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礼政一大典　礼政二家教

译礼制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当黄帝与蚩尤在版泉、涿鹿之间交战时，正炫耀武功，来不及推行文教。等到尧舜继承帝位，垂下衣带就使天下治理好了，于是礼制的文饰完备了。中天时代，号称文明。到了周朝末年，文饰超过了威仪，三百种礼仪、三千种礼文的详尽完备，没有比周朝更甚的了。所以孔子说：“周朝崇尚文饰，因此发出‘郁郁乎’的感叹。”然而礼制与其繁琐，宁可简略。到了今天，繁琐已经到了极点，返璞归真，大概就在现在吧？追溯自天地开辟以来，起初人们穿兽皮、饮鲜血，其简陋没有仪礼可想而知。等到制作衣裳，建造宫室，制定礼乐，威仪品节才依次完备。自古以来，继承前事的人必定增加华丽，改变本原的人必定更加严厉。万物的规律，起初由简略，而日益趋向繁琐。繁琐到了极点，无法再增加，就又一次变化而日益趋向简略。简略也必定到了极点，然后才又变为繁琐。这种气机的旋转，就像阴极阳生，阳极阴生。像循环没有尽头，无法穷尽。五帝不互相效法，三王不互相沿袭，圣人不拘泥于事物，而能随着时代推移。涂山之会，手持玉帛的有万国，后来变为春秋列国。列国又变为七国，七国被秦国兼并，又变为郡县一统。凡是周朝先王的衣冠典章制度，文物仪器，没有不荡然无存的。大概周朝是文饰的极度繁琐，繁琐到了极点而到了秦朝，就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中间又经历了几次大变革，以至于今天，正是日益趋向简略，日益回归质朴的时候。为什么呢？我曾经稍微窥探历代变革的原因，从而知道了这一点。〇冕冠，一变而为通天冠了。上衣下裳，一变而为通袍了。佩玉佩觿种种修饰，一变而为若有若无了。宽大的衣袖，一变而为箭袖了。束发，一变而为留长发了。衣冠如此，礼节可想而知。礼节，是随着衣冠制度而相互增减变通的。孔子说：“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人；后进于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要用，我追随先进。”又说：“殷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饰。”又说：“质朴胜过文饰就粗野，文饰胜过质朴就虚浮。”又说：“麻冕符合礼制，现在用丝麻更节俭，我顺从大众。”综合这几句话来体察，大概可以知道孔子崇尚质朴而轻视文饰。质朴，就是朴素，有崇尚天然之意；文饰，有粉饰虚华之意。公孙子阳占据西蜀天府之国，却不能抵挡汉军一战，也是因为烦琐的礼仪多而失策。刘景升在汉末乱世，正招揽名士，标榜俊杰，渐渐讲求虚礼，这怎么能挽救荆州的覆灭呢？好啊！孔子赞美仲雍，说：“雍也简略，可以让他治理南方。”那么我说孔子崇尚质朴，不是空话。自从秦汉以来，每一代各有每一代的典礼，由博返约，一句话可以断定，就是我所说的由繁琐趋向简略。现在中国的制度礼节，大概已经比前代简略了，还是不够呢？虽然日益趋向简略，但还没有简略到极点，变迁流转正没有停止。譬如立版走丸，丸子不坠落到地上，那么流转正没有一刻停止，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体会罢了。三代以上，只是揖让而已；现在则有登降跪拜，甚至到了九叩的烦琐礼节。三代以上，三公常坐着谈论大道；现在则由坐变立，班列侍从且变为长跪陈述。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尊君父的礼节。至于卑幼对长上，属僚对上官，小民对官长，僮仆对主人，都动不动就跪拜，很少再回礼。不管其中是否有诚敬的实意，而只责备外貌卑抑的虚文，这是相率以虚伪相接。所以上面以此要求，下面以此应对，或者当面呈献巧言令色，转背就肆意讥讽；或者外表装作恭敬，内心诽谤甚于轻侮，这又有什么益处呢？现在如泰西各国通行的礼节，大概也很简略了。臣下见君主，不过三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都站着，见无所谓一坐一跪。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也是这样，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就是这样。这就是西礼暗合中国古礼遗意的地方。至于僚属相见，朋友相晤，长幼官民相接，都不过一免冠，一握手而已。有人说内烦而外简，内礼难学而外礼易为，这也不对。假如纯崇尚虚文而罕有实意来配合，譬如作傀儡戏，其跪拜揖让难道不彬彬可观？如果只说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一无真意存在其间，这与傀儡戏有什么不同？至于西礼虽然脱离形迹，类似倨傲，但去除了虚文的虚伪，则必定流露真诚。如果只说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殊不知心意一旦有怠慢傲慢，声音笑貌立刻显露其非，不可以虚文掩饰。这就是我所说的真难而伪易。堂廉之交，接上下之会同，亲友之结纳，谁不想以诚相待？却不求内心的自然，而只责备外貌的当然。自然的，没有不简略的，这是所以然的根本。

译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人们没有不讲究简略的，这是“应当如此”的根本所在。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应当如此”，就会像枝叶繁盛而逐渐背离根本一样，久而久之导致世风日益淡薄，欺诈虚伪接连不断，都起源于此，这不是小事啊。再比如迎送宴会、年节的礼仪，婚丧寿庆的事情，人们也常常喜欢炫耀外表的华丽，只要有一点不够华美，就会感到愧疚、喧哗，自我责备而别人也非议他。至于内心的诚意是否存在，真诚有没有，大家却都不予讨论。孔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仪式周全，宁可内心哀戚。”这也值得深深长思啊。唉！这就是我们中国上下四万万人互相以虚伪相待，以至于造成今日衰弱的根源。与其喜好典礼的繁复，共同造成虚伪，不如遵循典礼的简略，尚能保持一点真诚？仲弓说：“内心恭敬而行为简略，以此来治理百姓。”这可以作为对当今主持典礼者的当头棒喝啊。

译《典礼下》

传书说：“礼是用来安定国家，宣扬社稷的。”礼记说：“礼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确定民众心志的。”古人对礼的重视，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古代礼制顺应时宜，行事遵循风俗，进入他国边境就询问禁令，进入他国都城就询问风俗。先王治理百姓，依据其政令，不改变其适宜的做法；统一其教化，不改变其风俗。因此有古礼，有今礼，也有世俗所称为礼的。吉凶、军宾、嘉燕、享朝、会�盟，都是国家的大礼。古人在行礼的时候，如果有仪节失误、节奏失当的情况，都知道这是灾祸征兆的前兆，是祸患即将爆发的迹象，比如临食叹息、闻乐忧愁、执玉时俯仰的高低不当、趋走时视线的流动快慢失度，都是如此。自从后世礼教失传，礼的精神逐渐衰微，只看到虚文外貌，而礼的根本原由却无从知晓了。唉！这是礼的变异，不是礼的常态。所谓“没有不恭敬的”就是礼。如今那些耸肩谄笑、喜怒逢迎的人自以为有智慧，那些能效仿一个官员、胜任一个职位的人，请问还有谁敢对君主上司提出责难、互相警戒、陈述善道、杜绝邪恶呢？如今那些顺从旨意、当面阿谀、请托干谒的人，为了办成一桩公事、讨得一个优差，请问还有谁能够尽心竭力、鞠躬尽瘁，使得措置得当呢？那傲慢的声音、脸色已经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却还说“士人相见，礼制就是如此”。那响亮的喝道、鸣驺，已经把人在咫尺之间驱散，却还说“官员询问，礼制就是如此”。所以有了这些繁琐的条文，于是卑躬屈节被视为礼，而刚直之士决不被接纳；有了这些细枝末节，于是厚赂重贿被称为礼，而刚正廉洁之人决不被取用。国家社稷的危险，在于此；上下民心的离散，在于此。礼，就是理。实行礼的真谛，国家的兴盛就不难；实行礼的虚伪，国家的灭亡也容易。高丽归属中国，只有虚名而没有实利。中国为了高丽而与日本作战，只是为虚名。虚名，就是现在的所谓礼。所以明白礼的真谛的人，不羡慕虚名而忘记实利，不残害民命来建立战功。晋国不争夺继承周文王的霸业而争夺狄人的土地，秦国不争夺东周的王号而争夺蜀地的疆域，俄国近日不向西争夺土耳其而向东争夺高丽，都是这个意思。希望我国崇尚实事，去除浮文，除去礼的虚伪而得到礼的真谛。比如做儿子的，冬温夏凉、早晚请安，对于父母的问安没有缺失，但却懒惰四肢，不顾父母的奉养，滥交匪类，反而给父母带来忧愁，哪里比得上勤奋工作？谨慎交友，以至亲之间没有虚文为孝呢。比如做臣子的，跪拜趋承对于君主，仪注没有失误，但却授予他事务，却有旷职的讥讽；托付他财物，却有欺蒙的弊端。哪里比得上供尽职守，谨慎操守，以至敬没有言辞为忠呢。忠孝，是礼的大端，其余的可以类推了。泰西的官员，也有品位的不同，大抵任事者权尊，位高者望重，这与中国也不相殊异。只是他们的出入起居，一切规模，往往粗野无文，简朴不饰，旁人见了，不知道他们是官员。等到各事其事，各在其位，那么发布一道命令，没有不响应如回声的；创立一项举措，没有不顺从如流水的。至于他们的衣冠服御，或许也有区别，我们异邦人不能深知而详辨。但与中国相比，那么华实之间，大相径庭。所以泰西各国，对于民间的情形，民事的底蕴，没有不明了如观火的，而没有廉洁远离、堂高难近之虑。虽然是一国之主，都能与平民相晤谈，起初没有赫赫声威、濯灵难见之难。这种风气，简直与古人无异了。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三代以上，君与民亲近，天子还像一方官吏，茅草屋顶的台阶，不以为简陋，沾体涂足之类的人，时常接见于目。做君主的，有的隐遁于荒野，有的向儒臣学习，比如商王武丁居丧不言，梦见赐予良佐，在版筑之间寻求傅说，而举荐他担任相位。解说的人认为他求贤的诚意，感动上天，而不知道其实高宗隐遁荒野的时候，早就知道傅说的贤能，只是担心来自田间，而举登于位，朝臣或许有所怀疑，所以假托应梦旁求之事罢了。等到秦汉以后，这种异闻还偶有发生，但君主的体统则逐渐尊贵了。至于官员，则还不及今日的倨傲尊贵。人主一身，岂能综理庶务？势必不得不委任臣下，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亲，也不得不分任其责于僚属。内而宰相、部臣，外而督抚大员，都是位尊而权重的人。因为位尊，所以他们的威仪礼节都与常人不同；因为权重，所以他们的下属也都尊敬他们。而体势的崇高，仪度的尊严，与常人迥异。从此大员的一出一入，仪制繁盛，随从众多，守候他们门庭的人，都弯腰曲背、足恭谨慎，有不敢仰视的。一顶轿马，绿呢绚烂的轿夫，少则四人，多则八人，顶马、跟马，前后拥护，肃静、避除、道清尘。如今当道前后拥护，手举清道旗、肃静牌的，都衣衫褴褛，形同乞丐。无论停在何处，就解衣扪虱，非但不能壮

译官员的仪仗排场，反而被西方人讥笑，其体制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同样是舟车出行，有的乘坐轮船，有的乘坐兵舰。在船上不敢搭载乘客，不敢装载货物，起锚系缆时必定升旗，汽笛声隆隆不绝，连绵不断。骡车套车，极其高大，前有护卫后有随从，其尊崇程度竟到了这种地步。既然体制的尊崇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凡是民间有受压抑困苦、想要前来申诉的人，谁不感到畏惧退缩，想要让下情得以向上通达呢？怎么可能做到呢！而且不只是高级官员如此，即使是州县各级官员也没有不自我张扬威势的。在一个州或一个县，他们独自称尊，除了见到上司时不敢不恭敬尽礼之外，如果在衙署内或下乡催缴赋税、实地勘察、检验尸伤等事务时，也依然随从如云，威仪显赫。州县本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尚且不能俯身察访下情，亲身询问疾苦，那么封疆大吏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各镇分司这样的官员，也夜郎自大，不肯屈尊降贵。中国官员的体制如此，那么与西方国家相比就相差甚远了。西方国家虽然将军宰相等高级官员掌握重权、统领军队，指挥如意，处置从容，但他们出入之间，乘坐的不过是一匹马，与宾客杂坐，跟随车轮或轮船而行。轮船除了水师提督等官员自有坐船外，往往附坐公司商人的船，即使携带家眷同行，随行的人也不很多，护卫随从更是寥寥无几。即使有德政惠及百姓，或者在临行之时，纷纷前来送别的人，也完全没有中国所谓的万民伞、衣伞以及一切匾额衔牌之类，只是以杯酒相酬，并致祝词罢了。中国官场，其繁复厚重竟是这样；西方官场，其简捷轻便竟是那样。由此可以看出中外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而中国的文饰不如西方的质朴，中国的浮华不如西方的务实。

译预先筹划各国使臣联合请求觐见片

薛福成

再查考外洋各国的风气，交际与交涉截然分为两件事。交际的礼节务必周到，交涉的事件绝不稍加通融。正因为交际上厚道，所以交涉上可以严格。凡是各国使臣初次到达一国驻扎时，该国的君主没有不接见并用几句话慰劳的，以示优待。使臣鞠躬告退，并不谈论公事，这是西方国家的通例。臣到达英国后，除了呈递国书外，该国君主邀请参加宴会一次，听乐、观舞会各两次，礼意颇为周全融洽。如今听说各国驻京公使因为未蒙白天接见，私下颇有议论。万一他们联合言辞前来请求，我们如果深闭固拒，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对情谊冷淡。昔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借不许觐见为借口，在烟台条约中多有要挟。吝惜虚礼而遭受实际损失，这不是答应觐见所能得到的好处。臣愚以为，今日有同治十二年间的成案可循，不妨援引照办。当时议论的人也多有疑虑，一是担心他们有所请求，二是担心中西礼节不同。然而礼节完成后退下，国内且传为盛事，为什么呢？西方惯例公见不谈公事，即使会晤其外交部长也是如此，洋使断无不懂的道理。若论礼节，可以在召见各使臣之前敕令总理衙门，告知他们愿意行中国礼节或行西方礼节，各自听便。这样即使他们自行西方礼节，仍然对体制无损。又听说雍正年间罗马教皇派遣使臣到京，世宗宪皇帝允许行西方礼节。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遣使臣马戛尔尼（原作马格理，今依出使奏疏、《海国图志》校正）来华，也奉高宗纯皇帝特旨准许行西方礼节，赐以筵宴。不知礼部等衙门是否有案可查，似乎也足以备作考证。臣为预先筹划应付各使臣起见，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明鉴察。谨奏。

上谕：各国使臣，定期朝见。恭敬地书写在后面。

李提摩太

如今天道，十年一小变，百年一大变，只有能顺应变化通达权变，才能独操胜算。中国自从开放海禁以来，环绕地球九万里，合并大小数十个国家，没有不通商立约的，书信礼物往来，年复一年不绝。各国使臣，车马相连，杨柳雨雪的诗句，正可为今日咏叹了。然而外洋各国，凡有一介使臣，都承蒙三次接见的荣耀，修好邻邦，借此通情达意，其关系实在不浅。但是驻华各国使臣，自从同治十二年觐见后至今，这一典礼缺失。恭敬阅读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的上谕：“各国在京使臣，于明年正月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请定期觐见，此后每年正月均照此举行。”钦此，仰见我们皇上睿智天生，励精图治，和睦邻邦，礼意优厚，四海内外的臣工士庶，无不欢欣鼓舞，同声庆贺。天下事常患隔阂而不通，那么彼此的情意不能相通，自然难免有壅塞蔽塞的担忧。中国自从道光、咸丰以来所办理的交涉各事，往往不能公平允当，没有其他原因，都是因为未能洞察情形，无从据理力争罢了。试看泰西各国君主，或者远游他国以增长阅历，或者时常盟会以重视邻交，此外聘使远来，无不修习觌面之仪，承欢宴好，所以对于各处之风土人情，各国之政刑技艺，都能明如指掌，推及格致、历算、兵刑、礼乐，事无不知，情无不察。推究其富强，正是这个缘故。如今皇上召见各国使臣，从此情谊亲近融洽，凡有利于军务国政的，无不周知，而平日的外患内忧，自然可以预先整顿而消弭于无形了。为什么说外患呢？方今天下多事，变化无常，南面逼近法国，西面迫于英国，北面被俄国侵削。有人说欧洲各国倚仗其富强，恣意兼并，但岂不知他们设法利民，使民心悦诚服，有不期然而然的吗？考据欧洲各国利民之事，有三端：一在道路，泰西各国水路有轮船，陆路有火车，即使火车不到的地方，也必有平坦石路，务必使商贾货物及粮米各项易于转运，即使遇到荒年，也无饥馑之忧；一在养民，民以食为天，必须代为谋求生业，庶几温饱有资，西国在开垦、开矿、通商、耕织、制造修路等事上，特别扩大生计，使小民各有专营，即使人口日增，也可免除游惰之风。一在教民，西国学问皆求实济，国中男女，无论贵贱，成年儿童都必须入学，凡天文、地理、格致、测算、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语言文字、律例，无不循序渐进，即使盲聋残疾之人，也有学院分别教训，所以国中人民无一弃材，各有裨益于公私，以扩大其用途，西国利民之大如此。强邻日逼，外患正深，难道可以漠然置之吗？为什么说内忧呢？中国经费有常，民生日益窘迫，人才未广，这三者确实是当务之急。查中国各处海关岁收税项不少于二千万两，在

译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或许还不至于担忧物资匮乏，然而以今日增设海军以及各地防营的开支而言，收入实在不足以弥补支出。如果能够仿照西方的方法，尽早修通道路，使得南北各省除了轮船之外，还有火车通行，将会看到商人云集，不增加税收而税源自然可以加倍，那么经费何必担忧不足呢？至于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不下四百万，以十年计算，就有四千万，各省产业如常，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中国那些官员只知道物力艰难，却不设法变通，以求增加财富的方法，即使想要让百姓不陷入困境，也必然做不到。如果能够仿效西方养民的各种方法，逐步施行，那么百姓的产业日益增加，民生自然就会丰厚了。此外，想要寻求人才，必须扩大教育，近来中国老臣宿将日渐凋零，如果仍然拘守旧规，怎么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以供实用？只有推广中西学问，广泛开辟晋升的途径，或许杰出的人才就会涌现，朝廷没有侥幸晋升的人，民间少有被埋没的贤才了。总之，中国的外患内忧，都因为从前见闻不广，不知道西方方法的好处，所以未能彻底改变计划罢了。如今皇上圣明英武，洞察事理，一旦亲自裁断大政，就举行各国使臣觐见的典礼，其见识之高，足以让四方心服，从此推广所及，必定更加熟悉各国情况，如果能够择善而从，自然可以收到成效。唉！江海不因为宏大而拒绝细流，泰山华山不因为极高而推辞土块，因此向前请教咨询，虚心采纳意见，和乐融洽，中外共享福泽，天下安定。我将拭目观看其后的发展。

译两君相见论

李提摩太

国家之间往来，主宾之间应酬，无非以道义相交，以礼节相接，只要真诚周遍融洽，内心诚实罢了。如果真诚，那么即使使用珠盘玉敦这样的礼器，也能在坛坫之上联欢；如果不真诚，那么就会激起敌意，共同仇视，干戈兴起，士气激昂。追溯自春秋以来，各国互相争强，专行杂霸之道，仁义之道早已借而不还。然而看那些对内尊崇、对外抵御，侍奉大国、安抚小国的君主，没有不是开诚布公，以诚信对待他人，这样才能主持齐盟，成为诸侯之长。所以《春秋》一书，大抵都记载两国君主相见会盟的事情，它之所以能维系人心，确实历历可考。虽然如此，春秋初期，距离上古不远，人们少有欺诈，所以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以礼招徕，以德怀远，凡是各国君主，没有不跟随顺从的，于是举行了九次衣裳之会，天下风气统一。孔子称赞管仲说：“他的仁德，他的仁德”，确实值得崇尚。等到后来，各国君主以智勇互相倾轧，以争夺为事，同船之人都成为敌国，婚姻关系逐渐变成寇仇。所有见面之礼仪，欢好之聚会，无不暗藏机诈，作为挟制要求的手段。比如盂之盟，宋公被楚国所擒，霸业因此不能终成；夹谷之会，齐国命令莱人演奏音乐，想要擒拿鲁君，幸好孔子以君子之道辅助，在祸患将起之时暗中消除。等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对于敦厚礼让、修好盟约的事情更加置之不理。那些相约会晤，能够侥幸于一时，不至于丧身辱国的，如果没有文武兼备的大臣，临机应变，在仓促之间制胜，是不可能的。比如秦赵在渑池相会，酒酣之时，秦王请赵王弹瑟，赵王弹奏，蔺相如请秦王击缶，秦王不允许，相如说：“五步之内，臣请求用颈血溅大王。”左右想要杀他，相如睁眼呵斥，众人无不披靡，秦王最终击了一次缶。赵王回国后，任命相如为上卿。直到秦昭王写信诱骗楚怀王在武关相会，当面结盟，昭睢、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信任。”子兰劝他前往，怀王进入武关，秦国伏兵断绝其后路，于是扣留了怀王。唉！赵国有蔺相如，先前既能完璧归赵，后来又能折冲樽俎，护送君主回国，并且让强秦降心相从，不敢对赵国用兵；楚国有昭睢、屈原，而君主却被人俘虏，这难道不是用贤与不用贤的明显证据吗？谚语说：“筵席没有好筵席，聚会没有好聚会。”因此中国历代以来，两国君主或者在疆场之上相见，或者在微贱之时论交，如果已经践履大位，虽然使命迭至，玉帛频通，如果想要轻身入境，握手言欢，则从未听说过。然而近来五洲相连，环绕地球九万里，各国无不互市相交，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外洋报纸屡次记载德、俄、英各国君主时常往来，轻车简从，完全消除嫌猜，相亲如一家，相敬如一人。如果有关系欧洲全局的重要事务，不难当面商议决断。评论者说今日欧洲之局势，不啻是一个大战国。等到看他们推诚相与，真意相孚，并非战国诸君所能企及，哪怕是一万一。唉！物极则变，变久则通，实在是天道、世运、人事有限制的原因。在中国，正统相承，定于一尊，历来划疆自守，不从事远图。但如今既然海禁大开，外洋各国声气相连，情谊日密，而我们独自向外人显示落落自处，将来孤立无援，独自受害，这确实不能不及早图谋，幡然改变计策。

觐见使臣关乎振兴说

李提摩太

王者以权力控制天下，权力所不及的地方，百姓就离开了。以恩泽结纳天下，恩泽所未到的地方，百姓就怨恨了。唯独有不倚靠权力，不借助恩泽，而能够控制固结四海兆姓之心，使之沦肌浃髓，欢欣歌舞而不停止，即使百世之后仍然为之观感颂述的，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德。纵观前代，开创中兴的君主，没有不是由积德而建立卜年卜世的基础；继体守成的君主，没有不是由败德而开启亡国丧身的祸患。问有谁仁如天，智如神，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列圣相承，尧兢舜业，先后同轨媲美唐虞，像我们大清这样的吗？本朝发祥于辽藩，定鼎中原，厚泽深仁遍及寰宇。只是当年海禁未开，五洲情形未能熟悉，所以道咸年间与泰西各国小有龃龉，交涉事件动辄招致衅端。推究原委，都是彼此交谊未孚造成的错误。等到立约通商，言归于好，化干戈为帛玉。同治元年，我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时，海上各国互市之议刚刚确定，而内地赭寇窃踞金陵，大江南北已经没有完土，蹂躏十余省，扰乱十数年，中国局势几乎有不可收拾之势。只有我皇太后睿哲天生，任贤不贰，对外与各国讲信修睦，既谨慎选择大臣分别出使，使他们得以互通情，又选拔聪颖子弟出洋学习西学，预先储备日后人才；对内则赏罚分明，简任将帅，最终使积年巨寇次第荡平，并且西靖回疆，东安藩属。

译三边柳色长存，烽烟永远平息；七萃虫沙之祸，都随日月消散。数年来，天下拥有磐石般稳固的安宁，海内没有金瓯般国土的缺损，于是从容退居政事，在深宫中颐养天年。多么美好啊，我皇太后的圣德神功，凡是中外臣民，固然没有不钦佩敬仰、永无止境的了。如今皇上圣明天纵，在亲自裁决大政之初，就以和睦邻邦为根本，在本年正月二十五日，特别下旨让各国驻京大臣觐见各国使臣，恭敬地献上颂词，伏请皇上答词，中外邦交因此永远巩固等因由。伟大的君王之言，确实是四海百姓的福气。只是外洋各国如今既然日益亲近融洽，中国正可以趁着这太平无事之时，急切地筹划养育百姓的方法。因为中国每十年中出生与死亡的人数相比，应当增加四千万人，而土地依旧，财产依旧，即使想要百姓不困苦，户口不贫穷，怎么可能做到呢？试看外洋各国，讲求格致之学，以及开采矿山、修建铁路、设立邮局、发展商务、治理农业，无不极力整顿，所以近几十年来，比起以前都富裕了几倍。中国地大物博，风俗美好风气醇厚，向来是最古老的邦国，难道可以独自居于人下吗？然而时运积久必然回转，风气由渐而自然开启。多么幸运啊，我皇上明察先机，毅然振作，自强不息，择善而从，由此逐渐推行，依次举行，将看到中外没有抵触的忧虑，亿万百姓免除流离失所的祸患，那么长治久安之道，就有可以预期的了。说这关系到国家的振兴，谁说是不合适的呢？

译礼政二家教

教养

郑观应

远古时代，混沌蒙昧，百姓生活在其中，住在洞穴，露宿野外，喝血吃生肉，饿了就起来，累了就休息，安闲和乐，无所作为，与禽兽没有区别。等到世代更迭累积，人口繁衍增多，境内的物资不足以供给，就必须迁移地方去获取食物，以捕猎为粮食来源，先从容易获取的开始，等到容易获取的耗尽，那么难以获取的也必然要想办法得到。由此智慧技巧便产生了。凡是手脚力量所达不到的，必定要借助工具来辅助。凶猛的野兽，用金属甲胄和皮革制成的武器来击杀；飞翔的鸟类，用弓箭来射杀；潜游的鱼类，用网具来捕捉。那些金属甲胄、弓箭、网具等器物，制作得越来越精良，使用得越来越周密，那么年轻人、愚笨的人必定不如老年人、聪明的人。于是老年人、聪明的人必定将精巧的方法传授给年轻人、愚笨的人，作为他们觅食的工具。这就是教养之道在蒙昧时代萌芽的基础。等到后来人口日益繁多，物类逐渐减少，捕猎食物变得困难，奔波劳苦，这时就有聪明人出现，根据天地万物生长繁殖的道理，教导百姓从事耕种畜牧。各项事业兴起，百姓每天获取物资而有剩余，于是就没有了捕猎奔波的辛劳，减少了迁徙流离的痛苦，开始聚族而居，逐渐积累而成国家。由此人事日益增多，交往日益广泛，有圣人兴起，为他们开发万物成就事务，为他们草创经营，衣食、宫室、人伦关系、政治制度，日益达到完美完备。这又是教养之道在文明初开时代得以彰显的原因。那么教养的开端，由来尚且久远。我们中国文明开启于寰宇之先，唐尧虞舜之时，已经达到盛世治理，等到夏商周三代，文化尤为兴盛，设立学校来教育士人，推行井田制来养育百姓，那时万物繁荣，百姓感念帝王的恩德，多么兴盛啊！上天生育百姓是为了教养他们，托付给君主，所以拥有国家天下的人，责任没有比教养更重要的。降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各自自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教养之道荡然无存。然而距离古代不远，遗风尚存，教养虽然在君主和老师那里缺失，但民间还能自我教育自我供养。暴秦崛起，焚书坑儒，愚弄百姓，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专门图谋禁锢遮蔽天下的人才，后世沿袭这种做法，那么百姓的自我教育自我供养也受到干扰拖累。等到百姓失去教化，他们不等同于禽兽的，几乎没有。那些始作俑者，起初认为天下的多事都是豪杰造成的，于是说天下人可以愚弄不可以使聪明，百姓可以让他们顺从不可以让他们明白，希望我的大业可以世代守护，所以凡是能开启人聪明、启发人知识的事情，都想要压制排斥。这是三代以后，人才不世出，民生日益困顿的原因，可悲啊！纵观全球各国，国家命运的兴衰，无不系于人才；而人才的盛衰，无不关乎教化。教养得道的，勃然兴起；教养失道的，忽然灭亡。试看英、德、法、美诸国在近世崛起，深得三代的遗风，学校遍布全国，读书就聪明，不读书就愚笨，聪明就强大，愚笨就弱小。德国的百姓，读书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美国的百姓，没有不读书的，适宜他们如此迅速富强。非洲的百姓，没有听说读书的，适宜整个非洲被各国分裂。人无贵贱，都受到教育，凡是天地万物的道理，人生日常的事物，都列在学校之中，使全国的人，从小学习，各自根据性情的相近而尽力。又各自设有专门教师，循循善诱，即使道理极其幽微，事物极其奥妙，都能有方法晓喻，有器具窥测。他们所教的由浅入深，从简到繁，所以人的灵明，日益开启智慧，日益积累而人才济济，国势因此强大。所以人才众多则百事兴盛，凡是机器制造、轮船、火车，都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业、商业，也日益增加新法，日益推广，市上没有游民，都靠劳动谋生。那么士人得到教育而百姓得到供养，甚至老弱残疾、贫穷老人孤苦婴儿，也都有机构救济，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这是教养得道而英、德、法、美诸国勃然兴盛的原因。又看印度、安南、缅甸、暹罗等国，上面失去教养的方法，下面没有奋兴的士人，繁法严刑，横征暴敛，与暴秦无异，贿赂公行，买卖官爵，奸恶诈伪，上下互相蒙蔽，加上河渠不治理，田地日益荒芜，士人没有所学，百姓喜欢闲散，农工废弃职业，商贾缺乏资本，百姓流离失所，盗贼遍布田野，这是教养失道，国势衰微，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谚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们中国的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茫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如今时事日益恶化，国势日益紧迫，外有强邻环视，内有隐患堪忧，如果仍然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同心，努力图治，急切实行教养，那么日后的事情，岂忍心说呢！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尚且重视教养，在当今地球之中，已患人满，捕猎固然不能作为粮食，而耕牧还担心不足，教养岂可废弃呢？所以西方人广泛寻求格致之学，作为教养的方法。大概世界由捕猎变为耕牧，耕牧变为格致，这固然是世运的

译迁移变化，是天地自然的规律。那么，格物致知是什么呢？就是穷究天地变化的机理，阐明万物根本的道理，用人事来弥补天工的不足，让天工服务于人事。如果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凭借一人之力养活千万人，甚至养活亿万民众，也都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人民数量居五大洲之首，对于这些百姓，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谋划教养的方法吗？当今的对策，应当改革科举制度，引入格物致知的学问，多设立学校，广泛培养人才。学校是人才的根本，格物致知是学问的根本。中国的读书人除了诗文和小楷之外，很少讲究其他学问，一旦考中功名，就目中无人，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国家的利弊如何，也不懂格物致知的功夫如何，只是徒有虚骄之气，鄙视武人，傲慢地看待西方人。即使看到西方人良好的教养方法，心里喜欢甚至到了真诚信服的地步，也不肯全心全意地模仿办理，一定要改头换面，声称是因地制宜。其实是因为吝惜小钱，或者经办人员从中牟利，导致所传授的知识不完整，所学习的学问不精深。如果能开诚布公，与民众一起革新，或许各种工匠技艺的弊端可以重新振兴，而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也可以慢慢恢复。

译我朝考究古代文献，崇尚文治，尊重贤人，礼遇士子，车同轨、书同文，天下统一，文化规范一致。海内藏书之家，多到数不胜数，然而子孙未必能够阅读，亲戚朋友也没有机会借来观看，有的被老鼠啃咬侵蚀，有的遭受水火之灾，这是私藏而不公之于众。乾隆年间，特别开设四库全书，建立文宗、文汇、文澜三座藏书阁，允许海内考究古学的士人就近阅览，学识渊博通达，成为有用的人才，朝廷培养人才的心意，非常优厚。但各地官吏执行不善，宫墙华美富丽，藏书深秘，贫寒士子无法窥见。等到战乱频发，藏书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收复一省一郡，急忙设立书局，恢复书院，建造书楼，官府定价不高，人人都能购买，所以海内士人多有枕着经书、垫着史书，博览群书，堪为世用的人。通商日久，西方学问流传，南北洋也广泛翻译西书以资考证。只是穷乡僻邑，见闻不多，地方官吏也不关心，置之度外，于是傲慢孤陋，依然故我。由此可知藏书的好处很多，而广泛购置藏书以供诵读的功劳很大。

西方各国都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的书籍尤其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是本国新刊印的书，按规定送两份到书院收储，如果有益于国计民生，必定受到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家刊印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在书院中建造一座大厦，名叫读书堂，可容纳三百人。中间设置几案笔墨，有志读书的人先向本地绅士领取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到书院董事处，换给执照，准许入院阅览。期限六个月，阅览后即更换一次。有想看某书某册的，就用纸片注明书目，交给值班人员检出付阅，在长案上静静观看，不许朗诵。阅览完毕在书后签名，注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给经手人。该值班人员年终查核，知道哪些书最流行。另有租赁书楼，有股份的人，每年出书银四元，可到堂内阅览。各处新报齐全，只准许借书两本，限两个礼拜归还。如果没有股份的人租赁阅览，每日计银若干两，先付钱，阅览完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如果有损失，责令赔偿。特别设置总管一人管理此事，执事人员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全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共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如法国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共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共九十五万三千册；德国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共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利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共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地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共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国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大宽敞，独藏书二百七万九千册；德国柏林的书楼，也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了刻本外，更有抄本三万五千册，字迹细如蝇头，珍贵如鸿宝，确实是典籍的壮观景象，博学的津梁。

中国自都中四库全书外，镇江、扬州、杭州三阁，早已化为灰烬，私家藏书最富有的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鄞县范氏的天一阁，杭州江氏的振绮堂，钱塘吴氏的瓶花斋，苏州黄氏的滂熹园，石冢严氏的芳茉堂，邬镇鲍氏的知不足斋，昭文张氏的爱日精庐，南浔刘氏的瞑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数散佚。近日则吴兴陆氏的皕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楼，请求大府，奏报朝廷，供一郡人士阅览，其大公无私的心意，相比古人，又有什么逊色？只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只有这几处，如何惠及士林？应当命令各直省督抚，在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买中外有用的书籍，藏贮其中。凡是外国未翻译的书，应当命令精通西文的人翻译出来，收储并派员专门管理。无论贫寒儒生还是博士，领取凭证入院即可读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府办理，或由绅士捐资。比利时国逢开国五十周年，臣民都凑钱祝寿，国王接受并放在外府，说：“这是众人的钱财，将为众人求益。”命令议院商议，下院提议以此开设格致院一区，广泛购买图书器皿，供国人探讨格致之学。英国君主寿诞，臣民也凑钱建造一大博物院，无物不备，为君主祝寿留名千古，与民同受其福，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各国都应当仿行。或者由各省外销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的用度稍加节省，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款仍常年储备，专门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置，果真能认真管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具文武之才，具备将相之略，或者探究精微奥秘，著述古今未有的奇书，或者通达教化穷尽神妙，制造中国没有的利器，以此来规范天地，笼罩华夷，开创一统的宏规，恢复三王的旧制，极其辉煌显赫，都基于读书稽古这两件事了。

译如今天下人都争相谈论西方学问，其实西方的天文计算、地理、数学、化学、力学、光学、蒸汽学、电学、机器、兵法等各种学问，没有一样不是暗中沿袭中国的方法而形成的，只是中国逐渐失传了这些学问，而西域反而保存了原来的面貌，探究其本源和流变，并不值得过分惊奇。如果汇聚天下的才智与聪明，来穷究中外古今的变化，标新立异，日积月累，我们中国四万万华夏民众，必定会有远远超出九州万国之上的成就。如果强行划分界限，墨守成规，固陋昏庸，甘愿受制于人，那么印度、琉球、越南、缅甸的遭遇，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例。前面的车已经翻覆，后面的车正驶来，有见识的君子，将如何选择呢？

译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的规制

我曾经说，人才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因此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慎重。然而，作为辅佐君主的股肱之臣，常常需要贤才；而穷究事物的道理，尤其需要博学之士。曾经见过一些微小的国家，突然振兴；而巍峨的大国，忽然衰败。这并非全是因为治理不得法，也确实是因为没有获得人才。普天之下，哪里没有人才呢？关键在于培植人才的得失罢了。而培植人才的方法，没有学问就无法奠定根基；想要增加学问，不诵读就无法开阔见识。然而，有益的重要书籍，卷帙浩繁，价格昂贵，不是贫寒的读书人容易购买的，所以设立书院，尤其不可不急迫。近来考察各国的书院，多如繁星，应当推英国伦敦博物院的藏书楼为杰出者。况且英国的书院众多，不必一一列举，而不花费钱财、任由人们游览观看的，到处都有。但如果与博物院的藏书楼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只看它的形制，顶部做成圆形，纵向和横向各十四丈，除去围墙，那圆顶还高十丈零六尺。放眼天地之间，除了罗马城大庙的殿堂，就应当以这座楼为第一了。楼内圆顶之下建有围墙，围墙之内做成格子状，那就是藏书的柜橱。藏书极高的地方都有阶梯可以登上去，周围格式统一，取书非常方便。楼内的书籍任由人们阅读，只是不准带出。计算下来，下层随意可阅的书有两万卷，上层收藏的是各国语言文字以及一切实学要务等书籍和各月报，共五万卷。那圆顶的形制，雕刻极其精美，施加金银和各种彩绘都采用淡色，所以楼内光彩夺目，耀眼眩目。内置长桌十九张，小桌十六张足以容纳三百多人就坐。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开始，允许妇女进入参观，所以又设置了两张桌子以备妇女就坐。这两张桌子之外，也允许随意坐在长桌上。中间设立隔板，对面而坐的人互不相见，使专心阅读的人不至于被人打扰兴致。楼内的格局本是圆形的，好比车轮，长桌的设置如同车轮的辐条，桌子的形制则是前低后高，即使阅览的人坐满厅堂，但刚进门乍一看，却看不出人多。屋子中间放置围柜，上面陈列三百卷书目，使人容易查阅。这个柜子如同车轮的轴心，各张桌子都能与之相接，所以好像放在左右一样。围桌内最中间的空位是总管书楼人的座位，即使阅览的人有三百多人，实际上也不难一眼就全部看清。追溯这座楼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初创者的名字叫噶瑞，制定的法规美好完善，至今都遵循旧章，毫无弊端。只是制度的华美，日新月异，而阅览书籍的人数增加很多，与百年前的气象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楼内阅览的人四面都能写字，而且有仆役，如果想看什么书，就写一张纸条交给仆役，立刻照取。即使是世家自己设置的藏书楼，恐怕也未必如此方便。书楼的规例也很清晰，记录如下：一、书楼的设立，原本是为了供人阅览，增长学问，只是礼拜日和各种节日不得进入参观，其余日子无论风雨都打开各门。二、开楼的时间，从西历九月初起到四月底止，早上九点钟开门，晚上八点钟关门。从五月到八月则是九点开而七点闭。三、想要进入阅览的人，先将其来意、住址写明，交给总管查阅。四、进入之前两天，必须有推荐信致送总管，如果推荐人确实可靠，本人只需写明住址和姓名即可进入。五、推荐信如果不可靠，总理就不允许进入，或者与董事共同商议。六、进入楼内的人各自领取一个牌子，以后随意持牌前往阅览，直到换牌的期限，凭总管更换。如果不换牌，则不得再进入。七、所领的牌子随身佩戴，甲领的牌子，乙不得冒充前往。八、年龄不满二十二岁的人不许进入楼内，如果一定要进入阅览，也可以与董事商议。九、不准污损书籍。十、不准在书上垫纸写字。十一、楼内的地图和各种图画，如果不向总管说明，不准用纸覆盖在图上临摹描画。十二、楼内必须雅致安静，不许高声喧哗。十三、阅览完毕的书仍放回原处。十四、不遵守规例的人不准进入楼内。十五、如果擅自取书出楼，按照偷窃的条例定罪。十六、让仆役取的书，也必须交给该仆役送回，收回原来的纸条。如果不收回，似乎书仍未交还，恐怕引起争论。十七、本楼管理人员有得罪阅览者的地方，仆役有服务不周的地方，允许阅览者写信告知总管。书目册上收录每天新入的书，以及各种报纸都分类标注在各作者的名下。书目的旁边各有暗记，阅览者不知道。本楼管理人员一看暗记就知道书的位置。阅览者想看什么书，应当将书名及暗记一并写明交给仆役，以便检取。只是记载在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年之中，共计阅览一百十万四百五十次，阅览者十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人，增添各种书籍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按照美丽的格式装订成书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一本。其中有人赠送的三千三百七十六本，著书人按例送入的

译一万一百二十七本，其中别国造书人赠送的一千四百八十六本，本楼购买的五千八百三十五本。在这几年之内，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唉！兴盛啊！英国近几十年来，人们只夸耀它称雄世界、人才辈出，却不知道它是凭借培植人才的方法才达到这种境地的。这正是所谓人才得到培养而国家兴盛。然而设立书院的方法看似平常，长久实行下去，其效果却快得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如果真能仿效这种做法，人才也必定会接连不断地涌现。我翘首期盼着，擦亮眼睛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译女教

杞忧生

中古时期关于女子教育的书籍失传已久，除了零星词句散见于六经和诸子百家之外，以班昭的《女诫》为最早，刘向的《列女传》、郑氏的《女孝经》、《女训》、《闺范》、《女范》等书各有阐发。近代蓝鹿洲从经史子集中采辑有关妇人的规范法度，编成《女学》，颇为详尽丰富。可惜朝野上下拘泥于“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女子独自不去求学，妇工也没有专门的老师。那些贤良的女子，稍微讲求女红和中馈之事罢了。对于古人所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有名无实。礼教不被讲求，政教风化日渐衰微的原因就在于此。

西方女子教育与男子并重，人生八岁，不分男女，都必须入学，教导读书、识字、算术等事。学规与男塾大致相同。有学习实学的，有学习师范的，学成后准许在女塾教授女学生；有学习仕途学问的，有进入太学院深造以广见闻的。虽然平民妇女不必像男子那样博学通达，但也必须能通晓书文、明白道理，遵守规矩，通达事理，辅以算术、绘画、纺织、烹调等事，而女红、中馈附在其中，这样才能辅助儿子、帮助丈夫，成为贤内助。

瑞士国有大学院，准许女子进入学习医学，如果精通，也可以发给凭证行医，其中接生这一端关系尤为重大。俄国特设教女接生院，凡胎前产后的一切重要病症，必须明白透彻，体恤入微。既然讲求妇科，内外各科也可以兼习。

中国人生育繁衍昌盛，心思灵巧，女范虽然严肃，女学却大多疏漏。如果能广泛筹措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翻译成中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中训诫女子的书籍，分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算术各事紧随其后。富人出资，穷人入学，由地方官吏、命妇逐年稽查，奖励勤奋而惩罚懒惰，美丽而贤良者，官吏妥善为其择配，以示褒奖。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西方，整齐严肃，这样日后成为贤女、贤妇、贤母，“三从四德”从小学习，久而久之便内化于心。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又能辅助儿子、帮助丈夫，不至于虚耗坐吃。愚贱之人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根本，这就是文治武功之所以能教化流行、风俗美好的原因。

至于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只有中国才有。本朝法令已经加以禁革，但沿袭已久，风俗尚未改变。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而钟爱女儿，更甚于儿子。唯独此事酷虐残忍，简直无人性。或四五岁，或七八岁，严词厉色百般逼迫，务必使骨断筋摧，才觉得痛快。认为这样，日后嫁人，才可矜持可贵。如果脚圆六寸，则亲戚邻里都以此为羞。这种浇薄之风，城市比乡村更甚，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做了女子，更不幸而为中国的女子，残害肢体，束缚筋骨，血肉淋漓，如同遭受大刑，如同身患重疾，如同遭遇沉灾。西方人议论女子裹足，男子宫刑，乃是极弊之政，为合地球五大洲所无，适宜被他们嗤笑。革除它的人，真是圣君贤相了。

幼年遭受剥肤之凶，终身承受刖足之罪，气质虚弱者，因此伤生。虽然父母爱怜，但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即使侥幸保全性命，而终日需要人扶持，井臼之事怎能操持？偶有水火盗贼之灾，则步履艰难坐以待毙。残害生命本质以追求美观，做无益之事以为有益，这是最大的教诲错误。如果改变裹足的功夫，转而求学，用十年之力，率以读书，那么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难道真的出男子之下吗？希望有转移风化之责的人，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足的姑且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此后一律禁止，故意违犯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通令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出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鼓励后来者。一转移间，而道一风同，利兴弊端去，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了。

天下事贵在自然，不贵在造作。人之常情，行其易，不行其难。唯独裹足则相反，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而且考察三代，考证经史，无有一言赞美它的。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脚，似乎脚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也是迷惑之甚了。本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应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束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以及目不识丁之小户

译听任他们自行方便。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推行，十年之后，积习就会逐渐消除，天下百姓都会遵循古人的道行了。妇女缠足，导致阴阳二气不完整。阴阳二气不完整，所生下的男女必然柔弱。男女一旦柔弱，万事就会败坏。缠足本是卑贱者的服饰，怎么可以推行于天下，而且让公卿大夫的眷属也这样做呢？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件事，实在是关系到天下百姓的福祉，不仅仅是考证它的源流而已。我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仿效他国缠足的，从重治罪。”顺治二年禁止缠足，康熙三年又禁止缠足。七年七月，礼部上奏题为“恭请斟酌恢复旧章以彰显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在奏疏中写道：“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的女子未禁止缠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达给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决定元年以后所生的女子禁止缠足。其禁止的方法，由该部议定回复等因，在本年正月内臣部上奏确定：元年以后所生的女子，如果有违法缠足的，其父亲有官职的交吏部、兵部议处，士兵百姓则交付刑部责打四十板，流放；家长不加以稽查，枷号一个月，责打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的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的，听任吏部、兵部议处。”在案查立法过于严苛，牵连无辜，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竟然中止了。假如当时禁令不过于急切，持之以恒，那么今天就已经可以永远消除这种陋习了。

译裹足

杞忧生

曾经思考，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毁伤，这是古人的训诫。大概后世风俗日益败坏，有人剖心割股来治疗父母的疾病，以此作为孝道；于是就有忍心害理，包裹女子的脚，以此作为慈爱的人。积习沿袭，牢固不可打破，让人进入花丛寻找香径，必定俯身窥视莲步，再仰头欣赏花容。那美丽的女子相遇，小人便向下通达，不知道眉目的美丑关乎天赋，弓鞋的大小全凭人为。《宋书》称男子穿方鞋，女子穿圆鞋。《唐史》称杨贵妃穿罗袜，韩冬朝诗“六寸肌肤圆润，光泽细腻”，都是不裹足的明证，史册可以查考。只有《辍耕录》谈到妇女的脚，山新闻云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纤细美丽善于舞蹈，后主让她用帛缠绕脚做成新月形，相传这是裹足的起源，大概始于这里。父母都爱惜他们的女儿，唯独在裹足这件事上，早则五岁，迟则六岁，没有不严词厉色，大受折磨的，认为这样迈出俏丽的脚步，踏起香尘，日后作为媳妇进门才显得可贵。倘若裙下的莲船有一尺长，那么亲戚邻里都以此为羞耻。这种浇薄的风俗，城市比乡村更严重，因此世家大族争相效仿，而农夫的女儿，樵夫的媳妇，反而没有这种弊病。自古以来女子之所以娉婷，是因为腰像束着的白绢，颈项像天牛幼虫，可知赵飞燕的瘦和杨玉环的肥之所以独得宠爱，应当有适宜人的地方，并不是要她们举止失措，行动需要人扶持才称为美。倘若莲瓣不满一握，石榴裙纤细地露出双脚，皱着眉头，效仿东施，丑得像蛤蟆的母亲，又哪里能看到凌波微步，让人意消呢？总之，后主是亡国之君，矫揉造作，沉迷女色，游戏支离，究竟哪里值得作为典范呢？等到我朝承受天命，宣告四方，命令男子剃发，禁止女子裹足，法令良好，用意美好，大家都应该严格遵守。如今剃发虽然遵从国制，但裹足无法挽回颓风，浅薄的习俗沿袭，至今未改。纵然说这事关乎闺阁，无关紧要，难道没有想过怀抱扶持，爱怜增加，而裹足则残害肢体，束缚筋骨，伤害天赋的完整，失去慈爱幼小的道理，导致丈夫憎恶妻子，婆婆嫌弃媳妇，母亲鞭打女儿，嫂子讥讽弟媳，受辱既多，轻生不少。况且生下女子往往显得孱弱，操持家务则倍觉勤劳，难以期望成为健壮的贤妻，只是教诲的工具，极言其流弊，难以尽述。按照五大部洲，除中国外，裹足的绝无其人，全都让他们学习技艺读书，持家处世。即使所生的子女，也强壮容易抚养，足以先天。现在应当以十年为期，严格禁止。已经裹足的，姑且保留旧状；未裹足的，不要开辟新例。如有暗中违背科条，追究父母。凡是裹足的女子，即使生下聪慧的儿子，也不能拜受朝廷的诰命，接受夫家的荣封。严格制定章程，张贴告示晓谕，革除当时的陋习，恢复上古的淳朴风俗。将看到绿窗娇女，金屋佳人，不仅购买六国的丝，平原争绣；而且祝愿万年之福，帝力相忘，未尝不是仁政的一端，刍言的一得。

戒足会叙

梁启超

那么耳、鼻、舌、手、足都是上天赋予的，父母给予的，有一个不具备，或者残缺的，称为废疾，称为天所惩罚的人。古代君王制定刑罚，有割鼻，有割耳，有断脚，将用天所惩罚的刑罚来惩罚不肖之人，以威吓天下。仁者尚且有人讥讽，厌恶其伤害上天而残害人类。男女各占一半，人数的一半，受生于天，受爱于父母，没有不同。虽然如此，人类之初起，以力量取胜。力量最悬殊，不相敌对，而大势最容易分化的，莫过于男女。所以男子中强悍的人，相继提出扶阳抑阴的说法，把普天下的女子都不当作同类对待。因此，尘尘五洲，莽莽万古，贤哲多如鲫鱼，政教多如大海，没有一言一事为女子考虑。对待女子有两个大端，一是充当服役，二是供玩好。按照前一种说法，则豢养她们像犬马；按照后一种说法，则装饰她们像花鸟。这两种虐待产生三种刑罚，所以非洲、印度用石头压头，使头变成扁形，其刑罚像黥刑；欧洲喜欢细腰，其刑罚像关木；中国裹足，其刑罚像断腿。三种刑罚实行后，地球上的妇女没有完整的人了。裹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总之，它必定起源于污秽的君主、独夫、民贼、贱丈夫，苟且为了满足一日的欲望，而敢于冒犯千世的不韪。他们的行为像商纣王的剖孕斮涉，他们的居心像刘鋹的斗兽戏蛇。以孔教论，所谓始作俑者，必无后；以佛法论，所谓地狱，正是为此人。唉，天下事，良法往往惮于奉行，而谬种往往易于相袭，以此残忍酷烈，轻薄猥亵之事，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来督促女儿，公婆以此来选择媳妇，夫君以此来宠爱妻子，年龄未变，已受极刑，骨节折落，皮肉脱落，创伤充斥，脓血狼藉，呻吟不顾，悲啼不恤，哀求不应，嗥号不闻。数月之内，杖而不起；一年之内，抬而后行。虽然狱吏的尊贵，没有此忍心；即使九世的仇敌，报复也不至于此。这是顾乃

译凭借骨肉间的亲情、天性中的亲爱，那些世俗之人却以此施加如此残酷的折磨。唉，这难道不叫愚昧的人吗？难道不叫残忍的人吗？过去五代至两宋之间，这种风气虽然盛行，但还不过是在教坊乐籍中，用来装饰狐媚之态，博取权贵垂涎的祸害到了极点。如今世家子弟和豪富之家，竞相夸耀崇尚，良家清白后裔，也视为理所当然，对她们施加刑罚杀戮而不觉得奇怪，让她们沦为倡优门户而不以为耻，这不仅让邻国听闻都感到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丧失了人的本性。难道是人的本性邪恶吗？不过是所习染的环境如此罢了。况且中国积弱到了今天已达到极点，想要强固国家的根本，必须储备人才；想要培养人才，必须开启幼年教育；想要端正幼年教育，必须依靠母亲的表率；想要端正母亲的表率，必须从女子教育入手。人生六七年正是入学的年纪，现在不致力于如何教育她们，反而致力于如何刑罚杀戮她们。率领她们走向倡优之路，中国四万万人口的一半，被纳入罪人和贱役的行列，到哪里去能不被人轻视呢？我听说，《春秋》的大义，凭借强力欺凌他人的，是据乱时代的政治；如果是升平时代、太平时代，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地球今天的运势，已经进入升平时代，所以欺凌他人的恶风逐渐消减，而天然的公理逐渐显现。非洲、印度压迫妇女的习俗，欧洲束腰的陋习，现在当地崇尚道义的人士，各自合力思考如何去除这些陋习，大概将要改变了。而我们中国满蒙的旧俗，幸好没有沾染这种陋习，后妃尊贵，仍然穿着同样的鞋子。世祖章皇帝，是制定礼制的圣人。顺治十七年，特别颁布诏书，普遍晓谕海内，痛改积习。他的法令规定，如果有女子或妇女违抗诏令缠足的，她的父亲或丈夫杖打八十，流放三千里。伟大的王言，将要拯救这一方的百姓。只是因为旧的污垢太深，执行不力，沿袭谬误，蹈袭弊病，仍然持续了几百年。《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于是豪杰之士，毅然思考如何改变它。虽然如此，拿着藻火纹饰的衣服进入裸国，就会空落而无容身之地；悬挂一根柱子来抵御横流的洪水，就会力量薄弱而容易失败。所以这个道义虽然确立，但巨大的变革却很难实现。顺德赖弼君、彤陈默庵君，是当今的人杰。鉴于这种魔障般的陋习，发誓拯救众生，广泛聚集才力，开辟宏大的义举，采取简易的条例，务必严谨。婚姻相通，所以选择配偶可以没有其他的担忧；女子教育相继开展，那么良好的风气将会更加广泛。振臂一呼，而响应者如山谷回声，已经有几百户人家。唉，这难道不是人心所共同认同、天理所可以信赖的吗？非常之事的原由，百姓感到畏惧。等到它成功时，天下就会一致顺从。三十年后，我们华夏的后裔，必定有两万万人供奉这两位君子并像祭祀神灵一样纪念他们。世间的君子，请悬挂我的话来等待验证。

译巴黎复重伯

曾纪泽

陈姑丈前来，带来了您的手书和近作的诗稿，让我远在异乡的心怀十分欣慰。侄儿的聪颖敏捷，是上天赋予的，学习我的诗作是取法于下，应当选取汉、魏、唐、宋的名篇佳作研读诵读并追随效法，这样才能有所成就。我原本希望你们兄弟侍奉母亲住在乡下，四叔祖父也深深赞同这个想法。既然一时不能听从，希望侄儿专门在收敛抑制、隐藏才华方面下功夫，那么住在城里还是乡下，就不是必须争辩的了。谨慎选择交往的朋友，爱惜财物，不要显露少年人的盛气，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良言尽在这四句话里，只有侄儿天资过人，才能领悟。姑丈谈起省城的朋友们，有喜爱你聪明的，也有讥讽你狂妄的。狂妄与聪明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狂妄并不是坏字眼，但必须分清界限。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羞耻，于是勤勉追求进步，凡是古今有声望、有光彩的事情，都看作是自己能够做到的，没有丝毫畏难之心，这就是狂妄。自恃别人不如自己而愤愤不平、自我标榜，喜欢奉承厌恶正直，隐藏别人的善行宣扬别人的恶行，责备别人严厉，责备自己宽恕，这叫做狂妄自大，不是真正的狂妄。侄儿一定不会陷入这些弊端，所以借着讨论“狂”字来加以分辨。

巴黎复郭饴孙饴丰两甥

曾纪泽

自从你们母亲去世以来，我多次想写信询问你们两人的情况，每当想起，感触万千，无从说起，于是收起笔来作罢。最近收到你们的手书，如同获得珍宝，喜极而悲。又听说多甥身体日益壮实，尤其安慰了我的挂念。你们母亲穷困潦倒半生，带着志向去世，幸好有像你们这样优秀的儿子，可见天道还是可以有征兆的。来信不仅文笔清新流畅，而且议论事情也井然有序、有条理，窥见一斑，将来必定成为有德行、有才能的人，继承祖业以安慰先人的灵魂，这件事不会太远，我翘首以盼。世家子弟中聪颖敏捷超过常人的，容易犯两种毛病，叫做骄傲，叫做懒惰。然而也只有真正聪颖敏捷的人，才能戒除这两个字。你们年纪虽然小，见识理解却像成年人，这两个毛病必定没有。舅舅远在数万里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的，于是仍然举出“谦”和“勤”两个字来互相勉励，希望纯粹美好的资质，不至于被甜言蜜语和泛泛的赞誉所拖累。我血气逐渐衰退，睡眠饮食尚好，寓所中老少次序平安顺遂，公务不太如意。法国想要吞并越南，蓄谋已久，我为防患于未然做准备，也已经四年了。起初枢廷、译署的各位以及合肥相国，都不怎么在意我的说法，事情已经发动后才去谋划，未免太晚。其间李相又被法国使臣宾海欺骗，于是导致局势不可收拾，现在已经形成相持的局面，能否避免战争祸患，竟然无法预知。我终日焦灼，百事颓废。你们索要我的书法，我的字本来就不好，此时尤其缺乏兴趣，稍缓当有所寄。希望你们将兄弟俩的别号写来，以便在你们祖父大人尊前书写，很久没有写信，匆忙动笔，不得头绪。希望你们在侍奉长辈时为我恭敬问候起居之外，寄来一本电报册子，近年处理越南一案的大致情况略具其中，请转呈赐阅。只是这本册子极需保密，你们切不可轻易交给外人，一两个好友观看还可以，传抄则绝对不行。

卷三十九 礼政三正俗 礼政四聘使

善举

郑观应

古代将孤儿、寡妇、鳏夫、独居老人称为穷苦百姓，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优先考虑这四类人。《周礼》中的“睦”、“任”、“恤”，当时必定有规制法度，条理清晰，足以流传后世。可惜书籍缺失，中间有间隔。中国人口日益繁多，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有的平民失业，有的乞丐行凶，有的游手好闲，有的流民滋事。近来虽然设立了栖流所、施医局、善老院、育婴堂等善举，但大多管理不善，经费不足，导致各省穷苦百姓仍然多无所归。小的方面偷窃拐骗，大的方面结党横行，掠夺市场上的金钱，抢劫路上的行旅。推究他们的根源，实在是迫于饥寒，应当设法扩充，绅士合力，让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情捐献钱财，广泛收容抚恤。在城市乡村，建立善堂，所有经费，遴选委派本地公正廉洁勤勉的绅士，实心实意地管理，制定章程。章程仿照善堂，每年刻印征信录，多购置田产，借此供应粥食，修缮房屋，使他们免受风霜。所有无依无靠的穷苦百姓，各自教给他们一门手艺，使他们身体有所寄托，贫困有所依靠，弱者无须在街市乞讨，强者不至于身陷法网。少年强壮的男子，则由官府资助，督令开垦荒地，国家可以增加赋税，所谓一举而数善具备的就是这样。西方各国以兼爱为教，所以都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有的由国家设立，有的出自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自捐献数十万银两，来创办一项善事。西方人遗嘱捐献数万至数十万银两的很多。听说英国人密尔登说，英国有富家妇女，丈夫去世留下很多财产，她建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以及设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的地方，共花费银一千五百万磅。中国富翁不少，身受国家恩惠，却竟然没有听说遗嘱有捐献数万至数十万银两，创办一项善事的，愿意留给子孙花费，实在令人感慨。而他们思虑的周密，规制的严明，有远远超过今日各省善堂的。就以养病院来说，屋宇宽广洁净无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