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一　兵政七兵机一

译上奏《力争和议疏》两篇，其中“二”字有的版本作“电”字。

译日本提出的条约极其无理，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商利，将我们的军饷力量和兵权一下子全部夺走，连神明和百姓都共同愤慨。其意图在于吞噬中国，不仅仅是占据几块土地而已。所有放弃台湾带来的危害，威海、刘公岛驻兵带来的危害，以及与中国联合备战各条款带来的危害，在二十六日的电奏中已经详细陈述。近来听说通商条款中限制赔偿的条款尤其令人惊骇，各省口岸、城邑的商业、工艺、轮船，处处可以任意往来，任意制造，这等于一网打尽了工商的生存之路，工商的生路就断绝了。日本在华制造土产，如果按照洋货纳税，各国都会效仿，如果无法拒绝，厘金就会亏损。赔偿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另外加上五厘利息，即使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也必须偿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口的洋税就空了。现在借款是由赫德一手经理，专门向英国借款，将来无论如何搜刮，也不能还清，英国必定索要我的地方作为抵押，这又产生了一个祸患。百姓贫困到了极点就会生乱，厘金取消就没有军饷，陆军海军永远无法训练，中国对外没有自强的希望，对内没有剿匪的力量。威海、旅顺的驻兵必定导致永远不撤，京城也没有安枕无忧的日子。一个日本如此，各国援引成例进行要挟，动不动就以窥伺京城为借口，更不能约束，后患不可胜数。然而不借助兵威就不能废除条约，此时想要废除日本条约，保卫京城、安定中国，只有乞求强国援助这一条策略。俄国已经邀请，德国、法国阻止日本占地，正可以乘机恳求他们，乞求援助不能空口说白话，必须给予边界事务、商务方面的实际利益。我私下认为，威海、旅顺是北洋的门户，台湾是南洋的咽喉，现在朝廷既然肯割让这两处给日本，何不把给日本的转而贿赂英国、俄国，所损失的不到一半，就可以转败为胜。只有恳请命令总理衙门及出使大臣紧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果有帮助我攻打日本，胁迫日本完全废除全部条约，就酌情划出新疆的土地，或者南路回疆几座城池，或者北路几座城池来酬谢他们，并允许推广商务。如果英国肯帮助我，酌情割出西域后藏一带土地若干来酬谢他们，也允许推广商务。外国的通例，如果这两国有联盟密约，有战事就可以相助，不在局外旁观的例子。俄国现在有三四十艘兵船在中国海面，英国有二十多艘兵船在中国海面，俄英两国只要有一国相助，其兵船已经足以制服日本还有余，其船或开向横滨、长崎，或直接趋向广岛，或在南北洋游弋，兵船一动，日本气势立刻沮丧。日本极其畏惧西洋，断不敢与俄国、英国开战。如果俄国、英国有一国相助，那么兵不血刃而日本条约自然废除，京城自然安定。如果日本敢战，那么我抵御其陆军，英国、俄国截断其海道，攻打其国都，日本必定灭亡。同样是舍弃土地，而划出新疆、西域，可以保住紧要的威海、旅顺，兼且保存肥沃的台湾，而且可以完全废除一切毒害中国的条约。权衡其轻重利害，显然辽东、旅顺是国家根本，台湾归化，康熙初年开拓藏卫，大定则在乾隆中叶，先后的缓急也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台湾被割弃，威海、旅顺驻兵，是咽喉之病；内地处处通商，赔款无力偿还，是心腹之患；西域边远，是髀骨之损。大概英国、俄国本来强大，然而历次条约尚无吞并中国的意思，即用重利酬谢他们，对他们有益，对我尚无大损。日本专心想要害中国，正苦于军饷力量不足。如果这个条约允许实行，那么从此既强且富，是我资助它专门吞噬中国的资本了。至于日本条约各条，处处包藏祸心，而字句巧妙狡猾，意图含混，尤其希望将和议（已许割地，故拟此为权宜转移之策, 冀以）各条发交王大臣等细心阅看，自然知道其中的毒谋了。这是因为和议[已许割地，故拟此为权宜之策，冀以]救急纾祸，忧愤急切，仰候圣裁，请代奏。张之洞谨奏，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请罢和议疏

易顺鼎

奏为丑虏跳梁，不宜迁就；权臣误国，不可姑息宽容。恭敬地陈述愚诚，仰求圣上鉴察事。我私下听闻出使日本全权大臣李鸿章电奏说：日本船只二十多艘将出广岛，如果不定约，就将侵犯京城。请求割让辽东、台湾两地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二万万两。为了保卫京城，不得不如此，已经定约书押等语。此外条款不一而足，人们议论纷纷，似乎不是没有原因。微臣迫于杞人忧天的担忧，不敢沉默，谨就见闻所及，不避斧钺之诛，披肝沥胆陈述。追溯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与外国共有三次用兵：一是咸丰十年庚申之役，一是光绪六年庚辰之役，一是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其是我朝中外大局最关键的时刻。那时发捻纵连，天下鼎沸，天下岌岌可危不可终日，而海外各国也同时生衅。英法合纵，兵临城下。僧格林沁在津沽、北塘战败，胜保退至朝阳门、八里桥。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勤王的军队，缓不济急，敌骑长驱直入，京城不守，宗庙社稷几乎危亡。时势艰难，大概有百倍于今日。假使各国

译要求割让土地，恐怕不能不答应。客人所说的，不过是当天讲和，订立条约通商，稍微赔偿一些军费罢了，起初并没有听说割让一寸一尺的土地。如果像庚辰年那次战事，俄国占据伊犁边境仅一二百余里，使臣已经擅自许诺，而边疆大臣左宗棠等人坚决要求索还，双方军队对抗，大局几乎破裂。然而不久就议和了，仅仅赔偿数百万卢布而已。不仅没有割地，而且连伊犁也索回来了。甲申年那次战事，法国夺取越南，进攻波洲、骚扰台湾，攻陷马江，沿海戒严，天下骚动。云南、广东边防战事的棘手，不亚于今天。然而不过是让出越南罢了，并没有在越南之外再给予其他东西。试着拿今天的事情和过去的事情相比，敌人虽然强大，未必超过英国、法国、俄国；局势虽然紧急，也没有达到庚申年那样的危险。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恐吓，肆意提出要求。我们即使稍微缓一缓，和他们再决一死战；再迟几天然后定下协议，也未尝不可。即使不这样，赔偿军费数百万，也未尝不可；即使不这样，允许他们比照各国在江海各口通商，开设码头，也未尝不可。然而都不采取这些办法，赔偿到两千万，还认为不够，竟然把腹心根本、膏腴要害的一二千余里土地，开门延请寇敌，拱手送给别人，为什么害怕日本人比害怕英、俄、法这些大邦还厉害呢？重视辽东、台湾，反而不如重视新疆、伊犁以及云南、广东那些荒远的边地吗！我深思割让土地这件事，尤其万万不可实行。从道理的是非来说，其不可行有三点；从形势的利害来说，其不可行有六点。祖宗在前开创基业，子孙在后守成，不像自己得到的东西可以随意失去。试想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缔造辽东，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经营台湾，取得它们如此艰难，而抛弃它们怎么忍心如此轻易？况且陪都近在咫尺，陵寝所在之地，坐视长陵的黄土，因我们而变成边界，皇太后、皇上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这是道理上不可行的第一点。自从本朝以来，没有听说割让土地给别人的事；自从中国以来，没有听说把重要土地割让给海外岛国的事。玉斧划河，珠崖弃郡，如果不是作为缓冲地带，就是毫无用处的土地，哪有卧榻之旁供人酣睡，载入史册，耻辱超过燕云十六州的呢？坐视赤县神州因我们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何面对后世的史书？这是道理上不可行的第二点。辽东、台湾的百姓，有的本是从龙功臣，有的因归顺教化而来，二百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众多的百姓，谁不是我国家的孝子顺孙？现在却归属他人，俨然成为敌国。父母即使贫穷，尚且不忍心轻易卖掉孩子，国家没有陷入绝境，唯独怎么忍心立刻抛弃百姓？坐视海隅的百姓因我们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何面对天下百姓？这是道理上不可行的第三点。

译辽东是北洋的屏障，台湾是南洋的门户。今天失去辽东，明天就可能失去北洋；今天失去台湾，明天就可能失去南洋。天下害怕盗贼的人，必定寻求远离盗贼，没有把盗贼请进门内却希望他不打开箱子、掏摸口袋的；天下害怕老虎的人，必定寻求远离老虎，没有把老虎养在屋里却希望它不磨牙、不吸血的。眼看奉天、锦州、登州、莱州一带将不能立足，江浙、福建、广东各边疆将不能安睡。海口、海面都不再属于我们，军饷军械无法接济，海运就陷入困境；战守无从布置，海防也就立刻陷入绝境。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办理的洋务，这是形势上不可行的第一点。

英法两国垂涎台湾，俄国蓄谋辽东，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事吗？各国狡诈地想要逞强，贪婪不知满足，谁不想开拓疆土，趁时取利？现在看到日本人凭举手、开口之劳，就得到这么多土地，获得如此丰厚的利益。虽然说是无缘无故，也必定会起贪心。倘若他们效仿，那么中国虽然广大，恐怕一天之内就会被瓜分殆尽。然而这还是其他国家，就拿同治十一年日本的事情来说，他们因为琉球难民被生番杀害，借端挑衅，军队抵达台湾。当时的大臣不能以理折服他们，以威震慑他们，反而用数十万两银子赔款了事。他们看到中国容易对付，开始逐渐轻视中国，图谋更加紧迫，气势更加骄横。推究他们得陇望蜀的心情，哪里会有尽头？今天的祸根，既然都源于过去那些欲望的深渊，恐怕比现在更严重。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保存的土地，这是形势上不可行的第二点。

自从军务平定后，谋臣猛士大多凋零，千百之中仅存十分之一。这次征召老将，招集旧部，士兵马匹精壮已有可观。然而刚刚聚集又要让他们解散，既已解散恐怕就无法再聚集。况且所训练的新军，营费有多少？训练成而不用，等到要用之时又要临时另练。所购买的新式武器，耗费有多少？购买齐全而不用，等到要用之时又须临时另购。今天尚且不能作战，以后难道还有能作战的时候吗？再过几年，一旦有紧急情况，想找到像今天这样的将领和士兵，尚且不可得。老将旧部消亡殆尽，新招募的未经战事，面对强敌，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使用的军队，这是形势上不可行的第三点。

赔款多达二万万两，不知从哪里搜刮？又不知搜刮净尽之后，还有应当办理的事务，必需的费用从哪里筹措？假如赔款交清后我们可以不做任何事，对方可以相安无事十年，那还可以。正担心我们的防务仍然不能不办，兵饷仍然不能不需要，铁路仍然不能不修，驿站仍然不能不设。收入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支出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意外的举措尚且来不及考虑。而对方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面的没还清，后面的又来了。用百姓有限的脂膏，填补他们无穷的欲壑，如同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严重；如同抱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旺。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筹措的军饷，这是形势上不可行的第四点。

长白山、鸭绿江是祖宗发祥钟灵之地，黑龙江、吉林等省是国家植根归宿之区，地利最多，民气也厚。当此强邻环伺，正应乘时加以意保全，较之台湾尤为紧要。一旦辽东被日本占有，那么俄国从北入侵，日本从南袭击，不出几年，那里的人民和土地都将归入俄国和日本。东三省全境的危亡，立等可待。况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谋生，又不习武。朝廷有事而东三省已不能退守，那么就会被倭寇所践踏，进则被乱民所蹂躏。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保护的旗人百姓，这是形势上不可行的第五点。

台湾一省以富饶著称，近来文教振兴，更已改变椎髻为衣冠，进入礼乐文明。其士民都爱戴君主、亲近上级，好义急公，而林维源身为民望，官居京朝，势不能把家业委给敌人。彰义之名出自纯皇帝所赐，台湾人必定思义而顾名。皇上又怎能数典忘祖？至于辽东作为丰沛乡里，更不用说了。民情有什么恒常不变的？亲近他们就亲近，疏远他们就疏远；向我们就向我们，背我们就背我们。虽然厚泽深仁已浸润于祖宗之世，但先畴旧德不保于孙子之朝，恐怕未免使百姓寒心，四方解体。日本既占据我内地，又将取我民心以利诱之，而桀黠的人必为日本爪牙；以威迫之，而驽弱的人必为日本鱼肉。眼看流民无所依归，而西雄特之祸兴起，奸民相互勾结而嬴秦胜广之变发生。驱鱼入渊，瞻乌谁屋？中国将来必定没有可以稳固的民心，这是形势上不可行的第六点。

以上各节，不过是据臣私下忧虑，粗略列举大端，而其祸变相寻，还有不胜枚举的。以理之是非论，则如彼；以势之利害论，又如此。大约稍有心肝的人，都必定不肯为之；稍有知识的人，都必定能预见。却不料深受国恩、深悉时务的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不觉，做别人不肯做的事，说别人不忍说的话。臣前见李鸿章行事不惬人心，尚疑其

译另有苦衷，代为原谅，直到今天，才清楚地认识到他心术的虚伪，并查明他罪行的真相。所谓臧孙纥虽然说不想篡夺君位，我不相信；等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候，恐怕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仇鸾那样的奸诈，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况且辽东、台湾一并割让给日本，臣认为穷困的日本兵力达不到这个地步，日本最初的愿望，也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如果它的兵力能达到这个地步，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夺取辽沈来索取登莱？直接夺取台澎来索取福建？像卷席子一样席卷囊括，它难道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吗？如果它最初的愿望曾达到这个地步，明知辽东一举可得，何必用全力攻打牛庄？明知台湾一索可得，何必用全力攻打澎湖？它的情形已经可以大概看出，没想到有李鸿章在那里，为虎作伥，教猴子爬树。于是日本不啻于从怀里拿东西给人，拿着券约来偿还。大概日本的力量达不到这个地步，而李鸿章的力量能达到这个地步；日本的愿望达不到这个地步，而李鸿章的愿望早就达到这个地步了。

况且微臣还有不忍说又不忍不说的话，李鸿章的奸诈，还不如他的儿子李经芳厉害。李经芳先前担任出使日本的大臣，用自己的数百万资金借给日本人购买船只粮饷，他所纳的外室，就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外甥女。他的奸诈险恶轻薄，确实不亚于蔡京有蔡攸、严嵩有严世蕃。假如他凭借城社，窃据津涂，张邦昌、刘吕那样的事情，不难立刻出现。我朝谋划深远，立法完善，是前代所没有的。在这个时候，想要让岛夷入主中国，让臣子掌握大权，大概也是很难的。没想到天地错乱，阴阳铸错，在日本生出一个睦仁，在中国生出一个李经芳，以权奸作为丑虏的内助，从而有了用夷变夏的阶梯；以丑虏作为权奸的外援，从而有了化家为国的渐兆。他们都已成气候，各自羽翼丰满，腐木生虫，霜寒冰至，今天这件事尤其成为中国兴衰、本朝存亡的一大关键。微臣悲叹江河日下，痛惜沧海横流，所以涕泗横流而不能自止。

虽然如此，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欺骗朝廷，因为他窥见了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惧日本的心思，然后借口保卫京城，反而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妙实现他奸欺的诈术。在李鸿章看来，本来认为除了自己没有别人，除了这个策略没有别的办法。微臣不揣冒昧，私下在这个策略之外，为朝廷敬献两条策略。揣测朝廷畏惧日本的心思，不过是拿明朝作为鉴戒，不知道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边患，而是亡于流寇；不是亡于忌讳言和，而是亡于忌讳言迁。国君为社稷而死，是针对诸侯而言的，如果天子以四海为家，哪一代没有迁移的事情？明朝的君臣不通古今，昏愦纷乱，以至于亡国。如果早点迁都江南，国家还可以保存。我朝法度修明，恩泽深厚，既不是明朝政纲败坏、加赋招乱所能相比的；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没有流寇的祸患，只有海邦的忧虑，又不是明朝天下糜烂、无地图存所能相比的。只是因为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不坐堂边，以此而迁，又有什么忌讳？中建皇极，莫如太原、五台。经过累朝巡幸，供奉列圣御容，行宫尚存，盛况可溯。这是好处一：京师千里之程，十日可达，往来迅速，进退从容；这是好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这是好处三：兵精马健，风气劲强；这是好处四：河汾太原，表里山川；这是好处五：平阳安邑，步趋虞夏；这是好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心，我能往，彼不能来，尤其足以作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去年十二月，微臣在北京曾以此议条陈，未获上达。如果天听当日早定大计，那么此时八方风雨，三晋云山，业已高屋建瓶，神京巩固如石砥方隅，而镜寰海，砺泰山带黄河，何至于宵盰之焦劳，患畿疆之危逼呢？然而投鼠忌器，此后方多，那么亡羊补牢，及今未晚。与其用二万万借盗赍粮而利归海外，不如用二万万营都充帑，而利在国中，这是微臣所献的第一条策略，叫作“迁”，是正确的。

译又揣度朝廷畏惧倭寇的心理，不过是担心他们进犯京城。却不知道倭寇的兵力如果真的能够进犯京城，何必等到今天？难道在去年京师没有防备的时候不敢来犯，而今年京师有防备的时候反而敢来犯吗？况且倭人进军，不外乎水陆两条途径。如果从辽阳、沈阳进军，那么还有依克唐阿、长顺、裕禄、唐仁谦在；如果从锦州进军，那么还有宋庆、魏光焘等在；如果从山海关进军，那么还有刘坤一以及余虎恩、熊铁生等将领在；如果从天津、沽口南北进军，那么还有王文韶、聂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进犯京畿地区，也还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这些大臣们，也无不在此。倭兵即使像鬼神一样，难道竟然不经过关隘渡口而飞入京城吗？我们的军队未必全都疲惫耳聋，难道竟然任由他们飞入京城而毫无察觉吗？微臣预料倭人必定不能进犯京城，原因有四，请略举近日的战事来证明，以消除朝廷疑虑的根源：

第一，倭人不能攻坚。我所失守的地方，都是薄弱之处，并非坚固之地。只有旅顺、威海可以称得上坚固。然而旅顺的失守，是因为守将争相逃跑；威海的失守，是因为海军不战。况且一个是从皮子窝，一个是从落风港，都是寻找弱点、乘虚而入、抄后路进入，不敢直接攻击正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军饷最重，精锐部队不多，爱惜锋芒，常常担心损伤，肉搏攻坚，决不会做这种事。看聂士成坚守阵地而他们不敢进犯，摩天岭裕禄、徐庆璋坚守阵地而他们不敢进犯，辽阳、沈阳唐景崧、刘永福坚守阵地而他们不敢进犯，台湾、京畿地区是我们最坚固的地方，他们敢轻易尝试吗？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一点。

第二，倭人不能持久。跨越他国图谋远方，耗费军饷劳苦军队，多一天就多一天的消耗，少一个兵就少一个兵的作用。倭寇到了今天，黔驴之技已经用尽，骑虎难下的形势难以摆脱，左支右绌，外强中干，已经很久了。凭借中国地大物博、军饷充足士兵众多，尚且以旷日持久为忧虑，小小的倭寇，更怎么能承受？试看他们放弃威海而不留守，攻打台湾随即撤退，不能持久，也可以知道了。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二点。

第三，倭人不能快速进军。考察倭国的军制，都效仿德国，陆军操练步伐整齐，纪律严肃，确实值得称赞，但辎重装备繁重，行军很慢。用来稳重行事则有余，用来快速进军则不足。相比中国军队卷甲衔枚，一天一夜可以行军二三百里，确实有长短优劣的不同。看这次牛庄之战，倭寇从小路刚到牛庄，时间不长，而李光玖闻警后派出的军队，也已经随后赶到。吴大澄从田庄退到双台子，亲兵只有几十人，距离敌军只有几十里。如果倭寇能快速进军，不仅我军几乎无一幸存，即使宁远、锦州恐怕也相继失守。而倭寇竟然不能，难道唯独对京城能快速奔驰几百里吗？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三点。

第四，倭人不能深入。凭借没有援军的部队、接济不上的军饷，进入最深入的地方，侵犯最厚重的兵力，这必定是有进无退、有死无生，然后才可以。抄掠剽窃、不顾后路的贼寇，或许能做到，但倭人本来不能做出这种事。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必定要用尽全力、孤注一掷、冒险侥幸。而从天津到通州一线长途，两旁都是水，沿途一带都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在前面抵御，聂士成、曹克忠可以在左右合围，刘坤一率领众将可以在后面追击。他们不是深入送死是什么？况且他们的兵力有限，既然用全力进犯我们，那么他们的后路必定空虚。难道不怕夺取朝鲜而袭击广岛吗？看他们得到荣成、文登而不敢深入山东，得到海城、牛庄而不敢深入奉天、锦州，又怎么能越过关隘京畿而深入京城？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四点。

又，魏光焘坚固不动摇，李光玖奋勇敢战。牛庄虽然战败，但杀伤倭人也足够相当。倭寇见到湘军人人敢死，竟然不敢再越过雷池一步。众将领中最忠诚勇敢的，一听说和议，都痛哭流涕，坚决卧床不肯起来进食。可见将士都有死志，并非军心瓦解、局势不可为。况且依克唐阿、聂士成、宋庆都是倭人所畏惧的，而丁槐的一支军队队伍已到，唐仁谦的一支军队枪械已齐，都可以与倭寇一决胜负。倭人见情势不利，逐渐成为强弩之末。我们即使不与他们交战，但与他们坚持对峙，再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力量断难支撑长久，然后再谈和议，自然容易转圜。这又是微臣所谋划的一条策略，叫做：“坚守是正确的。”

总之，以迁退为作战之地，能够迁退则不战而已，可以挫败敌人的兵力；以坚守为作战之地，能够坚守则不战而已，可以制住敌人的命运。或者迁退或者坚守，虽然不是上策，但不失为中策。赔款割地不仅是下策，实在是无策。伏查光绪六年即庚辰年那次战役，崇厚也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俄国定约画押，割让土地一二百里，尚且不是割让内地，而且是在边外之地。经过朝廷大臣纷纷上奏弹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即将崇厚逮捕交给刑部治罪。他与俄国所定的条约，虽然已经画押，仍然进行更改。俄人最终也降心俯首，顺从我们的范围。今昔相比

译从敌国力量来说，俄国比日本更为强大；从事理来说，让出土地尚不等于割让土地，边远之地尚不等于内地，一两百里的土地尚不等于一两千里的土地。因此，李鸿章的罪过，尚不及崇厚那样严重。但从订立条约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擅自许诺，一个是请示圣旨。擅自许诺的人最为拙劣，而请示圣旨的人最为高明。因此，李鸿章治国的手段，以及他对待国家的心意，比起崇厚来更为加倍恶劣。只有恳请皇上凭借天威独自决断，上念列祖列宗的基业，下念天下臣民的安危，按照崇厚的先例，将李鸿章逮捕交由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经芳，革职严办。同时命令王文韶、刘坤一妥善备战防守，奖励裕禄、唐景崧等人以安定人心。同时明确发布谕旨向中外宣告，皇太后西行巡幸，命恭亲王留守京城。如果作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为时不晚；作战而军队溃败尚胜过议和而赔款，作战而失去土地尚胜过议和而割让土地。如果国家因为迁徙或固守而导致贻误大局，请先诛杀微臣以谢天下。皇上是英明之主还是懦弱之主，中国是强国还是弱国，本朝是大朝还是小朝，众臣是忠贞之臣还是奸邪之臣，都取决于这一举动。微臣不胜急切等待命令的心情，恳请圣上明察，谨此奏报。

译谋划战事六条，请求代为上奏

易顺鼎

禀报：恭敬地谋划战事六条，仰恳代为上奏。此事，职员在本月初二日已倾尽肺腑上书，本月初四日承蒙代为上奏，已有案可查。现听说和谈中对方要挟过多，难以照准。圣上振作激励之意，四海之内共同钦佩。但一旦决裂，必然发生战事，而且距离四月十四日的期限已经迫近，尤其应当力争先手。不揣冒昧，恭敬地谋划六条事宜，呈于圣主面前。

第一条是增加军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与其重悬赏金，不如普遍增加军饷。湘军口粮，每名每月四两二分，各军都是如此。用四两二分银子，想要供养他们的家眷，换取他们的性命，这必定是办不到的。议论的人都说现在的士兵不可依靠，而不可依靠的原因，确实就在于此。为今日计，只有暂时将关内外防剿各军的月饷普遍增加两倍，等战事结束后再恢复旧制，所有赏格仍另行核给，不包含在加饷之内。加饷这一项，按每名每月十两银子计算，目前大军约十数万人，一个月不过百万两，一年不过千万两，十年不过万万两，与用两万万两为敌人充作军饷相比，其利害得失究竟如何呢？拟请皇上圣断，一面敕令户部，一面电谕各路统兵大臣，转而告知兵勇一体知悉，必将欢声如雷，感激涕零，振奋起舞，争相效死。兵勇既然吃重饷，道义上不忍逃跑，然后才可以要求士兵死战，要求将领死战，要求国家死战。这好比有廉洁的俸禄，然后才可以要求官员廉洁守节；有固定的产业，然后才可以要求百姓有恒心，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条是使用地沟。越南战役中，岑毓英已经实行过地营之法，用来抵御法国人，颇有成效。这次各军稍微知道仿效办理，而丁槐尤其熟悉。职员考察其规制，略微觉得烦琐沉重，似乎不如地沟更加简捷。地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梅花坑，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建成，只需要兵勇各自携带铁锹以备开挖之用，既可以躲避敌人的枪炮，又可以施展我们的枪炮，既可以隐藏我们的士兵，又可以攻击敌人的士兵，而在扼守防御海岸时尤其适宜使用此法。因为敌船不能靠近岸边，如果想要登陆，必定会用大炮从船上轰击我们岸上的士兵，使我们不能抵御，而他们则一面用小舟或大筏载着陆军，乘势登陆。使用地沟的话，他们船上的炮不能击中我们埋伏在地沟里的士兵，而我们沟内的士兵可以攻击他们登岸的贼寇。比如鸭绿江上，日本人用棚布铁杆搭桥；荣成海边，日本人用长条细板编筏。当时如果让地沟里有伏兵，趁他们半渡时攻击，他们必定不能飞渡，这是可以知道的。拟请敕令各路统兵大臣，严督诸将训练激励兵勇，随时随地实力奉行，以此作为安身立命、抵御日本、折冲御侮的地方。那些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一切办法不能预先规定，仍颁发给各将领斟酌妥善筹划，以期适用。

第三条是攻击老巢，从九连、凤凰直到金州、复州、海城、盖州、营口、旅顺，都是贼寇的老巢很久了。然而他们各处屯兵实际上不多，而九连、凤凰等城的贼寇尤其少，合计各路不过数万人，他们的力量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击一处，更不足以攻击数处。他们不敢来攻击我们，实在是害怕我们去攻击他们。再如今年三月吴大澄攻击海城不能得手，反而失利，是由于调度失误、布置疏忽，不是攻击本身的过错。攻击坚固城池的军队，必定要分几路进军才可以，如果兵力薄弱，又必定要分几层进军才可以，使我们的力量雄厚。查关外前敌各军，辽阳、沈阳、奉天、锦州一带有依克唐阿二十余营，长顺二十多营，沙克都林札布数营，加上徐庆璋的敌忾军十数营，共有三万余人，可以足够作为中路，由辽阳进攻海城。陈湜十营，孙显寅、吕本元共有十余营，加上唐仁廉的三十营，共有二万余人，可以作为东路，由摩天岭等处进攻九连、凤凰两城宋庆三十余营，魏光焘二十多营，李光玖数营，加上吴凤柱的数营，徐邦道的十一营，共有四万余人，可以作为西路，由双台子等处进攻牛庄、营口三路之中，每路又各分一半进攻、一半接应，必定可以直捣贼巢，而不至于蹈吴大澄的覆辙。况且辽东一带百姓长久盼望王师，高丽沿边地方都依附中国，如果大军进图收复，那么各处团练义民都可以号召响应，各处矿匪、猎户都可以收纳招降。日本势力窘迫、计穷，不难立刻等待其败亡。

第四条是牵制贼寇势力，海军覆灭后，他们有船，我们没有船，他们能来，我们不能去。朝廷之所以慎重而担心他们侵犯京城，就是这个缘故。然而他们的兵船也只有这几艘，近来听说在台湾、澎湖等处又击沉了他们几艘船。他们如果攻击台湾，就没有空闲侵犯天津、沽口；他们如果侵犯天津、沽口，那么我们台湾还有兵船，即使南洋也有兵船。难道不能攻击广岛吗？台湾一省，朝廷业已置之度外，这

译其次不妨就把这局面看作打碎的瓦罐一样看待。为台湾考虑，与其保全完整不如宁可破碎，与其被人攻打不如主动出击攻打别人。唐景崧、刘永福等人身处此时，已有必死之心，无求生之念，必定能奋不顾身与日本决一死战。拟请皇上温言谕示并加以奖励，命令他们督率船舰直接驶出台湾，并请求敕令张之洞，让他挑选水师勇猛将领如黄金满等人，统领南洋各兵轮，会同唐景崧、刘永福等人在海面游弋，以壮大声援力量，根据日本船只的进退来决定我们的进退，根据日本船只的朝向来决定我们的朝向。如果日本侵犯天津、大沽，那么我们就攻打广岛，即使用来扫灭贼寇的威风，尚且觉得不够，但用来牵制贼寇的势力，本来绰绰有余。只要使日本有所顾忌而不敢侵犯天津、大沽，那么大局就没有什么值得深深忧虑的了。

一是联合外援，听说俄国、法国两国愿意把兵舰借给我们，如果真有此事，岂不是大大的幸运？如果没有此事但只有这种意愿，也属难得。又听说俄国正谋求珲春，法国正谋求蒙自开矿。两国如果真能帮助我们，就不妨各自满足他们的愿望来酬谢他们。割让珲春胜过割让辽东、台湾两地，允许蒙自开矿胜过允许各口岸通商，让利益归于法国、俄国胜过让利益归于日本。这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远交近攻，是古人的遗留法则，实在是今日的重要策略。拟请秘密敕令总理衙门妥善商议俄国、法国两国的使臣，如果两国真能出力相助，共同剿灭日本，那么中国或者用土地来酬谢，或者用巨款来酬谢，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即使不能出力协助剿灭，但能出力调停，不许日本人肆意要求，那么我们保全的已经很多，即用珲春酬谢俄国，用蒙自开矿酬谢法国，也未尝不可。

一是断绝内应，李鸿章是日本的内应；孙毓汶是李鸿章的内应。李鸿章把本国的机密输送给日本，孙毓汶又把朝廷的机密输送给李鸿章。李鸿章有了这两个臣子，天下的国家大事已经败坏决裂，不可收拾了。所以日本不过是癣疥之疾，而李鸿章、孙毓汶则是腹心之疾。而且因为有李鸿章、孙毓汶，那所谓的癣疥之疾，也变成了腹心之疾。吴国如果早诛杀伯嚭，何至于向越国求和？宋朝如果早诛杀秦桧，何至于臣服于金国？国家想要抵御外侮而保全宏大的基业，非急切罢免李鸿章、孙毓汶这两个臣子不可。这两个人，国人都说该杀，众口一词。皇上宽待大臣，或许不忍心把他们置于严刑峻法之下，应请求立即加以罢免斥退，以警戒奸邪之人。日本人既然失去了奥援，自然必定会挫败他们的诡计，收敛他们的骄横气焰；而奸佞之人既然被罢黜，忠诚正直之人才能升任。果断的政令得以彰显，人心共同振奋。我们国家万世有道的基础，就看此一举了。犬马微薄的诚意，不胜迫切惶恐之至。伏乞皇上鉴察核实，代为上奏施行。

译联合署名弹劾督臣李鸿章结党营私的奏疏

京官文廷式、张百熙等五十余人。

奏报督臣结党营私、贻误君国，恳请恩准罢免斥退，以保全大局之事。私下认为，日本挑起事端，变乱藩属封国。恭读七月初一日的宣战诏书，仰见我皇上不得已而用兵的深意，仁至义尽，四海同欢。然而近两个月来，战局屡变，军队溃败失守，警报频传，朝野震惊，人心惶惶。恭读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的懿旨，因战事未平，停止办理颐和园典礼，深宫焦灼操劳之意，感动中外。普天之下，切齿同仇。而祸变由来，事机贻误，始终本末，可以陈述，敢为我皇上披肝沥胆地陈述。私下听说，日本国势兵力，不能与西洋各国相提并论。国债沉重而民力困顿，则根本未坚；有快船而无巨舰，则武备不足；士兵出于初募，非训练有素之师；权力纷扰于党争，非统一之政。战争兴起，凡曾经战阵之士，通达事理之人，无不认为这是螳臂当车，应时即碎。即使西方人也明确这样说，而事情竟有大谬不然之处。韩城失守了，不久又在牙山战败；成川弃守了，不久又在平壤溃败。汉江的沉舰未归，广岛的战船又毁。威海、旅顺是海门的锁钥，如今却任由敌军游弋；义州是奉天的屏障，如今却藩篱尽撤。任用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兵；任用丁汝昌，而大桅之铁甲尽成漏舟。朝鲜不可复得，正急于图谋鸭绿江的防务；仁川不可窥探，正担忧大沽、北塘的警报。谁统帅军队？谁指挥进退？以大御小，以强敌弱，溃败决裂一至于此。这不能不让人对昏庸骄横、丧心误国的李鸿章太息痛恨。李鸿章受命东援，却暗中勒令诸将，严密钳制；既不做事前防备，又屡次掣肘临时指挥。统计小浦之战、平壤之战、牙山之战皆我军端坐拱手，以待日军围攻。其实不能以此求和，而事机一失，徒然损害国威而助长敌势。日军凡事先发，故能制我死命；我军凡事后发，故始终为日军所制。迁延坐误，全局瓦解，这是天下人太息痛恨的第一点。兵行千里，转运为先，内地尚且设立粮台，何况出师疆外，与外洋各国相争，尤其以枪炮为急需。李鸿章阅历兵事三十年，岂会虑不及此？而牙山之军缺军火、缺粮饷于前；平壤之军缺军火、缺粮饷于后。长夫不备，车马无资，士兵自负粮草，枪无余弹，以至饿兵掠食，结怨韩民。战士死于饥馁，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廷所关注、海内所仰望的重军，徒因无粮无械，束手就毙，都是李鸿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设粮台的缘故。这是天下人太息痛恨的第二点。日军甘心占据韩地，蓄意已久，今年春初，萌芽已露。北洋对外事消息最灵，岂竟一无所见？等到事将起时，袁世凯深悉日军情报，屡次密报。若使日韩形势早达朝廷，则事前图谋，必不至如后来之仓卒。无奈李鸿章起初模糊影响，讳莫如深；继而扬厉铺张，肆意恫吓，直至事机决裂，而日军本末疆内知之，朝廷仍不尽知。听闻朝廷旨意询问袁世凯，而李鸿章辗转禁锢，不让其进京代为陈述。各路电奏时时删改，以迎合该督意旨，务使真实洋情不得上达。庙算指挥无凭遥度，奸欺蒙弊，罪不胜言。这是天下人太息痛恨的第三点。近年以来，天下利权，李鸿章掌握；天下兵权，亦李鸿章主宰。朝廷倚李鸿章为长城，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盛宣怀为其耳目，张士彬为其腹心，丁汝昌、卫汝贵为其爪牙，龚照玙、刘含芳为其羽翼。这几人，皆天下人所姗笑，而李鸿章将其分布于海关、电报局、军械各关系军国重要之区，窟穴深厚，牢不可破。平时病蠹国事，都在暗中破坏。等到有事之时，诪张为幻，不仅助李鸿章欺罔朝廷，而且出卖李鸿章以邀利，无所顾忌。而李鸿章尚且庇护他们，纵容他们，为之仇诋言官，变乱黑白。甚至奉命撤职的丁汝昌，却抗旨不遵，坐使数千里藩封断送于三五小人手中。这是天下人太息痛恨的第四点。更有甚者，日军运米船则放行，日军运开平煤则听之。日军奸细被获，或明放，或私放。外有海光寺旁居民王某，经天津县获究，而李鸿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为之说情。日军奸细石川氏及军械所刘某被获，供词牵涉李经方及军械局员，而盛宣怀传达李鸿章意旨，勒令天津县令李振鹏改

译供词，因李振鹏的驳斥而作罢。然而台湾捕获倭寇船只，他又为此请求圣旨予以释放。军械所历年储存的枪炮，大多被监守自盗者盗卖，等到甲午战事已经爆发，还查出将不合用的前膛枪炮卖给日本，获得白银十四万两，局员们瓜分赃款，而李鸿章为他们补办领取凭证。外界还有传闻，李鸿章有数百万两白银存放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李经方又在日本各岛屿开设了三家洋行，因此李鸿章利令智昏，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听说战败就高兴，听说战胜就担忧，虽然是街谈巷议，但众口相传，难道没有原因而达到这种地步吗？这是天下人叹息痛恨的第五件事。

译综论此次战败的原因，海军方面由丁汝昌主导，从前躲避倭寇不敢迎战，等到渡送铭军时仓促接战，只有致远舰冲锋独进，没有一艘战舰跟随，丁汝昌指挥军队可谓有方吗？斩杀先逃的济远舰管带，却唯独宽恕统帅的罪责，在法律上不公平，海军的士气无法振奋。陆军战败是由于卫汝贵望风先逃，叶志超随后跟进，听说在战败前几天，左宝贵密电说如果撤换卫汝贵一军，那么众将还能拼死作战，否则就同归于尽等语，这是因为卫汝贵虐待韩国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导致韩国百姓视我们为仇敌，大军无处获取食物，战败时，父子躲在芦苇丛中，几乎被部下杀害，又平时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种种罪状，写不尽。然而天下人知道朝廷必定不能诛杀这两人，李鸿章一天不离开北洋，两个大奸臣一天不能伏法，三军士气一天不能振作，溃败的局面一天不能挽回，为什么呢？三军士气依靠统帅的赏罚来鼓舞，如海军刘步蟾被弹劾，李鸿章反而让代理水师提督林国祥尽力导致船沉，反而请求暂时革职，甚至对于首先溃败贻误大局的卫汝贵，李鸿章反而认为得力，种种颠倒功罪，务必使敢于作战的士兵人人沮丧，像这样三军大众有不解体的吗？日本君主住在广岛，亲自督师，八月初就听说有十天取平壤的说法，而平壤果然在十六日失守，现在又听说以四周时间取奉天，又听说九月内攻破天津，敌军统领九万大军入侵朝鲜，不进而占领京津，不进而窥伺京师重地，我们战守的防备无一可恃，却专门把命运托付给一个昏庸骄横、伤心国家的李鸿章，像这样还说陵寝没有震动，京师必定没有警报，谁能保证呢？军事初起时，像宋庆、刘永福都忠勇发愤，请求奔赴前线，却都被李鸿章阻挠，即使是淮军中的聂士成，天津人曹克忠，号称在众将中作战优秀，而李鸿章必定偏袒他的私人来压制他们，最近听说命令宋庆节制前线各军，如果仍以李鸿章为后路，恐怕他逞忌妒之心，行阻挠之计，文书呼应不灵，粮饷器械接济多缺。平壤的覆辙，又让人寒心。天下士民公论，李鸿章不被严厉谴责离开天津，那么天下的精兵猛将必定不能拼死效力，以挽回已经溃败的局面。所以李鸿章一人的去留，实在关系到宗社安危、百姓休戚。恳请皇上乾纲独断，迅速施行。如果再拘泥于平庸的意见，迁就迟疑，那么士气仍然像以前一样畏缩，而奉天的震动、威海卫旅顺的失守，都在意料之中。万一陪都接近失守，京城告警，变故仓促发生，即使吃李鸿章的肉，对事情有什么益处？而且恐怕因为罪人不去的缘故，导致朝廷日益下达紧急诏令，而天下的军队观望不前，有不是臣所忍心说的。这是同声感愤，不敢不向皇上陈述的。如果皇上采纳刍荛之言，决断施行，请求酌情简选知兵的大员、老成持重有声望的人星夜前往替代，迅速筹划战备。不是不知道临敌换帅，兵家所慎重，但因为李鸿章倚仗私情放纵敌人，后患深长，断难再姑息宽容，坐视大局糜烂。恳请迅速罢免斥退，然后宗社可安，军气可振，东方藩属也可期待恢复。天下幸甚，百姓幸甚。

力阻和议片

彭玉麟

再臣正在封奏折时，恰好接到督臣张树声致总署的电报，得知署直隶总督李鸿章正与法国首领议和，听闻后不胜骇异。恳请皇上、皇太后，法国夷人犯上作乱，全国同仇敌忾。臣昨天奉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命令臣等振作精神，竭诚筹办防务，臣向各军宣示，无不踊跃欢呼，激昂思奋。才几天，忽然有议和之举，岂不是阻挠赴义之心，而剥夺敌忾之气？今天法国夷人绝对不可议和。臣向来愚钝，忘记冒昧，有不得不说的，请为皇太后、皇上一一陈述。法国夷人无故残害我国属国，等到我国出兵保护，又放纵其猖獗，扰乱击败我军，至今并未大加惩罚，就与议和，如何彰显国威示天下？不可答应的第一点：法国夷人并未受创，反而请求议和，必定心中藏有诡计，或者懈怠我军而慢慢乘其后，或者谋划延缓我军而用多种方法误导，其害无穷，不可答应的第二点。既然议和，不索取兵费，更为不可测度，该夷人唯利是图，忽然放弃日前所索巨万费用不谈，只说越境通商，其中不免有欺诈，恐怕将来必定有十倍取偿于后的，削弱中华以奉养岛夷，粉饰目前以酿成边患，不可答应的第三点。以外强中干的法国夷人，侵犯我国藩属，吞噬我国疆土，堂堂中华不勤远不问其罪，反而降心相从以就其和，使这次得志，而效仿法国夷人的，必定狺狺然环向而起，是一个法国夷人而转来无数法国夷人，阴谋日益滋生，隐忧方大，不可答应

译这是第五个不可同意的理由。云南物产富饶，金银铜铁锡等矿藏，以及翡翠玉石的原料，在世上享有盛誉，长久以来被西方人所垂涎。如果商议允许他们在蒙自以内通商，等到时间一久，那些险要的地形他们都会详尽知晓，广泛传播邪教以扩张势力，一旦他们突然发动攻击，那时就不只是通商的问题了，我们将如何支撑？这是第五个不可同意的理由。这五个不可同意的理由，人人都知道，倘若不加仔细考察，轻率地急于议和，认为这样对国家利益万无一失，我实在不敢相信。法国人自从通商以来，之前在天津教案中，就想挑起事端来满足他们最大的欲望，恰好被普鲁士人牵制而停止，随即又狡诈地谋划侵略越南作为自强的计策。我们中华如果以全力决胜，审慎地运用兵力、筹措军饷，他们绝对难以长久支撑，所以他们先以恐吓来催促议和。表面上装作恭顺，来施展他们的权术，实际上他们的阴险伎俩已经用尽了。这是揣测敌情而认为可以作战的第一点。我朝以神武开国，将帅得人，远远超过前代。后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也是忠勇之士辈出，凭借剩余的勇力，足以安定边疆。回想之前商议防备俄国时，奉旨让京城内外保荐人才，当时就担心将才难得，存活者只有十分之一。再过几年，老成持重的人全都凋零了。虽然抵御外敌不一定非要用平定内乱的人才，但有见识的人终究需要有胆量。不如及时精选老将，让他们讲求以柔克刚、以分散敌人整齐阵脚的方法，以发挥他们的长处。这是论及将才而认为可以作战的第二点。道光年间，与外夷的争端刚刚开启，广东三元里团勇的义举名声，至今仍在。此外各省因时局激愤的案件层出不穷，也可见民间不平之气不可遏制。越南的刘永福也是中华百姓，流窜潜伏在荒远之地，保全自己尚且来不及，尚且能崇尚义气，屡次歼灭法国侵略者。各省偏僻之地不乏英雄豪杰，听说要与外夷作战，没有不闻鸡起舞、共同发出雄心壮志、愿意效死力的。这是体察民情而认为可以作战的第三点。查万国公法中有可取之处，在于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这一条，如果发动战争不义，伤害天理，不仅可以以理劝告，还可以以武力制止等情形，深深契合齐国代替燕国征讨的正义，也足以证明万国的公理。我朝廷一方面通令各督抚大臣，向通商和好的各国广泛晓谕，极力保护，专门与法国断绝友好关系。准许各地义民诛杀天主教士，摧毁天主教堂，罢免驻京的法国外交使节，撤销他们的贸易码头，既然消除了祸根，就不必担心蔓延。这是采纳公法而认为可以作战的第四点。俗话说，师出有名则士气壮盛，理屈则士气衰败。如今战端由法国人开启，穷兵黩武，掠夺土地争夺城池，欺侮太过分，实在为万国公法所不容。应当列举法国人的罪状，布告中外，使大家都知道理亏在他们，理直在我们，不得已而用兵，讨伐罪人，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同鉴察此心，应当蒙受默佑。这是占卜天理认为可以作战且决计必胜的第五点。有这五个可以作战的理由，人人都知道，倘若失去这个机会，恐怕我们中华永远没有自强的日子，那将如何面对天下后世的非议呢？恳请我朝廷独断专行，严厉命令沿海各地方官员及各将领加强防务，不可片刻松懈，尤其要洗心革面，卧薪尝胆，各怀天良，修整兵器共同奋起，愤慨地同仇敌忾，以与法国人作战。我虽然衰老无能，断不敢爱惜这残存的病躯，畏惧退缩，还应当奖率将士，为各军做表率。至于应当议和还是应当作战，关系大局。圣明的君主洞察秋毫，自然有权衡，原本不是臣下敢妄加议论的。微臣年老多病，昏花模糊，身在军中便谈论军务，谨冒昧将所有不可议和而可以作战的理由，坦诚地附片陈述，不胜惶恐等待治罪之至。

译关于接济刘永福的附片

彭玉麟

再，越南将领刘永福，本是广西的平民，流落到交趾（越南）。等到越南与法国发生战事，他便能聚集民众抵抗，相持数年，大小数十战，屡次挫败敌人的锐气，斩杀其首领，成为越南的屏障，巩固了中华的边防，他的功劳也算伟大了。后来虽然兵势稍弱，退守保胜，但他的声威仍然震慑西方各国，无不啧啧称奇，视他为非凡之人。而法国侵略者屡次遭受他的打击，尤其想要得到他并加以杀害以解恨。恳请秘密命令云贵总督，特意接济他的军火和粮饷，不要有所缺乏，使他能够一心一意抵御敌人，不要导致陷入敌手，以让仇敌得逞。即使和议达成，是否可以仰求破格施恩，授予他边疆的武职，调往内地，以显示朝廷爱护珍惜之意，并且表彰他同仇敌忾的忠诚。臣因为边疆人才难得，应当加以保护，这样是否妥当，谨附片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卷五十二 兵政八 兵机二

关于命令照会通商各国的附片。光绪九年九月十九日

彭玉麟

再，军队以理直理曲决定老弱强弱，上等用兵在于伐谋，其次在于伐交，这是古来的制度。现在通商的有二十多个国家，而法国唯独敢于吞并越南，意在窥探我国云南边境，垂涎铜矿的利益，各国坐观成败，大概是先用法国来试探中国罢了。然而如果法国竟然独占富强的利益，那么各国又将因此产生忌恨，不会让它独占便宜，这是情势必然的结果。眼下既然任命将领出兵，自然应当将不得已而用兵的原因明白地宣示给各国，让他们知道理曲在他们那边，从而利用他们的党羽来败坏他们的阴谋，应请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通商的二十多个国家，告知各国通商多年，彼此利益各自遵守条约，没有欺诈没有忧虑，这是万国公法产生的根源。然而法国包藏祸心，明知越南世代奉行中国朝贡，竟然恃强凌弱，违背条约兴兵，朝廷早想应援，因为恐怕伤害和好，隐忍没有发动。前月法国使臣脱利古乘兵船来到天津，有大队兵船到广东寻找他，说恐吓要求，诡计难以推测。我皇上赫然震怒，任命将领视察军队，他们如果前来，就与他们决战，兵端由他们国家开启，不得已而作为应对敌人的军队，理直理曲的判断，都是各国所知道的。只是海上用兵，商船止步于各国通商事宜，不无妨碍，因为一国违背条约的缘故，导致妨碍全局，罪责有专门归属，想各国自有公论。又中国军民不认识外国旗号，将来战守之际，诚恐各国商经过，军民误认敌船导致连累，也必须预防以免混乱。如此立言明示利害理直理曲的原因，各国也不敢暗中帮助逆贼，至于预先杜绝混乱这一层，尤其属于自占地步。私下请求无论有战事无战事，这项照会似乎势在必行，此后尚有其他要求，也断不可轻易允许。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圣上鉴察。

射策第一*或作殿试策第一

骆成骧

臣听说深切的忧患所以能启发圣明，所以盛世不妨有水旱灾害；直言所以能竭尽忠诚，所以诤臣不必躲避斧钺之罪。传曰：“禹汤归罪于己，他们的兴盛就很迅猛。”贾谊说：“遇到祸患而恐惧，祸患反而成为福分；遇到福分而喜悦，福分反而成为祸患。”这是殷忧启圣的说法。臣观察汉代朝廷对策，如贾谊、董仲舒、谷永、Du邺、申屠刚、李寻等人，大都能破除忌讳，指责得失，上及宫禁，下及草野，内及时权要，外及四夷，见闻所及，不敢隐匿，以苟且为苟合，这是直言竭忠的证明。纵观自古，凡转祸为福，因败为功的，常由此道，不可不察。钦惟皇帝陛下早承大业，一天比一天谨慎。近来因为时势多艰，人才急缺，诏书勤勤恳恳，举出治兵、会计、节俭、农事等大事，期望与臣等谋划。又下诏以直言无隐，“传曰：君主忧虑臣子受辱，君主受辱臣子死。”这就是臣发愤忘死的日子，怎敢拘泥成规，不为陛下陈述？伏读制策有说：“兵以威天下，也以安天下，然而不勤加训练，就没有办法制胜。”因此举出古代善于谈论兵事的人作为法则，这确实是佳兵的至计。臣按兵法，没有比周代更详细的，自从司马专书散失，而搜苗狝猎的遗意，尚见于《周官》司马的职掌。而汉代的都肄，唐代的讲武，宋代的大阅，名异而实同。然而汉、唐、宋三朝，他们开国之初，兵额少而愈强；承平之后兵额多而愈弱，虽有训练之名，而没有训练之实，这是将帅奉行不力的罪过。自古善用兵的，没有比战国时的孙子、吴子，唐代的李靖，明代的王骥、戚继光，要不过实力奉行罢了。看孙子斩杀队长，则兵以明赏罚为主；看吴子对山河，则国以得人心为主。臣观察自古为国的道理，没有不能自胜而能胜人的。所以《十三篇》之法，一言以蔽之曰：“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只有在自己身上的才足以依靠。”至于淮南、杜牧、苏轼所论，大旨同于兵，所谓“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