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六　洋务八外洋通论二

译在木板上书写字母，年幼的孩童按照规范摹写，由分科教习分别教导功课，熟练后晋升一等，学习拼字法，辨别音律八韵，如同中国的乐律工尺，这称为“孺课”，三岁孩童都能通晓。十岁以上晋升一等，学习书法和笔算，审视地图，了解五大洲各国山川方位的大致情况，认识地球、日月及各行星的轨道，这称为“蒙课”，经总教习考察通晓后晋升。十四五岁晋升一等，学习罗马语和希腊语，各国现代文字和历史记载，练习写信，绘制地图，撰写论说文，其中特别聪慧的偶尔涉及数学等学科，这称为“经课”。这五个等级都属于小学，有时合并在一所学院内，由一位总教习统领。根据学校学生人数的多少，确定分科教习的人数，下舍学生功课熟练后转入上舍，或者将孺、蒙、经各设为一所学院，或者十岁以下的孺蒙两级的教习都由女性担任。师范学院的庭院广阔，后面有花园，设有秋千、蹴鞠、舞干、弹丸等设施。每天课程结束后，教习带领学生游戏。十岁以上，每天入学和放学都按队列行走。课程结束后，教习教授拳术、坐姿、进退礼仪。凡是蒙馆的别舍，聚集了竹头、木箭、废旧的铜铁器皿、斧头、刀锯等工具齐全，有工匠指导，让学生能用废旧材料改造成器具，材料由公家提供，制成的器具归个人所有。平民子弟立志从事工商业的，读完蒙课即止；立志做士人的，才开始进入经课。法国语称这种学校为“康缪恩学堂”，女子十岁以内与男子相同，十岁以上以吹奏、弹唱、歌曲、绘画为主。做士人的由小学进入大学，统称为太学，分称为书院，课程相当，分科学习。太学的分科称为“院”，有道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科学院；书院的分科有营造、治矿、机器、精密工艺，有的合并设在书院画舍居住，有的单独设立与经课并列。起初一国只有一所太学，后来推广，有多所太学，再推广，一省有一所太学，国家的太学统领全国的书院，一省的太学统领该省的书院，有的书院多达一二十所，聚集在一处而统属于一所太学。学生二十岁，经课学业都通晓，选拔进入书院。太学旧制，进入大学的大都以经课为阶梯，重视古学。近日增加实学，重视格致、算学等学科，都有成效，一律选拔进入太学。书院课程以四年为期：一、学习罗马、希腊古文本国现代文字及英、法、德文字；二、学习各国历史、舆图解说；三、学习测算、天文、地理、地中层次体质，作为矿务、博古之用；四、学习格物、化质，兼及物性、种植；五、学习性理、公法、富国策。这一条专为太学课程。书院与太学相互交织，所以在书院学业熟练者，也先学习这些作为大学的基础。书院课程期满，由太学考试选拔，给予文凭。如果诸生进入太学深造，其课程包括各国古今文字、历史、舆图、测算、天文、地理、格物、化质，如同书院一样，此外分道、法、医、工为四大科。学习这四科者，常以书院所学为基础，学成且成绩最优者奖励给予文凭。如考取道科者为道师，即牧师，也有不从太学出身的，则由教会以功劳贤能推升，不在此途。法科者为律师，律师也译为讼师、状师。医科者为医师，工科者为制造师，此科也多不由太学出身，出自太学的各归其社会，同社互相切磋。直到学业大成，名望卓著，再给予文凭晋升官秩如同进士，洋语称“铎德”，翻译过来可为“师”。道科者为道师，医科者为医师，有的终身从事，法科者多由此出仕。

译法学分为四项，叫做则法、通商、纪纲、公法。从爬雷司审事官等而上之，月审官、季审官、旬审官、上议院审事官，以及刑部大臣，都是由精通刑名法律的人晋升而来。未获得官职的人担任律师，有的辅佐官员审理案件，有的帮助百姓打官司，都是公开陈述意见。从巡捕官到敌司退克审事官，翻译过来相当于知县，其实并不相似。再往上，直到各康退射尔长官，翻译过来相当于督抚，其实也不是这样。那些不掌管军事、税收，以及民部、内部总管府，还有协理、总办、参赞直到大臣的人，都是从精通纪纲法律的学者中选拔的。从出使总领事、公使、税务、邮政、藩属、外部总办直到大臣，大多是由精通公法和通商律的士人晋升而来。因此，这一科是士人出身的专门途径。其〇科的选拔，则是工〇院各位老师的来源，如营造、治矿、机器、精〇船政、农业等，也在工〇院设立分科，或者作为工作厂、矿厂的董事富人，自任厂主、公会官员、兴〇官员之间，由此选拔。士科中最尊贵的是阿佳底密，这是兴起于法国、德国、美国都仿效实行的。它实际上如同中国的翰林院，起初专门以〇文为重，职司〇文以及修补字典。近年来格致化学兴起，因此设立四科：一是理法，将人之理与治国纪纲合为一体；道科、性理、法律合为一科。法国太学旧时分科为文学、理学、道学、律学、医学。两百年前法国首创，仿照中国翰林院设立阿佳底密，起初以文学为主，后来增加科目并将道、理、法合并为一科。太学五科的课业依旧。二是博古，考订各国古今文字，识别古物，辨别古器，翻译古文及别国书籍。三是格化，翻译其科目名义，也称学问统，将光、电、汽、热、音、重、算诸学合天文地理为一科。太学、科的选拔尤其奇特，与此选四雅意译义，又分为精、主绘画、协律音乐、制曲、雕镂石像，与文学、工诗文、编史乘、修字典共为五科，仍然以文学为重。选拔凡是优于这五项学业的人，在太学三次考试成名之后，在各学院任教习并有著述声名，由平时本院众博士详细稽查品目，定期举行选举会，每人一匣，各自以所业试题让众博士投入丸于匣中，以此决定所试优劣。优秀者投白丸，劣者投黑丸。投毕开启匣子，得白丸多者中选，则为此。院博士类都是高年宿学，以此为不朽之荣耀。那些学习而未参与太学选拔，或参与选拔太学生员但未中举贡选拔的人，则担任蒙学的老师，另有师道作为教授。其程序一：英、法、德三国的今文；二代数、几何、勾股算法；三金石、动植物、格物、化学；四地球图说、各国史记；五律吕；六敬神修身之道。除温习诸学外，每日须练习教授的方法。学习成为女师的人，只减少所业，程序也相同。课程结束后，给予文凭，才开始受聘于蒙乡学教习，都取自于此。经书院教习取自太学举贡，太学教习取自进士，或博士以下由民众推举，书院以上由官府推举。各国小有不同，但大体都是这样。英国，英格伦太学三所，苏格兰太学四所，阿尔兰太学二所，共太学九区；法京巴黎太学两区；德国太学二十四区；美国书院通常兼称太学。起初，各国太学都是国家所设，后来常有富室捐建书院数所在一处，国家赐以太学之名，惟考试取士仍归国家建立的太学。官建的归度支学部主管，民建的由民众捐资，推举监督管理，有成效的发放公款资助。这是太学与书院的大致情况。经费统于书院，蒙学以下为乡学。英国五十年前尚无官设乡学，对民间所设的发帑奖助，继而改为官设，并入度支部。美国凡新之地，除出售给民众、开垦、给修建铁路、开掘河渠的各公司外，更以给本处备学校经费，计给学校的田地已五百四十万顷，给地收入不敷支出，则按民众私产征收。法国败于普鲁士后，才开始广泛设立乡学。建学费用二千四百万磅，每年费用率六百九十万磅，教习束修都是公费，学生入学率自备资斧，惟常贫不能供给者，公家赡养，不入塾的惩罚其父母。学校的兴起，德国最先，也以德国为最盛。嘉庆十年，布为法国破灭，有深思之士进言：布君想要振兴军事，必须以乡学为始，令民间子弟无不诵读且涉及兵法，等到入营之时，率都是英年稍通文字的人。昔日西士培根说：“智则强，愚则弱，即是此理。”因此在通国设立乡学，不入学者惩罚之。如此五六年，于是南败奥地利，而兼并德意志小邦，旋又西破法国，而称帝。如今计全国小学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所，实学及经大者八十四所，计每年费用九百六十七万五千磅。

武学专门教习将弁，与船政馆相呼应。武学堂为武备院，专门由官府设立。

译船政则兼有民间设立的。武备专门主管军事，船政则兼管通商。凡是武备院都厚给粮食，课程与各书院大致相同。如测算、火器、绘图、建造营垒和桥梁，考究古今史籍、历代兵法文字，则稍微涉及罗马古文，而以邻邦今文为重要，尤其以本国军例与国际公法为急务。分科教授，以六年为期。学生进入经课业，都是自愿习武的人入内受学，课业有余力，才开始操演骑兵和步兵战事。在广庭后园，设置蹴鞠、舞干、缘橦、击弹等击刺项目，以备游演。期满考核最优，然后进入军营任职。从武弁到兵督，都明白此道以提拔士卒，因此在军营设学，教授书算、绘图、德法。民间子弟既出乡学，都进入军队，以三年为期。只有船政由官方设立的，主要练习水师将弁，课程与陆军武备相等，只是增加天文、汽机、格物，因为航海测算须明天时，驾驶兵轮须熟悉机器，所以格致之学宜比陆军武备更加详细。期满考核最优，授予文凭，才进入海军任职。从管驾到水师提督，都由此晋升。

译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堂，自都司以下军职人员都允许入学学习。先进行入门考试，将算术、蒸汽机械、水火原理、重力热力、天文、航海等学科列入考核范围，成绩合格者，给予住校或走读，或每日两次到校学习的待遇，都在录取之列。某些人还有奖赏和津贴，按次序晋升学业。每答对若干题目，通晓若干条款以上，就记若干功劳。记功达到一定数量以上，就提拔补授一次。

西方文字推崇法国，法国文字源于罗马，罗马文字源于希腊，希腊文字源于埃及，埃及即麦西，后来分为犹太，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祖国。经过波赛买，看到埃及古文的石刻，审视其文字以形体相合，结构非常繁复。西方文字以声音为主，埃及文字以形体为主。西方文字横向书写，埃及文字纵向书写。到了伦敦，听说有个叫麻翁的人，是博古学者，能识别埃及文字，去拜访他，他拿出所收藏的石刻给我看，他也读不懂那些文字，只是说埃及文字共有三类：有模绘法，如画虎来示意虎；有定实法，如画妃来区别于王；有音法，如“贤”区别于“权”之类。这三种体例，古人混合使用。现在只用音法，让人容易理解。于是询问西方文字共有几次演变，麻翁举两个字给我看，一个是画蛇的形状，经过三次演变成为文字，又经过三次演变成为希腊文，再经过一次演变成为罗马文，又经过一次演变成为现在的文字，即二十六个字母中的F。埃及石刻据麻翁说是开辟四千年前的古文，按时间推算，那是夏末商初的时候。它的三种文字体例，对应古先所传的六书中的象形、象意、象声，而没有指事、转注、假借。指事原本与象形是一类，但意义更加隐微，怀疑埃及古文也有这种体例，而西方人解说文字不能通晓其意，就混入模绘一类了。转注、假借以形体兼用，即使在四种体例之中，也应该是有的，只是西方学者没有了解到罢了。在巴黎观看演出，演的是犹太故事，歌手登场，曲调是两句三字句，一句七字句，如此相间，共十二句。西方国家的制曲者都是博士或言学士，他们的雅意这一科专门主管绘画、制曲、协律。凡是读书人，初入经院都学习拉丁文字，毕业考核合格后，才各自根据性情所近分科学习，所以凡是博士都认识拉丁文。制曲演绎古代时事就用古代的声音协律，现在演绎犹太故事是一字一音，三言、七言一句，由此可知犹太古音与中国相同。后来结识英国议员戈登，他熟悉掌故，询问英文的源头，他回答说来自索逊。索逊是英国君主的祖先，属于日耳曼族，一千年前入主英国，所以他们的文字流行于英伦三岛。索逊文又来自印度，所以遵循梵典，横向书写以声音为主。于是明白麻翁所说古文八次演变至今文的原因，是因为埃及文字有从音的一类，参用梵典拼音的方法，用字母对应方言，有一种语言，就另成一种文字。文字八次演变，据二十六个字母而言，声音则随地域而变，所以各国各自制定字典，而字母都相同。学习其语言就通晓其文字，西方博学的学者都通晓十几种国家的文字，而能识别埃及字的很少。他们学习中文的，只能翻译公文罢了。根据埃及文字、犹太语音与中文相同的例子，可知埃及、犹太时代文字与语言是分开的，识字的人少，后来变革而从音。语言与文字合而为一，让人容易理解，所以全国人都识字。其开端很细微，而变动很大。其教义广泛传播，国土深深植入人心，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可不考察。

语言即文字，简易易知。但是作为书籍，便于直接陈述器物数量，难于曲折表达义理。全国聪明才智都集中在器物数量上，所以日益富强。没有深奥的文言，那么性情不被感动，而日益趋向欺诈和暴力。那个国家有善于著论、擅长写诗的人，国人很看重，但为数不多。他们的教义只以永生、永罚来制约人，不讲自然的情义。其害处在于蔑视伦理、违背道理，而自己却不知不解。中国父子夫妇的伦理是什么？反而诋毁中国父权过重，女性受屈，认为是承袭草昧时代的余习，势力强大的人擅权，急切想要起来革除它。用他们的文字翻译中国经传，绝对不能通晓其意。譬如“孝”字，就是西文所没有的，译者用“顺从”字来对应，不知道“孝”兼有报效、教导的意思，是名教的根本。这个意义支离破碎，说理无从入手。又如“天之经，地之义”，西方教义说天地有创造之主，西方学说认为地不依附于天，这个意义难以翻译。况且译者并不通晓经书，那么支离破碎就更远了。道光末年，英国人黎雅各布来中国传教。同治年间，曾翻译《孝经》《论语》《周易》《诗经》《礼记》，回国。现在黎雅各布还在世，年七十多岁，在英国询问他传教的学生，回答说西方国家没有用处，学习中文的人很少。一天邀请我去他的东方学会，列坐十余人，没有认识中文的。只有黎雅各布用西语翻译《屈原传》，向大家演说，意义多有偏差。听众问难不解其宗旨，认为行为太奇怪，恐怕没有这样的人。于是告诉他们中国名教重视君权来治理百姓，就是用来保护教义。忠君所以保民，就是推行教化。譬如耶稣门徒殉教而死有十余人，屈原的死就是殉教。知道彼方就知道此方了。听众称善。相如用明经术，精于训诂

译诂者担任翻译官，广泛搜集各国古今文字，结合简略的比喻和引申义，以曲折地传达经传的含义。将其提供给他们的教会、学会、学院、议院，就可以逐渐引导他们信仰宗教的人心，从而巩固我们儒家名教的防线，这确实是端正人心、平息邪说的大关键。

译西方文字起源于印度，传播到波斯。波斯文字从右向左书写，后来分化为阿拉伯文、希腊文、罗马文，再进一步分化为当今西洋各国的文字。西方文字以声音传达意义，声音相近的词语意思就相同，借用的含义多而本义少。例如“天”字借用比喻“气”，那么中文里“言天”的含义就无法贯通。文字取譬于言语，那么经传中“阐释大道”的含义就无法表达。兄弟长幼，同一个名称将伯母与姑母混同称呼，无法辨别嫌疑、明确细微差别。中文以形体为主，形体中蕴含意义。所谓圣人看到事物的条理可以相互区别，所以创制文字。西方文字没有分别的条理，首先不能确立纲常的名称，所以不知道有名教。文明尚未开启，只畏惧祸福。耶稣称“天”的教义足以涵盖鬼神，西方人顺从它而教化。因为文字相同，所以教义相同，法律相同，政俗相同，好恶相同，因此党派相同而法律不同却能融合。用来图谋我们中国，与他们的文字不同，教义不同，因而无所不同。所依赖来沟通中外言语意义的，只有古代的翻译者大多不通晓义理训诂。从洋文翻译成中文，则比拟多不恰当；从中文翻译成洋文，则训释多失去主旨。必须学习通晓训诂，曾经考求中外政教掌故的人，才能训释比拟全都恰当。英法都有东方学，以印度、日本、中国的语言文字作为教习，都不是通晓的人。所以他们的学生仅能通晓粗浅的公文，以备其使馆翻译两国政教本源，无从通晓参酌得失名教的义理。他们未曾听闻，因为他们的教义曾被我方采纳而信从者众多。等到看到我方政治不能安定百姓，军队不能自卫，于是乘虚而入、蹈隙蹈瑕。将我今日积衰并毁弃中教视为妄作。教会于是直接说中国没有教义，而急切地想以他们的教义取代。国势衰微，不能不兴起功利以自救，急于治理其表象。然而士人的学问已经卑下，经术不明，官场已经邪僻，市井之人竞相进取，商业势力已经加重，根本产业日益微弱，加上推崇西学，崇尚工艺，保护商权，工商日益尊贵，士农日益卑贱。环球大势，以某国商业兴盛，就通行某国文字为便利而容易谋利。中文难学而无功，洋文易学而有利。考试士人的文章既肤浅空泛而无实质，不足以被时人看重。儒官仅存，已成寒酸乞怜之态。二十年之后，无人学习汉文，而周孔之书废弃，彝伦之教破裂。传教者乘机煽动诱惑，以称“天平等”如发蒙振落般容易。士人不能自存，必定依附其教以助长其声势。所以广泛兴起功利，确实可以转贫弱为富强，然而不努力保护本源，势必沦落中夏为夷狄。然而人情不甚相远，他们的世袭贵族、太学的优秀良才，颇知道仰慕中国礼教，教会也偶尔模仿华风，修改教规，而隐瞒其来源，应当巩固以广同文之治，命令儒臣选取六经所有的字，参合大小篆分部，摹写成字典，用洋文翻译古训，引申别义，详细诠释，即用其文写六经定本，以赠送给他们的议院、学院、教会、学会。他们国家的太学有博古一科，重视埃及古文，其文主形篆，而直行，字形像钟鼎、虫鸟篆，现在制定通行字典，须用篆文，令有形意可见，才能有所悟入，识中文自必读中书，读中自然知名教，知名教自然贵仁义，服膺名教，贵仁义则夷进于夏，可以用仁义之道治理他们了。《周礼》外史掌管传达书名于四方，名教的兴起自近而远，那时距离王畿三千里外为要荒之服，所以王者不治理夷狄，而以同文治理他们，书同文则行同伦，其事相因，是必然之势。洋书则罗马律例、万国公法通使指明，根于其教，发于其政行于交涉，亟宜译订旧纠绳得失公法始于荷兰人虎哥本闭户私书其后讲者接踵遂成公律近荷兰学会复取各国律例与罗马古律参会议为泰西通律致书各国政院议院许以通行今本经术仁义之精为之折衷驳正反译其文贻之各国政府议院学会则公法之权归我交涉之棘手渐除渐因折衷法律而讲以名教人伦彼即不肯遽遵行而已先摇其教本彼教新旧约书推本生民称天立约言非而似是法简而易从传教者虽无煽乱之心而实有变夏之志非明辩正距彼推本于天专破名教害将中于人心宜详辨其非转译以贻诸教堂教会学会学院纵不能遽变而归化而其说不胜传教之心自阻从教之民日稀其效虽缓而机甚捷诞敷文德而战胜朝廷不可易而忽之也。

西方小学，就教授天文、地理、算术、物理，学塾备有仪器，制作日月五星运行轨道，墙壁悬挂五洲地图，放置算筹、三角板、光镜以及动物、植物图形，分年进阶学业。如果是天文，就以二至二分、日食、星犯，让学者指拨运转，观察其所知晓的。如果是地图，就举某国某洲界，让学者摹绘，其性近业优者，作为专门始基，其次皆粗知大教，习成以为知。及于学始入经馆。

译中学（指中国传统学术）学业荒废，所以凡是士人及上层社会的人，没有不知道日月五星、地球运行、经纬度与五洲南北极、黄道赤道位置、大山川形势以及几何、勾股、割圆、算术、水火、蒸汽、重力热力、光电等各种学问的门径的。他们从小学习，先入为主，就着本性相近的方面深入钻研，成为专门名家，所以全国除了下层愚钝之人不算，都信奉一家之言，绝无异议。其实谈论天文的有三家，各自尊崇所听到的学说，不必说宣夜说就优于另外两家；地像蛋黄，就是地球说的观点。天家说地像倒扣的盆，以海水运行的极处为南极，这个道理非常明显，不必说地必须圆合如珠。道家书籍说地形像肺叶向下垂挂，用现在泰西（西方）所制的地图来对照，除去海水不算，九州的地形确实像人的肺叶。《淮南子》《楚辞》说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塌陷，用现在英国、俄国、日本测量南东洋水深的数据来对照，也恰好吻合。本来不能依据一家之说为唯一正确，傲慢地认为中国不知道，只是他们国家知道的人多而中国知道的人少，不是专门研究者没有办法与他们辩论，才惊讶为前所未闻，盲目喧哗认为谈论天地必须尊崇西学，而且好像舍弃西学就没有天文地理，不知道中国今天的衰落，正是由于中学不被讲求的缘故。士人习惯于写八股文，不知道七政五纬，分不清四方九州，高谈圣贤，动辄褒贬，士大夫习惯于虚伪矫饰，用实际事务来考验他们立刻就会困窘，这也是学术衰微的原因。《礼记》说小学教育数字和方位名称，观察智慧思虑和规矩法度，数就是算术，方就是地理。《尔雅》所载的四荒、四远、九州镇山和浸水，对于地域大势已经明确，解释天星名称、岁阳、星次、月阳，对于天文大纲完备，鸟兽草木足以提供见闻，这些应该旧时都有图谱，但时间久远散佚没有流传于世。《尔雅》是古代小学的书，现在不是通达之人不能读懂。《考工记》说石头为什么磨损，水为什么凝固，就是明确指向《考工须知》中的格物化学，只是这类内容有专门书籍与算术、乐律同例附在经书中，只列举提要数语。如果学校不废弛，工官尚存，知道这些的人多，怎么会震惊佩服西学？所以人才衰微，是由于学术浅陋。现在不责怪自己不求学，反而说古代没有听说过，不也是严重诬蔑吗？外国限制年限考核学业，合乎礼制，得到教学不越级的意思。所以高才者进修博学，次等者从事专门，下等者也有职业，所以百姓没有游手好闲，士人少有空虚浅薄。现在中国学校废弛，家庭各自教育，就想让子弟速成，不懂六甲，先写五言诗；分不清四方，先求贯通。其目的归结于资助应试八股文罢了。就文章而言，已经极陋；用来致用，不是更远吗？上等的人空谈性理道德，举一废百；次等的人猎取科举官职，浮沉以获取世俗资财；下等的人没有成就，想改习其他行业，但时机已过，就终身游手好闲。其弊端源于违背不越级的告诫，所以极端导致人才缺乏而学术衰微，游手好闲的人多而中国困顿。履霜坚冰，由来已久，是逐渐形成的。外国选拔士人，都以学博士教习为主，试教官就是考官，平时考核优秀，到期录取，所以不担心不明，只担心不公。设置官员来监督，弊端自然消除。其实主试者的声名所系，平日众论所推崇，即使有不公，不过有褒贬，不敢颠倒黑白。《周礼》地官负责教育而兴起贤能，就是掌管这个官职，经制非常明确，但后世不采用。学校废弛而投牒赴考，糊名誊录，弊端未能消除，徒然让学者迷惑，争一日之长，怀着诡诈侥幸获中的心思。委屈压抑滥竽充数的人多，没有观摩学习，学业荒废于懒惰。学业懒惰的人，对事理志意昏昧，思虑不能深入，何怪人才日益低下呢？

译英国的《泰晤士报》最为著名，法国的《覃排报》最为著名，主持笔政的人必定具备品德声望和学术声望，由学会推举，这就是该国清议所在。报纸没有不真实的言论，必定持公正态度。其余方面我不及详述，凡是设立报馆必须向国家申请，国家必定允许，只是由官府考察章程，禁止其欺诈勒索钱财，有违犯者本馆察知，立即罢免此人。议院设立报馆听取议处，有笔札命令其记录见闻并传播，只要没有造谣恶语，其余都不忌讳。政事虽然不因此决定听从或违背，百姓却能因此知晓国家大事，言论都能反映民心。一时间国内百姓有时就联名献议，两院议允就能施行，所以国家政事报馆也自重声望，不妄发言论。兼及外国政事，所以欧洲人对别国的兵灾、新政、异闻都知道，不像中国士民茫然隔绝。事务归学会主持，清议有乡校的意思，广泛告知多方，百姓阅读效法其规模，所以远远不及先王，但也有可取之处。此外，银钱贸易的掌故、小说的分类，作为报纸都由各行业各学会的人管理。

郑樵极力称赞图谱，可惜古法湮灭。欧洲人没有书不配有图谱，所以辨别测算分数很明白，考察方域物质很审慎。太学工部凡制造仪器齐全，水师学堂有兵轮器械的小模型，博物院在各国各都紧要海口都有模型，以供学者游人考察借鉴。学业日益兴盛，图谱的力量居多，而仪器模型相辅助。如果仿照其水师学堂的制度，考察庶官候补人员中没有能力的人，为他们设立官学院，全部陈列图谱各种仪器，如工部、水师学堂、博物院的样式，让他们根据性情相近分门治业。那些在膏廪中按次序学习的人，则兼仿格林书院政治学章程来考核学业，殿最作为候补，先后不过几年人才就出现了。

外洋公法

宋育仁

万国公法所称引的，有虎哥、宾客舍、霍毕士、布藩多、莱本尼子、格不兰、俄拉费发耳、得海、付达得哩等十几人，称为公师，都是西国讲学之士中名望最高的人。他们的学问分为性法、公法两端。性法，是衡量内心的是非；公法，是衡量往来交接的公义。他们的书始于虎哥，虎哥主张公法从性法而出，分性法为第一种，公法是第二种，意在抑制公法中主张利益而不符合性法的人。虎哥原书名《平战条规》，主张抑制强权扶助弱小，推本于良知，说出于上帝的禁令，这是西士之学最醇正的。只是他没有禁止战争平息争端权力，所以不免依违其说。说各国治法以利于国家为尚，各国同议以公好为趋，这是万国的公法与人心之性法有别。后来各家或推本一源，或截然分性法、公价为二事，而都失去了本旨，遂流为法律之学，所谓斤斤计较，寸寸度量。所以近来西士为公师的少，为律师的多。西学之源，都出于其教。摩西之教本自东来，还比较醇正，没有诡说。自从耶稣的徒众背叛摩西旧教而自立，就造出天主降生的说法，以揽教权，然而还分传教者与授教者为二。传教者是教士，出家不娶；路德的徒众背叛天主旧教而自立，则不出家传教，教土与受教众人无异，其品不分，其学越歧越远。主张平战的人转而说战，主张均利的人转而谋利，主张抑强扶弱的人转而助强并弱，那么耶稣的徒众入室操戈，路德的徒众假粮借寇。在英识一上议员公爵吴留顿谈及西国言修身治国以何为主，吴留顿说都本于摩西十训，其中四训以治身，六训为治国，一切法度的原本，可证彼国之言理都以教为依归。近百年来富强之策骤兴，由于路德之徒变宽戒条，广译教书，于是不是教士、不守戒条的人都能以析言破律，仍依摩西十训来涂民耳目。那些守教笃的人也被功利震动而依违其词，那些守教不笃、服教不深的人反而于功利以张其焰，所以公法出入语持两端，其教究草创未得其精微，所谓择焉不精，语焉不祥，而意主于平战息争，抑强扶弱的。现在各国交涉虽不尽遵从，然而不敢显然不顾。由于欧洲都是同教之国，公法都是敷教之言。创公法诸家本意不过是希望同教诸国不相侵害，不敢希望异教诸国奉为指归。然而其教推行益广，赖国之兵力相辅而行。教皇失去权力，无力自制。欧洲大国，欧洲大国反而持此柄以制异教各邦，土耳其、印度等国家被其胁服。而且其本教也与同源，遵从公法犹有可言。至于中国与之交涉，也援引支节两歧，理义不精的公法束身归狱，这确实是不揣本而齐末了。但既然与交驰，自当同禀公律以为议事制度。彼教之流虽异，其源不甚相去。至于是非曲直，人心大同。只是彼方所闻没有进

译对于摩西十诫，古人穷尽心思也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定论。《春秋》旨在经世济民，体现先王的志向，实为万国通用的公法，也是万世不变的公法。诸如会盟、朝聘、侵伐、平定叛乱、达成和议、保存危亡、延续断绝的宗祀、国与国之间的使臣爵位等级，以及会盟时的座次排列等，无所不备，且义理精微。这类问题都是西方公法著作中反复争论却至今没有定论的。丁韪良撰写《古时公法考》，也引用了《左传》中的几条记载。《春秋》的三部传注各自有其义例，合在一起才构成完备的体系。例如，治理境内的义理在《谷梁传》，外交礼仪的条例在《左传》，驾驭进退的权变在《公羊传》。修明这部经典作为公法，是最恰当且不可改变的。然而，要先治理好本国而后才考虑中原各国，先治理好中原各国而后才考虑夷狄，必须首先治理好自己才能治理他人。如果认为这种观点迂阔遥远，那么就应当选取西方的公法著作来加以辩驳和纠正。完全依据《春秋》的法度，判定其中的疑难义理，斥责其违背之处，翻译后推行实施。一旦他们国家的公法专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必定会相互附和。儒家圣教暗中推行，人心所向，即便那些掌握军政大权的武将和富商把持国政，也无法改变这一趋势。圣教潜移默化地施行，夷狄的祸患自然得以避免，遇到外交交涉时，也不难将其视为非迂阔之谈。

译外国合力图谋中国，固然由于他们宗教崇尚统一，而我国独自不同，也由于名实两方面有招致他们的原因。实指中国的土地物产富饶，却弃置不用，西方人急切地垂涎；名指华夷的界限，中国拥有尊贵的名分，但事务有时废弛，百姓多流离迁徙，理应被外夷所不服。《春秋》最严格区分夷夏，但自古以来的注解都失去了它的宗旨。这一解释出现偏差，汉朝以后夷狄的祸患接踵而至，直到今天。经文中说夷夏的区别，以礼义为界限，不以地域来划分。传文中说降服于夷狄，就视为夷狄；进于中国，就视为中国。倘若像旧说那样以地域来划分，那么降服于夷狄的人必定迁徙到夷狄之地，既然没有这种事；进于中国的人必定进而占据土地，进而占据土地，灭亡别人的国家，尚且来不及讨伐，反而视同中国，又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杞国降为夷狄，没听说迁徙土地；狄人进入成周，没听说被接纳进中国。拿着这些来谈论，不通达是很明显的了。又如《春秋》记载“公会戎于唐”，传文说是晋献公，戎人在楚国执拿了凡伯，邱实是卫国人，贬斥绝交的义理，在这里可以看出。又如楚国的祖先曾为帝师，初次见于《春秋》却称荆，以州名来称呼。夷狄进退有七等，这是最卑贱的称呼。吴国是泰伯的后代，初次见于《春秋》仅称人，后来都进升而称子，允许他们称霸。论其初时，族类未改；论其后时，国家未迁，而进退不同，夷夏相反。明显是因为其政教不遵循礼义，就称为降于夷；政教改从礼义，就称为进于中国。《公羊传》说：“世道越混乱，《春秋》越治理得好。”又说：“《春秋》重视义理而不重视事实。”意思是说用《春秋》治理世道，那么夷狄就会转化为中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内视自己的国家而外视诸夏，内视诸夏而外视夷狄的义理，就一以贯之了。法国议和条约中说：“以后凡是中国的公文，自不得以夷狄相称。”条约虽然施行，但其心意终究怀疑忌恨，这就是各国与中国隔阂的情形可见。人喜好善行，谁不如我？争名分的习气，人情大致相同。但他们知道夷是卑贱的称呼，却不知道为何卑贱；中国知道夏是尊大的称呼，却不知道为何尊大。徒然拥有虚名来招致攻击，其危险很细微。始于经训不明，而遗害直到中外交乱。现在在修订公法书中讲明这个道理，使他们知道圣人的书毫无偏倚。夷夏的名分，不可以力争。听命于道，自我省察，既消除了猜忌嫌隙，逐渐仰慕名教。既仰慕名教，那么中国实为名教的宗国，没有不推服钦崇的。现在的外域实同《春秋》时的局势，不再是蒙昧野蛮的时候。看罗马、日耳曼，是泰西文教的祖国，当时前往朝觐拥戴为共主，很久以后才灭亡，而其帝位还空着保留。等到教皇奉冕立奥主为皇帝，继承罗马古皇的位置，以奖励他护教的功劳。奥地利既不振作，日耳曼联邦才推戴德意志君主为皇帝，以继承日耳曼古皇的统绪。法国以武力征伐，想成为南帝，却很快废黜尊号。所谓土地相当德行相等，不能互相屈服。施加教化，讲论仁义，等到合同而化，推究根源宗国，除了中国还能归向哪里？这又不只是消除夷夏的猜忌嫌隙而已。

欧洲大势如同战国，而公法想要使它回归到《春秋》。耶稣想要以宗教废除国家，所以只谈天命，不论治理。自从埃及、罗马、希腊都立国数千年，宗教力量所不能废除的。其余各国并起争杀相继，教皇既已建立，因而以宗教辅助政治，但仍不能禁止杀戮战胜残暴。教士虎哥于是创立公法，初名平战条规。既没有禁止战争的权力，又没有礼教作为立论的根本，只推究源于性法与上帝示命的善恶之别，这是对的。只是蔽于功利的常习，局限于权势的俗见，不敢直断争城据地的错误，所以说法多犹豫持两端。霍毕士、布番等多次降服，谈论公法的有十余家，他们的说法更加纷歧，正如书吏舞文弄墨，出入失律，想要止争却适足以启争。不知道中国圣人制礼，即以性法为本，《春秋》的进退，即以礼教为衡量。礼与《春秋》才是真正万世的公法。西方宗教未曾听闻，无所依据，所以后学之徒支离破碎地为之。丁韪良读中国书，知道公法起于《春秋》，刺取《左传》为中国古时公法一卷，但引用传文而未曾知道经文，窥见一斑而已。我观察今天的西方夷狄，有制度文章，聘问盟会朝见，俘虏别人的君主必定加礼，灭亡别人的国家必定恢复封爵，与水草游牧蛮夷无道者不同，但可视为《春秋》中的吴、楚，不能以《春秋》中的潞、狄对待。国家富庶兵强，人和政理，正宜以礼进之，不能以兵威之，因其公法引经为之，正定明其所疑，翻译而布告各国。西方人喜欢争胜，也喜欢精微的思考，必定能由攻击产生感悟，不令自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经术的作用。谨引经义驳正公法如下。

第一条「莱本尼子与根不兰说公法出于利的，则归于实际。如果只以人人相待的道理来规范各国的公事，则不可。国家即一家之义，所以两国邦交即两人相待的道理。所谓利者，通商

译“也”字，意为占据土地。好比两家邻居，互通有无，那家有空闲的土地和多余的物资，弃置而不加治理，这家善于经营生计，没有空闲的土地和废弃的物资，想要得到邻居的空地废材以利于自己，就必须出钱租种那片空地，收购那些废材，这样才合乎道义，不可以用欺诈和暴力去巧取豪夺。如今西方国家在商业利益和土地利益上，常常挟持兵力以迫使对方必须执行，甚至有时因为胁迫未能得逞，竟动用武力去灭亡别人的国家，这与强盗有什么区别？这都是因为国际公法源于利益，所以回归实际的说法，有道理来支持它。《春秋》崇尚道义而不谈利益，是因为国家是划分土地而居住，划分人民而治理，用这块土地来养育这块土地上的人，只应当谋求自己的利益，不应当再去谋求他国的利益。人们追求利益，谁不和我一样？双方都起来争夺，那么兵力强大的就获胜，互相仇视报复，效仿这种恶劣行为反复不断，杀戮就没有止境了。《春秋》记载：“侯使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左传》说：“汶阳的田地，是鲁国的旧地。”《公羊传》说：“胁迫鲁国让它归还。为什么让鲁国归还？在之战中，齐国军队大败，齐侯回去吊唁死者、探望病人，七年不饮酒吃肉。侯听说后说：‘怎么能让人家的君主不饮酒吃肉呢？’请求都归还侵占的土地。”《谷梁传》说：“这是对齐国缓和的措辞，不让我方彻底失败。”汶阳本是鲁国的土地，所以此前经文记载齐国夺取汶阳田地时没有贬义的措辞，但作为盟主不应当夺取别人的土地再送给别人，后悔而把齐国侵占的土地归还。汶阳虽然是鲁国的旧地，但也是在之战击败齐国军队时所夺取的，所以胁迫鲁国让它归还。《春秋》嘉许这种行为，归还齐国侵占的土地，以表明不夺取别人土地的道义，而因为汶阳本是鲁国的旧田，齐国不应当先夺取鲁国的田地，所以加上“侯”字作为缓和的措辞。《谷梁传》所说的“不让我方彻底失败”，意思是应当归还齐国侵占的土地，鲁国不应当把汶阳归还给齐国，表明列国有疆界，不能凭借强大去欺凌掠夺。又记载：“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邱来投奔鲁国。”《左传》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邱来奔，季武子把公姑的姐姐嫁给他，对他的随从都有赏赐。于是鲁国盗贼很多。季孙对臧武仲说：‘何不查究盗贼？’武仲说：‘您召引外来的盗贼而给予大礼，凭什么制止国内的盗贼？’”《谷梁传》说：“来投奔的不说‘出’，是举出接待我方的行为。”表明《春秋》讥讽鲁国不应当接待盗贼，明白了这些，然后才可以议论国际公法。霍布斯说：按理敌人可以杀，原本可以杀，但要区分杀他的方式。但公共舆论和法规，或许允许这种方式而禁止那种方式。作战者杀敌，如果不是共同允许的方式，就不可以使用。把这作为公法，并不是完全依据道理的证明。不知道它的道理，先不明确，所以言论都支离破碎。两国相争，理直的一方想要伸张自己的道理，理屈的一方倚仗强大不服从，于是用兵器相见，各自想要别人服从，并不是志在杀人。那些临战杀敌的人，因为敌人将要杀我，就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比如用兵器临阵，敌人望见威势而服从，原本可以不杀一人。不得已而杀，是推刃而杀他，好比是他自杀。所以王者的军队只有争辩没有战争。《春秋》记载：“王师在贸容战败”，不说战伐，用自败作为措辞。《周官》军礼拯救无辜，讨伐有罪。九伐之法，必须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然后才灭亡它。礼仪不重复伤害，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春秋》的道义，军队胜利不追击，进入敌国不杀戮，约定日期作战的是偏战，不约定日期作战的是诈战。偏战的记载用“及”，允许它，如“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宋师及齐师战于献侯”，“齐师等及楚子战于城濮”之类，都没有贬义的措辞。诈战的记载用“败”，如“公败宋师于乘邱”，“公败齐师于长勺”，都不记载日期，以危险的意思，在于从兵器返回礼仪，并不是专门志在杀人。知道了这些，然后才可以议论公法论平战。如今泰西的火器，还没有交锋，就已经先杀人，是最凶残不仁的器具，它最初的意图不过想以此逞强，最终各国都有了，就不能用来制服敌人，只足以互相残杀罢了。

译虎哥认为，国家使臣的权利应出于公共议论，布番多却说：尊敬其君主并推及到其臣子，这固然根植于本性之法。至于利益，有的依据本性之法，有的依据默许，允许或不允许原本没有强制性。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周官》中五礼的规范，其中第三种叫作“宾礼”。《春秋》记载朝见和聘问最多，都有褒贬。因为通使是为了治理邦交，彰显文治，明确礼让，平息争端。臣子不怀二心，君主自然不能接受所派遣国家的管辖。既然不受所派遣国家的统治，那么所谓的利益，都是其本国职分中应当有的，何须默许？又怎能不许？如果不许，就不符合宾礼，应当断绝邦交。所以有别国使臣来，就一定有固定的宾礼。他们未曾听闻礼教与君臣的大义，所以把一个本源分歧为两个根本，只知道权利，于是从权利推究出入，支离破碎，毫无道理。宾客舍说：国际公法的本源有“理”与“例”两种。论及战时局外国的权利，不可帮助这一方而损害那一方，这是理。各国君主平时订立条约，战时申明法律确定局外国的往来，这是例。这尤其滋生混乱，不足以作为公法。谨按《春秋》的大义，只帮助正义以讨伐有罪之人，不能私下讨伐无罪之人。条约如果不诚信就没有条约，假设有条约的国家理屈却还帮助它，这是助长混乱。又如一个国家与两个国家都有条约，而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那么应当帮助谁？这种说法立不住脚，正当用公法来禁止私约，怎能引用私约作为公法？现在各国私立的条约，正像《春秋》中的盟约，盟约是末世的事情，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在诸侯会盟时，一两个国家特别结盟，都记载日期以讥讽不诚信。在诸侯会盟时，各国联合结盟，才记载季节以示诚信，而在蒲地特别结盟、互相命令的较为接近正道。表明众人结盟才可取信，私盟不可取信。《左传》说：“诚信不发自内心，抵押也没有益处。”《论语》说：“诚信接近于义，言语就可以兑现。”表明昭示大诚信的人不必盟约，诚信而不接近义的，言语就不能兑现。如果扶助弱小、抑制强横，帮助正义、诛讨混乱，那么不必立约就可以互相援助。如果只图利益，而公法却迁就这种说法，那么公法就成了帮助豪强兼并的书，离君子之道远矣。

海付达说公法局限于欧洲崇尚耶稣教化之国，或者施行于信奉教义的人迁徙居住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能通行。孟斯德说：“各国自有公法，即使是夷狄吃人的野蛮人，也有公法，互相派遣使臣接待使臣，并有和平与战争的条规，并没有遍世通行的法。天下共同信奉叫作‘公’，至当不易叫作‘法’。现在称公法而言，仅施行于崇尚耶稣的国家，又把自己比作吃人夷狄的法，浅陋啊。”人们聚居，没有一个不订立条规的。愚昧无知，那么他们的条规就违背谬误，不是同族的人，断然不遵守。文明逐渐开启，那么条教日益更新，推行也必然逐渐广泛。以此比较彼，就知道治理有夷夏之分。由此推演事例，就知道义理有精粗之别。西方人未曾不自知，可惜文字不同于中国，经义渊深，又没有人传授学习。至于外交交涉，反而援引他们的公法，自投罗网，格格不入，无所适从，那么势力强的就胜利，这是因为辨别得太晚了。第二条：新建立的国家拥有自主权，对外行使时，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旧国内部发生变故，其他国家或者旁观不参与其事，仍然把旧君主视为国君，或者把叛民视为俨然一个国家，或者选择理直的一方援助。各国的公法，不审查曲直，援助的国家攻打敌人，就可以享有交战的权利。但是叛民与国家攻打其本国，他们能否使用这种权利，必定视其本国与外国所立的盟约而定。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叛乱而自立，西班牙坚决拒绝承认，而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都承认了。那么一个国家的省份叛乱而自立，其他国家承认其自立与否，只看对自己国家是否有益而定。西方习俗崇尚相同，君臣没有等级，更换君主很容易。所谓新国家，一是武将功高权重，逼迫君主退位，让众人推举立为民主；二是国教与民众自发产生分歧，民众不服，拥众自立；三是地处偏远、种族不同的民众，自己分别建国；四是国家的省份或因君主施政失误而叛乱自立。新君主不外乎这四种情况。《春秋》的大义：“人臣没有篡位的野心，有野心必定被诛杀。逼迫君主自立，应当视为贼臣，邻国按道义应当讨伐。”那里的民众本来不属于他，然而既被征服又叛乱，《春秋》厌恶这种行为。齐人在遂地歼灭敌军，不说是战，使得好像齐人自己歼灭，不允许遂成为正式国家。但是欧洲吞并已成习惯，本来以诈力夺取他人土地，还没有名义可言。省份叛君，虽然或许是因为君主施政失误，然而如果不是全国都叛乱，就不是民众无法生存揭竿而起、灭亡秦朝那样的情况，只是枭雄桀骜之才，乘机煽动混乱罢了。《春秋》的大义，也诛杀乱民，追究首恶，记载“三个叛人带着土地来投奔”就是这样。西域未受名教教化，不明义理，只看对自己国家是否有益，就认为是新国家。所谓有益，就是通商罢了，贿赂土地罢了，削弱强邻的势力，联结自己国家的援助罢了。通商，《春秋》没有记载；贿赂土地及行贿纳贿，都是《春秋》所贬斥的。贿赂土地，就是“三个叛人带着土地来投奔”；纳贿的，是桓公二年二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混乱。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公羊传》认为这是助长混乱、接受贿赂，桓公

译这是极大的罪恶。作者也知道在道义上不安，不敢断然下语，只是引用旧例作为证据，并借由选择那些道理正直的人说一句话来了结这桩公案，这也是遁词用尽、理屈词穷的表现了。如果君主确实残暴虐害百姓，百姓无法忍受其统治，那么邻国可以起兵灭掉他，难道仅凭一两个省部、一两个权臣独自声讨其施政过失，就足以作为可信的定罪依据吗？如果抛开虐民乱政这一点，就没有是非曲直可言了。各国的公法，并不审察是非曲直，甚至在其动乱尚未平定之时，竟然将叛乱的民众视为一个国家，或者帮助叛民去攻打他们的君主，只是斤斤计较交战的权利以及外国所立的盟约，这种言辞非常卑鄙，哪里值得效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未能进入华夏文明的核心，而均贫富、废除国法的党派在他们之后兴起的原因。

译又说：国家更换君主、改变法制，关于国际公法可以讨论的有四个方面：盟约第一，国债第二，国土与民产第三，他国受害第四。公法学家论述盟约有两种，叫做君约，叫做国约。君约，是指针对君主身家的约定，比如保证其身家地位以及私人亲属等情况，如果君主身亡家族覆灭，这种约定自然废除。国约，是专门针对所商议的事务，重在事务而不重在个人，即使更换君主改变法制，这种约定仍然存在，根本在于是否获得授权。近来公法学家多有评论认为这在道理上不合的，“〇盟约的执行不在于盟约的文字形式，而在于两国订立盟约的原因。变法易君，已经失去了订立盟约的原因。比如划定边界，为什么订立盟约？因为两国不持有相同的根本理由，在盟约文字与订立盟约的原因之间斤斤计较，却不知道推究为什么订立盟约的根本原因。比如划定边界，为什么订立盟约？因为两国没有共同的君主，各自治理百姓，不订立边界盟约就不能厘清两国的疆域，这种盟约是国家应当有的，即使更换君主改变法制也不能废除。比如通商，为什么订立盟约？或者两国交往想要获利，互相开放港口通商，这已经是由一时的商议而定，可以有但不是必然应当有；或者一国倚仗强势争夺别国的港口通商以谋取私利，尤其是不应当有却有了。这类盟约原本依据权势而存在，更换君主改变法制，这种约定自然废除。其余如在商埠设置官员、驻扎军队、在他国建立教堂、传教等，都可以以此类推。《左传》说：‘盟约可以追寻，也可以废弃。君主在位尚且可以废弃，君主死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废除的呢？’论述民产说：国家法制既然改变，国土归新君主管辖，叛乱失败之民，新君主可以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公有。倘若变法之后又变法恢复旧政，民产凭借国家权力收归公有的，那么该地的新主人能否坚守，难以断定。这是因为没有礼义来决断是非，只凭权力来决定给予或剥夺，所以言辞模棱两可。新君主所谓的叛民，必定是旧君主的忠义之民。新君主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公有，是诛杀异己，这是国主的私权，不是天下的公义。等到又变法恢复旧政，那么所谓该地的新主人，就是与改变国法的新君主为敌的人。既然不承认他的国家，就不奉行他的权力；既然不奉行他的权力，就不能守住他从别人那里夺取来作为自己所有的土地。如果因为对自己有利而想要守住，那就和他是同伙盗贼了。至于夺取别人土地的君主，到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权力，将依附于何处？公法说凭借国家权力收归公有，其言辞自然支离破碎，又怎么能决断？《春秋》记载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左传》说‘汶阳的田地，是鲁国的旧地’，《谷梁传》说‘对齐国用缓和的措辞，不让我方显得苛刻’。《春秋》嘉奖此事，返还齐国侵占的土地，明确不夺取别人土地的道义。而汶阳本是鲁国旧田，齐国不应先夺取鲁国田地，所以加上缓和的措辞。用正反类比来推论，那么公法这一条所谓‘新君主所夺取的，不应当夺取该地新主人的土地，即使能守住，也不应当守住’。这个案件容易决断，而公法却如此模棱两可，所以说：‘礼，是用来决断嫌疑，确定犹豫，明辨是非的。’

光绪二十年十月，正撰写公法，驳正尚未完成，日本警报日益严重，于是停止写作。第二年从欧洲回来，十月检查行装，将记载付印。只有这类未完的内容，将已完成的，附入现存的《育仁记》中。

纽约巨富

纽约的财富号称冠绝天下，试着用财富平均核算该府人口数量，大约一人有三千五百万元，所以奢靡也很严重。平时竞相走上骄奢之路，虽然在欧洲大城市眼中习以为常，认为绮罗锦绣之美者，等到抵达此地，则没有不感到惊异的。该府每年用于诉讼花费二千四十万元，用于救济疾病花费一千二百三十万元，用于传教花费三百万元，又用于慈善施舍花费二千万云。

卷七十七 洋务九 外洋通论三

礼俗

宋育仁

西方国家的上下沟通情感，得力于协会，也称为社会，并用报纸来辅助。协会，是国家中同等地位及同行业的人相约联合成为一个团体，各自有一个会所，书籍笔砚齐全，在会的人每天到那里，各自学习自己的行业，按时宴饮聚会，或者有所讨论，或者有所谋划商议。同在一个社会，人们平时往来亲厚，庆贺吊唁互相通报。上等社会，都是世袭爵位的家族，以及以学问闻名的律师博士；次等社会则是富商大贾。上议院都是世袭爵位者，下议院多是富商。政府中必定有几位世袭爵位者，一位律师。世袭爵位者是从上议院中选取才识优秀、能发表议论的人；律师，专门研究律例，也称为法律士。刑官都由此选拔，担任刑部尚书，则封爵进入政府，爵位只限于本人，没有世袭。报纸大小不一，报纸类别由博士主持。那些博士、律师等，又各自凭借所掌握的专门学业，集合同行业者联合为社会，都有会所，如同中国的会馆。所以国家中凡是举事、议论、著作属于次等社会的，下议院都周知；属于上等协会的，上议院、政府无不周知。辅以新闻报道，则四通八达，如同在一个厅堂。上等协会通达于君主，商会中大的也报告给君主，就是公会。然而都是实行之后报告给君主，并非特别等待君王允许后才实行。

社会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