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工政四工程

译首先应在交通要道修建一条主干道路作为主导，那些旁通曲折、由主干路延伸出去的则是支路。现在的议论者说：沿着海岸修一条路，沿着长江修一条路，沿着河流修一条路，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土地多么广阔，修路的费用多么巨大，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却很难。正当倡议开始之初，绝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全部修建，必须确有把握，才能逐渐推行。西方人以商业立国，铁路四通八达，自然以贸易货物为主要目的。中国既然兴修铁路，固然不能不依靠运营来获取利润，但考虑到成本特别高，事情有轻重缓急，不妨像电报那样先由官府经营，后由商人经营。这项铁路应将主干路依次修建在沿海省份，专为行军考虑，连接陆军和海军以相互支援，所以说以海军为经线，以陆军为纬线。由此说来，主干路修建的地方，应根据海军停泊的方向，一纵一横进行联络。海陆军形成一股气势，敬承上年谕旨命令海军衙门先在北洋训练一支军队，各地海疆日后依次施行，大概将逐渐收到成效。既然海军始于北洋，那么铁路自然以天津这一条为最先。京城到大沽口，计算里程不到五百里，地势近则工力较省，容易见效。而且京畿地区是门户重地，行台的坐镇，信使的往来，都聚集在这里。这里一旦修好铁路，精锐部队有事顷刻可达，这无异于顿时增加了数十万雄师。确实应该首先修建以树立典范，将来海军增设，铁路也随之扩大。如果其次设立海军在南洋，那么铁路由京城南下，经过山东官道到达王家营，再向西出到江浦县的浦口，由小火轮船渡江到达江南省城，再接路到上海的吴淞口为止。更在上海、江阴两处接建支路，以到达江苏省城，并推广开来。如果是浙江、福建、广东的海疆要地，海军的轮船在前，必然陆军的火车在后，随处联结，声息相通，这就是经纬之说。那么为什么说要清除利弊的根源呢？外国人盼望中国兴办铁路很久了，他们的意思不是喜欢中国能够自己富强，不过是挟带他们自利的计谋，或者承办物料，或者担任工程，或者负责驾驶。他们知道中国初次开办必然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成功，他们才得以从中牟利。然而这关乎利弊还比较浅。唯独到了包揽和借贷，其弊端有不可胜言的，无论太阿倒持，授柄于人，而且给国家增加债务，也不是政体所允许的。况且轮船通商长久在内地运行，一旦中国铁路建成，怎么保证他们不另外修建一条路，援引轮船进出的例子来争夺利权？这在利弊上关系很大，不能不先清除根源，以断绝他们觊觎的念头。我的意思想要把根本推究到军事上，端正名义所以能收到实际效果。我们既然为了治军而设立，他们就没有机会利用觊觎来扰乱我们的军政。日后海军逐渐推广，铁路也逐渐推广，历时既久，成效更加显著，然后在与西方属地邻近的边境地方修建铁路，以扼守其冲要，作为安内攘外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译第一篇论述说：铁路既然已经修建，应当以军事管理为外在形式，以商业运营为内在实质，以此来节制利弊的流向。铁路建成之后，其军事作用是偶然的、非经常性的；而其商业作用是恒常的、非暂时的。然而，这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资本，是经过多次筹划和审慎考量才投入的，既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预计非经过数年才能显著地取得成效，使天下人都清楚地认识到铁路的巨大利益，大概不至于因为害怕噎住而放弃吃饭，众人起来议论其后的弊端。但是，所谓的大利，除了商业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吗？现在考察外国各国，没有不在其境内修建铁路的，也就没有不独占铁路利益和权力的。以英国一国来计算，所有的铁路回环曲折，四通八达，综合衡量其长短，大约有五万多里。建造的费用，核算金钱为七百一十八亿磅，扣除一切经费后，每年剩余利润二十五亿多。这个数字仅就往来旅客的票资计算，就已经有如此盈余，那么每年转运货物所收取的运费，何止是票资收入的两倍？由此说来，虽然工程成本沉重，但只要商业能够兴起，不需要十年，就可以将成本收回中国。我国人口众多，与欧洲所称人口最稠密的伦敦、柏林两京城相比，仅仅抵得上我国一个普通郡县的人口而已。民众多则使用者广，土地肥沃则生产物众，物力既然丰饶，那么流通的道路自然必然会像水流向沟壑一样汇聚于此。可以断定，铁路畅通往来旅客、转运物资，必定会超过欧美各国现行的铁路，并且运行时间越久，民间越信任，信任越深，商业就越繁荣。因此，谈论铁路的利益，全在于商业，然而却把利益所在的地方，说成是外重军事而内轻商业，岂不是轻重失当，不明白根本意图吗？我微小的意见，是想在欲望无度时维持大局。凡是利益兴起的地方，弊端也随之而来，况且利益越大，弊端也就越深。铁路建成，动辄花费千万或数百万，每年进出的资金，多的超过数百万，少的也有数十万。面对如此重任，是将责任交给官员呢？还是交给商人呢？是将责任交给亦官亦商的人呢？还是交给非官非商的人呢？这几种情况必定居其一，而都不能没有弊端。为什么呢？凡是治理大事，首要重视用人。现在为官商合办的机构，综理督办，必定有大员专门负责，这是商业却由官员来统领。官员只能总揽全局，官员必定不能在市场中持筹握算，在风尘中忙碌，这必定要有善于核算的大商人，代替官员处理事务，又让他的子弟招揽他的同类。某人负责文书簿籍，某人负责接待宾客，事情无论巨细，没有不参与的。而所谓的官员，不是与商人融为一体，就是听任商人牵制。这就是名义上是官办，而实际上都是商办。那些商人势力既盛，局面自然宽松，功名可以用钱财获取，声气可以用财富联络，一切起居行动都遵循宪章体制，僭越妄为、矫饰欺瞒，却安然处之而不自知。这又是名义上是商局，实际上无一不是官场作风。时俗习气如此，令人浩叹不已！然而他们取尽锱铢，用如泥沙，即使拥有铜山，也有倒塌的道理。一旦私人财产耗尽，势必侵蚀官方款项。像胡光墉那样的人，往事足以让人寒心。因此深入长远地思考，铁路进出资金最大，所关乎的用人问题，尤其不是浅显的。只有在开始做事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所以说：以军事为表，以商业为里。为什么这么说呢？任用官员，官员的耳目难以周全；任用商人，商人的腹心难以寄托。然而除了这两条途径，又没有别的用人方法。提议请用军事管理来约束，使在事的官商有所制约。法度严厉而人情轻微，那么他们自然会顾惜功名，谁还肯做弊呢？约束的方法是怎样的呢？火车经过的地方，或数千里，或数万里，沿路必定让汛兵节节照料。我认为这些兵丁不必从当地营汛抽调，以免顾此失彼，直接设立路护兵，挑选招募精壮之人，由实缺员弁管辖，以专责成，让他们常年驻扎在各路分局，兼管文报塘务，每十天将所辖境内经过的火车次数、客货数量，申报给宪司衙门，以便稽查。这些弁缺应在实任官中支取廉俸，如卫所的例子，并一同纳入军政办理。他们既然顾惜考核成绩，必定不会草率了事。铁路总局应特别简选监督，以统一事权，或者遵循围定例，以大员为总管，其下各分局以及经管文案、税务、银钱等事务各设专员，如笔帖式的例子，官员都是实缺，责任有所归属，大概不至于假手于市井之徒，积久生弊，不可收拾。如果暂时小规模尝试，无需多人，直接按照行营统领、营哨递相节制，也属简便。至于铁路开行所获余利多少，其中税厘尤为巨大，应一并按季解交海军衙门，以充实海军饷项。这样那么所用的人都是专员，所收入的资金都是正饷，与建造铁路的大旨原本是为了行军起见，于是名实相符，而利与弊也不至于流弊无穷了。

第一篇论述说：铁路用人，应当以军功行赏，以军法示罚，以严格界定利弊的界限。这是承接上述论述而进一步探求的。主持其事的人，功名既然正当，就有顾惜而不肯自轻；责任既然专一，遇到艰巨任务又何必推诿？自然将与可官可商之辈，大有区别。然而铁路终究是商业

译局势不可能让所有市井之人都远离并隔绝不通，因此那些擅长在喧闹市场中奔走的人才，也不可不用。这类人用来招揽商旅、流通货物，关键在于使用他们有方法，驾驭他们得宜罢了。这些人从事贸易，熟悉市场，并非完全没有正直之人，只是他们精于算计，自幼学习，便知道以富裕厚重来谋求自身家庭的利益，如果要求他们关心国家生计、民生疾苦以及尊崇经典的宏大义理，难怪格格不入？在上位者如果不考察他们胸襟有限，一旦信任他们，倚仗他们为得力助手，他们就会傲慢自大，趾高气扬，那种浮躁嚣张的气焰，实在足以自取灭亡并连累他人，这就是所谓器量狭小容易满足。器量小就给予小的待遇，才能小就给予小的任用。评论世事的人不指责这类人难以相处，反而讥笑当权者容易受骗，这哪里说得完呢！推究其根源，中国向来没有官商合办的机构，即使是政商务中最大的盐务，设立运使以下的官员，也只是监督盐引的提取，征收税款，至于其他销路的畅通与否，盐引制度的利弊，全都听任商人自行处理，官员不过问。中国官尊商贱，双方情感隔绝，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将官商合为一个不分彼此的整体，这种情况不同，模仿西方方法的人不可不知道其原委。近来欧美通商日益兴盛，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考虑到利权外流，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于是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官商合办的开始。接着开矿、织布等事务纷纷请求办理，全都模仿西方公司官商合股的模式，至今成功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机器尚未购买，股本没有着落，被市井间传为笑柄，这向人们展示了不信任，也是官商难以合作的原因。只有轮船招商局非常兴盛，究竟是否有利，外人无从深入了解，只觉得其规模可以图谋长远。但也有发出不足之论的人，说商局成本已达六百万，虽然周转有余，但漏洞未堵，其他不详细论述，仅以用人一端来说，公家领取俸禄的人，每月支取百金，几十金递减到几金为止，名分有尊卑，薪俸有厚薄局面既广，需要的人才自然不能不多，唯独这些闲散冗员，全凭情面，如同州县官员干薪的惯例，名字列在局中，人身在局外，这种无功受禄，白白耗费利源，在一人所得原本有限，聚集起来可以节省不可计数的数目，每年也需要巨资，一端如此，其他可以类推。外界纷纷议论商局没有起色，是因为经商的事业多参杂当官的体统，应酬太烦，自然不免多所花费，诚然理财之道，不节制其流出则其源头不旺，锱铢虽微，积累可以成万千，固然不必有明显的侵蚀才算是弊端。这虽然是道听途说之言，万万不能据此论事，但顾念言论无忌，冒昧陈述，今日轮船商局的情形，就是将来铁路的开端，无论其言论是否属实，听闻者足以警戒，预先制定善法以杜绝后患。我认为兴造铁路既然与军事作为标本，那么只以军功行赏，以军法示罚，这样承乏其间的人就知道劝善惩恶了。铁路是中国创行的事业，只听说其利却终究未见利在何处，开始做事之际，关键在于得人，如果上级得到综核之才，而下级不能齐心协力，又怎能奏效驰骋之功？所以应当明确规定功罪，预先宣示，凡是从事劳力的人，分为数等：各路经营客货，招揽运营为伙伴；沿途照料接送文报为巡兵；收拾器物，扛抬货物为丁役。以上在雇佣之时，选择朴实耐劳，毫无习气的人，考核其材料胜任何项，配定职务，按月照常支给薪俸。执事之员，随时考核其勤惰，严格淘汰，年终汇成一册，上报督办。待满三年，奖赏有功者，如果是职官弁，照军营劳绩保举官阶，或者咨部以外委拔补，其余或奖以功牌顶戴，以昭示激励。有不愿顶戴荣身者，听其声明酌赏银钱。至于惩罚有过者，有职官弁，注销功名，或留用效力，或随时罢退；其他丁役，或杖责留用，或责打革除递籍，均视所犯轻重以决定去留。这是就寻常的过犯而言。如果有贻误公事，侵吞银钱，以及犯奸盗诸凶恶不应为而为之事，主管官员核明情节，证据确凿，照行营定制，就地正法，按军法从事。其或从犯而非首犯，稍有可原，降死罪一等者，传令箭。插耳示众，仍交地方官永远监押。在立法之初，不得不概从严格，这样后来者知道警畏，不至于忘记性命而图谋私便。这就是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意思。游手好食之徒，也将自审材力，知道立法之意，不容轻易尝试，闻风自远。怎敢挟持尺一之权而遂弹铗之愿呢？从此耗损的途径不禁自绝，涓滴归公，丝毫不漏。利害的界限既清，得到治人而能成治法，上下一气，提纲挈领，而铁路之功就奏效了。

译第一论说：铁路畅通运行，通过陆路进行通商，在边防驻扎军队，以此来消除弊端、获取利益。乡野浅陋的儒生习惯于妄加议论，说中国凭借铁路直接跨越欧洲，用兵舰径直驶入苏伊士运河，两路军队会合，西方大小数十个国家都震动而屈服。像这样不合常理的话，不值得辩驳，只是被通达事理的人所嘲笑。稍有见识的人，固然不会相信纸上的空谈，但也不能不思考扩大我们的格局。所谓儒生议论政事，应当追求宏大和长远的目标，不要让自己的心思局限于偶然得来的利益。铁路盛行的一天，况且铁路的利益，中国原本还没有见到。如果真能事事核实，去除弊端保留利益，那么此时作为开端，将会看到风气流行于天下，逐渐推广到更远的地方，从东南到西北，从海疆到内陆，四周环绕、四通八达。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富强的景象，可以想见格局焕然一新。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以前偏重海防的态势，现在将平分给陆路。应当从地球的形势来考察，亚洲与欧洲陆地相连。往年西方商人航海东来，舍近求远，因为海上有船舰可以通行，陆地上没有铁路可以达到。等到法国人经营苏伊士运河轮船，才开始不绕行非洲南端，舍弃好望角大浪山的遥远路线，走地中海的平坦道路，而且可以节省数万里水路。如果当时早有铁路这一办法，西方国家像今天直接连接俄罗斯一样，早在伊犁全境尚未归还以前，就已经开通道路到达嘉峪关外了。这是天意留待时机，也以此显示中国振兴有机可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铁路依附于地面，跨越国家经过城市，终究不如轮船在海洋中航行方便。而且俄罗斯虽然横跨两洲，其人口聚集都在欧洲境内，东部地区荒芜未开，与中国接壤的地方，还有经营未能达到的地方。然而它向东看的志向，固然没有一天忘记。再从中国的形势来说，海疆固然严重，至于边境则陆路尤为紧要。东起宁古塔，西到新疆各卡伦，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地方。两藏以外，与印度接壤，印度属于英国，这是与英国接壤的地方。近日缅甸也归于英国，云南边界也与英国接壤。广西、滇南以外，与越南接壤，越南被法国困扰，这是与法国接壤的地方。现在各国和睦无间，各自守卫疆界，没有侵犯越界。然而门户旁边，住着这些强邻，怎么能不思考他们的祸患而防备意外呢？以前因为力量达不到，暂且缓图。如果力量足以达到，铁路畅通运行以后，用一条路到宁古塔，一条路到新疆与俄罗斯通商，就驻扎重兵以防备俄罗斯；用一条路出前后藏，一条路到达滇边的铜壁关与英国通商，就驻扎重兵以防备英国；用一条路出广西到谅山分界，一条路出云南占据红河上游与法国通商，就驻扎重兵以防备法国。我们开放港口通商将近五十年了，然而西方各国的利益，并不是中国的利益。中国只受到他们的剥削，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彻底计算通商的大局，这确实是中国的重大弊端。我们一旦奋发图强，就用他们的方法来治理他们，他们从我这里获取利益，我用来自利；以前受别人弊端的人，现在用来制伏别人。即使不能完全索取补偿我，也差不多可以先发制人。所以中国铁路既然已经盛行，必然在陆路通商以分散海疆的势力，更必然在边境驻军以平息强邻的争端。与我邻近足以成为肘腋之患的，不在英国和法国，而在俄罗斯。所以又从四境的形势来策划，俄罗斯是必须防备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是必须交往的国家，朝鲜是必须保存的国家，日本是必须讨伐的国家。俄罗斯如果想要扩张东边的封疆，必定首先图谋高丽，以开辟海东的门户；英国人因为商务必定争夺，日本因为伺机而动必定行动。我们已经与英国修好，而用兵力向日本人展示，使箕子遗留的封地长久成为我们的藩篱。朝鲜无事，那么俄罗斯海军就无法施展力量，所以防备俄罗斯的策略，重点在陆地而不在海上。俄罗斯的势力日益强盛，近来新疆已经开启陆路通商的端倪，似乎修建铁路驻扎军队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即使英国人新近夺取缅甸，法国新近困扰越南，划定疆界，选择地方通商，恐怕在防务上也不能迟缓。只有印度较远，他们与香港消息相通，海道最方便，所以通商西藏的议论还没有迹象，但终究也是将来必然发生的事。比较这几处的边防，防备英国不如防备法国，防备法国不如防备俄罗斯，所以几处铁路应当以宁古塔、新疆为首要，驻军也应当以宁古塔、新疆为重镇。私下恳切的心愿，只希望铁路建成显著功效，中国自强的基础由此建立，外人审察我们的意图所在，更加恭顺相安无事，而那些桀骜不驯、寻找空隙的人，一切隐患都已在言外消除，这不必再计算利弊，而利弊已经消除，然而没有难道不美好吗？右论虽然分为四个主旨，实则为一，对它的成功感到欣喜，不知不觉畅发其辞，也实在看到中国制胜在于陆军，而辅助陆军制胜的工具，非铁路不能成功，这能不急切盼望它的成功吗？中国仿行西方方法，也已经多年，至今不遗余力，逐渐推行，如船政、铁路、商局、电报

译一旦海路开通，西方所制造的利器，没有不被中国利用的，借此达到长驾远驭的效果，这难道不是中国的一大转机吗？然而既然拥有了这些利器，就应当考虑如何使其利益无穷无尽，应该怎样随时加以增益？做到只有利而没有弊，这在于负责此事的人。我作为民间愚钝之人，一知半解，仅就平日所见所闻，略陈大体，以寄托志向。又担心心中所想无法尽述，因此从军事方面推究本源，分条详细论述。只是论述的体例稍有不符合之处，私自援引古人论事的义理，以此自我辩解。

译修路乃能足食论

李提摩太

大凡治理天下的道理，治理国家没有比保护百姓更优先的，保护百姓没有比使粮食充足更重要的。确实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本来一刻也不能分离。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信任了。”粮食对于百姓来说，太重要了！纵观西方各国，几百年前，荒野刚刚开辟，简陋质朴的风俗沿袭下来，虽然政治教化兴起，但见闻仍然局限，以致各自坚守一方，并没有通商的约定。这边疆那边界，不能通行。本地出产的粮食只允许在本地销售，不允许出境，禁令森严，不得越雷池一步。所以有时遇到丰收年景，仓库堆积，不免有腐烂变质的担忧；有时遇到旱涝灾害，饥荒频繁，不免有流离失所的痛苦。甚至奸民垄断，以囤积居奇为能事，而统治者先前未能修好道路，一旦有事，请求借贷无处可去，坐视百姓颠沛流离困苦而不能救助。这虽然是立法不善，邦交不通，但其根源总在于道路不修治。西方国家百年前，山海险阻，道路崎岖，凡是轮船火车都未兴办，粮食不能快速运输，只有雇用人力背负运送，工价昂贵，是今天的十倍。运输不到百里，而费用已经超过正价。由此民生日益困顿，百姓粮食不充足，祸乱间或发生，死亡相继，唉，真令人悲伤啊！等到近百年以来，英、美、普、法、俄、奥各国人才崛起，奋发有为，广泛汲取意见，集思广益，竭力筹划养育百姓，设立通商条约，互相往来，共同安定和睦，彼此联络。以前被水阻隔的，现在轮船在重洋中行驶了；以前被山阻隔的，现在火车在陆路上奔驰了。而且设置电报以通达消息，取多补少，调节盈虚。所以近来西方国家水路千里运输粮食的费用，每百斤大钱三十文；陆路千里每百斤大钱六百文；骡马车辆运输千里之费，每百斤大钱一千八百文；用牲畜运输千里之费，每百斤大钱三千文。拿轮船、火车的费用与骡马车辆、牲畜运输相比，相差百倍、六十倍、二十倍不等。运费既然节省，养育百姓自然有多种方法。现在中国关东之地，肥沃的土地千里，如果及时播种，不让荒废，那么收获应当不止数千百万。再能拿有无互相交换，转运到其他港口，那么利益更会加倍。只是中国北方省份陆路居多，行动往往需要车马挽运，颇觉艰难，所以一遇偏灾往往百姓粮食不足。为今之计，只有广泛开辟道路，让它四通八达，南北米谷，彼此流通，既不至于有囤积居奇的祸患，自然不至于有民生困苦的叹息，因此道路修治而灾异消除，道路修治而食用充足，将看到王道广阔平坦，王道平坦宽广，而黄发垂髫含着干肉吃饱肚子，在尧天禹甸之中歌唱吟咏，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

建仓储米不如推广路轮舟说

国家设立仓库储存粮食以备凶荒，依照古法已然如此，并非从今开始。只是仓库有常平仓、社仓等名目，现在各州县把它作为籴粜的本钱，而社仓的方法尤其对百姓方便。有人说仓库收储粮食，恐怕年久朽坏，不如储存钱财方便。唉！这是没有思考啊。以前宋太祖因为契丹未平，把每天的盈余投入库中，叫做盈桩库，说：“等钱积满，用来招募士兵平定契丹。”后来王安石实行新法，拿出这些钱分散到州县贷给百姓，收取利息，叫做青苗钱，这是储存钱财的说法。然而未曾救济过一个百姓，而只是在凶荒时骚扰百姓，更不用说了。现在说储存粮食不如储存钱财以备籴买吗？储存钱财固然没有损耗的弊端，倘若凶荒之地与丰年之处相距甚远，难以到达，饥民等待哺育非常急切，饿死的人将如何避免呢？所以储存钱财还不如储存粮食更好。然而处在当今之时，当今之世，建仓的意图最良好，但其方法已经陈旧且笨重而不灵捷，想要寻求灵捷无弊的政策，固然没有比轮船、火车更万全的了。现在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丰年苦于谷贱，凶年苦于贵。聂夷中《田家诗》所说的，痛切啊。如果有轮船、火车来籴粜，就不必担心最远的路，火车一运，十天可达。农民既没有极贵极贱的痛苦，奸商也没有施展囤积居奇伎俩的地方，饥民等待赈济既免于号哭，本地谷价高昂也应降低，轮船、火车交相使用，便利如何呢？而且这种方法西方国家都知道遵循实行，惟恐落后，惟能深知其利，所以实行果断啊。查西方国家自从兴修道路以后，从来没有储存粮食备荒的议论，因为储存旧的粮食不如籴买新的粮食更好。而且拿轮船、火车运输的迟速贵贱与车载牲畜相比，有相差数倍的，试着说：丰年谷贱，牲畜运输不过百里，车载不过三百里，而铁路轮船一相配合运输，则数千里不止，而且价格又不止便宜数十倍。以前依靠车载牲畜可养活百人及数百人的，现在则用火车、轮船运输可养活数千人不等，所以西方国家专用轮船、火车。现在法国人从安南修建道路以到达云南界首，中国西南印度国

译中原早已有铁路了，如今又经由缅甸修建铁路以通达云南的西北，波斯借助外国修建铁路作为保卫国家、护卫百姓的计策。俄国人先前从新疆以西修建铁路以通达欧洲，如今又从蒙古北部修筑铁路，东西跨度约万里。日本全国兴修铁路，百姓都为之振奋鼓舞，没有一人阻挠。这是近几十年的情况。如果稍有损害这几个国家的人，难道都是大愚昧而只有中国知道的人少，还是只有中国遭受的灾祸更重？难道是上天以此暗中警示我们吗？还是将借此暗中启发我们呢？总之，铁路一旦建成，利益自然显现。然而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清朝近年国库非常匮乏，修建铁路的费用又非常巨大，似乎难以做到”。难道不知道费用的巨大，还有比海防更甚的吗？海防的设置，是为了保卫国家、护卫百姓，然而只看到它白白耗费钱财，却没看到它创造财富。修建铁路的费用虽然非常巨大，但铁路建成后的收益也巨大，无论平时还是变故之时，没有一样不依赖它的力量。保卫国家、养育百姓，与轮船相辅相成，比起海防来更加有益而无害。为什么士绅百姓仍然如此不醒悟呢？因为论述建立仓库储备粮食的说法，而广泛涉及到了这一点。无奈有人对此言如河汉般听而不闻！可以吗

译关于修建铁路，应当先让百姓都知道其中的利益。

自古以来，非同寻常的事业，固然依赖非同寻常的人，但又必须用平常的道理去处理它，使人人都知道利益所在，完全消除猜疑，然后功业才能成功，事情才能完成。对于非同寻常的事业，聪明的人可能会高兴，而愚昧的人则会恐惧。如果不明白地倡导、委婉地诱导，用近处的比喻来说明远处的道理，改变他们愚昧的见解和固执的私心，很少有人不阻挠良好的计划，贻误大局，这是非常可惜的。中国自从与西方国家通商以来，凡是西方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物，如轮船、电线、枪炮、铁甲舰，都已经逐渐仿行。地方官员和朝廷大臣心意相合，即使是偏远山区和沿海地区的百姓，也没有异议。唯独铁路获利尤其普遍，用途更广，直到今天屡次提议却屡次受阻，这是什么原因呢？被混乱的视听所迷惑，受狭隘的心胸所局限，局中谋划几乎耗费艰辛，局外却喧嚣反对，众口一词。如果不及时设法开导，坐视富强的利益甘愿让给他人，岂不令人叹息！请让我把话说完，以准备那些关心时局的人的采择。从前商议修建京津铁路，事情已经接近成功，因为近畿地区的乡民纷纷呈诉，说铁路会损害他们的田产房屋，影响他们的贸易，陆上的车、水中的船，将要被废弃，没有饭吃的人将达到三十万户。言官据此向皇帝报告，因而中途停止，这是乡野愚民无知到了极点。追溯伦敦最初修建铁路时，开始时人们也互相怀疑阻挠，后来竟然完全消除疑虑。就以苏士阿摩登海口为例，往来车辆使用马匹三万匹，等到铁路开通，马匹反而增加了一倍多。因为道路便利，商贾日益繁多，贸易者多走这条路，相距几十里、几百里，乘坐火车的人日益增多，所以用马也越来越多。而且不必远引英国的证据，以天津而论，天津本来是一个大都会，但在轮船未通之前，其繁盛程度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从事车船行业的人不及今天的五分之一，这是轮船的功效。借此来类推火车，应当没有不同。况且唐山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修的铁路起初只供运输煤炭，并未考虑到货物和旅客，然而自从开办至今，运输货物获利多少，搭载旅客获利多少，而岔路港汊的车船也因此增加，偏僻的地方尚且能如此。如果京津开行，凡是乘车坐船的人更不知会多么繁忙。既然他们说失业的人多，究竟看到了什么才这样说呢？张香涛制府上奏创建从汉口到京城的一条铁路，确实是谋国的忠臣、识时的英才。自从他调任湖广总督以来，专心研究洋务，以期安定上级、保全下级，改变风俗，用心也很良苦。哪料小民不仅不能体恤他的心意，反而喧嚣地认为他是舍本逐末，群起而攻之，竟敢匿名张贴揭帖，肆无忌惮。唉！办理洋务就是为了保卫民生，却说他舍本逐末，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是乡野愚民无知到了极点。湖广地处中华之中，有高屋建瓴的优势，一条干线，南可以通向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北可以控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为国为民，苦心孤诣。如果真能办成，凡是铁路经过的几省之地，其贸易必定更加流通，从业者必定更加繁多。所谓失业的人多，难道是这样吗？至于田产房屋坟墓，尤其可以不担心。因为铁路不同于普通道路，必须加高筑厚，而且火车行驶自然能转弯，遇到阻碍的地方，完全可以择地绕行。铁路宽度仅两丈，所占土地有限，更不值得担心。这几方面，固然有利无害，昭然在人耳目。可惜风气未开，未能家喻户晓，这是值得忧虑的。如果能剖析利害，使小民毫无疑难和抵触，必定能径直前行，一往无前。所以使百姓没有疑难和抵触的方法，应当在勘测路线之前，或者高悬告示，详细开导，或者选派官员和绅士，周游各个乡村，将铁路利国利民的地方，不惮于当面教导、耳提面命，恳切晓谕。再以外洋获益的成效，以及有轮船码头如何隆盛，详细叙述并印证。绅士们既然恍然大悟，平民自然乐意遵从。然后购买车辆、制造轨道，修路架桥，陆续施工，自然没有掣肘的忧虑。这条路建成后实行几年，其利益必定广博。由干线到达支线，势如破竹。说非同寻常的事业，固然依赖非同寻常的人，而尤其需要用平常的道理去处理它，就是这个意思。当权者如果能采纳微末的建议，取长舍短，试行目前，将看到中国富强的利益，超过西方国家。这是我的厚望啊。

火车

杞忧生

水上依靠船，陆上依靠车，这是民生自然的便利。西方人本着这个意思而精心研究，水上制造火轮船，陆上制造火车路，以便来往，利于转运，确实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奇特制度。中国版图广大，如果不仿造火车路，那么相距万里之遥，怎么能迅速沟通信息？距离咫尺，大则转运军饷、调动军队，对国家大计有益；小则商贾贸易，对民生便利。而且邮传信息不担心延误，警报调征无虞错乱。中原肥沃的土地比欧洲多一倍，只是因为山险路远，转运不便，而农民也不知道制造器具，利用地理的优势来谋求盈余，仅仅种植五谷，供应日常所需罢了。如果载物的器具良好便利，而运物的价格又

译铁路，能够使各种货物立刻用这里的多余，去补充那里的不足，而且获利常常能达到数倍。几年之后，民间积蓄自然丰足，不仅像古人所说的“余三余一”，即使遇到旱灾水涝，偶尔有局部受灾，也能接济，依靠它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从前美国西北的余山郡，土地多靠近海边，辽阔无边，官府在几年前开设铁路，近处连通东郡，远处连接金山，从此百货流通，商人聚集，人口增加到十八万，有册籍可以查证，这是富庶的明显效果和大验证。曾经听说德法交战时，德国之所以战胜法国，并非德国士兵果然比法国士兵精良，只是凭借电信和火车行军迅速罢了。当两国尚未交战之前，德国统帅对法国使臣说：“如果想要开战，我国可以在十四天内集结十万军队于边境，武器齐备。”后来果然实现了他的话，大获全胜。从前英俄交战，俄国军队总是失败，那时如果俄国铁路先建成，那么胜负还难以预料。由此可知两国交战，总要看哪个国家能够迅速且大量地集结军队，就掌握胜算。如果敌人压境而没有铁路，不仅军队不易集结，粮饷不易征收，即使部署得当，仓促之间也无济于事。现在俄国精于制造，如果从该国到中国边境筑成铁路，一旦用兵，不过半个月就能到达中国。如果没有这条铁路，那么征兵调饷动不动就需要岁月，必定没有像这样神速的。英国如果在印度筑路到云南边界，那么行军不过五天就可以到了。说到这里，不禁令人恐惧。总之铁路的设置，有备无患，有益无损，在中国今天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对于主张缓图的人，然而铁路应当以京城为总枢纽，分支铁路到达各省，务必使首尾相应，远近相通。如果有妨碍坟墓的，应当迂回避开，以免滋生事端，阻挠大计。而在各州县偏僻的地方，也修筑铁路，多准备车马，以资运转往来。就像轮船的驳船，费用虽然多但利益很普遍，如果能够举办，那么水路有轮船，内地有铁路，有事则便于策应，无事则便于商民，利益如何呢？天下的事情，守常不变就难以建功，因时制宜则无往不利。考察西洋铁路，起初有的几十里、几百里接续而成。如果担心经费不足，先选择要道小试牛刀，使百姓习惯于见闻，知道它的利益，然后招募商人承办，逐步推广。现在漕粮改行海运，比以前已经快捷，而当事者担心海道不平安，想要恢复河运旧制。与其花费巨大来恢复河运，不如移用这些钱来开铁路更好。西洋近来有新式铁路，宽度一尺，地面不必铺平，下面用木桩作为支架，承载浮梁，用时搭建，不用时拆卸。西方国家凡是有战事，用它来应急。只是修治铁路固然不是仓促可以办到的，并且经费巨大。中国如果能够模仿实行，也可以以备不测。有人问我：“铁路造成设置，邻邦有觊觎之心，忽然可以到达，猝不及防，它的危害可以说得尽吗？”不知道铁路在我国境内，操纵由自己，何必担心被敌人占据？试想欧洲各国想要进入内地，必定由海道，如果有冲突，那么海禁必定先严密，所建的铁路何难调重兵来守卫？如果担心俄国人，而所设铁路只在山右、陕甘内地，不到边城，他们终究不能长驱直入。我听说西方人没有铁路的设置，它的利益有五点：所得运费除去支销各项及酌情提取造路费用外，其余都可以补助国用，这是第一利；如果有边境警报，征兵筹饷，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平时各省只训练精兵，预备调动的数额可以酌情减少，这是第二利；既然有了铁路，各处矿产都可以开采，运费节省而销路迅速，这是第三利；商人便于贩运，贸易日益兴旺，税饷日益增加，这是第四利；文书传递快捷，凡是有铁路的地方，驿站都可以裁减，这是第五利。而当事者之所以迟疑顾虑，不敢举行，一是因为经费难以筹措，二是恐怕夺取小民的利益，如操舟、驾车、递文、传信等事项，铁路既然便捷，那么这些人失业必然很多。殊不知铁路难成，舟车仍不减少。而且铁路旁有马路推车的人，也可以营生。至于传递文书信件，不过时间较快，仍然需要留用这些人，对百姓有什么损害？无奈官员与百姓声气不通，常常畏惧官员没有信用。如果民间有人认造铁路，特别免除他的捐输，并保证他五厘的利息。如果官利不足，每年由该省地丁项下拨款补足，以显示大信，而广泛招徕。回忆中国初议造轮船时，争论纷纷，几乎中止。幸好当权者毅然举办，所以如今商船炮舰月盛日新。凡是漕粮的转运，兵粮的征解，商旅的往来，货物的流通，无不依赖轮船。而且海盗因此收敛，洋面借此安宁。何况铁路的利益倍于轮船呢？如果也力持其议，任谤任劳，事情不难成功。然而需要费用巨大，须仿照西法自己制造，才是好计策。如果购买自西方国家，则先失利益。能够自己制造而自己使用，这样利益的权力由自己掌握，工费的支出不流向国外，省之又省，精益求精，或许中国富强的机会，就转在于这一举了。

译。

译招募工人

《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所以先王施行仁政来救济贫困匮乏的人，严明法令来禁止游手好闲的人，以此来保护我们的百姓，不致流落异国他乡，这用意是很深远的。近年来广东澳门有拐骗诱使华人贩运到海外，让人做奴仆，称他们的馆所为“招工”，究其实质是为了图利。广东人称这叫“买猪仔”。说“猪”，就是把人等同于畜类；“仔”，是微贱的称呼。豢养他们的身体然后出卖，只看重利益，任意索取。听说“猪仔”一名，运到西洋要缴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的外国官员收费银二圆，又害怕中国官员察觉他们的奸计，于是上下贿赂蒙蔽，诡计百出。况且广东的拐骗团伙先与洋人串通，散布到各地，投人所好，有的炫耀资财，有的引诱观看，一旦吞下诱饵，就落入牢笼，于是被拘禁运往海外，不能自主。又有的在海边码头、四通八达的路口，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指责对方欠债，强行拉扯上船。官府既然置若罔闻，士绅也不敢申诉。每年被拐骗的人数以万计，其中途中病死及自寻短见的，不知有多少。即使到达港口，也都充当极其劳累艰苦的劳工，稍显懒惰就立刻鞭打，偶尔生病也不允许请假，置于死地，难以指望生还。有人说“猪仔”上船，都经过外国官员审问，不愿意的立即遣返回籍，那些飘然远去、毫无顾虑的，都是心甘情愿，似乎不是被迫。不知道拐匪奸计百出，贿赂上下，即使外国官员审问，都是拐骗团伙代替冒充，并非本人，一个个过堂，释放遣返回籍的人，正好用来欺骗世人。他们心狠手辣，踪迹隐秘，手段高明。况且其中不乏富贵人家、独子，误入陷阱，断绝了家乡联系，一个家族的香火就此断绝，说起来令人酸鼻，听者伤心。贩卖人口出洋，本来违反例禁，也为西方法律所不容。从前有贩卖非洲黑人为奴的，经英国上下议院商议禁止，出资数千万，全部赎回，尽数释放，并严申禁令，弊端绝迹，风气清明，各国无不称颂其德政。美国南北战争，起初是因为禁止贩奴而起，后来终于设法禁绝，一视同仁。现在汕头等地诡秘难知，而澳门一隅却彰明较著。澳门本来属于香山县，即使归洋人管辖，我国应当申明条约，派使者前往责备西人说：“贩卖人口出洋为奴，确实违反例禁，各国共知，公法具备。查历年运往外洋的人，都是我的子民，不乏富家宦族、文人儒士。”据生还的华人讲述，其苦楚几乎如同地狱。然而仔细核查其原因，多半是被匪人欺骗，并非真正立有合同，甘心远谪。试着平心而论，换位思考，如果这样对待贵国的人，他们果真能忍受吗？贵国以后应当命令地方官留心查察，并禁止船主私自运往。如果敢故意违抗，一经访察，或被告发，船只就充公，人就定罪，不要说没有预先警告。这样则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洋人虽然倔强成性，势必折服。否则就是故意违背和约，明显违背公法，正可以揭露其罪状，断绝往来，在澳门附近严格海禁，设关稽查，不让一人一船涉足此地。即使各国因大义而警惕，也会抒发公愤，共同深恶痛绝。西洋人自知为公论所不容，势必顺从，永远停止贩运，这是一举消除历年积弊，片言拯救万姓流离，造福实在不小。当权者尚且记取吧。

腹地应置木路议

陈

唉！铁路在当今，真的不可以停止吗？近来为富强谋划的人，动不动就说筑台，更练军队，设商局，精制造，然而没有铁路作为经纬，则呼应不灵，终归无用。铁路真的不可以停止吗？然而有人说腹地设置铁路，筹集费用不易，养路需要资金，应当先在通商口岸举行。我独以为铁路是军国的大计，不是工商的末务，应当看轮舟不及之处，宜先由西北而后及于东南铁路的费用确实巨大，不得已，请先以木路推进。考察木路的开始，有新金山的人马斯孟，在其地初开铁路之时，劝用木路来牵引火轮车，写了一卷书，极力陈述木路的便利。普剌萨又在伦敦试验，曾经用杉木做条，长约九尺，方六寸，其火轮车载重十三吨，所牵五座客车各重二吨每日行十点钟，平常的速度，每点钟行七十五里，可行八千次而并无损伤。至于木路火轮车的价格与一切修费，约省铁路一半有余，而且成路所费的时间，又约为铁路的三分之一。翻译其旧说，参之时局，其利有十项：能速成，利一；成费大省，

译八、木制土工容易仿效，百姓不会失业，这是第九个好处；木厂比铁厂简易，如同天渊之别，便利且速成，这是第十个好处。有这十个好处，为什么不仿效实行呢？关于选取路线的方法，请从宛平、良乡、涿州、正定出发，共计六百六十里，出井陉，共计一百五十里，经寿阳、榆次到达山西太原，共计四百里，沿汾河南下到达潼关，共计一千零七十里，到达西安，共计二百二十里，经过商州、商南、郧阳最终到达襄阳，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四里，到达江陵，共计五百五十里，作为主干线路，总长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再从西安到咸阳西北，由兴平、乾州到达甘肃兰州；西南由兴平、武功、沔县到达成都，这是为西北地区做准备。再从潼关沿黄河东行到郑州、归德以及宿州，以宿州作为枢纽，由宿州、滁州北上，经过滕县、济宁、德州、景州、保定，到达通州，以护卫京城。再由宿州、凤阳，经过滁州、江浦，到达江宁，由江宁向北到达扬州，向南到达江苏，终止于浙江。这样东南地区的声势就壮大了。再从郑州到郾城，经过遂平、应山，南下到达武昌。再由郑州、许州、陈州、太和、寿县、庐江到达安庆，由安庆到九江，到达南昌。再由九江东行到铅山、广信、玉山，左边到达浙江，右边到达福建。再从九江南下到临江，由新淦到达广东，由新喻、袁州到达广西。像星星罗列、棋子分布一样，节节相通，那么全线就建成了。西方各国，各自都有数万里铁路，它们的建成都在近几十年内，有开创就有先例，难道可以因为害怕困难而自我限制吗？我之所以这样说，选取的路线似乎迂回，耗费的费用似乎繁多，但其中确实有深思熟虑。欧洲国家的铁路，起初只是为了方便商业，后来才借用来行军。中国则应当以军务为急务，并辅以运输。东南沿海临江的地区，既然已经设立了海军和长江水师，轮船四通八达，形势有利便利，似乎不必担心其单薄弱小，所可担心的，唯独是西北地区的策应不灵罢了。万一江海道路阻塞，轮船的优势与敌人共享，那么倚仗为臂膀手指般辅助的，不是秦、晋、川、楚的军队又是谁呢？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四通要冲之地，得到它就能足以控制别人，失去它都足以成为我们的祸患。

译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事情，朝廷不惜动用全部力量，却仅仅计较眼前修路养路的费用，不顾及未来的全局，这不是正确的计策。况且养路也不愁没有资金，西北肥沃的土地，向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只是没有铁路来开启风气罢了，利益难道真的比东南地区微薄吗？全线铁路突然之间不容易办成，应当先修筑干线，计算长度不过四千多里，如果直接改直为斜，更可以节省木路，既比铁路节省一半的费用，应当不过一千多万，以三年为期，每年仅需三百多万，似乎不愁费用没有出处。说：那么费用究竟将从哪里出呢？回答说：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常规，近年来的支出无法再计算，应当另外筹划增加财力的方法，如果等到临时才开始商议费用，没有不急于从事的，如果按照我前面的各种说法先做准备，那么用天下的财力来办天下的事情，还哪有财政匮乏的时候呢？西方各国，其年度预算可以考察而知，开始创办时，可以先就干线依次举行，然后才轮到支线，山路过于险峻、水道较难施工的地方，不必开山架桥，等到平地完工后再进行，目前还可以节省十分之七的费用，而人们已经大大得到便利，利源稍微充裕，再改为铁路应当容易用力。全线如果建成，辅以轮船，十八行省的军队征调往返不到十天就能到达京城，平定内寇，抵御外夷，节省军饷，增加利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难道不是万世不可动摇的基础吗？秦始皇防备匈奴，只是修筑万里长城，最近俄国人也新修铁路，计算长度七千多里，加上中国也不下一万里，哪有以堂堂中国四千多年声名文物的国家，甘心局限于一隅而不考虑紧急变革的呢？有非凡的人，才有非凡的功业，在于变革通行罢了。

论中国新兴三大事

李提摩太

常常思考《易经》的道理，否极泰来，困极亨通。太平日子久了，松懈怠惰相安无事，必然等到事变乘虚而入，确实紧迫地处在眼前，然后人心逐渐变动，天心才转向。法度不穷尽就不变革，弊端不极端就不改变。全史所载，往往如此。中国自从道光、咸丰以来，四海统一，外国使者四方到来，关系交错，日益增长，不得不因应变通，急切思考控制的方法。有人说兵力应当雄厚吗？不雄厚那么他们众多而我稀少，疆域凭什么保护？财源应当丰富吗？不丰富那么他们充盈而我匮乏，百姓凭什么供养？国家计策应当充裕吗？不充裕那么他们亨通而我困顿，经费凭什么富足？像这样，铁路、矿务、制造三大政事，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所关系到的实在不浅。现在中国竟然幡然改变计策，慷慨兴办，确实是民生的大利。请详细论述：为什么说能资助保护呢？水上有火轮船，陆上有火车路，以便来往，利于转运，确实是古代没有的奇特制度。中国版图广大，如果不仿造火车路，那么相距千里万里，怎么能迅速沟通信息？不违背咫尺之距，中国东三省沿边沿海绵延数千里，地方极其遥远，假如突然报警，征兵调饷，实在不容易。如果开通铁路，那么铁路所到之处，就是军队所到之处，无异于逼近相处，设有台随敌所向，指顾之间都有精兵屯聚，守备之严密，没有超过这个的。查欧洲各国犬牙交错，强邻逼近，不得不各自严加戒备，彼此争胜，日日如临大敌，练兵筹集军饷，往往借国债来为之，也很累赘了。如果美国自处一洲，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所以养兵的费用较轻。中国远在亚洲，虽然与各国通商，但重洋阻隔，形势与美国相等，但必须设有铁路，平时各省冗兵一概可以裁减，只训练精兵以备调遣，就能独操胜算。再中国矿产极多，那些岩穴深藏，未经透露的不知有多少，而且煤矿虽然比其他矿稍逊，但不得不开采的，实在是因为非煤火不能化汽，而动机不精良就不能制造器物而利用。所以西方自从煤矿开采之后，用它来制造枪炮，就日益新奇；用它来制造舟车，就日益便利；用它来制造机器，就一人可以兼任十人的技艺。外如织洋布、洋呢等货物，无不依赖煤来制造的，所以各国逐渐称强盛。中国如果能广泛开采，大兴制造，其煤就作为鼓铸机器的用途，其就作为铁路、船只、大炮的需要，一切取之于本国，自然可以不假外求。近来中国天津、上海、台湾、广东各处，都已经先后举办铁路，成效昭然，现在又听说每年拨银数百万两作为办路之费，确实是极大的善政。此外，开平、湖北煤矿各矿、机器制造等局，南北洋各省都有，将来逐渐扩充，兵备充足而保护之道自然得到了。为什么说能资助供养呢？中国养民之道，首先重视农事，只是因为山险路遥，转运不便，费用昂贵，所以百姓种植五谷，丰年坐致腐烂，歉年动不动遭受饥荒，不能以此地的有余救济彼地的不足，而且商贾阻滞，贸易难通，所以地方因此凋敝，户口因此迁徙，困苦情形，都是铁路未兴的害处。现在中国不拘泥于旧制，奋然兴办，使火车盛行，那么载物的器具

译既然交通便利，运输货物的价格又低廉，各种货物自然能够互通有无。几年之后，获得的利益成倍增长，积蓄丰裕，即使偶尔发生水旱灾害，不仅像古人所说“耕种三年，剩余九年”那样，百姓有所依靠，而且转运粮米往来便捷，从此一定可以大大缓解百姓的困苦。至于五金矿产，实在是利国利民的根本。考察英国版图不及中国几个省份，却能雄视天下，财富冠绝全球，是因为精通科学的人士知道矿苗的产地，处处留心，按照方法开采，不畏艰难。就像煤矿这一项，每年每人平均计算有四两煤，按中国各省人口合计约有四亿，即使只按四分之一核算，每年每人平均一两，合计也有四亿两银子的规模，推及各类矿产，大约每年也可获得一百亿两银子。如今中国的大官们无不切实讲求，仿照开采，以往埋藏在地下的资源，现在都供给世人使用，化无用为有用，实在是百姓生计所依赖的。其他如洋布、羽呢，每年进口价值银二三千万两，向来是中国财富的流失。看西方人在上海采购棉花、羊毛，跨越数万里重洋运回本国，等到制成布匹、羽呢，又历经数万里销售到中国，其价格还低于土布，这难道不是机器节省人工的明显证据吗？如今中国广东、上海等地，都已开设织布局，招募商人集资购买机器自行制造，从此精心思考、专注用力，又何必难以与西方媲美，收回他人的利权，仍由我们独自专享呢！唉！以中国之大，向来只是苦于不知道罢了。如今有幸知道这三件大事的好处，奋起兴办，那么保民养民的方法就可以从容应对。然而还不止于此，更可以因此使百姓更加富足。查中国津沽铁路开办已有数年，日新月异，所获利润非常丰厚。如果再推广通行，增加的利润何止百倍？至于矿产，目前虽然开采不多，但显然可知的是，如齐鲁、荆襄、台湾等省，无不富有煤矿。倘若全部用心开采，不荒废不懈怠，自然必定财源广开。日后各省各地五金、煤等矿，随时开采，利用地理的优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仅供给本国使用，还可以将多余的部分分运各国销售。如果所织的洋布、羽呢，他们能来，我们也可以去。议论的人常说中国金银流到外洋，都是因为外洋来货较多的缘故。如今中国出产既盛，也使出洋贸易在几年内百货流通，怎么见得流出的银子不能重新流入呢？这又是可以预见的富足之机。总之，铁路、矿务、制造这三方面，对上为国家致富强，对下为民生提供资财依赖，确实是救时的首要策略，治世的良策。当今皇上睿智天生，励精图治，宫廷内外一体同心，凡是自强之事，无不切实讲求，权衡得当。李傅相老成持重、见识卓越，毅然倡导兴办。张香帅制军近在湖北，开办矿务、织布局等项，又办大厂专门考究化学等事，即预备兴办铁路、开矿、制造之用。其他如刘省三爵帅在台湾举办以上三件事，可谓不遗余力。张朗斋中丞在开河工程现用机器，诸位公卿，真是识时务的俊杰啊！从此皇上的宏图得以赞襄，伟大的功业得以完成，国家安定，中外幸福，和乐融洽的样子，简直与唐虞三代同样兴隆，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