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户政二理财中

译社会崇尚奢侈浪费，物价飞涨，京城内外各级官员的廉洁俸禄收入不足以支付支出，数额本来就不多，又因丁耗（人头税附加）被划拨，因军需漕运不足而转运困难，扣除俸禄折抵廉洁费用后所得无几。那些能够洁身自好、奉公守法，见到利益想到道义的人，是贤人；如果不是这样，上等的人或许借助攀附权贵、馈赠礼物，以节礼堂规为名，克扣军饷，侵吞钱粮作为津贴；下等的人或许依靠窝藏赃物、坐享赃款，娼妓赌博的私规，欺诈勒索乡民，欺骗蒙蔽长官作为谋利手段。探究其根源，实在是因为开支不足，其弊端最终导致流毒无穷，恐怕不符合古代圣王厚禄以鼓励士人，使在官的平民俸禄足以替代耕种的本意了。现在想要整顿吏治，体念百姓艰难，应当从增加京城内外各级官员的廉洁俸禄开始。新政论议说：“应当下令全国，从今以后，在朝担任宰相的大臣，年俸三万两，所属官员依次递减，以此作为等级差别；在外担任总督的，年俸二万两，提督、将军年俸各一万五千两，所属官员依次递减，各自以此作为等级差别。至于士兵和水手，月俸八两到十两，月底发放俸禄，分毫不得扣减。衙门公务人员以及各官员住所的费用，由公款支付。做官十年后退休回乡的，恩俸按照其所享受俸禄的若干成数给予，任职二十年、三十年的依次增加，最终为王事殉职的，功劳大的以其恩俸数额酌情给予终身供养，功劳小的给予其子女直至成年为止。文官、武官，有收受民间一文钱一件物品，或擅自支取国库一毫一厘的，立即革职，永远不再任用，恩俸全部剥夺。这样贿赂的风气没有不绝止的。有人嫌这个提议不无过重，我即使不给予，他们也必然索取。与其私下索取而败坏公事，何不公开给予而杜绝私欲？厚禄用来鼓励士人，古代大小臣工，身名都安泰，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办法实行的缘故。所有文武官员的廉洁俸禄，必须按照旧额加倍给予，并分别酌情给予办公费用，使没有支绌的担忧。如果再有欺瞒上级营私舞弊、受贿枉法的人，按照法律严厉惩处。一切陋规，全部裁撤。有的沿袭已久，难以突然革除的，全部充公。这样百姓的困苦就缓解了，官场就肃清了。我怀疑：国家用度不足，一旦突然增加巨额费用，无处筹措，那么不如裁汰冗官，将其定额俸禄合并给必不可少的官员，那么廉洁俸禄充裕而操守自然端正，积习消除而国库自然充足。占位不做事的人少了，循吏必然多。循吏多了，民生必然顺遂。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又何必担心官员诽谤或许迅速，经费或许不足呢？如果更能打通堂廉（清官与贪官）的界限，消除隔膜的偷窃风气，上下一心，实事求是，那么唐虞三代的古风不难在今天重现了。”

译书鄂督开辟全楚利源示后

李提摩太

自古以来，那些大有作为的臣子，身负经世济民的才能，具备卓越的见解，没有不以厚养民生、便利民用为根本的。他们裁成万物、辅佐君王的道理，大抵是参照古代、斟酌当今，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以此来润泽宏大的功业，没有像胶住琴柱而鼓瑟那样不知变通的人。他们所秉持的志向宏大，志趣深远，本来就不是见识浅薄、见闻寡少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如今湖北总督张香帅（张之洞），自从担任广东地区的疆域重任以来，他兴利除弊的政绩已经可以大概看出，可惜未能完全施展抱负，就调任到湖北。他离开后，士人百姓思念他，如同思念慈爱的父母，实在是因为善政惠及百姓，深入人心。如今他在两湖地区督理湖北，开办炼铁事业，又设立织布局、枪炮厂，便利国家用度而厚养民生，难怪到处都传颂着他的美名。百姓不能自己生存，必定依赖有供给他们生存资源的人，除了农桑之外，大抵离不开开矿、制造等事情。开矿与制造是致富的途径，这种说法起源于西方，而西方各国实行并收到成效的，比比皆是，所以他们的人都深入探究细微之处，这两件事并行不悖。他们的国家又设立格致书院，用来教育人才，对于制造的学问，既精益求精，又建立博物院，聚集五大洲的物产进行比较，约定时期召开会议，互相考察，大抵是集中众人的智慧以广开益处，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完善自己，而深深戒除私心自用、刚愎自用的习气。凡是带有这种习气而处理事务的，没有不失败的。如今张香帅为富人开辟利源，为穷人谋求利益聚集之地，选派官员实地勘察本省及邻省的煤铁矿产，劝谕开采，张香帅为民生国计考虑得多么好啊！事情不怕不能成功，只怕见识不充足；功业不怕不能成就，只怕陋习难以去除。凭借张香帅总督两湖，正蒙受圣恩的选拔任命，事权在手，不论什么方法都可以施行，事情难道还有不能成功的吗？然而如果不是事先具备卓越的见识，就会与平庸无能的人同流合污，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才是妙计。而张香帅在到任湖北之后，就想着有利的事业一定要兴办，士绅百姓不能理解他的意图，大多没有融洽沟通，张香帅毅然决然地去做而不顾顾虑，知道后来收到成效，士绅百姓必定会有恍然大悟的人。但是有人说民情难以共同谋划开始，因为湖北地区的舆论尚未融洽，在刚开始的时候，正有人说总督办事反复无常，有类似王安石执拗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他募集捐款协助办理，促使事情成功，实在不容易。不知道张香帅性格刚毅，见义勇为，他所改变的做法无非是为了百姓筹划罢了。他公忠体国的名声向来显著，早晚辛劳，长久以来被中外人士所钦佩。仰仗他的事业，难道有不迅速成功的吗？然而还有话要说以处理这种情况。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应当确定天下的大计。我认为各省凡是有优质矿产的，都应当劝谕开采，设立机构进行制造，使贫民得到衣食，那么中国的利源大概就能广泛普及，不只是仅仅为全楚考虑罢了。我不禁翘首以盼。

拟立中国文钱合益会节略

何献墀

中国长期衰弱，祸患由贫困产生，军国所需的费用，动不动就出现短缺。想要仿效西方的国债制度，百姓不乐意遵从，依靠捐输筹款时间久了就容易懈怠。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每次有开支，必定大量借贷，别人也贪图中国所有的财富，于是各口岸的关税年年索取足额。所谓“没有政事则财用不足”，这话真是深刻啊！如今提议创立文钱合益会，将用来谋划积蓄储备，权衡本金与利息，从百姓那里取用有限，而等待使用的资金无穷无尽。每人拔一根毛足以利益天下，这也是权宜应变的一种方法。所有章程开列如下：第一，这个会是以按丁口征收铜钱合并受益，所以名叫文钱合益会。第二，设立这个会专门为国家筹备以防备意外，自然应当奏请办理，通令各省一律举行。先由国库款项带头捐献，接着由官员士绅协助，使得上下同心，众人的情绪更加鼓舞。第三，中国人口大约有四万万，除去贫困不能自给的三万万人不计算外，还有一万万人，每天捐献铜钱一文，计算每天得到钱一万万文，每千文折合银七钱，总共应得银七万两，一年三百六十天，计算总共应得银二千五百二十万两。第四，各省各自成为一个分会，先由府、州、县各司、各堡、各乡、各族分别设立丁口册一本，拟定每月或每季汇总收取一次，由该处公局全部缴纳，或者缴纳到省城银号，给予收据作为凭证。第五，各省每年所得的会本金，就由各省分别存放在公众善堂，存放生息，禀报该省大吏立案，每年造册呈报，官员士绅只允许核查数目，其钱银仍归各善堂的士绅管理。第六，各省所存的会本金不得无故提用挪移，如果该省遇到局部灾害，就将利息拨出赈济，先由该省借用，然后再或援助邻省，不分界限，事情恢复后都应当筹措统一偿还，以期长远。第七，各省所存的会本金及利息，如果没有赈济军务的用途，就将逐年分拨，专门创建铁甲舰、铁路、炮局、药局，平时有所准备，临事不假求外人，日常用品不匮乏，富强的策略全都成功，众人的意志更加坚定，外侮自然停止。一向听说昆山先生（指张之洞）留心大计，一腔忠愤，常以利济天下为己任，阅读这文钱合益会节略，更可见一斑。如今东洋（日本）和议赔款二万万，如果能照此实行，轻车驾

译粮食丰收，不超过八年就可以归还，况且没有向外国借贷和捐输，这是我国百姓多事的原因。当权者何不尝试实行呢？香隐。

译度支

郑观应

度支，是国家预先筹划收支数额的方法。西方各国每年的收支预算，都有固定的额度，不能超越限制。比如明年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两，抵补之外还欠缺多少，户部就在今年预先做好准备。如果有军务急需，就召集官员商议，另外筹措所有的收支。每年年终刊印清晰的账目，向天下公布，以显示大公无私。所以外国税赋虽重，百姓不怨恨，而且朝廷所征收的，大多是酒类和贵重物品，取自富户，不损害小民。只有中国还没有将收支清账颁布给全国知晓。今年五月，户部上奏说常年进项七千余万，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一年的支出。现在筹办海防，购买船只装备费用巨大，不借洋债不足以应急需，应当仿效西方各国的例子，议定一个国家每年的用度支出数额，先列出大纲，再分项列目，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可以节省的，哪些是无益的，哪些尚且缺乏。浪费的加以节制，缺乏的予以增加，需要的必须补充，无益的予以削减。将京城和各省内外合并计算，那么常规的收支数额就可以得到了。其次核查全国二十一个行省，每年田赋收入多少，地丁收入多少，洋关税收入多少，常关税收入多少，厘捐收入多少，杂税收入多少，沙田捐、房屋捐、海防捐、筹备防台炮捐收入多少，油捐、茶税、丝税以及一切行帖、典帖、契尾、杂税收入又有多少。每省分立一本清册，核定收入，详细列出条目，刊印公布于天下，留存备案。孔子说：向来各省由官府办理飞金、铜、铅、木、植物、丝、布、纸、蜡、颜料等类物资，先下令查核有无沿袭商民津贴的旧例，分别改令商办，比较历届开支的多寡，同时了解各省物力的艰难。又派遣各监督盐政、织造办理运常例备赏的物品，应当加以查核有无历年节省库储的情况，酌情减少数额，这是为了节省各项杂支。至于整顿各关常税、木税，只有全部照洋关的办法办理，必须将各路货物名目也都分别登记价值。每到岁首，由各省上报户部，关于税课盈亏、贸易通滞，用总分叙述议论，列出任职卸任官员姓名，汇编刊印总册，在书坊广泛发售，掩饰之计无从施展，积弊或许可以消除，使官绅百姓家喻户晓，清楚知道国家向民众征收的，本来有一定数额，所有所谓加摊火耗、部费、平余等一切浮费，都予以废除，明确定为制钱的数额，或者定为自铸银钱的数额，然后商民不必额外缴纳，胥吏不能上下其手，官员不能中饱私囊，户部书吏没有理由驳回阻挠报告，弊端就消除了。那么常规的入项数额也可以得到了。凡是每一笔支出和收入，都编立清册，综合核查比较，制成赋税财物出入表。支出超过限额就加以节制，不能任其逐渐亏损。收入有剩余就储存起来，不能供其虚耗。这是合并国内各省进行通盘理财的方法。再命令各官员每年呈报一本简明清晰的账册，如实记录一关的出入盈亏，各关账册汇总齐全，然后合并详细核查。要知道中国的财物流出到外洋的有多少，外洋的财物流入我中国的有多少，两两比较核查，那么出入的大致数额就可以知道了。出入均衡，就姑且听之。支出超过收入的，就必须详细探究亏损的原因，应当兴办何种商务来补救。收入超过支出的，也必须详细探究盈余的原因，应当如何悬赏来鼓励。这是合并中外各国进行通盘理财的方法。看西方各国筹划国家用度，无论土地大小，人口多少，没有不这样做的。这里只是说个大略罢了。如果连这都不知道，凭什么谈论理财，又怎么期望财富丰裕呢？然而财富是活物。没有确定产生的数额，必须先确定使用的数额。如何确定呢？想要明白养廉的根本，请先从确定官员俸禄开始。官员俸禄丰厚足以养活其妻儿，然后贪酷的风气才能革除。想要官员不剥削民财，必须先确定“君用”开始。“君用”节俭，内府没有中饱私囊，然后深宫不滋生奢侈的私欲，上下一心，内外风气相同，而小民急于公事奉上，无不喜悦而诚心信服。哪里见得中国有财力匮乏值得担忧的呢？

停漕

郑观应

夏商周三代以上有贡道而没有漕运。《禹贡》中纳秷、纳秸、纳粟，粮食不出五百里之外。春秋时期，没听说转运诸侯国的粮食来供养王畿。秦国攻打匈奴，运送粮草，大概三十钟才送达一石。汉武帝灭朝鲜，转运距离很远，大概十余钟才送达一石。这是漕务因军务而兴起的。起初没听说官员俸禄和百姓口粮都依赖远方供给。古代的好方法，一个州的粮食就用来供给一个州的食用，要求转运到数千里之外，太迂阔了。唐朝初年漕运每年不过二十万石，借以供养军队。元朝实行海运，不太劳民伤财。明朝永乐九年，会通河修成，于是废弃海运而使用河运，劳民伤财，几乎耗尽天下的全力。本朝仍然沿袭明朝制度二百四十多年，国库资金的消耗，耗费在漕运和河道上的不可胜数。其设置的官员，有漕督，有中军副将以下的各武官

译有漕标兵，有各省督粮道，有仓場总督，有坐粮厅，有巡漕御史；有卫守备四十人，千总六十人；有运丁数万，运河管闸官四十一人，以及闸夫数千。

关于供给漕运费用，运丁各自被授予屯田以供耕种，每艘船给予田地一千亩，少的也有几百亩。船只每三年小修一次，五年大修一次，十年拆造一次，都按规定价格给予费用。头舵手和水手有工钱和伙食，家属有月粮，运丁有行粮等各种费用。

凡是运送一百石米，按规定给予损耗米五石，银十两。因为不够使用，州县又给予兑费，逐渐积累到七八百两，民力已经枯竭了。

各衙门有千总率领运输，漕督又每年委派帮押官，分为一人押送重船，一人押送空船。每省有粮道督押，另外又委派丞、倅作为总运官。沿途有地方官催促赶路，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派的人员。从瓜州到淀津，不下几百名官员。官员越多，费用越广。

一次总运费需要二三万两银子，一次重船运费需要二三千两银子，一次空船运费以及每一次催促赶路都超过一千两银子。

到了淮安盘查粮食，就有漕督的弁兵；在通州入仓，就有仓督的经纪。加上黄河口按规定设置的官驳船，山东、直隶、通州、武清都有，合计不下三千艘。

以及疏浚河道、修建水闸、修筑堤坝，全面计算，运送一石米进入京仓，没有四十两银子是不行的。这就是漕运成为无底深渊的原因。

究其根本，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麦，这是由天定的，也是由地定的。米到了京仓，怎么能全部用于实际用途呢？

查京仓的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员俸禄只占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换钱折发给兵丁，转而购买杂粮。大约南米一石，只折合银一两多一点。

官员俸禄也是如此，四品以上官员大多亲自领取，其余的领取票证转卖给米铺，每石也只卖一两多一点。

南漕从催征调拨、督运验收，历时五六月，行程数千里，耗尽百姓无数的脂膏，遭受吏胥无数的侵吞，耗费国家无数的开销，历经险阻艰难，才勉强运达京仓。

每石米的价值大约需要四十两，或者二十两，或者十八两不等。等到最终归宿，却只以一石换一两银子的用途，这实在是极大的漏洞。

只是由于冗官蠹吏中饱私囊，沿袭旧制不改，这真让人长太息啊。

推究其根源，朝廷深思远虑，认为每年如果没有南漕二百万石流通，那么一切杂粮必然牵制而突然涨价，兵民必然有人遭受饥饿，所以不惜繁费而这样做。

然而自从海船畅通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益所在，人们争相前往。市场中有局米，官府中有米局，那么缺米的祸患在当今可以不用担心了。

应该请求通令各省改征折色，那些耗费一概带征，并归入藩库起解。

至于旗丁京官应领的俸米，或者参照成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者按照市价，那么每石折银也不过二两多一点。

这样，南方百姓缴纳的数量，就是北方兵丁得到的数量，国家没有丝毫损失，民间节省了运送的费用，而一切漕河的工程，海运的经费，漕督粮道以下的员弁兵丁，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的胥吏差役，都可以一律裁汰免除。

这样国家开销每年节省何止千万，反而多出几百万的盈余。官兵两项所领的实际银子，而且比从前领票转卖的价值还要增加，公私两途，一举而都得到大利，有益于国家而无损于百姓，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

译即使考虑到荒年缺粮，那么每年拿出盈余银两数十万两，在天津兑换购买南方大米，储存在通州粮仓，新旧轮换，作为有备无患的打算，这件事做起来也很轻松。如果担心海疆发生战事，外国人得以抓住我们的短处，恐怕将来官商两方面都会受害，情况恐怕更加严重。因为如果名义上是官米，敌船就可以抓捕扣押；如果名义上是商米，即使是敌国也不能阻截，国际公法存在，有先例可以援引，大米不在接济的禁止之列，这是不必多方面顾虑的。运输漕粮的方法，只希望事情迅速、节省费用，现在漕河已经堵塞，铁路尚未兴建，只能依靠海运来供应京城。有人因为海况不安宁，担心运输通道会被阻断，提议用陆运来替代，然而劳力费用增加百倍，而且雇用的运粮车，时常有沿途载着粮食逃跑的祸患，这不是好的计策。有人说：海运实行几十年有效，为什么不沿袭旧制？不知道一旦实行海运，不仅多出运费，而且从上海运到京城入仓，一旦经过官吏之手，损耗欺诈层出不穷，虽然比河运简单，但花费仍然巨大，大约需要两千多万两银子，两湖、江西、安徽尤其巨大。虽然损耗在民间的多，但国家损失的也不下千万两，而最终结果，一石米只换一两银子，何必让万家的血汗白白浪费呢？当今筹划万般困难之际，理财的人何必吝惜一举手之劳，改为折合成库银汇交户部呢？只是折银的价值要随时统一，不得多加勒索，以致困苦百姓，这样才算是完美。只是执政者所深深顾虑的，难道是因为漕运人员、夫役没有依靠吃饭，难免滋生事端，不敢发起这个难题吗？不知道这其实不值得顾虑。将来铁路建成，道路开辟，如开矿、垦荒、筑路等地利事业相继兴起，需要的人很多，又何必担心难以安置呢？而且拔除大毒疮不顾小痛，因为可能发生的顾虑而废弃治理国家的方略，难道是明智的吗？这种顾虑是可以保证完全没有的。现在河道向北迁移，漕运无法恢复，海运也不是好策略，只有折成银两缴纳官府，确实是利国便民的。看前中允冯桂芬所著的《折南漕议》，查咸丰十一年奉上谕裁撤河道总督及文武各官一百五十多人，淘汰老弱军官士兵，现在河运未恢复已四十多年，与当年南河各职位虚耗军饷的情况相同，而现今国库空虚，比过去更难，应当裁撤已毫无疑问。我希望执政者赶快实行吧。

国债

郑观应

西方各国无不有国债，凡是经过议院公开商议准许借入的，即使国家被别人占领，仍然必须照数偿还。所以各国兴办大工程，出动大军，国家用度不足，就向民间借贷，动辄数千百万，或者每年支付利息，或者按年偿还本金，君臣上下在紧急和宽裕时互相救济，有无相通，隐含了藏富于民的意义，而实际上是不想把利益权柄授予别国。当法国和越南发生战事时，广东筹办海防，军饷急需，我曾向当地官员条陈建议，请求仿照西方的方法，筹集借入民款，准许由各海关银号出具票据，按年清偿利息，其票据可以抵缴关税、钱粮、捐纳的费用，数目没有折扣，成色没有高低。借款达到百万之家的，官府应当优厚礼待，妥善保护，不得借端强行摊派捐税，以显示体恤原则，民间必定踊跃乐于听从。昔日英国政府因为国库充盈，想要将国债全部还清，而英国的富民都说存在家里，不如存在国家，不乐意领取，再三请愿，将利息减轻后才停止。法国的国债每年支付利息银六千万两，可以说是巨大了，而民间还肯借出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尚守信，足以取信于民，而民众也因为每年可以得到利息，比起其他地方更稳妥。有人说：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法国几乎被德国灭亡了，如果宗庙社稷化为废墟，国债向谁索取呢？不知道万国公法规定，国家的债务借自于民，还债的钱出自于土地，债务与土地合而为一，土地归谁所有，那么债务就由谁来偿还，这是民众所熟知的，所以没有顾虑。财富就像水一样，只担心它壅塞，不担心它流通，上下互相征敛，就是败国亡家的凭证；上下互相救济，就是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心意。如果能够展示大公无私，秉持大信，试着借入民债来供给国家开支，成为一时救济变局的良策，以此来保全万世无疆的盛业，比起从前开设捐例授予爵位，借入洋债损害国家，设立厘卡祸害百姓，其利弊得失的差距，不可以道里来计算。万一借入本国百姓的钱仍然不足，才可以酌情以微薄的利息，转而借入邻国的钱。考查英、法、美、德各国借贷利息为三厘，多不过四五厘而止；如果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为欠债过重，利息过多，导致利益权柄授予他人，国势逐渐微弱。中国幅员之广，矿产之丰富，远远胜过西方，人所共知，收入很多而借入很少，无须重息就可以借到很多钱，以前洋债利息高达七八厘以上的，不是经手人侵吞渔利，就是洋行扣减折扣。听说中国借券的股份，中外人争购，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的。外国的债股分单时有涨跌，即使俄国的钞票也有涨跌。由此看来，中国虽然少出

译子金，仍能应手。听说我国驻英国的大臣说：“今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的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商议。”这两家银行专门从事各国间的借贷业务，一向享有盛誉，人们都信服它们，常常能以低息借到巨额资金，其他地方的银行远远比不上。洋人常说：“如果中国要借一百万元，必定去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借款的数额、支付的利息，指明用某某口岸的关税作为偿还本息的担保，分成若干期，按期支付，限定年限还清。银行同意借款，收下契约，就按数将银两交付。”这是以往筹借洋款的情形。如果该银行自有巨额资金，这种方法尚属可行。无奈它们只能充当中介，实际上并不富裕。中国既然与该行议定，该行便发行一万张面值为百两的债券，从一到万编号，购买股票的人，或买一张，或买百张，数量不等。等到第一期还款到期时，谁的钱先收，谁的钱后付，无法预先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债券的价格涨跌不定，债券下跌则本金恐怕不足，人们想尽快还款；债券上涨则利息按期支付，人们想长期借款。于是采用抽签的方法确定还款的次序，以免怀疑该行有偏袒的弊端。这种办法虽然极其公平，但是持股多的人本金必定会有亏损，是全部收回还是收回一半，不到抽签之日无从预知，肯定不能提前安排，收回本金再投入股份，极为不便。如果将来再筹借洋款，必须设法补救这种损失，才容易融通，必将替那些不便的放债人全面筹划。如果稍有妨碍，势必增加利息，更加遭受亏损。想要确保万无一失，有两种方法：一是立法借钱，限定年月，一次全部还清；二是按期归还，先在债券内载明第一期归还多少，第二期、第三期归还多少，以便提前安排。那些放债的人也会乐于听到。某国借债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的政策，利息高而债券强劲，不愿意出资借给他人去做浪费钱财而无益的事情，尤其厌恶借债用于战争。银两变成了火药，弹药用完，万一亡国败家，那么借款就成了画饼，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的话是这样，可以深思其中的缘故了。

译我们国家量入为出，本来就有固定的常法。此前向外国借债，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一时的需要，金价涨跌之间，已经遭受了巨大的亏损。此后向外国借债这一项，自然应当永远停止。况且目前所借的，并非来自外国真正殷实的商家，仍然由银行承担。后来每一股一百两银子，任由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反而得以从中操纵，坐收利益权利。中国二十一个行省中，殷实的商民并不少，只要由户部及各藩库仿照西方方法，发行股票，每股一百两，定期归还，按年支付利息，收支出入诚实无欺，哪里见得中外商民信任户部的，一定不如他们信任银行？信任中国的，一定不如他们信任外国呢？即使万不得已再次向外国借债，也应当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付给在中国的各银行经手，以免辗转扣折，造成无穷的亏累。只须命令驻英使臣，直接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仔细商议，利息不过四五厘。中国屡次借入巨额资金，向来守信重义，欧美各国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完全可以与其本国国债的利息高低相等。如果还本的期限定为十几二十年，那么那些有资金愿意出借的人，也可以将其作为产业，踊跃集资，贪图利益之心，中西没有不同，利益是可以图谋的。担心其不可靠而导致失利，利益是可以依靠的；又担心忽然借入忽然归还，不能长久享受其利，这也是中外共同的心愿。而且借贷债务既多，那么中外之间的交好就越巩固，而国家根本就越坚实，几乎有休戚相关的态势，这也是情理之中自然产生的。如今中国向外国借款，以海关作为抵押，其诚意和信用，是天下万国所没有的，竟然把这样巨大的利益权利，不授予本国百姓，而授予外国人，而且不授予外国殷实的富户，却甘愿授予外国奸诈狡猾的牙商，这就是为什么洋债一事成为通商以来一个极大的漏洞，而欧美各国见识高明的人士，还在背后窃笑的原因。那么不了解对方和自己情况的人，绝对不足以筹划外交事务，收回利益权利。

论中国易于富强

李提摩太

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必定要扼住敌人的咽喉，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必定要相互考察比较，权衡形势的难易、事情的主次，就像下棋的人不落下虚着，医生不扎错针一样，然后才能由贫转富、由弱转强，不至于每况愈下。关心时事的人，常常认为欧洲英、美、德、法等国版图日益扩大，商业日益兴盛，百姓富裕，比以前不止增加数倍；而环顾中国，土地没有开辟，百姓没有富裕，担忧人口越来越多，谋生越来越难。不知道治理军队的人知道对方和自己，百战百胜，而治理国家的人难道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查亚洲的国家，中国最大，二十一个行省计算，占地球的十分之一，人口又与整个欧洲相抗衡。穿着破旧衣服开垦山林，因此知道土地不大不足以取得威势；而中国则世代保全并日益壮大。整顿车服以兴建都城，百姓不众多不足以确立霸业；而中国则人口繁盛。不仅如此，欧洲各国像棋子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像犬牙一样交错，他们练兵必定是力量相当、旗鼓相当，否则强邻觊觎，边境骚动，而国家因此不安宁。他们的军饷每人每月从十几元到三十元不等。中国军制绿营兵的军饷，除了米之外，一个月不过一两银子，即使训练勇兵，一个月也只有三两五钱到四两二钱。人情节俭吝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浮华奢侈，军饷不多，完全不同于西兵的浪费。中国土地大于欧洲各国，而练兵不必多于各国，筹措军饷又比各国节省。只要训练一个兵能获得一个兵的好处，其数量仅与欧洲一个国家相当，那么邻国就不敢窥伺，疆域也就安宁了。至于兴办工程则成本低廉，设立学校则文字统一，这几件事，都是欧洲各国所自叹不如的。可惜官员因循守旧，上面懈怠，下面玩忽，习惯于积弊，将人才埋没在科举八股之中，不能奋发有为罢了。如果能够振作有为，确实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唉！自从海禁开放，时局变化，欧洲各国日以开疆拓土为事，从前已经占据美洲、澳洲，后来又瓜分非洲作为外府，亚洲的缅甸、安南以及琉球都是我的藩属，一寸土地也不容轻易送给别人；而现在安南已经被法国鲸吞，缅甸又被英国蚕食，琉球甚至宗庙社稷化为废墟，被日本兼并了。如今的时势，难道还可以安于常规、沿袭旧法，而不知道改变计策吗？如果能够精心练兵，富裕养民，以课农练兵为根本之外，开铁路以通商惠工，设邮政以方便百姓、利于国家。其中运费节省的，不知有多少；邮资收入增加的，又不知有多少。由此开采各矿以尽地利，设立西式学堂以培育人才，将看到物产丰盈，民俗富裕，而国势也蒸蒸日上，应当超越五大洲之上，岂止是并驾齐驱而已呢？穷则变，变则通，这是我所期望于掌握事权的人的。

论谋富之法

所谓富是什么？中西的富裕，不专门依赖天时地利，也不专门依赖人的四肢百

译财富的根本，并不在于专门依赖山中蕴藏的五种金属和煤炭。如果认为拥有山中的金属和煤炭就是富有，那么在美国建国之前，那里不过是土著居民居住的地方，土著居民吃的也不过是野兽罢了。等到美国建国之后变得非常富足，难道不是还是土著居民所拥有的土地吗？那么土著居民为什么偏偏贫穷而不富有呢？既然如此，财富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回答说：是从勤劳中得来的。上天将金、木、水、火、土、谷物赋予人类，是希望人们自己去获取并使用它们。上天将心思和才力赋予人类，是希望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心思和才力。每个人各自竭尽他们的心思和才力，获取金属等材料，各自根据材料的特性制作成器皿，这就是所谓勤劳。勤劳必须有方法，而且勤劳不是泛泛地用力。离开勤劳来谈论方法，不足以导致富裕；离开方法来谈论勤劳，也不足以导致富裕。用勤劳来实行方法，用方法来辅助勤劳，这样财富就可以谋划得到了。勤劳的大类，不外乎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三者各自遵循人的本分，并思考得到方法以各自尽到勤劳。既然知道各自尽到勤劳了，再加上新的且巧妙的方法，节省力气而事半功倍，难道不是别人劳苦而我安逸吗？试着从农、工、商三个方面分别来说：农业应当审察天时地利，什么适合种稻，什么适合种麦，什么适合种棉花和杂粮，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而不勉强，这是农业的大要。但是想要广泛种植、大量收获，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做，那个人就会劳苦不堪。因此必须有最新且最便利的农具来辅助牛马的力量来帮忙。我早年曾从广东东部到北方各省以及蒙古一带，顺便仔细考察农田的耕作情况，发现与西方国家二十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所做的仅供一个人食用罢了。所谓“余三余一”的说法，不过是空话，因为没有新方法的原因，也就不是生财之道。西方国家对中国所期望的，难道仅仅是丝和茶两样东西吗？像甘蔗、棉花、米、麦、茶叶、葡萄，如果能够各自精通各自的行业，多种多产，除了本国需要外，运出各口岸，也是一大笔交易。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新方法，挑选良种，精益求精，辅助勤劳而减少力气，剩下的空闲功夫，可以像西方国家男女老幼那样读书识字，不是更妙吗？至于工业这一行，制造各种物品，比农业更多了。用木头和铁制作各种器具，小的作为日常用品所必需的，大的作为常变所必需的，中国不是材料不全，不是人工不勤，可惜没有新方法来辅助，难怪不如英国富有了。英国的富有，是由于通商和制造两大方面。英国从他国运来材料，制造成物品，再运往他国出售，货物不停留而利润自然产生，应当是大富大强，天下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哪里像中国各自谋求生计，不设立股份公司，只顾及一个人的人身家呢？中国如果仿效英国所行的，那些中国没有的材料，用中国所有的东西去交换，制造成物品，仍然由中国人购买，不像英国那样运进运出，花费巨大，更为有利。这致富的原因，与英国有什么差别呢？至于商业，是与农业和工业相辅相成的。农业和工业没有商业，那么货物就不能流通；商业没有农业和工业，那么就没有货物可以流通。商人从农业和工业中得到方法，大有益处。通商有两种方法，一是内地通商，一是各口岸通商。通商最关紧要的是贸易运输的方法。贸易运输不得其法，富有从何而来？只有用节省功夫、节省力气、节省费用的新方法，而运输货物敏捷，这才可以。凡是遇到水道，用轮船载货行驶；凡是遇到陆路开通，用铁路火车运行。而火车停靠的地方，应当在横路上多准备马车转运货物，分送到各路，就像轮船有驳船一样。轮船、火车的好处，其致富的效果是不可言说的。试着以英国、俄国购买中国的茶来说。英国从上海用轮船载茶到伦敦，只需要四十五天，如果茶价每三十五两，加上运输费用，每不过三十七八两的样子。俄国从北通州用骆驼运茶到俄国的销货码头，路程二万余里，每只骆驼最大的只能背负茶五行，快的六个月，慢的八个月。一小轮船所载的茶，必须用两千只骆驼运送，如果茶价每三十五两，加上十倍的运输费用，成本已经三百五十两了。这是俄国茶叶生意不能兴旺的明显证据。因此决定开通铁路到中国交界的地方，用火车运茶，早则两三周可到，最迟三四周，没有不到的。这样运输费用必然减少，茶价大减，而喝茶的人必然多十倍。俄国多十倍人买茶，华人可以多十倍销路。铁路一成，难道专门有益于俄商而无益于华商吗？即使俄国运来的各种货物，价格也可以更便宜了。凡是西方国家地界相连，没有不造铁路的，铁路相连两国，无异于一国，彼此通商，货物川流不息，而货物价格不至于昂贵，所有内地需要货物的地区，都沾其利益。而且铁路的好处，不仅仅在于平常的通商而已。

译就中国而言，水灾旱灾等局部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有铁路，那些无处申诉的穷苦百姓，可以通过铁路运输货物来救济饥荒，穷民几乎就能忘记灾年的痛苦了。就像印度，当年旱灾肆虐，那时铁路尚未建成，印度总统率先实行以工代赈，饥民迅速将铁路铺平，使得各路客商能够用火车运货而来，救活了百万生灵，这就是内地通商拥有铁路的好处。至于各口岸通商，则依赖轮船的便利，轮船比帆船快，省工省费，而且可以预计日期到达，一到口岸就按规定纳税，此后任凭货物去向，不再重复报税，货物源源不断，国家和商人都能获利。而中国却不是这样，货船到达口岸，经过一个关卡就要报一次税，十八省几乎像十八个国家，多设官员差役，商船遇到关卡多方勒索，格外刁难，商人止步不前，视为畏途，货物反而受到阻滞，夹带偷漏税款的弊端由此产生，这样多设关卡报税纳税，反而觉得税收少了。既然轮船和减税如此有益，国家的公信局又怎么能不设立呢？中国传递文书，以千里马为最快，但这只对国家有利。民间信局虽然多，但信资昂贵，而且常有寄不到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则有公信局，公信局由国家主持，凡是寄家信以及货物行情，先买信票，最远的信，每封不过百文，水路用轮船，陆路用火车，有盈余归公家所有，有亏损由公家资助，商人和百姓都受益。加上电报的好处，都是富国的方法。虽然如此，还有话说，制造轮船、铁甲船、枪炮、铁路、电线等大事，没有煤铁从哪里来？因此开矿这一节，又不可迟缓，用必需的煤和铁，制造无数大宗小件物品，供人无穷使用，比金银更珍贵。而金银各矿，也应当开采，用中国所有的金银，按照大小洋钱的样式铸造成钱，便于民用流通，十八省难道不比元朝银两短缺而损耗多更好吗？但是开矿如果没有新法则，又只是徒劳无功了。以上所论述的，水力、火力，省功省费，有利于农工与商，都是生财富国的方法。然而富国在于生财，而理财更应当节约用度，民间甘于淡泊，自知节约的人就不说了，国家无事不委托给人，所用者都是廉洁之士，固然对君民有益；不是这样，只是浪费廉俸罢了。但是中国官员廉俸本来微薄，加上减成支领，更加艰难窘迫，应当厚待其俸禄，以免大小臣工互相征敛利益。试看盐漕两务，积久弊生，不可胜数。盐务本意是利民，而实际上害民，官盐不销，势必涨价，百姓吃贵盐，百姓多花费了。不如散入民间，听任百姓自办，逢关报税，与麦米同等例，利国利民，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呢？漕务则从公折色，招募商人运米赴京，按照市价作价，其银两或以汇票带回本处，归银行兑钱，轮流传运，省无数运费，无数冗员，这不也是以节约用度为生财的方法吗？然而这些都是中国的事，不是我西方人所能参与听闻的，不过是向执政者进献刍荛之言，以备采择罢了。总之，中国应当生财，应当节用，西方人也想要生财节用。各国商人运货到通商口岸，并非一定要到内地出售。中国商人如果用轮船火车将内地的货运到海口，卖给西商，再承接海口西商的货，用轮船火车运往内地分售各省，西商何必多开口岸，多设领事而耗费公款，多开行栈而耗费资本呢？中国如果能照此实行，我知道西商已进入内地的，必定逐渐退回口岸，形势必然如此。中国于是乎于是乎富裕，于是与西方人善于联络，且善于维持，而不失为自主之国了。何必问西方人散布中原呢？又何必担心英俄作为中原接壤之国呢？我对中国有厚望。只是所论述的是农工与商，而明白这个道理，出来办理这件事的人，难道不是士吗？不学无术，士怎么能轻易动笔呢？这必定有应当学习的方法。

续论谋富之法

前面论述了农工商谋富的方法，而唯独没有提到士，并不是士可以置之不论，正因为士所关系到的事情更为重大。试说之，重视耕读而轻视工商，中国的弊端与西方国家当年相同。西方国家有贤士出现，剔除弊端而兴利。说士聪明出众，只谋求富贵于一身，而与农工商无关。农民以耕田糊口，以手艺营生；商人以贸易为业，他们的势力分开而情感不相连，几乎像脉络不相连一样，可以吗？农工商各有经营之事，而士则养尊处忧，只擅长文字而食于人，叩问其功绩，对世无补，又何必贵有此士人呢？虽然说不养小人就不能养君子，而孟子则说：“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是因为不通工易事的过错。”那些不能通功易事的人，士人能推诿为不知道吗？然而不必否定古代而肯定现在。上古洪荒刚刚开辟

译文教尚未兴盛；后世人才辈出，超越古人而凌驾其上。因此著作日益增多且日益精深，事业日益增加且日益兴盛，依然是同样的心思，依然是同样的才力。而现代人胜过古人的地方，并非在心思才力之外另外拥有奇特的能力，实在是在心思才力之中独自标新立异，所以能远远超过前人。而治理国家的法则，能够使得上下情感沟通，四方民众意志统一，这功劳难道不是出自士人吗？中国却把遵循旧章作为不违背先王之道，却不知道先王之道适宜于古代，未必适宜于今天。现在的时势，已经不是先王时的时势了。中国的士人为何如此食古不化呢？整年伏案，功夫深在寻章摘句上，以为这是将自己约束在名教之中，实际上却是用八股文章束缚自身罢了。天下对士人的期望，究竟在哪里呢？古今的大学问者有三类：一是天道之学，即天地万物本原的意思；二是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三是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的意思。这三者并行不悖，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能称为士人。而现在的中国士人固然不知道这些，即使对于格致之学也仅存其名而已。他们假装知道的，不过是诚正修齐治平这些事罢了。言辞夸大，问他们什么是诚正，什么是修齐，什么是治平，则茫然无知，与未学习的人等同。称他们为士人，难道可信吗？中国开科取士，立意本来良好，但只以文章试帖为专长，而策论则空洞敷衍了事。这无异于拘禁士人的手脚而不能运动，禁锢士人的心思而不能灵活，遮蔽士人的耳目而无所见闻。如果能在文、诗、策论之外，讲求尧舜禹汤的经济治国之道，文武周公孔子的薪火相传，中国岂不是能独步天下，成为天下万不可及的国家吗？我不禁豁然开朗而遐想，肃然起敬而高望。从前英国宰相名叫卑尔根的，是读书人。他辨明古法，用新法替代并抛弃古法。三百年来后人尊崇他，没有改变，确实是格致之学中开创先河的人。近来格致之法，日益增加，传遍天下，都是宰相卑尔根的前功所致。又法国在两百年前有户部大员名叫戈勒贝的，见国内制造不多，对外通商有限，以及各项工作，实在不是富国的谋略。他想用新法更改旧制，这时，人民多有不服的。该大员任劳任怨，设立天文储才讲堂，以天文格致之学，又通商减捐，清偿国债，以振兴国法。至今史册中论及富国之法，没有能超过他的。该国皇帝去世时，都归功于贤君能任用贤臣，将功劳归于贤君了。又俄国在两百年前，该国皇帝名叫彼得时即位，国势不兴。听说欧洲各国都以通商富国，想派遣使臣访询原因，但心中耿耿于怀不能释怀，于是将国事托付给宰相摄理，亲自前往荷兰、英国两国查看各种方法。回国时聘请两国的能员，一同来俄国传授富国之法。后来又派遣使臣巡历各国，增长见识，又招请各国的贤员，为俄国奠定根基，于是俄国昌盛强大起来。当彼得皇帝在位时，国人起初不愿意，等到他去世时，又称赞伟大的彼得皇帝了。这是英、法、俄三国如此富强，都是因为有贤君，有贤臣的缘故。国家用人，想要他们治理百姓，所任用的都是贤臣，增光大国，天下仰慕。所任用的都是庸臣，驱使他们向东就向东，驱使他们向西就向西，战战兢兢，仅供奔走，像放牧牛羊一样，而不像犬马那样尽忠效劳。这不是国家取士的本意，又何必问所治理的百姓呢？之所以重视士人，是用自己的聪明启发别人的聪明，使天下的农工商，都受到士人的裁成。那么士人成就凡庸者的作用就大，而人们受惠于士人的也就多了。

译虽然中国以文章选拔士人，其中不能说没有经天纬地之才。京城以内，恭亲王、文相国设立同文馆，以培植人才。京城以外，李伯相鸿章、原任冯中允桂芬、现任福建丁抚军日昌、江苏前臬宪应廉访时、现任苏松太道冯观察焌光，倡导创办上海制造局与广方言馆，他们的功劳非常伟大，中西人士都称赞他们的才能。其他如福州、广东两省都有制造局，为国家建立富强的基业，办理局务的大员都是杰出的人才。这几个人，难道不是凭借诗文考取功名的吗？又如京城的李君壬叔，上海广方言馆的徐君雪村及其子徐君仲虎，精通化学；华君若汀精通算学；李君丹崖精通地理；赵君静涵精通医学；贾君步纬精通天文学。各位先生都名重一时，是难得的人才。随后又有接踵而起的人，说这还不是富国的全部功效。于是奏请挑选幼童，率领他们出国，亲自前往美国，精习各种有用的学问。那么富国的方法，难道仅仅如此吗？总理衙门各大臣、南北两洋通商大臣、各省封疆大吏，如李伯相鸿章、新任两江沈制军葆桢、新任两广刘坤一、宫保山东丁抚军桢、原任福建王抚军凯泰、前任两江李制军宗羲等，都心系国政，想要用新法来焕发光彩，各自上奏章报告，想要将孔子所说的“致知格物”的功夫，趁着西法传入中国，让各省储备人才，以惠及后学。所谓储备人才，并不是抛弃诗文不讲，难道没有数学吗？“代数”、“几何”、“平分角法”、“弧三角法”、“微分”、“积分”、“工程总法”、“对数”、“天文数学”、“制造机器”、“测绘海陆”等类就是。难道没有重学吗？“静重学”、“动重学”、“水力”等类就是。推而广之，“光学”、“声学”、“天文”、“吸铁”、“电气学”、“矿学”、“冶金学”、“地产学”、“开矿学”、“农学”、“化学”、“热学”、“地理学”、“史学”、“种类学”、“植物学”、“航海之法”、“造船之法”、“绘图法”、“御风术”、“水陆兵法”、“理财”富国之法、律法、万国交涉公法、医学等类也是。以上各学，都是储备人才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储备人才是聚集英才来教育他们，而新闻则是分散天下人来阅读它。凡是国政、民风以及商贾、农工之事，没有一样不刊登在报纸上，让阅读者增广见闻。它对人心的益处，实在不小。仅以美国一国而论，在1870年登记在册的就有六千种，这一年之中，日报、周报、月报、季报，统计有一千五百零八兆五十四万八千二百五十张之多。如果中国能在储备人才之外，多设立新闻机构，让聚集学习的人有实际效果，分散阅读的人有多方面的见闻，难道不是更让人痛快吗？根本在于《万国公报》，选择西方报纸中有利于中国的翻译刊登，这就是善于与人相同的意思罢了。而且，新闻一多，作者都是胆识兼备的人士，彼此互相观看，这又是以聪明才学作为通商的一种方法。后世一定会有人不断颂扬各位大臣的功德。但是设立储备人才，讲求以上紧要的学问，必须趁着太平盛世来做。所谓太平盛世，不外乎各国往来，永远敦睦友好，以免猜疑罢了。所以各位大臣中有奏请简派公使，与设立各事官分驻各国，不可再拖延的话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有公使驻扎外国，遇到中外交涉的事件，彼此互相辩论，能使国家安定如磐石，而免除外患的侵犯，其功劳不在铁甲舰之下。总之，有治理的人，才能有治理的方法，事情不能仅仅寄托于空谈；而有治理的方法，更可贵的是有治理的人，功劳才不会在最后阶段败坏。这是我所期望于中国的圣明君主和贤良大臣的。我即将伸长脖子盼望，擦亮眼睛等待了。

立信论

张罗澄

孔子说：“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凡是本着大义所在，具备这种血诚，才能立身于天地之间。仁义的善良，是百姓原本就有的。然而想要求得百姓的信任，应当对百姓建立信用。其他的不说，只说目前的事。正当今天局势艰难，我们国家为了偿还夷人的债务，耗尽天下积蓄，仍然不够，于是向洋人借款。于是年年积累利息和本金，由本金加上利息，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于是关心时局的人，有的上封章，有的抒发宏论，都认为创办银行、使用钞票可以生财，而对于外洋的印花纸也可以堵塞漏洞。他们的见识不能说不卓越。我担心百姓私下议论，认为又要欺骗我们了。从前咸丰年间改用钞票，颁发到各省，起初不能通行。后来，军饷不能用，库款不能用，捐官的钱不能用，缴纳各项赋税不能用。最后竟然将钞票三成作抵了结，天下人还在啧啧称叹前日的弊端。现在又使用钞票

译钞票，如果不给予人们信任，其势头必然会有不顺的地方。那么该怎么办呢？商鞅立木取信，秦国的法令才得以推行。请在京师、各省以及通商口岸设立银行，使钞票有可以兑换银两的地方，百姓就会信任钞票。使用俄国那种洁净的纸张，内部加盖印记，从一两起算，逐渐增加到一百两为止，以便适用。制造机器刷印，使奸民无法伪造，百姓就会更加信任。从军饷到一切赋税都可以通用，百姓就更没有不信任的理由了。然而各银行所应储存的巨额资金，又从哪里筹措呢？我认为由户部印制钞票，每省颁发一百万，大省或许一百多万，命令督抚筹措实银，按八成申报解缴到户部。再从户部分发的各银行中另外筹措费用加以补充，这样拿着钞票来换银两的人，都不会出现空无银两可兑的情况，那么不必刻意向百姓施予信用，百姓自然也会信任。这样天下的财利权柄都掌握在朝廷手中，可以随时核查其盈亏。此举未尝不是一种生财之道。如今百姓贫困、商人困顿，国库空虚，像杞人忧天那样，对细微迹象和变化进行深思熟虑以激励辅佐我们国家的人，正不可胜数。仅就这一件事来说，难道没有人提出建议吗？为什么不想想，外洋的一张花纹纸，我国商民能用百万实银去兑换它？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法律严厉而信用确立的缘故。如果一定要使用钞票，必须特别创立严厉的法律：凡是伪造钞票达到十两的斩首示众，达到百两的连坐其家，达到千两的灭族。邻居知道而不举报的连坐。有检举伪造证据确凿的，赏赐等同于伪造数额的钱财，那么钞票就没有人敢伪造，像风吹草倒一样顺从，天下的大信用得以彰显，大概就不会再重蹈咸丰朝使用钞票的弊端了吧？当权者何不谋划一下！

译论今日不必担忧没有钱财

余贻范

如今天下人都竞相谈论贫困。上层忧虑国库空虚，下层担忧衣食艰难。这确实是贾谊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时候啊。国家财政支出浩大繁多，不得不从百姓那里获取供给。百姓是财富的根本。然而自从理财不致力于根本，而日常需要日益迫切，弊端日益加深。有的失误在于损害上层而利益下层，结果财富更加集中，百姓更加困苦；有的失误在于上下互相损害，结果百姓更加困苦，财富随即消散。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唐代刘晏说：“理财以养育百姓为优先。”自古以来，没有养育百姓而不能获得财富的，也没有困苦百姓而不丧失财富的。像这样，就可以讨论救济贫困的方法了。天下五大洲，以亚洲最大。中国领土占据了亚洲的三分之一。至于欧洲疆域的广阔，远远不及中国。然而他们讲求富强的方法，不遗余力。近日各国财货充盈，金银流淌溢出，民间丰足，商人汇聚，上层没有匮乏的叹息，下层没有流离失所的痛苦。这难道是掌握了奇特的法术吗？也只是尽心于养育百姓的方法罢了。看他们通商、开矿、垦田，设立电报局、信用局，制造机器等事，凡是便民的举措，无不竭尽心力，依次兴办，集思广益，每天勤勉不懈，没有苟且的心态，没有畏难的意思。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傲视天下，财富冠绝五洲的原因。这里暂且不谈其他事情，仅以铁路来说。欧洲全境铁路共有八十余万里，每一年每一里可以获得装货载人各项利润银二千两。以全洲统计，可以获得银一千六百兆。如果用骡马转运人货，价格足足比火车高三倍，每年应该获得四千八百兆。用前面的数字计算，这是民间每年白白浪费银三千二百兆之多。或者火车转运与骡马转运的数量多少不变，其费用也有增减。但即使格外往少了计算，每年也白白浪费银一千兆。倘若百姓每年多出一千兆银，不仅各人衣食宽裕舒适，国家也可以多收税项。这还只是铁路一方面。如果用其他各项统计，每年白白浪费的款项，实在不知有多少。所以欧洲各国心思精细，能省则省，稍有不便就随时更改。凡是有大兴工程之举，都是一劳永逸的计划。如今中国疆域的广阔，超过欧洲，人口数量日渐增多。如果不另外筹划养育百姓的方法，就是让百姓坐受其困。国家经费有定数，无不取自民间。如果让百姓坐困而断绝生机，即使减税也无济于事。如果为百姓多开辟一条生计，即使加倍征收也不算是苛刻。西洋各国本来已经先我们而行，成效显著。我们只要稍作变通，就可以上下充裕。在中国，电报、制造等业，已先后推行，参用西方方法。然而学习西方人的制造器械，却不学习西方国家的理财方法，不富裕就无法保卫国家，不强盛就无法保卫财富。两者相互需要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相互补充而有所成就。方今中国内外，无不以没有钱财为忧。譬如世代享有俸禄的家庭，子孙繁衍，人口众多，长辈不能为他们另谋生业，让他们自给自足，只是仰头叹息，困守愁城，那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说道：今日不必担忧没有钱财，只有当权者对此加以重视罢了。

论工人应当逐渐富裕

李提摩太

从前诸葛亮治理蜀地，蜀地得以治理。他自己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替人做轻重。”至于心像秤一样，就是公平到了极点。五只麻雀六只燕子，恰好达到平衡。不知道的人看到，就以为数量多少不公平，却不知道有秤来平衡，那么多而轻的，与少而重的，正没有高下之分。韩愈说：“凡是事物得不到公平就会发声。发出对不公平的鸣叫，正是希望达到公平啊。”这是我们儒家治理家国事务，必须以整齐治理、均衡公平为根本。观察西方工人与国家相争的事情，就知道积累不能公平的缘故了。考察西方近百年以来，自从得到养育百姓的新法，各国产业都接连增长，比以前增加数倍。其中最盛的，莫过于美国，在八十年之内，产业就增加了四十三倍。此外英国，在八十五年之内，产业也增加了六倍。法国在六十年之内，产业也增加了三倍。美国使用开辟土地开垦等方法，所以收效极快。英国因为新创机器制造，并通商五洲，所以也日渐富强。然而各国产业如此增长，难道是凭一己之力就能成就的吗？实在是工人辛勤劳作所致。况且聚集众人的劳苦，而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自然应当一律均分，才显得公平。然而美国有七家共得银四百兆，英国有五

译议论认为，国家既然逐渐富强，士人与商人都坐拥丰厚的资财，唯独这些出力的人未能均沾利益，这难道不[公]平吗？因此，各工人设立团体，叫做“同心会”，又叫做“同合会计”。德国有六十多万人，英国有八十多万人，美国有六十多万人，法国的人数更多，没有不明晓国家情况以求伸张其不平之气，而普及其大公之财的。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与聚众滋事有什么区别呢？殊不知人情大致相差不远，天下事如果得到了公平，又何必众人喋喋不休地与在上位者时常争论呢？所以近来西方报纸中常见有工人设立团体，与各国争论的事实，并非与上级为难，不过是想要求增加工资，并且一天中限定只工作四个时辰，使众人受益，一律公平合理，此外别无其他事情。现在，喝水的人，应当思考水源；种树的人，应当培育根本。看到各国因为开垦制造而日新月异、日益兴盛，如果没有各工人的力量，是不能达到这种地步的。这样看来，工人对于国家，就是生财的源头，致富的根本，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忽视这根本源头呢！我知道此后泰西各国，必定会秉持公平，使各工人一同逐渐富裕，不至于再产生怨恨，这也是大局的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