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户政三理财下

译卷二十六 户政三 理财下

《管子·地数篇》

许克勤

桓公问道：“关于土地资源的统计，可以让我知道吗？”管子回答说：“土地东西宽二万八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其中流出水的地方有八千里，接纳水的地方有八千里，出产铜的山有四百六十七座，出产铁的山有三千六百九座。这就是划分土地、种植谷物，以及制造戈矛、铸造钱币的基础。善于经营的人会有剩余，不善于经营的人就会匮乏。在泰山封禅、在梁父山禅祭的帝王共有七十二家，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包含在这些资源之中，这就叫做国家的用度。”桓公问：“为什么说得失的规律都包含在这些里面呢？”管子回答说：“从前夏桀拥有天下却用度不足，商汤只有七十里的亳地却用度有余。上天并非只给商汤降下豆类和谷物，大地也并非只给商汤出产财物。伊尹善于运用调节物价轻重、开放或封闭市场、疏通或堵塞渠道的方法，通晓根据物价高低、政策快慢来制定策略，以及根据时势决定开支的时机。”黄帝问伯高说：“我想教化天下，使之成为一家，有什么方法吗？”伯高回答说：“请砍伐那些莞草并种植它，我谨慎地隐藏其锋芒，那么天下就可以被教化而成为一家。”黄帝说：“你所说的这些话，可以详细说说吗？”伯高回答说：“上面有丹砂的地方，下面就有黄金；上面有磁石的地方，下面就有铜金；上面有陵石的地方，下面就有铅、锡和赤铜；上面有赭石的地方，下面就有铁。这些都是山体显露出来的征兆。如果山体显露出这些征兆，君主就要谨慎地封闭并祭祀它，距离封闭处十里修筑一个祭坛，这就使得乘车的人下车步行，走路的人快走，如果违反命令的人，判处死刑且不赦免，这样就能远离那些折取矿产的人了。推行教化十年，葛庐山爆发并涌出水，金属随之而出，蚩尤接收并制造它们，制成剑、铠甲、矛和戟，这一年兼并其他诸侯国的有九个。雍狐山爆发并涌出水，金属随之而出，蚩尤接受并制造它们，制成雍狐的芮戈，这一年兼并其他诸侯国的有十二个。所以天下的君主一旦发怒，伏尸遍野，这就是戈矛产生的根源。”

按：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说法，本书《轻重乙》篇、《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广雅·释地》都相同，大概是以周围九万里来描述地球的直径。东西比南北少二千里，《地形训》高诱注说：“子午方向为经，东西方向为纬，四海之内纬长经短”，就是这个意思。出水八千里，受水八千里的说法，本于《山海经·中山经》的文字，《广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地形训》都相同，只有《中山经》写作“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那么此处正应当写作“出水之山”。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座，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座。根据《中山经》写作“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十”。按刘昭注《郡国志》说“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百六十”，与《管子》相同，《史记·货殖列传》也相同。那么《中山经》写作三千六百九十的，大概是错误，《管子》没有错误。此之所以分壤树谷者，《中山经》写作“此天地同，所以分壤树谷也”，这是正确的。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中山经中》“币”字写作“鍜”，刀鍜与戈矛同类，不应该重复提及，应当以《管子》为是。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以。刘昭注《郡国志》说：“节俭则有余，奢侈则不足”，就是这个意思。封泰山，禅梁父七十二家的说法，《史记·封禅书》中，“管仲说封泰山七十二家”，记载的有十二家，从无怀氏到周武王，就是这个意思。得失之数皆在此内者，是说有余不足的数量都包含在其中，所以称之为国用。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七十里而有余者，这就是国用得失的数量。通移轻重，开阖决塞者，下文中“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疾徐，高下中币而制上下之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又接着说：“通于高下疾徐之筴，坐起之时。”“筴”通“策”，犹等也。《揆度篇》：“桓公问曰：‘吾闻海内玉有七筴，可得闻乎？’”管子回答说：“阴山之礝一筴也，燕之白金一筴也，云云。”这是“筴”者，犹轻重之等也。”

伯高，《路史·黄帝纪》写作柏高，罗苹注说：柏高旧云岐伯之名，非据《黄帝内经·灵枢》帝曰：“予欲闻阴阳之义。”歧伯曰：“歧先师之所秘，柏高犹不能明。”这是柏高非即歧伯是也。刈其莞而树之，《路史·黄帝纪》作“又其苋而时之”。苋、莞通。罗苹注以苋为细角羊，非也。逃其蚤牙，《路史·黄帝纪》作“逃其爪牙”。按《管子·揆度篇》亦作“黄帝之王，谨避其蚤牙，不利其器”。房注云：藏秘锋芒，不以示人，行权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是其义也。上有丹砂，下有黄金者，《路史·黄帝纪》作“

译“上有丹矸”。又查《荀子·正论篇》中“加之以丹矸”一句，杨倞注解说：“丹矸就是丹砂。”由此可见，矸与丹砂是相同的。文中说“上有慈石，下有铜金”，这与下文“上有赭者，下有铁”应当是互相错置了。查磁石可以吸引铁针，《本草》中说：“山的南面出产铁的地方，其北面一定有慈石。”那么《管子》原本应当说“上有磁石者，下有铁；上有赭石者，下有铜金。”现在的版本上下文存在互误。文中说“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太平御览》地部三引文将“陵石”作“绿石”，这很正确。又查地部三、珠宝部九引文“下有铅锡”并没有“赤铜”二字，所以加上“赤铜”是不对的。查范成大《桂海志》说：“石绿是铜的矿苗，出产于广西古江，在有铜的地方生于石中，质地像石头，也叫绿石。”又查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铜得到紫阳之气而生成绿色，绿色久了就变成石头。”那么古本应当写作“上有绿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所谓“山之见荣者也”，是与“折取之远者”相对而言的，如果山不封禁就听任百姓折取，如果封禁了山就内部守护国家财富，这与听任百姓折取相差甚远。葛庐之山应当是庐山，《史记·五帝纪》索隐引文作“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正是如此。发者，是说蚩尤开发这座山，见《路史·后纪·蚩尤纪”。雍狐之芮戈者，应当写作“雍狐之狐父之戈”。查《荀子·荣辱篇》“狐父之”一句，杨倞注解说：“狐父，是地名。”《管子》说：“蚩尤为雍狐之狐父之”，难道接近这个意思吗？又查《路史·蚩尤纪》注正好引作“雍狐之狐父之戈”，这里写作“芮戈”是错误的。考据庐山，《汉书·扬雄·校猎赋》后面陈庐山注解说：“卢山，是单于南庭的山。”大概就是这个。至于雍狐自古以来未详所在地。查黄帝建都于冀，他征讨蚩尤也往往在冀州附近，那么雍狐或许就是蜚狐。《史记·郦生传》：“据守蜚狐之口”。集解说：“蔚州蜚狐县北一百五十里有秦汉旧郡，城西南有山，俗称为蜚狐口。”蜚也写作飞。又《晋书·刘锟传》：“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多次派信使邀请刘锟，想与他共同辅佐王室。刘锟率领部众前往，从飞狐进入蓟。”怀疑就是这里。至于“见戈之本者”，丁孝廉说：“见戈怀疑是‘得失’的坏字。”上文“得失之数”都在此列，这是证据。这是正确的。

译桓公问管子说：“请问天地的财富出自哪里，土地的利源在哪里？”管子回答说：“山上有赭石的地方，下面就有铁矿；山上有铅的地方，下面就有银矿。另一种说法是，山上有铅的地方，下面就有铅银矿；山上有丹砂的地方，下面就有黄金矿；山上有磁石的地方，下面就有铜矿。这些是山体显露出的矿藏迹象。如果山体显露出矿藏迹象，就要严格封禁。有擅自开采封山的人，判死刑且不赦免；有违反法令的人，左脚踏入，就砍断左脚；右脚踏入，就砍断右脚。这样，人们就会远离违犯法令的行为了。这就是天地财富和土地利源所在的地方。”桓公问管子说：“凭借天地财富和土地利源在天下建立功业、成就名声的人，是谁呢？”管子回答说：“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桓公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管子回答说：“玉石产自禺氏的边山，黄金产自汝水、汉水右边的洼地，珍珠产自赤野的末端光亮处。这些地方距离周朝都城都有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而且到达困难。所以先王根据它们的珍贵程度来使用：珍珠和玉石作为上等货币，黄金作为中等货币，刀币和布币作为下等货币。政令急促，黄金就贵重；政令舒缓，黄金就轻贱。先王权衡政令的急促与舒缓，调整中等货币的价值，从而控制上下等货币的使用，这就是文王和武王的做法。”

桓公问管子说：“我想守住国家的财富而不向天下征收赋税，可以吗？”管子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就会流入渠道，政令急促物品就会贵重。先王治理政令的舒缓与急促，对内守住国家财富，对外则利用天下的资源。”桓公问管子说：“具体怎么做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武王拥有巨桥的粮食，掌握了高价收购粮食的策略。武王战胜殷商后，得到了巨桥的粮食，想要让粮食价格昂贵。巨桥粮仓在今广平郡曲周县。”桓公说：“怎么做呢？”管子回答说：“武王设立了重泉的戍守任务，这是一个戍守的名称。假设设立这个戍守名称，是想让百姓害怕服役而竞相收购粮食。法令规定：‘百姓自己拥有一百鼓粮食的，不必服役。’百姓拿出所有的粮食，全部拿出。最，聚集的意思。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国家粮食价格上涨了二十倍。巨桥的粮食也上涨了二十倍。武王用巨桥上涨二十倍的粮食去交换丝绸，军队五年没有向百姓征衣。用巨桥上涨二十倍的粮食去衡量价值百万的黄金，衡，平的意思。终身没有向百姓征收赋税，这是权衡的标准。”

译“遽”是急迫的意思。“令疾而物重”这句话，就是上文所说的“令疾则黄金重”的意思。“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这句话，房玄龄注释说：“武王已经战胜殷商，获得了巨桥的粮食，想要让籴粮的价格昂贵。”巨桥仓位于今天的广平郡曲周县。考察：现在通行的《尚书·武成篇》写作“武王发巨桥之粟”，而这段文字出自东晋人之手，所以与《管子》中关于贵籴的说法不相符合。《通典》说：“洺州曲周县，纣王的巨桥仓在这里。”巨桥应当位于今天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东北五十里、巨鹿县的南面。《水经·浊漳水注》说：“衡漳水又经过曲周县故城的东面，又向北经过巨桥柢阁的西面，旧时有一座大梁，因此衡水一带有巨桥的称呼。”如果武王伐纣时发放巨桥的粮食，服虔说：“巨桥是仓的名字。”许慎说：“是巨鹿水上的大桥。”现在临近水边，左右方圆一二里。形状像土丘废墟，大概是遗留下来的粮囤和地窖的地方。重泉的戍守，房玄龄注释说“是戍守地的名字”。假设这是戍守地的名字，是想让人畏惧劳役而争相收购粮食。考察《汉书·地理志》记载“左冯翊有重泉县”，怀疑就是古代重泉的地方。王莽改名为调泉，与注释的意思相合，在今天陕西同州府蒲城县南面四十五里。“百鼓之粟”这句话，房玄龄注释说“一鼓等于十二斛”。考察鼓和斛是通用的称呼，所以《广雅》说“斛叫做鼓”，而房玄龄注释说“一鼓等于十二斛”，为什么呢？考察《曲礼》中“献米的人拿着量鼓”，《释文》引用何氏《隐义》说“东海乐浪人把容量为十二石的称为鼓”，“石”字在孔颖达的疏中引作“斛”，那么把鼓作为十二斛，齐地的方言也是这样。“民举所最粟”这句话，房玄龄注释说“举是尽的意思，最是聚的意思，读音为子外反”。陈氏说“最应当作最，注音子外反，那么已经是‘最’了”。我私下认为字只有写成“最”，所以给它注音“最”，那么就不必另有注音了。武王用巨桥的粮食，以二十倍的价格来购买缯帛，用来制作军衣，五年之中，军衣可以不依靠向百姓征调，以此衡量黄金百万，终身的用度可以不依靠向百姓征调。“籍”是说用版书写其数目。“准衡之数”这句话，准和衡通指公平。说这些都是武王平准的数目。夏商周三代以前，开阖敛散轻重的权力完全出自君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绝对不是后世那些谈论利益的臣子所能同日而语的。

译桓公问管子说：“现在也可以实行这些政策吗？”管子回答说：“可以。楚国拥有汝水、汉水一带的珍珠，齐国拥有渠展地区的盐，燕国拥有辽东地区的煮盐业，这三者的价值也可以抵得上周武王时的数十倍。十口之家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有百人吃盐。大凡食盐的数量，一个月成年男子五升少半，妇女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食盐的重量每升增加五分损耗而得一釜，五十升增加一损耗而得一釜，一百升增加十损耗而得一釜，一千升。君主砍伐芦苇柴薪来煮海水制成盐，正好积累了三万钟。到了阳春时节，请趁农时来征税。”桓公说：“什么叫趁农时征税？”管子说：“阳春时节农事刚刚开始，命令百姓不得修筑围墙，不得修缮坟墓，大夫不得营建宫室，不得建造台榭。北海地区的民众不得聚集雇工来煮盐。这样盐的价格必定上涨四十倍。君主以四十倍的价格疏通黄河、济水的河道，向南输送到梁、赵、宋、卫、濮阳等地。食物粗劣没有盐就会浮肿，守御的根本在于用盐特别重要。君主砍伐芦苇柴薪煮海水来向天下征税，那么天下的财富就不会减少了。”

桓公问管子说：“我想使农业根本富裕并让五谷丰登，可以吗？”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如果农业根本富裕且财物众多，但不能守住，就会把利益让给天下。如果五谷兴起丰产，我国粮价低而天下粮价高，就会把利益让给天下。那么我们的百姓就会常常成为天下的俘虏。善于运用农业根本的人，就像亲身渡过大洋一样，观察风向的兴起，天下粮价高则我也高，天下粮价低则我也低。如果天下粮价高而我独低，那么财利就会让给天下了。”

译本国粮价低贱而向别国高价出售，像这样，粮食低价带来的利益就全被别国的商人获取，也就是我国的财富利益全被天下人夺走，而我国的百姓就会日益贫困衰弱，不成为天下人的俘虏的人就很少了。如果不这样，农民在田地里尽力耕作，商人在贸易中尽力经营，两者并行不悖，那么我国粮价低贱时，我国的商人就买入；别国粮价昂贵时，我国的商人也卖出，这未尝不是我国商人的利益。所以善于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能不重视农业，也不能不重视商业。那么管仲所说的“不可”，是指不能让百姓全都趋向务农，并不是说农业不值得重视。

译桓公问管子说：“治理国家的事情都尽在于此了吗？”管子回答说：“还没有。齐国地处四通八达的要冲，是货物流通的枢纽。这是寄居的客商所必经的道路，人们追求根本利益，食用我们本国的粮食，使用我们本国的货币，然后骐骥和黄金才输出。政令有快慢，物价有轻重，然后天下的宝物都为我所用。善于治国的人，能利用自己没有的东西，能役使不属于自己的人。”

按：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丁孝廉说：“‘衢处’本当为‘国国蓄’篇所说的：‘土地方正，四面受敌，叫做衢国’。”《轻重甲》篇说：“我国是地处要冲的国家。”《轻重乙》篇文字相同，可以证明。戴氏说：“‘达’字当是‘道’字的误写。”游子胜商之所道者，丁孝廉说：“‘胜’当作‘媵’。”《方言》《广雅》都说：“媵，寄也。”寄商就是客商。食吾本粟，因吾本币者，是说这些游子客商，食用我们本国的粮食，使用我们本国的货币。令有徐疾，物有轻重者，就是上文说的“政令快则黄金重，政令慢则黄金轻”的意思。壹，通“皆”。《礼记·三年问》说：“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肃注说：“壹，皆也。”《谷梁传·庄公十六年》说：“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意思是说内外诸侯都怀疑他，这是证据。这里说天下的骐骥黄金都为我所用。用非有，使非人也，是承接这个意思说的。意思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能利用本国没有的东西，能役使本国没有的人。总之，天下的东西不必是我所有的，天下的人不必是我所有的，而物价的轻重取决于我政令的快慢，让其他国家的巨商大贾不能操纵权柄，独占利益，然后利权在上，财富利益不担心外流。这是管子驾驭世界、使国家富强的方法。五帝不沿袭前代的音乐，三王不沿用前代的礼制，轻重的法则，又不局限于黄金、盐铁这几样东西之间，在于智者随时制宜罢了。

中国近日富强之术，以何者为先？论。

许庭铨

唉！中国贫穷衰弱已经很久了。往上说，府库资金短缺，几乎无法满足官府的用度；往下说，百姓困苦，那些号称富裕的人，也多有空缺倒闭、无法再振兴的趋势。至于军队懒惰衰弱，即使是海外小国，都怀着轻视之意。这确实是危急存亡的关头啊！俄国在北方傲视，从吉林到西藏，疆土相接，几乎达到万里。日本在东方崛起，灭掉琉球，窥视朝鲜，包藏祸心，深不可测。南方则法国占据越南，英国占据缅甸，都与我国有迫近相处的忧患。他们的军纪非常严明，他们的器械非常精良，他们的谋略非常狡诈，他们的军饷由议员筹措，即使百万也可以立刻得到。他们运输兵员和货物，各有属地作为休息之处，不像从前那样劳苦了。中国如果不急切寻求富强，就是坐以待毙。然而朝廷之上，也已经知道了。崇尚节俭，废除奢华，精简使臣驻留各国，委任南北洋大臣处理通商事务。凡是西方人用来致富强的方法，无不模仿实行。即从近日来说，没有不竭力振兴商务的，没有不架设电线以便传递信息的，没有不开矿的，没有不购买枪炮的，没有不使用轮船铁甲的，没有不聘请西方人来教习的。而几十年来，终究未能由贫转富，由弱转强，难道中国的事情一定不可为吗？大概是施行没有抓住根本，掌握没有抓住要害。所谓根本和要害有三点，请详细陈述：第一是培植根本，第二是积蓄财用，第三是严格法禁。我朝自开国以来，向百姓征收的，只有田赋和关税。用于战守的，只有八旗和提督镇抚的军队。然而在这个时候，内库充实，太仓的粮食堆积相连。大军西征，开拓新疆之地，方圆万余里。征讨金川则番族首领叩头臣服，征讨缅甸则缅甸人请求投降。由此看来，祖宗的制度，自然足以导致富强。然而历代圣君相传，都恪守旧规，没有更改制度的举措，以至于今天，国家日益贫穷，军队日益衰弱，是因为效法祖宗的制度，却没有效法祖宗的意图。当祖宗的时候，思虑深远，上下情通，田地没有不耕种的，商人没有不富裕的，所以收入多。将领没有不勇敢的，士兵没有不训练的，所以所向披靡。现在则不然。我曾考察中国的田地、盐、丝茶，而田地的产出尤其大，国家的正赋在此，小民的衣食也在此。然而发捻之乱后，各省的荒地很多，即使是浙江、江苏这样人口繁盛的地方，也不能避免。这是什么原因呢？说是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吗？而游勇之类横行内地，闽粤的百姓在南洋诸岛国做佣工的，有几十万，不能说没有人。说是土地贫瘠不可耕种吗？谅一省之地，彼此之间，气候没有很大差异，即使西北几省土地的肥沃贫瘠与东南不同，但看大禹划分的九州，各有田赋，不能说土地不可耕种。这是什么原因呢？不修水利，不从事招徕的缘故。至于已经开垦的田地，其产出应该丰饶了。然而百姓的习性，勤劳做事的少，喜好嬉戏的多，更严重的嗜好赌博，吸食鸦片，喧哗于

译在茶坊里，夜晚在酒肆中喝醉，整年的收入抵不上一个月的支出。国家的租税赋役没有东西可以缴纳，只能以皮肉之躯承受鞭打责罚罢了。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种植罂粟。那罂粟，饥饿时不能当作食物，寒冷时不能当作衣服，食用它就会产生瘾癖，有了瘾癖就会荒废正事，确实是天下最坏的东西。然而它的销路畅通旺盛，所以种植的人很多。在云南种植的，称为云南土；在四川种植的，称为四川土；在两广地区种植的，称为广土；在浙江台州种植的，称为台土；山西一省种植的人尤其多，所以过去遇到荒年饥饿特别严重，这是因为众多种类的粮食都少了。以中等年景来计算，每亩产米二石，大约估计各省种植罂粟的面积不下千万亩，那么就是国家每年种植千万亩害人的罂粟，也就是每年减少了二千万石养活人的米谷。唉，这就是公私两方面都陷入困境的原因啊。为当今谋划，如果不兴修水利，广泛招揽流民，警戒游手好闲懒惰之人，禁止种植罂粟，农田之事怎么能振兴呢？仅次于农田的，就是盐业。过去陶文毅公鉴于盐政弊端太多，裁撤盐院，节省商人的费用，使利源一点一滴都归于公家，可以说有卓越的见识了。然而今天官盐的销路不能十分兴旺，是因为百姓食用私盐的缘故。百姓之所以食用私盐，是因为私盐的价格比官盐便宜。官盐之所以昂贵，不一定是官吏侵吞渔利，而是因为上级官员委派专员来监管，又分设局处在各州县来收购，必定要用善于会计的人来掌管收支，必定要用佣工仆役来奔走运作，薪俸饮食所花费的非常巨大，私贩者没有这些开销。

译所以官盐之所以昂贵，是形势造成的。官盐如果不便宜，私盐就不会断绝；私盐不断绝，官盐的销售渠道必然无法扩大。我认为不如全部撤销各盐局，听任百姓自由贩卖。国家只需妥善商议章程，在产盐的地方，每个盐场、每口盐井，每年酌情征收一定数量的银两。采用唐代刘晏的旧例，这样既没有偷税漏税的弊端，又节省了局员和巡丁的费用，所有的利益就都归于公家了。至于丝和茶这两项，每年都有亏损，大概是因为外国近来也有种茶养蚕的，只对他们轻征赋税，出口的数目或许可以稍微增加。国家用来威慑四方的，是八旗军队。当初遇到大战事时，必定调遣他们，他们确实是天下的精锐部队。然而时间久了就产生懈怠，到了今天，还能像以前那样在疆场上奋力拼搏、行动如风驰电掣的，大概也很少了。至于各省提督、总兵、总督、巡抚统领的军队，有说起来令人痛心的地方：上自统领，下至哨官，士兵人数不足定额，都不予以补充，克扣军饷银两装入私囊，这是第一件痛心的事；不勤于训练，只有到了阅兵的年份，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害怕遭到斥责羞辱，才略微操练一下，其余时间就像平民一样，这是第二件痛心的事；太平无事时，放纵士兵四处游荡，吸食鸦片，毫不警惕，这是第三件痛心的事。既然名册上的数额不真实，又不加以训练，一旦遇到敌人，这难道不是把犬羊喂给老虎吗？这些军队既然不可用，有事的时候，势必招募新兵作为辅助。战事未平，军饷浪费；战事既平，撤退遣散，又有游勇抢劫的祸患，这也是政治中极不好的地方。我认为应当命令各省督抚提镇，补足空缺的额数，勤于训练，禁止鸦片，这样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无事时就不需要招募勇丁了。这几条措施，是祖宗使国家富强的原因。如果遵守这些法规，通达其中的意旨，有利的就兴办，有弊端的就革除，国家大概就可以兴盛了。虽然如今西方各国通商，用度日益繁杂，战事日益精密，不应当只专注于这些。但是想要创立中国未曾实行的事业，就先抛弃中国已经形成的法度，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错误的。所谓培植根本，指的就是这个。如今天下谈论富强的，都归功于西方。西方国家中，俄国和英国最大。俄国人偏居一隅，英国的本土不过三个岛屿，其余的大国也不过二三千里，小国不过数百里，没有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然而如果有兴办的事项，百万的费用，顷刻间就能办到。商务广阔，轮船水师横行五大洲，而没有人敢怎样，这是因为船坚炮利。近年中国也曾学习过。然而设立公司以求取利润，亏损的多，获益的少。制造轮船，购买巨炮，而在马江一战，却一败涂地。这难道是适宜于西方而不适宜于中国吗？大概是中国有西方的法度，却没有西方运用法度的人。国家选拔人才，科举考试为多。起初在州县考试，继而在省城考试，最后在礼部考试，不能说不谨慎了。却说没有运用法度的人，为什么呢？朝廷所选拔的，是八股文罢了。擅长八股文的人得中，不擅长的终身不能做官。因此即使是豪杰有志之士，也不得不把心思才力消磨在无用的时文上。等到学业完成做了官，即使是书启禀帖之类，钱粮谷物等细微事务，还要请别人代笔。唉！所选拔的人像这样，有善法却想要运用法度的人，哪里能得到呢？近日朝廷也知道这不可依赖，于是诏令中外大臣保举人才。然而以我看来，也有不可依赖的地方。为什么呢？如今的大臣与下层百姓隔绝，即使有奇才贤能之士隐居在下层，他们本来也不知道。所接触的只是属员罢了，属员未必有才；所熟悉的只是亲友罢了，亲友也未必有才。因此不得已而应诏，也只是举荐中兴旧臣和庸懦循规蹈矩的人来敷衍塞责罢了。哪里能看到保举一位隐居山野的非凡之士呢？更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借朝廷虚心求士的心意，作为结党营私的计谋，说：“某个职位是优缺，可以升迁，保举某某；某个差事是美差，可以获利，保举某某。”唉！不考虑事情的成败，不考察人的可否，举荐像这样，能得到人才吗？我认为想要兴盛贤才，不如拓宽进取的途径来鼓舞他们，稍微改变旧规来核实他们。方法有四：第一，不论已经做官还是没有做官，下至军民等人，掌握一门技艺，制造一件器物，有益于国家富强政策的，允许到朝廷自行呈报，召来考试，确实有才能的就破格任用，不确实的也没有罪责。第二，中外大臣保荐，必须先核实，说：“某人擅长某事，已经试用过的，在某项差事中试用过，不能以含糊的推荐语了事。”第三，用八股文选拔人才，祖宗的法度不便更改，但士人在八股文之外，必须学习一门有用的学问，或是天文，或是地理，或是算学，或是西方富强的事情，临考报名时，技艺不精的，八股文即使好也不录取。第四，国家对于武举，只有马步刀石罢了，如今应当增添枪炮默写武经。已经有的，如今应当增添步伐，兼擅的，列为优等；不能兼擅的，次之。实行这四条，得不到真正的人才，我不相信。追求富强而得到真正的人才，就像建造房屋得到大工匠，雕琢璞玉得到玉匠，必定可以成功了。所谓积蓄材料以供使用，指的就是这个。

从前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治理天下，不过是威势和恩惠罢了。恩惠到了极点而百姓不感激，就纠正

译用威严来震慑；威严到了极点而百姓怨恨，就用恩惠来团结他们。所以汉高祖承接秦朝暴政之后，用宽厚来补救，汉朝得以治理；诸葛亮承接刘璋的软弱之后，用严厉来补救，蜀国也得以治理。他们两个人，难道有固定的成见吗？不过是观察天下的形势来补救罢了。仰观我们朝廷对待下属的优厚，无微不至。我私下认为弊病所在，不在于恩惠淡薄，而在于恩惠泛滥；不在于法律严密，而在于法律疏漏。现在内外官员懈怠散漫，绝无建议进言，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想要谋求富强，应当消除内忧。现在天下安定二十多年，人们都以为没有祸患了，但有见识的人仍然深深担忧，这是因为四川、陕西、湖北、广东之间教匪潜伏，江浙之间本地人与客家人互相猜忌，盐枭和游勇结党横行，各地抢劫案件层出不穷，这是妨碍富强的重大因素。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哥老会匪蔓延十多个省份，长江水师及各省营兵大多与他们勾结。一旦外敌入侵，饥荒内困，趁机窃发，为害岂是轻微的呢？而身居高位的人不能秘密查访盗贼首领，依法严惩，非常令人恐惧。我认为应当及早查访，诛杀其首领，解散其党羽，安抚其被胁迫跟随的人，那么内忧就消除了。西方国家之所以致富，依靠的是商业，而商业的资本，大的有数百万，小的也不下数十万，难道都出自一人吗？大多是集合股份而成的。中国招商局、开平矿局仿效这种做法，非常完善。然而以前有集合股份开矿不久就亏损殆尽的情况，其实情虽然不可尽知，但股东怨怒，舆论沸腾，也确实有可疑之处。身居高位的人广泛包容，未曾明查其事，严惩其罪以示警戒，这是懈怠天下人集合股份的心意啊。既然股份无法集合，商务怎能推广呢？我认为集合股份的事，应当命令主管此事的人，时时结算，亏损十分之一，召集众股东商议，说停止的人少，说继续的人多，就继续；又亏损十分之一，再商议，说停止的人多，说继续的人少，就立即停止。这样事情由公众商议，即使有亏损，主管官员也无罪。如果不按此例而突然巨额亏损，这是有意侵吞，应当抄没其家产来偿还。如果家产不足以偿还亏空的多少，按照诈骗他人财物的律例定罪。成功就享受利益，失败就承担罪责，那么没有做不成的了。至于军事方面，尤其不可玩忽。兵法说知、勇、仁、信、严。孙武斩杀宫女，诸葛亮斩杀马谡，就是严。就拿近事来验证：中法争夺越南，我兵驻守北宁的数万人，法兵未到，纷纷溃逃，被天下人耻笑。等到黄、赵被正法，唐、徐被拿问，谅山之战，将士都奋不顾身，俘虏斩杀很多，贼将受伤，法国人听到消息，全国震动，几乎发生内乱。这难道是以前怯懦后来勇敢吗？大概驻守北宁的人，习惯看到圣恩宽大，认为前进有强敌未必能活，后退有仁主未必能免，他们逃跑是因为不严格。驻守谅山的人，吸取前车的教训，认为前进还可以侥幸获胜，后退就不免被处死，所以奋勇争先。由此看来，不也相信军政应当严格吗？现在创设海军，更是前代所没有的。朝廷既设立学堂来教习，又派遣大臣来训练，用意非常完善。但是能保证他们专心学习吗？我私下认为应当制定章程：兵丁水手吸食鸦片的杀无赦，游历他国上岸肇事的杀无赦，三年之内炮不命中、人不熟悉器械的杀无赦，海道不熟、沙线不明的杀无赦，在洪涛巨浪中纵横驰骋不合战法的杀无赦。他们贪图薪俸优厚，必定不会告退；畏惧刑罚严厉，必定能诸事留心。不过数年，就可以与西方国家抗衡了。这几项，不是崇尚严酷来树立威严，而是形势所趋，不得不这样。所谓严厉法禁，就是这个意思。富强的方法，固然不止一端，但是能实行这三者，就有根本来充裕其源头，有人才来担任其事，有法禁来补救其弊病。我私下认为西法中已经在中国实行的，如机器局、招商局、开矿、电报、海军之类，必定会精益求精了。西法中未在中国实行的，如铁路之类，必定会推行了。怎么会有不富强的呢？

译轮船、电报这两件事，应当如何剔除弊端，才能制定持久的策略？

锺天纬

我国朝廷安抚远方之人，特别开放海禁，历经一百多年，相安无事。等到战端开启，鸦片船制造出火轮，沿海沿江各港口依次允许其与我国通商互市。轮船转运的速度快，获利的丰厚，导致中国的银钱流向海外，如同水流向深谷，即使以天地为炉，以阴阳为炭，铸造银币，也不足以供给其搜刮，不出百年，必定导致民穷财尽，大局实在不堪设想。北洋李傅相（李鸿章）为此感慨忧虑，打算开辟中国的生计，以夺取外国的利权，而轮船实在是首要任务，于是在各海口设立招商轮船局，以与外国竞争抗衡。十多年来，收回的运费不下千万两银子，都是从洋人手中夺回并返还给中国的。又考虑到电报与轮船互相配合，于是奏请在各直省设立电报局，以收回居中驾驭外国的权力。恰逢法国挑起战端，对军事大有裨益，军报传递之快，片刻之间可达万里，指挥调度，完全符合时机和事宜，无形中获得的功效非常巨大。这是老成持重者谋划国家，功在百姓，而实际上都是各位大官在中间襄助赞襄，才成就了这一伟大举措。其宏观纲领和细微条目，筹划精密详细，本来已经不留遗憾，然而仍然虚怀若谷，垂问草野之人的意见，急切地思考剔除弊端的方法，以谋求持久的计策，体现诸葛亮集思广益的精神，效仿虞舜朝廷咨询谋划、意见一致的做法，与古人相比，没有什么可推让的。如果安于沉默，反而无法彰显其高深的胸怀，谨就我有限的见识，略陈几条，试举轮船的弊端大约有八项：即如通商立约所定的税则太轻，是一弊；长江开埠，西方人夺取我的利权，是二弊；雇用西方人，不受中国驾驭，是三弊；洋船倾轧，不能独自垄断，是四弊；驾驭人才缺乏，不能自行培植，是五弊；贸易清淡，不能设法扩充，是六弊；事权偏重，不能层层钳制，是七弊；用人太杂，不能事事秉公，是八弊。至于电报的弊端，也有四项：即如商务不兴盛，则使用电报不多，是一弊；设在偏僻之地，专门供官府使用，是二弊；翻译字码，容易出错，是三弊；传达密电，容易泄漏，是四弊。以上不过是粗略列举大纲，如果不嫌繁琐，敢详细陈述其说法如下：为什么说通商立约所定的税则太轻呢？西洋各国凡是遇到外国货物进口，必定加重捐税，以保护本国的货物，或者征收十分之一，或者征收一半，更有征收数倍的，这大概是拥有国家者应有的利权。他人不能以赋税繁重苛刻为借口。现在中国与西洋立约，值百抽五，载入条约。如果想要稍作变通，那么各国必定捋袖而起，群起以违背条约恫吓，从而横生事端，以致中国自强的机会一蹶不振。外国则商务日益兴旺，中国则商务日益疲敝，凡是商贾、工艺、行栈、轮船，无不是他们盈满我们短缺，他们富裕我们贫穷，这是中国受病的最大根源，实在比割地赔款受到的创伤更严重。所谓铸九州之铁，不能铸成这个错误。想要挽救这个弊端，此刻条约久已确定，万难更改，计策只有减轻中国的税，也按照洋税定额，值百抽五，在轻税中即可以抑制西方保护华夏，才可以与他们抗衡。凡是有华货附载招商局轮船的，即代为报关完税；如果想要进入别口腹地贸易的，除了正税外，也完半税，以抵沿途一切厘金，不再过多过问，即仿照洋票船的例子。这样那么华商运输华货，谁不乐意装载华轮，而水运因此大大兴旺了。这大概是在无可设法之中，曲折地挽救，如果事情经奏请批准，或许中国商务渐渐有转机，而轮船揽载的水运，也无不随之增添光彩了。为什么说长江开埠，西方人夺取我的利权呢？查外国通商海口，开始允许各国轮船往来揽载，如果内地江河，不准他人越俎代庖，以保护本国自主的利权。现在中国自从天津之战与洋人立约，允许他们闯入长江通商，于是令中国湘、鄂、豫、皖、江、浙几省腹地的财富、贸易的利益，都被西方人夺取，搜刮我的生计，残酷还有甚于此的吗！现在纵然后悔莫及，而想要挽救这个弊端，那么还有巧妙的方法在。如果能视长江为汉口，而视长江以内的水道为腹地，广造浅水轮船，深入内地贸易。如乘湘水，可直抵长沙、衡州；乘坐汉水，可直抵襄阳、樊口；乘坐岷江正流，可直抵成都；乘坐运河横流，可直抵清淮、济宁；经由鄱阳湖可抵南昌，经由巢湖可抵庐郡。推而广之，由大沽以达京师，由黄河以达济南，吴淞以达苏杭，由珠江以达梧州。都是四通八达，商贾聚集的地区，只允许我中国轮船往来。论地势则占据其上游，论揽载则争其快捷，凡是在商人，谁肯再搭洋船呢！而中国民船往来各港口的，也设小轮船拖带。一切航船、班船，都允许其搭入新股，以免阻挠，那么中国商务大盛，而洋人必定落在后面了。这大概是振兴招商局的绝大关键。为什么说？雇

译任用西方人，是因为他们不臣服于中国的统辖。

译西方人担任船主的，必定从小学习，经历多次考试，国家颁发文凭，才允许掌握一艘船的指挥权。如今中国雇用西方国家的船主，并非不调查他们的名声，查验他们的凭证，但就像橘子越过淮河就变成了枳，鸱鸮吃了桑叶就改变了叫声。一旦领取中国的俸禄，就改变了西方人的习惯，不是赌博嫖娼，就是酗酒偷懒。行船时掉以轻心，一旦发生事故，按照西方的惯例应当请求司法部门勘问，重的终身监禁，轻的吊销执照。然而中国近年来轮船失事，哪一次不是由西方人驾驶的？但却无法施加刑罚，呵斥责骂也达不到，听任他们逍遥事外，反而想要索取我们的薪水费用。难怪他们把公司的资本、商人的性命当作儿戏。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在雇用的开始，必须由该国领事官作保，再抵押一万两银子作为质物，将一切禁令载入合同：嫖娼的罚款若干，酗酒的罚款若干。如果发生事故，全部罚没其抵押金充公，再治以罪。这样西方人就不敢任性妄为，而商人们也不会因此望而却步了。怎么能说洋船倾轧不能独自垄断呢？中国既然允许洋人设立轮船往来各港口揽载货物，那么中国一旦自行设立机构，他们必定突然降低运费来竞争，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只是中国只有招商局一家，而洋人则有太古、怡和、禅臣三家公司，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强大我们弱小，齐心合力倾轧排挤，怎么能长久支撑？想要禁止洋船的竞争，形势上不可能；想要像归并旗昌公司那样的法则，力量达不到，而且后来者无穷无尽，难以持续。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得不暂时进行调停，采取欲取先予的策略。等到将来中国内地的轮船一运行，那么洋船必定大为失色，洋人觉得无利可图如同鸡肋，必定厌倦而想回国，那么中国就可以独自掌握垄断的利益了。怎么能说驾驶的人不能自己培养呢？中国虽然有轮船，但船主、司机仍然雇用西方人，这与买椟还珠没有区别。一旦海疆有事，无论是兵轮还是商船，西方人都必须辞职，有船而没有驾驶员，与没有船相同。仅仅把水手、舵工等粗鲁的人才，赋予重权，越级升任要职，无异于婢女学做夫人。问他们天文历算不知道，询问海地道图不熟悉，测星避礁一切都不懂，茫茫然像盲人夜间行走，前面面临深谷，断没有不随之跌倒的。中国导致失败的船只，弊端大半在于此。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中国设立商船学堂，招考沿海商渔子弟，送入学业。一是行船科教，通过天文测量风涛沙，来求取驾驶的人才，学成后担任船主大副。二是贸易科教，通过方言文字会计算法，来求取富国的方法，学成后担任买办司帐。三是汽机科教，通过汽机马力，使学成后担任机器的师傅，即担任船上的司机。四是制造科教，通过绘图造船使技艺精湛，足以胜任监工的职务，即担任造船的师傅。每过三年考试一次，入选者调上轮船出海，经历风涛，练习海道，回馆再学习几年，才授予小职，按资历升迁，终身不出此途。一切行船造船司机司帐，人人都有真实本领，绝不假手他人，然后辞退西方人，而全部由华人代替，这样操纵权由我掌握，学问有本源，不至于被外人耻笑了。怎么能说贸易清淡不能设法扩充呢？中国各种生计，都被洋人侵夺，到今天元气大亏，贸易更加清淡了。然而幸好有招商局维持其中，自从归并旗昌公司以来，官本越来越重，呆产越来越多，旧轮越来越多，开销越来越费，而承运漕米则运费反而低廉，船越多则平均分配的余利越微薄。北省灾荒连年，回程货物少，不能满载而归，而沿海长江各港口又有洋船倾轧来竞争，如果不另设新法扩充，恐怕渐渐成为强弩之末了。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增添几件事：一是扩大保险，除了保本局轮船产业外，不妨兼保别家的船货房产。二是兼办信局，通商各港口凡有公司函牍，都可以代送，一律称重封给价值，粘贴信票，投入信箱，一转移间就变成国家邮政了。三是汇兑，轮船装载银两往往失事，与其花费很多保险，不如由局统一收取代为汇划？四是运盐，淮盐纲运上行，累月经年才到达引地，耗费卤耗不计其数，如果用轮船代运，几天即达，漂失无虞，那么不难抵御川私了。这些都是应当把局事当作家事，而委曲谋划的。怎么能说事权偏重不能层层钳制呢？西洋设立公司，一律以议院为法。各股东公举董事十二人，各位董事公举总办和办各一人。必须此人有多少股分，才允许保充董事。而总办与办，也必须有若干股分为质，才符合惯例。凡是会议的从违，以董事大半为断。每次用银达到若干，就必须董事会议允许，签名总办一人不能自专。凡是董事数人同心，就可以召集大众会议，或指驳帐目，或查核银錢，都没有人敢阻。即使总办的去留，也只听从众论。所以总办受成于

译各位董事，而各位董事又受制于各位股东，层层制约，事事秉持公正，自然弊端无从产生。如今中国仿照外国设立公司，却是官督商办，事权偏重于官府，一切都只听总办的话。近来各种公司都经营不善，就是由于这个弊端。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应当减轻总办的权力，以收到制约监督的效果。假如董事凑齐五人以上，就可以随时召开会议，查阅档案卷宗，查问收支款项。每当有质问，总办不能不回答，办事人员不能不听从。这样事权就不会偏重，而兴利除弊就可以完全秉持大公了。

为什么说用人太杂，不能事事核实呢？华人在事事上都不如洋人，唯独在做弊的功夫、营私的巧思上，却是西方人的十倍。上至朝廷，下至街巷，没有不互相以虚伪相承的，甚至儿子欺骗父亲，妻子欺骗丈夫，何况是做买卖的客商呢！如今招商局所用的人，公正的固然很多，营私舞弊的恐怕也难以避免。实在不敢刻意列举其弊端，但就众目昭彰的情况来说，轮船使用买办，就像地方上有州县一样。弊病确实集中在这里。有的开支费用以少报多，有的装载货物（积少成多）以十报五，搭客舱位也影射无穷。甚至私自收取船资装入私囊，私带禁货牟利，这些都是买办的通病。每年薪水千金的人，常常还有数千金之外的收入，才够挥霍嫖赌的费用。他们逢人也不忌讳，侃侃而谈，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应酬交际。不知道这额外的收入就是赃私的美名，局中应得的丰厚收入，这里多了那里就少了，入了私囊就不入公库。这过错不在于买办，而在于任用买办的人，或者任用私人亲属，或者接受他们的请托罢了。必须总办秉持公正，毫不徇私，严加拒绝，杜绝贿赂，才能稍微清理源头，但这还没有澄清水流。如果能仿照外国公司的例子，提高他们的俸禄，优待他们的礼遇，有资格可以遵循，有保举可以期望，办公多年没有过错的，可以终身供给衣食。查察弊病也很严格，一经发觉，终身排斥不予齿列，而且其他人也互相告诫不再收用。这样人人就知道注重品德珍惜名声，而不敢失去自己的衣食之路了。

为什么说商务不兴旺，用电不多呢？从来电报都依靠商务作为根基，假如商务不兴起，那么用电就很少，而经费就难以持久。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多用官电而减轻商电。近年出使外国以及办理海防，每当遇到外交事务重大军情，本来已经习惯用电传达上谕以及由电快速奏报。如果将各省简调大臣以及出缺署缺，以及边疆海疆的军务饷务，都改用电奏，而对于商人电报则减价招徕。凡是姓名地址都编列号码，用数字概括，价格比官电减半，那么人们都会因为价格低廉而习惯使用。假如一次觉得它便利，随后就会源源不断地乐于使用而不吝惜小费了。

为什么说在偏僻之地专供官用呢？凡是电报既然随着商务的盛衰而变化，那么就必须设在人口热闹的地区，商贾聚集的地方，务必让两端都有用电报的人，这才划算。如果是偏僻的县邑角落，或者边关隘塞，那就专供军报之用，与商贾无关。如果是招商合办的局，哪能承担这种亏折？想要消除这种弊端，应当将这项局费划归国家费用，由国库开销，即使想要仍然归商办，也必须每年津贴若干，才不会导致赔垫无穷，这也是曾经商议过的。

为什么说翻译字码容易出错呢？电报字母难以传递，而数字容易传递，然而还多有错误，是因为抄写草率。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就应当废除人手而使用机器。以前在外国见过写字机，想要写某个字，就用手指按某个字的机簧，一经按动，那个字就应声而来。这种机器不难改用电码，如电传某个码，就按某个码的机，顷刻间就翻译成华字了。否则也可以使用铅模铸字，一端是洋文，一端是华文，先照洋文排定，一翻手间就变成华文了。这些都是近来的新法。

为什么说传播密电常担心泄漏呢？近来勘界星使在越南，每次发出密电到京城，没有不消息外泄的，可见密电不足以依赖了。幸好界务不太棘手，倘若军情紧迫，瞬息万变，怎么能保证不耽误事机？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应当另编电码新书，临用时才订立约定，或者取倒码，或者取隔字，都必须万分秘密。每用一次，就另编一通，不再重复使用，更应当严定罪名，预先告诫。如司报诸生有泄漏机密的，照例治罪；如谨慎无误的，也酌情保奖。赏罚分明，那么人人都能听命行事了。以上所陈述的，明知是草莽妄言，与得失无关，姑且用来回应一时求言的雅意罢了。

译中国仿照西方方法纺纱织布，应当如何筹划办理，才能使国家和商民都获得利益，对此进行论述。

吴佐清

书院以纺织为题出题考查已经多次了，这是因为当权者想要收回利权，广泛采纳民间意见，勤勉不懈，所以在校学习的诸生都想要贡献自己的一点浅见。有人说应当种植洋棉，有人说应当将土棉与洋棉混合使用，有人说应当减轻税厘，有人说应当精工制作，有人因为机器不多而说应当多购买机器，有人因为销路不畅而说应当设法畅销。发言的人并非纸上空谈，听的人也能虚心采纳，只是还有未尽事宜，是前面的论述所没有涉及的，因此冒昧陈述，以供采择。

一、官督商办不能没有弊端。西方各国虽然官商一体，但在商务上，官府只是保护、维持，不侵犯其权力。中国的纺纱织布局，如果说官办，实际上是招引商人集资入股；如果说商办，却有总办、提调等名目，即使有一两个实事求是的人，去掉了提调的名目，但总办的名目却仍然占据而不疑。商民虽然已经入股，却如同路人一样，即使年终分红，也不过是仰仗他人的鼻息，而局中费用应当裁减与否，办事人员应当任用与否，都不得过问。虽然年终议事，也仿照西方的惯例，但股东与总办地位悬殊如云泥之别，也只是君主说可以就跟着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就跟着说不可以罢了。况且商人唯利是图，不依赖官府的督促责成才知道求利。自从官府进行督促责成，那么所用的办事人员都是官场推荐的人，人情面子太多，必然有人员冗杂的祸患。商人沾染了官气，那么凡是高官路过，下临布局，也必定多方应酬，献媚取怜，而局中费用就浩繁了。这是官督商办万万不可行的。如果说零星招股，如果没有一个人主持其中，那么事权不统一，信如此说，也应当在股份多、家资殷实的人中，听从众商公举一人管理布局事务，即使此人爵位显贵，但既然主持这个局，也只是众商的首领而已，无所谓是官。必须这样，积弊才能消除。

二、关税厘捐暂时应当免除。查各局的税则，西贡收纳布税，价值一百竟抽取三十六，甚至有抽取四十的，其余各国二十三十不等，最少的也抽取十余，很少有抽取五的。中国进出口的税则，洋布宽三十，因为制成四十码长的，每匹仅纳税银一钱，袈裟布、印花税布仅纳税银七分，轻微得厉害，这就是洋布畅销而利权被西方人独占的原因。议论的人因为漏损太大，想在更换条约时设法加税，堵塞其来源；而对于自纺的纱布，减轻厘税，似乎也像是掌握操纵的方法。然而税则载在条约中，突然商议加重，他们必定多方阻止我们。与其加他们的税，徒托空言，不如免我们的税，稍微缓解民力？即使关卡不能不受其害，但这却是藏富于民，利益仍然在中国。那方面漏损日益增大，利益已经流入外洋。权衡轻重，知道这个说法并非迂腐。必须这样，商本才能减轻。

三、土棉如果善于种植，就不必学种洋棉。议论的人说纺细纱织细布不宜用土花，因为土花洁白有余，柔软成熟不足。应当将土花洋花混合使用，那么所成的纱布也与洋花没有区别。然而土花运出外洋，每年大约二十多万石，东洋尤其乐于购买使用。前年东洋进口棉花共三千五百万石，华棉占其七分，那么华棉大有用处可知。华棉之所以不能柔软成熟，是由于不善种植。如果早下种，稀植花科，谨慎收获，并仿照西法用电养苗，那么棉就不畏寒，而棉自然能柔软成熟。中国二十一行省适宜种棉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果种植都能得法，那么洋棉就可以不再进口。况且议论的人曾经提议种洋棉了。洋棉畏寒甚于华棉，如果种植不精，也有容易枯萎的祸患。与其精心培育以种植土地不宜的洋棉，不如精心培育以种植土地相宜的华棉呢？况且华人久种土棉，即使用法未善，终究是熟手。一旦让他们学种洋棉，这是舍弃自己的长处，有柄凿不入的情况了。

四、纺纱应当设立学堂，而后技艺才能精进。考察西方的制度，纺纱工作分十二层，织布工作分六分，其工艺很精细，不是研习有素不能得其奥妙。应当选派合适的人选，带领工匠十余名，分赴英美纺织厂细心学习，回国后派在学堂充当教习。如果担心旷日持久，那么学堂或者先延聘西师主讲这个席位。但是学堂的建立，经费很大，一时难于筹措，或者就附设在纺纱局内，也是一举两得。这样那么中国的工作就不致落后了。

五、纱布既然免税厘，那么棉花税厘也应当酌情减免。如果布可以免税，而棉花分毫未减，也不是正本清源的说法。或者怀疑棉花减税，那么西方人一体均沾，漏损更大。不知道出口的棉，其税本较内地为减，这是华人的税重，西方人不得援引为例；那么华人的税轻，西方人也不得借口。况且棉花的税厘如果减免，而土布也沾利益。即使局中所出的布不敌泰西进口的布

译如果成本稍微低廉，获利就容易，那么对中国的益处就已经很多了。这就是棉花税厘应当变通的原因。在产棉区设立工厂来轧花，就可以减轻耗费。中国二十多个省份产棉很多，但是官局购买棉花用于纺织时，中间商囤积居奇，层层盘剥，费用极大，再加上辗转运输，偷税漏税更是难以避免。如果在上海设立织纺局，那么邻近的通州就是产棉的地方，在那里设立一个分局，轧花当然可以，纺纱当然可以，织布也没有不行的。棉花价格既然合适，也就没有因为市侩囤积居奇而导致停工等待棉花的担忧。况且通州与扬州、镇江距离很近，布匹的销售渠道可以更加畅通。如果真能做到四通八达，商人有利可图，然后稍微征收一些厘税，以供应军饷的需要，也没有不行的。使国家富裕、百姓富足，都基于此。这更是当权者所不能容忍忽视的。我学问浅陋，见闻不多，杂乱地写成这篇文章，不知道是否有万分之一恰当的地方？

译纺织二十五策

储桂山

自从印度出产棉花，经由南洋传入中国，千百年来种植棉花日益兴盛。纱布带来的利益，本来是中国固有的。但是所使用的纺织器具，都安于粗陋，自从通商互市以来，便不免相形见绌了。近日风气逐渐开通，当权者首创织布局，接着设立纺纱局，夸口仿行西方方法，似乎有蒸蒸日上的势头。然而十余年来，各官商投入的股本，都没有得到丝毫利息，就连督办的官员，也耗费了大量津贴，这难道不是筹办得不够完善吗？

筹办的方法，最忌讳只抄袭西方国家的皮毛，而不能统筹全局，探究根本，以求确实获得利益。那么即使目前入股的人多，场面也显得阔绰，进出的货物也感觉充盈，但国家和商民都不能普遍沾惠，甚至外强中干，终有一天会崩溃，这才是真正所谓有名无实的局。

西方国家的纺织厂数不胜数，大多由民间集资成立公司，只需到官府登记即可施行，而商部的官员又百般体谅商情，以与民众相联络，有利必兴，有弊必除，并且时时以有碍商务为忧虑，这就是获利多如掌握胜券的原因。

中国纺织的情况，并非不募集股本，无奈官商之间多寡极不均衡，往往重官而轻商，不如西方国家视官商为一体，所谓的总办、督办，都由众商会议公举，以免歧视。并非不购买机器，无奈运载有费用，洋行有费用，不如西方国家自己制造自己使用最为便捷。并非不招收学徒，无奈学一门只专一门，如果说某工人新制一种器具是前人所未闻的，绝对少见，不如西方国家的人随时讲求新方法。并非不节省浮费，无奈碍于情面，局中办事人员都由荐引，不如西方国家的人必须经过考试。

有这几项弊端而不急思补救，那么大局的危害，正不仅仅像上海焚毁织布局那样，仅仅暂时亏损而已。

我按近日纺织两方面，其筹算的方法，有急宜举办的六项，必须变更的四项，力求相辅的三项。果能依法施行，那么对国家有利的有五项，对商民有利的有十项。仅就我的浅见，试着陈述如下。

所谓宜急举办的，第一是广植棉种。棉花有华棉，有洋棉。华棉就是印度的草棉、洋棉，则是美国的木棉。现在适宜在各省之地，已经种植的劝勉推广；未种植的，命令试办。兼选地暖土肥的地方，如大江南北、两广、闽浙、云南等省，购买洋棉，教以种植的方法，那么出产尤其好。再告诉他们纺织之业，近日大为振兴，销路日拓，那么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努力播种的。

第二是广用机器。中国纺织用车织布，用机由来已久。虽然目前各局都崇尚机器之法，乡村之中绝不听说有购买办理的。现在适宜在各府州县之内，先招村民数人赴局学习使用机器的方法，然后命令回乡，作为先行的引导。虽然机器的价格所费不赀，不是贫民所敢问津，可先令纺织之家合股购买，或十家一架，或五家一架，日久利兴，自必推广更广。

第三是广设分局。中国纺织之局，现在仅在通商处创办，将来获利原自有推广的说法。殊不知不先推广，那么获利更为困难，犹如人的气血未能周身流畅，而先望其一处流畅，没有这样的道理。方法适宜在各府之地，先立局厂，其合股招工等事，即命令本府委员办理，而各处所产的棉花，都可就近售出，民众愿意学习机器纺织的，也容易前往局中审视，以开见识，庶不至于以耳闻者终未目睹，从而阻碍其振兴之机。

第四是统算出入。中国创办一事，往往亏损太多，遂至因噎废食，大抵都是未能预先统算的缘故。开厂之初，无物不需购办，所出的货物成本太巨，而价目又不能稍高于西方国家，这不是统盘摊算，分年提抽各项费用不可。再者股本不足，切不可贪收存至利息先为其所夺。局中办事人员尤必淘汰，万不可滥充其数。如此每年实力整顿，那么支耗不多，必不至于日形窘迫。

第五是讲求新法。西方国家的机器，其兴起也不过百余年，乃精益求精，遂至不数年而一变。近来自日本精于仿制，而又不离于仿效，所以所造机器，每每出自心裁。中国仿造器具终究不能出西人范围。难道华人不比日本人差吗？虽然前者听说湖北某作坊能自造纺纱之器，较日本之器出货量尤多，但像这样的终究不能多见。现在亟宜下一令说：如果有人制造纺织机器，别开生面，倍形灵捷的，准许其独办数年，更为嘉宾，那么人心愈思愈巧，必能推陈出新。

第六是立票营运，凡纺

译在织造局中，无论已经入股还是尚未入股的商人，一律准许领取票据，将货物运往各港口销售；或者准许其运往何处，都明确记载在票据末尾。其关税等一切费用，即仿照洋关的成例，在货物到达地头时申报缴纳，以免延误。如果是预定货物的，也可以到期发给票据领取执照。如果是新推出花样的布匹，更可仿照《图书集成局》招买股票的成例，每匹布先收取若干银两，等到货物制成时再收取若干银两，这样货物必定容易销售。

所谓必须改变的，是什么？第一是减轻货物税收。中国出产棉花的地区虽然广阔，但如果税制不减轻，想要降低生产成本，终究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正值创办之初，尤其应当减轻棉花税收，作为鼓励的手段。试想西方国家运货来华，即使层层加税还能获利，中国用本国棉花织成布，仍然在国内销售，反而不能获利，不就是因为税收太重吗？再者，西方国家出口的货物，其税收必定很轻，是为了让西方人的货物畅通无阻。现在中国的货物虽然不能一下子出口到海外，但也应当先改变旧例，减少出口货物的税收，为日后畅通无阻铺平道路，而不可拘泥于成法。第二是联络官商。中国的纺织各局，都以官督商办为标准。如果办事人员得当，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原本并非不好，但要想广泛推行，官场中才能出众、心思缜密、公正无私的人，恐怕难以多得。一旦托付非人，整个局面就会动摇。办法应当改为官商合办，每个局中必须公推一位熟悉商务的人作为总办，督办掌握纲领，总办负责筹划。凡是兴办事务，尤其应当在各位股东中开会商议，询问意见，达成一致，然后签字施行。督办、总办都不得擅自专断，这样自然就能有利而无害。第三是考核工匠。中国每日省察、每月考试工匠的制度，本来有明文规定，考核正是为了鼓励工匠。但近日纺织局中考核的权力，都掌握在督办手中，甚至听凭办事人役从中刁难，无论有没有人情私弊等事，考核时也只能考察他们的勤勉与懒惰，而不能辨别他们的技艺精微。办法应当由工匠师傅进行考核，分为上、中、下三等，凡是名列前茅的给予上等赏赐。工匠之中，也不必与办事人役相同，就挑选屡次获得优等的作为管理人员，一人管辖十人，十人管辖百人，如同军制的办法，这样工匠既精良，浪费也节省了。第四是严格修防火制度。中国上海织布局被焚毁一事，人们都说是因为没有保险的缘故，此后筹办的人应当不至于吝惜这点小费用而害了大局，即使各地陆续创办的人，也必定以此为前车之鉴。殊不知保险固然适宜，与其在事后索赔，不如在事前谨慎。必须在局中专派一人负责察看火种，时常以小心火烛为戒，自然不至于日久生疏懈怠。房屋陈设，一概不使用易燃之物，机器工作必须与堆放货物的厂房远远隔开，而且应当时常操演消防水龙，以求熟悉，这也是保全利益的一种方法。

所谓力求相辅相成的，是什么？第一是增设制造局。纺织机器必须向制造处购买，如果纺织局越来越多，而机器供应不上，就必然要向外国购买，无论利权被他人夺取，还是在定造之初如果不符合使用要求，必定造成许多周折。现在应当多设立制造分局，每五六处纺织局就合并设立一处，专门办理纺织机器及修理更换等事，再准许其卖给民间，以扩大利息，那么机器的盛行，不用智者就知道。第二是开采煤炭矿。机器必定借助火力，所以处处都需要煤炭。中国产煤本来很多，而开采的地方很少，如果多设立纺织局，那么煤炭的使用更加广泛，必定要以高价购买外国煤炭，费用太巨大了。办法应当广泛寻找矿苗，紧急开采，而且在靠近煤矿的地方设立纺织局，最为方便。西方国家的煤炭多于印度，虽然使用印度的煤炭，但布匹的成本比印度低廉，这就是证明。

译第三点，是拓宽货物运输的道路。中国此时如果急于大规模建造铁路，实际上只是空谈，并无补益。虽然火轮船已经设立了商业招募，但内地终究无法通行，这就是货物难以运输的原因。现在最适宜在陆路上组建公司，先修筑木轨路来运输火车，其费用不到十分之三；或者就近开筑马路，比如从制造局到分局那样，这样逐步推行，也可以由近及远。至于内河地区，适宜制造小火轮船往返航行。如果担心妨碍民众利益，就招募民间大船主集资入股，仍然雇用普通的船夫，这样自然没有不利之处，而纺织的货物也因此畅销了。以上所说的，都是筹办事务的关键。如果掌握权力并推行治理，那么不必等到将来，其效果自然明显且众人共见。先说说国家的利益。中国边疆省份荒地极多，既然引导他们种植棉花获利，那么贫瘠的土地都会变成肥沃的土地，而从前那些没有国家税收可收的官地，至此都有了正常的赋税收入。这是第一个利益。平时棉花布匹的税收虽然重，但计税的基数很小。现在出产充足，销售也畅通，各省的关税厘捐虽然都略微减轻，但货物运输多一分，关税就旺盛一分，越推广就越广泛。这是第二个利益。近三十年畅销西方的布匹，导致银钱的利益不免被外国夺走。现在既然各处设立分局，那么各处所销售的货物，其利润都留在民间。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这话确实不假。这是第三个利益。中国国库长期处于支绌状态，而设厂招工又必须先筹备官方资本，其筹划实在不容易。现在既然生意兴旺，官方资本就有利润，虽然由藩司筹拨，也可以借此利润资助军饷，而不必担心亏损。这是第四个利益。从前纺织业未兴起时，尚且竭力筹款添设海军及制造火器等局。现在既然推广纱布的利益，那么民众日益富裕，国家也就日益强大，而外患可以无忧了。这是第五个利益。再说说商人与民众的利益。向来民间种植棉花，如南通州等地，往往因为出产太多，或者洋庄停业，价格就大幅下跌。现在既然到处都可以销售，那么人们就没有观望徘徊的念头，而种植棉花的人都能获利了。这是第一个利益。中国南方山地高田，常有旱荒的祸患。现在既然兴种棉花，那么收麦之后不能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就可以种植棉花，而收成比平时必定加倍。这是第二个利益。中国谈论仿效西方方法的人，往往担心夺取民间的利益，现在既然广泛使用机器，教导乡民，那么无论妇女孩子家人，都可以靠机器作为生财之道，而不会妨害女红。这是第三个利益。中国人口繁多，没有职业就会堕入下流，这是常理。现在既然各处开设局厂，那么工匠必定增多，而游手好闲之辈，也可以借此养活自己，不至于把旧金山等地当作乐土了。这是第四个利益。近年以来，民间广泛使用洋布，尚且觉得便宜，现在既然自行纺织，价格更加低廉，而贫苦的民众也更容易购买了。这是第五个利益。内地经商的人，多因为关税太重，导致阻碍，现在既然减轻棉税，那么从事贸易的人，自然像雾气蒸腾、云彩聚集一样，都走上这条道路了。这是第六个利益。经商最难确定的，是价格的涨落，所以常常因为担心亏损，反而多有波折，现在既然划定了本利，没有大幅涨落，那么商人都可以放心地取票运营了。这是第七个利益。中国民众常常害怕与官场打交道，所以招股之事颇觉不易，现在商股既然各自得到利息，那么闻风而至，自然必定异常奋勉，而纺织的局厂也就更多了。这是第八个利益。内地各地，向来因为运货费用太重，以致缺货时常常听到价格多涨跌，现在既然局厂广泛开设，兼有水陆通行的小轮木路，那么店铺之家自然容易接济，而市场也就统一了。这是第九个利益。中国长久想要设立银行，因为各省不能通商，所以多有阻碍，现在既然商务振兴，来往汇票或存或拨，贸易自然多兴旺，而银钱没有不通畅的了。这是第十个利益。纵观大局，哪一项不是认真仿效西方方法的效果呢？此外还有剩余的事情可以仿效，比如每年必须核算各省共设立局厂多少处，机器多少架，出货多少匹，值银多少数，工匠多少人，各股利息有无多寡，费用出入每年如何，都必须刊登在日报上，一来以广见闻，二来以昭公允。大概中国的弊端，不必担心工艺难以精通，而担心督理不善；不必担忧人才不够广泛，而担心选拔不真实。近来如天津海防规复，上海织布局先将余烬所值摊派给商股，而官方资本则等待棉纱等捐，实在觉得官商联络，辱承明问，敢妄加议论。一得。

说橙

梁启超

西方人说：“欧洲的土地，上至肥沃，下至贫瘠，计算其中数量，每亩每年产出的物品值银四十七两，而法国肥沃的菜园，每亩年产值有高达七千五百两的，唉，多么兴盛啊！”西方人又说：“凡是距离赤道二

译在十度到三十度之间产出的物品，与四十度到五十度之间产出的物品相比，大约如同六十五与三十五的比例。我据此推算，中国每亩每年产出的价值，其中位数大约相当于九十两。我是广东人，所知道的是，广东那些一年两熟的土地，用来种植稻谷，每年产出的价值其中位数不过六两多一点罢了。」

西方人又说：「凡是上等农夫治理田地，必定考察土壤的适宜性并谨慎选择所种植的作物。同一块土地，所种植的作物是贵重还是低贱，其产出的差距甚至能达到一比一百二十的比例。我用这个来验证，我们县里植物的大宗，除了种植稻谷之外，有桑树、烟叶、蒲葵、柑橘、橙子。种植柑橘的利润是种植稻谷的三倍，种植蒲葵的利润是种植稻谷的五倍，种植桑树的利润是种植稻谷的十倍，至于烟叶的利润没有得到确切数字。新会的橙子，是天下闻名的。老农夫对我说：「种植橙子的土地，每亩容纳一百五十株，每株橙子其中位数大约可得二百个，每个果实重量通常在三四两之间，五个果实为一斤，每株每年可得四十斤，每亩每年可得六千斤。按照橙子常年中等市价，每百斤价值九两，一亩的价值大约五百四十两多一点。」与种植稻谷相比，其比例大约是一比九十。

老农夫讲述说：「种植橙子的费用，我们县濒临海边，凡是种植人家都修筑围堤来躲避潮水，围堤内挖沟渠用来蓄水和排水，这是第一项。其费用每亩为二两四钱。土地划分界限，界限有小沟，这是第二项。每棵树价值银三分六厘，每亩的费用为五两四钱。我们县的田地每年中等租金为二两四钱，第一年田主重征，每亩加收三两。这块地的费用每亩八钱，开沟也是如此，买树是第三项，这是第四项。总计总数，第一年种植，每亩花费十四两八钱，一切就都齐备了。橙子五年结果，前面所说每亩价值五百四十两多一点，那是六年以后的事情。」

老农夫又对我说：「田地长期种植稻谷，其土壤对新树最不利，而番薯最合适，所以第一年必须种植番薯，种植番薯的利润，每年可得三两六钱。新树害怕烈日，从第二年到第五年，必须隔年种植甘蔗以及瓜、豆、芋、栗之类，来遮挡保护。种植甘蔗的利润，每年可得二十两；种植瓜豆的利润，每年可得十四两。这与种植稻谷所获得的相比，已经是一倍到两倍了。围堤内外种植杂果木，堤外两排，一是蒲葵，二是水松；堤内三排，荔枝、香蕉、桃、李相间种植。〇可以养鱼，沟渠可以种稻；橙子下面的空地可以种蔬菜。六年以后，常年经费，租田的租金，每亩二两四钱；施肥的费用，每亩三两六钱；治理田地的工人，每百亩仅用四人。只有种植橙子用工特别少，橙子成熟收获时才雇佣散工。每年中等工资大约十二两，一切从围堤、沟渠、〇所产出的物品中获取，宽宽绰绰还有剩余。所以种植橙子百亩的人，六年以后可以不花一分钱，而坐收五万四千两的利润。如果把我们县可以耕种的土地都用来种植橙子，收入可以突然增加一万一千万，相当于国库的收入了。

我对老农夫说：「你手脚长满老茧，终年辛勤劳作，却只种植每年产出六两价值的稻谷，舍弃多的选择少的，舍弃安逸选择劳苦，这多么愚蠢啊！」老农夫对我说：「县官每年用橙子进贡给天子，每年十月差役在野外大肆搜刮，号称贡橙，掏空所有才离开。百亩的橙子，一天就耗尽完了。所以今天新会的橙子即将在天下灭绝。」

译理财杂议

李傅相此次来到英国，其意图在于请求英国政府增加进口税则，以缓解紧急开支并充实国库。中国所借外债共计三十八兆六十一万磅，约合华银二千三百一十六万六十万两，均以关税作为抵押。仅计算利息，每年就需要一兆七十二万三千六百五磅，约合华银二千三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两。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各海关征收银两二十一兆三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九两，大约相当于所需利息的两倍。至于日常国家开支，除去赈济灾荒、平定内乱、治理黄河等意外支出外，供养旗兵的费用为七兆两，内务府经费为一兆两，喀什噶尔、精奇里、甘肃、齐齐哈尔、满州、天津、云南及广西等边防军费为五兆两，再加上黄河每年的修缮费用二兆两，共计十五兆两，折合二兆五十万磅，并不算多。所征收的厘金足以抵补这笔款项，厘金局局的收入实际上不止于此，大约可多三倍，至少也能多一倍。可惜盈余全部落入官员的私囊。所谓的厘捐，即内地各项税收中，对各国商务妨害最大的。地丁税每年本可征收三十兆两，但除去因旱灾水荒而豁免的部分外，据官方报告，岁入最多不过二十兆两。这项地丁税，官员多征至五倍、十倍不等。曾有御史屡次上奏让皇帝知晓，西方人游历各省者探听此事，都说所奏属实。多征的数额被各省政府侵蚀，是由于养廉银微薄；又被仆隶衙役剥削，是由于薪俸微薄所致。盐税收入比厘金更为巨大，几乎与地丁税相当，其弊端也比厘金、地丁更为严重，所收税款被侵蚀的程度更甚。解入国库的不过十兆两，大概只占实际征收数额的十分之一，其余巨款又被办理盐务的上下人等中饱私囊了。前述盐税、地丁，目前西方人无法得知详情。等到国库极度匮乏时，中国将有不得不整顿的一天。因此，为了我国的利益，不如听其自然。我们如果不稍加干涉，那么各省大员就没有顾忌之心，下属官员没有怨言，也就没有与洋人为难的意思了。论地丁、盐课应当如此，至于厘金，现在有一个办法，事半功倍，不仅能加倍增加国家收入，还能推广各国商务。既对洋商极为有利，又对华民大有益处。至于那些因废除厘金而失去额外收入的各级官员，另有其他方法来补足他们的损失。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允许增加进口税，如果不能按照现在的税则加倍，或者增加三分之一，或者增加四分之一，也可以，同时完全废除中国现行的厘金。这件事易于推行，鸦片税的处理就是明显的证据。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我国同意将鸦片重厘一律改归海关统一征收，所有少量的进口税仍按数额缴纳。采用这种方法，该项税收顿时变得巨大。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竟然收到六百二十万两之多。这既可见此设想的方法易于举办，也足以证明清廷如果有意图禁止厘金，也不难立即革除。因为自从这项税银改归海关之后，所有厘金局与鸦片为难的情况绝无所闻，即使有一两个总督受人蛊惑，偶尔为难，总理衙门立即发电制止，这些都是确凿可考的。英国商人初闻此法，必定认为利少弊多。实际上，除了布匹进口应另行拟定妥善章程，以免被中国本地纺织的布匹所困扰外，其余不必过虑。只是所增加的税将来定章时，西方人必须有权主持，使得内地日后如果有抽税的情况，我们仍有办法阻止。这样，中国东西南北旧的禁令废弛，各国商务无有不蒸蒸日上的。商务兴盛，则国家富强、百姓富足，而各国驻京使臣与总理衙门也可以免去许多口舌之争，岂不是一举而多得吗？再加上税所收入巨大，应提出各省向来岁入的十五兆两，以弥补他们所失去的利益，那么各省官员不仅不把海关视为仇敌，反而会把海关视为知己。如果真能照此办理，也未尝不是中国兴利除弊、整顿财政的一个方面。

中国财政论

递信省书记官中桥游历苏州、杭州、沙市等地，回国后陈述其意见说：“日本货物销路最广的地方，人们都说莫过于欧美，日前固然如此，最终必定在中国而不在欧美。中国地大物博，其商贾又有恒心且能吃苦耐劳，各国知道华人在商务方面将来必定能与之争利，所以对此道悉心研究，惟恐不精。凡是国内的情形，也没有不仔细考究的。唯独日本人认为中国商务不足为惧，未曾留意，即使有所知晓，也仅是皮毛罢了。岂知中国终必成为商务最大的国家？日本没有先见之明，终将有噬脐之悔。”“中国国政固然不堪询问，其办事固然没有头绪，其商务工业固然没有悉心举办，利源未能兴起，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譬如沙市及各省煤矿甚为旺盛，而国中所用的煤都取自日本，埋没其固有的利益，这是不明事理。如果风气逐渐开通，将那些煤矿陆续开挖，必定完全改变现在的情形，而成为天下煤业的冠首，因为其出产的煤多于日本，不止一倍两倍。”

译欧美各国之所以对中国了解最为深入，是因为他们不仅在各处派遣传教士和采访人员，还专门设有官员暗中探听消息，自然灵通。日本则不是这样，他们派出的领事都是新手，对商务情况并不熟悉，到任后只等着被升迁派往其他国家的优缺，这样的领事，怎么能指望他们有作为呢！

其实，派往中国的领事，比派往其他国家的更为重要，应当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员，才足以胜任。日本官员在中国，不仅有管理本国侨民的权力，还有采访中国政治、教化、商务的责任。其他国家都有详细的记录册，既精密又详尽，其国家政治状况，仅查阅记录册就能了解大概。中国没有这样的记录，因此采访更加困难，不派遣能干的人员，于事无补。

再说，日本商人能够与欧美各国商人一决高下的原因，不在于资本雄厚、技术精湛，而在于起居饮食等一切费用较为节省。然而，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往往改变其本来面目，各项费用既不崇尚本国和中国的节俭，却专门效仿西方人的奢侈，于是丧失了取胜的优势。像这样，却想在商务场中与西方人争夺利益，不是更难了吗！

中国商务必定会大发展的论述。

译美国领事今年三月呈报上海的人口及制造工厂情况，称1885年上海居民总数为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人，1890年为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十人，1895年6月1日为二十四万五千。这些数字仅指租界内的居民，城内居民大约二十万左右。在租界内各国居住的人数中，外国人约有五千，其中以英国人最多。租界设有巡捕五百名，另有外国人组成的团练四百名。该团防分为步兵、骑兵、炮兵三队，有专人督率，操练整齐。查上海自五十年前开埠通商以来，确实是各国进口货物及土产出口货物的总汇之地。近五年，又变成了各类制造工厂聚集的地方。这固然因为租界的地势适宜所致。又查1890年以前，设在租界内及附近的工厂只有五处，现在共有五十三处，有的已经完工，有的即将建成，都是纺纱、缫丝、织布等工厂。上海海滨繁华富庶。

中国是地球上的大市场，受到各方人士的瞩目。然而中国国土辽阔，南北人的体质、语言不同，东西气候、风俗各异，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与多个国家无异。想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人，应当先详细考察中国的民情习俗、嗜好以及所需用品等，并熟悉操控贸易的诀窍。依我看来，中国应当分为三大区域，即北部中国、中部中国、南部中国。所谓北部中国，泛指山东、直隶、满洲等地，这些地方通商口岸很少，只有山东有烟台，直隶有天津，满洲有牛庄。然而北部中国的人民大多贫困，文化程度也不高，其物产和财力远远不如中部中国和南部中国，可以说是贫瘠之地。所谓中部中国，泛指江苏、浙江及长江沿岸各省，这里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人民足智多谋、财富充足，善于生产，善于购买，是中国的第一要地。所谓南部中国，即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其商业状况和文化程度也大致与中部中国相似，几乎可以相抗衡。这三大区域不仅在民情、语言、风俗上有差异，即使在气候、土壤适宜性上也明显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那么贸易的方法也不能不因地制宜。现在北部和南部中国暂且不论，至于中部，则财货汇聚，商务兴盛，必须在此地扩展商务，为什么呢？因为此地是中国富庶的源泉，且文化程度的进步冠绝全国，那么其生产能力和购买能力也非其他区域可比，应当在此地扩张商务以谋求贸易利益，这是不用智者都知道的。此地江河众多，因此便于运输，扬子江贯穿其中枢，将中国南北分为两半，其他河流从南北方向流入，船舶航行非常便利，足以大大促进商务。此地又控制着长江南北的广阔土地，所以货物集散流通的地方也非常广阔，而且这里的人情风俗与气候也大致与我国相似，最容易亲近交往。现在想要在此地大力发展商务，应当讲求促进贸易发展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首先大力开办轮船航运。扬子江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省，注入太平洋。从江源到入海口，直线距离一千八百五十英里，水流长度约三千英里，江面面积五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流出的水量，在距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每秒约五十万立方英尺，在入海口为一百万立方英尺。与天下各国的大江大河相比，没有能超过它的。因此其水利之便利，也非常显著。从入海口到宜昌一千英里，轮船可以上下航行，在上海和汉口之间，可以航行两千吨的船只而无阻碍。从宜昌到重庆四百英里，也足以通行轮船。行船既便利，确实足以借此振兴商务。中国商业地理

中国北方近年来多栽培葡萄，打算取来作为酿酒的原料。最初酿酒，实在是在1893年，酒质精美，欧美人也颇加称赞，甚至认为远远胜过法国的香槟酒，即志书上所说的酒味极醇，颜色淡黄微红，斟倒时泛起泡沫的那种。大概是中国北部的地质适合种植葡萄，中国人对此注目，想要开辟财源，将来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论中国葡萄酿酒。

大阪府藤井某人新近获得了用桑皮制造棉的方法，丝质颇有光泽，价格也非常低廉，而且优于外国制造的丝。商人们都谋划集资，本金二十万圆，成立公司进行制造。又在兵库、冈山、和歌山等地设立分公司，以便就地收购原料。等到明年春天蚕事结束时，才开始开办。计算一百目桑皮，可以制造十八贯棉。一百目所花费的资金不过十九圆十七钱。棉的时价可得银一圆五十钱六十钱。总计桑皮一百贯目所得资金为二万三千九百五十圆，那么其利润岂不很大吗？桑皮制棉公司。

卷二十七 户政四疆城 户政五赋役

覆陈索伦四旗事宜疏

曾纪泽

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