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吏治二吏治

译卷二十三 吏治二 吏治

筹停捐三议

李经邦

开征捐纳之例，本是朝廷迫不得已的举措。起初在筹措军饷之中，寄托着忠义之意。虽然仕途混杂，动辄需要千金，这原本不是中等家庭所能承担的。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军饷粮草供应不上，捐纳的章程逐渐减价折收，手持四五百金的人也能一旦当上官吏，所以仕途拥挤，人才过多，而任用人才的人反而不得用人之道。各省大吏虽然也时常参劾弹劾，按理应当可以逐渐清理，没有滥竽充数的人了。无奈捐纳出身的人太多，总计候补人员，从道台、知府直到佐贰官，大省有二三千人，即使是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也有千余人。纵然不能全部给予实缺或署理，但差事的轮转，或许可以借此均沾恩惠，而且借此还可以考察他们的才能，所以太平日久而各局不能撤销，国库支绌而差使不能裁减。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一窍不通，只凭铜臭熏天，大摇大摆地弹冠相庆而来，得以列名于仕籍。他们的志向也不过是借此光耀门楣，向乡里炫耀，为亲戚族人及朋友增添光彩。问他们如何治理百姓，如何报效国家，他们本来是一无所知的。一旦营谋得到官缺，不依靠幕友是否贤能，未能详细考察，而胥吏辈更得以上下其手，像乞丐一样操纵摆布，像沐猴和偃师提线木偶一样被操控，而那些目不识丁却俨然像个官员的人，简直如同尸居余气。他们足以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从前朝廷大臣曾考虑到这一点，于是奏请严格制定考试捐纳人员的章程，这个方法不能说不好。只是朝廷既然开捐准许人们纳资为郎，当初并没有明确颁布禁令，说文理不通的人不准捐纳。现在在到省之日，忽然考试他们的文理，他们一定会说：这跟把人引上屋顶却拔掉梯子有什么区别呢。朝廷不想给人留下话柄，不得不稍微宽容一些，而各省大吏又仰体此意，于是导致宽容而又宽容。所谓的考试，不过是写一份履历，虚应故事，对于文理这一层从不提及，以致仕途庞杂，不能严肃整肃。现在如果不打算整顿吏治也就罢了，如果打算整顿吏治，那么除非永远停止捐纳实官不可。然而国家因为军饷不足而开捐，如果实官的捐例停止，捐纳决不能踊跃，将用什么来充裕国家用度呢？我私下认为永远停止捐纳，不借助国债是不行的。想要借国债，不发行钞票是不行的。想要发行钞票，不设立官银行是不行的。这三项关系到国家计民生，益处实在不小。中国如果毅然实行并参用西方方法，不仅可以永远停止捐纳，而且可以收回利权，谨将条目列于后，以当作浅陋的建议。

一议试借国债。泰西的国债之法，实际上起源于中国，周赧王借民财而不偿还，筑高台以躲避债主，此法于是废弃。泰西则至今沿袭，凡是遇到大工程大役事，无不借国债来经营，债员越多，人心越稳固。遇到外敌侵犯，亿万百姓没有不解囊相助的，数千百万金可以立刻办到。太平时期只要利息有着落，债本也不急于偿还。中国没有开此先例，所以一有兵荒河患，筹划国家计策的人动不动就以开捐为事，致使名器更加泛滥，吏治更加混乱。他们向国家索取的，更比国债的利息百倍。现在想要永远停止捐纳，不如试借国债。只是中国向来没有国债的先例，不妨先借商款作为渐进，打开国债的局面，由藩运两司、粮道、关道等各员各自认借若干万，加上印票，定下限期，指明何项公款作抵押，并由各州县向盐商、绅富、票号、典当商分头劝借，每年认利若干作为正项开销，即由地方官按期给利，分秒不差，以昭示大信，那么国债就成了。国债既成，虽然实官的捐纳永远停止，又何必担心军饷匮乏呢？然而不印行钞票就不能成功。

一议颁行钞票。元明以钞票为虐政，咸丰初年也曾使用但最终未能实行。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在上位者先视钞票比银子轻贱，民间持有钞票的人支取无从，缴还不准，这情同欺骗。西方各国则不然，以钞票为便民之举，有一万两银子，才发一万两的票，丝毫没有什么折扣。钞票能否通行，关键全在于此。从前俄国国库空虚，当局者印造钞票数百万，颁发各处，命令缴纳官项皆用钞票而不用现银，一时间民间争着用现银购买钞票，顷刻间就卖完了，而库中顿时存有现银数百万，不过是一转移之间罢了。中国如果仿效而行，示以信实，要以恒久。凡是钱粮官项，一律以钞票缴纳。倘若库吏户胥有阻挠等情弊，准许持钞者赴官控告，严行议罚，那么刁风自然平息。钞票既然可以通行，就永远停止捐纳。日后如果有急用，也有所凭借而不必恐惧了。然而不设立官银行，那么钞票所行仍然不广。

一议设立官银行。西方各国开设银肆，都是合众力而成。如英国以伦敦所设为总肆，其余都属于分枝。所出钞票动辄以百数十万计，商人以票支取，无不立刻兑现，所以能行之久远。中国想要设立银行，应当先由各省藩库拨存款项印成钞票，仍令巨绅富商承

译充实股本，各自具备连环互保的担保，并立下甘节声明。为首的几个人各自出资本若干，商议招股份额若干，颁发钞票由主管官员转呈详情给总督和巡抚，再咨文户部领取帖文。其银行中的规模也依照西方惯例，以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来区分。有限责任则以耗尽银行中的本金为限，无限责任则在本金耗尽之外，各股东再筹集现银，直到欠票还清为止。每年由布政使查核银行中流通过去的钞票有多少，存放在店铺中的有多少，必须使流通的钞票与储存的本银恰好相抵才可以，否则再行筹集股本。查核之后刊登在日报上公示，使远近都知道，商民自然深信而不怀疑了。银行设立则钞票得以流通，钞票流通而国债可以借到。至于国债可以借到，又何必再开设捐纳的条例呢？所以我说道：想要停止捐纳，非借国债不可；想要借国债，非发行钞票不可；想要发行钞票，非设立官办银行不可。以上三条，在不明白西方方法的人看来，认为与永远停止捐输无关。不知道中国如果有银行通行钞票，那么国家用度不足就可以向银行贷款，指明以什么作为抵押，每年支付利息，其利益仍然归于百姓，比起开设捐纳条例来败坏名器，借洋债来造成漏洞，哪一个得利哪一个失利，不用等聪明人就知道明白了。现在中国虽然有银行，而钞票通行尚未广泛被允许，应当切实整顿去除弊端兴办利事。一旦真心为国的人兴起，那么实行这些措施则富强可以立刻期待。至于虚衔封典，似乎与实官有别，不妨仍然设立局所收取捐纳，使携带资财的人得以实现显扬亲族荣身的心愿。恭敬地陈述意见

译论捐纳实官的祸害

杨毓辉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凭借资财担任郎官，《汉书·食货志》记载命令百姓缴纳粮食以补任官吏，捐纳的制度由来已久。到了我朝招募民人担任知县以来，也时常开放捐纳条例，借此筹备京城和地方的军饷粮草，这原本是朝廷万不得已的举措，所以都是暂时实行而非常规制度。如果长期实行弊端必然滋生，不但对军饷没有补益，反而损害国家大计。因此，我们宣宗、文宗皇帝登基之初，首先停止捐纳条例，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美谈。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战事，军饷需求浩大，不得已顺从朝廷大臣的请求，才又实行，推广捐纳条例。本来就知道开放捐纳不是历代圣皇的本意，然而如今征收的数额未见盈余，仕途却更加庞杂。曾经考察乾隆年间的常规条例，每年捐监生、捐封典、捐官阶等项征收银两三百多万两。如今捐纳条例既然已经折减以示招徕，而每年户部征收银两却不及一百五十万两，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名位器用贵重，则虚衔更加觉得荣耀，即使多花费也毫不吝惜；名位器用泛滥，则实职不难迅速获得，即使减少数额也未必乐意缴纳。人情大体如此。自从近来军务结束，军饷需求大大减少，如果说国家缺少这几十万两的经费，我有理由知道这不是事实。近十年来捐纳途径增多而吏治日益败坏，吏治败坏而世道变迁更加急迫，世道变迁急迫而财政支出更加窘迫，财政支出窘迫而捐纳途径更加增多，这是招致混乱的政治。处在今天想要肃清仕途，澄清整顿官场，确实以停止捐纳为第一要义。有人说各省的军饷虽然大大减少，但户部的国库仍然短缺，停止捐纳则经费从哪里出？我认为法令长久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变通的方法确实不容迟缓。其方法应当保留封典、虚衔以及捐贡生、捐监生而已，其他实职、杂职以及升衔、加级等项，一概不开放捐纳，永远停止，并且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像从前那样刚停止又开放的情况。自从人人都知道名位器用值得珍贵，那么户部征收的数额也就不会过于短缺，国家大计没有丝毫损失，吏治有澄清的好处，仕途没有冗杂的现象，京城和地方有疏通的意味，转移局势的关键不是小事啊。国家任用贤才没有固定方术，科举出身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贤才，捐纳出身的人难道全都是不贤吗？然而科举人员虽然不一定都廉洁，但自念读书考试历经数十年的辛苦，偶然得到一个官职，一旦因为贪污被免职，那么所得不如所失的大。即使不贤的人偶尔萌生贪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做。在外省，从道员、知府直到佐杂等官，都准许捐纳。丞佐杂职，还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只有道员监察数个郡县，知府表率一方。州县一官，寄托着地方，寄托着百姓，寄托着城池府库，寄托着钱粮征收，责任尤其重大。自古没有不慎重选拔地方长官而能治理天下的。那么缴纳资财晋升，也不宜看得太轻。如今拿着几千两银子的本钱，俨然成为数万百姓托付性命的官员。他所花费的不多，得到本来容易。一旦出任治理百姓的职务，无不肆意施行搜刮之谋，作为取回成本的办法。稍微侵吞一点，已经超过原来捐纳的数额。等到宦囊已经饱足，即使是捐纳的知府、道员大员，比起作为循吏而以卓异等待升迁的人，不是更快捷吗？纵然被发现，严查重究，参劾革职查抄，而所侵吞的款项已经无处可寻，而他已经成为富家翁了。国家所依赖的，只有正常的钱粮，捐纳不过是补助于万一。如果这样，表面上捐纳，暗中亏空国库，通盘计算，是从捐纳得到的少，而从国库失去的多。都是因为捐纳一个实职，所花费的不多，有力者的子弟沿袭争相垄断，无力者借贷而至，容易取回成本。官员不安于低微的职位，士人不安心读书，众人的意志纷纷趋向利益。难怪他们只考虑到州县的钱粮，而没有考虑到地方的百姓。以本钱求取利益，想要他们自爱，怎么可能呢？这其中的缘故，不是开放捐纳的祸害，而是实职的祸害，明明白白了。从前军饷浩大，设立局所开放捐纳，一切朝廷确实出于不得已。眼下灾荒歉收间，听说军需稍微减少，关税还可以弥补，海疆平静，河流顺轨，京饷也能全部解送。似乎应当权衡轻重而斟酌去留，或许能够清肃仕途而整顿官场。从前阎敬铭在户部时，详细知道铜局，每次收入出于封典职衔贡监生的占十分之七，出于实职官阶的确实占十分之三。如果统计一年收入不过一百多万两，其中报捐实职的尚不及一半。然而缺少这几十万两金于库款，应当没有损害。应当将实职有关吏治的赶快停止，其余事例只有封典职衔与捐贡监生的不妨暂时保留。所去掉的只是一时的小利，所坚持的确实是图治的大根本，关系实在不浅。

富国不在捐纳论

孙兆熊

大抵天下的事情，不外乎利与害两端。利害相反而实际上相互依存，利于此必然害于彼。利于轻或许害于重。如果只贪图其利而获利，不考虑其害，最终利的所见日益减少，害的所见日益增多。像捐纳实官就是这样。查考纳粟的举措，本来不是善政，只是因为战事兴起而后国家用度日益繁多，正常赋税的收入不足以应付财政

译支，于是便开启了捐输的先例。捐输的种类也不止一种，为了军事防备而设立的叫海防捐，为了河工建设而兴起的叫郑工捐。天灾流行，赈济所需的资金无处筹措，于是又有各地的赈灾捐。近来，虚衔封典以及各项实缺官职，都允许按比例折价缴纳。凡是家资富足、渴望显赫荣耀的人，无不慷慨乐意捐献，希望以此邀取荣宠。而捐献实缺官职的人缴纳的款项尤其多，似乎对国家财政并非没有裨益，又何必轻易议论停止捐输呢？

虽然如此，用道理来衡量，用情理来推究，不停止虚衔的捐输还可以。至于捐献实缺官职，不仅应当停止，而且应当永远停止。因为如果只是一时停止，祸害虽然消除却仍然会滋长；如果永远停止，祸害既已泯灭就不会再萌发。而且其中的利害也应当辨别，如果利益的数量远远超过祸害的数量，说不停止还可以。即使祸害的数量仅仅与利益的数量相当，说不停止也可以。

然而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所获得的利益不过只是稍微帮助一下国家财政，试想上天蕴藏的财富，大地所储藏的资源，足以供给国家财政的，难以用恒河沙数来计算。如果真能精心考察，用心讲求，哪里不可以获得丰饶，哪里不可以谋求富足？为什么一定要依靠捐输来求取利益呢？况且捐献实缺官职不停止，它的祸害正是无穷无尽的。

自古以来，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从前孔子见到繁缨这种僭越礼制的行为，尚且加以讥讽。官职，对上承接朝廷政令，对下宣导教化，是国家所依赖的，百姓所仰望的。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政令简省、刑罚清明，可以达到最好的治理；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就会徇私舞弊，遗留很多祸患。现在既然可以通过捐献获得，那么不贤的人必然众多，欺诈妄为的人必然很多，名位器物未免太过泛滥，这就足以损害国家体制。

设立官职原本是为了保护百姓，而捐献官职的人却只知道剥削百姓、削减百姓的利益，榨干百姓的脂膏，搜刮百姓的财物。这些人大多是市井之徒，读书既不成器，经商又苦于计算不精，于是千方百计借助亲友中有势力的人筹措捐资，等到有了进项加倍偿还，或者四六分成，这是他们起初捐献的本意，本来是为了谋利而来，又担心时间久了或者遇到事情被弹劾，于是趁着机会苛求勒索，无所不为。等到上级官员察觉，弹劾他们时，他们的私囊已经饱满了。这就足以危害百姓生活。

官员是否有能力，事前虽然无法得知，但必须具备气度、见识、学问这几项，擅长其中一项，才可以居于百姓之上。捐献官职的人大多学识全无，等到上任，自念胸无点墨，事事都让幕僚代为处理，自己只有饮酒作乐，享受清福罢了。幕僚知道他们这样，于是舞弄法律、玩弄文字，肆无忌惮，而政事就无法问津了。这就足以危害政事。

近来保举以及科举出身的人员，已经觉得拥挤，往往等待补缺十几年都得不到职位。现在多财善贾之辈相互倾轧，一旦有空缺出来，不论班次先后，捐足花样的人就可以先补缺，而一两个干练有作为的人才反而落在后面。黄钟被毁弃，瓦缶争着鸣响，豪杰们未免灰心丧气。这就足以危害人才。

子夏说：“学习优秀然后做官。”这是说做官必须从做学问中来。现在那些纨绔子弟，平日只喜欢游手好闲，何曾有过学问？一旦捐献几百两或几千两银子，就能获得显赫荣耀。那些出资尤多的人，立刻可以领取凭证赴任，所以早上还等同于平民，晚上就位列官职，过了几个月，俨然手握印信了。问他们律例则不熟悉，询问民事则不知道，却想让他们措置裕如，怎么可能呢？仕途如此庞杂，这就足以危害官方的秩序。

恣意暴戾，也足以干扰天地的和谐，而招致疫病之气。历来贪官污吏，记载在史册中，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现在捐献实缺官职的人，既然都是豪富，那么向来本就有骄傲之气，一旦居于官位，必然更加横暴过度，峻法严刑，都不可避免。这就足以危害天地之和。

祸害如此之大，而所说的利益又如此微小，那么停止捐献实缺官职的提议，难道可以不毅然实行吗？停止捐输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不如惩戒前事，不如谨慎后患，不如借国债来弥补不足，集合公会来使有余。请详细陈述。

什么叫惩戒前事？开捐已经很久了，一个官员捧持文书上任，捷足先登的人不知有多少了。

译现在想要停止捐纳制度，就可以堵塞后来者的途径；但是先前已经捐纳的人，绝对不能让他们罢免职务，那么也只有设法惩罚他们，以免他们危害地方罢了。惩罚的方法在哪里？一在于考试。将捐纳出身的所有官员，一一查明，由总督、巡抚定期考试，不准借故推诿；倘若临期不到，据实参劾，不予宽恕。届时考核律例以及时务等论述，考取的人各自回到本职，未考取的人定下处分，那么侥幸得位的危害就可以消除了。二在于察访，考察他们的品行，访查他们的名声，如果确实是精明干练、勤政爱民，准予保举，以表示鼓励。那些贪污不称职、浮躁狂妄多端，以及怠慢审理诉讼、糊涂用人等情况，即使已经考取，也严格上奏参劾，那么无德行的危害就可以避免了。这是惩前。什么叫毖后？过去的事情无法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来得及。从今以后，凡是道、府、同知、通判、州、县、佐杂等职位，只可以捐纳虚衔，不准捐纳实职，将捐纳实职的章程永远停止，那么大富商虽然有很多钱财，也得不到官位。从此在位的官员，一定没有鄙陋野蛮、骄傲狂妄等官员，而民间不至于遭受他们的祸患，爵位俸禄不至于过于滥授，可以杜绝无数祸端。这对于大局的影响，难道轻微吗？这是毖后。然而，那么借国债来弥补不足，该怎么办呢？捐纳既然停止，捐款必然减少，不借国债来弥补不足，就不能充裕军饷需求。西方各国都有国债，计算英国三千五百六十兆，法国六千二百五十兆，德意志一千兆，奥地利二千四百八十五兆，俄国三千六百兆，意大利二千二百二十五兆，大吕宋国一千二百零七万五千。既然各国都有国债，中国又何妨试行？但是洋债最为漏损，不如借民债。想要借民债，应该制造钞票，先在京城设立总银行，其外省交通要道、贸易繁盛的地方，都设立分行，明确制定章程，昭示远近，制成钞票，推广颁行，那么国家用度自然充足。统计国家用度每年需要六千多万，如果制造三千万钞票与宝银一起使用，凡是发给兵饷、支付养廉银都用它；至于征收厘税、缴纳钱粮，也允许民间用钞票上兑，自然可以上下流通，财政充裕。况且钞票之举，各国都能实行，难道唯独中国不能实行？古代尚且可以实行，难道唯独现在不能实行？关键在于有合适的人罢了。有合适的人，那么弊端没有不消除的，利益没有不兴起的。那些捐纳的条例虽然停止，而军饷需求自然充裕。这是借国债来弥补不足。然而，那么集合公会而使有余，该怎么办呢？捐款既然减少，凡是足以充裕饷源的，都应该大力整顿。整顿的费用，也必须先筹划，那么集合公会就已经开始了。一是官会，一是民会。官会每省设立一个会，由藩司妥善制定章程，广泛劝导，以品级的高低确定入股的多寡。凡是实任的官员，一品每股交银五百两，二品每股交银四十两，三品每股交银三百两，四品每股二百两，五、六品每股一百两，七、八品每股五十两。只有知县则上缺交银一百五十两，中缺一百两，下缺五十两。那些一人想要交数股的听便，京官确实无力缴纳的也听便。民会每省设立一个总局，再在各郡设立分局，以便商民往来，并且资助劝导。其方法应该区分上户、中户，上户每股二十两，中股每股十两，但是不愿意的也听便，不可强迫。凡是交股的发给凭单，利息折子允许他们年终领取利息。统计二十多个行省所筹集的款项，必定为数不少。款项集成后，派遣诚实正直的官员经理，专门兴办地利，如开垦、养蚕、挖掘开采五金，以收取自然的利益。又应该建造铁路，凡是商务兴旺的地区，酌情开筑，如上海到苏州、杭州，汕头到潮州，香港到广州，天津到通州，烟台到省城，宜昌到重庆，远不过数百里，所费不多，轻而易举，又是商贾的要道。造成后利息必定丰厚，不难逐渐推广。如果这样办理，那么每年必定有余利，分给交股的人，上下相互资助，官民共同受益，确实是富国富民的一大关键。由此看来，可知中国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其军饷可以筹措，财富可以致取，实在不仅仅在于捐纳。与其不停止捐纳以危害天下，确实不如停止捐纳而另外筹划善法，以充裕军饷反而可以有利无害。谨献刍议，伏乞宪鉴。

停捐四美论

杨毓煌

太严重了！捐纳条例开启而仕途混杂，捐纳实职兴起而爵禄轻贱了。那些积累学问、研究经书的士人，读书十年，涵养正气十年，然后凭借他们的家学修养，作为朝廷的贡举。开始在县里考试，继而在府里考试，最终在学里考试。经历几场辛苦，才获得一个生员资格。由此而乡试，由此而会试，由此而殿试、朝考，在数万人中选拔几百人，使他们能够出仕治理百姓。上面认为为国家宣扬功业，下面认为为百姓寄托性命。这是下面的人得到官职，多么困难！上面看待官职，多么重视啊？所以做官的人，大都学识深厚，才略优裕，都从学习古法而来。而

译劣等官员必定减少，自从捐纳实官的条例开设以来，不考核学问，不询问才识，不考察志向趋向，不访查名声声誉，不需要保荐，不必等待年限，只要缴纳千万两银子兑换，立刻就能占据官位，掌握官印。这样，下级获得官职是多么容易？上级看待官职又是多么轻贱？而官员的冗杂因此日益增多，如果不赶紧停止，怎么能够振奋士气、整肃官场？况且停止捐纳有四方面的好处。西方国家设置官职，与中国不同。就以海防武职为例，无论是世子、王公的儿子，初次任职必定从水手做起，逐步升迁，所以担任提督、统领的人，都是从水手做起的。从来没有通过捐纳获得官职的情况，其他各类官员也是如此。西方人曾经因此讥讽中国，说中国轻视官职而看重钱财。现在如果停止捐纳实官，可以杜绝外国人的嘲笑，这是第一点好处。西方人又说中国地大物博，致富的方法比他们国家多几倍，却因循守旧，怠惰成风，事事推崇古代，不敢超出古人的范围一步，导致财政日益匮乏，筹集军饷十分艰难，只急于卖官来供给开支，怎么能转弱为强？现在如果停止捐纳，让外国人知道中国力图振作，永远革除捐纳的弊端，那么各国必定尊敬中国，没有人敢肆意提出要求，这可以说是“战胜于朝廷”，这是第二点好处。名位和器物，是国家应当重视的。即使国家财政困难，但官员守护土地、管辖百姓，责任不轻，关系重大，也不应当让无能之辈滥竽充数。当太平天国和捻军交战，朝廷军队所指之处，用饷无数，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捐纳实官以救济时艰，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太平日子已久，而捐纳的条例依然没有停止，未免有损体制。所以必须停止捐纳实官，足以尊崇圣朝的体制，这是第三点好处。开设捐纳以来，积弊日益严重，士大夫们大都能说清楚。现在如果永远停止实官捐纳，各种积弊都可以一扫而空，百姓可以安定，地方可以治理，这是第四点好处。这就是捐纳实官应当永远停止的原因。虽然如此，想要停止捐纳实官，尤其有两点需要审慎考虑：查海防捐例，专门为了海军经费，如南北洋将领、委员、兵船水手及一切开支，大半依靠捐纳来供给。如果停止实官捐纳而不另筹良法，又恐怕费用没有来源，将如何巩固海防？这是我以为需要审慎的第一点。其余各项公用，虽然不完全依靠捐纳，但依靠捐纳的情况也未尝没有。一旦停止捐纳，远大的良规虽然确立，但眼前的国家财政仍然艰难。这是我以为需要审慎的第二点。既有四方面的好处，又有两点需要审慎，我反复思考，认为不如设立银行，以夺取外国的利权，以充裕中国的财政。这样即使停止实官捐纳，经费仍然有来源，大概不至于有财政不足的担忧吧？应当请求奏定，命令有关部门核议，将各项实官永远停止捐纳，另设银行以充裕国用。设立银行的方法，应当参用西方方法。查西方银行创始于苏格兰人约翰·劳，西历1716年，在法国巴黎开设银号，获利巨大。到西历1718年，才改为官办。近来各国没有不设立银行的，利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练兵用饷想要筹集巨额资金，朝夕之间就可以得到，国势日益富强。中国不是这样，银行的利权都归于商人，西方商人的汇划庄每年获利颇巨，对国家没有益处，甚至将中国的利权让给西方人，如汇丰、麦加利等银行，每年从中国获利不下千百万两。这正像满屋散钱，不串成一串，虽然财力丰富，常有临渴掘井的劳累。现在不如选择各省通商大埠及交通要道设立官办银行，以救济紧急需要并收回利权。今天练兵防海等各项要务，哪一项不需要巨额资金？与其在临时时反复开设捐例，不如在平时积累而永远不开捐例？推而广之，关税、厘金、地丁、漕折，一经征收储存，就变成死钱，甚至供经手人私自折价牟利使用。倘若创设银行，一切归其汇兑，那么没有死钱不变成活钱的道理。应当由部中提出巨额资本，让西方商人合力合办，即让西方商人担任董事，另外派遣诚实正直的人员担任总办，并参照先例在各国首都设立银行，那么获利丰厚可以确信，足以使国家财政无穷无尽地充裕。一旦有大工程、军务，也可以由银行接济，随后陆续归还，其便利程度如何呢？谨此议论。

译限制任职年限

郑观应

礼制规定，大夫七十岁应当退休，这是用来表示优待和礼敬老臣的。古人三十岁成家，四十岁出仕，五十岁强力任职，六十岁年老，七十岁挂起车马（表示退休），这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通例。四十岁称为壮年，学问已经成就，阅历已经深厚，所以可以出仕担任事务；七十岁称为老迈，精力逐渐衰退，难以胜任艰巨的任务，恐怕有时因此耽误公事，所以收敛身心而退隐，避开贤能者的仕途，警戒白吃饭不做事。汉代二疏（疏广、疏受）知足而告老还乡，被写入歌咏，传为美谈，这足以作为士大夫的楷模。后世这种风气稍不及古人，接连出现留恋官位的人多，挂车退休的人少。我查考乾隆二十二年规定，部员五十五岁应当详细加以甄别，三十三年又改定为六十五岁，但必须切实执行，不要稍有偏袒徇私。所谓甄别，就是担心他们衰老不能任职而罢免他们，所以有告老还乡的条款，有保留原品级退休的例子，这就是所说的“能贡献力量就任职，不能胜任就停止”。高宗皇帝治理的隆盛媲美唐尧虞舜，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中兴以来，保举的途径混杂而逐渐泛滥，捐纳制度既然开启，仕进的门户越来越多，而且分歧复杂，到了今天，有堆积柴薪（后到的在上面）的趋势。虽然内外臣工屡次有疏通的奏章，但终究没有疏通的好方法，没有力行疏通的实际政令，那么疏通的实际效果也终究不可能实现。那么好方法是什么呢？仍然不外乎斟酌限制年龄的典制，严格遵守祖宗详细甄别、警戒偏袒徇私的圣训，并且切实执行，这样就可以罢了。四十岁开始出仕，三代以下大概不能拘泥。顾亭林曾经有二十岁应试、三十岁做官的建议，这种说法，适中没有弊端，很可以参考实行。现在的仕进本来不仅限于应试一条路，我私下认为，应试的年龄可以以二十岁为标准，做官的岁数应当以三十岁为定准。那些保举、捐纳两条途径，也应当斟酌确定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以三十五岁作为做官的标准，那些列入保举的岁数以及捐纳的年份，也一定要以二十岁为限。保举限制之后，加上十几年阅历，然后让他们任职办事，大概可以有功效。至于退休的年龄，应当恭敬遵照高宗制定的法律，以六十五岁为限度，那些没有达到年限的，应当在任期届满之日甄别去留。本朝定制，甄别每年进行，等到三年，又有内部的京察，外部的大计，所以谨慎名位、警戒窃据职位的人，已经非常详细严格，只是担心奉行故事，不能认真办理罢了。现在详细请求退休的条例，除了世袭爵位的宗亲不计算外，那些有重大功劳占据高位的人，年龄到了七十岁，就应当奏请退休。朝廷赐金赏荫，准许作为告老还乡的老臣，或者给全俸在家居住，岁时奉召参加朝请，备顾问。如果有军国大事，也可以酌情垂问，准许他们参与议论，其余事情一概不必劳累他们的身体，这是用来表示国家养老尊贤的意思啊。低于这个等级的，六部卿寺以及内阁部属等官员，到了年龄限制就罢免，而疆臣司道以及府厅州县各亲民之官，责任繁重，尤其不适宜以衰老之年作为贪求私利的打算。夜间行走不停止，古人深深警戒，也应当严格规定年限。督抚以七十岁为限度，赐金催促退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官，就应当以六十五岁为限。到了年限不告退的，就请求罢免他们，准许他们保留原品级在家居住，或者退为乡三老之类，稍微给津贴，用来表示体恤他们。文理优长的，或者聘请到书院，或者提调书局，投闲置散，这样没有不适宜的。士人年少时在家修身，壮年时在朝廷贡献，既然没有致君泽民（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宏伟抱负和才能，就不是朝廷必不可少的臣工，也不是地方必不可去的官吏。抚心自问，窃据职位苟且取禄，只为子孙打算，官衙不是养老院堂啊。像这样的人，难道安心吗？然而竟然有人安然处之，而举世没有人非议，亲友不相劝告，这是由于仕途的泛滥，庸吏的众多，恒产的缺乏啊。古代做官的人，有的起自田间，有的升自学校，有的举自商业，这些人都有故乡游钓的地方，生产的生计，罢官而归，在林泉养望，不失为德高望重的老人。现在不是这样，侥幸进身的门路多，以做官代替经商，出来本无家业，回去则壁立家贫，积弊以至于以官为家，相效尤而仕途几乎不堪问了。况且本朝用人，首先重视资格，极少破格超迁的举动，所以宦海成功显达，大半在老大之时。他们因为积劳多年，刚刚得以循资升进，难道有不认为自己的职位很重的人吗？认为重，那么想退的心减少，想进的心旺盛了。又这些人初居下位，奔走艰辛，等待很久才出来，一旦得以担任高爵，亲故阿谀，百官趋奉，贿赂日进于门，声色竞起于后，难道有不认为自身快乐而辗转贪恋其权势的人吗？贪恋，那么患得的心重，而患失的心愈重了。这就是为什么二疏的高风，竟成千古绝调啊。虽然这些人自己打算，确实工巧了，得到了。如果国家的仰望，臣邻百职，本来想与这些贤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现在却以官绶的荣耀作为这些人娱老的工具，任官惟贤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不如规定年限，严格甄别。做官的人既然自己昧于廉耻，国家要不得不保全他们的廉耻，到了年龄就罢免，

译任期届满便回国，以示与被罢黜不同。不给予难以忍受的处境，那么接受的人便没有愧色。虽然门庭冷落可至罗雀，年老色衰令人感伤，但终究也不值得惋惜。至于武职人员，无论水师、陆军，其将领年龄超过五十岁的，一律必须退职回乡；军士年龄达到五十岁的，也免职不再任用。这是泰西的通行惯例，实在是军政的重要谋划。我们亟需整顿的，还有出使这一途径。以往被选为出使大臣的人，很多已是迫近晚年，纵然精神尚显矍铄，但数万里重洋的风涛瘴雨，蛮荒之地的水土，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怎能承受？所以往往有回国便请求退休的人。远行三年，刚能透彻了解洋务，却已日暮途远，也难以再让朝廷驱策效力。国家仍然不能得到他们的大用，那么在最初选派时，为何不更加谨慎呢？

译剑华道人附论说：“读这篇关于限制任职年限的文章，可以说从根源上剖析利弊，见解深刻透彻。但我私下有所担忧，就是担心年限申报恐怕有不实之处。我早年参加县试，刚满十九岁，报名赴考，就以十九岁注册。旁观者都笑我愚蠢。有人说：‘为什么不少报几岁，为将来打算呢？’我愤然说：‘唉！这是什么意思？赴考是步入仕途的开始，考试是国家的重大典礼，怎么能在步入仕途之初，就存有欺骗君主的心思？那么将来什么事做不出来？你们为什么不引导我？’我以正直的态度告知他们，他们嗤之以鼻而退去。我心里暗暗疑惑且奇怪。接着询问至亲密友，才知道赴考的童生，没有不减少年龄来报名的。不久涉足官场，又才知道保举的能干官员，捐纳出身的仕宦，没有不多报年龄的，都是为了将来任职调任时，规避考核大计。唉！像这样即使限制年限，怎么能得到真实的年龄？然而如果能够像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在步入仕途之初限制年限，必须二十岁才应试，必须三十岁才任职，切实执行，那么也可以没有忧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常人的看法，图近不图远，入仕的年限有限，那么即使未到年限的人，也一定会多报岁数来凑足年限。开始申报的年限，就是日后退休的依据，可以按年计算。无非是到了年老时，又想为减少年龄做打算，那么贿赂吏部书吏可以更改，嘱托学官也可以更改。这必须应当以初次入仕的年限作为确定的凭证，无论正途还是异途，正途入学之初，异途得官之初，造册呈报吏部后，不归吏部书吏收管，另设一个正异途士官年限司，选派严正的司员亲自管理这一类档案。又规定凡是申报年龄的数字，都必须大写为壹贰等字，不得写成一二这样的简笔字。凡是年龄数字上不得挖补墨改，不符合格式的驳回，令其更正重写。申报进去后，除了抽换全文，就不能作弊了。这也有一种方法，就是命令该管司员按照其初次申报的原文，只记录官衔、籍贯、年龄的册子，用骑缝印的册档红格簿登记，每省归入一档册，京官也另为一档册，编明页数，作为存查的实证，那么前者不能预先作假，后者不能抽换更改。唉！至于防范士大夫作假，必须如此穷尽手段，才能阻止他们不肖之心，革除他们欺瞒的态度，那么吏治终究不可救药，而仕风又哪一天才能恢复古制呢？唉！

请擢用优贡疏

官文

臣私下考察历代选拔士人的方法，不外乎选举、考试两条途径。战事兴起以来，议论者大多担忧科举的弊端，请求变通的方法，于是有开设特科选拔人才的建议。臣认为，我朝立法本意包含周代汉代乡举里选的制度，那么优贡这一途径就是如此。科甲登进都是糊名，拔贡考试也重视文艺。只有优贡由各学出具考语，并将品行优异的各项内容造册申详学政，访查无异，先行送部，又会同督抚一起考核，选择文行兼优者联名保奏。三年一次，大省不过六名，中省不过四名，小学不过二名。其查考极其详细，其举荐极其慎重，还担心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历经议准，任职空缺没有滥竽充数，而且是在学政任期未满之时，其接任不久尚未真正了解者，等到下一届。这是皇上分遣近臣巡视各省，对于考取优贡极力慎重的本意。然而年久成俗，只是凑数取举的多，不经意，得到的人也不以为荣。推究其根源，由于朝考之时，向来沿袭旧例，一概将二等优贡诸生置于无由自见之地，那么只是徒然为贡监中增加一个名目而已。臣愚以为今日访求人才，与其另外设立特科，何如就优贡旧章核实举荐，务必选取乡党无间、名望都优的人。如求将才，即可访求通晓韬略的士人；求史臣，即可访求习古通今的人；求博学鸿词，那么诸生中岂无博雅之才；求孝廉方正那么诸生中自有笃行之士。所举人数少，真才易得，时间充裕，采访自然周全，严定举主的赏罚，使日后得以参考，明示求贤的详细慎重，使州郡都树立风气，那么举荐必定是合适的人。章程只沿用旧制，无需烦扰特科，而都能得到人才了。只有朝考之日，似乎宜仿照拔贡章程，也在殿廷考试分别擢用，立即给予出身，或分京外之班，或授予佐贰之职，使品学优长者得以自我约束，互相观感，学校中更加自我砥砺了。臣等再三商酌，意见相同。伏愿皇上下令吏部妥议章程，以资激励劝勉，而收得人之效。谨合词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一曰严课州县以责成

陈

牧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牧令得到合适的人，那么疆吏坐享其成，而天下就治理好了。汉宣帝有言：“与我一起治理天下的，是那些好的二千石官员吧？”令天下牧令中的贤者，练达有操守，实事求是，固然不乏其人；而怯懦庸碌，公事积压者，也时常可见

译应当严格督促考核，不得用空洞的文书详细上报。请命令地方长官在到任后，定期下乡，携带地图志书，轻车简从，巡视境内一周。所到之处，延请当地士绅和老人，询问百姓疾苦，以及一切利弊所在，采访记录入册。再恢复召伯“茇舍”（露宿野外）的旧典，就近受理诉讼，案情较轻的，立即审讯结案；案情重的，才令当事人到县衙对簿。回到官署后，选择那些应当先行禁止革除的、兴办的事项，前往议政院集合商议，制定条例。其筹办的方法、年月期限，在三个月内详细上报。这是针对各处地方情形不同而言的。还有全辖区应当一律遵行的，共有六件事：考察教官举报优劣的标准，劣者有三类：地痞、讼棍、猾吏。查实后不要立即施加刑罚，勒令他们出具改过自新、现在从事何种职业的甘结（保证书）。有再犯的，依法惩处，不予赦免。这三类人应当将他们的名字张榜公布在衙署门口，十年没有再犯，才消去其名字，以恢复他们的廉耻之心。只有猾吏应当终身禁锢，永远不准改名重新入册任职。这是除暴的方法。劝善的方法，也有三类：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卓然成为人师；孝顺父母、和睦宗族，独自敦厚古道；急公好义，极力激励颓废的风气。访查确实后，选择特别突出的表彰其家门，逢年过节慰问，以示优待。到任后一律造册上报。这三类都是指举人、贡生及平民以下而言，如果是绅士官员，本来就不需要激励劝勉了。年终将兴办革除的各项事务，各自造具四柱清册，汇总详细上报存档备查。任期届满而应当办理的事件未完成的，协同新任官员留任办理。交接卸任后，不得立即返回原籍。如果这样，那么州县就没有不兴办的利事，没有不完成的事情。三年之后，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人才兴起，地利开发，富强的方法就在这里了。近日官场积弊，地方长官卸任后，盘查款项一清，就可以置身事外。任内兴办革除的事宜，一切听任后任处理。履任的新官，大多自己更换局面，对前任的事置之不理，往往功败垂成，非常可惜。更有把官职当作市场的人，快到任期届满时，尽力推举公论，希望以善后作为长期任职的计策。所以应当在禀报时，观察他任职时间的长短，考核功绩的深浅，作为判断批准的标准。近日官场习气太深，嗜好太重，都足以危害风俗人心。平庸的人把官职当作传舍（旅馆），贫穷的人把官职当作利薮（聚利之所）。名义上是知州、知县，问起兵刑钱谷，都说自己是平勃宰相之才。在任十年，有不知道地方疆域面积的；终年有不上大堂办公的。酣睡晚起，终日昏昏，如同登场的傀儡。穿衣洗漱需要人伺候，吸食鸦片，打马战牌，装腔作势，写些官样文章罢了。唉！剥削百姓的脂膏，伤害国家的元气，最终也会自断绝自己的后代。习俗所移，贤者不免，醉生梦死竟然没有醒悟。说他们贪婪的可恨，平庸的尤其可怜。按照我的说法推行，将一年即可见效，三年就有成就。那么您造福于天下国家的，哪有尽头呢？

译一曰分任佐杂以策末秩

陈

如今的州县长官，并非全都不贤能。那些拘谨小心的人，也能留心公务。只是他们担心处分和考核，耗尽心力，处理文书，战战兢兢唯恐不得当。半夜多次起身，就像永州人所说捕蛇那样，不过是为了钱粮和刑狱这两件事罢了。其他的利害关系顾不上考虑，也没有闲暇去考虑。说知州之下有同知、判官，知县之下有县丞、县尉，在当今更是闲散冗员中最突出的。然而朝廷的命令所在，不能立刻裁减，应该顺势赋予他们事权，分担州县的职事，以激励副职的精神，把赘疣变成臂膀手指。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如今判官、县丞、县尉、主簿的官衔，都兼管水利、河防、盐粮、驿务等名目，但考察他们实际治理的事务和每年的俸禄，竟然不能与州县吏争得一天的利益权力，难怪他们低头憋气，坐在私衙里打屈棒，甘愿做豪富的奴隶。州县四季虽然代为申报有无，擅自接受民情诉状的结状，但这只是具文而已，并非真实事务。他们既然不能自重，朝廷大吏也就把他们视为不太爱惜的官员看待。杂流官员的败坏，至此已达到极点。人只要有一命之责，就应当为朝廷发挥一点长处，怎么能让其逍遥闲散，终日吟咏松树，养成无用的身子呢？更严重的，简直是戴着官帽的狼虎，放纵他们去搏噬平民，令人恐惧。法度穷尽则需变革，这是我所期望执掌国政的人做到的。

教官在当今，也是赘疣。应当责成他们征收文献，举报优劣，有不实不尽的，按例论处。

一曰酌提羡银以济同官

陈

古代实行封建制度，分田制禄，做官不出乡里，身负一命之责，就能俯仰宽裕，上中下士的俸禄依次递增，无所谓缺额的肥瘠，实际上也不必计较。如今则不然，候补的官员，远的万余里，近的也不下数千里，倾家荡产，携带家室，辗转奔赴省城，一年到头得不到差事，那么富的借贷，穷的典卖，侥幸得到缺额了。而初任者往往多被试以简缺，盘项先亏，责令后赔，前私债既已充满，加上公项，公私交迫，进退狼狈，寿命不长，连累妻儿，宦海蹉跎，如同堕入鬼道，叹息可悯。那缺额肥美的，一人奉公，百家仰食，如同屠沽张市，并非不热闹，只是供人饱食，名义上虽然优厚肥美，渗漏也很多。那么如今的宦途，无往而非荆棘，已经非大加厘剔而调剂不可。缺额的肥瘠，各省不同，各郡也不同，陕甘云贵最为瘠薄，而容易得到缺额，江浙多优厚而难题补缺，但颇易得差，豫闽山东以及四川多属中等，广东台湾近经厘定，渐渐不如从前。至于浙江的嘉湖等县，江苏的上海、南汇、华亭、江阴，安徽的宣城、芜湖，湖北的汉阳，陕西的临潼、宝，有与简缺相差二十多倍的，怎能避免臣朔侏儒的感慨？这都是就见闻所及而言，并未见有文书墨迹，尚属道听途说，但倍蓰之理则确实存在。请札饬各州县如实申报羡余，分上中下三缺，下缺免议，中上缺酌提羡余解省归公，以救济候补人员之用。忆左文襄公巡抚浙江，曾将漕粮耗羡大加裁革，仅留少许归入平余，解省充公，州县今日的挪移，即不免他日的亏空，将来公捐私垫，仍皆取自同官，与其摊赔于后，何如推解在先？肥缺既经上司抽提，那么投靠者自然减少，一切无谓浪费的应酬，也可以随之大减，通盘计较，捐项或许不多，似乎也是实心报国者所不指责的。人当儒素穷居之时，量入为出，可以守昔贤一介不取不与之节，但分金多取，鲍叔不以管仲为贪，观人之道，抑亦别有在焉。等到一旦入仕途，如果可以自顾其身家，得以其余分润于乡党宗属，就应当为国家犬马之劳，不当为子孙作马牛之谋。如今做州县官的，候补时衣食常苦不给，得缺则酣豢无所不至同为国家倚赖之人，我处其肥，人当其瘠，易地而思，难道心中没有耿耿者乎？治国之道，不外均平，在于大力者主持而已。

书吏

郑观应

天下人所争的，不过是名利罢了。名重于利的，奉公守法；利重于名的，舞弊营私。如今各署书吏，既无名可言，则不得不专趋于利。只想以法惧之，也难了。所以朱子襄说：“欲作廉吏，勿靠书吏，必先熟读律例，方不为其蒙蔽。”胡文忠办理湖北军务，所设厘局，全部屏除书吏，而任用官绅，寄以腹心臂指，用以足以兵，用以强。往昔名贤，未有不畏书吏而慎防书吏的，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反。内而六部衙门，外而督抚司道府，下而府厅州县，以及盐务税

译有缺主，每次空缺或需万余金，或需数千金不等。营私舞弊出卖官缺，与现任官员无须见面，衙门中只须找一个办事人员，暗中互通声气，结党营私，其做法是一样的。有律例中的成例，同一成例也，有律例之外的案件，其中影射手段百端，瞬息万变，看似同一件事，有贿赂的从无被驳斥的，没有贿赂的却常被驳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随心所欲，无人能制约。即使上司觉察，依法严惩，也只能革除衙门中办事的奸猾胥吏，不能斥退外间把持官缺的缺主。而官员接任视事，多的四五年，少的一二年，对于辖区内的利弊、风俗的美恶，或许还没来得及全面了解，就已经调任离去。若是书吏则世代相传，专门学习，兵、农、刑、礼各有专职，官员有升迁调动，书吏却没有更换，既授予他们事权，又用资历限制他们，虽有才艺，却无途径推荐晋升，而每月所得工食纸张费用，数额甚微。若洁身自好、奉公守法，也确实难以自给自足。考察西方有大小律师，没有书吏的弊端。律师者，曾在大书院研读律例，考取一等，国家发给凭照，准许其为百姓诉讼，代官员诘问。凡正副臬司（司法长官），必由律师出身，审案时双方都聘请律师辩驳，公选廉洁正直的绅士陪同听审，首位称公民，其余称议长。如案中人与某位绅士有一不合，尽可指名更换。律师互相辩驳，以词穷者为负，官员得知实情，于是告诉公民：“此案本官已审得应犯某条律例，你们秉公判定。”公民退后商议，各自写下所认定的罪名，上报所见，意见相同即作判决，否则再审，以穷尽言辞。凡陪审人证，皆先发誓不偏袒而后入场。双方都服判，则由有司申送上院定谳。所有案卷词讼，每年刊印成书，引以为例。此后皆可据此断案。如今中国若想筹划变通之法，请将律例专设一科，每年考试，名列前茅者，仍须考察其品行，然后准许充当书吏，赐予虚衔，厚其薪资。倘若有昏庸不堪任事者，立即斥革。若其办事勤能，持身廉谨，则期满之日由本官加结保举，然后录用。若任职后有贪赃不法者，保举者连坐获罪。各给予出身之路，或许都能知道自爱，不敢弄弊舞文。书吏的权力既轻，本官的职责才能履行，这似乎也是正本清源之道。如今书吏五年期满，按规定有考试，一等者任用为府经县丞，二等者任用为从九品未入流，以文通字佳者为优，很少有不用请枪手顶替入场的。所取的既非真才，任职后更难清正了。恭读仁宗睿皇帝谕旨说：“君临天下，政治民生的担子至重，怎能独自承担？我朝特设内阁总理枢机，六部分职，各司其属，这就是古代四岳九官辅佐匡襄的职责。朕德薄才浅，继承大统只求天下安宁，百姓蒙福，孜孜图治，不敢懈怠。无奈诸臣中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敷衍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询问一事就推诿给属员，自称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在不能除弊去害，这是甘于随波逐流，忘记了在其位谋其政的道理。诸臣为自己打算则可以了，如何报答皇考数十年的恩遇呢？自大学士、尚书、侍郎及百官唯唯诺诺成风，都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令是从。如今吏部京兆相争一案，任由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各堂官受其蒙蔽，浑然不觉。所争的情节与所行的弊窦毫无干涉，实在令人慨叹。一部如此，推而至于五部。若堂官司官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德准则，下无法度遵守，太阿倒持，小人放肆，国事尚可问乎？经过朕训谕之后，尚不知悔改，这是激怒朕，必欲让朕受薄待大臣的名声。朕宁受此名，何敢废法？一定要挽回才停止，无悔。钦此。仰见我仁宗立法剔弊，反复告诫的深切。意宜如何敬谨遵守？然而今日各部书吏，其舞弊较外间尤甚，弄权较外间尤专。如欲设法挽回，除了考试选充外，并宜剥夺其权力。如何剥夺？曰：这道理在于使司员熟悉律例。司员不熟悉公事，书吏遂得上下其手，借机为奸。诚使严定章程，凡司员到部门候补时，皆令轮班入值，熟读律例案卷。一俟有缺，由堂官当面考核，择其律例精通、档案熟习、有为有守者，尽先即补。然后一司的官员，必熟一司的律例。遇书吏呈办案件，严加复核，符合则呈报堂官，不符合则是书吏故意播弄，即行斥革，不许再充。则鬼蜮伎俩必无所施了。下自州县，上至督抚，旁及海关注房科胥吏差役，皆以重金承充，与本地劣绅痞棍串通作弊，吓唬乡愚，勒索无辜，被累者竟至无门可诉。其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也把持公事，串通差吏，

译他们挟制雇主，作威作福的情形说不尽。我们广东劫盗之风非常猖獗，很多人不敢报案，因为报案也破不了案，只是白白让书吏差役借机勒索办案费用罢了。司法官员既然熟悉成例和案件，一旦外放任职，也能洞察实情，不至于被书吏蒙蔽。至于外地的督抚、司道、府、厅、州、县衙门，既然已经制定了甄别官员的条例，官员又熟悉法律条例，这样内外合力办理，自然可以杜绝无穷的弊端。我愿意与当世的贤达豪杰共同周密筹划，即使因此招致那帮人的怨恨，也顾不上顾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