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学术五广论中

译卷五 学术五广论中

应变须才论

张罗澄

自古以来，世道变迁循环往复，即使局势溃败分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也必定会有真正的贤才顺应时运而出，以平定动乱并扭转局面。所谓真正的贤才，并不是倚仗一己之才便称为才，而在于爱惜人才、任用人才罢了。然而到了今天，天下滔滔，谁能称得上有才？即使有一两位杰出的人才出现，又叹息没有可用之才，于是大家共同震惊哀悼，说夷人的军气过于锐利，不是我们能够比及的，于是学习他们的长处，设立机器局、船政局、海军、陆军，都崇尚西方的方法，但最终一个岛国兴起，我军都向北溃败，大局几乎无法支撑。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地方没有人才，所以如此。并不是武器不锋利的过错。如果从武器方面来说，旅顺、威海卫是天险可以倚仗，铁甲并非不坚固，枪炮并非不精良，刀矛并非不锋利，却望风溃散，不战而败，利器可以倚仗吗？还是不可以倚仗呢？这不需要智者就能明白。所以想要渡过这次变局，不专门倚仗武器，首先在于寻求人才。如果有大力之人，处处留心，人才不必精通六韬三略，也不必拥有百石六钧的勇力，只选取有血性的人为上，有豪气的人次之，那些有才但郁郁不得志于时的人，又次之。从前道光年间，英夷侵犯广东，长驱直捣省城，如同拨开蒙昧、振落枯叶般容易，而三元里的义民蜂拥而起，于是挫败了英夷的锐气，这是凭借我们的血性就可以有所作为，并非武器的锋利。光绪初年，广西刘永福潜伏在越南的山泽之中，号召亡命之徒，揭竿而起，赤手空拳抵御法夷，临阵夺取军械，自己创立黑旗军，杀死了无数法夷，威名传播于中外。又有韩国忠在三韩近边，以挖金为业，游民都归附他，自成一大部落，人们因此称他为韩边外。即使以俄罗斯的强盛，也只是用猎狒狒的枪，时常与他相抗而不能使他屈服。这两位，豪气壮伟，具有英雄豪杰的风范，彭刚直的奏疏中都津津乐道，也并非武器的锋利。光绪乙酉年，法国剪除越南，侵犯台湾时，督师的人是刘铭传，其营务处的人是李彤恩。彤恩在台湾时间久，知道台湾人张阿虎最为桀骜不驯，然而武勇且有劲气，犯了大案逃匿在生番之中，彤恩招他出来，命令他召集土人五百人以杀贼立功，阿虎感激他，于是改名为张李成。等到法夷侵犯沪尾，彤恩先用石头填塞港口，法船不能进入，阿虎大呼五百人奋勇向前，厮杀毁坏了法战船一艘，法酋死了一个。法兵，死了六百余人。外国绘图记录奇异之事，称我国为能，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人怀才不能自己施展，往往拔剑哀歌，有压抑阻塞求伸展的气概。如果得到一个知己，提拔他到军中，那么他将时常具有一颗必死之心，以博取千秋功名来报答知己。阿虎的事情，就是明证，哪里是斤斤计较于武器的锋利与否呢？像这样使用人才，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不可胜用了。还说要缺乏人才，唉，真是荒谬啊！有客人进而请教说：“您的话确实有证据，就像前日的事那样赫赫有名。但是有了这样的人才，武器就可以不必锋利了吗？”回答说：“您恐怕是要因为噎住而废食吧。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他的工具锋利。’管子说：‘武器不锋利，让士兵面对敌人，武器怎么可以不锋利呢？’一定要有人才然后利器可以倚仗。如果武器已经锋利了，而没有能使用这利器的人才，即使锋利有什么益处呢？”只希望当代的巨公，每日以上谕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是我们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将这两句话铭记在心坎中，谆谆以求才为急务，不以资历限制，不以规矩拘束，得到人才而以利器辅助他，以此来伸张忠愤而报答国仇，也不难了。不然，甲午之交，军队在榆关内外者三四百营，将官营弁都是从钻营贿赂中来的，简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材。弃甲而逃，利器委弃给敌人，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啊！

论倭事为中国之福

黄庆兰

自从倭奴挑起事端以来，绵延数月，议论者都认为这是中国的祸患，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福气。虽然在事变之初，当局者虚与委蛇，务求粉饰，事事迁就，不肯轻易挑起兵端，导致倭奴猖獗，酿成灾难，这种失败是可以预料到的。即使有小胜，也是兵法所说的大败的契机。高丽臣服我国，作为东三省的屏障，二百余年，贡献不缺，谨守臣子的礼节，那么一旦国内有难，中国发兵遣将，平定其内乱，如同父亲保护儿子，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什么倭奴，敢忘记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警戒，而肆意妄为呢？看他们既占领高丽都会要隘，又敢窥伺中国边疆，并多添兵轮在南北洋海面游弋，希望趁懈抵隙，逐渐进入各海口，推究道理，这合乎情理吗？考察日本这个国家，不过是三岛浮沉在东海，犹如一粒粟米，土地军力都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能够与之相抗的，只有大小兵轮四十余艘，数量相同罢了。然而数量虽然相同但坚固庞大不及，炮弹也不多。像这样的人手不多，水陆不相保护，战事未及十

译其次，国内的人力和财力都已枯竭。观察朝廷搜刮军资、税收以及官吏俸禄的情况，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发，国家空虚的状况已经明显且有证据可查，估量这种形势是强还是弱呢？道理既然悖逆，形势又如此孱弱，我们中国在此时不战胜日本，那还能战胜谁呢？只是中国如果真的战胜了，朝鲜如果真的保全了，倭寇如果真的臣服了，到那时中国的祸患就能就此停止吗？不能。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没有比得上中国的，西方博学的士人曾经测算中国各省所有的银、煤、锡等矿产都尚未开垦，其财富不可估量。西方各大国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无不闻风兴起，对中国的所有财富垂涎三尺，就像巨鹿之战中的诸侯不能一日忘记那样，只是他们的踪迹还没有显露罢了。而俄罗斯则已经多次犹豫徘徊，屡次施展诡计了。原来俄罗斯在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就想扰乱我国北境，道光、咸丰以后更加肆意侵占，同治末年勘定新疆时，已经被它扩张了数千里的土地。直到今年日本战事刚刚兴起，它便征兵调将，秘密传授计谋，虽然名义上是保护商人和旁观战事，与其他国家相同，但其处心积虑却与众不同。如今土地的广阔，俄罗斯在地球上固然首屈一指，而且与中国的疆土相连，从东南方的珲春起，沿着黑龙江、吉林两省向南转折，经过朝鲜、满洲、蒙古，越过恰克图向西，到达新疆边界之外，又转向西北，抵达巴玛，绵延六七千里，形势如同口袋包裹，态势好比高屋建瓴，居高临下，因利乘便，一旦席卷向南，与中国争衡，中国将如何抵御它呢？以前阅读西方报纸记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已经竣工，现在从俄国京城直达西伯利亚，由天山一带直到中国的北京。这样调遣兵将，转运粮饷，瞬息之间千里可达，所以俄罗斯如果不与中国争衡也就罢了，如果俄罗斯想要与中国争衡，恐怕不是今天这点微薄的将卒炮舰所能与之抗衡的。然而俄罗斯在数十年来尚未发难，不是不敢，终究是因为不知道中国的虚实。自从今天看到日本敌不过俄罗斯，才清楚地知道了中国的长短。唉！日本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罢了，土地不如俄罗斯广阔，国家不如俄罗斯富有，军队不如俄罗斯强大，器械不如俄罗斯精良。日本与俄罗斯相比，犹如泰山与鸡蛋。而今天战端已起数月，中国所派遣的兵卒粮饯极其精良且数量众多，却还没有看到日本被破灭。倭人收复汉城，战争连绵祸患不断，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像俄罗斯这样富强狡黠的国家，难道可以和倭人相提并论而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吗？这就是我所说的以今天的事情作为中国的福气。俄罗斯的强盛于中国，谁不知道呢？即使俄罗斯窥伺我们中国，谁又不知道呢？俄罗斯既然存有窥伺中国的心思，中国也知道俄罗斯存有窥伺的心思，两相猜忌嫌恶，没有不互相抵触的，等到开始感叹谋划的双方都不善，兵力不精良，不又太晚了吗？那么与其日后受制于强大的俄罗斯，哪里比得上今天在弱小的日本面前受挫呢？假如真的今天在弱小的日本面前受挫，那么我们君臣上下知道日本不可轻视，更加知道俄罗斯不可抵挡，这就能起到暮鼓晨钟、发人深省的作用，从而革除旧弊、建立新政，转祸为福了。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原来我们中国数十年来，凡是掌握大权的人，都是尸位素餐，对于四方势力的侵犯和削弱，置若罔闻，得失是非，一概不顾，即使对于本国举荐贤才、罢黜不肖，无非也是瞻徇情面，蔽塞耳目，上下模棱两可，专门图谋粉饰太平，因此宰相不知道统帅的情况，统帅不知道将领的情况，将领不知道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知道战事的情况，军官不知道士兵的勤勉懒惰，士兵不知道器械的锋利钝拙，一旦边疆有事，才开始急切地招募虚报数额的士兵，购买轻便的器械，修理破损的船只，纷纷扰扰，端倪尚未显现，而敌人已经深入。这是中国身居高位、享受厚禄者的通病，确实就像谚语所说的“不到梁山顶不做，不到乌江口不行”那样。

译如今既然有日本战事作为衡量，这才明白平日里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知道训练士兵、修整器械、培育人才、购置大型战舰所造成的错误实在太多，导致军队所到之处，即使是微小的日本，也不能彻底消灭敌人，以掩盖平日里的所作所为。如果思考这些，就会豁然开朗，恍然大悟。既然醒悟且清醒，自然不难毅然奋起，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像勾践卧薪尝胆、枕戈待旦那样，整顿一切事务。于是聘请洋员作为教官，招募洋匠制造枪械，设立学堂培养人才，前往海外购买大型战舰。于是，过去训练没有方法的人，现在用新法教导，人人都知道了方法；过去操练不努力的人，现在责任有所防范，回家后工夫也熟练了；过去追求虚名的人，现在凡事认真，应对敌人没有忧虑；过去教战不得其人的人，现在命令一出就执行，万人悦服；过去军火供应不继的人，现在军装充足，士兵没有旷职；过去枪炮不新的人，现在全部使用新式，技巧得以施展；过去弹丸不准的人，现在准头有度，发射没有失误；过去主将无能的人，现在智谋和勇气都优秀，奋发争先；过去临阵脱逃的人，现在将士效命，军队没有不向前的；过去军官畏缩的人，现在士兵忘身，目光没有回顾；过去船只不坚固锋利的人，现在驾驶有法，作战没有退缩；过去调遣不足的人，现在无所不备，作战防守有凭借。再加上论功行赏，各尽其能；按罪施刑各尽其法。功劳不被剥夺而大众和谐，死亡必得抚恤而人心振奋。训练既然在平日深入，功用就在临期奏效。像这样，积累几十年，没有不富强冠绝天下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现在暂时的屈辱，就是将来大的伸展，失去在东隅，收获在桑榆，古人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到了这个地步，固然不惧怕小小的日本，即使是强大的俄国，也不值得畏惧了。不仅不值得畏惧，连俄国人也知道中国不可欺骗，想着消除阴谋，来寻求永久友好。俄国祸患既然消除，那些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又哪里值得挂怀呢？唉！中国衰弱不振，已经好几代了，被欧亚各国轻视，也已经有几百年了。如果现在真的能以前车之鉴作为后车的教训，以先事作为后事的老师，振作国威，奋兴武备，天下的事还可为，又哪里难借日本战事来慑服强邻，暗中消除大患呢？然而如果没有今天的日本作为警惕，那么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常常这样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只知道保全富贵，沉溺于淫逸，而没有把挽回天下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我才说：日本战事是中国的福气，是千载一时的极大转机。时机，不会再来；时机啊，不可失去。所以我不怕繁琐，不怕刀锯，痛哭流涕，大声疾呼，用日本战事作为当头棒喝，告诉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幸运的是听从，固然是中国的福气；不幸的是不听从，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祸害吗？草莽中的迂腐儒生，既然有激愤之言，就不禁拭目以等待。

中国易于富强论

余贻范

听说善于搏斗的人一定要扼住对方的咽喉，善于用兵的人一定要审察形势，善于谋国的人一定要参观互考，权衡形势的难易，事情的重轻，就像下棋的人没有虚着，医生对症下药一样，以后可以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不至于每况愈下。关心时事的人，常常认为欧洲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土版日益扩大，商业日益兴盛，其民众的富厚比以前不止增加几倍，而环顾中国，土地没有开辟，民众没有富裕，担心人口越来越多，谋食越来越难。不知道治兵的人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而治国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查亚洲的国家，中国最大，合二十一个行省，计算占地球的十分之一，人口又与欧洲全洲相当。披荆斩棘以开辟山林，土地大不足以取威，而中国却保世滋大；卫文革车以兴建都邑，民众不众多不足以定霸，而中国却人物繁庶。不仅如此，欧洲各国如棋子般分布，如星星般罗列，如犬牙般交错，他们练兵必须工力悉敌而旗鼓相当，否则强邻窥伺，边境骚动，国家因此不安宁。他们的军饷每人每月从十余元到三十元不等，中国军制绿营兵饷，除米之外，一个月不过一两银子，即使练勇，也不过三两五钱到四两二钱为止。人情俭奢不同，西国的浮奢饷项不多，绝不同于西兵的耗费。中国土地大于欧洲各国，而练兵不必多于各国，筹饷却又省于各国，只要练一个兵能获得一个兵的好处，其数额仅与欧洲一国相当，那么邻人不得窥伺，疆域也安宁。至于兴办工业则价值低廉，设立学校则文字一致，这几件事，都是欧洲各国所自叹不如的。可惜官员因循于上学塾，玩忽于下，习惯于积习，埋没才材于科举之中，不能奋发有为。如果振作有为，确实有事半功倍者。唉！自从海禁开放以来

译时代不同，局势也各不相同。欧洲各国日益以开拓疆土、增强国力为要务，从前已经占据了美洲和澳洲，随后又瓜分非洲作为自己的海外属地。亚洲的缅甸、安南以及琉球，都是我国的藩属国，一寸疆土、尺许土地都不应轻易送给别人。然而现在，安南已经被法国鲸吞，缅甸又被英国蚕食，而且琉球的疆域也被日本兼并了。当今的时势，难道还可以安于常规、沿袭旧法，而不知道改变策略吗？如果能够精心训练军队，使百姓富裕以养育民众，督促农桑作为根本的基础，修建铁路以通商惠工，设立邮政以便利百姓、有利于国家。一年中因运费节省下来的支出，不知有多少；因邮资收入而盈余的部分，也不知有多少。由此开采矿山以充分利用地利，设立西式学堂以培养人才。将会看到物产丰富充足，百姓生活富裕，而国势也蒸蒸日上。那时将能超越五大洲之上，岂止是与之并驾齐驱呢？处境困窘就要变革，变革就能通达，这是我所期望于掌握实权的人的。

译答复关于东方时局的询问

英国人 威妥玛

有客人向威妥玛问道：“如今向东眺望，海上的云层连接天际，战火纷飞。仆等认为这关系重大，不仅仅在于东方，而且蔓延影响到西方。您在华四十年，奉命出使十二年，在观察时局之余，您认为仆等所见的情况属实吗？”威妥玛说：“我们如今都隔着遥远的海洋，只能依靠书信往来，借以互通消息。假如传言属实，关系确实非同小可。然而中国的事情，我也未能完全窥测；日本的事情，又不足以对外人道说。那么近来众说纷纭的言论，我还未能洞悉其端倪。如果以我的意思推测，驻守朝鲜的中国军队，必定会被驱赶至日本。发表此论时，平壤尚未失守，日本既然获得此胜，又将侵入中国疆土，中国的危机，大概从此开始了。您也知道中国的东三省，实在是发祥的重地，我不敢说‘我能预料未来之事’，只是为中国考虑，凡是人们认为万不可能发生的事，没想到竟然到了这一步。一旦突如其来，必然出人意料，比如旅顺口这天险之地，人们认为万万不可失守，没想到在数点之内就失守了。威公真有先见之明啊！唉，所以说：根源在朝鲜，假如真的形成破竹之势，那么动摇时局，不但关系到中国，而且关系到欧洲的大事，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了。”威妥玛又说：“人们说日本巧妙，如今观察进犯满洲这一战役，确实是机械巧妙到了极点。假如日本能算计夺取盛京，我知道中朝的险境，有百倍于寻常战乱的，其中关系的缘故，则英国各新报都还不太明白。满洲全境，处于长城之外，历来大清有动乱，即使兵戈之惊，直逼京城，皇帝巡幸奉天，不失皇家的威严，无伤国体。所以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联军在京师扎营，文宗显皇帝避暑热河，等到和约订立，皇帝返回京城，天下安宁，几乎忘记了祸患，这就是证据。从前欧洲罗马国王养尊处优，人们见到他必定跪拜行礼，简直像向神祗肃拜一样。中国大皇帝也如同这样尊为天子，而奉天则是一个陪都。日军如果直接占据陪都，侮辱列祖列宗的圣域，满城二百五十年的荣耀称号不就被损害了吗？回溯二百五十年前，世祖章皇帝在北方兴起，率师入关，驱除明末的流寇，天与人归，端坐治理中国。那么东三省，确实是中国木本水源的地方。华人常说，天子圣明在上，独揽大权，世上有什么人敢于干犯？日本如今想要损害皇威而窥视东三省，深恐朝廷的根本不免为之动摇。西方谚语说：‘胜利则一鼓作气，席卷天下还有余；失败则一败涂地，制作粗布宽衣都不够。’说的是得势失势的不同，中国难道独独不然吗？正当其全盛之时，彰显神武，定都燕京，而后十八行省的官民士庶，都叩头称臣。如今如果不能讨伐日本这个小国，中国的危险情形岂能说得完呢？”客人说：“是的，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只是鄙人的意思，前线华兵虽然受挫，后面应该有如火如荼的军容。况且华人人口三百五十兆，日本不过四十兆，即使中国再失败三次，也未必立刻关乎全局。您竟然认为危险万状，请问也有理由吗？威妥玛说：“军旅之事，不在于士卒的多寡，而在于格物致知的学问。大清入关之初，八旗劲旅未曾听说日本练兵的新学，而华人已经像风吹草伏一样，拥戴皇权。如今日本则历聘欧洲名将来训练其士兵，近年来对欧洲人推心置腹，初无疑忌；对国家政令则风行令行，也没有阻碍。等到观察其民情，也非常兴高采烈。凡是泰西新创的良法，不亚于涉足其藩篱而窥探其堂奥。华兵反而如此，虽然人多有什么益处？况且就以一千八百六十年的往事而论，英法联军由天津门直接到达京城，中国御敌的士兵并非不多，却未能充分一战。所以如果中国有十万士兵，未经操练纯熟，作为统帅的人又没有研究泰西的新学，而且粮食供应不继，兵器新旧相间，一旦与敌人在疆场相见，反而因为人数众多，更显败亡容易。所以说：‘士兵越多则事情越愤懑。’中国用兵的古法，沿袭二百五十年了。

我英国议员寇韶所著新书，记录中国兵额毫无夸大。然而只看中国所述的教演方法以及所用的兵器如何，就知道其易于哗变。至于蒙古的兵制，大体上三丁抽一以充实军伍，然而也未经教习，势将何所用之？我久游中国，非常喜爱中国，因为这场变故，常常代为伤心。而其不肯备豫不虞的过错，则断不能为之曲恕。前后六十年间，泰西官绅游历中国的，恳切劝告中国亟须整顿之处，不啻舌敝唇干，而中国仍率由旧章，不动不变。偶尔有急难，

译这就好像虾一跳而水一动，等到事情过去、情势变迁，便又一起淡忘了。还记得一千八百八十年伊犁的战事，几乎与俄罗斯开战，我当时在燕京，偶然遇见总理衙门的某位大臣，谈话间我感慨叹息说：“可惜战祸没有真正爆发啊！”大臣对我的话感到非常诧异，就说：“您向来有平息战事的心愿，屡次劝告中国不可因小忿而酿成大祸，现在说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呢？”我又叹息说：“因为俄罗斯既定，贵国依然甘心让人占先，而始终没有振作起来。贵国打算与俄罗斯作战，于是认为应当紧急修筑铁路、操练陆军、订购舰船的议论，已经过了两三年，如今如果全都付诸东流，岂不是很可惜吗？”后来果然如我所料，中国只是在表面事务上偶尔整顿一下，总之军营中的人，仍然像没有受到教化一样。西方人说，弓箭盾牌之类的大多数，都是未受教化的苗、猺、番、獞等族所使用的。如今万一不幸导致重大损失，这就是历年不肯改革制度的惨痛报应，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慨的呢？客人又问：“中国的制造局及机器等各种利益，究竟如何呢？”李中堂见识明敏，与我们西方国家的人才不相上下，难道说没有能够改变吗？威回答说：“确实有改变，只是中国的舆论仍然把新法视为深仇大敌。”回想李中堂平定伪太平王时，实在多亏了我们英国提督戈登的力量，您对此也了解得很清楚了。那时李中堂与西方人朝夕共事，不得不按照西法行事，自己逐渐知道西法胜过中法，而且也不得不钦佩戈登兵法的精妙。至于知道这件事的华人，也不能忘记戈登，而戈登爱兵如爱子弟，既然不肯接受李中堂赠送的公费，就拿出他在英国领取的年薪来抚恤受伤的士卒，于是成为同心合意的常胜军。李中堂因此改变了守旧的心意。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国在越南发生战事，中国痛定思痛，于是增设制造局，广泛铸造新式洋枪。然而如此利器，在西方不算新奇，在中国反而不如旧式，为什么呢？分发给各省未经训练的生手用在战场上，恐怕还不如旧枪使用得纯熟。我又听到我们英国海军提督的话说：“中国的水雷船排列在海边，无人掌管，外面铁锈堆积，里面秽污狼藉，假如海上有警报，已经无法驶用。”我品味他的话，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拿中国的其他事情参照来看，似乎并非过分夸大。而且即使说过分，有西方的利器，却没有西方的兵法，不也成了无用的东西吗？中国既然很少能用西方利器的人，又很少聘请西方人代为训练，所以虽然有新器械，却未见其获益。只是考察华夏人才的素质，确实适合入伍使用：一是遵守军令，二是做事认真，三是节省日常费用，四是枪法准头很好。而且在台湾之后以及城墙等地方，可以遮蔽自身，处境也极肯与敌兵作战。然而驱使他们到空旷的原野，与经过教习的精兵面对面激战，那就无异于西班牙的乡村人与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交战了。秋风迅扫，败叶纷飞，唉，真可惜啊！假使中国能有空闲时日，依次集结军队，全部仿照西法，督促令其演习，军饷如果不足，就向西方借贷，自然没有不答应的。然而旷日持久，不是旦夕之间可以成功的。我看日本的意图，必定不会允许中国从缓部署，所以想要采用西法来训练精兵，借西方的银两来充作国用，恐怕最终不免成为画饼。这就是我为中国感到危险的原因。客人又问：“日本希望成为中国的主宰，能做到吗？”威回答说：“日本的性情气质，因为逐渐通晓西学，几乎与西方人吻合，没有隔阂。与西方人亲近的，与华人就疏远了。中西的界限，永远不相混淆。中国与日本的情势，能够相通吗？两百年前，大清正位中原，凡是前明的制度典章，大半沿袭不改，华人习惯于他们所习用的，因此能够上下互相信任。可是日本的风俗政令，本来与中国不同，现在又参杂了西学，却妄想问鼎中原。且不说华人向慕之心素来殷切，单就离心离德而言，他们肯接受日本的规范吗？包围并袭用其制度，遵从其教化吗？由此可知日本难以成为中国的主宰，与泰西各国的情况是一样的。”

译客人又问道：“中原朝廷不可动摇的根基，近年来震动不止，已非一次。文宗显皇帝驾崩，穆宗毅皇帝年幼即位，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长达十二年。穆宗毅皇帝亲政后，华夏百姓殷切盼望治理，刚过一年多，皇帝便驾崩。当今皇上继承大统，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十四年，前后共计二十六年。这难道不是极其危险的征兆吗？”威德尔说：“像这样的大事，天下人都知道，但所谓利害关系，人们却习以为常而不觉察。中国看待‘坤教’（指女性掌权）比东方各国更为重视，所以‘皇太后垂帘听政’，华人皆畏惧‘神服’（指违背天意或神意），教化没有偏差。记得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中国某位大臣曾对我说：‘垂帘听政之举，华人皆认为这是‘国运不佳’，并说纵观前史所记载的太后临朝称制之事，都不甚妥当。’这或许是‘两宫皇太后’刚开始垂帘听政时，大臣私下忧虑过度的言论。哪里知道‘皇太后’聪明仁厚，远远超过前朝呢？我看中国之所以有重大阻碍，是因为一国的大权只有‘皇上’才能掌握。如今皇上刚过二十岁，如果真能‘独揽大权’并以‘英明仁武’来运作，难道不是极好？反过来想，岂不是奇险迭生吗？然而华夏百姓本来谨慎厚道、善良柔顺，只要遵循旧章，已无可担忧。我在华时，也曾与各位大臣谈及华人易于约束的优点，某位大臣忽然说：‘是的，华人只求吃饱肚子罢了。’我心里非常惊讶。‘〇我的意思，是因为华人严格遵守‘王法’，不敢像西方人那样公然争夺主权，所以才这样说。’而大臣则想起洪水为灾、开仓赈荒之事，意见不免分歧。然而即使以荒年来论，华人认为天怒必定是因为‘国家政令’有所缺失，才导致如此。我说‘中朝之政’确实难免有缺失之处，那些手握大权、居中驭外的人，弊病在于过于软弱，各省文武大小官吏贪污腐败者，所在多有，山泽之间则时常有盗贼潜伏，这都是出于‘国威’不振。至于华人，虽然遭受贪官暴吏的残酷虐待，大多吞声忍气，不敢反抗。如果与西方那些不甘受君主统治的人相比，华人确实是良善到了极点。华人的地位，实际上还未能自主，主要原因在于不懂新学，听命于上级，谁说不是呢？然而往往有难以忍受的情况。历年以来，有时因为军饷不能按时发放，导致军营哗变；有时因为官吏违例滥征，中饱私囊，激起民变。即便有小乱，随即被平定，未必能各路响应，再出现太平天国和捻军的祸乱。以目前的情形来看，或许像一千二百年间蒙古人初入中国的事，又像一千六百年间满洲人初与明朝对抗的事，或者像英国夺取印度的事，都难以断定是否会发生。即使有，终究不会立即成为定局。西方与中国交涉的国家，绝不会任由其动荡。我之所以因为日本之战，而说将来必然关系到西方大局。万一真如我所言，那么首先干预的是俄罗斯吗？还是法兰西与德意志吗？总之到了这一步，不论何国，只要能割据中国一隅之地，以及其民众，用新法教导他们，那么其兴盛之机，不可限量。逐渐成为东方第一强国，兼为东方执掌大权的首领，又有什么难的呢？然而中国独占十八省的大权，又辅以东三省及新疆、蒙古、西藏，疆域如此广阔，何难雄视西方呢？渺小的日本，又能做什么呢？”客人又问道：“以您的高明见解，中国值此际遇，首先干预的究竟是哪国？”威德尔说：“必定是俄国，万无可疑。而且我并非对俄国怀恨才这样说。俄国五十年来，在中亚细亚逐渐扩充其疆域，用其所奉的救世教（东正教）教化其民，用所练的战法训练其兵，难道不是要把中亚细亚的民众都变成俄罗斯人而不停止吗？况且俄国在开垦事业方面，已经习惯自然，他国虽想与之并驾齐驱，常觉得望尘莫及。而俄国朝廷任命专办边疆事务的大臣，向来以干练著称，对待异域的民众，常以私恩小惠相笼络，不啻对待自己的部民，实际上已掌握开边之枢纽，更有绝大关系。俄人练兵之法，独擅胜场，无论是何类之人，一经编组，即已行列井然，丝毫不乱。所以俄国若能割据中国之一地，而以新法教化其民，天下万国无不侧目。此外我还有话说，日本如今轻视华军，志得意满，然而终究不能说只有我对华可以随心所欲，他人不得参与，且不能过问。即使日本能战胜中国，彼与中国交界长达四千余里的俄国，我料想它将振振有词了。

客人说：“俄国想要干预华事，未见有所举动。俄皇又染重病，离开都城。当时前俄皇尚未去世。您却说俄国人必定先出手，试问有何实证？”威德尔说：“我更加依据

译从五十年来俄国人的举动来看，并非指目前毫无迹象而言。欧洲刻意防范俄国，其兵舰不许驶出黑海。凭借英国的强盛威武，俄国人不敢存有奢望，于是改道向东。既在中亚进行蚕食，西伯利亚广袤荒芜之地，又割占中国满洲一半及黑龙江沿岸之地。俄国人乘机夺取，华人海外对此殊不在意，却不知已失去一半的满洲。可惜啊！欧洲各国起初尚茫然不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俄国获得黑龙江地区，面积直如江浙齐四行省那样广袤，遂将中国及朝鲜的边境作为俄国边界。于是广泛考察舆论，都说俄国人的势力正迅速逼近，有伤害印度的趋势了。我说这话或许并非过分，俄国人心甘情愿想要得到的，最初本在于突厥的首都，而英国力量阻止了他们。俄国哪里会爱护英国呢？俄国不爱英国，又怎么会爱护印度？所以俄国觊觎印度，并非绝无可能之事。只是其虎视眈眈、急切想要逐利之处，尤其在于中国黄海的牛庄、山海关一带，以及旅顺、大连、朝鲜各海口，善于观察细微迹象的人对此早已心中有数了。」客人又问：「如今我不必顾念中朝了吗？只是想到中国若真败于日本，俄国人或许也会乘机侵入中朝，局势将难以支撑。那三亿五千万华人，难道不想尽力保全朝廷并谋求自卫捍卫吗？中华人士难道一定无力吗？敢以此请教明公！」威先生回答说：「唉！华人处在此时此势，难道还有妙策来筹划自保吗？朝廷既然或许疏忽大意，各行省必将分裂，简直如同沙泥般涣散，而且各省之间必然互相争斗，简直共同忘记了大敌。中国之所以相互维系、守法奉公，关键在于皇权的盛大振奋。中国有不允许官员在本籍任职的规定，假使祸患突发，那么那些身居高位治理百姓的人，在百姓眼中，简直都是外国人罢了。不仅如此，华人听命于天，那种寂然不动的心态已经固结而不可解开。您难道不知道吗？还记得官军收复金陵后，伪天王率领众人南逃，到达某地，共有户口七十万，那是坚固险要的巨镇啊！没想到发逆刚来，华人毫无仇视之心，也没有防备抵御的策略，竟然相继蓄发跟随逆贼。查伪天王在败亡之余，绝无威力可恃，其逆党也不过是持枪骑马之流，丝毫没有什么长技，而华人却迅速顺从他们，这究竟怎么说呢？当时我在中华，确实先得到此警报，急忙驰报某位大官。大官说：‘我也听说了，这是气运所关。’我不禁失望而返。像这样关系重大的要事，谁负责教化？谁掌管牧民？正应引以为忧啊！努力振奋愚民忠爱的情怀，才是正理。却只是一再说气运，再则说气运，好像与自己无关似的。因此敌国外患接连到来，也就推诿给气运了。其藩属如缅甸、越南这样的屏障，坐视其相继沦丧；伊犁一半割让给俄国，琉球全部被日本吞并，也毫无举动。有人怜悯并询问他们，仍然只说‘气运颓败而已’。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忽然发兵到台湾，更加显露出中国昏沉睡梦的状态。此前琉球国有一艘民船被风吹到台湾，船中的人被生番杀害，这正是中国分内应当查办之事，何劳日本派兵声罪致讨？然而中国竟然慷慨赠送洋银五十万圆，模糊了事，导致酿成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日本鲸吞琉球的祸患。中国到这才说：‘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日本想要将琉球变为郡县，中国确实不愿意，但也只是口头表示不愿意而已，没听说出动一旅之师，博取兴灭国继绝世的美名。日本于是更加自大，更加蔑视中国，逐渐想夺取朝鲜以弥补未能得到台湾的奢愿。您本是留心时事的人，也曾为中国谋划过吗？中国的藩属如今仅存朝鲜一个了，如果连这个朝鲜也失去了，中国还有局面存在吗？而且日本想要得到朝鲜，已经不是一天了。客人说：‘这些都是对的。至于今天的战争，您认为中国不过是节节退让而已呢？还是将一奋神威呢？’中国自尊的心态，常认为万国都低于自己。以我愚钝的预料，中国必将大显经天纬地之才，以资助其铺张扬厉的言辞罢了。

译威德尔说：不，不是这个意思。中国骄傲自大的气焰不可一世，但其实际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比如中国向来被称为文明古国，但其民众中却有极其愚笨拙劣之人，国家并没有逐一教导他们。中国的教化固然号称最古老且最高尚，但用各国当今的教育标准来衡量，中国所教育的，仅仅是尚未成年的孩童罢了。华人又有不肯自我谦逊的弊病，哪里知道这恰恰使他们成为不能作战的人呢？〇越是谦恭就越稳重扎实，越是虚骄就越空虚浅薄。中国之所以傲视他人，人们都误解了其意，以为凭借将士和城郭足以雄视列国，哪里知道这在于文字言语的表面？然而他们自以为无敌罢了。这就好比中间的鼓，越空的鼓声音越响亮，声音虽然响亮了，但其中空而无力又有什么用呢？正因如此，其气焰高与天齐，其力量却不及于地。总之，都是纯粹窃取虚名而已。1860年突然遭遇英法联军之祸，随后屡次违背国际法，于是有越南的警报，日本也屡次想尝试挑衅。于是中国自知不敌，迫不得已。一方面专心于朝廷中的各位大臣，另一方面动心忍性，希望增加自己不能做到的能力。凡是京师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简派出使各国的大臣，都是因1860年以后的事态激化，使他们不得不行动。总署大臣曾与各国有交涉事件，我在华时常常与他们往来讨论。有人说各位大臣都是从各部院堂官中朝廷遴选的干才，让他们兼任此职，〇确实是对此事很重视，但我仍不以为然。常听各位大臣私下议论，一涉及他国之人就十分愤恨，说如果能不与他们相通就最好了。又常藐视各国的钦差大臣，说这些人的文理见识没有能比得上我们华人的。至于朝廷阻遏外国人的事情，历来往往在于拜跪等末节，虽然我们英国人从未有降心顺从的，但都体谅中国藐视他人的原因，在于不明事理，并非另怀恶意。所以常常体谅而隐忍，绝不加以勉强，等待他们自行领悟罢了。客人又问：中国并非没有干练的大臣，并非不知道自己孱弱，为何因循苟且，不思奋起有为？即以日本的情况而论，难道不知道并非始于今天吗？威德尔说：唉，难以言说。总而言之，我中国的事情，往往自相矛盾罢了。华人难道缺乏精明聪慧的人才？对外事难道不洞悉？但知道的人是一个，执行的人又似乎另有一个。我曾与中国大臣纵谈外事，大臣说：“我朝深想效法西方国家，凡是从格致之学入手，以制造各种机器，必将取而用之。至于中国的风俗，以及道学德行之所传，则始终坚守而不改变。”这是华人的见解。日本则不然，无论风俗，无论道德，都随着新法而改变。大概认为既然得到了格致的新理，必然也要得到风俗的新章，才足以相配。仅就这一点，可见日本人比华人巧妙。中国之所以不能日益兴盛、月月更新，大概错误在于墨守旧章的念头。好比一个人，一只手想拿新器物，而另一只手仍紧握旧物，则必然纷乱而不能专注。所以有时聘请西方人，教华人制造之业，等到绘图说明，铸造成器，就说：“我的事情完成了。”问他们得到此器后，能否使用，时间久了仍未见其使用。中国又有一件最难的事，在于血脉〇之不流通。试以1874年我们英国人马嘉礼在云南被杀一案来说，我选派干练人员从汉口取道进入云南调查起因。考察云南一省，不过处于中国西南，而邻近缅甸罢了。不料我所派的人员在途中历经三个月之久，才抵达腾越。这样短小的路程，如果移到西方国家，不过三五天的行程罢了。而在华却竟然如此。这种关山之间的阻隔，道路之遥远，推及十八行省，几乎无一不是这样。如何能妥善约束呢？况且又怎能征兵集饷，而收到朝发夕至的效果呢？日本现在有窥伺东三省之意，而华兵却星散于我们各直省，仓促间难以调动，岂不棘手？曾比较路程，私下认为想要调动中国南兵到满洲，简直比英兵到印度更远，远水不能救近火，如何能立于不败之地呢？客人说：“倘若日本侥幸成功，中国不幸失败，那时各省大乱，对于西方旅行者有何影响，您的意见如何？”威德尔说：“不过是受虚惊而已，不妨碍大事。为什么呢？中国果真有不可测之事，我们欧洲各国必定无可奈何，同时并起，以保护本国的民众。以我看来，旅居华人的民众，固然有恃无恐了。然而欧洲的极大关系，就在于此。所以如果不是不得已，他们不肯轻易言干预吗？”又问：“欧洲到不得已而相干预，不知作何举动？”威德尔说：“日本如果得逞其志，或者想夷平朝鲜而使其成为郡县，一切都仿照日本新章办理。或者日本又图谋

译中国毗邻朝境之地，其归属尚不可知。然而暂且不必追问日本的边界究竟止于何处。俄国人必将纵马独出，日本才会畏缩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本领。总之，日本与中国交战，无论胜负，必定都无法占到丝毫便宜。日本失足而败于中国，其土地或财货，自然必须赔偿给中国。日本得手而战胜中国，又必将把土地和财货赔给俄国。于是大日本国必定会陷入巨大的亏损之中而后已，没有小利而有巨大损失，说的就是日本。然而它给中国带来的连累，则绝非轻微。俄国人倘若在中国北方强行干预，我们揣度，没过多久，法国必定突然从中国南方兴起。法国与俄国本来就有盟约。而且不仅如此，法国人另有对中国的不满，必定借口旧账未清，而想趁机结算。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从旁阻止，俄法两国就会彻底瓜分中国了。然而各大国，难道真的会袖手旁观吗？欧洲有德国，决不肯任由俄法两国增添新的权势。美洲有美国，在东方商务往来多如恒河沙数，也未必肯默不作声，而恪守甘居局外人的常言。客人说：“日本与中国交战，失败则损失巨大，胜利则毫无所得，如此不利。如果这样说，那么轻举妄动，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威说：“传闻日本国内有不安定的局势，筹划外事是为了平息内乱。然而还不止于此。日本人好动而不好静，维新之后，自觉年轻气盛，诸事都生机勃勃，却无处施展其势力，又与中国长期不和，于是借着朝鲜一战，忽然激起了他们黩武之心。”客人说：“您认为日本的战争是正义之战吗？日本战胜中国，能对世道有益吗？”威说：“我曾说过。日本胜利则朝鲜离去，我虽然非常奇怪中国不肯预先整顿，然而竟然濒临极险之地，实在让我伤心，不忍再提了。日本刚开始学习西方方法，就连我们这些久居东方的人，也没料到它竟然达到如此顶峰。只是日本人对西方的事情，无一不竭力效仿，如今竟见到成效，那么其进步似乎不可限量。但中国也有胜过日本的地方，日本人虽然非常灵巧，但中国人庄重沉稳，谋虑深远，这些都是日本人不及的。至于日本超越中国之处，我不暇详细列举，只有两件事：一是洁净，二是极力破除风水的迷信。中国人被风水束缚，造成的祸害简直不可思议，比如不许开矿的意思，日本能摆脱这种牵累，难怪它兴起得如此迅猛。我在中国四十年，关于东方的事情只是耳闻，又不怎么熟悉日本人，所以我所投契的只有中国人，而且深深钦佩他们。如今遭受日本的毒害，渐渐将伤害到国家体制，这无异于伤害我的心。哪里谈得上是正义之战呢？”客人告辞离去。回到住处后，便详细记录下问答的话，作为审视时事的一种辅助。

译论不勤远之误

薛福成

从前宰孔讥讽齐桓公不致力于修德而热衷于远征，后世那些平庸昏聩、逃避事务的人，借此作为畏惧困难、自我宽恕的借口，致使天下更加多事。他们不知道，齐桓公的弊病在于晚年欲望过多，内政不修，管仲死后贤才衰退，宫内宠幸众多而小人得势。葵丘会盟虽然号称极盛，但动乱的征兆已经显现，那么“不务德”这一句话足以概括他的过失。这并非是因为远方不应当去经营，正是由于不知道修德就无法为经营远方奠定基础。况且齐桓公居于方伯之位，承担尊奉周室、抵御夷狄的责任，这是他的本职。只是可惜他德行气量不宏大，目光短浅且急于求成，对长远和重大的事情缺乏认识，所以君子不能不为此感到遗憾。我私下认为，古今事变不同，用来应对的方法也不同。齐桓公的时代，应当北伐山戎，南伐楚国，形势上不能称之为遥远。汉武帝时代，应当抵御匈奴，开拓滇粤之地，时运上不能称之为遥远。唐太宗时代，应当剪除突厥，安抚回鹘，权宜上不能称之为遥远。等到元太祖时，囊括俄罗斯，席卷印度，余威震动欧洲，远方确实遥远，何尝不是审察时机以振奋武略呢！如今环绕海洋的五大洲，近得像家门庭院，与万国通商，近得像几案席子。办事的人尤其应当高瞻远瞩，扩大宏伟的谋略，然后才能引导局势，掌控变数。十年来中国不热衷于经营远方的名声，传扬到海外，各国没有不想夺取我们不争的东西，趁我们不防备的时候，窥探空隙，于是事端层出不穷。正因为不热衷于经营远方，所以琉球灭亡而越南随之覆灭，越南被削弱而缅甸又随之沦陷。其北面则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河以东勘定边界一错，国土缩减五千里。其西面则布哈尔、布鲁特、哈萨克、浩罕等回部，全部被俄罗斯吞并，而哲孟雄、什克南、廓尔喀等部，都臣服于英国。即使是近在肘腋的朝鲜，列为屏藩的台湾，也常常引起他国贪婪的注视。正因为不热衷于经营远方，所以香港、西贡、吕宋、新加坡等地，各有数十万华人，却不能设立一个领事。美国所属的旧金山、圣地亚哥，英国所属的澳大利亚，华人自己开辟利源，却无故失去，反而遭受他人的驱逐。正因为不热衷于经营远方，所以商务没有一艘船越过新加坡向西，越过吕宋向南，而军舰游历也不超过这些地方。出使大臣有的对条约的利弊茫然无知，而不考虑长远的计策；封疆大吏有的对边防的得失惘然不知，只求苟且偷安以应对，敌人以此立国。这样不至于招致寇盗、承受侮辱的，几乎没有。城里有个富人，独占坡田的利益。雨水上涨，湖水溢出，堤坝将要毁坏。有人告诉他：“堤坝毁坏，田地必定淹没，何不修筑堤坝呢？”富人说：“堤坝离我的田地远，修筑它干什么？”不久，堤坝果然毁坏，田地全部淹没。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家道骤然贫困。那个富人固然知道田地应当保护，却不知道不保护堤坝就不能保护田地。唉！时局的艰难危险非常严重，强邻的窥伺非常深入。当权者漫不经心不加考察，苟且图谋自己的便利，虚度光阴，还安然自得地说：“不热衷于经营远方”，这就叫做无知；这就叫做舍弃远方而不知道谋划近处；这就叫做承担天下事务却什么都不做。

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章炳麟

血液轮廓的大小唯独比禽兽巨大，头颅的角度唯独比生番野人高，这是文明国家的种族所共同的。继承神明的后代，以九皇六十四民为祖先，就像檀树柘树有乡里，芦苇有丛聚，这是葱岭以西种族所独有的。从春秋到太平盛世，周代田猎的界限没有标记，不区分内外，黄池会盟，夫差称吴子，所以整顿风俗，范围不过分，这叫做大一统；增减政令，经过九次变化又恢复贯通，这叫做通三统。通三统的人，虽然风俗不同，如果有长处，就采纳它。虽然如此，凡是用来采纳他们的长处作为我的爪牙干城之用的人，将用来保卫我大一统的教化。教化的变化，起初言论依附于种类，同样是人，而高矮不同，黄白有别，那么德性风俗也不同。所以古代婆罗门种因族来称呼他们的教化，可以作为佐证。只有我们神皋沃壤，五德完备，那么教化没有比这更正的，种族没有比这更贵的。虽然有成就大业的志向，并非自高自大，但还是不能不自我区分。比如草木的纹理，螺甲的节理，脊骨百族蠕动，还有繁简之分，何况于人呢？景教进入中国事情非常微浅，但是一遇到凌辱，就拔剑挟弓来议论他们的教化。社会兴盛时，中国戴儒冠的士人，独自行走，孤立无援，无所依靠，朝廷有政事，百姓不议论，边疆有战事，乡校听不到。虽然有贤杰不在官位，就局促不安没有长处短处，儒术的衰落，将不能保全其种族，可悲啊！在这个时候有人，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在息壤将要陷落、天保尚未安定的时候建立学会，日夜沉痛忧虑，讲习贯通，即使磨顶放踵也不敢推辞。他们与汝颍洛蜀东林的士人，仅仅与奸佞小人结为仇敌的人相比，所做的事情哪个缓哪个急呢？如果当权者不体察，以党锢株连来惩治，考察将投入浊流，危言耸听，那么恐怕会蹈狐咺范滂被杀的命运，沉默而停止吗？那么不能承受漆室杞人的忧虑，举鼎绝膑，也不敢怨恨他人，只担心变故在瞬息之间发生

译戎狄与华夏相互争斗，把不诛杀夷狄当作诛杀夷狄，把没有焚书坑儒当作焚书坑儒，比起红种人、黑种人，尚且不能跻身于这个时代，却还想挺剑挟弓来议论，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类人、我们这种教中能独立自主的，还有十分之一存在吗？设立教化的开始，以大刑和甲兵作为辅助，自古以来只有穆罕默德吗？中国的神圣人物也有这样的制度。吕不韦曾说，禹攻打曹魏，屈骜讨伐有扈氏，以此来推行他的教化，见《召类篇》。然而水火相互排斥，其极端情况不止于此。古代统一风俗的人，役使龙蛇来推行，役使虎豹雕鹗来推行，经过三次战争才实现他的志向。近来观察突厥革岛的事情，两教不和，僵尸遍布千里，大概推行教化如此艰难啊！我们亚洲的土地，自从水精制法七十子之后，学者们背着干粮奔走四方，承担师道，逐渐延续了两千年。虽然词章帖括断绝流弊为害，但其显著磊落的部分，仍然没有错乱。箭镞不用而百姓知道方向，多么深入人心啊！然而卷起勇气、运用股肱之力，谋划取予的智慧，比不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人敛手敬服；比不上英吉利弭兵善邻，在酒宴间折冲御侮；比不上美利坚。那些六艺之学、四术之教，对百姓没有益处吗？

译说：正因为不能聚合众人来弘扬我们的学问，所以独自居住时听竽瑟之乐，不如在街市朝廷中听；身处幽谷时舞干羽旄，不如在通都大邑中舞。人喜爱群居，这是天性如此。垂髫总角的孩童，被逼迫着诵读竹简，如果有同伴一起求学，就会像野鸭在水藻中搏击跳跃一样欢快，声音也随之高昂；如果没有同伴一起求学，就会流泪长叹。求学者的快乐，也是天性如此。试着观察县学的教室，临近横室，那么弦歌诵读的声音就寂静无声了；走向辟雍，登上瞽宗，那么装演典籍的卷轴很快就空了。古香四库的藏书，文汇文澜的府库，翰林院和詹事府讲习的地方，俊才雄士学习的地方，那么进入其门却没有门可入，进入其闺却没有闺可入。人的好恶，竟然如此变化无常吗？为什么束发就学时，聚集在一起切磋砥砺是快乐的；稍长懂得快乐后，却只愿意离群索居呢？回答说：自从宋明两代确立为准则的君主，打算用他们的权力势位来禁锢束缚诸生，又害怕他们腹背受敌、唇亡齿寒而不仰视上天、俯画大地，就给他们提供廪膳利禄来牵制他们，但仍然使他们不足以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他们离开就不惜，不离开就无所依托，牵制拖曳、跌跌撞撞，前进受阻、进退两难，为了一生的生计尚且不够，哪有空闲去拯救众生？一个家庭尚且供养不起，哪有空闲去忧虑五洲？所以世间有天下的士人，肥瘦不相顾，痛苦不相知，不仅不能捍卫周公孔子的道统，而且想找一个墨翟、禽滑厘那样的人都不可得。《小雅》完全废弛，四夷交相侵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西方国学部的兴盛，中华企望却又有恐惧之心，尚且如此。俄罗斯在北方，与准噶尔、土尔扈等部，是一丘之貉。他们的习俗质朴闭塞，未曾留意师儒。自从芬兰一省，完全富足以趋向俄罗斯，其民好学，连园夫红女都识字。俄国人效仿他们，建立学校，直到今天，介胄工匠也人人知书。中国四亿人，识字者占五分之一，依靠地大物博，户口殷实，按比率计算，还有八千万人，算是很少了。其中懂得文义的，上到举人下到贡生官弟子，大概有六十万人。诵读学习史传，通达古今的，百人中有其一；审察时务，深识形势便利的，千人中有其一。以此提倡后进，都不过数人，那就太少了。然而如果举措不违背这六百人，云合雾集，智慧辐辏以振起缀学之士，还是可以做到的。而朝廷用来向百姓宣教化的，只有郡县的学官，虽然优厚尊崇他们的礼遇，不使他们屈居卑微，至于官秩事权，则统属于郡守，考核成于县令。纵然有材行，也无从施展，因此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伟之士，有的担任斋长，有的担任教职。说这是著于三尺之法，本来是愚笨朽钝者的职责。唉！过去愚弄百姓的人，钳制言论、焚烧书籍，坑杀学士，想要学习法令，以吏为师，虽然愚弄黔首，却还明智地对待博士。现在竟然连博士也愚弄，使那些具备九能之士，怀宝而不被任用，几乎要被秦人笑话了。

想要办好学校，必须取法《明夷待访录》。而朱一新斥责说：“他只知清议出于学校，不知横议也出于学校。只知陈东、欧阳澈是太学生，不知为贾似道颂功德的也是太学生。”唉！如果一定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废除君道就没有桀纣，废除将相就没有羿莽，这一定是焚毁符节、剖开斗斛、折断权衡，然后天下才太平无事。两利相比，取重的；两害相比，取轻的。学校并非没有害处，但对天下的润泽更多，所以君子取之。自从天府废除后，凡政法律令下集于学校，上集于史官。史官的职责，以死奋笔，足以定是非；受贿抵诬，也足以乱是非。然而圣王不因为舞词弄札的害处而废除史官，是因为利多。那学校就像史官一样。躁竞之士，率领群下制造诽谤的，我看到他们纷呶噂沓，嚣尘上矣。购买千百匹泛驾之马，而侥幸获得一匹要褭飞兔，不还是胜过购买驽马吗？

现在行省都设立中西学堂，以救学官之穷，也是以此倾覆西人在中国设立义塾的做法。那义塾的设立，招收我们的屠牧子，教他们语言，教他们布算，教他们格致，而大旨不出乎摩西、耶稣的书本。实既拨于彼，有用于我，无益于我。虽然，屠牧子可教，那么我族之子可教可知。设立学堂以笼络他们，确实是上策。然而那些聪明特达之士，闳览博物，不到学校就能成才，如魏默深、李壬叔那样的人，现在安置在哪里呢？处农就田野，处商就井市，处于工就官府，处于士就间燕。古之明训，政府不能胜任，而士民胜任。于是奔走展转，述索偶以立学会。推测其用意，凡民有丧，匍匐救援。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这确实是豪俊成学的责任，而不是童龀彪蒙所能参与的。应该有办法纠集他们、聚合他们、礼遇他们、宣扬他们、布告他们，使他们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明我们的学问，以强壮我们的同类。如果不这样做，人终究以科举为清望，而以他途为卑下，那么仍然会抬高才捷足

译用来跟随学究学习罢了。那些学究将会摒弃他们的新知，而用旧有的见解禁锢他们，所以用来教育的方法，不过传了几代，就与教皇帮助飞蝶南没有什么不同了。从前记得王飞蝶南，按人头和土地征收赋税，诛求没有止境，百姓无法忍受，教皇辅佐他，引导他的百姓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不敢私下议论，但意图最终破裂，教皇也先后被驱逐，唉，几乎危险了。

译景教的尊长，如教皇、如欧洲各国君主，登基即位必须得到他的任命。佛教的尊长，如达赖喇嘛，如蒙古各部首领称汗，必须得到他的任命。他们并非凭借权势，手持斧钺，但异域之人却尊崇他们。既然像这样，由此可知纲纪不可废除。绥丹败亡，教皇便如喀尔喀宾客般卑微；达赖衰微，天地之气没有紫色声音，那么统领一切必然归于正道。中国的儒者，谁敢继承素王、三老、五更的职位？那么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赠送酱料、漱口饮酒，北面礼拜侍奉，我知道这是可行的。墨家者流出于清庙的守职，曾经见到这种礼制准则并效仿它，于是有了传承。巨子统领九州，巨子只有一个人，他的崇高与教皇相等。现在即使不想效仿西方人，也应当效仿墨子。即使不想效仿墨子，也应当效仿三代的老更。既然设立了贤哲的集会，条理研习，散布畅达神意，不到十年，六部的大政必然在这里接受成法，那么黄种的股肱就稳固了。这就是所谓的纪。

我听说齐诗五际的说法说：“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明在天门，出入候听。”它所说的，难道仅仅像翼奉、郎顗所推演的一个国家一个姓氏的兴亡而已吗？大地动荡包容，全球翻覆，内部四方广大，中国延及鬼方，于是响应它。当今百年之际，大概与它符合吧！所以不逞之徒假称革命，企图乘隙而入的，蔓延到泰西了。中国的百姓驯服，拥戴他们的君主，如同面对父母，没有敢高谈阔论、轻举妄动以触犯名分的。自从与欧美通商，见闻逐渐不同，以至于今天五十年。古巴的背叛，称为义军；尼亚利党的谋逆，对待他们不死。民智愈开，互相效仿。从此以后，中国四亿人口将不能端坐治理了。风气的推移，好像有牵引力，即使夸父、龙伯也不能争抗。处在当今的时代，如果都阻塞民气，使不能伸展，无论它没有成绩。侥幸战胜了，即使不土崩，也将瓦解。因此遏制我们黄种，反而让白种成为主宰。虽然如此，土崩又不是百姓的利益。秋霜降下，草花凋落；水摇动，万物兴起。所以内乱不止，外寇趁机介入。从前八王互相争斗，刘、石逞其志向，张、李横行，我朝凭借成龙兴起的基业。如果有揭竿斩木的人，这是自己战斗我们黄种，反而让白种成为主宰。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呢？回答说：“用教卫民，用民卫国，使他们自己守卫罢了。”改变郊祀称号，柴祭社稷，称为革命；礼遇秀民，聚集俊才，称为革政。急务的命令说：“用革政挽回革命。”

卷六 学术六广论下附医理

格致公例

朱昌鼎

《大学》的格致，穷究事物的本源；西学的格致，探究事物的细节。《大学》所谓的事物，物就是事；西学所谓的事物，则事是事，物是物。《大学》穷究事物的虚理，从人应对事物、处理事情来说，所以事说终始，物说本末。西学探究事物的实质，从事物的本体来说，所以不说终始本末，而总称为消长，气造成的。如果只论事理而不论数，论物理而不论气，就不能知道事物各有消长；即使知道有消长，也只知道应当消就消，应当长就长，长到极点就消，消到极点就长，合乎正道，而终究不知道应当消却长，应当长却消，消而不长，长而不消，通达变化，那就太严重了。西人格致的学问，不可不研究。事情关乎世运的，是世事；其次是国事，是民事；又其次是一邑的事，一乡的事，一家的事，一人的事；下至于起居饮食，日用琐碎的计划，按时间计算则分久暂，按地点计算则分广狭，按地点计算则分难易缓急，按形状计算则分巨细精粗。总之，都是事。物没有比地球更大的，以及地球外的五星、日、月；小到泥沙、螟虱，以及各种目力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远的如用仪器测量天象，乘轮船探索冰洋；近的至于皮肤身体之间，呼吸之际，凡是眼睛看到的形状，耳朵听到的声音，口命名的名称，命名为流质、定质、气质，总之都是物。事不外乎成败行止，成与行是长，败与止是消；物又不外乎生灭聚散，生与聚是长，灭与散是消。消长，就是《易经》的剥复，循环无端，其本源在于阴阳，其性质判分为动静。万事万物，不能超出它的范围。事之所以消长，则有数；物之所以消长，则有气。数有奇，也有偶，而事的成败行止系于它；气有衰，也有旺，而物的生灭聚散因它。这是大略。然而这其中分正变，有应当消而消，应当长而长的。《尚书》说“顺从正道吉祥，随从逆道凶险”，《左传》说“祸福没有门路，只有人自己招致”。其细微始于一心的善恶，发展为一个人的修悖，为一个家族的隆替，推及国家命运的兴衰，世风的善恶，没有不有应当消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