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　礼政三正俗　礼政四聘使

译病人到医院就医，医药和饮食的需要，全部由医院提供。医生不怕烦劳，仆役不避污秽，处处体贴照顾，以治好病人为目标。育婴堂以美国纽约的为最好，房屋有一百多间，男女婴儿从刚出生到七八岁，经常有几百人，多的甚至达到三千人。每层楼有十六张床，两张床并排，一张睡婴儿，一张睡乳母。衣服精细洁净，男女四五岁时，就教他们识字读书，制作小玩物来开启智慧。六岁到八岁，女教师教他们唱歌吟诗，以舒缓调和血气。等到年龄到了，就根据才能推荐工作。每年经费大约二十万元，一半来自官府，一半来自善士。俄国育婴堂的抚养方法，揣摩体贴，无微不至。常有富贵人家担心自己家里抚养不好，出资相助并托付给育婴堂。义学堂中，贫家儿童从五岁到十三岁，都必须入学，同时学习工商技能。不学习就惩罚其父母，旷课则老师多次责备，仍然不悔改的，就关进改过学堂，让他们反省过错。更有富人自己造了一艘船，招募贫民，供给他们衣食，设立监督人员，让他们学习水师技能，期限两年，技艺学成分配到兵船，充当水手。英国的养老院，伦敦都城有一千三百七十所，居住着年老无依的男女，每月抽取乡间租税作为经费，每天供给三餐，早晨给一个馒头、一杯茶、一块牛油和一碗粥，中午加肉，晚上加羹。血气衰弱的人，医生认为适宜喝酒的就让他们喝酒。男子外穿黑呢，内穿白布，女子穿杂色衣裙，与富裕人家无异，每周换一次衣服，破旧的就改造。寝室宽敞舒适，男女分开居住，夫妇一起的就共住一室。妇女未衰老的，让他们缝纫并出售，以十分之一的收入作为报酬。有不愿意住在里面的，只在吃饭时聚集，有只投宿一晚给一顿饭的，就另设一所。国王时常亲自视察，或派遣子女代为检查，以示慎重。老儒会则读书，寒士担心就食为耻，就供给粮食和肉类，派人送到他们的住处。绣花会则收容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养的，聚集在深邃的堂室，供给饮食，让他们纺绣并出售，禁止男子擅自进入。童艺院创始于瑞典，丹麦和挪威继承，后来德国也效仿。每年两次，让地方查明无业的子弟，挑选其中聪慧的，教他们雕刻、装订书籍等浅显技艺，期限六周，学成考核有效的，集资奖励其老师，并推荐其徒弟到各工厂，以便谋求生计。又有保良会，由妇女集资创设，凡有女子流落失所沦入下贱的，设法保护她们，或捐资赎回她们。疯人院中，有些人因半生坎坷，一味贪痴，以致痰迷心窍，入院后，投其所好以破除其迷执，如想尊贵就供给冠服，想富有就聚集金钱。或选择园林让他们优游自在，放置钓鱼打猎的工具让他们消遣，时间久了产生感悟，疾病自然消除。每年院中或几十人，或十几人，时有出入，颇有成效。训哑院及训聋瞽院中，患有此疾的人，能让他们识字知书，根据他们的能力，教他们工艺。补天有术，施惠有方，用心也良苦啊。法国京畿内善会分五区，一是施医院，一是济贫所，一是养老所，一是育婴堂，一是疯癫院。所用上下仆役等六七千人，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磅。其费用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四分之一由工部局拨给。主持其事的多是平日笃行好善的教中人士。美国有劝世会、义学会、戒烟会、扶孤会、养老会、恤疯会、化罪会防恶会、劝和会、恤贫会、劝农业会、虞后会。经费或筹集于国库，或捐助于民间，无不规划详明，实心经理。有保险公司，凡是水火盗贼，房屋物品无不可保，人的生死寿夭也可以出资来保。德国则有专门保百工之险的。保险之法，每七日抽取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厘，国家补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就将保险之资拨给赔偿赡养。在工人方面，以平日的浪费略加节省，幸而自身无恙，即可周济同人；不幸自己遭遇灾厄，则自身既得延残喘，妻儿也免饥寒。利己利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水火盗贼诸险可由此推演。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难道举国都是富民没有贫民吗？好善者多，而立法严密，所以抚养他们无不尽心，所以体恤他们无不周到。推究其意，美法良善，实有中国古人的遗意。如今中国各省有的尚未举行，有的办理不善，堂堂大国，穷民塞路，黑索赭衣，被海外远人窃笑，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如果经费无处筹措，怎么能这样呢？中国各镇埠每年迎神赛会，敛财达到万千，举国若狂，动辄如此，何如？省下这些无益的费用，用来教养贫民呢？佞佛斋僧，布施甚至倾家荡产，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下这些有用的钱财，用来收恤孤苦无依的人呢？如果得到贤能的官员，实心实政，在中间提倡，又得到好善的绅商任怨任劳

译亲自管理这件事。那么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喜好。人们喜好行善，谁不如我？就像风吹草伏一样，道义美好，恩惠显明。不出二十年，善堂就会遍布天下，穷苦百姓在道路上流离失所的情况就会绝迹了。治理政事的关键，首要在于选拔人才。偏偏为何畏惧困难、苟且偷安，自私自利，竟然冷眼旁观这些百姓流离失所、死亡，而冷漠无动于衷呢？

译论泰西善堂及英国济赈人数

杨然青

查考中国的人口，不下四亿多，与百年前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然而土地没有扩大，生计没有增多，不仅没有增多，反而日益减少。为什么呢？自从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方善于牟利的人接踵而来，掌控了贸易的大权，追逐微小的利润，民间的生计都被他们夺去。在通商之前，粗布衣物覆盖百姓，以此谋生的人何止千万？自从洋布、洋纱输入，土布市场停滞，纺织稀少，织布机的声音几乎断绝了。帆船也是极大的生业，在其兴盛时，北至天津、牛庄，南至福建、广东，凡是舵工、水手依靠它来养活家口的尤其多。自从轮船进入中国，帆船失业的人日益增多，帆橹的影子几乎叹说没有了。近来中国贫民众多，正是这个缘故。现在的对策，不仿效西方的方法设立善堂，不足以安顿流民并谋求长远。从前西方各国也多有贫民，未经安置，流离失所的人日益增多，邪僻之事日益增多。自从设立善堂后，游手好闲的人逐渐减少，礼义逐渐兴起。医院，是善举；善堂，也是善举。难道医院可以仿效西方的方法，而善堂唯独不可以仿效西方的方法吗？如何仿效？回答说：西方善堂的方法良善美好，而其规制不外乎教导工艺、严明纪律、清洁居室、区别勤惰罢了。为什么说教导工艺呢？各国的养济院宽敞异常，占地数百亩，管理人员数百人，所教导的工艺男女不同：男子如做靴鞋、整理破布、制作木器、铜器、铁器等物品为一等，聪明的人教导印刷书籍、绘画、制造、织造等精细工艺为一等，粗笨愚钝的人教导农业、种茶、种谷、开垦土地、施肥、兴修水利的方法为一等。女工有制作绣品、缝制衣服的，有织布的，有纺纱的，有修理皮革的，各自看其性情所接近的，精心培养而不遗漏。技艺学成愿意留在院中的听凭自愿，否则准许其出外谋生。管理人员没有勒索，贫民没有拘束，即使是毫无技能的人，入院数年，技艺逐渐精通，因此坏人转化为好人，百姓都向善。为什么说严明纪律呢？西方的惯例，凡有宴会，男女并坐不以为嫌弃，唯独养济院则不然，如同行军一样，纪律严明，部勒整肃，男子不得进入女院，女子也不得进入男院。男院自总管、教习、医生到管理人员都由男子担任，女院除医生男女并用外，其余都用女子，所用人员由众人公举，不得滥用私人关系，导致产生弊端，另外设立。一间专门稽查的屋子，男女入院，先到此室，用量身尺仔细测量一周，注明年龄、相貌、籍贯，然后拨入某号房屋居住。选择正直的人稽查，各居其室，各习其艺，不得喧哗吵闹、闯越界限等情况，违犯则严厉追究。倘若男子进入女院，女子进入男院，一并责罚教习和管理人员约束不严，因此规模严肃，号令整齐，从未产生弊端。为什么说清洁居室呢？院中另辟一个园子，多种花果树木，调和阴阳之气而消除瘟疫之灾。每天进园散步片刻，或跳舞打球，以舒展筋络、活血气。所居住的房屋，大小宽窄，各国不同，都洁净无比。粉壁洁白，装板防潮，并设有吸水管、煤气灯，灯头在墙内，墙外有螺丝钉控制开关。夜间熄火都有定时，以防意外。地底设总火炉，各房都设铁筒轮机激发暖气，以代替火炉。夏天则关闭总炉，用大轮扇风，仍由墙壁间的铁筒进入。冬天是暖气筒，夏天是风气筒。另有浴室，七天必须洗澡，被褥也七天一换。室中器具很完备，按日打扫，极少尘埃，所以少有疾病。为什么说区别勤惰呢？男女做工都有定时，早晨起来后怎样，早餐后怎样，晚餐后怎样，有条不紊。勤劳者奖励，懒惰者惩罚。有用纸牌的，尤为美善。方法是在公事房悬挂一牌，初到者书写名号，用十色纸刷印，分别等级，插在牌上，看其勤惰，逐渐推移。每月让本人进内观看牌中的名次，使其知道奋勉。初进时怠惰者为黑纸，这是最下等。换到白纸，此人已勤劳而有功，倘若再加劝勉，就奖以物品，荐以事务，这是人心感化，无不勤奋有为。又有习正院，即中国的自新所。又幼男幼女失所无依靠以及性情顽劣，父母不能管束的，都由院收留，先教化其顽性，其次教导读书。美国习正院房屋约三百间，除办公房外，男院一百六十问，女院八十问，楼都是四层。房屋也洁净。男院教导者男师四十人，一班教导读书识字，学习工艺。女院教导者女师，教诲读书识字，缝制烹饪之法。每日功课有定，纪律也严。学成后允许其父母领出，无父母的由总管代领。推荐事务的方法，至为良善。以上各法，如果中国官绅能仿效实行，那么凡是不教导的百姓，必将逐渐感化，奋勉自新，岂不是天下的福气吗？按善堂工艺所余，于昔年与……

译江浙闽广各地的同志筹办直接赈灾的义捐，颇为踊跃。经过南方放赈的善士将剩余资金以及核奖的报告，请求傅相在天津广泛设立仁善堂，当地官府又筹划协助，不仅设有义学、施医、施药、施棺，而且收养没有职业的孩童，教他们手艺，编织藤器，刻印善书出售。可惜规模尚不宏大罢了。我私下观察各省富商积累财富留给子孙，不到三代就散尽，何不仿效设立善堂，收养万人，立德立功，名声流传不朽呢？我向来有此愿望，遗憾没有大力之人来做这件事。人各有心，但道理相同，愿以此质询天下富有钱财且喜好行善的人。

译赛会

西方各国以商业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项关键：以举办赛会作为开端，以公司制度维持延续，以税收条例作为最终保障。赛会，是用来引导和促进的；公司，是用来规范整顿的；税则，是用来维持和保护的。中国在这三件事上都不能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政策，吸取长处抛弃短处，难怪天天谈论商务，而商务却越来越糟糕。能创造的人称为圣人，能传承的人称为贤明，人工有巧妙与笨拙、精细与粗糙之分，物品有优良与低劣、美好与丑恶之别，这是自然的道理和必然的情况。如果学习西方的方法亦步亦趋，那么笨拙的有时会变得巧妙，粗糙的有时会变得精细；如果固守旧习而不看不听，那么优良的可能会转为低劣，美好的可能会转为丑恶。这就是西方各国设立博览会的原因。追溯赛会之事，首创者是英国伦敦，继起者是法国巴黎，此后各国相继举办，其他国家也跟随效仿。奥地利设在维也纳，美国行于费城，日本举于东京，汇聚万物的精华，罗列五洲的珍奇，百年之内，炫耀奇异、争奇斗艳，这也是万国互通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到了我们大清光绪十九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美国人在芝加哥举办赛会，正值哥伦布发现美洲四百年，其气象规模达到了天下最壮观的程度，为古今所未有。这次赛会分为四大部分：由议院选派全国各协会为第一部，芝加哥本国的伊利诺伊协会为第二部，女董事协会为第三部，辅助协会为第四部。四部之外，又推举一人作为总会总干事，以统筹全局。分院共计十五座：一是农工院，二是种植院，三是生灵院，四是渔务院，五是矿务院，六是机器院，七是运务院，八是工艺院，九是电务院，十是技艺院，十一是政务院，十二是林木院，十三是邮政院，十四是文艺院，十五是邻政院，井然有序，完美无缺。所建地基共七十多亩，各院房屋占地合计五百万平方尺，其中花草树木、园林池塘无所不备。所收取的费用包括股资五百万元，芝加哥追加五百万元，预计游客花费约一千七百万元，出售门票等项一百万元，赛会结束后拆卸物料值银三百万元，共应收美银二千一百多万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地基等项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九十美元，建造等费三百三十万八千五百六十三美元，开院费一百五十五万美元，共银一千七百六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三美元。据此计算，原本可以盈利三百多万元。后来因为人员过多，费用过大，又请求议院拨款资助五百万元。然而游客逐日增多，不至于亏损。美国人在这次赛会上，不惜工本，如此难道只是为了美观吗？确实是因为一物不知，是儒者所耻；而万物具备，是圣功的基础。这次赛会角逐九州万国的珍奇，具备海边山隅的物产，不这样不足以开阔见识，激励才能，振兴工商，兴办利源。开院的经费，抵以每人每日的游客花费，数百万金钱，取之如寄；而客人所得，饮食的资用，电报、轮船、铁路、马车的费用，本国商民所获之利，更是成倍增长而无止境。地方虽然偏僻，商贾骤然兴起，费用虽然浩繁，国家没有损失。这是当时看到的利国利民之处。凡是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也苦于无从效法。现在汇聚各国的工艺，以巧妙竞争，那么我已经能做的可以精益求精；我还不能做的可以学习他们所学。与凭空臆造相比，难易悬殊了。合并各洲的物产，以比较优劣，那么本国已有的应该怎样努力扩充；本国没有的应该怎样逐渐推广。与孤陋寡闻的人相比，智愚差距悬隔了。不必家喻户晓，就可以开启愚贱之人的心思；不必越国过都，就可以启发蒙昧之人的耳目。所以各国在赛会之后，其民智日益开明，工艺日益精细，物产日益增加，商务日益兴盛。这是日后看到的利国利民之处。事情到了国家和百姓都受益，上级和下级互相有益，眼前和日后都收效无穷的地步。却唯独对古代没有而怀疑它，西方有而中国没有就抛弃它，这是什么说法呢？近年来，中国的商务衰落了，民力枯竭了，国库空虚了，事事不如人，事事受制于人，却傲慢地说：“我是大国，他们是小国。”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接受命令。本有致富强之道，却自暴自弃，不看不听，任由百姓困苦流离，而漠然不以为意。圣贤的用心，本来是这样的吗？所以想要使华夏百姓富裕，必须振兴商务；想要振兴商务，必须开设赛会；想要筹划赛会的地点，必须从上海开始。

上海是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船电报往来，声闻不隔。赛会集资招商，酌情提取官款作为辅助，建屋辟地必须广阔而精细。到期照会各国外交部，将工艺制造各种物品一并入会陈设，派有名望的人比较得失，品评优劣。自南洋大臣以下，都亲自到会场观览，以重视

译关于这件事。应提前发出通告告知，中国十八省各镇各埠的工商人士，均允许入会参观游览，所需何物即可出资购买，当场确定价格，没有虚假欺骗，酌情收取游览费用以补助经费，都仿照各国赛会的章程办理。仍先由出使大臣通告各国，详细翻译，确立赛会的旧有章程，参酌中西，务必追求完美善治。这对民生国计有裨益的地方，绝非浅薄稀少。如果担心中国此时工艺尚未讲求，不能像各国那样精益求精，卓著成效，那么可以像日本的做法，先在内地各镇埠试行工艺、农桑、矿产、耕织等小型赛会，罗列中国自有的各种物品，而外国有什么新法新器，则由官府购置，以扩大见闻，仍酌情收取游览费用以补助经费。此后逐渐推广，每年扩充，期望用十年时间，不仅远远胜过东洋，应当不难与英美各国齐驱并驾。有人怀疑这项经费数额颇巨，事前没有来源，事后也没有归属。不知道设立赛会之后，游人必然众多，所收的游览费用应当足以抵消。如今各镇埠迎神赛会，无益的费用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动不动因此肇事。如果把这笔钱财用来开设博览会，那么美好的利益难以尽数，而积弊也可以顿时消除。这是富裕百姓、充实国家的先声，就是致富通商的实效。五行八政，探究《洪范》的精微制度；运用理财，把握《周官》的要旨。当事者高见远识，只需一转念之间罢了。泰西各行各业没有不有赛会的：商人有商务会，军官有军官会，格物学者有格物会，读书人有文学会，天文学家有天文学会，地理学家有地理学会，画家有丹青会，技师有制造会，种植人有花木会，医生有医学会，学习算法的人有算学会，讲格致的人有化学会、电学会、光学会，从事蚕桑的人有蚕桑会，武官有功课会，农事有赛物会。至于各省各郡各县没有不有赛会的，而善举的赛会尤其多不胜数。伦敦一地，多达五百多处，其他国家其他城市可想而知。虽然立法各有不同，而讲求实效以及救人救世的苦心，则没有不同的。凡是赛会都建造大屋广厦，高耸入云的深堂，容纳众人与会，有名望的人都可以到赛会中读书学习各种技艺，借宿居住以及招宴议事论公，聚集志同道合的人，考究得失，弃短从长，一概显示大公无我、善与人同的意思。之所以一定要分门别类，是取专门而后可以成名的意思。所以一项技艺可以成名，微小的长处必定记录，而后众善全部举荐，万物都具备。西人李提摩太《泰西新史》说得非常详细，这里只摘录论述其大略如此。从前王爵棠星使从法国返回上海，说法国艺文会，即艺术会，其所学习的实在不止术艺。法国人说文学的事情，大的足以治国理财，小的足以资生制器。欧洲西部的文学，过去推崇法兰西为巨擘，书院林立，巴黎人士无不勤奋刻苦，力求在天算舆地、格致、机器等学问上淹博，精益求精，标新领异。作为师长的人尤其加以甄别，才能入选，没有滥取，没有循私情。数十年来，各国无不争相讲求，在学校论述中已经详细说过了。然而欧洲西部各国的公文往来，都使用法文，因为法国的儒者最称博雅。商家多用英文，因为英国人通商最早最广。特别在巴黎设立总会，会中为首的人大约二百人，簿记给予俸禄，稍足酬劳而已。外面还有四十多人自愿不受俸薪，其余则协助办理三十六人，亲自处理细务的二百二十人，因此责任专一考虑周密，教导有资。会中分类有五：叫亚格得尼，专习词令；叫亚得格尼别列列达，专习文辞并攻考据；叫亚格得尼得赛恩士，专习技艺，其中有区分条目共十二门，如医学、数学、格致学、药学、机械学等各务专精，求通理要；叫亚格得尼特布遏士，专习匠作、丹漆雕镂、制作音乐，必须穷尽精良微妙之境而后已；叫亚格得尼德赛恩士摩拉黎士抑或波黎特，讲求经济，考察律令，以通达制度典章的要旨。这五项是其主要的。至于外会，也归总会经理，如考求遗闻事迹，则有安特瓜里恩之会，崇尚博学；广问则有飞啰麻狄之会，讲明格物至知，则有拿查辣耳希式多黎之会；详究地理舆图，则有依阿格拉飞格尔之；审察各国风土民情、山川人物，则有式达德士特尔之会；攻治百工材艺，则有飞啰德取尼之会；专讲剖割人物。凡是人物有患病、中毒死者的，例得割剖验视，以审知受病所在。西医中有这一端，然而也必须那人自愿损躯才可以。李时珍《本草》中木乃伊之害，即由此传闻耳。则有亚拿多迷格尔会，辨别耕种播植；则有亚格黎格里查拉尔会，其他如赛画会、赛花会、赛马会，无不各自有会场，提前布告各报纸，届时

译当时远近各地的人全都聚集在一起，借此探讨哪些优良、哪些粗劣、哪些美丽、哪些丑陋、哪些适宜寒冷、哪些适宜温暖、哪些可以改良、哪些是固定不变的性质。其中优秀的通常都能获得奖赏，并且刊登在报纸上，使全国都知道，以此作为鼓励。下至饲养牛羊，以及各种犬类，也无不有集会，难怪它们能长得硕大且繁殖兴旺，这是中原地区所不能比及的。

译训俗

天下的安定与动乱，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是由民心的善恶造成的。百姓的本性原本是善良的，那些不幸而流落为非作歹的人，并非生来就邪恶，而是生长在乡里，听不到教化，耳目被蒙蔽，习惯与本性相融合而形成的。人口繁衍众多，衣食无着，被饥寒所驱赶，便铤而走险了。在太平时期，上下互相争辩，每天用枷锁刀锯来恐吓，而陷入死亡的人，接连不断地出现。如果君主失去了正道，百姓就会揭竿而起，砍伐树木为兵器，在潢池之中动武，侥幸将帅得人，士兵训练有素，聚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分首犯和从犯，像除草一样铲除，像打猎一样擒拿，而那些伏尸流血、断腿断颈的人，都是国家没有教化的愚昧百姓。反过来，仁爱之天的意志，能忍心吗？不能忍心！古代悬挂书籍诵读法律，用乡饮酒礼来教化天下，在尊敬亲人、礼让之间感化百姓，所谓观察乡里的教化，就知道王道容易施行，这都是有实心实政，来引导百姓，所以风俗美好，教化推行，而祸乱的萌芽暗中杜绝。秦汉以来，用严刑峻法治天下，想要完全愚弄百姓以随心所欲，古意荡然无存，我有百姓而不能自己教化，佛教和道教便得以凭借天堂地狱、修斋忏悔的说法，乘虚而入，他们的本意固然也是劝人为善，而愚昧百姓顺从地归附，像流水一样。两千年来，君主和宰相，也自认为国家的教化不足以到达百姓，姑且听任外人所为，而淫祀兴起，于是遍布天下。自从明朝万历年以后，天主教和耶稣教，也得以用势利引诱，大肆鼓吹而窥探我国的空虚，法国君臣，专门用传教来灭亡别人的国家，阴谋诡计，四海皆知，已经诱使南交，取越南如同反掌一样容易。中国人口四万万，而始终不自己教化，听任外人来教化，恐怕祸患乘机而来，更有超出意料之外的。既然有百姓而不能自己教化，其祸害在内部的，推究祸乱的根源，就是粤捻诸乱产生的原因，这是前事不可不引以为戒的。往年发逆和外夷的祸患，都起自东南，现在广东赌博盛行，盗贼众多，冠绝天下，如果没有教化，非常令人担忧。其祸患潜伏在外部的，环顾中原，就是俄国和法国等国所共同觊觎的，这是后患不可不谨慎防备的。我朝历代圣君相承，追随三代的古道，特别颁布圣谕广训，命令官吏每年按时宣讲，来劝化愚昧百姓。当今皇上又颁布雍正年间钦定的《劝善要言》一书，用来扶持世道和辅助教化，所以为百姓考虑，周全而且恳切。只是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旧例，束之高阁，这是考察没有到位，经费没有筹划所导致的。现在各州县的教官，几乎如同赘疣，似乎应该责成教官在初八、十八、二十八宣讲，而府县就近稽查，仍然筹划经费，听讲的人给予饭食劝化多少，记录在簿籍上，每年由学政综合考核。有成效的，保举升任知县，这是城邑宣讲的方法。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的，由教官遴选公平的秀才、监生、绅士、耆老，也筹划经费，设立公所，按时宣讲，听讲的人给予饭食劝化多少，记载下来，申报给教官，转详学政，移咨吏部，三年内有效，酌情给予出身，这是乡镇宣讲的方法。所宣讲的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的道理、程朱的学问旁通曲畅，务必求得当于人心。实行二十年，而天下风俗有不焕然一新的，是没有的。我朝每月初一、十五讲乡约，在矮屋之下，或庙宇檐前讲《圣谕》，哪里比得上西方人按七天一次聚会在大庙堂中，排列椅子而坐，肃然静听。讲经的都是饱学宿儒，不像华人讲乡约的，仅识十六条《圣训》而已。我国无知的人多，应该命令各省教谕认真宣讲《圣训》，尤其希望官绅集资，聘请黉门秀士、科甲中人员像泰西的牧师，在各州县按旬宣讲圣教于学宫或庙宇客厅之中，不论士农工商，都可以入听，以端正人心。大抵人心不正，是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是由于教化没有普及罢了。至于海外贸易工作的商民，不下数千百万，五方杂处，好坏不齐，赌杀凶殴的案件层见迭出。其性情良懦的，就入天主教和耶稣教，舍弃正道入异端，愚昧的百姓，莫非是《天朝》的赤子，竟然置之度外，难道是仁人恻隐之心吗？现在海外通商各埠，既然设立领事来安抚驾驭华民了，似乎应该就地筹捐，建立书院，来教育聪颖子弟，仍然广筹经费，置备公所，按时宣讲《圣谔广训》《劝善要言》，或由领事延请达人，或由领事自己〇，每逢初一、十五及礼拜日期，逐条宣讲，听讲的人也记录在簿籍上，给予饭食，每年由出使大臣稽查其功过，勤勉的优奖，违反的扣除，并在折内声叙。至于中外宣讲的人，固然需要品学端粹，也必须辩才无碍，才足以动人听闻。有一个华人入西教，充任牧师，在教堂宣讲，听者很多。后来因为与其师不合，出堂下乡，宣讲孔孟的教化，听者更多。可知口才所关，为至巨也。那些佛老浮游的言论，天方、天主荒唐

译那些牵强附会的言辞，哪里值得与我们中原的圣道、王者的言论相提并论？如果真能认真治理整顿，将来就像太阳初升，微弱的火光自然熄灭；洪亮的钟声一响，万千杂音自然沉寂。百姓既然改恶向善，就永远不会有犯上作乱的念头；各国也能风气一致，懂得尊崇圣人、敬重君王的道理。这就是所谓“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爱（圣人君王）的”，这正是其开端和关键所在。见识高远、目光长远的君子，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迂腐之见。

译富国探源论

英国有一位名叫司密司的博士，才华出众，见识广博，对事理看得极为明白。对于格致制造的功效，以及养育百姓、治理国家的要领，凡是能够兴办大利、使国家致富变强的，他都恳切地关注，考察得精细详实，想要将这些道理公之于天下，于是著了一本书，名叫《富国探源》，详尽地叙述了国家兴衰强弱的道理，古今上下的情况，洞察数千年的历史，下笔万言，深入浅出，刊行于世。各国的君主看到这本书，没有不恍然大悟、心领神会的，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于是遵循他的方法去推行，从而使得旧的弊端消除，政治日益革新。考察书中的意旨，所谓“探源”，大旨不过在于百姓生活的勤劳与节俭罢了。勤劳是德行的根基，能够勤劳，那么各种荒废的事业都能兴起；节俭是德行的辅助，能够节俭，那么万物就会有余。所以治理政事的人，想要使国家富裕，必须先追溯其根源，务必让国内的百姓，无论是大工匠、老农夫、大商人、小贩，都崇尚勤劳以生产物资，崇尚节俭以节制物资，勤勉不懈，小心谨慎，从事于此，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休息。君主在上倡导，百姓在下响应，像这样中国还有不富裕的吗？虽然如此，以前的君王代代出现，天赋聪明，难道没有雄才大略的人，把勤俭作为开源节流的要领吗？无奈风俗败坏，民生凋敝，善于开始的人不能善终，图谋近利的人不能图谋长远。古代希腊立国最早，劝勉农业、致力于商业的计划，颇费经营，而且教化文章胜过各国，只可惜他们高谈阔论，仅崇尚口头禅，而在政事方面不能实事求是。罗马也有人筹划富国的计策，但风俗强悍，乐于战争，其中的富户都是在行军之际从他人那里掠夺来的，也有身为监司，贪婪索取以充实私囊的，而对于农业和商业的根本，曾不讲究，这就是祸患潜伏的原因。意大利也有人谋求使国家富裕，无奈国内多事，战事频繁，干戈扰攘，朝廷虽有通达事理的人，也难以振作。法国则是君臣昏庸，专门从事侵略征伐，而且匪类充斥，海疆不宁。看各国在西历编年以前，都不能挺立称雄，内外宽裕，就是因为有致富的说法，没有致富的功效，有致富的心，没有致富的政策，在“勤俭”二字上未能抓住要领去图谋，所以不免开始勤劳最终懒惰，最终很少成功。司密司看透了这一点，将古事讨论明白，著成论说，使读者如同听到清夜的钟声，言下猛然醒悟，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可以审慎选择并谨慎处理。我阅读泰西史鉴，纵观历史，开国的君主以及中兴的君主，无不励精图治，所以民生日益富裕，国势日益强大。亡国的君主，不是沉溺于淫乐，就是穷兵黩武，昏庸不知民间疾苦，所以国势日益衰弱，民心日益离散，以至于危亡。从前罗马官员镇守各国时，树立权威，百姓难以自主，所以在富庶的道理上，虽然能够讲求，不能十分尽力，而且受恩惠的人感激喜悦，而受虐待的人怨恨抱怨，直到诽谤兴起，民心解体，有的揭竿而起，有的聚众抗官，上下交争，百姓的气势日益强大，而官吏的权力日益削弱。在发祥之初，农工商作，全国留心勤苦开创基业，所以成为大国。等到兵威既盛，所有的埃及、希腊、埃及、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犹太、土耳其、小亚细亚等国，没有不畏服其威德、前来朝贡的，这是国运极盛的时候。大抵安定就思淫，快乐就思滥，循环的道理，有万古不坏的法度，没有万年不坏的根基。为政在于人，那个人在，他的政策就推行，那个人死了，他的政策就停止，法度难道能自行吗？日久太平，于是习于淫滥，夸耀众多华丽于游观，衣食竭力奢侈于工艺，农商全无考察，积累久了，以前的良善风俗都成了偷惰之风，手艺则绝少传人，农利则全无遗留的制度，用财而不能理财，用器而不能制器，于是国家有骄奢的习气，道路上多游荡的人，天道转移，由强变弱，以前的聪明人现在都愚昧了，以前的富强者现在都贫弱了。书上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难道不确实吗？前三百三十年，国王君士但丁灭掉希腊的斐相的姆城，改为京城，于是旧京为西罗马，新京为东罗马，就像汉朝有东西，宋朝有南北一样。新城既定，仍然崇尚豪奢，不知道返归根本，而衰败的机运就在其中暗中潜伏，最终归于灭亡罢了。那时欧洲土人纷纷谋反，如德国、瑞典、瑙威的土匪名叫各夫党的来攻打西罗马，罗马王不能抵御，用重金贿赂和解退兵，不久各夫党又来攻打，战败其京城，入城恣意杀戮，几乎一半，房屋尽焚，子女金银玉帛玩物劫取一空，真有华屋山丘之感啊。中国三代以下的君主，何尝不是这样？英国博士《富国探源》的宗旨，不啻振聋发聩，大声疾呼，诚然大国小国，都奉为圭臬。

惩讹言说

汪康年

现在假使天下的人都能审察事实，观察真伪，判定是非，那么言论发自一人，称为正论；事迹叙述于一人，称为实事；传播

译在众人的口中，便称之为公论，称之为清议。到了衰微的时候，观察人没有固定的标准，考察事没有恒常的方法，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话，凭空捏造的议论，纷纷兴起，无法用言语形容。像蚊蝇的声音，众口一词却分辨不清；像云雾的气息，变化多端而无法预测。然而这些话能够惊动在座的众人，能够迎合独自倾听的人，这叫做讹言，也叫蜚语。现在都叫作谣言。假使明智的人看到它，斥责它的荒谬虚妄，阐明它的不实，几句话驳斥它，就足够了。至于那些中了喜好奇异心理、虚浮骄傲心理，以及刻薄忌妒心理的人，于是这类言语就更加流传散布。喜好奇异的人，轻信容易高兴，听到骇人听闻的事，就相信是真的；然而虚浮骄傲的人，不考察时势，倚仗自己轻视别人，话语偶然相投，就被迷惑。至于刻薄忌妒的人，听到喜事容易怀疑，听到坏事就高兴，一听到诽谤当世贤人君子的话，就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些人的立身行事，多有虚伪，现在果然有揭发他们的人，那么讹言反而成了实证了。讹言的种类，主要有五种：叫旧事，叫远事，叫近事，叫是非，叫妖异。有的出于有心人的捏造，有的出于无心人的误传。如果想维护自己以前的言论，就用事实来证实；想保全自己的利益，就用言语来证明；想借此引发事端，就用言语来煽动；怨恨那个人，就编造事情来蔑视他；嫉妒那个人，就散布言语来倾覆他；依附那个人，就虚饰来保护他。这是出于有心人的。乡野老人追述往事，远方客人争着惊叹他们的经历，旅行者喜欢夸耀他们的见闻，愚昧的人误信似是而非的事，街巷间惊传怪异之事，这是出于无心人的。而这二者，又各有有原因和无原因的区别。然而谣言起于一个人，传于万人口中，发自地位低下的人，被权贵听到，刊登在报纸上，那么看到的人就多；写在记载中，那么流传的时间就长；进入奏章中，那么传达的地位就高。发表议论的人将借此来毁誉，用人的人将借此来安排，办事的人将借此来批准或驳回，行军的人将借此来进退，主持国政的人将借此来顺从或违背。甚至开采矿山以尽地利，却传说它伤害地脉，于是已经开采的矿山反而封闭了；轮船以快捷转运，却传说它漏掉关税，于是已经行驶的船只反而中途停止了。于是纤夫庸人的一句话，忽然掌握了胜败存亡得失的大权。当谣言刚发出时，起初没想到它的影响力，会达到这种程度。而最终达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有治理天下责任的人，能不加以注意吗？盘庚说：“互相鼓动于浮言，讹言的危害啊。”《虞书》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诗经》说：“强横的人多怨恨，用流言来应对。”又说：“听到话就应对，听到讹言的人，不应该听它，而且不应该用这些话来应对君主。”《周官》大司徒八法说：“制造谣言的刑罚。”《诗经》说：“百姓的讹言，没有人惩罚，说明讹言应当受到惩罚。”制造谣言的人，隐蔽隐匿，无法惩治，法律应当惩治相信讹言、传播讹言的人。俗话说：“流丸止于区臾，流言止于智者。”智者能审察事实，考察真伪，辨别是非。所以不经之谈，不验之事，坚决推辞并驳斥它。即使是近情之事，切理之言，也保留下来等待考证，务必使人人以相信讹言为可鄙，那么即使有制造谣言的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译礼政四 聘使

论使臣全权之任重

陈耀卿

自古以来，使臣出使他国，奉命前往传达旨意后归来，无论事情巨细，最终都由两国的君主决断，使臣本来是没有权力的。考察“权”字的含义，是指权衡轻重，不差黍米之微，也就是秤锤的意思。又《易经·系辞》说：“巽以行权”，这又是经权之义，注解说：“违背常经而合乎大道”，这种说法一旦确立，便开启了权变之端，“权”的时义果真如此吗？如今泰西各国的惯例，使臣中地位最尊重的，有特别加上“全权”字样的，似乎认为这类使臣可以径直行事，不必请示朝廷，唉！真是奇怪啊。虽然中国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这其中的权变是怎样的呢？然而关键都在于违背常经而合乎大道才可以，否则也必然因违逆而被诛杀。史册所载，清晰可考。自从准许与泰西各国通商，于是时常有使臣到来，既然使聘往来，事例相同，遇到重大事务，也就加上“全权”的名目。从前有“全权大臣”崇地山宫保出使俄罗斯，不能行使权力，只好带着身体返回。曾劼刚袭侯继任，谈判才开始确定，这是能够行使权力的，所谓违背常经而合乎大道。至今朝廷还依赖他。现在正值日本突然挑起战端，将士互有伤亡，军饷粮草两相耗费，战争连绵祸患不断，旷日持久，我国固然遭受侵凌之患，彼国也大有支撑不住的样子，于是来请使臣前来筹划罢兵息民之事，又有各国为其居间调停。侧耳听闻我国即将遴选使臣，加上“全权”称号，前往该国以应其请，此举是否属实，尚且不可知。我私下认为“全权”之义，可以在礼义之邦施行，而不可在虎狼之国施行。日本实在是虎狼之国，其人心奸诈残忍，无所不至。看它无端图谋夺取朝鲜，无端欺凌上国，驱赶老弱抵御敌人，逼迫妇女从军作战，屠杀旅顺的市集，先优待伶人而后诛戮，惨绝人寰，愤慨至极，天人共怒。况且诡计多端，在朝野布置间谍，论及此情形，即使它悔罪表达诚意，请求敦睦友好，也应该置之不理，一心复仇。只是我们皇上圣德如天，仁心覆盖万物，怜悯两国人民，不忍让他们再遭涂炭，于是特别俯允其请，简派使臣赋予“全权”，以便促成协议，眼看玉帛将迅速化为干戈，这固然是两国的幸事，全靠使臣所为。古称向戌弭兵，魏绛和戎，当时确实推崇。重视此事，今人看古人，难道一定不是这样吗？所担忧的是，虎狼成性，蛇蝎居心，多有要求，妄图利益，不顾清议不允许，不顾众论不容忍，一意孤行，无理取闹，而作为使臣的人，如果果然怀抱精忠劲节，像苏武那样，能持节十九年之久，吞咽冰雪，百折不回，原本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稍有敷衍周旋，就会丧失国体，而留下天下后世的讥笑，难道不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吗？然而如果真能坚守节操不屈服，在酒宴间折冲樽俎，务必尊重国体，而避免天下后世的讥笑，任凭它要求，百次也不允诺，或者发电报给朝廷，询问谋议大家同意，然后定下协议，那么它一定会用“全权”二字来折服我。说既然称为全权，那么无论何事，没有不可以有权作主的，何必等待电报？何必等候奏请呢？那么“全权”二字，其责任不是很重大吗？有人说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何须等待君主言语，早已预料到了。所以目前传闻，正使张樵野侍郎从京城奉命到天津，从天津即将前往上海；副使邵小村中丞在上海等候旨意，有就在上海议和，并不前往日本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是朝廷明察万里，断不至于落入其诡计，受其挟制；而上海是万国通商之地，又不难召集泰西诸大邦，与之当面驳斥争辩，不遗余力，定能化干戈为玉帛，使百姓免于涂炭。说到这里，拭目以待。所以我曰：“全权”二字之义，其责任重大，可以在礼义之邦施行，而不可在虎狼之国家施行吗？此时电线的设置，遍布寰宇，一句话发出，瞬息万里，不是当日奏章羽檄驿站迟缓可以相比的。凡是遇到事关重大，早上发一电报，向朝廷请示，不到晚上，就可以接到复电，其快捷迅速是怎样的呢？这是使臣正不需要“全权”的明证。即使中国向来有谕旨说“便宜行事”，也是唯恐驿站传递迟缓，而贻误事机。由今观之，这条也可以裁去，质问当权者，以为如何？

亲王宜游历各国说

古昔圣王，每十二年一次狩猎。狩猎，是考察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每五年朝见一次，称为述职。述职，是陈述其所守的职事。由此看来，古时的天子诸侯，都不是终身深居简出的。殷商的制度，储君都时常处在田间，与百姓为伍，想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周书·无逸》篇说：“在高宗时，以前在外劳作，于是与小人在一起。等到他即位。在祖甲时，以前是小人。等到他即位，才知道小民的依靠。”《商书》说民

译《尚书》中的篇章说：“我小子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后来便隐退到荒野，居住在黄河边，从黄河来到亳地。”由此可知，古代的天子，都曾亲自到外地游历，以便预先了解百姓生活的艰难和世情的真假，然后才继承帝位，从而对民间耕种收获的依赖、官吏好坏的原因都透彻明白。因此国家没有败坏的政令，百姓没有败坏的风俗，朝廷与民间上下，和乐从容。三代之后，只有汉宣帝幼年遭遇戾太子的祸难，在民间抚养长大，十九岁才入宫继承帝位，所以民间的真假情况、胥吏的好坏，没有不彻底了解的。他励精图治，被称为中兴之主。至于外戚开创基业的主君，对事事都洞察无遗；而在太平盛世，太子很少走出宫门，只依靠选择老师读书，来明白古今治理的道理，而对民间耕种的艰难、官吏的贪婪败坏，很少听闻了解。即使是天生睿智的圣人，不出家门就能照亮万里，使人不敢欺骗，史籍所载，汉、唐、宋、明各代，君主并非不明，只是被耳目近处的遮蔽所困，导致皇恩不能下达，这是显而易见的。哪里比得上我们国家，历代圣君相继，广布仁恩，恩泽深厚广被。如今皇太后和皇上，又施加深厚的仁恩，深入人心，生活在土地上、吃着草木果实的人，谁不感激拥戴？几十年来，中国与外国交涉，开创了前代未曾有的局面，也已经透彻了解了他们治国养民的方法，所以专门设立总理衙门，建立海军，设立机器局，以及各类学堂。又派遣使者游历外国，兼理交涉事务，无不事事效仿新法。中国的耳目得以开阔，百姓的衣食虽然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也不能像我们朝代之兴盛。然而事情需要比较才能分出胜负，形势必须互观才能显现强弱。凭借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山岳蕴藏精华，河川陆地聚集货物，自然的利益，居五洲之首。如果能够尽用这些方法，又何必依赖外国的物品呢？况且外国人又惋惜我们，说不能充分利用物产利益，是因为不能完全效仿他们的制度。然而那些制度就在那里。关键在于朝廷如何努力罢了？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常常亲自游历各国，不担心风浪险恶，借此联络盟国的欢心。各国也都盛装礼仪，在郊外慰劳宴请，不亚于春秋时期的会盟，珠盘玉敦的盛况，借此考察他们的制造和军队制度，作为效法的准则。如英、德、美、奥等国的皇帝，时常出现在报纸上的，不胜枚举。而俄罗斯的兴起，更专门依靠其先君彼得大帝的游历，没有不效仿的制度，没有不具备的善政。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其国势蒸蒸日上。日本自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信奉他们的制度，至今才二十多年，已经俨然与西方大国并驾齐驱。追溯他们之所以达到这样，是因为常常派遣宗室大臣亲自到那里考察，研究他们的政治制度，又派遣优秀子弟到那里读书，没过几年就完全掌握了其中的奥秘。国内的一切制造，都以仿效西式为根本，并非甘心舍弃几千年来祖宗的旧制，而为了修补旧弊、抛弃传统、喜好新奇。只是因为既然与外国交涉，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与之抗衡。我们朝如果不开海禁，虽然至今不采用他们的制度，也可以。既然与外国交涉，却独自鄙薄这些事情而不做，岂不是自我损害吗？草野无知之人，私下希望朝廷也派遣亲王、贝勒游历那些地方，以代替眼睛观察他们的政治，吸取好的方面来实行，并派遣优秀子弟到那里读书，时间久了必然有超越西方国家的势头。那些狡猾想挑起事端的人，还敢怎么样呢？刍荛妄语，私下希望借鉴日本的明显成效。又我们国家近年讲求时务，也曾选派各部官员游历各国，期望明了外事。但苦于所派的人中有很多滥竽充数的俗士、浅陋的儒生，不明白政治教化的大体，只震惊于西方人的宫室车马，一切外在事物的美观，敌情尚未了解，而习气已经严重，这有什么用呢？因此应当推广游历章程，无论京城内外官员、举人、监生、生员，只要选取平时熟悉洋务、著有文章、洞察大体、有志于造福百姓的人报名，国家提供丰厚的薪水，让他们轮流出洋游历，军制、机器、商务、地理各讲专门，或三年或五年考察后归来，检验他们的日记功课，通过当面问答考核，切实不虚，然后任用为总理衙门官员，或储备为出使人才。那些王公世爵出洋游历的，也按此考察，务必有益实际，切实戒除虚名。借助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得到游历的效果。

译既然得到了人才，就应当给予丰厚的俸禄，不要让他们被闲置或投放在闲散职位上。如今总署堂官中的王公大臣，虽然公正忠诚、爱国，但苦于大多不明白洋务，遇到事情难免发生抵触。章京又必定是由科举出身，很少熟悉外部情况，承办事务先就没有主见，交涉又怎能公平？因此，应当选拔王公大臣及部曹等官中年富力强的人。西方各国近期派遣的公使、领事以及探路、游历的人员，都是出身世家、学识渊博、年富力强的人，他们游历西方各国，悉心考察其政治教化、风俗习惯、军事制度和外交关系，回国后著书立说，确有真知灼见的人，才担任总署堂官，或者选择出使多年、声望一向优秀的公使来辅佐他，使得署内上下同心，或许能得到众人的信服，遇事确有把握，不至于异议丛生，因循拖延误事。中日战争之后，时事紧迫，强国环伺，形势岌岌可危，而不知时势的人，动不动就拘泥于条文、牵强附会于道义，无论事情关乎长远大局，必定用旧有的成法来约束。凡是创办一件事，满朝议论纷纷，议论多而成功少。当权者认为这是老成持重、循序渐进，或者吝惜经费，只是袭取皮毛，粉饰太平、因循守旧，恐怕来不及了。近日不仅内部政府，外部督抚，下到道、府、州、县，都应当寻求通才，要懂得时务。至于考取御史，必须知道古代和现代，了解中国和外国，能够上下贯通五千年历史，纵横跨越九万里疆域，洞察成败的根本原因，考究治理与动乱的至理的人，然后立言才有准则，颁布政令才不会是空谈。大体上，君主和宰相英明，不被腐儒所迷惑，或许能够变法自强。我私下怀着深切的忧虑，去年腊月曾写信给在军机处行走的陈次亮部郎说：“应当简选德高望重的亲王大臣中有见识的人，借祝贺俄国君主加冕为词，顺道周游各国，物色人才，拜访各国退位的大臣，凡是向来有声望、品行端正的人，不论其俸禄高低，约定年限，每部聘请一人回国，各司其职，并向各国借款数百兆，百废俱兴。凡是学校、开矿、铁路、制造、枪炮厂、造船坞，不拘各省，都允许中西人合力办理，不准西人独自承办。如果华人无力，则允许给予当地绅商干股，以充善举，或者仿照西方例子抽取利息捐税，报效国家。”有人说这样做是开门揖盗，让人产生争夺之心，主客不和，是动乱的根源。不知道中国各省地势险要，土地肥沃贫瘠，矿产丰富贫乏，西人早已探明，绘有地图说明，无不垂涎三尺，现在共同让地方百姓沾得利益，也有利可获，有什么动乱呢？像这样，群雄虎视眈眈之心可以稍微平息，我国富强指日可待，而人才也日益涌现了。有人担心用夷狄改变华夏，不知道我改变的只是富强之术，并非孔孟三纲五常之道。有人说权力由外人掌握，难道不想各海关都归总税务司赫德委派西人经理，而且海关清册刊有英文布告各国，其大权不已经很重了吗？既然凡事须请示圣旨允准后才能实行，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有人听说成例有不准亲王出国的条款，然而近年来变通的事情很多，既然说穷则变，变则通，创新就是为了保存旧制，这就是周公之所以日夜思念兼有三王之道的原因。

通使

从前汉武帝下诏举荐茂才异等，可以担任将相及出使绝远之地的人，实在是因为出使人员的选拔，与将相并重，在宴饮间制敌取胜，赞美皇家的使者，都依赖于此。一旦用人不当，就会辱没君命，损害国威，所关系到的并非小事。如今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立约，友好情谊日益深厚，如果没有使臣联络声气，那么彼此的情况终究担心隔阂。虽然有和约，有什么可依赖的？虽然有公法，有什么可凭借的呢？使臣是国家的耳目。他所驻在的国家，必须了解该国的情况：凡是陆军的人数，海军的人数，国库的收入支出，外交关系的亲疏，商业、工业、船只、器械如何精细考究。所以西方惯例，凡是通商各国，必有公使来总揽大纲，有领事来分担职责。又担心威权不振，派遣兵舰来游历，以资镇抚并防备紧急事态。事情如果不协调，彼此悉心公开商议，或者请求各国官员绅士裁断，以期一定协调后才停止。其慎重程度如此。近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做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数不胜数。中国人经营出洋的，是天下最多的。所以钦差领事等官，比天下各国更应当加以尊崇。然而中国未设钦差以前，外国政府尚知爱护华人，多招引；既设钦差领事之后，外国设法竟然抽取华人身税，极力驱除。有人怀疑中国人到那里争夺食物，如今被驱逐，是情理使然。争夺食物的难道只有华人吗？为什么不一并驱逐他国而唯独驱逐中国？这是轻视华人，也就是轻视钦差；轻视钦差，也就是轻视中国。轻视钦差的人，为什么不知道西方的惯例，而举动多有可耻之处呢？轻视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实行富强之法，而只是夸耀其大呢？中国外部及出使各官，必须全部任用深通西学、深明西例的人士，那么差不多就能得到合适的人了。洋人每每肆意欺侮，无处伸理，于是仿照西方例子在各国设公使，在华人寄居的港口设领事，遇事来照会，按公法来审察是非，援引和约来判决曲直，保护我国人民，抵御外侮，维护和平局面，伸张国

译使臣所肩负的责任，难道不是极其重大吗？派遣使节，是古代国家交往的准则。春秋时期的贤士大夫，必定全面了解各国政治教化的兴衰、民心的向背、风俗的好恶、国势的强弱，探听各国的军务消息，了解某国目前使用何种新式轮船、铁甲舰、炮台、枪炮，炮台的形势如何？军官的才能如何？如果探访得不全面，也一定能掌握大概情况，即使耗费巨大也不吝惜。所派遣的侦探人员，都必须是懂军事的武官，有的随同公使前往，有的另行派遣游历，总之无处没有他们。平时透彻了解各国强弱兴衰的原因，如果有战事，那么应对措施自然符合时机和适宜。因此能够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当，各自协调适宜。如今西方数十个国家叩关通商，聚集族群来居住，这确实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讲求外交之道，选拔公使的人才，怎么可以呢？华人出洋的，以南洋的西班牙、荷兰、英、美等国的属地来考察，每年缴纳的税银从一两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暹罗本来是我国的旧属国，却也仿效西方方法，每年征收我国百姓的人头税，否则就拘捕去做苦工。虽然有公使和领事，但如同鞭长莫及，有什么办法呢？从前法国在越南多事，彭刚直檄文委派他秘密前往越南、金边、暹罗、新加坡等地侦探敌情，返回广东后上书当权者，说法国侵占越南，越南的危亡已如同早晨的露水一样短暂。然而越南灭亡而暹罗、缅甸并没有立即灭亡。现在缅甸国王暴虐，兄弟失和，英国萌生废立之心却不自安，转而倚仗法国援助，被英国所忌惮，恐怕会加速其灭亡。向来听说暹罗、缅甸两国一向被称为恭顺，附近各岛屿如英、法、荷、西等国的属地，华人流寓其中的不下数百万人。应当赶紧选拔派遣公使驻扎南洋，所有南洋各国如越南、缅甸、暹罗小吕宋以及英、法各国属地的华人，都归其统辖。就选拔各埠的殷实商人，或者已经被推举为甲必丹、中外信服的人担任领事，联络声气，力求自强。仍然仿效西方人在中国训练民团以资保护，令各埠商民捐款购置一两艘兵船，公使乘坐它们出访各埠，这样信息灵通，邦交更加稳固，声威既壮，藩属不敢有背离之心。用军队保卫百姓，就用百姓供养军队，一举两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人怀疑各埠华人多借洋人以自重，董事也各自树立党羽援助，不肯受华人官员的约束，持节南下行动多有掣肘，怎么办？这是兵力不足，而权势因此不能施行的原因。没有水师兵舰出洋缉捕，不能折服外人欺凌的心；没有老成练达、精明强干的人才，难以胜任公使领事之任。各国广泛招募华工，唯独美国限制华工。从前外人虐待，应如何设法保全？与国的苛刻条款，应如何严词拒绝驳斥？这不是使臣的责任吗？

译派遣使臣，早已在皇帝心中有所考量，朝廷用人自有其权衡标准，本来就不是言语所敢妄加议论的。至于每逢派遣使臣持节出使，奏请调派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官员时，尤其应当格外慎重挑选。使臣、参赞、领事若能通晓该国的语言、文字、法律条例，遇事便能立即交谈，情意自然相互信任。参赞作为使臣的副手，凡是交涉大事，对方请求于我方的，或应允或拒绝；我方请求于对方的，或许可或否定，都依赖参赞与使臣商议决定后执行。如果参赞毫无才能谋略，使臣认为可行的他也认为可行，使臣认为不可行的他也认为不可行，那又何必设置这个参赞呢？因此，只有熟悉情况，洞察利弊，才能匡正使臣的不足，使处置不至于失当。翻译和随员则是使臣的喉舌和手足，凡是重大的事情由使臣亲自裁决，细小的事情必定让他们代理，或者办理使馆中的案件，或者与洋人周旋应对。至于辩论公事，完全依赖翻译，是非曲直所关涉的，轻重缓急都必须得体，如果喉舌手足运转不灵，必然对全身有所妨碍。至于领事这一官职，关系尤其重大，华民数以百万计，良莠不齐，小到钱债纷争，大到命案盗案，使臣来不及兼顾的，调解审判，都依靠领事。领事贤能，则商民安宁，邦交也日益和睦；如果不肖，则矜持任性，不仅旅居的华民失去庇护，而且被外人轻视，口舌之争增多，彼此往来必然多有抵触，难免因此失和。所谓参赞、领事、随员、 translation 尤其应当格外慎重挑选，就是这个原因。似乎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不得滥情西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语法语语言文字以及各国地图史籍政教风俗，考察其才识的偏全，以此决定取舍，在所选人员中明确区分甲乙等级，以此确定参赞、随员、领事的等级差别。如果人数不足，再旁加辟举，如有多余则储备等候后续调派。倘若出洋多次，办事勤劳，确实符合众人期望的，就可以由翻译随员荐升为领事、参赞。历经各国逐步升任公使，如果有始勤终惰，或沾染洋习，处置乖张不当的，上级则由公使特别参劾，下级则允许同僚公开揭发，咨文总理衙门复核属实后，奏请除名。给予可以晋升的阶梯，那么群才就会思虑奋发；施加难以宽恕的惩罚，那么不肖之徒就会畏惧刑罚，这样对外可以成为四国的表率，对内可以堵塞终南山捷径般的投机之门。自使臣以下的各官员，无论出洋时间长短，务必将所办理的各项事务，以及地方的风土人情、国政商务、工艺土产，随手登记，回国后进呈朝廷，择要刊刻，以昭示天下，这样就能做到知彼知己，决胜于无形，这是三代询问事务、考察言论的成法。戊子年，曾派遣京官分赴各国游历，可惜他们不是王公大臣，又不通晓该国的语言文字，虽然知道中外的利弊，著作等身，却不能坐而言、起而行，也与翻译西书的人没有区别罢了。

还有进一步要说的，泰西各国无论国家大小，公使都按等级分班次，头等可以随时入见君王，请茶会面，商议要事，不至于隔膜；二等需提前约定，只能接见外务部官员，君主茶会因身份地位不及而无法参加。现在土耳其、希腊、日本等小国，都派遣头等公使分驻各国，而我堂堂大国，行走班次反而居后，有损体统，妨碍交涉，也常常受到牵制。拟请以后驻扎英、俄两国的使臣，都以头等派充，增加的费用不多，而收效甚远，国体也因此而尊贵了。而且出使官员的公费也应当酌情增加，使其足够使用。昔日总理衙门所定的出洋各员薪水本来就不多，现在又经过屡次核减，那么各员必然会有因简陋而被外国讥笑的，因小失大，非常没有意义。一切车马服饰，都不可过分寒酸俭朴，以壮观瞻而尊国体。所驻扎的国家，其官吏有应当接见的，固然应当互相拜访，询问清楚情况；那些不应当接见的，断不可随意前往，以便让他们知道使臣的尊贵和国制的严明。这样华洋之人见到就会敬服，专对之才，胜过十万大军远矣。至于胆识兼优，声望素著，应当诤谏时就诤谏，应当顺从时就顺从，应当行动时就行动，应当停止时就停止，回环积议如转环般顺畅，化巨祸为细事，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像汉代的苏武、傅介子，唐代的颜真卿，宋代的富弼，这些光辉的贤人，至今不朽，英风亮节，现在难道没有人吗？这正是有志之士奋然兴起的原因。

邻交

薛福成

古代的豪杰论述结交邻邦的道理，不外乎两个方面。诸葛亮以蜀国对抗魏国，知道吴国可以结为援助，所以说“释怨以联和”。伍子胥为吴国谋划对付越国，因为两国接壤且世代为仇，所以说“去疾莫如尽”。现在与中国同处一个洲内，而国势稍能自振的，没有比得上日本的。论及外侮的交相侵犯，不能不树立援助以自固，应当有吴蜀相亲的态势。然而日本人性桀黠，蔑视我们中国，他们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加于邻邦，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时机非常紧迫，而其情势非常明显。然而日本在唐宋以前，未曾不朝贡中国，其后平氏、源氏、北

译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家交替掌握兵权，在东海的中国地区逞强霸道，而中国君主空拥皇位超过七百年。元代错误地任用庸劣将领，突然遭遇飓风，将军队丢弃在海外，这是上天有意保全日本，并非日本战胜的功劳。明朝中期，边防日益松弛，沿海奸民引诱倭寇进行劫掠，而日本常常有轻视中国的心态。十多年前，日本国内多事，诸侯群起争夺，德川家狼狈失势，因此废除了大将军职位，各藩也被全部废除，改设郡县，逐渐呈现出加强中央、削弱地方的趋势。又大规模开放通商口岸，崇尚西方制度，甚至更改历法，改变服饰颜色，修建铁路、电线、机器等，不遗余力。国债达到两亿以上，最近又从英国购买铁甲舰，西方人啧啧称赞，而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日本之所以不惜重金如此勤勉地经营，必定是说有所回报。日本之所以恭敬侍奉西方人，交往如此密切，必定是说可以求助。然而日本有所增益，就必定有受损的一方。日本既然日益强大，就必定有衰弱的一方。我私下为日本反复思量，知道它的志向必定不仅仅在朝鲜、琉球。试想朝鲜、琉球的土地广大，物产丰富，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况且日本在海边，也多事端。几年之中，一次入侵台湾，二次议论朝鲜，三次废除琉球，如今它的兵船甚至游历到福建，隐有炫耀武力的意思。日本大概自认为富强的方法远胜中国，所以想用中国难以忍受的方式挑衅，使我们愤怒而挑起争端，而日本得以一试身手，侥幸获胜，日本固然可以任意索取；万一不胜，日本依靠西方人调停，国家没有损失，它的谋划也很狡猾。所以此时废除琉球，不是说它的土地值得贪图，人民值得役使。日本只是借此试探中国。中国如果有力与之较量，固然借作为开战的借口；中国如果不与之较量，也更知道中国的软弱。渐渐就会南犯台湾，北攻朝鲜，逐渐深入内地，这大概是必然的趋势。现在试着就日本近况与中国比较长短来讨论。日本仿行西方制度，颇能排除众议。凡是火轮、舟车、电报以及一切制造、贸易的方法，稍有规模，又得到西方人的帮助，这是它自认为胜过中国的。然而日本的土地和人民，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国债累累，岁入的一半用于支付利息，那么它的军饷不足依靠。国库空虚，各项事务都依赖纸币，纸币不能在国外使用。一旦有事，船舰军火都无处购买，那么它的器械不足依靠。日本最近改革军制，寓兵于农，全国陆军常备额不过三万二千人，那么它的人数不足依靠。只有它的海军有战舰十五艘，大炮数十门，不全是新式，毁谤者说腐朽败坏难以使用，赞誉者说操练颇为精良，军队精不精，必须经过战阵才能显现。日本用西方方法练兵，仅过十年，未经战阵，核实其实应当与中国相等。那些西方人的称赞，不过是迎合喜好的话，也挟持作为恐吓中国的工具。日本自变法以后，悍将骄兵失去职位，废藩旧族心怀怨恨，常想趁机起事，以咬噬执政的大臣。日本又北畏俄国，西防中国，如果势态不能支撑，西方人且会改变袒护而变为窥伺。日本政府考虑得很审慎，所以不敢直接与中国为难，而一定要以琉球作为开端，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日本虽然诡诈，仍然看中国的举动来决定进退，是明显的。现在的时势与元明不同，自强的权力在中国，也就是震慑日本的权力，也在中国。日本能买到的，我们也能买；日本能学会的，我们也能学。而中国的才力、物力，是日本的十倍啊！琉球是个小国，存亡绝续，原本不足以影响中国的轻重，然而日本侵犯的志向，危险、杂乱，不可终日。中国在自强方面，不宜只先说空话，不可被浮议阻碍。如果真的能一天奋发有为，用果断来推行，用实际来考核，固然很快就能见效。所以为今日计，对付俄国的方法，宜用柔，不是真的柔，而是化解其争竞之气；对付日本的方法，宜用刚，不是真的刚，而是展示振作的机会。《军志》说：“上兵伐谋，其次则伐交。”如果真的处置得当，那么敌人的狡诈谋略可以止息，不久就会借助西方人来求和我们；而西方人的外交，又何必不与我们合作呢？

译聘问与国

彭玉麟

秦国之所以能够兼并天下，是因为它远交近攻；蜀汉之所以能够抵抗曹魏，是因为它联合东吴而化解怨恨。帮助多的人强大，帮助少的人弱小，这是大概的规律。圣朝统治着华夏大地，那些披发左衽的边疆国家，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朝廷仍然选派重臣，使者车辆在路上接连不断，用盟誓来加重承诺，用条约来重申约定，一视同仁，言归于好，安抚夷狄的方法，可以说是到了极致。然而各国情况的真假不同，强弱互异，有可以为我所用的，也有不能为我所用的。试着简要地说：俄国人狡诈强悍，欧洲的土地，被他们蚕食殆尽，其边疆直接与中国接壤，东、西、北三面，绵延几乎将近两万里。其近边的浩罕等国、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都被俄国人以兵威胁迫，实际上是想彻底拆毁我们的藩篱。如果东三省近边的地方，不仅库页岛归于俄国，就连黑龙江、绥分河、吉林等处所属的游牧部族，也多被他们割据，而且经营回疆，侵占伊犁，长久地视我们为弱肉，这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日本人短小精悍，性情固执偏僻，他们的君主也喜欢夸大和追求功名，近年来进入台湾，议论朝鲜，废除琉球，依附西方人，妄生觊觎之心，渐渐有得寸进尺之势，这也是不能为我所用的。然而日本不敢对我逞志，是害怕俄国乘其空虚；俄国不敢对我逞志，是害怕德国在其后跟随。德国人以兼并坐大为利，二十年来打败丹麦、打败奥地利、打败法国，如今仍然增兵协饷，如同面临大敌一样，只是想要挫败俄国人，然后让百姓休养生息罢了。德国与我们通商的地方不多，但情意尚属亲密融洽，其前任宰相俾斯麦曾游历中国，受到我朝教化的熏陶，确实深深景仰，所以德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美国的志向在于通商，而且一向亲昵于我们，其前任总统格兰特感激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待的优厚，曾与日本君主争夺琉球，用顺逆的道理晓谕他们，用强弱的形势耸动他们，大意是直在我而曲在日本，随即有瓜分琉球的议论，日本君主含糊其词，于是极力斥责其非，所以美国也是为我所用的。法国自八十年前拿破仑兼并各国，有囊括四海的气势，后来被英国人擒获，几年前其侄又被德国人擒获，如今元气初复，执政频繁更替，无暇顾及远略，俄国人常想联合他们，法国人因为畏惧德国而不敢结交我们，但其内心未曾不嫉妒俄国。虽然以前因为传教的原因被俄国厌恶，最近因为安南的原因与俄国有嫌隙，但想要牵制俄国人，不得不与他们纠缠。英国人向来以水师的强大、器械的精良，称雄于亚洲，德国和法国都不如他们。对于俄国人，则鄙视其武备不精，又忌妒其疆域日益扩张。以前既不允许俄国在黑海停泊兵船，后来又不允许其在天山掠夺土地，这确实是俄国人所畏惧的。日本人对英国，尤其敬重而信任。近来改变制度，更换服饰，改正历法，一一以英国为楷模，这确实是以英国为护符而不敢超出其范围的。至于英国人对于中国，以前虽然是敌国，如今则是友邦。他们急于通商，不过是唯利是图，并非想要扰乱我们的百姓，贪图我们的土地。而且略知信义，颇尚豪侠，自订立条约以来，对国际公法研究得最熟。他们说“中国有事，各国调停”，话虽然不可完全依赖，但也并非全不可信。目前法国有创深痛巨的情况，英国有唇亡齿寒的恐惧。中国想要驾驭日本人而制服俄国人，首先应当结交德国，其次应当结交美国，以及瑞典、丹麦、普鲁士、日本、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小国，都应当联络输诚，以信义结交。不一定借为外援而让他们荷戈执殳供我驱策，只要不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了我。以夷制夷，所谓以毒攻毒。虽然各国都应当结交，但俄国、日本与英国、法国难道就不必结交吗？不是这样。他们以和议而来，我们以战争相待，是不可以的。孤立无援，与人生隙端，也是不可以的。这应当防患于未然，弭变于无形。可以用信义感化的就用信义感化，可以用权术驾驭的就用权术驾驭。对内严设防备，对外消除嫌隙，而在缓急轻重之间，在于能够辨别的人。

出使四国奏疏序

薛福成

奏议，是古文的一种体裁。从前曾文正公选抄奏议，推崇贾谊、陆贽、苏轼三家。鸣原堂论文，专门论述奏疏，也已经涵泳其边界而抉发其奥妙了。古今奏议，只有西汉是最为规范的，而气势之盛，事理之显，尤其没有比贾谊的《陈政事疏》、刘向的《封事》更好的。忠爱恳切，发自至性。诸葛亮的《出师表》，规模宏远，谟诰的遗风，都与贾谊的文章相辅相成。可惜很少见到。汉代以后，文章之道衰落，风骨稍减。唐代韩愈、柳宗元有作奏事的文章，写得不多，受限于职位和时代。陆贽用骈偶的体制，运行单行的气势，曾文正公说他的理精则比肩濂洛，气盛也足以与韩愈、苏洵并驾齐驱，不是虚语。苏轼的奏议，终身效法陆贽。以敷奏君上的体裁，应当条畅轩豁，能这样也就足够了。贾谊究利害，陆贽研义理

译文忠公洞察人情，三家各有精深造诣，文正公加以折中，确实允当。我私下认为，又有人说文正公的奏疏，参用近代奏章的格式，融入古文精洁的气韵，实在是六七百年来奏疏中的绝妙之作。我常想剔除幕僚代拟的作品，专门保留文正公的手笔，汇编抄录几卷，私下用来揣摩学习，最终未能实现。奏疏这一文体，前有那三家，后有文正公，都是我所衷心信服、不敢违背的。从前在幕府时，曾起草奏章，都是代笔之作。自奉命出使四国以来，忝列京官，负有奏事的责任，凡是不属于使职范围的事，不敢妄加陈述。癸巳年秋季，任期将满准备回国，在行装中搜得奏疏草稿数十篇，略删去那些循例之作，整理为两卷，等待向当世之人请教，也用以自我鉴戒。唉，经世济民的道理无穷无尽，世事变化日新月异，当今西洋各国的情况，是贾、陆、苏三位公卿与文正公所不及的。福成既然看到了四位贤人未曾见到的事情，那么凡是应当陈述的，都是四位贤人未曾说到的。正因为是四位贤人未曾说到的，正因为是四位贤人未曾说到的，身处当今之世，于是更不能停止言论。怎能起用四位贤人于今日，抒发他们壮年的志向，以启发后人的不足呢？古人虽然事理相同，但议论世事的人不能因为所论之事是古人未曾了解的，就认为奋笔撰文可以不效法古人。这就是福成对四位贤人更加仰慕、高瞻远瞩的原因。

译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人薛福成在英伦使馆自序。

出使四国公牍序

公牍的体裁，有奏疏，是下级向上级报告的言辞；有咨文，是地位平等者相互告知的言辞。虽然地位平等但稍示不敢与之抗衡的，则称为咨呈；有札文；有批答，是上级向下级下达的言辞。那些施加于官职稍低但不隶属于自己的人，则称为照会；有书函，上下级和平等者都可以通行；有详文；有牍，都是下级官员向其上级官员报告的言辞。官职在两司之上的可以不用。大臣出使有洋文照会的，〇这是本国使臣告知彼国外交大臣的言辞，也就是两国相互告知的言辞。执笔的人应当审察时机形势，辨析真情假象，研究条约，熟悉国际公法，得其要领则别人就会向我屈服；失其要领则我就会向别人屈服，是非在此分明，利害在此显现，强弱在此区分，这实在是掌握出使事务最重要的纲领。出使事务既有头绪，然后陈述其概要而奏报，而咨告，札文中的意思如果有未表达清楚的，就再写信来引申说明，都是这类文书。所以凡是处理出使公牍的人，必定以洋文照会为谨慎对待的重点，而其他体裁的公牍都由此产生。电报虽然是过去所没有的，近来筹办襄助公务的关键要点，大半都包含在此，所以也应当附在公牍之列。我奉命出使海外四个寒暑，已经甄选收录奏疏稿件编为一集，又收集咨文、信函、札文、批答中稍关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的，以及洋文照会和电报，整理保存为八卷，时常自我阅览以作为借鉴。自从我国与东西洋各大国通使以来，用来咨询政教风俗，联合邦交，保护权利，颇获无形的益处。然而使职难以胜任，所以〇因为中国风气初开，昔日高官不懂外交事务，动不动就被西方人欺骗；西方人习惯于积习，更把不敢施加于西方各国的做法施加于中国，作为使臣的人于是不得不与他们争辩。争辩稍慢，他们必定漠视而不理睬，其弊病在于畏惧事端；争辩过激，他们必定借端来互相指责，其嫌疑在于制造事端。近来当事者愿意制造事端的较少，而习惯畏惧事端的较多，所以失之于刚强的常常较少，而失之于柔弱的常常较多。我生性愚钝拙朴，凡是遇到交涉大事，喜欢争辩，争辩的工具必定以洋文照会为开端，有时用力过猛，他们或许愤怒而停止商议，然而未曾不慢慢自行转圜，未曾不稍微就范于我的范围。〇我虽然坚持他们不愿听的话，但道理正当，事情核实，语气平和，出于忠信的胸怀，将以诚恳的意图，知道他们不能为难我，然后必然如此。用来为难他们，而不要怀疑其端倪，可见于文牍的，也仅仅十分之四五而已。时间久了，他们将会积累感激而消除疑虑，转怨恨为尊敬，欺骗的人不敢再欺骗，争辩的可以逐渐平息争辩了。但是想要与他们争辩，那么平日的联络布置，尤其不可不慎重。譬如拉弓的人，必定调和弓干，调整弓弦，引箭一发，力量虽然强劲，不至于弓折弦断的，本来就是在事前审慎。洋文照会，都是我授意译者所拟定的，然而〇再翻译为华文，中西文法截然不同，颇有诘屈聱牙的嫌疑，我恐怕混淆其真意，不敢贸然删改润色，后来的阅览者领会其意思就可以了。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人薛福成在英伦馆自序。

请派员游历外洋疏

谢祖源

私下认为周代《周髀算经》九数，畴人担任命官考工，五材各类士人分任职务。班固记载前代艺文，在经典之外列出兵书、术数、方技等类，这些都是专门实用的学问，圣人不废弃。近世大夫每每局限于见闻，谈到环球各国交际的通例，富强的根本，计谋或许鄙夷而不屑一谈。外洋测算源自中法，制器相材源于考工，营阵束伍乃是古代司马法步伐进退的遗存，开采五金仿效周礼吊人之职，测量地舆也是晋人裴秀成法。礼制失传求之于野，难道他们聪明而唯独我们愚蠢？只是中原习惯于空谈，平日留心讲习的人确实很少罢了。因此想要周知中外的情势必定从游历开始。然而各国事理与中国不同，他们借游历来传教的且不说，其他或者暗中计算中原与异域相通的里程，或者私自绘制山川形势，或者考求物产盈虚，或者测探煤铁矿苗，并非空劳跋涉的人。目前我所急迫的只是在察敌情，通洋律，谙熟制造测绘的要领，习练水师陆战的方法，讲求税务界务、茶桑牧矿等事宜。应当请求敕令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分派参赞随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分门别类讲求，并督导出洋武弁学生等学习各项技艺，督促劝勉并行，以收实效。至于翰林院、詹事府、六部属官中，如果确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的人才，坚朴耐劳、志节超迈的，可否请旨敕令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咨送总理衙门考核，再奏请发往各国游历。

卷四十 礼政五约章

约章

薛福成

两国议和，不能没有条约。约章实行既久，恐怕有畸重畸轻的事情，以致两国有所偏损，不得不定期修改，以调剂其平衡，这是中外通行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