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三　兵政九兵机三

译卷五十三 兵政九 兵机三

操纵离合论

英国人林乐知

有一封来自秦淮的书信，详细陈述了如今南皮制军（李鸿章）分别向英国和德国的制造厂订购了两艘大型铁甲舰，每艘重八千英吨；订购了两艘头等巡洋钢甲舰，每艘重五千英吨；订购了四艘二等舰，每艘重三千英吨。等到这些战舰完工驶回中国，海南洋海军的主力就在此了。信中还提到，制军将遴选一百五十名水师学堂的学生，嘱托容纯甫观察（容闳）带领他们前往德国精习海战，以备将来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与广东总督谭钟麟的见识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谭公因为广东洋面的战舰全部损失，便裁撤了水师学堂。然而中国的衰弱，在于放权而不掌控；中国的缺陷，在于分离而不联合。储备人才、购买器械，还算是次要的。我林乐知不自量力，愿意向朝廷元老、边疆重臣恳切地陈述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中国放权而不掌控呢？中国三面环海，海军理应精练。当初创议之时，参仿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京师特设衙门，由亲王和贵臣掌握全权，实际上已经抓住了要领。但是考察其名目，却以北洋、南洋为两支；有人说福建、广东不属于南洋，所以有三支；又有人说福建、广东两洋各自为军，应当称为四支。分支越多，坏事越严重。有识之士已经私下担忧。而制造战舰、选拔将领、训练士兵、调拨防务、筹措军饷等重要政务，全部放权给地方大吏。地方大吏于是好像各自私有其军队，只图自保。对于其他地区的安危，漠不关心，心中毫无悲喜，却不知道那些图谋侵犯边疆的敌人，已经杀牛宰羊互相庆贺了。中日战争刚刚爆发时，海军衙门的王公大臣如果真正掌握海战的权力，应当立即急令南洋舰、福建舰以及恰好在北洋会操的广东舰与北洋舰组成一支大军，或者也效仿日本两军互为前后。譬如捕鹿，等到角力之时，共同将其扑倒。日本战舰虽然快如飞隼，必定有全军覆没的时候。等到日本军队全军覆没，这个小小岛国的海权完全丧失，无论不能进窥中国境内，而且又怎么能飞渡朝鲜？这样属国几乎危亡而又得以保全，国家完整而无缺损。但是海军衙门始终没有掌握这个权力。南洋方面说：“吴淞是江海要冲，战舰断难抽调。”福建方面说：“马江的创伤尚未恢复，台湾防务又处于戒严。”于是大同江、鸭绿江沿岸杀声四起，警报纷至沓来，而江浙以南却安然无事。甚至北洋战舰在刘公岛被焚毁，广东“广丙”舰管带某人，以广东洋面舰队没有参与北洋战事为借口，殷殷地向日本将领乞怜，被外国哗然传为笑柄。那位管带固然可笑，而放权的流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唉，这是谁的过错呢？鸭绿江之战，日本战舰出于不意，所以与中国战舰相遇的仅有一支军队。但是各舰气势贯通，万众一心，进退周旋，全都看中央军旗的指挥。中国则是南洋舰在河上逍遥，北洋舰在海滨困顿。既与日本战舰相遇，广东甲、乙、丙三舰与北洋舰不相熟识，北洋舰与北洋舰也几乎各自为战，提督的旗鼓又听而不闻、寂然无声，这就是区分胜负的原因。这不是战斗本身的罪过。况且日本运兵船曾多次经过吴淞口外，海军衙门如果真正掌握战舰的权力，也还可以命令南洋截获它们，可以取得迟来的成效。又哪里料到堂堂中国不仅将海权放给督抚，甚至将权力放给敌人，于是让敌人海阔天空，横行无忌。西方观战的战舰将领向来都奉行其海军部的威令，赴汤蹈火也不敢推辞。等到看到南洋舰优游自在，置北洋危难于不顾，不免变色相告，诧为异事。但是日本对此早已深思熟虑。中国战舰有南北洋和广东的区别，陆军有湘军、淮军、旗兵、绿营的区别，明知两军相见，彼此必定不相救援，应当争城掠地，容易如摧枯拉朽，因此心气更加放肆，胆气更加豪壮，都认为水陆奔驰，我以全力相贯注，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如今战事渐渐平息，积弊全部显露，西方人将编撰成书，用来作为警戒。中国不乏明智之士，不应该安于无知。张公（张之洞）通达事理，尤其应该洞悉这个道理，为什么储备人才、准备器械，依然划界分疆？这是愚者非常不解的。中国高视阔步，常希望别人尊奉自己为大国的名号，论其土地确实非常广大，考察其行事反而愿意将自己等同于小国。仅以南洋来说，新购战舰八艘，合计三万八千英吨；新选学生一批，合计一百五十人，识时务的俊杰，除了张公还有谁呢？然而局外人仍然深深惋惜的，是因为南洋成军之后，权力就操在南北洋以及福建、广东舰队手中，仍然声气不相连，指臂不相使。这就是北洋像西班牙，南洋像丹麦，闽洋像荷兰，粤洋像比利时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各有舰队。一国有事，三国完全不相关。如果让西班牙、丹麦、荷兰、比利时的战舰联合为一军，还不足以与英、法、俄、德等国较量长短；何况分为四支，其衰弱程度岂可胜道！

为什么说中国分离而不联合呢？试以我们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有四十五个州，各州都有自治之权，并非

译就像中国接受王朝爵位一样。然而，那些东面濒临大西洋、南面沿着墨西哥湾、西面靠着太平洋的联合各邦，起初从未听说他们制造一艘小军舰、训练一支水师，这是因为海军的权力符合民主原则，寄托于海军部，归属于水师提督，而完全不在于各邦君主，以杜绝离心倾向的萌芽。等到考察其内地各邦，近的离海几百里，远的甚至几千里，却与沿海各邦一样无一没有海军，这是因为海军经费符合民主原则，寄托于议院，归属于户部尚书，而完全向各邦君主征收，以成就合众国的局面。至于平时停泊船只的汛地，也没有此疆彼界、固守一隅的弊端。中国如果真的想要重整海军，似乎应当以美国为榜样。美国疆域辽阔，比起中国的十八省，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如果把中国的蒙古、西藏、东三省合并计算，那么美国的疆域还稍显不足。征发调度的权力，全部集中于皇上，而将责任寄托于海军衙门，王公大臣专门负责海军提督，各省原有的水师，从提督以下，全部听从号令，提督以专断军权自居。在海疆发生战事的时候，海军提督三四员，恭敬地秉承朝廷谋略，互相策应，力量因为联合而更加振奋，谋略也因为联合而更加精妙。就像这次救援朝廷、抵抗日本的战役，南军截断敌军后方，北军拦击敌军前方，闽粤诸军骚扰敌军侧翼，这是以分散达到联合的方法。有时集中兵力遏制敌军锋芒，有时分兵攻打险要城池，等到敌军来犯，全部队伍将其击破。等到敌军败退，分路追击，这是以联合达到分散的方法。至于海军经费，则核算各省的财力而统筹规划，边远地区如云南贵州，著名都城如河南山西，边疆地区如四川陕西，虽然不依赖海军的作用，但无不享有海军的名分，这又是以联合驾驭分散、以分散辅助联合的方法。总之，海军的权力，无论分为多少支军队，都应该由朝廷掌握，由皇帝统辖。战事突然兴起，是胜是败，是皇上的责任；是罪是功，是提督的责任。行省的大小官吏，供应煤炭和水，等待军粮备齐，仅此而已。欧美各大国以及仿照西法的日本，都是如此。现在中国的海军，分散而不能联合，说是因为各省不同，已经足以令人惊异了。然而在一省之中，各县又各自不相联合，乍听之下令人骇然，细细品味又不禁叹息。日本从东三省失守开始，地方各官部商议，按照海贼登岸不能抵御的旧例，给予革职处分，又给予兼辖官革职留任处分。日军难道能跟海贼相比吗？强行责备地方官不能守城的过错，这就像汉代遇到天灾就策免三公一样。地方官固然无法申辩，而不肖劣员于是有了图谋规避、想要牵制的想法。积累县的问题成为省的问题，积累省的问题成为国家的问题，糜烂的局面，他们都不顾惜。这反而不如封建时代，还有合纵连横的成约。我认为中国分散而不能联合的弊病，已经深入膏肓，百体四肢不相连属，想要追求元首没有琐碎事务，万万不可能。现在如果幡然改变计划，彻底革除督抚掌管军队的制度，所以陆军总帅也驻扎在京师，就像英国国王的堂兄长期掌握陆路兵权的例子，君臣佐使合成良药，来治疗沉疴，那么京城与地方的势力就联合了。然而君主与民众尤其不可分离，同心同德的朝廷，不只是君主忧虑臣子受辱而已。忧虑民众忧虑的人，民众也会忧虑他的忧虑，难道有京城正岌岌可危，乡里仍然洋洋自得的情况吗？泰西各国遇到意外的需要，向民众借贷，立刻就能办到，难道有部库已经空无一物，富户仍然一毛不拔的情况吗？譬如大屋已经倾斜，而梁柱已经腐烂，那些旧钉子、瓦片仅仅涂抹在败坏的白灰上，狂风突然兴起，栋梁折断、屋瓦崩塌的祸患就在眼前，而燕雀处在堂上，仍然冥然无知。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泰西联合民众的方法，没有比得上议院的，中国尚难仿照办理，暂且不详细论述。只是想到御史这一官职，有进言的责任，只因为惯例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未免有不熟悉事理、妄加攻击的人，更有故意混淆黑白、借机报复的人，甚至有贪婪索取贿赂以图挟制的人，欺君之罪已经不算轻，误国的忧患将到何处为止？我认为现在应当遵循分道而治的制度，而改用本道的人，这些人既然以名士的身份戴着柱后冠，就以京畿道而言，上自宫闱，下到乡里，事情不利于民众的，全部上奏罢免，贵自京尹，贱到里胥，政事有害于民众的，全部弹劾驱逐。清雅如学校，辛苦如田亩，贸易如市场，制造如工厂，法律有益于民众的，损害于民众的，全部分别推广和裁革，士气大大伸张，民情于是稳固。至于其他省份的事情，自有本省的人核实条陈，不允许越俎代庖。其余杜绝弊端的方法不止一端，参酌御史纲纪，在于总宪。从此国家与省份联合，君主与民众联合，中国中间的缺陷可以希望弥补了。以上两条话语颇为切直，然而中国导致失败的祸患，实际上起源于孱弱。孱弱的原因，则是操纵不得其宜。中国走向衰败的趋势，实际上基于缺陷。缺陷的原因，则是离合的道理没有弄明白。唉！过去的事情无法劝谏，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修缮桑树，修补窗户，鸱鸮的诗是适宜的。何况在已经阴暗

译是在雨过天晴之后啊！至于南皮制军，则是中国的伟人。我敬爱他、重视他，于是借着购买军械、储备人才的机会行事。购买军械还可以缓图，储备人才确实是当务之急。而用“操纵离合”的说法进言，是为中国全局考虑，正自不得不如此。如果说这是讥讽切责时政，那我岂敢如此。

译我战则克论

金安清

有人问我道：“如今的洋务，应当作战呢？还是应当议和呢？”我说：“这还用得着说吗，只有作战罢了。”那人说：“他们的船坚固，炮锋利，军心强悍且整齐。我们效法西方人的利器，已经花了十几年心思，而他们的机巧层出不穷。枪炮不仅后开花，进而发展到连珠炮了。船不仅用火轮，进而发展到铁甲，甚至水雷了。我们即使快步追赶，他们却绝尘而去。究竟凭借什么来确保必胜呢？”我于是感叹道：“国君与父亲的仇敌，不共戴天，《春秋》的道义，九世还可以复仇。我们宣宗成皇帝在海疆的遗憾，遗诏规定不进入太庙，不配享天帝，不立圣德神功碑。我们文宗显皇帝北狩热河，圣体不适，以至于驾崩。凡是受到异族的逼迫，如果身为大清国的臣子，怎么可以一天忘记在心里呢？所以作战的说法，不必问是否有可恃之处，只应当审察道义上是否应当作战罢了。然而也有说法。人定胜天，天定也胜人。等到天与人相互感应，那么胜利就可以确定了。天的意志在哪里？在于百姓。百姓的心在哪里？在于君主。如果君主的心能事事只依靠百姓，百姓的心刻刻也只拥戴我们的君主，那么兵力就没有不够用的了，财力就没有不够治理的了。难道没看见美国对英国，普鲁士对法国吗？美国本是英国的属民。等到英国君主残酷聚敛，不能安抚其人民，于是公然起来成为敌人，血战八年，至今自成一国。普鲁士受法国挟制七八十年，一旦君民合力，包围其都城，降服其君主，全力挫败他们还有余力。这难道分别彼此，船只的高低吗？只在君主与百姓的心合与不合的区别罢了。所以今天议论作战，不必问我们的船如何，应当先审察我们军民的心如何。我们大清入主中国，圣圣相承，深仁厚恩。前后三藩之变，川楚之变，甚至近日发捻之变，都因为民心尚且稳固，得以次第荡平。然而今天与洋人对敌，我们的军民能否拼死效力？能否不被敌人的资财所诱惑，甘愿做向导？还不可知。那么作战的说法，本来也不容易轻率地说。现在想要议论作战，必须先寻求作战的根本。根本是什么？吏治、民生、士习、军纪。国家在这四者上尽心，得其法则，我们中国的根本就稳固了，心膂就强壮了。朝廷与民间同一道，同一风，上下贵贱，固结为一。心兵鼓勇而出，敌人一人能伤百人，我们以千人进；敌人一人能伤千人，我们以万人进。全都像普鲁士人攻打法国那样，使大炮没有装放的时间，而如林如旅的众兵，亡命直前。如果靠近他们，那么枪炮无所施展；如果能退远到海上，那么轮船铁甲有所不能到。那么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无奈我们百姓的心不容易收服。闽广的无赖，百金的诱饵，争着做汉奸；津沽的匪人，千金的贿赂，私埋地雷。以这样的军队，这样的百姓，即使枪炮超过洋人十倍，而必定败于敌人，可以确信。我们圣祖高宗百战无敌于天下，试看那时的吏治多么清明，民生多么丰厚，士习多么醇厚，军律多么严明。譬如士民之家，家政井然，田产有序，奴仆对于主人，无不顶戴，那么偶尔与他人诉讼，没有不胜的。反之，外方来犯，内讼旋起，甚至将主人的实情告诉敌人。所以自古及今，从未有内部不安而外部可以抵御的。普国的君主，今年八十多岁了，他幼年就被法国人侮辱，含垢忍耻多少时候？卧薪尝胆多少时候？任用贤能，睦邻结援，又多少时候？等到国力强盛而民气振奋，日耳曼各国都推尊他，澳大利亚已经摧散，然而还不肯与法国争。等到法国强令王子不许做西班牙君主，而且言辞谦逊而曲意允从，直到万不得已，横逆屡加，全国的人都裂眦攘臂而不与共戴天。然后才陈师而出。等到法国边境尽失，法国君主被俘，还允许议和而不想要彻底摧毁其土地。虽然受害的法国人至今也没有痛骂普国的，他体恤百姓以仁，役使百姓以义，深谋远算，强忍阴鸷، 能令其国人皆乐为之死。等到数十年后，而果然于一发，这是中国古人中勾践、田单所不能做到的，又岂是书生纸上谈兵，抚剑疾视，空言无益，以宗社大计侥幸孟浪而一试之比呢？

我曾经听老辈说：雍正、乾隆时做官的人，将要赴任时，必定先忧虑律例不熟悉，词讼不能决断，胥吏不容易驯服，缉捕不容易精勤，惶恐害怕成为宗党的羞耻。现在所忧虑的，只是陋规不丰厚，钱漕不多，亲与友责望重，上司同寅趋承烦。过去做百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见官府为畏途，以欠钱为巨累。现在只是吸食鸦片，酗酒，能健讼于

译在公庭上逞强豪横，能在邻里间肆意横行便以此为快。从前做读书人的时候，整年不看园子，终身不废读书，穿布衣，吃粗食，乡村私塾的束脩不过十两银子，不与市井之徒行一次揖礼。有人考了几十次小试，直到白发苍苍仍是童生，终究不改变他清贫儒生的操守，去贪图利益另谋出路。现在呢，还没读完五经就已经进入学校，伏案片刻便去嬉戏游玩，打官司视为理所当然，扰乱考场当作本分。稍有才气的，不是替人枪手代考，就是插手诉讼帮腔，并且把这些都当作狎邪博取进身的资本，直到穷困饥饿也不后悔。唉！官员、百姓、读书人，败坏到如此地步，他们还能亲近亲人、尊敬长辈，为国家效死不离吗？至于士兵，则更加奇特。从前各省官兵奉调出征，父母在路边哭泣，妻儿在野外悲痛，他们把从军看作极其痛苦的事。有人嘲笑他们胆怯，他们就回答说：“这一趟去，死于敌手的占十分之四五，死于军法的占十分之二三，侥幸生还的没几个。打一胜仗所补偿的不过是一两个月的钱粮罢了，攻克一座城所得的顶多是一枝蓝翎。”受国家豢养几十年，有事怎能不以死报国？现在士兵勇丁前往军营，全家都有喜色，有人惊讶他们为何如此勇敢，他们就回答说：“打了胜仗就能大发洋财，平时也可以冒领虚饷、吞没公费，即使有不合规矩被遣返回来，也没有名籍可查，与平时没有区别，又从何处查我？万一战死，先有世袭的专祠，接着出兵不出几年，不是提督就是总兵，花翎黄马褂更容易得到。”这样就把从军当作乐事。天下的百姓，把从军当作乐事，那么对于畏惧法律、感怀恩德这两者，心中还会有一二念头吗？把从军当作苦事的人，仰视君主如同天神，不命令出征就算了，一旦出征就有必死的志向。把从军当作乐事的人，不过是用四两五钱银子招募我一个月罢了，一个月期满就漠不相关，哪里不是逃生谋利的道路？士兵心中的不堪，更超出官员、百姓、读书人之上，要求他们同仇敌忾、以身许国、视敌人如仇敌、以马革裹尸为幸事的人，有几个呢？所以谈论今天的洋务，必须以“战”字为天经地义，而能够作战的原因，虽然不能像普鲁士经营五十六年那样，也一定要下二十年的极苦工夫。从两宫皇太后、皇上、亲王大臣、中枢辅弼、各部寺卿、台谏官员，到封疆大吏、司道官员、州县守令，无不振奋精神，卧薪尝胆，破除一切习气，事事循名责实，实事求是，没有一件事不彻底核查到底，没有一个人不功罪分明。凡是资格、嫌疑、推诿、趋避、敷衍、糊涂等弊病，痛心疾首地清洗，使中国各项政务蒸蒸日上，百姓都能安生，读书人都乐于从事学业，官员增加俸禄以保全廉洁，士兵增加饷银而严格惩罚，这就是安内的大概方针。至于与各国结交的方法，则应恪守大信，凡是可答应的，答应之后立即照办，不可答应的始终坚持，并且用委婉的言辞晓谕他们，使他们心服。凡是通商各国，都应使使节往来不绝，并增设驻外洋公使七八人，选择那些通达事理、公正忠诚诚实、被外人敬重的人与之联络融洽，这样才能洞悉外情，一旦有事不至于茫然无措。在海外旅居的人，都各自设立领事，用饷银招募并训练为士兵，缓急之间，海外也可以调遣，这就是攘外的大概方针。这样内外兼治，二十年内姑且与之维持关系，二十年后观察有机会可乘，就联合西北的盟国，纠集中外的义民，或许可以有所作为的大举动吧？如果不能下此苦功，而专门用虚夸的言辞、浅薄的见解，自居忠义，不问国家安危，那么人人能做到，对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丝毫的轻重呢？我所说的战，与天下人相同，我所说的能战能胜的方法，则与天下人不同。然而想要舍弃我的方法去求胜，那么从古至今，由内到外，绝对没有这种道理。客人听后神色沮丧地退下，于是我挥笔记录了下来。

译论防海与防陆的难易缓急

李经邦

我曾说，中国近来的防务只有难处而没有易处，只有急务而没有缓务。以海防来说，士兵不如西方人精炼，战船不如西方人坚固锋利，大海中的潮汐风浪不如西方人熟悉，各海口的岛屿险要不如西方人完全知晓。虽然也修筑炮台购买铁甲舰，但有利器却没有使用利器的人，那么水师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海防如此，怎么可以视为容易、视为迟缓呢？以陆防来说，俄国人已经越过兴安岭向南推进，与我们以黑龙江为界，险要的地势已经丧失，东三省的形势日益紧迫，而我们的陆军都是旗人，没有绿营兵勇勤于操练，吸食鸦片，下级以赌博为能事，上级以克扣军饷为事，一旦俄国人狡诈地想要发动战争，这样的陆军万万不可依赖。陆防如此，怎么可以看作不难、看作不急呢？然而防海防陆，虽然如此艰难，如此紧急，但根据中国当时的势力来论，断然不能海陆兼顾。既然不能兼顾，就不得不在这两者之中先选择最紧急的来谋划。从目前来看，防海虽然难，比防陆稍缓；防陆纵然缓，比防海更急。为什么这么说呢？欧洲各国中最富强的，莫过于英法美，而三国都距离中国数千万里，即使轮船飞速行驶，近的不到一个月不能到达，远的不到几个月不能到达。即使作战能够取胜，也是孤军深入，形势非常危险；假如不能取胜，那么在异国歼灭军队，后续难以接续。如今各国海禁大开，各口岸都是通商的公共码头，货物聚集，商人云集。一旦兴起战事，各国必定会依据国际公法来约束我们。所以欧洲各国每当与中国发生矛盾，或者展示兵威以示恐吓，或者趁着修约肆意要求，但最终没有见到明显挑起战端、甘愿做战争祸首的。因为西方人的志向只在货物钱财，不在土地。西方人既不觊觎我的疆土，那么中国防海的举措可以稍缓。只有陆路则与俄罗斯土地相连，处处可以入侵，事事可以挑衅。一旦有争端，不难以无理相加，得到一寸就是一寸，得到一尺就是一尺。在中国既没有险隘可以防守，在他国难以用公法约束，这样中国防陆不比防海更紧急吗？然而我的陆防，从黑龙江到新疆，绵延两万余里，能够节节设防，也只有选择要害险塞的地区来防守罢了。要害在哪里？一在西北的喀什噶尔，一在东北的珲春。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俄国人水师的出路，一个是俄国人商队的要道。喀什噶尔是新疆属地，从前左文襄公肃清关陇，他的深谋远虑，必定能事先预防。眼下设立行省，那里的地方官还能实事求是，努力整顿，即使绿营兵将都是身经战阵的，尚不至于十分疲玩。俄国人知道新疆没有空隙可乘，那么必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转而骚扰我的东三省。东三省虽然有练军，而经邦曾在戊子年奉命出使到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观察他们所训练的士兵，都是旗人，大半老弱病残，虚耗军饷，滥竽充数，而且多有嗜好。练军大臣碍于情面，不能认真对待，断然不足以抵挡俄国人。现在想要矫正这些弊端，不如招募汉人勇丁，由懂军事的大臣统领，勤加训练，从容布置，无事时可以擒获盗贼。东三省马贼很多，有事时可以捍卫边疆。由此看来，防陆确实以练兵为急。虽然如此，兵练好了，而供养士兵的费用从哪里出？除非实行屯田不能成功。自古以来，抵御夷狄的都不能废除屯田，如汉朝赵充国击先零，唐朝郭子仪镇守河中，其余记载在史册中的，无不清晰可考。东三省中肥沃的土地不少，都适宜种植水稻，如果真的能大力兴修水利，那么一两年中可以期待成熟。假如招募十万人，分一半为守军，分一半为屯田军，衡量地势，检验土壤适宜性，提供种子和牛，每人分给几十亩地，另外派一人统领众人，按亩征收赋税以充足军粮，那么用百姓养活士兵，而士兵不会溃散；用士兵保卫百姓，而百姓没有忧虑。兵民相依为命，俄国人虽然强大，怎么敢窥伺呢？那些确实难以耕种的土地，不妨大力兴办牧业。东三省及内外蒙古、科布多等地，或者本来有牧场，或者不乏旷野草地，如果选择草长马肥的地方，以畜牧为名，以修备为实，与屯田相辅而行，那么边疆陆路有事，转运便利，近可以顾及山陕的防务，远可以准备漠北的征调。俄国人看到我们有备，也不敢从而产生异心。

然而兵虽然精锐，粮草虽然充足，还担心呼应不灵敏。那么应该修建铁路，固然以天津到汉口为干线，尤其以东西北支路为最重要。西北从嘉峪关到霍罕交界，平常路程大约两三个月，俄国人从里海以东已经修建铁路到谋夫，距离霍罕陆路不过三十多天。一旦新疆有事，华兵虽然强大，迟缓不敌迅速，胜负利钝的关键，不待交战就已经显现。应当从嘉峪关修建一条铁路到吐鲁番，以吐鲁番为总枢纽，分为两支：一支向天山北路，联络各城直到伊犁；一支向天

译沿着山路向南行进，可以到达喀什噶尔。这是为了在西北方向防范强大的俄国。在东北方向，俄国想要从珲春修筑一条铁路直达西伯利亚，以便占据我长白山的南面，威胁我朝鲜的背部。如果俄国与我关系恶化，就可以做出迅雷不及掩耳的举动。因此，应当从山海关修筑铁路到奉天省，再向东北延伸到吉林省的伯都讷，又向东偏北方向沿着混同江行进。混同江虽然被俄国占据，但沿江以东仍然是我的土地，到达三姓后，再向西南沿着瑚尔哈河到达宁古塔。从三姓仍然沿着混同江向东北到达与黑龙江汇合的地方，再沿着黑龙江向西北到达黑龙江城。这样一旦珲春发生战事，就近调运宁古塔、三姓的军队来遏制其前方，用伯都讷的军队作为策应，远途调运黑龙江城的军队通过陆路直捣其巢穴，使得敌人首尾不能呼应。我更要严守图们江北岸的长白山，以及南岸朝鲜的各个重要关口。图们江口虽然被俄国占据，但北岸是长白山，南岸是高丽边界，并非俄国领土，以防止敌人乘虚而入。俄国虽然强大，但我以逸待劳，没有不胜利的。中国的陆防既然巩固，而作为东三省门户的，就是朝鲜。朝鲜的北境名叫咸镜道，首府叫咸兴，统辖三个府，分别叫会宁、永兴、庆源，还有一个叫端川。北面与吉林接壤，而最北部的东部就是俄国属地，中间隔着图们江口，俄国人如果驻扎在其属地，并通过陆路窥视朝鲜，必定取道庆源的庆兴道一带，这都是咸镜道作为朝鲜北部通道的地方。庆源是咸镜道最北部的府，这里最为紧要。如果不设置重兵防守，俄国人乘其不备，直接侵入朝鲜，那么我奉天、吉林两省将深受其害。所以必须事先预防，以杜绝其从陆路入侵的计谋。陆防既然严密，于是再慢慢谋划防海的策略。因为防陆虽然紧急，但终究比防海容易；防海纵然容易，但相比防陆却更难。中国的陆军尚有把握，海军则远远不及。西方人观察当年法国人骚扰我马江，我的船只与法国的船只数量也差不多，但红旗一挥，我的船只全部被摧毁。等到后来在宣光一战，再在谅山一战，正当法国人精锐荟萃的地区，却像拉朽摧枯一样，势如破竹，追击溃逃的敌人，恢复了全部疆土。难道马江的法国军队都是勇猛精锐，而宣光、谅山的法国军队都是老弱疲残吗？实在是因为海战是西方人的长处，陆战则是我们军队的长处。用我们的短处去对抗敌人的长处，不能胜利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中国既然知道海战不是自己的长处，断不能安心于自己的短处；既然不能安心于自己的短处，那么海军不得不训练的道理就明白了。然而防海的关键，不仅在于修筑炮台、购买铁甲舰，还在于绘制岛屿地图、测量星辰位置、检验风暴、观测潮汐、测试沙礁、计算航向、辨别水泥质量、演练阵图；而其中尤其重要的，莫过于严格选拔和罢黜官员，选拔不严格则人才不能振奋。看今天的水师中，操作机器、指引航向的人不乏人才，无奈他们都困顿于下层职位，不能施展他们的才能；而担任舰长的人，大多是通过攀附权贵上位，把逢迎当作尽职，把揣摩上意当作本事。把枪炮弹药不视为作战工具，而视为牟利的源泉；对风涛沙礁茫然不知。一旦有事，怎么能指望他们指挥作战、服从命令呢？如果能够切实整顿，彻底纠正以前的积弊，这类舰长务必全部撤换，不让一个人混迹其中；而凡是担任舰长的人，必须自己能够操作机器、看罗盘、放枪，才足以胜任驾驭之职。西方国家设立海军，先在学堂诵读，专攻技艺以明白原理，然后到船上练习，实行方法而熟悉事务，每天有课程，每月有考核，晋升有次序，罢黜有条例，因此有胆量、有智慧、有见识、有谋略，命令严肃威信确立，矫健敏捷忍耐勇猛，明白测算以知道路程的远近，检验气候以知道风飓的有无，练习瞄准以期枪炮命中，制造船网以抵御水雷的轰击。至于海道的宽窄、沙线的长短，如同数清掌上的纹路一样清楚，所以能在海上横行，所向无敌。我们如果真的能学习他们的长处，而他们反而失去他们的长处了。学习他们的长处而更胜过他们的长处，那么我们就能独占优势了。像这样中国的海军还不能独步天下，我不相信。然而追究其根源，非严格选拔和罢黜不可。至于从形势来说，北洋比南洋更为紧急。京师位于中国东北，天津位于其前方，作为门户；台湾位于其旁边，作为藩篱；旅顺位于其背后，作为腰脊。而北洋独自扼守要冲，朝鲜又是北洋的门外。经营北洋，就是联合朝鲜的势力。联合朝鲜，就是巩固东北的边防。以北洋控制朝鲜，就是以朝鲜控制东北。所以说：防海则北洋比南洋更为紧急。至于南洋的琼州、舟山、台湾等地，虽然也都是要隘，但目前还不需要过分忧虑。等到北洋的防务巩固后，然后再慢慢谋划南洋，以形成犄角之势。这也是先难后易、先急后缓的道理。中国的海防、陆防，既然都可以依靠，然后等待时机而动，向日本索取琉球，向英国收回缅甸，向法国夺取安南。凡是我们的属国，仍然应当由我们保护。各国虽然强大，有不听到风声就产生畏惧的吗？当权者应当赶快谋划此事。

译隐消敌患论

杨毓辉

唉！当今之世，是一个防务紧迫的时代。往昔藩属国拱卫四周，坚固得像重叠的墙壁和厚重的城墙；如今琉球被日本夷灭，越南被法国吞并，暹罗和缅甸沦陷于英国，环顾四周一片茫然，藩篱全部撤除，以至于唇亡齿寒，海防与陆防同等重要。大概防务不可忽视，并非一日之事了。然而有人说，自从光绪初年创设海军，纲举目张，颇有成效，所备大小战舰不下数十艘，近来显赫的军容，足以与西方人并驾齐驱，似乎海防之道已经完备；至于陆防之道，似乎尚未顾及。如果是这样，那么认为陆防比海防更重要的说法就存在了。又有人说，中国各边境都有大军驻守以巩固我们的疆域，不用担心害虫般的贼寇侵犯，似乎陆防之道已经优厚；至于海防则纷乱分歧难以控制，似乎应当大力整顿。如果是这样，那么认为海防比陆防更重要的说法也就存在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以时势而论，海陆各疆域绵延遥远，有吃紧的地方，就有不吃紧的地方，所以各有难易缓急，防务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况且昔日海防以东南为重，而今日海防没有比治理西北更紧急的，也没有比治理西北更困难的，如果东南反而可以暂缓了。昔日陆防以小丑为患，而今日陆防则急于制服强邻，尤其没有比制服强邻更困难的，如果小丑还是容易对付的。这是因为时势不同，情形迥异啊。详细请问，为什么说海防的难易缓急有所不同呢？查沿海各省延绵一万七百九十里，分开来说：如浙江宁波的定海、太液、涣湖、头渡，温州的飞云、横阳头，嘉兴的乍浦、澉浦，台州的松门、海门，绍兴的三江、沙门，杭州的龛山、赭山，都是各郡县的门户，那么江南长江、长淮之类都是险要之地，而吴淞口尤为海道的咽喉，关系最重。江北则新港、蛤蜋、麻绳等港与沿北大海口是海寇出入之所，守御较难言说。广东则七洲洋、老万山向来是要害，而广州的虎门也是扼要之区。说到福建则烽火台、山小埕的东澳、海坛、东庠、南日岛、浯屿、澎湖、元锺、铜山等地，都是海寇必经之地，所以江夏侯设有五寨，用来镇守。由此看来，东南各海似乎也应当设置重防而不可延缓，不知道东南各海所防备的，是欧洲各国罢了。方今欧洲各国通商内地，都有持盈保泰的意思，深恐兵端一起，必然导致商务衰微。大概他们处心积虑不能忘记中国的，不过是通商的利益罢了，互市的权利罢了。起初并不在乎土地人民之大，所以东南海防今日还可以暂缓，而其最难最急的，没有比登莱、旅顺一带更甚的。查登莱二郡，凸出于海，东、南、北三面受敌，而其在海外，则岛屿林立。自沙门、长山、田横、蓬莱鼍、亢、三山、芙蓉、桑岛直到东北崆峒、半洋，都是险要之区，作为登州的护卫。而诸岛虽然靠近登州，其居民却是辽阳的编户，并非登州的百姓，呶跳梁可畏而不可依靠。万一敌人牵引内犯，实在有可忧虑之处，所以海防没有比这里更紧急的。俄国人狡诈地想逞强，久有窥伺中国之心，如果不失和也就罢了，一旦失和，则必先侵犯我的旅顺、登莱等处，又必在烟台一带切断我南北两洋接济之路，以使海道不通。那祸患之深，危害之烈，实在不是轻微的。那么海防之难，哪有比这里更难的呢？那么海防之急，又有比这里更急的呢？防备的方法，如何？回答说：有两条策略。说到上策，则没有比在各岛设置险阻更好的了，修筑土垒，建立炮台，训练兵民，屯藏军械，务必使得进攻足以相互攻击，退守足以相互坚守，敌人不能越过雷池一步。而后内防既然巩固，外邪自然消除，即使想要海上称雄，也是转瞬之间的事罢了，这是上策。其次则没有比严守海口更好的了，因为各岛既不设置险阻，那么海口所系非轻。自营城以西，如西工、庄、西山、孙家、海洋山、后八角、城、后芝罘、吕岛等处；自营城以东，如抹直、石落、湾子、刘家洋、平畅、芦等处，以及旅顺各要隘，都应当扼以重兵，借以资防，并应当派遣调兵舰，时常往来梭巡，以张扬声威，以资镇守，而后海上的气氛可以不扬了。这是今日海防难易缓急的情形。

为什么说？陆防的难易缓急，也不同啊。陕甘、云贵、西粤各边境，自从屏藩日渐削减后，紧邻强邻，措施似乎也很重要。然而衡量形势，揣度时势，其所最难最急的，还不在于南边的陆地，而在于北边的陆地；而且不在于北边的西北陆地，而在于北边的东北陆地。为什么这样说呢？西粤关外，有苏宫保的兵力，游刃有余，必无变故。陕甘、云贵的边隅安宁，也没有急切可危之势。这就是为什么设置防务较易，而也可以暂缓的原因。如果北边则不然，俄

译人包藏祸心，长久以来就有兼并吞并的志向，他将对我国不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俄国人最擅长陆战，我们如果不早作防备，那么一旦事端发生，必定会迅雷不及掩耳。在北边防备陆路之所以如此紧急，就是这个原因。

俄罗斯国土最为辽阔，东北与我国的东三省及蒙古、朝鲜毗邻，西北与新疆接壤。议论的人常说，俄罗斯的精华富庶，聚集在西部，所以其部落城郭的雄壮，以及人口繁盛、兵器储备，都在西境。如果与中国关系破裂，必定会从我国西北的新疆一带进兵，而蒙古、黑龙江等地都不是进攻的道路。对于这种说法，我独自认为不对。

因为过去俄国人用兵，固然以西路为便利，但近来西伯利亚铁路已经修筑到珲春，那里正在东部，将来大功告成，从彼得堡可以直接到达我国边境，运输器械、调动军队，不难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所以今天的东路比西路便利数倍了。因此我们防备陆路，应当特别紧急地在东北的盛京、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一带进行，而西北似乎还可以稍缓。

况且近来朝廷批准臣下的请求，修筑山海关铁路，似乎已有重视东北的意思。此举规模宏大，实在是防备陆路的关键。其次就是多招募精兵，多储备枪炮。凡是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各要害之地，层层占据险要设置防线。那些枪炮应当设立军械局自行铸造，考察德国的毛瑟枪、美国的黎意枪、英国的后膛枪，以及灵敏敦枪、哈司开司枪、口〇云士得马枪，轻便快捷且射程远，对于防备陆路最为适宜。至于田鸡前膛、后膛，以及克虏伯的六生特、七生特、八生特大口径火炮，在陆路上使用也都适宜，自然应当就近设局大量制造，以取得防备陆路的功效。

又查得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等地崇山峻岭最多，应当占据其险要之处，用精兵扼守，并多修筑土垒。因为土垒的作用很大，防备陆路以修筑土垒为紧急任务。从前罗马横行天下，兼并吞并，所向无敌，就是因为能够迅速修筑土垒的缘故。大凡有土垒，敌人必定不能突然攻下，我们又凭借它遮蔽掩护，容易伺机攻击，所以防备陆路多修筑土垒，是最为制胜的根本。

明朝嘉靖年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敌人作战，担心敌人众多，急忙修筑土垒等待他们，敌人无法攻破。过了几天援兵到来，大败敌军。万历十三年，西班牙就用前面的方法围攻恩脱尔城，也获得很大利益。此后欧洲有三十年大战，都是以土垒坚固的一方取胜。那么土垒难道不是防备陆路的紧急任务吗？如果果真按照这样去做，不久就会看到边疆巩固，不再有风声鹤唳的惊扰了。

还有话说，防备陆路固然以东三省为紧急，而东三省的屏障是朝鲜，其咸镜道与俄国相邻，倘若俄国人乘其不备，从咸镜道进入奉天、吉林两地，势必救援不及，所以防备陆路尤其要在咸镜道防备，派遣懂军事的将士统领军队镇守，名义上是保守朝鲜，实际上是保守我国东北的陆路，这样俄国人就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这就是今天防备陆路的难易缓急情况。

总而言之，时势非常艰难，筹划不易安定，能够处处设防吗？只要致力于所紧急的，勉力于所困难的，防备海路而在登州、莱州、旅顺没有少许疏忽，防备陆路而在东三省、蒙古、朝鲜严加整顿，虽然不足以进攻别人，也已经足以自我防守，那么即使强敌的祸患，也将消灭于无形之中，这难道不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吗？

译关于防务与治国之道相通的论述

殷商时代的车辆

修筑堤坝以阻挡洪水，称为设防；用军队抵御外侮，也称为防。防务在时势中的意义，真是重大啊！但是上古时代难道没有防务吗？中古时代难道也不专门依赖防务吗？《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就是防务所防备的对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称雄，防务才变得重要。当时，天下各国防备秦国，最终却被秦国兼并。秦国兼并天下后，它的防务最为严密奇特，但灭亡的速度却更快。这都不是防务本身的过错，而是防备时不明辨难易缓急的过错。汉朝兴起，纠正秦朝的过失，防务也未曾有所松懈。从此以后，直到明朝，其间十多个朝代，虽然国运有长久有不长久，并不完全取决于防务的疏密，但防务的得失，确实与国家盛衰相互关联。只是过去的防务，范围近而小；现在的防务，范围远而大。过去的防务，专注于陆地；现在的防务，兼顾海洋。那么，论述防务，没有比今天更难的，也没有比今天更紧迫的，还可以轻视它而缓慢谋划吗？不敢轻视，不敢缓慢谋划，这是承担事务的实心；衡量难易，斟酌缓急，这是办理事务的次序。如今中国海陆两方面的防务，综合来看，固然有难易缓急之分；分别来看，也各自有难易缓急之别。试着详细论述一下。自从海禁大开，轮船便利航行，那些外洋各国，不再是前史所载的戎狄之患可比。他们的船只坚固锋利，如同闪电雷鸣，开拓的雄心，惯于鲸吞蚕食。他们羡慕中华，虎视眈眈环顾四周的情况尤其严重。而且东南洋的险要，与英法等国共同拥有；东北洋的险要，与俄国及日本共同拥有。这就是海防之所以紧迫的原因。试看近十多年来，如琉球、如越南、如缅甸，哪不是中国的藩属？都先后被它们剪灭。即使仅有存留的，也危如累卵。难道不是因为此前海军未建立，所以有鞭长莫及之势吗？这就是海军衙门奏请特别设立的原因。然而以今日时势衡量，海防虽然紧迫，但更紧迫的，乃是陆防。大概以常理推论，陆地是内部，海洋是外部；陆地是根本，海洋是枝末。所以敌人所注意以及我所依据的，都在陆地，不在海洋。就像人的身体，内部元气充足而后外表坚固。凡是所谓外邪，如风寒燥湿足以使我生病的，反而可以助我生长。即使偶尔被侵袭，表气不和，不难通过轻微疏解来化解。只有内部不足的人，则一举一动都陷入危机。如果更用心腹的脂膏滋润，皮毛的光泽，难道是计策得当吗？这种不胜防的局势，陆防也自有其缓急，不可不审度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南方，则广西、云贵的边境，与法国在越南、英国在缅甸的势力相毗邻；在西方，则四川、西藏、回部的边疆，与英国在印度的势力相交涉。从西北到东北，则新疆和外蒙古蜿蜒而至东三省，没有一处不与俄国边界接壤，都是强邻。哪能延缓防备呢？然而法国自从越南之战，进退维谷，不得已波及我国，而马江之战两败俱伤，谅山之战屡次被我挫败，幸好得以议和，一时未必再逞强。英国自从通商，其利益几乎独擅，简直视中国为外府，而且跨洲的遥远属地很多，常担心尾大不掉，所以近年与中国邦交更加笃厚，即使有小摩擦也不至于决裂，因此西南防务还可以稍缓。只有俄国则久蓄雄图，在欧洲不得志，必在亚洲有所作为，这本来有识之士早就筹划周详，无需多赘。而现在又在西伯利亚赶造铁路，分派工匠限期完工，狡谋更加明显，其势更加逼近，那么论述防备俄国于今日，不是更加紧迫又紧迫吗？但是中俄边界交错几乎两万里，怎能处处设防？所以议论的人有的说西北比东北急，有的说东北比西北急，有的说东西都急而正北可以缓，这些都是各持一得之见的说法，不能说没有见解。但兵家避实击虚，哪里不可入侵？我的意见应当分三路，统归一人节制，每路只选拔精锐万余人，各由提督统领，驻守在要隘，相机分防，互为联络。尤其必须丰厚他们的饷需，勤加操练，凡是俄兵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再建造铁路以便征调，加上详细绘制地图，周知险要，以便能出奇制胜，主客分明，那么三万精锐可当十万之用，怎么见得不足以敌对强俄呢？防务之急，没有比这更急的，这固然是人所共知的。虽然如此，这只是防务的急迫，防务的不易罢了。而陆防最要害的，在于治理内部，尤其不可不急防。试看各处盗风猖獗，匪类暗中滋生，更有非盗非匪而贫苦无聊赖的人很多，有趁乱之心，见于言辞神色。近日各省教案，确实属于匪党构乱的阴谋，虽然用兵威临阵，用峻法惩治，也足以禁乱除暴，但想要杜绝其事，并杜绝其心，未曾有过。这是在兵刑之外，亟需思考教化治理的方法，安定内部才可以抵御外敌。事情虽然不涉及防务，但实为防务的根本，还可以视为迂缓而置之不理吗？而且治理内部不仅有关

译在陆地上设防，对海防也有帮助。明白了这一点，海防的缓急就可以权衡了。防御海寇以铁甲兵轮为杰出装备，但每一艘铁甲舰动辄耗费白银数十万两。如果用来远征其他大洲，在洋面上邀击敌人，先发制人，确实是利器。但用来守卫海口，则笨重不灵活，确实不如水雷、鱼雷那样轻捷而适用。如今中国海军，估计一时未必会远征，何必去邀击敌人？那么铁甲舰可以暂缓增加，而水雷、鱼雷则适宜多储备。其余如各种快枪，不论新旧，也以适用专精为急务。至于炮台界限的水陆之间，也不可缺少。现在各口炮台，似乎布置周密，但恐怕不及西方方法的坚固。只是防务不担心没有利器，只担心没有使用利器的人。因此购买器械可以暂缓，而储备人才最为紧急。

译近来水师学堂在局外的人，虽然不能深知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只是凭意推测，无非是步武泰西兼习中学的做法，不过是文字罢了。能够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很好了，未必能完全发挥对方的长处。而极尽对方的长处，以至于也仅能赶上别人，足够了，未必能胜过别人。只有兼能用我之长，才可以胜过别人的长处。如昔年长江水师的操练，能在波涛翻滚中列队演阵，随见随旗变化随心，并能潜伏水中游行自在，俗称水鬼，有不是西人身着皮套上通气管而后才能在水中工作所能比的，这是我之长。若在今日有水雷等利器，那么水鬼的作用更大而神妙。这是可以直接招募沿海素来熟悉风涛的鱼户，加以精练，并且下令说：“有能潜行水底可以移雷轰击敌人的，给予上赏。”等到积累而成军队，那么昔年在江中操练的，如今可以在海中操练。海防增加这项长技，胜过千百艘兵轮。敌船虽然坚固，有轻敢侵犯的吗？况且其经费仅以一艘铁甲相抵而已，足以说明这是应当急于用我之长的。防海防陆各有缓急，又如此。至于海陆并急，都不可稍缓其防的，就是朝鲜。朝鲜关系之重，早经前课题论述北边防务及保守朝鲜策中，反复详明，无需赘述。只是它的防务，必须统海陆而兼筹之，才可以保全这个小邦，巩固我的屏蔽。这又是防务的先机，而不可或缓的。至于论难易，那么防陆似乎较易于防海，然而在西人精于驾驶，又觉得防海易于周全且占先。防陆所尤急于防海的。以地势论之，中国幅员大而整，大则足以自资，整则足以自保。虽然闽之台湾，粤之琼州，浙之舟山，无不孤悬海外，也不是等跨洋之远。居中国以驭外，确实是天府之国。中即无兵轮，并非甚缺事。若泰西则岛国泽国居多邦畿狭小，不得不展长驾远驭的谋略，所以水师在彼诚为急务。然而必须尤合商力习而久之，而后渐臻美善完备。若以我初创之海军，而与彼久练之海军争短长于洪涛骇浪中，即使愚者也知其难了。若陆军则固中国所素习，其法度的完备见于古兵家言者，只是泰西兵法有过之无不及。况且经费较海军所省，不止倍蓰。若再以海军一二之费整顿陆军，那么陆军不固于金汤吗？这陆防又较易于海防，所当急施措施的。以时局论之，通商以来，西人脚步所至，兵轮随之。虽然说是卫商，实即耀武。我若无以待之，成为什么国体？这是海军所不容缓的。然而将来设不幸而出于用武，那么必在陆不在海。盖自西南、西北迄至东北三万里陆陲，无在不与强邻接壤的。一有端，逐处可以进攻，既方便又容易。彼铁甲虽然坚固，势必远越重洋，又不能徒战于海，仍然须要登陆，孤军无继，这是危道。在彼善于操胜算，岂肯舍便易而趋危难呢？前此法人之扰，摧我师船，轰击我台，特因失利于刘军，国威已经堕落，所以想要取偿于我国，藉以掩饰前羞。我又未能快其意而善应之，于是〇而出此，并非实有攻取我土地的心与力。设有实怀贪欲，伺隙而动的，必将出于不意，逼近我的藩篱，扼住我的顶背，或者分兵以虚扰[或全力](我商务)来专攻，都要从事于陆，而为得寸得尺的实计。纵使有兵轮游侦于洋面海口，也不过扰我商务，梗我接济，藉以虚壮声势而已。这防海还可以缓，而防陆为最急，并且不得以难易为去取的。统常理、地势、时局而比较论海陆防务，除难易别有攸关的，另申于后。若论缓急，那么固然是陆急于海，而海可以稍缓于陆的。审明了。然而陆防虽然急，若不于急之中更权衡其缓急，那么以中国之大，必有防防陆难于且落后尘的。自有铁路而陆防也不患其难了。总之，缓急可以论定，难易不可以论定盖不得其人，那么防海防陆均属不易；苟得其人，那么防海防陆不复何难。所以缓急视乎事，难易在乎人。试看越南虽然困于法，而陆祀犹得一线之延的，是谁的力量呢？那么得人诚为当时之急务，而难易不足计了。虽然，难易也自有其实在。盖防迹[易]防心难，防外寇易，防内寇难。防显眼者易，防隐伏难。防之末易，固防之本难。这又不可避难而趋易。总之，防务通于治道。凡外患、内祸，未有加侮于治国者的。于此而权衡其缓急，衡量其易难，其于防务思过半了。

兵凶战危论

陈耀卿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昔在圣明的时代，未曾废弃战阵的器具，未曾

译没有讨伐的军队。大概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共同使用它们，废弃哪一种都不行。这就是向戌弭兵之举，之所以只是空谈的原因。从前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交战，大禹则讨伐有苗，周文王则征伐崇国，商汤征伐夏桀，十一次征伐无敌于天下。周武王进攻商朝，八百诸侯在孟津会师。因此，用兵作战之事，也是圣明的君王所不废弃的。然而他们作战，是为了铲除暴政，是为了施行仁政，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是作战；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作战；消除天下的祸害，这是作战；使天下达到安定，这也是作战。所以他们作战，百姓不认为这是摧残暴虐，而认为这是和乐慈祥。到了后世，威力互相崇尚，道德礼义不再修习，于是以强攻弱，以大制小，以多敌少。而自春秋以后，就没有仁义的军队了。到现在，兵祸的猛烈，更是古代所没有的。古代兵器不过干、戈、剑、戟、弓、矢、刀、矛，而两军搏斗之余，争夺城池则杀人满城，在野外则杀人遍野。现在改用枪炮，枪炮威力所及，虽然只有二三千码，实际上猛烈异常。其重量不下千万斤，其威力可及数十里。虽然有险阻挡在面前，而一轰击的威力，能使山崩石裂。近来泰西各国，因为看到没有利器不足以在海上争雄，于是制造得越来越精良，创造得越来越奇妙。渐渐地前膛枪变为后膛枪了，渐渐地铁变为钢了，火枪本来只有一种，渐渐地变为多种了。火药本来是有实弹的，渐渐地变为无实弹的了。至于他们心思的巧妙，更有不可思议的，比如奥地利国近来有铁甲兵器的制造，中间设置机器能自动转动，枪可以齐射。德国特制一种衣服能抵御子弹，屡次试验有效。唉，杀人的兵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越来越奇特了。虽然如此，兵器是凶险的工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仅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胜负的契机难以预料。即使侥幸获胜，而百姓遭受刀箭之苦，原野厌腻了膏血，也大大伤害了天地的和气。听说泰西人说，自咸丰二年至光绪三年，欧洲战死疆场的有一百九十余万人，耗费军饷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兆元。那么天下的事，没有比兵器更凶险的，没有比战争更危险的。如果不是大不得已，何必抛弃玉帛而动用干戈呢？近来日本违背盟约，凭借蕞尔小国之上抗，王师既不衡量德行，又不估量力量，率领那些害虫，扰乱我的边疆，以致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先后失守。在日本方面，心骄志满，认为兵力强盛，可以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不知道这正是上天剥夺其魂魄，以加速其灭亡。将来大军云集，蕞尔日本，必定片甲不返，却还洋洋自得地索赔军饷，想要割让地方，多见其不知自量。只是日本人的内心，确实大有可恃之处，才敢与中国为难。然而他们所恃的不过是俄罗斯，俄国人最为无信，表面上作为日本的指臂，暗地里实际上有兼并日本的意图。如果能看清时机迅速改变计策，尚不至于遭受噬肤之害，否则玩弄于股掌之上，转瞬必定落入其圈套。因为俄国人惟利是图，不知道义是什么东西。试想同治八年，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俄国将领加支可孚对英国钦差说：“大国误听传闻，怀疑俄国想借道波斯，沿洵阿吐累特河窥探印度。我国虽然没有这种心思，但大国的怀疑，是我国的恐惧。请君与我结盟，从今以后，我俄国军队如果在河上筑台，有如川流。”于是誓言墨迹未干，而俄军已经屯驻在河上了。过了两年，俄国讨伐机洼，恐怕英国有责难之言，先派使者告诉英国说：“军队逼近机洼，是为了讨伐不服从者，然而土地的利益，愿意与大国结盟。”于是使者刚回来，而阿梅大雅河已经不是机洼所有了。巴黎条约不准俄国船只行驶黑海，俄国因为众怒难犯，奉命唯谨，于是法国被德国击败，而俄国船只往来黑海如穿梭一样。可见俄国人贪婪而无厌，简直把信义当作弃物，一旦有利可图，必定乘机而起，以施展狼贪虎噬之心。先前帮助日本的，必定转而图谋日本，那时日本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况且日本与中国为难，实在是错误的计策。从来持盈保泰，休养生息，才能建立长久的基业，成就王者的功业。不然的话，恣睢暴戾者，耀武扬武，侥幸图功，轻举妄动，只顾眼前的胜利，而不知道日后的衰败，也就随之而来。如果说不是这样，请用古代作为鉴戒，罗马兴盛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版图日益扩大，消灭的国家日益增多，如欧洲各国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非洲的北境都据为己有，扼守险要，各国君主都俯首称臣。到现在则陵替衰微，已经分裂为几个国家了。如大秦国兴盛时，好大喜功，争城夺地，名都盛境，一半版图，到现在，则不祭祀忽诸，久为他人所并了。法国国王拿破仑第一，傲慢地有凌驾群雄、鞭笞六合的志向，倾覆他人的国家，占据他人的城池，几乎想要追随罗马。后来兵败被擒，贻笑天下。凡是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大概只逞其力而力有时穷尽，只肆其威而威有时耗尽。

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倭寇虽然猖獗，也不过是一时的强盛，其衰败是可以很快期待的。我国如果坚守阵地以消耗他们的兵力，分兵骚扰他们的国家，用多种手段迷惑他们，频繁进攻以使他们疲惫。在三岛八道之中，必定会有百姓拿着饭食和酒水来迎接王师的人，怎么见得失去了东隅就不能在桑榆收回呢？

译给李傅相的书信

英国人某

傅相伯中堂，在下本是鄙陋之人，岂敢议论阁下处理中俄密约的是非呢？然而看今日的情形，如果曾侯还在，恐怕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从前俄国强迫日本将辽东之地归还中国，虽然有利于中国，实际上却埋下了未来的祸根，原本就不浅显。贵大臣前往日本议和，路上传言中国已与俄法有约，听到的人都感到震惊。随后赔偿日本军费，向俄国借款，这难道不是一大错误策略吗？俄国既然借了钱，又施予恩惠，便有所依仗，谁知道日后不把持中国的税权来阻挠国事呢？俄国报纸说：“中国有名无实。”那么其实俄国也可以看出其意图。所以俄国宁愿与日本结怨也不推辞，它的意思并非与贵国修好邻交，其中未曾没有隐藏的私心。俄国窥伺中国，不是一天的事了，只担心别人抢先一步而夺取其利益。所以中俄有交涉之事，俄国就费尽心思，希望有可乘之机，大概是想把它当作囊中之物。如中俄密约，好比把肉投入虎口，只是满足它的贪婪罢了。日本曾经在中国挑起事端，其本心实在不是仇视中国，固然是想防止俄国吞并朝鲜的祸患于未萌。如果朝鲜被俄国侵吞，那么中国也必定受害。日本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点，所以先发制人。然而中国只计较眼前的安宁，而不考虑到这一点，于是视日本如仇敌，开启了俄国在东方肆意施毒的端绪。日本是唇齿相依的国家，则同其危险，又同其利益，所以距今八年前，曾侯想与日本订立联盟之约，虽然事情没有成功，但其言论仍在耳边。当时阁下不是曾经称赞过这个吗？如果想一想俄国祸心即将发作的样子，那么东方的前程也可以类推而知了。近来贵国处理事务，动不动就援引德国，想借助它的力量，却不知道它不足以依靠。往年德国与俄国、法国一同帮助贵邦的事，本不是为贵邦考虑，而是为了自我安定的计策。德国和法国本是仇敌国家，法国想要复仇，不是一天的事了，还想要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洗雪耻辱。德国知道这一点，所以让俄国联合德法来干涉辽东之事，以解除法国的心结。一旦东方风云变色，俄法对贵国有事之日，就是德国慢慢树立自强策略的时候。德国的心事如此，而贵国聘请德国教官来训练士兵，可以说是真正徒劳无益。况且欧亚之间有三个病态的国家吗？俄国私下视为掌中之物，所以不显露爪牙而妄加威吓。只是慢慢设法立策以扩张其羽翼，急切不懈怠，只担心他人染指于此。俄国对中国，大概是想要不用干戈而吞并它了。中日之战，德、法、俄三国的心意，都希望中国一败涂地。大概德国想趁中国的衰败，多卖兵器枪械到中国，以贪图巨大利益；而法、俄想获得日后可以乘虚而入的地方罢了。如果极而言之，中国战败的原因，未尝不是因为德国人任职、购买德国兵器的缘故。德国商人奸猾，不顾名声，只计算利益，不如英、美商人诚心从事，不做欺骗虚伪之事。至于私下拜谒成风，贿赂盛行，则是德国商人的长处所在。贵国向来派委员到欧洲购买兵器，德国人善于使用贿赂，而英、美不是这样。而贵国人却常常与德国订立合约，这是贵国所以失败的原因。唉！用三千万两赔偿辽东之地，而三国的索求日益严重，那么辽东的价值不知相当于几千万两呢。

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

瑶林馆主

自从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步步争先，中国处处落后败坏，破裂得不可收拾。渐渐发展到船沉师灭，割地赔款，中国的失算，不用说了。天下万国都知道。虽然有巧言的人，也不能为中国隐瞒。虽然如此，中国失算了，而日本也没有得到好处。当它积蓄锐气十年，抓住时机一举出兵，入境先发制人，使平壤陷落，回师占据高丽全境，勒兵索要费用，中国也不敢不赔偿。然而大局没有损伤。三国的大军还没有出动。慢慢挟持高丽，除旧布新，开矿通商的，务农殖货，设险以守国，整军经武以整顿边防。等到五年，蔚然成为一个北藩重镇了。却进而不停，涉险劳师，一定要使中国一败涂地才肯罢休。蜂虿有毒，而大国堂堂，加上地大人众，难道能使它一无所恃吗？即使真的不能战，不能守，有代它战、代它守的人了。日本人虽然得到朝鲜，民心不服，剪发引发叛乱，拱手让人。俄罗斯不费一粟，不损一兵，指顾之间就收服一国，这是日本想要消除祸患，而现在反而促成了它。好比鲜果在树上，先前风雨漂摇，未能损害它。现在摘下来掉落了，那么人们争相夺取，而强者得到它了。过去与病夫为邻，呻吟可厌；现在与强梁为伍，叱咤生风。日本是得是失，愚者都知道。英国急切以通商为务，占据亚洲的利权，执掌东洋的牛耳，大概六七十年了。它窥视我国无不至，它要求我国无不从。虽然不能共苦同甘，但也应当

译在危难之际予以救援。况且救助中国，也就是救助英国商人。然而却公然欺骗中国，暗中袒护日本，表面上像是联合交好，内心里却怀有二心。惊慌失措地向众人宣称：“我们英国一国的兵力不足以制服日本人。”试问，在平壤已经失守、鸭绿江已经渡过、大东沟已经交战的时候，英国如果以一纸文书分别送达两国，命令停战议和，有不听从的就与天下共同打击，谁敢不驯服地听命呢？然而却徘徊犹豫、隐忍不发，坐视中国危亡。三国联军起兵，英国却在事后议论，致使英国六十年的颜面完全丧失，太平洋三万里的隐患方才滋长。英国的失算，比中日两国更为严重。英国人多年来经武整军，如果不想打仗，恐怕从此以后，即使想不打仗也不能停止了。德国国势骤然强盛，商务骤然兴起，然而环顾全球，都是他人已经形成的格局。英国人既然失去了法国的欢心，想要联合德国作为援助，于是与德国并驾齐驱，以在东南洋谋取利益。揣度英国人诚心顺从、甘受屈辱、分得利益很少的情况，并非只有一件事。不只是英国，中国、日本也跟着讨好它。所以德国骤然富强，是德国人的能力吗？也未尝不是中、英、日三国力量的结果。英国人挟持德国出面劝和，这是人心天理的公义，也是施报理所当然的道理。然而英国倡导而德国拒绝，好像突然忘记了昔日的交情。等到俄国、法国崛起，德国反而追随其后，恭敬地执鞭驾车。德国既对英国有怨恨，日本又对中国没有恩德，像用沙子做饼一样虚幻，背弃友好而追随仇敌，道义和利益都忘记了，首尾矛盾决裂。德国还能说有人性吗？它拒绝英国，是失算；它依附俄国，也是失算；它又将离开俄国而投靠英国，大概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失算的。堂堂大国，举动如此，唉，危险啊。法国想要报复德国，于是结交俄国作为援助，遂不得不帮助俄国以收揽利权，开辟新地。它的深谋秘计，不是局外人所能窥探的。然而总之来说，法国所得的是虚名，俄国所得的是实利；法国所得的是小利，俄国所得的是大利；法国所做的，是眼前的私怨；俄国所做的，是百代的良图。中国有被老虎咬死的人，他的鬼变成伥鬼，转而为老虎服役，引导老虎趋利避害，磨牙咬人。老虎吃饱了，伥鬼又是什么角色呢？又有养水鸟的人，依靠它来捕鱼，绑住它的脖子把它放入水中，捕到鱼就把它挤出来，整天劳碌，只喂它几条小鱼而已。人虽然聪明，水鸟又是什么角色呢？如今把欧洲的祸患转移到亚洲，这里可以吞食、可以夺取的东西，比欧洲多百倍。我不知道此后的法国人，将成为老虎的伥鬼呢？还是成为人的水鸟呢？法国的失算已经在十年前就有了，现在恐怕将不可救药了。至于美国，地处另一洲，它的国例是不侵犯别人的土地，也不希望别人侵犯它的土地。自从南北战争之后，修文偃武，通工惠商。欧洲各正当汲汲于筹饷增兵，制船造炮，而美国唯独不筹一饷，不增一兵，不造一船，不制一炮，甚至保护商船、守卫海口，也没有一艘铁舰快船。上下安乐，举国大富，财力无处使用，智勇无处施展，几乎像世外桃源一样，悠然自得。中日战争，美国既然不能劝和，自然应该遵守局外人的惯例，两不偏助。然而日本人缺少军饷，美国慷慨地借给他四百万镑，于是使日本军旗飞扬，再接再厉。中国不能自立，俄国、法国出面不平，索取辽东半岛，收复东三省，占据朝鲜，如同拾取地上的草芥。这四百万镑金钱，简直就是日本的鸠酒狂药。即使对美国来说，这难道是得当的计策吗？美国的西邻，只有中国和日本。美国在中国有害，就独自避开；有利，就共同沾光。日本虽然强大，又怎么能跨越五万里的水陆来攻打它的国家呢？如今因为帮助日本的原因，北面的俄国、南面的法国联手进入东洋。譬如万里沧海，风平浪静，忽然放出万丈长鲸，奋起鬃毛扬起鱼鳍，日月无光，风云变色，水师商客惊恐失魂。而美国也不得不重整军容，增添国债，朝不保夕，与各国强邻逼近的情况相同。然而武备长期松弛，工匠星散，不勤习远略，缺少将才。即使奋发十年，未必能敌得过欧洲强国。而且议院的人心，极难统一，容易安于现状而忽视危险，容易满足于平易而轻视险阻，容易轻视而忽视困难。美国的算计，是得当呢？还是失算呢？美国人应当自己知道了。中国的议论，固然被西方人鄙夷，认为不屑一提。然而中日之事，让无可让，不得已而出于战争，那么中国的失算，乃是应对敌人的军队虽然失败，但并未完全失败。唯独奇怪那五个国家，既然强大又富有，难道缺少通达事理、智谋之士，深明大义的权重之臣吗？于是放任鲸鲵入渊，虎兕出柙，任凭俄国人高视阔步，拍着天下的背而扼住它的喉咙。俄国的势力完整，而万国都残缺；俄国的力量集中，而万国都分散；俄国的谋略坚定，而万国都脆弱。可战可守，可东可西，可进可进。自从有了这场战争，并吞天下的形势就形成了。唉，难道不是天意吗！从今以后，各国的君臣，如果各自私爱自己的百姓，各自私爱自己的财力，那么就只有束手待毙，听任俄国人择肥而噬罢了。如果想要保存自己的宗庙社稷，保全自己的土地

译若能保全百姓，那么为中国谋划，应当追求富裕与自强，急切谋求独立自主。得到贤能之人国家就能治理，只有果断才能成功。然而却如同患有瘫痪之病，若没有人扶持便无法自行站起。为那五个国家谋划，则应当消除旧日的怨恨，重新缔结友好关系。中国贫穷就资助财物，中国弱小就援助力量。华人性格怯懦，不应用过于猛烈的手段来遏制其生机；华人性格迟缓，不应用过于急促的方式去挫伤其志气。华人喜好学习，就用新的报刊书籍来引导他们；华人多疑，就向他们展示极大的公正与诚信，必定要使双方欢欣融洽、毫无隔阂，彼此忘却形迹。不出几年，矿产资源得以开发，农业生产兴旺，工艺技术精湛，商业贸易振兴，轮船铁路通达中原地区，陆军海军在国外争雄。那么天下清明，天空无尘，万国通商，货物流通四海，潜伏的鱼不惊动，飞翔的鸟不惊慌。太平盛世和乐融融，重新看到尧舜时代的日月，这难道不是全球六大洲万国百姓的福气吗？然而这很难实现。

译强兵力（或作《强兵论》）

彭玉麟

后周世宗对侍臣说：“凡是军队务必求精不求多，如今用一百个农夫都养不起一个甲士，怎么能剥削百姓的血汗来供养这些无用的东西呢？”这话确实说得对啊！我朝兵制，每省编设绿营，而同治初年攻克收复东南几省，近来又收复回疆，都依赖历年招募的勇丁，而经制之兵没听说有一支军队足以胜任杀敌取胜的任务，为什么呢？因为勇丁是新招募的，不精壮不收，士兵都是旧充的而疲老未淘汰。然而年力富强、技艺娴熟的人，都不愿当兵而愿当勇，当兵的都是一些市井无赖、衰老疲弱的人。因为勇丁每月有四两多的饷银，即使每年扣发两个月，每月还能得到三两多的银子，而战兵马兵的饷银都不及这个数，守兵步兵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兵额虽然多，跟没有兵一样。查清淮练勇虽然有三千八百多人，但散漫无纪律，疲惫的居多，前任各位漕臣明知是这样，都以为一时裁遣恐怕滋事端，隐忍相安，不加整顿。代理漕督大臣谭钧培任职不到三个月，淘汰了衰弱的，归并到马步各营，顿时改观，已成劲旅。由此可以看出任事在于人认真。直隶绿营改立练军，创自前任督臣刘长佑、曾国藩任职时又重新整顿，成效已显著。各省有仿行而未尽改的，有全行未改的。现在想要改变其积习，不如以绿营为练勇，兼用减兵增饷的方法最为好。常人的情理，勤劳就振奋而安逸就偷懒。绿营一向以防守为名，而且有此疆彼界的区分，而一切筑城凿池、修堤治河等劳役不是他们的任务。而且安居在家，等着做饭吃，眼睛没看过战阵，身体没经过沙场，名义上是行伍之士，实际等同于游惰之民。让他们拿着戈矛衔枚疾走，愚笨的人也认为不可行。如果真仿照练军的方法，淘汰弱的老的，留下强的壮的，列幕居住在城市城墙之上，每天加以操练，如果有工役一体派行，即使有征调不分畛域，那么力气因为越用而越出，技艺因为越练而越精。三年之后，还说兵不强，没有这样的道理。又利益所在，人必争夺，中等人家，每年获得百金就有余。如果能准情酌理，照旧章而优厚增加其饷银，那么一人当兵而居家之事蓄积于此，取盈焉得之可以自赡，失去必至自危，谁不勇于自强，而肯因游惰导致被斥革呢？或许有人说目前饷项支绌，建议者正想要减少。如台红单船招募广东水勇五百名，月饷从十五两到八两不等，现在拟改为额兵一律给银三两，以期节费的说法，万万不能实行。不知道所增加的饷银，就出于所减少之中。如果真使用一兵就得一兵之力，即使裁十兵的饷银来并养一兵，还胜过额多而无一兵可用的情况。昔日武侯治蜀，以减兵而胜魏；岳飞以背嵬兵五百而破金兵，在于多吗？

代上总理衙门书（或作《上总署王大臣书》）

叶文铨

王爷中堂钧鉴：仁廉于前月初旬接到大臣刘坤一电报，传达停战议和的鱼电，随后又接漾电，中日和局已定，奉天省倭寇所得之地均归他们所有，并割让台湾、澎湖及允许京都、杭州、梧州、长沙等处通商，赔偿三万万元。仁廉接阅之后，不知所措，伏地痛哭，熟计利害，寝食俱废以至于累日。私下认为有十件不可行的事：祖宗尺寸之土，不可以给人，割地求和，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一不可。陪都根本，靠近山陵，居住着非我族类，万一震动，怎么安顿先帝的灵魂，二不可。撤除我的藩篱，居住在堂奥，海岸尽失，南北间隔，征调失灵，将怎么抵御外侮，三不可。外洋虎视眈眈，倭寇只是岛国，尚且不能战胜，随心所欲，如果效仿，接踵要挟，中国虽然大，恐怕无以继，四不可。而且京都是首善之地，如果杭州、如果梧州、如果长沙，都是腹地咽喉，外海既无奇险可争，内河倘若又要隘尽据，中国形势竟揽全局，这样设计，意图是什么，五不可。现在只有湘中没有外洋人踪迹，湘民愚直，如果因为见闻短浅，违背朝命，大狱将兴，和议必败，更加端更挟势，又将兵戎相见了。尤其可虑的是，沼江会匪遍伏根荄，借端滋生蔓延难图，想要平定外乱，反而导致内患，六不可。国家赋税岁有常经，年来度支几乎匮乏，如果又增加这个，怎么支撑？剜肉补疮，虽然居家尚且不可，何况国家呢，七不可。总计关内外诸军，每年饷项才及百分之一，移此以征兵，则兵足以胜；移此购械，则械足以胜；即使移此作十年行军计，用以老其师、糜其饷，那区区岛国也必罄其财赋，穷蹙而止。譬如道遇仇者，如果不益兵自卫，反而拿着太阿剑把柄授给他，固宜他得以藉手了，八

译这不可行。台湾、澎湖的矿产被搜刮殆尽，奉天省放弃了富饶之地，海疆割让了口岸，又赔款导致国库空虚，更通过通商让敌国肆意侵夺掠夺，综合计算收支，损失无法用亿兆来计量，而此前征兵购买军械，又造成巨大的亏空，耗费国家资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九个不可行。自古以来，有必胜的将领，却没有必胜的士兵，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决定胜败的道理，在于统帅。综观关内关外统兵的大员，并非没有能取胜的将领；而各路的军队多半是新组建的，锐气正盛，只要调度得当，也并非没有能取胜的士兵。像今天这样的形势，正可以出兵作战了。舍弃作战而谈论议和，这是第十个不可行。总之，战胜之后议和，和约可以达成，也可以长久维持；战不胜而议和，不仅和约不可依靠，就连以后的作战也不可依靠。先前镇南关的胜利，就是前车之鉴。和战的大计，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仁廉只是一个普通的武夫，见识粗浅，凭着愚昧的见解，冒死上言，恳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