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　礼政九交涉

译皇上慎重边防，顾全藩属，因时筹备，指示机宜。臣跪读之余，不胜钦敬惶恐。

查探法国觊觎越南，蓄意已久。因为该国当初占据西贡、柬埔寨等地时，以为澜沧江、湄南河可以直通云南。后来发现这两条河流多处浅涸，不能通航，于是想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入口以通达云南，增设商埠。

法国图谋越南之事，报纸上议论纷纷，官场中却机密隐秘。然而士绅百姓谈论此事，都认为夺取越南东京易如反掌。

去年冬天，臣在俄国议约，因听说法国有派兵前往越南的议论，随即照会法国外交部，并与法国驻俄公使商谈会晤，极力陈述越南受封于中国，长久列为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

今年闰七月，臣由俄国换约事毕，回驻巴黎，又于八月初一日照会外交部，将总理衙门历年不承认法越所订条约之意，恳切声明。过了很久，才接到外交部尚书刚必达的复文，措辞虽然尚且强硬，但法国朝廷在进取的谋划上，似乎已稍作回旋之势。

因为法国商人堵布益昔年往来滇越经营贸易，就是法国西贡总督堵白蕾图占越南的线索。后来因事端败露，西贡总督所派的守备嘎业被越南人所杀，商人堵布益所携带的本钱也亏损了数百万佛郎。该商人回国向法国朝廷索取赔偿，法国朝廷答应等定计占取东京之时给予偿还本钱。今年该商人已经函告广东、上海旧日同伙的西方人前来巴黎领取赔偿，这是法国朝廷定议占取东京的证据。

后来该商人的伙计德尔吉等人来到巴黎，无款可领，失望而归。有臣处翻译官马格里的朋友、上海载生洋行的史密德亲耳听到德尔吉说得非常详细，这是此事暂时得以平息证据。

微臣揣度大概情势，法国除了朝廷中的几名官员之外，能深明东方情形的实在没有多少人，竟然有不知道越南是中国属邦的。接着看到总理衙门屡次声明不承认法越条约，又屡次声明中国保全属国以巩固边防，不能漠视的意思，该国或许畏惧威德，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发动，也在意料之中。

只是臣处未接到该外交部确实的复文，仍不敢说已有把握。总理衙门王大臣原奏中所称“争以空言，必须见诸实事”，实在是至当不移的论断。

各边疆大臣钦奉寄谕之后，如何遵旨妥善布置，自必先后据实陈奏。臣应当钦遵谕旨，坚持前议，总以不承认法越前订之约为根本，以期望形势制约，消弭争端，仰慰圣心。

将臣与法国外交部来往的照会分别译成汉文，抄录底稿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将臣所拟照会稿的摘要先行电达该衙门查核之外，所有微臣现在与法国持论的情形及揣度法国大概情势，理应恭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关于照会回复之事，查据贵领事来函称，日前广东省各属教堂被抢被烧的案件，当时已命令教士将各处情形逐一详细列成清单，共计三十三张，相应照送给贵部堂查照。只是此次教士教民受害，共损失银三十八万三千三百八十八元三毫四仙。这都是光绪十年、十一年的事情，也是因为地方官员未能切实保护，才遭受如此惨祸。虽然屡次奉到大清皇帝保护的法旨，无奈各官不能切实执行，所以各处百姓任意欺凌教士教民，无法安身立命。此次既遭骚扰侵害，又损失巨额款项，深为可怜。素来仰慕贵部堂胸怀高厚广大，必定为本署领事用心迅速将案件办结，仍希望命令各属一体保护，以敦睦友好情谊。或者由贵部堂委派精明干练、公正的人员，会同本署领事所派的人员商量，秉公妥善处理，也可以。至于应如何办理之处，希望即刻照会回复。为此照会等情，附送法文一份，以及中法损失清单三十三张。本部堂均已阅悉。

查中法两国自去年订立条约以来，敦睦如初。所有前年七月贵前任领事离开广东以后，至去年六月返回广东以前的一切事件，本部堂实在认为无可商议办理。去年七月初四日接到师前领事的来函，已于七月十一日照会回复，文中以及七月三十日答复函中明白指陈在案，意谓师前领事必定恍然大悟，深深后悔立言的失误。贵领事也必定不至于再沿袭师前领事的错误。然而此次来函核查与师前领事去年的文件大意相同，实在非常诧异。贵领事向来深明公平道理，备悉各国交涉章程，不应该又生波澜，提出这种不合情理的请求。本部堂不得不与贵署领事切实论说。

来函所称教堂各案，大约分为三类：一是教堂，二是教士，三是教民。广东各属法国教堂有事时，则由官府代为封固看守；事平之后则清点明白交还，保护之道不过如此。这是教堂方面无可商议办理的。教士出境则送行，留在广东的则保卫，保护之道不过如此。这是教士方面无可商议办理的。以上两点，前次照会回复文中均已详细切要地陈述。现在无需再说。至于教民这一项，这些人虽然信奉法国教派，仍是中国子民。领事离开广东期间，广东教民的事情，岂能再行追问？这无异于干预中国保护子民的权力。这更是教民方面无可商议办理的。

总之，前奉谕旨保护法国官商教士，是我国家格外浩荡的深仁，舍弃小忿，眷念旧盟，敦厚情谊。所以虽然正值战事纷纷，但高天厚地般的恩泽覆盖涵濡，曾无丝毫差异。广东文武百官，宣奉恩命，为之消除仇衅，为之保卫行旅，为之保护室庐。当时人情汹汹，数百里内外起义聚众，必定要抓到敌人才能甘心。见到敌国的人，无论官商；敌国的物品，无论钱货，誓不留在境内。贵前任领事及教士等，莫不亲眼所见，莫不深知。经过本部堂再三通令晓谕，声明法国官商教士不是因为争战而来，本来与法军有别。严令诸将约束各营，明示密防，费尽心血，才有今日的安宁。

凭借众怒所聚集的物业，居然侥幸得以保全，即使小有遗失，仅如细微之物留存于法国者，实在大且多。法国官商教士将要离开时，没有伤生的恐惧；等到离开之日，没有失路的悲哀。回来之后，得到栖身之所，他们所仰赖的天恩，至优极渥。而广东地方官员重视睦谊，禁令严明，广东百姓遵旨守法，格外厚道，也实在值得感激之处。本部堂之意，以为师前领事回到广东之后，必定当转述贵国国家以及将相总大臣和教士的意思，用好言尽礼，道歉道谢，以答谢我两广百姓。以后格外谦和，格外谨慎收敛，不争不竞，以期民教永远相安，那么贵领事这才算是善于奉行西教、维持商务的人。

现在来函不知感谢地方官员，不知慰答众军民，反而说保护的法旨各官不切实执行，诬称为欺凌，诋毁为骚扰侵害。试想如果当时不切实执行，那么在义民百姓愤怒沸腾之际，恐怕对贵国师前领事官已经不利了，还哪里谈得上区区教堂什物呢？现在玉帛重敦，言归于正，以前的事情自然应该置之不提。来函所谓损失银三十八万余元，请求将案件办结等语，查这些都属于开战以后、议和以前的事情，无可归结。如果各属教堂在去年七月教士回堂之后，另有被抢焚的案件，一经知照，自必按约命令地方官员持平妥善处理，也不必另派商办人员。

再者，去年撤兵立约以前的事情，本部堂本不欲提及，以免显得气量狭小。现在来函既然屡次纠缠前事，那么本部堂也未便默然不言。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开始，以至于

译同治十年六月，鸡笼开战之后，耗费于各路人马军费以及税厘短少亏折的款项，数额极为巨大。然而这属于国家层面的支出，断然不屑与邻国计较。即便就商民亏损而言，战端既开，生计便受阻碍。福州、台湾、镇海等地战火纷扰，士农工商、船户、渔户在人口、产业、财货、船只方面的损失，不知有多少。但这尚且属于其他省份，暂且搁置不论。如今专就广东一省而言，掳掠广海的渡船，封锁北海的商埠，潮州、廉州、琼州道路梗阻，货物停销，商、工、船、渔各行都遭受亏折。统算广东省各口岸损失的银两，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依照万国公法，自然应当由举兵侵入他国领土挑起事端的一方承担罪责。贵领事官须先说明，这三百八十万两银子如何查办、如何结算，筹定妥善切实的方案，与我部堂商议妥当，然后再去查办教堂损失的零星物件，也是可以的。至于广东省筹办海防正需经费，目前议定筹备银四百万两购买船炮，尚未筹措齐全。贵领事官若以和睦为怀，若能代为用心筹助，更是我所欣喜的。鉴于上述情况，特此照会贵领事官。请查照，顺候时祺，须至照会者。

译藩邦

薛福成

从前齐桓公会合诸侯，招致江国、黄国归附。管仲说：“江国、黄国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如果讨伐楚国却无力救援它们，就无法让诸侯尊奉齐国了。”齐桓公不听，楚国攻打江国，灭亡了黄国。君子对此感到哀怜。后来卫国灭亡了邢国，莒国灭亡了鄫国，即使是凭借齐国、晋国的强大，也不能过问，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形势造成的。然而中国接受朝贡的国家，有定期朝贡的六个：叫朝鲜，叫琉球，叫越南，叫缅甸，叫暹罗，叫南掌。朝鲜、琉球最为恭顺，越南次之，其余三国不过是羁縻控制、不断绝关系罢了。过去英国人从印度进入缅甸，割占了其西南边境的要地，近来因为国内多事，与英国关系恶化，有每天缩减百里的危险。暹罗国势稍为完整，近来也亲近仰慕西方人，采用他们的政治风俗，并且断绝了向中国的朝贡。南掌处在暹罗、缅甸之间，东西两面受到夹击，国土被蚕食过半，若存若亡。这三个国家，中国既不能用武力保护它们，又不能用威望使它们服从，应当把它们置之度外，停止它们的贡使，它们有急难，也不要过问，只是严格修筑我们的边防罢了。至于朝鲜，像衣襟和腰带一样环绕海外，是中原的屏障，没有朝鲜，那么辽水东西都将受到警报。越南毗邻两广，已经非常衰弱，屡次被寇贼侵扰，不派遣偏师不足以巩固我们的边防。琉球被日本废除，中国虽然争辩也没有益处，然而又不可以沉默不语。这三者一定都要有所处置。我私下认为，解救琉球的祸患，应当等待局势变化；消除越南的祸患，应当审慎把握时机；防备朝鲜的祸患，应当改变其习俗。琉球是个弹丸小岛，紧靠日本，它不能依托中国庇护，是形势使然。中国接受它的朝贡，本来极其微薄，不必因此兴兵结怨，也是形势使然。然而日本无故废除灭亡琉球，国人中持清议反对的占一半，主张这个计谋的是萨摩人罢了。他们派遣军队设置官员，耗费巨大，而琉球土地极其贫瘠，本来毫无所得。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不贪图朝贡的意思，留有余地以自处，同时责问它灭亡人家宗庙社稷的原因，凭借大义来执言，仍然在自治自强的道路上，切实整顿，也就是张扬我们的虚声，仿效日本兵船来游历的意思，经常选派船只游历东洋以熟悉海道。他们刚得到琉球，屯兵弹压，白白耗费巨资，又冒着不义的名声，国人中憎恨萨摩党的人一定会起来议论他们的后事，估计他们不能没有悔意，等到他们后悔再图谋处置，或者派遣大臣前往商议，暗中给予转圜的机会，那么事情就容易决断了。所以说应当等待局势变化。至于越南被法国人侵削，失去六个省份，虽然与法国订立条约议和，但国势衰落，很难再振兴。李扬才窥探到可以欺侮从而产生野心，纠集数千人的党羽，在边境外徘徊，时而窥视时而窜伏，料想不过是草寇之辈，起用枭雄之才。然而越南军队长久疲敝不训练，贼寇已经攻占占据几座城池，有逼近东京的趋势。先前中国派遣一万多军队，从桂林出发经镇南关，越过两千里出关追贼，又行军一千多里，路途遥远军队众多，粮饷难以接续。贼寇又占据险要地势不战，以消耗我们的军队，假如稍有不利，损害威望不浅。现在的计策，不必用老将重兵临阵，应当挑选精锐三四千人，选拔资历声望稍轻但懂军事的人率领他们，以扼制贼寇后方，看准时机进剿。另外派遣兵轮船一两只，载精锐士兵一千多人，前往保护越南的东部。东京是通商大埠，江海深邃通畅，往来迅速便捷，粮草器械有转运的便利。他们既然担心我们的夹击，又无法测知我军多少，他们的部众一定会闻风惊散。这时进退的机宜，仍然用越南人做向导。越南人心既已稳固，自然可以扼守城池关隘，以断绝贼寇粮草，招抚谕告土寇，以孤立他们的党羽，联络民间团练，以布置声势。他们进退失据，一定可以擒获，这就是所谓的出奇制胜。所以说应当审慎把握时机。至于朝鲜幅员广大，并不不足以与日本相当，无奈僻处东海，独自保守，日益贫弱。俄罗斯环绕其北，日本逼迫其南，都想着观察衅隙而动，他们一定不能抵御。议论的人都说应当劝告朝鲜与西洋各国订立条约通商，俄日如果在朝鲜有事，西方人忌惮他们吞并并且妨碍商务，一定会起来帮助他们，这确实是牵制的良策。然而朝鲜风气未开，劝告他们一定不肯听从，即使听从，而他们与各国相处，本来应当一定不合宜，事变增多，这是引敌入室。现在想要使朝鲜善于选择交往对象，必须先扩大他们的见闻。按照朝鲜有派遣学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惯例，应当挑选其中聪明的调入同文馆，教授洋学，几年之后咨询返回本国，根据才能录用。中国所刊印的条约公法以及译刻的洋学诸书，酌情颁发若干部给他们的国家，潜移默化久了，或许使他们自己知道孤立的形势，也渐渐寻求保国的策略。这个说法虽然看似迂缓，但实在是治本的图谋。所以说应当改变其习俗。像这样，那么琉球、越南已经发生的祸患就有办法解救，朝鲜尚未发生的祸患就有办法防备，爱护小国的道理不外乎此，其余力量所不能及的，应当在无事时早作打算。不打算，恐怕又有像琉球那样的事情发生。有人说：“万一琉球复国，中国还将以藩属对待它吗？”回答说：“中国不能保护琉球，是地势限制的。即使侥幸复国，也一定设立变通的方法”

译以便能够长久维持。否则，中国凭借朝贡的空名，动不动就会受制于日本。”然而现在还没有空闲去讨论这件事。

译关于与英国外部大臣商定派遣人员会同册立坎巨提头目一事，奏疏。壬辰日。

薛福成

奏为坎巨提回部遭受英兵攻击，被驱逐其头目，多次与英国外部大臣商议，由中国派遣人员会同英国官员册立新酋长，以保全两属之国的体制，预计可以妥善解决，恭敬地呈递密折陈述，恳请圣上鉴察的事。臣查考，在中国回疆之外，向来有羁縻各回部，远远仰慕声教，列为屏藩，虽然没有设置官员，但颁行正朔，或者虽然没有入贡，但奉命谨慎。查考《西域图志》，知道入城边外尚多属地。即使同治初年湖北所刻的《一统舆志》，实际上是以康熙、乾隆内府舆图为蓝本。臣曾观看《一统图》所详述的疆域，参以时宪书所颁布的地名，那么昔年中国所属的回部，实际上已可得知其梗概。只是自从咸丰、同治年间，中国内寇不安定，无暇顾及远略。俄国既以兵力吞并浩罕、布鲁克、哈萨克、布哈尔诸回部，扩张土地不下数千里。而巴达克山、鲁善、什格南、瓦罕诸小部，则都服属于阿富汗。近来阿富汗成为英国的属国，英国的大势迅速由印度向北推进，有与俄国争雄之意，而中国西边之外的事务，遂日益繁多。就像坎巨提一部，靠近喀什噶尔南界，在葱岭以南，其地纵横数百里，户口约近万人，每年向中国进贡沙金一两五钱，按规定赏赐大缎两端。近年属回中入贡中国的，只有这一部，即新疆识之干竺特，《一统舆图及时宪书》的喀楚特，同音而异译罢了。但不知何时又服属于克什米尔，也每年有贡献，而克什米尔现在也是英国的属国，因此英国的印度总督每年补贴坎巨提经费，以助其整理防务为名，实际上暗中收取其内政之权。去年夏秋之间，坎巨提已有赴喀什噶尔告急的行为，这是因为英人筑一台俯临坎境。臣于本年正、二月间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信，以英兵侵犯坎巨提，该头目连战不胜，率领其逃众到卡外求援。嘱咐臣以起衅情节诘问英外部，臣询知英兵修筑一条路，直贯坎境，北抵兴都库什大山，意在扼住此隘口，以杜绝俄众南侵，而保护印度门户。该头目兴师拦阻，被英兵击败，其所居的棍杂城，也被英兵占据。臣与英相兼外部大臣沙力斯伯里会晤商议两次，据称并无灭坎之意，也无阻止坎巨提入贡中国之意，只是因为坎酋罪恶甚多，轻慢英官，不得不显示惩儆等语。臣与总理衙门往返电报商议，妥善筹谋办法。因为坎酋声名一向恶劣，势难必定使其复位。该部既然是两属之国，与专属中国的又稍不同，只能斟酌就外部之辞与之理论。外部言语闪烁其词，初次存坎之说既很游移，而必欲占据坎巨提之心则很坚韧。幸而窥探其隐情，颇以俄焰方张，急切想联络中国，不欲敛怨树敌。臣得以就此设法磋磨，而英廷处置东方事务，动辄须等候印度总督议复核办。最后称选得旧酋的弟弟摩韩美德拏皇，可为坎巨提头目拟请中国派员会同英员行封立之礼，已由总督衙门电告新疆巡抚，选派妥当官员前往。臣与外部商订仪节，华员、英员共为一班。克什米尔系英属国，该员位次应稍居后，行礼之期初订在闰六月二十三日，现在展期至七月二十五日。只领届时彼此和衷妥办，即可成事。这是与英廷商办选立坎巨提酋长的原委。臣以为数十年来，西洋诸国日益向东扩张，俄国开辟珲春，英国守卫香港，其初皆系中国之地。彼族知道我国中国疆土广远，向来不计较尺寸，尤其不力争藩属，乘间抵隙，竞生贪得无厌的谋略。于是日本灭琉球，法国取越南，英国翦灭缅甸，相率效尤，竟无底止，甚至有的觊觎我国朝鲜、窥视我国台湾的，也是事势使然。英人经营坎巨提，大概不是一日，此次乘衅而动，他们以为蕞尔部落，中国必定度外置之。等到臣承总理衙门指示，极力与之争辩，稍出英人意料之外。他们既然以立酋为转圜，我即可借保小为退步，虽然选酋之柄隐属于英，然而既然稍争回体制，使各国知道两属小部，中国尚不肯舍弃，已稍微改变琉球、越缅之前的规矩，似乎对大局不无裨益。而且俄、法诸大邦见中英交谊如此亲睦，也应当稍收敛其嚣陵之气了。除详细情形暨问答节略已分次寄呈总理衙门外，所有中英两国会立坎逆提头目预计可以妥善解决的缘由，理应恭敬地呈递密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逆酋窜入俄境，该国允严禁锢，奏疏。

曾纪泽

奏为逆酋白彦虎等窜入俄国境内一事，现接该国外部覆文，允诺严加禁锢，恭敬地呈递急奏，恳请圣上鉴察的事。臣于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承准总理各

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文称：光绪七年四月十七日奉到上谕：“刘锦棠奏称首逆逃脱诛杀，请饬令使臣向俄国据理交涉，要求解送惩办一折。刘锦棠认为，曾纪泽已与俄国另立新约，但白彦虎等逆犯如何交出，并未听闻议及，急应执约理论，不可置之不理等语。”关于白彦虎一事，此前二月间据曾纪泽电报寄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处理办法，当时指示此事自须论及，是应立即商议，还是等到换约后再议，由曾纪泽审时度势办理。经该衙门通过电报传旨回复，曾纪泽接到此旨，当能相机行事，妥善筹办，等到曾纪泽奏到时再行谕知刘锦棠遵行钦此。恭敬抄录谕旨，抄录原奏，咨行要求钦遵到臣。臣于七月二十八日照会俄国外务部，令其按照成约将该逆犯等在限期内交还，并于闰七月初三日附片上奏，声明等到接到该国确实的回复文书，再行据实回复上奏，请旨定夺。现在接到该国外务部回复称：“白彦虎等犯属于公罪，不在条约所载之列。虽然该国对这些犯人所做的事也深恶痛绝，但不得不承认各国容留公罪罪犯的惯例。只是本国也不得不承认有责任设法防范，以杜绝越界图谋不轨的情事，因此本国命令将白彦虎禁锢在距离中国边界较远的地方，严加管束。如此办理，相信贵国国家洞悉原委，必定认为妥当。而本国设立如此严防，以免白彦虎等再滋事端，是出于安定中国边疆的考虑，务必望鉴察此情，应当会满意等语。”照会回复前来。臣此前在本年七月初间，尚未赴俄国换约之前，曾经函告总理衙门，声明西洋国际惯例，对于寻常命盗各犯立有条约的，无不互相交还，唯独对于起兵造反的逆首则以公罪看待，认为称乱者众多，为首者并非一人之私，所以各国从未有交还之事。反复思考，对于索还白彦虎等逆犯，不敢说立刻就有把握。后来接到该衙门函复，认为西洋既然有此惯例，恐怕难以争辩，只期望真能将其禁锢，永不令其成为我国边患等语。此次俄国外务部照会回复，与总理衙门所论情势尚属相同，是否应请旨饬令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等，将此事作为了结处理，恭候圣裁。除将俄国外务部照会译成汉文的抄稿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外，恭敬上奏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恭敬上奏。

译中西敦睦策

殷之辂

我认为，敦睦之道，只须对小人讲说，不必对君子劝勉；而谋划敦睦的策略，则是为君子谋划，不是为小人谋划。为什么呢？因为小人崇尚权势，他们与人交往，善意都基于利益。被权势所熏染，即使极其相好，也不能称之为敦睦。所以，早上献玉帛、晚上动刀兵的情况是有的，起初如胶似漆、最终互相残害的情况也是有的。君子崇尚事理，他们善意地与人交往，一切都以情理所适宜为标准。即使有小的言语冲突，无非也是想要保全敦睦。所以，礼让再三而不认为这是卑屈，兵戎相见而不认为这是欺陵。假使这世上全是君子，那么敦睦何必需要策略？只是这世上并非全是君子，而想要他们永远保持敦睦的情谊，绝对不是没有策略就能做到的。试着以这孑然一身处世，与邻里乡党交往，想要求得相安于敦睦，尚且不可以没有策略。何况是邦交呢？何况是当今中西之交呢？中西之交，是自古未有之局面。语言文字迥然不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以前远隔重洋的，现在都近若比邻。通商数十年来，虽然大体上友好无过失，但龃龉之处正复不少。难道中国在敦睦之道上有未尽之处吗？而中国却是事事克制自己，安抚保护远方之人，对待他们比对待自己的子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各处民教相争以及商务涉讼等案件，无不压制民众而体恤外人，依法严惩，使外人如愿以偿。这样看来，志在敦睦的，没有比中国更甚的了。既然已经志在敦睦，为何还有龃龉？难道西国对敦睦之道不甚重视吗？而西国却是事事秉公，不轻用武力。假设有两国争执不下，各国必定出面劝解，使之恢复和平。而且不仅同洲如此，即使事情在异洲也是这样。往年中法战争，眼下中日之事，都经过欧洲西方诸大国参与其间，极力劝和。虽然日本有心挑起事端，甘冒不韪，以致事情最终决裂，但诸大国的盛意确实值得嘉许。这样看来，西国对于敦睦，更能全力保全大局，更有什么龃龉呢？然而中西交涉犹不免小有龃龉，其原因在哪里？敦睦之道则有余，而敦睦的策略未尽完善。试着借箸筹谋一下。刚才论及君子小人，并非分别指两国而言。无论何国，不能全是君子，也不能全是小人。只是道有消长，用有升降，政俗因此而异。于是有若国君子、若国小人之辨，因为他们尚理尚势相差甚远。尚理原本胜于尚势，但有时尚理者常被尚势者所屈，于是有解嘲之言说：“受屈者常在，天道好还，我仍尚理以等待它。”有愤激之言说：“当理不如尚势，弱肉强食，我只修武以制之。”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争端的机兆愈潜伏愈深，其爆发必定更猛烈，哪里足以保全敦睦？那么理势并尚如何？回答说：“差不多了，可以立足了，与各国的交往也可以长久相睦了。”但要说敦睦，则还未达到。尚理而深造于理的微妙，尚势而转忘于势的辅助，理与势浑成一贯，然后万国和同，争端悉泯，中西敦睦复何待言？所谓深造理之微妙者，事无巨细，理所应为者无不为之，做了而不恰当不停止；理所宜革者无不革除，革除了而未尽不停止。法律弊端的，理宜变革就变革，不要因循守旧；法律好的，理宜效仿就效仿，不要只袭皮毛。在上位者，理宜尽心民事，不要使有一人不得其所；为百姓者，理宜奉君事上，不要使有一艺不精。这样则上下一心，君民一体，财用充足而人才兴起，武备充实而文治兴盛，纵然府库无藏而富莫与京，兵额不多而强无与敌。凡此种种，起初不过是循理而行，未曾言势，而势早已根于理而由此产生、兴盛了。所谓理与势浑成一贯，就是这样。至此而起，看待外交无论君子小人，他们与我敦睦，当复如何？

论中外交接，其联络维持之法，究应如何办？

李提摩太

试着就联络维持之法论之，只欲言其法，应当先考察其国之所由来，然后才可以言法。按中国居于亚细亚之东，是最大的国家。其天时之和，地土之肥沃，出产之丰盛，人数之众多，远远没有能比得上的。然而在天下，又是最弱最贫的国家。英国未立国之前，中原已称大国，又没有比中国更古老的。中国之地，大于英国本土三十倍有余；中国民数，多于英国民众数十倍；其地土出产，更非英国所能同日而语。但中国如此之大而且佳，而英国的富强，较中国最大之时而更大，为什么呢？天下无一海道，无一国都，无英国人也。其权柄已行于普天之下，其所统辖之民与中国相埒。以英国本土进出货物而论，值银三千兆圆，二十年来英国的生意之大，驾乎欧洲各国之上。若中国不过二百兆圆，这是英国通商银数大于中国十五倍。以英国、中国人数核算，英国每人派洋八十四元，中国每人派洋仅五角五分。再以美

译各国相比，美国是最新建立的国家，建国仅满百年。其人口仅有四千万，但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已是中国的六倍。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九倍，若以中美两国人口计算，美国人均产值为二十五元，中国人均产值仅为五角五分。这仅仅是就通商一事而言，推及其他事务也是如此。西方人看待中国，觉得不应当是这样。难怪西方人因通商来到中国，都感到奇异，想要查明原因。经查，发现与外国相反的地方，有一个重大原因。外国视古代如孩童，视当今如成人；中国却视古代为无，认为当今不及古代。所以西方国家兴盛而不衰退，中国每况愈下而不振作。西方国家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道善于变通。这就是中国贫弱的原因所在。不知拘泥于古法，反而害了当今。当今的时势如何？应当审时度势而行，超越古人，合乎时宜。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然而在当今时代反而推崇古道，实行得太急促，人们将会非议其错误。必须从容不迫，思考出好的方法而慢慢改变，既不使人们感到惊骇，又能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才是善于变通的方法。只是所改变的是方法，而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大端上，仍然是万世不变的。人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就拿“忠”字来说，假设有叛逆者在面前，用弓箭杀贼而不能成功，用枪炮灭贼则容易平定，这是同样的忠诚。不能说用弓箭杀贼是忠，用枪炮灭贼就不是忠。又如农家，用旧法耕田收获不多，改用新法则收成加倍。方法虽然变了，但耕种的人没变，然而所收的五谷多寡相差悬殊。这是必须改变的方法，急需改变，可以成事，否则就会失败。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君民一体，上下应当沟通。倘若君主身处深宫，百姓身处民间，彼此不相连结，导致国家贫穷百姓弱小，中间饱食私囊的只有做官的人罢了。官员一旦中饱私囊，上下都陷入困境，就像身体不能指挥手臂，手臂不能指挥手指，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因此君主、百姓和臣子应当深思上下相连的重要方法。从前罗马有一位宰相，设有一个寓言可以引证。一天手脚结盟，说肚腹无能却整天吃饱，以后我们应当翘起脚、缩起手，不必再为肚腹做牛做马了。才过了几天，手脚都软弱不堪，而肚腹依然如故。于是醒悟说：手脚和肚腹应当视为一个整体，不可一日分离。如果说君主自是君主，百姓自是百姓，百姓没有过多要求，所求的只是丰衣足食与太平无事罢了。相信这话，那么君主与百姓分离，国家能不危险吗？这就是西方国家设立议会的原因，而究竟不知道中国能否实行。即使君主、臣子和百姓能够联络，可以期望国家强大了，但消除内患、抵御外侮，又有其自有方法。因为外侮多是由于内患未平。内患能够平息，外侮从何而来？如台湾、云南两件事，内地不产生祸害百姓的人，日本与英国万万没有可乘之机。由此可知朝廷批准与西方国家立约通商，传谕臣民保护西方人，朝廷的意图并非不美好，但在通商大臣之外，各省内地的官民未能普遍知晓，每当遇到西方人便视如仇敌，想要加害他们以为是对国家有功，而不知道这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极大。如果说上谕传达得不广，百姓多事，不应当专门责怪百姓，这又是西方国家新闻报纸的方法最为善巧了。西方国家的新闻报纸从省到府到县，大小文武官员以及乡镇商民没有不看的，凡是国家发布一道命令、施行一件事，必定刊登在新闻报纸上，百姓一看新闻报纸，遵奉没有违抗，这是内患不生、外侮不来的好方法。中国新闻报纸不多，所以知晓朝廷命令的人少。但是新闻报纸虽然少，而能每天发布的京报，如果能在乡间普遍展示，乡民可见而知。即使十个人中有两个人顽固不化，那有知识的八个人，必定会劝导他们，那么无知的人就会变得有知，而不至于危害国家了。倘若国人全都顺服，而边境有违抗命令的百姓，这镇压的军队是不可缺少的。

译有人说军队就是强国的方法吗？不是的。军队不过是强国方法的一个方面罢了。设立军队有两种方法：一是巡兵，一是战兵。有了巡兵，道路上的小事情可以平息；有了战兵，国家中的大灾难可以消除。巡兵由地方官供养；战兵由国家供养。所谓的军队，不仅仅是穿上制服、扎下营盘、列成队伍、炫耀外观而已。必须舍弃弓箭刀矛而改用新式枪炮，以此来在疆场上炫耀武力。然而也不仅仅是夸耀枪炮的新颖，必须熟悉操练、精通攻战，不使百姓畏惧而让敌人胆怯，遵守军令、步伐整齐，可战可守。而且必须有通晓韬略的杰出统帅，善于约束和教导他们，这才叫军队。否则不过是闲人罢了。或者虽然有精明的统帅，平时操练战兵，但这省若干营，遇到不测，迅速调兵，而军队行进迟缓，受害的地方已经无法挽救，这就有军队如同没有军队一样。那么遍地都供养军队吗？而军饷又难以持续了。就以哈密和喀什噶尔来说，东西相距至少六千里，按驿站行走，将要走一百天，军队已经疲惫，该怎么办呢？这又是西方国家的铁路方法最为完善了。中国如果有铁路，五六天就可以到达。中国士兵近来都学习西方方法，购买洋枪、配置洋炮，以为有备无患，却不知道仅仅学到了半途。铁路行军还没有梦见，不真是白费心思和军饷吗？往年德国和法国交战，德国能战胜法国的原因，不是德国士兵果然精锐，在于铁路行兵的神速。如果没有铁路行军，不仅军队容易落后，就连弹药粮食也容易断绝，士兵空腹，势必退下来寻求食物，而军事就危险了。西方国家建造铁路，难道没有原因吗？况且现在俄国精于建造铁路，探明路程，从极西的地方开始，到与中国交界的地方停止，如果想要用兵，两个礼拜就可以到达。中国行兵而没有铁路，最快一个月，最迟三个月，鞭长莫及，而俄兵已经进入国境了。不更危险吗？中国对此还可以对铁路的方法置之不问吗？建造铁路的方法，以京城为总汇之地，分出支路，连通十八省，各省相连，这才是关键。比起用银两购置枪炮弹药等物，有事的时候固然重要，无事的时候放置无用。而铁路则不然，有事时对军事最有利，无事时作为通商的快捷方式，无穷的利益由此产生。以上论述的是陆路的兵法。至于中国沿海的省份很多，炮船又怎么能缺少呢？大的铁甲舰，小的轮船等船，都足以依靠它们来捍卫国家并壮大国威。但是中国有造船造炮的局所了，有买船买炮的举动了，而驾驶船只的人不得其法，放炮的人不知其法，虽然有好船好炮，到了海上，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罢了。不仅如此，搁浅的隐患也应当考究。如天津、吴淞等口岸，如果不是开辟深水航道供炮船出入，难以进出，这难道是方法完善吗？其他有关军事的，就是电报的事了。譬如救火的人，高建一座楼，在上面放置大钟，一遇到火警，敲钟几下，就知道某处火灾，前往救援，是容易的事。火灾尚且应当如此，用兵的大事呢？怎么能建楼鸣钟而让全国都听到呢？这又是西方国家的电报方法最为完善了。电报瞬息千里，神妙难以言表。中国文书以千里马传递为最快，与电报相比相差天渊。电报尤其快于铁路。如果某处仓促兴起战事，通过铁路传信，或许经过两个礼拜才知道，即使通过铁路行兵，也必然经过两个礼拜才到达，这样往返已经一个月了。如果用电报，顷刻就知道，随即调兵通过铁路驰往，非常迅速。现在电线由中国连通外国有两条，紧急信息五万里之遥，往返只需要一天罢了。况且电报也不仅仅是利于行军，即使平时传递文书以及货物价格行情非常有益，怎么能再迟缓呢？普天下铁路、电报所在皆有，仅剩一个大国寻求办理，不是中国是谁呢？然而中国想要办理这些炮船、铁路、电报等大政，非常不容易。当此国库支出不足，除了关税、厘金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筹划，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办理这些炮船、铁路、电报等大政，越办越穷。这不是急于谋求富裕不可。

伦敦致丁雨生中丞

曾纪泽

二月八日接到并拜读腊八日的亲笔信，详细得知两肃的情况。芜杂之辞已呈请青览。日本垂涎台湾，果然从琉球入手。您的言论切中天下的不幸。还希望朝廷之上及早筹划，不要让那族人的狡诈计谋得以完全施展。所谓亡羊补牢，尚且不晚。我们中华清流的士大夫高谈唐虞商周遗留的糟粕，而忽视肘腋腹心的祸患。追究其弊端，不仅无益，实在足以留下祸患。事机挫伤了壮健的身躯，以致成为羸弱的疾病。这过错不全在读书的酸秀才，也是当事者惮于建立，怯于担当，从而酿成的。纪泽自从涉足欧洲，目睹远方人政教有条理，富强有根本，艳羡到了极点，愤懑随之而来。然而引商刻羽，

译夹杂在流动的征召之中，能够应和的人又有几个呢？只能在深山穷谷之中独自一唱三叹罢了。接连多日心情格外恶劣，是因为正月二十三日收到总理衙门的电报，说崇厚所订立的条约，中外臣工都认为窒碍难行，于是派遣纪泽出使俄国再次商议。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当面订立的条款，忽然想要翻悔，施加于至弱极小的国家，尚且不肯顺从。凭借俄国的强大，理上不能折服，势上不能屈服，难道不是这样吗？目前书信尚未到达，不知详情。不知道所委派的事情是否还能着手处理？纪泽所担忧的，是进入俄国境内会被轻视，简直没有办法将自己列入公使的行列，更不用说商议事件时的意见不合了。总理衙门有总理衙门的意见，京官有京官的意见，左帅有左帅的意见，俄人有俄人的意见。纪泽纵然在无路可走的棋局中谋划策略，寻找一条生路，奈何意见纷歧，如同在路边建造房屋，帮助的人少，而足以破坏的人多。大概不重蹈崇厚的覆辙是不会停止的。崇厚固然过于怯弱，又受私家事务牵累，回国太急，近乎专擅，给言官留下了口实。然而全权大臣处事一旦有不当之处，就会遭受严厉的谴责和丑恶的诋毁，无所不至。此后出使在外的使臣又怎么能开口议事呢？这也是言官不顾全大局、不顾及后续困难造成的过错。纪泽有两件事与时贤所论相反：有人论说严惩使臣，是为了明确告诉俄国人，使者所订立的并非华人的本意，那么修改就容易了。我认为惩罚使臣越重，侮辱俄国就越深，修改条约就越难。想要有所求却故意激怒对方以求得所求，这能成功吗？有人论说俄国多内乱，其君臣无暇与我作难。我的见解则认为俄国的内乱，是因为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无业流亡的人众多。俄国的君臣，常常喜欢边境有事，借征战之役来消纳那些想造反的百姓。左相因为以前的事得手，就想要轻易挑起战争，这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未曾统筹全局罢了。总之，毁约也不是总理衙门的本意，只是被言官所逼迫，而纪泽恰好承受了这个累赘罢了。

译论加税

梁启超

如今谈论洋务的人，不是主张联合俄国抵制英国，就是主张联合英国抵制俄国。中日甲午战争时，英国人袖手旁观，而俄国仗义执言，迫使日本归还我国辽东半岛，这就是前一种说法的由来。那些在中国做官、经商、传教的英国人，天天发表言论，天天著书立说，以及那些将英文报纸翻译成中文的刊物，他们的言论都说：“天下仁义的国家，没有比英国更好的。亲近中国、爱护中国、想要保全中国的，没有比英国更好的。”中国人听惯了便轻易相信，认为英国确实亲近我们、爱护我们、想要保全我们，这就是后一种说法的由来。

等到商议决定国家财政困窘，于是以上述两种观点相互牵制，在派遣使节到各国修好之外，同时涉及商议增加关税一事，将原来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十。这个提议如果实行，每年收入可以增加一千多万。议论的人认为欧洲各国与我们交情深厚，从我们这里获得的利益也已经很多，他们顾全商务的心情也很重，未必会因为这点小利而不宽待我们。结果，向俄国请求，俄国答应了；向德国和法国请求，德法也答应了。先前议论的人以为事情快要成功了，却不料沙侯的一句话阻碍了整个计划。

当俄国答应时，并不是因为爱护我们，中国的商务在俄国所占比例不过二百分之一，而俄国所承认的中国一千六百万磅国债，是以关税作为抵押的，它希望中国税收收入增多，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当德法答应时，也不是因为爱护我们，他们本来就知道英国必定不会答应我们，那么他们何乐而不借此向我们施恩，从而索取其他方面的权利呢？英国不答应我们，也不必立刻向我们表示绝望。外务部说权力在商会，商会说权力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们没有其他权力、没有其他言论来与他们抗衡，所以关税不加固然是有害的，但关税即使能加，也未见得有利。为什么呢？他们以一千多万的收入向我们示好，我们难道能不有所回报吗？由此谈论那些亲近我们、爱护我们、想要保全我们的说法，又怎么样呢？

我听说国际法学家说：“凡是世界之内，被称为国家的，无论强大还是弱小，自主还是藩属，无不拥有自行制定税则的权利，征收或免除，增加或减少，都由本国议定，其他国家遵照执行。其他国家如果苦于所加税额过重，只能命令商人不运输、不销售，而不能阻止别国使其不加税；只能加倍征收我国运往他们国家入口货物的关税来苦待我们，而不能因为我国加税就动用武力相见，这是地球万国共同的准则。”所以条约与税则两者，互不混淆。条约是两国的公权；税则是一国的私权。中国开始通商时，情况不熟，英国人阴谋欺骗我们，盛气凌人地命令我们，将税则载入条约，于是私权变成了公权，自主变成了无主，以致造成今天的事情。那些亲近我们、爱护我们、想要保全我们的说法，又如何呢？

又听说日本在开始通商时，对情况的不熟悉与我们相同，被欺骗、被误导而将税则载入条约，也与我们相同。而近年来与各国换约，税则自由，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而我们今天，对于小国所能拥有的利权，却低三下四地向人乞求，却不可得。别人对日本厚待而对我国薄待，又是怎么回事呢？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不致力于自立，却想依赖他人以求稳固，这就叫做自求祸患。所以有人进言主张联合俄国抵制英国，我要与他辩论；有人进言主张联合英国抵制俄国，我要与他辩论；至于波兰、印度……

交涉言

从前匈牙利的英雄盖沙士，曾怀有雄心壮志，想要挽回已经倾覆的国家命运。等到事情败露，他逃往土耳其。俄国沙皇尼古拉认为他破坏了欧洲的和局，将要拘捕他，加以刑罚。美国政治家乃尔也儿委不士把儿毅然扬言说：“君主专制虽然有压力，终究不如公法的力量大。如果在国家交往中，公法才是正确的。况且俄国沙皇既然订立盟约，说与文明列邦共同遵守万国交际公法的道义。现在如果逮捕匈牙利人并杀害他，俄国沙皇也知道这是违背公法道义的吗？天下耳目所关注，各国应当有指责俄国沙皇行为的人。”这种正义的言论，足以震动各国之间。俄国沙皇畏缩，于是就不敢对匈牙利人施加刑罚了。

从前中日交战之初，日本浪速战舰又在朝鲜海域击沉了英国商船高升轮。英国舆论沸腾，认为应当责罚日本赔偿，而英国政府曾告知日本驻华公使，情形颇为严重，将引发纷争。在这个时候，公法学家和兰得氏曾经写文章寄给泰晤士报说：“高升轮搭载中国士兵前往朝鲜，此时虽然没有宣战的布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开启了交战的端绪。所以作为日本战舰，有责问的权利，高升轮不遵守公法，击沉它，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从公法学角度来看，日本的一举一动实在不可非议。”于是纷纷的众论一时顿时平息。这都是公法的议论，所以能够抑制暴君的暴虐，而制约无知的民众，也可以看出它的力量非常巨大。

再说所谓国家交往的公法，创始于何时呢？回答说：应当在第七世纪

译起初，文明逐渐兴起，基督教士首先倡导人类同胞的宗旨，秉持正直平衡的态度，来探讨罗马法的意义。因此，沙梨景、自里我、罗士亚斯等人，斟酌各国的准则，创立了万国公法的基本原理。从此以后，时过境迁，有的地方进行了改革修补，直到今天，成为各国的准则。虽然它不像一国法律那样可以直接执行刑罚，但天下都将其视为重大的律法，如果有一国违背公法行事，那么各国就会鸣鼓而攻之。现在那些称公法为空洞条文的人，大概是疯子的言论罢了。然而当时的人动不动就说万国公法原本只施行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不能随意施行。唉！这是多么荒谬啊？况且，邦国交际的公法，其章程条例本来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基于理法。理法千年不变，那么公法的道理哪里不能施行呢？只是国家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公法既然是文明的理法，那么想要施行于野蛮的国家，就难了！这并不是不能施行，而是无法施行。好比北方的极远之地、南方的海岛边缘，虽然已经属于我国的领土，但民众智慧未开，就不能对这些土著一律施行法律。国家并非不想一律施行法律，而是实际上做不到。所以，如果把公法当作具文，认为不值得学习，那就是自我贬低，而陷入野蛮的境地了。虽然如此，所谓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也常常有不允许公法施行于异教国家，而安然不顾的情况，意图虽然是趁彼野蛮为奇货可居，以逞其私欲，但他们借口的理由，则是说那些野蛮人不可施行公法的义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才能施行公法的说法，未必符合事实，也不过是借以区分文明与野蛮的言辞罢了。那么，异教国家之所以常常被欧洲压抑而受屈辱，实在是由于不通邦国交际公法的大义。世人看待邦国交际公法不太重视，常常忽视，难道不可叹吗？所以我们应当急切地研究这门学问，而不能自己停止。论述邦国交际公法学。

译中英所议定的缅甸边界条约中，载有允许开放西江通商，以及因中国违背现行条约而议定索赔的各项条款，但尚未签字。中国总理衙门本情愿签署该边界条约，然而驻京法国公使从中阻挠，并声称既然开放西江通商或许会损害法国利益，请求中国允许其在广东、广西等省修建铁路，以抵偿其所受损失。这一请求中国尚未允准。如果电报所述属实，那么法国公使如此作为，我虽怒形于色，也应当被世人所谅解。法国公使的做法与理性交涉极不相宜，法国人若愿借机图利，其行为大概对其国人也有益吧？而我的忍耐已到了无可再忍的地步。我的索赔源于中国的背约，而中国背约实则是法国公使强迫所致。中国受人逼迫导致违约，经过长时间议论，两国才最终订定条约。然而较弱的一方（指中国），又被制造事端的一方（指法国）阻止，致使条约无法按所订内容施行。此事从法国方面看，固然觉得沾沾自喜，但如果路透社记者的报道确实无误，这是英国政府所不能忍耐的。英国与中国已议定条约，决不容许他国从中干预。法国此举或许有人说是中国深愿的，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岂不是真的瞎了眼吗？唉！欧洲各国凡与中国有交涉的，听说西江弛禁之事，必视此为当今急务，应为各国所暗自庆幸。然而格劳伯爵及拉希、雷乃、窦梦得、漠尔兰、班脱诺脱这四位法国执政大臣，在位执政时的情形与现在截然不同。虽然时势或许未曾变迁，但当权之人已经屡次更替，那么难道不是因人不同而办法也不同吗？论中英法三国交涉。

《泰晤士报》称：驻俄国首都的通信员论及中俄关系说：“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亚细亚铁路相会，以联络鄂木斯克与土耳其斯坦之间，应该不会太久远。”俄国雄心勃勃，在东方经营铁路，又将敷设于波斯。铁路纵横交错，欲凭借便捷之势蚕食四方，这是俄国新政策所在。就华人而言，应当立即注目的，莫过于满洲地区。此地是清朝陵寝所在，中国防备最为严密。即使俄国勇士未离那乌士机曾冒险率领哥萨克骑兵横行蒙古草原，沿路向道士民分发俄国沙皇画像以收买人心，然而从未能在满洲插足。一八五八年所订的爱珲条约，确实准许俄国商人在松花江往来贸易。但俄人未敢行使此利权，如一八六一年俄人且波他阿赫付者才在该江开行船只，却被中国官员虐杀于参令。在中日战争以前，从未有一艘俄国船只能在江上航行。俄人畏惧中国如此，等到中日一战后，俄国渐渐图谋不利于中国，认为有机可乘，于是请求中国明确给予俄船通航松花江的权利。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直接发电给黑龙江地方的领事，命令黑龙江轮船公司开行轮船，溯江而上抵达齐齐哈尔。中国官员优待他们，而俄国外交之术善收其效。从此在外交之间博取奇异利益，不一而足。以至于西伯利亚铁路横断满洲地区，长达九百五十英里。论中俄关系。

昨日听说俄国在有事之日，占据旅顺口、大连湾、胶州湾等地的权利，长久以来处于疑似之间。论者似乎也认为这是可信之事。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俄国经营也未完全完备，而订立此条约以招致日本愤恨，实在不是俄国的良策。况且索还辽东的战役，其干涉者不独俄国、法国、德国，也实在有功；即使英国，也保护了中国扬子江岸一带地区。那么这些国家，岂会默许俄国独收其利呢？所以去年二月，刚开始有胶州湾将归俄国之手之说时，外人就议论说：“应当订为公开港口。”为什么呢？山东省公开港口只有烟台一处。然而地势险峻，与内地隔绝，距离省会都会之地颇远，所以贸易利益很少。胶州湾虽然水浅但颇宽广，且无风浪之险，济南府近在咫尺，交通贸易利益丰富，那么将此湾作为公开港口，实为适宜。至于俄国亚洲铁路之举，我不敢过分指责俄国，也不暇深深警示中国。只是我们看见俄国贫弱，尚且能做出此举，难道不知道应当自我警戒吗？唉！俄国修筑五千英里铁路，在荒碛未见利益之地；而英国则称印度加拉地铁路一千英里，若无大利将停止其兴筑，这是什么心态呢？也可以自我反省了。英报论中俄大势。

俄人注目于亚洲大陆，最致力于在西伯利亚一带兴利殖民，而其发展之速，几乎出乎意料之外。这对外交、军事、通商、贸易关系甚大。日本人都不理解，但实际上并非鲜见。世人听到西伯利亚之名，常以为那是千里荒野，寒风凛冽，雪满目的境地，恐怕生民不能居住。岂知额尔古纳河畔一带，如黑龙江大谷，如阿尔巴堇，

译像中部亚洲高原，都足以成为一大殖民地。俄国近来的政策，实在在于开发西伯利亚的富源，其农产品与矿产品的采掘量很大。只是道路险恶，多有不便，所以稍有阻碍罢了。如果一旦交通大开，往来者得其利益，那么西伯利亚一带地方变成人烟繁盛的要道，是可以肯定的。如今俄国人正在经营一条大铁路，等到它建成，从俄国京城到达亚洲东海岸，只需两个礼拜就够了。这是缩短东西遥远距离，变化最显著的了。正因为变化剧烈，所以在军事之外，交通、商业贸易也发生巨大的变局。而至于西伯利亚的荒野与日本的海面，变化更是剧烈。陆上作为东西联络交通，经由中部亚洲而出中国扬子江畔，是第一好的路线。如果中国谋划此举并兴筑铁路，那么不仅对中国有利，天下也将享受其便利。然而，我国的政局，恐怕不能采用此策。假使有人制定这样的计划，恐怕也未必能成功。如果中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西伯利亚铁路将永远独享作为联络东西第一捷径的利益，从而独占其利。俄国铁路关系于东西两洋的各种事情如此，那么中国与日本同俄国增加交涉密切之事，应当非常重大。于是两国的政治、军务以至贸易、商务，必须预先计算得失，根据彼此形势，确立根基。以贸易一事为例，不仅对欧洲东西方的行旅货物是一大便利，一方面疏通西伯利亚的富源，并增进其国力；另一方面日本作为太平洋贸易中枢，犹如英国在太平洋面作为新旧两大陆的要冲一样。西方人称美洲为新大陆，欧洲为旧大陆。时局到了这一步，日本想要不改变其面貌，怎么可能呢？然而，当中日战争和局即将达成时，俄国存有忌心，突然干涉两国之间，招致日本人的怨恨，也不在少数。日本政府虽然不放在心上，但日本国民已经痛愤入骨了。这是由日本政府外交的软弱失败所致呢？还是俄国喜好损害日本人的意气所致呢？那么，在二十世纪亚洲局面中值得注目的，将在哪里呢？作为日本人，也可以知道如何自处了。论西伯利亚将来大局。

译俄国官报论述黑龙江省的前途说：“我国东境未能开拓，各种事业尚未全面兴起，如工业、贸易也未有头绪，这就是我常忧虑挂怀的原因。其原因何在？回答说：因为工业、贸易所需的资本非常充裕；回答说：货物运费过于昂贵；回答说：通货极不方便；回答说：专门从事营业的人很少；回答说：居民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很少；回答说：劳工不足。由于这些缘故，才阻碍了工业、贸易的兴盛。如果将来能够百废俱兴，那么其兴盛也必定容易。既然如此，那么研究弥补不足以求发达的方法，实在是当今的急务。请详细论述。黑龙江地方资本不充裕，也确实无可奈何。为什么呢？那里的道路险恶；生产货物的地方远在数十里之外；运到市场需要耗费许多时日；商贾买卖信用不明，所以借贷不能自由。因为交通不便，致使货物运费高涨；因为商贾买卖信用不明，致使资本不能流通。那些缺乏学识的人，即使在未开化的地方，也习以为常，这也是我们所忧虑的。况且西伯利亚铁路最便利黑龙江地方，并为欧亚两洲的利益，足以资助此地工业、贸易的繁盛，这自不待言。如果依赖铁路开通之后却拱手无所作为，那么怎能期望此地的兴盛呢？应当趁现在讲求铁路的便利，而使工业、贸易兴盛。方法是什么？回答说：排除各种阻碍。不仅如此，应当讲求交通发达的方法，而增进各种经营，以符合政府销售巨额货物、开创这条大铁路的意图。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谋划经营的事业，虽然不胜枚举，屈指算来，开列如下：一、稽查该地方的风土物产适宜情况，向世人宣传，以供兴业者参考；二、修理水路交通的便利，以便搬运货物；三、敦厚商贾的信用，易于广通货财；四、明确制定裁判、警察制度，以保护士民利权；五、给予兴业者合适的特权，以寓奖励之意，使兴业者奋起；六、使国内居住在工业地区的人移居此地，以增加人工；七、设立专门技艺学校。实行这七条，是为了谋求此地的开发。想要稽查风土物产的适宜情况，国家所设立的探险远征队及学会也很有力量。试详细列举。如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联合组成探索山队以考察南部乌苏里江的事务。近来为了稽查铁路一带地质，以及黑龙江航路，所以联合组成远征队，大藏省简派博士洒保在黑龙地方考查设置关税之处，以及财务一切适宜事宜。又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农商务首也联合组成一个团队，以现任该省次官陆军中将匹多洛夫为其长官，考查筑铁路之处，远探此地情形。这些人对于考察该地方风土物产适宜情况，确实很有贡献。然而现在还有地方官所派的各种讨探队，又有学会而对世人颇有裨益。况且谋求工业贸易的兴盛，等待道路开通而后能收其效，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商务停滞而不振，能够兴地利器械不能搬运，生产之物不能散布到四方，于是资本也不流通于四处，商工之业必然衰败。所以与商工业进步相伴随的，必定是道路。然而还有一条，扶持诱导商工之业根源的，在于守信制度。现今商工业实情全在于此间守信的厚薄，则商关工务的盛衰。所以从前故哥儿付男爵也曾倡导此制，亟宜设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在哈巴洛夫戛（俄地名，也作伯利，为东部西伯利亚所属卜里模尔斯克的会城，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会流处。按卜里模尔斯即东海滨省会议，曾论述此意。当时虽有此等制度，但论其实行也不甚广泛。虽有帝国银行在哈巴洛夫戛设立支行，以及聂尔琛斯克（即尼布楚，今隶属杂拜噶尔斯克）有金银厂。按杂拜喀斯克译言跨拜噶尔湖省，唯尔赫乌金斯克也隶属杂拜噶尔斯克有会场，即上乌金斯，在乌达河入泄格河处，银行等在帝国支行所在位置与此地商业枢要之所相距颇远，信用所及也不广泛。其余两银行本是商立资本不充裕，彼此每多不便，以致资财流行阻碍。所以故哥儿付男爵有此提议。现任黑龙江军务知事陆军中将得呵呼斯基任职之后，直接向大藏省建议说：“应当在务位的倭司托克，即海参崴（隶属卜里模尔斯克，前报作乌港翻译之省文），唯尔赫乌金斯克及赤塔（今为杂拜噶尔斯克的会城，在阴噶达河上等地方）设立帝国银行支行。”并且论述储蓄制度的利益，一在于奖励中产以下人民知道储蓄为美事，一在于积小银成大资，以转用于紧要事业。

译大藏大臣如德也专门赞同这一提议。到了1893年底，才在维尔霍扬斯克开设帝国银行支行，到1894年，又开始在乌苏里地区的海参崴及赤塔等地设立支行。同时在这些地方的邮政局推行储蓄制度，多达四十多个局所。近来又在上海创办中俄银行，在日本和中国各地设立支行，使海参崴的帝国银行支行能够互相联通办理财务。这些银行的设立，就是作为财务机关，所以当地百姓看到后欣喜相告，朝廷和民间都致力于其中，帮助总办开创事业。一旦开业伊始，店铺门前便形成市场，业务必定繁盛。1894年，帝国银行在各地支行所办理的金额，实际上已达六千万卢布。虽然如此，我们得陇望蜀，因此仍然希望该银行日益扩充其业务。为什么呢？因为该银行支行办理事务的权限颇为狭小，遇到非常之时，必定不得不请示总行，所以往往迟缓而错失良机，使兴业家发出隔靴搔痒的感叹。这是将来应当纠正的重要事务。然而近来银行业务也有很大变革，如最近发布新令，扩大支行办事的权限，特别准许维尔霍扬斯克及赤塔两支行向大企业家贷款，以他们所开采的金块作为担保。这些法规比起旧时常行的做法，确实是一大进步。但当时处于初创阶段，各地互相遥远隔绝，货币流通未免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模仿文明地区所行的成法，借贷银两并加快偿还期限，并非得当的策略。至于更严重的情况，每当质押农家产品向农民贷款时，每次都要寄送信件给总行，必须等待其允许后才敢将银两借出。因此白白耗费时日，有时甚至缓不济急。如果这样，就大大辜负了地方百姓的期望。那么，更应扩大支行的委任权限，自行决定贷款期限与延期等事，任由其执行。如果事情紧急，就迅速发电报，立刻办理，使兴业家没有遗憾。审判诉讼之事，也与商业工业大有关系。如今司法的纲纪不严肃，保护人权、物权的法律被视为平常，那么百姓怎能保全其财产而安居乐业呢？如果这样而希望商业工业及各种事业兴盛，怎么可能呢？不仅各种事业不能兴盛，必定有乘机牟利的投机者乘势而起，想要让发展产业、振兴实业的人出现，也不可能再得到了。所以裁判与警察，都应当明确其制度，端正其秩序，以切实执行其事务，那么这两者对商业工业及其他各种事业的裨益，不言而喻。况且此地尚未完全开发，好比还在幼年时期，如今想要在此地振兴商业工业并逐渐引导至文明领域，没有特殊的保护就不能奏效。凡是人刚开始创业，必定多有失算，所以危惧的念头容易产生，犹豫徘徊不能奋发从事，这是人类的常态。所以应当厚加保护，除去这些弊端，以鼓舞其勇气而力行事业。如果创业一旦得到诱导奖励以助成其志向，这是值得推崇的。如果想要成就这一开端，就应当赋予对初始有益事业的从业者特权，或者免除贡租，或者给予资本加以保护，或者放宽法律命令，任由兴业者自行作为而不受牵制，那么其成效必定显著。使一方的工艺兴盛，那么准许外国人兴业，也是一条策略。为什么呢？与其输入外国制造的物品，不如让外国人在此地制造。因为制造必须雇佣劳工，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工钱；制造所需的各种物品必定从本地购买，那么我们也得到了购物的资金。那么利益不是很大吗？如果这样，那么那些制造工厂应当作为该地方的工业学校，制造家即为教师，从而振兴地方工业，裨益人民，实在不少。如轮船业及在萨哈林（库页岛）的采煤业，政府既给予保护资金，又赋予特权了。

译又在本地制造火柴的加士窝罗福，以及贩卖俄油的林多我廉商会，还有制造罗纱供给囚徒衣物的幼肯是基等人，都免除了他们应缴纳的公司税。又在布拉郭悦式斯克，将土地无偿赐予从事法国照相业的得路儿路。这些都是开启保护、振兴产业先河的举措。我极愿将来进一步扩大这一事业。此地劳工非常稀少，加之连年铁路工程紧迫，因此劳工大多投身于此，随即移居此地的人也被该工程吸纳，已无一人留存。劳工与工业，必然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如今缺人如此严重，所以近来招募中日韩各国工人从事各种劳役的情况日益兴盛。然而仍觉人手不足，认为应当鼓励本国居住在工业发达地区的人移居此地，以汇聚人力，这是至关重要的。如今西伯利亚铁路贯通这片荒野之日，就是欧亚距离缩短之时。那么东方亚洲各国来此贸易的局面应当改变，其中与中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量消费工业制造品。况且近来彼此交通便利大开，船只航行松花江也已不再禁止。然而东方贸易不仅限于中国，因此应当兴办航海公司，轮船定期往返中日韩三国，以便往来交通。又在各国港口创办商务代办公司，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商情，使买主没有遗憾，这是切要之举。过去曾严禁中日两国货币以及洋银输入俄国境内，从今以后就应当废除这一陋规，允许自由出入，以便彼此贸易商务。只是目前黑龙州设有海关，若提议废除今日不征税的制度，则不得不请求政府慎重考虑其利害。此议始于1892年，当时担任本州岛军务知事的哥罗付男爵将军痛陈时势不可为，认为征收关税极为不利，内阁商议后便停止了此议。然而一旦铁路贯通之日，该地形势也必定发生巨大变化，无疑。因此大藏省于1894年5月上奏，任命该省顾问博士也保荣为总办，派遣他前往东方稽查适宜设置海关的地点以及东方财务的枢纽。待其复命后，政府于是选定委员再次审查讨论。我认为，想要使这一带与本国一样设置税关，实行统一的制度，固然是经世治国的根本任务，谁会在其间抱有疑议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应当在何时设置海关呢？应当依据何种方法来废除不征税的制度呢？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以我看来，此处现在的情形，若想将本国税关的制度仓促急切地施行于此地，恐怕不可行。为什么呢？黑龙州今日各种事物才刚刚开端，所以社会万事万物没有暂时静止的，日新月异之势彻底改变了旧貌，前程茫茫不可骤然预测。如黑龙江畔的移民也年年增多，人口且该江畔属于中国疆土，采金业近来大有进展，因此该地已成为一个大都会。往日寂寥无人之境，如今成为良好的市场，他年铁路贯通，足以作为外国贸易市场的地方必定纷纷兴起。这样监察国境的守卫也更容易了。现政府虽然论述催促哥萨克民族移居此处，将来必定有编制哥萨克舰队在黑龙江之时，若到那时，日后制度应当变更的也很多。现时的趋势已经如此，所以设置税关并期望其完善，并非眼前的急务。那么延缓设置的时间以等待大铁路完成，不也可以吗？现在从尼可拉耶夫斯克（黑龙江北口，旧名庙尔）及乌苏里州的倭斯托克所输入的酒类、火柴、石油及糖等，都征收关税，棉花、茶叶也是如此，何曾效仿欧洲而设立完善的关卡呢？若一旦铁路完成，也未见有必要迅速设置税关，即使延缓设置，也不算迟。我前面已说过沿海北部人烟稀薄，道路险恶，输入外国货物的实在很少，唯有茶叶，其数量一年约一万四千箱，而运送者全靠商队。这点少量的茶不征税而过关，也未必有害，因为无税入关，有兴盛交通的利益，又足以使该地方劳工获得工银。所以如果迅速建立抽税之法以增加国库收入，则在另一方面又有损失。如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也不宜以设置税关为要务。为什么呢？此地本是迁徙囚徒作为殖民之计，那么其地情形及土著性质以及行政、财务等，几乎别有天地了。其他如边境险峻之处，也都类似。现在如中俄边境上两国人民往来，或砍柴，或放牧，以交换有无。若一旦设立关卡以禁止之，那么对他们的迁徙该怎么办呢？至于边境上无人，也未可知。所以铁路未完成，则不可更改税关之制。唯有在已经兴盛的港口完备制度，以警戒监察其边境，这才是关键所在。再说此事关系极为广大，更有三件事关乎中国：满洲输出货物无税，通往恰克图的道路，以及中俄条约所规定的边境贸易无税等，都是如此。越过俄国领土将货物输出到满洲内地而不征税，这本是令人欣喜的事。

译为什么呢？因为贸易兴盛会使当地人口增加，原本就不少，尤其是航运业和铁路业最为显著。如果在此地设立税关，就会妨碍贸易，必定对当地不利。不仅不应该设置税关，反而应该建立保护之法，比如在输出货物的交通要道设立仓库，以便于储存货物。蒙古的通商道路本来就是茶商贸易的要道，往来必经此地。这条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多年积累的效果才有的，因此它也是向蒙古施加威信的一条重要道路。如果设立税关导致茶业衰微，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取的。中俄边境的贸易已不再像往年那样，如今中俄签订条约，但民众违背条约的情况也很多。近年来，满人侵入边境，恶疾流行，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不少。因此在边境应当严守防备，比如在南部乌苏里地区，中国人往来耕牧，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就不能不加以阻止。中国商人在我们俄国境内颇为放肆，蔑视我国法令而不遵从，这正像是享有特权一样。中国政府也不重视此地的通商条约，居住在边境的人民不把实行该条约当作利害的关键。到了极端的情况，简直就像从来没有制定过该条约的章程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越过边境深入内地五十里以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应当迅速修改中俄条约，明确彼此财务上的交涉，并制定国家计画的章程，这才是关键。由此看来，大铁路的贯通与税关的设置，使黑龙江地区的财务错综复杂而繁荣。想必各种事物也将发生巨大变化。所以政府必须经常关注财务方面，以敏锐的眼光看清实际情况，斟酌事态的变化，从而做出恰当的安排，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中日韩等国的形势，更应日夜关注，不要错过时机，要勇敢果断，以确保不违背政策。如果想要奉行这些要点并取得实际效果，就必须设立一个大的公署来处理，然后专心致志，苦心经营，才能成就东方的宏伟蓝图。论黑龙江省将来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