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　户政十六榷酤下

译卷三十七 户政十六 榷酤下

中国各省裁兵减厘议

潘敦先

古代设置关卡，是为了抵御暴乱；现在设置关卡，却成了施行暴政的工具。这种说法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大概是因为关卡的设立，是征收税赋的来源，商人对此感到痛苦，旅客也深受其累。所以圣王的征敛，必定说关卡和市场是不征税的。既然关卡和市场都不征税，难道可以在关卡和市场之外，再增加一项征税吗？从前因为广东、捻军作乱，不得已才采取了征收厘金的措施，取用商人多余的利润来弥补军需的不足。确实因为有敌寇不得不招募士兵，有士兵不得不筹措军饷，这是自然的趋势。厘金这一项，只向商人征收，商人有余力经营贸易，没有不自顾身家财产的，而且所征收的厘金仍然由所售出的货物来偿还，所以对商人没有损害，而实际上对国家有利。与元、明两代增加赋税来筹措军饷，一丝一粟都出自百姓相比，本来就有区别。统计各省厘金最兴盛的时候，年收入不少于二千万两，现在也有一千四五百万两，能够振作士气，剿灭敌寇，就是这个原因。然而自从和平日子久了，各省的军需和善后费用都取自这里，而且因为国库仍然短缺，不能立即停止。善后费用有时会用完，军饷则朝廷不能一天不准备，也就不能一天没有军饷。战乱之后，所招募的勇丁没有全部裁撤，国家多收入一分厘金，就多支出养勇一分，截长补短，没有看到盈余。加上各省办理不善，倚仗权势肆意执法，任意抽收，以至于穷乡僻壤搜刮无遗，背负货物、肩挑重担的小民，苛索也不能避免，物价日益昂贵，民生日益贫困。实际上资助军饷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饱私囊的有十分之七八，因此候补官员千方百计钻营，把它视为名利兼收的地方，而大官也借此将这项差事用来安置冗员，几乎好像一旦设立就没人敢废除了一样。况且设立一个局，就有一个局的开销；委派一个官，就有一个官的薪水；增加一个役夫，就有一个役夫的工钱。这些费用真的是取自厘金吗？还是不取自厘金呢？其中的耗费，不问就知道。所以军事平定已经三十年，而国库空虚，更加显得支绌。试着统筹全局，权衡收支的数量，大概是有虚无盈，有损无益的。厘捐的设立，原议是等军务平定就立即裁撤，现在好像忘记本意的人，还是因为军饷的缘故。近来台垣给谏颇有奏请裁撤的，但是一交给地方大吏覆奏，无不以军饷为借口。如果把所有局卡全部裁撤，那么一切经费从哪里筹措？如果确实有别的生财之道，谁肯承担聚敛的名声？有当权者，不是不想舒缓物力、体恤商人的艰难，无奈军饷所在，实在有万不得已的苦衷。那么想要免除厘金，必须先筹划节省军饷；而筹划节省军饷，非变通营制不可。我朝绿营兵的制度，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一案，是军饷盈余短缺的一大转折点。当时国内殷实，战争不起，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还剩余银七千八百万两。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来增加兵力。当时阿文成在河南上奏说：“国家经费有定数，如果每年兵饷三百万，统计二十多年，就需要用七千万，请求不必全部增加等语。”随即议定不实行，最终听从了增设。到嘉庆十九年，仁宗国库不继，特别命令淘汰，于是各省依次裁兵一万四千多人。宣宗即位，又下诏抽裁，又减少二千多人。乾隆增兵，一举骤然增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减兵两次，只裁减一万六千。国家军饷消耗如此之多，而且节省如此之少且难，真是严重啊！养兵这么多，而广东、捻军的叛乱，竟然没有收到一骑一卒的作用。曾文正创办围练，于是有了练勇的措施，号称湘军；而继起的又有淮军、楚军、黔军、霆军、嵩武等名目。大敌既平，虽然多次淘汰，而分驻各省的还不能查清实数。内而神机劲旅，外而长江常备军，以及南北海军饷项，方有增无减，而想要在今天讨论筹划节省，不是很难吗！虽然如此，现在纵然不能像晋武帝那样销兵，也应当像府兵那样改制。与其养一个老弱的士兵，何如养一个强壮的勇丁？与其用一份军饷养一个士兵，而十个士兵没有一个士兵的作用；何如用两份军饷养一个士兵，而一个士兵获得数个士兵的作用？查泰西藏兵之法，都寓于工农商之中，一朝有事，可以抽调全部集合，叫做藏兵。英国当兵从十八岁开始，初为战兵七年，以学习各种技艺，期限满后复归旧业为头等藏兵三年，头等兵期限满为二等藏兵二年或三年，再为三等兵一二年，最后为常额藏兵九年，不愿意的听便。德国从军从二十一岁开始，初三年为营兵，后三年为头等兵，二十八岁至三十八岁为二等兵，三十九岁至四十五岁为三等兵。其三等兵须敌已入境方可抽调，然而所调也不远。法国当兵也是二十一岁开始，先为战兵三年，后为头等兵六年，次等兵六年，三等兵十年。

译美国的军政制度大致相同，而与英国尤为接近。所以西方国家的军队在和平时期人数不多，美国常年兵额只有二万五千，而在南北战争期间征兵多达百万。因为这种平时藏兵的方法既能得到人才，又能节省费用，确实是强国的一条途径。人从壮年到老年不过四十多年，其中能够披坚执锐的只有二十年。西方兵制专门利用这二十年，又分为头等、二等、三等，这就是军队无敌的原因。中国的士兵自从招募之后，就终身供给粮饷，那么一个士兵在二十年中没有用处却都依赖官府供养。由此推算，供养百万士兵实际上有五十万可以裁减，屯兵十年实际上有五年是坐吃空饷。现在虽然不必完全效仿西方，但变通的方法却不可拖延。试着设立一种方法，民间男子年满二十以上准许入练军，年满四十就恢复平民身份并注销军籍，让他们在入伍时就预先知道注销军籍的期限，那么注销时就不会有怨恨之心，况且他们精力尚强，可以另谋生计，这样军队中没有老弱疲软的士兵，军饷也没有虚耗的祸患。强兵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骤然改变恐怕会生变乱，只设定一个期限从某年开始，以前招募入营的暂且照旧规办理，新招募的就按此法执行，等到三十年后，所有老弱的士兵就可以全部裁减了。又将绿营的虚额彻底裁汰，那些因病故开除等空缺都不再招募补充。大概内地省份有一万精兵，边疆省份有一万五千精兵，已经足以用来巡查缉捕匪类，暗中防备意外。试着综合各省来看，大约三十万士兵就足够了，比起旧额可以裁减一半，军饷也可以节省一半，而就把裁减士兵的粮饷酌情增加精锐士兵的俸禄，这样名额裁减而精锐显现，军饷丰厚而指挥灵便。仍然将这支得力的营勇交错屯驻，用来资助攻守，这就是所说的兵在精而不在多。西北边防可以实行屯田之法，寓兵于农，又有不花费军饷而能收到实际效用的好处。至于裁汰的方法，或者精强的镇不动而先裁减劣等的营，或者边疆要地不动而多裁减内地，内地或者因为营制太破碎，合并到一起；或者因为汛防太分散，撤销而聚集。这在于兵部的精心审察，大官的体察实情，分段进行，放宽期限，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译既然军饷项不能骤然减少，那么厘金也就不能骤然免除。然而，厘金虽然不能骤然免除，但酌情裁减又有什么妨碍呢？如今各省如果真能体察实际情况，除了在水陆码头、市场环绕的地方按例征收外，所有在小路上分设的厘卡全部撤销，并查明已撤销的有多少处，未撤销的有多少处，上报兵部以便稽查，这就为日后彻底裁撤厘金奠定了基础。并且限定吏役的人数，不得过多，严格制定新规章，大力清除积弊，挑选诚实的官员来管理此事。凡是外省游手好闲之人、官员亲属以及内地品行不端的生员、监生，都不允许相互勾结滥充吏役，这样选拔的话，即使厘金没有完全免除，百姓的困苦也已经缓解了一半了。

又听说厘金的章程，各省各不相同，大抵耗费比常税更重。从委员到司事，从司事到巡丁，层层剥削，无非是中饱私囊。应当将应当捐税和应当免税的货物，分门别类地详细列示在交通要道，让商人都能看见听到，那些藉端勒索、侵吞公款入己的人，大概就无法施展他们的奸计了。至于布匹、粟米之类，是百姓衣食所依赖的，尤其应当普遍免除厘捐，以表示体恤。查光绪元年江苏巡抚吴健帅奏请酌情裁减糯米杂粮的厘金，大致说：“江苏的厘金之重，超过其他省份。先前听从巡抚张树声的奏请，已经停止征收籼米谷的卡捐，而糯米也不是大宗货物，自然应当一律停免。所谓宽缓一分民力，就是培养一分民气。”

昔日湖北巡抚谭敬帅出示免除八种杂厘：一是鲜鱼鲜虾担，二是鸡鸭担，三是鸡蛋鸭蛋担，四是青菜韭菜担，五是柴薪稻草担，六是果品食物担，七是抱着布匹求售的人。其最后一条说：“总之，估算其资本数在五贯以内的，一概准许免除厘金。”那么湖北的厘卡连零星日用之物也要收捐，楚人的困苦可以知道了。倘若各省查有这种情弊，就应当禁止革除，以除去官府的苛扰而顺应舆情。

所担心的是，厘卡既然裁撤，厘金也减少，每年的收入用于开支更加显得不足，必定会有受限于吏议的人，那么就应当加重洋税。按照各国的税额，以值百抽二十四、五十为多，也有值百抽百的，更有因为两国发生争端而多至值百抽二百的，都是视事情的损益来确定税率的轻重。他们之所以能自行方便，是因为在条约中本无关联。中国以值百抽五定下税则，载入条约，但并没有不准加税的文字。从前，为了整练海军，首先筹措巨额军饷，当事者开始商议加征洋药的捐税。恰逢英国因为俄国进兵，阿当汗有窥伺印度的意图，想要结纳中国的援助，使国家没有东顾之忧，从而得以全力抵御俄国。于是英国允许中国加征洋药厘金，计算每箱厘税并征银一百一十两，核算与英国税值百抽二十的数额相等，似乎也没有可议加的了。

洋药是极大的漏卮，每年进口以七万箱计算，其实进口以十万箱计算，漏税的占十分之三，耗费银三千数百万，即使收回厘税七百余万，也耗费银二千余万。舍弃民间二三千万的财富，换取关津六七百万的税收，这是剜肉补疮，疮不见好，而肉已经糜烂了怎么办？现在虽然流毒已深，断难禁绝。万一上天厌恶祸患，一旦扫除此项，又从哪里取给呢？所以别人认为加征洋药税是急务，我认为加征洋药税是缓务。我私下认为现在急宜加税的，没有比洋布更合适的了。查近年进口的布，花样越多，销路越旺，而中国征收其税的，布每匹不过纳银二钱，色布每匹不过一钱五分，花布每匹不过一钱，其余还有不及钱只纳数分的，如扣布每匹纳银四钱就是这样。虽然说值百抽五，其实不及抽五。

又加征洋烟、洋酒，泰西征税极重，达到值百抽六十，在国内开设洋酒店的人尚须纳规领牌，而现在进口的卷烟、吕宋烟、麦酒、葡萄酒，却认为是西方人的食物，一概不征税。近来华人吸食的也很多，销路于是日渐广阔。先前镇江关康税务司曾将此事申报总税务司商议征收捐税，被赫德阻止，到现在又二十多年了。急宜将其列入货物之内，不得再将其视为食物。我私下提议加重洋税，应当仿照泰西的例子，都以值百抽二十为准，华商与洋商一律，以显示公允。进口的洋货在海滨的通商正口纳税，出口的土货在内地第一个子口纳税，都按照新章完纳，一次征收之后，任凭其流向，不再重复征收。这样，前此的弊端，一扫而清。

于是有人说，通商以来，只见到别人与我争利权，没见到我能整顿的，那洋商不允许怎么办？回答说：免除厘金加征关税，固然对中国有利，而洋商又有什么单独不利的呢？按照现在的定律，洋货进口完纳正税后，转运到其他口岸，在三十六个月内发给免单，逾期则照完正税重复征收。进口正税，洋商运输洋货及进入内地购买土货，都是值百抽二点五，作为内地半税。现在以一次完纳，虽然似乎稍重，但仍然可以加在售价内，从华民那里取偿。而且关税交纳后，运入内地，没有守候验货的烦扰，没有逐卡停留的痛苦，行运既快，成本也轻。

译有什么不可以呢？关税规定每十年更换一次，条例中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自从戊午年（1858年）与各国重修旧好、订立条约以来，从未更改过一次。难道真的必须固守旧的税则来显示巨大的诚信，而不能修改旧章来伸张大义吗？虽然增加关税的说法，在时势上难以实行，但在遇到修约的期限时，依据国际公法与他们争辩，秉持大义与他们辩驳，即使不能一下子全部更改，或许也能逐渐增加。这是我所期望于总理衙门以及出使各国的大臣们的，希望不要把我这民间草野之人的见解视为迂腐而轻视这些话。

译鸦片税既然无法增加，也没有必要增加，那么只有等到将其熬制成膏之后，再商议征收厘金。对生鸦片征税，其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中；对熟鸦片膏征税，其主动权则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参照新加坡、西贡港的先例，在通商口岸设立官营的鸦片膏局，招募商人承办，确定上缴饷银的数额，允许他们将生鸦片熬制成熟膏，然后分运到各地销售。凡是吸食者只允许购买熟膏吸食，不允许购买生鸦片自行煎制。如果有私自煎制鸦片膏的人，一经查出，就按照私铸钱币的重罪论处。这样，洋鸦片就可以全部归公，私鸦片也就无处可买。而中国的本土鸦片，也按照这种方法办理。每年盈余的银钱，何止数百万？查考熬制官膏的规定，西贡最为严格，即使数量只有一二钱，也必须发给盖有印信的凭证。每天按户稽查，必须使所吸食的鸦片与凭证相符，才能无事，否则就要受罚。凡是入境的商贾，如果有私自携带鸦片膏的，不但要充公，还要议定罚款。听说近日旧金山和新金山也有这样的规定，每年上缴的饷银多的有一百多万，少的也有几十万。现在中国如果实行这种方法，将生鸦片熬制成熟膏，就如同将洋货制成华货，主动权由我们掌握，即使英国朝廷也不能干扰我们的自主权。鸦片是害民的东西，即使横征暴敛，也不算苛刻，谁敢非议这种做法呢？

过去说洋烟、洋酒固然应该征税，而中国的本地烟酒，也应该加征捐税。为什么呢？这两样虽然列在食物之中，但实际上超出了食物的范畴，并不是民间食物所必需的。中国的旱烟开始流行于塞外，是因为它能治疗寒疾、驱除瘴气。然而当时对吸食者有禁令，犯者处以死刑，其严厉程度就是这样。现在除了旱烟之外，又多出了水烟，饭后茶余，几乎被视为不可离开的东西。兰州出产的烟草最多，其他省份种植烟叶的地方，也到处都是。至于酒，汉代就已经重视专卖，禁止私酿，沿袭到元明两代，其法令逐渐松弛，但至今北方省份的烧锅仍然有限制。这两样东西本来就是在可有可无之间的。国家征收盐税，大概是知道百姓对于盐，一天也不能缺少这种味道，而且它是日常细小的物品，取之不会伤害百姓，每年盐税收入有五百多万，是岁入的一大来源。看现在嗜好喝酒的人，几乎和吃盐一样普遍。以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即使有不嗜好烟酒的人，平均算下来，每人每天花费在烟酒上的钱为三文，一天就需要一百二十万缗钱，以一年计算，就有四万三千二百万缗。如果加重征收它们的税，烟就通过查抄烟刨来核算，酒就按酒缸来征税，通盘计算，一年所获得的盈余，应当也不少。而且所增加的税额，合起来看显得多，分开看显得少，以每根烟、每两酒为单位，层层摊匀，逐渐加价，吸食者不会察觉。国家突然获得这个饷源，那么即使免除厘金，失去的也可以在别处补回。

即使认为经费浩繁，难以维持，还有发行钞票的方法。发行钞票，是古代的制度，不是西方的方法。那么为什么古代实行它弊端多，西方国家实行它却没有弊端呢？这其中的区别只在于信任与不信任罢了。如果百姓不信任，那么即使君主的威严，也无济于事；如果百姓共同信任，那么即使商人的票据，也可以通行。现在中国钞票的制度废除了，而外国银行的汇兑、商民的期票反而能够彼此流通。近来沿海各口岸，竞相使用英国汇丰等行的钞票，更显得相形见绌了。按照西方国家的做法，现银存放在银行，作为根基，而发行钞票作为凭证，其利益都归于国家。中国的公款都存放在国库，白白被胥吏侵吞挪用，非常可惜。现在想要发行钞票，应当先设立国家资本，开设银行，然后筹集商股来汇聚资金。因为必须先有国家资本，才足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统计国家岁入各项，如洋税、关税、常税、鸦片税、地丁、盐课等，共计银八千五百多万，提议提取三千万作为银行的国家资本，即制造三千万钞票来代替现银。特别在京城设立宝钞局，其样式大约分为大、中、小钞三等：一千两、五百两为大钞；一百两、五十两为中钞；十两、五两为小钞。颁发到各省汇兑，凡是京饷、捐项、赋税、钱粮都能一律兑换，没有扣折多少的区别，没有成色高低的差异，那么百姓才乐于使用钞票而流通不滞。只是铜钞、纸钞，过去已经实行过，铜钞容易伪造，纸钞容易霉烂，不如使用布钞好。去年夏季，宪台以钞票为题命题，生员议论使用布钞，曾蒙受谬奖，忝列前茅。近来外洋有织布机器，所产出的布料光亮厚实洁净，那么钞票布就可以购买机器织成，否则也应当用机器造纸，花纹精致如吕宋彩票一样，里面有暗码不能伪造，只是需要纸张加厚而已。这样，既有三千万的银两，又有三千万的钞票，财力已经增加了一倍，又何必留恋这区区厘金呢？

至于比赛工艺以振兴商务，开采煤铁以扩充利源，更是免除厘金后的重要工作。工艺，虽然中国不重视，但《周礼》中“考工”位居六官之一，《虞书》中“利用”列在三事之中，也并非不重视工艺。现在如果广泛开设工艺学堂，尽力讲求，以格致之学为基础，以制造为辅，慎重挑选聪明的子弟，聘请中外名师，将一切工艺悉心传授，将会看到人才辈出，必定有能与西方国家相抗衡的人。

译又仿效西方举办赛会的做法，广泛搜集各类物品以评定优劣，优秀的给予奖励，劣等的予以惩罚。凡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著名的物产，务必期望它们日益精美兴盛，有利于销售流通，那么即使将厘局、厘卡全部撤除，而手工业蒸蒸日上，自然就有使国家富强的权衡之道了。至于煤铁，自从商议开矿以来，纷纷兴办，却最终没有一项成功，只有开平煤矿稍有成效。近来徐州的利国驿、贵州的青溪，都商议使用机器开采，将来应当会有可观的成效。听说光绪二年，有英国矿师郭斯敦遍历楚地勘察寻找矿藏，据他说铁矿以武昌、兴国最为丰富，煤矿以荆门、当阳最为丰富。荆门的煤可以制成无烟煤，与英国煤没有区别。近来阅读报纸，又有英国矿师谢高礼前往山东勘察青矿，也称青州、齐州等郡的矿产很多，煤、铁、五金遍地都是。由此可知中国的矿产并不少于西方，只是从前办理不善罢了。现在如果诚恳聘请外国著名的矿师来华指导，以确保成功，那么每年的收入何止是厘金的十倍呢？以上这些策略，虽然说起来并不困难，做起来却十分艰难，但如果能实心实意地去做，又何必担心不能成功呢？为国家大局考虑，明知困难，却不得不竭尽全力去做！成败不敢预料，所依靠的只是一片赤诚之心，天地鉴察，祖宗保佑，得以在万一之间挽回局势罢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细微的土壤和细小的水流，对高深有何补益？即使是草野之人的浅见，也恳请采纳施行，恭敬地陈述意见。

译关于扩充财利来源以纾解商力的论述

李经邦

追溯自从各路寇贼窜扰中原以来，陆沈招募勇丁团练，处处需要军饷，费用浩大繁多，正规的和杂项的税收不足以供给，于是征收厘金的提议便产生了。厘卡最初设立时，也曾不便於商情，受到舆论的讥讽。但在那时，掌管财政的臣子未曾不周密详细地计算税收，有智谋的人士未曾不竭尽全力谋划，纸币的方法虽然好，但不能骤然实行，捐纳的例子虽然开启，但不能满足用度，一切调拨筹措、填补拾遗的计策，左边支出了右边就匮乏，从那里汲取不足以注入这里，这点微薄的力量又怎能成就大事？如果在此时按亩增加赋税，挨户摊派捐税，横征暴敛，重重困害百姓。百姓懂得什么，必定导致惶恐疑惑恐惧，怨恨愤怒讥讽诽谤，人心一旦动摇，涣散如同前明覆灭的教训，殷鉴不远，天下的大事还能做吗？只有这征收厘金的方法，取之适度而对商贾没有损害，用之宏大而对国家有益，确实可以作为富裕国家的良谋，挽救时局的善策。既然设立厘卡征收厘金的举措，原议等到军务平定就停止。等到山河安定，日月重光，荷枪的士兵解甲归田，隐居的百姓安居乐业，征收厘金的举措似乎可以停止，而局卡还没有裁撤的原因，也是因为养兵有费用，善后有费用，地方筹备工程又有费用。如果一定要把以前的厘卡一概裁撤，那么所需的经费将从哪一项筹措？近来当权者通盘筹划，未曾不想裁撤捐局以舒缓物力而体恤商人的艰难，但最终不能全部撤除的原因，则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责备他们违背最初的提议而拂逆商情，实在是因为各项军饷无从筹划。然而厘卡虽然不能商议裁撤，但征收厘金的制度不妨稍作变通。现在商贾所担忧的，不在于征收厘金太重，而在于设立厘卡太多。为什么说呢？商贾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货物的价格多少，水路的费用多少，抽税抽厘的又多少，分合筹划必定符合价值然后出售。虽然缴纳的是商贾，但实际上与商贾无关。购买这些货物的人，虽然物价昂贵，决没有怨恨征收厘金的，这是由商人缴纳而商人没有损害，出自百姓而百姓不知道。这就是说不担忧它太重。只有百里之遥，设立三五个厘卡，那么厘卡多而费用也多，管事和巡丁都需要薪俸工食，一个厘卡的收入未必能覆盖其支出，管事和巡丁等人难道都守法奉公，不免假公济私，任意刁难，而奸商狡诈的牙人以多报少，以有报无，贿赂公开流行，任由他们扬长而去，种种弊端，防不胜防。而且同一总局下的分卡，往往因为这个卡的收入数目，不及那个卡，相形见绌，嫉妒之心顿生，设计招徕，放宽兜揽，其中的弊端，更不可言说。这都是设立厘卡太多的祸患。现在请求将所分设的小卡，分别裁撤，在商贾必须经由的地方，设立一个总局，使其专责而重权，或许可以持久而没有弊端。然而分卡既然裁撤，厘金断然不能旺盛，只有创设铺捐，裁减浮费，增加洋货税，重征烟酒税，以弥补厘金的不足。为什么说创设铺捐呢？国家立法，严惩作奸犯科的大恶棍，不会严惩谋生食力的小民，尤其应当苛求投机取巧获取巨利的巨商，不应当苛求肩挑背负的小贩。曾经观察通都大邑之间，商贾辐辏其中，珠宝有铺，人参有铺，绸缎绡罗又有铺。珠宝人参两项，仅上海一区，每年贸易不下千万金，而从来关卡未曾听说有以珠宝人参完税抽厘登记报销的。绸缎则交易尤其旺盛，大抵半偷半纳，遗漏很多。如果变通其制度，不在卡上征收而在铺上征收，约其生意的大小，每年每铺认捐若干，由藩司颁发印票，以昭示信实，也如同典当有帖。其在乡镇开设的，则由该管的州县征缴，一面通饬所属厘局，凡是珠宝绸缎人参等类已缴铺捐的，所过厘卡一概免捐，不得刁难。这三种铺子不是家道殷实的商人不能开设，即使稍重其捐输，也尚不至于困苦。购买这些货物，也不是绅富不办，即使物价昂贵，也决不会吝惜区区之数。而且所捐的由州县征缴，则涓滴归公，不至于被管事巡丁中饱私囊，一年统计也不少，岂不可弥补厘金的不足吗？所谓铺捐应当创设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说裁减浮费呢？国家的祸患，没有比冗员更大的。有幸位的官员，就有虚耗的廉禄。当此需财正急，如果任有用之库消磨于无用之冗员，而不加节制，那么将如何满足国家用度？现在请求自道班以下，凡是差委有名无实的，一律裁并。其才力确实优秀，一人兼任数差的，一概不准重复支取薪水。通计每省一年所省，大的二三十万，小的也十余万，这又可以稍补厘金的不足。至于养兵这一端，所费尤其巨大，而一旦烽烟告警，无不纷纷招募，那么平日养兵的军饷，其中也多浮费。就以海军论，南北两洋以及闽海、粤海都有水军，未必都能得力。现在约计战舰兵轮不下百数十艘

译水军将士不下数十万人，每月消耗的粮饷无法计算。然而我观察水师兵船，其统领若是广东人，那么船上所用的无非都是广东人；其统领若是湖南人，那么船上所用的无非都是湖南人。既然都是同乡，就难免有亲戚故旧，互相推荐，因此所用的人，决不能全都精干强壮。现在想要节省军饷，不如就现有的士兵进行裁减，不必再增加人数。中国水军中福建、广东人最多，因为他们习惯于风涛的危险、沙路的险阻，所以有所倚仗而不恐惧。然而可用的人固然多，但不能用的人也不少。如果不挑选精壮而淘汰老弱，一旦海疆不平静，谁肯激励他们的精神，奋发他们的志气，让他们像某某那样，手无韩信缚鸡之力，身体已到廉颇善饭之年，却与我们壮年男子同穿军服、同受军令，军饷需求平均分配，无事时他们享受福分，有事时我们承担劳苦，谁愿意甘心呢？所以不减员则军饷耗费巨大却得不到效用，减员则军饷节省而效用精干。现在想要节省军饷，应当责成统领，凡是隶属水师名册的人，认真挑选。假如一艘船中，士兵名额五百人，每人每月得银五两，需要军饷二千五百金。现在淘汰老弱，选出精兵二百五十人，那么军饷可以节省一半。就在所省的一半中，拿出五成加发给留用的二百五十人。那二百五十人，比起平时既多出一倍饷银，而老弱又已去除，平日心中不平的人，到这里就得以平息，没有不奋勉鼓舞的，我不相信。这样那么二百五十人，正好可以抵得上五百人的效用，而且不仅抵得上五百人的效用。然而如果不是统领破除情面，就不能成功。

译有人担忧中国海口众多，现在所有的水师尚且不够分防，如果再加裁减，怎么供给防御？不知道英国沿海口岸比我国还多，而水师不过十万左右，已经足以雄视天下。中国水师如果能够不分彼此界限，人少而精干，哪有不可裁减的呢？选拔精壮之兵就可以抵御强敌，淘汰老弱病残就可以节省军饷，一举而两得。当权者为什么不筹划呢？军饷既然节省了，那么厘金自然可以减免，所谓应该裁减的浮费，就是这个。

为什么说洋货应该加税呢？进口的货物，洋布是大宗，然而税重的缎布匹不过纳税银二钱，色布每匹一钱五分，花布每匹一钱，其余扣布仅纳税银四分而已。虽然说值百抽五，而实际抽取的不到五成。近来观察法国西贡的进口税，有值百抽四十的，如扣布每匹值洋一圆一角，其余须纳税四角五分；有值百抽三十七的，如漂布每匹值洋三圆半，须纳税一圆三角。曾经有布船从新加坡运到西贡，值洋二千四百元，竟然纳税洋九百元，这就是值百抽三十七了。英美各国进口税也都是值百抽数十，没听说过值百仅抽五的。前年中国和众轮船偶然到美国，所纳的货税比美国的税还重，那么他们既有进口重税，又可以任意加增，我们即使坚守税则来显示大信，难道不可以修改重税章程来伸张大权吗？税则十年一改，自从咸丰八年与各国重修旧好订立条约以来，将近三十年从未改过一次，到现在又届十年。如果总理衙门与出使大臣据理力争，重新订立约章，凡是进口的洋货，值百抽十或十五，比起他们的税还轻二三十倍，而中国则每年增加数百万两银子了。进口洋货的税增加了，那么内地抽厘分卡即使裁并免除，也可以截长补短了。所谓洋货应该加税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说烟酒应该重征呢？考察烟叶名叫淡巴菰，产于吕宋，流入中国，在北方开始流行于塞外，可以治疗寒疾，每斤烟换一匹马，其贵重如此。当时吸食有禁令，违者处以死罪，其严厉如此。现在这种禁令早已松弛，没有人不吸，价格也甚为低廉。至于酒，三代以上就开始流行，直到汉朝，已经有榷酤（酒类专卖）的例子，私酿者有禁令。降及宋元，其法逐渐松弛。现在北方烧锅尚有限制。这两样东西虽然列在食物中，但并不是民间所必需的。泰西各国征收各种税，唯独对烟酒最重，大概因为这两者都有损于人。既然不能禁止人不饮不吸，那么只有加重捐税这一办法。烟酒的捐税办法，是怎样的呢？查烟产于土地，土地本来有赋税，不能因为种烟而加赋，那么只有按烟刨核算计算而已。种烟叶的人晒干堆积，其制成烟，必须由烟刨而成。大约计算一天之中，每个烟刨，多的可以出烟十二三斤，少的也有七八斤。折中计算，每天每个烟刨出烟十斤，令其一天缴纳一斤烟价，作为捐税。总计起来，必然不少。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不过向吸食的人索取补偿，将一斤的价钱分摊到九斤之外，那么吸食者所增加的不过毫厘，又岂会因此就肯舍弃呢？酒则仍然以按缸核算为宜。以前每缸四百文的，现在加倍。酿酒的人仍然向酒客索取补偿。大约计算一缸捐增四百文，每斤分摊所增加的不过二文。饮酒的人不因此废酒，以每缸八百文计算，那么所捐的也觉得可观。这两项捐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从各省来看，每年应当增加数十万金。既然得到这笔巨款，那么其他物品的抽厘，哪有不可免除的呢？然而这还不过是就中国的烟酒而言的。如果泰西各国来的，叫吕宋烟，叫卷烟，叫葡萄酒，叫麦酒，酒有几十种，名目很多。其品质高而价格贵的，总不离葡萄所酿。先前订立条约时，认为是食物，按例不征税。后来因为西方人日益增多，进口的洋酒日益增多，于是稍加捐税。现在通商章程所载，进口洋酒，装玻璃瓶大的，每百瓶纳税银一两，小的每百瓶纳税银五钱。其装桶的，则每百斤纳税银五钱。外国烟则章程内并无进口税。然而洋酒贵的，每百瓶价值三五百元不等，最差的也每瓶两角。即使以下等的计算，每百瓶值洋二十元，收税仅五钱，比其他物品值百抽五的，仅得其半。其价贵的不过百分之一，税则之轻如此。烟则连这轻的都没有。近来西方人寓居中国的，据光绪十四年海关印成的清单，共有八千二百六十九人，到现在则有增无减，以每天吸烟五枝，每枝二十文；每天饮酒一瓶，每瓶半元计算。计算起来，总结一年，不知多少。加上华人日益与西方人为伍，未免沾染西方人的嗜好，吸食雪茄、饮用葡萄酒的，也难以一一列举。计算如果也以仅值百抽五的章程完纳一年税银，也觉得不少。中国烟酒的税已加重，如果不重征外

译洋烟和洋酒，不仅不能以此收服众人的心，反而增加了西方人的利润。中国虽然愚昧，也绝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有人怀疑如果突然增加关税，西方人断然不肯低头顺从，只会徒增纷扰。这是因为洋人向来把钱财视为性命，怎么肯带着银子来缴纳呢？无论是在关卡缴纳，还是当初与西方人订立条约时，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对洋务茫然无知。外国的税率比中国高出六七倍，况且初次通商时，来华的洋人寥寥无几，这两种物品的进口量也还不少，所以可以免除捐税。如今当权的大臣既然已经深知洋人的底细，加之烟酒来华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如果在重新订立条约时据理力争，质问他们为什么外国对这两样东西的税率加重，我知道洋人虽然狡猾，也将无言以对。如果中外的烟酒都能统一增加关税，又何必担心不能免除厘金呢？这就是所说的烟酒应当重征的原因。以上这四点都是当今迫切重要的谋划，坐着谈论的人就可以立刻付诸行动，起初并非纸上空谈可比。只是加重洋税这一件事，在订立条约时不免要稍费口舌，但如果坚持力争，西方人也不能不听从。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道理占优，另一方面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收税的权利本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不在这四件事上商议增加，而只想要减免厘金，这真是所谓不揣度根本而只整治末节。厘金什么时候才能减免呢？这是深切期望于掌管财政的大臣们的。

译关于节制军饷与厘金问题的议论

杨毓辉

如今，获取财物以供应使用，就像挑选药物来治病一样。赋税，好比医生用的参茸；厘捐，好比医生用的桂附。当国家太平无事、江山稳固时，就像人的精神尚未衰败，只需用参茸来进补，就可以调理根本、培补元气。等到中原糜烂、小贼作乱时，就像人的元气暗中损耗，不用桂附来调和，就无法补救偏颇、纠正弊端。使用参茸是常态，使用桂附是权宜。那么，厘金本来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像赋税那样是百代不变的常法，这就更加清楚了。自从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兵作乱，攻占数百座城池，践踏十余个省份，官军征讨，军费消耗如泥沙般巨大，不得不抽取厘金来资助财政。原本议定军务平定后就立即裁撤，因为桂附本来不是常用的药材。然而江山已经安定，光明重现，善后事务又兴起，凡是设立防务、筹备经费，花费巨大，导致厘捐的议论至今没有停止。既损害百姓，又不利于朝廷，这难道不同于长期服用桂附，反而使有益之物变得有害吗？而且，抽取厘金是为了充实国库，但为什么抽取的人自顾抽取，国库仍然短缺？内部户部筹划，常有资金不足的担忧；外部御史稽查，每每没有充盈的迹象。这是什么原因呢？况且雍正年间国库储备达到六千多万两，乾隆初年因为南北两路用兵之后，还剩余二千四百万两，那时并没有抽取厘金，而乾隆四十六年增加到七千多万两。到现在，从百姓那里征收的日益增多，聚集到朝廷的日益众多，反而不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曾详细研究盈亏增减的情况，知道原因有五点：厘金局的委员，大的则是太守，小的则是县令，似乎不敢贪婪腐败以致玷污官箴，哪里知道候补人员都把厘金局视为利益聚集之地？钻营的人有，奔竞的人有，甚至贿赂公然流行，礼品接连进献。差事一到手，就认为这是生财的地方，机会不可错过。于是以多报少，千方百计掩盖，而办事的差役又层层克扣实际数额，上缴的不过十分之三四，对国库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一个原因。西方人传教以来，百姓与教徒常常不和，匪徒又趁机煽惑，往往焚毁教堂，杀害教士。事情平定后，就需要酌情赔偿，少的几千两，多的几万两，直到芜湖一案多达十一万两。用有限的财物弥补无穷的损耗，即使厘金征收日益广泛，怎么能抵挡巨大的耗费呢？这是第二个原因。商务兴旺则厘金多，商务衰败则厘金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如今中国的商务都被洋人夺去，查光绪十一年洋货进口共计八京八兆二亿零十八两，十二年共计八京七兆四亿九千三百二十三两，十三年轻计一垓零二兆二亿六十八万三千六十六两，十四年共计一垓二京四兆七亿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两，十五年共计一垓一京零八亿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两，十六年共计一垓二京七兆零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两。看这些，可知洋货一年比一年兴盛，西方货物多进入中国一分，中国商务就多受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益增加，国库不能日益充裕，就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三个原因：自从讲求制造以来，需要铁很多，需要煤更多，仅以日本、英国、奥地利三国计算，前年卖给中国的煤达二十六万八千墩，价值银二百余万元，其余如军器之类数量很多。国库的收入只有这么多，而消耗的正无穷无尽，即使不想短缺，能做到吗？这是第四个原因：郑州决口之后，黄河水患频繁，前后耗费国库不下数千万两，接着又是灾荒，况且像山西陕西的大旱，江浙雨水失调，导致朝廷拨发赈济、免除钱粮的数量巨大，而且大灾之后，十室九空，物力既已衰败，厘金必然减少，这也是国库导致短缺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五个原因：有这五个原因，所以厘金虽然没有立即停止，而国库仍然不能充裕。现在想要筹划节约军饷以充实财源，策略有六条，减免厘金以解除商人的困境，策略也有六条，请分条陈述如下。

第一，应该裁汰厘金局务。自战争以来，设立的局所之多，像星星罗列，像棋子分布。如果不严加裁汰，任由有用的国库消耗在无用的局员身上。只知道层层抽取厘金，这是忍心剥取万民的脂膏，而不忍心让局员闲散。不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与其耗尽百姓的财物，不如节省局员的费用。去年刘岘庄制军刚到两江，自道台府台以下，凡是有名无实的差委，一概裁去。兼任差事的不领薪水，总计每年节省约三十多万两。这确实是节约军饷的关键。如今的局务可以裁撤的还很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来说，都是理财的事，应该归藩司管理。现在支应有局，采办有局，转运牙厘也有局。即使说藩司事务繁忙无暇兼顾，但每个局派一个精明的人总领其事，已经足够办理。然而一个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的几十人，多的几百人。至于保甲、清理诉讼、巡防，本是臬司的专责，而县令互相包庇。现在

译那么省里有局，县里有局，郡里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的区别，南局、北局的划分。又道府衙门有春秋两季例行差派查勘驿站、班馆等事务，每次至少有十余人，甚至二三十人。之所以这样，并非是因为几个人的才力不足，必须分派给众人承担。只不过是因为捐纳出身的官员日益增多，不得不增加差使，安置闲散官员。虽然为闲散官员考虑是得当了，那国库日益枯竭该怎么办呢？如今的紧要之计，应当大力整顿，可以裁撤的就裁撤，可以合并的就合并。这不仅能够节省无数费用，还可以杜绝侥幸晋升的途径。所有驿站都应归并。驿站的设立，已经二百多年了，近来日久生弊，弊端百出。遇到紧急事务，常常有延误递送的弊病，甚至出现拆阅、遗失的情况，在京城报纸上看到的例子不胜枚举。每年耗费多达三百万两，耗费之巨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真能仿照西方方法，在各省创设邮政局，即将驿站归并到局中办理。不仅每年可以节省三百万两费用，而且所收取的信资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两的收入。一出一进，数额相当可观。当此国库艰难、国家用度殷繁之时，每年增加这笔巨款，也是国家的大计。为什么不早做筹划呢？

然而有人说设立邮政信局一定会遭到阻挠。回答说：这不必忧虑。开办之初，应当命令各信局都将资本入股，不愿意的听其自便，并允许每个信局保送两三名伙计以听候差遣使用。这样就不啻于将几个小信局合并为一个大信局，势必欢声雷动，谁还会阻挠呢？

又有人说亏缺正项钱粮，或者并无亏缺而新任官员迟延不接手的，都由该督抚题参革职；交代未清而该上司不声明的，司道、府、州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这是实行很久而没有弊端的制度。到了近代，州县交代不能依限算结，上司害怕处分的繁琐，也就不依限题参，往往辗转驳查以拖延岁月。等到时间拖久了，旧任困于旅费，无法交接，终身寄居他乡，子孙流离失所，都是难免的。新任因为旧任未清，转相牵累，于是交代不能结清的十有八九，而上司也就有了参劾不胜参劾的局面。国库之所以不充盈，正是这个原因。

听说近来办理交代，以山东最为完善。因为山东一省，经前任巡抚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交代章程》十一条，颁发给州县，并通令各属不得借各项工程名目报销正项钱粮。其交代逾限的，参劾革职毫不宽贷。同治初年，每年藩库所存正杂各款不下八九十万两，近来藩库收入达到二百数十万两以外，借以支应本省军需及京城协饷。一省如此，天下可知了。

州县职司钱粮，坐拥仓库，计算其公私之用，每年耗费数千金，并不觉得费用很严重。然而合计千百年天下五百州县来计算，这是三年就要耗费两千万两。那些曾任州县的人，也因为挪移方便，不能节省，衣食终究不免艰难窘迫的忧虑，查抄的累赘。这是公私上下两损的做法。如果交代一向严格，使州县预先知道节俭，那么国家少亏空国库的忧虑，州县免除终身的累赘，这是公私两清的做法。

如果现在命令户部申明旧例，并咨取山东《交代章程》，通行各省实力办理，又恐怕积亏之后骤然整顿，则新旧相混，窒碍必然很多。想要杜绝侵吞亏空，只有宽待既往、严格将来这一种方法，酌情恢复养廉银以充裕其财力，禁止摊派赔补以清理其源头，这样各省大吏才容易着手办理。从此以后，逾限必多，二次参劾必革，法令严厉而亏空挪移减少，亏空断绝而库藏充盈，理财之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我所说的充裕财用的方法，就是这个。

译既然如此，节约开支的方法既然应当讲求，那么开辟财源的计划，也不能因为涉及谈论利益，就一概加以驳斥。损害百姓以增益朝廷，才叫做言利；如果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公之于天下，还可以用来赡养贫民。收取朝廷固有的利益，归还给朝廷，不敢侵吞。官吏有害于商民的，只有在开矿这一方面，最为紧要。我私下观察西方各国的富强，也全靠矿产。英国矿产最多，质地也非常好，所以它的财富居欧洲之首。既然富裕就会强大，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必然的道理。中国想要充裕财利来源，应当仿效西方的方法，聚集资本，寻找矿地，大力开采，富国强兵，并不难超越西方各国。中国地大物博，金属和煤矿，哪里没有？但是承办的人不得当，都缺少实事求是的效果。西方之所以能够致富强，一半依靠矿产作为收入的大宗。国家没有用不完的财用，天地有自然的利益，如果能够用天地所产出的，来应对国家所急需的，那么取之无穷，用之不竭。民间日益富裕，国库日益充实。像这样来防备灾荒，筹措军饷，偿还经费，源源不断地接济，处理起来从容不迫。一旦朝廷财政突然需要巨额资金，理财的人有依靠而不必恐惧，用有余来补不足，断不至于左支右绌，担心掣肘。中国的金矿，辽东地区最多，而云南的银铜各矿，尤其早就著名。在乾隆、雍正年间，每年按规定进贡三百多万两，但是都因为人工开掘，斧头、铲子、凿子等工具，处处需要人力，消耗过大，每年必定有积欠未能解缴的情况。现在办理得当，日渐好转，每年不仅没有欠解，还可以预解，这是因为使用了西方方法的原因。光绪初年，相国李鸿章就开采开平煤矿，十多年来，像基隆、金州、潍县、贵州、利国、淄川、漠河、平度等地，有的产煤，有的产铁，有的产铅锡，有的产金银，质地不同而产出，都先后开办，官本不足，聚集商贾来成就它。开采的方法，多参用西方的机器和人工，既减少了所得，又丰富了产量。如果办理得当，自然可以获利。现在台湾又有金矿，曾经由抚臣邵友濂派委员前往查看，想要开采，据说台湾金矿比印度金砂冶炼容易数倍，这又是一个使国家富裕的地方。如今西方方法盛行，当权各位公卿动不动就以富强来谋划国家，如果更能知人善任，推广章程，那么获益自然可以确信。况且用中国产出的矿产，用于中国开设的制造局，正与中国开办矿务及开设制造局的本来意图，都相符合。中国既然有自己开采的矿产可用，自然不必资用于外洋，而银钱流向外洋的，也必定日渐减少。开源节流，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况且开矿这件事，本是为了使国家富裕、方便百姓的大计，可以致富，可以致强。西方各国的成效都在那里，我们中国难道已经仿效实行吗？至于新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未入版图，我朝平定之后，每年支出军饷一百几十万两，内地颇受其累。那里向来有金矿、银矿，恐怕聚集多人，滋生事端，长久封闭。我私下认为天地生财，原本是为了供给生民使用。开采而矿苗旺盛，使国库充裕、百姓富足，固然完美。即使矿苗消乏，不够工本，而工本自然散在民间，究竟天地间多了一项流通，也有益处。况且新疆矿产自开辟以来，未经发掘，旺盛可知。如果办理得当，足以支付该处的军饷，那么内地经费日渐宽裕。其他各省矿产，也都长久封闭，抛弃如同泥沙，或者开采而未经冶炼使用。我私下思考天下大计，东南洋货，西北皮货，以货物交换货物固然多，而以银两交换货物的也不少。加上器皿、首饰等项消耗金银的地方不一而足。中国金银有日减无增的趋势，怎能不导致短缺？那么不如从矿产中取用以弥补其数，紧急应当设法开采。或者由官府管理，或者让富商管理，或者督促商办而由官府统领，或者官商合办。无论所得多少，取之于地，并非取之于民。即使官府或商人难以保证没有弊端，总算是取用废弃之物，来救济生民之用，实在有益无损，而且可以赡养贫民。虽然聚集多人，而多人借此谋生，人有谋生之路，就没有滋事之心。担心滋事而不让谋生，未免有因噎废食的讥讽。那么矿苗流露的地方，是可以随地开采。如果得到煤和金属有助于国用，严格交接藩库充足，那么筹措军饷有依靠盈余，无忧短缺，是不必抽取厘金来困商力的。以上两件事，一是天地自然的利益，一是朝廷自有的利益，并非取之于民，虽然数目不能预定，这也是开源节流的大端。或者经过历代圣君创立而成为良法，或者由大臣筹措而屡次见到成功。我不过就所闻所见略加旁参引伸之义，希望可以在海内推行，事先斟酌时宜，实在不敢把抽取厘金视为久远的善政。国家大政虽然不止这两端，但是如果不是大有关乎国计

译对于与百姓生活有所裨益的事情，也不敢搜集琐碎的小事，轻率地陈述出来。

译论中国税务的盈余与短缺

法国 拉卢士

中国的内政，我们西方人向来不了解其详情，比起文学和工艺来，更为难以知晓。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教务、政治等书籍，虽然已有译文，但并未探究其奥秘。然而既然已经入门，就像钥匙打开了门闩，先为后来者引导道路，此后西方人能够了解中国政治，便由此开始了。中国地大物博，分为二十一个行省，彼此疆界分明，界限清晰。北京政府只遵循原有的惯例，拥有专属的权力，那些欧洲必然由中央政府统一掌管的事务，在中国却分散并归属于各省，以至于幅员如此辽阔的中国，竟然成为一个权力不专属中央的国家。然而中国的主权最为尊贵，各省总督和巡抚若获罪，惩治极为严厉，或者被都察院、御史参奏，立刻就会被罢黜。各省总督和巡抚有的管辖一省，有的兼辖两省，他们管理的权力也非常重大。督抚的权力可以调动军队，可以征收税饷供本省使用，并将盈余解送户部。户部收取每年的收入，储存在国库中，那么可以说各督抚解送户部的款项，就像属国向大国进贡的税赋一样。按照这种方式实行，中国的财力分散在全国各地，想要权力不旁落，大概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各省税额轻重不一，收税的方法尤其不统一，想要考察中国民间财赋的多寡以及国家征税的收支，似乎散漫而没有依据。中国收税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明收的税，一种是暗收的税。明收的税中最多的是地丁钱粮，是国家收入的一大主要来源，如同回回、印度、爪哇等地的例子。国家自认为是地主，但实际上地主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农夫。因为农夫受田耕作，本就有地主的实质，与国家无关。中国的农业最为讲究，农业之所以日益兴盛，是因为耕种足以自给自足。地丁税按照土地的肥沃或贫瘠摊算，每一法亩，每一万方步相当于一法亩，缴纳银一佛郎五生特至五个佛郎。对于肥沃的土地仅缴纳这个数额，从法国看来，已经觉得太少了。拥有一法亩的土地，中国农夫已足以养活一家，这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可想而知？地税虽然轻，但足以满足国家每年的收入用途。有人说，为地主缴纳地租的人大约有七十五兆之多，地租越多，地力越耗尽，而为地主的人也就越多了。英法两国拥有巨资作为地主的人最多，中国不仅没有这样的人，而且境内荒芜未开垦的土地还不少，山地出产的物质，西方国家向来是地主的利益所在，中国则储存起来留待将来。中国仍沿用旧法，地丁银可以用粮食抵交，翻阅清册，大半都是以米折算成银。所缴纳的米，如果公家不用，官府可以发售。中国的税，大半出自地丁，西方国家有家具税，中国还没有这个例子。听说游历的人说，中国农业日益尽力，而对于工艺反而不太在意。中国的税务都责成给总头目一人，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偷漏的弊端，然而偷漏也时有发生。比如官员乘坐的船只按规定免于检查，这就是偷漏的明显表现。欧洲的人头税，中国虽然没有，但有一种税与欧洲商税相同，只是数额很少罢了。

暗税有三种：一是内地货税，二是盐税，三是关税。内地货税名叫厘金，数额巨大，统一由一人包收包解，每年限定缴纳银若干十万两。经手收取的人从中渔利，成为一大笔收益。包收的方法，中国以前也有实行的，比如鸦片烟税由四人包收，十年每年缴纳饷银八十五万两，就是这样。至于盐税，在中国长久以来就有这笔收益，也极为巨大。盐这种东西，销路最广，西方国家都将其作为收入的一大主要来源，与中国没有不同。关税分为两种税：一种是内地未通商口岸的税，归中国地方官自行经收，如今的子口半税就是如此；另一种是通商口岸的税，由外国人协同收取，如今的各海关洋税就是如此。海关的税，占税额的五分之四，涓滴归公，是中国最可信实的外国国债，大多以此抵押。中国当国库空虚时，常常大开捐纳之例，名器日益泛滥，这也是筹集军饷的一个方面。大概中国每年进项共有七十九兆五十万两，收银的税约六十六兆四十万两，以货物兑换银子的税约十三兆十万两，每年互有增减，未能统一。然而以中国如此之大，仅收取这七十九兆五十万两的税，实在不算多。至于官员的侵吞肥私，吏员的侵蚀中饱，数额不少，则又不在这数字之内了。中国官员数量约三万人，名义上拥有四亿人口而有这个数量，本来不算多，然而官俸菲薄，不足以资助办公，不能养廉，怎能廉洁自身？因此贿赂公行，贪腐不整，都由此而起，俨然如同分内应得的津贴中的一大主要来源。中国物产之多，人民之众，与印度相同，终究不能与欧洲相比富，至于工艺就更不用说了。五金煤矿，开采少有端倪，只有农业一门，中国看来考究，已日渐起色，但各省荒田尚多，地力终究未尽。中国人情能耐劳苦，但所求不多，稍有余裕便已满足。

译自给自足、广泛经营产业的富人，在中国尚不普遍，人数虽然众多，但比起欧洲，仍有远远不如人的遗憾。然而想要改变，也并非必然非常困难。改革政治以端正民心，发明新学问以开发地利，或许可以谋求富强，还足以与西方国家比权量力。中国向来没有国家银行，但民间的银号、钱铺、典当行已经不少，因为没有极大的买卖，在欧洲人来到中国时，他们趁机兴起，从而成就事业的很多。但中国人非常愿意与西方人合资贸易，使用洋商牌号的人日益增多。中国的钱铺发行票据不少，但流通范围不广。国家使用纸币，仅在1858年太平天国叛乱时实行过一次而已。至于国债的多少，大约有三十兆两，其中向外国借的都由西方银行经手，这是第一次。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中国向汇丰银行借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一十五英镑，每百英镑利息八厘，十年还清。第二次借款在1877年，也由汇丰银行经手，借款一兆六十万零四千二百七十六英镑。第三次在1881年，借款四兆三十八万四千两。第四次借款二兆两，利息每年均为八厘。中国国家借款的弊端，一在于利息太多，二在于限期太短，利息必定以八厘为率，限期要么定为十年，要么定为六年半，如期偿还永远没有短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海关洋税项下支付，所以能够如此迅速。中国之所以借洋债，是因为国库不足。然而国库不足，不是由于政府积蓄太多，实在是由于外省开支太滥。外省督抚平时用所收钱粮供给本省使用，而库藏匮乏，饥荒频繁，于是不得不筹借洋债了。考察洋债的借贷，始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开始与英国银行借债。1885年中法战争和约签订，而中国财政告急，逐渐呈现弩末之势了。中国古代钱法有三品，曰金，曰银，曰铜，后来因为伪造者多，于是废弃不用。现在所通行的只有铜钱一种，用铜及锡铸成，圆形中间穿绳，以一千枚为一贯，重法平四个格令。各地换算方法也不一致，有以九百六十作一千的，有以九百八十作一千的，到了京东一带竟然以三百三十三作一千，名实不符到了这种地步。银两按两计算，每两折合铜钱一千五百文。银价各省不同，市侩牟利者因此得以从中垄断。货物可以囤积，在未通商以前，每银一两贵至大钱三千文。后来，因为中西互市，铜钱价格才开始跌落，这也是市面的一大转机。至于墨西哥银元一种，最为通行，专门铸造这种洋钱，以供中国每年进口，以数千百计，实在是中国极大的漏卮。中国亟应自行铸造银元，以挽回固有的利权。这虽然与税务无关，但因为关乎国计，所以论及它。

译在《榷署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之后作书。

麦孟华

有凭借武力灭亡别国的，有不凭借武力灭亡别国的。凭借武力灭亡别国的，祸患来得近，事情显露，该国能够防备，邻国能够牵制，即使国家灭亡了，只要有豪杰再次兴起，复兴并不难。不凭借武力灭亡别国的，祸患来得远，事情隐秘，该国不仅不防备，反而感激他，邻国虽然防备，却无法牵制，这样的灭亡则是元气已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无法恢复。麦孟华说：“地球上近百年来，因后一种说法而亡国的，不知有多少姓氏，其他不必详细论述，请谈谈印度。印度，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名国。英国人用十二万金的资本组成公司，设立一个总督来掌管它，起初以保护商务为目的，渐渐地掌管它的税则，渐渐地独占它的财赋，渐渐地干预它的政事，从容拱手之间，五印度便成了废墟。虽然其后稍微借助兵力，直接摧枯拉朽，论功行赏时，商会的总督是首领，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

中国既然赔给日本二百三十兆两白银，朝中权贵退朝后仰头望着屋顶谋划富国的方法，请求对强国增加关税，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有一个在中国做了四十年客卿，致富十兆两，受到英国朝廷男爵奖赏的英国人，名叫赫德，大声说：“不如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实行值百抽十的税率，或者不如对中国用机器制造的、仿照洋式制造的货物征收重税，这样更方便。”麦孟华听到后说：“英国人灭亡我们中国，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

查考机器制造货物的税则，对外国货物征收重税，对国内货物征收轻税，这两点是西方人用来强国和保护百姓的方法。西方各国没有不互相通商的，大抵外邦商人得到的利益是一，而本国得到的利益是十。唯独他们与我国通商时，情况不是这样，即使有贪婪的商人乞求旅居中国数年，没有不是满载而归的，那些狡猾而富有的人更不必说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国不讲究外交交涉，不懂得抵制，不兴办制造业，出口货物不兴盛，他们把我国当作口袋里的东西、砧板上的肉，安然地一起取来吞噬。这已经持续几十年了。

虽然如此，我国地域广阔肥沃，足以经营；人民聪明能干，足以制造；而物产的精华，又足以供给经营制造的需要。通商逐渐长久，耳目逐渐习惯，风气逐渐开通。他们过去所依赖用来夺取并吞噬我们的那些小小技艺，我们逐渐能够了解，并且逐渐能够仿效，那么对于他们夺取并吞噬我们的阴谋就非常不利了。

今年九月，西方某报馆倡议请求禁止机器进入中国，见《时务报》第八册。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借给别人吗？虽然如此，英国禁止，其他国家将会输入；即使各国共同禁止，中国将会自己制造。这种势头的蒸蒸日上不可遏制，是必然的。像这样，只是白白失去他们销售机器的利益，而不能断绝中国使用机器的道路。对于他们夺取并吞噬我们的阴谋，将更加不利。

赫德这个人，阅历丰富且熟悉中国情况。他本来知道创办新事，举手之间必定不容易；又知道我国百姓非常害怕骚扰；又趁着我国患贫非常紧急，没有计策，可以用权术欺骗。他心里想：像这样，那么中国使用机器的人将会断绝，机器断绝那么出口货物就断绝，出口货物断绝那么国家的命脉就断绝。他对我们说：中国使用机器的人既然逐渐多了，使用机器多那么制造的物品就多，制造的物品多那么征收的税就多，征收的税多那么国库的钱就多。唉！赫德为自己为英国谋划，设下埋伏等待我们，本来不足为怪。只是不明白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人，竟然瞪着眼睛喝毒酒，跟着别人跳进陷阱，却没有人醒悟。

《左传》说：“不要滋生其他族群，让他们逼近居住在这里。”又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必定不同。”现在得到原来的提议，揭露他们的隐衷，揭发他们的诡计，驳斥它，有天下责任的人，大概会有所选择吧。

原提议说：“凡是华商打算创办制造等事业，无论制造哪类货物，如果使用洋式房屋、家具、机器，按照外国的方法施行，必须报告就近的各关税务司，注明制造哪类货物，需要本金多少，以及打算在什么地方设立，就由税务司会同地方官查勘，在该地设立没有妨碍，发给凭证，才准许开设。”又说：“所设立的制造场所，必须听任海关随时派人进入查看，如果房屋、机器有所损坏，导致伤人命的危险，就应当暂时封闭，等到修理完整，才准许重新开放。”

驳斥说：“制造设厂，将本金和土地报告官府，并听任官府随时派人进入工厂查验，这种例子西方国家有。但这是地方官员的职责，不是掌管税收的人所应当有的。中国官制不完善，巡捕未设立，像这样精细严密的政令，本来难以实行。又正值事业创始阶段，百姓多畏惧躲避，应当放宽法律条文来鼓励各种工匠。即使完全依照西方例子，将这几件事责成地方官稽核，我还认为不可行。现在却将全权交给毫不相属的税务司，格格不入的洋人。俗话说：‘厨师虽然不治理厨房，主持祭祀的人也不越权代替他。’西方人立法最讲究权限，试问商厂本金的充裕与否，土地的妨碍与否，机器的损坏

译（这）与否，与收税之事有什么干涉？我国起初任用赫德时，难道曾把这种权限授予他吗？天下万国，难道有把这种权限归属于税官的吗？他大概深知事情是权力的来源，又深知中国地方官不办事，而其权力已经旁落。于是表面上承担他应该办理的事情来代替他们，实际上暗中夺取他们应有的权力来据为己有。田氏取代齐国，王氏篡夺汉朝，这就是他的惯用伎俩了。况且民间制造商民合办，选择地点必定在空旷平坦的荒野，没有什么妨碍。他做这件事，必定图谋长远，如果有妨碍，他就不做，难道要等待外人来出谋划策？现在说由税务司会同地方官发给执照，中国地方官本来不知道民事是什么，又害怕洋人像怕老虎一样，不敢和他们共事。名义上是会同商议办理，实际上却是税务司独揽大权。即使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官场积习，除了骚扰拖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长处。商人想要求得他们的执照，恐怕带来的麻烦多得说不尽。又他所标榜的，说无论制造哪类货物，如果使用洋式房屋、家具、机器、外国的方法，都必须申报查验，这个条例，将把中国一切工艺的权利都归入他的统辖之下。起初也不过是借机器为名罢了。逐渐地，如果有不用机器的，像江西去年拟造洋式砖瓦等事，他必定说：“这是洋式的家具。”逐渐地，如果有不用机器，不仿制洋具，而厂房偶尔与西式建筑相似的，他必定说：“这是洋式的房屋。”外国技艺的精进，一半是因为互相学习其技术，日益趋向极巧，而其方法往往不知从何而来。华人聪明冠绝，将来必定有在西人已成的方法上加以增益，别创新理，制造新器的人，而他必定说：“这是外国的成法。”确立这三条，那么将来华民任何行业的操作，任何技艺的细微之处，没有能超出他范围的。这名义上虽然是管理机器制造各事，实际上是束缚我们四万万人的手脚而控制他们的命运。

译原议说：“拥有执照的厂家，必须在当地设立海关仓库。凡是制成的货物，都必须统一存放在海关仓库里。”又说：“货物制成后，在即将入库时，务必向海关申报，将货物的种类、数量、价值逐一注明。”

反驳说：货物刚刚制成，必然耗费资金筹备；货物已经储藏，必然需要时常稽查；货物将要出售，必然繁杂地评估检验；货物已经卖出，必然催促转运。所有这些事务，都必须由商家自己料理。而仓库的开启关闭、人员的进出，由海关官员的一举一动控制，必然造成许多阻碍。货物虽然是民间的物品，但土地却是海关的地盘，这样货物制成后，商民就不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权利了。又因为市场行情不定，等待好价钱出售，往往有快慢只争半天，而盈亏相差上万的情况。现在制成的货物，必须纷纷经过仓库一番周转，才能议价，商民因此失去时机而亏损的，必然很多。而那些洋关官员，安然不承担责任，反而能趁机压制勒索，暗中操纵洋货与土货的价格高低，谁能禁止他们呢？况且机器制造的货物，有笨重的，如船舶、枪支、自来水设备、自来火设备等，怎么能搬运进仓库？也有轻脆的物品，如玻璃、瓷器等，多一次搬运，损坏就不可胜计。那些制造食物等的，多拖延一天，就会发臭霉烂。作为洋关官员，难道能赔偿吗？也有危险的物品，如硝磺炸药、煤油、火柴等，与其他物品一起存放在仓库中，如果有意外发生，受牵连的不少。作为洋关官员，难道能保险吗？把自己所有的物品，放在别人的屋子里，即使是亲近喜爱的人，尚且多有不便，何况是言语不通、情意不合的洋人，谁肯听从他们呢？这个条例如果实行，华商必然裹足不前了。

原议说：“如果制造厂设在距离颁发执照的海关超过十七里的地方，该业主必须准备海关查验员居住的房舍。凡是制造局无论在何处，如果希望由海关委派查验员长期驻扎在厂里也可以，但必须由该厂提供居住的房屋，并每年缴纳海关经费银两。”

反驳说：查验员固然是天下最骚扰人的，也是商民所畏惧厌恶且感到不便的。内地的制造厂对于官府，建立于国家，是民众共同乐于见到的，众人所熟知的。境内的长官都能知道，如果有少许变化，随时核查就行了。那些钢铁、机器、军械、船舰、织布纺纱，都是为了利于国家，不是违禁物品。运往海外，销售到各口岸，都有关税，没有私漏的可能。担心奸诈粗劣，商民自己担心亏损，必然竞相追求精巧，没有需要廉价监察的必要。这几方面没有祸患，即使是在国家层面，尚且不逐一过问，反而要等待毫不相干的洋关，辛辛苦苦地劳烦他们督察吗？与官府打交道，尚且苦于胥吏的骚扰，反而每年耗费费用，另外准备房屋来供养这些无用有害的查验员。查验员为海关考虑，安插私人，坐享厚禄，固然很好了。那华民怎么办？

原议说：“所制造的货物，在未离开海关仓库时，应由海关按照估价百分抽十，征收税款，发给号收作为凭证。此后该货物或在本地销售，或运往内地，或运往通商其他口岸，或运往海外，都听其方便，一概免除重复征税。只是无论报运何处，总须按照海关章程，请领合适的准单。”

反驳说：“这一条大概是原议的根本，一切不合理的法规，都借口这一条作为起点。两国通商所定的税则，重外轻内，用来资助抵御，这是万国共同的，天下的公理。我国定税之初，被强敌胁迫，被狡诈的邻国欺骗，洋货土货收税一样，已被天下人嘲笑。上海机器纺织等局刚建立时，大吏奏请免征半税，于是定为值百抽五，与洋人运货入内地值百抽七点五的，稍作区别，大概对利权还有小补。乙未年马关条约规定，准许洋人一律在内地制造，于是华商制造的权力就与各国共享了。总署议定这个新章，说是将用来杜绝洋人，又害怕洋人未必服从管辖，于是先从华商开始征税，以堵住他们的嘴。现在洋商制造虽然已定约，但先集资购地建厂，选人也不容易，其开办兴盛，必然在数年或十几年以后。如果今天现有的厂，华商所设的不下数十家，洋商所设的寥寥无几，这个条例如果实行，用来抵制洋商的还遥遥无期，而华商受累则近在眉睫了。而且说先征华商以堵住别人的嘴，这更是欺骗愚弄孩童的话。中国的苛法，施行于吾民而不能施行于西人的多了，没听说他们自己问心有愧而顺从地接受约束的。好比饥饿的人怕别人夺食而自己废餐，好比临阵怕别人杀自己而自己自刎。万一我们的税加上了，而他日洋商制造仍援引旧定税则作为借口，强硬不服，怎么对待他们？或者又说定约明文虽然如此，但日后可以专门用于洋商，华民的厂原本可以暗中设法维持，难道没想今日国势如此，敌情那样，即使约章中本有的权利尚且不能从他人处得到，想要有所超出其外的吗？况且现在的地方有司，那些不在例外情况下压制勒索商民的

译如果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利，本来就已经是侥幸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能出于法理之外的情义来顾全大局呢？我认为当权的那些大人们，长期熟悉外情，未必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国家财政匮乏，愁眉苦脸没有办法，如今制造的新条约已经确定，洋商设立的工厂必然增多，工艺的风气逐渐开启，华人追随兴办的尤其众多，趁着这个机会稍微加重税收，那么不用费心筹划而国库收入就能加倍。哪里知道减轻税收，放宽限制，让民间从事制造的人蒸蒸日上，设立的工厂以千万计，即使百分抽一，而收入也已经无数了。如今加重税收，收紧罗网，让民间从事制造的人惊恐不安互相告诫，止步不前坐以待毙，渐渐地连以前所有的工厂都会亏损倒闭，不再有一个留存。即使百分抽百，又能得到什么呢？现在采用他们的方法，固然可以使我们的华厂亏损倒闭而不复存在。华厂亏损倒闭而不复存在，本来就是他们的大利所在。即使我们华人竭力抵抗，不畏惧苛刻的法令，而设立工厂与他们接连抗衡，那么采用他们的方法，又能使一切工艺的权利都归他们统辖，安然垂手就能掌控我们四万万人的生死，这更是他们的大利所在。所以说：“英国人灭亡我们中国，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左传》说：“狡猾地想要开启祸端，哪个国家没有呢？”又说：“戎狄的贪欲没有满足。”把每年七千万的关税收入掌握在敌人手中，已经非常危险了，何况借着抽税的名义，来查验我们，查核我们，设立仓库来节制我们，出具凭证来操纵我们，豢养税吏来鱼肉我们，索取经费来剥削我们，把一切仿造洋式、参用西法的工艺，都归他们统辖来束缚我们，这又与富有的家庭雇佣仆人来掌管出入，而做仆人的必然干预主人的家政有什么不同呢？将来后悔莫及，哪里还来得及呢？孔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天下本来没有不保护百姓而可以立国的。相信强敌的谎言，国家的根本元气，像细流一样不堵塞，将会汇成江河。不要说没有危害，它的祸患正大。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