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学术六广论下附医理

译事物之所以生长，以及消亡与生长的决断，虽然毫厘不差，但举例于万物，就像孟子所说：“如果得到适当的滋养，没有东西不生长；如果失去滋养，没有东西不消亡。”气的自然变化，就像数理的必然规律一样。有生长到极点而转为消亡，消亡到极点而转为生长的，这在人心上，就像圣人如果不慎思就会变成狂人，狂人如果能克制念头就能成为圣人。就像西施蒙受污秽，恶人斋戒沐浴。在人事方面，就像塞翁失马，得马，祸福相互依存转化，就像否泰两卦，君子与小人的道理相互消长。即使是诸葛亮所说的“先后汉朝兴衰的原因”，极而言之，就像孟子所论述的，从唐尧虞舜到战国，五百年的兴王；从洪水到杨朱墨翟，一治一乱。结合后世历法家元会运世的理论，以及人近上中下元甲子的说法，如同符节相合。凡事消长的契机，有的在刹那间转移，有的在千百年间递嬗，无不有数理存在。举例于万物，就是日月五星的运行，昼夜寒暑的更替，植物的荣枯，动物的化育。定质如矿苗的多寡，流质如海波的潮汐，气质如五金各汽水的化分化合。气的衰旺相互循环，就像数理的奇偶相互循环一样。凡此都是正常的，不是变异的。至于变异，为什么会有应当生长却消亡，应当消亡却生长的情况？就像卫灵公无道却没有丧国，鲁隐公让国却招致祸患。后世如秦始皇、武则天都能善终，柴世宗贤明却不能统一天下，明思宗并非亡国之君，盗跖却长寿，颜回却早夭，邰登被黜，人事到了这种地步，天道没有凭据，就认为是数理的不齐，不知道并不是不齐。

译《易经》说：“积累善行会有多余的福庆，积累不善会有多余的灾殃。”所谓“积”，所谓“余”，都是以数量来计算。有多余的福庆，那么后来的过失自然足以掩盖罪责；有多余的灾殃，那么修养德行也难以获得回报。全盘计算，实在没有毫厘铢黍的差错。试着用事物来举例，那么气厚的事物，经过摧折也不会消亡；气薄的事物，即使栽培也不会生长。松柏经过霜雪而不凋零，蒲柳望见秋天就率先枯落。大椿以八千年为一个春秋，蟪蛄以一朝一夕为生与死。从齐同万物的观点来看，它们不能没有消长罢了。至于像矫正塑造物性，失去其本来面目，水因激荡而逆流，花因烘烤而早开，这就像海市蜃楼、泡沫幻影，是虚幻而非真实。趋势既然违背常理，情理上众人也都明白。至于长久存在而不消亡的，事情本来就很罕见。国运没有千年的，世家没有百代的，低于这个更不用说了。至于消亡而不增长的，则比比皆是。人事没有比生死更大的，长生不可学习，即使有神仙，也难以逃脱定数。凡人不过百年，这百年中，富贵而显达，聪慧而仁寿，还算没有虚度。此生所惋惜的，是豪杰有志之士，生不逢时，终身坎坷，像朝露一样忽然死去，志向却千秋不朽。人死不能复生，实在是天地间有消无长的一大憾事。探求其原因而不得，于是有人创立了轮回的说法，认为此生不遇，必然在他生遇到。这种说法，儒家学者嗤之以鼻，认为它荒唐而没有根据。我却认为轮回之说，就像数学中的乘除一样，应当以一世来计算，不应当以一人来计算。天下之大，没有一天不有人死，也就没有一天不有人生。每个人的死亡，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每个人的出生，就得到天的魂气，地的形魄。把一世合起来看作轮回，有死有生，其机制不停息，有消有长，其数量相当。譬如盛水的容器，注入一盂，舀出一盂，虽然舀出的水不一定就是注入的水，但计算其盈缺，在这一盂之中，就可以说把舀出的还给了注入的，也可以由此来谈论。那么后人所遇到的，不啻是偿还前人所未遇到的。即使就同时代而论，枯荣如果没有偏废，盈虚自然足以相互参照。儒家学者以天下为怀，应当合万类来验证盛衰，不应当只念一身来计算荣枯。统观天下古今的大数来比较，就知道没有长不是消，也没有消不是长。试着用这种说法来举例万物，地球之上，如美洲的撒哈拉沙漠、努比亚沙漠，亚洲西境的阿弗利亚诸沙漠中，国内外蒙古分界的瀚海、天山南路与青海、西藏分界的大戈壁，大的有数万里，小的也有数千里，自古以来没有水泉草木。难道天地消长之气唯独不运行到这里吗？然而想想古时洪水横流，淹没山陵，有不止如《诗经》所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的情况，怎么知道现在的沙漠不是上古肥沃之地变化而来的呢？况且地有矿藏就会震动，山有火就会爆炸，天下时常有所听闻。沧海桑田，不全是臆测之说，又怎么知道现在的沙漠日后不仍然化为肥沃之地呢？推而广之到南北洋，怎么知道没有人力能够开通呢？只要气运行而不断绝，数确定而没有差错，又有什么变化不是正常的呢？总之，充尽事物的极致，只是不知道地球及日月五星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在消长罢了。至于六合之内，事物明显有消长的，这是正常的，可以举例；事物看似没有消长而实际上有隐性消长的，这是变化的，也可以举例。所以说这是公例。然而如果不是格致之学综合数与气来探究其细微，那么事物的变化恐怕有不能以理贯通的。

中外刑律辨

杨毓辉

现在，天有雨露，而不能没有风云；国有赏赐，而不能没有刑罚。这就是中外各国之所以各自设立刑律的原因。考察其源流，中国的刑制始于蚩尤，唐虞时期则鞭打官员、用朴教教化，除了金赎之外并用五刑，即墨、劓、刖、宫、大辟，而情有可原的代替以流放宽恕，所以说流放宽恕五刑。夏朝有禹刑，殷朝有官刑，到了纣王无道，罪及族人，甚至醢、脯、炮烙、刳剔、焚炙，适宜其不被祭祀忽然消失。周朝兴起尽除苛法，设置司寇来审理刑罚，一方面说用五刑纠正万民，另一方面说用八刑纠正万民，又有五禁、五戒、三刺、五听、三宥、三赦、八议，都是防范他们不犯法，体恤他们从宽处理。到了秦朝有枭首、葅骨、斩左右趾与三族之刑，汉朝初年约法三章颇为善政，后来萧何制定律令，叔孙通增加律所不及的，仿照八篇逐渐失去初衷，文景之世开始连坐收孥，律用髡钳笞代肉刑，并减轻笞法，天下几乎达到太平。隋朝的刑制有五种，即诛、流、徒、杖、笞，又有十恶八议之法，后来苏威等恢复新律，简练而有要旨，疏漏而不失当，所以后代多遵循它，然而名称也各不相同。唐朝刑书分为四类，即律、令、格、式。宋朝沿袭唐旧而确定详覆之例，缓办故意纵容之诛，宽恕误入之辟，严惩留滞之罪，宽恕不当之谴，尤为意美法良。元朝则刑书三次变更，开始叫制元新格，接着叫风宪宏纲，接着叫大元通制，其类别有三种，即诏制、条格、断例。明朝初年制定大明律令，后来也多次修订，但其条例不

译避免刑罚畸重或畸轻。我朝历代圣君相继传承，根据时势进行增减调整，大清律例于是成为万世遵循的典范。其中的刑律一百七十条，都是仁义达到极致的体现。至于泰西各国的刑律大体相同而细节略有差异，西历一千七十四年，即宋神宗熙宗七年，英国开始厘定刑律，过于繁重的予以废除，涉及严苛的予以去除，其余如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美国也各自相继修改，于是不至于陷入残暴苛刻。这就是中外刑律的源流。试着就其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进行详细考察。

第一考察诉讼中的律法，诉讼事项分为十二条，西国有的二三十条不等，有的三四十条不等，各有轻重的不同。就像西历诉讼中有票费、堂费，这些费用有一定的限制，这是中国律法中没有记载的。然而中国涉及诉讼的耗费，竟然比泰西加倍。大抵是差役狼狈为奸，看诉讼者的贫富，来区别索取费用的多少。所以中国律法虽然没有诉讼费，反而不如西律有固定的费用，胥吏差役反而难以多索取丝毫。西律都重视律师，凡是学习律法的人一经考取，给予文凭，准许他们代替他人涉讼。日本也重视律师，称为代言。时务中中国律法则有严禁讼师的条款，凡是讼师教唆词讼，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的，如果只是失于觉察，按照惯例严厉处置；如果明知不报，按照奸棍不查拿的条例，交刑部处议。这样看来，讼师足以连累官员，比西律准许代人涉讼的要重。律法又记载讼师秘本，如《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所有书籍全部查禁销毁，那么律法书籍并不准许学习，比西律准许考试发给凭证的要严。

各国都有无权羁押人的律法，凡是涉及诉讼就立即开庭讯问，不准滥行监禁。倘若案件重大，暂时羁押，也必须迅速定期，秉公讯断。考察中国律法尤为允当。凡是告词讼对问得到实情，被告已经招供服罪，原告没有其他需要对待的事理，随即放回。如果无故稽留三日不放，笞打二十，每三日加一等。这比西律不是更得当吗？西律凡是案件已经定罪，无论该犯承认与否，见证既然确凿，就处以应得的罪。寻常犯人并不准许翻供。中国律法则虽然有见证，必须本犯承认，才能定罪，否则以朦胧陷害他人入罪论处。如果由上司覆勘，该犯翻供，仍然须发回重讯，以显示郑重。这比西律不是更不同吗？

第一考察断狱，西律审讯案件都凭人证，从来没有刑讯的条款。奥地利等国过去虽然用刑，等到我国乾隆四十年，即西历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也废除了刑讯的条例。又有陪审官员，各国惯例以十二人为率，事情有不公，由十二人公同议断，不能决断再请十二人断之，本官不能独断，所以屈从贿赂的弊端消除。原告被告都站在案前，没有下跪的惯例，所以形势逼迫的弊端断绝。这些都是西律在轻和宽方面的长处。

译中律并非如此，审理案件由官员独自决断，原告被告都必须上堂跪拜，不论事情的是非曲直，动不动就使用刑讯。然而考察律法中关于刑讯的条款，仍有其限制。比如夹棍、拶指，只允许正印官使用，其余官员都不准擅自使用。又凡是问刑衙门的一切刑具，除了律例中规定的夹棍、拶指、枷号、竹板，按照奏定规定的尺寸样式，由官府印烙颁发外，拧耳朵、跪铁链、压膝盖、掌责等刑罚，准许照常使用。如果有私自设置刑具，导致规格不一，以及私自制造小夹棍、木棒、连根带须的竹板，或者擅自使用木架撑执、悬吊、敲脚踝、针刺手指，以及数十斤重的大枷、荆条击打背部，以及律例禁止但未涵盖的一切任意私设的刑具，都属于非法刑罚，仍立即严格参照违反制度的条例，杖责一百。因此，刑讯的律法虽然比西方国家严厉，仍存有体恤之心。然而现在的刑官多使用点锤、天平架、老虎凳、扳罾（一种刑具）、吊吃、金钱饼、上凤凰台等刑罚，完全超出了律法的规定，怎么能不严于泰西呢？

考察殴打伤害的律法，中西各有轻重。各国遇到纷争或行为不法，由巡捕抓获并交给长官监禁。案情轻微的监禁数日，美国律法在轻罪监院所设黑暗的一室，饮酒滋事及殴打罪行较轻者监禁于此室二三日，不见天日，使其知道反省过错，然后释放。中国对于细微的愤怒争执都不监禁，这是西律较重。殴打伤人，西律都监禁数月或罚款赎罪。中律凡是手脚殴打他人未造成伤害的，笞打二十；造成伤害又分手脚伤、持物伤，手脚伤人笞打三十，持物伤人笞打四十；拔头发三寸以上笞打五十；殴打他人致使耳目出血、内伤、吐血以及用污秽物涂抹面部，各杖打八十；折断他人一颗牙齿、一根手指、一只眼睛，伤害毁坏他人骨骼、耳、鼻，用污秽物灌入、铜铁汁及汤火伤人，都杖打一百；折断两颗牙齿以上及头发的，杖打六十，徒刑一年；折断筋骨、刀伤、堕胎、弄瞎他人双眼，杖打八十，徒刑二年；折断跌损一肢、殴打瞎一目，杖打一百，徒刑三年；折断两肢、瞎两目、损害他人两件事以上以及断舌、毁坏生殖器，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并将财产一半判给被伤者赡养；同谋殴打他人以下伤重者为重罪，其余减一等；互相伤害的各检验伤害的轻重定罪，其余减一等；互相伤害的各检验伤害的轻重定罪后，下手理由正当者，减二等。如果伤人过重，准许犯人保辜，治愈则罪减二等，不愈则须抵命。这是中律较重。殴打杀人者，绞刑，一概不得从轻论处。这是西律宽，中律严。而且中律更有加减之分，良贱相殴，都与普通殴打不同。比如殴打伤害尊长，加二等；殴打伤害卑贱，减一等。只有殴打杀人不在从减的条例中，较之西律更加周密严明，有得无失。

考察欺诈伪造，中律的防范最为严厉，西律未免太轻。查中律凡是伪造制书及增减原文的都斩首，未施行的绞刑。伪造六部、都察院、将军、督抚、提镇、守御紧要隘口衙门的印信文书、套书押字，盖用印信以及将空纸用印的都绞刑。伪造察院、藩臬、府州县衙门文书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其余衙门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未施行的各减一等，立法极其严厉。西律中凡是伪造文书信件情节严重的，监禁数年，兼作苦工；轻微的监禁数月，未免失之轻了。中律凡是对制书及奏事上报不真实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不是机密而妄言机密的加一等。奉制推案问事上报不真实的，杖打八十，徒刑二年，事情严重的以出入人罪论处。西律则不过是监禁及登报章以昭示其罪，未免失之宽了。而且西律治理欺诈伪造，大多以监禁为主。比如伪造钞票，私铸银钱，都定监禁之罪。中律则私铸铜钱的绞刑，匠人罪同，为从及知情为买使的减一等，视西律独不同。又如假冒官吏差役，西律也只监禁；中律则诈假官或假与他人官职都斩首，知情接受假官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官员无诈称，有官员诈冒官员姓名及官司差遣捕人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诈称现任官子弟孙侄等家总管按临部内有所求为的，杖打一百，为从减一等。如果得赃，并计赃准窃盗从重论处。诈称内史及大员在外察事的斩首，诈称使臣乘驿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视西律为独得。其余如近侍诈访事以惑民则斩首，诈为瑞应杖打六十，徒刑一年。官吏诈病临事避难笞打四十，重的杖打八十。诈教人犯法，与犯法者按同罪论处。这都是防范欺诈伪造，胜于西律的宽弛。

考察盗窃中律，治盗的条款有二十八条：谋反大逆，谋叛共谋的都斩首，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府；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的斩监候；盗大祀神御物、制

译盗窃印章、内府财物者，一律斩首；盗窃军器者，按赃物价值以普通盗窃罪论处；盗窃皇家园林陵墓树木者，杖打一百，流放三年；盗窃平民财物者，杖打八十；监守自盗，不论主犯从犯，均按赃物价值定罪；强盗已实施但未得财，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得财以及用药迷倒人、抗拒抓捕伤人、因盗窃而强奸者，一律斩首；囚犯犯此罪者斩首；白天抢夺财物，杖打一百，流放三年；伤人的处死，从犯减一等；盗窃已实施但未得财，笞打五十；得财的按赃物价值定罪，从犯减一等；初犯、再犯都刺字，三犯则绞刑监候；扒窃者罪同盗窃；马牛牲畜、田野谷麦，均按赃物价值以盗窃罪论处；亲属间相互盗窃，根据亲疏远近定罪轻重；恐吓取财，按赃物价值准盗窃罪论处，加一等；用计诈骗财物，按赃物价值准盗窃罪论处；设下计谋诱骗良人卖为奴婢者，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作为妻妾子孙者，杖打一百，流放三年；因而伤人的绞刑；杀人的斩首；发掘坟墓见到棺椁，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已打开棺椁的绞刑；夜间无故进入人家，杖打八十；盗贼窃取主人分赃者斩首；不同行不分赃，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盗贼曾经刺字者，如果去除原刺字样，杖打六十，补刺；这些都是中国法律治理盗贼的大略，轻重适宜，宽严得当，足以警戒顽劣凶暴之人。考察西方法律，有所不同：除了谋反大逆仍用绞刑、流刑外，其余多采用监禁或兼服苦工，确实过于宽纵，至于刺字之法，更是西方法律所没有的。抓捕治理盗窃的法律，中国严厉而得当，西方国家轻微而失宜。

考察贪赃论者，说西方官吏不敢贪受贿赂，因为中国法律凡官吏受赃，特设专条，共十二条：一、官吏受财，凡受财均按赃物价值定罪，官职追夺；除官吏罢免职务外，若说情办事收钱，有俸禄的人减收受钱人一等，无俸禄的人减二等；二、坐赃致罪，赃物一两以下笞打二十一，一两至十两各笞打三十，其余依次递加至五百两，杖打一百，流放三年为止；三、事后受财，凡事后受钱枉法断案者，准枉法论；不枉法断案者，准不枉法论。四、听许财物，凡答应收受财物，虽未接受，仍视是否枉法来定罪。五、以求财请托诸色人等，有事以钱财行贿，答应给予钱财，按坐赃论。若官吏逼迫索取者，出钱人不定罪。六、求索借贷，凡官吏索取借贷部民财物，按赃物价值准不枉法论；强索准枉法论，财物归还原主。七、家人求索，监临官吏的家人在所辖境内索取借贷财物及役使部民，若买卖多取利息之类，各减本官罪二等，本官知情的同罪，不知者免罪。八、风宪受赃，风宪官吏受财及索取借贷财物，买卖多取，受人馈赠，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如赃物系枉法至八十两，判绞刑；不枉法一百二十两以上，判绞刑。九、因公科敛，凡因公擅自征收财物，杖打六十；赃物重的按坐赃论，入己的按赃物价值以枉法论，至一百二十两绞刑。十、留盗赃，巡捕官已抓获盗贼留下赃物，笞打四十；入己的按赃物价值以不枉法论。十一、私受公侯财物，内外官员不得收受公侯伯财物，受者杖打一百，罢职发往边远充军，再犯处死。公侯给予者，初犯再犯免罪，三犯上奏请旨处理。若奉命征讨给予收受不在此律。可见中国法律治理贪赃，较西方法律更为严厉。

考察人命，人命为尤重矣，过于宽弛，将以何警戒凶暴？西方国家向来也多使用特殊刑罚。考察西方历一千二百五十五年，英国曾定劓鼻割耳之罪；及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始减死罪律例，重罪止于绞刑，禁止斩首分尸诸酷刑。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意大利亦颁新定刑书，曾禁死刑。其余各国皆先后减轻，故其人命之律，谋杀伤故杀伤则绞之，较中国法律之斩刑轻矣；杀拟流，较中国法律之绞罪宽矣。误杀过失杀，责令赔偿养赡银两，或五年或二十年，一如被杀生前收入之数，官府存收，使亲属按期支领，无力者改以监禁。按中国法律过失杀赔偿养赡费，尚与中国依律收赎相同。误杀较重于过失，却也赔偿银两了事，则凡仇隙相寻者，皆可以误杀的借口推诿而不论抵命，适足助长凶顽之气，故不免失之过轻。

译考察中国关于人命的法律，分为十二条：一是谋杀，二是谋杀制使及本管长官，三是谋杀祖父母、父母，四是杀奸夫，五是谋杀故夫父母，六是杀一家三人，七是采生折割，八是造畜蛊毒，九是殴打及故意杀人，十是屏去人服食，十一是戏杀、误杀、过失杀伤，十二是夫殴打有罪的妻妾、杀子孙婢奴图赖、弓箭伤、车马杀伤、庸医杀人、窝弓杀伤、威逼人、尊长为人杀私和。立法既严密又明确，其中又区分故杀、误杀、下手加功杀。故意杀人的抵命，误杀、下手加功杀都以是否致命来区分，未曾宽纵，也未曾严苛，确实符合中庸之道。

考察奸情中的律案，分为强暴与和奸，西方法律也是如此。然而定罪轻重的差异，各国法律不同。凶顽而强暴的判处终身监禁，刁钻的判处数年监禁，也有判处数月监禁的；和奸的仅给予轻微惩罚。对照中国法律，这已经太轻了。考察中国犯奸的法律，和奸、刁钻的男女同罪。和奸的杖打八十，有丈夫的杖打九十，比西方法律仅给予轻微惩罚的要重。刁钻的无论有无丈夫，杖打一百，比西方法律仅判处监禁的要严。强暴的判处绞刑监候，未遂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是十二岁以下的幼女，即使是和奸也按强暴论处，这与西方法律判处数年监禁不同。如果媒合容止人在家犯奸，罪犯减一等；私和奸事的减二等，而且纵容妻妾的有杖罪，亲自犯奸的有杖、徒、绞、斩等罪。诬告翁及夫兄奸淫的斩首，奴仆侵犯家长妻女的斩首。官员侵犯部民妻女及居丧或僧道犯奸的，罪各加平民二等；良民侵犯贱民的罪减一等，贱民侵犯良民的罪加一等。官吏宿娼杖打六十，买良民为贱民杖打一百，警戒恶行的意义可谓既重且严。西方法律没有这样分明，况且欧洲各国多有允许妇人离开丈夫的法律，尤为无理，其余也过于宽宥。哪里比得上中国法律懂得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道理呢？

考察杂犯，各国刑律所办理的各项杂犯与中国法律异同尚多。比如骂詈，西方有拘责的法律，中国则笞打一十；互相骂詈各笞打二十，辱詈尊长的更有加重。法律不同但得失相同。又如赌博，西方有监禁的法律，中国法律则杖打八十，职官犯者加一等。法律不同但宽严相同。西方法律治理放火重，则监禁数年。中国法律：凡是放火烧自己房屋的，杖打一百；延及居民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因而盗取财物的，斩首；杀伤人的，按故意杀伤论处。这是中国法律比西方法律更重。西方法律不禁搬演故事，中国法律：凡是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犯则杖打一百。这是中国法律比西方法律独严。西方有恤幼的法律，如英国法律：男子二十一岁，女子十六岁为成人，犯法照例定拟；未到成人，一概从轻减。其法律近于放纵。中国法律则有八议，如亲、故、功、贤、良、能、勤、贵、宾，都比平民从轻减；年及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有废疾者，并不用刑拷讯，都据众证定罪。是中国法律恤尊贵、贤能、矜老幼、废疾虽然宽，仍然严胜于西方法律吗？

西方对于律例所不记载的，大都随时定拟，或引情形相近者作为衡量。中国法律有违令、不应为两条：凡事法律无罪名，今有禁制者为违令，笞打五十；法律无可坐之条，而揆之情理实不合的为不应为，笞打四十；重者杖打八十。这又是西方法律疏漏的缺失，不如中国法律严密的得当。

考察狱囚，西方法律监禁犯人，有轻监院，有重监院院，都宏大宽敞。如英国的敦维棘院，共一千一百六十五间，房屋高七尺，深十四尺，宽十一尺；美国的费城重犯狱，基地宽五十余亩，周围石墙，高三丈许，极为巩固洁净。其他国家大致相同。中国法律则内外大小问刑衙门，都设监狱，内监收重犯，如同西方例子的重监院；外监收轻犯，如同西方例子的轻监院。只是卑湿小窄，与西方制度不同。西方犯人凡初入狱，去掉其旧衣，授予囚服。美国例子衣服都是青黑镶蓝边。每天三餐：早餐加非馒头，午餐肉汤牛肉馒头蔬菜，晚餐茶及馒头。中国法律则在禁囚犯，每天给仓米一升，冬天给絮衣一件，夏天给蕉扇痧药，年老年幼者席垫常须铺置，冬天设暖，夏天备凉，浆体恤之意，与西方例子相同。犯人在狱，西方例子都教以工艺。男犯所做的是木器、皮器、烹饪、鞋靴、整理破布、洗地板，或由巡捕押至屋外在农工，种蔬菜、修道路、开河渠；女子则织布、纺线、作绣货、缝衣服。文弱者令习巧事，并不强人所难所做之物另行变价，一半充工费，一半由总管发铺生息，等到其罪满释放归还给与，作为本营生。若监终身者给

译他们的家属。所以西犯被释放后，拥有技艺和积蓄，既可以养活自己、供养家庭，必定不会再犯奸作恶。比照中律中盐场、铁冶尚且拘役徒囚入役，而监狱却没有教习技艺的条款的情况，似乎更符合体恤囚犯的道理。由此考察可知，中西刑律往往多有不同，而办理案件时每每因此产生争执。那么现在的对策，不如设立例律馆，将中西各国的律例逐条翻译出来，权衡情理，汇编成《中西谳案》一书。此后遇到交涉案件，都按照此书办理，或许可以避免意见分歧，而确立长远的规范吧。

译中西医理孰长论

许克勤

我曾经读《史记》到《扁鹊列传》，虢国中庶子对扁鹊说：“我听说上古时代，有一位名叫俞跗的医生，治病不用汤药，而是割开皮肤、解开饥渴（此处原文‘解饥〇〇’疑为衍文或讹误，依语境当指切开皮肉）、剪开洗涤肠胃，清洗五脏，提炼精气、改变形体。”我不曾不掩卷赞叹，认为中国优秀的医生自古就有，并非当今的西医独自专长于此。于是我去考证其他书籍，《列子》记载扁鹊治疗鲁公扈、赵齐婴时，给他们喝下毒酒，两人昏迷死去，于是剖开胸膛探取心脏，互相交换位置，投入神药，两人醒来后恢复如初。《抱朴子》记载张仲景行医时，曾经剖开胸膛放入赤饼。《后汉书》记载华佗精通方药，对于病结在体内、针药无法触及的情况，先让病人服下麻沸散，醉后毫无知觉，于是剖开腹背，抽取割除积聚的病灶；如果在肠胃，就切断清洗，除去疾病秽物。随后缝合，敷上神膏，四五天后伤口愈合，一个月内完全康复。其他如太仓公打开颅骨调理脑部，《抱朴子》有记载；徐子才剖开眼睛取出蛤蜊，《北齐书》有记载，这类例子，数不胜数。可惜华佗被害于曹操，他的医书付之一炬，至今剖割的方法，华人不再传承，而西方人航海来到东方，制造精良，化学发达，兼挟其医术。比如生产难产几乎致死，剖开妇女腹部取出婴儿；小便结石淋病，剖开小肠取出结石；以及割除肿瘤赘肉、截肢换木腿之类，都显赫在人耳目之中。这些大概都是中国的古法，西医很能运用它们。于是中西医学截然不同，有夸耀西医长处超过华人的，有致力于宣扬华医长处超过西医的，有说华医长于内科而西医长于外科的。西医诊断的方法层出不穷，用听诊法来知晓心肺的疾病，华人没有学习这种方法；用仪器来测量肺部容纳气体的多少，判定人的强弱，华人没有这种仪器；用化学方法来分析尿液中的各种物质，华人学习化学的很少。切脉则有仪器有图表，行走、躺卧、坐、立，脉象迟速自然不同；询问病情则有常规有变通，真情假语，仔细察验就明白；而华人只用一息来判定脉搏的次数。而且脑筋血管确有把握，不像中医只讲阴阳五行，生造空虚的言论。这是夸耀西医长处的人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医学渊源久远，神农尝百草之味，伊尹著汤液之经，上溯至黄帝岐伯，经典传承《灵枢》《素问》，查考《周礼》中医属天官，秦越人、张长沙（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导其源头而开始显扬；张洁古、刘河间、王海藏、李東垣，畅其流派而更加明晰。历经四千多年，而后高深的医术通乎神明，灵妙的机变出于妙悟，人能轻易习得吗？明堂甲乙，玉册元球，通晓三部九候、五运六气，所以归结起来，平淡不崇尚新奇。于是西医不然，筋骨只主于脑筋，不知有十二经络的不同；疾病统称为炎症，不知有上下表里的区别；脉象只辨别其次数，不明结脉代脉的区别，脉象与病情相反的道理吗？南北体质不同，中西适宜不同。西医只执着于固定的方子，来治疗中原虚弱体质千变万化的疾病，难怪其难以救治活人而不能起死回生。这是夸耀中医长处的人的观点。内科有伤寒，有杂症，华人治疗它们，明辨标本，依据经络，病情千变万化，药品不同，虽有成方，但都随时加减，所以危重的逐渐平稳，严重的逐渐减轻，轻微的随即痊愈。西药治疗它们，不效验就增加药量，导致轻微的变重，严重的致死，往往有这种情况。只有外科如痈疽各种毒疮、金刃等伤，以及跌打赘疣等病，西医按病施治，利用其器械，敷用其药物，计日可愈，这是他们的长处，而非华医所能及的。大概外科的药物，贵在多，尤其贵在精。华医的丸散膏丹，不能多备，不如西医的药水霜酒，炼制得最精。这是说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我私下曾平心而论中西医，理论各有所长，以内外来说，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外科的各种疾病，有形可观；内科的症状，无形可察。以内科来说，中医长于伤寒，西医长于杂症。杂症的病势一定，可以用一定的方子治疗；伤寒的传变无定，则必须攻补温凉，加减进退，药物也无定，才可以治疗。况且华医的药物多平和，西医的药物多猛烈，那么治疗膏粱厚味的体质，是华医的长处；而治疗粗茶淡饭的躯体，则是西医的长处。为什么呢？膏粱厚味的体质，攻伐难以承受，必然导致变端百出；粗茶淡饭的躯体，病邪一去，精诚逐渐可以恢复元气。又比如缠绵久疾，是中医的长处；危疾暴病，是西医的长处。为什么呢？久病宜用和剂，王道不贵乎近功；新病应当急攻，金石药物可以期待其速效。中西医理，各有所长。

凡是服用西医药物的人，宜少不宜多，可暂不可久，毒性猛烈伤害肠胃。轻浅不急的病，多服往往导致突然死亡。金石药物多燥烈，阴虚内热的人，久服必遗留大患。

译西方人食用牛羊肉，嗜好烈酒，这不是中国人所能相比的。所以大黄、黄连，他们认为是补药，我们认为是泻药。中国的轻粉，我们认为是药剂，他们认为药力薄弱。硫磺、硝石等强酸，我们视为毒药，他们认为是常用药物。蒲公英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药性轻缓功效小，我们认为是消散乳痈的神药，这就不同了。苦杏仁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它能止咳降气，他们认为它是毒药，吃了可能会死。怀疑是因为没有去掉双仁的缘故，这又不同了。中西医药不能强行等同的情况就是这样。

它们相同的地方，岐伯说：“不要使实证更实，不要使虚证更虚。”西医加伦说：“治病的关键不外乎两件事，一是补虚，二是去积。”其中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又如牛痘可以预防天花，金鸡纳可以治疗疟疾，西方医术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只有这两样最为灵验。而血瘤属于绝症，那么中西各种方法都不能治愈。由此论述医理，中西的异同就可以看出来了。

人们说：“西医切除疣疾等方法虽然能迅速痊愈，但不出三年必定会患其他疾病而死。”这或许是痊愈后调理不当，起居不慎导致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医生。然而疾病有不同，迅速痊愈的病症中也有不可治愈的，不明白这一点，势必会使气血大伤而让人短命夭折。请援引两件事作为证明：

从前徐文伯治疗范云，对他说：“慢慢调养一个月才能恢复，如果急于求成立刻痊愈，恐怕两年后就无法挽救了。”范云不相信，于是用火法发汗，病虽然立刻好了，两年后竟然死了。见《南史·范云传》。

钱镠年老时一只眼睛失明，请求中原胡姓医生治疗，医生说：“可以不治疗这只眼睛，应当能延长五七年的寿命。如果割破眼膜去除障碍立刻恢复原状，只是担心损害福分罢了。”钱镠愿意痊愈，于是为他治疗，恢复了视力。医生回去后，钱镠立刻死了。见《刘叔异苑》及《名医类案。

看这两件事，一件是不宜迅速痊愈却期望迅速，一件是不宜治愈却追求痊愈，不知道促使迅速痊愈的恰恰是加速死亡。西医善于使用利器施用毒药来取得速效，它的长处在这里，它的短处也在这里。所以中医的过失在于不能治疗病因，因循守旧坐失良机；西医的过失是一旦有不当之处，灾祸立刻随之而来，那些不能完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西方医学在两百年前方法还不太完善，十个人中常死四个，现在则是二百多人中死一个，那么将来逐渐达到尽善尽美，是未可知的。

至于解剖脏腑，中国古代也有，这是人们容易知道的，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如果能够采纳西方医术，通晓人体整体，融会贯通并学习，尝试西医，知道它是这样并且明白它为什么这样，取其所长，设立医局施医，从此精益求精，将达到万无一失的地步。这并不难。那些使实证更实、虚证更虚，导致人短命夭折的，中西都有，那是庸医而不是良医，不值得提及。我涉猎医书二十年了，向来不愿意以医生闻名，偶尔出来为人治病，对于别人不能治的病很多都能治愈。现在看到这个题目，不觉心中有所感触，因此直接抒发我的看法，作为求医者的借鉴，持有论点的人不要认为西医独占其长。

译泰西的医术究竟如何？应当根据中东两地医理的优劣来评判。

李经邦

自从黄帝尝百草以治疗百姓的疾病，医药事业便兴盛起来。此后，和缓、扁鹊等人相继传承神妙的医术，到了东汉，华佗用麻沸散去除人体内的三虫。五代时期，褚澄用苏汤治疗李道，使其吐出十三条像鸡一样的寄生虫。徐秋夫用茅草捆绑病人施针，治好了鬼疾。查考史籍，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无法一一列举。然而，必须通晓四时阴阳与寒热反常的机理，深切了解五脏六腑的病根，然后施治才能无往不利，着手便见成效。

我朝自道光末年与泰西通商往来，那些精通医术的泰西人，也都航海而来，以医术为人治病。然而考察泰西的医术，其起源本于罗马。罗马国建立于周幽王时期，到汉朝时改名为大秦，现在则改名为意大利。因此，西医的兴起在周朝东迁之前。当时，罗马人汉尼巴潜入中国，获得了《内经》《素问》等书籍，回国后专心致志，苦学十多年，然后医名鹊起。各国人闻风向往，都带着礼物拜入其门下学习。汉尼巴去世后，他的弟子摄摩腾、拿伊沙、伏摩奥、利多等人传承了他的医术。于是泰西从事医学的人众多，辗转传授，历代都有名家，著书立说流传于世。然而他们的医术虽然传承下来，但方法终究不够精妙。自从格致学（科学）和化学的道理阐明后，泰西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两百年前，血管血液回流之理，西学尚未讲明，近来才验证清楚。此外如神经、肌肉经络之类，都是前人未曾发现的，更是中国自古医法所没有的。之所以如此，大半是因为他们解剖检验人的脏腑血脉，详细探究致病的原因，所以对于人的四肢百脉无不透彻了解。近来更是精益求精，严密细致，确实不是中国医生所能企及的。

至于治病的方法，各国都以刀割针刺见长，本来没有异同可分。然而就相同之处来看，其间也不无细微差别。怎么说呢？治疗外科病症，自然以英、法、美三国为优。如果治疗虚弱怯弱等病，则以俄国医生为胜。从前我游历俄国医院，看到医生治疗怯症，用有管子的针刺入病人脊椎骨间，将药水从针管灌入，这样一两次，患病者都能应手痊愈。其他国家医生未曾听说有此法，而且对于怯症也多束手无策。这可以作为各国同中有异的证明。

各国西医虽然差别不大，但中医与西医不仅论病不同，用药也大不相同。西医精于脏腑功能，病症实在，看他们用药，霸道功效多而王道调和少，大黄、黄连、强水（硝酸）、淡强水（稀硝酸）等物，被视为养胃补胃之品，让中国人看到，必定惊骇而逃。至于鸦片、桂皮、樟脑、斑蝥、大麻子、巴豆、水银等，是常用之物，其他可想而知。中医则不然，起初必须先明了五运六气的位置，七情九候的差异，以及脏腑的虚实，经络的源流，阴阳的变化，气血的周转，然后才从事方药治疗，自然没有治不好的病，百姓也没有夭折短命的祸患了。

虽然如此，当今的中医常被西医讥笑，也自有其原因。西医治病，必须经过该国医院考取资格，才允许行医，其考试方法，必须先明了脏腑的功能，病症的实在，药性的快慢，遇到医院中病死的人，允许医生剖开肠道详细检验，追根究底，无微不至，似乎脏腑的形状在犀牛角般的明镜下清晰可见。然而病人已经死亡，气散血离，脏腑的形状虽然还在，脏腑的机能已经丧失，想要寻求治疗方法，没有遗憾是困难的。中医向来没有这种方法，因为上古圣人陶冶万物，养育生命，观察天地，见微知著，于是认识了脏腑的分布，筋骨的差异，皮骨的包裹，经络的缠绕，常与岐伯参详百姓的疾病，著成《内经》，作为万世的法则。千百年来，英贤辈出，如张仲景独倡伤寒论，刘河间善于治疗温热病，李东垣明于内伤病，朱丹溪精于阴虚病，自郐国以下的人，就不必说了。圣人怀抱仁术，已经将脏腑的形状说得非常详细，后人遵循执行，自然可以无患。只是年代久远，碑刻难道没有模糊不清的吗？后人修补补救，以误传误，脏腑的形状不免稍有变化，这是第一个失误。所幸的是，方法还存在，尚可遵守，所以技术精妙的人，生死决于指尖，虚实验证于顷刻，而那些胸无点墨的人，熟读《汤头歌诀》几首方子，就可以出来行医问世，难怪中医被西医讥笑了。

虽然如此，拿现在的中医与西医比较，似乎觉得中国的医理粗浅而低劣，西方人的医理精妙而优秀。但如果拿现在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医学相比，则中国的医学精妙而优秀，西方人的医学粗浅而低劣了。怎么说呢？看西医所发表的议论，他们自诩为独得的秘诀，都早在我中国上古医书中说过了。现在请举出一两点作为证明。西医除了辨别五脏六腑之外，特别重视脑。认为脑有大脑、小脑之分，并说人的知觉、运动以应对万事，都是由脑主宰的。

古人说：“人是万物之灵，万事都发源于心。”实在不知道灵

译脑位于头部。大概人的脑最大，比万物的脑大几倍甚至十倍，足以推断万物之灵在于脑，而其灵性就在脑中。初生的婴儿没有脑就会死，脑小就会痴呆，脑中如果有脓、血、水胀，或者生热，或者骨压，就会丧失本性而蒙昧。不要说脑的驱使，脑气筋缠绕周身，无处不到。推而广之，眼睛没有脑气筋就不能看，耳朵没有脑气筋就不能听，周身手脚能够感知痛痒冷热以及能够记忆古今应对万事的，没有一样不是脑的权能。西医对脑的论述非常精详，认为其功用奇特，这是中医所不知道的。其实并非中医不知道，而是由于西医没有读过中华上古医书的缘故罢了。上古医书也曾论述脑的功用，《灵枢经》说：“头为天谷，用来藏神。”大概谷是空旷的地方，是脑所居住的地方。《黄庭经》所说的泥丸宫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谷藏真宅神，所以称为谷神。神存在就生，神离去就死。《黄帝内经》又说：“天谷元神守护它自然纯真。”后人说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是藏神的府；中有应谷绛宫，是藏气的府；下有应谷关元，是藏精的府。可见脑的功用，如果没有精气神三者相辅而行，那么脑也不灵。《内经》又论述脑的病说：“脑是髓的海，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不足则头晕耳鸣，腿酸眩晕，眼睛看不见。”又说：“髓是骨的充实，髓受伤则脑随之消烁。”又说：“脑是头的盖骨，百会穴分就是。”又有寒气侵入脑而头痛的，那人遭受了大寒，寒气内入骨髓，髓以脑为主，脑气逆乱所以让人头痛，牙齿也痛。更有风气侵入脑而头痛的，那人素有痰饮，或者久卧当风，贼风入脑，从头顶到颈部，或者耳目口鼻眉棱之间有麻木不仁的地方，或者头重形昏，或者舌头麻木，或者耳聋目痛而呈现眩晕的样子，都是风入脑造成的祸患。中国医书论述脑的功用，其说法似乎与西医不同，但究其实则是西医窃取了中国古医书的绪余，又怎么能自诩为独得呢！所以我才说：拿现在的中医和西医比较，似乎觉得中国的医理粗劣，西方的医理精优。如果拿现在的西医和中国古时的医理相比，那么西方未必优于中国，中国未必劣于西方。况且，西医常常凭借他们的医术嘲笑中华医学。然而他们不及中华医学的地方，也数不胜数。就像诊脉一事，中医诊脉细致微妙，西医诊脉简单简约。曾看过西医诊脉，两指按下，用计时表比较的方法，似乎与中国相通。他们讥讽中华医学说：中国医生凭意念分寸关尺脏腑部位，三指齐下，作出多种脉理。哪里知道脉形于血，血源于心，周身脉管流通贯通，并没有专属一经的道理。凡是切脉这一道，不过是辨别其浮沉迟数寒热与虚实罢了。如果庸医诊脉没有望问闻切的功夫，妄说根据脉象定症，哪里知道手足颈项都有动脉，而唯独切手脉是为什么呢？因为手脉之下有骨支撑垫底，可以重按轻按，可以对面望问，而且伸缩便捷，左右适宜，取的是施诊的方便罢了。其实并没有某脉见某症的道理，这是中华医学的托辞。西国医院曾经将死人用刀从寸口割到肩胛以及胸背腹膝足股的地方，用洗水机器将血洗尽，用显微镜周身细看，并没有一脉专属一经的。不知道中华医学凭什么这样说？西医所见，除了五脏六腑之外，只有脑气筋血脉管缠绕在脏腑骨肉之间，还有微丝血管，目力不及见，用显微镜测量，细密如网，骨肉内外遍体都是这样，与血脉管及所通的回血管两尾相通。多次割视，毫无错误。难道高谈阔论，绝无证据，强行区分脉的二十七个部位而成书，留给后人的实在不是浅薄吗？如果一定要求部位来证实，那么脑含元神，竟然没有归属，至为重要的，还有未完备的。这是西医论脉的道理，似乎凿凿可据了。谁知有大谬不然的？我中国圣人论脉，幽远莫测，精义入神，深深依赖越人探其微妙，启其绪余，著为八十一难，名叫《难经》，与《内经》相辅而行，作为千古诊脉的准绳。

译到了宋元以来，又增加了七表、八里、九道的脉象，总共成为二十七脉。然而脉象虽然繁多，简而言之，不外乎浮、沉、迟、速、滑、涩、细、大这八种要领的总诀。诊脉的方法，尺部外侧用来诊察肾脏，内侧用来诊察腹部；左手外侧用来诊察肝脏，内侧用来诊察膈膜；右手外侧用来诊察胃，内侧用来诊察脾脏；右手上部外侧用来诊察肺，内侧用来诊察胸中；左手外侧用来诊察心脏，内侧用来诊察膻中；前方用来诊察前部，后方用来诊察后部。脉象向上直达寸口以上的，反映胸喉部位的情况；向下直达尺部以下的，反映小腹、腰膝、小腿及足部的情况。推按脉位向外而脉不向外，说明有心腹积块；推按脉位向内而脉不向内，说明身体有热；推按脉位向上而脉不向上，说明腰足有病；推按脉位向下而脉不向上，说明头项疼痛。按压至骨，脉气微弱的，腰部都会疼痛且身体有痹症。这些都是《内经》中的诊脉方法。现在西医都不相信这些说法，他们论脉只知道浮、沉、迟、速，以此来判定寒热虚实，却不知道在浮、沉、迟之中大有虚实的区别，而在寒热之中也有七情六气的不同。如果不辨别脉象而一概用常规方法治疗，能不伤害人吗？日本医理原本认为中国医术低劣，看许浚编纂的《东医宝鉴》首篇《内景》，既然袭用《黄庭经》作为篇名，又在条例中申述其主旨，大致崇尚老子的虚妙之说，其医理粗疏而不精微，低劣而不优秀，已可概见。近来虽然崇尚西医的方法，但探究西医的精密，其原因都在于见闻不多，功力尚浅，不像西医那样考究已有千数百年之久。总之，中医则是古代胜于现代，古代圣人代代出现，贤学昌明，沿袭至今，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是愚鲁无知，以致这道日渐沦丧，并非医理错误，实在是习学者不通达的缘故。西医则是现代胜于古代，古代处于初创阶段，未能达到标新立异，至今讨论研究新法，乃日出不穷，多发前人所未发。身处当今想要重新振兴这一行业，必须让西医也了解中医的方法，这样用药才不会与古法大相径庭，华人才敢信任并服用中医；中医也要了解西医的方剂，这样脏腑脉络都因考证而明晰，用心诊治自然能得心应手。如果能做到这样，融合中西医学为一，又何必担心医道逐渐湮没呢？

泰西医学源流

许克勤

《朔方备乘》引用《外情备采》说：此前西洋的耶密等人在京城担任钦天监，曾带领西医与各官府往来，借以传播基督教，因此教士必须先通晓医道，才能被人所悦纳。何秋涛据此断言：“他们国家的医疗，大多是为了传教打算。”由此可见。我认为愿船的这个说法确实不无见解，但是自从西医在中国流行，人们看到他们治疗砂淋、肉瘤、眼疾、蛊胀等疾病，有应手而愈的，于是共同推崇其医术似乎超越了中医。唉！这是没有追溯西医的源流，拿轩辕、岐伯的经典与之互相考证吗？那么试着说说它的起源时间与传播人物。其医术的起源，有人说始于罗马，有人说创自埃及。考证埃及是三代时的旧国，到周朝时罗马崛起，则历久愈盛。汉朝时埃及衰弱，臣服于罗马数百年。从前两种说法来看，泰西的医学应当起源于汉朝，在此之前埃及知道，而欧洲还不知道。人物方面有哀斯古拉伯，是埃及医家的创始人。后来有希波拉底，著书七十二册，其中有《医学针言》一书，古今注释者很多，共有一百三十七家。到西汉时，亚力散大人于是解剖死人肢体，以观察人体中的血管。近代英国人德贞著《西医举隅》，说东汉时有名医嘎口〇林，曾验证脉管中确实有血液运行。然而当时尚未考证明白天地氤氲之气是如何化生为物质。据此则西医起源于汉朝，而其术即传自希波拉底等数人，不是已经彰明较著了吗？到了明代，西方著名的医生逐渐增多。武宗时有哂口〇尔伟都土，考核肺中有红紫两色血液，说血液由心出进入肺，肺作为关键改变血色后复回进入心脏。世宗时又有伟萨力西，被推为发明全身解剖的宗师。万历年间，意大利有法必尔西士，讲明全身回血管中都有门户。英国有哈斐，听到这个说法又起来阐明，认为血液由心进入脉管，散布于四肢百体，由此返回进入回血管，并入肺经，仍归于心。后来经过考证，各国都尊崇他的说法作为定论，所以治病的方法，泰西各法也大致相同。我曾推究其缘故并论述，大概西方风俗人情，往往喜新厌旧。他们先前治病，只知道验舌诊脉。到明朝时，有意大利人名嘎里六，看到悬灯的摇曳，偶然触动其灵感，于是悟出此法。而他制作的脉表，一时各国医生争相购买，认为妙法，久而久之知道不能尽凭，又废弃不用。现在通行两种表，一种用来观察心脏，一种用来候脉，作为诊候的标准。这是他们喜新的一个证据。

译也。况且清初俄国派遣人来学习种痘医术，是由撒纳特衙门移文通知理藩院，在京城学习多年，于是种痘的方法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当时非洲有人借助痘痂来种痘。康熙末年，英国使节驻在土耳其，该国首都的医生为大使夫人种痘有效，夫人便将此技术传回英国，一时间人们神化这种技术，请求种痘的人无不争先恐后。后来天花盛行，种痘的人有时也难免感染。恰逢嘉庆初年，英国医生詹纳创立牛痘法，试验后颇为灵验，于是牛痘法流行而种痘法再次被废弃。这是喜好新法的一个证据。那么西洋各国医术的推行，始于汉代，不像我国始于唐尧虞舜以前，从神农、轩辕、岐伯那里传承已久。他们用药多使用猛烈之品，根源在于化学，不像我们中国依据《灵枢》《素问》等经典，必须明白气味、经络的适宜之处。他们治病一旦得到新方法，便争相刊登在新报纸上以传播其名，各国医生听说后试验有效，就都争相采用新法而抛弃旧法。这是各国医术之所以没有很大差异的原因。然而也有细微差异，比如疟疾，英国医生用温水服用金鸡纳二厘，每天服两次，三天共服十二厘，见于合信氏《西医略论》。美国医生则认为先泻大肠一次，后用金鸡纳霜十五西厘到二十西厘，在发冷之前提前三个小时服用，见于嘉约翰《内科全书》。这是同一种病、同一种药而服用方法不同的情况。

译比如霍乱，英国医生用牡蛎粉一钱，阿胶一钱，鸦片一二厘，用姜水或桂皮散调和，每两小时服一次。见于合信的《内科新说》。美国医生则用磺养三酸一安士，鸦片酒一安尺，混合均匀，每次十滴至三十滴，加少许水，每小时或每两小时服一次。如果是炎症，英国医生用胡麻子粉等软膏敷贴。见于海得兰的《儒门医学》。美国医生则用冷水或温水浸湿布敷贴。有的用轻四淡绿二钱，清水十二两八钱，加适量白醋，用来敷贴。见于嘉为翰的《炎证论略》。这些都是病症相同，而用药不同的情况。其中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比利时考察罪犯会在去年闰六月所论述的，用“秀然斯翁”（催眠）的方法来治病。所谓秀然斯翁，是指心中所蓄之意，让人领会并按此行动，西方语言称之为秀然斯翁。这种方法，医生先确定一个意念，然后用手势或目光注视病人并指挥他，那人就会按照我的意思行动，或者让他睡觉，或者让他行走，以此来治病。据说效果极好。而维也纳的名医师陪男提克却不相信这种方法，斥之为医生的荒诞之言。于是会中各国的医生，有的怀疑，有的相信，说法不一。沙尔卑忒利的医生复沃柴力说确有这种方法，凡是病人无药可治的，他用这种方法治疗，效果极大。巴黎医生陪利勇说，我的老师里爱薄曾用此法治愈一万五千次，我也治愈了两千次。克六克说，在人睡醒两个时辰时施用此法，效果也不同。醒时以此治病，不过是高声说：“你明天就会好”，而明天真的就好了。睡时则力量更大，可以使脑部运动失灵，可以使四肢瘫软想动却动不了，甚至出现毫无知觉的状态。瑞士医生拉达末不能完全相信，但认为或许确实存在。而医生马沙哀则高度赞赏复沃柴力等医生的说法。陪男提克则说考察这种方法三十年，曾没有丝毫的实际效果。柏林的孟覃尔也说，用这种方法治疗多人，没有一个人见效。何然又接着说，在医院内施行此法数年，虽然不能使病完全痊愈，但确实可以使病情稍有好转。有患抽筋战栗病的人，每天发作两次，用此法治疗，竟然两年没有发作。小儿遗尿的病，此法也能使其完全痊愈。以上都详细记载于《格致汇编》，这里只节录其大意。唉！用这种方法治病，各国医生的议论多么杂乱啊！假如这种方法真的无一不效，那么中国的符咒禁术就可以盛行于世，而药物和手术就可以永远废弃不用了。所以以西方国家的医术来看中国的医理，他们解剖观察人体，考察不能说不精细；他们割治外症、功症，不能说不优秀。然而这些已是大家共同看见听到的，我不必为此铺张扬厉。至于他们粗劣的地方，我为中华亿万生灵考虑，实在忍不住要说话，请详细陈述。中医说营气运行在脉中，卫气运行在脉外，而西医不相信卫气。说既然有气，为什么溺水的人有淹死的？不知道淹死的人是因为水阻断了呼吸之气，卫气是随着呼吸之气在脉外运行的。其间有水浅刺即出的情况，善于行针的人都知道针入肉中，卫气四处聚集，好像有力气拿着它一样。只有卫气虚败，那么针就像进入破絮一样，而病就不容易治了。人有卫气来抵御外邪，证据确凿，西医却不相信。大概是因为他们明白有形的血，而糊涂于无形的气，大抵都是这样。这是他们的错误之一。五脏六腑，通称为十一脏，加上三焦就是十二经脉。脉的起止都记载在《内经》中，都是以各脉所贯通的脏腑来分别命名。当时一定是因为解剖验证而得知，所以能说得非常详细。《灵枢·经水篇》说：“八尺高的人，皮毛在肉，这之外可以度量切循而得知。死后可以解剖观看，可以作为明证。”西医解剖验证只看见大体，不见细节，只知道血管、脑及网，而不能详细辨别其循行的路线、起止的地方，于是对十二经脉进行牵强附会的臆断。这是他们的错误之二。三部九候，《素问》早有专篇。脉的盛衰，以及何处有病，验证于全身自然显现。后人只诊两手，趋向简易。西方人不追溯由来，妄加指责。说两手六部来诊察五脏，就多了一部；如果候十二经脉，就少了六部。因此视为荒诞之谈，这是不揣度根本而只齐整末节的做法。这是他们的错误之三。就拿两手来说，伤食的右关脉必定盛大，外感的左关脉必定洪大，肺咳的浮脉见于右寸，便秘的实脉见于两尺。右脉大的，我知道是暑病；六脉涩的，我知道是郁病。孕妇的脉，流利有神，见于左手的必定是男，见于右手的必定是女。脉经虽然不可完全相信，而以这三者，我曾历经二十年验证，亲自治疗千人，而没有一次不准确的。又有动脉，见于关部，动摇如豆，而寸尺脉较弱。我只见过一人有此脉，大概千百人中不过一二，是非常罕见的脉象。于是西医说：脉管循行两手，其鼓动的衰旺大势相同，

译患病的人脉象相同，脉缓的人脉象也相同，从来没有流行病的脉象分散落下而不同的情况。这说明他对病人的脉象完全没有细心体察。这是他的第四个错误。以上都是辨正德子固举西医例子来说明的说法。况且脉象有促、结和代脉，既然不多见，又不容易察觉，脉搏跳动时忽然停止一下，随即又恢复跳动。脉搏跳动快速，或者跳动数十次停止一次，停止有固定次数的叫做代脉；脉搏跳动有时快有时慢，而时不时停止一次，停止没有固定次数的叫做促脉、结脉。只有静心诊察，才能识别这三种脉象的形态。于是西医在诊脉时总是用时表来检验（他们依赖时表）脉搏的至数，认为华人用鼻息呼吸恐怕会有迟速长短的变化，不如时表准确。却不知道这三种脉象，不是时表所能检验的（他们依赖时表）来诊脉，所以只知道浮、沉、迟、数等十种脉象，而这类少见脉象他们终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第五个错误。至于吃腰子就补肾，吃脑就补头，吃昏食就补足力，这是以类相从的道理。就像服用鸡胗来帮助脾胃的运化，而小儿的疳积病就好了。西医却说所吃的食物有益，那么全身都会得到它的功效，没有单独补益一处身体的道理。果真如此，那么只要服用一种药就可以统治全身的各种疾病了，这能讲得通吗？大概不知道全身获得益处，没有一处不获得益处的。所以服用鹿的蹄筋，功能舒展筋骨、强健步履。我祖父老年服用它而见效，我在壮年治愈三疟后服用它也见效。西方人对此道理尚且有所不知，至于气味、五行、五脏的相互配属，更不用说了。这是他们的第六个错误。以上辨正西医的言论。有人说：西方有发炎的病证，这是中土医书没有记载的。殊不知外体的炎症，就是无名肿毒；脏腑的炎症，则根据各自的症状来定名。比如疼痛、咳嗽、失音、呕吐、舌肿、目赤、腹泻痢疾，各有其病症，治疗其病症自然没有不痊愈的。何必震惊地说：“这是某脏某腑的炎症呢？”到了炎症化脓，就发展为痈疮，内部则为肺痈、肠痈之类。中国只有科治喉，眼科治眼，伤科治伤，外科技治痈疽，专门名家至今不乏。只是病名太多，所以治法不一。西方人一概称之为炎症，失之混淆了。这是他们的第七个错误。这是辨正《割证全书》的诀要。所有这些错误，难道不是粗劣的表现吗？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说脑瘤生长没有固定位置，大如黄豆，有多年累月疼痛不减的，按此即百日疮，俗称晦气疮，也叫头肉。用苦参子水磨多次涂抹，层层褪皮而愈。西医却说：“要想止住疼痛，除了手术没有其他办法。”见西医论《筋瘤》下，这是不如我们的第一点。如果毒蛇咬伤，伤手则目盲，伤足则筋烂，重的甚至致死。西医用人吮毒及布扎法，与中恒不足恃无异。彼法见《儒门医学》。我曾治疗两人，悟出新法，用针遍刺肿处，挤出血液，严重时没有血，用火罐吸去毒水。目盲者在眼睛旁各穴位刺去紫血，重的刺两次，轻的一次即愈。先用香白芷五钱研细，麦冬一两煎汤送服，毒水自然从伤口排出。这是不如我们的第二点。他们说红痢的病，病久了稍减的，确实没有办法治疗。见《西医内科全书》。按中医用狼胆子裹以龙眼肉，空服吞下，多服辄有效。这是不如我们的第三点。他们说妇人怀孕不能产下的，西方有杀子救母的方法，大概很危险。见《妇婴杂说》。而苏州城有老妪陆姓者，善于治疗此症，能使胎儿肉片片割下而产，母亲毫无痛苦，功效显著，在人耳目。这是不如我们的第四点。略举几件事，其数量可知。如果说西方医生都精，中医都粗，西医都优，中医都劣，那么必然没有不如我们的情况才可以。为什么他们的治疗方法不完善呢？往往有这种情况。总之，中药平和，西药毒烈。凡是接受西医服用西药的人，宜少不宜多，宜暂不宜久。因为中西相隔遥远，风气不同，服食各异，体质也各不相同，能不谨慎吗？然而中西医学，又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拙作前论已详细论述，上年秋季特课蒙刘岘帅擢升冠于诸卷首，听说将刊入书院课艺，这里不再赘述，只是引申未尽之义，希望不至于与上古轩岐之经相违背。至于朝鲜人有《东医宝鉴》，方法与中医相同。其先日本也是如此，现在则竞相效仿新法。近彼国之医，有姓荒名作者，则独以能医麻风著名云。

译医道

郑观应

医学的道理，通晓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阐明并深究医理，以引导世人达到平和安康，使百姓获得仁爱与长寿。如今的医生，大多是因为读书不成、经商无本，稍微涉猎医书以谋求生计，偶然治好了病，便自负为神医，卖弄聪明，抬高身价，以讹传讹，以盲引盲。古代的法度徒然留存，却无人能够变通，这就是谚语说“不吃药才是中医”的原因啊。人当疾病痛苦聚集于身时，凡是有血气的生命，谁不求生而厌恶死亡？然而世上没有和缓那样的名医，竟然将性命生死这样重大的事情，托付给轻率庸俗狂妄的人。一方药试治疾病，就夸耀医术高超；三指诊脉杀人，怨恨深过白刃。想到这些，怎么忍心将医术这一门列为方技而视作小道呢？考察《周礼》，太宰设有医师，掌管医疗的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等，掌管万民的疾病，结合九窍的变化，参验五脏的动静。凡是百姓有疾病的，分别治疗，死后各自记录死因，上报给医师。年终考核医疗事务，以此决定俸禄：十分之十治愈为上等，十分之一失误为次等，十分之二失误为再次等，十分之三失误为下等，十分之四失误为最下等。这种考核医生的方法，古代制度非常严格，这是为了重视百姓的生命。西方国家的医理医法虽然与中国不同，得失或许相互参半，但实事求是，推究详查病源，慎重对待人命的用心胜过中国近世的漫无把握，关心民间疾苦的人不可不知道。各国医学设立专科，立法有七项：一是穷究事理，二是化学，三是解剖，四是生理，五是病理，六是药性，七是治疗。其治病的方法有二十四种，大体有六类：一是漏泄，二是分解，三是清凉，四是收酸，五是强壮，六是缓挛。都由名师教诲，各尽其长。等到学成，官方进行考核，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才能自称医师。查考西方国家的医生都由医学堂出身，除非医术极优，考取一等，否则不准给予文凭。即使是药院中制造膏丹丸散及药水的人，也必须由医学堂出身才准许，不然那家药院的药水没人买。其艰难和尊贵，如同中国的科举考试一样。所以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的医生能这样吗？中国的官吏能这样认真考核吗？这是不如西医的第一点。西医论述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同钟表轮机，不拆开仔细查验就无法知道其功用及损坏的原因，因此西方国家的老人院、癫狂聋哑等院遇到死者，允许医局剖开肢体，穷究病症，以及生生化化的本源，以教导后学。所以西医都明白脏腑血脉的奥妙。考察中国上古的医生，有俞跗治病，不用汤液，割皮解肌，剪浣肠胃，洗涤五脏，提炼精气改变形体，如此神奇。《列子》说扁鹊治疗鲁公扈、赵齐婴，给他们喝毒酒，顷刻间昏迷死去，于是剖开胸膛探取心脏，互相交换，投以神药，醒来后如初。《抱朴子》说张仲景行医，曾经穿胸放入赤饼。《后汉书》说华佗精通方药，病结在体内，针药所不及的，先给病人喝酒服用麻沸散，醉后毫无知觉，于是剖开腹背，抽割积聚，如果在肠胃，就断绝肠管剪洗，除去疾病秽物，然后缝合，敷上神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之间平复了。其他如仓公开颅调理脑部，徐子才剖开脚跟得到蛤蜊，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实在是西医剖割的祖师。如果论述脏腑的部位，就知道有割腹验看的事情，只是不过其学问失传罢了。如今中国学医绝无此事，即使是几代老医也不知道脏腑是什么形状，遇到奇险不治之症，终究也不明白病源在哪里，这是不如西医的第二点。

西医认为人的思虑、智慧、知觉、运动，都由大脑主宰，而大脑有无数的神经，散布于五官百骸，哪里神经损坏，哪里就有病。衰老的人，脑气不足，于是有麻木昏聩的病；幼小的儿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的症状。而心作为辅助，专门掌管血液。心脉跳动一次，血液运行一度，检验心脉的迟速，可知身体的轻重。中医以切脉为治病的关键，西医则认为人一身遍布脉络，血液如同水，脉络如同百川，血液来回流动，无不震动，即无不有脉。血液发源于心，运行于百体，呼吸生气，由肺返回于心，日夜周流，运行不息。如果按脉推求，决无此理。因为周身脉管都由心脏总管而出，散布于百体四肢，怎么可以凭借两手寸许的脉管，强行分为寸关尺，说五脏六腑都系于此？况且剖验两手脉位，其管大如鸡羽管，顺着手臂向上，逐渐变大，上至颈项，在颈中脉管通连，直达心脏而止，并不与其他脏器相连。怎么知道各脏器的脉必然显现于此呢？况且直通一管，怎么知道三指分部界限，毫不混淆呢？所以说一脉可验周身之病，是可以的；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可以。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量目力难见之物，所以能察隐洞微。

译中医多谈论模糊不清的影响，崇尚空泛的言论而很少见到实际疗效，这是中医不如西医的第三点。治病的方法，中医说治疗脾胃病要先平抑肝火，治疗肺病要先泻心火，治疗心病要先降肾水；或者说三焦都是空虚的地方，或者说六经有起止的方位。西医则是哪里生病，就在哪里用药，而且尤其以保护大脑、养护肠胃为主。用药的方法，中国多用草木，药性会有变化；西方多用金石，质地固定不变。而且无论汤药、丸药、膏药、散药，都由医生自行配制，与从药铺购买、药材混杂、炮制不精，以及自行煎熬、不懂火候的情况相比，功效自然大不相同。这是中医不如西医的第四点。西医论述病症繁多，内外各种病症不下两千种，观察审查和治疗，医生的职责大体不外乎体质和功用两个方面。上端是指人的皮肉筋骨组合而成形体，内部填充以脏腑，贯穿以血脉，这就是所谓的体质。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的作用，没有虚设的。假如没有假借，这就是所谓的功用。有体质的病，有功用的病，有体质和功用兼有的病，必须先细心体察认识，才能进行治疗。其外部病症有刺割、捆绑、敷治、洗涤等方法，必须亲自操作，如果不是心灵手巧且器具极其精良，是不能尝试的。如自开钳、血管钳、弯头剪、直头剪、刀则称为割针，则称为探针，以及手钳、各色银管等，都精巧实用，所以在治疗外部病症上尤其显出奇效。其内部病症更手持听诊器在手腕处，以辨别声音的虚实；将寒暑表放在口中，以察知脏腑的寒温。一切药性和病源，无不基于化学研究而得出。所以考察研究有素，见识自然真切。而且有医学报刊，什么人、什么病、用什么方法治愈，必定刊登在报刊上告知高明人士。有的七天出一期，有的一个月出一期，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购买回来观看玩味，互相验证，以尽各自所长。日本向来学习中医，如今也参用西医方法，救活的人无数，这是明显的证据。这是中医不如西医的第五点。我私下认为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之于虚浮，西医拘泥于实在。中医衡量其效果，西医重视其功效。那些外部治疗的方子，是扁鹊、华佗遗留下来的意旨，有的在中国失传而流传到西域，有的经过日久考验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精妙。总之，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情有考核，医生没有妄为之徒，实际上暗合中国古人的意旨，而远远胜过当时的医生，也不必刻意掩饰了。我认为应当考察《周书》，参用西医方法，从太医院开始，一律详细加以考核。内部病症主要用中医方法，外部病症参用西医方法。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命令富裕人家集资建立医院，考核选拔名医担任院长。学习的学生必须由院中主教考核，文章通顺、道理明晰者，才准许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没有玩忽职守和欺骗行为。先将《灵枢》《素问》《内经》$《难经》熟读博览，张仲景、孙思邈以及唐宋四家的成熟方法，参用西方的图谱、器具、解剖的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学习数年，考核有成，酌情授予虚衔，发给执照，才能出来济世救人。那些没有执照而私自行医，草菅人命者，严惩不贷。有能治疗疑难重症，显著神效者，报告医院，颁发银牌匾额，逐步增加虚衔顶戴，以表彰其功劳，并将治疗方法和病因刊登在《医学日报》上，年终汇集刊刻成书，这样庸碌之人不至于滥竽充数，高明之人有以自立。医学这一行当，可以与良医相同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