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治体八培才

译卷二十 治体八 培养人才

储将才论

郑观应

古代所说的将才，分为儒将、大将、才将、战将。乐毅、羊祜、诸葛亮、谢�、韦叡、岳飞等人，是儒将。韩信、冯异、王猛、贺若弼李靖、郭子仪、曹彬、徐达等人，是大将。孙膑、吴起、白起、耿�、杨素、慕容绍宗、李光�、马遂等人，是才将。英布、王霸、张辽、刘�之、曹景宗、高敖曹、周�威、扩廓帖木�等人，是战将。史书所载，每个朝代只有寥寥数人。至于偏将副将等部属之才，难以详尽叙述了。况且儒将、大将、战将，都是将才。韩信对汉高祖说：“我善于带兵，只有陛下善于带将领。”所以将才显耀于军队之中，而储备人才则首先要准备在朝廷。君子听到钟声，就想到武臣；听到磬声，就想到镇守边疆的大臣；听到战鼓声，就想到将帅之臣。所以天下安定，注重宰相；天下危�，注重将才。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朝廷对廉颇、李牧那样的名将的思念，难道是空话吗？小动乱产生小才，大动乱产生大才。前代的将才，不必论说了。清朝初年海盗内犯，姚启圣、施琅、蓝理、李�芳的将才就涌现出来。三藩同时叛乱，岳乐、穆占、赵良栋、梁�凤、王进的将才就涌现出来。准噶尔内�，超勇亲王策凌的将才就涌现出来。平定回部，兆惠、明瑞的将才就涌现出来。平定金川，阿�、海兰察的将才就涌现出来。征剿川楚�匪，额勒登保、德�泰、杨遇春、杨芳的将才就涌现出来。太平天国、捻军等逆�纵横扰乱，向荣、张国�、江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等各位统帅的将才就涌现出来。天地产生人才不容易，得力助手，得一二人就足够了。然而一个人善于射箭，一百个人中才能选出一个；一百个人学习射箭训练成功，才能有一百人；一百个人学习作战训练成功，才能有一千人；训练成功千人，善于统率将领的人就要走在前面。储备人才在哪里，难道不是户户出穰苴、家家出吴起吗？况且军队没有强弱之分，但时代却古今不同；人数没有多少之分，但形势却分内外。现在的战争时机，不是二十一史中战争所具有的；现在的战术，不是孙武、吴起兵书中的战术所能穷尽的。大抵陆军将才固然难找，水师将才尤其难找。过去说是斗智、斗力；现在说是斗器械、斗船炮。一个管驾的生死关乎全船；一门大炮的安危关乎全营；一瞬间就决定两国的胜负。这真是中国四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战局。有人说：练习陆战就应当讲究地营长堤的方法，练习海战就应当懂得利用风潮的便利，唉！这是末节事务罢了。为将之道，智、信、仁、�、严五个字就概括了；知己知彼，四个字就概括了。运用的妙处，在于一心。不必拘泥古法，又何必拘束西法呢？又有人说：学习西方的长处，来制约他们的短处。中国自有长处，不是一天两天了。过去各位大帅战胜攻取，以完成大功，所执行的何尝不是中国一向习用的军律？所使用的何尝不是中国的军械呢？那么西法可以参酌使用，而不能专门使用，这就明白了。至于出奇用简，避实击虚，胜算独操，我国将才本来就能胜任。那么储备将才将怎么做呢？回答说：在朝廷内部从兵部求才，在地方从疆臣取才。京师由兵部主管，各直省由督抚主管。特别设立一个储才馆，从武官中遴选进入馆中，专门教授中国古代名将的兵书兵法，所谓练胆、练艺、�阵、练地、练时，精究古法的得失详略，神妙地变化。购置我朝开拓各边疆及平定各�匪的记载，以及各位名臣的奏议文集，还有近人所著的舆图、器械等书，以及近年翻译的欧洲各国撰写的书籍，展示皇朝的武功，晓谕名臣的伟绩，�晓良工的妙技，激发忠义的教诲，引导尊亲的实情。兵法以攻心为上，我们作为储备人才的人，先攻其心罢了。至于操枪演炮，挖沟筑墙，以及打靶、�水、用刀、运力，炮队、马队等事，已经有武备、水师学堂了。然而储备人才的方法还有进步之处。将才之难，武夫力战却有时不明白步兵的大略；文人读书却不容易兼通兵法，两者互相���，其过失是相同的。科举正途，聪明秀士留心时务的，测试其器识，通晓经史淹贯，就让他进入储才馆，测试骑射，考核韬略，可以登船执�，可以乘风破浪。陆军则屯兵伏卒，抄袭交攻，安置炮�，施放枪法，临敌身先，不难踊跃直前；对垒布置，不难从容坐镇。海军则熟悉海道，识别沙线，检验风潮，驾驶轮船，不难亲自指点；开放枪炮，不难亲自手挥。文武结合，可以获得智勇，�测器识，那么确实可以担任关外重任了。前明王守仁、唐顺之、�雍、谭纶、熊廷�、卢象升等文臣，考查他们的文集本传，都说他们精于骑射。前者，剿平太平天国、捻军，各种战术多出自帖括章句。各位儒生在学校中有通才，那么国家就有

译这将是将才。那么，储备将才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武官学习文事，文官练习武事，战将之才，儒将之才，大将之才，我将拭目等待他们的出现。

译论使才与将相并重

薛福成

从前汉武帝下诏推举才能出众、不同寻常的人才，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遥远国家的人，可见使才与将相同等重要，由来已久了。孔子多次称赞子产，他担任郑国宰相，以润色外交辞令为功绩。管仲是天下奇才，而在平定戎狄的战役中，他的文辞典雅，受到周天子的宾客礼遇和敬重。秦汉以后，中国的疆域广阔了，即使每天开拓、每天延伸，也不能没有与之并立的国家。有并立的国家，不外乎战争、防守、和平这三件事。战争依靠将领，防守依靠宰相，和平依靠使臣，这三者几乎相互依存、互为作用。而宰相崇尚文辞辩才，辩才不可缺失，况且宰相主管内政，使臣主管外交，安抚外部才能使得内部得以治理，外部与内部是相互表里的关系。将领崇尚武功，使臣胜利则武力可以不使用，辩才与武力相互补救。因此，有百年安边之计，由三寸不烂之舌决定的，富弼出使契丹就是例子；有一介使臣的奔走，胜过十万大军的，陆贾出使南越就是例子。近几十年来，火车轮船无阻不通，世界各国的关系紧密相连，开启了宇宙间奇特的局面。英、法、俄、德、美几个大国，各自凭借优势相互欺凌、相互窥伺。他们与我们通商、划定边界、订立条约，应对稍有不慎，往往留下无穷的祸患，而使臣的责任于是更加重大。我看西方国家，有的让宰相及外交大臣出任全权公使，有的让大将军及兵部大臣出任全权公使，他们看待将相与使臣没有丝毫轻重之分。大体上，使臣宣扬国威，观察敌情，体察民间疾苦，应当与朝廷的谋议，和谐相通。至于造船制炮的方法，练兵储才的要领，或者考察其新式装备，或者侦察其秘密计划，以告知我们的将帅并为之防备，全靠使臣。因此，没有贤相的见识与气度，不可以担任使臣；没有贤将的胆略与智慧，也不可以担任使臣。真是艰难啊！中国能胜任这一选拔的人还很少，怎么能应变而不受人侮辱呢？然而这并不是士大夫的才力不如西方人，也只在于有权力的人开创风气罢了。

用人说

陈

唉！我通过观察中日战争，才知道用人不可以用常规标准拘束。林国祥，不过是一个出洋留学的学生罢了，学成归来，统领广乙兵轮船，也不过是一个武官罢了，但任用他就能大张威武，奋不顾身，摧毁敌方的战船，凶恶的锋芒大大受挫，最终因为救援不到，导致被倭船四面围攻，铁弹木石交飞，船将要沉没，还能驶近海岸，与船上的人共同庆幸生还。这智勇双全，估量敌情而前进，在这滔滔世间，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当此时祸起海疆，波涛大作，得到这样几十个人，不难扫荡倭人。比起当年法国人攻打马江时，主帅已经逃跑，兵船已经化为灰烬，而姓容的学生独自发炮轰击，打死敌方首领，确实足以与他媲美。然而姓容的从此销声匿迹，几乎像神龙一样只见头不见尾，再也没有人起用他。即使林君具备这样的才略，也没听说被列入推荐名单。而那些贵为提督，穿黄马褂，戴孔雀羽翎，位极武臣，声势显赫的人，没听说率领一师一旅，乘风破浪向东，誓杀倭人，安定藩属，只是逍遥在河上，敷衍应付，直到倭奴的战船连樯并进，进攻我们的威海、旅顺，而这些人所统领的兵轮竟然不知去向。唉！唉！浪费军饷、贻误战机，祸害国家，像这类的人，难道少吗？于是林君虽然传闻调至济远兵船，但依旧沉沦在下位，那些祸害国家、浪费军饷、贻误战机的人，仍然高高地戴着孔雀羽翎，穿着黄马褂，逍遥在河上，敷衍应付。即使言官竞相上奏弹劾，陈述他们的罪状，但这些人仍然安然如故，从不知道有所愧悔，奋身杀敌。唉！唉！名马低头，劣马竞相前进，谁主持国政，这罪责还可以推卸吗？我才知道民间何地没有人才，而提拔任用是应当急迫的。提拔的方法如何？说：在于平时考察，而不能仅仅凭言论推荐。那马江战败的主帅，当他位居显要时，大言炎炎，慷慨谈兵，也自命为一时豪杰。然而一旦掌握兵权，就畏缩退缩，一筹莫展，等到法国人发炮进攻，就舍命奔逃，藏身山窟，狼狈的样子有笔墨所不忍形容的。然而塞外荷戈及期遇赦，没听说严加治罪，以谢死事诸君，那姓容的，胆大于身，技能出众。当三军战败，尸体堆积如山，还能命中摧毁坚敌，杀死大恶之人。当权者，正应当以重任，授予隆重的官衔，使水陆各军知道所观感。然而至今十多年，这个人的姓氏，几乎湮没无闻，坐视卖浆屠狗之流，高拥节钺，威福自恣。平日只以狎昵优伶、宿娼妓、花天酒地、游猎嬉戏为事，等到用兵之际，就临阵退缩，观望不前，天下事还可以问吗？幸而圣天子洪福如天，陆军渐渐得手，使得倭奴一蹶不振，指日可扫净敌氛。否则贻误事机，其罪岂能逃脱？还记得赭寇猖狂之际，湘淮诸名将，大多都起自田

译不久，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各位公卿，不被资历所束缚，不被名望所阻碍，独具慧眼，选拔真正的人才，所以能使上下同心，甘愿效命。至于那些贻误事机的人，惩罚必定严厉。即使是像李次青（李元度）这样学问文章出众、一向被曾文正公钦佩的廉访使，一旦违反军纪，便秉公纠劾，也不会有所宽容，因此能够重新奠定江山，成就中兴的伟绩。如果林君处于这样的时代，我知道他必定屡次被推荐，破格提拔。即使是那位姓容的人，虽然发誓归隐田园，不再做出山的打算，也一定会被征召出山，使他能够建立功勋名声。而那些庸碌无能的人，被剥夺官职，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会肯因为碍于情面，仅仅用一次申斥就了事吗？虽然如此，林君等人只是众人所共知的罢了。在那茅檐破屋之中，末将偏裨之内，才能谋略特别出众的人，一定不缺乏。然而那些掌握重兵、地位显赫的人，确实不少。他们沉溺于花月游乐，积习难改，无事时终年享乐，有事时苟且偷安。当权者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因为没有言官的弹劾、朝廷的责问，也就只是得过且过，装作不见不闻罢了。我请用一句话来决断：想要追求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应当从破格用人开始；想要追求用人得当，应当从彻底罢免庸碌无能的人开始。

译给东抚张宫保大人的信

陈

我听说，当今那些以经世致用为学问的人，动不动就说：要想天下长治久安，不恢复古代的制度、实行分封制是不行的。那么，自从实行郡县制以来，天下果真没有治理好吗？那些主张救时的人，常常扼腕叹息说：如今的法纪纲常已经败坏到了极点，不实行大变革是不行的。那么，四千年来，难道只有商鞅、王安石是做得对的吗？姜太公被封于齐，三个月就上报政绩；而周公被封于鲁，却花了三年时间。齐、鲁两国是接壤的，两位公爵都是圣人，为什么论及治国之道却各不相同呢？那么，治理的缓急张弛，果真自有其道理在吗？我瓯东这个鄙陋之士，阅历不深，怎敢妄论天下的大计？只是考虑到即使是狂夫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所以我生平颇有一些论述，希望凭借我这草野之人的一点浅见，为朝廷发挥一点微薄的作用。然而我九次参加科举考试，才刚刚离开书斋；在京城参加会试，却像折断翅膀的鸟一样空手而归。心中郁郁寡欢，无可言说。即将离开京城时，长沙徐老师怂恿我来山东，认为您是当代的伟人，如果能绕道拜见您，抒发胸中想说的话，我受命不敢违抗。昨天我恭敬地前去拜见，您命人将我引入内室，拿出幕府中各位先生的上下议论，让我得以开阔见闻，激发志气，真是幸运。听说您有《治平通议》等书，并且说将来打算代为付印出版，态度诚恳恳切，礼仪周全，如同父兄师长慰勉子弟一般。像我这样的人，亲身遭遇这样的待遇，又感激又惶恐，不知所措，又因为仓促没能把话说完。退下后，我分条陈述了八件事，斟酌古法，参照今情，力求没有过高的言论，没有难以实行的事情。如果蒙您采纳，只需稍加转变，应当立刻就能见到起色，希望您留意。从前汉文帝是汉朝贤明的君主，也说：“降低标准，不要有高深的议论，衡量我能实行的。”确实认为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而在于努力实行得怎么样。如果我的微言值得记录，立刻就能付诸实施，或者经过删改润色后上报，请旨命令各直省的疆臣，一律推行，使我数十年的苦心，在我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成功，那么我将感激不尽，且名垂不朽。我头发刚长出来，就从事科举学业；二十岁以前，研究词章训诂；二十岁以后，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不久因为过度劳累得了咯血和失眠的病，转而钻研岐黄医道，尝试多次都不成功，于是转向其他，遁入佛道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大致都浏览过。年纪过了三十，才开始专心研究身心性命之学，思考范文正公“良相良医”的宗旨，一心致力于医治之道，又过了十年。我自认为资质驽钝，不再堪为世用，于是留心著述，希望成就一家之言。然而对于国家大计、民生疾苦，以及地方上的一切利害，每当有所见闻，就触动心弦而不能自已。伏在槽枥间的志向，仍未忘记。我蜷缩在乡里，无所事事。又因为秉性愚直，遇事敢言，与世俗多有抵触。居住时常拍着大腿感慨，认为茫茫海内，终究会有了解我的人。己卯年客居金陵，因文章受到沈文肃公的赏识，颇受奖赏爱惜。不久因为考试事务回到浙江，而文肃公就去世了。身世际遇之间，有值得感慨的地方。从前韩荆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刺史罢了，李白却说宁愿不封万户侯，只愿结识韩荆州，请赐阶前尺寸之地，让我吐露万言以快意。苏辙给韩枢密写信，说这次来，在山中看到了嵩山、华山的高大，在水中看到了黄河的浩大，在人中看到了欧阳公，而以没有见到枢密公为遗憾。虽然我的才能不及李白，但所经历的境遇，与苏辙相近。韩荆州不足挂齿，而您固然是当今的韩太傅。听说我们朝中有林少穆、江岷樵、左季高三位先生，当他们平时，落落大方，喜欢说大话，志趣豁达。陶文毅、曾文正、骆文忠三位公，一见就能相识。像我这样的人，岂敢立刻期望得到三位先生的赏识？然而辽东出产的猪，也颇为自己的白头而自夸，心里想要求得陶、曾、骆三位公一见，以决定我的去留。除了您，还能是谁呢？如果我的才能还可以造就，就应当回去锻炼筋骨，涵养智慧，慢慢增益我所不能的，希望为公您提供日后驰骋效用的机会。如果我的才能和福泽不足以担当天下大事，那么不朽的事业自在其中。我将谢绝人世，闭门谢客，终年勤勉，追求所谓立言的事业。闲暇时应当缮写成清本，邮寄请您指正。息壤在那里，也将对公您抱有厚望。我今年四十岁了，还没有儿子，正打算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又亲手创办了利济医院，突然难以完工。家里二十多口人，每年需要五百多两银子，依靠这个生活。然而像鼯鼠那样掌握多种技能，尚能自卫。这次来并没有所求，真诚地想要得到公您的一句话，以此作为终身行事的准则而离去。公您答应我吗？出发日期已定，我将游览泰山，寻找东封的遗址，登上日观峰最高处，左右四顾，慷慨悲歌，召唤齐、鲁两位公爵的英灵，起来辅佐公您治理海宇苍生，幸运啊，天下幸运啊。狂夫愚昧之言，不识忌讳，言语多有越分之处，希望您原谅。再则，署中如果有东三省及新疆、黄河等地图，是外界所没有的，恳请赐给几幅以压住行装，这是我未尽的期望。

大开宾馆以招揽人才

陈

我们朝沿袭前明的旧制，用八股文取士。那些怀有奇异才能的士人，常常苦于被有司的绳尺所束缚，温顺地无处施展。军兴以来，宰辅和疆臣承受五等爵位的封建，成就千古功业的，有不完全是由于科举出身的。于是有志之士

译众人争相磨砺自己，希望凭借功名来显露才华，人才如云蒸霞蔚般涌现，实在是古代所未有的。过去的人才，常担心其数量稀少；现在的人才，日益增多。人们认为人才少值得感慨，人才多更值得忧虑。如今俄罗斯横跨东西，虾夷岛、海参威都被其占据。铁路四通八达，逼近东三省。朝鲜近来也听说有异议。日本倭奴常常蠢蠢欲动。西南又有英国、法国、缅甸、越南的战事。向四处远望，有识之士为之寒心。那么，招揽人才，就是当今迫切事务中最迫切的了。三年积蓄艾草，十年种植树木，各省的封疆大吏应当没有不知道的。以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我之所以过分担忧，是认为国家深厚的恩泽和仁爱，深入肌肤骨髓，延续近三百年，士人享用祖先的德泽，断没有不感激涕零、愿意效命驰骋的。然而人心难以预测，万一有不逞之徒，像张元、徐海、牛李那样的人，铤而走险，那么封疆大吏忧心如焚的日子就长了。请在省会及设有海关道的地方，开设翘材馆，用来鼓舞和笼络他们，那么在求取贤才之中又寓含消除祸患的意思，这确实是一举两得的计策。有人说经费太短缺，安置实在困难，又将如何呢？说大臣看待人才，应当像父兄得到优秀的子弟，宁可减少家中不必要的开支，培植他们使其成才，断没有长期任其埋没的道理。那些怀抱非凡志向、做别人难以做到之事、带着谋略远道而来的人，他们为了衣食生计可怜，他们为国家着想可感。难道堂堂中国，竟然没有点滴恩惠来救济微小的生灵吗？况且用天下的人才来办理天下的大事，应当没有不能兴办的利益，没有供给不足的忧患。那些人才，难道肯一筹莫展、弹剑求食，甘愿受当权者的豢养吗？我知道必定不是这样。宫保您是当代的龙门，求贤若渴，归附的人像大鱼奔赴深谷，稍有特异之处的人无不飞黄腾达而去。这本来是您平素擅长的事，似乎不必再提。希望您特别树立风气，为各省的封疆大吏作劝勉，所以敢再次用元公三次沐浴等待士人的诚意，阿衡担心有一人未被任用而忧思的心情，向您进言。

译宋太宗派遣南唐的旧臣编修《太平御览》，其中深意无穷。认为可以就在今天的书局中详细审定章程，选取切合实用、容易销售、民间罕见的书籍，委派局员分别负责校勘，实事求是，然后发往各州县就近督促销售，还可以将资金转移到外省各局，彼此进行汇兑。这样在兴利养贤之中，蕴含着振作人才的方法，也是开辟财源的一条途径。

广泛聘请幕僚以挽救积弊

陈

唉！今天的天下，是胥吏的天下。弊病在于士大夫不熟悉吏治。起初曾认为：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彻底革除胥吏，选拔廪生、增生、附生分派到各部门办事，仿效汉代人自行设置掾吏的成例。京官从司官到部院升补，都由其所属部门担任，不得外调，这样才能凭借专门知识长期任职，熟悉公务。如今变法的议论，既然不能施行于今日，应当命令州县在议院之中，聘请廉洁朴实、懂得大体的人作为幕宾，从而转移胥吏的权力。每当有禀报公文，另用纸签明是由某人主笔起草，旁边注明履历，这样上司平时得以熟悉这些人，将其作为储备的人才，而这些人也能在功名上自我奋发，不敢以敷衍简略的心态处理公文。如今儒生一旦步入仕途，所学非所用，公文文字不得不推诿给胥吏。况且档案堆积如山，没有熟手无法查核，因此这些人得以长期占据衙署。古人所说的“官员没有世袭，胥吏却有世袭”，确实是感慨良深啊！此后印官交接卸任，都由幕宾约请编纂《牧令须知》。如历城县就称为《治历须知》两册，一册移交后任，如今办理移交仅涉及案卷，并未详细提及治理方法；一册解送省里汇订摘要，刊印发给候补官员学习。每五年汇总一次，按部门增补，又何必以胥吏为师？这是出自斯相的下策啊！李斯所说的“以吏为师”，当时的吏本是儒生，与今天的吏不同。如今内治部院卿寺，外自道府州县的大小各衙门，一切文书报告都由胥吏主管，官员并不知晓其中说了什么，只是在发出时在纸尾署名而已。

各省应当建立翘材馆的议论

孙同康

东瓯陈志三孝廉上书给张勤果公，说大臣看待人才，应当像父兄得到优秀的子弟一样，宁可减少家中不急之需的浮费，加以培植使其成才，断没有让其长期埋没的道理。人怀抱不世的志向，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带着策略远道而来，他为了衣食生计可怜，他为了国家计议可感。难道堂堂中国，竟没有点滴恩惠来救济这寻丈之长的鱼吗？况且用天下的人才办理天下的大事，应当没有不能兴起的利益，没有供给不足的忧虑。那些人才，怎会一筹莫展，弹剑求鱼，甘愿受当权者的豢养呢？知道必定不是这样！这话真壮烈，我读后深有感触。陈君具备经世之才，所著《治平通议》《救时要义》，其言论虽然不尽纯善，但执掌国政的人如果采纳其说法并留存于求治之道，已经超过了半数。可惜寄托于空谈，没听说有奉行实行的人。人才，是国家的元气。督抚受天子任命，治理一方，其爵位俸禄虽然与京城的尚书侍郎相等，然而尚书侍郎如果不担任军机职务，不兼任总理衙门的职务，那么其闲散无异于外省的教谕训导，循规蹈矩，画诺署名之外，没有其他事务。至于督抚，即使是像云贵那样的偏远省份，军政民命，巨细之事，每天无虑数十百件，不大规模开设幕府，广泛招揽僚属宾客，无法治理。法规应当在督抚驻扎之地，建立一座翘材馆，丰厚其俸禄，精致其院宇，延聘有道德能文章的人士，不论爵位，不拘籍贯，以备顾问之选，只是不能让江湖游客滥竽充数。况且如今皇上宵衣旰食，迫切求贤，伏读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上的论为政之道，首要在于得人，当此时事多难，尤其应当遴选提拔真才，借以资助学干济世，着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官员，对于究心时事、体用兼备者，罗列事实，专折保奏等因。可见圣天子孜孜求治，也以举荐贤才为首务。嘉定廖侍郎师寿恒保举陈谟、罗正钧、袁衔等人，折子内有云：“有才而不尽用，则豪杰叹息；用才而不及其时，则英华消散受阻。”当此多事之秋，非志虑忠纯不能勉尽血性，非通晓时局不能共济艰难。这几句话极为切合当今的人才，大抵有两条途径：志虑忠纯者，大多潜修刻苦，勉力成为圣贤，而责其行事无方，不免遭受操刀多伤的讥讽；通晓时局者，大多博洽恢张，高谈经济，而责其细行必谨，不免以小德出入为借口。这就是体用兼备的儒生，所以不常遇见的原因。然而国家用人，必求其完备；督抚育才，则不必求其完备，只要有所可取，都足以裨益我高深的翘材。馆中应当分为两科，一曰明体，一曰达用。有有志趣坚定，信奉正道，耿介不苟，笃实廉勤者，这是明体。盖当今世人竞相谈论变法，如果没有这种人作为中流砥柱，那么

译众人争相苟且偷安、欺瞒蒙蔽，变本加厉，无法长久维持，吏治哪里还有好转的希望？那些天资聪颖敏捷，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言辞滔滔雄辩，智勇双全的人，才是真正能担当大任的。鉴于当今时局，是三代以来所未有的，如果不博览西方各国的书籍并掌握其要领，才能又足以参谋军政，训练军队，应对战事机宜，无所不通晓，那么一旦遇到中外交涉之事，怎能从容应对？这两类人才，缺一不可。设立翘材馆，有五种好处：第一是培养人才。中国的人才，受困于资历资格，受限于门第出身，楚地的人才在晋国任职，见识浅陋的人难免产生怀疑；科举正途与异途出身，见识短浅的人视其差别如同天壤，仅这几端，各自固守成见，致使那些英伟奇特的人才，不能在功名之路上自我奋发。甲午战争爆发后，天子急切求才，正想得到人才共同治理变法，自强力图振作，然而空谈求才，不得要领，好比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如今这馆一设立，那么各省之中，都有一个人才汇聚之所，搜罗剔抉，取精用宏，采玉探珠在此总汇，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是通达民间疾苦。西方有议院，现在分为上下两院，起初只有公议院而已。英国人傅兰雅翻译《佐治刍言》说：“各国古代风俗，至今仍然存在的，只有公议院之法最为完善，因为它能居中权衡，使上下都不偏倚。”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并非近代创设的政治。有人说起初是国家的长老聚集在一处，商议国政；又有人说国王命令各诸侯聚集贡献并觐见国王，这是公议院的开始。然而无论设立的初衷如何，历代相传，都能对国家有益，可称为第一良法。以上都是傅兰雅的话。中国虽然未能仿行，但翘材馆的设立，也隐含了议院的意思。愚昧的百姓，依靠有一两位贤能且多才的人作为领袖，各方的视听，都系于此。如果任由他们沉沦埋没，后患哪里说得尽。

译傅兰雅又说，英国政治的一切举措都以宽厚示民，因为他们深信百姓极有见识，绝不会犯上作乱，辜负国家的恩德，所以百姓的事务大半听任他们自主，即使国家政治也允许民间公开议论，刊登在报纸上供朝廷采择。大抵政事虽然经过国家极力斟酌，终究难免有百密一疏的顾虑，如果确实与民意不合，也不妨重新加以增删修改，务必归于最恰当。由此看来，西方各国的政治尚且可以任由民众公开议论，何况那些作为辅佐治理的疆域大臣，以传达政令、教化百姓，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己任的人，怎么不把想要兴办的利事、想要革除的弊政，去请教贤人君子呢？那些如今坐拥一方土地，妄自尊大，深闭固拒，自认为只有自己是尊贵的人，在深夜扪心自问，能不感到羞愧吗？现在各省都设立一个馆所，那么总督巡抚就无法再封闭阻隔。如果有不利于百姓的政策，馆中的贤哲不难立即进行调解转变。百姓的疾苦既然得以通达，官吏的治理自然严肃，虽然没有议院的名称，却有议院的实质，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裁减刑名钱谷幕僚的权力。当今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州县，所依赖来治理政务的，只有刑名和钱谷两方面的幕僚罢了。每个省中，必定有一个劣幕盘踞在省城，或在巡抚衙门，或在按察使衙门。凡是各州县所延请的幕僚，不是他的子弟，就是他的门生。偶尔有不任用他党羽的情况，他必定在公事中多方掣肘，使对方无法安心任职才罢休。况且总督巡抚司道很少长期担任同一职务，一两年中必定有升迁调任，官员更换而幕僚不更换，以致这帮人气焰更加嚣张。虽然近来公正的总督巡抚时常有驱逐劣幕的举动，但是杀不胜杀，惩罚一个不足以警戒百人。而且像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严办按察使幕僚任某，上奏请求革去他的保举资格，勒令返回原籍交由地方官管束，而省城中的大小官员多是他的旧友，为他通融隐匿。任某不知悔改，竟然敢于在浙江会馆广泛召集同党门徒，大肆吃喝要挟，出言无状，又刊印刑幕公启，大量张贴在通衢大道，言语都悖谬荒诞，大体上都是诽谤诋毁中丞的新政，以是为非。虽然经过长沙、善化两县县令出示访拿，最终还是没有抓获。又如江西巡抚德晓中丞也曾参办某幕僚，那个人仍然潜居在江西，刺探中丞的过失，贿赂言官弹劾，竟然导致中丞罢官。德中丞行事本来就有可议之处，而此人用心巧诈，罪也可诛。中丞离任后，某人在江西府城隍庙鼓吹敬神，悬挂一块匾额，大取“剪除凶恶”之意，暗含他复仇的快意，迷惑世人，欺侮神灵，目无法律，幕僚权力之大由此可见。现在既然设立了翘材馆，凡是一切仓库漕粮、刑律工政，让群贤分科讲习，互相切磋，遇到重大疑案，咨询谋划达成一致，然后判决发布，不必将权力授予刑名钱谷两方面的幕僚，这是第三个好处。

第四个好处是革除胥吏的舞弊行为。幕友弄权，多与胥吏勾结，胥吏所拘泥的是则例。前辈冯敬亭抗议说：“今天下有三件大弊病，一是吏，二是例，三是利。”任用胥吏挟持则例来牟取利益，而天下大乱，他的话最为痛切。试着取冯先生的《省则例》、《易胥吏》两个建议来读，可以得到治理的根本。同康曾说天下名利两条路不能并存，胥吏没有名声可求，于是专心致志地牟取利益，而又有烦重琐碎的则例案卷，巧妙地成为这帮人藏身之地。就像赋役这一项，明朝已经著有全书，以备查考，而全书所载的项目名目分合杂糅，无法究诘。作为堂官的人不熟悉会计，虽然每天取全书来核对，也无法知道确定的数目。只有积年的老吏则胸中洞悉，所以吏与例是相依为命的。想要挽救这种弊病，不如让士人来担任，规定考核成立的年限，使他们减少利心动机，或许能稍微挽回万一。钱竹汀说元朝时士人都乐于做吏，而吏也知道自重，自从士大夫对待吏，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而吏就无所用，这个说法也切中要害。士大夫轻视吏，而吏的权力却愈重，大概因为他们所挟持的则例，小民的生死命运无不系于其上，大僚的升降任免之柄无不由此而出，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却交给奴隶盗贼来担任吗？况且让士人做吏，前代已经有实行的，现在设立翘材馆，那么虽然不是让士人做吏，但凡是吏胥玩弄权术的地方，馆中的各位君子得以从容订正，那些吏胥只能奉行旧例，谨守成法，不敢趁机作恶，以此把持长官的短长。只要开诚布公，自然集思广益，幕僚尚且没有权力，何况吏胥呢？这是第四个好处。

第五个好处是防备敌国的隐患。汉朝朱家对滕公说：“皇上急切地寻找季布，这如果不向北逃往胡地，就向南逃往越地罢了。”忌恨壮士而资助敌国，这就是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墓的原因。滕公知道他的旨意，向汉文帝进言，果然释放了季布。《史记》《汉书》记载这件事作为美谈，确实因为磊落奇伟的士人，必定想着得到恰当的方式来报答知己，如果急迫而不能选择君主而被敌国所用，开始后悔没有早点收罗他，那就晚了。陈孝廉给张宫保的信也说：“国家深厚的恩泽仁爱，深入肌肤骨髓，垂范三百年，士人享用旧有的德泽，断没有不感激涕零，愿意效命驱驰的。然而人情难以预测，万一有不逞之徒，如张元、徐海，”

译牛李二人，则臣担忧国事、食不甘味之日还很长啊。」话语深长，心情沉重，陈君这样说，难道是有忧患吗？如今日本在东方蠢蠢欲动，英法在西南方蛰伏，俄罗斯拥有虎踞之势，在东西方傲然视之，外交交涉一旦不慎，就会引发争端，而汉奸遍布各地，与狡猾的外夷勾结的人，实在很多。中国的百姓，大多贪图利益，那些外族用金钱丝绸利诱，没有不把隐秘情况透露出去的，何况我国选拔人才局限于科举这一条途径，奇才异能之士不擅长八股文，没有途径晋升，海边的豪杰不甘在家中等死，铤而走险，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真的将他们招揽到翘材馆，既激励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又笼络他们使他们无法肆意妄为，他们为国家建立的功劳，更是难以列举，这是第五个好处。天下的事情，利多弊少，尚且应当去做，何况是只有利益没有弊端的事情呢？

译另外，自古以来在局势动荡的时期，往往借助异国的人才。秦国任用由余、巫臣；吴国任用伍子胥，汉朝任用金日磾，没有不推心置腹、倚重信任，从而获得他们拼死效力的，以此成就宏大的长远谋划。实在是因为邻国环伺，外交事务繁多，不吸纳他们就无法探知敌国的情况，不广泛借助他们的力量就无法应对事变的机宜。

查有英国二等参赞官、二品顶戴、总领事头衔的英国人马格里，在驻英使馆任职近二十年。前任使臣曾纪泽与俄国外部商议解决收回伊犁一案，与英国外部议定洋药加征厘金一案，马格里都在其中出力。臣到任后，如新加坡改设总领事官，芜湖、武穴等地的教案和平了结，议定会立坎巨提首领，以保留其两属的体制，马格里在机要事务上辅佐谋划，都有显著成绩。此次商议办理滇缅分界通商，订立条约，马格里自始至终参与此事，一心以有利于中国为念。近来俄国争夺帕米尔全部土地，马格里探知英俄划界将小帕米尔划给英国，建议转而与英国朝廷商议，使其让还中国。如果这样，中国不至于丧失优势，而帕米尔之事较易纳入正轨。臣查马格里忠于职守，不辞辛劳，钻研利弊，行动皆切中要害。倘若遇到外交要务急需用人之时，马格里可以备任使唤，发挥他的长处，必定有显著的成效可见。按理应当附片密陈，恳请圣上鉴察。谨此奏报。

奏为保荐外交人才以资培养而备任用，恭敬地呈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认为，数十年来，环绕海洋的各国，舟车相通，珍宝互赠。起初是通商，接着是传教，再后来是派遣使节。于是疆土与它们毗邻，条约允许它们通行，军制参照它们的规模，船械仿照它们的制造。外交事务日益广泛，需要人才的事情日益增多。而把握大纲，应对各种情况都适宜的人，尤其以预先储备外交人才为急务。在安危得失、事机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没有外交人才则口舌之争会化为风波，有外交人才则干戈之战会化为玉帛之好。平时遇事处理利弊，所依赖的也往往关乎全局。臣愚以为，外交人才的选择，应当识时务、揣度情理、精通国际公法、研究条约章程。其门类很多，其用途很迫切。西洋各国管理外交事务，没有不使用专门名家的。内部从外部司员逐步升任大臣，外部从随员领事逐步提拔为公使，往往数十年不改变其职业道路。正因为训练之久，所以审查之详。

回想皇上即位之初，开始商议派遣使节出使东西洋各国，敕令内外大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圣上的谋略广远，备极周详。只是因为风气初开，研究尚未深入，中外所推荐的，既属寥寥无几。那些官阶较高、声望较著的人，有的畏惧远行服役，不愿自我束缚，有的稍逊于尊长，不敢自信。每当更换之际，时常担忧选择的困难。至于通事一类的人，并非不精通语言，难免沾染习气。攀附荣利的人，并非不高谈时务，有的只是拾取些残余。这类人舍短取长，只担任随员翻译，提纲挈领，专门倚仗使臣。然而大谋略不充裕，无法渡过艰难；根本不正，不足以作为表率。以中国幅员之广，聪明才杰之多，如果确实引导他们有恒心，逐渐培养他们，难道不能激励那些豪杰，成就这宏大的长远谋划吗？

臣私下认为，贤才荟萃的地方，没有比翰林院衙门更好的了。国家设官的初衷，只有翰林不担任具体职事，大概是想要扩大他们的器量见识，以等待大用，希望他们无事不习，无职不宜。过去粤捻诸寇，势焰嚣张，依靠曾国藩、骆秉章、胡林翼、李鸿章等由翰林出身承担重任，而大难得以平定。近来翰林人员稍显拥挤，往往有通籍二十年未得一差、未转一阶的人。由于圣主俯念时艰，激励俊彦，使他们珍惜时日共同努力，壮年则以其文采之材，出润敦盘之色，以羽翼仪仗之选，努力成就樽俎之功，把握时机建树功业，谁说不是适宜的呢？引导得预先，储备就广博；储备得广博，选择就精当。臣对翰林人员，熟识很少，偶然知道一二，谨陈梗概。查翰林院编修曾均，是曾国藩的孙子，曾纪泽的胞侄，才华卓越，博览多识，经世筹划，尤其所熟知。当他年纪未满二十岁时，前大学士左宗棠与他谈论洋务，惊异不已，极力推奖。翰林院编修江标，研究群书，好学不怠，留心时事，志趣卓然。翰林院编修王同愈，通晓地图，兼涉西学，周历各边塞，能吃苦耐劳。以上三员

译（该员）年富力强，倘若蒙恩旨下达总理衙门，将其留存记录，酌情储备作为出使之选，该员得知有报效朝廷的机会，定会在充裕的岁月里钻研远大的治国方略。即使过上一二十年，该员等人的资历声望更加深厚，器量见识更加宏大，授予他们重要职务，必定会有显著的成效。这条途径一旦开辟，人才接续无穷，似乎也是圣明君主顺应时势、倡导变革以扭转国运的关键举措。臣出使欧洲，暗中观察形势，深知使才关系重大，有所见闻，不敢沉默不言，仍会随时留心访察，以符合朝廷广泛求贤的旨意。所有保荐使才的原因，理应恭敬地写成奏折陈述，恳请皇上圣明审察并训示。谨此上奏。

译德将汉纳根语录上

林乐知译述

汉纳根军门，是德国陆军的名将，精通兵法，善于审察地势。起初他为中国监造北洋炮台，日本战事爆发后，他又登上中国军舰，负责治理海军，未能完全施展他的才能。不久遭到嫉妒者的阻挠，和局既定，却被聘请回国。在轧神仙节的前一天，他从新加坡出发，西方报馆的人问他道：“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中国却只有败没有胜，您长久参与军事谋划，能为我说明其中的原因吗？”军门说：“中国走向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没有总帅，督抚各自保全自己的封疆，分散而不能联合；二是没有名将，提督、总兵等将领大多不懂韬略，不能明察事理。这两个方面断难通过一次战役就消除其流弊的极致，不得不归咎于制度本身的缺陷。所以督抚各自顾全自身处境，这就不必说了。敌军已经入境，难道能不有所践踏吗？有将帅在，本不是文吏的职责。然而清朝的法律对处分极其严厉，州县失守，督抚、道、府全部降级，地方官甚至被革职。以这次战役来说，日军训练有素、学习新法，仓促召集的军队，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想要迫使守土者履行防御的职责，并且用‘城亡与亡’的道义来约束他们，突然遭到剥夺官职，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督抚分合勤王，难道应该自限于偏隅，将京师置之度外吗？然而既然被既定法律所钳制，又留恋于前程，于是就有借口设防，听到召令却抗命不赴的人。想要在高牙大纛之下寻求将才，竟然渺无所得，可惜啊！西方国家的将领，可以由武备院肄业生考核充任军官，依次递升，必定是学业有成而后才加以任用。中国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用意本来相吻合，然而偏偏视士兵的流品为最卑贱，于是有了‘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鄙俗谚语。而那些世家子弟、博学雅士，都以身为士兵为最大耻辱，只有穷困无聊、游手好闲之辈，才贪图月饷而趋之若鹜。日积月累，有的凭借侥幸越级保举，有的通过钻营屡次升迁。如今专门听说从行伍中提拔的大员，多是这类人。所以虽然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我不敢一笔抹杀，说这些人一无可用之才。只是他们在扬旗擂鼓的时候，既惭愧于自己作为祈父（掌管军事的官）的爪牙，又缺乏兔罝（捕兔的网，喻指得力助手）般的心腹。等到独当一面，心雄万夫，只因为学问不深，练习不精，所以见识终究不广。忽然遇到枭雄的敌将，不是交战就迅速失败，就是听到警报就先逃跑，他们的罪行可诛，但他们的情状可怜。我们亲身担任教习，惭愧未能全面甄别陶铸人才，师徒之间扰乱之羞，早已在平日所期望的，再败三败，华人应当发愤为雄，或许可以稍微挫败凶锋。至于军中的缺陷之处，我们欧洲人屡次声明，深希望统帅全军的人，因为屡次失败而仔细察究，从而痛加改正，却不料至今仍然松懈。这是欧洲人怅然失望的地方。还记得鸭绿江大战之后，日军在大连湾以北的貔子窝登陆，明显是窥伺旅顺口的后路。清廷开始恐惧而想要整顿，又深知中国统将不可依赖，于是召我入京。我向李鸿章献策说：‘朝廷应当选拔精锐之士十万名，称为御林军。特别简选西方人员为统领，除了秉承朝廷谋略之外，地方官吏不得节制。转败为胜，可以稳操胜券。’各位重臣都已经赞许，事情快要成功了。更没想到地方大员心中非常不悦，似乎怀疑‘皇上独揽兵权，分隶各省的军队必将逐渐解散’，于是各自巧言令色，迷惑‘圣德’。无奈只好全部作罢。我所说的省兵，不过是身穿号褂，有士兵的外形罢了。一旦击鼓进军，却没有一个士兵的实质。原本地方大员极力阻止的原因，大概是不愿将这个大权交给‘朝廷’。地方大员是谁，我不必指出他们的姓氏，也要知道酿成一败涂地、无从收拾的局面，实在是从不用此策开始的。那些身任封疆大吏的人，自诩其沿袭的营制，这也是他们固守的看法，执一而不知变通，有应该加强防堵的地方，不过派一个官员，招募若干士兵，与各路都不相统属。警报接连到来，有时三五个统领会议，互相策应，等到临战，一旦有别的缘故想要改变计策，其他人必定不允许。刚过半个时辰，大众就不知道纪律为何物，纷纷四散。天庄台的战役，宋庆、吴长庆，这两位大帅就是如上所说。而且主帅大言炎炎，以为湘军一到，日军就会失败，更高视阔步，特别竖起红旗，大大地写着‘某在此’，说日军将丧胆而逃。岂知这正是引诱日军猛击的诱饵呢？至于旅顺口、威海卫的失败，开始不必深究，但实际上与天庄台的情况不同而情状相同。呜呼噫嘻，感慨万千！以我的臆见，私下认为训练华人使他们成为士兵，五洲万国，应该没有超过他们的。然而举荐华人使他们成为将领，四亿民众竟然没有一人能胜任，像这样的奇事，其中或许有百因千因，但我竟不能明确指出其一，原因真是玄之又玄，几乎无法言说。那些人自守旧法，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只说兵胆须大，又怎么知道今日的新兵必须从读书开始呢？

译西方的军事学问，万万不可漠不关心。通过学习才能消除愚昧，从而能够洞察细微、观察变化；否则即使胆量再大，也只会看到坏事败事罢了，这有什么可取的呢？

译德将汉纳根语录下

林乐知

使者又问：“您在中国多少年了？您为中国筹划经营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吗？”汉纳根说：“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我初次渡海来到中国，是应清廷的聘请，打算整顿军队，以抵御俄国。时间不长，我就发觉军队中只是沿袭平定太平天国的旧法，完全没有奇谋深算。至于西方军事的新学问，更是做梦也想不到。拿这样的军队去临阵对敌，必定有汉高祖七十二战、战无不败的态势，于是我心灰意懒，随即改行从事测算的工作。按照西方的做法，修筑炮台都需要进行计算，所以汉纳根当时提及此事时，李中堂正打算精练北洋海军，嘱咐我修筑炮台，开辟船坞，派我到旅顺口，后来又派到威海卫、大连湾等地，所有兴建的工程，都是我的筹划设计。只是炮台的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我曾提出声明，并条陈谨慎防备敌军从陆地后方进攻的事宜，都有案可查。可惜，有固执于旧法的官员，妄称只要在炮台后面树立木栅，就已经万无一失，他们是否怀有私心，我不敢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与李中堂意见不合，在三年半之前告辞回国，早就把中国的事情置之度外了。去年我因私事再次来到中国，并不是有中国官员的聘请。到达上海，听说中日本即将不和，等到天津，事态非常紧急，我仍然不想参与。后来有事发生在朝鲜，乘坐高升轮船载兵前往朝鲜，我便搭船同往。高升本是商船，我是乘客，本来没有防备，只是因为中国军队中的统领各位官员，都是我的老朋友，各位官员想与船主对话，请我传译，道义上不能推辞。等到途中遇到日本军舰，各位官员宁死也不肯投降，我说这很符合武官的操守，心里才开始尊敬他们。不久，日本军舰鸣炮轰击高升，我随即游水到达岸边。从此以后，我的姓名逐渐在各大报纸上传播，把我看作中国军队的军官了。等到中国陆军屡次被日本打败，已经有指责北洋海军不出战的人了，不知道这不能归咎于海军，也不能归咎于丁汝昌。有牵制海军的人，比如命令不得有损失船只之类，丁汝昌不能独自做主。但有一件事实告诉你：北洋各战舰实际上没有预先筹划战事，而且炮弹等也大多不够临敌使用，实在令人不解。这时李中堂问我：‘你愿意进入海军代为指挥，以协助丁汝昌吗？’丁汝昌已经受命，将率领各舰出海寻找日本军舰。如果日本军舰闯入北直隶海域，应当立即迎头截击。你如果真的愿意去，老夫的心就安定了。我慨然答应，于是登上定远铁甲船，会合督率全军，当天出海。两次巡逻都没有遇到敌人。西历九月十七日才在鸭绿江遇到敌人，于是命令开战。各中国战舰很能按照我的意思行动，直到弹药耗尽，日本军舰也没有炮弹可打了。我于是救下定远、镇远两艘巨舰返回。但是这次战役之后，中国战舰就隐藏不再出战，大概是不愿再进入险地。各舰又都需要整理，而且并没有其他战舰来援助，况且弹药无法补充，英雄哪里有施展本领的地方？拖延日久，各事都无可作为。军舰中籍贯属于福州的军官士兵，更有畏缩不前的样子。我暗中观察，中国对于海军，实在没有宽裕地筹备。阵亡的缺额，又仓促间无法招募补充。无奈前往天津拜见李中堂，呈上一张清单，告诉他必须按照清单行事。我才回到船上，至于清单中所列的各项，我本来不必告诉你。李中堂看完清单后，替我呈报京城，随即奉到京城的谕旨，召我当面商议。我于是提出精练御林军的策略，就是刚才告诉你的。等到遭遇阻碍，我又前往山海关等地一行，才开始与军事不相干涉。后来听说钦派张、邵两位大臣东渡，知道中国有愿意议和的意思。日本必须等李中堂来才可以共同谈判，我心里非常牵挂。等到草约既定，然后收拾行装告辞。使者又问中国议和的意思，汉纳根将军说：‘中日战争开始时，中国误以为欧洲强国不允许日本来侵犯，更怀疑有觊觎利益的国家。中国如果顺从他们的意思，就愿意奋起抗争。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知情，无奈只好自己与日本议和。现在又知道虽然有欧洲三国干预的约定，但必须等条约确定才肯挺身而出，不觉恍然大悟，认识到计策的错误。而且中国早就知道俄国不愿意日本割占中国土地，而暗中依赖它。现在更知道俄国只是为自己打算，阻止日本并不是对中国有爱，更加觉得大失所望。至于和局已经确定，只需要筹划赔款一事，还挂在心上。其他事情仍然软弱不堪，没有想法整顿。所以日后的情势如何，很难预料。总之终究成为一个无法了结的局面，不知道中国是否愿意幡然改变旧法，像船只顺风而行？还是必定要违背天下的大势，依然固执不变？如果风来了就顺风行，国家的兴盛可以立刻期待。否则，反顺而逆，欧洲各国必定有强迫的。顺从则兴盛，光复昔日的盛名，欧洲仍然会雅正地推重。逆从则放纵，未必灭亡，但后顾茫茫，不是我所愿意说的。’

译西方学术储备人才的三个关键

译项文瑞

富强是不可依赖的，只有人才才是最可依赖的。中国自从讲求西学以来，京都同文馆、福州西学局、上海广方言馆，虽然都聘请中西教习来教导学生，但受限于见识，难以穷尽其精妙。出洋学习的人虽然得到了精妙之处，却又容易沾染外国的习气。况且幼时出洋，忠君爱国的大义尚未深知，一旦沾染外国的习气，想要激发他们的良知，储备为大用，是不容易得到的。即使得到了这样的人，也嫌不够用。此外如水雷局，也能讲求实艺，蒸蒸日上，但对于天文、地理、化学、算学、格致、制造等书籍，未必都能普遍探讨。国家急需人才，想要在西学上潜心学习，超越西方人，储备人才的办法，不容迟缓。储备人才有三个要点：

从前出洋的学生，白白耗费巨资，对实用没有帮助，那些学有所成的，也几乎等同于工匠的技术，未能融会中西的关键。近年出使各国的大臣，推荐信塞满了公文，所带的随员多半顾及情面，很少有留心外国虚实的人。然而想要抉破中西的关键，开启阴阳的钥匙，仍然没有比在庄岳设置蒙馆更合适的了。招募各省有志的举人、贡生、生员，曾经学过英文、英语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一百人，先由学师造册送到同文馆中考取，随即由总理衙门准备照会并资助，分别送往英、法、德、美、意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有愿意进入水师学堂的，有愿意进入兵法学堂的，有愿意学习测量推算的，有愿意学习制造器械的，各自按照他们的意愿，但要以出使大臣每月加以查课奖励来督促勉励他们，使他们遍读各种书籍，深入掌握要领。期满回国考试，除了平庸低劣的不录取外，选择其中最优秀的，给予官阶，仍然先分别在中国水师、兵法等学堂及同文馆担任教习三年，然后再保举授官，量才录用。倘若能制造新式坚固锋利的船只，能制造新式灵捷的枪炮以及一切足以制敌的器械，由大员试验数次，如果确实有效，立即给予破格提拔。次一等的送到船政、制造等局分别掌管事务，优厚他们的薪水，这样后来学习西学的人都会勉励自己成为真才实学之人。这是储备人才的第一要点。

然而西方人游历中华，未曾跟随我们中国的通儒日夜熏陶，为什么也能深知我们的底蕴呢？大概记载在文字上的，只能给人规矩罢了，而想要使人灵巧，不亲身阅历是不能做到的。西方人持中国官方的印照游历内地，随时留心，与人说话必定详述其情，遇到人事必定追问其缘故，见到一件器物就考究其方法，游历一条水一座山就绘制其地图，精审周详，无微不至。如今我们中国对于外国，也能这样知道他们的底蕴吗？我认为多让华人游历外国，费用太大，不如让出使大臣所带的随员，在公事之余，广泛结交西方朋友，每天用日记来考核他们，或者记录其国势，或者记录其政府，或者记录其风土人情，凡是有关于情势利害的，为什么可以怀疑，为什么可以争夺？必须让他们在日记中恳切详明，畅发议论。出使大臣回朝，带到总理衙门，各自呈交所记，总理衙门加以考试，优秀的就在原本保举的官阶上加等奖励，而出使大臣也记功；没有长处的就在原本保举的官阶上减等以示警告，而出使大臣也连坐有过。这样那么以后的随员不至于对外国的真实情形和我们之所以能取胜的地方，都茫然无所见了。随员之外，又专门设置游历官员，也让他们在日记中各抒己见，以便与随员等互相验证是非，那么真才更加显现，这是储备人才的第二要点。

有人说耳目所及的浅，心思所研究的深，想要寻求西学，必须用精心研究，那么储备人才又有办法了。中国对待士人最为优厚，无论省会郡县，广泛设立书院，优厚供给膏火，但所考核的仅是诗文，当此急需人才之时，难道不想稍微变通吗？实在担心开启横议的风气，致使士气日益嚣张，士习日益败坏罢了。然而我认为识时务的是俊杰，拘泥于诗文，对时务盲目，不是用来储备人才的方法。应当命令地方长官捐出俸禄购买多种时务书籍，放在书院中，命令诸生入院传抄，考核期限则在诗文之外兼考一篇论说文，论说文优秀的给予加奖。这只有通商口岸的诸生见闻较广，如天津、汉口、九江、镇海、上海、宁波、福州、广东等处，自然容易施行，其他地方或许不尽容易施行，但仅就这几处来说，用来培养人才的效果已经不可限量了。比起刚才所说的出洋学习、出洋游历，更是得到了储备人才的大本大原，这是储备人才的第三要点。这三个要点，储备于国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奇材异能都由这里造就。此外还有储备人才的方法，暂不赘述。

西学材才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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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杨家禾

格致之学，中国向来不予讲求。自从洋务兴起，西学便受到崇尚。同文馆、方言馆，船政制造局，以及武备、水师各学堂，先后在京城、福建、广东、上海、天津、江台、湖北等地相继设立。凡是天文算术、医学、化学、矿学、重学、光学、热学、声学、电学等学科，全都聘请西方人担任教习。进入其中学习的人，有的研习西方国家的典籍，有的效仿西方人的技艺。人才济济，造就者众多。因此在制造船只、打造器械、设立电报、修建铁路等各项事务上，先后兴办，蒸蒸日上，这不能说不得益于储备人才的效果。然而纵观时局，仍有不可迟缓之事。请陈述其理由，大约列举六条。

第一条是游历。西方人在中国，对于山川物产、风土人情，都能了如指掌，大半是由游历而得。中国近年也有派员出洋的举措，去时采风问俗，回来时立说著书，如果确实掌握了要领，已经很好了。但只游历而不研习，终究未能尽其所能。西方曾有屈尊万乘之尊，忘记储君之贵，不害怕亲自研习制造的人，中国体制所在，断不能以堂堂职官的身份跻身工匠之列来成就其制造。但事情若不亲自研习，终究恐怕难以穷尽底蕴。从前出洋的幼童，又因没有成效而停止。现在适宜在出洋官员之外，同时派遣学生，一半用于游历，一半继续学业。这类学生，可由各省学政在每次岁考时，查明各生员中年龄未满二十、文理通顺、体质强壮、愿意前往外洋的人，挑选送往总理衙门，交由出使大臣带往各国分别学习。他们既然身在学校，必定明白圣贤之学，大概不至于有入教之类的事情。心术端正而学术进步，规定年限，如果确实有通晓时务、才艺出众的人，准许由出使大臣咨文送交总理衙门考核得失，奏请破格赏给举人功名，根据能力授予职务。有愿意参加科举考试的，仍准许其一同参加会试，应当没有不感激思奋的。这个说法，本于冯林一宫允、徐孙麒星使之议，适宜参酌施行。

第二条是交涉。办理洋务的人，内部有总理衙门，外部有南北洋大臣，在通商各口岸，又有海关道员。凡是华洋人因钱债、贸易、房屋等交涉情事，尚且不能与领事官按照条约核办，最难的莫过于教务。即使在通商之处，尚且多有掣肘，何况在内地？或因购地建堂产生嫌隙，或因劝民入教顿时引发猜疑，以致辱没教士、拆毁教堂的案件层出不穷。看内地各州县，怎能全都从洋务中出来？势必求助于幕宾。这些人平时所习，也仅在刑名、钱谷方面，对于一切条约、公法从未见过。一遇到民教不和的案件，办理起来茫然无措，往往因小事酿成大祸。像这样，都是不知洋务的缘故。适宜由各省督抚将和约、公法诸书刊印发给各州县，使身为幕宾的人在读书、读律之外，兼习这些事。上年李傅相刊有《通商约章成菜汇编》一书，尤为洋务的准则。如果使入幕者都从而学习，未尝不是政治的一大助力。

第三条是使臣。中国既然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不能没有使臣来联络两国友好。现在英、法、俄共一公使，美、秘鲁、日共一公使，德一公使，日一公使，各带参赞、翻译及随员十几人，分拨到外洋各埠作为理事官。其制度与各国公使驻中国无异，方法非常完善。有人说俄国是强邻，宜设专使。当此使节四出，正急需人才之时，先前总理衙门奏设储材一馆，选择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以及五品以下官员入馆，以备使臣之选。无奈京中鄙薄洋务的人众多，自设馆后入馆者寥寥无几。近年如许竹篔、崔惠人两位星使，何尝不是词林中人？至于汪芝房太史，本是同文馆学生，如今已步入翰林，出任参赞，贯通中西之学，人们争相羡慕，风气已开。如果恢复章程，如翰林院部曹中有留心时务的人，奏派入馆，使他们专致力于泰西诸史，就如今已翻译的广泛阅读，遇有交涉事件，即令其跟随总理衙门的王大臣学习，以便资历练皇华之选，应当不乏其人。

第四条是统将。当前水陆战守，处处紧要。陆军则炮台如林立，水军则战舰如云屯。想要治兵，必须先择将。湘淮军向来称为劲旅，陆军不乏专阃之才，水军在创办之初，求如丁、吴两位军门者，确实不多见。为今之计，北洋海军既已成行，南洋师船也将编列，适宜令其分队周历海口，遍游地球，借此壮大声威，以便资简练。中国之地，何处可守？外洋之

译人才难得。怎么知道今天的偏将副将，就不是未来的将帅之才呢？捍卫国家的重任，或许就能从他们当中得到合适的人选。

译第一条是关于税务管理的。海禁已经开放，沿江沿海各省无不设立口岸。凡是船舶的进出、货物的稽查征税，起初多是洋商，不得不借重西方人来管理，因此中国特别聘请西方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各海关分别设立税务司及副税务司等官员，税务司准许给予三品官衔，副税务司准许给予四品官衔，协助监督办理海关税务司的事务。其次是帮办，从第一等到第四等，每等都分正副，薪水也有高低之别。还有所谓“一手”的职位，也任用西方人担任。所雇用的中国人中，熟悉英国语言文字的担任通事，经办汉文文书档案的担任书启，征收税款的担任书办，各自负责其事，井然有序。只是中国设立海关将近四十年，中国人中难道没有熟悉条约章程、精通税则像洋人那样的人吗？税务司暂且不论，各海关的帮办从未有过一个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容易谋取私利，恐怕弊端很多，却不知道一个海关之内，华洋共处，不像关卡员役和局委那样可以独断专行，怎至于有侵吞利益的行为呢？现在应当命令总税务司明确制定简明的章程，此后税务司以下如各海关的帮办，本来没有官职，准许华洋人员并用，或者就在海关任职的中国人中，不拘是通事、书启还是书办，挑选优秀者充任，不得晋升任用税务司的熟手，这样才不至于专门依赖借才于外洋。

第二条是关于商务的。西方各国工商并重，特别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这件事，所以利权独揽。中国虽然没有设立商部，但南北洋两大臣都有通商大臣的兼职，应当由两大臣命令各省海关道在年终时会同税务司，将这一年的贸易情况详细考核，凡是税银的增减、商货的盛衰，反复推究，务必掌握其关键。如果有对商情不便的地方，允许他们陈述申诉，据实转请两大臣设法保护，开辟利源。有人说商务的兴盛，一半在于工艺，应当设立一个标准，仿照西方的例子，凡是能用新法制造物品，对使用有益的，给予执照，限定年限，准许其独家制造，期满之后，别人才可以仿造。技艺精湛而商贾兴盛，这也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途径。

记江西康女士

梁启超

中国女子教育的荒废已经很久了。天下的女子有两万万，寻求其中能理解文义、擅长写作、能吟咏花草风月之辞的，就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如果稍微读过古书、能著书立说，像近代的梁端氏、王照圆氏那样的人，那么普天之下几乎绝迹了。如今那两位女士所具备的能力，难道还能算是学问吗？然而却如此稀少。《礼记》说：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两万万不知道道理的人，又怎么可以治理国家呢？梁启超秉持这种观点而担忧天下。邹凌瀚说：请谈谈康女士。康女士名叫爱德，江西九江人。幼年丧父丧母，孤苦无依无法养活自己。昊格矩，是美国一位有官职的学士的女儿。游历东方，经过九江，见到她，喜爱她的聪慧，怜悯她的贫穷，带她向西前往美国。当时康女士才九岁。到了美国后，进入小学、中学，于是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天文地理、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纺织、音乐等学问，无所不涉猎，无所不学习。最后进入墨尔斯根省的大学，因为发愿要救度众生的疾苦，于是专门研习医学，以此成名。曾经中年有考核，每月有考试，考试中名列前茅成为举首的次数很多。西方的惯例是，中学生毕业即将离校时，聚集该校的教师、其他学校的教师、当地的主管官员、以及在他国旅居于此的外国官员等，在学校集会，授予毕业生证书。获得这个证书是荣幸的事，比中国的考中进士或许还要超过。墨尔斯根，是美国的大都市。大学中的学生数以千计，来自不同地域和种族负笈而来的大概有十几个国家。某年某月某日即将毕业，官员和教师聚集在学校中，学生领取证书后返回，进出的人数以百计。轮到康女士时，她昂首挺胸、潇洒自如，穿着中国的服装，迈着方正的步伐拾级而上，缓缓走上去，实际上与湖北的石女士一起。石女士，是黄梅人，与康女士同学，水平不相上下。西方人本来很轻视中国，认为中国人和土著一样。于是这两位女士进入会场，仪态端庄，与众人不同，所领取的证书又是头等，那是他们那里最看重的。该校的教师、其他学校的教师，当地的主管官员、以及他国的主管官员，看到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都肃然起立，离开座位鞠躬，以此作为礼节。门内外十几个国家的学徒数以千计，观看的人像堵墙一样，都拍手赞叹，六种震动。事情结束后，总教师当众高声说：不要说中国人不值得称道。那中国人所能做到的，大概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像这位女士，与我们美国的女子相比，羞愧得无地自容。康女士到美国，实际上是母亲昊格矩。至此，直到毕业，跟随她的母亲又回到中国，当时年龄只有二十五岁。邹

译康君友昊格矩，因内心而结识康女士。康女士没有其他志向念头，只把中国长期积弱视为深深的耻辱，于是发下宏大誓愿，为两万万同胞请命，想着要提挈引领并扭转危局。梁启超说：“天下的男子也有两万万，其中有志于此的人，大概也很少了。何况是女子呢？”梁启超又说：“我虽然不认识康女士，推测她的才力智慧，必定没有与常人悬殊之处。假如她没有丧父失母，没有孤苦无依难以自养，没有遇见昊格矩，没有前往美国，没有进入墨尔斯根大学，那么到现在必定仍是愚昧无知、孤立无援、畏缩怯懦的样子，与寻常女子没有什么不同。哪里会懂得学问？哪里会知晓天下大势？”唉！天下的两万万女子，都是这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