于议处。如果虽在期限之内，却根本不审理取供，拖延一案之中，因此病死在狱中一二人到三四人的，罚俸有差等；五六人的，降一级留任；七八人的，降二级调用；九人以上的，革职。因此使无干牵连之人病死狱中一二人的，罚俸一年；三人的，降一级留任；四人的，降二级调用；五人的，革职。若上司不据实上奏的，降二级调用。至于已取得口供却超过期限不结案，以致正犯病死狱中的，照期限内不取口供致死的条例处分。因此使无干牵连之人病死狱中一人的，降一级调用；二人的，降二级调用；三人以上的，革职。上司不据实上奏的，降二级调用。若在期限内不能完结的，可再展期，仍照期限内病死狱中的条例处分。如果在展期之外死亡的，也照超期的条例处分。皇帝准许了。二十八年十一月，谕旨：流放、充军的犯人，如果遇上有势力的，往往关押不严，等到发配之时，又辗转拖延。而那些无钱无势孤苦无告的，就任意加以凌辱虐待，几近死亡。着户部、刑部堂官稽查，如有前述情弊，从重治罪。

雍正五年闰三月，部议：在押犯人病死狱中，向来惯例不分本犯罪情轻重，管狱官都一律处分，实在不妥当。此后应当将死罪、军流罪以及杖徒以下罪分为三等，按照病死人数分别议处，皇帝准许了。七年九月，规定：抢劫监狱的，不论是否已抢

译得囚犯、是否伤人，为首之人一律拟斩立决；有伤人的，同伙也一律拟斩立决。如有杀人的，将杀人的同伙以及为首者都拟以斩枭示众。其余从犯，未曾杀伤人的，依律拟斩监候。在押解途中凭势夺取犯人因而杀人的，为首者拟斩立决，下手致命者拟绞立决，其余仍照律分别定罪。

乾隆元年十月，部议：此后各省各府设立循环监簿，饬令所属州县将每日出入监狱犯人的姓名登记，按月申报该府逐一查阅。若有不该收监却滥行监禁，以及挟私仇故意关押无辜之人的，都照律定罪。即使是应当羁押的犯人，如果有官吏狱卒借机勒索的，以枉法罪从重治罪。管辖官员照失察衙役犯赃条例议处，故意纵容的照纵役犯赃条例革职。十八年二月，规定：斩绞重犯在监中行凶致人死命的，照其前后所犯的斩绞罪名从重拟以立决。十月，河南巡抚蒋炳奏报，密县狱卒受贿放纵重犯越狱，审拟绞监候。奉谕：狱卒看守监狱，竟对斩绞重犯受财故意放纵，这不是寻常的因事受财可比，理应按律与囚犯同罪。但则例又载有拟绞缓决、等逃囚捕获审明后可豁免的条款，未免使法律太轻而容易被触犯。此后凡在押犯人脱逃，审出狱卒受贿的情节，就按所纵放囚犯的全部罪名科断。如本犯应列入秋审情实的，也列入情实；应绞决的，也拟绞决；应斩决以上的，也就拟以斩决，定为条例。二十五年四月，规定：解送差役打开锁具致重犯脱逃未能抓获的，就将解送差役追究审问定罪，严加监禁。等到抓获逃犯之日，追究明白是否受贿放纵的情节，就照本犯的罪名一律全部科罚。如果确实只是疏忽脱逃，并无别的缘故，仍照原例发落。五月，部议：押解斩绞重犯，除了受贿故意放纵依新例办理外，其他违例雇人顶替、借故潜逃回去、无故先后擅自离开、只留一人押解的，改照故意放纵罪与囚犯同罪，不准照旧例减囚犯罪二等定罪。如果确实是依法押解偶然导致疏忽脱逃，审有确凿证据的，除依律治罪外，仍限期缉拿，即使他人捕获也不准宽免，皇帝准许了。六月，规定在押囚犯的服装制度：凡斩绞军流重犯羁押在监以及押解审讯发配，都发给赭色布衣，与锁具枷镣互相作为标志。二十九年三月，部议：狱卒把斩绞重犯的刑具松开以致脱逃的，将该狱卒严加监禁，等到抓获正犯之日，追究明白确系受贿放纵的，照律全部科罚。审明并无受贿放纵情弊，或是徇情，或是借故擅自离开，或是请人代为看守以致囚犯潜逃的，也照故意放纵律治罪，不准照旧例减囚犯罪二等定罪。五月，规定：秋审临近之时，督抚饬令所属各衙门酌量所辖犯人数目，遴选一二名干练的佐杂官，督率差役将重犯押解到省城候审。审讯完毕之后，仍由原委派的官员差役解回收监。倘若有犯人脱逃以及解送差役以他人顶替、人数短少等弊端，就将委派的官员参劾治罪。又滁州解送差役魏荣等押解遣发犯人，经过定远县池河司地方，该处巡检衙署没有监狱，让原押解人员将犯人押到饭店住宿，第二天清点交接时，因而发现脱逃。安徽巡抚托庸奏报，遵照二十七年上谕：此后凡押解发往回城的罪犯人等，如有中途脱逃的，除严令抓拿逃犯外，将押解的官兵差役拟定死罪，用以等待缉获逃犯。如果抓获了逃犯，再释放押解人员，治他们应得的罪。如果经年不能抓获，将押解人员正法之事上奏，请旨后即定为条

译例。遵照条例将解送差役等拟绞监候，部里同意其议，并议定押解犯人防范的办法。那些向来没有设置监狱的地方，尤其应当加倍谨慎，倘若有疏忽差错，管辖官员必定要严加惩处。查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内遣发的犯人张四等在巨流河脱逃一案，奉谕旨，把因天色已晚难辨面貌年龄、借故推诿不肯接收、让犯人住宿在店房以致犯人脱逃的外郎杨海严加治罪，该地方官等也都已从重议处在案。如今安徽又发生此事，恐怕各省也可能有类似没有监狱的地方，管辖官员推诿误事的，也未可知，请旨命令各直省严令所属，此后如有借词推诿不肯接收人犯以致疏忽脱逃的，该督抚立即严加参劾照巨流河一案交部从重议处。三十三年九月，湖南巡抚方世儁奏称：条例载明内外斩绞监候的犯人，每逢秋审时命令狱官为其剃发一次，又秋审押解到省的犯人等审讯完毕发回后才准许剃发等语。这是因为秋审都在夏季，天气炎热，准许剃发以示怜恤。如今新例改为命令道府官员在冬春之间亲自前来审讯，那时还不炎热，似乎可以不必拘泥旧例。请此后在押犯人照热审的时期，每年在小满后十天令该州县率同狱官监视剃发一次，出具文书通报备查，用以体恤囚犯又符合旧例的本意，皇帝准许了。又奉上谕：向来各省应列入秋审的官员犯人都在各州县监狱中关押，等勾决的本子批下来后，转发该地方正法处决，还不够妥当。此后各官员犯人在定案时，就在按察使衙门收监，既与平民犯罪者稍加区别，而按察司的监狱稽查也更为周密，也可以在防微杜渐之中避免疏忽差错、以人顶替等弊端，仍寓有仁至义尽的用意。秋审这一重大典礼，更足以彰显慎重。至于勾决的本子批到省里，也照刑部处决囚犯的条例，将情实的官员犯人全部绑赴刑场，就命按察使监视行刑。奉到谕旨后，当场宣读，按照被勾决的犯人验明处决，这在体例上既求统一，而省城之地大家共见共闻，如此立法森严，也可以使官员们都知道戒惧。将此通谕知晓，定为法令。十月奉上谕：钱度奏报贺县疏忽放纵逃兵熊俊越狱脱逃一案，请求将典史谢霖革职拿问，而对知县郑之翀请求革职留任，实在不妥当。该县在押犯人脱逃，既没有抓紧办理，又没有严密巡防，致使要犯乘夜逃脱，不是寻常的疏忽放纵在押犯人可比，理应将该知县立即革职，仍留在该处协助缉拿以处理事务，才算得当。如今钱度刚到广西，就心存宽纵，请求让该知县留任，使庸碌顽劣的官员仍能悠然安享职位，怎能起到惩戒的作用？分明是钱度有意博取好名声，沾染了外省的恶习，不知悔改，钱度着交部严加议处，郑之翀着革职仍留该地方协助缉拿。此后有类似情况的，都照此办理，定为法令。至于改发到新疆的积年惯犯凶恶盗贼在配所以及中途脱逃，情节罪状极为可恶，一经抓获，就应当立即依法正法，又何必查询原案、来回耗费时日，致使匪犯在狱中日久得以乘机潜逃，这种办理方式本就不够妥善。将来各省如果查获这类要犯，审讯查明确实后，立即正法，不要拖延时日贻误公事。将此通谕各督抚知晓。三十五年三月奉上谕，据熊学鹏奏，应发新疆改发烟瘴之地的窃贼陆贵珑在司监押关押越狱脱逃，现已抓获正法，请求将管狱官分别革职议处一折。司狱华灿对司监所关押的要犯任其乘机脱逃，实在有失职守，罪应革职，本是不必说的。至于按察使身为全省刑狱总管，凡所属

译监狱都应当申明严加防范，不容稍有疏忽，才算不辱其职。竟然对亲自管辖的司监毫无防范，以致有越狱的犯人，这还成什么体统？那么他平时的懈怠敷衍，也就可想而知了。曾日理先前担任知府、道员时还知道努力尽职，自从升任按察使以来，就心存自满，不肯真心实意出力办事。听闻他近来办事的名声很平常，如今又有此越狱案，不是寻常的疏于防范可比。曾日理着即革职，熊学鹏等着交部分别议处。至于奏折中关于狱卒定罪一节，援引狱卒不觉察失去囚犯律中有在期限内能自行捕获及他人捕获的都可免罪的说法，实在不妥当。狱卒看管监狱囚犯，理应严密防守，竟然毫无约束，致使在押犯人得以乘机潜逃，看守的职责何在？即便审明并无受贿放纵的情事，但他藐视法纪、贻误公事，罪责已难逃脱。假设是在期限内自行捕获，还可以说情有可原；如果是他人捕获的犯人，与他有什么关系，也竟能因此获得宽免？如何能杜绝弊端惩治顽劣？前不久因押解人员中途丢失刀鞘一案，因地方官抓获了盗贼，押解人员就依旧例得以开复，这本就不够公平。曾谕令吏部修改此议，这条狱卒失去囚犯、他人捕得即免罪的律条，其不当之处与押解人员开复的旧例有何不同？着刑部另行核定修改后上奏。此案中的狱卒等就照新例办理。海宁县知县曾一贯对司监越狱的犯人能够立即缉获，理应酌情给予嘉奖，该巡抚在奏折中竟未加以说明，也属于疏漏，一并着该部议奏。随后议定：此后如果是他人捕获，以及囚犯已死、自首等情况，都仍依律减囚犯罪二等治罪，不准宽免。至于中途押解人员未察觉失去囚犯的，如果是他人捕获及自首等情况，也仍按本律定罪，不准宽免。三十八年九月，顺天府尹奏准：此后凡各省押解回原籍的犯人，无论初次、二次，就交原籍地方官逐一造册收管，仍在每月初一、十五按册点名。如有点名不到、私自出境的，随时申报管辖衙门及原犯案地方查拿。倘若押解后又再出境，该地方官并不申报，或被原犯案之处查获，或又在别处犯案，除将本犯治罪外，原籍不申报的地方官一并议处。十月奉上谕：本日据萨哈岱、钟音奏报抓获了发配为奴脱逃的俄罗斯人费约多尔等三名犯人，因八月是停止行刑之月，饬令交该县严加监禁，于九月初四正法一折，固然是照例办理，但这类脱逃要犯，理应不等时日立即处决，岂可拘泥于常规？况且停止行刑的月日，本是针对寻常案犯而言的，若遇上紧要重犯应审应决的，都应随时审办。假设拘泥于旧文规定，关押在狱中太久，难保没有防守松懈、乘机越狱、自杀等事发生，致使侥幸逃脱法网，关系重大。朕对案件审讯用刑权衡审慎，极为郑重，若遇上罪无可赦的，即使偶然遇上节庆吉日，也谕令司法机关按律审讯治罪，从不稍加避讳。而外省督抚等，因向来有违例行刑受处分的先例，畏惧遭到吏部议处，这不是昧于事情轻重缓急的道理吗？此后除寻常案件仍照定例月日停止行刑外，那些凶恶盗贼、叛逆之犯、涉及军机应立即处决以及应当加刑审讯的，都应随时办理，说明情况咨报刑部，不得拘泥旧例，定为法令。四十五年规定：各厅州县距离省城较远的，遇上秋审列为情实的犯人在监中病故的，令管狱官立即通详该督抚，在接到文书之日先行奏报该管道府。据报后立即派邻近的官员前往验尸审讯查明确实，详细上报咨部，总以

译一个月为限。四十六年六月奉上谕：向来刑部及各省监狱，凡在押囚犯有夜间供给灯油的惯例，这实在没有道理。这些身陷囹圄的人，都是犯法之人，罪由自取。像重刑犯供给衣食，是因为他们的罪案已定，必须公开处决，不应再让他们冻饿而死，这已经是国家法外施恩了。至于灯油这一项，并非衣食可比。罪犯在狱中夜间本来不需要灯火，况且平民百姓平常入夜就寝往往不点灯的居多，岂有犯罪囚在狱中反倒彻夜为其点灯照明的道理？即使要体恤怜悯也不应到这个地步，况且死囚奸徒因为有灯火，或许会趁机放火图谋越狱，这更不是慎重管理监狱之道。至于狱官狱卒稽查监狱囚犯，本可以各自携带灯火照看，并不需要借助囚犯自己的灯火。着传谕刑部堂官查明这项灯油是因何缘故供给的，必定是沿袭多年的陋规。如果是狱卒坐监看守，自然应当酌情供给灯油；至于囚犯则绝不应当供给灯火。着立即妥善议定后上奏。随后议定革除此规。四十八年，刑部议复陕西按察使王昶的条陈奏请：凡外省命案盗案，州县官一经定案，照例应逐件解送省城，等按察使、督抚复审并具题奏报，其中有情节罪状重大、秋审时应列入情实的，该督抚在定案定罪之时，便可预先确定这类犯人。与其发回本县监禁，等秋审时又要重新解省审勘，导致多次往返，还有意外疏忽脱逃的隐患，不如在招解到省定案之后，就应留押在省城，由按察司、首府、首县均匀分配关押。等到勾决的部文送到当日，就在省城处决。其中或许偶尔有九卿改列入情实的，为数不多，仍令各督抚饬令各州县照旧办理。或有九卿由情实改为缓决的，就解回本州县监禁。随后奉上谕：情实犯人，如谋杀、故意杀人、行凶重犯以及盗案，自然应当留押在省城。至于奸妇谋杀亲夫以及寻常斗殴等案，情节虽然严重，还不至于有挣脱刑具脱逃之事，仍解回原州县，等部文到达之日，在当地正法示众，使人知道畏惧。此后经刑部分别列出行凶重犯以及盗窃赃物满数额、情节严重的三十四条，在犯案招解到省之时，就留押在省城监狱。其余属于服制、缘坐、奸淫盗窃、拐骗、寻常斗殴、共同殴打以及妇女老幼犯人，容易防范的，仍发回各州县监禁。得旨准许施行。五十年二月，部议：向来命案盗案各类案件，其中间或有正犯已经抓获而赃证还未查明的，若草率定案担心冤枉，或正犯在逃，只凭对方一面之词，恐怕会有疏忽放纵，不得不将到案的各犯监禁，等抓获要犯审讯查明后，才定罪发落。至于军流、杖、徒以下罪，也间或有正犯在逃而暂时监禁的。只是若正犯脱逃，虽屡经行文缉拿，而抓获无期，监候待质的犯人，有关押十几年到二三十年不等的，悬案无法了结。那些情节罪状严重的，固然免不了长久等候显赫的处决，而罪行轻的，也免不了长期被关押在牢狱之中。乾隆十九年特别奉上谕：查办自康熙年间以后，凡监候待质的犯人，共五十七案，其中斩绞重犯分别列入立决、情实、缓决，军流、徒罪以下的，都全部依原拟发落，奏明通行在案。如今臣部办理，去年三类缓决减等之后，本年减等的各案，检查历年现审案件之内，还有朱依仁、李四、阎德俊、唐老四这几个案子，都是因为正犯未能抓获，案情涉及疑点，监候待质。这些犯人所犯罪行都在应处死刑以下，此外并没有斩绞待质的犯人。随即查明各犯监禁或十六七年，或二十五六年不等。因为案情不明，

译虽然屡经恩赦，也不便查办。臣等共同酌议，如果正犯抓获无期，只是让犯人白白牢禁，悬案不结，似乎不是核实办事的道理。查各原案都在军流徒杖以下，逐一核实定罪，分别发落保释，使各犯不至于白白坐在牢狱之中，而各类案件也能更加清理厘清。再查自乾隆十七年以后，各省这类监禁待质的犯人，也不在少数。应令该督抚查明监禁候质已超过十年、正犯抓获无期的案件，分别办理，以清理刑狱。奉旨依议。

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皇朝通典卷八十八

刑九

○刑九

考讯（审讯之事）

△考讯

臣等谨按：判案定罪的公平与否，起始于审理案情，所以审讯所关系到的事情极为重大，为的是精审五听之法而形成可信的定案。倘若滥用刑罚而不加禁止，那么屈打成招的人就多；或者结案没有期限，必然导致牵连的人众多。我朝严格制定章程，对刑具的轻重，颁布了固定的规格；对案情的缓急，规定了限定的期限。不等到上奏定案完成，早已清除了各种弊端。我皇上慎重对待狱情，极其公正妥当，即使死刑也依法办理，或者有徇情之处，特别谕令各直省督抚：遇有重要案件，要亲自审理，不得假借他人之手。责任专一而审断也就更加公平允当了。

顺治元年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上疏请求：文职官员犯罪，先交吏部核议，如果所犯罪行重大，必须请旨革职，然后送交刑部审理定罪；武官隶属兵部的，也照此办理。府州县各官被参劾革职应当逮捕审问的，由该抚按就近提审，将定案上报司法部门，只需在文书上复核，不必径直行文提取。凡已经审结的案件，若非奇冤大枉，不得再次滋生株连之事。民间妇女动辄被拘传到公堂审讯，也伤及廉耻，都请严加禁止，全都依议通行。二年十二月，谕旨：此后民间诉讼案件，在外地的归抚按监司，在京城的归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以及五城衙门。如有冤屈到通政司投状告发的，查明审理后送部审理定罪，刑部不得滥收诉讼状纸。八年七月，重申规定：官员有犯法之事，未曾奉旨革职的，不得径直提审。八月，增设刑部理事官十四员。十年三月，规定：宗室有犯法的，除重大罪行请旨定夺外，其余都酌情斟酌轻重处理，永远废除鞭打枷锁的禁令。十七年七月，严格订立滥用夹刑逼供的禁令，凡没有确凿赃证及户婚田土等小事，一概不准轻易使用夹刑。十八年二月，圣祖仁皇帝登基，同月规定：禁止对牵涉诉讼案件的护军校尉不服拘提的禁令，谕旨：此后校尉犯罪，先行拘捕定罪，然后再移文变更其仪卫职务。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兵部题奏：内外满汉文武问刑衙门，除了夹棍拶指之外，有另外使用非刑逼供的，吏部、兵部、刑部三部处分的条例，轻重不一致。查吏部条例，不论致死与否，一律革职提审；兵部、刑部条例，未曾致死的，降级调用。应当统一制定条例，凡满汉文武官员使用非刑的，都革职，免于提审。皇帝准许了。二十年谕刑部：犯人各有应得的罪行，朕听闻你部的枷孔大小不一，木板有厚薄之分，受贿嘱托的板薄而孔大，否则板厚而孔小，所带的项锁也有轻重之别，这类情弊，你部要严加查察禁止。三十七年谕旨：各监狱有一种刑具叫大镣，与匣床没有区别，又有短夹棍只有一尺来长，大枷重达一百二十斤，是瓦片样式的重板，这都是酷虐的刑具，着严令禁止。三十九年二月，重申滥用夹棍的禁令，凡内外审案官员滥用夹棍致人死命的，严加治罪，其中学政、盐院以及佐贰官，不准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