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六

译从犯以及澳甲、地保、舵工人等，都照定例分别处理。至于拿获偷渡客民，务必严查沿海陆路是在何处村镇客店聚集的，将该处兵役、澳甲、地保、客店查明，是知情受贿放行，还是仅仅失于查察，都照偷渡原例分别治罪。如果巡查的兵役只是失察，杖一百；澳甲、地保、客店人等照邻保社长因约束不严而减本管头目罪一等的例文，杖七十；如有受贿放纵的情弊，按赃物数额从重论处。如果兵役、澳甲人等能在客店聚集时拿获或首报偷渡客民的，即使不在自己汛地也照拿获偷渡客民计人数给予奖赏。这些赏银仍照旧例由地方官先行垫付，等案子定案后从偷渡船只变卖充公的银两中给还，仍咨报户部、兵部查核。如果有不肖的兵役、澳甲人等把并非偷渡的人随意妄拿以图功领赏的，也按其妄拿的人数分别惩治。若有挟嫌吓诈的情事，仍照本条例从重判罪。至于拿获偷渡客民，务必严查究明沿海陆路是在何处村镇客店聚集的，该处文武官员是知情还是仅仅失察，都照本汛失察偷渡的原例分别参处。沿海陆路文武官员如能在客店聚集时拿获或首报偷渡客民的，即使不在本汛也照拿获偷渡按次数给予奖励。若把并非偷渡的人随意妄拿以图功领赏的，一经查实就从重参处。

三十六年七月，刑部核定删除三条。一条是：因事聚众，殴打绑缚本管官及公差、勘事、催收钱粮等一应监临官的，不分首犯从犯，属于军卫的发极边充军，属于有司的发边外为民。如果只是殴打，为首者照前面判处，从犯以及辱骂者，武职连同总队，文职连同监生、生员、冠带官吏、典吏承差，都革去职务差役，依律判为民。军民人等各枷号一个月，仍照例判处发落。至于本管官及监临官与军民人等一同饮酒赌博宿娼、自取凌辱的，不适用此例。查此条与现行例文中刁民因事聚众闹堂塞署逞凶殴官照光棍例分别治罪的条款相同，原例仅判充军，与现行例文不符。至于本管官及监临官与军民饮酒赌博宿娼另有专门治罪条款，此例应删除。一条是：各边将官及管军头目私自役使或军民人等私自出境外钓豹、捕鹿、采歌木、掘鼠等，以及把守之人明知而故意放纵、该管里长兵目军吏包庇隐瞒的，除犯实死罪外，其余都发往烟瘴地区，民籍的发为民，军籍的发为军。查此条专门针对各边将官头目私役以及军民私出境外之罪，如今私度边关和潜出外境的例文都有专门治罪条款，此条属沿袭旧例，应删除。一条是：凡是势豪放高利贷，勾结运粮官仗势擅自拿捕官军绑打凌辱、强行用官粮【官粮与运粮不同，官粮是漕运运至京城上纳的正粮，运粮是行粮月粮】抵还私债的判罪，属于军卫的发近边充军，属于有司的发边外为民【勾结、绑打、准粮三项中只要有一项不合，仍照律发落】，该管运粮官参究治罪。查此条所涉及的情罪，有官职的属于强梁的势官，无官职的属于土豪光棍，都属于极端不法的行为，理应查照律例从重判处，不宜只判近边充军、边外为民，原例应删除。

修改十条。一条是：应试的举人、监生、儒生以及官吏人等，凡在场中夹带文字银两当场被搜出的，枷号一个月，期满杖一百，革去职务差役。其中越出考舍替人换写文字，或临时调换考卷，以及用财物雇请他人夹带传递

译，以及工匠军役等人受财代为夹带传递、明知而不举报捉拿的，都发近边充军。若计算所受赃款重于本罪的，从重判处。官员纵容的交部议处。受财的按枉法论处。武场如有夹带等弊端，都照此例判处。查举人监生等夹带文字银两与越出考舍替人换写文字的情罪不同。其中受财代为夹带传递的人也应同罪。原例区分不明，判案恐怕导致分歧。现拟将当场搜出夹带文字银两的定为杖刑枷号、革去职务差役；越出考舍替人换写文字、或临时调换考卷、以及用财物雇请他人夹带传递的人，一并改发近边充军；若计算赃款重于本罪的，从重判处。原例中"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一条是：将妻妾冒充姊妹、或将亲生女儿及姊妹嫁卖给他人做妻妾使女，骗取钱财后又编造借口公然领走的，照诓骗例治罪；若趁其起程途中聚众行凶抢劫钱财的，除犯实恐吓罪外，其余都发近边充军，媒人明知情由的罪同。查凡是将妻妾冒充姊妹嫁给他人，律文中只是杖责。此条是专门针对骗财后公然领走以及聚众抢夺的罪行。原例都分属军籍民籍。但公然领走与聚众行凶抢夺所犯情罪轻重不同，似应分别定罪以示公允。现拟骗财后公然领走的改照诓骗例治罪，聚众抢夺的发近边充军，原例中"属军卫有司"及"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一条是：凡是总甲快手应捕人等假借巡捕缉捕之名殴打平民抢夺财物的，除犯实恐吓罪外，犯该徒罪以上不分人数多少，如果是初犯发边卫充军一次，多次抢夺、笞杖以上的都发到原抢夺地方枷号两个月，照前发遣；里老邻佑明知而不举报、该管官司纵容不问的，各按罪论处【里老邻佑依同行知道有谋害而不救助阻止律条杖一百，官司照故意出入人罪律条判处】。查甲捕人等竟敢殴打平民又抢夺财物、以及多次抢夺的，情罪较重，仅判近边充军及枷号一个月不足以示惩戒。现拟加等改为边远充军，多次抢夺的加枷号两个月照前发遣，原例中"属军卫者发遣近边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一条是：在京法司判处发遣、押解的人犯，以及外地问刑衙门押解、解来京城及解往别省的人犯，原本有戴杻镣的规定照旧执行。押解人役如擅自加戴杻镣，非法乱打，搜查财物，剥脱衣服，逼迫致其死伤，以及受财故意放纵，或听任狡猾之徒买通杀害的，除犯实死罪外，徒罪以上的都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地区充军。查押解差役在途中，竟敢凌辱殴打所押解的犯人，搜查财物，逼迫致其死伤，以及受财故意放纵、得赃杀害的，实在凶恶，理应加等惩治。除犯实死罪外，徒罪以上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地区充军，原例中"属军卫者发近边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一条是：凡是越级赴京及赴督抚按察使官处控告机密重大事情，所诉不实、并且全部诬告十人以上的，发边远充军；如有关系重大的事情，临时酌情办理。查此条所涉及的是控告机密重大事情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仅判近边充军不足以示惩戒，现拟改为发边远充军；如有关系重大的事情，临时酌情办理，原例中"属军卫、有司"及"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一条是：凡是苗人埋伏草丛捉人，横加枷肘，勒索银钱赎人的，初犯为首者斩监候，从犯都枷号

译三个月、臂膀刺字，再犯的不分首从都斩立决；其中土哨奸民勾结牟利、出主意策划的，不分初犯再犯一律斩立决，附和者各枷号两个月，发边远充军。查此条附和的犯人，原例判处边外为民，现拟将"发边外为民"字样改为"发边远充军"。一条是：凡是左道邪术迷惑众人的，或烧香聚众、夜聚晓散的，从犯发边远充军；若自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的，以及军民人等不问来历窝藏接引，或寺观住持容留其剃度出家、戴冠簪发的，都发近边充军。查此条中左道惑众的从犯与自称善友求讨布施十人以上及窝藏接引的人，情罪略有区别，现拟左道惑众的从犯发边远充军，自称善友求讨布施十人以上及窝藏接引、寺观容留剃度等项的都发近边充军，将原例中"属军卫有司"及"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至于所说的探听境内事情，另有盘诘奸细的本律，其中被诱骗的军民私自给予应禁铁器等项，查应禁铁器例文中只记载有人马甲胄火炮火筒等物，军民之家不应拥有，如果藏匿私造的，也有治罪规定，本条这部分都应删去。一条是：凡是将自己的诉状用财物雇人或托人带到京城代为奏诉的，连同受雇受托之人，都发近边充军，赃款重的从重论处。查此条中把状纸雇托他人以及受雇受托之人情罪相同，都应发近边充军，将原例中"属军卫有司"、"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至于在京的工匠差役以及因公事到京的人员，把原籍诉讼案件顺便代为奏告的，情节轻重不同，判处罪名也不同，若有妄自奏告诬告的情况，本条这部分应删节。一条是：外地刁徒身背黄袱、头插黄旗，自称有冤要奏诉，径直闯入衙门挟制官吏的，所在官司就地拿捕审问，若确属本人的事情且有冤情的，照例审断，仍以不应重罪论处；若不是本人的事情、又并无冤枉的，一并追究主使之人，一体治罪，发近边充军。查此条中"照常发落"四字不够明晰，难以援引，现拟改为照例审断，仍以不应重罪论处，如不是本人的事情、又无冤枉的，一并追究主使之人，一体发近边充军，将原例中"属军卫有司"及"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一条是：各处官吏军民僧道等人来京妄称精通扶乩、祷告圣仙、书写符咒圣水等一切左道异端邪术煽惑人民的，从犯以及自称能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员家中或擅自进入皇城拉关系作弊以求进用的，发近边充军；若事关重大的，临时酌情办理；其中容留潜住及推荐引用的邻里保甲明知而不举报的、以及皇城各门守卫官军不加防范搜查的，各自参究治罪。查此条中所说出入内外官员家中或擅自进入皇城拉关系作弊等语，若只是想求得进用，判充军已足以惩罚，倘若事关重大，自然应另行办理，现拟加入"若事关重大，临时酌情办理"，将原例中"属军卫有司"等字样删除。一条是：擅自占种屯田五十亩以上而不上纳籽粒的，照数追缴完毕后发近边充军；屯田人等把屯田典卖给他人达五十亩以上、典主买主都不上纳籽粒的，都照前判处；如果不满此数、以及上纳籽种不缺，或因无人承种而侵占的，照常发落；管理屯田等官员不认真清查的，参奏治罪。查此条本是同一罪行而分军籍民籍处置，现拟一律改发近边充军，原例中"军"字及"民发边外为

译民"字样删除。

三十八年三月，刑部议复甘肃按察使图桑阿所奏：回民凭恃强横抢夺的，都比照回民行窃例，分别人数多少判处杖刑、徒刑、充军。臣以为行窃与抢夺情形迥然不同，若仅比照行窃办理，只判处杖徒军罪，情节重而刑罚轻，似乎不足以惩罚罪行。此后凡有回民匪徒抢夺的案件，除罪应斩绞的仍照例办理外，其中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上的，都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照例刺字；如果有逃脱的，请旨立即正法等语，应照所请办理。至于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下的，其中或有预谋持械肆意强抢的，或有一时起意徒手夺取的，所犯情节既有轻重，惩治也应有差等。若一概判处发遣，情理法度上还有不妥之处。此后如果回民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下、审明有纠合谋划持械逞强情形的，就照三人以上犯窃例发极边烟瘴地区充军，照例刺字；如果是趁机徒手夺取、尚无逞凶情状的，仍照抢夺本例判徒刑。奉旨依议照办。

四月，路南州罪犯周新茂、孙必元得到发遣犯人杜成传授的用药迷人取财之法，云南巡抚李湖将周新茂、孙必元按律斩决。杜成先前在文山县用药迷人被抓获，审明未曾得财，已被判处发遣。刑部查得律文中以药物迷人图谋钱财与强盗同罪，杜成此前的案件虽未得财，按例判处发遣，但他将迷人药方传授给孙必元，导致孙必元又转传给周新茂，危害善良百姓，为患不浅。应将杜成改判斩监候，发往黑龙江照疯病杀人例永远监禁。此后遇到这类案犯，都照此例办理。奉旨依议照办。

十二月，江西省发遣罪犯罗亚二因通奸未遂，持刀砍伤傅氏五处未死，江西巡抚海成认为律文中已发遣又犯罪的，依律定罪，不属于从重论处的范围，而此犯淫恶凶残确实怙恶不悛，若仅照持刀伤人本律判徒刑，那么初犯杀人已经获得减刑，而再犯伤人罪只是加判徒刑，况且用他物殴人致使伤残、重残的，在平民中罪行至满流的，也不过徒刑四年，实在不符合禁暴止凶的本意。请求此后凡是判处减为流刑的命案罪犯，如果在发配地又犯奸淫、凶杀，或殴人致使伤残以上的，都发黑龙江分别为奴当差，使其受到驱使折磨，以挫其凶焰。刑部商议认为该巡抚所请求的，固然是出于制止凶恶的用意，但查在发配地再犯的案件情况多种多样，不只是奸淫、凶斗、殴人致重残这一两种情况才应加重惩罚；况且免死减等的人犯，还有判处充军、发遣以及改发新疆为奴等处置，其原来所犯罪行都比减为流刑的人犯更重，如今只针对减为流刑的人犯规定发遣黑龙江之例，那些原本判罪重于流刑、而又再犯前述情节的，反而无法加重处罚，这也不足以体现公允。此后凡是免死减等的各项人犯，在发配地又犯其他罪的，除寻常案件仍照律定罪外，其中情节凶恶、非现有条例所能涵盖的，就照比照加减的条例随时议定，以求情罪相当，不必另立专条。所奏罗亚二砍伤傅氏一案，等该巡抚审明后妥善拟定，咨报刑部复核办理。

又，江苏按察使胡季堂上奏说：例文规定犯罪尚未案发而自首的免罪，明知他人将要告发而自首的减罪二等论处。这是因为尚未案发就先自行出首，是悔过畏法出于本心；即使明知他人要告发，毕竟还没有告发

译，虽有即将案发的迹象，但仍在案发之前，所以一经出首，都可以分别减免。若是听闻要被拿捕才来投首，则事情已经败露，属于本应严加缉拿追捕的罪犯，这与尚未案发、明知将被告发而自首的情节不同。查未曾伤人的盗首，如能在案发前自首的，发近边充军。至于听闻要被拿捕而投首的与悔过自首的不同，照情有可原例发遣去做窝家、盗线，若有此类自首及听闻拿捕而投首的，也照未曾伤人的盗首分别判处充军、发遣。又，伙同强盗行劫两次以上，事情未败露而自首的，照未曾伤人的盗首事未发自首例，发近边充军；如果是听闻拿捕而投首的，也照未伤人盗首听闻拿捕投首者的处置，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这说明听闻拿捕投首的例文条款都是专指盗犯而言，其余的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向来是照明知他人将要告发而自首、依律减罪二等来判处。查听闻拿捕投首的人虽然没有悔过之心，但尚存畏法之念，固然与事先未案发、以及明知将被告发而自首的不同，究竟与远逃猾匪也有区别。请求此后凡有听闻拿捕投首的犯人，除律文规定不准自首以及盗案按律分别查办的以外，其余都照应得之罪准予减一等。这样，事情未败露而自首的免罪，明知将被告发而自首的减罪二等，听闻拿捕而投首的减罪一等，如此层层递减，或减或免各有专门条款，正合乎各人自己的选择。刑部商议同意此奏。

又，山东巡抚徐绩审理上报，乐陵县临时行强抢窃案内，在逃的丁直安将行劫寿光县的同伙强盗张公培捕获，自行投首一案。判处张公培依律斩立决，丁直安比照条例判处发遣。刑部会同大学士、院寺会议认为：丁直安行窃时，事主呼喊，他就起意行强，用言语威吓禁止更夫追捕，又用木杆打伤更夫后脱逃。因听闻山东省严加拿捕的消息，图谋通过捕获同伙来投首赎罪，恰好遇到张公培，得知他是行劫的强盗，就把他骗到沧州将张公培抓获投首。查例文规定：强盗为首伤人、被伤者已痊愈、自行投首的判斩监候。又例文规定：强盗除杀死人命罪行深重不准自首外，其余虽曾伤人但随即痊愈的，也姑且准许自首，照凶徒持凶器伤人例判处边远充军。又律文规定：强盗窃盗若能捕获同伙解交官府的免罪，依照常人一体给赏等语。臣等以为例文规定犯罪自首各条，本是给人悔悟自新的道路，而能捕获同伙解官的还能免罪给赏，是要激励罪犯共同归于善良。至于伤人的盗犯自首、又捕获另案盗犯解官的应如何治罪，律文中虽无明文，但查捕获同伙与捕获另案强盗情事相同，自应一体办理。只是丁直安曾经拒捕伤人打伤更夫，若因他自首又捕获他犯，就照捕获同伙例竟予免罪，又似乎与并未伤人的犯人没有区别。臣等仔细斟酌，伤人后痊愈的犯人既然已姑且准许自首减等判处充军，那么伤人后自首又能捕获他盗的，自应再从轻酌减。丁直安应改照伤人自首判处充军例再酌减一等，判杖一百、徒三年，这样既不埋没他捕获他盗之功，又仍惩处他伤人之罪，似乎在情理和法度上较为公允，并请求此后遇到这类案件，都照此案酌情核定情罪办理。奉旨依议照办。

三十九年七月，四川民人何腾相踢伤董联珩身死，四川总督文绶将何腾相依斗殴律判处绞刑，

译并声明该犯双目都已失明，已构成重残，照律奏请部议，刑部同意此案处理。并申明重残奏请之条，本属国家法外施仁，但案情轻重，各案所犯情节不同。如果重残之人，并非有意逞凶，或是被人欺凌、或是一时起衅，恰巧犯下斗杀等案，情节本来较轻，原可怜悯其残废、酌情从宽处理；若是蓄意谋害、有心故意杀人，这种凶恶顽劣之民，在法理上实在不可宽宥，如果因其重残一概奏请从宽，不仅使等差没有分别，而且恐怕会有人倚仗自己重残而恣意杀人，这就不合乎用刑罚制止刑罚的用意。此后重残之人杀人罪犯，罪应处死的，只有确属斗殴致死及戏杀、误杀的，才准许依律奏闻，由皇上裁决。奉旨依议照办。

九月，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宽上奏说：查教唆词讼律有专门条款，失察讼师例有明文禁止，而唆讼的案件中，赴京捏造控告的情节尤为严重。查各省钦差驰驿审理的案件，近年来较多，其中诬告反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一经审明是虚假的，就只治原告之罪，而讼师则案卷中没有姓名，破案的案子很少。请求此后遇到奏请审理的重案，如果查明是虚假诬告，就交由原审大臣把有无教唆、帮凑的情节严加追究，按律判处，以警戒刁诈之风；若确实没有这种情弊，也应随案说明。至于外省的讼师，多在事务繁多的地方，更容易藏匿作奸。此后钦部案件查出讼师，审明其潜居何处，就将该地方官照寻常失察讼师例分别从重议处，仍命督抚大员平时约束属员访查拿捕，以肃清积弊蠹害，希望能使诬告之风逐渐平息，越诉的案件逐渐减少，也算是铲除刁民、安定善良百姓的一个方面。刑部商议同意此奏。

又，刑部议复：服制图中记载有子女的父妾，称为庶母，嫡子众子为她服齐衰杖期。律文注解说：虽有期服，但不列入期亲尊长之列。又律文规定：妻所生之子殴伤父妾的，加平人一等治罪；妾所生之子殴伤父妾的，又加二等。又例文规定：妻所生之子殴伤有子女的庶母致死的，判斩监候；蓄意谋杀、故意杀害的，也判斩监候，秋审时酌量情罪，分别定拟等语。这是因为庶母的期服，本来就不同于期亲尊长，所以此服制只涉及嫡子众子，律例中也只说嫡子庶子，都不涉及孙辈。如今礼部增定了庶祖母的服制，议定为小功五月，那么刑律条例自然不便与常人同等对待。但查庶祖母与庶母名分虽然相当，但庶祖母既然定为小功服，就与庶母的杖期服有所区别，依据情理制定法律，自应稍分差等。此后有嫡孙庶孙殴伤有子女的庶祖母的，都照殴伤庶母减一等判处；致死的判绞监候，蓄意谋杀、故意杀害的判斩监候，其中所犯情节或有不同，统一在秋审时酌量办理。若庶祖母殴死嫡孙庶孙的，仍按照常人之法论处，这样刑罚制度不至于混淆，情理与法度都归于公允。奉旨依议照办。

十一月，大学士舒赫德上奏：民间私铸鸟枪，历来在例禁之内，但乡村民众往往托辞是用来防御外侮、捕猎禽兽之用；至于商贾保镖护送货物，更是不能不借此自卫，因此民间制造的鸟枪日益增多。一旦遇到好勇斗狠之徒，不顾例禁，小则因斗殴细故而动用火器伤人，大则施放枪击逞凶，更加肆无忌惮。就如这次寿张的叛贼王伦，虽然满汉官兵奋勇争先得以及早剿灭，但也是因为贼人没有鸟枪，

译搜捕相对容易。由此可知民间藏匿鸟枪关系重大，若不切实查禁，恐怕日后滋生更多事端。臣请求所有商民为防御盗贼猛兽所用的鸟枪，凡按呈报制造之例，永远停止执行；其中竹铳铁铳之类，也一律不准私造。民间现存的这类器械，请求立定期限，交由地方官查收；如有逾期不缴以及地方官不能查察的，请皇上敕令刑部严定条例，以示惩戒。随后兵部议复：鸟枪是军营中的利器，民间私铸历来有明文禁止。因例文中有商民为防御盗贼准许制造、报官编号的条款，所以商民得以借此为口实制造，而对失察的处分，例文只是罚俸，往往被视为空文，并不切实查察，以致民间私藏鸟枪以及竹铳铁铳之类。小则因斗狠细故动用火器伤人，大则施放枪击逞凶，更加肆无忌惮，实在不可不严定条例以防止此弊蔓延。应照所奏，严定条例以示惩戒；如有逾期不缴的，即是有意藏匿，应从重判杖一百、徒三年；此后如有私自制造的，判杖一百、流二千里，每多一件加一等，最重不过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中不切实查察的地方专管文武各官，应比照旧例加重处分，改为降一级留任；至于兼辖、统辖的文武各官，向来没有议处规定，应定为罚俸一年。奉旨依议照办。

四十年十一月，青田县民人赵岁印失手碰撞小功服兄长赵长松，致其跌倒气闭身死。浙江巡抚三宝认为赵岁印正与"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本无害人之意而偶然致人伤亡"的律文注解相符。查乾隆十五年刑部议定，亲属之间的过失杀伤，凡律文中没有明文规定的，都按常人论处。又查卑幼过失杀死小功尊长，律文中没有明文规定。如今已死的赵长松是赵岁印的小功堂兄，律文中既然没有记载过失杀的相关条款，自然应按常人论处。赵岁印应依照过失杀人者准鬬杀罪、依律收赎，追缴赎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给予被杀之家用于安葬。刑部查得：过失杀死大功以下尊长，律文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过失杀死期亲尊长，依律应减本罪二等判处徒刑，不在收赎之列。如今赵岁印过失杀死小功堂兄，若仅与常人过失杀人一样收赎了事，实在有欠妥当。应将赵岁印比照过失杀期亲尊长律，酌情减为杖一百折责发落，仍追缴赎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给予被杀之家用于安葬。

又，刑部拟定杨玉等行劫郭全家一案，钦奉谕旨，将告知郭全家有钱、指引道路、分得赃物的刘四改判斩决，另行缮写奏折粘签具奏。随后请求此后凡有强盗引路带线的，除盗首本已立意要抢劫某家、引路者只是引领道路的，仍照旧例以从犯论罪外，如果为首的盗犯并无预先立意要抢劫的人家，其事主姓名、行劫道路都是由引路者指出的，又分得了赃物的，就与盗首一体定罪，即使没有一同行劫，也不得以情有可原为由请求宽减。奉旨依议照办。

四十一年六月奉

译皇上下谕，根据御史李廷钦奏报，已革职的英山县知县倪存谟，对于僧人广明因奸情导致杜得正死亡一案，没能审出真实情况，反而对死者之子杜如意反复严厉审讯，几乎导致其因畏惧刑罚而屈打成招，几乎酿成冤案，仅仅给予革职处分，实在是罪行超过了律例应有的惩处。请求此后凡是大逆极刑、以及依律应立即处决、不必等待秋审的案件，如有随意颠倒案情、草率用刑逼供的官员，除严加参劾革职外，即按照诬告他人致死罪、案件尚未判决前所奏的办法拟罪。这也是因为地方官承办命案时，凡故意将人入以死罪而案件已经判决执行的，就应以其所犯之罪处罚该官员，这样做是为了警戒酷吏、重视民命，定立的条例不能不严格。只是错判他人罪名、经上司审明改正的情况，向来因为囚犯尚未被处决，只按照草率定案的条例参劾革职。但如果遇到关系到悖逆人伦的重大案件，像这个案子中死者之子因畏惧刑罚而屈打成招，本应受凌迟极刑。若不是巡抚等审出真实情况，几乎导致沉冤无法昭雪，这自然不是寻常无心失误导致他人被冤枉定罪的情况可以相比的，仅仅给予革职处分，实在不足以抵消其罪责。但是被冤枉的人毕竟没有被判决处死，此案应当如何酌情制定条例，交由该部详细商议后奏报。

刑部议定：此后凡是州县官承办关系凌迟重罪的案件，虽然尚未定案解送，但已经形成定供，经上级详细审核后由上司提审平反，囚犯尚未被判决处死的案件，故意入人以罪的官员拟以满徒之罪，因过失而入人以罪的拟徒刑一年。奉旨依议照办。

七月，大理寺卿江兰上奏建议：此后州县自行审理的民事词讼案件，除责成道员按例稽查外，仍令该管的知府、直隶州知州按月提取号簿进行查核督促催办，务必让案件依限完结。其中若有需要提取人犯、勘察案情，不能按期完结的，该府州应据案摘要详细报告给道员转报督抚查核批准延期。倘若并非疑难案件，超过期限仍未结案，该州县或有混填号簿、或隐匿不将案件登记为未结、捏造上报已结等各种弊端，经该府州详报道员转而参劾的，府州免于议处。若该府州漠不关心、不加查催，等到查出后仍隐匿不向该道详细报告的，一并揭报督抚题参。如州县依例应降一级调用的，将该管府州官员议处降一级留任；州县依例应革职的，该管府州官员议处降三级调用。刑部议定照此办理。

九月，云南按察使汪圻上奏：云南省秋审案件的人犯，有距离省城三十多站路程各地的，请求仍然专责由道员详细审慎地录案，以免出现疏漏差错。此前乾隆三十三年，前任河南巡抚阿思哈曾奏请停止将案犯解送刑部议处，责成道府官员在冬季巡视时亲自到所属地区逐一复核勘察。本年二月，两江总督高晋又奏请仍旧提解案犯到省城会审勘察。如今云南又因为该省地域辽阔，比如迤西的永昌、顺宁、丽江，迤南的普洱，迤东的广南、昭通等府，距离省城路程从九百里到一千三四百里不等，其中并没有城池监狱的地方就有十几处。从永昌到省城的途中，丽江、顺宁、蒙化、景东等府厅的人犯到期后汇集一同解送，更加纷乱拥挤。即便有专门委派的官员，但山高路远，看管难以周全，沿途驿站铺兵役夫需要很多，有的还可能因为狡猾之徒贿赂嘱托而懈怠疏忽，难以避免。因此请求将永昌、顺宁、丽江、昭通、广南、普洱等六府所属的秋审人犯，仍专责由各该巡道在冬季巡视时亲自审讯，不必会同该府共同办理。迤西的景东、永北两厅的人犯，令迤南道在巡录所属人犯时顺便亲自审讯。迤南的镇沅直隶州及所属恩乐县的人犯，令迤西道也在巡录时

译顺便亲自审讯。全都核实情罪是否恰当相符，造册加具意见，移送院司汇总核查。如设有冤屈需要申诉的，立即悉心查明审理，另外缮写招册，将案犯证人委派官员解送省城复审。倘若该道不亲自审勘，仅凭册结了事，或者压制不予申诉，或者故意为其翻案的，一经发觉，立即严加参劾究治。其余云南曲靖等八府以及距离省城不远的直隶四厅州的人犯，仍旧照例提解到省城会审。皇上准许了这个请求。

又，刑部议定云南按察使德文所奏称：斗殴致伤的案件，律例区分曲直，若致人死亡则以人命为重，即便理直也拟以绞刑。但秋审时，案情的曲直本自有分别。至于所谓"余人"这个名目，同谋殴打他人，律例规定其中下手致命、伤重者绞监候，原谋者不论是否动手殴打，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其中既未曾下手、又非原谋的，称为"余人"，各杖一百。注释说"各"字兼指人数多少及伤情轻重而言。这就是说余人不论人数多少，无论是否伤人，以及或用寻常刀刃伤人，一概杖一百。在一时冲突、共同谋殴致死一人的情况下，称为"余人"满杖处理，本属公允。但若是纠集众人泄愤、手持防身器械互相殴斗，双方均致死二命、三命的，虽然拟定正犯抵罪要区分理曲理直、罪行轻重，秋审时自然分为缓决实决，但是同伙帮殴的人都是明知情况而助长恶行，这与冲突偶发、恰巧在场帮护的人相比，情节轻重相差悬殊，如果一概都以"余人"论处满杖之罪，似乎还没有区别对待。因此请求将纠集五人以上互殴、致死二命三命案件中的余人，其中手持器械但未伤人、以及虽伤人但未持器械且理直的，在满杖基础上加等，杖六十、徒一年；理曲的，杖七十、徒一年半；如果既手持器械又伤了人的，无论理直与否、不分伤情轻重，都按照福建省械斗伤人的条例，杖八十、徒二年；理曲的问拟满徒。至于寻常互殴仅致死一人的，以及互殴时恰好在场帮护的余人，审明并非事先纠约、也非商议同谋殴打的，或者顺手用公用器物、他物，并非事先准备好器械的，一律依照余人本律办理。

臣查律例中对于纠集五人以上致死二命三命的案件，向来没有另行治罪的条文，这类助势的凶徒，理应明确制定条例，从严惩治。况且律例规定被殴致死，以人命为重，曲直在所不论，一概问拟抵罪。既然正犯不分理直理曲一律抵罪，却唯独对余人区分曲直，这不但与律例本意稍有偏差，而且恐怕会开启案犯趋利避害、狡猾脱罪的先例，承审官员也容易因此产生宽严不一的弊端。因此请求此后纠集五人以上致死二命三命的案件，其中案内助势、依例本应只拟满杖的余人，如果有辗转纠集他人、以及手持金刃器械伤人的，就依照原谋满流之律，比照为从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不得一概按照余人本律处理。至于寻常互殴仅拟满杖、只致死一命，以及恰巧在场帮护的、审明并非事先纠集械斗、也未持凶器金刃伤人的案件，仍旧全部照旧例办理。

至于该按察使又奏称：斗殴故意致人死命，以及格杀奸夫盗贼、因惧罪而私自埋尸的案件，听从他人指使帮同扛抬掩埋的人，律例并没有明文规定治罪，历来都按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的律条，杖八十。若属共同殴打有伤的，就略去私埋一节，按照余人满杖论处，向来没有区别治罪。夜间格杀以及追捕时格杀的案件，正犯本来就不应当抵罪，帮同私埋的人拟杖八十，本已属公允。但如果是斗殴故意杀人的案件，凶犯起意埋尸灭迹，有的挖坑掩埋、有的弃入井中，情形不一，总须裹尸扛抬，势必不是一人所能完成的，如果让同伙知道会受到严厉惩处而不肯相助，案件必然会

译立即被发觉，死者可以避免被开棺验尸的惨状，凶徒也不会有漏网的可能。因此请求将听从指使扛抬埋尸的人犯，审明是在场帮同殴打并有伤情、依律应满杖的，按照残毁他人死尸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没有伤人的，按照里长地邻弃尸水中为首律，杖六十、徒一年。至于那些不知情而受雇的人，以及因追捕奸夫盗贼致死而私埋尸体、依例不必抵命等案件，仍按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而擅自埋藏"律，杖八十。

臣查残毁死尸减一等罪应为满徒，弃尸律本身也是满徒之罪。因此请此后凡致人死命而埋尸案件中，听从指使抬埋的人犯，如审明是在场帮同殴打并有伤情、依律应满杖的，就按照弃尸律本身，拟杖一百、徒三年，这比照残毁死尸律减等定为满徒，罪责相当，而且援引律条更为贴切。若只是参与抬埋而未曾伤人的，就依所奏，按照里长地邻弃尸为首律处理。至于那些不知情受雇、以及因追捕奸夫盗贼致死而私埋尸体、依例不必抵命的案件，仍按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而擅自埋藏"律处理。奉旨依议照办。

四十二年八月，皇上下谕：刑部核议直隶省王锦毒死继母王苗氏之母苗赵氏一案，声明该犯与苗赵氏并没有服制关系，改拟斩监候，并引用条例中"母党有犯，除亲母、嫡母、本生母党仍按服制定拟外，其余都按普通人论处"等语。这样的拟定实在不够恰当。为人后嗣的人，为其所继承的父母服三年之丧，而对本生父母只降为一年之丧，那么服制的确立，也是以所后父母为标准来推算的，对本生父母各项都降一等。这样看来，所后父母一方的亲属服制，都比本生父母一方更重。为什么唯独在所后父母的外姻亲属方面，就不能比照本生父母一方那样定有服制呢？如果担心所后父母一方的外姻尊长对待外甥或外孙，认为不是自己亲生的，因而加以凌虐，甚至将其置于死地，这自然可以权衡是非曲直，依法惩处，何必要削减其服制来作为防范呢？况且比如本宗尊长无理谋杀卑幼，若其恩义已经断绝，即按照普通人拟抵，那么外姻尊长也可以照此拟定为例，并不必区分是所后父母一方还是本生父母一方。如果是卑幼胆敢谋杀外姻尊长，那就是干犯名分伦理，自然应当一律论罪，又怎么可以勉强加以区别，而对所后父母一方的外姻反而比本生父母一方从轻处理呢？况且此案中王锦是因为觊觎继母苗氏改嫁后能借机挥霍家财，而怨恨他的外祖母苗赵氏从中阻止，于是心怀怨忿而谋杀，这在道理上本就极为不对，性情又特别凶顽，情节实在可恶。刑部却因为他与死者没有服制关系就轻易改拟其罪，这难道符合情理法度的公平吗？刚才询问刑部堂官，得知这条例是乾隆二十一年制定的，我查阅这条例本身只是拘泥于文字的表面含义，而按照天理人情来衡量，都不甚妥当，这又哪里符合彰明刑罚、辅助教化的宗旨呢？着令刑部将这条例悉心斟酌重新制定，王锦这一案件即按照新例另行拟定后奏报。

不久，刑部议定，查《仪礼》记载为人后嗣者，传文说："对待所后父母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汉代儒者郑康成解释说："若子，就是如同亲生儿子一样。"钦定的《义疏》说："所后父母一方妻子的父母兄弟，对于为后嗣的人来说就是外祖父母，以现在世的一方为主，并随之为其亲属服丧；若已出继或已不在世，则不服丧。若有继母，则为继母服丧并随之为继母一方亲属服丧。"又说："随从服丧的，若被服丧的人已经去世就不再服丧了。"由此可见，为人后嗣者为所后母的父母本来就有服制，而条例中却

译把这归入按普通人论处的情形，按照情理来推究实在不够妥当。如今经圣上明确指出、训示周详，实在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

臣等又查《礼经》小功五月的丧服中列有为外祖父母服丧的规定。钦定《义疏》说："外祖父母应当服丧的情况有六种：其一，儿子为亲生母亲的父母服丧，亲母就是生身之母；其二，母亲已出继，为继母的父母服丧；其三，庶子在嫡母在世时，为嫡母的父母服丧，君母就是嫡母；其四，庶子为继母的父母服丧；其五，庶子若不是父亲的继承人，为自己生母的父母服丧；其六，为人后嗣者为所后母的父母服丧。"又说："继母有多位的，服丧仅限于在世的继母。至于为人后嗣者为本生母的父母服丧，按礼制本生亲属应降一等服丧，所以不与前述六种情况同列在小功五月的丧服之内。"

二十一年制定的条例中所记载的，对于母系亲属有犯罪的，除亲母、嫡母、本生母一方仍按服制定拟外，其余一律按普通人论处等语，这在应当服丧的各类外祖父母中，只列出了亲母、嫡母两项，而把本应降服的本生外祖父母反而列入正服的范围，这个说法不符合经典依据，实在有很多疏漏之处。如今恭敬地体会谕旨中关于按情理制定制度的意思，圣虑精细周详，恰当妥切，与《礼经》正相印证契合。

臣等权衡情理，凡是为人后嗣者对于本生亲属既然已经降低服制，那么为所后母的父母服丧，自然应当与为亲母的父母服丧一样，同为小功五月。此外，为继母的父母等各项服制，也应请一并按照钦定《仪礼义疏》中应服丧的六种情况增补进服图，如遇有干犯尊长的情况，即按照卑幼干犯本宗小功尊属的律条，谋杀、故杀均拟斩立决，谋杀已实施但未致死及殴伤的，都各自按照服制分别拟定罪名。其余为继母的父母等各项，也都照所后母的父母一例办理。至于亲生母亲的父母，血脉相连、恩义极重，其干犯之罪，仍应按本律处理，殴死外祖父母的处斩，谋杀、故杀的处凌迟极刑定拟。

另外，为人后嗣者为本生母的父母服丧，虽然降为小功一等，但恩情也比较深厚，其干犯之罪，也应与犯小功尊属同等论处。以此类推到各项甥舅等服制，都按前述办法增补进去，按照外姻尊卑长幼来治罪。如果有子女并非亲生的外孙及外甥，若外祖父母、舅姨等故意加以凌虐、甚至致其死地，届时应权衡是非曲直，按情节治罪，不必以服制来限定。臣部现正值编纂修订律例之时，即将服图条例文字一并增改通行，并知会礼部遵照执行。以前原定的"除亲母、嫡母、本生母一方外均按普通人论处"的条例，应当予以删除。直隶王锦这一案件，即按照新例另行拟定后奏报。

再查，"因母"就是亲母、"君母"就是嫡母的含义，民间大多不太清楚，应当在服图内改为"亲母""嫡母"。又，近来出妻后再娶的情况较少，妻子去世后续娶的情况较多，应将"母出为继母之父母"一项，依《义疏》中"在堂继母"的说法，在服图内改为"为在堂继母之父母"，以便通俗易懂地引用。奉旨依议照办。

四十三年正月，两江总督高晋上奏查明：四十一年八月间，经兵部侍郎高朴指出，送交刑部的揭帖中，虽然把口供内容记录抄叙，但案犯当堂画押的原始口供，向来都不送交州县，因此州县官往往任意删改，而愚民一旦犯案，不反思自己作案的根由，反而以口供被更改为由到上司处翻供上诉，甚至到京城控告。因此建议此后案犯画押的原始口供也应一并申送上司审转，随案咨报刑部。此事经刑部议准通行。

臣查案犯到案时的原始口供随时咨送刑部，固然是为了慎重审理案件，但是外省办理命案、盗案等，必须核查详细案卷中所录的全案人犯证人的供词，才能得知案情虚实，而不是仅凭一两个重要案犯的供词就可以轻易采信而草率定案。这是因为州县官员贤能与否各不相同，案情变化无穷

译，常常因为案件涉及疑难，或与承缉参处的责任有关，就胡乱抓人顶罪、用刑逼迫招供，甚至串通供词、栽赃陷害以坐实其事，更有狡猾之徒贿赂嘱托他人顶替罪名，这些也未尝没有画押的原始口供。所以有的案子刚经录供上报，一察其情节支离破碎，就必须委派官员深入查究；也有已经定案解送、一经上司提审就全案翻供的；还有已经审拟具题、经刑部驳回后查出别有隐情的。这说明案犯最初的口供都难以完全采信，全在于审案官员悉心体察、深入推究，才能使案情罪名归于公允恰当。州县官员如果确实有滥用刑罚锻炼成狱、篡改口供、捏造详情等弊端，原本就应当据实严加参劾，并不因为没有画押的原始口供就无从查核。

如果一定要考虑到州县官员可能删改隐瞒、罪犯可能借口翻供，就以重要案犯的画押口供送交刑部为凭证，那么命案盗案的重犯大半都是愚民，甚至有不识字的，纵使官吏擅自删改让他们画押，他们自己也不能仔细审阅其中情节。臣现在查阅这些画押的供单，都与详文相符合，看来不过是在审定成招之后，由书吏依照详文中所记叙的口供另外抄录一份给犯人，让他画一个花押，或者写一个"十"字，或者画一个圆圈，甚至有代为画押的，随详文一并附送，这实在是无益的空文，不足以作为定案的确凿依据。更担心上司见识拘泥，因为有画押的供单送来查验，便深信不疑，或者只图附和原来的口供，即使遇到被冤枉牵连的人极力喊冤，也不虚心加以审理推究，就严刑逼供、草率转报，导致冤案得不到昭雪。臣仰体圣主慎用刑罚的深意，不敢因为刑部已经议准通行，就不据实上奏。应当请求将重要案犯画押供单申送上司审转、随案送交刑部的做法予以停止。奉朱批："所奏是，依议行。"

三月，祥符县百姓潘培图谋奸淫王氏未遂，该妇告知了婆婆和丈夫，都劝她忍耐。后来潘培又前去调戏，因潘培狡辩抵赖，此事也就暂且平息。后来婆婆因为别的事情斥责她，并骂她不知避讳被人调戏、丢了脸面，该妇忿恨之下自缢身亡。河南巡抚认为，调戏奸淫未遂的妇人，当初并无必死之心，后来是因为别的缘故才自尽的，对于调奸之人，律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应如何治罪，潘培的情况与"因奸致使本妇羞愤自缢"的条例不相符合，不便援引该例拟绞，但该妇之死终究是因潘培先起的事端所致，也不便从轻结案，因此将潘培在绞监候的基础上减一等，拟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刑部议定照此办理。

又，刑部议定：御史李孔扬奏请，秋审情实重犯若病故，除了咨报刑部题结外，还应咨报都察院、大理寺知照，以示审慎详密。查向来各省斩绞人犯病故，经该督抚题咨到部后，刑部才行文知会都察院、大理寺，在秋审招册内予以开除，而都察院、大理寺衙门本身并没有该省的报案存档，实在无从查核。如今该御史奏请，各省情实重犯遇有病故的，令各督抚一并知照法司衙门，互相核对，不致有讹误遗漏，这样办理更加周详完善。而且各省命案原本题奏时就一并咨报都察院、大理寺，那么重犯病故，自然也应一律咨报开除。应当依照该御史所奏，此后凡直省情实重犯遇有病故的，一律知照都察院、大理寺衙门存案。臣部仍照旧例，在题咨到部之日移会法司查照核对，这样就不致再有差错遗漏之虞。奉旨依议照办。

闰六月，余杭县百姓沈名望撞见他母亲沈郁氏的奸夫张姜北睡在母亲床上，将其勒死，并与母亲商量后一同弃尸。浙江巡抚认为：儿子捉拿母亲的奸夫，律例中没有明文规定如何治罪。但律例规定本夫及其有服亲属都允许捉奸，那么奸妇的儿子似乎也应当在允许捉奸的范围之内。因此沈名望应依照"有服亲属都

译允许捉奸"以及"如有当场杀死奸夫的，依照夜间无故闯入人家、已被拘捕却擅自杀死"律，处以杖一百、徒三年。沈郁氏与儿子商量弃尸，不便单独治她儿子的罪，应依照"弃尸不失"律减一等，处以杖一百、徒三年，杖刑立即执行，其余徒罪准予收赎。刑部议定照此办理。

四十四年十月，宿州百姓孙二本是行劫伤人案的同伙盗犯，听闻要被缉拿而投案自首，依例免死发遣，后来又逃脱，被重新缉获。安徽巡抚认为：孙二的案情与聚众抢夺、比照免死发遣的情况固然不同。但该犯毕竟是听闻缉拿而投案自首的同伙盗犯，比照未曾伤人的盗首听闻缉拿投案自首而发遣的情形，与真正未曾伤人的盗首听闻缉拿投案自首发遣的犯人略有不同。而此前潮州巡抚请示的案例中，只有未伤人的盗首以及行劫两次以上的同伙盗犯听闻缉拿投案自首后发遣、逃脱被获、即行正法的规定。至于伤人的同伙盗犯听闻缉拿投案自首后发遣、逃脱被获后应如何治罪，并未列入其中，是否应当照未伤人的盗首听闻缉拿投案自首发遣后逃脱的犯人一样，一面正法、一面奏闻，请示刑部裁定。

臣查条例规定：免死发遣的盗犯在配所逃脱的，无论有无行凶为匪的行为，一律按照新疆遣犯逃脱例，请旨即行正法。又条例规定：未伤人的盗首听闻缉拿而投案自首的，依照情有可原的条例发遣。又，同伙盗犯虽曾伤人，但伤者随即痊愈的，也姑且准予自首，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孙二是同伙盗犯中曾伤人、听闻缉拿而投案自首的犯人，先前据该巡抚原来的题本中声明，该犯是听闻缉拿投案自首，不便照"事情尚未败露而自首"的条例拟军，请求从重比照未伤人的盗首听闻缉拿投案自首的情形，依照情有可原的条例，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如今孙二逃脱后被重新缉获，核查其罪责，原案虽然是比照条例发遣，与真正未伤人的盗首情形略有不同，但伤人的同伙盗犯本来就是法理上不可宽贷的，若不是听闻缉拿而投案自首，本应拟斩立决，核查其情罪与未伤人的盗首以及行劫两次以上的同伙盗犯听闻缉拿投案自首的情形基本相当，自然不便照普通军犯逃脱的一般情形办理，应当将孙二一犯请旨即行正法。

再查条例规定，未伤人的盗首能够在案发之前自首的拟军，若是听闻缉拿而投案自首的，依照情有可原的条例发遣；至于伤人的同伙盗犯，条例中只有"姑准自首"一句话，没有把"案发前自首"和"听闻缉拿后投案自首"这两种情况分别注明，各省援引时容易产生歧义误解，请求此后伤人的同伙盗犯自首的，即照未伤人盗首自首的条例办理：如果是案发前自首的，仍照本例拟军，遇有逃脱的加等发遣；如果是听闻缉拿后投案自首的，一律发往黑龙江等地给披甲人为奴，遇有逃脱的请旨即行正法。奉旨依议照办。

四十五年十月，湖北百姓许添佩与向万友的寡嫂通奸，向万友邀约张安拜等人捉拿并将其杀死，巡抚将首犯拟绞，而将参与殴打的余人拟杖徒；广东百姓王文哲与陈万财的妻子通奸，陈万财邀约黄殿才等人捉拿并将其杀死，巡抚也将陈万财拟绞，而把共同殴打的余人按照普通人谋杀加功律也拟绞。将两案上题奏报后，刑部认为两案互相比较，轻重差别悬殊，处理不一致，而律例中并没有明确的治罪条文，以致定罪或轻或重不统一。

不久，刑部议定：查捉奸杀人的案件，有的是纠约同伙前往，情节接近于谋杀；有的是气愤至极而致人死命，情节接近于故杀，但是条例允许捉奸的人，都略去其谋杀故杀的情节，而以"擅杀罪人"论处绞刑，大概是考虑到这是对罪人的杀害出于义愤，所以不给他们加上谋杀故杀的罪名，这样是为了惩戒淫恶、伸张义愤。既然对擅自杀人的正犯都按斗杀论罪，那么听从指使、下手帮殴的从犯，自然应当按照共同殴打的余人来定罪，不便让两个人抵偿一个罪人的性命，况且对正犯的拟罪本来就隐含着体恤宽宥之意，给予其"擅杀罪人"这样较轻的罪名，而对帮助殴打的余人反而定为"谋杀加功"这样较重的罪名，从

译情理法度上说都不够公平。因此请求此后凡是奸情确凿、本夫及依例允许捉奸的亲属起意杀死奸夫的案件，无论是依例允许捉奸的亲属还是不应捉奸的外人，只要确实是出于义愤、听从帮助殴打的，一律依照共同殴打余人律，杖一百。若有因挟嫌妒忌等原因，怀有谋杀故杀的其他情节、趁机杀死对方以泄私愤的，仍按谋杀故杀本律拟定。奉旨依议照办。

十二月，刑部议定：条例规定，原来殴伤较轻、不至于致死，但过了几天后因感染风毒而死的，恐怕将殴打的人免于抵命，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又，《洗冤录》记载：致命的伤在必死的部位，(死亡时间)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在致命部位但伤情较轻，或者伤势极重但不在致命部位，即使在这十天限期内死亡，也应当推究是否有其他情况，不可一概判处死罪。仔细推敲条例文字与《洗冤录》的记载，凡是审理刑案的衙门遇到因感染风毒身死的案件，自然应当先辨明致命部位与非致命部位伤痕的轻重，其次再核实受伤后到死亡相隔的天数远近，这样办理才不至于出现偏差，命案才不会有出入。

近来查各省审拟因风身死的案件，有的原本是致命伤，死亡也未超过十天，却声请免于抵命而拟流；也有的伤势虽然在致命部位但本不算严重，死亡时已超过十天，却声称即使不是因感染风毒也足以致命，仍然依例拟定抵罪的。大概是因为条例中所说的"伤轻"没有明确区分清楚，而"数日"两字也含糊不定，所以导致没有确切的判断标准。因此请求此后因风身死的案件，除了原来殴伤既非致命部位、又非极重的伤，仍照旧例办理外，如果是伤在致命部位但伤情较轻，或者伤势极重但不在致命部位的，一律以《洗冤录》所记载的为准。至于因风身死的期限，也以十天为界定标准：凡是致命伤较轻、死亡在十天以外的，才准予声请依例改判流刑。若是伤在致命部位且严重、或者虽不在致命部位但造成骨折骨损的，即使死亡在十天之外，也都不得援引因风身死的条例，仍应依律拟绞抵命。奉旨依议照办。

四十六年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阿尔泰上奏说：私下考虑到命案定罪，全凭验尸伤痕作为依据，而如果由本地方的官吏、仵作来查验本地方官衙役所犯的命案，难以避免有袒护包庇的情弊。如今刑部主稿审理西城吏目衙门革职差役吴四殴伤韩大致死一案时，查出吴四及其父亲、现任吏目衙门捕役的吴成美等人，嘱托本城正指挥沈超带去验尸的书吏赵文焕、仵作陈琏等人，隐匿伤痕、避重就轻，因此分别予以从重治罪。这件事的根源在于本城指挥衙门的官吏、仵作去查验本城吏目衙门革职差役所犯的命案，因为书吏、仵作都是彼此熟识的人，容易被嘱托说情，同僚互相包庇的弊端，也就由此产生。况且正指挥衙门听差的捕役、仵作，也就是副指挥、吏目衙门的捕役、仵作，彼此之间声气相通。更何况官员患病请假调理，尚且要委派不同城、不同乡的官员前往验看，那么民命所系的大事，立法就更应当详密周全。

因此请求此后除寻常军民命案仍照旧例由本地方官验办外，如果遇到本城书吏、衙役所犯的命案，就一律令本城官员回避，由该巡城御史迅速咨调别城的正指挥，带领本管的书吏、仵作等前往相验办理，这样该犯既没有熟识之人，就难以进行嘱托说情，而委派验尸的官员也不至于有所袒护。以此类推，各省州县如果有本州县书吏、衙役所犯的命案，似乎也应当照此办理，迅速就近禀请该上司另外委派别的州县，带领本管的书吏、仵作等前往验办，这样才能避免袒庇的弊端，而定罪也不至于出现偏差。奉旨依议照办。

十月，饶平县百姓周阿会帮同周阿通等人殴打窃贼致死，

译又帮同将尸体抬走丢弃。广东巡抚将周阿通拟定抵罪，将周阿会拟定徒刑。刑部议定：条例规定，斗殴故意杀人案件中，凶犯起意埋尸灭迹的，其中听从指使帮同抬埋的人，若审明是在场帮同殴打并有伤情、依律应满杖的，按照"弃尸不失"律拟杖一百、徒三年；若在场并未伤人、只是听从指使抬埋的，按照里长地邻弃尸为首律，杖六十、徒一年。又，律例规定：地界内有死人，里长地邻不报官府检验，却擅自移往他处的，杖八十。这说明听从指使抬埋、分别拟徒的条例，本来是因为凶犯担心事情败露，就把尸体埋藏灭迹，企图逃避罪责，所以案内听从指使抬埋的人，要按照其在场时是否参与殴打分别拟定徒刑。如果只是听从指使移动尸体、并未加以埋藏，即使在场帮同殴打并有伤情，自然应有余人本律，不得一概援引这条例，以致产生混淆。

如今周阿会是因为周阿通起意移动尸体，邀约该犯等人一起抬到石塘山丢弃，并没有埋藏灭迹，该巡抚将周阿会等人分别拟定徒刑，核实与定例不符。周阿会等人与周阿通一起用木棍殴伤林水养的左臀，除了移尸杖八十这一较轻的罪不予论处外，应当依照余人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刑部议定照此办理。

又，黄冈县百姓曾荣怀诬告他人偷窃并拷打致死徐起才，湖北巡抚比照捕役诬告他人为盗、拷打致死之例，将曾荣怀拟定斩监候。刑部议定：条例规定，诬告良民为窃贼、加以捉拿拷打的，除了实际犯有死罪的以外，其余不分首从，一律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条例中所说的"实犯死罪"一语，凡是罪行重到应处斩刑或绞刑的，都包括在内。如果是诬告良民为窃贼，用恐吓诈骗手段逼其认罪，因而导致其死亡的，就应当依照诬告致死律，拟绞监候。如果是拷打致死的，就应当依照故杀律，拟斩监候。这说明诬告良民为窃贼、拷打致死的案件，自然应当按照本条例中"实犯死罪"来拟定，不必与诬告他人为盗的条例混淆。

然而向来各督抚遇到这类案件，只是援引捕役诬告他人为盗、拷打致死，照故杀律拟斩监候的条例来办理。臣查诬告他人为盗，是以较轻的罪名诬告为较重的罪名。若这个人本来是良民，却被诬告为窃贼加以拷打致死，这是以无罪之人诬告为有罪之人。如今该巡抚对曾荣怀一案，不援引诬告良民为窃贼的条文，反而比照诬告他人为盗的条例，这是把良民等同于有罪之人，既与案情不符，援引条例也不恰当。曾荣怀应当改依"诬告良民为窃贼、拷打致死、实犯死罪"，照故杀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并请此后遇到诬告良民为窃贼、拷打致死的案件，都照此引用条例办理。奉旨依议照办。

十一月，刑部议定，查向来办理独子留养的案件，如戏杀……

译、误杀案件，按例应在随案取结时声请办理。凡是斗殴杀人案件，查明确实符合留养条例的，在原题本中声明清楚，等到秋审时再另行取结核办。按例应等到秋审时办理。只是杀人情节严重的案件，各督抚因为其情节较重，虽然叙明了亲老丁单应予留养侍养的缘由，却又声明不准留养。又比如按例规定不准留养的案件，该督抚已经查明与条例不符，而原题本仍然照样叙述留养缘由；或者在秋审时该督抚已将该犯列入情实，而其父母年老患病应予留养等字样仍不删除。本部屡次当面奉到谕旨教导，实因这类案件有的按例本不准留养，有的应列入情实，而原题本却说明应予留养侍奉的缘由，实在繁冗，应当通行各省。此后凡是独子留养的案件，查明确实符合条例、应准留养的犯人，原题本中取具父母年岁、邻族出具的保结，随案声明，等到秋审时再取结送部核办。此外，凡是按例不准留养以及杀人情节严重、应当列入情实的犯人，原题本竟可以不必叙述应予留养侍奉的缘由，以省去案牍繁琐。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新昌县百姓吴全英等人，因为看守稻田怀疑有贼而喝骂，并声称对方放枪，导致梁元凑等人殴打并夺走鸟枪。第二天吴全英纠集吴佛贵等人到梁祖义家中，吵闹辱骂、砸毁物品，躺在床上装伤讹诈，以致梁王氏气愤至极而上吊自尽。该巡抚依照因事威逼致死律，将吴全英杖一百，因其情节特别凶横，加枷号两个月。吴佛贵等人按照不应重律，处以枷号、杖刑。部里议复查得条例规定：凶恶棍徒无事生非、行凶滋事，无故侵扰残害良善百姓的，发配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此案吴全英因为与梁元凑索要鸟枪这类小事，纠集多人上门吵闹辱骂，打毁器物，致使梁元凑之父梁祖义畏惧凶徒而躲避，随后又假称受伤躺床讹诈，以致梁祖义之妻梁王氏被逼得难以忍受，当即投缳自尽。核查其情节，实属违法妄为。如果只依威逼律判处杖责枷号，似乎属于情节严重而判罚过轻。吴全英应当从重改依凶恶棍徒无故侵扰残害良民的条例，发配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仍照惯例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当苦差，脸上刺字改为"烟瘴"改发四字。吴佛贵听从吴全英打毁器物，也属滋事，仅依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还不足以警戒众人，应加枷号三个月，其余按照该巡抚所拟定结案。

四月，山西民妇赵张氏因为出嫁的女儿张赵氏聚赌泼悍，不守妇道，她的女婿张翔鹄坚决要休弃回家，赵张氏随即起意将其勒死。山西巡抚臣雅德认为张翔鹄帮同勒死自己的妻子，虽然是从犯，但条例中没有听从他人谋杀、故杀妻子可以从轻减罪的明文规定，自然应当仍按本律定拟，将张翔鹄依律判绞监候，赵张氏拟杖刑徒刑。部里议复查得律文规定：尊长谋杀卑幼，按故杀论罪，故杀子孙的杖六十、徒一年。又律文规定：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的判绞监候，故意杀害的也判绞刑。又律文规定：谋杀人主谋策划的判斩监候，跟从并出力帮凶的判绞监候。大概殴妻致死，无论是谋杀还是故杀，罪止于绞监候，这是指丈夫本人起意杀妻而言的。至于听从他人杀妻，既与丈夫本人自行杀妻不同，又与普通人谋杀出力帮凶的情节也有差异。以往因为这类案情极少，所以条例中并没有听从他人谋杀、故杀妻子应如何治罪的明文规定。此案张翔鹄因为妻子赵氏不守妇道，去告诉妻子的母亲赵张氏，想要休弃赵氏。赵张氏随即前往训斥，因赵氏更加放肆辱骂，心生忿恨，起意致她于死。可见赵氏的死，实际是由她母亲赵张氏起意谋

译划勒死所导致的。除了赵张氏不应像该巡抚所题的那样，依子孙违犯教令、父母非理殴杀律判杖一百，应改依尊长谋杀卑幼、按故杀论罪、故杀子孙杖六十徒一年律，应杖六十徒一年，因是妇人可按例收赎之外，至于张翔鹄勒死妻子性命，是听从他人并出力帮凶之人。该巡抚以律文没有明确规定，仍将张翔鹄依杀妻本律定拟绞监候。这样不仅与丈夫本人自行谋杀、故杀妻子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人听从他人出力帮凶谋害人命判绞的条文相混淆，衡量情理法度并不公允恰当。而此案案情既然没有现成律条可以遵循，查乾隆三十七年四川总督题叙叙永厅李如榜殴打妻子杨氏，伤势严重、命在垂危，料想不能救活，听从义父傅天生的主使，假装自缢，企图卸脱罪责，随即取来麻绳递给傅天成，将杨氏系挂在房梁上悬吊致死。该总督将主谋的傅天成依谋杀人主谋策划律拟斩监候，李如榜依照尊长谋杀卑幼于绞罪上减一等，判杖一百流三千里。经部核覆题准。如今张翔鹄听从妻子的母亲赵张氏将自己的妻子赵氏谋勒毙命，与李如榜听从义父傅天成将自己的妻子杨氏悬吊致死，事情如出一辙，似乎可以援照此例定拟。应将张翔鹄就照李如榜的成例办理。奉旨依议。

九月，广西巡抚朱椿奏称：查条例规定，抢夺伤人、动手为从犯，又伤不是用金刃所伤且伤势轻微已痊愈的首犯，均改发边远地方充军。又条例规定：窃盗临时拒捕、伤不是用金刃所伤且伤势轻微已痊愈的首犯，改发边远地方充军。随后经部议复，将抢夺伤人为从犯以及窃盗临时拒捕伤非金刃、伤轻已痊愈这两项，都改判发往新疆交该都统酌情拨给种地当差。奉旨依议在案。只是抢夺伤非金刃、伤轻已痊愈的首犯，并没有从新疆改发到内地，未曾议及此项，仍照旧例发边远地方充军。这比起抢夺动手为从犯以及窃盗临时拒捕伤非金刃、伤轻已痊愈的首犯，罪名反而轻了。查抢夺本来重于窃盗，因为窃盗一旦拒捕，就与抢夺没有差别，所以不论是抢夺还是窃盗，只要伤非金刃、伤轻已痊愈，都发边远地方充军。如今窃盗伤人已经改发新疆，而抢夺伤人却仍旧发边远地方，似乎不太公允。应当请求将抢夺伤非金刃、伤轻已痊愈的首犯，比照窃盗临时拒捕伤非金刃、伤轻已痊愈的首犯，也改为发往新疆，交该都统酌情拨给种地当差。部里议复同意此议。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部里议复：现在奉到新的条例，旗人犯罪该当刺字的即销除旗籍档案，按照民人定拟处置。除了仅仅犯抢劫窃盗而并无逃跑之罪的，自然可以遵照新例办理外，其中逃跑与窃盗并发的案件，若核查其窃盗之罪仅止于徒刑杖刑、轻于逃跑之罪的，该犯是被刺字销除旗籍之人，既不便照两罪并发从重论处的律条办理，仍应将该犯依旗人逃走的条例发往当差。倘若忽略其逃跑之罪，按民人条例计算赃物治罪，而该犯所犯抢劫窃盗之罪仅止于徒刑杖刑的，反倒能够免除发遣，又觉得处置过轻。臣等私下考虑，正身旗人理应守法当差，顾惜廉耻，如今竟敢在逃跑之后又抢劫窃盗，或者在抢劫窃盗之后又逃跑，这是重叠犯罪，自然应当一律从重办理，以示惩戒警诫。应当请求此后满洲、蒙古正身旗人逃跑之后又犯抢劫窃盗，以及犯抢劫窃盗后又私自逃跑、两罪同时并发的，核查其抢劫窃盗赃物数量，罪在流刑徒刑以下、依律应当刺字的，无论逃跑是在一个月以内还是以外，都照在京旗人逃走发遣当差、在戍所怙恶不悛的条例，改发云贵两广边远地方，命令地方官与当地民人一体严加约束管教。至于汉军正身旗人，只要有犯应当刺字之罪的

译，也照新例削除旗籍档案，其逃跑与窃盗治罪之处另有专门条文，仍照汉军本例定拟。这样酌定条例，庶几旗人知道立法极其严格，各自懂得自我约束检点，不敢轻易触犯法网，而臣部办理逃旗并且犯抢劫窃盗的案件，也可以有统一的准则可以遵循。奉旨依议。

十月，陕西按察使王昶奏称：查命案重犯逃跑，凡承办缉拿的州县，先在本境内切实查拿，并查明踪迹，不论隔府隔省，都要差人携带通关密札密行侦缉，等到最初限期届满仍未缉获之日，造具事由清册，分别咨行各省通缉，由近及远地办理，实在算是周密完备。但是要行文邻省缉拿，必须先询问清楚该犯是否有亲戚可以投靠，或者是以前曾经来往的地方，才可以派差役前去邻省缉拿。而凶犯既然已经逃窜，凡是可以藏匿的地方，亲邻保甲未必全都知道，那就无从行文缉拿了。查命案最初限期以六个月为限，到期才造具年貌事由清册申报督抚转咨各省。凶顽狡猾之徒早已趁着空隙远走高飞，而其他省份还没有接到通行咨文，该犯等人在道路上往来又怎能一体盘查呢？况且限期长达半年，为时已久，该犯等人远走他方也就能够从容藏匿。等到邻省接到咨文进行缉捕时，而凶犯藏身之处已经稳固，就更加难以搜获了。所以虽然有通缉的名义，却并无通缉的实效，原因就在于此。臣详加体察，凶犯畏罪潜逃，其行踪诡秘，无所不到，又怎么会计较地方的远近呢？况且各省地方官虽然偶有留心缉捕、未奉到通行咨文却能侦破重案的，但也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设立通缉制度，就是为了断绝他们逃亡的路径。但是同样是分别行文咨缉，与其在案发后才行文咨缉，导致犯人辗转潜逃，何如提前行文咨缉，使其在限期之内就能被捉获呢？请求此后命案中遇有凶犯逃跑，该州县审明属实后，即在最初申报时，一面在本地缉拿，一面造具年貌事由清册，随即申详飞咨各省协同缉捕，不必再等到六个月最初限期届满之后才行开始通缉。这样立即四面查拿，不论何处道路关津都有捕役稽查，凶犯即便敢于往来，也不难于被捉获，况且使凶恶之徒明知各处都设有截拿，无处容身，就更不敢任意逃亡，自然可以早日擒获。再查乾隆三十七年湖北按察使刘秉愉条奏，盗犯逃跑应当立即飞咨邻省协同缉拿，经部里议奏，认为邻省通缉文书常常多被视为具文形式，而本境负责缉拿的官员因为有邻省分担责任，或许会心存懈怠。臣认为地方遇有重大案件，即使飞咨各省，但承缉的限期条例非常严格，如果逾期未能缉获，本地方官应得的处分绝不能稍有宽贷，自然不敢因为申请通缉而稍稍放松查拿的职责。若是盗案中有罪应当处死的犯人，照此办理，对于缉捕之法就更加周密了。部里议复同意此议。

十一月，部里议复：查秋审窃盗满贯一条中，凡是窃盗衙署仓库、军饷鞘箱、军装物资，以及焚烧、沉溺本章公文的；乘人遭遇风灾火灾而肆意窃取的；蓄意谋划放火而窃取财物的；结伙闯入室内肆行抢劫窃夺的；在考棚中丢包骗财骗物的；积年惯犯多次窃盗的；一夜之间连续窃取数家财物的；奴仆忘恩负义、背叛主人勾引外贼以及婢女伙同窃取主人财物的；窃盗、军流罪犯在戍所逃跑肆行窃盗的；僧道、喇嘛、回民、番民结伙肆行窃盗的；店家、船户、车夫、雇工等惯犯钻舱行窃、危害行旅商客的；蓄意谋窃官员客商、沿途潜行伺机窃取的；犯案被捕获后挣脱枷锁逃窜、再肆行窃盗的；屡次抢窃、赃物累计满贯的。这些贼匪一旦得财在一百二十两以上，都属于情节较重，历年都依例拟入情实，其余寻常小偷小摸、情节较轻的，拟入缓决。如今乾隆四十八年秋审、朝审中，窃

译盗赃物满贯而被拟入缓决的犯人，以及窃盗三次、赃物累计五十两以上而被拟入缓决的犯人，应当照例减等发遣。查本年各省秋审中，这两项贼犯共五十二名，朝审中两名，都已经奉旨缓决在案，相应恭折具奏。奉旨依议。

乾隆五十年二月，部里议复：向来条例规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犯流刑徒刑罪的，都分别折算为枷号、鞭责了结。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直隶总督周元理奏报审拟船户刘治偷卖漕米一折，奉上谕："据周元理审拟刘治偷卖漕米，发烟瘴地方充军，从犯分别拟徒一折，已批交该部核议了。其从犯方天秃声称自己是旗人，应折算枷号鞭责了结等语，固然属于照例办理。但是同样是旗人，其中也各有分别。如果是身居京城、领取钱粮、当差在官任职的人，本人犯了徒刑流刑等罪，原本可以折算枷号了结。若是住在屯庄以及各处庄头，与民人混杂居住，时日一久，就与民人没有差别了，那么犯法也应当与民人同等治罪。此后除了京城的满洲、蒙古、汉军现在领取钱粮当差服役的人，以及外省驻防中领取钱粮当差的人，如果犯徒刑流刑等罪，仍照旧例鞭责发落外，其余住在庄屯的旗人以及各处庄头，以及驻防中没有差使的人，他们的流刑徒刑罪名都照民人一样发遣，定为条例。"当即通行各省以及盛京、吉林等处。查自乾隆四十年起到四十九年止，盛京各处军流发遣的共二十二案，其中实际徒刑的一十六案。查盛京各处的旗人与在京城的情况本来不同，京城中的旗人住在城里的多，住在乡屯的少，当差的多，闲居的少，所以虽然定有实发的条例，而实际触犯的人并不多。至于盛京、吉林等处的旗人，都散居在四乡，而住在城里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况且差使名额有定数，不能人人都补上，那些住在乡屯而没有差使的人，实在是处于不得不如此的境地，并非游手好闲、苟且偷安的人可比。他们偶尔犯法，如果就同民人一样一律实发，将会使混入军流民籍的旗人日益增多。况且犯罪各有轻重，如果让寻常犯罪的人与寡廉鲜耻、有辱旗籍的人一律发遣，也觉得毫无区别。请求此后旗人犯罪，除了在京八旗中住在乡屯以及附近京城各处庄头中没有差使的人，他们所犯军刑遣戍徒刑罪名都照民人一样发遣外，至于东三省旗人中有寡廉鲜耻、玷辱旗籍情节的，才照例实发；其中住在乡屯而没有差使的人，仍照旧例分别折算枷号鞭责了结。奉旨依议。

三月，部里议复：据代理四川总督保宁咨报：蒲江县百姓曹履洁，因为大功服堂弟曹富洁企图奸淫他的儿媳杜氏未遂，曹履洁听到呼喊将他捕获送官。不料曹富洁认为送官也不至于判死罪，将来一定要报复杀害他，该犯愤恨他的凶恶，用绳子缠住他的头颈用力拉扯致死。该总督将曹富洁依"罪人已经被拘捕却擅自杀害，以斗杀论"、"殴杀同堂大功服弟弟的"律条，判杖一百、流三千里，咨报部里。又安徽巡抚书麟题报：太和县百姓杨心悦，因为他的亲堂弟杨永振企图奸淫大功服的寡嫂祝氏未遂，祝氏哭诉此事，该犯出言斥责，杨永振反而持刀行凶，该犯一时忿激，拾起斧头殴击致死。该巡抚将杨心悦依照砍杀亲弟弟的条例拟判绞监候。这两案都是尊长因为卑幼企图奸淫而引起争端、有心致其死亡，情节相同，但办理却并不统一。查尊长图谋财产、图谋奸淫、挟嫌泄愤而杀害卑幼的，就依律判绞，秋审时列入情实。若尊长图谋奸淫卑幼而被卑幼杀死尊长的，则夹签声请，蒙皇上敕令交九卿复议，酌量予以从轻末减。大概是因为律

译法看重伦常纲纪，而又对基于义愤的情况予以法外宽宥，这些都有现成的条例可以遵循。若是尊长杀死卑幼的案件，律文却没有明确条文，所以各省办理起来未能统一。臣私下考虑，尊长对于卑幼，情谊亲近、名分尊贵，负有管教的责任。如果卑幼不顾伦理，动辄企图奸淫有服亲属，败坏人伦、伤风败俗，已经触犯了十恶之中的内乱之罪。尊长训斥责备而卑幼不服，尊长一时义愤，因而将其打死。如果也照寻常谋杀故杀一律全部定罪，反而将乱伦之罪置之不问，那么因义愤而杀人的尊长与寻常故意杀害卑幼的尊长就没有区别了。请求此后凡是卑幼仅仅是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以及一切寻常触犯尊长的情形，或者尊长另有私人嫌隙、乘机杀害卑幼的，仍照谋杀故杀本律各按服制办理外；如果有卑幼企图奸淫有服亲属、被尊长愤激致死、审有确凿证据的，一律照"罪人已经被拘捕以及不拒捕而擅自杀害"律条，无论是谋杀还是故杀，各按照服制，都以斗杀定拟。至于在场帮同殴打、致有伤痕的犯人，除了是死者有服卑幼的仍以谋杀故杀服制本律科断外，其余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尊长，一律照斗杀案中余人的规定定拟。奉旨依议。

九月，协办大学士和珅等奏称：查向来条例，流刑罪犯人如果在中途在戍所逃跑被捕获而改判发遣的，都按照其现在戍所地方计算路程发配。又免死减等的流犯逃跑被捕获的，也按照其原来戍所地方计算路程发配。至于附近改发近边、近边改发远边、远边改发极边，应当从何处开始计算路程之处，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应当将军罪逃跑改发的犯人，都照流罪逃跑就地从戍所改发的成例，从戍所计算路程，记载入刑部册籍之中。若现在戍所地方应当改发之处，正好是与原籍相近的地方，而该地又地处边境、再没有别处可以改发的，仍从其原籍改发。倘若原籍改发之处比现在戍所更为相近，那么就依照被捉拿的地方改发，这样才能与《五军三流道里表》所规定的远近里数都没有相违之处，不至于出现应该发往远处却反而发往近处的弊端。奉旨依议。

译皇朝通典卷八十六

●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刑八

○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宽恕

囚系

△宽恕

臣等谨按：国家有常法，罪有疑处从轻处理，所谓宽恕，是指随时随案，在法律之外施行仁德。我朝自列祖以来，以仁爱教化、以道义匡正，深厚的德泽普施恩惠。到了我皇上，以上天好生之心作为自己的心，秉承历代圣主辅助教化的治理原则来治理天下，崇尚德教、放宽刑罚，百余年来始终如一。总而言之，不看重曲法迎合人情，而看重推究实情来判定法律。情有可原的，即使是因饥寒而抢劫盗窃，也可释免其罪；谋逆之犯因连坐而牵连、但确实不知情的，也可免于诛杀。何况罪不至死的，更可以酌情从轻处理。这全在于用心审查核实，务必了解实情，所以皇恩旨意的颁布，有些是当事人自己都梦想不到的，而根据情理酌情裁量，实在是审慎用刑应当如此。相比那些曲法市恩之人，怜悯体恤本来就无所不周，法令规章又足以成为典范。这正是所谓像上天之德一样，普施万物而不言语。至于热审、停刑、缓决、减等以及留养、自首各项条款，实行已久，保全的人实在很多。此外还有衣物、煤炭、药品、食物等格外的仁政，所以冤屈之事很少听闻，牵连之人也极少，百姓在教化中安居，刑罚措施都合于祥和。多么美好啊，这真是盛德到了极致。

天聪元年六月，当时因年成饥荒，盗贼之势甚为猖獗，到处都有。众大臣请求按法律严加惩治，皇上恻然说道："他们都是迫不得已才做盗贼的，抓获后鞭打释放就可以了。"于是命令这一年审理案件，姑且从宽处理。

顺治八年三月下谕说：天气正转炎热，连日风霾不雨，前代常有热审的先例，刑部可以全面清查刑狱案件，五城司坊、顺天府、京县各自核查监犯中没有牵连关系的，当天就释放，笞、杖、徒、流各刑依次减免。其中情节罪状有可怜悯疑问的，请旨定夺。十年十月，朝审罪犯张学因伤人应当抵命，他儿子玉儿哭泣请求代父而死，司法官上奏此事，皇上怜悯其情，特别免其死罪、发配辽阳戍边，但仍谕示此后不作为定例。十二年七月，规定审录罪囚，凡死罪中有可怜悯疑问、或事情没有证据佐证可结案的，具本奏请处置；流刑、徒刑以下的减等发落；充军人犯除已经发配解送的以外，其余的不论是否已经详报核准，即使已定卫所尚未起解的，也逐一提送审录。其中有应当释放、应当减刑的，会同巡抚酌情发落。又，军罪案件如果没有按照全部律条判定、只是摘引部分条例、或不分首犯从犯而滥加罪名的，如果尚未发配遣送，就在矜疑疏内一并附上、题请开释。杂犯中罪应徒刑五年的，以及已服徒刑又再犯徒刑、合计徒刑四年的，各减一半，依例应枷号示众后就近释放。其余流刑、徒刑等罪各减等发落，笞刑的一律放免。至于赃罪，除侵吞盗窃官银五十两、粮食一百石以上的仍照旧监押追赃外，如果应偿还官银不满五十两、以及没收入官或给还失主的赃款一百两以上的，监押追赃至五年为限，或正犯本人已死、追查其子孙也没有家产的，可奏请豁免。各处盘查坐赃追赔银两草束的案件，也一并听候查勘正犯是否在世、家中是否有财产，另行奏请裁夺。十七年七月，规定正月是万物萌发之初，停止执行死刑。

康熙七年五月，因为天旱，敕令内外刑官，除重罪囚犯外，其余轻罪犯人立即保释。八年六月，谕令各省热审期间，凡不是确实犯死罪的，酌量减等处理，与在京司法机关的做法相同。九年二月，规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