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学术三法语

译咸《七经》诗，也就是指《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刘敞在《七经小传》中说：“九经就是汉代《汉书·艺文志》中的《易》《书》《诗》《礼》《樂》《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这九种。”称九经，是从唐代谷那律称九经库开始的。查韦表微著有《九经师授谱》，后唐在国子监校勘九经刻版。《经典释文》序录所说的九经，是指《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而言。唐代《选举志》把《礼记》《春秋左氏传》定为大经，把《诗》《周礼》《仪礼》定为中经，把《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定为小经。查《选举志》，《孝经》《论语》是兼通的。又《百官志》将《论语》《孝经》《尔雅附于中经。唐代刘知几说：“晋代《中经簿》九经都采用郑玄的注。”称十经，宋代《百官志》助教分掌《周易》《尚書》《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以上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大概是将《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南史》记载周续之通十经，是指五经五纬而言。称十二经，是《诗》《书》《礼》《樂》《易》《春秋》六经，再加上六纬。《小学绀珠》虽然分合互异，先后或殊，大体不出于此，因此知道宋代以前没有十三经之称。古人治经，有的三年通一经，有的终身专治一经，问目如此罢了？玩文如此罢了？空疏无论已。强记的人去做，引证是其长处，而怕其不是臆断，就是碎义；否则怕其屈经从解。那么如何折衷？说：不纠正经注疏的失误，不能以经释经；不通过一经通群经的训诂，不能合群经以治一经。至于传《周易》、删《诗书》、订《禮樂》、修《春秋》，而志在《春秋》，行《孝经》，不是至圣谁能做到这样？

译自强切要疏

王之春

鉴于时局艰难、形势紧迫，应当迅速筹划自强之道，谨就紧要且易于推行的几项措施，恭敬地分条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臣私下认为，擅长医术的人，首要在于气血流通；营造宫殿房屋的人，务必追求新颖华美。所以道路四通八达而不违背常理，那么周朝的轨制就应当统一；亿万百姓同心同德，那么商朝的干戈就可以倒置（指停止战争）。人们各自施展心思和材力，那么成就有用事业的人就多；财物必须考察其来源和流向，而工程费用的经营兼顾重视，人工既已竭尽，山川必定奉献其精华。交往日益频繁，任用使者应当彰显体制。臣此次奉命出使俄国，并遍历英国、德国、法国的都城，周游工厂，探访其政治制度，考察其异同。私下认为他们每天都在变化，每月都在更新，环绕四季，当在新创之余，断不能不损益旧制，参酌仿效新规，希望可以快速恢复已亏损的元气，暗中消除将来的祸患萌芽。然而事务纷乱如丝，如果不提其纲领，凭什么在共同治理中分析条理？臣愚昧地认为有八项不可迟缓的事情：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革科举；四、培养人才；五、筹措款项；六、重视工商；七、矿务；八、外交交涉。以上几项，有的是臣子们已经说过但未能详尽切中要害的，有的是奏章已经堆积但尚待推究详实的。臣从海外归来，蒙恩赏假养伤，在途中每每想到和局刚刚安定，时事正艰难，我皇上日夜焦劳，臣伤病之身，片刻难以安枕，谨就管中窥豹所及，抒发胸臆。自知这是草野之人的浅见，对崇高的朝廷毫无补益，只希望宽恕采纳施行，用以稍作万一的裨益。所有条陈的事宜，另缮清单，理合专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谨将所拟八条缮具清单恭敬呈上御览。一、铁路应当迅速开拓。外国兴起铁路不过五六十年，其都市街市固然因此日益繁盛，即使是贫瘠荒僻的地方，也变为通衢大道。听说他们创设之初，无不怨声载道，后来则争相仿效，彼此互通。实在是因为富强的首要任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国家只担心不平均，上下尤其担忧隔阂。铁路之快，以每天行驶一千五百里计算，那么万里之外的民间疾苦，早晚可知；万里之外的灾荒，转运救济可以接济；万里之外的边境警报，呼吸之间可以防备。天下就像手指和手臂互相驱使一样。铁路之利，以万里计算，东南的商货，早晚可以聚集到西北；西北的物产，也可以转运到东南获利。所谓山脚下有木材，沼泽中有鱼。京师养兵十万，那么二十行省每日慑服于十万军队的威势；行省各养十万，那么京师早晚就有二百万军队。所谓兵力充足而用度宽裕。而且街巷之人可以在国都谋生，不但没有地域的局限；市场之人可以在乡镇背负货物，不但保住车夫的职业。天下就像血脉的灌输一样。臣所经过的国家如法国、德国、俄国、英国的各会城商埠，无不轨道网络张开，机车穿梭如织，道旁贸易，灯火通宵，而马车、手车也仍然往来不绝。只听到其利，未见其弊。中国士大夫见闻日益更新，仰知朝廷孜孜求治，不认为西方人的长处是错误的，已占七八成。然而芦汉铁路的提议，迟迟没有举办；津辽铁路的兴起，也没有扩展。大概是因为经费难以筹措，且防备外人专利罢了。不知道外国轨道都是集合商股而成，有的限定几十年，有的十几年，归入公家。一遇到军事、赈灾事务，即使在限期内，也尽供公家运用。虽然由公司承办，匠师督工，而集股招商、购买材料，无不取资于内地。臣曾访问几家公司，虽然各国章程稍有增减，大体商人所索取报酬的，只是运费一端，而地方因此振兴的，获益很大。况且既然归商承办承运，那么防守的费用、修路的费用，都由他们支出，又比官府经理更胜一筹。该公司等又说中华工人物料、食用都比外国便宜一倍，那么造价自然比外国节省，这在于临时估核罢了。至于轨条一项，应用罐钢及贝色麻钢，目前江南制造局、湖北铁政局都能自炼，也可以转售给该商，使我方利益不向外溢出。臣详细阅览内地地图，私下认为宜兴办的是以三条道路最为重要：一由瓜州至天津，可以省去漕运的烦扰；一由汉口至襄樊至陕西甘肃直达四川；一由上海至浙江福建至广东，以便富庶省份的商货辗转流通，藉以捍卫边疆。以上三条道路头绪虽然分开，但只要有明干的大员，广泛集合外国公司，悉心筹议，请旨遵行。国家目前不出一费，而非常的大利自然可以立刻实现。如果十年以内不见成效，臣的身家愿承担罪责。只希望早兴起一日，就早收一日的利，实在是最大的幸运。臣听说此次山海关之战，其征调独比其他道路灵通，得以久持，这也是铁路的功效，尤其可以取证。一、军制应当迅速变更。西方自二三千年以来以战争立国，其讲求战守之法，君民上下内外一心，无不精益求精，盖非如此则无以自存。近来枪炮

译火炮有前门、后门以及单响、连响的区别；制造上有前膛、后膛以及铜、铁、纯钢的差异；炮台有明式、暗式以及泥土、三合土、铁铸的分别；战舰有蚊船、雷船、碰船、铁船之分；水雷有伏雷、行雷、秆雷、鱼雷之别；火药有炸药、棉药、饼药、栗药之异，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体制变化无穷无尽，造物主几乎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供其雕琢。然而风气大盛，正是在这三四十年间，而这三四十年间的战争反而比往年少，是因为各国都忌惮率先发动战争。因此当今的时势，善于谋划的人常常以精心筹划攻战守具作为无形的制胜手段，治理上以不用为用，起初不必体现在实际事务上。地球上的各国，平时考究枪炮、战舰、炮台、军营以及军官士兵的优劣、勇怯，无不有确定的评价。一旦有事，弱者便退让于强者，强者便退让于更强的人，强者在攻战守具上早有把握，那么即使索取千百块土地、千万两军饷也不困难；弱者对各项事务毫无讲求，也只好勉强服从命令罢了。

译然而在当今之世，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伊尹吕尚那样的贤臣，也不能不讲究新的制度，这是形势所迫。因为必须在平时就进行规划筹谋，然后才能在无形中掌握主动权。泰西各国设立海防，必定有十几艘铁甲舰作为主力，又必定有十几艘快船互相策应，其余的碰船、雷船，尤其要广泛筹备。那些快船的速度，有的每小时能行驶二十多里，这是因为船体采用铁质与铅质混合制造，船身既轻快，质地又坚固。上述各项制度，自然应当多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或者选拔廉洁干练的官员出洋订购，并聘请外国将领进行训练，使之蔚然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海防形势险要的地方，如扬子江口的白茅沙以及南澳、台湾、虎门等地，应当专门设立水师镇守以巩固海面。水兵以广东人为最佳，浙江台州人次之，而宁波、福建人为下等。陆军应当部署在内地，精练四万洋枪队，招募外国将领来训练，器械由外国将领管理，自然精良；军饷由外国将领管理，会同中国将领发放，不用担心短缺克扣等弊端，但仍要参用中国将领统领，以避免喧宾夺主、大权旁落的嫌疑。招募兵员，南方以湖南、广东人为优，北方以淮北、曹州、沂州人为宜，这是因为当地风气刚劲，本性使然。训练则聚集在军营，在学堂教导，挑选身材，传授技艺，鼓舞忠义之气，培养智谋策略。下等兵训练一年，奏请送回原籍充当后备兵；中等兵训练三年，奏请送回原籍充当次备兵；上等兵则留下分配驻扎在各地重要防营，厚待其军饷，作为常备兵，经常训练，使他们每天都像面临大敌一样，这样大概就能有备无患，而声威重新振作了。

一、科举制度应当稍作变通。中国文人的精力大多耗费在时文、试帖、小楷上，西方人则各自根据自己的智慧去钻研专门的事业，于是国家没有废弃的人才。我私下认为，这正是中国古来因材施教、官方选拔人才的遗意。现在提议文章只考一篇古文和一首诗，另外则用天学、光学、化学、电学、力学、机器、格致等科目进行考试，要求明白讲解以考察其成就。先在乡试、会试中酌情变化，院试、府试、县试一律照此执行。让考生知道这些学问都是由中原圣贤发掘其渊源，即是儒者格物致知的事情，其精微处可通于性命之理，其广大处可造福国家，并且不能自认为是西学，或者天文地理等学问，特别设立一科，与科举正途出身者同等重视。自然不敢轻视算学、格致、机器等学问为技艺之事，而会潜心努力学习，都在其中。凭借中原国土之广阔，人才之众多，几年后必定能家家自学，人人有业，满朝朱紫贵胄，都深通天文等学问，不必假手于人。而这类人才，分别取舍，但开端不得不借助异地的人才，作为先导罢了。

又，清朝初年凭借弓矢夺取天下，所以武科向来重视骑射。如今外洋枪炮日新月异，我们就不能不变通旧制。提议武试中的步箭改为试枪，马射改为试马枪，这样一来，一个县里有数百人参加武试，就隐含了数百支洋枪队。暗中取得的成效，实在不可限量。录取之后，就应派入军营哨所，充当军官和士兵，依次升补，那么所用之人都是他们所熟悉的，可以一并收到人才的效果。我私下认为，中国三代以前，文武原本没有分开，汉唐还保留这种意思。宋明以来，重文轻武，自然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的都是粗鄙之才，积弱不振，外患迭起，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泰西各国选将练兵，都出自学校，武备学院选拔聪颖子弟读书数年，再令其入伍习练，即使是王子之贵，都视为急务。历练既深，又多学问，一旦列入军籍，就受到乡里尊重，如同中国诸生进入学校，即使年满退役，也有半饷以赡养其老，这就是他们乐于从事，竭尽全力以得到将校职位为荣的原因。中国追溯古制，示以变通，使文武没有偏重偏轻的弊端，那么安定时自有准备，危险时也可依靠。

二、人才应当紧急造就。欧美两洲各国勃然兴起的机会，在于学问日新月异，工商日益兴旺，而其最大的关键不过依靠火轮舟车及电线等事务罢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天地间公共的道理，不知道这些都在我们的典籍中已经说过，贤智者无暇考求，中下者不及知道，或者反而惊骇于他人的强盛而推得过分，或者认为堂堂中国何至于效法西人而排斥得过于严厉。我认为这都是见识不广的缘故。《墨子》中的《鲁问》《公输》等篇，是机器船械之学的来源。《旗帜》一篇，是西方旗灯所效法的。近大则所见的景也大，远小则所见的景也小，现在制作望远镜、显微镜的，都不超出这两句话的范围。

《吕氏春秋·似顺论》说：漆是黏稠的，水也是黏稠的，合两种黏稠之物则变得滞涩；湿润它则变干。金是柔软的，锡也是柔软的，合两种柔软之物则变得坚硬；干燥它则尝（此处原文可能有误，意指性质改变）。又考《泛论训》说：老槐木生火，久血化为磷。《博物志》说：艾草堆积三年，焚烧它如同铅锡。这是化学的来源。《主述训》说：众人的智慧所为

译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千人组成的群体，桥梁不会断绝；万人聚集的地方，工程不会废弃。西方学术各项之所以能胜过他人，大抵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至于《易经》中的“雷电合而章”，《尚书》中的“润下作咸”等五句话，《汉书》中的“洗金以盐，濯锦以鱼”等句子，全都是化学、电学、格致等学科的萌芽。《管子》说：“山上有丹砂的，地下就有黄金；山上有磁石的，地下就有铜；山上有铅的，地下就有银；山上有赭石的，地下就有铁。”这些山表面显露出的迹象，就是矿学的宗旨。中国京师同文馆设有格物、化学等科；天津设有武备、水师、电报学堂；上海、广东设有广方言、同文各馆；福建设有船政各厂；湖北设有两湖书院分校的西学各馆；重庆也设有洋文学堂。既然已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我请求在已经设立的地方再行推广，在未设立的地区尽快设立，使聪明有才识的人士各自扩展他们的思维视野，贡献他们的技能，甄别出特别优秀的人才，随时录用，那么人才就会蒸蒸日上。这一项应当妥善筹备。战争以来，耗费巨大，财政枯竭，借洋债并非长久之计，捐输也变成了舍本逐末的形式。即使向民间低息借贷，也因为风气未开，难以取信于人。如果勉强劝办，那么骚扰百姓的弊病将说不完。我认为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现在请求从京师到各直省，分设官银号，又应当允许外国增设一两家，彼此联络一气，规定存入取出的利息，随时可以支取存储，既方便百姓积蓄，而中国各种大型商务、大型工程都可以借此逐步推行。欧洲各国有人头纸，其用途极广，方法极便。钞票的发行，就是使用这种纸。中国这种纸，中国从前打算使用钞票，总是担心奸民伪造。查考西方造纸厂，俄国最为优秀，这种纸需要使用巨大的机器，民间不能突然办到，所以可以杜绝伪造。其上的暗码、人头，是在水中制作而成的。现在请求命令驻俄使臣，从俄国订购暗印纸张运回中国，由户部加盖印信作为三联封合，然后裁割颁发给各省。命令使用这种纸，筹划策略之善，断无有超过这个的。所谓开辟财源，就是这个。铁路既然开通，那么漕运驿站都可以节省。练军既然建成，那么绿营招募或者合并或者裁减，节省冗费，严禁浮滥，惩罚服饰超过制度的行为，禁止寺庙道观的增修，百姓日常崇尚节俭，银钱自然不至于外流。所谓节约财用，就是这个。商业和工业应当急切讲求。自从汉朝兴起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商人不得穿锦缎、乘高车，商人于是成为四民中最下等的。中国工人的技艺被视为贱役，平民只是借此糊口罢了。不知道神农氏在日中设市，以此统治天下。姜太公勤于女红，管仲整顿盐铁，而诸侯敛袖朝拜齐国，这是重视商业政治的萌芽。古代制造器物崇尚形象以引导民用，管仲也有话说：“财富覆盖天下，工匠覆盖天下，器物覆盖天下。”器物制成士兵选拔，那么士兵就知道如何取胜。又说：“招致天下的精材，引来天下的良工，就有战胜的器具。”这是工艺的萌芽。西方各国无不重视商业，而集股开埠，以英国最为突出，所以英国最富。无不重视工业而制造精博，以德国最为突出，所以德国最强。中国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都综管商务，然而内外事务既繁杂又重要，不能与工商人士熟悉。委派官员分别办理，又担心权力轻而弊端多。请求特别简选大臣专门管理商务，驻扎在江海交汇之处，讲求进口出口货物，以丝绸茶叶为大宗。除了俄国人自来中国购买茶叶外，其余的都是英商垄断，所以让华商坐受亏损。法国立墉一镇销售丝绸最广，应当与法国人合股设立公司，自行运输丝绸到该国出售，先行试办。茶叶一项则应当讲求制法，按章程领取官票，装箱出售，事先应当由公司稽查底面，一律以对抗外洋的土产。进口的货物，呢绒洋布之外，木材铁器也是大宗。洋布已经设局，然而尚不满足华民之用，呢绒则还没有涉及，这应当设立广泛仿造。洋酒税重价昂而销售最畅通，多用葡萄制造。中国东北各省葡萄种大味厚，且价格比外洋便宜，可以劝告商人设厂酿造，营销也是收回利权的一个方面。

译至于瓷器、绣货、绸缎、草帽边等，都是外国所看重的。然而既然没有专门的商人承办瓷器、绣货、草帽边等项，日本货物便趁机充斥市场。绸缎这一项，西方国家虽然大多自己制造，但丝质不纯，终究难以与中国抗衡。应当在已有的产业上精益求精。而对于那些国家用机器制造的货物，则应悉心仿制，另创新意。每制成一件器物，就给予奖赏和鼓励，有的奖励功牌，有的授予宝星，并允许其独占经营若干年限以保障利润，这样制造业就会增多，各种货物也就汇聚了。通过省试来鼓励百工，百工来了财用就充足，这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重大政策。正值风气大开，主客形势对比明显，自然不能固守“重本轻末”的陈旧说法，而应及早谋划。

一、矿务应当紧急振兴。自从明朝末年矿务频繁兴起，扰累百姓和士人，至今沿袭为戒。近几十年来，经过西方矿师走遍各省，细心勘测，写成论著，说中国宝藏非常丰富，除了最表层用古法能开采的不过是表面之外，如果用机器开采，那么中国未显露的宝藏，实际上比外国多百倍。这是因为千余年来，政治不修明，反而让货物弃置在地。就像粮仓堆满却有人饿死，衣服塞满箱子却有人缺衣少穿，这是守着宝藏的缘故。查西方各矿，以煤铁最为贵重，因为它们对民众的实用价值多。英国德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因为煤铁矿产比其他国家多得多。中国各矿随处可见，而煤铁尤其没有哪个省份不丰富，只是由于承办不实，耗尽股金，让人望而却步。即使有一两个自行开办的，也因为本钱不多，刚尝试就停止，所以始终没有成效。不知道入土越深，物质越美，不深入险峻幽暗之处不足以探寻奇珍奥秘。请求招募洋商，暂且在沿海各省择地开办，召集业主，妥善商议实行。预先订立契约，一旦开采有成效，准许按照西方惯例抽税以充国库，其余变卖，也应优先卖给本国。如果遇到战事，也不得卖给敌人。如果开采没有成效，按例不赔偿成本。一经开办，绝不允许借口风水随意阻挠，这样土地不吝惜宝藏，既可以让市面上的银币流通，无业的穷民也可以借做工糊口。至于东三省的金矿、云南的铜矿，已经开办的，更应精益求精，不让精华最终埋没。

二、外交应当专任使节。西方各国设置官员，虽然不必与中国相同，但大体上并不相差太远，通常分为八部，其中六部与中国制度相同，此外有外部、海部。外部专门掌管各国交涉事务，不兼管其他部门，得以专精考察，避免遗漏错误。而且每天办公有定时，七天有休息，这是为了节省劳力而重视职责。国家设立总理衙门，就是西方的外部，与六部同等，拟请从尚侍以下各设专官，至于特别简选王大臣、军机大臣兼理，不兼任其他部门，这样才能尽心治理事务。又西方各国，无论国家大小，公使都按等级分班次，头等可以随时入见君王，请茶会面商议要事，不至于隔阂。二等需提前约定，只能接见外部君主茶会，地位不及。现在土耳其、希腊、日本等小国，都派遣头等公使分驻各国，而中国作为堂堂大国，行走班次反而居后，既关乎国家体统，在交涉上也常受牵制。拟请以后驻英、俄两国的使臣，都以头等派充，增加费用不多，而收效很快，国家体统也因此日益尊贵。

进呈《盛世危言》疏

邓华熙

奏为时事艰难亟宜补救，谨陈管见，恭录书籍进呈，恳请果断施行，建立新策以挽救积弱，恭折仰祈圣鉴事。私下认为，求明医以治愈疾病，必无良药苦口的嫌疑。处于穷困久长而思变通，贵在改变轨道改弦更张。自古以来治国保邦，没有不因地制宜而能成就长治久安盛业的。追溯自洋务开始，我朝廷日夜忧虑辛劳，孜孜以求治理，几十年内外臣工皆无志虑忠纯，思深谋远，几次筹划以图自强，而国势终究未能强盛，外侮终究未能抵御。难道是财力真的不足吗？恐怕是固守旧步而兴创缺乏同心，不明时宜而固执多自误吧？自从海禁开放而外夷聚集，中华目睹彼国的利船坚炮所向无敌，何尝不规规矩矩仿效振作于前，因此建船筑台，购买铁甲船，设立制造厂，所耗费的国库资金何止数千万？然而马江之战，兵船化为灰烬，藩属最终归于他人。如今以日本蕞尔小邦，步武西法十几年，竟借无端之衅，强占我属国，残害我边陲，攻夺我海军，侵犯辽疆，所到之处溃败，以堂堂中国竟示弱于三岛之地，这是天下臣民疾首痛心而不胜叹息愤懑的。说这是由于当事者错失良机，国人皆知。臣愚以为这不仅是暂时一事之害，其所以招致侮辱而致祸的原因由来渐久了。西方立国具有本末，广设学校以造就人才，设立议院以联合众志，又经营商务以充足国用，讲求游历以了解外国

译情感真挚，力量果断，心思精专，实事求是，这样之后才能依靠其船舰器械，所到之处都适宜。如今中国不探究根本而只追求末节，没有真正的学校教育，则学习的内容并非所用，所用的并非所学；没有议院的设立，则上下之间的情意阻隔，粉饰太平的弊端众多。其他如商务、技艺、教育、武备等重大方面，他们拥有的我们没有，他们擅长的我们短处，习以为常而不察觉，于是导致因循守旧。值此国力衰微、真情显露之时，自然无不考虑亡羊补牢的计策，但我仍有深深的担忧，确实害怕习俗拘泥迂腐未能改变，或者有人以用夷狄改变华夏为由反对，凡事畏惧困难、苟且偷安，再次犯下浅尝辄止的错误，不思量日本与我们本是同文之国，他们因为能自得老师而成效显著。我们何难幡然改变计划以图维新？我阅读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的《盛世危言》一书，对于中西利弊，透彻精辟无遗漏，都可付诸实践。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之为时务切要之言。查该员游历各国，留心考究，其坚定刻苦之心，确实是可用之才。因为外患正急，他拿出此书以求指正。我看他的话都符合实际，言论汇集众长，偶尔有耿直之辞，无不是出于真诚。至于推行的次序，何者后何者先，在于审时度势，这样变通才能尽得其利。谨抄录原书，恭敬呈上供皇上阅览。当此君主忧劳图治之际，固然是食君之禄、践君之土者想要效忠之时。恳请圣人俯察近臣之言，即使是葑菲刍荛（微贱之人的意见），也都能上达天听。谨陈述管见，并抄录原书一函五册，随奏折恭敬进献。恳请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盛世危言》这本书，是香山郑陶斋观察所著的。陶斋原名观应，年少时洒脱不拘，有奇特的志向，崇尚气节。庚申年（1860年）的变故，他亲眼目睹时局的艰难，于是放弃科举学业，学习西方人的语言文字，隐身在商界，每天与西方人交往，足迹遍布天下，考察各国政治的得失利弊。凡是有关于安内攘外的言论，他都随手记录，积年累月，写成若干篇，都是关于时务紧要的言论。懂得时务的人是俊杰，反之则是庸俗的官吏和迂腐的儒生。在当今的时势下，强邻日益逼近，俨然形成战国般的局势，即使孔孟再生，也不能不顺应时势而变化。我曾读《春秋》，知道当时的君主宰相无不周知各国的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愚，每天寻求富强的策略，不以资历限制人才，似乎与今天泰西各国没有不同。我朝怀柔远方之人，海禁大开，也应当知道某国为何兴盛，某国为何衰败，知己知彼，洞察根本，才有着手之处，岂能仅仅崇尚皮毛、购买船只而已呢？我天性木讷，不懂洋务，如今阅读这本书所说的中西利弊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洋溢在字里行间，实在契合我的心意，所以写下几句，极力劝他刊行问世，以期望与海内各位公卿采纳并努力实行，将会看到孔孟之道无不受到尊重亲近，那些外族的器物我们也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四方夷狄归顺，怎么不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保证呢？甲申年冬日在海南军营。

《中庸》说：“君子能够随时保持中正。”孟子说：“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时势的意义，真是重大啊！《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通达则长久。”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时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所以中正，是圣人效法天地、成就始终的根本；时势，是圣人赞颂大地、参赞天地、不遗漏也不过度的关键。中正，是本体，是根本，所谓不变易的，是圣人的常道；时势，是中正的应用，是末节，所谓变易的，是圣人的权变。没有本体，凭什么立身？没有应用，凭什么行事？没有常道，凭什么安守常规？没有权变，凭什么应对变化？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急切地谈论维新，谈论守旧，谈论洋务，谈论海防；有的崇尚古代而否定当今，有的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寻求那些洞察根本、深明大略的人，有几个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话虽然小，可以用来比喻大事。我虽然不聪明，幼年涉猎书史，成年从事贸易，愤恨外族的要求，惋惜朝廷的失策。于是学习西方文字，渡重洋，每天与那边的人士交往，观察他们的习俗，探访他们的政教，考察他们风俗利弊得失盛衰的原因，才知道他们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完全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办学校，广设书院，重视技艺，区别考核，使人尽其才；讲究农学，疏通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力；建造铁路，铺设电线，减轻赋税，保护商务，使物畅其源。凡是掌管这些事的人，必须平时精通这些事；做文官的，必须出自仕学院；做武官的，必须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没有更调，各自擅长所长，名副其实，与我们国家取士的方法不同。好啊！张靖达公说：“西方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然礼乐教化远不如中华，然而他们驯服地达到富强，也具有体用。在学堂培养人才，在议院议论政事，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划确定后才行动，这是他们的本体；轮船、大洋枪、水雷、铁路、电线，这是他们的应用。”中国舍弃了本体而追求应用，无论怎样竭力追随，常常赶不上。即使铁舰成行，铁路四通八达，果真足以依赖吗？然而我们国家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明，不知道今天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变化以至于此。《易经》说：“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时行动而顺应天时，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近年来当权者讲求洋务，也曾制造枪炮，铺设电线，建造铁路，开矿，织布，以此兴起而应对。只是所用的机器，所聘请的工匠，都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道通变。德国宰相俾斯麦说我国只知选购船只，不重视艺学，不兴办商务，还不知道富强的根本，不是虚言。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也曾著有《局外旁观》《中西关系论略》《中美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在论中外交涉时，更有《隔搔痒论》十三篇，事情杂乱言论庞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既然寰海相通，重译四至，缔结交错，日引月长，想要事情不杂乱，是不可能的。异族杂居，尊重听闻习惯，他们指责我们固执，我们嘲笑他们胶柱鼓瑟，想要言论不庞杂，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众非之中，必有一是。江海不因为宏大而拒绝细流，泰山华山不因为极高而推辞块土。现在假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是有心的人各竭其

译所谓“知”，凡是能言善辩的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见解，等待朝廷使者采录，不必追究这些话出自谁人之口，只需询问它们对时务是否有益，这也是盛世所不禁止的。我从前与中外通达事理、富有智慧的人士交往，常在酒酣耳热之余，旁听他们的议论，大多关乎国家安危的大计；并且时常阅读中外日报上关于安内攘外之道的论述，心中有所触动，便随手记录，年复一年，积累下若干篇目。仍担心选择不够精当，论述不够详尽，等待向高明之士请教以决定取舍，但朋友见到后便拿去，擅自交给报馆及《中西闻见录》刊登。曾将全部作品邮寄到香港，请王紫诠先生指正，不料竟然被刊印发行，随即听说朝鲜、日本也进行了重印。私下担忧丑态无法隐藏，僭越且招致责难，于是又请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减合并为二十篇，仍命名为《易言》，将笔名“杞忧生”改为“慕雍山人”，意在期望再次见到太平盛世。至今十九年，时势又发生变化，屏障尽数撤除，强邻日益逼近，西藏、朝鲜的危局如同累卵，而我国工艺的精湛、商务的兴盛，落后于日本。感慨时事，心中郁结无法排解，自顾年老才庸，略知易理，也急于打算独善其身、潜心修养，韬光养晦。于是检阅旧箱，将先后论述洋务的五十五篇文章，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与审定，交付印刷，定名为《盛世危言》。自知愤激之言，不免有狂戆僭越之罪，而且管窥蠡测，也难免有举长略短、舍己芸人的讥讽。只是圣明君主在上，广开言路，选拔贤良，直言无隐。私下愿将自己比作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使人人透彻了解外情，事事讲求利弊。如果蒙当世巨公体谅我杞人忧天的愚拙，纠正其偏颇弊病，因时制宜地加以利用，那么积习逐渐去除，风化大为开明，华夏拥有磐石般的安定，国运绵延无疆的喜庆。谁说空谈之言不能付诸实践，而牛溲马勃，不也是治国者所储备的良药吗？

译治理之术与学术之道在于专精说

薛福成

中国上古时代，贤人与百姓一同耕种吃饭，自己做饭并治理政事。孟子讥讽这种做法是将大人（统治者）和小人（百姓）的事务混为一谈，大概是因为那时处于洪荒简陋时期，文明尚未开启。此后，耕种、纺织、陶器、冶炼等事务不能不加以分工，分工越细，技艺就越精湛。因此，像禹那样圣明的人专门担任司空，皋陶那样圣明的人专门担任士（司法官），稷和契那样圣明的人专门担任司农和司徒，甚至终身不更换官职，这就是唐尧虞舜时代昌盛的原因。《管子》说：“天下的才能，其教化百姓的方法，不外乎士的儿子永远做士，农的儿子永远做农，工的儿子永远做工，商的儿子永远做商。”这就是齐国称霸的原因。自宋代明代以来，逐渐失去了这种用意，自从选拔人才专用时文、试帖、小楷，好像认为精通这些技艺的人就无所不能，推究其极致，结果却是无所不能。在京城做官的人，忽然在户部，忽然在刑部，忽然在兵部，始终没有固定的职务；在外地做官的人，忽然在齐鲁，忽然在吴楚，忽然在蜀粤，始终没有固定的居所；忽然治理黄河，忽然督管粮食，忽然运输食盐，也始终没有固定的官职。用古代圣人经营数十年都不敢自认为有成效的事情，却指望现在的普通人于短时间内穷尽他们的职守，难道不难吗？西方各国与此颇不相同，出使这一途径，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逐步升迁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变其任用方向。军政这一途径，由百总之千总之都司之副将，逐步升迁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变其专业。其他如有的擅长工程，有的精通会计，有的熟谙法律，有的研究畜牧，都依靠他们的专长，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不相混杂也不相干扰。士人所研究的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天文学、地学以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门学科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上百种，以至于累世也不能穷尽其学业。工匠所习练的有加工金属、加工木材、加工石头、加工皮革、加工骨角、加工羽毛以及设色抟填，而一门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上百种，就拿加工金属这一件事来说，膛门、弹架所析出的零件不下数十件，各有专业而不相混淆。造船加工木材这一件事，船板、船桅、船轮、船机所分的门类不下数十事，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犯。所以近年购买订造船只，每日承办的一家工厂，向各厂分购各种材料，汇集成器，而其器物反而更加精良。我认为西方人不过是略微实行《管子》的意思并加以推广，治理之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适宜他们迅速达到富强。中国承袭宋代明代以来的积弊，日益贫弱，贫弱到了极点，恐怕会导致衰微。必须筹划振兴的良策，寻求自治的要图，也只有详细考察唐尧虞舜以后、宋代明代以前的良法，而逐渐扩充它，而稍加变通它，这样就可以了。

远虑论

程铣

古今所看重的君子，在于存心罢了。古今所称为豪杰的人，在于识时务罢了。范希文（范仲淹）忧乐同乎天下，只在于存心。武乡侯（诸葛亮）忠思广之，众人只在于识时务。当今吏治败坏，上下互相蒙蔽，名节毫不珍惜，模棱两可地处理事务，贿赂公然盛行，攀附钻营谋利的人，权势地位常常丰厚；磨砺廉洁操守的人，遭遇往往困顿。寻求那些坚守正道不阿谀，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存心，治理国家而光明磊落不欺骗的人，当代的大臣中，寥寥无几，只有两三个人罢了。这两三个人，又未能掌握大权，往往澄澈心思深远忧虑，一旦抒发救时的策略，就被官吏文书所牵制，不能实行其志向而施展其才能。四方夷狄密探其空隙，于是逐渐增加其祸心，渐渐有想要剪除姬姓（指中国皇室）的气势，而天下杂乱多事。这就是时务之所以溃决的原因。然而时务到了这种地步，而想要见于未萌于无形，可称为豪杰的人在哪里呢？还记得今年春天，我与蜀南孝廉张罗澄在沪上相遇，每日把酒痛饮，慨叹谈论当世之事。当时日气氛非常恶劣，听说王方伯向俄国乞求援助，孝廉叹息说：“这是吴三桂请本朝入关的旧故事。”接着听说朝廷议定不允，共同相庆慰。恰逢威远、旅顺失守，日本人扰乱到大沽，二月十八日，傅相议和，由天津出使广岛会议。日本人索要兵费二亿两，不肯归还我辽阳侵地，俄国人助顺逼迫日本人归还，转而割让台湾，加偿兵费三千万。孝廉叹息说：“这是俄国人伺机渔人之利，大概不想将来假道于虞（指借道）。”等到和议定约，士大夫担心日、德、俄恨我国不乘俄国仗义执言，密图共同灭日本。孝廉又浩然叹息说：“唉！南宋助元灭金，而元最终覆灭宋，这不是殷鉴吗？为何计策如此错误！”我问他缘故，孝廉说：“西报记载俄国前王临终谕嗣王说：‘我恨不能迟死十年，将亚细亚洲全部臣服于我。’所以中日战事正激烈时，西报还说日本如果将俄国前王临终语思考一下，则共处亚洲之内，应与中国唇齿相依，联合抗拒俄国，彼此相安，皆可长久。为何反而与中国开战自速其亡？西人之言可谓动中肯�了。不然，俄国人阻止割让辽阳，而割让台湾加兵费，则默不一语，这

译他图谋我利的心，正如人们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何要拖延？铁路已经抵达珲春，一旦辽阳割让给日本人，双方势力犬牙交错，俄国便无法长驱直入了。而我们却受其愚弄，信以为真，难道俄国真是恩德于我、报答我吗？既成之事不再多议，如今的计策，只有选拔聪明能言善辩的人才，派去游说日本，为他们陈述这个道理。如果日本侥幸听从，那就是国家的福气。孝廉说完，仰天长叹。铣站起身来说：“您心怀天下，深谙时事，大概可以比作文正、武乡一流的人物吧？”于是两人相视而笑，旁观的人也不知道我们两人在说什么。特意记录下来，呈请关心时局的各位君子，在饮酒闲谈之际，便成了这段记载。涤云说：“大概是关心人才的人吧？扩充这种心意，就可以治理天下了。”鲁阳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