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　礼政七学校中

译教导众位学生。当时弟子有数百人，有的喜好研读经书，有的喜好谈论兵法，有的喜好文学艺术，有的喜好节操义理，分设斋舍安排课程，得到的人才众多，盛况空前。大概如果只有经学而没有处理实务的能力，那么通晓经书也不足以应用于实际；如果只有处理实务的能力而没有经学，那么外在的表现就不以内在的积累为根本。必须设立两斋分别培养，才能做到本体与功用兼备，就像当今推广书院一样，道德与技艺不可偏废。

然而观察中国，每一个乡镇县邑，书院林立，所擅长的只有文章，所追求的只是科举，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作为。国家沿袭明朝旧制，用八股文选拔人才，无论名公巨卿，必须通过科举出身才称为正途，否则即使胸藏韬略，学问穷尽天人之理，也都自认为是异路出身。上级以此要求下级，下级以此应对科举，世上立志追求功名的人，无不从事于此，将一生有用的精神全部消磨在无用的八股文中。幸好早早显达扬名，还能讲求时事；不幸文章憎恶命运，落魄终身，那么一个穷困的书生，怎能替朝廷建立大功、成就大业呢？

昔日唐太宗因为中原平定治理，长久不用兵，英俊奇伟的人才郁结无处发泄，或许担心他们流为祸患，于是聚集他们进行考试，他说：“天下的英雄都进入我的圈套中”，那么他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四周邻国日益强大，风气日益变化，西方各国各自拿出奇技淫巧来赚取我们的金钱，而我们的八股文和五言诗曾不足以引起他们的一瞥。试问八股文能抵御他们的轮船战舰吗？回答说不能。能抵挡他们的枪炮吗？回答说不能。自己知道不能却还不急忙思考变通，这就像讳疾忌医，必定导致不可救药。

查考西方技艺之学也设有书院，各国的规制大致相同，而普鲁士国尤为明晰。其学堂从乡村到城市，到郡县再到都城，各有层次。初学的乡塾分设在各处，由地方官捐资建设管理。全国男女，无论贵贱，从七八岁起都必须入塾，到十五岁为小成。乡学的费用，每人限定七日出一本，缴纳城学的费用，每月出一喜林本。本和喜林都是西方国家的银钱名称，一本大约相当于中国银二分，一喜林大约一钱六七分。如果费用不足，由官府捐资补足。塾中分十余个班级，考核功课，以此决定升降。那些沉沦末班不能升迁的，首班者不得出院。

在乡学之上设有郡学院，因材施教，专门教授格致、重学、历史鉴戒、天文算学、外国语言文字及艺术。必用的书籍，再往上设有实学院。学院分上下，分十余个班级，考核工程计算进度，以此决定进退。上院考得首班，就送入大学院；下院考得首班，就送入技艺院。再往上设有仕学院，大概也是学优则仕的意思。此院大致十八岁以上才能入学，每次考试仅十余人。如果入选，就发给文凭进入大学院，次等的进入格物、船政、武备等院。

大学院的掌院，必须是名望出众、才识兼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院中各种书籍、仪规、器物，无一不具备。一是经学，论述耶稣、天主二教之事；二是法学，考论古今政事利弊以及出使通商之事；三是智学，讲解格物、性理、各国语言文字之事；四是医学，先考察周身内外部位，次论经络表里功用，然后讲解病源、制作药品以及胎产等事。虽然所论述的或许有他们宗教中的事，不是中国所宜有的，然而其致知格物的要点值得择善而从。

其他如技艺院学习汽机、电报、矿学等事；格物院研究动物植物、胎卵、湿化等性质；船政院讲解风雨、潮汐、沙礁等端；武备院教授武艺、兵法、阵图等务，无不条分缕析。此外还有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法药学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哑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等，不胜枚举。所以能做到国家没有废弃的人才，朝廷没有侥幸晋升的人，确实是法度良善而用意美好。

译要想战胜别人，必须完全了解其成功的法则，然后才能变通；变通之后才能战胜敌人。他们汇聚各国的人才，穷尽百年的智慧，投入巨额的资财，才取得这样的成效，这不是短时间内所能突然办到的。如今中国京师有同文馆，用来研习算学；天津、江南有水师学堂，用来学习海军；上海有格致书院，专门讨论时务，追随事物日益增多。他们讲求西学，也已经到了极点。然而究其根本，袭取西学皮毛的人多，窥探西学精奥的人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曾观察时局，深知其中的弊端。那些老成持重的人，正认为西学不值得谈论，遇到谈论洋务的人，不是正色拒绝，就是冷眼嘲笑；而一两个好赶时髦的人，则不是洋事不谈，不是洋货不用，甚至改换服饰，沾染习气，略懂西语，略识西文，就自夸以精通西学自命。像这样想要登堂入室进入西学的境界，怎么可能呢？所以有见识的人说，纲常政教，中国自有常法，只有兵、商两途，应该集思广益。这正是蒙氏所说的“推广书院，道艺不可偏废”。如今两湖总督张香帅在楚北建立了一所书院，名叫自强学堂，设立的课程有算学、格致、商务等类，振兴西方学问，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各省仿照这种方法，多建学堂，用来培养人才，将会看到人文兴盛，必定日新月异。我私下建议各省所建的学堂，可以命名为“游艺书院”，以显示本末，并且不稍偏颇。院中分道、艺两途，讲道以经史为本，讲艺为天算为宗。经史，如《孝经》《小学》《五经》、史鉴以及本朝律例等书是也。根据资质高低，循序渐进，每逢房、虚、昴、星等地支对应的日子，则又宣讲《圣谕广训》，教导尊君亲上的道理，这样不至于被异端所诱惑，从而能够尽其精进之功。天算，如三角、八线、几何、代数、微积分之类是也。西学分类繁多，但都要以算学为基础。学者从天算入门，虽然不能尽通各艺，但凡是制造考分合变化，都由此而出，所以天算尤为西学之要。院中每月两次考试，一次以道考察其才学器识，一次以艺测试其德慧术智。三年一次大考，根据等第的高低，决定赏罚，高等者立即奏奖，或保送总署酌量差遣试用；下等者，照常在院学习，等到下届考试再行察看。月课由院长校阅，大考则请南北洋大臣出题，或由总署王大臣派员监试，都可以，请旨定夺。有愿意学习的人，不论贫富生童，都允许取保入院。富人酌情补偿院费，以备多置书籍仪器之用；穷人能出的免，但必须先以策论测试，须文理通顺者方得入院肄业。入学后，又必须常住住宿，早晚讲贯，才能日积月累有功。如果朝出暮归，往来蹀躞，那么一天的荒废功夫已经不少，而心思也因此不专。院中宜立一册簿，将学生出入随时登记，以便稽查，这样勤惰分明，优劣自见。

况且中西的典籍极多，而一人的材力有限，如果一定要使兼综条贯，各尽所长，那么推广书院所谓“道艺不可偏废”的，也不过是举其大纲罢了。进一步论述，条目有四：一是延请教习以讨论。自古教育英才，无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从未有无师而能传授者。如今既大开书院，以道艺分途，自然必须延请中外名师，悉心训导。只是延请华教习容易，而延请洋教习难，为什么呢？中国不乏读书明理、品学兼优的人士，如果让他们充当教习，必有胜任愉快者。如果洋教习则修脯既巨，而门类尤多势不能将西学十余门而各设一教习计惟于天算之外，择要而图余则姑从其缓。如重学为权衡之本机器之根近之用于制造工程远之推夫天空星曜；矿学探金石之原分煤铁之质铜银铅锡依样可别玛瑙碔趺按形立辨；化学之用甚广体验诸一身觉察乎万物大之可搜测山海小之能剖析毫芒；雷学之类甚多如电灯电报电语电镀皆为有用之物而又有干电湿电之别；光学明视理因作千里镜以窥天象显微镜以查细物而凹镜能聚光凸镜能取光皆由此推；热学考涨缩因制寒暑表以测气候自准摆以配时刻而风所以变迁冰所以结化皆于此以及；武备学之练水陆各军商务学之讲工艺诸法皆为当今之急务。是宜各延教习以为诸生先导庶不致师心自用徒劳无功。乃或谓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法已为可耻学西法而并请西人为师则尤可耻之甚者。岂知外洋测算窃取中法制器相

译技艺的源头在于《考工记》，军营的编制与阵法乃是古代《司马法》中进退步伐的遗存；开采金属始于《周礼》中的“〇人”之官，测绘地图也沿用了晋代裴秀的方法。因此，格物致知的学问，西方不过是东方方法的延续，只是他们性情缜密，善于思考，从而能够推陈出新，在海外享有盛名罢了。其实这些方法都源自中国。用中国人学习中国的方法，有什么可耻的呢？第二是购买藏书以供讲习。想要广泛招揽英才、崇尚实学，用来开启智慧、增长见识的方法，没有比藏书更好的了。我朝文治昌盛，藏书的丰富程度，超越了前代。起初有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各自有皇帝赐给的书籍，以便收藏保管。如今虽然自战乱以后，书籍散失殆尽，但各省书院中，仍然大量购买书籍，供学子们揣摩研习。然而观察西方书院，也重视藏书。奥地利有书楼五百七十七所，藏书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国有书楼五百所，藏书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意大利有书楼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四百三十五万册普鲁士有书楼三百九十八所，藏书二百二十四万册英国有书楼二百所，藏书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俄罗斯有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九十五万三千册至于罗马的大院，汇集四方的秘籍，储藏上古的珍本，另有手抄本三万五千册，字迹细如蝇头，珍贵如鸿宝，更是各国难以企及的。大概西方古代，只有手抄本，而没有印刷本。印刷本兴起于近二百多年来，近来各国都有印书公会，远近的购买者趋之若鹜，所以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现在既然道与艺并重，那么书院中必定大量备齐经史子集，这自不待言，而且必定广泛购买西书，作为学生朝夕讲习贯通的资料。查考近来翻译的西书，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广州博济医院、登州文会学馆、上海墨海书馆、益智书会等处所翻译的，不下百数十种。日本与我们是同文之国，翻译刻印的西书，也有百余种。只是京师所翻译的，多是交涉公法类的书籍；上海所翻译的，多是工艺营造类的事务；日本所翻译的虽然广泛，但其中夹杂日文汉字，难以通行。西方有用的书籍，数量多到无法计算。现在虽然翻译的已经很多，但与未翻译的比较，仅仅只有万分之二三罢了。如果不广泛购置，博览旁通，恐怕不足以探究其本源，也就不足以达到其极致。

译第三点，是开设特别科举以示鼓励。推广书院，如果仅仅用奖金来奖赏，说这样能惠及贫寒的读书人；用虚衔来议论，说这样能鼓舞人心，恐怕即使黄金台筑得再高，也难以招致良马。我私下认为，我们国家设立中西书院，应当与开设特别科举相辅而行。有书院而不设特科，就像现在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武备水师学堂一样，其中并非没有可造就的人才，然而都因为科举功名无望，才舍弃此道而另谋他路，所以市井子弟或许会去参加招考，而学校中的读书人却轻视它而不屑一提。开设特科而不设书院，就像七八年前陈侍御琇莹曾上奏条陈，请求开设顺天算学乡试，经总理衙门议准执行在案，已经多年了，然而精通算学的人并未大量出现，今年恰逢恩科，且因未能按定额录取而将名额归入大科，这是因为苦于没有人教习而自然缺少通才。现在如果设立了书院，人才不愁不多，所忧虑的只是没有出身之路罢了。当今的计策，不如仿照宋代马司光提议设立十科的意思，特别设立一科，选择南北洋省会的地方建造贡院，三年考试一次，任命总理衙门各堂官及督抚中精通西学的人担任考官，按照乡试的方法，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证经史，以考察其学问；第二场策论时事，以观察其识见；第三场则测试格致、制造以及军事、商业等各大项。凡是书院大考列入上等的人，都可以报名应试，并援引现在算学乡试的例子，每二十名录取一名。会试则视人数多少，随时请示圣旨。这样人们就知道八股文之外也有晋升的途径，而西学于是得以畅行，并且知道西学中并没有投机取巧的路径，而经史不至于被偏废。那些已经获得官职而不愿参加考试的人，仍可按年保荐奖赏，这与考试互不冲突。只是取士向来有成法，断难轻易议论更改。过去在道光中期，两广总督祁璜请求开设奇才异能五科，同治九年，浙闽总督英桂请求开设算学特科，光绪初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想要仿照汉代诏书求取茂才异等，出使绝远之地，也有开设特科的请求，都因受到吏部议定的阻碍而停止。所以现在必须以道德技艺兼试，希望在搜求绝技之中，仍然寓含科举得人的方法，而不致与成例相违背。第四点，是广泛游历以扩大见闻。查考西方技艺制作之精巧，每月每年都有不同，就像造船一事，近来轮机铁肋改变了以前的模式，船身更加坚固，用煤更加节省，而行驶更加快速。如果不亲自到西方工厂观摩，难以窥探其秘密关键。至于驾驶的方法，虽然近日中国官员也能自行管驾，经历风涛，但对于测量天星、沙线等事，仍未得其深层奥妙。如果不是亲身目睹，那么根本原理无法洞悉，而曲折细节无法自己明白。所以想要穷尽西学的本源，必须从游历开始。只是游历的说法，自从撤回出洋学生后，世人都认为不对，说它白白耗费巨资而对实用无益。哪里知道从前挑选的幼童，本是贫贱小户之子，对于诗书伦理、政治大纲大多未曾通晓，一到外洋见到起居的安适，饮食的丰奢，应当是习惯成自然，甚至有乐不思蜀的人。至于后来派遣的翰林院、詹事府、各部属官员，则都是科举出身的人，对于西学一道终究是门外汉，所以他们呈报给总理衙门的著述，多是拼凑剽窃之谈，并非实有心得。现在应当在书院中选择那些屡次考试上等而朴实耐劳的人，以备出洋之选，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给资分送欧美两洲，考察其地图物产，探访其风土人情，结交其贤豪长官，询问其政教法度，并悉心学习其机器制造，留意查考其武备军储，并由出使大臣每月加以考察奖励而督促勉励，务必使他们经历殊方，深知要领。期满回国，如果有独出心裁，能自造各种器械的人，给予破格提拔，其余也量材录用，酌情升迁，必定能广泛招徕而资以激励劝勉。既然由书院出身，那么平日自然以道德技艺互用，不至于舍本逐末，也不至于扬中抑西，心术端正而学术进步，将以前出洋的各种弊端一扫而清，岂不快哉？以上一纲四目，如果不拘泥于成法，不畏惧浮议，不徇私情，有志竟成，毅然特创，以道德为经，以技艺为纬，这样中西之学兼综条贯，各尽所长了。

中西书法异同论

杨毓辉

现在西方学问在中国流传已经很久了。自从明朝末年海禁大开，那些利玛窦、汤若望、阳玛诺等人不远重洋而来，中国各地都以西学闻名于当时，一时崇尚而相信的人颇为不少，这实在是华人讲求西学的开始。等到我们清朝通商开埠，怀柔远方之人，而西方好学深思之士又各自欣然向往仰慕，来观赏上国的光辉，于是将西学中的天文学、地理学、武备学、制造学，以及算学、电气学、矿学、化学、蒸汽学、声学、力学、光学、水学、火学、力学、热学等，都流传到中国。于是官员中没有不以西学为当今急务的，士人中没有不以西学为用世良模的，这是华人讲求西学的

译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弊端如此严重的原因。然而当今讲求西方学问的人，起初是浅尝辄止，接着是广泛涉猎却不专精，最终是沿袭粗浅而缺乏精微，心中寄托于空泛的言论而没有实际的补益。因此，虽然典籍虽然广博，常常因抵触格格不入而无法融会贯通；虽然教诲虽然勤勉，常常因矛盾不合而抓不住关键。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对利弊的认识不明确，而且所使用的文字不恰当。那么，使用中文就可以说是恰当吗？回答说：不可以，只使用中文而不使用西文，弊端就会接连不断地产生。那么，使用西文就可以说是恰当吗？回答说：不可以，只使用西文而不使用中文，弊端也会纷至沓来。想要期望有利而无弊，那么不如先使用中文，后使用西文，这样就没有偏轻偏重的弊端，却有日益精进的美好效果。如果不嫌繁琐，请允许我详细论述。

译为什么说只使用中文翻译的弊端是接连不断、循环产生的呢？西方有用的书籍，多得无法用恒河沙数来计算。他们国家博物院所收藏的书籍，多达七十多万册，以供众多学者阅览。这是因为探究事物原理的道理非常精微，不广泛博览、多方观察，就不足以探求其本源，也就不足以达到其极致。这确实不是浅尝辄止所能做到的。现在虽然翻译的书籍很多，但与未翻译的书籍相比，不过只有万分之二三罢了。如果研究西学的人，仅仅使用翻译过来的中文，那么所知道的不过仅限于此，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局限于此。凡是那些未翻译的精深奥妙之处，必定无法知晓，必定无法掌握。而想要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就太难了。这是第一个弊端。

查考中文翻译有三个要点：第一，使用中文已有的名称。如果有一个名目是中文里已有的，但在字典里查不到，就查阅各种杂书，以便翻译进来。第二，设立新的名称。如果中文里没有这种字，就设立新名。一种是在平常字外加偏旁，但仍读其本音，如“美、锸、钸、釸”之类就是；一种是用字典里不常用的字赋予新义，作为新名，如“铂、钾、铦、锌”之类就是；一种是用几个字解释该物，即以此字解释为新名，且字数越少越好，如“养气、轻气、风雨表、火轮船”之类就是。第三，制作中西名目字汇。如译书时所设立的新名，随时记录在华英小簿上，刊印书籍时附在篇目之后，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以上三种方法，在翻译的人中可惜未能同心合力，所以所翻译的西书往往多有名称混乱的弊端。这就是使用中文难免出现名称混淆、难以分辨的原因。这是第二个弊端。

西方事物的名称不计其数，有的中国有，有的中国没有。有的话翻译就容易，没有的话翻译就困难。所以用中文翻译西学，常常担心辞不达意，而且在曲折细微的地方，尤其多有似是而非的弊端。这就是使用中文难免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祸患的原因。这是第三个弊端。

俗话说：君子以文章会友，以朋友辅助仁德。《诗经》说：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确实是因为独自学习没有朋友，不是拘泥于浅近，就是局限于偏私。我的学问有已经达到的程度，没有朋友就不能体会；我的学问有尚未达到的程度，没有朋友就不能引申；我的学问有忧虑疑惑无法分辨的地方，时有作辍不前的患难，没有朋友就不能阐明并规劝。所以，不研究西学也就罢了，如果研究西学，就必须与西方有学问的儒者切磋琢磨，共同讨论，然后聪明不至于误用，趋向不至于走入歧途。如果仅仅使用中文，那么既不能透彻了解西文，又怎么能广泛结交西方朋友，而想要获得观摩相互增长的益处呢，是不可能的。这是第四个弊端。

格致制造之学，西方人向来擅长，自从培根、笛卡尔的学说推行以来，更加完美完备。然而因为天地广大，事物繁多，道理必定有未穷尽的地方，知识必定有未尽之处，那些精深微渺的地方，尚有多余不尽的蕴藏，等待后人研究探求。仅仅使用中文，必定不能深入探究、旁通曲引，即使能做到，也必定不出西方人的范围。试举一端以见梗概：曾经有人竭尽想象思考，想制造一种新奇的东西，绘图并附说明，拿出草稿给西方人看，自以为可以超越西方人，而西方人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西方书中早有论述，只是这本书未曾翻译罢了。那么由此推论，如果研究西学的人仅仅使用中文，而不能阅读西方典籍，即使有心思才力，也必定难免见识浅薄、见闻寡少。这是第五个弊端。

据《译书事略》记载：近来翻译的书籍，如算学、测量等书，大约有二十二部；汽机等书，大约有八部；化学等书，大约有五部；天文、行船等书，大约有九部；地理、地学等书，大约有一十三部；医学等书，大约有十余部；博物学等书，大约有六部；工艺等书，大约有十三部；水陆兵法等书，大约有十五部；年代表、新闻等书，大约有六部。总计起来，也不过百部左右。虽然近年来，广方言馆又翻译了不少，但其数量终究有限，而且多半是入门初学的书籍。所以仅仅使用中文，必定不容易渊博精通。这是第六个弊端。

有这六个弊端，所以我才说弊端是接连不断、循环产生的。

为什么说呢？仅仅使用西文的弊端，也是纷至沓来的。有人解释说：“西文是西学的基础，研究西学而使用西文，这是正理，怎么会有弊端？”不知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古人早就明白地说过，并不是虚话。如果让研究西学的人仅仅使用西文，那么一天所学习的是西文，天天所学习的是西文，西文日益精通而进步，中文却日益久远而疏远，久而久之，不至于深深轻视中学，漠视中学，像西方人讥讽中学为空谈那样，就很少了。这是第一个弊端。

西文都是拉丁文字，即古罗马国的文字。所用的字母只有二十六个，而千变万化以至无穷。因为天下的万事万物，都依靠这二十六个字母来书写。这些字母相互组合，才能成文。使用的方法，是用字母调音，确定

译声音构成言语，积累言语构成句子，有的两三个字就调成一个音，有的五六个音才合成一个音，中间甚至有合并到七八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大抵字母是固定的，但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我曾见过西书中的罗马字母二十六种图式，其中只有三个字可以单独使用，如〇、〇、二、I、O就是。〇、〇二者是一的意思，I是我的意思，O是感叹词，其余的必须相互组合才能构成言语，这就是西文深奥微妙之处。至于其书写原理，又往往与中国不同，所以讲求西学的人，一定要先用华文的书来启发其思维，然后再用西文的书来完成其学业，这才有益。如果只使用西文，那么西书中精微曲折的地方，恐怕不能一目了然，也就不能迅速见效。这是弊端之二。《大学》说：“万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事情都有终了和开始，知道什么是先后，就接近道了。”所谓根本和枝末、开始和终了是什么呢？大凡事物中浅近的都是根本，而精深的是枝末；事情中平易的都是开始，而高远的是终了。所以不仅一件事是这样，天下的事没有不是这样的；不仅一物应当如此，天下的物没有不应当如此的。就以讲求西学而论，华文就是根本和开始，西文就是枝末和终了。如果只使用西文，就是不知道先后次序，也就不接近道了。这是弊端之三。中国讲求西学是为了什么呢？是想对上用来富国，对下用来强兵，大的方面用来培养钦差理事的人才，小的方面用来收效于教习司事，不是随便应付罢了。如果只使用西文，那么专心于西文的人，必然导致华文不通，这也是很大的失误。国家栽培人才的本意，究竟如何能有利而无弊呢？试着用往事来证明。过去中国派遣学生到美国首都学习，专门学习一切西文课本，制度良好，用意美好。然而学生都是年轻气盛，志向尚未定型，既然已经学习了他们的语言文字，阅读了他们的书籍典籍，从而周知他们的政教风俗所在，于是改变服饰颜色，沾染风气，炫耀奇异，夸耀奇特，毫不觉得奇怪。简直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等到回到中国，同乡宗族互相推重，认为他们的学业有成，对上足以增添国家的光荣，对下足以增添家族的荣耀。等到观察他们的风采，看他们的举动，都格格不入，不相融洽。至于华文华学，更不必说了。这样看来，这不过是给海关添了一个通译，给洋行添了一个买办罢了，哪里有益于国家呢？这虽然不只是只使用西文造成的，但无非也是只使用西文导致的。这是弊端之四。况且上海制造局所设立的翻译书局，将近二十年，所花费的费用不可胜数。如果西文可以单独使用，那么设立翻译局，不是多此一举吗？我本来知道不是这样。然而有人说翻译书的事略说：局内有几座书馆，已经设立多年，专门教授一切造船，或者造船机器，或者兵器等法，只是不使用局内的书。因为教习的人不通华文，必定用西文教授，虽然学生起初难以理解，久了也就容易了。这是西文并非不可用的证据。不知道教习用西文，虽然深造也有自得的时候，但终究免不了事倍功半，而且起初难以理解一句话，就是明显的证据。这是弊端之五。我们做学问，最忌讳的是越级的弊端。大凡一旦越级，不仅不足以见到功效，而且恰恰足以暴露过错。就像西文本是西学的初级阶段，那么西文固然不可不用；而华文又是西文的前导，那么西文更不可单独使用。功效贵在逐渐达到，而不贵在突然企及。如果没用华文就突然使用西文，这就像婢女模仿夫人，有不招致越级过错的很少。这是弊端之六。所以我说是弊端也接连不断地纷至沓来。

译为什么说是先学习华文，后学习西文，才能做到有利无弊呢？既然身为华人，那么华文自然是当务之急；然而既然要讲求西学，那么西文又难以拖延不学。这两者必须兼顾才行。如果先学习华文，后学习西文，那么华文的声音和含义既可以精通，西文的书籍义理也可以透彻理解。这样之后，对于已经翻译的西书，可以稍微涉足其门径；对于尚未翻译的西书，也能深入窥探其堂奥。又哪里难运用心思，竭尽才力，以达到西书的极致，进入西学的殿堂呢？这确实有兼听并观的好处。这是第一个好处。华人对于西学，不担心不能详尽，不担心不能知晓，而担心有抵触不通的顾虑。因为一旦遇到抵触不通，不费尽心力就不能像冰消雪融那样迅速解决。如果华文与西文并用，那么涉猎既多，见闻较广，必定不至于有抵触不通的情况；即使有，也能心领神会，而避免犹豫不决的辛劳。这是第二个好处。俗话说“有疑问就思考询问”，陶渊明的诗说“有疑问就互相分析”，可见疑问不可不消除。如果华文与西文并用，那么华文书籍中有疑问，可以用西文书籍来验证；西文书籍中有疑问，可以用华文书籍来验证。即使查证后仍然不清楚，验证后仍然不明白，还可以与通晓西学的华人互相讨论，以探究义理的根本，并且可以与精通西学的西方人互相揣摩，以考察义理的关键。其便利实在说不完。像这样还不能得到西学的精微，探求西学的奥秘，我不相信。这是第三个好处。少年时学习的，长大后就会安于这种习惯，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必须在成童之初，先学习华文，然后再致力于西文西学，那么将来西学虽然精通，但必定不至于沉溺其中。因为能够融合中西学问而贯通，知道华洋界限的，才是有用的人才。这是第四个好处。况且只使用华文则有弊端，只使用西文则有弊端；如果华文与西文并用，那么不仅华文的六种弊端可以避免，西文的六种弊端也可以消除。它的美好利益正无穷无尽。美好利益达到无穷无尽，所以我说道：先学习华文，后学习西文，才能有利无弊。

曾经推论，艺学科则有请求，算学科则有增加。现在讲求西学的人也很殷切了，然而西学最终不能兴盛，是因为利弊的端由没有完全了解。储才馆则有兴建，同文馆则有设立。现在讲求西学的人也很迫切了，然而西学最终不能振兴，是因为利弊的看法没有明确。虽然如此，即使完全了解了，即使明确了，但如果没有人创立规范制度，大力推行教育，以统一天下人的心志，使大家都趋向有利无弊的道路，那么西学终究无法大大兴盛，西学最终不能大大振兴。那么想要振兴西学，难道不可以根据利弊所在而另外筹划好的策略吗？策略是什么？一是建立学堂，以华文西文并用来收取有利无弊的效果。现在天下从事西学的人，有志向的不都有能力，即使明知不先学习华文，继后学习西文，不足以达到极致，但有的力量不足，有的畏惧不前，有的甚至一得自矜，浅尝辄止，究竟如何做到有利无弊呢？所以现在的计策，应该多设学堂，凡是西学中的天算、格致等学科，每科设立一所学堂，聘请真正的名师，并购买已经翻译和尚未翻译的各种西书，安置在学堂中，但必须严格制定章程，凡是学习西学的人都从华文开始。比如想学习算学，就必须从算学启蒙、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以及数学理、勾方表、代数术、对数、三角数理、微积溯原等华文书籍开始，然后再根据西文书籍来扩充它，引申它使之深入。想学习格致的人，就必须从格致汇编、格致启蒙、格物入门，以及格致浅说、格物测绘、格物探源、博物新编与水、火、光、声、电、汽、热、重等华文书籍开始，然后再根据西文书籍深入探究，精益求精。其余各学科也是这样，务必使各自坚守一种技艺，各自执掌一种职业，不能有纷乱营求的念头，不能存有泛泛追逐的心思。中国如果真的能这样讲求，那么四海都会追随风气，士人的习气就会改变。于是精通西学的人也能精通中学，通晓西文的人没有不通晓华文的，不出几年人才就满天下。这是让天下华文与西文并用的方法。二是设立特科，以华文西文并用来清除有利无弊的源头。现在如果在国中下令，凡是学习西学的人必须兼用华文西文，而天下人将不会服从，即使服从了，那些表面上服从的人，或许暗中并不服从，所以不能不清除源头。清除源头的方法，没有比设立特科更好的了，专门考察西学，举人称为“特举人”，进士称为“特进士”。试办之初，不必每个省都考试，应该在南北两洋，选择各省交界适中的地方，建造西学贡院。三年考试一次，到期派遣总署堂官及督抚中洞明西学的人作为考官。凡是各省的生员、监生都可以参加考试，其中有独出心裁，能制造各种机器器物的人，允许他随场呈献，并允许指明擅长什么技艺，

译凭借预先报名并命题考试。试题应当出两道，第一道用中文书写，应试者也用中文作答；第二道用西文书写，应试者也用西文作答。考中后的复试也照此办理。那些西学精通但中文不通，以及中文精通但西文不通的人，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会试也照此办理。这样，朝廷的法令所在，使天下讲求西学的人知道，如果中文和西文不都精通，就不能获得荣耀和恩宠，这样就不必用权势驱赶、用威势压迫，人们自然没有不将中文和西文同时使用的。这又是让天下人中文和西文并用的方法。

译第一条，广泛游历，使华文与西文并用，具有普遍有利而无弊的功效。事情必须亲身参与才能详尽了解，法则必须亲眼目睹才能明白。仅仅依赖书籍中的虚传，必定不如亲身见闻那样真实可靠。从前战国时期，邹衍喜欢谈论天文，说宇宙之外还有宇宙，中国只占九九八十一分之一。汉代张骞自称泛海寻找黄河源头到达天边，获得支机石后返回，人们都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关于地球的理论，没有比西方书籍更详细的了，而天下只有五大洲，并没有九九八十一分之说。至于张骞乘槎的事，尤其虚幻渺茫没有根据，可见书籍记载不能完全依据。所以想要振兴西学，尤其应当勤奋游历。只是游历的说法，自从撤回出洋学生之后，人们都认为不对，说它徒劳而没有实际益处。但我认为想要收到游历的效果，不如先在京城设立游历堂，专门派遣王公大臣监督管理此事。每次从堂中选拔聪明的人几十名，咨送出洋。选拔的方法，应当调动各学堂，如上文所说应当设立的天算格致等学堂都是，熟悉华文的生徒，严格甄别。如果确实是华文华学精通，而且有见识有才能，可以深造西学，不至于被西学所沉迷的人，就送出洋。出洋的重要方法有两个：一是游历各国，考察其地图物产，探访其风土人情，结交其长官贤豪，询问其政教法度，并用心学习其机器工艺，留意查访其武备军储，以期学习其长处，了解其巧妙；二是前往其都城，那里的大书院专门研习各项西学，如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俄国的彼得罗堡，都是那些国家的都城，那里的大书院林立，书籍尤其多，在这里学习比在中国学习，更容易精进。只是无论是在各国游历，还是在学堂学习，都必须经常到教堂中听讲，如下文所说应当设立的教堂就是。并且趁空闲温习中国的文字语言，然后用华文用西文，而没有沉溺西学的担忧，就不重蹈从前出洋的旧辙了。这又是让天下华文与西文并用的方法。第二条，创立教院，使华文与西文并用，是宏大而有利益无弊端的谋划。我们华人在外洋的，如吕宋、古巴、秘鲁、星架、波士顿、旧金山、新金山、槟榔屿等地，共有数百万人，而暹罗一处最多，大约有一百万左右，其中以潮人为盛，共有五十多万，闽省次之，肇庆、琼州、嘉应再次之。长期在外洋所习的是西文；所效仿的是西法。那些精通华文的人，非常稀少如同晨星。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变，那么几十年后，华人必定全部变成西人。这是中国无故抛弃这几百万生灵，不是太可惜吗？所以为现在的计策，适宜在外洋创立中国教堂，命令出使大臣出示晓谕。凡是我们的华人讲求西学，本来是好事情，但既然身为华人反而不精通华文，那么美中还有遗憾。自从设立教堂后，无论什么华人，都必须到堂学习一切华文等书，等华文通晓后再致力于西文、西书，并且聘请有辩才的人，不时将《圣谕广训》谆谆讲解，引申触类，剖析无遗。这样那么华人身体虽然在西国，口虽然读西书，但心必定不会忘记中国。这对于人心、国体的关系，岂是浅薄的呢？这更是让天下华文与西文并用的方法。以上四点，都是为了振兴西学人才，而使他们华文与西文并用。只是振兴的方法，有为在本国的华人设立的，如上面两条的立学堂、设特科是；有为在外洋的华人设立的，如下面两条的广游历、创教堂是。以中国幅员之大，物产之丰富，远远超过欧洲之上，现在如果培养人才有方法，兴办学校有方策，将会看到没有利益不兴起的，没有弊端不消除的。十年后，军队必定因此日益强大，国家必定因此日益富裕，即使想要无敌于天下，也是一瞬间的事。那么振兴西学的利益，岂能一句话就说完呢？

卷四十三 礼政八学校下

停武试

郑观应

天下有优劣高下，显然为众人共同看见，即使是亲爱的人也不能偏私，即使是仇敌也不能阻抑，没有侥幸也没有人能使我屈服的情况，没有比武事更明显的了。看弓力的强弱，区别射中的多少，不像文艺那样没有确定的评比。自从顺治十二年恢复武殿试，于是与文科一一相准。看汉代六部良家、羽林、期门，唐代翘关负重的选拔，几乎超过了它们。选举的方法，不能说不够完备，应该网罗天下豪杰而没有遗漏的。然而事情竟然有很大不同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重文轻武的观念太重，而循名责实的方法不讲究。和平日子久了，文官视武官如奴仆。郭隗说：“靠着几案拄着手杖，指挥使唤就役使他们；如果恣意奋击呵斥，那么只有徒众之人到了。”所以武科这一途径，衣冠之族不屑于参与其一。力士多出自贫寒之家，而考试的费用十倍于文科，寒素之人不能参与其二。武试有教师垄断，不是他们平时认识的人没有门路可入，穷乡僻壤的人不能参与其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