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户政四疆城　户政五赋役

译恭敬地折子回复陈述，仰求圣上鉴察的事。

臣下在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接到军机大臣传发的谕旨，光绪八年六月初四日奉上谕说：金顺等人奏报关于索伦营右翼四旗地方，请求命令曾纪泽与俄国商议划还一事。据称索伦营右翼四旗依照旧制，分设在霍尔果斯河以西，新定的条约将其划入俄国边界。现在据总管诺敏吉尔噶勒等人恳切请求，将这四处地方收回，以免官兵无处安身等语。伊犁划分边界，此前该京卿与俄国人经过反复集会商议，苦心筹划，才最终议定条约。此时想要更改，恐怕办理起来会有困难。只是根据索伦营总管所陈述的各项情况，该处官兵想回归而不能，且担心被回民平毁坟墓，确实令人怜悯。究竟已确定的边界稍作变通，能否设法商议办理，着即详细斟酌议定后上奏。原折抄给阅看，将此谕令告知。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仰见我皇太后、皇上在关怀兵民、体谅下情之中，仍蕴含着慎重邦交、顾全邻好的深意。跪读之余，无比钦佩感激。又见该索伦旗兵等虽然长久沦落异域，仍不愿隶属他国，足以证明圣朝深厚的恩泽无远弗届，所有臣民都深深感戴。

臣查西洋各国遇到改定疆界时，兵民呼吁之事也屡见不鲜，关键在于分界官员彼此委婉商议，妥善抚慰，以安定聚集他们，而不便重新提起条约，再兴争论。此案中索伦营右翼四旗官兵分设在霍尔果斯河以西的策略，集结在齐齐罕、萨玛尔、图尔根等地，这些地方划归俄国境内。该官兵等既担心无处居住，又恐怕所葬坟墓被汉回人任意平毁。据总管诺敏吉尔噶勒等人陈述的情形，确实令人怜悯。只是中俄条约经过臣随同总理衙门王大臣秉承皇上的谋略，竭力多次争辩，历时很久才确定。纵使其中有不尽妥当之处，也是事势所迫，无可奈何。眼下既然已经互换颁发施行，就应当彼此坚守，不产生异议。

至于商议划还索伦营右翼四旗的土地，无论是由总理衙门商议驻京公使，还是由微臣商议俄国外部，都接近于修改条约，俄国人势必不会答应，只会让通融修改的开端由我方开启，似乎对大体有损。如果由边界大臣在分界之时就近委婉商议俄国官员，能用其他面积不大的隙地，或者用其他方面的补偿换回四旗之地，那么自然以收回土地为好。如果地界实在无法收回，还可以商议将该四旗官兵迁回伊犁境内另行安置，并与俄国官员约定章程，设法保全兵民的坟墓。这样由分界官员出面言说，即使俄国人不予理会，尚不至于牵涉已互换的条约，招致俄国朝廷的讥议。

据微臣推测，伊犁迁出改入俄籍的百姓，也应当有坟墓留在伊犁等地。倘若由分界大臣商议俄国官员，设立互相保护坟墓的章程，俄国人应当也不会完全不答应。

臣愚陋无知，仰蒙皇上俯采刍荛，命令臣详细斟酌议定。私下认为索伦营总管所恳求收回霍尔果斯河西右翼四旗土地的事，似乎不便由总理衙门商议驻京公使，也不便由微臣商议俄国外部。谨就臣所见所及，恭敬地折子回复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秘密陈述霍尔果斯河西地区事务的附片。

曾纪泽

再行秘密陈述的是，查考西洋各国修改划定边疆，也有人口随土地归属的先例。只是各国登记户籍的方法，都不十分严格。所谓人口随土地归属，不过是看所居住的地方属于哪个国家管辖，就应当遵守该国的法律，缴纳该国的赋税。边界上的小国部落，常常以侵占土地、自行开拓疆域为要务，所到之处，也知道以笼络民心为主要手段。此次霍尔果斯河西地区未能全部收回，估计俄国人对待那里的原住居民，应当不至于完全违背情理，夺取他们的产业给予他人。金顺等人原奏中所引用的鹊巢鸠占的比喻，臣认为尚不至于如此。设法保全兵民坟墓这一层，可以由分界大臣与俄国官员商议，订立章程。臣已在正式奏折中奏明。至于该旗兵民等人将失去原有产业、无处居住、无地耕种等说法，都是诺敏、吉尔噶勒等人事前疑惧的言辞。虽然日后难以保证一定没有这种情况，但如果俄国人尚讲情理、尚守公例，那么这种事就不应该发生。臣私下认为，关于占夺产业这一层，即使分界大臣按理也不应向俄国官员预先提出议论，反而会让对方因此产生念头。将来俄国官员如果有纵容新迁入的汉人、回人欺凌该旗兵民的地方，或者有汉人、回人恃强夺取该旗兵民产业的事情，由于边界邻近，如果不确切查清情况，届时自然可以据理质问。臣愚昧的看法，是否妥当，谨附片秘密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覆陈中俄议界情形疏

曾纪泽

奏为遵旨与俄国外部商议边界事务，恭敬上折覆陈，仰求圣鉴的事。臣于光绪九年五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寄信，光绪九年三月十五日奉上谕：“先前据刘锦棠奏称，中界约定以天山山顶为限，此次沙克都林札布会同俄国使臣勘分新疆南界时，将贡古鲁克山口至别迭里的道路西边相距二十二丈半的地方埋立中俄两国界牌鄂博，侵占到了毕底尔河源。所说的别迭里就是毕底尔，向西北流的河水就是阿克苏上游的毕底尔河。山口达即乌什通往贡古鲁克卡以达伊犁的道路，此路为南北相通的第一要津，远在界线之外。新旧条约清清楚楚可查，不趁画分未定，按约索回，南北隔绝，伊犁势成孤注等语。当时派长顺会同沙克都林札布在实地勘察时按约力争，设法挽回。该处现在虽然立了界牌鄂博，但尚未定局。着曾纪泽与俄国外部大臣进行详细辩论，令其传知该国分界官员与长顺等人重新实地勘察更正，以符合定约。将此谕令知照。”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仰见我皇上慎重边疆，怀想要津，审察山川形势，垂立长远的规模。臣跪诵之余，无比钦佩惶恐。查考分界一案，先前在正月二十三日、十八日等日两次奉到总理衙门王大臣的电报，传旨命令臣详细辩论，当即拟好照会俄国朝廷，将侵占的土地按约更正。接着想到界牌鄂博已经立起，而重新实地勘察，与勘分未定而需要商论的情形不同。如果立即行文与之争论，恐怕措辞难以得体，又恐怕该国视界牌鄂博既立为已得之利，不认为理所应当退让，反而借此施惠，藉端要求，别生枝节。加上刘锦棠原奏有说无图，中俄地名不同翻译容易出错，因此不敢立即行文。在正月二十三日函商总理衙门，拟等致贺俄国君主登基之时，遵奉谕旨与俄国外部相机面谈。臣在四月间在俄国南都木司姑城屡次与俄国外部丞相吉尔斯谈论此事，及回抵森比德堡，又与外部尚书俾斯麦面谈数次，并作一函请其命令分界俄国官员重新实地勘察，按照天山骑岭划分的旧规更正已立的界牌鄂博，侵占的土地按约归还。该尚书已答应行文查办，等查明后再行答复。臣想此案眼下既然据俄国外部答应查办，将来长顺重新实地勘察之时，或许在更正之事上稍易用力。除将致俄外部的函稿译成汉文咨呈总理衙门查核外，谨将臣遵旨与俄国外部商议边界事务的情形恭敬上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劾使臣辱命疏

张之洞

为要盟不可曲从，抵御外侮宜早筹计，谨熟权利害，坦诚上陈，仰求圣鉴。事窃臣近阅邸报，因俄国定约使臣辱没使命，奉有廷臣集议之旨，所有条约听闻大概，臣私下不胜愤懑，谨将此约从违利害详细条陈于皇太后皇上。新约十八条，其他暂且不论，其中最荒谬妄为的，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直通到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被其占据，码头所在，枝蔓日益繁盛，消息皆通，边防难以防守，堂奥已

译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是国家根本，伯都讷、吉林、清华等地，如果允许俄人乘船到达这里，就等同于让东三省全省任其自由往来，陪京近在咫尺，形势单薄危急，这等于在绥芬河以西无故自损国土两千里，况且内河行船是各国多年来谋求而未得的东西，一旦允许俄人，其他国家效仿接踵而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夺税收，应当体恤商民，如果准许两部蒙古各盟任由俄人贸易，一概免除纳税，华商日益困顿还是次要的，以积弱贫困的蒙古徒然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额的军饷徒然为俄人转运，况且在张家口等内地开设行栈，以后逐渐推广，如果开启戎狄之心，万里疆域首尾相连，不可许者三。中国的屏障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是上天用来限制夷狄的，俄人即使想侵犯边境，北面一面总要费尽周折，如果蒙古各驿站供其役使，他们更会用重利引诱蒙古，一旦有事，音信容易相通，必定撤去屏障作为他们的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许建立卡伦三十六处，绵延广阔，无事时商人往来则稽查不胜稽查，有事时敌军来袭则防御不胜防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来没有允许携带军器的先例，如今无故声明每人携带一枪，其意图何在，如果有千百人闯然径直进入，是兵是商，谁能分辨，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投机取巧，如果各国希望均沾洋关税课，必然每年亏空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商议确定的边界，又想要向内侵犯，切断我们进入八城的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夺贫瘠之地而抛弃肥沃之地，追求虚名而遭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达尔布、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许设立领事官，这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有洋官，就有洋商；有洋商，就有洋兵。起初夺取我们的权势，接着反客为主。以至于他们有官而我们无官，他们有兵而我们无兵。况且各国通例，只有沿边沿海准许设立外邦领事。如果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乃是我国境内。今日俄人作俑，如果各国援引此例，将十八省腹地都布满洋官，不可许者九：名义上归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的盘山道路依旧，占据高处俯视下方，险要之地丧失了。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尔海岛以北，屯垦没有区域，游牧没有处所，地利尽失。金顶寺又成为俄人的市场，现在约定，俄人产业不再交还。这是伊犁一线东来的道路，必定穿过俄人巢穴，出路断绝。寥寥无几的遗民，他们必定全部迁走，以往的人民空无一人。掷出二百八十万有用的钱财，索取一个无险阻、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的伊犁，将有什么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取可谓极其贪婪蛮横，崇厚答应可谓极其荒谬愚蠢。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派遣使臣在朝廷商议，可谓极其英明果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下至百官众臣，人人都知道不可，所以不敢公开言论改议的原因，确实是害怕一旦变更条约或许招致衅端。然而臣认为不值得害怕。必定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求陈述改议的方法，其要点有四。

译第一是计谋决断，第二是气势旺盛，第三是道理占优，第四是谋划周定。什么叫计谋决断？没有依据的条约，出使大臣擅自答应，朝廷从未批准过。崇厚误国媚敌，擅自答应擅自回国，国人皆说该杀他。恳请逮捕他交给刑部，明正典刑，惩治出使大臣的罪过，这样可以堵住俄国人的嘴。按照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背训令越权的条例，又有大臣持全权但决定权仍在朝廷的条款，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清谕旨的罪行相合。耆英的案件，成例昭然，所以立即诛杀崇厚，就是计谋决断。

什么叫气势旺盛？俄国人欺负我国使臣软弱，逼迫胁迫画押，施一偿百，意犹未尽。没想到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竟做出这种事，不仅中国愤怒，即环海万国也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正当。至于俄国使臣不等待定约，声明回国，国外洋也没有这个先例。凯汤德是署理公使，怎能直接回国？这无疑是恫吓，而情形显然，完全可以听任他去留，不必过问。不如明确颁布谕旨，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愿的原因，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判是非曲直，同时嘱托各国，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登在新闻纸上，明确谕令边臣，整备以待。依据众怒难犯的情势，坚持万不可从的志向。俄国虽然强大，自从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军队疲惫财力枯竭，臣下离心民众怨恨，近来听说其国君有防备人行刺的举动。如果更加违背盟约侵犯顺理，国家遥远劳民伤财，必定会有内部的祸患，行将自取灭亡，还能危害别人吗？所以明确告示中外，就是气势旺盛。

什么叫道理占优？种种要挟，都从伊犁而起。如果完全按照新约所得，只是伊犁二字的虚名；所失去的，是新疆两万里的实际土地；而且每年还要耗费五百万两军饷，用于供给边防军队、建城开屯。这样有新疆还不如没有新疆。索要伊犁而完全违背他们的意愿，那么理亏在我们；放弃伊犁而仍然肆意指责，那么理亏在他们。使臣画押未奉御批示覆，就像载书未插，怎能作为凭据？俄国人理屈词穷，怎么能挑起事端？所以暂缓伊犁问题，就是道理占优。

什么叫谋划周定？俄国人如果讲究信义，兵端可以不打开。如果俄国人一定要背弃公法放弃和好，设防的地方，大约三路：一是新疆，一是吉林，一是天津。左宗棠凭借屡胜的威势，兵力一向强大，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也都是战将，以静待动。俄国人必定失败遏制。他们的归路则他们将会只轮不返，如果从吉林边地出击，辽东林谷丛集，那地方距离俄国两万多里，孤军深入，粮饷运输艰难，不能多用兵。特别选拔兼资文武的将领，赋予重权，资助巨额军饷，分南北洋海防的地方为经略，东三省的资助。命令左宗棠、金顺选拔籍贯隶于东三省懂军事的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锡伯、达呼尔之众，教练成军，这些人素性雄勇，熟悉与俄国作战，定能制胜，即使小有挫折，坚守数月，必定弃守而去。天津一路迫近京城，然而俄国兵船受制于英法公例，向来不能出地中海，即使强行用商船载兵而来，也不是像西洋有铁甲船那样可比。李鸿章功勋高重托，每年耗费数百万金钱，制造机器而供养淮军，正是为了今日，如果不能一战，还要重臣做什么？恳请严饬李鸿章，谕示计谋不可中途变更，责任不可推卸，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筑炮台，作战而胜，给予公侯的赏赐；不胜则加以不测的罪责。假使用赎回伊犁的二百八十万两银子，雇佣西洋劲卒，也必定能为我所用。俄国人蚕食四境，吞并浩罕，意在夹击印度背后，不仅是我国的祸患，也是英国的忧虑。李鸿章如果以此开导英使，辅车唇齿，应当同仇敌忾。近来的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乡，或在任，酌情宣召来京，令其详细商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立威严消除祸患萌芽，所以修习武备就是谋划周定。

臣不敢迂腐高谈，以大局为孤注一掷，只是深切观察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扰乱我国权政，东洋想开启封疆，现在俄人又故意挑衅，如果再忍让，从此各国相逼而来，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又将如何？无论我国抵御俄国本有胜理，即使战场胜负无常，臣料想俄国人虽然作战不能越过嘉峪关，虽然有胜不能逼近宁古塔，终究不至于牵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他们的势力自然穷尽，有什么可畏惧的？然而趁现在一决，乃是中国转弱为强的关键，更是人才消长的机会，此时猛将谋臣充足。一战如果再过几年，左宗棠虽然在，但已衰老；李鸿章未老，但将老。精锐尽数消亡，想战不能，而俄国人将在东方筑城，在西方屯兵，在北方行栈，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迫朝鲜。不趁今日在藩篱抵御，而等到他日在庭户听闻，后悔何及？总之，武备者，改

译商议条约应当完备，无论是否修改条约，都应当完备；伊犁问题，无论是否修改条约，都应当暂缓处理；崇厚此人，无论是否修改条约，都应当处死。这是朝廷内外大臣的公议，并非臣一人私下的见解。独自谋划在于边疆大臣，振奋士气在于百官，依据道理办理在于总理衙门，而最终决断、始终坚持则在于皇太后和皇上。此事关系到国家社稷的重大利益，臣坐视不能保持沉默，不敢冒昧恳请，将臣这份奏疏一并交给朝廷大臣会议讨论，不胜忧愤至极，迫切至极。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谨此上奏。

译天下四大宗论

李提摩太

自古以来，政治不可能只有利益而没有弊端，只有能够消除其弊端，那些利益才会更加有利。风俗不可能只有纯正而没有浇薄，只有能够革除其浇薄，那些纯正的风俗才会更加醇厚。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真诚地把握中正之道，正因为把握了中正，所以查究奸邪、铲除暴虐而不知疲倦，以兵威引导道义，虽有仁爱但必须依赖文教，根据时势斟酌调配，随着事务变化而改变，这就是中国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之所以独自兴盛于千古的原因。如果不审察中正之道而只是盲目地顺从于一偏之见，那么天下就会多事而官吏无法制止，百姓生活受困而上级无法舒缓，哪里还能整顿政治、振兴风俗呢？我因此对当今的四大族群有所感慨。考察九十年前，环绕地球的人类中最大的可以分成四大族群：即中国、印度、欧洲、非洲。中国人面色偏黄，印度人面色黄黑各半，欧洲人面色多白，非洲人面色多黑以九十年前的人口计算，中国大约有三万万人口，印度大约有两万万人口，欧洲大约有一万八千万人口，非洲大约有一万万人口。这四大族群，土地面积的大小、产业的多寡、所有的人口，当时仅仅可以相互容纳，而在养生之道上本来不必过于费心踌躇。然而天下的事情，几十年发生一次小变化，几百年发生一次大变化，《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观察前后四大族群的情形，就更难拘守旧规、一成不变了。中国自古以来，政治风俗最为醇厚，其极好的事情大约有两点：一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历代都是一统相承，天下混一，一个人在上面施行治理，众人在下面顺承教化，没有分裂的土地，没有争战的祸患，只需要像欧洲一个国家那样的兵力就可以保护，十八省共享太平之福，这与欧洲强国林立、各自供养重兵时刻准备战斗的情况不同。二是学校只选取真正的人才，权势不能压制，金钱不能动摇，只要有学问的人，无论多么贫贱都可以获得高官厚禄而跻身显要，谚语说“白屋出公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人口日益增加，又没有新的养民之法来救济，导致这百年间，民间贫困，平日毫无积蓄，一旦遭遇旱涝灾害难以自存，老弱之人转死沟壑，强壮之人流落为盗贼，甚至酿成叛逆，都是饥寒交迫所致。至于印度，在中国的西南，与西藏接壤，其可称道的善事也有两点：一是人们向来喜好道德，当中国汉唐时期多次派人到那里取经，记载在史册中，历历可考，这足以让远方的人钦佩仰慕。这样一个族群重视德行，平日每个人心中只知道道德高尚者为尊。如果人真有德行，对他的尊敬比君主还要重。可惜印度人心只知道喜好道德崇尚德行，完全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无论政治得失，漠不关心，即使每个人养生的事情，也绝不设法筹办，因此近来（也因此不安定）逐渐变得贫困饥荒日益紧迫，死亡人数日益增多。而且境内划分的小国很多，往往有争战的开端，百姓也因此不安定。至于欧洲近来最为强盛，与中国、印度截然不同。其极好的事情也有两点：一是通达五洲的土地，虽然欧洲没有一统的国家，但能与五洲土地相通的占十分之八。如美洲、澳洲、非洲全归欧洲人管辖，至于亚洲，南有印度，北有俄罗斯，也是欧洲人的属地。而且自从通达五洲后，欧洲人富足可称天下第一，从来没有灾祸冻饿的忧患。二是通达五洲的学问，中国的经史早已翻译成欧洲文字，此外印度及各洲的经史子集一切古书，也都翻译成欧洲文字。因为人生如果不通达五洲的文字，只知道一个国家的事情，终究不是真有学问的人，而喜好道德的人因此设立团体，想要救济五洲的苦难，确实是善举。可惜欧洲讲究势力的人很多，所以各国供养的军队过多，不仅白白浪费国库钱财，假如一旦有事，也只是徒增杀戮，有害生灵。兵器凶险战争危险，古人已经先我们说过了。至于非洲，每个人没有一技之长，其可取的不过是善于歌唱胜过其他地方，而受人役使，性情颇为谨慎罢了。因为非洲人性情不一，但愚蠢粗野强悍的人多，向来不通文字，难以自立，所以外洲各国竞相到那里，反客为主，先掳掠人为奴，接着又全部分割其土地，到处派兵看守，代为整顿一洲的事务。以上各节，就是四大族群的大致情况。唉！治理天下的人，中正罢了。中正所主张的，体现在道和法上，不偏不倚。道统一而法不统一则千变万化，不离其根本。法统一而道不统一则与世推移适宜，而最终归于没有弊端。《尚书》说：“在民众中建立中正，用义理来制约事务，用礼仪来制约内心。”那四大族群，何不也知道如何补救呢？

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

薛福成

奏报关于滇缅分界通商应当预先筹备，不让英国独占先机，以免临时棘手，恭敬地呈递密折陈述，仰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查考伦敦使馆接管的档案卷宗内，光绪十一年冬天，印度派兵出境，进据

译缅甸。当时出使大臣曾纪泽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密电，多次与英国外部大臣会商。起初商议确立君主、保留祭祀，使其遵守十年一贡的惯例，既然无法实现，才商定由英国驻缅官员按期派遣使者进献仪物。关于界务和商务这两件事，则打算先划定边界，再筹划通商。这是因为英国人注重商务，如果划分边界稍有纠缠不清，那么办理商务就会多有牵制，亏损无穷，所以不能不审慎考虑先后次序。英国人自认为突然开辟缅甸全境所获已经很多，因此有稍微让步给中国以拓展边界的说法。当时英国外部侍郎克蕾曾说，英国朝廷愿意将潞江以东的土地，从云南南界之外起，向南抵达暹罗北界，向西濒临潞江（即洋图上所说的萨尔温江），向东抵达澜沧江下游，其中北部有南掌国，南部有掸人各族，或者留作属国，或者收为属地，完全听凭中国方便。曾纪泽转咨总理衙门，也说南掌本来就是向中华朝贡的国家，如果英国人果然将潞江以东让给我们，似乎应该接受，将掸人、南掌都留作属国，责成他们按期朝贡，并将上邦的地位明确告知天下，才可以防备后患而巩固边疆等语。曾纪泽又曾向英国外部理论索取入募之地。入募大概就是蛮募的新街，过去蛮募土司的地域很大，后来全部被缅甸兼并，其商贾汇集的地方称为新街，洋图译音则为入募，距离腾越边境外一百多里，在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沙江的上游）以东，龙川江下游以南，向来是滇缅通商的大镇。英国人因为它是全缅甸精华汇聚之地，吝惜而没有答应。等到争论多次，克蕾才说，英国朝廷已经命令驻缅的英国官员勘察一地，以便答应中国设立商埠，并且可以在那里设关收税。据参赞官马格理说，入募虽然不可得，其东二三十里有旧入募城，似乎肯让给中国，日后贸易也可以达到繁盛，并且答应将大金沙江作为两国的公共河流，这样那么形势就与他们相同，利益也与他们分享，其中的暗中裨益很大。局面似乎比得到潞东之地更为有利，曾纪泽因为商谈已有头绪，于是与外部互相书写节略，存档暂停商议，随即卸任回华。光绪十二年六月，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欧格讷议定五条条约：第一条申明十年呈进的惯例；第三条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察划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也应另立专章等语在案。臣私下翻译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订定的约章，以及曾纪泽与外部会商的节略，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大意仍然相合。大概外部所说愿意让出的土地，因为订立条约时尚未勘察划定，所以用两国派员会勘一句话概括了，这是从前商办滇缅事务的大致情况。追溯从订立条约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年，英国人未曾催促询问，我国也暂时搁置不理。然而臣最近听说英国朝廷正与暹罗勘察办理界务，又屡次秘密派遣干练官员驰往滇缅交界查看形势，探询矿产，并且有修筑铁路连接滇边的意图。议论的人都知道他们等到布置妥当，必定转而以拖延已久为借口来相催促逼迫，势不能不突然答应开办，那么他们从容而我们仓促，他们熟悉而我们生疏，他们筹划周密而我们进退失据，临时困窘，胜算未定，断没有不受亏损的道理。就今日的情势而论，商务必须从界务生根，只要分界能符合机宜，那么日后通商也可以少生弊端。审度利弊，随宜操纵，固然属于总理衙门与勘界大臣的事，但是如果明知他们怀有隐谋而缄默不言，坐失事机，那么罪责在使臣。如果想要事先筹划，那么查探边情，又不得不责成地方官吏。只是分界固然不是详细查访不能得其要领，而其轻重缓急的大势，则有可以计议的。大概英国人所称愿意让出的潞东之地，南北将近千里，东西也有五六百里，如果真能将南掌与掸人收为属国，或者列为缓冲之地，确实是安抚边疆、保全小国的良策。只是查考南掌就是老挝的转音，臣阅览外洋最新图说，似乎老挝已归属暹罗，如果只接受英国人的恩惠而不能拥有那块土地，恐怕反被外人窃笑，倘若因此另生枝节，又不是上策。因为南掌、掸人本来各自分裂为数个小国，分别依附缅甸、暹罗，似乎应该查明南掌归附暹罗之外，是否还有自立的国家，以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那些向来依附缅甸的掸人，地域实际上比南掌大，稍能自立，而且一向服膺中国的教化。如果收为我们属国，那么普洱、顺宁等府的边防都可以巩固了。至于曾纪泽所索取的入募之地，虽然为英国人所不肯舍弃，其曾经默许的旧入募，也可以作为通往大金沙江的铺垫。如果将来竟然不与争夺，或者争夺而不得，臣私下有五点忧虑。

译天下的事情，不前进就会后退。从前关于拓展边界的议论，并不是说那一点点边界就能增加中国的疆域。臣听说乾隆年间，缅甸倚仗强盛而不安分，吞并了云南边境的各土司，腾越关以外的地区，形势不完整，西南这一角，本来就有许多界限不清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谋求向外拓展，他们或许反而会勘定边界侵入我方，这是第一点忧虑。我们不在边界之外稍微留有余地，他们必定会修筑铁路，直接通到云南边境，一旦有事，我们动不动就会受到要挟，这是第二点忧虑。长江的上游是小金沙江，小金沙江最远的源头，从西藏流入云南，距离边界很近，外国地图就称之为扬子江。如果我们能争取分享大金沙江的利益，还可以使他们远离边界一些。万一仍然坚守旧有的边界，那么他们窥探到江源近在咫尺，或许会逐渐图谋行船，直接进入长江，以争夺通商的利益，这是第三点忧虑。我们稍微拓展边界，那么通商就在缅甸境内，英国人经营商埠，最为擅长，而我们在他们那里设关收税，也可以与他们一起兴旺。我们不拓展边界，那么通商就在云南境内，将来他们甚至会来挑选租界，设立领事，地方的各项事务，终究不能不受他们的牵制，这是第四点忧虑。我们获得大金沙江的利益，那么迤西一路的铜，可以由轮船沿着海岸北上，运费应当节省数倍。否则他们独占运输货物的利益，既然进入云南境内，窥探到矿产的丰富，或许还会逐渐产生狡诈的图谋，这是第五点忧虑。这五点忧虑，都在意料之中。臣又私下担忧英国人在这几年内，一心拖延，等我们渐渐淡忘之后，才催促勘定边界，或者更借机提出要求，置前议节略于不顾，况且治理国家的道理，最忌讳的是被敌人预料到。中国向来有不重视远略的名声，外国各国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伺机而动，接连起来乘虚而入。琉球灭亡而越南随之，越南削弱而缅甸又随之，现在甚至渐渐议论到朝鲜了。私下思考英国政府前议节略，他们预料中国未必完全接受，而故意以此试探，本来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出其不意，依据他们之前的说法，极力与他们相持，或许能因此稍微拓展边界事务。各国知道中国处理这类事件与以前不同，也可以代替敌人谋划而收到后来的效果。他们给予的如果有不宜接受的，不妨明确指出，作为另外索取的凭证。他们的意图如果有极难同意的，不妨故意要求，以得到抵制的益处。因为边境的情况不可不透彻了解，而旧的议定不可不重新整理。拟请皇上敕令云贵总督王文韶，挑选派遣妥当官员，分路侦察，如南掌的存亡，掸人的强弱，腾越关外的地势民风，一一查询明确，据实上报，以备勘界时有所依据，并请皇上敕令微臣，催问英国外交部，确定勘界日期与分界办法，一面就可以相机辩论，仍与总理衙门书信电报互通，务必做到最恰当。臣不是不知道英国人性情坚韧，当他们刚得到整个缅甸时，喜出望外，所以允许中国稍微分享他们的利益；现在事情隔了几年，没有不想毁弃之前说法的。然而臣查阅卷宗中的节略，是英文参赞官马格理与英国外部侍郎克蕾会议时最多的，现在幸好二人均未更换，他们或许难以立刻翻悔。臣不敢多费笔墨，多耗时日，去与他们反复磋商，虽然没有迅速成效，不至于另有损失。或许希望得到寸尺之利，稍微弥补微小之处。臣因为边疆得失关系紧要，且此事关系到中国全局，不敢不竭尽我的愚诚。恭敬地摹绘滇缅交界及南掌掸人疆域的全图，呈请御览。所有滇缅分界事宜，应当预先筹划的原因，理应恭敬地秘密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恭敬地奏报。

上海海口形势舆图广袤城池道里丈尺考

许克勤

如今天下中外通商已经很久了。中国的土地，东南濒临大海，其中位于南北洋之间，为西方商人所汇聚，百货聚集的地方，就是上海这一隅。上海属于松江府县，在府城东北九十里，南面俯瞰黄浦江，北面枕着吴淞江，而大海环绕其东面。吴淞江上游承接太湖东流的水，到上海东北流入黄浦江。黄浦江上游承接大泖等水，东北流经上海南面，又绕城东，又东北与吴淞江汇合，又东北流入大海。所以《元史》称上海为濒海的重地，大概到了今天尤其严重。其北门外为租界，说法国、英国、美国，而各国商旅聚集于此。其海口有江东沙、铜沙、石头沙，孤峙在海中，沙洲交错，这是天然的形势。其北面是崇明，是大江，再北面是台湾、旅顺，其东面则与日本的对马岛、朝鲜的济川，遥遥对峙，相距二千里，两天就可以到达。其南面是乍浦，是定海，再南面就可以到达福建广东，凡是外国船只的往来，总以上海为必经之路。古人所谓风帆出入，瞬息千里，引导闽越的梯航，对抗江淮的关键，而钱塘江灌输于南，长淮扬子灌输于北，与松江河口都辐辏排列在海滨，互为形势援助，就是这样。这是它海外的形势。其内部则从海口到吴淞不到五十里，又由黄浦江而进，可以直达城下，或者沿着浦向南，或者由江向西，都可以到达郡城。所以上海一城，实在是松江郡的门户。其陆路到上海的有三条：一条自嘉定的南翔到县境的栅桥，是

译这是吴松江的北路；一条从青浦的七宝直到北境的虹桥，这是蒲汇塘的中路；一条从浙江界的金山，经过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共二百多里到达吴松口，这是捍海塘的南路。观察这三条路，才知道上海处于嘉兴、湖州的关键位置，是苏州府的得力臂膀，确实是重要之地。这是它内地的形势。至于它的地图面积，历代有所不同。元朝至元年间，开始设置上海县，东到江湾十八里，西到乌泥泾三十里，南到下沙场五十里，北到青龙镇五十里，东西宽四十八里，南北长一百里。明代在尚未分出青浦之前，东到大海五十里，西到华亭边界一百十里，南到华亭边界七十二里，北到嘉定边界十八里，东西宽一百六十里，南北长九十里。清朝也先后不同。钦定《图书集成·职方典》说：上海东到川沙堡海边五十里，西到七宝镇青浦县界三十六里，南到闽行镇华亭县界七十二里，北到栅桥嘉定县界十八里，东西宽八十六里，南北长九十里。这是明代末年已经分出青浦后的里程，而清初沿用了它。等到雍正年间析出南汇县，嘉庆年间又分出川沙设为厅，那么东到川沙界三十里，西到青浦界三十六里，南到南汇界七十二里，北到宝山界十二里，东西宽六十六里，南北长八十四里。这是当今的面积数据，见于同治年间的县志。再从城池来考察，元朝设置县时起初没有城墙，明代嘉靖年间因为倭寇作乱，知府方廉才开始筑城挖护城河，周围共九里，高二丈四尺，城垛二千六百多个，护城河宽六丈，深一丈七尺，环绕曲折，外面通潮汐。万历年间知县许汝魁加高城墙五尺，后来吕浚又增修。董其昌、吕侯续修城记说：“城墙长一千一百七十余丈，高度比旧约增加十分之二，宽度比旧约增加十分之四。”就是这样。它的护城河日久逐渐填塞，康熙年间淤塞尤其严重，几乎变成平地。史彩于是疏浚它，乾隆初年王世睿又疏浚它，当时随着城墙周围长一千五百丈六尺。后来李希舜又疏浚它，环绕城墙可以通行船只。同治三年应观察宝时疏浚各河，也疏浚了护城河，大小南门深五丈到三尺五尺不等，大小东门深二丈四尺到一丈五尺不等。大概上海本是沙地，水道容易淤塞，所以环绕城墙外面的护城河长一千五百余尺，宽大约三丈罢了。又听说，上海在宋朝时是市舶司驻扎的地方，明代也是贸易场所，没有像现在这样兴盛。至于倭寇出没，受扰乱的不少。只是上海只有太平天国叛乱时，才率领乌合之众以数十万人攻打一座城，这时上海非常危险，幸好有西方军队协助防守，最终没有动摇，那么上海又非常坚固。同治初年李鸿章率领援军来到上海，转战两年，肃清全省，于是制服了太平天国叛军的死命。那么闭关以前上海是偏僻之地，中兴之日上海又成为重要区域。现在中外结交，没有猜疑欺诈，确实不值得忧虑。到了这时，加高城墙，加深护城河。一旦有变故，吴松口的炮台在外扼守，苏松太的精锐部队在内防守。或者在海口各沙洲设伏，或者在此驻扎重臣，以指挥南北的海军。那么上海这一角，过去可以用来安定内部，怎么知道将来不凭借它来抵御外敌呢！

译上海是海疆门户的论述

胡家鼎

上海是大禹《禹贡》中扬州地区的辖地，春秋时期属于吴国，后来属于越国，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相传是春申君的封邑，黄浦江就是春申君开凿的。秦始皇设置县治，称为岭县，隶属于会稽郡。从汉朝到明朝，行政区划屡次变更。本朝沿袭明朝旧制，隶属于松江府。论其地理位置，只是海边的一角罢了。然而自从开通商埠之后，外国商船桅杆林立，货物充盈。沿海富庶之地，以此为最。考察其海口形势，北起嘉宝，南抵南汇县，东南属于川沙。吴淞江与黄浦江汇合流入大海，所以也称为吴淞口。其东面是大洋，波涛万顷，一望无际。宋代和元代各国前来朝贡，都经由青龙镇，因此设置了市舶提举司。海水适宜煮盐，因此设置了两浙都转盐运使。大洋东面连接各国，与日本最近，明朝倭寇之患，正好处于要冲位置，因此设置了镇遏万户府、海防道。现在海禁已经开放，华人与外国人杂居，而且地处南北洋中间，其形势难道不是巍然屹立的重镇吗？至于考察其地图的广袤，自雍正二年划分县南境土地设置南汇县，嘉庆十年划分县东滨海土地隶属川沙厅。后来计算东西宽六十六里，南北长八十四里，东到川沙边界三十里，西到青浦边界三十六里，南到南汇边界七十二里，北到宝山边界十二里，东南到南汇边界十里至四十里不等，东北到宝山边界三十六里，西南到华亭边界二十四里至八十里不等，西北到嘉定边界三十里，这是地图广袤的大致情况。至于城池道路的长度尺寸，考察上海县城周围共九里，高二丈四尺，城门旧有六座，新增一座。东面叫朝宗门，南面叫跨龙门，西面叫仪凤门，北面叫晏海门。跨龙门以东是小南门，叫朝阳门。朝宗门以北是小东门，叫宝带门，这是旧制。晏海门以东是新北门，叫障川门，是咸丰十年广东土匪作乱时，道台吴煦所开的。水门有四座，东西两门跨越肇嘉浜，小东门跨越方浜，小南门跨越薛家浜，水分流灌注。城墙垛口高三千六百多尺，箭台二十座。护城河环绕城外，长一千五百多丈，宽约三丈。护城河内剩余土地计九十七亩六分七厘三毫，这是城池道路长度尺寸的大致情况。总括来说，上海的要害在黄浦江，黄浦江的要害在吴淞口。道光年间曾在此修筑炮台三座以资防御。从前法国人的战事，全国戒严。议论者也认为防守吴淞是关键。设有防兵，上海难道不是海疆的门户吗？

地球大势公论总序

徐勤

汇聚百千万亿颗星辰而形成天界，汇聚凝聚流动静止的物质而形成地球，汇聚铁石金土等物质而形成山岳，汇聚小河巨川的水而形成沧海，汇聚古今中外的道理而形成圣人，汇聚智愚上下的人而形成君主，汇聚都邑州县的土地而形成邦国，汇聚贵贱远近的货物而形成市场，汇聚亲疏厚薄的关系而形成宗族，汇聚父子夫妇的伦理而形成家庭，汇聚孔佛耶回各教的差异，黄白黑红各色人种，欧亚非澳南北美洲的土地而形成一统天下。这也是道理的自然，而形势的必然吧？庄子说：“从大的方面来看，万物都是一样的。”周敦颐说：“天下只是形势罢了。所以天下的形势，开始于分散而终于聚合，开始于阻塞而终于通畅，开始于争夺而终于谦让，开始于愚昧而终于智慧，开始于差异而终于相同。”古今相距遥远，中外范围广阔。概括来说，其变化有三：洪水以前，鸟兽相互逼迫，昆仑山顶，人类自然出现。黄帝的子孙分散居住在中国中部，亚当的种族蔓延于欧洲东部。创造文字，制作衣冠，确立君臣，重视世袭爵位，由大鸟大兽的时代变为土司时代，这是第一次变化。周秦时代，地运突然变化，动力大作，争夺杀戮，而民贼之徒此时出现，兼并弱小，攻击愚昧，而强有力者尊贵于上。嬴政无道，驱使百姓如同囚犯。罗马暴兴，统一欧洲西部，由土司时代变为君主时代，这是第二次变化。百余年间，智学竞相开启，万国混杂，华盛顿出现而民主之义确定，拿破仑兴起而君主之运衰落，议会建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时代变为民主时代，这是第三次变化。所以结束地球旧俗的是亚洲；开启地球新化的是欧洲；成就地球美好法制的是美洲。想要平定天下的政治，确定天下的制度，治理天下的百姓，改变天下的风俗，却不审察古今的变化，中外的形势，这就像治理黄河而不知道追溯源头，理财而不通晓会计，行医而不辨别症状脉象，治兵而不识别行军队列一样。又听说：百姓聪明的，国家就强大；百姓愚昧的，国家就弱小。中国讲求外学，大概已经很久了。聚集千百万的经费，五十年的时间，耗费万亿兆的国家财政，却不能造就一个人才，制造一件器物，施行一种方法，拯救一个百姓，这大概是智慧与愚昧的巨大差异吧？现在略举此义。

译《目分》分为五部分，旨在开启民众的智慧，保全种族，存续中国，革新地球，使五大洲的纷乱得以统归本源，让亿万愚昧顽劣之人知晓并顺应教化罢了。

译地运趋向东方论

刘桢麟

星辰大地有变迁，阴阳有交替，人物有轮回，世道有兴衰。没有变迁，热量就会消散，星辰大地就会毁灭；没有交替，奇偶就会分歧，阴阳就会背离；没有轮回，灵魂之道就会断绝，万物种类就会消亡；没有兴衰，天道就会闭塞，世运就会灭绝。这是道理的自然规律，是形势必然达到的结果。孟子说：“天下存在的时间很久了，总是治理与混乱交替出现。”只是风气时机已经改变，形势因此不同，气运逐渐通畅，治理的方法也随之不同。昏暗时就点燃蜡烛，炎热时就脱下皮衣。跨越大陆适宜用车船，渡越渤海适宜用舟船。如果固执地用一种方法来治理，哪有不会倾覆的呢？瀚海，本是蒙古的天险，如今却成了邻近的沟壑。西京，本是中国的首都，如今却成了荒凉的土地。那些抱着旧瓮的愚昧之人，拘泥于旧律来治理新国，用古义来约束今人，就像养生却喝毒酒，想奔跑却跛着脚一样。哪里知道强大不会永远强大，弱小不会永远弱小？泰卦与否卦相互转化，六爻的位置因此增减变化；元黄相继兴起，三统因此更替禅让。这就是今天天道推移、地运趋向变化的原因啊！传书说：“事物不能同时强大，这个衰落，那个就会兴起吗？”道理和形势都是如此。桢麟说：“大地的转机，百年以前，由东方趋向西方；百年以来，由西方趋向东方。千年以后，东西方合而为一。”百年以前的情况，我可以从史书中看到；千年以后的情况，我只能等待占卜的预言。说：“夏道的灭亡，殷道才能兴起；周道的灭亡，春秋时代才能出现。”我现在姑且错误地预言说：“亚洲不倾覆，欧洲不灭亡，地球不——”一百年的气运，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

地球开辟之初，昆仑是大地之顶，是大区域的祖先，洪水淹没陆地，人类由此繁衍，所以上古时代，大地正对赤道，印度是建国的初始，黄种人由此衍生，有华夏民众的鼻祖，其后有的成为亚当之族，有的成为亚闪之裔，有的成为雅利安人的遗民，有的成为挪亚的后代，有的成为高加索人的种族，选择土地居住，迁徙家园邦国，于是波斯、亚述、埃及、巴比伦接踵兴起于中国虞、夏、商的时代，地域在亚细亚和小亚细亚之间，这就是所谓地运由东向西的第一次。中古时代，高加索人的种族确实迁徙到西方，诺威氏这类人居住在海峡边，那时巴比伦、波斯、犹太等强国逐渐沦亡，而回回、哥特、狄人等种族相继兴起，在西北放纵其虎狼之性，逞其蚕食之凶残，蹂躏各国，纵横欧亚，其中回部开辟土地直到地中海之滨，哥特、狄人且雄踞于英伦三岛，这就是所谓地运由东向西的第二次。近古时代，远则有土耳其灭罗马以夺取希腊及地中海南岸的全部土地，中则有蒙古平定印度直到钦察、俱蓝、马八的境界，近则有英、法人跨越西洋以扩展南北美洲的大陆，发挥千年的动力，成就两洲的壮观景象，这就是所谓地运由东向西的第三次。况且我听说，欧洲的宗教习俗一半沿袭印度的遗风，西方的文明大多遵守犹太的旧制，而且算法借用了根绳从东方传来的绪论，拼音文字演绎了天竺的音律，建筑房屋遵循了犹太的轨道，军械炮火获得了蒙古的余绪，从前看其形势变化的趋向如此，从后看其技艺学业的趋向如彼，苍茫的两域如同太阳正在倾斜，滔滔的横流如同水往低处流，哪里还会知道巨大的波涛忽然兴起回波，大地突然产生转折的力量呢？

况且欧洲谋划国家，并不是因为洞察了五种土地的变迁而辨别方向以趋向，也不是因为受训于震旦（中国）的颓废而得到时机就驾驭，也不是因为自负于那里的挟持而急于尝试。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技艺精妙，见识广阔，加上土地狭窄，海岸渺小，邻国逼迫，宗教蒙蔽，如果坐守于此困守在角落，封闭在旧步，沿袭老死不相往来的言论，做守旧闭化不通的国家，欧洲人是不能忍受的。这就是推动它、牵引它，以至于达到万不能意料的地步，而天下的形势才开始发生变化。

变化的契机，是怎样的呢？自从荷兰创立航海之术，于是葡萄牙、西班牙、日耳曼等国，商船帆船，鳞次栉比地聚集在波罗的海。接着从西洋绕过非洲，沿好望角，向东到达印度洋，进入苏门答腊、葛罗巴的海峡，大约行程七万里，计算行程三个月。于是南洋各国，就留下了白人的足迹。乾隆年间，英国人以商务公司夺取印度五千里的土地。咸丰八年，法国人开凿苏彝士河，而夺取意大利百余年来的口岸。由此建立商会，扩展铁路，搜罗属地，开通电线，驻扎水师，开采煤矿，太平洋的津渡，开辟远东的商局，完成了。英国雄揽海权，先占据印度，作为通商的基础；接着占据锡兰，作为来往的咽喉；最终割占香港，作为东南的总汇。尽数略取太平洋、南洋诸岛的土地，作为外府，经营海上，曾不遗余力。凡是天下肥沃巨大的区域、冲要的道路，无不打开其钥匙，排开其门户，搜罗其奥秘，占据其蕴藏。

译以此伸展其控制管辖、开合纵横之权柄。因此，闭关自守的中国，其屏障已被撤除；锁国的日本，其门户已洞开。遥远的两个大洲，辛劳于其长远的谋略；辽阔的万里疆域，被拉近为邻邦。唉！凡是有增兵造舰的工程、通商开埠的举措，各国才刚举足行动，而英国无不率先前行。倘若发生决裂，各国君臣便不得安枕无忧了。这难道不是“一发怒则诸侯畏惧，安居则天下太平”吗？

译虽然把骨头扔在地上，狗就会追逐；把鱼饵投入深渊，鱼就会争抢。难道不是顾虑到它们劳累吗？利益所在的地方，它们不能不趋附。亚洲这块巨大的陆地，倚靠在昆仑山下，横亘在太平洋边。它像巨大的未经雕琢的璞玉，隐藏光芒，堆积如石，得到它的话，白珩这样的玉就不值得珍贵，夜光珠也不值得相比。这本来是盗跖所垂涎、卞和所震撼的。难道说雕刻工匠和玉人知道它却会抛弃它吗？因此，东海扶桑，区区三个岛屿，崛起并加以琢磨；荒凉冻土，北狄旧部，崛起并佩戴成环佩。不仅如此，还磨砺刀锯， sharpen 斧凿，寻找空隙行动，垂涎邻国怀抱珍宝却迷惑国家的人，每天想着如何掠夺、剖割他们。然而那些人正抱着璞玉自视清高，认为我把它们放在深室，层层包裹收藏，就不必担心别人窥伺。哪里知道收藏不慎会招致盗贼，被他人掠夺而自己不知道，甚至甘愿让给他人。难道不愚蠢吗？难道不愚蠢吗！

中日战争，削弱高丽，割让台湾，开放口岸，争夺辽东，不过是在两岸之间交战，由两国的使节折中调停，本来与欧洲西方各大国无关。然而俄国从北方兴起，英国从西方行动，德国和法国在西南窥伺，交相策马，携手并进，纷纷追逐在一个小藩属国的缓冲地带，对已经议定的和约争辩不休，为什么呢？势力相当，就互相牵制不肯退让；利权所在，就互相猜忌自私。维也纳会议，埃及之争，委内瑞拉诉讼，土耳其和希腊的嫌隙，都是明显的鉴戒。从此以后，俄国则代替偿还贷款，订立密约；法国则割占云南土司，英国则开辟梧州商埠；德国则商议分割黄河、长江南北中枢之地。只是竞争实力罢了，哪里爱惜百姓呢？况且看俄国的行动，将要出黑海，而各国堵塞它的道路；想要掠夺突厥，而英国人钳制它的锋芒，进退困窘，于是被迫改变计策，不惜耗费国力来经营西伯利亚铁路，想凭借陆运的利益，来夺取英国海运的权力。所以欧洲西方各国正竭力防备西方，随即兴起东边的祸患，他们不能不互相牵制而前往，是形势使然。不仅如此，日本刚刚兴起，根基未稳，它的形势不得不寻求自我巩固，所以修明内政，广结外交，扩展商务，经营属地，谋求海利，凡是能够彰显国家文明，增进国家富强的，无不竭力图谋。俄国主干铁路工程，已有竣工日期，支线利权又占据要害，俄国和法国联合，英国成为孤立，大势已经动摇，顷刻之间就会发生。英国固然成为心腹之患，日本也确实成为唇齿之惧。而亚洲和美洲的铁路尚未贯通，太平洋的海军尚未兴盛，日本啊，日本啊！暂时想要像羊车一样悠闲游荡，像长肩一样休息，怎么可能呢？孟子说：“外面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国家往往会灭亡。”唉！今天的日本尚且如此，那些未能依附日本肩背，追随日本脚步的人，也曾操心忧虑祸患吗？

中国在亚洲，它的纬度处于温带，它的人民聪明秀异，它的土地肥沃美好，它的物产丰富厚实，海内各国很少有能相比的。只是因为教化不开，长久不知道变革，人才缺乏断绝，坐等招致欺凌，于是使属地沦丧，商路阻塞，税约使权丧失，华工被禁止，民力枯竭，困顿机器工厂于重税，实行邮政却未完善，谈论兴利，只是增加捐税，谈论变革科举，反而遭到斥责驳斥，颓然孱弱躺卧，上下昏庸疲惫，万灵呼喊敌人，被排斥在各国之外，置于非土之列。然而仍然像蚂蚁附着膻味，像蜜蜂聚集蜂蜜，制造嫌隙等待时机，借间隙施加手段，偶尔一旦失守，祸患随即接踵而至，难道不危险吗？然而路上有遗落的珍珠，人们都按剑相向，一根头发或许牵动全局。所以中国在今天，虽然磨牙流涎，纷纷环集的人不少，但动机一旦开启，全球变色。中国没有变化也就罢了，中国如果有变化，我担心俄国控制九条道路的驾驭，必定会在中途颠覆；英国操纵两洋的舵，必定会在中流颠簸；德国和法国助其失色，美国和日本摄取其危机。所谓一根头发不能牵动，牵动就会动摇全局的，中国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西方人在中国通商，他们的口岸有二十多个，他们的货物价值超过亿兆，他们的税课之轻，万国没有可比拟的，他们的税界之例，即使小国也未曾听闻，他们的治民之权，不足以让出，他们的抵制之力，不足以抵挡，他们的压迫之术，不妨施行。积累五十年，纷杂汇聚十六国，可以说是满足欲望，填满沟壑了。哪里知道利多则争，积久将变？将来西伯利亚的铁轨一动，而西南的局势必定转移，东北我恐怕天下大观骤生变易，而不可测度的事情，难道仅在商务吗？然而中国恰好处于其中，是安危的关键，如果它贪图安逸忍受软弱，而孱弱萎靡，任由各国宰割，那么地球的祸患，还能说吗？现在的土耳其、摩洛哥，就是殷周灭亡的鉴戒。如果它翻然振拔，疾风厉雨，长鸣迅速飞翔，惊天动地以打破各国的贪婪掠夺，以杜绝两洲的隐祸，那么地球的兴盛，没有尽头。一弱一强，一安一危，间隔不容一根头发。唉！为中国的人，何不审察时机促成变化，以在祸患未发生前消除它呢？

西方人策划中国的策略说：“俄国投饵于

译中国，是列强想要谋求大国地位的目标；英国对中国寄予厚望，不仅是为了保护其商业特权，更是想借此来抵御俄国。那么，中国应当联合英国来自保。」中国人自我谋划说：「亚洲局势变动，英国和日本处于困境。为英日打算，不全力保全中国就不能免除危险，不全力援助中国就不能免除危险。那么，中国可以凭借这一点而没有恐惧了。」唉！按照前面的说法，这是拒虎进狼的计策；按照后面的说法，这是掩耳盗铃的谋略。昔日的南宋，今日的朝鲜，就是这样的例子。孟子说：「国家必定先自我削弱，然后别国才会攻打它。」管子说：「国家的生存，邻国在其中起作用；国家的灭亡，邻国也在其中起作用。」举措不当，这就是邻国敌人得以得意的原因。

如今五大洲万国，纵横交错如鱼鳞般分布，大小并不齐一。有固守旧制而衰弱的，有开化进取而强盛的，有依附他人而灭亡的，有自主治理而兴起的。我们中国酣睡在雄狮之间，在火堆上打鼾，对任何事物都不了解，对任何事业都不从事，对任何步伐都不迈动，却还低头顺从，不思自我振作，只是拿出这种束手待毙的下策。我担心那些大国不会为我们哀怜，反而会为我们庆幸；不仅庆幸，甚至会赞美我们。为什么不看看波兰和印度呢？那么，中国将如何自立于亚洲东部呢？

豪杰不被拘束而自我损害，智者必定趁着时机谋求功业。当今世道已经更新，地力正在回转，推动全球屡次变动的运势将走向顶峰而回归古初，汇聚五大洲纵横交错的契机，必定会聚集并回归到中国。我的朋友梁卓如所说：「变也要变，与其让变化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如让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中国能够整顿纲纪，急起直追，彻底扫除那些柔弱愚昧、文过饰非、堵塞压制的一贯积习，洗净那些贪婪圆滑、虚妄不实、昏庸懒惰、骄傲专横的性情，大力谋求通达便利、敏捷迅速的新事业并加以推广，大力陈述被俘败亡、赔款割地的旧耻以激励人心，扩展智慧，倾注精神，鼓舞血气，振奋羞愧之心。五年之内，强国就会变色而相互惊惧；二十年之间，万国就会敛手而听候命令。亚洲的主宰将是谁？太平洋的枢纽将是谁扼守？我知道彼得遗命的话不会实现，英国混一世界的志向难以达成。负有天下重任的人，难道能没有远见吗？

译唉！我曾听南海先生说过：“世界的公理，由力量趋向智慧，由智慧趋向仁爱。上古一千年，是力量的时代；中古一千年，是智慧的时代；后古一千年，是仁爱的时代。力量的时代治理乱世，智慧的时代治理太平，仁爱的时代治理大同。现在难道是智慧的萌芽吗？那大地上的万国，沉睡已醒；中原的愚民，蒙蔽渐开。有远见的人士，竞相奔赴新学的道路；有忧患意识的儒生，倡导开化的方法。所接触到的，或许能打动当权者；所关涉到的，就是不朽的伟业。这并非一隅的偏狭局面，实在是万国的共同风尚。趁着征兆已经萌发的时机，做出开创先例的举动。难道仅仅是一国一州蒙受无穷的利益吗？与其将希望寄托在百千年之后，不如让所有我们圆头方足的人类：黄种人、白种人、红种人、黑种人、其他肤色的人、半黄半白的人、淡黑人、不可思议的各种肤色的人，都蒙受这无穷的利益。而为智慧、为仁爱的世界，都从这里开始。又何必区分东西呢？又何必担忧变迁呢？”

户政五 赋役

编教民

彭玉麟

国家尊崇正统学问，排斥异端邪说。教化的恩泽浸润百姓数百年了。然而想要打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藩篱，借天堂地狱的说法来蛊惑我们民心的人，难道是泰西的传教士吗？泰西原本只有基督教这一种教，后来分为三种：英格兰、德意志、丹麦、荷兰、瑞典、挪威、瑞士等国所信奉的，是耶稣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所信奉的，是天主教；小亚细亚、东俄罗斯、希腊等国所信奉的，是希腊教。各自分立门户，互相结党营私，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已引发争端。等到明朝末年天主教才进入中国，跟随的人还很少。后来利玛窦、南怀仁等人凭借天文历算、地理知识的学问来到内地游历，他们所著的《七宝》等书，道理也与儒家相近，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和他们交往，并不十分鄙视他们。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法国人屡次派遣教士学习汉语，奔走四方，开设讲堂，于是奸民便借入教作为护身符，欺诈乡间愚民，欺凌孤弱，霸占别人的妻子，侵吞别人的财产。等到事情败露，教士私下袒护，有的藏在讲堂里，有的放逐到海外，百姓怨恨至极想要报复，于是导致毁坏教堂，驱逐教士。云南教案刚结束，天津教案又发生，中外几乎失和，这都是天主教造成的祸害。只是急于传教的只是法国人，实际上与其他国家无关。中国百姓来不及分辨这一点，一听到洋人的名字就厌恶，一听说洋人来就躲避，因为甲而嫉恨乙，在所难免。况且法国本来并不富强，他们之所以自备资金周游各地劝导，一定要广泛传播，实在是想用小利小惠来收买人心。人心既已依附，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只听从我的说法，从中必定大有利益。没想到利益没能图谋到，祸害反而随之而来。想要用来愚弄别人的，恰恰用来愚弄了自己。上年普鲁士的战争，教人实际上开启了端绪。西班牙说法国独担恶名，遭受实际祸害，这是自找的，能怪谁呢？近来听说印度拒绝额力士教，德国驱逐耶稣教，葡萄牙、西班牙都将教党的财产没收归公，意大利封闭七十多座教堂，没收其财产，这确实是自我消长的契机。现在法国人已知道中国的良民绝不会入教，入教的不过是佣工贫民罢了，村妇社女罢了，即使有狡猾奸诈的坏人借此谋生，其实也是阳奉阴违，于是自怨自艾，深深后悔从前传教的失误。各国又起来指责他们传教的错误。可见秉持常道的德行，出于自然，发自天性，而天堂地狱的说法不足以胜过它。但是华人中已经陷入迷途的，也不少。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应当将教民开列明白，年龄、姓名，报明地方官，另编为一册。即使教士也应归地方官约束，遇到有事，依照中国法律秉公办理，教士不得过问，这样入教的百姓仍不失为中国百姓，即使教士也无法施展庇护纵容了。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自从美德两国派员来华，亲眼目睹中朝教化，而后深深钦慕，即使各国也没有不佩服的。现在泰西入学的，必定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所有五经四子书全部刊印，先刻华文而用西文注释，日日诵读，他们追随的心，比中国人入他们教的更为迫切。可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教化，仁到了极致，义尽了本分，天理人情的最高准则，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而凡是有血气的人，自然可以不说话就相信，不劝说就顺从。将来逐渐推广，风气日益开通，圣教盛行，率领四海之内食味辨色别声的人，都不敢超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教化之外，天主教算得了什么呢？

旗籍

郑观应

我私下曾想，古代的王者居中国为一人，合天下为一家，是很盛大的轨制。追溯我朝兴起于辽沈，入关平定祸乱，天

译下层的百姓都仰赖他们。二百多年来，原本应该早已消除界限隔阂了。然而满汉的名分依然区别对待，旗籍子弟的仕途未能畅通，这实在不是显示宽大胸怀、谋求长远发展的做法。考察旗籍分为三类：上层是天潢贵胄，中层是勋戚的世袭后裔，下层是甲士的子孙。建国初期人口不多，原本可以每人供给廪食。到了中期以后，人口日益繁衍，户口增多，仅靠廪给钱米怎能济事？除了汉军旗已在乾隆初年奏准出旗自便外，还有满、蒙两籍的闲散人员无所事事，置办产业、营建房屋有禁令，出京四十里有禁令，局促在一座城里，简直如同党锢之祸，日益贫困，于是失去恒心，作奸犯科的人有，窝藏赌徒、包揽诉讼的人也有，这是强有力者所为。弱者则改变姓名，冒充汉人产业，前往各省谋生，甚至服役执鞭也不推辞。他们贫困到无法谋生的苦状，已可概见。如果不采用善法来疏通并安置他们，是不行的。这疏通安置的方法，似乎应当斟酌内外情形，分别调剂。凡在京城内外的旗籍，除了世爵有世禄、俸禄较丰足以赡养家口，以及各参领、佐领本身有职事俸禄、编入羽林军籍的不计外，其余应请求饬令九门提督按照领粮户口查明档案，先稽核其户口人口实数，然后下一道明诏，允许他们解散旗籍，完全听凭自便，从事农商百业，任其经营，这样十分之中可以安置一二成。接着查验那些无业经营、无技操作的人，全部统计其户口，发往直隶本省及直隶邻近地方屯田务农。这说法也有两点：查天津小站即新农镇海边旷地不少于数十万亩，往年周武壮公和周刚敏公总督盛军驻屯于此，约计马步炮十三四营，每营开水田不少于七八千亩，一营每年收稻米不少于万石，杂粮在外，总计全屯当在十万亩有余，每年收谷也有十余万石，加上杂粮大概不下二十万石。如今盛军裁撤，小站屯田已经荒芜，怎能再让败将家属、散兵余丁私利其地？计策不如直接分授给旗民，以一户授田百亩计算，就可以容纳安置一千多户，这十成之中又去除了四五成。再查直隶近地边外的热河、朝阳之地，本来也是肥沃土地，只是耕种的人少罢了。前年土民作乱，十户九空，死亡无数，那地方必定更加荒废，迁移旗籍去充实它，应当可以容纳安置一二千户，那么京师旗籍的游闲人员就可以悉数安顿了。只是津沽最近，朝阳较远，屯田遣送的人不免有苦乐之分，这就要由在上位者设法来均平。或者对于在津沽屯田的人，每户预先拨给五年应领米粮折合的实钱供给他们，作为耕种资本；对于去热河、朝阳屯垦的人，则发给十年廪粮，加倍于津屯折合的实银以资助他们出行。再饬令都统、将军妥善调护，又永远免除他们的丁粮赋税，那么自然会有愿意前往的人了。至于小站屯田，每年产米十万石，都是上等白米，比漕运的南米更好。与其国家每年耗费无数帑项来转运南漕，何不派遣旗民授亩耕屯，以后每年所产之米即以折漕的价格收购？这样旗民与国家粮仓两有利益，下层可以依靠耕种谋生，上层可以节省转运劳力，这也更加关乎紧要的大计。如果一旦海疆有事，南北漕运不通，有这十万石粮米每年入库，也可以稍补万一，避免立即出现粮食短缺的呼声。值此铁路未成，南北道路修阻之际，尤其对大局有益。至于小站屯田，本是成熟之地，并无开垦之劳，只是赋税须先准许免除十年，等到旗籍力田得利后，才可以慢慢商议加征赋税。小站军屯十多年来，从未有一粒一钱完粮解送部里的，那么免除赋税十年也不算过分。这是斟酌安置京城内外旗民的方法。至于外省驻防，计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湖北的荆州、岭南的广州、江苏的南京、镇江、浙江的杭州、福建的福州各处旗营户口，乱后生息又日益增多，因此饬令各省将军按籍重新核查户口，编造清册，挑选壮丁年龄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验明身体坚强、气力充足，即编选入营，每将军以前后左右中五个营为度，认真操练，另设营盘不得日入夜归，每月只允许回家四次，其余日子全部归队。在营内厚给月粮，以代替绿营孱弱老兵的额缺。那些少年子弟，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则挑选其中聪敏强健者，或入方言馆，或入水师生学堂，或入武备学堂，或入技艺学堂。即使是世家子弟不得规避免除，贫者也不可遗漏。不但教育成材，可以备作干城象胥之用，也可以让他们技艺通习，谋生有路。

译至于开设赌场、游手好闲且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则严格禁止。那些读书考取功名，或早年学习经商谋生，以及自有职业的人，也都听任他们自行申报，随意处置，不纳入选拔训练营兵和进入学堂的名额之中。如果这样之后仍然甘愿游手好闲，自暴自弃荒废职业，那就是咎由自取，穷困潦倒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这是酌情安置各省驻防旗人的方法。有了固定的产业，才会有坚定的恒心。夏商周三代以后的百姓，谁能够甘心忍受冻饿而死，只为了坚守道义呢？皇上的恩泽广泛布施，必定要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妥善安置。现在唯独对旗籍的万千民众不加优待抚恤，简直如同禁锢他们，这简直就是用汉代和宋代对待党人的方法来对待追随龙旗的功臣后裔，这难道是祖宗立法的本意吗？《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到了今天还拘泥于旧有的规矩，那么阻碍重重、难以推行的情况就会很多，难道仅仅是旗籍这一方面的问题吗？剑华道人附论说：“关于八旗的生计问题，前代贤人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弊端。顺治十四年，给事中王益朋曾上《全地利重根本》的奏疏，请求将辽阳等地的田地分给功臣家庭开垦，以厚待功臣从而获取土地的利益等等。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请求八旗开垦，厚待功臣以获取土地利益，对根本进行变通布置，使人口不聚集在一处，广泛地获取利益，在日后收效，务必使家庭有固定产业，个人有坚定恒心等等。五年又有御史范咸奏请八旗在辽东屯田，使旗人生计有余，而边疆的稳固像苞桑一样永固等等。近年李祖陶也有《旗户分居议》，前大学士沈桂芬也有请求将费用转移至东三省屯田以缓解国家用度的奏疏，言辞尤为恳切详明，所以当时有派遣旗人迁徙到东三省开垦的提议。无奈各旗民众因为关山遥远阻隔，畏难苟安，又或许担心官府提供的路费和田本不够使用，与其流离失所于道路，不如老死在都城？这个提议竟然被搁置。我曾听闻此事而感到惋惜。如果今天的情势，则与以前大不相同。朝鲜已经失去，藩篱全部撤除，关东北面逼近强大的俄国，东边邻接如虎狼般咄咄逼人的日本，势难与之争锋，那么旗籍的屯垦生计，只有就近筹划了。直隶省靠近京城，或许应当是旗人乐意居住的地方。热河也靠近边境的熟地，不像关东那样遥远，又趁着今天朝阳战乱刚平定，荒芜的土地必定广大，小站的防军已经撤走，肥沃的土地空悬着，这就是所谓顺应形势以利导，事半功倍。如果现在再不为他们做打算，那么满蒙的穷困固然没有尽头，而国家每年耗费粮饷，也将有难以维持的趋势了。梁诗正侍郎说：‘旗人穷困缺乏，不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而常常想用官府来养活他们，这是形势所不能允许的。’”

这话多么正确啊，与罗浮山人的观点先后不谋而合。过去周刚敏、武壮两位将军先后驻屯小站，开垦盐碱地成为肥沃的土地，建成水田十多万亩，开沟蓄水，布置井然有序，大有井田制的遗意。又在沟渠旁的田埂上，广泛种植绿杨数十万株，以获取阴凉并滋润雨水，苦心筹划，不知耗费了多少经营，都是两位将军捐资自办，未曾分毫仰赖官府供给。他们的本意原来是担心一旦有军务，南北交通断绝，数万大军没有食物依靠，所以做了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所收的屯米不准当年私自出售，必须等到开年新种播种之后，才允许推陈出新。他们老谋深算，无形中充实军饷，公忠为国之心，千秋昭彰。我身在军中，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提笔叙述，仍有感慨。又从哪里能得到这样的良将之才呢！

入籍

地球方圆九万里，日月照耀之处，没有界限之分。凡是有道义的君主，无不体会上天公正广博无私的心意，以此为乐，得到人民并安抚拥有他们。所谓王者，有分封的土地，没有专属的人民。我们朝廷安抚远方的人，无论是否入籍，都有宾至如归的快乐。查各国都允许华人入籍，有的允许随时入籍，有的要求常居其属地若干年方可入籍，有的须出生在该地才准入籍。美国定例，也有允许各国人入籍的条款。自从埃利士人入籍日渐增多，于是订立新例，不准华人入籍。英国国籍最为重视，外国和本国各有分别。父母是英国人，其子生于他国的，仍可列入本国籍。即使母亲是他国人，而父亲是英国人，仍可列入英籍。只是英国人前往他邦，大有分别。如果是因军流犯罪而出外，那么所生的儿子不能仍作为英国人。其余出外经商或做官的，都在收回国籍的条例之内。然而外产虽然可以收回，只当作平民看待，不能在本国做官及担任议员，而且更不能继承本国人所有的基业，也不能用基业援引本国人。但可以自行创业成家，将基业传给亲生儿子。想要与英国人同等享受恩惠的，应当在回国时为国家办公三年，或当兵或做工三年，期满才准许真正成为英国人，与本国所生的人没有区别。上古风气未开，各国闭关自守。罗马国的条例，每见外来的人，视若眼中钉，认为外邦的人，不是窥伺国家，就是来牟利，于是多方嫉妒，必定下达逐客令而后快。元泰定二年，即西元一千三百二十五年，英国人仍然仇视外人，不让其停留境内

译内。等到至元元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才开始颁布禁令，不准将外国人嫉恨迫害，而且有延请外国人在本国教习工艺的人。如果外国优待本国的人，而本国人也就推己及人地对待他们。虽然英国近来的政令比以前宽大，但对于出生在外的人，即使父母隶属于英国籍，而其子归来，终究与生长在英国的人有差别。这种惯例沿袭已久，未能改变方向。唯独荷兰国则广泛施行怀柔政策，一方面各国陋习，凡是原本为他国之人来入本国籍，或本国籍之人生子在外，其子重回本国，可以继承产业，可以做官，并没有歧视的意思。现在四处通商，没有遥远不到的地方，各国怀柔之道，与过去不同。唯独我华人流寓外国，被人欺侮，起初是因为不愿入籍，我国水师又不足以保护商人，后来苦于不能入籍，而通商条约又没有论及入籍的人，有人说中国刑律太严，必定没有外国人入中国籍，其所获得的利益更胜于中国，这是亟需设法维持的，以免像驱赶鹿群入丛那样自取灭亡。现在已准许外人在苏杭内地纺织，接下来必定借端要求准许他们买地、开矿、设产、耕植，由浅入深，掌握我国的利权，不仅对地丁钱粮有损害，还恐怕民生困窘，局势发展到主客不和，变故越来越多，否则借此资助，固结民心，以我之矛攻我之盾，关系尤其不小。我的浅见是，外国人必须入中国籍，才准许他们在内地买地建屋，以免滋事；如果不入籍，除租界外，一概不准在内地置产。听说日本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有借游历内地为名，或藉传教为说，买地置产业，购货屯货，建造一切的人，所置的产业既在内地，就与入我籍的百姓相同，准许他们落户，但必须归我地方官管辖，不得再远远藉口领事为词。如果不愿入籍受辖治，就可以任其自行离去，不得购置产业。传教者除了教堂住屋外，也不得藉名教堂广置产业牟利，兼并百姓田地，以致损害中国地方的丁赋。这是我国家本有的自主之权，应当详细载入和约，布告天下，使彼族无从插嘴，而各国有道的君主，也都应当体会上天覆载无私的心意，一视同仁，准许人入籍。可以吗

译僧道

佛与老，是佛教和道教的名称。信奉佛教的人，是僧人的门徒；信奉道教的人，是道人的门徒。佛教从汉明帝时期开始，从天竺传入中国。当时皇帝恭敬礼拜，公卿大臣跪拜致敬，世俗之人见而羡慕。于是有人请求信奉佛教，汉明帝准许他们剃度，发给度牒成为沙门。女僧也统称为尼，这是僧人起源的开始。道教则是中国本土原有的，相传始于老子、关尹子、河上公，魏伯阳都是他们的杰出弟子，渊源深远。然而虽然代代相传，但实际上并没有道士的名称。到了秦朝初年，还只称为方士。允许百姓出家度为道士的，也是从汉晋开始，而在唐朝兴盛。妇女都可以入道，称为女道士。唐朝时有很多以宫主、县君这样尊贵身份成为道士的人，这是道教徒发展的极致。佛教和道教之所以突然兴盛，都是因为儒家圣道的衰落。儒家的学术，自东周以来就衰微了，圣明的君主不兴起，孔孟栖身于乱世，君主不能尊崇。于是泰山崩塌，梁木毁坏，麒麟不再出现，明辨是非的道理穷尽。到了吕政（秦始皇）的暴政，焚烧诗书，坑杀儒生，招引卢生、徐福等人，祸乱的征兆已经显现。到了汉武帝，奢侈傲慢，追求神仙，修建宣室、建章宫、露台等供奉，文成、五利等人趁机兴起，利用权势炫耀诱惑。等到汉武帝下诏轮台，知道后悔，方士的风气才稍微平息。仙道重视长生，佛法重视无生。那些君主起初因为一念贪欲，想要永远享受万世的供奉。所以学仙求长生不可得，但还有畏死的一念存在，那么佛法的皈依回向，解除罪孽灾难，又是他们所希望作为功德的。于是金人入梦，白马驮经，佛老并立，竟然与儒家的教化鼎足而三。历代以来，佛道二教互有盛衰。清朝也曾有淘汰僧道的诏令，但最终多方抵触，良法美意终究没有实行。天下也就习惯与之相处，视为理所当然。虽然宋儒极力辟斥，也没有看到廓清的成效。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没有思考过，僧人，是什么人以求学佛为目的？道人，是什么人以求学仙为目的？而试着推求佛仙命名的含义，那么佛，就是非凡人，绝类离群，不与凡人同类。仙，就是山人，隐居空山，超脱人世而独立。考察佛祖释迦牟尼当时，舍弃一国的富贵，世子的尊贵而不为，决然舍弃父母，背离妻子，趺坐灵仙六年成道。老子在周朝衰微时，放弃柱下史官的职位，舍弃中国而不居，骑青牛出函谷关，远离人境而隐居，他们独善其身，看待世间的繁华富贵、声色货利，都不能污染他们，仙佛完全相同，不能说不是希世的奇人、猛烈的丈夫。所以佛号大雄，仙称大觉，确实有原因。我曾经博览佛道二藏，穷究丹经，看到佛的宗旨，以绝欲出尘为开始，以忍辱受苦为功行，积累久了能明心见性为入门，百尺竿头再须进步，又以粉碎虚空、真如妙有为般若波罗蜜多，翻译为“大自在”。到了这里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必须等到六尘六识灭尽不生，才能直接超越彼岸，立刻见到如来，称为脱离垢境。向上还有精进不已的功夫，功德圆满，才能成佛，难以一一列举。仙的宗旨大同小异，也有顿渐之分、三乘之别，其要旨也以绝欲离尘为开始，积德累行为功果，以通关筑基、炼化纯熟、长生不死为入门，向上力追大乘，结丹、还丹、结胎、脱胎、出魂直返到胞中浑沌之天为七还九反，更进而益上，面壁还虚，自有从无到有、无无、亦无，才能与天合体，历经劫难而不磨灭，其功程的次第无一不是大难事。总之，仙佛同源，佛法详言性而言命，然而《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已经略微显露端倪；道经详言命而言性，然而《关尹子》及《清净经》《心印》《悟真外编》，也颇阐明其妙。总括这两家，都不离心性二字。那些巢父、许由的高远，陶渊明、陶弘景的旷达，大概接近于此。如果琐碎地谋取衣食，追求安逸，骄气多欲，贪色淫心的人，他们与此相差天渊之别，好比染黑求白、搏沙作饭一样。

虽然仙佛崇高，后世求学仙佛的人，必定酷慕仙佛的超卓，希望追随仙佛的高行，这样才不愧为他们的门徒。然而为什么现在求学仙佛的人，却大谬不然呢？名义上是，实际上不是。名义上说“我明心见性”，实际上利欲熏心，豺狼成性；名义上说“我修真炼性”，实际上疏懒为真，色食为性。失意时打包云水，乞食江湖；得意时登坛说法，聚众焚修。于是施展才智，募化十方，居住华丽的房屋，坐在厚重的垫子上，吃精美的食物，穿锦绣的衣服。好的就结交名流，怡情诗画；不好的就依附权门，攀附当权者，互通声气，谋取权利。有的甚至聚集狂徒，宣扬邪说，窝

译盗贼强寇，违犯千百种法令，以及奸淫邪盗，凡是乡里自爱之人坚决不忍去做的事，他们却全都亲身触犯，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体现的是佛法慈悲广大的法门，我得到了神丹秘诀，是为了普度众生。”这就是为什么弥勒、白莲等邪教匪徒能够因风吹火，乘势兴起而未曾止息的原因。这简直就是以危害世道作为劝化世道，以杀人作为救人。说能唤醒迷途的人，而自己却更加沉迷；说能解除他人的罪孽，而自己身上的罪孽又有谁来怜悯？即使按照佛道两家的宗旨来评判，也一定会将他们拒之门外。还谈什么学习佛老？还谈什么称得上是佛老的信徒呢？

僧道两门聚集的徒众，不下数十万，有的甚至多达百万人，男女混杂，老少不分。这些人当中，愚蠢得像鹿猪，毒辣得像蛇蝎的占大多数，却声称这些人能够见到发光显地的智慧火焰，炼成三花聚顶的阳神，以及穷究阴阳造化的奥秘，脱离生死轮回的秘密。这些道理连上智之人也难得一窥一二，难道真的认为这些愚钝顽固之人都能明白这些精妙的真谛吗？况且其中那些年幼的尼姑、小和尚、道童、侍者，大多是从贫苦人家买来的，或者是被愚昧的父母抛弃的，刚离开襁褓，就穿上了僧道服饰，对于佛道的广大教义毫无了解，对于修行的渊源一无所知。人间的乐趣，他们没有不贪恋的；佛道宗门的厌世苦修，他们全都厌恶。削足适履，他们怎么能做到方枘圆凿？他们怎么能成器？这是聚集了数十万单身男子和怨妇，成为太平盛世的灾祸。假使由此极尽旷夫怨女的怨恨，决裂堤防，污垢秽物堆积，污染净土，这又成为治理天下的妖孽。

即使都不是这样，无故聚集这数十万、数百万有用之人，去从事这种毫无用处的行业，安居乐业。男子不拿锄犁耕作，女子不从事纺织，能读书写字的不列入士人阶层，擅长会计的不从事商业，而衣食宫室等百物的供给，都不能向上贡献给天下，只能依靠土地，仍然以有业的民众作为他们的外部仓库，供其剥削罢了。唉！这就是后世王政之所以不能复兴的原因所在。

况且这数十万、数百万没有衣食，依附佛道门户谋生的人，并非全是游民没有生计，实在是懒惰而不肯勤劳谋生的人。其中真正肯苦行求仙学佛的，百中不得其一，千中不得其百。又其中擅长文字的人有书可读，熟悉农事的人有力气耕种，擅长书算的人有商业可经营，或者习练拳勇有技艺的人有兵额可补，有行伍可归，女冠及尼姑擅长女工的有蚕可养，有布可织，就此加以挑选淘汰，就可以去掉三分之一了。选择那些真心求仙佛，确有心得，不肯再涉足尘世的人，让他们居住在深山洞穴，茅棚独处，任其高蹈隐遁。现在的僧道只知道建醮超度亡灵，敛取他人财物，没有开启一项善举，像耶稣天主教士设立学校教人，创建医院治病那样。即使只是独善其身，修养自己的心性，也应当布衣素食，栖隐山林，何必在都市朝廷应酬呢？那些年老力衰、多病残疾、幼弱未成丁的人，将各州县的大寺庙改为恤贫院来安置他们，就可以去掉三分之二了。

剩下那三分之一，劝化他们不改，淘汰他们不去，那么不外乎韩愈所说的：“让他们回归平民身份，恢复他们的居所，改变他们的衣冠，匹配他们的男女，老少必须均衡，就把布施的庄田作为按亩授耕之用，宫观的园圃作为种菜种树养蚕桑的区域，设置官员监督，勤劳的就奖赏以诱导，荒惰的就刑罚以警戒，没有不成功的。”然后明确颁布教令，使得从今以后有学习仙佛的人，除了那些独身隐居岩穴，与木石为伍，无关王化之外，其余四民在家居住，喜欢信奉其教，读其书，茹素潜修的，也听任他们，只是断然不得创建宫观寺院，召集徒众，募集布施，积蓄财货，登台说法，衣冠奇异，以迷惑百姓的视听。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懒惰的人不能独自安逸，狡猾的人不能独自逞智，愚昧的人不至于犯法，强悍的人不至于违抗法令，僧人都成家，尼姑都归家，没有怨妇也没有旷夫，王化的推行，大治的兴盛，正从此开始。难道没看到回教吗？那个族群虽然信奉其教，诵读其经，但人伦职业与四民无异，日常用度衣冠全都遵循王制。只是不食肉等事，是他们教派自己规定的私禁，所以在上者也就安之罢了。哪里见得对待佛道两教的人就不能这样治理呢？世上有通晓治术的人，应当不会轻视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