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治体一政本上

译对于贤能的人，要严密保护；对于不贤的人，要严密参劾。仍然由督抚、司道详细确切地考核，总之以有实际证据为主，不逞私意，不徇私情，吏治一旦清明，天下还担心不能治理吗？拟请圣旨命令各省督抚，广泛寻求循良官吏，让他们长期担任职务，不要把代理官职作为凑齐人数的工具，这样才不至于把官位当作旅馆，而吏治日渐好转了。这是自强的根本之一。

一是严明军政。自古以来谈论军事的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兵贵在训练罢了。国家养兵数百年，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来供给军饷，然而粤逆制造动乱，过去那些拥有厚禄显爵的人，所率领的军官士兵无不望风溃败，这难道是士兵真的不可依靠吗？将帅习惯于安逸，军官习惯于骄横放肆，士兵习惯于怠惰，吞没军粮、冒领军饷，老弱充数，不仅士兵不懂军事，将领也不懂军事，难怪糜烂了半壁江山。今天的情况却又不同，过去那些骄横放肆、怠惰的军官士兵，已经化为乌有。各省水陆提督、总兵大多因战功屡次升迁，各省士兵也多另行招募，不是过去那些不懂战阵、不习操练的人可比。从此训练有方，不准沾染恶习，自然事半功倍。然而防微杜渐不可不严格，倘若提督、总兵稍事安逸，那么军官就会习惯于骄横放肆，士兵就会习惯于怠惰，天下的事挽回很难，败坏很容易。处在今天而不痛加整顿，那么天下的军队又成了虚设，岂不太可惜吗？

然而想要训练士兵，必须先保证粮食充足。军饷原本有定例，军米也有定数，近来因为经费短缺，所发的军饷或七成或八成不等，而且有同一省份发放数额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也不等。至于军米，过去在各州县领取的，现在也随军饷或七成或八成不等，又或每石折成若干银子，辗转核扣，不足以养活自身，又怎能期望他们专心操练呢？臣愚以为，各省的士兵缺额不补还可以，缺饷少发则绝对不可。拟请圣旨命令各督抚，查明旧制，发放全额军饷，军米也照定例发放，不准折银扣食，充足则士兵充足，老弱不淘汰也会自行离去。如果有摊扣军饷、吸食鸦片的人，无论是军官、士兵，杀无赦。这样军政日渐严明，缓急可以依靠。这是自强的根本之二。

译第一条是端正士风，培养那些言语上主张自强并付诸行动的人。士人学习这种学说，似乎接近迂腐空阔。然而士人是四民之首，人心和风气会随之转移。战争兴起二十多年，最终能够平定大难，是由于士气坚固团结的缘故。古代在庠序学校中教育士人，今天的教官还保留着这种遗意，但名存而实不符了。近来士人中磨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固然不少，但不顾名义、追逐利益如飞的人，甚至武断乡里、挟制官员的人比比皆是。州县官容忍调停，希望了事，而教官不敢过问。这是就士人中桀骜狡黠的人而言。至于良善懦弱的儒生，安分守己，偶尔有小事与官场交涉，地方官严厉压制他们，或者侮辱殴打他们，而教官也不能过问，以至于士风不振，刁顽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更加肆无忌惮。这都是因为教官没有权力的缘故。有人说教官是冷衙闲职，没有法律来端正人心，没有恩赏来激励士气，他们随波逐流、委蛇进退，也有无可奈何之势。不知道教官之所以不能有所作为，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把他们视为可有可无的官员罢了。如果真的能顾名思义，所谓教谕、训导，其意义在哪里？从前宋朝臣子胡瑗担任湖南学教授，设立经义、治事两斋来教育从学的士人，千古称颂，他难道不是教官吗？如果能访求一两个称职的人，树立风声，予以提拔，天下人听说后，都会顺从风向，未尝不是挽回士风的一个策略。拟请旨饬令各督抚学政，时时访察教官的贤与不贤，贤者酌情保举升迁，不贤者立即参劾撤职，这样士人观感而人心日渐归于正道，风俗日渐趋于淳厚，这是自强的根本之三。

第二条是救济百姓，解除百姓的困苦，百姓不困于朝廷的法令，而困于奉行法令的人。遭受创伤的百姓，生计穷困，钱粮原本是正税，但浮收勒折，百姓无法生活。诉讼本求伸冤，但拖累拖延，永无了结。人命盗案，一个差役下乡，几户人家破产。至于抽厘助饷，出于万不得已，各省份困苦劳累极了。而百物昂贵，其受困最终归于民居。今天想要救济百姓的困苦，其计策究竟在哪里呢？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仍然不外乎开发地利而已。战乱之后，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极多，至今未能垦荒。议论的人想要办理屯田，屡次奉旨饬查，各省大吏都认为难以实行。前两江总督曾国藩覆奏，也认为阻碍多端，未能试办。那么今天的荒田，竟然要任其废弃吗？臣愚以为，想要开垦荒田，仍应听任百姓自行垦荒。想要百姓自行垦荒，不放宽赋税不行。荒田之不垦，固然由于耕种人少，资本太重，但究其不敢承种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征敛太急。他们申报上司的，不实不尽，他们从百姓那里索取的，搜刮无遗。耕种的计划早上定下，催税的官吏晚上就来，按籍稽查，不遗余力。一经入册，即使再次荒芜，也必须完纳这空粮。看那些小民，怎能承受这种苛政呢？如果真的能放宽禁令，刚刚开荒的，一概不问，或者种豆麦，或者种蔬果，或者种竹木，全听其自便，总使小民有利可图。几年之后，利息果然丰厚，酌情征收，必须分别厚薄，绝不能照向来米数一律起科。一乡如此，一 county 如此，推而至于各府各县都如此，怎见得大利不能逐渐兴起呢？有人说禁令一放松，下则争夺纷争，上则中饱舞弊，而公家独自受损失，这确实难保一定没有。然而地方官如果能尽心民事，严惩贪官污吏，那么各种弊端全部消除，利源不枯竭，岂可因噎废食，坐令几千万顷土地竟成石田呢？拟请旨饬令各督抚，就各省地方情形，恳切劝谕，多垦荒田，放宽赋税，以厚民生而培元气，并通令地方官严惩牙蠹讼棍，迅速审理词讼案件，不准姑息迁延。至于厘捐虽然不能停止，不妨酌情减少二成，体恤商人就是爱护百姓。自古富强之策，没有不从百姓开始的，这是自强的根本之四。

以上四点，就臣管见所及，分条缕陈。如果根本已经端正，一方面宽筹饷需，广购船舰军火等项，以备不虞之需，这样基础已经稳固，规模更加宏大，内外本末无不具备了。是否有当，伏乞采择施行。至于辅翼圣德以端正本源，遴选贤才以承担艰巨，严管宦官以抑制侥幸，减少营缮以充裕度支。伏读当迭次懿旨俱在皇太后圣虑之中，无需臣工过分忧虑。臣尤其伏愿皇上兢兢业业，慎终如始，极力杜绝粉饰因循之习，而绝无急功近名之念，常抱卧薪尝胆之忱，而不作炫耀武力的举动。天下幸甚。区区愚诚，不胜战栗屏息之至。

督抚同城急宜酌量变通疏

郭嵩焘

奏为国家设官如督抚同城一条急宜酌量变更，谨就微臣阅历所及，推论其渊源而究明其得失，恭折奏祈圣鉴。窃查明永乐初年，浔、桂、柳三府蛮人作乱，派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

译这是总督、巡抚名称的由来。景泰三年，浔州、梧州地区的瑶民叛乱，朝廷商议认为两广地区应当协同支援，于是设立了总督。因此，总督和巡抚这两个职位，都起源于两广地区。整个明朝，以十三位布政使为固定编制，而总督、巡抚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有时设立有时罢免，大体上与军事事务的兴衰始终相伴。成化以后，建置日益繁杂，例如京畿东北一路设有蓟辽总督、保定总督、宣大总督，又设有顺天巡抚、永平巡抚、保定巡抚辽东巡抚、宣府巡抚、大同巡抚天津巡抚、密云巡抚、开州巡抚等，相望而立。然而考察当时情况，总督和巡抚驻扎的地方，从来没有同城的。保定增设总督，而保定巡抚另驻真定；宣大分设巡抚，而宣大的总督另驻阳和。至于两广总督、巡抚的沿革，起初分设巡抚，后来改设总督。天顺二年，派遣右佥都御史叶盛巡抚两广，这就稍微改变了名称。成化元年，又由总督兼任巡抚。嘉靖年间，增设广东巡抚，总督只兼任广西巡抚，从梧州移驻肇庆。隆庆三年，又增设广西巡抚，总督改兼广东巡抚。因此，两广总督、巡抚，在明朝时未曾同时兼任。本朝以来，总督、巡抚成为固定制度，中间虽有小的裁并，但比起明朝频繁变更，规模确实远远优越了。总督和巡抚同驻省会城市的有三个：福建、湖广、云南。原本不同城，后来移驻省会城市，从而成为定例的有一个：两广。推究立法的初衷，地方行政事务归各省巡抚管理，听命于总督的节制，而总督专门主管军事，所以河南、山东、山西专门设置巡抚，就不再设置提督，是不想让武臣主管军事，而巡抚又不能统辖提督，所以让巡抚兼任提督衔。直隶、四川、甘肃专门设置总督，仍然兼任巡抚衔，大致是以总督主管军事，以巡抚主管民事，这是国家的定制。而巡抚按规定归总督节制，总督和巡抚同城，巡抚不敢有自作主张的意思，所以一切大政都由总督主持，这又叫做“开幕府”，处理文书不能像六部尚书、侍郎共同处理一件事那样协调，因此参差错落、动荡不安的情况常常很多。道光末年，两广积弊已深，叛匪一起事，乱民像回家一样跟随他们，蔓延到东南地区，而安徽、河南的捻匪，陕西、甘肃的回匪，趁机逞凶。作乱的都是百姓，那么各省巡抚失职的就太多了。额定设置的营兵，多的有六七万人，少的也有一万多人，竟然得不到一个兵的使用价值。镇将、参将、游击按资历越级提拔，担任将帅的没有一个人。用来转战的都是勇丁，而正规军成了虚设。积久之后更加累赘，每年耗费钱粮一千多万，大家安然处之，那么各省总督失职的就更严重了。而从军兴以来，江忠源、胡林翼、罗南、李绩宾以及现在的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昭等，都以司道官员主管军事，有的积累功劳做到督抚，兵权日益分散，总督仅守虚名。而按规定分年查阅营伍，考核将官，都是总督专政，出巡的日子很多，两省的情况也借此全面视察。军兴数年，这个制度竟然废弛。同治元年，兵部议奏，御史陈经变通营制一折，奉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贵州等省各镇武职升迁调补，暂时由巡抚办理，千总以下直接由巡抚咨文选拔上报兵部。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官，以及本省筹办防剿，就专门责成巡抚管理。其总督兼辖省份的军政考核，着令经由巡抚就近出考，会同上奏。至于巡抚同城的，仍照旧章办理等因。”钦此。因此查访一省千余里的地方，能够考察其利弊，全面了解其情况，已经难找其人。至于兼辖省份，原本不过是奉行文书，周旋应付，稍加整顿，隔阂必然很多，所以议定归巡抚管理。〇这也是穷极必变的趋势。而与总督分省而治的巡抚，军政民事一律自主裁断；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军政既不能参与，民事又须受总督成命。一个虚设其衔，一个两操其柄，所以从前督抚同城名存实亡的，仅有一个巡抚。自从近年以来，则督抚的名实两乖，而巡抚尤其失职。臣深知其得失利弊，为我皇上一一陈述。

译古书说：“天下的变动，关键在于专一。正因为专一，所以能统一百姓的视听，并确定下属官吏的服从与否。”宋代设置监州，军队因此削弱；明代设置巡按，政事因此纷乱。懂得道理的人对此感到惋惜，但在政令发出的源头，仍然没有区分清楚。总督与巡抚同城办公，喜爱与憎恶的情感不同，宽严缓急的运用各异。同为君子，却各自坚持己见；同为小人，则虚张声势、倍加作恶。如果举荐一个人，这边赞誉他，那边诋毁他，于是是非混淆；如果弹劾一个人，这边疏远他，那边亲近他，于是趋避容易。只是让司道以下的官员茫然不知该听从谁。其中的君子迂回进退，以求两边都不冒犯；其中的小人则利用空隙，以遂行私欲。国家定制，钱粮及官员升迁调动，总归藩司管理；刑狱案件总归臬司管理。督抚专门负责其成本不易，若有施为却又水火交攻、戈矛并进。这是皇上设置官职以求治理，但督抚同城却万万无法谈到治理。假使一个县设置两个县令，一个郡设置两个郡守，百姓忽而趋附忽而躲避，忽而迎合忽而顺从，能有一天安宁吗？州县范围之大，百姓的愚昧，尚且足以造成祸害；何况主持数十个州县的地方，统御千百名下属官吏，却让他们两相掣肘以扰乱政事、欺压百姓，造成的祸害必定巨大。这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如此。臣自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后请假回乡，路过武昌，亲眼目睹吏治的懈怠，风气之深厚，心中担忧将要发生动乱。其后五年果然动乱爆发，前后总督巡抚殉难三人，被处死二人，被弹劾四人。依靠胡林翼开创规模风气，才稍微改变。云南的动乱则已经形成。前任总督张亮基每次谈到前任巡抚徐之铭牵制的情形，都感慨叹息，而各直省吏治的懈怠，人心的弊病，闽粤地区尤为严重。仔细探究其由来，数十年瞻前顾后、因循守旧，酿成动乱、包庇奸邪，实在是因为督抚同城的缘故。从事情方面说已经如此，从效果方面说又如此。历来同城的督抚互相猜忌，互为敌对，唯独对公事一切从容坐视，以求免于嫌怨。太平日子久了，遵循惯例、恪守职守，也差不多可以少犯过错。处在多事之秋，承接积弊疲乏的风俗，却多有牵制，苟且安闲无事，却自以为和衷共济。朝廷能独自依赖他们吗？自古以来中等才能的人多，贤能的人少。皇上委任地方大吏，只要中等才能的人足以自守，其中一两个贤能的人通过松紧调节，自然可以互相维系而不败坏。督抚同城则贤能的人永远无法有所作为，中等才能的人也因此自我废弃。这就是臣所说的急需变通的。近年云南总督巡抚都寄居境外，一无凭借。臣愚昧地认为云贵总督一职，宜暂停罢免，责成巡抚剿灭贼寇，以统一事权。至于闽浙、两广总督，则或者参照明代制度，合并一员。福建的情形，臣不能详知。广东总督巡抚两标及两署书吏，分别裁撤合并。营政、吏治、关税、盐务这四者，未尝不可整饬。权力分散则情感多乖违，责任专一则事情易集成功效，不仅对地方补益巨大，对国家经费的裨益，也必定很多。臣看到明代大臣韩雍，在两广总督任内上疏说，两广地大事殷，请求裁撤总督，东西各设巡抚，当时立即施行。韩雍请求将责任分给两省，现在臣请求将事务集中于异地，义理取自因时制宜，事情也同理可推。至于本朝督抚的沿革，如河东总督、偏沅巡抚，也时有废置。即咸丰九年裁撤南河总督一职，出自皇帝决断，期望大臣没有旷官虚设之员，而天下也共同受益。臣治理广东两年，对地方利弊源流，了解颇详，怀此想陈述很久了。因顾虑语言稍涉直切，或许怀疑另有他意，所以想言又止。如今即将交卸职务，以切身的阅历，寻求及时的变通，因此敢于推明得失利病的根源，上备圣明采择可否？仰求皇上天恩，命令军机大臣、吏部、兵部会议，并抄送臣的奏折，交各督抚共同核议，以求妥善之处。伏乞圣鉴施行。恭敬地奏报。

论述督抚同城的损害

薛福成

本朝例设总督八职，巡抚十五职，近来又增设新疆巡抚一职，并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在未迁移以前，凡督抚同城的有四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湖广大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省巡抚同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住云南。起初，总督不常设，遇到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用兵才设置，军事平定后，就不再罢免。也辅助与巡抚互相稽查，用来表示制约，防止恣意横行。然而一城之中，主持大政的有两人，志向不齐，权力不一，其形势不得不出现争斗。如果督抚两人都不贤良，则互相包庇隐瞒，以便私图，仍然难以收到牵制的益处。如乾隆年间伍拉纳、浦霖的事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一贤一不贤，那么小人陷害君子，力量常有余；君子抵抗小人，势力常不足。即使时间久了是非自明，赏罚不差，但国家生计民生受到的损害已深。如康熙年间噶礼、张伯行的事就可以看到了。又有君子与小人共事，不免稍加瞻徇的，如乾隆年间孙嘉淦、许容的事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督抚

译如果都是贤能之人，本来就不需要施加牵制，然而有时意见不同，性情各异，因而不能和睦相处的，即使是贤能者也难免。曾国藩与沈葆桢，原本不在同一城市任职，且沈葆桢还有被曾国藩推荐的恩情，尚且难以始终融洽，其他情况可想而知了。郭嵩焘侍郎在卸任广东巡抚时，上疏陈述总督与巡抚同城任职的弊端，认为应当酌情变通，言辞非常恳切。现在我就根据自己见闻所及的情况来叙述。吴文节公吴文镕担任湖广总督时，太平军势力正盛，被巡抚崇纶所排挤，崇纶命令吴文镕率军出省城却暗中掣肘，军械粮饷都缺乏，吴文镕因此战死，武昌随即陷落。后来胡林翼与总督官文相处最好，被天下人称颂。胡林翼去世后，官文弹劾巡抚严树森将其罢免。曾纪泽担任巡抚，又弹劾罢免了官文，曾纪泽自己也不安于位而离去。等到李鸿章担任湖广总督，巡抚本是他的下属，诸事拱手听从他的决定，李瀚章沿袭旧例，又在位日久，从此巡抚几乎以闲散自居，而总督与巡抚没有龃龉，政权没有纷扰了。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时，恰逢前任宰相瑞麟以将军身份升任总督，颇为贪财卖官，治军尤其畏缩。郭嵩焘心里不以为然，上疏委婉纠举他的过失，因没有靠山而被罢免。蒋益澧担任巡抚，英明锐利喜欢任事，瑞麟心里忌惮他，严厉弹劾蒋益澧去职，因此更加专横无忌。后来英翰担任总督，因允许科举舞弊和捐纳的事被巡抚张兆栋弹劾罢免。近来张之洞总督两广，与历任巡抚都不和睦，朝廷甚至命令他兼任巡抚以专任其职，那么总督与巡抚同设的无益，也可以概见。咸丰同治年间，徐之铭巡抚云南，被叛乱的回民所胁迫，又依靠回寇来自保，在边境杀死了升任陕西巡抚的邓尔恒。张亮基担任总督，甚至称病请求退休，以迅速离开云南为幸。潘铎担任总督，正图谋以回攻回，徐之铭泄露了他的计谋，潘铎于是遇害。光绪初年，总督刘岳昭与岑毓英巡抚不相和睦，舆论都不认为总督有理，逐渐导致被罢黜。潘鼎新巡抚云南，气势盛大地凌驾于总督刘长佑之上，颇轻视他。刘长佑郁郁上疏请求离去，朝廷罢免了潘鼎新，慰留刘长佑，这些都是总督与巡抚不能兼容的明证。福建总督与巡抚之外，又有将军及船政大臣，政令分歧，尤其不能统一。自从巡抚移驻台湾，又裁撤船政大臣，而总督兼理船政及巡抚事务，对政体未尝没有裨益。我认为湖北、广东、云南三行省都可以废除巡抚，而由总督兼理，如福建的例子，不仅如此。各省的道与府同城的，都可以废除知府，而由道员兼理其事，这样纷争的祸端可以消除，民生吏治受益多了。我私下考察宋代节度、安抚等使都兼任知府，所以即使是使相也称大府，这确实是诚意美法良，不是近制所能达到的。既然尊贵的总督与巡抚还可以兼任知府，那么由总督兼任巡抚，而由道员兼任知府事务，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论消除外患以巩固国家根本

我私下曾广泛考察地图，远溯历史典籍，得知我朝疆域之辽阔，古代未曾有过；地势之雄伟，人口之众多，超过汉唐而超越宋元，确实无人能与之相比。自从欧洲几国之人航海来到中国，叩关通商，借通商之事来考察风土人情，熟悉久了，渐渐产生异议。五十多年前，争端初起，当时谋臣主张和谈或主战，议论不一，屡次战败。后来更改新法，勉强维持和局，然而外患接连不断、环生不息，几乎每年都有。三十年来中外商议，都认为在要害之地扼守防御，军队缺少的补充，士兵疲弱的训练，器械精良的购买，技艺优良的研习。〇经过枢臣和疆吏同心合谋，尽心经营，所费钱财不下数千万。中国声威稍不同于往昔，然而沿海地区回环数万里，布置难以周全，措施不过十之二三。狡诈的敌寇窥视逼迫，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日本以微小岛国，仿效西方方法，想开启封疆，进占琉球，未能得逞。去年夏天趁朝鲜之乱，以兵威胁迫，掳走其国王并占据其都城，仍以为不足，竟敢深入重地，窥伺盛京，又用水陆军队夺取我旅顺，攻打我威海北门，关键之地岌岌可危。以东邻唇齿相依之国与我结仇，这是迫在眉睫的大患。英国也以开疆拓土为事，起初借助公司之力，蚕食印度，不久数万里沃土尽被其兼并，遂与我西藏为邻，近来又胁迫阿富汗、克什米尔、巴达克山、什克南各部成为英国属国，其势向北推进，已越岭与我新疆接壤，向南兼并缅甸，而云南西南边界也与之相连了。俄国自兴安岭以外东临大海，包揽我黑龙江全境及外蒙古、乌梁海各部，向西越过新疆诸城，地势颇为广大。自咸丰年间来索取旧地，而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河以东划界一错，丧失土地数千里，俄国侵夺之谋无时或息。又在同治年间趁我内患未平，稍用兵力吞灭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巴达克山、诺回部，于是俄国土地也接新疆，环绕我三面边界，回环约二万余里。法国自从争得越南，随即胁迫真腊国归其保护。近来又侵夺暹罗湄江东岸之地，两广、云南边外，恐怕从此多事。这是心腹之间的大患。南洋诸岛星罗棋布，古人所谓海外诸国，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按时候风潮朝贡的，今已为英国、荷兰、西班牙三国之外府，竟无一岛能自立，这也是彼族虎视鲸吞的明证。时局如此，可谓艰难；事变如此，可谓棘手。今之大患，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四面环逼，交涉之事日益困难，应付之机日益紧迫，诚不知何所底止。然而人定可以胜天，通变方能持久。自古以来，或多难而巩固其国，开拓其疆土；或无难而丧失其国，夷平其守宇。未得其术，则难者更难；若握其要，则难者亦易。中华地大物广，天时人事皆可有为。若能顾全大局，将从前粉饰因循的积习痛戒而力除之，考求西方诸国制胜之术，图治之原，选拔通达时势的英才，研究精通器数的通才，训练水陆将才，联络中外使才，培养有根本，则使用不穷，鼓舞之，磨砺之，择异能而倚任之，则事无挫折。这是储才的要务。仿效西法以练兵，水师取法于英国，陆师取法于德国，简核名实，增练材艺，期望成效足以与西军相抗衡，分为南北两大，扩充分布，则海疆有准备而无患。这是整军的大计。生财大端在振兴商务，以畅销土产为要诀，欲销土产，以创筑铁路为初阶。今国家已筹定营造山海关铁路，以期渐达于东三省，已有可成效了。将来内地铁路自应照张香涛制军原定议，分年筹费，由汉口开路以抵卢沟桥而达山海关，则秦陇楚蜀晋晋豫之土产日出不穷，转输益远，商利自然丰富，国库充盈，富庶之机蒸蒸日上。西方诸国藏富于民之法，大旨也不外乎此。这是利用厚生之政，探本握要之图。公私学塾之教习，不宜拘守旧法竞尚时文，必能广其新学要务俾之读一年书卷有一年功效，读二年即有二年功效，推至三年、四年，无不皆然。如此则不事虚文言，专求实际，功效既著，学必多。将见一二十年之后，士人尽通今，民众皆向学。在上者更有妙术以鼓舞之则豪彦竞进而宏济艰难之才亦在其中矣。凡此四端，用力既专收效自倍，庶几消除外患而巩固邦本。倘若今日

译如果仍然因循守旧、玩忽职守，不早早制定对策，那么就会屡次遭受欺侮，国家的元气将受到极大损伤，迫在眉睫和心腹之间的祸患将没有尽头。如果用柔顺之道应对，就会招致欺侮，且对方的贪欲难以满足；如果用刚强之道应对，就会引发争端，而我们的力量难以支撑；如果用旧法应对，就会违背时势，导致局势陷入困境；如果用新法应对，就会因地域不同，而实际情况未能完全了解。敌人已经逼近，祸患已经深重，危乱不安，简直无法度过每一天。我斗胆为那些掌握扭转世道命运权柄的人，借箸指画，谋划对策。

译论及今日的中国，应当以懂得畏惧、懂得羞耻为根本。

汪康年

可悲啊！细微啊！这就是今日的事情。为何可悲？可悲的是丧失了主权。丧失主权，并非是将全国的主权一下子全部失去，有的是逐渐积累而丧失的，有的是不知不觉而丧失的。而且不只是上层丧失，下层也丧失；不只是官员丧失，百姓也丧失。到了今天，情况已经明显，形势已经紧迫，然而还不知道这是丧失了主权，只是微微觉得行动不便罢了。唉！哪里知道我的咽喉已经被别人完全扼住，我的后背已经被别人完全拍打呢？因此，租界开辟，我便失去了管辖土地的主权；公堂设立，我便失去了运用法律的主权；西方官员治理租界拥有专权，我便失去了治理百姓的主权；各国兵船可以任意停泊，我便失去了口岸的主权；墨西哥银元在各港口通行，中国的银钱不能统一行使，我便失去了铸造货币的主权；西方税法对进口税轻而对出口税重，我国却相反，便失去了税收主权；西方法律两国诉讼用刑从轻，我国却从重，西方人按轻罪判，中国人按重罪判，便失去了刑罚主权；国际公法规定不得与他国利益均沾，便失去了立国的主权。至于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主权，中国不尽力主持，也逐渐被他们侵夺，甚至逐渐夺走了我们任用人才的主权，又且夺走了我们议论的主权，像这样一步步退让，必定会夺走我们意志的主权，乃至生命的主权。与各国共同立于地球上，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居各国之首，却跌跌撞撞、败落衰微到了这个地步，唉！难道不令人畏惧吗？西方人之所以剥削、恐吓我们中国，以军事和商业为大宗，而他们用来辅助军事和商业的，尤其能够坚忍刻苦，联络同党，像棋子和星星一样散布在别人的国家中。他们将要大力保护顺从他们的人，而深深斥责不顺从他们的人，看重能扶持自己的人，大力奖赏赞誉，对于异己的人，极力毁谤。借自己国家的势力来压迫别人的官员，又借官员的势力来压迫平民。像这样，所以我国利弊的细微之处都被他们所得，而顺从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能采用自己国家的好方法来教育养育百姓，不出几年，才子学士将从其中产生。而且我国百姓有被他们养育的，有被他们保全的，正感激得效死都不嫌多，而我国百姓却安然享乐，说他们的学说不足以动人，他们做这些不过是为了谋生罢了。哪里知道他们用心立法，对上想要掌握别国的主权，对大处想要控制亿万百姓的生死。等到他们的势力更加兴盛，才想着起来谋求自立的策略，那时他们联络紧密，而我们散漫无力，他们坚忍，而我们疲弱。他们想要除掉我们，就像风吹落枯叶一样容易。唉！不自立而坐着等待，其效果必然达到这个地步。起初西方人到中国，还震惊于我们素有的名声，认为这里是声名和礼乐文明所在的地方。不久考察我们的政治，看到纲纪松弛混乱而不治理；经过我们的田野，看到田界杂乱而不整齐；走在我们的道路上，看到道路污秽而不清洁；遇到我们的权贵，则情势茫然无知；遇到我们的士人百姓，则事理昏庸不明。于是他们认为可以肆意对待的，没有比中国更合适的了。因此凡是敲诈勒索，不能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的，唯独能用来对待中国；凡是偏颇苛刻的命令，不能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百姓的，唯独能用来对待中国百姓。于是有借一个案件而索取数倍赔偿金的，因一件事而请求修改条约的；华人杀死西方人，则官员革职、犯人处死；西方人这样，则一百个也不治一个；华人欠西方人债务，追讨不止于本人；西方人这样，则完全听任他们官员的判决。甚至违约失信，同一件事而处理不同。大概他们看到我国官员轻视百姓，便认为我国百姓可以轻视；看到我国军队骚扰百姓，便认为我国百姓不妨骚扰；看到士人百姓侮辱官员，便认为官员可以侮辱；看到我国百姓互相倾轧、互相争夺，便知道我国百姓没有互相顾惜之心。所以虽然西方人的教化向来崇尚公平，而最终到了这个地步，大概是因为对待中国人就应当这样。西方人善于经商，所到之地，就能掌握利益的主权。中国商人算计的精巧，哪里就输给西方人？然而税收这一层，西方人固然不费丝毫心力，就掌握了盈亏的大权。我国华商见利就趋，而不考虑后来的困难；见害就迅速躲避，而不顾及其徒众的失败。西方人深知他们如此，所以用整齐对付散乱，用坚固对抗脆弱，用熟练抗拒生疏。他们集合公司，则资本雄厚；我们则都是独立经营。他们联合声势，则消息灵通；而我们则隔绝不通。因此我们虽然店铺林立，而实际上只是零碎拼凑，接受西方的剩余，受西方挟制，而无可奈何。华人初见西方人，都怀着厌恶愤怒之心；到了今天，则厌恶愤怒之心一变而为信任畏惧了。不问是非曲直，就怀着厌恶愤怒之心待人，不是公理。至于不信任畏惧自己人，而信任畏惧他人，那就更奇怪了。

我国商人虽然不完全可信，但钱庄汇号本来不亚于西方人。而如今富贵人的钱财多托付给汇丰银行了。修造轮机，中国并非不能做，而如今购买办理的人必定托付给耶松船厂了。同一种器皿，必定以刻有洋行字样的为贵重；同一种货物，必定以来自西方的为佳。以上都是指中国器物确实能与西方人相匹敌的情况而言，并非说全都足以与西方

译人都是平等的。至于战乱兵祸肆意横行，不是靠口舌劝说就能让人明白的。一个西方人就能收敛差役的恣意暴行，不是靠礼让就能禁止的。然而见到西方人却能收敛威势，难怪听到公使的骄横就吓得汗流浃背，遇到西方军队的严整就闻风远避。既然如此，我们百姓何不深入思考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并思考应对未来的办法呢？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恐惧，而是我中国四亿人的共同恐惧；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耻辱，而是我中国四亿人的共同耻辱。既然如此，整顿的策略，难道只能袖手旁观而推诿给上级官员吗？整顿的策略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共同斟酌制度，官员改革政治，士人增进学识，商人扩大事业，工匠精进器物，如此罢了。我猜想自去年以来，必定有大幅改变旧规、昭示天下的举措。地位尊贵的人必将协调权力以统领万端，富有的人必将拿出钱财以开创万事，士人必定努力推崇新学，商人必定共同设立公司，工匠必定仿制新式器械，报纸在各省设立，学堂在各县林立，虽然尚未具备维新的全部规模，但士风的振奋、民心的觉醒，将由此显现出来。周边列强环伺，不值得恐惧；大变局当前，却安然不动，这才是可惧的。割地赔款不值得羞耻；维新的契机出现，却茫然无知，这才是可耻的。如今对内敷衍塞责、蒙蔽真相的观念未曾改变，对外攀附逢迎的习惯无法避免。官书局奉旨重新开办公了，却不敢公开宣扬；学堂奉旨设立了，却未见制定章程；报纸奉旨允许了，却未见广泛设立。每商议一件事，中央大臣推诿给地方大员，地方大员推诿给绅士，不久就以没有中辍为由停止了；每制定一项法令，下属等待长官指示，长官决定于内廷大臣，不久就以难以实行而中止了。甚至行驶小火轮，就被厘金局阻挠；机器制造，就被重税困扰。推及学术、商务、工业，未曾有一件事足以担当维新的名目。《诗经》说：“不畏惧不恐慌，百种福禄总归于此。”如今的君子可以说是不畏惧不恐慌了。如今如果朝廷大臣相继商议，必定是弊政；有司官员相继发布，必定是阻挠的命令；全国百姓相继治理，必定是废弃的事业。商人尽心开拓，必定关闭店铺；工匠竭力制作，必定卖不出器物。听到的人很少不以此为笑柄的。然而看当今的情况，几乎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如今的人与举手自击、举足自踢有什么区别呢？既然如此，如今的人所作所为与自我抛弃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难道甘心如此吗？一是由于不顾全大局，二是由于不敢作为，实际上是因不能深知时势的必然，而姑且苟且偷安罢了。况且贫贱之人必定说：“我谋求衣食尚且来不及，哪有空考虑这些？”那么就应当向富贵之人寻求了。富贵之人却说：“我一人竭力，有什么补益？不如及时聚敛积蓄，为子孙打算。”富有之人却说：“这是他人担忧的事，我富人何必忧虑这些？”他人固然以保全财富为事，我方能不失显赫荣耀。唉！志向如此，难怪会如此了。假如真如富贵人所预料，那么只要利于自己，即使大局变迁，有什么妨害呢？虽然如此，这难道真是可以得到的结果吗？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安然等待其到来，这是极不仁德，也是极不智慧。难道不知道他们不会用明显的暴虐，而会用暗中的伤害；不会用突然的削减，而会用逐渐的削弱吗？刑罚则适用不同的律例，官员则采取不同的举措，礼仪则施行不同的标准，商业则征收不同的赋税，限制他们的权利，苛刻他们的禁令，而意外的波及连累更是不可预料。我们百姓何不切合事势仔细思考一下呢？如果认为这些话是荒诞的，那也就罢了；如果还认为有万一的正确之处，何不举全国人的心思才力而紧急筹划呢？

译致李傅相书

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您历经四朝任职，参与谋划机密事务，任期长久，恩宠深厚，又承蒙两宫皇太后与皇上圣明，在朝廷上和谐共事，言听计从，这正应当您竭尽忠诚、效力国家，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言。然而自从您入朝为相以来，已有多年，寻求那些能够启发开导君心、陈述施行美政的人，从未听说过。难道您是安于迎合旨意以固宠，安享富贵，保全妻子儿女罢了，这并不是用来安慰天下士人百姓期望的做法。文宗显皇帝在位时，您未曾担任宰相，那不敢越权谋事，是人臣的本分。而现在您俨然已是首相了。各省遭遇凶年荒灾，讨论减免赋税和赈济，恩泽不能下达，胥吏中饱私囊，州县催逼赋税，强行摊派额外征收，而且比过去更甚，剥削百姓以奉养上级，营求肥缺，仓库空虚，官员的私囊充实，诉讼文书积压，酷吏违背法律，对待百姓如同盗贼，军队名额缺失，器械不良，操练检阅如同儿戏，骑射不准，调停委派官员，官员没有长期任职，苛刻摊派差役赋税，逼迫强行缴纳，百姓没有富裕的，十室九空，这难道没有可以进言的吗？您为何沉默不语呢？然而可以说这不是宰相的过错，而是督抚藩臬的罪责。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镇守四方夷狄，安抚百姓，进用贤良，斥退不肖罢了，其他不是他所知道的。然而您感到惭愧的地方也很多。近年西北地区接连遭受旱灾，东南地区频繁遭受水患，冬天打雷发声，春天霜冻毁坏麦苗，米价每日上涨，百姓没有饱暖，老幼流离失所，怨恨愁苦，逐渐产生叛乱之心，还能说阴阳调理得当，四时顺应吗？这是您失职的第一点。外夷扰乱我国边疆，掠夺我国人民，杀戮还恨未尽，您推崇庸臣，接纳他们的女色，遭受无端的圈套，极力主张议和，不能在此时声讨罪行出兵征伐，极力陈述侮辱我国不应当顺从，竟然随声附和，苟且偷安于朝夕，不知道以软弱误国，失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镇守四方夷狄，安抚百姓，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是您失职的第二点。封疆大吏，能够稳固民心，精通兵法，没有比得上左宗棠、金顺、曾国荃、刘铭传的；能够打击强暴，震慑奸盗，没有比得上丁宝桢、岑毓英、谭钟麟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良臣。您应当与他们同心协力，以挽救时局艰难，为何遇到事情就意见不合，阻挠他们的大计，导致这些人功败垂成，这不是国家的利益，难道是您的福气吗？您推崇庸臣，贪婪成性，驽钝之才，与您共事多年，您应当了解他们的为人，难道可以让他们出使外夷作为中国的使者吗？如今果然丧命辱国，被逆夷嘲笑，而且使外国各国大大轻视我国之心，您若能上疏极力劝谏所派遣的人，怎会有今天呢？所谓进用贤良、斥退不肖，又怎么样呢？这是您失职的第三点。您自己百口莫辩，其罪责在我，也不能详尽陈述。为什么呢？相国的权力，满洲人为重。俗话说：“两个婆婆之间难为媳妇”，说的就是您。然而尽忠的人责任没有自我宽恕的，凡事无论巨细，都出自于您。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呢？君子在朝廷立足，道义不能实行就进谏，进谏不被听从就离职。您以前在翰林院任职，不能说是没有名声；由将领入朝为相，不能说是没有地位；如今超过六十岁，不能说是没有寿命。在这个时候没有建树进言，还等待什么时候呢？为国家考虑，也为阁下考虑：想要百姓治安无事，不如整顿州县，减少钱粮，平抑米价，罢免贪婪的官吏，举荐贤良廉洁的人，与百姓休养生息，这叫做安内。想要夷狄不入侵，不如将左宗棠、金顺等大臣对付逆夷的事，全部委托给他们，没有阻挠，没有谗言离间，而举战为良策。挑选精锐的驻防兵驻扎在要害关隘而厚集兵力，这叫做攘外。阁下试着为两宫皇太后和皇上恳切陈述，侥幸听从，是社稷的福气。即使不这样，请求退休，回到乡里，在林下悠闲度日终老，不也光照史册吗？不这样，百世之后，恐怕阁下难逃罪魁祸首的名声。我与您的长子有饮酒的雅谊，所以敢陈述我的浅陋意见，希望阁下明察。

致李傅相书

王闿运

入秋以来，流言纷纷，听说您屡次被严诏波及，外甥女婿的情况几乎比越南战役时更严重，静待朝廷命令，退居无权之位，固然是纯臣的用心，然而对于事势来说并未得当。因为三人成虎，积毁销骨，这是慈母投杼的原因。明公您荣耀待遇如此极致，威望如此崇高且长久，所以三十多年没听到诽谤的话，如今又被诽谤，更加不可以用归罪引咎的话来进谏。然而不战而败，败后求和，是谁使之如此呢？难道不是淮海诸军的缘故吗？兵法责备元帅，不等待他人议论，其自我责备可想而知。凡是说淮军不可用、日本可不攻的，都是荒谬的。从前田单凭一座小城击退乐毅的军队，而后来用整个齐国攻打一座城却不能攻克。明公您以孤军在海隅愤然起兵，廓清天下，而今天的战役，一艘船都不能渡过，海战守备的军队望风而溃，这一定有原因，不能仍然用军械船只来解释。平定洪寇，是由于乡勇徒手搏斗激发海内的勇敢；清浦之战，英军先败而您的部队后胜，您的成功，是由于智慧呢？还是都借助了利器呢？如果器具锋利然后才能胜利，那么洋炮

译既然您已担任统帅，而您有什么功劳呢？西学的主张，是由曾国藩为了回避事端而提倡的，左宗棠、沈葆桢附和它，您坚决主张它，而张兆栋又张扬它。在那时，年轻后生都乐于它的新奇，狡猾的商人和市井小民借此牟利，加上五个通商口岸有巨万的税收，朝廷无需动用国库的费用，耗费三十多年，资金来源于通商的利益，百姓不知道劳役，所以非常便利。现在船不能行驶，炮不能发射，军队屯驻多年，反而资助招募，兵器军械匮乏，军饷没有接续，无知的臣子甚至对店铺房屋征税，天下骚动，无处没有战事，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凡是战争不能取胜，是因为没有主帅，那三千辆战车，必须由方叔亲临指挥，才知道兵力和粮饷不足以依赖。您应当率领两洋兵船，登船誓师，每天渡海寻找敌人的弱点而进攻，以纵横扫荡、彻底歼灭敌人为目标，一旦扬帆起航，日本必定请求臣服，但一定要大败他们之后才答应他们，这样三十年的屯营，十余年的海军，您一生的积蓄，智慧才能昭示于天下。现在不这样谋划，而只是驻守芦台，转眼之间又将因为失败而等待议和吗？还是不等议和而等待失败呢？吴廷清未曾亲自经历战阵，胜负成败难以预料，岘庄代替您为将，能胜过您吗？元勋重臣，确实应当体恤国家，对国家不利，您又有什么利益呢？士人君子以名节为贵，神威和宏大的谋略屈服于小敌，即使不追求胜利，也应当自我洗刷耻辱。您只是倚仗朝廷的保全罢了。现在道路上传言，您的辎重都在香港，只有衣被留在行台中，伤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听到的人为此寒心。亲近旧日的士人，有敢向您报告的吗？将来邵、张二人议和成功，记载在史册上，追究误国的根源，谁来承担罪责？闿运只是荆州地区的一个普通读书人，明公委屈自己与他交友，虚心延纳他。现在应当前往天津，充当一个客人的身份，却预先让诸生羁留，趁着岁末之际，勉强扶着头踏上旅途。到了上元节，又自想相见，或许议论中难免没有辩驳，难以冒犯您的清听。况且闿运所知道的关于您的事有千百条，自悔行动过于匆忙，只是不能申述心意，心中惶恐不安，就借着驿站递送书信，只希望您留省阅览，笑我这点微薄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