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治体四变法上

译卷十六 治体四 变法上

上变法自强条陈疏

胡燏棻

奏为顺应时势变革法度，力求国家自强，谨分条陈述善后事宜，恭敬呈折恳请皇上圣鉴之事。臣听说五帝时代不同，不沿袭前代的音乐；三王世代各异，不承袭旧有的礼制。这是因为穷尽变化、通达长久，根据时势制定适宜措施的道理各不相同。去年日本挑起事端，陆军屡遭挫败，海军随后失利，敌寇气焰嚣张，神人共愤。我皇上不忍心让两国百姓长期遭受战火之苦，以大国对待小国，放弃战争谋求和平，虽然两害相权取其轻，计策不能不出于此。然而自古以来驾驭外邦的策略，断没有一味主张和谈就能长久安定的道理。唐朝对待吐蕃，宋朝对待金人，就是明显的鉴戒。如今辽河以东的失地，虽然是由俄、德、法三国联合争夺，答应归还故土，但俄国人仍有从容商议的话语，恐怕难免枝节横生。台湾交接土地，近来又激起变端。日本人能否不再提出责难，固然难以预料，然而这种风气一旦打开，事变也会日益紧迫。如果到现在还不考虑改变计策，私下担心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目前的急务，在于筹措军饷，其次是训练军队，而筹措军饷、训练军队的根本，尤其在于鼓励工商，广泛兴办学校。查考国家赋税收入每年有固定的数额，现在忽然增加这两万万两的军费，不借洋债从哪里筹措？以最低的六厘利息计算，每年需利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而陆续偿还本金尚不在此数。况且自上年用兵以来，关内外各路添兵购买军械所借的华洋商款，应偿还的本息已经不少。此外奉天、直隶两省的善后事宜，仍须逐步增修，依次兴办。北洋海军也不能不重新创办，以图补救。大约估计购买船只置办军械，没有数千万金不能成军。此后水陆军队所需，每年又不下千余万金。收入只有这些，支出骤然增加，即使每天责成户部筹划财政，恐怕也无从应付。私下观察西方各国，无论军饷工程千万两的需求，立刻就能办到。为什么呢？因为财富藏于民间，多征收而不成为暴虐，百姓也乐于缴纳以供奉公家。他们的器械每日制造而日益精良，商务每日开拓而日益兴盛，水陆军队每日训练而日益强大。这是因为在鼓励之初，国家设立各种学校来培植人才，技艺既成，分设各种官职来任用他们，所以百姓有人人自我奋发的想法，治理有蒸蒸日上的势头。现在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西方各国所没有的。办理洋务以来到现在五十年了。如同同文馆、方言馆、船政、制造局、水师武备学堂，凡是富强的计策，何尝不一一仿行？然而移植后水土不服，常有淮南之橘移到淮北变成枳的感叹。因为中间只袭取了皮毛，没有窥见精深的奥妙，也因为朝廷用来号召人才，首先任用科举科目，天下豪杰所注重的，仍然不外乎八股文、试帖诗、书法之类，而对于西学不过视作旁门左道。虽然他们造诣已深，学习有成效，也只等同于保举议叙之类，不能列入正途出身的行列。这是由于方法疏漏而收效稀少。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岛国，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大力推行西法，也仅仅三十余年，而其工艺之精巧，出产之丰富，矿政、邮政、商政的兴旺，国家每年收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这是以西法致富的明显效验。其征兵、宪兵、预备队、后备军，总计不过十数万人，快船、雷艇总计也不过二十余艘，而水陆各军都能同心协力，通晓军事机宜。这又是以西法致强的明显效验。反观镜鉴以观察得失利钝的原因，一看就知道了。现在士大夫没有不以割地赔款种种要挟为可耻的，然而时势所逼，已无可奈何，那么只有急切寻求雪耻的方法。从前普法战争，法国的各城残破几乎殆尽，电线、铁路处处毁坏断裂，赔偿军费计五千兆佛郎，其数额且十倍于今日的二万万两。然而法国人自从定约后，上下一心，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从前弊政全部废除，不到十年，又达到富强，仍为欧洲雄大的国家。评论者说比拿破仑时期还要强盛。现在中国拥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百余兆的人口，所有失陷的不过六七州县，而说不能复仇洗耻，建立我们的声威，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章，全面革新。事情如果有益，即使朝野所惊疑，臣工所执难，也毅然实行；事情如果无益，即使成法所在，耳目所习，也决然更改。实心实意实行十年，将看到雄踞海上，与欧洲并驾齐驱，旧邦新命的根基从此更加巩固，岂止是雪洗割地赔款的耻辱而已。

臣的愚昧，怎敢挟持浅陋之见，轻言变法？但纵观世道运行，俯仰时局艰难，痛定思痛，诚恐朝野上下，空谈理学者拘泥于清议，鄙薄功利为不足言；习惯于安逸的人，又以为和局已定，懈怠相沿。假如敌国外患突然再起，更担心抵御无方，从此卧薪尝胆，寻求良策，哪里可以稍缓片刻呢？微臣日夜焦思，今日即使孔孟复生，舍弃富

译即使强大，也没有立国的根基；而舍弃效仿实行西法这一条路，更没有使国家致富变强的方法。因此我敢不揣冒昧，就我所见到的，列举筹饷、练兵、重视工商业、兴办学校这几件大事，恭敬地向皇上详细陈述：一是开辟铁路以利转运。中国关于铁路的议论，屡次提出又屡次废止，自从经过这次军事胜负的教训，其利弊已昭然若揭，共同可见，应当请求参照前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原议，从汉口到北京开办主干铁路。但是办理的步骤，必须首先确定大纲。第一，在于鼓励设立公司，准许民间自行招募股本，而一切阻碍之处，如购买土地、勘定边界之类，必须由官府加以保护。第二，在于勘明道路里程，从前原议北起芦沟桥到正定，南起汉口到信阳州，分头举办。查汉口到信阳州山路崎岖，工程费用较大，不如取道襄樊，地势平坦，而且铁轨渡河的地方尤其适宜在郑州以西、荥阳以东，那里已经出了山险，河流改道也不频繁。渡过河后，向东沿着淇水、卫水，向西依靠太行山，向北行进到达保定，地势高且路面平坦，较为稳固。第三，在于多开辟支线，从汉口到北京长达三千里，如果只有干线没有支线，那么贸易一定不兴旺，商旅一定不多，这种形势也难以持久。我认为支线应当分为三段：南路由光山、固始出六安来运输茶叶，由应城、京山、安陆出荆门、阳来运输煤铁；西路由怀庆出枳关，经过蒲州、解州到达关陇；东路由开封、归德经过宿州、泗州到达清江。这样天下的局势就像网有了纲绳，商务、工务、漕运、军务无不四通八达。第四，在于议定规制，自从高轨铁路制度出现，大车就发生了一次变化，自从电气传力机器出现，火车又发生了一次变化。现在俄国人从加特钦纳到海参崴一路，就是使用高轨电气车的方法。现在创办之初，应当选择最便利快捷的方法来实施，以免日后纷纷改造，又有我方迟钝而对方有利的叹息，等到办成后，每年除了公司费用、修理费以外，剩余的利润，官府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如果真能各省一律推行，那么国家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两银子。而且东西南北节节流通，那么土特产日益增多，商务日益兴旺，厘金关税也日益充裕。这样每年增加的收入，又不止数百万两银子。一旦边境发生战事，运送军饷和军队，早晨呼唤晚上就能到达。今天寓强于富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切合的了。一是铸造钞票银币以充裕财源。过去元朝、明朝把钞票当作暴政，是因为用一张空券想要抵偿巨额现银，情形如同欺骗。西方国家用钞票方便百姓，是因为有一万两银子只有一万张票，没有丝毫虚浮。中国不自己设立银行，不自己印刷钞票，不自己铸造银币，于是让西方人用方寸大小的花纹纸张抵偿成千上万的金钱，如汇丰、德华、有利等洋行的钞票就是这样。用低潮九成的银两换取库纹十成的价格，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的洋钱就是这样。现在如果真能与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立铸币局，自己铸造金银铜三种钱币，颁布确定的比价，作为法令。一方面在京城设立官家银行，由户部督理，省会分行由藩司经理，通商码头则由关道总核。购买最精良的机器，制造最细致的纸张，印刷发行钞票，而将现银存放在银行。妥善制定章程，明确颁布谕旨，使百姓可以用钞票和银币两项来缴纳租赋税厘。至于各省旗兵、绿营、防营的军饷，京内外文武百官的俸禄，也即用钞票和银币两项分摊匀拨。而且必须各处银行在出入交接之间，随时查核，不至于钞票多于银两，并且绝无毫厘短少，这样才能取信于人，长久维持。只是用人必须按照西法，使用商务的章程，杜绝官场的习气，谨慎选择精明廉洁的人，总括计算收支，其余也必须屏除人情面子，都由公举，不得私下推荐，才能避免弊端。至于放贷利息，责成殷实可靠的保人，一旦有亏损，只由保人代为赔偿。抵押则值十押七，一经逾期拍卖，偿还抵不足，仍然向欠户追还。如果真能照此认真办理，切实奉行，其收回利权、滋生利息，估计每年盈余的数量，至少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确实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务。

译一是开设民间工厂来制造机器。中国各省设立制造船政、枪炮、火药等局，不下十余处。向外国购买机器，花费不下千百万两银子。然而对于制造的根本原理，并未领会。没听说哪个工厂新创制一种枪，自行制造一种炮，能够超越西方。没听说哪个局自行制造一种机器，能够创立并垂范民用。一旦有事，每件东西仍然必须从外国购买。难道真是中国人的智力不及西方人？推究其病源，有三条。所以各厂的设立，大抵依照洋人既成的做法。而中国所聘请的洋匠，未必是通才，往往只懂得粗浅的工艺，不知道精深的造诣，只袭取表象而遗落精髓，这是第一条弊端。工厂由官府主办，一切工料资本，每年都有定额。即使有自出心裁，想制造一种器械，而所需的成本，如果没有办法报销。况且外国一种器械的制成，如不同种类的钢，克虏伯的炮，或许方法经过多次更改，事情经过多人之手，花费数十万两银子，然后享受无穷的利润，成就长久的事业。现在中国的工匠，既没有这种坚忍的毅力，国家又没有别的鼓舞途径，于是事事照搬旧例，一成不变，这是第二条弊端。外国各厂的工匠头目，都是学生出身，学问有根本。而其监督总理之人，无不精通工艺，深明化学、重学、光学、电学、算数之学，所以能够遵守法规并创制新法，精益求精。现在中国各局的总办、提调人员，有的甚至九九乘法都不懂，让他辨别矿石性质而不能分辨，问他机器部件的名称而不能说出，只求不偷工减料就已经很难得了。器械的优劣，完全听任工匠指挥，茫然没有头绪，这是第三条弊端。我私下认为中国想要依靠官办工厂制造器械，即使过百年也终究没有起色。必须准许各省广泛开设民间工厂，让民间自行讲求研究。如国家想要购买枪炮、船械、机器，都委托民厂包办包用。其试验不符合规格的，即使已定造也必定剔除退回。那么人人都有争利之心，亏本的恐惧，自然专心致志，实力讲求，以期超越西方的制造。这样漏损的漏洞既然堵塞，而一旦有战事，取用容易供给，不至于被洋商垄断抬高价格，受高价之累，而且不至于被敌人封锁港口拦截船只，冒险航行于海上。

二是开采矿产以供利用。中国的煤、铁、五金产地，都是从前已经各处报商开办，然而最终导致股本耗损折耗，成效毫无。那么不是矿产不可开采，实在是因为办理不得法。办理矿产的要领，又有四条。第一在于重金聘请矿师，西洋确实有学问的矿师，其国内尚且延聘不及，所以往往不愿意来中国。那些愿意来的，不过是表面装作行家，暗中图谋渔利。即使能识破他们的欺骗，而全局已经败坏。所以想要开矿，应当先求师；想要求师，应当先重金聘请。第二，在于谨慎选择矿地。贵州的铁质并非不好，然而转运到千里之外，那么成本加重而其价格昂贵了。漠河的金矿并非不旺盛，然而地处极边，百货腾贵，那么工作困难而出产少了。所以开矿的地方，必须选择水陆交通转运便利之处，那么人工往来易于招集，物资汇聚易于取求。第三，在于仔细考察矿质。同一种矿，而品质有优劣，即品质分贵贱，所以往往集资相同而获利不等。假使当初以开平矿务的规模资本，去开采齐鲁淄潍的优质矿，那么今日获利应当比这里多好几倍了。第四，在于厚集矿本。资本出自富家，那么原有购置产业留给子孙的心；资本出自市侩，那么无非是借股票涨跌做买办空盘之计。收效稍迟，就弃如敝屣。从前公司被股票牵制，一倾百倒，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本。而其大要，尤其在于办理得人。必须正大光明，赤心为国，绝无任何私心。否则矿不成，那么害在公家；矿既成，那么利归私室。初次选择，断不可顾念情面。果能在这四方面讲求尽善，而说矿务不能办，矿利不可求，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将来想要广泛建造铁路，那么处处需要铁轨煤斤；想要自铸钱币，那么各局需要金需要银需要铜；想要自开民厂铸造枪炮机器，那么各需要五金及硝磺铅汞等质。所以招股开矿，实为今日的最大利源。

三是折南漕以节省经费。查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员俸禄仅占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换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大约南米一石仅合银一两多一点，官员俸禄也是如此。四品以上尚多亲自领取，其余领米票转卖给米铺，每石也一两多一点。南漕自催征调运督运验收，历时五六月，行程数千里，耗尽百姓无数之脂膏，聚集吏胥无数之贪墨损耗，国家无数之开销，运至京仓，每石的价值，平均或十两，或五六两不等，而等到其归宿，却是换银一两之用，这实为极大的漏损，徒然让冗官吏中饱私囊，所在积习不改，这真可为之长叹息。

推究其故，朝廷深思远虑，认为年年没有南漕二百万石流通市中，那么一切

译杂粮必然因牵制而骤然涨价，士兵和百姓中会有遭受饥荒的人，所以不惜耗费繁多而采取这种措施。然而轮船畅通航行以后，商人从北方运来的米源源不断，利益所在，人们争相前往。市场上有米，与官府中有米是一样的，那么缺米的忧患，在当今可以不必担心。应当请求通令各省改征折色（即折成银两征收），其耗费一概附带征收，并归入藩库起运解缴。至于旗丁和京官应当领取的俸米，或者援引旧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者按照市价，每石折银也不过二两多一点。而一切漕河的工程、海运的经费，以及漕督、粮道以下的员弁兵丁，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的胥吏差役，都可以一律裁汰免除。这样国家每年节省数百万开销，以及多数百万的盈余，而官兵两项所领到的实银，且较以前领票转卖的价值还要多，公私两方面，一举都得到大利，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无损，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呢！即使考虑到年成歉收缺乏食物，那么每年所提出的余银数十万两，在天津兑换购买南米，存储在通州粮仓，新旧交替，作为有备无患的计策，事情也轻而易举。如果担心海疆有事，运输道路或许会遭到梗阻，恐怕将来商人和官府都受害，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名义上是官米，敌船可以捕获；名义上是商米，即使是敌国也不能阻截，国际公法都在，有先例可援引，这是不必顾虑的。一是减少兵额以归于实际。广东、捻军之乱平定以后，绿营没有功效已经显而易见，而老成持重的人，动不动就说不能裁减，于是有了减兵增饷的建议，各省有的将绿营改为练营。如今日本之事平定，那么练军毫无功效又可见一斑，却还坐养这数十万无用之人，耗费这数千万有用的军饷，一旦有事，各省仍然纷纷招募勇兵，这是兵上加兵，饷上加饷，国家用度怎能不匮乏？绿营之所以不能立即裁减，只是认为水上有汛兵，陆上有铺兵，缉捕防守有专门责任罢了。却不知道近年绿营兵饷，藩库入不敷出往往按照七八成或五成核发放，每个士兵每月仅领银数钱，平日不够赡养，多靠小买卖谋生，巡逻缉捕都属于虚文。各省水陆聚会的地方，如福建、浙江的渔商，就雇船出海自我防护了。这说明汛兵也没有用。直隶省的省会城市，就另外设立保甲守望等局来巡逻缉捕了。这说明铺兵也没有用。如今的计策，不如斟酌地方的繁简，裁减老弱，每年先裁减二成，五年裁减完毕，国家每年可以节省一千多万。现在就用这笔款项责成直隶省，都按照西方方法，先挑选老兵子弟，选择其中年力精壮、略识文字的人，另行创立新军。现任实缺的提督、总兵、参将、游击，如果尚堪造就的，就担任统领营官的职务，否则一概裁去。这样在转移之间，化无用为有用，国家没有坐食之费，军队有精练之实。倘若担心水陆各汛的捕务没有专门责任，或者将守望保甲等局，仿照西方巡捕的制度，在城乡市镇人物聚集的地方，改设巡捕。款项不足，也如西方方法征收巡捕捐，官府督率而将稽查之职分给绅董事，更能得到实际效果。只希望朝廷排除疑虑，破除旧例，毅然实行，没有不立刻见到功效的。一是创立邮政以删减驿递。中国各省都设立驿站铺递，每年支销钱粮共计三百多万两银子。其实各省的奏牍公文所递送的有限，而仕宦往来的骚扰却很多。至于督抚更有提塘折差，每一个折差抵达京城，费用以百十两计算。民间开设的信馆，索取资费巨大，又多遗失，这是公私两困。查考西方各国，没有不由国家设立邮政局的，无论公私一体，权衡分量之轻重，规定递送费用之多寡，由邮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的人，预先购买，用时取来粘在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时收取。而且此法不但节省驿站之费，而且每年获得盈余，成为西方各国进项的一大来源。应当仿照办理。

译第一个办法是先以招商局作为开端，每艘船各派一名专门负责文书通讯的人员，在十九个通商口岸均设立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则整合民间各信局来办理，内地各码头各市镇，命令信局一家承包。第二个办法是借用电报作为推广的途径，凡是有电报的地方，也派一人在局中专司文书通讯，代为递送；至于未设电报的地方，也依照前令，由信局一家承包。第三个办法是等到火车畅通运行后，再借助铁路公司作为往来的总枢纽，凡干路支路火车停靠装卸之处，都派一人在局中专司其事。至于将来想要推行到内地各镇各埠，都优先广泛设立分局，派人管理，这样就像网有了纲绳，没有遥远而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地球各国，其邮政章程通为一例，到处通行，公私递送费用并无多少差别，就连日本也在此列。以英国为例，每年邮部除开支外，累计盈利英金一百数十万磅。唯独我国未曾仿行，急应参考西方制度，迅速举办，这样每年可以节省驿站三百万的耗费，而获得邮部数百万的盈余。如果认为京内外各官员因公来往京师，按规定必须乘坐驿车，担心一旦废除驿站会导致诸多阻碍，那更是掩耳盗铃的说法。如今东南十余省，凡是官员来往无不雇坐轮船，只有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五省还有官办驿站罢了。如果计算道路远近，人役多寡，由兵部、户部分别给予路费，沿途听其自行照料车马，这在应差各官员中实为深愿，更无需多虑。一是创建训练陆军以资控制驾驭。此次东征调兵并非不多，却一无可恃，并非士兵不能作战，实在是因为统将太多，每逢战事，往往心志不齐，互相牵制，动不动就蹈袭唐朝九节度使的失误。从东方征召宿将，从西方征召老臣，这边招募十营，那边招募万人，好比治病，一人有病，请来的医生满屋都是，寒热药物杂乱投用，断无不出弊端的道理。而尤其有积习应当痛改的，共有四个方面：往年淮楚诸将起于田间，志在杀贼，人都朴实忠诚，弊端尚少。承平以后，统兵大将骄傲奢侈，沉溺已久，军需如故，勇丁名额日益空缺，上级虚报冒领，下级克扣，百弊丛生，士兵的口粮尚不能养活自身，谁肯效命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纷纷溃散，这是第一个弊病。从前粤捻之乱，军火不精良，将领只需勇气百倍，易于取胜。如今泰西官兵的选拔，必须先从各学馆出身，其所考各学科，有本国文、拉丁文、法文、地理学、几何学、代数学古今史学、三角法、信手绘图法。国家平时重视此选拔，民间也以得选为荣。其千把总之职，如同中国翰林院的清望，所以能学有余力于事，事有余力于学。我国事先一无培植，一听说招募，各营员皆以钻营谋私为能事，不以韬略为实政。这样兵官先不知战，怎望教兵以战？这是第二个弊病。西方讲求武备者，凡枪炮新器一出，试用良好，即通令各营改用一律。如今中国没有著名的兵工厂，件件购自外洋。承平之日，朝廷大臣以经费不足为难，事先未能预备。等到变故仓猝发生，地方大吏各自办理，只以购得军火为责，未能精心选购，以致同属诸军，而这营与那营的器械不同。前膛后膛，只要期满数，德制、粤制，混作一家。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统一，施政不能取准，这是第三个弊病。考察西方各国每经历一战，列阵的体制就改变一次；每创制一器，行阵的样式就更改一次。如今中国一切攻守之法，又沿袭旧习。湘楚各军还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的，并有手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的，还师心自用，以为昔年曾经战阵，就没有不能抵御的敌人，承讹袭谬，沿而不改，这是第四个弊病。

如今想要创建训练新军，应当通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的西法，而其大要先在直省设立武科举武备学堂，选取各州县武生武举，考查其汉文通顺、年力精壮者，选拔令其入塾，给予养赡，即聘请洋员作为教习，三年后由洋教习考核发给文凭，然后分派入营充当哨官，其学问尤为杰出者充当营官，从此或将武科举乡试也以枪炮命中作为取舍标准，那么将才辈出，不患只有兵而没有官。现在都守以下候补各员，其中有汉文通顺、情愿投入学堂充当学生的，也一体办理，这就是训练军官的方法。至于募兵不可太杂，如今各处所招之勇，急于成军，来不及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武艺未练成，驱赴敌阵，一经临阵，望风而逃，反而将利器资敌，沿途更肆意焚劫，日后又投别军，仍蹈前轍，以致屡战屡败。想要挽救其弊，必须由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亲族，才许入营当勇，以杜绝将吏逃亡之弊。到营时先斟酌身材，不入格的当即

译剔退不合格者，编成军队后，先练习步伐和手法，其次练习瞄准，并练习行军操演之法，年满四十岁发给一年饷银，令其回乡，在营期间三年酌情给予月假，准许其回籍，但一听到征调命令，即使在休假期间也必须立即赶到。这是练兵的方法。至于统领营哨各官的薪水，为了杜绝克扣的弊端，必须从优厚给发，兵勇的饷项分别有事无事也应增加，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每月由粮台点名发放，如果粮台短少发放，准许统领官申报详细情况并告发，以杜绝侵吞克扣。军队组建之初，应发放号褂、棉袄、皮衣等物品，均不扣钱，体恤他们的饥寒，才能让他们拼死效力，这是发放饷银的方法。新练各军选取兵器，必须因时制宜，改为统一规格，就近年新制而言，步枪以曼里夏毛瑟小口径为最佳，马枪以可尔脱为最佳，步炮轻炮以克虏伯、格鲁深为最佳，快炮以拿登飞尔、哈乞开司为最佳，这是选择兵器的方法。至于兵员数量的多少，统计北洋宜练兵五万人作为一大支，南洋宜练兵三万人，广东湖北宜练兵两万人，其余各省每省有一万人已足够调遣，务必扫除积弊，习练操法，统一规格，这样征调才能得力。一是重整海军，以图恢复。中国创设海军之初，原计划沿海七省先后举办，只因为经费不足，所以以北洋为开端。今年春天威海卫相继陷落，水师全军覆没，虽然是由于各军不力，也是援军无法接续的缘故。泰西各国，都以铁甲快船的坚固锋利雄踞五洲，所以就今日的情况来看，凡是地球近海的国家，如果没有强盛的海军，绝对没有立国的道理。考察中国从前做法，与西方制度多有不同，其弊病也就在这里。西方国家的制度，海军可以节制陆军，而陆军不能节制海军。〇洋面辽阔，军情瞬间万变，必然不是陆军所能知晓的。现在中国则是海军提督必须听从地方大员的指挥，这是不同之处一。西方国家海军提督必定由水师学堂出身，逐步晋升，其余重学、汽学、算学、天文、地理学，无一不通，无一不熟，被各船兵官所信服，所以志向趋向一致而号令畅通。现在以北洋而论，如已革职提督丁汝昌，本是淮军陆军将领，水师学问毫无根基，平时各兵官本就轻视他，一旦临阵，无论他不懂水战之法，即使懂又怎能号令各船？这是不同之处二。各国兵船每年考察研究新原理，精益求精，凡是器械不合规格的必定更换，新器械实用的必定训练。现在中国如防雷的裙网，刚刚购置，尚且不知道使用方法。上年大东沟之战，用攻击铁甲所用的尖弹射击日本人钢皮快船，所以倭船虽然受损却没有大损失，这是使用兵器、选择兵器不审慎。这是不同之处三。现在想要重整海军，在购置器械之外，应改定章程，选拔将帅仿照泰西成规，海军提督只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不受地方大员的节制，两国既已下战书，即允许相机行事，尤其应沿海各省一律举办，无事时分道巡游，有事时联为一体，不得稍分疆域。

译今年春天威海卫告急，南洋的兵船坐视不救，被西方各国大肆嘲笑。应当紧急统筹全局，等到办理稍有头绪，就应联合沿海七省，特别简选总统大臣，使得指挥灵活，声气联络，一旦某地报警，全军立刻到达。目前的办法，应先向英国聘请海军老将，如当年的琅威里那样的人，多设立海军学堂，以储备人才，派遣学成的学生，有的出国游历，有的资助经费，分别寄居各国兵船，以资练习。天下没有不可办的事，只在于实心实意去寻求罢了。一、设立学堂以储备人才。西方各国近来人才辈出，其根本全在于广泛设立学堂。商业有学堂，那么经商获利的方法日益熟练；工业有学堂，那么创造利用的智慧日益开拓；农业有学堂，那么种植畜牧的利益日益广泛；矿务有学堂，那么地下的财富日益更新；医学有学堂，那么养生之道日益顺利；声光化电各项格致之学有学堂，那么新的道理和物品层出不穷；海军陆军各项武备学堂，那么战守攻取日益练习而更加熟练。乃至女子也有塾学，聋哑也有教法，因此国家没有废弃的土地，百姓没有无用的人才，富强的基础由此建立。至于学堂的制度，不必全由官府设立，民间绅士富豪也可以集资举办，只由国家设立大书院来考核选拔。现在中国各省书院义塾的制度也很完备，只是除了八股试帖词赋经义之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却只因为法令所在，沿袭不改，人才消耗实在由于此。拟请特别下旨通令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革，抛弃章句小儒的习气，寻求经世匡世的材能，一概讲求实学。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设各项学堂，将现在京师总理衙门、上海制造局已翻译的各种西学书籍，分印颁发，一面仍广泛翻译格致新闻及近年新出的西方历史，聘请学识渊博的西方人士及中国久习西学有作为的人担任教习。尤其必须朝廷妥善制定章程，考核录用成为法令典范，务必使民间有一种学问，国家就有一途任用。数年以后，民智逐渐开启，然后由省到府到县，依次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民间也必然有自行集资设立的，将见海内人士纷纷向往，而说一切官商制造之学、货财之利，水陆军队不能媲美欧洲，臣不相信。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就国富民强，被西方各国推重信服，这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的明证。今日中国的关键，全在于此。因为人才是国家根本盛衰的关键，互相依存，正不能说功效迂远。以上各条，或变通旧制，或创立新法，臣愚钝也不敢说所言全属可行？只是变通以求尽利，力求富强之道，舍此不图，更没有长策。自古以来，深重忧患启发圣明，多难兴邦，时局转移的关键，正在今日。伏愿皇上效法五帝三皇制作的遗意，敕令下部臣疆臣通筹合议，决断于圣心，采纳并施行。上以巩固亿万年有道的基础，下以慰勉四海臣民的期望。臣不胜战栗迫切之至，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上圣鉴，指示施行。谨奏。

上皇帝书第二

康祖诒等

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实行大赏，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堵塞和约而拒绝外夷，保全疆土而延续国命。呈代请奏事。私下听说与日本议和，有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赔偿兵饷二万万两，以及通商苏杭，听任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除厘税等条款。此外还有献俘迁民的说法。阅读上海新报，天下震动。听说举国朝臣争辩，都人惊骇。又听说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念拥戴本朝，人心如此坚固，这实在是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养教化数百年而得到的。然而臣在下风数日，按约期紧迫了，还未听说明诏赫然严厉拒绝日夷的要求，严正议臣的罪责，甘忍大辱，委弃百姓，将列圣艰难缔造而得的江山，一旦从容误听而抛弃，对列祖列宗有何交代？对天下百姓臣民有何交代？然而推想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百姓呢？实在是被议臣的话误导，认为京师重要，边省轻微，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地则都畿震惊，所以苟且从权宜，忍心割弃。又因为议论纷纷，虽然极力排斥和议而保全大局，终究没有把握，不如隐忍求和，尚且苟延旦夕。又认为和议成后，可以十数年无事，如同庚申以后一样。左右贵近议论大抵如此，所以满朝言论虽然急切但不能入耳，议臣的说法虽然屈辱却容易实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臣私下认为，抛弃台湾百姓的事小，离散天下百姓的事大；割地的事小，亡国的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们栋梁折断屋椽毁坏，同受倾压，所以不避斧钺

译如果诛杀我，我犯下越职冒犯的罪过，但为了统筹大局，特向皇上陈述。为什么说抛弃台湾百姓，就是离散天下民心呢？天下人认为我们拥戴朝廷，而朝廷可以抛弃台湾百姓，那么也就能够抛弃我们。一旦有事，依次割让抛弃，最终难以保证还能做大清的子民。民心先已背离，将导致土崩瓦解的祸患。《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梁国并未真正灭亡，是说它自弃其民等同于灭亡，所以说抛弃台湾百姓是小事，离散天下民心是大事。日本对于台湾，没有发射一支箭，只是大声恫吓，全岛就已经被割让。各夷狄认为中国容易欺骗，法国将索取云南、广西，英国将索取西藏（广东），俄国将索取新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葡萄牙、荷兰都狡猾地企图开启战端，只要有一个国家不答应，都会像日本那样，京城必定震惊。如果都答应他们的要求，那就是自己吃自己的肉，手足腹心随即就会耗尽，仅存一个元首，怎么能生存？况且行省已经全部丧失，还怎么作为京城呢？所以说割让土地是小事，亡国是大事，这个道理极其浅显，孩童愚夫都知道。然而主持议和的大臣老成持重，却说割让土地是为了保全京城，这是敢于欺骗皇上，愚弄天下。这是中国痛哭流涕之事，日本暗中欢喜，而各夷狄暗中嘲笑。各夷狄知道我们专门以保全京城为事，都将表面上恐吓京城，而暗中窥伺边疆省份，他们的到来必定迅速。日本所为，天天扬言攻打京城，但最终没有在大沽口造成任何震动，这是深得我们的实情。恐怕各夷狄迅速以日本为榜样，也就是我们用割地来鼓舞他们前来。皇上试着召见主张割地议和的大臣，用这些质问他们，估计各位大臣必定不敢保证其他夷狄不会来犯，京城不会震动，那么现在议和割地抛弃百姓，是为了什么呢？皇上也可以幡然醒悟，独自决断了。有人认为是庚申年议和后才有甲申年的战事，二十年间可以谋求自强，现在虽然割让抛弃，慢慢图谋补救，这又是敢于用美好的言辞欺骗皇上，出卖天下的人。治理天下，靠的是形势，可以静止而不能变动，就像箭在弦上，马在围栏中，像决堤的堰陂之水，像推动高山的石头，稍有发动，就无法禁止压制。当它无事时，互相注视不敢发难；当它更变时，腐朽的树桩都能成为祸患。过去辛巳年以前，我们的属国安然无恙。自从日本灭掉琉球，我们不敢过问，于是法国夺取越南，英国灭掉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被分割一半，不过三四年间，我们的属国就全部丧失了。甲午年以前，我们的内地安然无恙，现在东边及台湾一割让，法国觊觎云南、广西，英国觊觎云南、广东及西藏，俄国觊觎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定接踵而来，难道肯慢慢以礼让治国吗？数十个国家在后面追逐吗？譬如大病之后，元气已经虚弱，外邪容易侵入，变症百出，哪里能与同治年间我国国势尚盛，外夷窥伺情形不迫切相比呢？况且民心已经离散，勇兵无所归依，外患内讧，祸患在旦夕之间，而想要苟且借和款求得眼前的安宁，灭亡没有几天了。现在只是开始罢了，病症脉象都已显现，不需要等待卢医扁鹊这样的名医。这些人日夜忧惧，不忌惮僭越，而谋划大计。

译谈论战争的人，本来就能凝聚民心，全力筹划大局，从而谋求国家的生存；谈论议和的人，则会瓦解民气，助长敌人的气焰，反而加速国家的灭亡。凭借皇上的圣明，反复辨析，哪样有利哪样有害，哪样是得哪样是失，皇上必定能够独自决断。我冒昧地提出狂妄愚笨的意见，统筹国家大计，近期制定既可议和又可作战、且绝不会导致割地弃民的策略；远期制定既可致富又可强兵、且断绝敌国外患侵扰的方略。恳请皇上下诏，鼓舞天下的士气，迁都以奠定天下的根本，训练军队以增强天下的气势，变革法制以成就天下的治理罢了。

什么叫鼓舞天下的士气呢？天下的事物，好比器皿一样，使用新的而抛弃旧的，毛病就不会存在；水积聚就会淤塞，流动就不会腐臭；门户关闭必定损坏，经常转动就不会朽坏；金属器物久置就会生锈，身体活动就会强健，久卧就会衰弱。天下这个巨大的器皿，每天磨砺清洗振刮，还担心灰尘污垢附着而不用，导致败坏废弃散失，日益走向弊端罢了。如今中国人民，都怀有忠义之心，并非不可使用；但是将领官吏贪婪懦弱，士兵怯弱，以至于听到风声就哗变溃散，最终导致辱国求和，这难道不是皇上没有用来鼓舞他们士气的方法吗？因此有四万万民众却没有善加利用。

回想世祖章皇帝亲手平定天下，是开创基业的圣人，而在顺治十八年中多次下达责罚自身的诏书；穆宗毅皇帝亲手奠定艰难中兴的盛业，而在同治元、二年间罪己的诏书极其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动哭泣，踊跃奋发，然后才知道历代圣祖创立功业的由来。史传称禹、汤责备自己，兴起就迅速；唐代臣子陆贽说用言语感动人，所感动的已经浅薄，言语尚且不好，谁肯怀有感激之心？如今日本内犯，震动我们的盛京，办事不力，丧失军队失去土地，几乎惊扰陵寝。历代圣祖怨恨悲痛，皇上作为他们的子孙，难道没有震动内心的吗？然而到现在已经一年，没有听说有罪己的诏书责备自身，这是中枢大臣辅导的罪过，所以天下对皇上有所期望。

恳请皇上近期效法历代圣祖，远期效法禹汤，适时下达明诏，责备自身，深切痛悔，激励天下共同洗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了流泪，情感激发；骄横的将领懦弱的士兵读了感到羞愧惭愧，士气振奋，慷慨效死，人人怀着愤怒之心如同报私仇。然后皇上利用这刚刚振奋的士气，奔走驰驱，可以使他们赴汤蹈火，哪里还有听到风声就哗变溃散的呢？这是历代圣祖善用民众的成效，所以罪己的诏书应当下达。皇上既然赫然罪己，那么凡是辅佐不力，养成溃烂毒疮蒙蔽圣听、主张议和辱国的中枢大臣，作战不力，听到风声就逃跑溃散，克扣军饷，丧失军队失去土地的将帅，以及擅自答应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调度用人不当，守御没有准备的边疆官吏，有的明正典刑以震慑他们，有的轻轻革职以掩盖他们的罪过。诏告天下，揭露宣扬他们的罪状，其余那些占据职位对时局没有帮助的大官，都让他们自己陈述，不要妨碍贤路，大概朝廷就会肃然起敬，海内人士吐气欢呼歌颂。圣明的皇上愿意报国耻，这明正典刑的诏书应当下达。

大奸臣既被罢黜，典刑既已公正，然后悬赏功的规格，破格提拔将帅如宋庆、依克唐阿，边疆官吏如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如冯子材，都有天下的声望，应当有所表彰，有的在内掌握枢机大权，有的在外掌管京畿疆域，以鼓舞天下。遵循资历的人，可以得到平庸谨慎的人，不可以得到杰出的人才；任用年老的人，可以保持常规，不可以应对变故。不敢远说，请拿近事来说。在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沈葆桢（原文韩超疑为沈葆桢之误或另一人，此处依文意译为韩超）都以道员提拔为巡抚，阎敬铭则由按察使提拔为山东巡抚，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赐三品卿衔督办军务，刘蓉甚至以秀才提拔为四川布政使，一个月后授予陕西巡抚，因此能够各展才能努力辅助中兴。像汉武帝用人，明太祖任吏，都使用破格提拔，不可预测的刑罚威严，因此能够驱使人才，成就功业。恭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多次诏令举荐天下的人才，下到山林隐士，举人贡生监生，佐贰杂职，都引见提拔使用，这确实是圣主鼓舞天下的盛心。如今变故非常紧急，天下并不缺乏人才，而没有听说明诏有求才的举动，似乎不是应对非常变故的办法。

有非常的事变，就有非常的人才来应对。同治中兴的大臣，大多是草野之士。宋代臣子苏轼说智名勇功的人，必定有养育他们的办法。恳请诏令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督抚、两司，各自举荐所知，不论已做官未做官，引见提拔使用，随才器使。从前汉高祖对于樊哙，每次胜利都增加他的爵位；对于韩信，一见就拜为大将。凡是有高才破格提拔，天下的士人既怀有国耻，又感知遇，必定都竭尽死力来报答，皇上求才的诏书应当下达。君主驾驭天下的，是爵赏刑罚。赏罚不施行，就无法振作士气；赏罚颠倒，就必定导致民心离散。如今听说日本要求我们释放丧师的将领，是想以此涣散众志而激起民变。如果三道诏书既已下达，赏罚得当，士气都伸张，天下必定跳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舞天下士气的，就是这个。

什么叫奠定天下的根本呢？自古都城都凭借险阻，

译周公德行盛大，尚且不敢将洛邑作为都城，所以娄敬拉着车辕进谏，汉高祖迁都长安；宋代定都汴梁，因地无险阻导致敌军长驱直入，徽宗、钦宗遭受耻辱，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失德所致。如今旅顺已经失守，威海卫也已毁弃，海上险要不再存在，京城孤立无援，从北塘、芦台、神堂涧、河间，到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再到蚕沙口，处处都可以入侵，没有可以用来防守的计策。这次议和即使成功，但各国外敌窥伺，都可以扬帆直达天津。《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险阻既然已经失去，国家怎么能够守卫？所以当今的大计必定在于迁都。请拿前事来说，我朝在道光年间，天下全盛，林则徐总督广东，邓廷桢总督福建，击败了英国首领朴鼎查、额尔金的军队，但移师天津后，就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赔偿两千万两银子。此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都是开始作战最终议和，借京城作为要挟，通商口岸越来越多，巨额赔款屡次支付，到了庚申年之变，我文宗显皇帝甚至前往热河避难，御园被焚烧，宗庙受到震惊，至今万寿山营建虽然翻新，余烬尚存。由此洋人随意出入京城，知晓我方虚实，这件事并不遥远，都是各位大臣在五十年来所目睹的，却还把它当作孤注一掷吗？难道不害怕徽宗、钦宗那样的耻辱吗？有人说国君有死守社稷的道义，这尤其是不通晓经义的错误言论。所谓国君，是指诸侯，他们从天子那里接受社稷，应当死守，这就像现在地方官员有守卫城池的责任一样。如果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都可以建都立社，何必局限于一座城池？明朝崇祯皇帝已经被愚昧的儒生所误，明朝社稷于是覆灭，难道可以再以此误我国家吗？况且一个朝代有多个都城，自古就是如此，商朝七次迁都，周朝营建三座城邑，汉朝有两京，唐朝有两都，等到明太祖定都金陵，永乐帝才迁都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全部沿用旧制，挑选官员扈从行在，宗庙社稷官署随时增修，永远分为两京，可以作为法则。至于建都的地方，向北到热河、辽沈，则更迫近强敌；向南到汴梁、金陵，则不能控制天险；入蜀则太深远，都于山西则太靠近天府之富饶之地，崤山函谷的坚固，不如关中。虽然道路虽然因为水利未开，漕运难以到达，但京城既然建立，百货自然汇聚，如果借助机器督促散兵，又怎么会有水利不开通的呢？京城自辽金建立，在元代扩大。明朝至今一千年，精华已经耗尽。近年西山崩裂，多年大水，城墙毁坏，民间房屋倾坏无数，甚至“大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遭灾，怀疑其地气应当已经泄尽。王者顺应天命革故鼎新，应当应承天命，说舍弃燕蓟的旧宅京城，以长安为行在。然而人情乐于守旧，难于移动，盘庚迁都殷地，告诫训谕直到烦琐的三篇诰辞，魏文帝迁都洛阳，世臣还有违逆之言。因为世臣大家，辎重繁多，迁徙不容易，听任他们留恋旧都，或许可以避免阻挠。如果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不容易打破寻常的议论。魏文帝南征，永乐帝北伐，都是借巡幸停留而建立都城。皇上既然讲明利害，远则防备诸夷联合进犯，近则拒绝日本的挟制，果断决定才能成功，急切效法汉高祖，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幸陕西，六龙西行，万人欢庆。在议和之时，民心稍静，选择声望重的亲藩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巡，选择百官扈从，用重兵拥卫，必定不用担心宵小生心。日本人虽然想用轻兵袭击，几天才到达津沽，而我大军云集京城，还可以一战，他们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的险阻呢？然后扼守涵潼，奠定丰镐，建立为行在，权宜营建安置，激励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用两亿两的费用改充军饷，向他们显示即使百战百败，沿海糜烂，也必定不议和。日本既然失去挟制的手段，即使攻破旧京也不足轻重，必定不会来攻，都城可以保全。或者俯就驾驭，不必割地议和，也能成功，即使不成功，也可以言战了。所以说迁都以安定天下的根本，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强化天下的势力呢？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野兽有爪牙的护卫，人有甲胄的遮蔽。列国并立，军队是国家的甲胄。从前战国时期，魏国有武卒，齐国有轻骑，秦国有武士，楚庄王投袂而起，鞋子还没穿好剑就佩上了，当天就讨伐宋国，这是因为各国并驰，没有一天不训练讨伐军实，国家才能立足。如今环绕地球五十多个国家，而西方争雄，都以民为兵，大国练兵多达百余万，选兵先由医生查看其强弱，然后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他们的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夜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时如临敌，这就是他们雄视海内的原因。

译日本紧随其后，于是前来欺侮我国，而我们仍固守大一统的旧制来对待他们，不训练军队、不备战备，以至于发生了割地求和的事情。如今战云未散，来不及精心操练，但只要将领与士兵彼此了解，同甘共苦，武器装备精良坚固，磨砺其胆识勇气，也自然可以发挥作用。选拔将领、购置器械，仍然可以组建军队。用兵之道，在于运用士气（或指器械）。老将富贵已足，没有别的愿望，有的沉溺声色导致精神耗损，精气衰竭，暮气沉沉，绝对无法作战，即使有人忠心赴死，也只是白白牺牲，导致军队覆灭、国家蒙羞，无法挽救。近来杨芳在广东兵败失律，鲍超在西蜀骄横跋扈，让他们再像当年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赵惠王怀疑廉颇、光武帝不用马援的原因。恭读圣祖仁皇帝的圣训，也认为老将气衰不可任用，这真是圣人的深远谋略。只有少年人精力旺盛，低微的士兵渴望奖赏，所以敢于冒着万死以求功名。因此，选拔将领的原则，贵在任用新人而不贵在任用旧人，任用地位低微者而不任用地位尊贵者。况且外敌的战备日新月异，老将多倚仗过去的功劳，不懂得改变策略，所以导致无功。现在请求重新操练重兵，以应对敌人的变化。京畿地区是国家的根本，至关重要，必须有忠诚勇敢、善于谋略、爱护士兵的督抚，像李秉衡那样的人，专门统领京畿地区的军队，授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让他们秘密派遣十位将才，不拘泥于资历资格，每人操练十营军队，日夜训练，用忠义激励他们，用国耻激发他们，挑选精锐强悍者，优厚他们的粮饷，作为先锋部队。既然有了李克用的义儿、李成梁的家丁那样的可靠力量，无论缓急都可以依赖，得到这五万人，京畿就可以守住。再有将才，可以接着操练前敌的宋庆、魏光、庆春、光禄、焘、李光久、冯子材等宿将，以及一时享有声望的人，可以咨询他们关于将才的意见，授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全部使用先锋部队，用仇恨耻辱激励他们。沿边疆的臣子也应当选拔有作为的人，不应当任用衰老且只凭资历的旧人，各自选拔将才，各自操练精兵万人，并命令绅士各自组织团练，遇到紧急警报时，坚守壁垒、清理田野。并请求命令从中央到地方守令，传谕绅士，凡是有忠义沉稳、慷慨懂军事的人才，不拘泥于资历资格，全部让他们举荐引见，提拔任用或交给内外军队差遣。各县的民间，都有魁梧豪气、忠勇有谋略的人士，责令州县各推荐一人，十人中能得一才，人才就用之不竭，一定有捍卫国家的栋梁之材，足以应对国家的急难。这就是选拔将领。管子说，器械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外敌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月异，德国有关来斯枪、毛瑟枪，法国有沙士钵枪，英国有亨利马梯尼枪，美国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国有俾尔达奴枪，而近来英国的黎姆斯枪尤为精良。自从克虏伯、嘉立等出现后，近来有毒气、开花弹、空气雷、黄药、大炮，以及暗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衣、测量子表等，巧妙制作日新月异。日本效仿泰西，也能自制新器，叫做苗也理枪。而我们中国未能创制，只购买旧式武器，经办委员不懂制造，对坚固、轻便、射程远、准度、速度等一无所知，有的用旧枪改装成毛瑟枪，贪图价格便宜，结果不可使用，其中吃空饷的更不必说。听说近来购买的很多是暹罗的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我们中国以十二两购买。查同治十三年德国攻打法国，每分时钟击十余响；光绪三年俄国攻打土耳其，枪击三十余响；到日本侵犯我国，枪击六十余响。我军溃败，虽然将士不力，也是因为器械不精良，所以胆气不壮，导致如此。因此，如果不悬重赏以激励新策，不足以取胜，现在来不及制造，应当精选在制造方面精通、操守廉洁的人士，专门购买英国黎姆斯枪十数万支，以供前敌使用，并广泛购买防毒气、御子弹的衣服，使器械精良锋利，有备无患，这就是购置器械。又我国南洋诸岛民众四百万，虽然长期经商于异域，都拥戴本朝，因为丧师割地被各国嘲笑，他们的愤怒超过内地民众。这些人富裕，拥有巨额财富的数以千计，通晓外情，都想回归中国，团结成一军，以洗雪国耻。只是距离京城万里，没有道路可以自行沟通，如果派遣殷实商人秘密命令他们举办，派遣公正忠诚、有智略、通晓商情的大臣统领他们，或者防守京畿，或者进攻前敌，并让他们联络外国帮助攻打日本，或许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固天下根本的，就是这类人。然而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权宜应对敌人的谋略，不是立国自强的正道。恭敬地想到，我国朝代的法度沿袭明制数百年了，事物久了就会废弃，器物久了就会损坏，法令久了就会产生弊端，官制冗杂散漫无数，甚至卖官鬻爵到监司级别，教化没有根本，选拔没有标准，所以营私舞弊、行贿成风，而缺少忠信之吏。学校只教词章诗赋，很少能讲求圣人之道，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所以空疏愚陋、谬种流传，而缺少才智之人。军队则是绿营老弱，招募的勇丁都是乌合之众，农业则地利未开，工商没有制造之业，其他各种积弊，难以一一列举，而外国寄居的技巧流行内地，民众日益穷困，乞丐盗贼满山遍野，即使没有外患，精华已经枯竭，将有其他变故。

当今面对数十国的觊觎，正值四千年未有之变局，盛夏已至却不脱去厚重的皮衣，病症已变却仍用旧方，没有不中暑而死且病情危重的。我私下认为，现在

译治理国家，应当以开创的态势来治理天下，不应当以守成的态势来治理天下；应当以列国并立的态势来治理天下，不应当以一统垂裳的态势来治理天下。因为开创则能革新制度，守成则沿袭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丧则拱手无为。说沿袭旧章，则外患相迫，必然导致守不住、成不了；说无为而治，则各夷族交相争夺，必然导致四分五裂。《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董仲舒说：政治不调和，严重的就要更张才能治理。如果说祖宗的法度不可改变，那么我世祖章皇帝何尝没有改变太宗文皇帝的法度呢？如果仍然用八贝勒的旧法来治理，那么我们圣清怎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让祖宗的疆土，逐渐导致灭亡；变法而光大宗庙的威灵，可以大大增强国力。哪个轻哪个重，哪个得哪个失？必定能办到的人，不揣测自己的狂妄愚昧，私下为皇上筹划。自强的策略，为了万世的安定，不改变旧法无法治理。变法的方法，以富国为先。户部每年收入银七千万两，平常年份也已经患贫，财政大臣仰屋兴叹、罗掘无术，卖官鬻爵、征税赌博也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况且旱涝河灾，国库巨款都无法拿出。听说日本索取赔款二万万两，这是让我们臣民上下三年不吃才能给得起的。如果借洋债，加上利息扣折，百年也还不清，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与其用二万万两赔偿日本，何如用二万万两对外修备战备，对内变法度呢？富国的方法有六条：一是钞法，二是铁路，三是机器轮舟，四是开矿，五是铸银，六是邮政。现在极度贫困之余，急需筹集巨款，而能够聚集全国财力、收取全国利源的，没有比得上钞法的。现在天下银号申报资本，都把现银存在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精工制造钞票，从一至百，按照多少都给予现银的数额，而增加一半用于赋税禄饷。数额大的户部都资助资本，亏损的户部都代为摊偿，帮助其流通，昭示大信。大商乐于借贷，国力富户不担心倒闭亏损。以十八行省计算，可以得到万万两。既然有了官办银行，上下相通。如果有铁路、船厂、大工程，可以代筹军务、赈灾急需，可以立即办理。国家借款不需要重息中饱私囊，外国汇款不需要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以有利息，钞票通行可以扩大商务。现在各省都有银票、钱票，而伪造万种，利益不归公，何如由官府来做，骤然可以富国呢？这钞票应当推行。一、可以把万里缩为咫尺，把旬月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灾，便于漕运，便于百官走集，便于士人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百姓谋生，便于通言语。风俗上有这几项便利，不费国库而可以多得数千万的，没有比得上铁路的。铁路的利益，天下都知道，山海关外久已兴建，现在正在运兵，其效果已经显现。没有推行到直省的原因，是因为费用巨大难以筹措。如果全部交给民间，出钱给牌照，听任他们分段修筑，官府选派通晓铁路工程的人，划定行省郡县的官路，明确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是军务、运兵、运械、赈灾都归官府使用，根据道路远近、人数多少，收取牌照费。我国民众集资力量自然能办到，不让外国人收取我们的利权。天下铁车牌费，西方人计算，认为可以得到七千万，而且可以移民到边塞，荒地开辟为肥沃土地，商货溢出境外，穷户变成富民。俄国珲春铁路即将建成，边患更加紧迫，仅为了防边就应当急修，可以得到巨款呢？而且可以裁撤漕运而节省千里之需，去掉驿站而溢出三百万之项。这铁路应当推行。二、机器厂可以兴起作业，小轮舟可以便利通达。现在各省都严厉禁止，导致我们的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益精良，用器、兵器大多粗劣败坏，只是便利洋货流行，而禁止我国民制造，这是自取国家的困窘。官府办厂，大多偷减敷衍欺饰，难以期望达到精良，那么我们的军械怎么会有起色？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黎姆斯，闻名海内，为国家大用，都是民厂。应当纵容民间去做，并加以保护。凡是做机器厂的，出钱领牌照，听任他们创造，轮舟的利益与铁路相同，官民商贾共同收取利益，也应当纵容民间实行，出钱领牌照，听任他们拖驶，可以得到巨款。这机器轮舟应当推行。三、周官、汉代铁官开矿的法度，已经很久了。美国人因为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国人因为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他各国开矿，都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最为丰富。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光、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山东铜铅煤铁，其中最显著的，古代封禁，留待今日。

译当今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即使极力节俭，怎能挽救这艰难的局面呢？家中贫困而仰屋叹息，感叹贫穷却无计可施，情况严重极了。山西的煤铁资源尤其丰富，分布如星罗棋布，方圆达一百三十多万方里，矿苗平坦开阔，品质也是上等中的上等，德国人认为它居五大洲之首，地球上的资源千年也用不完。此外，外国蒙古的阿尔泰山，即金山，绵延数千里，黄金产量最高，矿苗也平坦开阔，有整块的，也有几斤重的，俄国人一并查验，绘制地图。至于云南、广东的矿产，更是被英法两国窥伺。我们若不开发，他人就会入室取宝。如今云南已专门设立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也设立了官办矿局，都取得了成效，之所以未见巨大利益，都是因为矿学尚未开启，采办人员不称职。矿学以比利时最为发达，从山色、石纹、草木、矿苗、子色都有专门书籍，应当开设矿学，专门聘请比利时人教授，并让他们进行实地勘察，购买机器以节省人工，修筑铁路以节省转运费用，税率定为二十取一且无定额税，选拔人才督办而不滥任私人，那么我国金银煤铁的财富便可居地球之首。这是矿务应当开发的原因。

四、钱币有三种以互通有无，这种制度最为古老。自从澳门通商以来，洋银流入中国，逐渐遍及内地乃至京师，看它的年号，则是耶稣纪年而非我国的纪元，这叫做没有正统年号。考察其造成的漏洞，每年运入约数百万两，进口无税，八成夹铅却兑换我国的足银，市价涨落七钱二分之多，有时甚至涨到八钱，多有折耗，这叫做巨大的漏洞，名实俱失，我国政令的失误，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而我国的元宝和银锭，形体难以握持，分量又没有一定标准，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等不同名目，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等差异，轻重难以确定，亏折越来越多；而洋银重量有定数，圆形容易握持，符合人情便利，其易于流通是理所当然的。查考西方各国都使用本国的银钱，如俄国用卢布，德国（法国）用马克，奥地利用福禄林，英国用喜林，外国银钱不允许通用。我们应当自己铸造银钱以收回利权。如今广东已开设铸银局，只是担心经费不足，未能扩充以铸造大银圆。金银质地柔软，只使用九成银，查考美国铸造银圆，每刻可铸成大圆一千二百枚，而每枚利润三分，移作制造费用，还有剩余，利润也很丰厚。请命令户部预先筹措巨款，并令各直省都开设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分都参照广东铸造增加。铸造大银圆由督抚选拔精明廉洁的官吏专门管理此局，提高他们的薪水，严加刑罚。督抚按时抽查，户部用化学方法核验。日后矿产兴盛，增加铸造金钱，禁止洋圆，改铸银两，法令严明而百姓信服，可以堵塞漏洞而保存正统年号。这是铸造银圆应当推行的原因。

五、我国官方公文往来、谕旨、奏折都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紧急时，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置官员数百人，供养役夫数万人，每年耗费国库三百万两，而民间书信不得过问，资费沉重，仍然邮寄艰难，消息沉浮不便，情况严重极了。查考美国有邮政局，寄送公私文书，境内信件费用低廉，车辆急递应时无失，百姓都感到便利，而年收入一千六百余万。我国人口四万万，书信更多，如果设立邮政局由官府统领，递送私人书信，发给凭证，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容易通达，见闻容易广博，进而坐收千余万款项，退而可节省三百万驿站费用，上利国家下便民众。这是邮政应当推行的原因。

六、推行这六项措施，国家就不必担忧贫穷了。然而百姓匮乏，国家就无法富裕。中国人口自道光年间已达四万万，如今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这个数目，而工商业不兴盛，生计困窘，有的散居他国为人奴隶，有的啸聚山林危害乡邑，即使没有外患，内忧也已紧迫。国家以百姓为根本，不思考养育他们，就是自断根本。养育百姓的方法：一是致力于农业，二是鼓励工业，三是惠及商业，四是救济穷人。天下万物都出自农业，我皇上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督促劝勉到了极点，而管理农业的官员未设立，土壤化学的学问未进步，北方苦于水利未开发，物产不多，南方苦于人口日益繁多，地势有限，遇到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百姓流离失所死于沟壑，尤其令人哀痛，亟需思考良法来拯救他们。

外国讲求种植畜牧，城邑聚落都有农学会。考察土质，办理适宜物产。加入学会后，从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畜牧都比较优劣，而表彰特别优秀的。田地样本各等级，机车各样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沃土壤，电气可以加速生长，沸水可以温暖土地，玻璃罩可以抵御寒气。收割庄稼一人可兼数百人工，播种一日可三百亩，选种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供一人吃一年。两亩地可养活一家人，贫瘠土地可变为肥沃土地，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变为数熟。我国地大物博，只是讲求未到。应当命令使者翻译他们的农书，在城镇设立农会，由农官督促。农夫力量薄弱，国家帮助他们。比较则弃劣从优，鼓舞则用新去旧。农业自然兴盛。如果丝茶为中国独有，依赖它作为大利，

译而近年来，意大利、法兰西、日本都在讲求蚕桑业。印度、锡兰的茶叶与我们争夺利益，导致我们的收入衰减至一千多万。而我们养蚕技术不精，种茶范围不广，如果再不讲求改进，中国的利源就要枯竭了。应当设立丝茶局，开办丝茶学会，力求振兴，并推行到各省。其余东南地区种植棉花和甘蔗，西北地区讲求畜牧业。棉花用于纺织，甘蔗用于制糖。牛毛等兽毛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地区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地区可以撒网捕鱼。种树的利益，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每年收入达数百万。渔业的计划，美国沿海地区可获得一千多万。如今木材的运输、罐头的鱼类，在中国销售非常兴盛，应当有办法来抵制它们。又美国养蜂业，西方人认为能尽其利，收入等同于旧金山的金矿，应当有办法来鼓励提倡。这是农务方面应当推行的第一点。

《周礼》考察百工，《中庸》劝勉做工。诸葛亮治理蜀地，工械技巧，事物都探究到极致。管仲治理齐国，三种女工，衣被天下。指南车等制度的建立，是富强的效果。曾经考察欧洲迅速强大的原因，自从嘉庆十二年英国人开始制造轮船，道光十二年就侵犯我国广州，于是开辟各洲属地四万里。自从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制成功，俄国人在光绪二年于黑海、里海修建铁路，开辟基洼、阿尔霸等国六千里。其余如电报、显微镜、电话、传声筒、留声机、轻气球、电灯、农务机器等，虽然是小的技艺和奇巧的器具，但都与民生国计相关。像铁舰器械的精良，更是国家所不能缺少的。前大学士曾国藩亲手制定《大难考》，知道西方人自强的原因，倡议开设机器局。近来各直省逐渐增设，但只守旧式，绝无精心思考，创制新法，这是因为国家未曾教导他们。应当命令各州县都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书籍，选拔通晓测算的学生，分门别类学习，进入制造厂，历练数年。考工院多了，图纸器械逐渐广泛，见闻日益开阔，制造日益更新。凡有新制，绘图并附说明，呈报给官府。官府给予执照，表彰功牌，允许其专利。工人为了自身的名声，必定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等利器，使用精良，必定有能应国家之用的。那些克虏伯、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都是民间制造的。查美国每年给予新器功牌一万三千多，英国三千多，法国一千多，德国八百，奥地利六百，意大利四百，比利时、荷兰、瑞士都二百多，俄国仅一百多。所以美国的财富冠绝五洲，劝勉做工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劝工方面应当推行的第二点。

凡是统一的时代，必定以农业立国，可以安定民心；并争的时代，必定以商业立国，可以获取地利。交换位置就会困顿疲敝。所以管仲以轻重之术强齐，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况且古代灭国靠军队，人们都知道；如今灭国靠商业，人们都忽视它。用军队灭人国，国家灭亡而民众尚存；用商业灭人，民众灭亡而国家随之灭亡。中国受到的弊病，大概就在这里。如今外国鸦片每年耗费我国三千三百万，这是人人都痛恨的。哪里知道洋纱、洋布每年耗费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使用的物品如洋绸、洋呢、漳绒、羽纱、毯、手巾、手帕、花边、纽扣、针线、伞、灯、颜料、箱子、瓷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物如咖啡、吕宋烟、雪茄、纸卷烟、鼻烟、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盐、药水、丸粉、洋干糖、水果以及煤、铁、铅、铜、马口铁、原料、木器、钟表、日晷、寒暑表、风雨表、电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片、好玩巧的器具，家家户户都有。人们大多喜好这些，乃至新疆、西藏也都消费流通，耗费我国以万万计。而我们自己的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如草帽、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材、绸、瓷器、杂货不值三千万，仅得其洋布的半数，而我们的民众。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他们都没有。我们的物产虽然丰盛，每年支出万万，合计五十年计算，已耗费万兆，我们的商人怎能不穷困？

译如今日本企图通商苏杭、重庆、梧州，又加上两亿两的赔款，我国民的精华已经枯竭，膏血都已耗尽，坐着等待死亡，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强者流落成为盗贼，即使没有外患，也必然有难以言说的祸乱。似乎应该特别设立通商院，派遣廉洁的大臣，擅长理财的人来经营这件事，命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并由商务大臣统领，上下通气，共同商议办理，或许可以振兴商学。

什么是商学？地球各国贸易的条理繁多，商人愚昧浅陋，不能全面认识，应当翻译外国商学的书籍，选拔人员学习，教导直省人士，使他们的见识得以开阔，然后才能获取外国的利益。

什么是商会？一个人的见识不够周全，不如集合众人的议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如合股经营。所以有大会、大公司，国家予以资助，力量容易雄厚，商务才能远达四大洲。明朝时葡萄牙通商澳门，荷兰占领南洋，英国人在乾隆年间夺取印度，道光年间侵犯广州，不是他们政府的力量，而是他们公司的权势。因为民力已经聚合，又有国家帮助，不仅可以富贵，还可以开拓疆土。商会所关系到的，也不小了。

什么是比较厂？西方各国的博览会，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开阔见闻，启发心思，辨别良莠。凡是物品经过比较，优劣容易看清，那么劣质的就滞销，而优质的必然流行。他们的货物在中土流行，就是由于这种方法。现在我们也应该设立这种厂，于是广泛纺织以对抗洋布，制造日用品以对抗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纸，景德镇制瓷，苏杭织造，北方开辟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造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良土棉而纺纱，南方扩大蔗园而制糖，都与洋货比较，精妙华丽，务必超过它们。又命令我们的领事探知他们所喜欢的，投合他们的欲望，更新制造，并且夺取他们的利益，对抗他们的货物罢了。

然后免除厘金的祸害，以安慰民心；取消出口税，以扩大商务。此外开发金银铁煤的利益，足以夺取五大洲制造战舰枪炮的精良，可以纵横四海。所以惠商应该实行第三项。

我国人口众多，铁路尚未开通，运输货物困难。即使以北口的皮货、京师的煤炭、天津的货物为例，生产货物的人四百，而运输货物的人六百，生产的人少，消耗的人多，其余穷困无业、游荡无赖的人，到处都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讨的地方，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弃死在道路上，每天都有公卿士大夫。车声隆隆，车马相接，却不闻不问，各直省也是如此。这些都是“皇上的子民”。皇上不忍心平民失去生计，但“九重深居，清道才出，不知道罢了”。如果亲眼看到他们呼号无诉，伤病躺在道路上，怎能忍心目睹呢？以一人养活天下，势所不能，应当设法收恤他们。

收恤的方法，第一是移民垦荒。西北各省，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东三省、蒙古、新疆更加疏旷，人迹既少，地利因此不能开发，早做迁移可以开辟利源，可以充实边防，不仅仅是养活贫民而已。迁移有三种：一是罪遣。现在俄国迁移希利尼党人到西伯利亚，而西伯利亚因此开发。二是认耕。英国的客拿大、新西兰各岛、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都是这样。三是贸迁。荷兰南洋诸岛都是商人留下的。英国自从移民之后，开拓的土地超过本国七十倍，人口更加繁盛。哪有苦于人口繁盛而抛弃他们的？现在我国民穷困游散的最多，为美国人做佣奴，尚且不被允许，而且被驱逐到澳洲、南洋各岛，效仿他们，数百万失业的民众回来，怎么安置？不及早谋划，有的成为盗贼，有的成为间谍，不可收拾。现在铁路未成，迁民不易，如果铁路建成后，专门派遣大臣负责此事，给予他们谋生的道路，共有乐土的安宁，百姓乐于生存，边境丰实，一举多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第二是教工商。礼制中有里布，用来惩罚不从事生产的人；圜土用来警戒游手好闲的人。游民无赖，小的作奸犯科，大的成为盗贼，应当命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拔善堂的绅董管理。凡是无业游民都进入其中，选择他们的才能，教以技艺。绅董用他们的工业所得供给他们的食物，十分取一，用来充作经费，限制出入都有规定。如果有大工程大役，用军法部署，让他们充当役作。能够改过自新的才释放，再犯不赦。有小过失犯法的人都附入其中，根据轻重决定年限。乞丐中不是老弱残疾的，都收在外院，工作同上。穷民得到食物，而良民才安定。仁政的实施，似乎难以延缓这项。

第三是收养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哑断者侏儒等无告的民众，先王最怜悯他们，都经常供给饮食。应当命令各州县市镇聚落都设立各种院，都进行收养，都让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善管理。管理有效，穷民乐于其中，联名请求奖赏，允许按照军功劳绩奖励，那么就没有一个平民失去生计，对于皇上的仁德，难道是小补吗？民心固结，国势自然像苞桑一样稳固。所以恤穷应该实行第四项。

然而富裕而不教育，不是善政；愚昧而不学习，无法广才。因此教育民众，学校的设立，选举科目，先王的法制兴盛了。然而魏汉以经学举孝廉，唐宋以词赋……

译重视进士，明朝以八股文选拔人才，我朝沿袭此制，诵读效法朱熹，讲明义理，也可以说是法度完善、用意美善了。然而，功令禁止使用后世书籍，导致空疏成为习俗；选举都限定名额，使得高才之士多在考场中衰老。考中者则进入翰林院，迅速晋升至公卿高位，朝夕之间便可达成；落第者则虽为老成硕学，却听不到征聘的消息，最终老死在草野之中。考题难度原本不高，所以考生困于搭截题；只知写作技巧而遗忘义理。名额狭窄，所以老迈之人被逐出科举；追求富贵而荒废学业。标准定得极高，束缚却极窄，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的教训，上级将讲学视为禁忌，下级将道学当作笑谈。因此，承担道义的儒者既少，才智之士也不多，以至于嗜利无耻之风荡然成习，而国家在紧急关头却无可用之法。弊端至此，也不得不多做改变了。

至于百姓识字者已经很少，有的省份没有礼律书籍，有的县没有启蒙学堂，这是教化极不普及的表现。天下百姓多而士人少，百姓不学习，则农工商贾缺乏人才，生产物品、制造器具、利用资源、丰厚民生既不能精通，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迁善改过也难以治理，这不符合上天覆盖养育万物的本意。所以教化既有针对士人的，也有惠及百姓的；既有阐明道理的，也有广开智慧的。能教化百姓，则士人更加美好；能广开志向，则道理更加明白。如今地球既已开辟，铁路四通八达，外敌交相侵扰，闭关自守已不可能，那么万国所学都应当讲求。宋代臣子姚某说：“我们所做的，他们都知晓；他们所知道的，我们却独自听闻不到，怎能不被他们控制呢？”

曾经考察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于穷究事理、鼓励学习。他们从七八岁起人人都入学，有不学习的，责罚其父母，所以乡村私塾很多。他们各国读书识字的人，百人中大约有七十人。其学校经费，美国多达八千万；其太学生徒，英国多达一万多人；其每年著书，美国多达一万多种；其所属郡县各有藏书，英国多达百余万册。所以开启民智的方法，也很广泛。而我们中国，作为文物之邦，读书识字者仅占百分二十，学习经费比军饷少数十倍，士人中能通晓古今、达知中外的人，郡县竟然有时一个都没有。

有才能智慧的百姓多，则国家强盛；有才能智慧的士人少，则国家衰弱。土耳其，天下陆军第一，却遭到削弱；英国推崇道家无为，却面临灭亡。这是明显的效验。所以今日的教育，应当先开启民智。武科的弓刀步石，无用到了极点。《王制》说：“臂膀大腿有力，决定射箭驾车，出乡不与士人同列”，这是武则天时期的谬误制度，岂可仍然沿用？同治元年，前任总督沈葆桢请求废除武科；近年翰林潘衍桐请求开设艺学。现在应当将武科改为艺学，命令各省州县开设艺学书院，凡是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别设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都是学习的选择。

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然专攻一经作为根本，聘请老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书院老师，用经题一道、论及专门之业进行考试，通过一半即中选，不限名额，得荐于省学，称为秀才。相比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的书籍器物更多，见闻更广，学政督抚会同老师，每年考试专门之业，增加经题一道、论史一道、考掌故一道策问，通过一半即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称为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泛聘请各国教习，图书器物尤其丰盛，每年总裁礼部会同大习教考试，方法与省学相同，不限名次，通过一半即中选，称为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可以回去担任艺学州县总教习，其举人可以回去担任分教习，并听任他人聘用，其诸生可以回去教其乡学塾及充任各作厂。

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选经解一道，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道，中外策一道，诗一道，也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超过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以从容尽力了。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道，五经解一道，诗一道，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选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只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进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意互相应试的听任，其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的，都进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土，诸生授以待诏。

译像这样，天下的士人才能智慧就会大大开启，奔走效劳、振奋鼓舞，等待皇上的任用；其余的州县乡镇都设立藏书之所，以扩大见闻。如果能够充裕地筹措经费，广泛加以劝募，让乡村都设立学校，平民百姓的孩童人人都能入学，通晓训诂名物，学习绘图算法，认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那么人才就不可胜用了。《周官》中诵读方训，都是考察四方之恶；《诗经》中的国风、小雅，是想了解民俗之情。近来开设报馆，名叫新闻，政治风俗完备地保存，文学也兼存其中，小的方面可以观察物价，琐碎的方面可以看见地方风俗，清议时常存在，等同于乡校，见闻日益开阔，可以通晓时务。外国的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学问，以此作为新奇尤异，足以开拓心思，发扬聪明智慧，与铁路开通确实互为表里。应当允许百姓开设，并加以奖劝，或许对政教有所裨益。然而近日风俗人心败坏，更应当讲求挽救的方法。大概风俗败坏，是因为没有教化，士人不勉励廉耻，而欺诈巧滑的风气形成，大臣借口畏慎谨慎，而苟且废弛的弊病产生，而六经是有用的书，孔子是经世的学问，很少有人担负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以兴起煽惑我国百姓。直隶各省之间拜堂遍布，而我们每个县仅有孔子一座庙，岂不令人痛心吗！现在应当立即设立道学科，那些讲学的大儒阐发孔子之道的人，不论资历，都加以征召礼聘，酌情授予国子监的官职，或者作为学政的备选。那些举人愿意进入道学科的，可以担任州县教官；那些诸生愿意进入道学科的，作为讲学生，都分到乡村，讲明孔子之道，筹措丰厚的经费，并且让各善堂资助，并让乡村的淫祠全部改为孔子庙。那些各善堂、会馆都命令只祭祀孔子，或许可以教化愚民，扶持圣教而堵塞西方邪说。道学科中有高才硕学，想要将孔子之道传到外国的人，明确诏令鼓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的官衔，资助经费，命令所在地的使臣、领事保护，给予凭照，让他们资财游历。如果在外国建立学堂，聚集学生千人，确实有明显的成效，给予世袭爵位。我投递文书给学政，以通晓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全部给予前述待遇。如果南洋一带，我国百姓数百万人，隔绝圣教，被异教诱惑，将要沦陷，都应当每个岛屿派设教官，建立孔子庙，多带领讲学生，分别进行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夷，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就在此一举，并且借传教为名进行游历，可以探听夷情，可以宣扬国威，无不尊亲，尤其符合大义。教养之事，都由国政负责，而现在官制大大冗杂，俸禄太薄，对外则使臣没有得到供养，对内则民情不能上达，如果不加以变通，就无法作为教养的根本。天下的治理，必定从乡村开始，而现在知县选拔既不选择有声望的人，任职又兼管六曹事务，下面则巡检、典史一二人，都出自杂流，怎能胜任牧民之职？上面则藩臬、道府，徒增冗员，与吏治有什么关系？至于京官，自枢垣、台谏以外，都是闲散人员，各部自主稿、掌印以外，徒然耗费俸禄，堂官每署数人，而兼差反而多，文书每天数尺，而例案繁琐，以至于卖官鬻爵波及监司，吏治败坏滥极。现在请求首先停止捐纳，然后改革官制，采用汉代太守统领令长的制度，唐代节度使兼观察使的条例，每道设一名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用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中有才望的人充任。那些知县升为四品，用给事中、御史、编修、检讨、郎员及爱民的道府官员授予。巡抚之下增置参议、参军、支判，所有道府同知、通判，改授此官。知县之下分设公曹、决曹、贼曹金曹，用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都听任诸生考充，逐渐提拔曹长，选任郎官。上面的总督都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作为重镇，使吏胥的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都由百姓推举，整顿疏通，才可以治理。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以统于礼部，大理可以并入刑部，太仆可以并入兵部，通政可以并入察院，其余额外冗官都可以裁汰，各职专任，不得兼管。章京统领天下事宜，分给诸曹，翰林作为近侍之臣，应当轮班顾问，部吏都听任举人、贡生学习，以升任郎曹，通政允许百官奏事，以开通言路，枝节既去，宦途甚清，用那些冗杂耗费，增加这些俸禄，让达官有用来支付车马随从的费用，然后才可以期望他们任事，小吏有用来供养父母、养育妻子，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守廉。如果采用魏、隋的制度，给予世禄之田，既体恤臣庶，多廉洁官吏，内部弊病既除，则外交应当讲求。春秋时子羽能知四国作为，汉武帝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受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他们的责任重大。而现在使才没有培养，不熟外务，严重辱没国体，被夷人嘲笑。现在应当设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中明敏有才干的人，入馆学习。那些翰林、部曹愿意入馆的听任，各国言语、文字、政教、律法，

译风俗、约章，都命令他们学习。学成后有的去游历，有的充当随员，出任领事，提拔为公使，希望他们通晓外交事务，能够抵御俄国、日本的强盛。从派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派遣优秀子弟到那里读书。俄国君主彼得甚至改做工人，亲自学习那门手艺，回国后变革政令，所以能迅速强大。我们亲藩大臣、世袭爵位者，与国家休戚与共，是启发圣上智慧的人，却不走出都城，很少能学问，不仅不通晓外国的情形，甚至不知道直隶各省的情况。一旦执政，怎么能对国家有补益？大臣固守旧法，习惯于因循守旧，即使有利于国家、便利百姓，也极力阻止并废止议论，一误再误，国家日益衰败。应当选拔人才，让他们经历三年，研究各种学问，回国后能著书立说，才授予政事。其余的分别派遣官员，激励士人和百姓，出洋学习，或者资助游历，并发给凭证执照。能著写新书的，都给予优厚奖励，回国后授予教习职务，以开启新学。这样对上可以辅助圣上的智慧，对下可以开启风气。中国的大病，首先在于壅塞，气郁积产生疾病，咽喉堵塞导致死亡。想要进补药，应当先除去咽喉疾病，使血液通畅，身体自然强健。现在天下的事情都是形式上具备而没有实效，官吏都奸诈而营私舞弊，上有德政意图而不能宣达，下有呼号却无人传达。同样的兴办事业，都是最好的法则，外国实行而见效，中国实行却更加弊病，都是上下隔绝、民情不通造成的。以一省千里之地，只有督抚一两个人，仅能通过章奏沟通；以百官士庶之众多，只有枢机大臣三五个，每天能见到天子。然而殿堂与官署相隔遥远，大臣畏惧谨慎而不敢进言，州县官虽专治一城却无路申诉。小民被压抑，君主与臣子隔绝，官员与百姓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互隔绝，如同百级佛塔，每级都难通达；如同千间广厦，重重阻隔。天下万物繁杂，疆域千里广阔，即使督抚、枢机大臣都是大贤，但这几个人，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全之处，才力精神的运用，必有不及之处，以此驾驭四海，处置百务，已经狭隘不宽广了。知人之明，自古就难。唐帝错用在共工、兜身上，诸葛亮错用在马谡身上，任用偶尔失误，一切就背离正道，却想依靠他们扶危定倾，经营八方，难道不难吗？天下人民四万万，士人亿万，情况真假百端，才智非常广博。皇上只把耳目寄托在几个人身上，而这几个人又畏缩懦弱、保全禄位，不敢竭尽忠诚，甚至遮蔽贤才，壅塞圣上的听闻。皇上虽然想通晓中外的情形，了解小民的困苦，却没有途径。名义上虽然尊贵，实际上孤立在上，于是导致有割地弃民的举动。皇上又何必乐于这种独尊呢？先王治理天下，与百姓共同治理。《洪范》中遇到疑难大事，咨询庶民称为大同。孟子称“进贤人、杀罪人，要等待国人认为都可以”，《盘庚》则命令众人到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往。《尚书》中的四目四聪，都由开门纳谏而来；《周礼》中的咨询谋划、咨询迁徙，都集合大众。推究先王的意思，不只是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在是为了共同担忧、共患难，结合民心。

译从前汉代有征召有道之士的制度，宋代有给事中封还驳正诏书的条例。我恳请皇上特别下诏颁行于海内士民，命令他们公开推举那些博古通今、通晓中外、明晓政治体制、品行方正且敢于直言的人，大约每十万户推举一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未做官都可以入选，沿用汉代的制度，称为“议郎”。皇上开设武英殿，广泛陈列图书，让他们轮流值班，以备顾问，并允许他们随时请求面圣对答，上可驳正诏书，下可传达政令，凡是内外兴革大政、筹办军饷事宜，都让他们在太和门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交由相关部门施行。所有人员每年更换一次，如果民心信服，可以留任者担任领班，定为制度，向天下宣告。对上可以广开皇上的圣明，坐在室内就能知晓四海之事；对下可以契合天下人的心志，共同忧乐而忘却公私之分。皇上推行这一经义，实行这一旷世大典，天下人奔走欢呼，有才能的人竭尽全力，富有的人拿出钱财，共同赞颂富强，君民一体，情谊相互信任，中国成为一家，休戚与共。用这种方式筹饷，什么饷银筹不到；用这种方式练兵，什么兵练不好。集合四万万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天下没有比这更强大的了。然后采用府兵制，百姓都可以成为士兵；讲求铁甲的精良，海上就可以作战。借此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洗国耻，彰显我国的威严。从前德国宰相俾斯麦曾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冠绝四大洲，将来恐怕成为欧洲的祸患，打算联合各国瓜分中国，后来因为中国因循守旧不足为惧，议论就中止了。现在如果百事更新，凭借二万里土地、四万万人口、二十六万种物产，力图自强，这真是日本的大患，俾斯麦的深忌，也是欧洲各国暗中担忧的。用这种力量向西打击俄国和英国，向南收复海岛都绰绰有余，怎么会含垢忍耻，割地求和于小夷呢？趁现在做，还来得及修补；如果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良机，那么各国环伺，间不容发，拖延一两个月，事变必然到来，后来想悔改做事但大势已去，不可收拾，即使有圣人，也无法善后了。况且天下是大器，难成而易毁；百姓是大众，难静而易动。所以先王敬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马匹，忧虑天命无常，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楚庄王建立国家，没有一天不训练军队、考察军备，担心祸患随时到来，警戒恐惧不敢懈怠。诸葛亮辅佐蜀汉，器械穷极精巧，用兵不停息，屡次炫耀武力，都是君臣上下振奋磨砺，才能自立；稍有因循，就像怀帝、愍帝蒙尘，徽宗、钦宗被俘一样。近日土耳其是回教大国，不改变旧法，于是被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掌控政权；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岛的夷狄，能改变旧法，竟敢灭我琉球，侵犯我国。前车之鉴，可以作为借鉴。自古非常之事，必须等待大有作为的君主。自强是天道的刚健，意志刚强是大君的德行。《洪范》以柔弱为六种灾祸，《大易》以顺从为阴德。《诗经》说：“天正在愤怒，不要做柔顺取容的人。”解释者说夸毗是身体柔顺的人。恳请皇上英明，天生威武，承接天命，借鉴覆辙，独自振奋纲纪，不要被左右之言动摇，不要被流俗之说迷惑，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有幸，天下有幸。在无事的时候，即使是功臣旧臣的话也不能听进去；在有难的时候，即使是平民的话也可能被采纳。举人等出身草野，地位疏远，怎敢妄陈大计，自取罪责？但同处一家，深怕一起沉溺，好比父亲重病，庶出的儿子懂医，虽然不能亲自尝药，也想把验方呈上。《公羊传》之义，臣子一例对待，敢竭尽愚诚，只请皇上采择。不胜冒昧惶恐之至。恳请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卷十七 治体五 变法中

上皇帝书第三

康有为

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化士人，治理军队，寻求人才而谨慎选择左右近臣，通达下情而谋求自强，以洗雪国耻而保卫疆土，呈请代奏事。私下认为近来朝鲜的祸端，日本人内侵，导致割地赔款，这是圣清二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辱，天下臣民发愤痛心之事。然而辱国之事小，外国都起觊觎之心，则瓜分的祸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都不能自保，则瓦解的祸患大。社稷的危险，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然而深重的忧患所以开启圣明，外患反而用来振兴国家。是安是危，仍然看皇上的处置而已。皇上承受祖宗托付的重任，以孝治天下，所以俯从和议，难道不想隐忍一时的耻辱，再图日后的自强吗？天下臣民都知道皇上的苦衷，也知道皇上必定改变计策。私下认为经过这次创巨痛深的祸患，必须做卧薪尝胆的谋划。朝野上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