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治体六变法下

译难道要交给那些手持版牍的低级官吏之手吗？把如此重大的事务，托付给这类官吏去办理，他们能否成功，即使是愚昧无知的孩童也能一句话断定。既然已经无法成功，却仍然每天挥臂鼓舌地说：“我在变法，我在变法！”这与先前所说的话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

译那么，中国的官员难道都庸碌无能吗？回答说：古代设置官员负责事务，礼乐、刑罚、政令、军事、农业、手工业、户籍、谏言、守土等，按职责分隶，专司其责，任期长久，赋予重权，优厚其家室俸禄，使其没有掣肘，使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能竭尽精力专心办事，因而事务得以治理。称霸天下的人鉴于权臣和藩镇的祸患，担心他们专断跋扈，就设立副职来削弱他们的势力；担心他们盘踞一方、肆意妄为，就催促他们频繁调动以困窘他们的力量；担心他们凭借重权显贵来窥伺图谋我，就发布号令、派遣监御史来剪除他们的威风；担心他们奢侈放纵没有节制，而且官员众多俸禄难以供给，就降低俸禄以节省开支。权势削弱，才力削弱，财用削弱，这是把臣子驱赶到作恶的道路上。然而他们才智强盛，权术巧妙，破格提拔的诱饵在前面，不可测度的威势在后面，束缚着他们驱策他们，他们不敢不战战兢兢地恪守职责，所以能竭尽精力专心办事，事务也得以治理。等到称霸天下者的子孙驱策也疲敝了，然而钳制束缚已久，压力日益加重，即使有才智，也无法自拔了。在上位者驯服顺从，在文饰粉饰中苟且偷安，他们看待官职如同传递物品；在下位者奸诈贪贿、互相攻讦，他们看待官职如同市场交易。唉！难道古人必定才德高尚廉洁，而今人必定疲弱贪墨吗？那是制度不善的缘故。

况且，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如果绑住他们的手脚，就不能战胜小鸡；倕、公输那样的巧匠，如果封闭他们的耳目，就不能制作一件器物。想要使用人的耳目手脚，却先捆绑他们、封闭他们，使他们极度拘挛、聋哑失明。仓促间有急事，就又呼号寻求治理，向拘挛聋哑的人要求才力聪智，这就像在裸壤之地寻求龙纹，向聋俗之人寻求韶濩之乐。况且先王任用官员是信任他们，后世任用官员是怀疑他们；先王任用官员是使用他们，后世任用官员是困窘他们。下属也习以为常地知道上级怀疑我、困窘我，于是致力于安静无为的学说，于是懒惰、推诿、疲敝；看待朝廷，就像粥铺和路人一样。把全国托付给路人、卖粥者之手，他们不欺骗售卖而谋利，已经是幸运的了，又怎能希望他们能办好事务呢？今天的官制，本是明太祖操纵权术和前代的弊政。然而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太平无事，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确实是防止弊端、揽取权力的手段。如果强邻环伺，事变百出，仍然沿用这种束缚禁锢的旧制，就必然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拖延张皇，一事无成。况且同样的善政，西方人实行而大见成效，中国实行却滋生弊端，壅塞隔绝、侵蚀败坏，最终导致废辍。变法而不正本清源，就像灌溉枝叶而希望根本茂盛，澄清港口而希望水清澈一样。董仲舒不说过吗：“为政不调和，严重的就要解散而重新张设。”没有百年不弊的法度，前代美好的治理至今尚且弊病丛生，何况胜朝数百年的秕政呢？国家强弱都痿弱不振，振兴坠落、疏通阻塞，政事极大，事务极多，无不从官制开始建立。然而剔除满朝积弊，医治十年沉疴，条理万端，不是一言可以说完的。请先探究病源，条陈要旨，以此医治国家，或许能有痊愈的希望吧？

想要治理病源，第一是淘汰冗员。日本变法时，删减冗官，让知县直接隶属于国主，连亲王那样尊贵的人也出任知县，放松监制，使他们可以直接通达，尊崇他们的权位，使他们能够任事，上与君主沟通，下与百姓亲近，所以情通事举，不到二十年国家就强大了。现在县令亲近百姓，却受本府控制，受监司控制，受督抚控制，上拜见长官如同朝见天帝，下规画民事动辄掣肘，君与臣相互隔绝，官与民相互隔绝，大臣小臣又相互隔绝，堂陛九级，廉洁诚信远离了。然而郁结壅塞，上德如何宣扬，下情如何通达？从前周朝以百里封侯，直接隶属于天子；汉朝以郡守统领县令，下及小民。现在我国疆域辽阔，县令多放纵，不能远师成周像日本那样直接隶属，也应当效法汉朝的良好制度，由巡抚统领，尊崇他们的品秩，授予他们事权，或许能寻功简能，易于规画，专城抚字，不担心掣肘。汉宣帝说：“与我共同治理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吗？”每次拜授守相，就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资质，听取他们的言论，所以循良最盛，于是中兴。唐太宗重视亲民之任，督守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条列他们的善恶，所以州治大多治理得当，贞观之治于是达到太平。他们亲近官员如此，锺离意、恒荣以尚书令仆射的身份出任郡守，虞延、鲍昱以郡守的身份入朝位列三公，妙选人才，级秩崇高简略，他们重视官员如此。县令即使是监司那样尊贵，奏牍不能上达，政治不能惠及百姓，傀然中立，壅绝上下，至于县令则由吏部铨选，上级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参谒长吏，劳苦几乎同于仆役，清流之士羞于担任，还想要借此求得治理吗？淘汰藩臬道府的冗员，废除参见拜跪的繁文缛节，人人知道自爱，官吏能够举事，然后上级可以收用他们。至于卿寺的冗员，尤其应当一并淘汰。刑部掌管刑罚，却又设立大理寺；礼部掌管礼仪，却又设立鸿胪寺；六部重任，而堂官六七人，各无专事，潦倒于冗员之中。至于闲曹，至于宰相，则是天子的元辅。古代三公的制度，二伯在外，一

译宰相治理内政，责任极其重大。后世将职权移交给司徒、司马、司空，于是宰相变成了三个；职权移交给中书、尚书，于是三公都成了实职官员；职权移交给同三品平章事，于是三省成了虚设；职权移交给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由其他官员兼任宰相，且职位首尾相连。如今大学士有四人，加上协办大学士，然而机密要务，全都隶属于军机处。内阁的设置，都成了闲散官职，官制杂乱败坏，已经损害了国家体制。推行一项新政，他们就能参与会议，就能进行阻挠，就能牵制掣肘，这是供养虚设冗员来自寻烦恼。小则白白浪费国家俸禄，大则推诿牵制朝政。如果仍然沿袭这种败坏的法度，这就好比渡江河却烧断缆绳，根本不用等到风波险恶，船在江心就一定会倾覆了。

译第一是专任。如今一个人独自掌管千户人家，就像两个人拉着羊弹琴，羊就会倒在路边。一个人谋划周全，那么千门万户顷刻间就能确立。如果在道路旁筑室，那么三年也建不成。不是一个人谋划就智慧且有才能，众人谋划就愚笨且昏暗。他们的权力不统一，见解不一致，形势又相互僵持不下。开始时互相牵制，接着互相推诿，最终互相倾轧。以至于智慧耗尽，才能也衰竭。所以专制的制度，用错人就会混乱，用对人就会治理好。分任的制度，用错人会混乱，用对人也会混乱。专任的制度，治理时功绩归于一人，混乱时责任专属于一人。分任的制度，治理时互相倾轧，混乱时互相推诿。因此先王设立官职时，扩充僚属而不设置副手，是为了专责成事而统一事权。汉代的三公，魏代的九卿，沿袭而不改变。后魏时期，才开始设立少卿来分割九卿的职权。隋炀帝时期，才开始设置侍郎来分掌尚书的权力。于是导致控制纷乱，政事繁杂琐碎。官制的败坏，延续将近千年。如今舍弃周汉的美好制度，沿袭魏隋的积弊，这是沿着前车覆灭的轨迹却以为平坦大道。况且上级担心下级揽权专断，所以一部之中，堂官已有六个，再加上管部，权力被削弱了，事务被分割了。又担心他们放纵懈怠无事可做，于是让他兼管其他部门，一个人兼任好几项差事，一天跑好几个衙门，奔走困顿。然而每天到堂上拱手站立画押同意罢了。对事务不熟悉，能力达不到，本来就不能办好一件事。几个人共同做一件事，必然才能受屈而事情失败；一个人做几件事，必然才能不足而事情也失败。哪如让人事相称更好呢？回答说：各种事务繁杂，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才智所能周全的。像这样不如让议政和行政，分别任用不同的人。西方国家各部长由一人担任，有什么兴革，议院集议详述得失，然后下达各部令其推行。所以考虑周全而集事迅速。如今略微仿照这个意思，修习虞帝辟门的典制，恢复汉代议郎的制度，精选通达中外的人士，聚集在内廷，仔细审察机宜，详细考虑利弊，计议既定，下部施行。咨询谋划则群策无遗，措施办理则一人专制。既不担心他们揽权，又不忧虑他们掣肘。几年之间，百废俱兴。舍弃良法而不实行，只是做惩羹吹薤的举动。以前用来约束别人的，现在正好用来束缚自己。像这样却想求得治安，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

第一是久任，安定他的土地，熟悉他的人民，通晓他的风俗，扰乱他的人情，察看他人的好恶，办理他的土宜，权衡他的利害，规划多年，然后可以举一事。然而又不是早行而没有效果的。张纲振目，染濡淫浸，有的实行几年而见效，有的实行十年而见效，有的实行几十年而后见效。所以吴祜任胶东相，九年而报绩；杜诗任南阳太守，十年而成化。如果催促他的时日，计算他的更调，那么即使是皋繇司理，仲路治赋，龚遂文翁守郡，也将束手俯颈，无以自见，以此责效于俗吏呢！汉宣帝说：“守令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道他将久而不可欺罔，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汉代郡县都久任，其能异的，以玺书累秩九卿，终不易位。汉代循良迭背相望，固然由于人才之盛，也是上级能竟其用。后魏太和时期，开始以六年为限；后唐则缩短为二十五月；宋代则定为三年，行之至今，又多有摄署变易急促不及数月，刚经营一事，忽然调任异郡，那么他人嗣职，将改变前人的作为。刚治理一职，檄文调任它郡，那么“五日京兆”，以不习而诿陊。况且铁路未通，道途辽绝，赴任之期，动辄超过时月，未及布置，又复他移。自非上圣，谁能过化呢？古代的封建，分土子民，亲爱国人，如同治理家事，所以废兴坠举，土辟民治，封建容易而郡县难。只有久任之法，尚存封建的遗意。如果迁移仓卒，官如驿舍过客，即使有才能，谁能治理驿舍之事呢？难者说：久据专城，势将蹇肆。唐代藩镇，其事已矣。回答说：引线之差，视其起点，摄引之率视其重心。唐代以武力之臣授之大郡，私握兵柄，世代子孙，重心已偏，所以摄引不能及。如今治理百里之吏，兵权不属，十余年外即可迁调，虽然有桀骜，何能专肆？况且古代的吏治，患其专；如今的吏治，患其散。古代的吏治，患其擅；如今的吏治，患其诿。制异势殊，专擅确实不是所患。如今还借口唐代藩镇，说久任不如时易，那么为什么不引用汉代前事而观看呢？

这三者实行了，然而佐理无人，那么事情仍然坠落而不举，仍然格而不达。西方国家新相登朝，那么各部之长都必须更易，听任自己选择用其所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下如流水，不担忧阻捍，所以意无不行，事无不举。汉代三公都有曹掾，开合辟士，妙简英贤，所以汉代的公府得人最盛。外之州郡，都有

译僚属中的别驾、治中、功曹、主簿，都是由州长官自行征辟任命，俸禄统一为百石。王涣征辟仇览担任主簿，宗资任命范滂担任功曹，周景延请陈蕃担任别驾，成瑨任命张牧担任贼曹，他们诚心委任政务，因此取得了卓越的政绩。魏晋以后，仍然沿袭这一制度。北齐政治衰败，奸佞幸臣侵夺官权，州官才开始任用私人。隋唐时期，判官、推官虽然需要奏报朝廷，但仍然是自行征召的。后世担心他们任用私人，于是所有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吏部选拔。朝廷内部的阁部司员，都通过抽签决定，只供起草文稿、签署文件之用，并不能依靠他们辅佐政务。地方上的县丞、佐杂等官，都通过捐纳获得，无非是市井无赖中的佼佼者，并不能增加其辅佐之力。智慧有达不到之处，才能有不具备之时，独自执政既然无法治理好政事。文书堆积数尺高，足以隐藏身形；成案积例，都不熟悉，于是不得不委用胥吏，而胥吏本来就是天下最狡猾的人。《诗说》说：“与老师朋友相处则治理得好，与奴仆厮役相处则灭亡。”所接触的都是无赖和狡猾的蛀虫，却还想以此来求得治理，这难道不是左手写书右手休息那样荒谬吗？现在的计策应当大致师法汉代的制度，朝廷内部的宰相、部官，地方上的督抚、县令，允许他们征辟人才，大致设置品级，在幕府中储备人才，或许能有助于政治。至于胥吏，则如同树木的蛀虫。一个衙门之中，书吏多达百数，阻隔上下，压制、讹诈、牵连诉讼，其危害甚于狼虎，而且他们熟悉成例，借此要挟，虽然痛恨他们的危害，却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不除去根本，枝叶必然不茂盛，除去的方法应当是用士人来替换他们。萧何掌管文书，朱震担任从事，缪彤担任主簿，省署中的文书督促、簿籍役使，都任用名贤亲自处理，所以上能匡正弘扬清明的教化，下能疏通郁结滞碍。州县的官员，不熟悉吏治事务，一举一动都依赖胥吏，胥吏因此抓住他们的弱点而操纵长短，这就是所谓的用羊去放牧狼。唐代士人刚考中进士或尚未做官的，都在藩镇幕府中任职，金朝设置主事，也是由落第的举人担任，这是师法其意，用士人。试而不第的人，担任吏职，优待他们的礼节，使他们可以出身。其中有才能的，提拔为部曹，这是朝廷所重视的。人们自然乐于就任，这样上面有僚属的谋议，下面有良吏的奔走效力，治理百姓的官员不劳而治了。这种做法不做，反而听任他们堵塞蒙蔽，任其败坏，不查探病根，只责备自己治病，难道不荒谬吗？难道不奇怪吗！

译至于奔走于各个官府，激励豪杰之士，那么资历深浅原本就不应作为选拔的标准。士人常说：“后来者居上。”汲黯讽刺那种堆积柴薪、后来者反居其上的做法，宋代大臣李沆也说：“不任用年轻好动的人，难道是因为要用资历来治理国家吗？”回答说：“资历的说法，可以用来治理常态下的天下，却不能用来治理需要应对变化的天下；可以用来治理统一的大一统天下，却不能用来治理多国并立的天下。闭关自守、沿袭旧业，不需要人才，一两个老成持重的人足以供驱使，年少杰出的人可以让他们消磨才华，留待子孙使用。”

如今时局变化急迫，强邻逼近，压抑已久，人才凋敝，想要寻求人才，用温和的言辞去号召，却无人响应。早晨选拔出杰出者，晚上就委任他们政务，仍然赶不上需求，反而又用官阶品秩来限制他们，将他们投闲置散，一旦有紧急情况，谁肯奔赴？况且要成就大事，担当大政，兴办大利，必须依靠那些精明卓越、卓尔不群、毫不畏惧众人议论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锐气可用，才力足以担当重任吗？如果用科举来困窘他们，让他们屈居下僚，用奔走劳碌来挫伤他们，用岁月来消磨他们，那么他们壮年时的雄才大略，以及乡里所说的精明卓越、不畏惧众人议论的锐气，都已经被摧残消灭殆尽。即使有杰出老成、忧国如家的人，也将在仕途上跌跌撞撞，直到白头还在郎署任职，有幸跻身枢要职位时，已经昏聩衰老，愚钝不堪。唉！让他们的才华衰老，才华就败坏了；让他们习惯于琐事，事情就荒废了，下面的人固然困窘，上面的人又依赖什么呢？

况且英明的君主，号称能够网罗天下英才的，难道不是因为爵位赏赐由自己掌握，足以驱使和操控他们吗？汉武帝从奴仆中提拔霍光、金日磾，从平民中起用卫青、霍去病，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把兵权交给他们，因此能够剪除强大的匈奴，辅助实现垂衣而治的盛世。明太祖用人不拘一格，一句话符合旨意，立刻晋升显贵，萧滋以贡生身份成为大学士，曾敏以监生身份成为尚书，所以士人都感激知遇之恩，奋不顾身地追求利禄。如今爵位俸禄并不缺乏尊贵荣耀，聪明灵秀的杰出人才也不缺乏。然而被官阶所限制，按部就班地晋升，得到高位，就说：“这是靠日常努力得来的，不是皇上特别提拔我。”得到高官，就说：“这是按惯例得到的，不是皇上了解我。”如果能够得到长寿富贵，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谁还会感激图报，束缚国士的身心来报答众人的待遇呢？

古代官阶简单，多次迁升就可以上至公卿，所以汉朝的车千秋起家做大鸿胪，几个月就成为丞相；东汉的黄琼以议郎身份四次迁升就成为司空，沿袭到明代，官阶虽然稍微有些编检，三阶就可以成为大学士，就资历而言，还没有造成危害。如今官级繁多密集，迁转难以进入，做翰林几十次迁升才能成为卿贰，出任县令几十年也不能成为督抚。即使有曾参、史鱼那样的美德，管仲、诸葛亮那样的奇才，也只能俯首顺从资历，无法自达；而平庸低劣的人，反而因为资历深久，明显地被优先任用。这就是杰出之士所以掉头不顾、视朝廷如粪土的原因。过去崔亮创立停年制，不问贤愚，只按资历限制，人才沦丧败坏，拓跋氏因此灭亡。魏国的灭亡是这样，汉朝的兴起是那样。由此说来，究竟谁有利谁有害，谁得谁失呢？《诗经》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苏轼说：“能任用有智谋名声和勇武功劳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所以想要振兴国势，必须造就人才；想要造就人才，必须打破资历限制，允许他们上书，通过行事来考察，广泛询问，普遍提拔。果然有异能的人，立即授予大臣职位。这样，有智谋名声和勇武功劳的人，难道不会聚集在京城，奋身图报吗？人才既然得到了，还担心事情治理不好吗？由弱变强，由危变安，由乱变治，只是一转移之间，人才聚集，事情就能办成。还有什么可顾虑而久久不做的呢？

况且皇上明诏大号，目光注视，督促臣下，真诚地说：“不是说要洁身自好、遵守法度，不要窥探我的利益，不要侵扰我的百姓吗？”然而上面要求廉洁，下面却以贪婪回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给人生命的人，才能得到人的死力；赡养人家的人，才能得到人的身心。给予微薄而要求厚重，不是从臣下那里得到廉洁的方法。中国官吏数以千计，攀附为奸，盘剥小民，贿赂盛行，因循苟且而不觉得奇怪，只是追逐利益罢了，恐怕不是顾及品行。更严重的，欺骗君主而牟利，侵蚀国库，克扣军饷，卖官鬻爵，比较肥瘦。君主有急难，就以此牟利，可以说是没有品行中最恶劣的了。然而沿袭成为惯例，视为理所当然，那些佼佼者洁身自好、奉公守法的人，反而被看作目光短浅、行为奇特。上自督抚，下至县令，因贪污而败露的十有八九。至于京官的炭敬，部员的印结，本来公开谈论而不忌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进行的。即使号称贤能的人，也坦然接受，没有人非议。然而用国法来衡量，用古义来看，是污浊还是廉洁？不是古人所说的簠簋不饬吗？唉！捐弃廉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同样的头颅脚趾，同样的呼吸，难道只是他们与众不同吗？那么上面的引导者，不是他们的本意。古代劝勉士人首先重视俸禄，圭田的制度在孟子中详细记载，平民做官，俸禄足以代替耕作，法律非常良好。汉朝以石为俸禄，有定制，宣帝采纳张敞、萧望之的建议，增加天下官吏

译官吏的俸禄为十五。东汉建武年间恢复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等级，因此官员没有家庭生计的拖累，人人都怀有自我勉励之心。到了隋唐时期，制定的俸禄依然优厚。宋代无论是阶品、官职、封勋还是差遣，都有俸禄，除了正俸、职钱、公用钱、职田之外，还有衣粮、餐钱，又制定祠禄来让年老官员安享晚年，用丰厚的恩赏来优待贤能之士。自秦朝以来，俸禄制度最为优厚，因此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名臣们崇尚廉洁清静，官吏治理循规蹈矩、善良正直。

到了明朝，官员的俸禄变得微薄，一品大员的俸禄不到一百石，而且本色（实物）和折色（折现）实际得到的很少。起初用宝钞折抵米粮，十贯宝钞抵一石米，那么一石米的俸禄就仅值二三十文钱了。成化年间宝钞已经极其贬值，一贯宝钞仅值二三文钱。接着又用布匹折抵钱款，一匹布抵二百贯宝钞，那么一石米的俸禄就仅值十四五文钱了。而一匹布也仅值二三百文钱。俸禄之微薄，是古代所未有的。《管子》说：“粮仓充实了，人们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了，人们才知道荣辱。”自身尚且不能赡养，却要求他们洁身自好、坚守正道，怎么可能做到呢？

我朝兴起，沿袭了明朝的弊政，大学士这样尊贵的官员，俸禄仅为二百五十两银子、二百五十斛米，家中连九个人的口粮都不够，比不上周代的上等农夫；俸禄没有一百石的收入，比不上汉代的小吏。雍正七年才开始改革养廉银制度，然而中国礼仪繁复，费用巨大，长官耗费在随从仆役身上，下级官吏困窘于供应接待，这点微薄的数额远远不够。遇到庆典或军役，俸禄往往有折扣，太仓里的红粟腐烂不能食用，名义上是达官显贵，实际上几乎难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耿介正直，即使前面鞭策督促，后面斧锯威胁，尚且做不到，却妄图澄清吏治吗？

西方国家任用官员，职位划分很少，俸禄给予优厚，另外提供公费用于应酬交际。土耳其这样荒废破败的国家，宰相的月俸尚且有一千八百磅，安抚下级官吏的工资也有每月数十金。如果有超越法理受贿的行为，必定给予严厉惩处，因此办事没有陋规，物品没有官价，人们懂得自爱。贪污受贿的现象，无论中外，考察古今，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

人情没有不思念家庭、顾念妻儿的，毁家纾难、拯救国家的高尚节操，不可以用来苛求一般人。上级如果不给予丰厚的俸禄来赡养他们的家庭，他们必定私下从下级那里索取以供养自己，与其让下级索取以侵害百姓，何不由上级给予以劝勉官吏？与其私下索取以败坏公事，何不公开给予以禁止私取？吝惜这点小费用，却滋生了大祸患，没见这种计策是得当的。

根据职位的轻重，加重俸禄，缓解他们的困窘急迫，激励他们的廉洁操守，那么士人必定争相自我磨砺，约束自身投身治理。如果担心国库空虚，费用无处支出，那么冗杂滥竽充数的官员数以千百计，裁减那些虚耗俸禄的人员，合并他们的定额俸禄，一举手之间，粮饷费用就充裕了。俗话说：“端正根本，万事就理顺了。”想要端正根本，何不在这方面多加用心呢！

译其根本已经端正了，然而如果不澄清其支流，仕途仍然混杂。澄清仕途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停止捐纳，二是严格保举。古代国家有大庆典时，赐予百姓爵位等级，是与百姓同乐，并非为了牟利。晁错开始提出纳粟拜爵的说法，认为爵位尊贵，可以随意出口，捐纳的风气从此成为开端。名器和爵位怎么可以假借给别人呢？然而如果只是给予虚爵，还没有人认为这是弊病。桓帝、灵帝时期，连实职官位也公开售卖，吏治腐败污秽，最终导致汉朝灭亡。这确实是败坏的政治和失德的举措，足以使人亡家亡国。然而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权宜之计，于是那些善于投机取巧、计算利润的人，把朝廷当作市场。起初只是售卖虚衔，逐渐发展到售卖实缺，再逐渐发展到售卖监司职位，甚至售卖科举功名。那些逃亡的奴仆、市井无赖之人，都能拿出他们的盈余钱财，佩戴符节、系着印绶，竟然能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他们出粮出钱，乘坐驿车巡视郡县，这正是贾谊所说的无行径中最恶劣的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只要佩戴符节、系着印绶的人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我也可以得到。于是轻视官吏，于是轻慢朝廷，于是轻贱功名，从而玷污了爵位和俸禄。爵位不足以劝勉人，官吏不足以治理事，像这样还能治理好国家吗？那些清流之士，羞与樊哙为伍，都自行隐居，不担任国家事务，而民生大计以及兴利除弊的新政，于是都托付给逃亡无赖之手。唉，这距离成为汉朝末年的延续还有多远呢？况且捐纳的说法，原本说是资助款项，向上供给国家用度。元朝时捐一个县丞的虚衔，还需要十五万石粮食，仍然如此贵重，国家还有所得。现在则像烂羊侯尉那样，其贱如捐一个监司，不到万金，这对国家用度连万分之一的好处都没有。实行这种败坏的政治，即使获得丰厚的收益，也已经败坏了朝政、伤害了国家体制，坐受大害，却还要博取这数十万的数目吗？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二十六万矿产之富，冠绝地球。如果真的能开矿垦荒，种植畜牧，国家用度增加百倍还有余。却抛弃这样大的利益，蹈入这种败坏的举措，这确实不可理解，是没有策略到极点了。至于以人才侍奉君主，本来就是人臣的公义，古今的盛事。叔牙举荐管仲为上卿，萧何推荐曹参为丞相，齐国于是称霸，汉朝于是安定。现在的保举，却成了弊端的渊薮，不是遵循旧例，就是延揽私人，善于钻营的巧宦得势，真正的才能被压抑。所以边疆大臣和大吏每年都有推荐，然而名字罗列满篇，从来没有一个奇才。甚至有人通过谄媚或贿赂来谋求，如果不是这几类人，就不能让皇上知晓，对上欺骗君主，对下败坏官场。下面士气郁结，都有觉悟，都有天性，却谋划人家国，竟然如此奸诈谬误！如今天下并不缺乏人才，属官治理内部，见闻并没有隔绝，这应该严格责成大臣，精心选拔英俊之才，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推荐不当，追究举荐人的责任，淘汰无用之人而显扬宝鼎，退下劣马而招致千里马，差不多爵赏就不会泛滥，而国家可以得到任用人才的成效。事情很容易实行，效果很容易显现，却还害怕改变，这是珍馐当前，害怕举起筷子，却每天呼号寻求疗饥的方法，怎么能得到呢！

这几项，都举出了宏大的纲领，彻底疏通郁结，以贯通牵制，以去除才干，以展现芜杂，以澄清杰出人才，以达到大数就成功了。然而既然革除了旧弊，就应该增加善政。善政的关键，首先是商部。中国洋货内流，每年漏损千里，工艺粗糙，皇上不过问，茶丝的美利，日益衰退。西方国家商务设立专门部门，商会力量不足，国家帮助其推行，专心经营，所以能占据印度而削弱我们中国。现在应该另外设立一个部门，由专官掌管，集合众人讲求帮助民众推行，庶几能振兴我们断绝的产业，堵塞漏损的漏洞。其次是农部。西方国家民众有农会，国家有农部，选择种子、土壤，灌溉、培育、播种、收割，都用新方法，国家督促，农官考核，蚕务公会研究饲养，检验瘟病，以至于种植畜牧，都掌管于农部，以完善其事。所以欧洲农田所种植的，每年计算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英国棉花的税，每年收入一千二百万磅，俄国西伯利亚种树的利益，每年数百万，而美国养蜂的收入，且抵得上旧金山的金矿。有农部来督促考核，所以利益尽而事情举。中国肥沃的土地，以欧洲新方法所产的推算，每县可增加银七十五万。如果真的能特别设立专门部门，训导民众务农，讲求新方法，不到十年，财富超过各国了，哪里还担心贫穷呢？再次是学部。西方国家大小学校各种学堂，遍布国内，设立部门掌管，识字的民众，十得八九，著书的数量，每年两万。中国民众很少读书，粗野如苗猺，识字的数百不得十。不是民众的智慧在西而愚在中，而是上面不设立学校来开启他们的智慧。多设立学堂，另外创立学部，专官任事，加重其责成。像这样而民众智慧不开启，大概没有的事。像这样，增减得当，利益举而弊端革，立法美善，中等人的性情可以贤良，中等人的资质可以智慧，中等人的力量可以成才，以推行新政，什么政事不能举？以兴起新法，什么方法不能张？却还担心事情不治吗？说事情重大，不容易承担。说变法的根本，除了这个没有别的途径。日本的强大，确实基于此。话说：非常之原，黎民惧焉，疲弱不

译震动，恐惧得如同天大的事。既然推行起来容易，也如同反掌般简单，却仍然畏惧其艰巨，害怕变革，反而只模仿实行一两条西方办法，委任一两个西方人，贸然自以为得计，难怪一点好处还没见到，成千上万的弊端却聚集而来。千疮百孔，反而给守旧者提供了借口。

译治理始于乡说

韩文举

修养心性若无学问，便会动荡不安，污浊郁结，损害丧失；修养身体若无学问，便会放纵逸乐，早夭灾祸，颠覆灭亡；治理家庭若无学问，便会招致责难，分离背离，欺凌逾越；治理乡里也同样是这个道理。乡里，是家庭的积累；国家，是乡里的积累。积水成为河流，积土成为山岳，河流始于水，山岳始于土，森林始于树木，国家始于乡里。家塾、党庠、术序等学校，是由乡里衍生出来的；党正、闾帅、里长等官员，是由乡里选拔出来的。礼仪中有乡饮酒礼，有乡射礼，有乡先生、乡大夫，《管子》中有乡长、乡师。郑国有乡校，《王制》中有乡士。日本有乡塾五万二千多所，德国乡间孩童缴纳的学费仅一辨尼。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离开乡里就没有别的途径了。在乡里考察，人的才能就可以知晓；在乡里编组，人的善恶就可以知晓；在乡里稽查，人的德行就可以知晓；在乡里考核，人的技艺就可以知晓。因此，观察天下的人要观察国家，观察国家的人要观察乡里。汉朝的三老、啬夫，不是夏商周三代的遗法吗？自从隋朝设立进士科，就把乡里视为赘疣，把乡里看作毒疮了。从此，家庭与里社分离，里社与乡里分离，乡里与国家分离，人在家庭中不修身，家庭在里社中不修身，里社在乡里中不修身，乡里在国家中不修身。士人称为游士，工匠称为游工，农民称为游农，商人称为游商。什么叫游士？没有才能品行，乡里不责备他；工匠没有技能，乡里不责备他；商人没有筹算能力，乡里不责备他；农民没有固定产业，乡里不责备他。泛泛无所依托，漂浮无所停泊，于是乡里与国家就疏远得像胡越一样。那么怎样使国家与乡里重新连接呢？《管子》说：在乡里设立老师，来完成他们的学业。士人有乡师，农民有乡师，工匠有乡师，商人有乡师。学习士人学问的成为乡士，学习农业的成为乡农，学习工艺的成为乡工，学习商业的成为乡商。名叫士乡，名叫农乡，名叫工乡，名叫商乡。并不是迁徙这些人，而是因为乡里的士、农、工、商各自有所习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风俗，于是就用这个名称罢了。况且工匠必须向士人学习，然后在乡里受到尊重；农民必须向士人学习，然后在乡里受到尊重；商人必须向士人学习，然后在乡里受到尊重。工匠成为士人，商人成为士人，农民成为士人，行为无法掩盖，才能无法隐藏。有了乡士，鄙陋朴拙的乡里，变得文雅而光明；有了乡农，荒芜秽杂的乡里，变得肥沃而广博；有了乡工，艰苦恶劣的乡里，变得坚固而美好；有了乡商，冷清寂寥的乡里，变得繁荣而充盈。谈论道术，议论政事，精通格致之学的，是士人的乡里；观察寒暑，辨别肥瘠，勤于播种种植的，是农民的乡里；制造器具，办理工役，权衡轻重的，是工匠的乡里；核算多寡，计算贵贱，贸易有无的，是商人的乡里。像这样，编为士户，编为农户，编为工戶，编为商户。一里设立老师有多少？十里设立老师有多少？千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万里设立老师有多少？士人众多，就不担心道统不流传；农民众多，就不担心田地不治理；工匠众多，就不担心技艺不精良；商人众多，就不担心货物不运输。因此，士人与士人谈论道义，农民与农民谈论物资，工匠与工匠谈论技巧，商人与商人谈论计谋。老师没有极限，学生没有极限，新道理没有极限，新法度没有极限，新技艺没有极限。士人不假借才能，农民不假借粮食，工匠不假借器具，商人不假借货物。即使有百种异端邪教，也无法夺取它；即使有百种异物，也无法掺杂它；即使有百种异货，也无法损耗它。何必担心士人不理解道义呢？百里之内没有士师；农民不善于种植呢？百里之内没有农师；工匠不制造器具呢？百里之内没有工师；商人不善于经商呢？百里之内没有商师。老师的教导，十个人中成功八九个为上等，成功五六个为中等，成功两三个为下等。汇总一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十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百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千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万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亿兆乡的老师来考核。在一乡中居首位的为一乡师，在十乡中居首位的为十乡师，在百乡中居首位的为百乡师，在千乡中居首位的为千乡师，在万乡中居首位的为万乡师，在亿兆乡中居首位的为亿兆乡师。监察他们的情伪，评定他们的优劣。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农民没有虚伪的功劳，工匠没有虚伪的物品，商人没有虚伪的货物。像这样，一乡之内，善恶就知晓了，勤惰就知晓了，智愚就知晓了。士农工商没有隶属关系的，惩罚他，罢黜他，羞辱他，警戒他。士人分析新道理的奖赏，农民采用新法度的奖赏，工匠制造新式样的奖赏，商人推行新计谋的奖赏。赏罚由大士师掌握，由大农师掌握，由大工师掌握，由大商师掌握。怎样可以成为大士师？成为大农师？成为大工师？成为大商师？精通经史，掌故律例，中外兼通的，公推选举为士师；精通电学、化学、热学、种植学的，举荐为农师；兼通艺学、重学、算学的，举荐为工师；熟悉各口岸兴衰，各货物输运滞涩，梳理其源流的，举荐为商师。土地没有荒废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起初设立法度怎么样？回答说：设立士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农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工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商学院来教导他们。学业完成就造就各业人才，学业教导乡人，学业完成又教导他们的乡人。像这样，百人、千人、万人、亿兆人……

译无数的人依次传授学习，国家怎么能不富强呢？经费从哪里来？回答说：筹集资金。像善堂、义学，这些都是民间创办的。如果是国家推行，自然有章法条理，哪里还需要多说什么呢？有人问：这件事恐怕只是空谈，实行起来多有阻碍。回答说：西方人当兵，西方人也能实行这种方法。怎么能把百姓归类于士、农、工、商，却做不到呢？所以说：治理家庭不如修养自身，修养自身不如修养内心，治理天下不如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不如治理乡里。

译古议院考

梁启超

问：西方各国为什么强大？答：是因为有议院！是因为有议院！问：设立议院的用意何在？答：民权与民权相结合，那么民情就容易通达；制定法律与执行法律相分离，那么政事就容易成功。这两点做到了，国家就强大了。问：你谈论西方政治必定要推究本源，以求与古代制度相契合，请问议院在古代有证据吗？答：效法先王的人，是效法他的精神。议院的名称，古代虽然不存在，但它的精神，却是古代圣明君主用来均衡天下的依据。《易经》说：“上下交通，就是泰卦；上下不交通，就是否卦。”《尚书》说：“咨询谋划，大家意见一致”，又说：“向卿士咨询，向百姓咨询。”《周礼》说：“在咨询国事的朝会上，小司寇掌管政务，召集万人来咨询：一是咨询国家是否危急，二是咨询国家是否迁都，三是咨询拥立国君。”依靠众人的力量来辅助君主的意志，并纠正君主的谋略。《礼记》说：“与国人交往，要止于诚信。”又说：“百姓所喜爱的，君主就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主就厌恶。”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厌恶百姓所喜爱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定降临到自身。《孟子》说：“国人都说某人贤能，然后去考察他；国人都说某人不可用，然后去考察他；国人都说某人可以杀，然后才杀他。”《洪范》中的卿士，《孟子》中的诸大夫，相当于上议院；《洪范》中的庶人，《孟子》中的国人，相当于下议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进行咨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上下交通？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了解百姓的喜好与厌恶？所以，虽然古代没有议院的名称，却有议院的实质。

汉代制度中，议院的职能有三：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通典》说：谏大夫掌管议论，没有固定的员额，多时达到数十人。《汉旧仪》说：博士在国家有疑问时接受询问，有大事时与中二千石官员共同商议。《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我谨慎地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以及谏大夫博士臣安等人商议……”又记载：“臣青翟、臣汤，博士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商议……”又记载：“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人……”又记载：“我谨慎地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冒死请求……”《儒林传》记载：“谨慎地与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议……”大概汉代有事无不与谏大夫、博士共同商议的，而博士尤其重要，每次上呈议定意见必定列出其官职且列出其名。《史记》《汉书》中大多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博士确实是议员的证据。中古以后，博士多兼任给事中，进入中朝，备顾问，被称为腹心，由皇帝裁决疑难。《汉官解诂》说议郎不隶属于官府，不值班理事。国家有大政、大狱、大礼，就与中二千石、博士共同商议。说“多至数十人”，那么其人数与西方国家相同。说“不属署、不直事”，那么其职责与西方国家相同。国家有大事，才接受询问共同商议，那么其开院的惯例与西方国家相同。有时皇帝下诏征召史官，记载儒林传中的伏生，孝文帝时征召为博士。有时大臣举荐，如《汉书·孝成本纪》，阳朔二年诏令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共同举荐可以充任博士职位的人，那么其举荐人才的惯例也与西方国家大致相同。虽然法律的精密程度有所不及，但规模条理也大致具备了。

《史记·叔孙通传》称，秦二世时陈涉反叛，召博士与公卿共同商议。那么博士主持议论，其制度不始于汉代。《盐铁论》说，齐宣王褒奖儒生尊重学问，孟轲等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务而议论国事，大概也与议郎的不属署、不议事相同。那么国家设有议论的官员，其制度又不始于秦齐。秦汉是近期崇尚武力的国家，这种良法美意，岂能特别创造？大概必定是从三代明王的遗制中继承而来的。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丧礼，而父兄百官都不高兴，这是上议院的公案。周厉王无道，国人将他流放到彘地，这是下议院的公案。郑国人到乡校游玩以议论执政者，子产不禁止。汉昭帝始元六年，诏令公卿询问贤良文学百姓的疾苦，于是因盐铁之事相互争议，辩论数万言。后来最终因此罢免了盐铁官营。所以，虽然国家特别设置了议员，但也暗中行使了他们的权力。

至于汉代官制的设置，丞相有议曹，见《霍方进传》；大司马有议曹，见《匡衡传》；车骑将军有议曹史，见《匡衡传》；行军有军正议郎，见《卫青传》。其制度尚足以补充西方制度所未能及之处。又郡国都有议曹，门下议史，见《北海相景君碑阴》；议曹、议曹史，见《仓颉庙碑阴》，大多没有详细记载。征引《汉书·朱博传》说，朱博不接受诸生，所到之处就撤去议曹，说：“难道可以再用谋曹吗？”这说明在此之前各郡

译各国都设有议曹。西方各国中，每一个缔结盟约的国家，每个城市都设有议会，也就是这个意思。问：古代的议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亡的呢？回答说：议院是祸害百姓的奸贼最感到不利的。像朱博那样，悍然以败坏古代制度为能事的人，大概不知有多少了。问：如今想要使中国强大，没有比恢复议院更紧迫的了。回答说：“不对。凡是国家，一定是风气已经开通，学术文化已经兴盛，民众的智慧已经形成，才可以设立议院。现在如果开设议院，那是招致动乱的做法。”所以，使国家强大以议院为根本，而议院又以学校为根本。

译泰西各国设立议院的源流

郑观应

泰西各国创立议院，其由来已久。考察泰西上古开创基业、传承统绪，主要有三个国家，即希腊、罗马和德多尼。虽然年代有先后之分，但政教崇尚文治、武备或格致（科学）有所不同。如今欧洲各国政教礼俗、法律条例和官制，无不以这三个国家为根本，而希腊一国实为开端。考察希腊国史，其政体分为四类：一国听命于国王，称为王政；一国听命于绅士，称为至善者之政；一国听命于民众，称为民政。这三种政体都与希腊风俗不违背，违背希腊风俗的，称为代兰得之政。所谓代兰得，是指掌握一国大权而可以独断专行的人。当时绅士执政以斯巴达城最为优越，民众执政以雅典城最为恰当。雅典国政起初只有贵族绅士才能参与议事，直到梭伦才改革雅典旧例，除了贵族绅士外，凡出生不为奴隶的人，无论哪一姓氏，都可以议论国事，都有指陈是非对错的权利。凡是遇到国家大事，民众都可以凭个人意见，将黑白石子投入箱中，或高举一只手来表明是非。与邻国是战是和，完全听由民众决定。民众大会之外，还有一个议事会，由四百名绅士主持。民众大会有什么建议，务必先在议事会与绅士们商量清楚并获得准许，然后才行。这四百名议员全部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一年任期届满，另有一次更换。这就是今天泰西各国上下议院的雏形。希腊国俗治国与监察并重，所以统理国政者的名称有两个：一个叫巴西路，兼具治国和监察两重含义；一个叫亚根，只有治国的含义，而没有监察的含义。雅典既实行民政，贵族绅士就将王和监察的职权削去，改称其为亚根。最初规定亚根为终身职，还可以子承父业。后来改为十年任期届满另换一人。到了西历纪元前六百八十三年，亚根一职又改为每年更换一次，并由一人任正职，八人任副职，九人共同担任亚根之职。这是为了使文事武备分由九人执掌，不让一人统握全部权力，这就是希腊民政的制度。罗马之前也实行民政，直到奥古斯都才开始有帝制。在实行民政期间，将王权授予一位总统，每年更换一次，称为低革达多。后来又担心其权势过大，于是规定每年选举两名官吏分掌此总统之权，起初称为伯利多，即首先的意思；后来称为根苏利，即商议的意思。国家遇到危难时，限定六个月，允许使用低革达多的仪制，独揽国柄，与国王无异；若是平日国务，一概使用根苏利的形式，这就是罗马民政的制度。这些也都是今天泰西各国公举总统的雏形。再拿近日泰西各国上下议院的规制来说：法国在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拿破仑第三朝曾设立上院，议员一百五十人，兼由牧师、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各亲王充任，每人每年俸禄各给福兰三万枚。一千八百六十年稍微改变了人数，其名额视下院为三分之二。英国上院也由亲王、世袭爵位者充任。葡萄牙的上院议员，有的终身任职，有的世袭爵位。普鲁士议政上院近来有三百四十人，但不是定额，其中有亲王、降王四十人，备顾问者二十二人，世袭爵位者七十二人，终身担任院职者二百二十四人。这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国王亲自简选的，有世袭爵位、城市绅士公举的，有监督肄院推选的。奥地利议政上院员缺二百一十三人，兼领的亲王、总监督、监监督共十七人，终身担任院职者一百四人，其余都是世袭爵位。意大利议政上院员缺没有定额，由奇才异能、家道殷实者担任此职，都是终身任职。巴西议政上院由国王在公举名单中酌情选定，员缺没有定额。比利时议政上院备选者八百三十三人，每人每年缴纳税款及二千一百十六福兰者得应选入院，任期为八年。荷兰议政上院，所有举充议员者，惯例由各省议员中挑选纳税最多者以膺其选。上院没有创议之权，凡是国事必须自下院申详上院，决定其可否。丹麦议政上院，有的是百姓公举的，有的是国王从下院提拔并终身担任此职的。瑞士和美国议政上院，都由各部议院公举。这是泰西各国上议院规制的大略。英国下院议员选举的人数，有着定额。英伦四百六十五人，威而勒士（威尔士）三十人，苏额兰（苏格兰）四十二人，阿尔兰（爱尔兰）一百零三人。下院总董一人，每年俸禄金钱五千镑；副董二人，金钱一千六百镑。此外，自律师、书吏之外食禄者，非常稀少。法国下院议员共五百八十四人，由众民所选，年龄须在二十五岁以上。兵船水手不在被选之列。和约、商约、军国大事，下院都有权商议。下院人员每年得俸

译九千佛郎。美国下议院议员由各州遴选，任期为两年，名额多少依据人口多寡而定。起初规定每三万人中选举一人，后来改为每七万零六百八十人中选举一人。如今人口众多，名额比旧制有所增加。奥地利下议院议员由百姓选举，任期为六年。正副议长也由下议院自行选举，核定名额如下：产业殷实者选八十五人，居住城市者选一百一十六人，居住乡村者选一百三十一人，从事工作贸易者选三十一人。德国下议院议员由百姓推选，大约每十二万人中选举一人，每五年更换一次。下议院议员没有固定人数，常驻院中的大约四百人。意大利全境分为一百三十个选区，下议院议员每五万七千人中选举一人。凡是担任下议院职务的人，必须年满三十岁，且在中国拥有产业才能被选，任期五年，期满重新选举。荷兰下议院议员有一百人，均由全国选举产生。无论何人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超过十给勒，即拥有选举权。三给勒大约折合中国银一两。被选者年龄必须在三十岁以上，才符合规定。凡是担任下议院职务的人，每人每年领取二千给勒作为俸禄，任期为四年，期满重新选举。瑞典下议院议员，分城乡两处选举。城市中每万人可选议员一人，乡村中每四万人可选一人，超过四万人的地区可选两人。被选者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上，任期为三年，期满重新选举。西班牙下议院议员，大约每五万人中选取一人，也由民间公举。每人在院中任职期限为五年，期满重新选举。葡萄牙下议院议员，大约每三万人中选取一人，任期为四年。比利时下议院议员，必须是本国居民且居住在本国才能参与选举，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上，选举名额依据百姓多寡来衡量，最多时每四万人中选取一人，任期为四年。瑞士下议院名额为一百四十七人，每两万人中选取一人，任期为三年。凡是年满二十岁的民众即可拥有选举权，但教师不在选举例内。这就是当今西方各国下议院制度的大致情况，暂且翻译记录下来，供当时的贤达参考罢了。

译设立议院以沟通上下之情

陈

国家的威德广泛传播，怀柔政策所到之处，西方各国竞相凭借他们的先进技术输入中国。当道的官员们遵循顾问之意，既然选取他们的长处，作为对国土和细微资源的补充，如矿务、铁路、电线、制造等各种方法，以及广方言馆、水师、武备等学堂，都一一仿照实行。我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于有议院以沟通上下之情，而其他都是次要的。议院的设立，中原未曾听闻，然而其法则原本就是中国的法则。考察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际上就是如今议院的起源。《管子·大匡》篇说：“凡是平民想要向乡吏反映情况，如果不通，七日内就要被囚禁。”郑国的子产不毁坏乡校，他懂得这个道理。大概古代圣人的铎鼗之议，輶轩之使命，都是诱导人们说话，无非是为了沟通下情罢了。如今地方官以数千里外语言不通的人，贸然亲自来到他们之上，百姓像对待父亲兄长一样对待他们，却突然无法抓住要领，不得不委托给没有见识的吏胥，于是他们施展诡诈狡黠的计谋，蒙蔽长官，吓诈平民，上下阻隔，弊端说不完。请在省城之外，札饬各州县，一律创设议政院，就现有的书院或僧道寺观合并改设。张贴大字榜文，与百姓重新开始。一年四季，每季一次考核，在书院经古之外，另外以近时的利弊、疾苦所在以及兴革安抚的方法为题，议论策答，随题而施。试卷上要求直书姓名，不准捏造名字冒名顶替。选拔前列的数名考生，不时邀请他们进入官署慰问劝勉。遇到大事，则定期集会商议，官员轻车简从，亲临议院，与地方父老详细询问，互相辩驳，议定之后才去执行，使上下之间温和亲切，像家人父子一样商议私事，那么《诗经》所说的“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即使三代盛世，也不难恢复。难道只是西方吗！

议院利害若何论

许象枢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并不是禁止百姓议论。有道的君主，他的智慧足以洞察百姓的隐情，他的仁慈足以解救百姓的困苦，他的勇断足以消除百姓的祸患。行动成为天下的准则，行为成为天下的法则，言论成为天下的规范，即使想要议论，也没有可议论的地方。因此三王时代没有议院，而物产丰富百姓安康，后世莫及。然而圣人不自以为是，未曾不集思广益。所以轩辕有明堂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有昌言之拜。不仅如此，《传》说：‘史官记录，乐师作诗，工匠诵箴谏，大夫规劝，士人传言，百姓诽谤，商人议论，百工献艺。’这是三代盛王无不博采众议。只是没有创立议院的名目，所以遇到圣明君主言路就通畅，否则言路就堵塞。考察西方上古也没有议院，耶稣降生前五十七年，即汉宣帝本始元年，巴勒斯坦新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这是欧洲议院的起源。到西历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才确定议院章程，至今上议院、下议院没有国家没有。确实因为议院对治理有益，不是浅显的。西方有君主国，有民主国，有君民共主国。君主国，权力操在上层，议院不得擅自行事，弊端在于独断，德国、俄国等是。民主国，权力落在下层，议员得以专断威福，弊端在于无君，美国、法国等是。英国是君民共主国，君主可以百姓否决，君主不得擅自行事；百姓可以君主否决，百姓不得擅自行事，立法独为美备。然而上情可以下达，下情可以上达，则是一样的。我们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丰富，人民之众多，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用，国用不能充足，弊政不能革除，刑罚不能简化，民困不能解救，国威不能振作，下有贤才不能立即任用，上有庸佞不能立即罢免。不是中国的君主不如西方各国的君主，中国的宰相不如西方各国的宰相，上下之情隔绝，所以如此。中国如果不设议院则已，中国如果设议院，其对国家有利的地方屈指可数。中国五金煤矿适宜开采，地气丰腴适宜种植，物料宏多适宜制造，如有对开矿种植制造确有见地者，即由议院上请开办，那么地利就尽了。其利一：西方各国，凡是大举军事，大兴土木，议定后即由议院筹集，百姓认为有利，劝输自然容易。中国都拨库款，虽明知厘卡开捐之弊，但用度支绌，不能不借以弥补。有议院则上下同欲，筹集有来源，国用不愁无处着落。其利二：我朝忠厚开基，恩泽深厚，皇古未有。然而部办之掣肘，州县滥用非刑，厘捐不恤商情，诸弊尚多沿袭。如建议院弊之所在，即许直陈

译弊端不可能完全革除。它的第三个好处是：泰西各国熟悉法律条例的，原本就有专家，设立刑部来审理判决，设立状部来辨析驳斥，起初并不隶属于议院。然而上下情势通达，广泛访求咨询，真实情况容易获得。中国如果确实能够仿照实行，案件就不会滞留积压了。它的第四个好处是：海禁刚刚开放，中国与西方订立条约通商，西方人步步争先，中国人事事吃亏。查考近来通商贸易的账册，英国人每年获利有四千多万之多，民力怎能不困顿呢？如果有议员来维持，那么以往的条约可以设法更换，后来的弊端可以事先预防，不受他们的压制勒索，不受他们的操控把持，那么商民的气势就能伸张，困顿的状况就能稍微缓解了。它的第五个好处是：中国自从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以来，整顿军队、讲求武备，已经不能和道光、咸丰年间相比了。然而和平日子久了，旧习再次萌发，侵吞军饷导致名册空虚而不补充，克扣军费导致武器陈旧而不更换，甚至沉溺于烟酒，不知道操练是什么事，私通鸦片贩子，反而把卖放士兵当作获利的手段。有议员来揭露这些弊端，那么上面没有虚耗的军饷，下面没有未经训练的士兵，国家的威望就能振奋了。它的第六个好处是：泰西各国的大臣都由公众推举，由公众推举产生君主或总统的国家，即使是总统的废立，也由议院主持，因此贤才不至于被埋没，平庸奸佞之人不能固守职位。中国应该略微师法这种精神，在内如大学士、六部大臣以及总理衙门、海军的大员，在外如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以及驻外国的使臣，都咨询议院之后才选拔任命，那么怀才之士就会进用，而不肖之人就会退下了。它的第七个好处是：虽然事情属于初创，必定有人出来阻挠。日本效法泰西，其气势比中国更为锐利。看它工艺日益精进，制造日益兴盛，几乎让人怀疑全国都知道西方方法的好处。然而前年开设议院集会商议，有人投掷石块喧哗扰乱，甚至伤及议员，中国拘泥于成法，牢不可破，尤其不是日本所能比拟的？我私下认为中国政事，动不动就援引旧例，议院的商议，是为了国家兴利罢了，除弊罢了，难道一定要有旧案可循吗？那么各部大臣必定有人阻挠。中国提拔臣僚，不看人才是否合适，而看资历的深浅；议员由公众推举，看重才能而不看重资历，那么内外臣工必定有人阻挠。天下太平，武备逐渐松弛，有议院来议论其后事，统兵的大员不敢冒昧废弃训练，那么提督、总兵以下的武职官员必定有人阻挠。各省设立善后工程、军装等局所，名目繁多，大概是为了安置闲散人员，实际上耗费钱财，没有实际益处。如果设立议院，这类人员必定大多被裁减，那么各省的闲散人员必定有人阻挠。凡是州县佐杂官员的廉银禄米，所得有多少呢？他们能够以此使自家富裕、造福后代的，不是暗中侵蚀国库，就是公然剥削百姓。有议员来揭发他们的阴谋，那么肥缺都变成苦缺了，那么州县以下的官员必定有人阻挠。中国的百姓，见识少，怪异多，可以和他们一起完成事业，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先前设立电报，强壮的人拔杆断线来制造事端，软弱的人在街头巷尾议论来迷惑众人。议院的设立，也是闻所未闻，那么百姓必定有人阻挠。那些阻挠的说法，必定说中国的风俗士习与泰西不同，泰西的百姓顾全大局、明白大势的居多，中国的百姓往往爱自己不爱别人，顾家不顾国家。实行久了，必定有箝制议，用来箝制官府，把持公事。不知道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法律，而有消除弊端的人。泰西设立议院，也是集合众多小私成为一大公。知道一件事，而百姓想要它，必定是对自己有利；然而一个人想要它是私，人人都想要它就成了公。一项政策，而百姓厌恶它，必定是对自己有害；然而一个人厌恶它是私，众人厌恶它就成了公。即使有时众议意见不合，各执一词，也可以互相辩驳，使理屈者不胜理直者，难道不值得这样做，又何必担心它有弊端呢？中国如果确实能够实行，将会看到君民联为一体，家国合为一个整体，古人所说的“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不难在今天再次见到。所以我得以见到它说：有利无害。

译议院十难

杨史彬

如今民心极为涣散，天下地域极其辽阔，想要让君上的恩德无不向下宣示，下情无不向上通达，确实并非易事。只有设立议院的制度，才能做到有利之事无不兴起，弊端无不革除，百姓的愿望得以慰藉，百姓的生计得以振兴。民间既安乐互利、相安无事，国家自然强盛可期。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与民间是一个整体。身体的日常运作，必然依赖手足的运行，没有手足丰腴而身体瘦弱的道理。君主与百姓同出一源，本根的挺拔生长，实在依靠枝叶的荫庇，没有枝叶繁茂秀丽而本根枯槁的道理。因此，泰西各国的富强，源于议院。起初设立议院的，只有一两个国家，随后各国闻风兴起，无不创立，借此沟通君民之情。其制度优良，其用意美好。与上古的典章制度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大概古代治理政事，都重视百姓。《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这是说国家以百姓为重。又说：“众志成城。”这是说既然重视百姓，就能获得民心。假如朝廷高不可攀，下情或许不能上达，即使想重视百姓也没有门路，即使想获得民心也未必能做到。所以议论的人说中国也适宜设立议院，通达舆论，采纳清议，以追慕乡校议政的遗风。如果真的这样，那么颓废萎靡的风气将焕然一新，局面也将焕然一新，其利益必定很多，其益处必定广泛。虽然如此，中国想要设立议院，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说它有利的人有一个，说它有害的人或许有十个；说它有益的人或许有一百个，说它有害的人或许有一千个。如果不列举其中的利害，详细阐明，将凭什么破除浮夸的言论，成就大事呢？于是我不揣浅陋，假设有十个难题来辨析。

质疑者说：中国的政教号令都出自朝廷，在内辅佐的有卿相，在外辅佐的有督抚，一切用人行政，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干预的。设立议院后，就会君主无权，官员无权，而权力在议员手中，岂不是有倒行逆施的弊端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政事，议员能辩论是非，但不能发布号令。因为议员所担任的，是议事的职责罢了。早上献上一条治安的对策，晚上陈述一条富强的谋略，务必使利害的关键阐明，得失的机缘没有隐瞒，这是他们的职责。至于事情能否施行，仍然需要国家批准，才可以照办，否则议员没有擅自执行的道理，怎么能说君主无权呢？况且上议院议员都任用功勋旧臣，不仅下议院议员可以自主，又怎么能说官员无权呢？而且议员深明大体，洞察时务，更能弥补君主和宰相的不足。这是有利无害，可想而知，何必过分忧虑呢？

质疑者又说：泰西是蛮夷戎狄的国家，中国是礼乐文明的邦国，夷夏的界限不可不谨慎，所以泰西实行部议的法度，是可以的；中国实行议院的法度，则不可以。用夷狄的风俗改变华夏，是贤者所反对的。

回答说：这是不通情理的话。议院虽然在泰西实行，但实际发端于中国。试看三代的议礼明堂，郑国的议政乡校，就是议院的由来。西方人模仿并实行，变通它，于是使制度章程无不完美。西方人尚且能师法古人，而我们反而蔑视古人，竟把古法视为西法，认为断不可行，为何如此忘本呢？况且即使议院是西法，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百姓，也应当采纳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不然，电报轮船，是西法；矿务铁路，是西法；制造枪炮使用机器，是西法。为何不听说一概拒绝呢？可见对大局有益的事，原本适宜创行，起初不分夷夏。如今如果设立议院，正是“礼失求诸野”的意思，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质疑者又说：事事效仿泰西，长久以来已被外人轻视，如今又仿行议院，西方国家看到我们因人成事，必定更加视我们无能，从而恫吓要求，将无所顾忌，其害如此，还能说是利吗？

回答说：这是反着说的话。实际上中国不设议院，必定被外人轻视；如果设立议院，励精图治，为什么呢？日本是东洋一个小国，其土地不如中国大，其人口不及中国多，而近来尚且设立议院，励精图治。其上议院议员是亲王及文武大员，名叫贵族院；下议院由公举各府州县的士民组成，凡事由下议院先发议论，然后传达给上议院，如果认为可行，就上报，等候国王批准。日本尚且能力求治理，如今中国不及泰西，而且并不及日本，能避免外人的轻笑吗？一旦设立议院，他们看到我们经营筹划，日益有功，势必敬重超过平常，而和平局面从此可以永固了，其利益不也很大吗？

质疑者又说：各国议院，其条例虽然相同，其制度略有差异，法国固有叫嚣之气，美国法度有过重之权，如今中国将何去何从？如果确立章程未能妥善，势必不免弊端百出，有什么利益呢？

回答说：这不必忧虑。法国美国的制度，固然不应当效仿，可以效仿的没有比意大利、荷兰、英国、德国的制度更好的，而意大利的法度尤为简约易行。其上议院由国王选派议员，以亲王、世子、大臣中有名望的人充任，大约二百七十人；下议院议员则由民间公举，大约

译五百八人，年龄须满二十岁以上，且在中国拥有田产者方能应选，而一切官吏、教士都不得入选，只有水陆兵官及副部员可以略微选出五分之一，任期以五年为期。该院每年举行一次选举，散院后遇到政事，须约定日期召开会议，议事的方法让每个人畅所欲言，根据赞同与反对的多寡来决定是否通过。决议既定，呈报国王，等待批准后才施行。其制度简约而完备，中国如果依照此法试行，并稍作变革，借此达到完美善治，其利益不可胜数，弊端又从何而来呢？

译质疑的人又说：俄国是强大的国家，自从它的先君彼得大帝，效仿赵武灵王微服出访秦国的策略，游历欧洲，凡是国家有利的图谋，没有不模仿实行的，却唯独不设立议院。如果议院确实有利益，俄国为什么不行呢？回答说：正因为俄国人没有设立议院，所以他们的乱党才这么多。他们的民众向来分为几派，平日被官吏欺压，时常想着起来作乱，以发泄心中的不平。看日报上所载，他们的君主出游，乱党往往埋伏在途中，想要行刺。可见俄国不设议院，上下之间的情意本来就不通达。虽然他们的国家也有议会，但终究不如议院那样好。大概必须设立议院，政治必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官吏不敢舞弊营私，民间疾苦的情况立刻能够上达，天下遇到灾荒的事情不会阻塞不能上闻，哪里会难以使各项事业都适宜，各项废弛的事业都兴办起来呢？这样看来，议院的利益确实可以说是无穷尽了。

质疑的人又说：中国疆域的广大，是古代所未有的。如果设立议院，也仅仅设在京城顺直一带，虽然可以略微沾到利益，而其余各省相隔遥远，下情怎么能一概上达呢？这样看来，议院即使有益，也不能普及于天下。回答说：天下的利益，如果拘泥固守，似乎也限于一方，推广开去，就可以普及四海。现在想要使大家都沾到议院的利益，在见识浅陋的人固然认为很难，却不知道并不难。应当仿效英国设立绅士的方法，英国的城乡市镇，每一地分别设立绅士一二人，将地方的利弊曲直随时公布于同院并上呈朝廷。计算伦敦五十三部共设立绅士四百八十九人，爱尔兰三十二部共设立绅士一百零三人，苏格兰三十三部共设立绅士六十人。中国如果照此法，在各州郡县设立绅士，随时采访情况传达给议院，哪里会难以使利益普及于天下呢？

质疑的人又说：西方国家的议员常常多是充数滥竽充数，而行政的权力仍然归于宰相，百姓不能干预政事，君主不能掌握权力，名义上是与民共同执政，实际上政令由宰相专断，那么所利的只是官吏罢了，君主和百姓有什么利益呢？回答说：这种说法看似正确实则错误。天下的事情，大都是利弊相互依存，办理不得法，那么滥竽充数的弊端确实难以避免。然而如果严格执行赏罚，明确制定章程，弊端自然消除，哪里会有任用非人的担忧呢？议政的方法无不秉持大公，而且下院的权力重于上院，宰相虽然是上院的主持者，但只是一事而已，上院认为对，下院认为错，宰相就不能专断，这样说来，说百姓不能干预政事是不对的。一项议案，上院认为可行，君主认为不可，宰相也不能擅自施行，这样说来，说君主不能掌握权力也是不对的。大概上下互相受益的开端，从来没有什么比议院更好的了，却有人认为官吏可以专政，对君主和百姓没有利益，不也是荒谬吗？

质疑的人又说：时势艰难，筹款不易，如果设立议院，那么议员工资所需费用不小。试看各国议员的费用，比利时每月支出四百三十弗罗林，荷兰每年支出一百六十磅，葡萄牙每日支出七先令，美国上下院设立席位每年支出俸禄一万元，上议员每年支出七千五百元。这样想要设立议院，必须先筹款，而每年多这一笔费用，不有损于国家财政吗？回答说：议院的俸禄多少起初没有一定，而意大利并没有俸禄。中国如果设立议院，上议员都是王公大臣，既有本职的养廉银，原本无需兼支议俸，不过下议员没有俸禄不行，但终究数额不多，担心难以筹办。自古以来兴办大业的人，不吝惜小费，议员既然能够献可替否，补救弊端纠正偏颇，这也是对国家政治大有裨益的，难道还吝惜区区的小费吗？

质疑的人又说：建立官职分配职责，我朝的立法极其详细，六部九卿之外，又有监察御史，用来寄托耳目。所以天下的利益，御史能够据实直奏；天下的祸害，御史可以直言相阻。这样言官的设立，利益很多，何必再设立议院来滋生其他弊端呢？回答说：这真是腐儒的看法。朝廷设立言官，固然想要他们陈述时政，然而继承这个职位的人未必明白大局情况，甚至揣摩时势趋向，作为投机的途径。往年某学士奏请开设艺学科，而某侍御史认为弊端很多，请求罢免这个提议；某大员奏请兴修铁路，而某侍御史认为难以持久，请求不要施行，于是使得良法不能付诸实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识时务的人少，拘泥于旧习的人多，而想要风气大开，不也是很难吗？设立议院后，那么议论大发，耳目一新，即使拘执不通的人，也将潜移默化，知道时务是不可不谨慎实行的，看到大局不至于束缚，其利益自然说不完。

质疑的人又说：自古以来有长远谋划的人，必定筹划全局的利益。不能通行的，不作为有益的；不能持久的，不作为必须的。沾到利益的，是千百人；受到益处的，是千百代。开始应当竭力谋划。试问议院的利益，果真能大而远吗？回答说：利益大而远的，没有比得上议院的。以商务论，本来是致富的根本；议院设立，凡是振作商务，推广商务，自必设法创行，而外洋的优势，可以夺取；以地利论，现在大多弃之如遗。议院既然开设，凡是开垦

译务必以宽裕百姓为务，开采矿务以充实国家财富，发展种植以拓宽生计来源，兴办制造以促进物资流通，自然必定大力振作；而中原的财源，便可以得到振兴。其他足以挽回已倾覆的狂澜的措施，难以一一列举。难道这不是利益重大且深远吗？综合这几点，可见实行议院制度，确实是当今的紧急要务。与使耳目通达的制度相比，它更足以消除壅塞并振作衰败萎靡的风气；然而那些不识时务的人，仍然认为不可实行，他们的见解为何如此迂腐呢？因此特别提出我的浅见，预设十个难题，借以杜绝轻率议论之口。世上若有关心大局的人，应当不会把我的话当作空谈看待。

译关于议院得失的论述

陈翼为

上天生育万民，如果没有欲望也没有主宰，就会陷入混乱。圣人设立王侯来统领他们，设立卿大夫士来治理他们，然后天下才能汇聚统一。夏商周三代以前，海内诸侯难道只有万国吗？他们只划分土地，不划分民众。民众多则国家强盛，民众少则国家衰弱，民众离散则国家灭亡。国家赖以建立的是民众，而君主听从民众的命令。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更是如此。尧推举舜，舜推举禹，都是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后才授予职位。天下是重要的器物，王者是大统的继承者，而在权力交接之间，只听从众人的言论。凡是百官的升降，百事的兴废，其依赖众人的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的意思。设立君主是为了民众，建立政治是为了便利民众，设置官员是为了治理民众，顺应民众的心意，施行民众的事务，而王者在其中没有私心，这就是圣人的本意。《尚书·商书》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国语·周语》也说：“众人的心志能筑成城墙。”古人重视民众到了这种程度，所以箕子阐述《洪范》，有“谋及庶民”的话；凡伯讽刺周厉王，有“询问割草打柴的人”的训诫。那么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没有不广泛咨询民众的。春秋时期，号称乱世，然而子产不毁坏乡校，郑国因此兴盛。列国的君主，一旦举大事，必定向民众咨询，比如晋惠公被秦国囚禁，陈灵公与楚国的事，卫灵公的叛乱，都是在朝堂上询问国人。到了战国时期，齐威王后有“民众平安，年成平安”的询问；孟子有“民众为重，君主为轻”的论述，那么当时重视民众的程度可以知道了。秦国兼并天下，开始实行尊崇君主压制臣下的制度，焚烧诗书来愚弄百姓。等到弊端暴露，最终灭亡于民众。从此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大都遵循秦国的辙迹，更加轻视民众。然而汉代的博士大学生得以议论朝臣的政事；魏代的九品中正得以举荐天下的贤才；而平民上书言事的人，没有哪个朝代没有。至于东汉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党，都是以布衣清议的力量支撑朝政，这是重视民众的心意虽然消亡，但民众之所以重要的道理未曾消亡。综合来说，三代以前，诸侯国家犬牙交错，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君主轻视民众，民众散居四方，无法禁止。秦汉以后，天下一统，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民众，都是君主所有。民众离开就没有去处，逃亡就没有藏身之处，君主习以为常而轻慢他们，不依靠他们作为重视的对象。直到暴虐放纵，然后激怒民众反叛。君主刚开始犯错时，民众本来无法奈何君主。自从通商以来，西方各国接踵而至四方，有火车轮船来畅通道路，民众不把欧洲西方视为遥远。那么现在的天下，确实是中外争夺民众的时候。处在现在的形势，治理现在的民众，想要用秦汉唐宋的制度来施行，固然不可能治理好了。西方国家在欧洲，距离中原数万里，古代不相通，问政教风俗不相师法，然而他们的国家却设有议院。唉，这多么类似上古的道理啊？难道也是有所师法而这样吗？或者是道理相同，形势便利，不谋而合呢？考察议院的制度，各国都有，法国最先设立，各国大多遵循它的法律，时间有所不同，但大致相差不远。暂且就法国来说，法国议院的设立很久，然而并不独掌国家的权力。直到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才设置上下议院，然后全国的权力都由议院主导。其制度，上议院三百人，都是从乡里中有声望、众人信服的人中推举，安置在一乡之中，来治理乡里事务；才能大的则升任一邑之中，来治理邑中事务；才能更大的则升任一郡之中，来治理郡中事务；才能再大的则升任下议院及上议院，来商议军国大事，与周代乡举里选大致相似。国家的军事、田赋、征税、刑罚、礼制等事务，则广泛咨询议员，下议院列举事务，上报上议院，上议院决定可否，传达给总统。总统下达给部臣在民众中施行，其中有未审定的，总统或部臣驳斥，反复多次，务必详尽为止。议论最终不能一致的，则部臣引退；如果下议院成员与总统不合，总统可以罢免他们，但必须符合上议院的意愿然后施行。总统有罪，只有下议院可以告之上议院，可以判断是非；议院有罪，也只有本院可以审判。凡是会议的时候，每年有五日，如果不是机密重事，就大开院门，全国的人都可以听闻。这是法国议院的大致情况。现在如果认为它好且可行于当今，就推行它，辅以文章礼乐，以仁义忠信为根本，那么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可以在今天复兴，难道只是与各国争夺富强而已吗？反对的人说：中华是文物之邦，如果建议院，这是向夷狄学习啊？这大错特错。上古虽然没有议院的名号，但有议政的制度，只是经过秦火焚书，其细节无法得知。现在用西方的法律施行，上古的政治，所谓失礼求野，天子失官，守备在四夷。反对的人又说：在路旁建房，三年不成。如果设立议院，这是开启纷争的开端，想要求得治安，难道不难吗！不知道议院之中，不是驱赶市井之人而与他们

译议论政事，不过是根据百姓的才智来任命他们的职务，议员有固定的名额，议事有常规的准则，又有什么不统一的忧虑呢！反对者又说，泰西的民主国家，君主与民众为一体，所以可以设立议院。现在既然不能改变民主制度，那么也就不必设立议院了。然而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泰西有不是民主的国家，却没有没有议院的国度。暂且拿英、美、俄、法这几个大国来说，法国和美国是民主国家，英国和俄国是君主国家。英国和俄国的议院与法国、美国没有不同，那么议院的设立，本来就不问它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议院用来沟通上下级的情意，上级了解下级的情意从而体恤下级，下级了解上级的喜好从而拥戴上级，上下交好而国家不能治理的，从来没有过。如果能不拘泥于成见，推行实施，那么它的好处说不完。暂且列举它的主要好处，叫做：去除四种祸害，兴起三种利益。什么是四种祸害？第一是抑制大臣的专权，自古以来大臣窃取国家权力，必定钳制劝谏争辩的言论，以蒙蔽君主的耳目，所以百姓疲敝而君主不知道，政务废弛而君主不知道，发生水旱灾害或盗贼寇乱而君主也不知道。设立议院则天下的情势就通达了，而大臣的奸诈阴谋也就平息了。第二是去除吏胥的积弊，吏胥习惯于依照旧例案卷，凡是京城官员的选拔任用，州县官员的补缺任命，必定要厚贿赂给吏胥，否则他们往往依据旧例驳回，甚至内部的部臣，外部的监司，反而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设立议院则群臣的情意就通达了，而吏胥的手段也就穷尽了。第三是杜绝官绅的私自征收，田赋和商税加倍向百姓征收，只有一半进入国库，商人农民地位卑微不能上诉到朝廷，任凭他们胡作非为而没有人敢指责。设立议院则商民的情意就通达了，而官绅的贪污中饱也就断绝了。第四是免除狱官的严刑拷打，亲近百姓的官吏一旦遇到人命盗窃等重案，承审官害怕受到处分，往往辗转推脱规避，无法规避就抓疑似的人，严刑拷打以敷衍塞责，那些贪婪的人卖弄司法的事情在所难免。设立议院则囚犯的情意就通达了，而刑狱的压抑也就消亡了。四种祸害既然去除，三种利益随之而来。第一是吏治可以振兴，近世官吏勤于奔走钻营，懒于处理事务，只要得到长官的心意，百姓虽然怨恨他们也无能为力。设立议院后，毁誉成为赏罚的依据，清议所认可的就提拔，清议所非议的就罢免，即使是高官也不能偏袒哪一方，那么在位的人没有不自勉的。第二是财源可以充裕，天下生财的事情，如铁路，如开矿，如纺织，以及各种工匠行业，官府不能独自完成，必须借助民力，而百姓又不信任官府，所以往往搁置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了也不久就废弃。如果上下情意已经通达，那么公司就可以创办，汇聚天下的财富和天下的利益，还不能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第三是人才可以兴起，议员的推举都是从民间选拔，那么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会争相磨砺自己以等待国家任用，其余有技艺专长的人，官府都知道并加以任用，奇才异能之士既然可以显扬于世，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尽力的人了。兴起三种利益，是好处；去除四种祸害，也是好处。有了这七种好处，那么设立议院的举措，确实不能视为可以缓图的事情。只是积习已久，复古实在困难，应当逐渐推行，持之以恒，那么它带来的巨大利益，哪里是言语所能尽述的呢？

译客人叙述

李圭

客人说，美国纽约的捕房共有三十五处，两千三百人，每处九十二人，分为两班。其中副总四人，每当子时正点换班的时候，就总点名排班而出。每个人必须将夜间所见所闻，在第二天早上报名登记在册。看见几个人正抓获犯人到来，有的是饮酒闹事，有的是小偷小摸，总是要询问姓名住址，另外登记在一册上，收进班房，分别男女。四面墙壁都是石头，门是铁栅栏。当天抓获六十人，其中有七八个年轻妇女，容貌美丽衣着华丽，共处一室，相对哭泣。询问得知是因为赤身演戏，败坏人心风俗，所以属于逮捕惩办的条例。第二天早上解送到公堂，罚款具结后释放。公堂审案的地方，也有监房，分为男女幼童三等来安置被捕解送的人。公堂上有高约三尺的台，有暖阁，设置公案，坐着三位问官，各自拿着纸笔，边问边记录。旁边一张桌子坐着三四人，是为报馆记录新闻的人。案前站着一个人，是传审吏。左边设一把椅子，坐着原告或者让犯人站在栅栏外。案上左角放着一本《圣经》，犯人先取《圣经》放在嘴边亲吻，稍动后又放回原处，这就是表示发誓不说假话的意思。台下长桌椅五六张，坐着二三十人，都是讼师和证人。堂下绅士百姓数百人，任凭他们观看聆听。问官由绅士百姓公举，每天必定有数十个案子，有的释放，有的罚款取保，有的定罪后转送各衙门核定，有的未了结，分别暂时押在监房，第二天再审讯。纽约城共有六处，规制井然有序。按照泰西的刑律，应当审讯的案件大多由刑官会同十二名陪审员共同定罪，集思广益，不让刑官独自专权。可惜陪审员向来从百姓中选取，除了官员、教习以及卑贱罪废之人外，从二十一岁到七十岁都报名抽签。案牍向来没有练习过，见识未尽通明，遇事听从刑官，不能有所匡正补救。各处所设的捕房实在对地方大有裨益。如果中国仿效实行，怎么会发生教堂滋事、两乡械斗、小偷小摸案件如此之多呢？上海租界的捕房也有为邻乡抓获大盗，赃物完全的情况，可见捕房公事认真，章程也很好。如果在中国地方，各绅士商人差役虽然知道邻县邻乡的大盗逃匿到这里，也不敢透露风声首告，以防拖累无穷，又防备该贼党报复。那些赃物岂能不私吞不没入吗？

上醇邸书

吴昌言

近来内外大臣议论夷务的，无不认为制造轮船，购置枪炮，学习西方学问，然后才能自强。昌言非常困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外夷各国枪炮越造越奇特，我们如果效仿他们的长处，已经落后了。我们的耗费之门日益开辟扩大，府库的积蓄日益掏空加深，反而被外夷所窃笑。难道不想一想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的兴废吗？修明政治必须先选择贤才，选择贤才就能自强。未能刻意访求贤才，反而说中国人才不如外夷。唉！多么愚蠢啊。外夷的叛服，完全看中国的盛衰。想要消除外患，必须先清除内奸。战争的胜负，在于士气，不在于器械。节约用度可以致富，积蓄力量可以强国，国威自然振奋，边境自然安宁。急急忙忙，想要寻求利器来自强，耗费中国来奉养外夷，羡慕虚名而没有实际效果，可叹啊！庸臣常常虚张敌势恐吓朝廷，专门以议和来保全富贵，只求旦夕之安，不洗刷庚申之耻。奢侈淫乐互相崇尚，逢迎谄媚互相取悦，藏机匿影互相窥伺，爪牙角毒互相争胜，却想要掌握忠信的缰绳，仁义的轮子，不也很难吗？更有比这严重的，笔下虽有千言，军中从未去过一次。既没有平定动乱的才能，又不和衷共济，专门崇尚意气，空谈经济，不察敌情，不审国势，不听忠言，不爱惜人才，只导致丧师辱国，纵寇殃民，这是罪责昭著的。论边防重任，则文臣比武臣为重；论军法，则逃官与逃将领同罪。幸好遇到圣德宽宏，不施加严刑。更有比这严重的，久历戎行，身任统帅，听到风声先逃跑，蒙受耻辱苟且偷生。敌人到达北宁，则谅山、谅江、太原相继失守长驱直入，势如摧枯拉朽。难道是外夷强大吗？论情节，则听到风声先逃跑，与被攻被围、变出不测的情况不可相比；论地方，则数百里糜烂，与一地一塞偶然失守的情况不可相比。现在竟然逍遥法外，优游林下了。冯子材等发愤兴师，谅山收复，深入穷巢，除去教民不计外，斩敌二千六百多级。难道是外夷弱小吗？将领贵在专断，谋划军事崇尚气势，优劣用法不同，胜败由此判定，在于人，不在于器械，明白了。从前粤东三元里九十六乡获胜仗，在南岸杀夷目百貊，在西村戮赞臣等，并生擒夷酋义律、玛利申，不是依靠枪炮的猛烈，而是依靠人心的整齐罢了。现在刘永福能屡战屡胜，都是不依靠器械的精良，即使至愚极暗的人，也能领悟这个道理。苏文忠说：“平时没有犯颜敢谏的士人，临事怎么会有殉义死节的臣子？”可见殉义死节的臣子，必定不是圆滑媚俗、寡廉鲜耻之辈。往往忠

译有义气的士人，遭遇艰难时世，志气愤激，与高级官员感情疏隔，他们的言论突然难以被采纳，有的被私心偏见所蒙蔽，有的被畏缩怯懦所中伤，有的被权贵宠幸所阻挠，有的被诽谤中伤所困厄，想要为国家弥补万一之益的人，竟然不能施展他们的长处，这难道不是大可感叹的吗？如今中外大局，声威教化不足以统御他们，军事威力又不足以制约他们，只有民众的忠义愤慨，外夷向来暗中畏惧，正可以凭借民心向背的关键，作为节制外夷要求的地方。从前曾文正、胡文忠善于选拔人才，无论是生员，还是平民百姓，对于统帅军队的重要职务，不加限制，任由他们施展，从而能够发挥他们的长处。打破常规任用，则建功立业的心志坚定；历练日久，则应对变化的才能灵敏。如今朝廷殷切求才，而内外臣工所推荐的，不是世袭大臣的显贵子弟，就是现任的道员、提督、镇将。这些人已经登上仕途名录，都在圣朝明察之下，又何须表扬提拔呢？他们的见识为何如此狭窄呢？天下如此广大，哪里没有人才？我朝与王道的良佐，都是明末的人才，在衰世则显得愚钝，在兴世则显得智慧。只希望当权者仰体朝廷忧虑时局艰难、广泛寻求贤才的心意，真心实意地选拔贤能，虚心广泛地接纳人才罢了。天下人将大有幸运，百姓将大有幸运。昌言恭敬地呈上。

译叙述边疆大臣建立功业的根基

薛福成

国家太平承平二百多年，凡是有大的寇乱兴起，大的军事行动必定特别选拔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前往督办。随后又有佩戴钦差大臣关防以及号称会办、帮办的人，都是王公亲信要员，功勋业绩长久显著，呼应向来灵敏。吏部协助他们用人，户部为他们拨付巨额军饷，汇聚天下的物力来经营此事。总督、巡抚不过是承接号令、准备策应罢了，他们离开一个督抚，就像拉扯枯朽之物一样容易。所以督抚都奉命非常谨慎，不敢违抗禁令。道光末年，海疆战事兴起，经略大臣的才名声望稍不如前，权力也稍微减弱了，但已经与各省大吏有互相争胜的气势。咸丰年间，粤寇势力嚣张，首相赛尚阿与总督徐广缙相继受命督师剿贼，都没有长远的谋略，以致把事情搞坏。从那时以后，有时用尚书、侍郎及将军、提督担任钦差大臣，有时就用各省督抚兼任军事罢了。有成功的人，在督抚中居多。曾国藩以侍郎身份剿贼，不能充分施展他的志向，等到担任两江总督而大功告成，因为他掌握了土地、人民的权力，不需要依赖别人。因此督抚建立功业的根基，在于获得一个行省供其使用，而其绩效成就的大小，尤其要看所凭借的地域作为标准。大抵在多事之秋，没有比筹饷更紧迫的了，饷源以地丁、漕政、盐税、关税、厘金为大宗。地丁有正税、耗羡、租粮三项，而租粮之中有旗租、地租、屯等名目，各省事例不同。有漕粮、漕折、三项漕项的，按粮额征收银两，用来准备运粮经费。漕折，是由征收粮食的原额改为折色征收的。盐政有课羡、义三，关税有洋税常税，厘金有百货、洋药两项，洋药厘税合并征收，以前所收的厘金，大概仅抵百货厘金的十分之一罢了。在太平时期筹饷的权力，固然在户部，边疆事务糜烂混乱，关税之外，户部提拨的檄文不常到来，到来也坚决不应允。因为事机急迫，安危系于此事，这时想要等待户部救济军饷，势所不能，而边疆大臣在艰难之中竭尽财力经营，那么部臣也不能用太平时期的文法制度来约束他们。所以边疆大臣中负有才略的人，反而得以从容施展，以成就平定祸难、挽救危变之功。江苏一省，地丁、漕政、盐税、厘金五项都充裕，年收入白银一千万两以上，曾国藩用它来削平大难，扭转乾坤。如今李鸿章也用它来招募训练淮军，四处出征剿匪。曾国藩所用多在江、扬、淮、徐、通、海等地，因为漕政最为丰饶，而地丁厘金辅助它。李鸿章所用多在苏、松、常、镇、太等地，因为洋税厘金最为肥沃，而地丁漕政辅助它。浙江一省，也五项兼备，年收入可得江苏的一半。左宗棠用它来驱除消灭悍贼，肃清西陲。大概左宗棠虽然离开浙江，但西征所依靠的只有浙江军饷尤其丰厚。湖北一省，平时本来仰赖他省军饷，自从胡林翼改革漕章，疏通蜀道整顿榷务，这时汉口洋关虽然尚未设立，但地丁、漕政、盐税、厘金四项年收入已四百多万两。胡林翼用它来供养六万军队，分兵援助邻省，规划江淮，有匡扶维持全局的功勋。江西一省，以地丁、漕折、厘金为大宗，而浔关的税收稍作辅助，年收入与湖北相上下。曾国藩起初用它来支撑危局，进军江南；沈葆桢继用它来征调军队将领，攻克歼灭残余叛贼。只是地域不是天下中心，所以大势稍不如湖北。四川一省，地广物博，赋额向来轻，现在在地丁之外加津贴，津贴之外加捐输，虽然三倍于旧额，尚仅得江南田赋的一半，再用课税、盐税、厘金三项辅助，年收入不亚于湖北江西。骆秉章用它来铲除剧寇，兼顾滇、黔、陕、甘各省；丁宝桢复用它来救济邻省军饷，筹划安定边疆。大概自从丁宝桢改革法度，年收入又增加百余万两了。湖南一省，合计地丁、漕折、厘金三项，年收入约二百五六十万两。骆秉章用它来练兵、选将，收复邻疆。旧时湖南本仰赖中央军饷，然而其声望远闻，还出在各省之上，则是人们都习惯作战，贤才奋起效应的结果。福建一省，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项，约逾三百四十万两。加上闽关洋税三百余万两，年收入尚在浙江之上。然而关税由户部提拨，不是大吏所能主持。地域又在海滨，养兵较多，终年所征收的，用来供给地方留支的费用及水陆经制兵饷，尚且觉得捉襟见肘。所以以左宗棠的雄才，未闻有大用其财力。只有船政经费指定拨付关税，由左宗棠开始，也是富强的要图。广东一省，综合地丁、盐课、税厘四项，年收入几乎与浙江相当。近来沙田、烟膏、闱姓等捐都成为巨额，所以筹饷的途径更宽。向来没有卓绝的才识，往往沿袭旧常，或者想要措施而权力未能，奋发树立规模。近来张之洞，颇用它来海防，而未竟其绪，然而固然是大

译是有作为的地方。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个省份，其财力都足以自给自足，但如果遇到非常时期的举措，则必须依赖其他省份的转运接济。直隶的地丁银、旗租、课税、厘金等年收入约三百五六十万两白银，因为京城附近开支较多，所以显得稍紧。陕西、安徽、广西的年收入大约从一百六十七万到一百二三十万两白银不等。广西向来没有承担拨解京城经费的任务，十五六年前藩库还积存了数十万两白银，如今则稍微枯竭了。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财赋中以地丁银为大宗，其他项目稍作辅助，年收入各超过三百万两白银。山西倾尽全力供应京城军饷，事务也稍显简单。山东自巡抚崇恩废弛吏治以来，州县官员都侵吞亏空钱粮，年收入几乎不足百万两。如今相国朝邑人阎公担任巡抚时，开始大力整顿，丁文诚公又继任其后，逐渐恢复了原有的额度，丁文诚于是利用这些财力剿灭捻军、堵塞黄河决口，声名显赫。河南长久没有整顿，但历任巡抚也凭借剩余财力训练成张曜、宋庆两支军队，驰骋各地剿灭捻军、回民等叛匪有功。又如甘肃、云南、贵州三省，向来依赖其他省份的协助。云南年收入六十多万两白银，甘肃年收入六十多万两白银，贵州年收入二十多万两白银，都绝对无法自立。左文襄公凭借东南地区剩余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年收入，才能完成西征的功绩。岑襄勤公毓英平定云南回民叛乱时，随地借用民间财力，也同时仰赖其他省份的协饷；如果一定要全部使用本省规定的款项，那就不足了。天下的事情，靠才能来运作，靠财力来完成；如果财力不充裕，才能即使宏大，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依次列出各省份年收入的大致数目，以便了解用财者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使后来有志之士有所借鉴。又听说如今台湾新设行省，既获得了闽海关洋税的三分之一，又用地丁银、课税、厘金来增加收入，年收入可超过二百万两白银。刘中丞铭传曾经利用这些财力抵抗敌人，近来又购买战舰，修筑炮台，建造铁路，开创风气，为天下之先。将来必定与福建、广东并立，成为东南海疆的屏障。如果经营管理得当，不仅地势优越，即使物产丰富，也足以自我奋发，又何必因为土地狭小而怀疑呢？

译叙团练大臣

薛福成

自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以来，拥有国家的人整顿军队、讲求武备，不得不筹划供养军队的费用，这也是时势造成的必然结果。本朝绿营兵的军饷，每年耗费二千万两银子，然而因为定额人数较多，马兵、步兵和守兵所得的粮饷，不能完全供给，他们从事畜牧等副业的资金，在无事时各自谋求生计，到了期限才开始去操练，因此四川、湖北教匪作乱时，绿营兵已经不能全部得力，大多是用四川勇兵才取得成功的。近代称乡兵为勇营，以区别于绿营经制的正规兵，而四川勇兵的名声从此在当时显赫起来。等到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的祸乱，凭借楚勇、淮勇的力量平定了他们，而绿营兵的功绩更无人知晓了。左文襄公于是有了减少兵额、增加军饷的策略。然而军饷如果不充裕，尚且很少实用，何况没有军饷呢？团练的说法，就是古代保甲制度的遗意，防范小盗贼还可以，抵御强寇则不行。有得力的精锐军队去剿灭强寇，而用团练来辅助，作为坚壁清野的策略是可以的，专门依赖团练去剿灭强寇则不行。咸丰、同治年间，各路寇盗蜂拥而起，设置的防线越多而力量越分散，用兵越多而军饷越匮乏。自内阁大臣到言官，颇有人建议劝告百姓组织团练，特派大臣督管，没有招募士兵的劳苦，没有筹措军饷的困难，这种说法并非不美好。然而天下的事情，没有总体意图的很少有效，追求虚名的多带来后患。暂且就我所见闻的来论述一下。当太平天国刚开始横行时，长沙有丁忧的湖北巡抚罗绕典，南昌有前刑部尚书陈孚恩两位公，都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同在危城之中，而且历时很短，所以意见没有分歧，权力没有相互倾轧。安徽有工部侍郎吕文节公吕贤基，当皖北糜烂之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最终在舒城之难中殉国。只有曾文正公起初不过是奉命帮办团练，后来改为就地捐饷招募勇兵，自从训练教战之后，声威既已显赫，于是有了本省的捐饷，有了邻省的协饷，饷源广阔而招募勇兵逐渐增多。这是文正公以团练开始，不以团练告终，而且庆幸他改变图谋迅速，所以能成就歼灭寇敌的奇功，扩大勇营的规制。除此之外，如河南有内阁学士毛昶熙，也号称自成一军，然而总是疲弱不能持久，或者等待贼寇自行退去，夸耀将吏功绩、创立战功则还没有。又如山东有礼部侍郎杜某，才力尤其短浅，信任亲戚朋友暗中掣肘官吏的权力，以致弱者抗拒赋税而自傲，强者揭竿而起，库藏空虚耗损，上下交困。相国阎公任山东巡抚时，曾经叹息地说起这件事。又如浙东有前漕运总督邵煜，被巡抚王有龄弹劾罢免，继任者是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尤其与王有龄不和。官绅在上面违抗，兵练在下面作乱，绍兴失陷，杭州也难以固守。王有龄殉难，遗疏弹劾王履谦，加上严厉的谴责而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又如通州有前湖南布政使王璠，倚仗权势作威作福，杀害避难的绅商，侵夺良民财产，富有拥有一城，幸好贼寇未到，一方先遭受他的毒害了。至于寇势最嚣张的时候，江南有侍郎庞钟璐，江北有左副都御史晏端书，江西有候补京卿刘绎，几位公都是清高德行、高雅声望，不愿多事，能使民间不知道有团练，大臣已是一时罕见。如果那些年老体衰废疾的，虽然充数团练大臣，口中不言战守事宜，一听说贼寇到来，仓皇奔逃迁徙，来不及顾及其他，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唉！自从战事兴起，世上谈论经世济民的人关注团练已经几十年了。曾文正公虽然由此起步，然而只有早改变其宗旨，并改变其名目，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以鉴睹了。那些贤能的人固然束手无策，仅以一死报国，或者明知无可施展，洁身远引罢了。那些不贤的人则咬噬大吏、祸害百姓，不啻为贼寇的先导，寻求能抵御寇敌、保卫疆土的人，十中没有两三个。大概在上面的人以不必筹措军饷为便利，不知道各种弊端都由此而起。苗沛霖以团练为名，于是占据淮北而叛乱，咸丰末年山东、安徽、河南建立寨子自固的遍布各郡县，于是有了寨主的名目。凡是寨主，都武断乡里，贼害行旅，官吏所不能过问，王法所不能施行。科尔沁忠亲王凭借百战之威才平定他们，多么困难啊！同治七年捻军冲击京畿附近，各营将士孤军行动迷失道路，以及北上赴京的士人，有被各寨活埋的，竟无从追究主谋姓名，这都是团练的祸害。

为人为己不分为二事说

汪康年

人有常说的话：“公”、“私”。说“公”就是兼顾为人，“私”就是专门为己，那么必将分散离绝，而国家几乎灭亡。于是世上有专门以为人的学说，劝人者用成仁取义的说法打动他们，用因果报应的道理劝告他们。唉！这虽然穷尽他们的说法，而人终究不为所动。人的身体并非有两个，为人为己，并非有两件事。请广泛比喻来阐明它：现在假如同处一室，而人所居住的墙倒塌，还能说不波及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吗？火焚烧南里，而北里的人不救

译那么火必定会蔓延到北里；敌人攻打南城，而北城的百姓不去救援，那么敌人必定会攻打北城了。火山在国家的东边喷发，那么国家的西边必定会震动，这是必然的趋势。乡里有善于兼并土地的人，能够以低价得到别人的财产，不久乡里的富户都灭亡了，而他自己也没有可以共同居住的人了。有在城里开设店铺的人，能够用心计倾覆别人的店铺，不久城里没有大店铺了，而他自己也衰落了。有做官回家的人，在乡里横行霸道，后辈效仿他，而他自己的后人也遭受他的祸害。既然如此，爱护别人也就是爱护自己，伤害别人也就是伤害自己，难道不是很明显可见的吗？一旦效仿，一旦递进增加，有这三种情况，那么施与受的循环道理，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乡里有妄自鞭打别人的人，他的儿子外出，恰逢儿子外出，也恰好被别人鞭打，说这个人就是自己鞭打自己的儿子也可以。看到别人有急难而漠视不救，不久自己的子孙有急难，别人也漠视他们，说漠视他们的子孙也可以。有在路上横行霸道的人，甲去救他，有人说：“这是好行阴德啊。”甲说：“如果不救他，那么他将横行霸道于我，所以我救他，是为了我自己，不是行阴德。”有建造物品而压低价格的人，同行的人阻止他，有人责怪他舍弃自己利益去利益别人，说：“不是利益别人，我的物价也恐怕被他压低。”西列行路的人看到车栈办事人员的懈怠，就告诉他们的长官，大概因为火车是人人所乘坐的。富人设立义塾来教育乡里的子弟，学成后成为老师，自己的子孙也因此得以成立，那么说他是为子孙做老师也可以。从前有显贵而贪婪的官员，已经面临敌人到来，说：“我将抛弃我的家而自身死去以塞责。”人们惊讶他前后的行为不同，不知道一个人不能独自肥厚。接着又想杀身以谢众人，却不知道身体虽然死了但对众人没有救助。这些都是将自己与他人分离，而不知道人与己是相连的。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我说不仅圣人是这样，凡人都应当存有这种心。现在假使一个人的身体，右手被别人伤害，左手反而庆幸自己无恙，可以吗？一家的人，弟弟被别人鞭打，而哥哥反而庆幸自己得免，可以吗？由此推论，那么其他郡县的利害，就关系到自己郡县，都是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全国的人都能为他人着想，那么说人人都是为自己也可以。全国的人都善于为自己着想，那么说人人都是为他人也可以。既然如此，现在不能为他人着想的，都是因为为自己着想。果真能为自己着想，那么本来就能公正地思考天下的事情了。

译办理洋务的人员，以什么标准来论断是否称职？

薛同寅

如今天下人都竞相说人才难得，唉！难道真是人才难得吗？恐怕是储备人才的方法未能尽善尽美吧？或者是任用人才的心思尚有不够公正的地方吧？大概世间的风气有升降的不同，而凡是救世济时的人才也随着风气而逐渐变化。本朝自乾隆、嘉庆以前，海禁未曾开放，没有什么洋务，所以有志之士只有专心研读经史，从事科举文章，来猎取功名罢了。等到道光末年，通商的局面才开始打开，在那时中外的情势，哪里谈得上人才？只有任由那些奸民从中挑拨离间，如果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他们就把持挟制，无所不为。所以和议刚刚达成，中国受到的亏损实在很大，其原因都在于没有熟悉洋务的人。然而在过去可以说没有人才，在今天则绝对不能说没有人才。为什么呢？追溯海禁开放之后，朝廷深知洋务的重要性，首先在京城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亲王、大臣统领全权。外省则开始设立三口通商大臣，后来改为五口，等到长江各口岸开始通商，口岸事务繁多，又分设南洋、北洋，由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分别担任，以专责成。然而大权虽然尊贵，又不得不兼靠谋略和力量。于是于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招收满汉聪明的子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以及天文算学等学科。等到同治二年，李爵相（李鸿章）巡抚江苏时，又奏请在上海、广东两地仿照同文馆的章程，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三年学成后作为附生，分派到各衙门当差。后来曾文正公（曾国藩）深恐在华学习未必能完全掌握精微之处，而且有“一傅众咻”（一个人教，众人干扰）的讥讽，又奏请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前往美国各书院，学习天文算学、机器、兵法等事项，以十五年为期限，学成之后逐年分批遣返回国，量才任用。当事者惨淡经营，极力筹划，在储备人才的方法上似乎也不算不尽力了。如果能够合力奉行，始终勤奋，将会看到人才辈出，哪里还会有无才的忧患呢？如果现在还说没有人才，其罪过不得不归于任用人才的不公正，而开始勤奋后来懈怠的讥讽也难免了。试列举其弊端：如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原来的章程本以中西两学并重，所以馆中肄业的学生大多是高才俊秀，绝无超群出众之辈。通晓方言、出使外国增添国家光彩的人已经不少，可惜自从头两班学生送京调考后，十余年间几乎寂寂无闻，直到上年才有送考法文之举。那十余年中，并非没有瑰奇杰出的人才，只是因为没有进身的途径，不得不离开馆舍另谋他业，实在可惜。至于出洋幼童，最初的意图仍打算在洋教习华文，以培养根本，不料出洋后，分送各书院肄业，既然已经入院，不得不遵照院章，无暇兼顾华文。各学生在国外年久，习惯成自然，服食起居都沾染洋派，甚至鄙视华人，乐而忘返。当事者深知其弊端，于是突然商议撤回。等到回国后，考查他们的西学虽然尚可观，但对于华文则茫然无知，即使到了言语揖让之间，也多有牵强之处。纵谈之时，又多压抑中国、赞扬外国的意思。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诗书的气息不深，加上童年易于转移的缘故。像这样而想要任用他们做事，反而不如深通华学的西方人，尚能顾全大局，对中外有益来得得当。大概洋务通才的可贵之处，必须气节见识坚定，能通晓各国的利弊、人情风俗，以及兵刑律例、公法各大端，再加上有忠君爱国的热忱，一旦授予事权，自然能出一言足以服人，设一策足以利国。哪些是某国的长处，应当仿效，排除那些人的，才称得上是洋务通才，而不是现在所谓的洋务人员。至于现在所谓的洋务人员，我知道了，既不是学生出身，又没有真实学问，跟随需次（等待补缺），日久委署无期，于是极力营谋，多方请託。当事者对于什么是条约，什么是公法，哪国是君主制，哪国是民主制，哪国是君民共主制，都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又哪里还问得及天文算学、机器的精微，各国风俗民情的同异呢？其中或许有那么一两个略知语言文字的粗浅，应酬揖让的礼节，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难怪中外偶有交涉，举措就已经仓皇失措，当事者感叹无才啊。

然而想要寻求洋务人才，足以称职而无愧的，似乎应当对广方言馆、同文馆的章程极力整顿，并适当变通，以期达到人尽其才的总效果，而国家财政也不致虚耗。其方法应当将现在的学生先行甄别，那些西学已经精通、出类拔萃的，调取数名，派入各海关洋务局，担任翻译生。凡是遇到外洋日报及往来洋文公牍，命令他们轮流翻译，闲暇时课以条约公法等书籍。倘有中外交涉案件，命令他们按照条约公法妥善商议裁决。三年以后，如果气节见识宏通、吏治娴熟，即行上报，晋升官阶，作为翻译委员，详细请求督抚宪开单咨请总理衙门记名录用。遇有派充

译出洋随员以及游历委员等差事，与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一律选派。有了这几个人作为先导，那么留在馆中学习的诸生看到晋升有途径，没有不争相磨砺自己，以期报效国家的。如果这样每三年选拔一次，互相招引学习，如果能秉持公正之心，去除冗杂滥竽充数者，提拔优秀良才，或许就能做到官职空缺无人担任，士人没有不被弃用的，而洋务得到人才的成效，不久将在这个时候显现。然而这只是提纲挈领，从寻求洋务通才的角度而言。至于有一技之长的人，上自天文算学，下至西方技艺的成效，主管官员本来能够随处搜罗，量才任用，未尝不足以获得如臂使指的帮助。当前练兵、造船、制枪、铸炮、开采矿苗、兴办铁路，处处都需要人才。如果能宽裕筹措经费，仿照西方方法，广泛开设技艺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悉心教导遵循，那么十年左右，应当能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不至于有追随其后尘的讥讽。比如北洋兵舰的管驾有一半出自学生，而水师便显得可观，这就是明显的证据。而我私下有所进言的是，应当破除陈规，特别开设洋务一科，使其与科举并重，总称其为洋务，而报考则又各自随其专长，如兵法、制造、天算、矿务之类，各列一科，在通商各省先行举办。所录取的士人，就根据其专长，授予相应的事务，那么事情没有不治理好的，职位没有空缺的。否则，为将者不能胜任，凭什么责备士兵？上级不能胜任，凭什么责备下级？督率虽然极其认真，而终究有抵触违抗的担忧，未尝不是基于这个原因。无奈中国成见太深，道光年间两广总督祁制军奏请开设奇才异能五科，咸丰初年王侍御史茂荫也曾说过。同治九年，广东总督英公奏请开设算学科，先后都因部议而搁置不行。直到光绪十三年，陈侍御史琇莹奏请将明习算学的人员量予科甲出身，才得到部里覆准，在顺天乡试另加算学名额，至多不超过三名，而考场中也不另外出算学题目。到会试仍须凭文章中式。而究其不能实行的原因，每每以祖宗成法不可轻易改变为借口。我私下认为世风既有升降的不同，那么制度也应当有因时制宜的策略。所以三代制度不同，而都是圣明的君主。后世贤君改变祖制的，也指不胜屈。担当大事的人，如果有利于国家，应当不可拘泥于小节。我们的孔子之所以成为时中的圣人，不正是如此吗？当前时事多艰，真才难得，既然不能立刻改变旧制，那么希望主管官员在储才之道及用才之心各加注意，而不要徒然感叹无才，或许潜移默化，以期望洋务的大兴呢？而总之，想要寻求洋务人才，非中西贯通而又加以忠君爱国之忱者不可。想要寻求无不治理好的职位，没有空缺，非广开技艺学堂不可。

译办理交涉以识才辩为先论

黄润章

春秋时期，各国战争不断，群雄并起，依靠两三位有才能和辩才的大臣，出使各国之间，以平息战争、保全百姓性命。于是向戌弭兵，端木赐通使，无不被诸侯所倚重。到了汉代，北方有匈奴之患，西方结交氐族，致使数万里之外的使节在路上络绎不绝，而博望侯张骞、典属国苏武，都是众口称赞的人才。这就是出使才能办理各国事务，所以在世上受到重视的原因。如今中国自从道光年间允许西方各国通商，大开海禁，互相往来，统计这些国家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普鲁士、意大利、奥地利、丹麦、日本，其余小国都依附它们。于是设立总理衙门，兼设南北洋大臣，又有出使各国大臣，其他如随员、翻译、领事等官员，用来办理交涉事宜，效法西方学问，所有矿局、电局、船政局、制造局，无不用精通洋务的人才担任，于是洋务便纷纷兴起。大概几十年来，西洋各国中只有英、法与中国矛盾最多，一两个强国接连趁机行事，事态愈发严重，至于华人在外洋的越来越多，教堂在内地的越来越多，创立西法越来越广，那么办理洋务的人才就越发急切，所以内部在总署，外部在督抚各大员，总理洋务耳目难以周全，不得不选派人员来担任洋务职务。洋务难道可以轻视吗？以前中国人员不熟悉洋务，每次订立条约都受到洋人的欺骗掩饰，枝节横生，总归是因为这个原因。每次购买军器都受到洋人的蒙蔽，东西便宜却价格高昂，即使设局创办，半途就废弃，办理无人，至今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承蒙垂问洋务人员以何者为称职，我认为办理洋务的人，一在外洋，一在中国，推究其关键只在于改革士科、变革仕途，凡是办理洋务的人员无不是由此而称职的。为什么说在外洋呢？自驻洋使臣以外，名为随员、参赞、领事等官员，有由翰林出身的一半，有由翻译出身的一半，有由大员保举的一半。凡是擅长辞章的，不过是记录外洋的风俗人情、道路城郭，以在中华夸耀，而深入探究其政治的得失，却茫然无知。即使有一两个人用心学习西学，每天与洋官相融洽，也不过略知他们的言语，略知他们的文字，略知他们的机器，每次任期届满回华，洋洋自得地自命为洋务中人，究其西方各国的总学，仍然茫然无知，所谓称职的人在哪里呢？大概随员的参赞，是使臣的辅佐。凡是呈递国书，赴宴集会，不卑不亢，以威仪摄持，这还是浅显的。必须先求其熟悉翻译，善于权衡，应对便利，机变莫测，善于逐事领会心意，足以探知外洋虚实强弱的关键情形，而毫厘不差。领事是为使臣保护商民，分理而设的。有新加坡领事，有旧金山总领事，有纽约领事，有古巴西总领事，有马丹萨领事，有嘉里约领事（注：此处原文地名译名较古，依音译），有长崎、横滨、神户三领事，有函馆副领事。凡是领事随所见闻，与外洋地方官商议办理，即使驻洋使臣，也以领事所报为依据，才可以与外部辩论，以决断是非。领事这一官职，如果只以民船稽查民数，这是具文而已。大概办理外洋事务，一是振兴商务，一是安定民业。总计华人在外洋的，或为通商，或雇佣做工，或为种植，或为开矿，不下三百多万人，都由领事管辖，而使臣总任其事，也由随员、参赞分任其事。他们办理商务时，创设外洋各埠公司船。但西方人的货税本来重于华关所征，华货进口任意加税，如前招商局和众轮船就是如此。而不知道洋货进口税先与洋人订立税则，就可以以此例彼，华货进入彼口岸，也应减重就轻，并应仿照通商章程第二条。凡中国金银首饰各种器皿、未服行李、烟叶、药料、酒烛、柴炭、茶食、鱼菜、糖面、饼到外洋通商埠头，一概照中国例子免税，虽然洋官不无异议，但必须据理以断，有以闭其口而夺其气势。果然能让洋官听从，那么洋货税轻，获利就厚，不仅海外华商可以恢复生计，而且土货畅销内地，民生因此稍微宽裕。又担心华商公私不齐，自相倾轧，必须等待洋务人员为之合力维持，相机办理，不能预先臆断，那么外洋商人日渐起色，都借此啊。他们办理民业时，

听说各国洋人都有轻待华人的意思，或禁止华工，或焚杀华民，或迫使入为奴，或每年收取身价，凡一切任意苛政，不愿中国设立领事的，美国最甚，荷兰、日本次之，英法又次之。这丁提督巡洋到新加坡各岛，华商因被土人欺凌剥削，无不一一哀求诉说，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使薛星使有添设南洋各岛领事的奏疏，为华民着想，所以选派人员应当如何相机筹办，以安定海外数百万生灵。虽然洋人性情坚韧，每

译多一事必多波折，但必须援引国际公法来争辩，不畏惧笔墨口舌的繁琐，不掺杂犹豫不决的看法，不混淆轻重缓急的顺序，致使外国官员无话可说，本地人不敢侵犯欺侮。这都是在外洋人员办理洋务中称职的表现。为什么说在中国呢？自从中国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之初，中国官员常常不懂洋务，遭受的损失实在很多。就拿鸦片来说，它是危害百姓的毒物，各国都不允许，但进口时却因中国订立条约突然允许洋人贩卖，载入条约之中，知道中国贫弱的形势，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鸦片在孟买出口，每箱征收白银六十磅，中国出口茶叶每箱仅征收每百圆的七十五，不到一成；而英国进口所征的税不下四成到五成。更有英国人犯事的，都由英国惩处，中国人欺凌扰害英国人，都由中国的地方官自行惩处。像这样，洋人与华人同样犯事，但中国的罪行重，西方的罪行轻，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想而知了。至于每年购买船炮的人员，把这事看作美差，怎样使船坚固，怎样使炮锋利，竟然茫然不知，只知道私下填满自己的钱袋，以低价报高价，其次的，如船政制造各局的办事人员，滥竽充数的不知有几人，甚至每月领取二十多两银子却占着职位等待，也不知有几人，再其次的，再其次的，招股开矿，往往误雇矿师，白白耗费岁月，矿没开而银子都化为乌有，矿开了却半途溃败，以致巨额财富破家，钱庄倒闭的不可胜数。是谁让他这样做的，是谁导致这样的结果？大概办理矿务的人员，试问他冶炼几斤矿石能产出几斤铜铁，就贸然不知道了。所谓办理矿务的人员，未免有惭愧之色了。办理洋务的事情不胜枚举，选择重要的来说，不外乎富国强兵的计策，一旦办理铁路，大概铁路以勘测路线为第一关键，必须精通地理之学，深谙测量之术，凡是山川的险峻平坦，道路的平缓陡峭，没有不在胸中了然的，才能勘测确定合法的地点，一切过山渡河，都必须测量准确并绘制出平面和剖面图，图中注明每里高多少尺，地图明确了，那么造路的全局就在胸中了。又用估算工程材料，工程则以筑路夯实、开山砌洞、铺设铁轨为大项，而停车的厂房、渡河的桥梁次之；材料则以铁轨、垫木、碎石为大项，而机车、客车、货车以及日常用的煤、中途的栈房次之。工程估算确定了，那么造路就有把握了，这是办理铁路人员称职的表现。一是矿务，中国是财赋富饶的地区，云南产铜，山西产铁，湖北、江西、湖广产锡，齐鲁、荆襄产盐，台湾产硝，以及伊犁淘金，和阗采玉石，矿产的丰富，确实是五大洲所未有的。凡是查矿的方法，以土色确定层次，石质区分纯粹与混杂，既然区分了，又知道什么石头含金，什么石头含银，什么石头含铜、含铁、含铅、含硫、含钡、含锡等物质，成分剖析，丝毫不差，并且钻探深层矿层，测试其厚薄宽窄，依法推算而知道矿藏有多少，以蒸汽机的马力多少而合适多少矿夫，以每日出矿多少而核算成本多少。即使矿师错误地指出某处产金银，某处产煤铁，随意高谈阔论，听的人无不受骗。然而有精通矿务的人员，前往调查其总体力量辩驳其错误，不至于像以前那样误听，矿师一败涂地，这确实是办理矿务人员称职的表现。

译第一是军械。自从西方人崇尚武备，精益求精。中国每年购买军器，花费不下数千万两银子。无奈泰西的枪炮日新月异，而中国往往在购买之时，大半已是旧式，这怎不耗费金银呢？这是因为办理军械的人员不懂制造的方法，难怪他们受西方人欺骗蒙蔽。如果能购买器械，像台炮稍重也无妨，即使是英国的亚吾土郎炮，似乎也已够用。如果船炮不轻，那么船就无法承载，德国的克虏伯厂的产品最为适宜。总之都以射程远、威力大为贵。至于行营用的各种火炮，像克虏伯车炮中六生特、七生特半口径以及八生特口径的，北方南方都适用。分截行营用的纲炮，利于翻山越岭、行军致远；田鸡炮，利于依托城池山岭，在两岸夹击敌船。至于各种后膛枪，单响的以德国的毛瑟枪为最好；连响的以美国的五响枪、黎意枪为最好。至于各种水雷，以鱼雷最为猛烈，一种武器兼具船、炮、雷三者的功用。如果悉心考核，辨别精粗，这确实是办理军械人员的称职表现。

为什么说改革科举、改变仕途呢？自从文科以文章取士，所以中国的文人，他们所知道的、所能做的不过是时文试帖罢了。唉！时文试帖果真能经天纬地、安内攘外吗？一旦进入仕途，办理洋务，几乎像盲人瞎马，怎能期望对时局有所裨益呢？自从武科以拉弓举石取人，那些威武的武夫，他们所擅长的不过是拉强弓、舞大刀罢了。然而试想，在枪炮用事的时代，却还想重用拉弓命中的人才，大概是想依靠刀石弓矢来抵御水雷铁甲吧？难怪被西方人当作笑柄。由此可知中国积习难除，所学的都不是所用的。至于滥竽充数的京官，不屑谈论洋务，凡是办理洋务的人，都被视为用夷变夏的人。等到被提拔担任封疆大吏，才恍然明白当今时势与往昔不同，感叹洋务不可不讲究。然而已经晚了。一官有一官的政令，虽然前任大员极力经营，良法美意，但继任者往往加以更改，前后做法不同，这就是华人办事很少精通的原因。如果不稍微改变洋务的成法，开辟用人之道，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使有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者缺乏人才，也必定名存实亡，渐渐颓废。那么现在的计策，不如破除旧例，凡是在京都供职的人，在考试差及翰詹科道大考时，用洋务策论来考试。题目通达时势，对策详明者破格提拔。虽然纸上空谈，坐着说未必能起来做。但专心于时务之中，以博取人间的富贵，其称职可以立刻达到。岁科乡会试的八股文，纵然不能全部废除，也应当减少其取士的途径。应当在沿海七省之中，确实能减少一半的文举名额来取别途，专门考天文、地理、兵法以及水火、电、重气、光、声、化、矿、医等学问。首篇用华文书写，次篇用西文书写。那些西文通而华文不通的，如以前的出洋学生，不过是为海关添一个通事，为洋行添一个买办，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那些通华文而不通西文，只知道潜心帖括，见识拘泥，行为迂腐谬误的，是腐儒，都不准参加考试。只有两者兼通的，才准入试，称为特科。那些独出心裁，能制造各种机器器物的人，准许其当场呈验，并允许指明擅长何种技艺，以便提前报名命题考试，使天下百姓知道功令所在，不得不专心学习，作为谋求荣华富贵的途径。一旦脱颖而出，怎知没有精通洋务的人才呢？其称职固不待言了。武科首场改试洋枪，次场考试枪炮，三场考试测量绘图。考中甲科后，就投入水陆各营随营操演，以增强其见识。如果才艺俱优者，给予品级。他日临阵边疆，胸有成竹，其称职又可知了。仕途因专一而更加精通，因持久而更加平凡。省中有交涉外洋的事务，就倚任明白洋务的人，终身不离开洋务差事。使先担任洋务人员的人，专门负责翻译，接着授予海疆州县官职，接着授予海关监督，内部升任总理衙门差使。每次提拔任用之时，一切刑名钱谷事务都置之不问，另派委员帮办，致使办理洋务的人精神专注，琐碎事务无虞，不至于视官职为传舍，而百废俱兴了。其称职更当如何呢？大概功令改变而真才出现。上面有好尚，下面必定盛行。中国地广人稠，如果奋发其才力心思，超越四国，有什么难的呢？二十年之后，办理洋务的人员其称职当不可胜数了。这是中国今日天下的一大转机啊。时机就在于此时了。

交邻得当论

张玠

中

译国家的富贵利达，都出自时文、试帖和小楷之中，而学校中诵读经书的儒生，除了时文、试帖以外，就没有别的学问了。那些位居三公、功勋显赫的权贵，除了时文、试帖和小楷以外，就没有治国的大略。等到道光、咸丰年间，欧洲与亚洲互通贸易，洋务兴盛起来，这是时势使然。然而拘泥于旧习的人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怎么能与他们为伍？”轻视他们、抛弃他们、痛恨他们，几乎想要不与他们共存于同一片天地之下。有的人提到洋人精巧，做事脚踏实地，他们反而讨厌听，反而闭口不谈，这是愤世嫉俗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不能办理洋务。又有一种人，心中没有坚定的见识，看到洋人心思精巧，做事勤勉，便心神慌乱、眼花缭乱，称赞他们能括地通天，甚至把他们不值得效法的地方也加以称赞，这是趋时附势的人。趋时附势的人更不能办理洋务。中国的高级官员，如果在洋务上急于求成而不加揣度，错误地派遣上述两种人去办理，没有不失职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称职呢？让我详细论述一下。中国从前办理洋务不得当，弊端有二：一是不谨慎，二是不公正。洋人所办的事，有一半是中国未曾见过的，稍微涉及粗浅的地方，当时认为没有妨碍，事后却常常受他们的欺骗，心中不谨慎怎么行？天下无论何人与我交涉，都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稍微存有偏见，怨恨就会蓄积在心中，终究会有爆发的一天。洋人气势旺盛而势力强大，首先应该依据道理来论断是非，心中不公正怎么行？所谓谨慎，并不是对无关紧要的事情故意与他们纠缠；所谓公正，并不是在军国大事上一切都不计较。事情必须争辩的，依据西国的法律，不敢稍有宽纵；事情可以稍微让步的，通融我国的权宜之计，不必过于拘泥。洋务头绪繁杂，归结起来无非是民事和君事两层，而在君事和民事之中，又分轻重：杀伤、焚毁、抢劫争斗、殴打货物、诈骗以及撞船、购置产业等案件，这是民事；侵犯疆界、偷漏税款、违反惯例谋取私利、开辟口岸通商以及传教、游历等案件，这是君事。如果是民事，可以延请西国公正的律师推究情由，逐层剖析，如果理亏在我方，就依照法律治罪或商议赔偿，不必隐瞒。如果理亏在对方，严重的就追究他们依照西律处治，否则就咨请总理衙门行文给彼国政府，以治其不遵守法律之罪，不这样做就不罢休。轻微的，听任彼国领事或稍加监禁，或稍加杖责了事。他们远涉重洋，孤身处于我国，事情本属细微，枉法保全不失忠厚。如果是君事，严重的，朝廷自有简派官员，由总理衙门判决，轻微的也应当依照西律处治。如果对大局没有损害，不妨听任他们稍微占点便宜，以涵养和气、保全邦交，这就是所谓竭尽全力尽职的人。然而有人说：“中国势力弱，洋人势力强，事事顺从，这才算尽职。”又有人说：“中国越弱，洋人越强，事事力争，这才算尽职。”或者更有人说：“《万国公法》一书，是万国的准则，事事援引，这才算尽职。”这些说法都不对。畏惧洋人而避开他们的锋芒，希图省事，这反而是多事的开端；轻视洋人而与他们对抗，想要取胜，然而取胜往往是取败的开端。彼此势均力敌时，万国公法足以作为铁券；如果有强弱之分，那么公法不过是废纸罢了。总之，办理洋务的人员平日应当熟读史籍，通晓古今事变，那么心中就有把握，根基既真实，措施自然得当，而且存心至公至平，不偏不倚，所以一旦派去办理洋务，不仅没有尊中抑西的心思，也没有我中彼西的偏见，那么洋人自然会被折服，点头同意，从而进入我们的范围。身为高级官员，平时见到这样的人才，应当储备在夹袋中，以备临时使用。一旦有事，衡量他们的才力，按名选派，哪里还有洋务难办的说法呢！只是当今的高级官员，平日不把洋务放在心上，并不寻求办理洋务的人员，一旦有事，茫然没有定见，听说某官员精通洋语就选派他，听说某官员懂得西文就选派他，听说某官员曾经游历外洋又选派他，以为他们一定能尽心尽职。哪里知道一与洋人相见，洋人知道他们并无胆识，稍微恫吓，稍微为难，他们已经手足无措，上报给高级官员，高级官员也没有成见，含糊批复，按照洋人所说的定案罢了。唉！真是令人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