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治体三原治

译卷十五 治体三原治

拟应诏陈言

傅云龙

恭敬地阅读皇太后的懿旨，要求内外大小臣工在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上，据实直言，各抒己见。如果此时不发表意见，就是辜负了朝廷采纳意见的诚意。臣私下认为，要想端正行政的根本，希望皇上阅览乾隆元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要想掌握用人的关键，希望皇上阅览道光三十年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臣极其愚昧卑微，何必多言，却难以保持沉默？因为有治理的人才，才有治理的法度，行政的关键在于用人之中。昔日羊祜依附贾充，导致司马氏政权不振；李白赏识郭子仪，使得李唐王朝复兴。国家的安危关键在于人。驱使一般的人容易，选拔帷幄中的谋士难，因为需要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守边的人容易，统领将领的人难，因为一举一动关乎全局。空谈的人容易，担当重任的人难，因为言语的艰难怎比得上行动的艰难？熟悉边疆的人容易，得体处理事务的人难，因为执行命令原本期望不辱使命。用权术兴利的人容易，用正道生财的人难，因为节流更在于开源。用人在于知人，为了知人，又以培养人为先。其要点有四：实学、真知、专责、重禄。

为什么说实学呢？文武之道都归结于学习，所以汉朝臣子诸葛亮说：“才能需要学习。”现在不担心没有学习，担心所学非所用。就以兵学来说，有经学，有学习以端正义理，就不能没有算学、格致学来充实见识。算学是格致学的基础，制造器物如果有图样而没有计算，那么图样不精确，器物也不锋利；使用器物如果有图样而没有计算，那么高低不准，远近也不合适。其他学问不止一种，也不脱离算学。近来那些应试写文章的人获利，往往超过万两俸禄，这是因为利路如此。科举考场不必讨论改革，就在经文中考察古代得失，在策问中核实通晓古今的博约，而在小试中先培养人才，而在同考中谨慎选拔。

为什么说真知呢？科举之外难道没有奇才吗？资历之中往往埋没良吏，一再考核而没有根本的言论，贡举本末参差而未优的情况就显现了。

为什么说专责呢？一旦掣肘，即使优秀也显得不足；一旦蒙混，有过错也查无实据，难道借苟安作为持重，后悔振作作为多事吗？

为什么说重禄呢？汉宣帝下诏增加官吏俸禄，光武帝下诏增加百官俸禄，而吏治蒸蒸日上。现在战乱既然平息，以前未减的廉俸应当恢复其适宜，使他们有所供养，不是不知道库款未充足，而是正是为了库款打算。供养其廉洁，更加严厉地惩治贪婪，少一分侵吞挪用，就多一分国家财政，大概廉洁产生明智，明智产生谨慎。由此四者推进，追求图难于易，晓外于内，利于亿兆于不言，收敛武功于不战，那么这又不是臣至愚极微所敢知的了。恳请圣慈垂鉴。

附录孙文定三习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承蒙担任风纪重任，日夜惶恐，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之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得以施行，仁政得以推行，恺切周详，凡臣民心中所想而口中不敢言的，正是皇上之心。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上明恕，哪里还有可议之处？而臣还想有所进言，正是因为在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有所顾虑，所以过计而预防之。

现在治乱的循环，如同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干阳极盛而阴生。事情处于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在至微之处，人不能察觉，而等到其既着，遂积重而不可返。这其间有三习，不可不慎戒。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满朝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臣民原本并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所以开始匡正拂逆者被拒，继而木讷者被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也被绌。这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真。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顾盼者皆然，免冠叩首，应声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眼则熟于此。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所以开始倨野者被斥，继而严惮者被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也被忤。这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事，阅之久而以为无难，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短，返之己而不见其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这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者，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为君子而决非小人？乃终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言语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

译耳朵习惯了投其所好。奔走周旋，君子笨拙而小人逢迎，这就与眼睛习惯了投其所好相吻合了。如果考核事务、考察辛劳，君子独自践行自己的心意而以言功为耻，小人善于迎合而擅长显露勤勉，这就与心灵习惯了投其所好又相吻合了。小人凭借他们的长处来善于投合，君主沉溺于所习惯的事物而不觉察，仔细听他们的言论觉得入耳，仔细观察他们的容貌觉得悦目，经过试用觉得他们的才能称心如意。于是，小人不用约定而自然聚合，君子不用驱逐而自然疏离。到了小人聚合而君子疏离的地步，其祸患哪里可以说得尽呢？而推究其缘由，都是这三种习惯造成的蒙蔽。治乱的关键，千古以来都是同一个轨迹，可以考察而知晓。我们皇上圣明，首先出现，没有细微之处不被照察，提拔任用德高望重的老臣，贤才汇聚晋升，哪里只有没有这种蒙蔽，也没有这种习惯。然而臣正趁着还没有形成习惯的时候进言，假如习惯已经形成，那么就有知道了而不敢说，或者说了而不被听从的情况了。现在想要预先消除这三种习惯，永远杜绝这一弊端，不在于外部，只在于内心。所以臣愿意谈论皇上的心。俗话说：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这是浅显的话。圣人难道没有过错吗？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过错，只有圣人才能改正过错。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大过错尚且还有，小过错可想而知。圣人在下位，过错只在一身；圣人在上位，过错影响一世。《尚书》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就是这个意思。周文王的百姓没有受冻挨饿，却还看着他们如同受伤一样，只有周文王知道他们的伤痛。周文王的《易经》贯通天道人道，却还望着大道而觉得没有见到，只有周文王知道没有见到。贤人的过错，贤人知道，庸人不知道；圣人的过错，圣人知道，贤人不知道。希望别人纠正过失错误而达到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太难了。所以希望皇上的圣心自己警惕。辨别精微危险，然后知道执守中道难以公允；怀有保民的愿望宏大，然后知道民间疾苦难以周全。谨慎察觉细微、保持真诚反求诸己，而真正知道自己的不足；让老人安享、年轻人得到关怀验证于世，而实际看到自己未能做到。然后才谦逊不敢自以为是，不敢自以为是的意思，贯穿在用人行政之间。然后进谏争辩、切磋琢磨，爱我极深，而阿谀取悦、伪装顺从的人，是愚弄自己而陷害自己于陷阱。耳目的习惯消除，而逢迎、伪善、巧言令色的态度一见就觉得污秽；取舍的标准确定，而嗜好安逸、功利之说没有机会来投合。然后治理达到极盛，教化成就于长久的正道。如果不这样而自以为是之根不拔除，那么即使收敛心思以求谨慎，谨慎久了觉得没有过错，就说可以稍微宽慰；励志以求勤勉，勤勉久了觉得有功绩，就说可以稍微安慰。贤良的辅佐大臣，天下太平，君主的心稍微安慰而想要稍微自我宽慰，似乎对天下也没有害处；而不知道这一念头一转，嗜好安逸、功利之说渐渐入耳而不觉得烦扰，而逢迎、伪善、巧言令色的人也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了习惯了，忽然不知不觉而被他们所中伤，那么黑白可以转换颜色，而东西可以改变位置。所谓隐患伏于极细微之处，而形势形成于不可挽回之时，说的就是这个。这难道可以不戒慎而预防吗？《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怀念。”“志向自满，九族就疏离。”《大学》说：“见到贤人而不能举荐，见到不贤人而不能罢免，以至于好恶违背人的本性，而推究其失误的原因，都因为骄傲放纵。”自满兴起骄傲放纵，就是自以为是的意思。由此看来，治乱的关键转于君子小人的进退，进退的关键掌握在君主一心恭敬还是放肆。能知道错误，那么心不期望恭敬而自然恭敬；看不到过错，那么心不期望放肆而自然放肆。恭敬，是君子的招引，而治理的根本；放肆，是小人的媒介，而混乱的阶梯。那么沿流溯源，简要概括其义，只希望我们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以为是之心，而天德王道全都无不出于此了。俗话说：“狂夫的话，而圣人选择采纳。”臣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直言不讳，所以敢竭尽我的狂言。恳请皇上包容而垂察，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附录曾国藩奉诏陈述意见的奏疏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旨，命令九卿及科道等负有言事责任的官员，对于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陈，通过密封奏章秘密上奏。这体现了圣上谦逊退让的德行，以及孜孜不倦追求治国的决心。臣私下认为，用人和行政这两件事，自古以来都被相提并论，唯独到了我们朝，各种政务都已经有了明确的成法，既完备又详细，不可以轻易议论。当今应当讲求的，只有用人这一方面罢了。

当今人文之士并不缺乏，想要培育并激励他们，完全依赖皇上的巧妙运用。大体上有转移风气的方法，有培养人才的方略，有考察人才的手段，这三者不可偏废其一，请让我向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风气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朝代的历代圣君治理政事，大体上是针对当时风俗的弊端加以矫正，使其归于中正。顺治年间，战乱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康熙帝）继位后用宽仁来治理。康熙末年，长期安定导致官吏松懈，刑罚搁置不用而民众苟且偷安，所以世宗（雍正帝）用严厉来挽救。乾隆、嘉庆年间，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所以已故的大行皇帝（嘉庆帝）用镇静来收敛他们，以改变浮夸的习气。一时间人才都循规蹈矩，没有敢于以才智自傲、锋芒毕露的人。然而，有操守的人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渐渐觉得少了。大抵把畏缩当作谨慎，把柔弱当作恭敬。以臣看来，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个，叫作退缩和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有两个，叫作敷衍和颟顸。

退缩，是指同僚之间互相推诿，不肯承担怨责，动不动就请示圣旨，不肯承担罪过。琐屑，是指斤斤计较于微小的利益，不顾大体，能观察到极细微之处，却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敷衍，是指表面应付，只考虑眼前，像割肉补疮一样，不问明天如何。颟顸，是指外表完整而内部已经溃烂，奏章粉饰而语言没有归宿。有这四种弊病，习俗沿袭，只求苟且偷安，没有过错也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旦国家有艰巨的任务，必定有缺乏人才的祸患。

我们已故的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关键，所以急切地想得到有用的人才，以大力挽回颓废的风气。去年京官考核的人员中，几个月之内，提拔为按察使的有三人，提拔为布政使的有一人，这也是想要打破常规越级提拔，整顿积弱的习气。无奈风气所趋，难以骤然改变。现在如果立刻寻求振作有为的人才，又恐怕急躁争竞的人因此侥幸进用，反而不足以收到实效。

臣愚昧地认为，要使有用的人才不出格，不如让他们从事于学术研究。汉朝臣子诸葛亮说：“才能需要学习，学习需要见识”，这是极正确的论断。然而想要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从皇上自身做起，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风化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每天进讲，寒暑不停。万寿圣节不许间断，平定三藩用兵也不停止。圣上接见朝廷大臣，就与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多。到了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都是圣祖教导而成就的。

现在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的年纪相似。臣的愚见，想请求在七月之后实行每天进讲的旧例，传遍四海，人人向往。召见臣工，与他们从容论辩，见到没有才能的人就勉励他学习，以严厉惩罚模棱两可、懈怠的习气；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更加勉励他学习，以化解他刚愎刻薄的偏颇。十年以后，人才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崇尚学问，天下英杰受到鼓舞，其契机在此，其效应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清清楚楚可以观察。

以今天的委靡因循，而期望振作，又担心日后的大规模改革会败事，所以用诗书来润泽，只期望潜移默化地改变，不肯矫枉过正。大概转移风气的方法，大致如此。

所谓培养人才的方略是什么呢？凡是人才还没有进入仕途的，暂且不论；已经进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最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将来在内成为卿相，在外成为督抚，大约都出自这八个衙门。这八个衙门，人才有数千，皇上不能一一周知。培养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堂官（各衙门长官）。

所谓培养，大约有数端：叫作教诲，叫作甄别，叫作保举，叫作超擢。堂官对于司员，一句话嘉奖，就感动而图谋立功；几句责备，就畏惧而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荆棘不修剪，兰花蕙草就减色；害群之马不除去，千里马就短气。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部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的身份赏赐人参并放任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的身份充任翰林进入南斋。这是超擢的先例。

曾经论及，人才好比禾稼，堂官的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甄别则是去除稂莠（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皇上超擢，好比甘霖适时降下，禾苗蓬勃兴起。堂官常常到衙署，好比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事。现在各衙门的堂官，多是内廷行走的官员，有的几个月不能到衙署，与司员常常不熟悉。除了掌印主稿的几个人之外，大半不能识面。好比嘉禾与稂莠，听任它们同生同落于田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的方法没有听闻，甄别的例子也废弛了。近来奉明诏保举，又只涉及外官

译然而未能达到京城官职的品级，培养人才的方法难道还有未尽之处吗？从近年以来，六部的官员人数日益增多，有的人二十年得不到补缺，有的人终身不能主持起草公文。内阁和翰林院的员额，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往往十年得不到一次差事，不升迁一个品级，英才已经受到摧折了。而堂官又多在内廷值班，整年不能见上一面。比如吏部六位堂官中有四人在内廷，礼部六位堂官中有四人在内廷，户部六位堂官都在内廷值班，翰林院两位掌院都直内廷。各位大臣随侍皇帝在御园，本来难以分身进入衙署，而又有的兼任两部职务，或管理多处事务。作为司员，画稿时只是匆匆见上一面，禀报事务时只有寥寥数语。即使才德都优秀，尚且不能求得堂官的一次垂顾，又怎么能让天子了解呢？这么多人才近在眼前，不能用心培养，非常可惜。臣的愚见，想请皇上稍加斟酌，每部必须有三四位堂官不在内廷值班，让他们每天到衙署，以便与司员相互切磋。翰林院掌院也必须有不在内廷值班的，让他们与编修、检讨相互熏陶。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长官一一详细知晓。皇上不时询问，某人有才，某人正直，某人见识浅陋，某人器量宏大。不仅属官的优劣，清晰完全呈现，即使长官的深浅，也可以互相参照考察，而八衙门的人才，都往来于圣明君主的心胸之中。那些司员，只要让姓名传达到皇帝那里，不必升官迁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然后保举的方法，甄别的条例，依次按照旧章施行。皇上偶尔有破格提拔，那么提拔一人而草木的精神都振奋，大概培养的方法，大致如此。所谓考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人询问事务、考核言论，这两者都很重要。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遵循惯例，大事请示圣旨，本来没有才能谋略可以显现。那么不如在言论上考核，通过召对陈述意见。天威近在咫尺，又不宜喋喋不休地阿谀奉承，那么不如通过奏折来考核。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都有言事的职责。各省道员不允许单独上折谢恩，但允许单独上折言事。然而十余年间，九卿没有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没有一折陈述地方的利弊，相继沉默，一时的风气，让人不解其所以然。科道偶尔有奏疏，但从没有一句话涉及君主德行的兴衰，也没有一折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臣子都是稷契那样的臣子吗？一时的风气，也让人不解其所以然。臣考察本朝以来，规劝君主德行的，孙嘉淦以不自是规劝高宗，袁诜以寡欲规劝大行皇帝，都蒙受优厚的旨意嘉奖采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的，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弹劾李光地，后来这四人都成为名臣，现在也传为美谈。自古以来直言不讳，没有比我国更兴盛的了。现在皇上刚即位，又特别下诏求言，并且褒奖回答倭仁的谕旨，臣读着读着，以至于欢舞感泣，这确实是太平的景象。然而臣还有过虑的，确实看到皇上求言非常急切，恐怕各位大臣纷纷上奏，或许陈述各种政务多有雷同的话，不免久了产生厌倦；弹劾大臣，担心助长攻讦的风气，又不免久了产生厌倦。臣的愚见，希望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远不产生厌倦之心。涉及雷同的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的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只看到有益，起初看不到有损。人情习惯于旧常，大多有所顾忌。比如君主德行的兴衰，大臣的过失，如果不是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谁肯轻易冒犯不韪？比如藩臬的奏事，道员的具折，虽然有定例，久不遵行，如果不是皇上再三迫使他们说话，又谁肯标新立异以触犯督抚的愤怒呢？臣也知道内外大小言论并进，即使浮伪之人不能不混杂其中，然而无根之言，其术可以一次得逞，而不能再次尝试。明镜高悬，岂能最终逃避？方今考核九卿的贤否，只凭召见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否，只凭三年的京察；考核司道的贤否，只凭督抚的评语。如果让人人建言，互相质证，岂不是更为核实呢？臣所说的考察方法，大致如此，三者相互需要而使用，施行不违背。臣本来愚陋，最近因为议礼的一疏，蒙受皇上天语褒奖，感激思有所报答，只是遗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恳求皇上怜惜臣的愚诚，俯赐训示，非常荣幸。

译两位大公所上的奏疏，如同日月照耀天空，江河奔流大地，让人百读不厌。《正续文编》虽然曾经选录收录，不妨同时保存，以表达敬仰之情。香隐

关于自强的重大计策，列举要点陈述的折子，附带两件附片。

盛宣怀

奏为：自强的大计应当举其要点，谨就我个人的浅见列举梗概，恭敬地呈上折子，仰求圣上鉴察。自从海防事务兴起以来，朝廷内外上下竞相谈论自强，正直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每天都有进献。去年经过与日本的冲突，忠臣志士更加感慨于国家强弱利弊的原因，想要全部采纳欧洲的新法，改变华夏的旧习。朝廷深思远虑，举出重大而长远的计策，于是有了创办南北铁路的工程。然而臣认为，铁路是用来加速征调、疏通利源的，只是自强的一端。并非干线建成后，就可以坐着等待国家强盛。西方各国，运用全国的才智，来振兴农业、商业和工艺的利源，即凭借全国的商业力量，来供养水陆军队，保护农业和工业。大概国家没有军队就不强盛，必须有精兵，然后才能应对征调，所以应当练兵。军队没有军饷怎么训练，必须振兴商务，然后才能扩大利源，所以应当理财。兵与财如果不得其人，虽然天天谈论练兵，天天谈论理财，但最终没有可用的兵，没有可依靠的财，所以应当育才。臣最近蒙受召见应对，略陈愚虑，随后军机大臣又奉旨传询，让我倾吐如蠡测管窥般的微薄见解，仰见圣上兼听并观，明察近臣之言，我不揣愚昧，谨以三件事为我皇上条分缕析地陈述。

第一是练兵的要旨。中国夏商周三代实行寓兵于农，唐宋以来专用招募，兵与民长久分离，各国都是如此。近年来东西方各国的兵制，都是由募兵制恢复为征兵制，这是世势变迁的趋势，中国难道能独自不这样吗？然而今天已经耗费千万两军饷来供养无用的绿营兵，又耗费千万两军饷来供养有用的练勇。太平天国和捻军平定二三十年以来，所谓有用的勇丁，一旦临敌，其败事程度与绿营兵相同。当事情紧急时，各路添募，仓促成军，臣亲眼所见，大多有不能持枪射击的人。大概募兵这一件事，无赖亡命之徒兼收并蓄，来源无法考察，这是弊端一；少壮从军，衰老淘汰，去后无所归依，这是弊端二；听到警报增募，如同驱赶市井百姓，不教就弃用，这是弊端三；事定遣散，大多成为盗贼，于是遗留民害，这是弊端四。近来议论裁减绿营但减兵不能汰官，议论建立西式操练但军饷沉重不能多练。况且勇饷与兵饷不同，新勇与旧勇于饷复不同，军饷厚的不免相互夸耀，军饷薄的自甘废弛，军制愈发纷乱，军饷愈发不足，士气愈发衰弱。现在除京营外，各省实际存在的绿营兵和练勇八十多万人，更新而不去除旧的，与此财力制兵而不划定界限，不是善于治军。应当将天下划分成十个镇，海疆边疆为重，腹地僻地为轻，坚固朴实的地方多征，肥沃柔弱的地区少选，参酌西方方法，简练新兵三十万人，根据各镇形势轻重差别，兵数多少征选，户籍可查，未经犯罪，年龄在二十以上、二十五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登记为常备兵入营教练，期限三年，退为预备兵，也期限三年，退为后备兵，也期限三年，退为民兵，期限五年，除去兵籍。从预备兵以下，平时在家务农，有事依次征集。预备兵每年一次召集屯营，与常备兵合并操练；后备兵每年一次召集，由地方官使之演习，都根据路途远近给予路费。民兵不集合操练，在籍者都免除本户徭役。每年十月，由各镇拣派选兵官，分赴各地，会同州县验选，合格者登记在籍，随时征充。常备兵中壮者入营而老者退籍，老者退而壮又复入营。历经三年而一兵之饷得二兵之用，历经六年而一兵之饷得三兵之用，九年以后每年定额三十万人之饷，常得一百二十万人之用。士兵都是本地人，游手好闲者不录，这是利益一。更替进退，家庭可归，这是利益三。事至征召，人都练习，这是利益二。事毕归农，不流为匪徒，这是利益四。各镇营制饷章统归一律，各军营枪器械统归一式，将绿营勇营全部去除。用其每年军饷三千余万两，练常备兵三十万人重订饷章只期核实，不必过优，每年约不超过二千万两。其余以备洋教习薪水、预备后备兵调操路费及酌留绿营之军饷，计算没有不足。此事为强弱关键，即使增加筹款，也应当做。就军饷练兵尤其难以迟缓，但坚持贵在坚定，实行宜于渐进。或许每镇先练三分之一，练成后再行添练，以达到足额为止。裁革绿营兵勇也如此。至于绿营向来有城守防汛之责，护饷解犯差事，或许酌留若干，属于州县，略如各国警察巡之意，而责成整饬，自然没有偏废之虞。应请特别简选知兵重臣会同兵部查明兵数军饷数，并采用英、德、俄、法、美、日各国练兵之法，抉择参酌，厘定章程奏请批准施行，永远作为定制。

第二是理财的要旨。理财有两个含义，开源节流尽在其中了。

译如今广泛制造器物，振兴矿业政策，是为了开辟财源。但纱布各厂，成本沉重，不足以与洋货竞争；五金各矿，见效缓慢，不足以救济急需。于是合并局卡，裁减冗费，是为了节约开支。然而合并的机构，对国家的重大计策毫无裨益；裁减的费用，不过是些微利，怎能填补中饱私囊的巨大亏空？论及日常用度，每年的支出与收入不相抵；论及通商贸易，出口与进口不相抵；论及洋债，耗尽内外之力仍然无法相抵。想要使国家富足，首先不能损害百姓；想要获取商业利益，在于挽回外流的财富。增加关税的提议尚未就绪，听说西方人以厘金为借口，大概是因为窥探到我国家用不足，必定不能停止征收厘金。顺应时机做出决策，不如直接免除天下中途的厘金，将关税增加为值百抽十，让他们没有借口。厘金既然免除，就仿照西方国家的印花税办法办理。如果计划得当，增加的关税和新收的印花税，合计应当比厘金多出一倍。而免除厘金，则出口的土货易于流通；增加关税，则进口的洋货或许会稍微减少，获取利益防止损失，好处在于无形之中。这就是所说的使国家富足而不损害百姓，并且暗中挽回外流利益的方法。西方人聚集全国的财力，作为通商惠工的根本，综合其枢纽都在银行。中国急切应当仿照办理，不要让洋人银行独占我的大利。中国银行既然建立，使巨大的信用信服于商民，国库因此通达而不枯竭。仿照借国债可以替代洋债，不受高息的挟制，不吃汇率的亏折。这就是所说的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的方法，这是其一。墨西哥国用九成的银铸造钱币流通，中国用十成的银，每年损耗以亿万计。近来中外臣工大多议论自行铸造银圆，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铸造分两轻重，都符合墨银标准。臣愚昧地认为，国家的货币制度从古至今，都自有制度，跟随别人亦步亦趋，是各国所没有的，既然不能废除两制改用元制，各库出入仍需元宝，必然导致无银可铸。查光绪十二年十月海军衙门上奏请求将应发放的南北洋经费及东三省饷项，都按二两平核发，这是饷需改用京平已有成例。现在适宜在京师特设元银总局，以广东、湖北、北京、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九成银一两，再酌情铸造金钱及小银钱，使大小钱币相互权衡流通。凡是支出款项都用官铸银币、元宝、小锭，一概不准使用，只有收款仍照库平十成银计算。库平比京平重，以每百两加平六两计算；十成银比九成银，每百两应加色十两计算。除去各库上兑津贴银一两，定以每百两加价九两。如应交库平足银一百两的，实际收银币一百十五元，没有轻重高下的区别，没有减平扣色的弊端，简易合理，妇孺难以欺骗。每年度支八千余万两，户部大约可盈余平色银一千二百万两，比起向来各省拨解平余多收，应当不下千万。这就是所说的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的方法，这又是其一。此外商务巨细万端，设施有序，应当请求特别简选通达中外的大臣专管商政，会同户部取法邻国，切实施行。兴起商学，鼓舞工艺，利源不外流，财富藏于商民，君主何愁不足，国家何患不强。

译第一，培养人才的要点。西方国家人才兴盛，都出自学校。然而考察他们所设学校的等级、入学的年龄、课程的次序，以及农、工、商、兵无不设有学校，往往与《曲台礼》、《周官》、《左氏传》、《公羊传》以及管仲、墨子等诸子的学说相符合。大概是因为没有人不学习，没有事情不教导，这根本遵循的是夏、商、周三代学校的制度。只是中国距离古代已经很久，逐渐变成了虚文形式，而西方学校暗合大道的精妙，从而迅速达到富强，更加可以看出古代圣人的道理，大用就有大效，小用就有小效，虽然文字轨制不同，但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的一折，洞察根本，应当被采纳。我私下认为各府州县骤然难以设立学校，适宜命令各省先设立一所省立学校，教授天算、地理、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学问，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重要内容。先设立一所武备学校，教授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药、发射、队伍分合、马骑驾驭等学问，而以军法、军事机密、有勇知方为重要内容。下层的趋向，完全看上层任用与否。同文馆、广方言馆、出洋留学生，耗费不少，而得到的人才不多。文科的八股试帖，武科的弓箭刀石，不需要督促责备，而无不致力，这就是明显的证据。现在不能完全改变科举制度，似乎适宜专门设立一科，裁减天下的广泛名额，作为新学的晋升阶梯，明确制定法令，使文武学校毕业的人都有正当的出身途径，与科举仕进齐平，那么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然不可胜用。应当请求特别简选通晓时务、学问品行都卓著的大臣，专门掌管学政，会同礼部、兵部提挈纲领，一新海内视听，有志之士不奋发于有用之学的，是没有的。

以上三点，参酌欧美致强的方法，其实不外乎《圣经》中足食足兵的谋略，推行实施，关键在于知人用人罢了。所担心的是拘泥牵制于旧制，难以变通；又或许感慨于物穷则变，意在振兴，但又担心天下督抚心志不齐，难以统筹全局。恐怕年复一年，外人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一无可恃，肆意提出他们的要求，得步进步。没有军队就不能保守利权，没有军饷就不能充养兵力，二者互相掣肘，甚至洋债不能再借，边疆土地不能自保。到那时才后悔，七年的病，不蓄积三年的艾草，大概已经晚了。自古国家政事的张弛，机栝的强弱，都取决于君臣的谋虑，一旦转移，其效果立刻显现。臣只认为国耻不可忘，邦交不可恃，恳愿皇上鉴察前人的覆辙，审察宇宙的大势，发愤自强，毅然决断，不要敷衍畏难，不要被疑义所迷惑。王大臣等都公忠体国，卧薪尝胆，共同赞襄圣明的谋略，国家富强，军队强大，远方的人自然归服。这是四海臣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的。臣管见所及，谨冒昧陈述，恳请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再，银行起源于西方，其大旨在于流通一国的货财，以应对上下需求的供给。立法既优于中国的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没有旁挠，所以能维持不败坏。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道致力于此，英、法、德、俄、日本的银行于是推行来华，掠夺我国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洞察本末，也多建立开设银行的议论。商务枢机所系，现在又举办铁路，开端宏大，不紧急设立中国银行就无法通华商的气脉，杜绝洋商的挟制。议论的人说国家银行应当全部发出帑本，简派大臣通行钞票，由户部制造发行，像英、法等国，财赋都出入于银行，这是户部的外府。然而中外风气不同，户部钞票的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的经纶，恐怕窒碍滋多，流弊至此，或许导致委重西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顷刻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关系难以计度。臣只认为银行是商家之事，商人不信任则力量不合作，力量不合作则事情不能成功，想要慎始而图终，必须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确实殷实的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金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依次添设分行。照西方商例，全由商董自行经理。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闵、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的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论及银行之事，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将其独开的银号归并公家的银行，使其气局宽展，并照汇丰银行的规制，用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并行。按存银的数目为印票的数目，以备随时兑现。各省官司向银行借贷，应当照西方惯例，由总行禀明户部批准，以什么款项抵还，方能议订合同。欧洲国债数千数百万，都由银行筹办印发借券，应收年息归银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然容易。此后京外拨解的款项可以交汇以节省解费，公中备用的款项可以暂存以取子息。官造银元

译尚且不能普遍流通、尽得便利的，可以由银行转运输送，上下官员得以坐收平色之利。银行用人办事，全部以汇丰银行的章程为准则。集合天下的商业力量来创办天下的银行，只要华资银行多获得一分利润，就从洋行收回一分权利，并且依照西方惯例，等到有盈余利润时酌情提取捐税归公，预先制定章程遵守。商民既然交易得到便利，国家就暗中受到益处。等到将来官商相互信任，内外政治法律变通尽得便利，再筹设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或许能早日见到措施，以免空谈无补。谨附片陈请，恳请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译再次派遣使者而不辱没使命，专对之任能够胜任吗？如果不是饱学之士，没有人能承担这个选拔。近来环球通商，使节往来频繁，泰西各国来华的使臣，大都能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能够胜任他们的职责，虽然凭借的是国家势力，但考察他们的才能品行，大多有根本所在。日本维新不久，观察他们派来的人，也往往追随西方士人的步伐。中国派遣使节与邻国交往，时间已超过二十年，同文馆的培植不能说不殷切，随员的外交阅历不能说不广泛，然而仍然不免有缺乏人才的感叹，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孔孟义理之学没有树立根本，中外政治法律的道理没有通达大体吗？即使熟练掌握了语言文字，也仅仅等同于小技，虽然可观却不足以成就远大的事业。臣去年在津海关道任内，筹集款项设立学堂，招收学生，聘请中外教习，分别教授天文算学、地理、格致、制造、汽机、化学矿学等学科，禀报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明开办。今年春天，又在上海捐购地基，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筹集款项商议建立南洋公学，仿照天津学堂的制度并加以增减，等筹办就绪，再当奏报。综观这些学业，收效都在十年之后，而且这些学生选自童幼，没有一官半职，既然不能变更科举制度，即使学业有成，也难以骤然获得显赫的提拔，授予重要职务，现在急需人才，缓不济急。日本明治初年，在麑岛、马关战役屡次失利，各藩都选择派遣藩中优秀士人，丰厚他们的资装，到外国求学，现在当权的人大多出自于此。拟请略取这个意思，在京师和上海两处各设立一个达成馆，选取已成材的士人，专门学习英语、法语语言文字，专门学习法律、公法、政治、通商的学问，期望三年后，都能通晓门径，掌握大体。请命令出使大臣奏请调派随员，全部从两馆选取，等到达外洋，让他们向名师求学，在大学应试，历练三年，回国之后，对内如总理衙门章京，对外如各口岸关道、使署参赞，都不是这些人不得参与，资历声望既已显著，即使是出使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选拔也出自其中。其入学方法，两馆各以三四十名为定额，京官选取翰林、编修、检讨、六部司员，外官选取候补、候选州县以上、道员府员以下。命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出具切实的考语保送，特别简派专司学政大臣考取后分发到京师、上海两馆。其常年经费，聘请洋教习以及馆舍膏火奖赏、书籍、食用等各项，每年两馆大约需要银十万两，请由臣在所管的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内捐资筹集解送接济，以报答设立馆舍的地方。京师由专司学政大臣酌定，上海附带于南洋公学详细章程。等奉到圣旨后，由专司学政大臣核定奏报知照办理。此外臣还有话要说：孔子门下以德行为首科，西学以修身为根本，必须先贞固才能成为干事的人才，没有华士可以担当重任，保送的人必须以志操坚卓、器识深稳为目标，不要被声华震动，不要被私情牵累，这样大概行为有耻，可以出使四方。这是内外诸臣所共知的，而在臣特别为此忧虑。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中国自强策上

汪康年

事情到了今天，危险紧迫到了极点。被日本挫败，被俄国逼迫，被英国侮辱，教案蜂起，回匪蠢动，兵变民变之事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国的说法，西方报纸屡次记载，西方人屡次谈论。即使最愚昧的人，也知道其危险。然而朝廷没有确定的策略，中外没有确定的意见，旧弊没有一项清除，新政没有一项颁布，那么不是安于不作为，就是认为没有策略。安于不作为，那就不必说了。认为没有策略，那就不对了。中国在今天，就像一只羊处在老虎之间，还不足以让老虎磨牙吮血。然而老虎不立即行动，是因为雄壮的角力没有所归，所以难以发动攻击。又无故杀害人命，败坏商务，又是西方人所不愿意做的，所以还迟疑等待。我们如果能自我振作，那么西方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就如同对日本一样。只有我们永远不自我振作，那么他们只怕被别人得到，必将争先夺取。那么我国振兴的政策，不在今天实行，就来不及了。中国利益应当兴办，弊端应当清除，谁不知道呢？而最终不能成为定论，大概是因为食于弊端的人太多，就必定多造谣言来扰乱，多出途径来阻挠。大概不是不明不强的祸患，而是由于权力没有归属，就没有人发挥光和力的地方。本朝继承明朝之后，惩于擅权、朋党的祸患，所以执政的大臣，名叫军机大臣，人多而权力不统一，只能在上前面唯唯诺诺，而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能恭敬地拟写谕旨，而不能自发号令。那么如果想要集中权力来办理庶务，除了设立宰相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今天骤然设立宰相，我担心只有牵制阻碍的痛苦，而没有行使权力决策的效果，那么不先设立议院是不行的。有人说：设立宰相就不免有擅权的顾虑，开设议院则权力在下，而且分散不集中，徒增议论，对事情不方便。不知道有议院与宰相相互制衡，那么宰相就不能擅权。议院的人很多，而且有议事举人的权力，而没有行事的权力

译即使处于下位，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况且议院的议论虽然不统一，但西方的惯例必定是选择多数人的意见来遵从，哪里会有嘈杂混乱的祸患呢？而且任何事情刚开始实行，必定会有很多疏漏和遗漏，关键在于随时审查纠正罢了。至于成熟的规则，西方人的议院章程可以选择采用。至于开办维新的政治，则有三大要点：第一是统一天下的舆论。如今天下的舆论极其不统一，政府如果不加选择地采用，或者早晚更替，或者南北差异，必定应当确定一种标准以便施行。第二是安抚天下以及各国的期望，维新的政治，如果中国期望它而不应允，就会离心；西方国家期望它而不应允，就会受辱。应当明确地昭告天下，说明舍弃旧制、采纳新法的原因，并与各国订立力保太平的条约，并且方便地给予他们权利，同时聘请他们的贤能豪杰，与他们共同参定法制，这样中外才开始有更新政事的希望。第三是安定天下官吏士兵的心，维新的政治实行，那么宗室、旗人、冗员、士人、胥吏、军士都有失去职位的忧虑。起初用言语煽惑，继之用全力阻挠。应当预先筹划安插的方法，宗室、旗人除了担任官兵之外，或者给予利益，或者放宽禁令防范。新改设的官员，除了总理的人必须提拔任用有才能者，其余仍然让旧官按资历依次补缺。新设立的学校，必定十年后才能选拔任用，那么以前的士人在十年之内仍然可以补缺做官。胥吏、军士中被淘汰多余的，可以补充各种差役。这样那么各人就没有失业的忧虑，也就没有新政被阻挠的祸患了。然而这仅仅说的是开办的大要，而没有涉及所实行的具体事务。

译中国自强策中

中国自古以来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外部皆视其为蛮夷。向来以君主权力为根本，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所以其治理多采用禁防遏抑的制度，而少有开拓扩充的意图。君主害怕臣下侵犯他的权力，所以不让他们有丝毫的权力；害怕臣下结党，所以务必解散他们的党羽，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实现志向，禁锢蒙蔽他们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天命来恐吓他们，用鬼神来使他们畏惧。臣下承奉君意，把掩饰过错当作能干，把敷衍了事当作精通，把趋避推卸当作巧妙。对于百姓，只以压制恐吓为事，不再有诚意来相互信任。所以官吏习惯于舞弊混事，百姓安于刁顽狡诈，士人养成鄙陋低劣，士兵惯于哗变溃散。那些平民都把闭门不与外事为秘策，把积蓄财产留给子孙当作得计。所以上下的大弊不出四件事：曰私，曰厌恶正直，曰崇尚虚浮，曰沉溺安逸。沿袭习惯太久，全国百姓都失去了自主的权力，没有相互作为的心。上下隔绝，彼此分离。百姓视君主如陌路，视同国之人如路人。百姓的弱小与分离，是君主所希望的。积累至今数千年，于是遭受了大祸。然而到了今天想要极力扭转数千年的积弊，以求与西方人相抗衡，也只有恢复民权，崇尚公理而已。对于官员，裁汰冗职，删除仪官，使官员各有事务。对于教育人，一定要让他们学习有用的学问，不要误用他们的聪明。对于选拔人，一定要让他们以所学担任官职，不要使用非所学之人。对于升迁补缺，一定要依据本职，不要使他们早上在此职晚上在那职。对于用人，厚待俸禄，有过失则责备，有故则斥退，勤奋则升迁并逐渐增加俸禄，终身没有失业的忧虑。对于制定法律，依据罪行来判决，务必寻求可行，没有虚设的法律，没有难行的条例。对于治罪人，缉捕严密而处理宽缓。对于审理罪行，查核罪行而详尽言辞。对于向百姓征税，各自依据其资产占税，不要倒置，不要苛索。对于理财，使财物归于实用，不要耗费于虚文，不要漏于中饱私囊。古代重视文治而轻视武备的，现在一定要使文武并重；过去优待文士而轻视吏治的，现在一定要以吏事为重。裁汰繁重以求速捷，去除虚文以责实效，删减矫诬不实之谈，斥责虚伪无理之事。崇尚创作而轻视安闲，崇尚改变而轻视守常。以能开利源为能，以创新学为优。民性务必求其宣达，士气务必求其振奋。过去不让百姓参与国事的，现在一定要与之共治。过去让百姓安于愚弱的，现在一定要使他们极其明智，务必使内部的权力，处处足以与外人相抵。像这样，或许可以侥幸与各国相持。然而这只是说治道的宗旨所在，而没有说办法的实质。

中国自强策下

请实言办理之法。现在让皇上赫然震怒，下明诏告天下以力图自振的缘故，而让士民中的明秀者互相举荐为议员，使他们到京城进入议院。而让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都进入上议院。议院既立，则设立宰相以总内外之务，设立户部以掌财用之出入，设立刑部以掌天下之狱讼及巡捕之事，设立商部以兴商贾，并掌税则及考察工产物产之事，设立农部以教种植，设立外部以理交涉之事，设立兵部以掌兵事，设立工部以掌营造之事，设立邮政部以理道路、河渠、轮车、轮船邮递之事，设立民部以掌各处地方之事，设立海部以掌海军之事，设立教部以掌学校之事。等到议员举定相臣，则由相臣自择用各部大臣及各省之长大臣及长官，又各自举荐其属官，而都决于议院。十年之后，则议员及各官都取于学校，如西国之法。在京城设立吏治局，征召天下贤能之吏，使他们学习治法而分派于各省，以教诸地方官。十年以后，也都取之学校。各省提镇选于兵部，而各提镇又递选其属官。十年之后，才取之水陆武备学堂。外部及出使大臣，必须取精通西文西事者，十年之后，才取之师范学堂。宰相与各大臣既已举定，则派遣使者与各国订立力保亚洲太平之约，而大改上下内外之体制务从简易，悉去趋跄拜跪之礼节，复立宪报馆。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交往涉之故，都载于各种振兴之政，乘时并举，且停捐纳冗员，裁调济安插之途径，废资格班次之说，止既无无事之官复无无官之事。局中之人可因官展其才，局外之人可因事责其效，则职无不举矣。一事一既无旁贷之方，一官一事又无丛�之虑，则人勤于职矣。在事之人有权治事，事外之人有权监察，而又有议员钳制之，有日报举发之，则官邪息矣。厚俸而革陋规，入官之日予以装钱，辞职之日予以恩俸，或给终身，或及子孙。办公有费，登程有资，则兴于廉矣。改衙署之制，咨禀之法，汰酬应之烦，删送之

译礼制确立，官吏就会办事敏捷，勤于考察。在省、府、州、县各级设立议员，用以与官吏相互制衡，官吏不能独断专行，百姓的困苦就能得到缓解。根据事务的需要来设置官职，根据官职的要求来设立学校，根据学校的学习内容来确定选拔标准。进入官场之后，除非犯罪否则不予罢免，心思不致歪曲，人才不会白白浪费，百姓没有失所，官吏不轻易改变方针，这样人们就知道专心学习所学的知识了。选拔人才的途径多样化，学堂从都会一直设立到州县，从州县一直延伸到乡里，没有人被废弃不用，人才没有滞留不用的情况，这样人们就会勤于学习了。规范文字，使其趋向浅显易懂，多编写教化民众的书籍，使人容易理解，并设立义塾和教堂来教育普通百姓，这样普通人也都能读书明理了。凡是刊刻书籍，由官府批准或驳斥，那些实用方便的书籍准许其享有专利，这样实用的书籍不久就能得到了。严格户籍登记，确定乡里制度，产业、生死、婚姻必须登记，禁止零散户口，城镇没有混杂居住的隐患，乡里没有分散居住的忧虑，并且设立巡捕，同时设置包探，这样逃犯就能清除，邪恶之民无处藏匿了。法律公平，没有偏颇，重罪绞杀，轻罪禁闭或罚款，这样罪行容易办理，案情容易查明了。刑官审理案件，不兼任其他事务，又有会审制度来查察其中的虚假，有律师来伸张辩理，没有刑讯逼供的痛苦，没有牵连拖累的祸患，这样冤假错案就平息了。官吏都有俸禄，差役都领取薪俸，既然没有借口的资金，就没有贪婪受贿的弊端，这样诉讼就容易处理了。有不听从教化的人，就终身禁锢，触动他们的羞耻心，严格禁止防范，这样人们就会以做坏事为耻了。平整道路，疏浚江河，开辟铁路，架设电报，招引商人来建成，借债来补足资金，并且路灯、自来水处处设立，使往来便捷，消息灵通，这样用兵、赈灾、经商、旅行就方便了。开采矿务，设立银行，然后铸造金银铜三等货币，统一其轻重标准，又印制钞票并禁止兑换银钱的店铺，以便流通，使税收和军饷的收支一律使用。三年之后，估计新币已经充足，就全部禁止旧钱，这样钱法施行，人们用起来就方便了。制造钞票，设立银行，端正税则，严查中饱私囊，这样国家用度就充足了。设立商部，制定商业制度，严格赔偿的法律，确定诈骗的条款，废除厘税的苛捐杂税，加快水陆交通，考察寻求各国的物产，勘察各地的工艺，内江外海准许轮船航行，能纠合公司的奖励他，商人成本重的允许其享有专利，这样商业就受到鼓励了。能效法西方制造各种物品的，奖励他，并允许其享有专利；能用新法制造器具的，给予功牌，这样工业就受到鼓励了。税收以资产计算，富人税重而穷人税轻；税收以利息计算，商人税多而农民税少。蓄水和泄水有资金，种植有方法，这样百姓就勤于耕作了。停止无用的武科举，开设水陆学堂，命令凡是能武艺的人不与普通百姓同列，这样人们就竞相习武了。精选士兵并厚发军饷，严格训练并重视防御；年老退休则终身供给粮食，战死则抚恤其子孙，这样士兵都能作战，平时不敢滋事。防御兵力遍布水陆，兵将都由考试确定。平时调遣的方法确定；临事招募的方法，炮械必须精良，雷舰必须完备，医药必须充足，兵法既已熟练，军纪尤其严厉，这样武备就严密了。厘定祭祀典礼，公私无名的祭祀全部停止，一切虚妄骗术的说法都不准施行，这样邪说平息而正经事务得以推行。为何设立报馆以传达百姓的隐情？凡是中外交往、选举、狱讼、报销，都由官府刊登在报纸上。新理论、新法律以及一切民间事务，以及压抑不公之事都可以刊登在报纸上，这样上下之情就沟通了。确定普通百姓的等级，以有才能的为上等，有职业的次之，游手好闲的为下等，这样百姓就勤于所从事的事情了。并且设立舆图局以测量全国的地势，设立翻译馆以收集各国的书籍，设立制造军火局以供给军用。这样实行十年，国家因此富裕，军队因此强大，开始可以收回已丧失的权利。废除租界的法律，改进进口关税，制定管辖外国人的制度，从而与西方各国相抗衡。至于施政的适宜，叙述的次序，新旧交替的法则，应当等到办理的时候再商议，不是一时所能决定的。

译治理始于道路说

梁启超

进入他的边远地区，如果杂草丛生、污秽不堪，荆棘丛生、毒虫刺人；进入他的都城，如果水土恶劣，尘土飞扬、污秽弥漫，低洼潮湿、泥泞积水，如同鼠穴一般，那么即使是愚笨幼稚的人，也一定会说：“这是未开化的岛夷和野人之地，可以说是闭塞不开化的国家了。”进入他的边远地区，如果空旷平坦、四通八达，隧道和轨道修整洁净；进入他的都城，如果大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车辆可以并排行驶，城墙环绕、沟渠排水顺畅，宽敞整洁、井然有序，那么即使是愚笨幼稚的人也一定会说：“这是著名的都城和治理良好的国家，可以说是开化的国家了。”

这些人并没有考察过风俗的淳朴或浇薄，民智的开通或闭塞，物产的丰饶或贫乏，法令教化的兴盛或衰败。然而，他们只是看着那些废墟，游览那些街市，就相信那里的人没有精英，工匠和儒生没有杰出人才，千家万户和万种货物都衰败不堪，法礼和政治都松弛萎靡，于是大声称呼那里为“简陋落后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说：草木的肥沃或贫瘠，一定会表现在枝叶上；人体气息的充沛或疲惫，一定会反映在面部和四肢上。道路，本来就是国家的枝叶和面部。哪有叶子枯萎、面部憔悴却不知道树木贫瘠、身体疲惫的人呢？

我又听说：精巧细致的兴起，在于点滴的风化；开明的基础，在于切近的事物。因为眼睛所看到的，脚所踩踏的，气息所接触的，出入所行走的，从王公贵人到平民奴隶，没有一天不在其中驰骋行走。所谓切近的事物，即使是室内的门庭，也不过如此罢了。室内的门庭，如果杂草堆积、污秽堵塞，即使是疲弱懦弱的人，也会努力起来清扫它。如果有习惯居住在杂乱环境中而不以为恶的人，他的长辈一定会责骂他，外人一定会诽谤诋毁他，说：“这是不治之败家。”然而对于稍微远离室内的门庭的地方，就任由其杂草堆积、污秽堵塞，因循濡染，考虑到它不触动耳目，切近的地方尚且如此弛废，这还能说“国家有人治理吗”？

偏僻的边远地区，物力凋敝，或许不能胜任整治罢了。中国本来是文明古国，而且人口有四万万，又是地球上所谓人口繁盛的国家。然而在省会城市之间，狭窄低洼、停滞不通，车毂相撞、人流拥挤，不能转身，而且粪便污秽堆积，腥膻气味聚集，污垢破败之物丛集，废弃之物蒸郁，动不动就像山丘一样。更严重的，蚁穴泥泞，道路湿滑，三大市场的街道，杂乱堆积着瓦砾，这也和物力凋敝的边远地区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还可以推托说“省会距离遥远”。至于京师内地，这本来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所谓首善之区。这本来是辇毂之下，百官诸侯王趋附侍奉、鳞次栉比聚集的地方。然而那里的道路荒芜，几乎像沙漠一样。大风扬起尘土，污秽遮蔽白天。积秽没踝，积水妨碍车轮。白天的大路上，甚至有人随地大小便。臭毒蒸郁，形成瘴疠。每到夏季酷暑，死亡的人数不知有几十万。这本来是行路之人掩鼻的地方，外人哀痛的地方。而那些重臣巨公，以及分管守护这片土地的人，熟视无睹，安然不怪。这是我所大大疑惑不解的。

他们对此漠然，并不是喜欢和安于这样，只是认为这是琐碎龌龊的事情，不值得忧虑。治理国家的大计，不在于此。然而我听说治国者的话：“工匠营造都城，道路宽度为九轨，环城道路宽度为七轨，野外道路宽度为五轨，一定不让它低洼狭窄。野外的庐舍通达国道到四方边境，一定不让它隔绝。靠近郊区和野外，住宿休息的地方有井和树，一定不让它荒废。舟车互相交替行驶，一定不让它壅塞。合方掌管通达桥梁，一定不让它陷败。禁止驰骋，禁止逾越，一定不让它扰乱。季春开通道路，一定不让它障碍。按时平整，一定不让它洼坑不平。雨停后清除，一定不让它积水污秽。”治理国家、规划野外，急切地关注这些，何曾轻视和迟缓呢？

我又听说古史记载：“殷人的制度，在公路上倒灰，就砍断他的手。周人的制度，在边境树立标志，以标示道路。”利民的事情，难道没有比这更大的吗？而古代的帝王哲后，却一定以此为急务。如果古人都是愚笨的人，那还可以；如果古人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怎么可以轻视和迟缓呢？古人如此急切地关注这些。泰西的新政，难道不是显著富强之效吗？他们的修路制度：宽阔道路，以缓解拥挤；中间高四周低，以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以洗涤污垢；每天用轮碾，以平整不平；车马分道，以疏通壅塞；激水浇洒，以清除尘雾；再点燃电灯以照明，巡逻警察以维持秩序，禁止丢弃粪便污秽以保持清洁。他们的街道制度，也可以说是精密了。

古今相隔千余年，而泰西的新政，与古代王者的旧制没有多少不同，难道不是有国家的人所急迫的，一定不能遗漏这切近的事物吗？西方人通商我国，他们的租界道路整洁，也是如此。我们游览的人，无不感叹他们政治的修明，而对于与我们切近的事情，反而吝啬地置之不理。这何尝不是喜欢租赁房屋的人清洁廊庑，而堂室污垢杂乱？于是坐视无术，为什么不引用前制和邻政来观察呢？没有器具太严重了！而且他们所谓坐视无术的人，也说工程重大难以承担，款项巨大难以筹措。顺应人心所乐，兴办民生大利，事情非常容易实行；分土

译至于治理，各自修缮所管辖的区域，责任明确且容易专一。中国贫民穷困饥饿，谋生艰难，如果把修路的费用作为养活百姓的资金，实行以工代赈，效果最容易收到；禁止丢弃堆积的污秽，政令最容易执行；时常进行修缮整理，后续最容易接续。况且国家曾经每年拨付内库银两一百几十万来修路，然而官吏胥役中饱私囊，因循守旧、粉饰太平，每天把黄金白白浪费在虚耗之中。哪里比得上彻底革新，切实获得先前百姓利用道路的益处，而完全去除阻塞、污秽、瘟疫的危害呢？拥有这样的大利，关乎国家体制，即使勉强筹划，也应当去做，何况修路本来就有固定的经费，节省几年的虚耗费用就足够了？荀子说：“凡是利多而害少的事情就去做。”商鞅说：“利益不是十倍就不变法，现在有百倍的利益而且更没有危害。”那么还有什么畏惧而长久不做的呢？输送粮食、调动军队、通商贸易、便利运输、赈济灾荒、考察官吏、开化风气、互通有无，铁路的好处，也已经知道了。既然说筹划巨额款项专门办理铁路，反而对于这种贴近百姓、紧要的图谋，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有几万两款项推说难以筹办，难道不是看得太远而忽略了近处吗？远法商周的古制，近采泰西的新政，对内消除壅塞污秽的积弊，对外避免邻国的恶意讥讽，百姓得到利益，国家体制得以尊崇，政治得以修明，富强得以奠基，一举而数善具备，确实没有比这更切近便利的了。《尚书》说：“王道宽广”，又说：“王道平坦。”大概确实如此，王道必须先这样，然后才能彰显宽广平坦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