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治体二政本下

译卷十四 治体二 政本下

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

何启 胡翼南

西历二月八日，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了曾袭侯所写的《中国先睡后醒》一文，并且将其列入《四季录》中。我打算将这篇论述翻印出来，因此恭敬地写下这篇评论，邀请曾侯阅览，同时也让曾侯的志同道合者知晓。

像这样高深宏大的议论，见识广博、学识渊博的作品，读者豁然开朗，听者欣然接受，关心时事的人，无不振奋而起，肃然深思。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中西人士的赞赏，也就是曾侯之所以被中西人士看重的原因。我是何人，敢多嘴说上一句？虽然如此，经世济民，是当权者的职责；提出建议、纠正过失，是普通人所能做的。而在豪杰面前直言不讳，在事态尚未发生之初就确立观点，这是尤其不可错失的机会。读书人如果手握美玉，怀抱香草，怀着辅佐君主、造福百姓的念头，存有视民如胞、万物一体的胸怀，他看到中国大有作为的资源，就会沾沾自喜，而对于所有令人喜悦的原因，无不深入探究、默默领会，以求得其真谛，像这样已经多年。他看到中国缺乏有所作为的条件，就会暗自担忧，而对于所有令人担忧的原因，无不详细分析、条理分明，以深入探求其真相，像这样也已经多年。忧虑与喜悦在心中交织逼迫，却未曾有所建言，那么听到曾侯的议论，就竭诚尽意地倾吐衷肠，这是人之常情，怎么能停止呢？

中国的沉睡，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了。面对侵略和削夺，置若罔闻；对于得失是非，都付诸高卧。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而不改变方向，那么精神萎靡的人不难变得颓废；接着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更难用威武来震慑他们。这就像走路一样，不前进的人必然后退；就像登高一样，不上升的人必然走向低处。这是事理必然如此。然而天道循环，没有只去不回的，如果有人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大声疾呼，使心的功能恢复思考，使眼的功能恢复明亮，四肢百骸，无不筋骨摇动。这就是所谓的清明在身，志气如神。这样，天心剥极复来的契机，就在人事振兴的会合点上。曾侯的智慧，难道不足以知道这一点吗？与曾侯同心的人，他们的才能，难道不足以辨别这一点吗？而我却为此喋喋不休，只怕浅陋之言不被采纳，且只怕曾侯的说法虚悬不实，实在是因为泰山不挑剔土壤，所以能成就其高；河海不挑剔细流，所以能成就其大。

曾侯的论述固然说：“中国醒了。”试问中国真的醒了吗？在曾侯看来，中国一定是真正醒了、大醒了、妙悟了、豁然开朗了，不再有沉睡的意思了。醒来必有其依据，而曾侯所执以为依据的，是说：“中国现在用全力整顿海防，使铁舰坚固，战船有力。”又说：“中国现在正在保卫巩固海疆，水陆军务逐渐推广。”从眼前来看，铁路等事情，凡是能够富国利民的，都是应该做的，但还可以期待未来。又说：国内政令中应该改变的，暂且留待以后，现在可以不谈。就像居住房屋的人，先需要修缮墙壁，修理门闩，墙壁房屋完整坚固，才可以整理家规。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先需要国势强盛，边防巩固，外侮断绝，才可以内部修治国政。又说：中国外交的大略，应该振作刷新的，在于修好与同盟国的邦交，妥善安置居住在国外的华人，申明藩属国的权衡，修合国际条约的体统。又说：中国决心要监察藩属国的行为并加以引导，特意保护，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又说：以后如果有蚕食中国藩属、干预这些藩属国内政的国家，中国就视发动者为有意破坏和睦，无心结交。

又说：通商口岸、租界等事情，应当订立条约的，因为其他事情的牵制，勉强实行。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行使外国的权力，体统被蔑视了。现在打算在十年重订条约的期限，更张厘正，以维护国家的体统。又说：机局的创设，矿山的开掘，铁路的建置，中国都有意去做。凡此种种，都是等待所谓的“醒”了之后才做的。中国还没有这些事，而曾侯却说中国先有这种心意，即使先有这种心意，就相信一定会有这些事，踌躇满志，揽辔澄清。曾侯的意思，确实值得嘉许。然而如果中国真的有这种心意，而努力以赴，果真能如愿以偿吗？而且如果勉强支撑，略微取得成效，中国的心，就可以说是虚灵不昧吗？中国的事，也可以说是湛然常醒吗？我不认为如此。这些事情虽然很乐意听到，但并非只是说愿意就能得到的。道理在于有作为，也并非只是说作为就能得到的。道理在于作为得当，以今天中国的作为，像这样而其所想要的，却又像那样，这无异于睡中之梦，梦中之梦。曾侯固然说：中国现在既然明明奋发有为了，既然明明实力举行了。我认为这种奋发举行，就像酣睡的人，或者被梦魇而在梦里张拳，或者托大而在梦中伸耳，因为完全无心肝，绝欠依据，所以如此。由曾侯所言，推测其效果所至，有懵懂酣睡而在榻侧的人，中国可以乘其无知而中伤他；有清醒无端而来枕畔的人，中国可以出其不意而偶尔挫败他，仅此而已。可虑的是，奋瞈蒙之横

译凭借力量，发泄轻率冒失的狂妄威势，一旦触及到坚贞厚重的本质，即便有银衡铁室般的防备，其势头也必定不会以反目成仇、互相伤害为终点。这种情况尤其看似合乎情理，却让人深感危险。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其效果所能达到的，一定是后退，绝不会是前进。我所辩论的重点，大致就在于此。请让我阐述这个观点并详细说明：凭借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依赖广泛、繁衍滋息繁盛的优势，本可以扩大规模，与欧洲西方并驾齐驱而超越漠北，高扬旗帜战鼓，保卫藩镇而击退强敌。然而，建立国家与建造房屋是一样的，虽然材料丰富，物力完备，但必须先有智慧的工匠进行经营，有工师进行规划，使地基永远稳固，然后才能建成宏大的建筑。我所说的国家的地基，不需要去远处寻找。从古至今，以往凡是被称为上国名邦、神州帝宅的地方，它们开创基业、奠定王位、宏大谋略所依赖的，没有别的，只是公平的政令罢了。那么，公与平，就是国家的地基。公，就是无私的意思；平，就是无偏的意思。公就能明察，明察就能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这样君主和百姓就没有两心了。平就能顺畅，顺畅就能以百姓的事务为事务，这样君主和百姓就没有两事了。安排处置妥当贴切，万众一心，这就是之所以能奠定万代有道的基础，享受百代无穷基业的原因。如今中国的政令，只有私而没有公，只有偏而没有平。百姓如同子女，但君主轻视他们，简直如同对待卑贱的奴仆；官吏如同猛虎，但君主放纵他们，简直如同对待鹰犬。地基已经削弱，地址已经危险，却想要建造高台、起高楼，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人之所以为人，一定是道理正直然后才能气势壮盛；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一定是内部修明然后才能抵御外侮。中国的政令中，那些应该改正的地方，侯先生并非不知道得很深、了解得很透彻。但他的论调却说：“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使外部的侵扰断绝，然后才可以内部修明国政，这就好比治理家庭的人，必须先使墙壁房屋完整坚固，然后才可以整理家庭规矩。”这就是所谓本末颠倒、首尾横断的情况，而侯先生却这样说，我是不能理解的。

译《大学》说：“自身修养好了，然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了，然后国家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然后天下才能太平。万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事情都有终结和开始，知道了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侯的这番话，难道不与孔子的明确训诫相违背吗？而侯又说：“现在最紧急的任务，在于整顿海防，使屏障巩固，内政各事暂时可以不谈。”这就是所说的把该急的事缓办，把该缓的事急办，而侯却这样说，我又不理解了。孟子说：“有利的地势不如人心的和顺。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铠甲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不是不多，却弃城而逃，这是因为有利的地势不如人心的和顺。如果知道这样做不义，就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侯的这番话，难道又不与孟子的意旨相违背吗？孔孟是圣人，这里引用的乃是圣人的真谛，他们的言论如同日月在天空运行，如同江河在大地流淌，古今不变，远近相同，深切希望侯能体味这些道理。我听说治理家庭的人，与其内部有奸邪之人，不如外部有盗贼；治理国家的人，与其内部失去民心，不如外部存在敌患。小偷小摸造成的危害，齐心的人可以抵御；宵小暗中谋划，疏于检点的人不能洞察。敌国嚣张，志同道合的人可以抵御；人心离散，缺乏帮助的人无法收拾。侯如果知道这些，那就是四海百姓的福气了。荆棘的生长，必定有它的根本；毒泉的流淌，必定有它的源头；祸害的到来，必定有它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被强敌欺侮，受邻邦侮辱，而低头下心，甘愿做孱弱的君王，而屈辱成为软弱的国家，实在是因为内政不修明的缘故。所以治理荆棘，必须拔除它的根本，如果只是修剪它的枝叶，恐怕萌芽再生，会比以前更茂盛。治理毒流，必须堵塞它的源头，如果只是修筑围堰拦截，恐怕溃决的祸患，将无法挽回。横逆之事到来，治理者应当反躬自问，在无形中消除祸患，如果只是逞一时血气之勇，恐怕敌人会趁机进攻，祸患将没有尽头。现在侯认为海防添筑，炮利船坚，是中国觉醒的依据，这就像治理荆棘只修剪叶子，治理毒流只修筑堤防一样，以此作为觉醒，还不如沉睡呢。事情贵在有所凭借，力量贵在用于实际。比如走远路的人，必定从近处开始，如果不从近处开始，就会神游到四方极远之外，惆怅徒劳，沉睡的人就没有这种忧虑。比如登高的人，必定从低处开始，如果不从低处开始，就会心放于九霄之上，焦急思考有什么益处，沉睡的人就没有这种忧虑。所以事情空有作为的名声，而没有作为的实质，空有作为的辛苦，而没有作为的功效，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请直言相告，以证明我的说法。中国是君王的国家，君主不能总揽万机，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势必要委托给官吏，以收取奔走御敌的效用，作为股肱心腹的依靠。因此造福于百姓，兴利于国家，都依赖于官吏。官吏依靠君主的命令，所以能役使小民；依靠君主的法令，所以能制服强暴。生杀予夺，虽然说是君主的意志，但官吏实际掌握权力；礼乐征伐，虽然说是君主的心意，但官吏实际主宰。因此官吏这个人最尊贵，那么选拔他们的标准，自然不容低下；他们的责任最重，那么使用他们的态度，自然不容轻慢。因为他们是国家命运所归依，亿万百姓所托付，能造福，也能造祸；能兴利，也能兴害。因此古代的明君，专门以得到人才为首要任务，不只是开明耳目，通达视听，使好的谋略、好的政令得以报告给君主，让朝廷知晓罢了。凡是品德高尚、才能特异、学识渊博的人，无不广泛寻求提拔，任用没有遗漏。有的焚山以求，有的画壁以召，有的长跪请教，有的举国追随，竭尽至诚，就多次征召，隆重礼仪，就赠送帛璧千旌。那些有非凡德望的人，天子不敢用臣下的礼节屈辱他们，有的造庐请谒，有的手诏咨询罢了。这还不足以融洽他们的心意。又制定法令说：“推荐贤才获得上赏，不实则有显戮。”现在有关部门随时访求搜索，务必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朝廷没有侥幸占据职位的人。他们孜孜不倦以得到人才为喜，确实因为这是祖宗社稷灵爽的依靠。得到人才国家就昌盛，失去人才国家就灭亡。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的良法。自从圣人不再出现，这个道理很久就没有实行了。现在做官的人只有两条途径，叫科甲，叫捐纳，此外就是军功罢了。捐纳是直接拿钱买官，把朝廷的名器当作市井的投机，这种风气最恶劣，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也就无需深论了。然而如果这个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所得的品级只作虚文，那还有可说的；如果竟然以此作为求取俸禄的计谋，进身的阶梯，否则以此鱼肉乡民，威福乡里，那么朝廷的法令正好助长他们的奸谋，官府的威权反而助长他们的凶焰，从君主那里输出来，从百姓那里攫取进去，出去一千进来一万，奸民的气焰更加逞强，良民的痛苦更加深重，都是这条途径造成的。然而这不足以责备。他们既然出钱买取出官，那么君主应当听任他们尽享此官的效用。就像他们既然出钱买取此货，那么卖主应当听任他们尽享此货的财利。盈亏得丧，问买主，这是天下的通义。

译只是遗憾他把官职当作名声，把百姓当作货物罢了。奸人多么幸运而能成为中国的人啊？良民多么不幸而能成为中国的人啊？

译过去也有人说：“捐纳官职的途径已经废止了”，然而如今仍未改变，实在令人叹息。科举考试虽然还保留着崇尚古学的意图，但不足以培养真正的人才。为什么呢？凡是事物，必须对人有用，才是好东西；凡是人才，必须对世道有用，才是真才。古人之所以能使天下太平，开创千秋盛世的典范，关键就在于有真才实学。如果只是死记硬背古人的言论来堆砌辞藻，那么衡量现实事务，就会格格不入，矛盾重重；而考试制度弊端丛生，贿赂请托，手段层出不穷，作弊代考，又怎能看出真才实学？所以只有通晓时务的人多侥幸成名，有真才实学的老学者多颓废落榜，糊涂到这种地步，却还说足以招揽大学者、网罗英才贤士，我不相信。况且即使所选拔的士人，文章达到极致，策论成为名家，恐怕也无益于时局，反而拖累世道。让我用最近的事例来阐明：福州之战，是侯官人所关心的。当时的水师主将，难道不是所谓笔阵纵横、文辞浩大的人吗？他阐述道理，难道不是深入圣人的境界吗？他运用典故，难道不是如数家珍吗？当他参加琼林宴，登上玉堂，天子称他为学士，名士推崇他为学雄，他抬头可见太阳，呵气能生云彩。等到他出任主将，远方听闻的人欢欣鼓舞，闻风而动的人振奋不已，而他本人也气势吞并法国战舰，威震福建海域，结果仅仅一试锋芒，全军就迅速覆没了。所学非所用，所言非所行，效果必然如此，这不必为崇尚古学而讳言。所以我说，这一败仗，过错不在于主将，而在于国家。因为自古用人，必须经过历练，即使有英俊的资质，也必须考察他是否有已成功的功绩；如果没有成功的功绩，就考察他是否有已适用的学问。现在且试问这个人，曾进入水师学堂吗？曾亲临铁舰铁阵吗？心中没有主见，身体未曾亲临，却突然让他应对非常变故，承担重大责任，那么覆亡的祸患，过错就有归属了。这是科举制度的过失。国家到了这种地步还不醒悟，将什么时候才开始醒悟呢？军功方面，论功行赏，似乎合乎情理，也贴近人情。哪里知道陋习令人担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在敌兵正壮盛时，冲锋撼动敌阵；在军士被束缚时，斩将夺旗。以计谋取胜的，施展七擒七纵的才能；以力量相争的，效仿三入三出的勇猛。以至于同仇敌忾，为了公义，经历九死一生而不顾，暴露在瘴气毒害中，作为国家的屏障，而这些人惠及百姓，功绩留在天地之间。即使给予旗常钟鼎的荣耀也不为过，即使褒奖以祠堂血食也不为荣，难道只是为了区区头衔的光耀、衣帽顶戴的观赏吗？现在却不是这样。有不知道枪炮是什么东西，却公然佩戴红顶花翎的人；有不知道战法是什么事情，却居然勇冠三军的人。这没有别的原因，是钱财造成的。人虽然品德低下，但钱财所到之处，可以获得二三品官阶；身体纵然没有功劳，但钱财所通之处，可以获取数千里外的功绩。非常耻辱，却认为是荣耀；非常错误，却认为是正确。这种风气不制止，如何能振作起来？有人说，这些人既然以这种东西为荣耀，而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国家常有的，为什么不拿国家所有的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呢？表面上避开卖官的名声，暗中接受得财的利益，两全其美，似乎可以做。不知道人之所以能自立，在于廉耻；国家之所以能自立，在于纲纪。天下动荡，人难相胜，而用来维持名教、整顿伦理的，依靠的就是这种物品和志向。如果这些可以虚伪，什么事不会发生？官职是美好的事物，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胜任。现在有德行的人做官，没有德行的人也做官，那么树立德行的人反而觉得计策拙劣了。赏赐是美好的名声，只有有功的人才能给予。现在有功的人受赏，没有功的人也受赏，那么建立功业的人自己后悔徒劳无功了。这种风气一旦滋长，就是执政者自己解除了纲纪，而教导百姓自己抛弃了廉耻。如果人人都以树立德行为耻，举世都以建立功业为羞，那么国家将依靠谁来立足呢？所以我說：陋习令人担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些都是中国的弊政，应当首先修治的。中国正因为有这些弊政，所以被强邻削弱；正因为有这些弊政而不修治，所以积弱难返。弊政的流弊，其祸患难道只是不能抵御外敌而已吗？即使内部治理也深感其不可行。为什么呢？国家的根本在于百姓，而百姓的身家性命在于官员。官员不保护百姓，百姓就危险了；官员反而害百姓，百姓就更危险了。现在的从政者，不是处理繁杂事务，不是治理艰巨局面，只是奔走钻营罢了，趋附承迎罢了。现在的牧民者，不是休养生息，不是滋生繁衍，只是营谋私利罢了，接受贿赂罢了。这样，百姓危险，而浇薄刻薄之徒、谗谄面谀之辈，又接着助虐、搜刮，那么豺狼噬人，还有吃饱的时候；而官府的私囊，没有什么时候能吃饱。盗贼害人，还有法治；而官府剥削百姓，无法可治。这样，百姓更危险，根本动摇，国家怎么能安定？虽然如此，这过错不完全在于官员。

因为俸禄所得，已经显得微薄；而应酬费用，又苦于繁多。那么他们因公济私，也是人情常有的。所以怀抱清廉、行为高洁的人，不敢做官；即使做官，也不能长久，因为他们不懂搜刮。见识卓越、才能出众的人，不屑于做官；即使做官，也不见其才能，因为他们不善于逢迎。小人进用，君子退避。而

译想要天下太平治理，就像太阳已经落下，月亮刚刚升起，却希望世界光明一样，这怎么可能呢！然而，水源浑浊，水流必然不能清澈；道理弯曲，事情必然不能正直。明白这一点，那么国家用人，不破格选拔就不行；国家对待士人，不给予优厚俸禄就不能留住。孟子说：“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杰出的人才在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喜悦并愿意站在他的朝廷。”如今天下忠诚勤勉的士人，杰出的人才，并非没有，只是担心中国不能以国士之礼对待他们，用权宜之计使得他们平日所积蓄的才能不能在天下显现，那么也就不足以招揽他们了。想要抵御外敌，先要修治内部；想要修治内部，先要得到人才。希望他们知道根本所在啊！这不仅仅是治国如此，防备海疆也是如此。水师确实是海疆不可缺少的，炮台也是海防不能没有的，而在中国则尤为紧要，更需要切实讲求。所以坚固地修筑城池，重重地装备铁舰，关闭铁门以安定社稷，镇压寇乱之气而消除反叛之心，确实是今日急迫重要的事务。然而还有比这更急迫、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得到人才。大概炮台的设置，铁甲的使用，难道真的是为了壮大国威、美化观瞻吗？是要收取实际的效果啊。想要收取实际效果，先看人才。炮身巨大，堡垒坚固，火药猛烈，然而问守卫防御的士兵，心灵手巧的没有人，命中且射程远的没有人，审度形势的没有人。用这些来抵御敌人，物品虽然好，终究不能为我所用。巡船快捷，铁舰凶猛，鱼雷迅速，然而考察驾驭的士人，勇往直前果敢的没有人，见识超群力量坚定的没有人，历练老成的没有人。用这些来进攻作战，物品虽然好，终究也会反被敌人所制。那么人的功用，比物品更为重要；而得到人，比得到物品更为优先。如果只有人而没有物品，那么举起竹竿掷出石头，还可以振奋全军；如果有物品而没有人才，那么大枪长炮也不能抵挡一战。这也是明显的效验啊。我请进一步阐述，以说明巨炮战舰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就万万不宜使用。如今纸鸢，是轻小的物品；蹴鞠，是微小的事情。然而如果不是玩习有素，尚且不能高低随心，起落如意，何况重大之物呢？如今炮舰的使用，耗费巨资，购置运输困难，工程旷日持久，这些物品如果不是我自己放置，敌人就不能得来。火药的凶险，遇到它的人死；弹丸的锋利，抵挡它的人破。这些物品如果得到，那么即使战败也还是胜利；如果失去，那么即使存在也如同灭亡。却把这些交给未曾学习的人，或者虽然学习但不是精熟的人选，假如失机被敌人夺取，似乎就像送车的人兼做驾车人，赠剑的人把剑柄交给别人一样。其祸患难道仅仅是借寇资敌、盗取粮草而已吗？所以说：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万万不宜使用。人才如此急迫，中国知道很久了，无奈积习自安，未能加勉，以致人心少有奋起，造就少能成器。如今所设置的水师各舰，如果不是雇用外国人，借才异国，恐怕会有举鼎绝膑的感叹，折足覆餗的讥讽。因为水师这一军队，中国没有人来充实的缘故。我知道现在的建议者因为这个缘故，将要建设水师学堂，延请洋人教习，实行作人的方法而收取武弁的人才，这固然是事理当然，无需多言。只是担心有名无实，阳奉阴违，像福州水师学堂的老路一样。福州学堂的建设，不能说不久了；它的教习，不能说不专了；诸生的成就，不能说不多；教师的训诲，不能说不详。然而国家对待诸生，果真因为他们的学习而重视他们吗？昔日对诸生的期望，果真能遵守约定而践行诺言吗？诸生的薪俸，果真能厚给发放吗？经手的人，果真没有扣折情弊吗？诸生考选成材的，果真能得到奖赏吗？诸生溺苦于学业的，果真不失所望吗？等到遇到空缺让他们补缺，诸生果真能实行自己的志向，而不受制于官员陋习，以喜怒作为升降标准吗？等到有事让他们折冲御侮，诸生果真能担当一队，而不听令于上司亲信，以未学而督战吗？因为刻薄的缘故，诸生有无设法遁逃以自免其难的吗？因为凌虐的开端，诸生有无多方告愬以使人听闻的吗？凡此种种，都明显地在人们耳目之中。

译如果不加以改革，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没有水师。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拥有水师，却无法发挥其力量，这就如同没有一样。而不能发挥力量的原因，实在是国家自己造成的。我不重视这些人，他们怎能自重？我已经失去了信用，怎能指望他们不弄虚作假？我不给予丰厚的俸禄，他们怎能尽心竭力？我不以忠诚相待，他们怎能消除欺诈之心？我不奖赏他们的善行，怎能激发他们的精心？我不酬谢他们的劳绩，怎能促进他们的学业？所以说，虽然拥有却如同没有一样。然而，到了补缺时仍然让他们受制于官员，遇事时仍然让他们听从未学过水战的人的命令，设法逃避而不加追究，多方申诉而充耳不闻，这就等于中国明明把自己当作没有水师来看待了。难道还需要我多说吗？明明有水师却把它当作没有。大概是因为自己平时如此轻视他们，所以在临事时得不到他们实力的回报。难道还需要我辩解吗？虽然如此，国家难道不知道水师的重要性，决不可轻视吗？学习水师的人，难道可以鄙夷吗？风浪最为险恶，交战最为危险。在最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最危险的事情，这必定是那些气概盖过山河、心中想着君主和国家、把生死置之度外、将祸福寄托于天意，并且加上筋骨强健、心思灵敏、性情坚忍、年轻力壮的人，然后才能训练有成，见识坚定，面对刀兵都能渡过，走在险地如同平地。因此，水师所学是选择合适的人才能胜任的，这与那些空钻故纸堆、拿着讲章死记硬背的人大不相同。而且，水师所用的器具都归于实用，这与那些笔下千言、胸中无一策的人截然不同。因此，在战时，抵御敌人靠的是水师，攻坚靠的是水师，封锁江面、堵塞湖泊，乘虚而入，没有不是水师做的。在太平时，坐镇一方靠的是水师，巡逻缉捕靠的是水师，驶驻外国，保护华侨，没有不是水师做的。可以让他们居安，可以让他们虑危，可以让他们处常，可以让他们应变，可以让他们扬威示武，可以让他们摧毁敌人而巩固生存。还说他们的事业可以轻视吗？还说他们的人可以鄙夷吗？现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福州之战，中国的战船多于法国人，炮火比法国人猛烈，军士比法国人多，但交战未定就片甲不留，把撼山横海的雄师变成了坠地无声的废物，让那些誓心天地之士仅仅随波逐浪地求生。这场战役，守城的人都哭了，全国都吞声悲泣，固然不止是每顿饭都念念不忘，卧薪尝胆难以入睡了。谚语说：前车覆，后车戒。我希望现在设立水师、使用水师的人，千万不要重蹈从前的覆辙。因为水师固然需要设法来发挥力量，而设法没有比去除虚伪、选拔真正人才更好的了。然而，对于铁甲战船的购买，我私下惋惜其耗费未免过重。一艘铁甲船原价七十五万元，不知道购运到中国花费了多少。只有经手的人知道，外人无法详尽知晓，所以也不必多论。我想进而谈谈陆军。陆军与水军的战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陆军与水军的情势事实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适合这里的就适合那里，不适合这里的就不适合那里。凭借华人的剽悍迅捷，自然可以成为飞将而立下奇功；凭借华人的劳苦耐烦，原本可以冒着艰险而成就伟绩。然而不能做到，是因为训练没有方法，军火供应不继，主将没有勇气，俸禄太薄，发粮没有定期，操练时间过短，虚名操演，教战的人不专业，枪炮不新，弹药不合规格，将帅窥探逃避，军官胆小怕事，奖赏不论功劳，惩罚不当其罪，功劳被财利夺走，抚恤不周全。审视这些，那么振作军队的方法，自然就有了。用新法训练，那么人人都知道方法；丰厚军装，那么士兵不会旷职；用猛将统帅，那么奋勇争先；给予厚饷，那么为公事争先恐后；按期发饷，那么无事他求；练习时间多，那么工夫自然熟练；认真操练，那么应敌无忧；教师精通，那么学者心悦诚服；使用新式枪炮，那么巧计能施展；弹药合乎规则，燃放不失误；主帅督阵那么军队无不向前，军官捐躯那么士兵不会只顾自己；论功行赏那么都尽其所能，按罪施威那么各循其职；功劳不被夺走那么大得人心，死后必得抚恤那么人安天命。这样那么敌人都可抵御，战事必能成功。虽然小有挫折但最终必定能大获全胜，纵然受挫但仍不失为节制欧洲劲旅大国雄师的方法。其方法或许不尽于此，但其实质也不外乎此。不致力于此，却想用纸上空谈、意中方略来说可以出奇制胜、高论压人，这是现在必定没有的事；不致力于此，却想用严刑酷法、威令胁迫来号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这也是现在必定没有的道理。那么，想要使军队成为真正的军队、士兵成为真正的士兵，就只有革除旧弊、改换新章了。军队不是以人多为贵，而是以心齐为贵；不是以力多为贵，而是以力齐为贵。把柴草捆成束，其坚固不可折断；分开则其坚固就削弱了。巨大的浑浊水流，其势不可阻挡；分流则其势就减弱了。军队也是如此，力同心同则以多胜少，力异心同则少可胜多。忠武八百人，并非不多，却被兀术打败；苻坚百万大军，并非不多，而建业安然无恙。希望侯爷不要以三万万人作为中国倚仗，认为可以立于不

译这是战败的地方。《周书》说：“商纣王有臣民亿万，却各有亿万颗心；我有臣民三千，却只有一颗心。”仔细品味这番话，也可以恍然大悟其中的缘故了。况且侯氏难道不记得戈登的常胜军吗？它所向无敌，难道在于气势如虹的旺盛吗？它建立显赫功业，难道在于人数如虫沙般众多吗？如今戈登已经离去，然而他作战防守的策略、训练士兵的方法，还有留存。中国效法他的遗意，并且进一步采用泰西新法中好的部分，那么军政这一方面或许可以接近理想；否则，沿袭旧例，怯懦成为风气，粉饰虚文，夸张自喜。我恐怕按兵不动，就会像黄桂兰那样大失军机；空谈兵书，就会像邓辉躇那样一筹莫展。越南的败局，不难在将来再次出现。至于说外国对待中国的方式，按照交际常情衡量，实在有失公道。这件事确凿无疑，受辱正多，令人长叹啊。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说它的民众，天下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论它的礼乐制度，各国没有这样的文物礼教，中国在这方面领先于万国；纲常伦理长久地照耀中华，似乎应该对外让外国钦佩，对内让外人尊敬。现在却不是这样，和约各款有很大失去中国权衡的地方，然而不得不执行；苛求之事有很多违背中国意见的地方，然而不得不顺从。中国所做的或许与约章稍有不符合，外国就严厉斥责，中国不敢不迅速谢罪；外国所做的事或许与约款大大相违背，中国虽然婉言劝告，外国仍然阻挡推诿，不立即持平。大概一方把和约看作一成不变的规矩，一方把和约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上面如此，下面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应得的礼数很少能得到，应有的体面很少能保持。事情可以做，很少见他们准许做；情理可以体谅，很少见他们能体谅。他们对待华人，有用对待畜类的方式，而不以对待人类的方式的；他们看待华人，有用看待鬼物的方式，而不以看待人物的方式的。欺侮轻蔑产生于一个国家，偏见憎恶于是波及到万民。界限长久积存于心胸，龃龉随即形成于交涉。压抑申诉往往听到，冤枉曲折的开端时时习见。这真是大为可怜，而深感不平的。所以华人中以利益为心，尊崇君主在怀，机智应变，匡正时弊的人，无不希望中国的君主可以比肩欧洲的明主，中国的民众可以比肩强国的平民。像这样，那么君主安于其位，民众乐于其生，没有欺凌掣肘的担忧，没有束缚急骤的痛苦，没有敢怒不敢言的痛楚，没有追呼鞭打的担忧。杂居在本国，则双方都没有猜忌；散处在四方，则往来没有担忧。彼此互相尊敬，中外互相信任。这真可以说是太平，而堪称盛世了。我竟然不能亲身遭遇这盛世吗？我究竟何时能亲身遭遇这盛世呢？我认为这种境界原本不难达到，不禁喜不自胜。我看见这件事奋起没有契机，又不禁忧从中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如今礼让，是人们所崇尚的；违逆乖戾，是人们所厌恶的。这是共同的礼仪。我崇尚礼让，就不敢把违逆乖戾加于人；我厌恶违逆乖戾，就希望别人把礼让加于我。这是共同的情感。然而我崇尚礼让，而有时不得不把违逆乖戾加于那人，一定是那人没有礼让。我厌恶违逆乖戾，而有时不敢把礼让加于那人，一定是那人多有违逆乖戾。推己及人的道理，换位置来看，其中的缘故就可以明白了。所以想要知道我有无礼让，就观察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如何；想要知道我有无违逆乖戾，也观察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如何罢了。礼让是荣耀，违逆乖戾是耻辱。荣耀是吉利，耻辱是凶险。荣耀是福气，耻辱是灾祸。吉凶祸福，都是由自己寻求和招致，起初和别人没有关系。自己是根本，别人是枝末。自己是功效，别人是效果。因此圣贤的学问，专门致力于反省自己；君子的学问，只在于自我修养。对人如此，对国家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那么如今为中国谋划的人，应该自我检查导致耻辱的原因，然后才能实行追求荣耀的事情。譬如医生，应当先检查导致疾病的缘故，然后才能开出去除疾病的药方。陆军的建立，战军的添置，炮台的新筑，枪炮的精良巨大，有这些国家就受重视，没有这些国家就受轻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我说这仍然是小事，不足以成为中国担忧的。中国真正担忧所在，是政令不修明，而风俗颓废萎靡。明白了担忧所在，那么应当修明的就在这里了。如果说政令已经修明，风俗已经美好，那么我请说一件事，来表明并非如此。

译中国的君主，是拥有主权的君主。因为他掌握着一国的权力。既然掌握一国的权力，那么除了各国的公使和官员以外，凡是在其疆域之内的人，都归他管辖。如今外国人在中国，真的受到中国君主的管辖吗？他们犯法，真的在中国衙门审判吗？他们有罪，真的经过中国官员定罪处罚吗？即使有这种情况，真的能执行中国的法律来审判他们吗？真的能运用中国的刑罚来判决他们吗？我没有听说过。中国屡次以此为由提出交涉，而外国坚决不肯，这大大违背了君主的权力。这就是我所说的违背常理之处。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出现，原因在哪里？侯必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威猛的军队，没有坚固的铁甲战舰。我却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公正的法律条例，没有公正的司法机构。公平，是国家的大根本。国家拥有公平，就像人身有脊骨，脏腑有血气一样。人没有脊骨，那么耳目手足虽然具备，却无力站立；人没有血气，那么肌肤筋骨虽然完整，却无法活动。国家没有公平，那么即使猛士如云，谋臣如雨，勇士如海，铁甲如山，也不能使人心信服并昭示众人的信任。如今中国的法律条例，有公平吗？没有。罪行尚未审定，就动用刑罚威慑，有什么公平？供词证明无罪，却遭受鞭杖之刑，有什么公平？死在杖下，意气用事杀人，有什么公平？瘦死在监狱中，有控告却无处申诉，有什么公平？凌迟枭首，死后还要行凶，有什么公平？如今中国的司法机构，有公正吗？没有。绅士的名帖可以逮捕无辜之人，有什么公正？贿赂公行，上下同流，有什么公正？因私情枉法，穷人无处申辩，有什么公正？吏胥勒索，富户倾家荡产，有什么公正？监牢苛刻残酷，犯人不得为人，有什么公正？它的不公不平，就是这样。即使中国人尚且想要远走高飞，躲避水火而寻求安身之所，难道外国人会明知故犯，投入罗网而进入牢笼吗？我料想欧洲各国，如果朝廷不是丧心病狂、盲目闭塞，必定不忍心将他们的商民百姓交给那些随意行使威福的华官。所以说他们坚决不肯服从，是因为中国没有公平的缘故。这是由于政令不修明，因而风俗颓废败坏。对此如果不醒悟，即使中国的兵威比今天强上数十倍，也不能在盟国中尊崇纲纪，在列邦中平等行使权力。因为攻心的工具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刑罚；使人心畏惧的方法，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希望侯在这两方面仔细审察并详细辨析。至于藩属国所做的事，中国决意要监察并加以特别保护，这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我对此也不能不发表看法。如今人与人相交，是以义气结合的；国与国相处，是以道义济助的。我如果德行深厚，不招自来；我如果仁义淡薄，即使挽留也会离去。世间没有这样的事：家事尚未治理好，却去替别人讲解治理家庭的方法；国家尚未安定，却割让土地给别人，让别国来保卫自己的疆土。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物资丰盛，即使有扭转乾坤的谋略，经天纬地的才华，也足以尽其所能而穷其巧思了。将来声名远扬，万国来朝，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不是急于求成的事。向外追求虚名，不如向内积累实利；艰难攀爬，哪里比得上稳步前行安稳？以今日之力难以自顾，却又想要兼顾他人，正恐怕事与愿违，徒然萦绕梦境罢了。我希望侯不被喜功好大的言论所迷惑，而追求域外的虚名；不要听信行险侥幸的言辞，而效仿包罗万象的志向。越南的战事，耗费库银数千万，军队没有取得丝毫功劳，死伤人数不计其数，而这些祸患都源于“保卫藩属”这一句话。我希望侯能念及此事。况且保护的说法，原本就是空话。我不能保护别人，就像别人不能保护我一样；别人既然不能保护我，那么我怎么可以轻易许诺能保护别人呢？以此以往，我只看到它的害处，看不到它的好处。因为别人处于这种情况，自己又何尝不是处于这种情况呢？请让我用欧洲近事来说明：普法战争，是为了确立王位，那场战争并非不得已。英国作为枭雄之国，地处两国之间，地理上相邻，道义上是姻亲，何曾为他们排难解纷？俄土战争，是为了确立教门，那场战争也并非不得已。德国作为威烈之邦，凌驾于两国之上，道义上像父兄，情感上像子弟，何曾为他们居间调停？这可见各国友谊的言辞，虽然表面深厚、情意深长，也不足以在国家危亡时提供帮助。

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迫于万国公法，无法偏袒，虽然想要保护却无能为力。”我请试着说说那些能够保护的情况：巴稣杜的动乱，稣坦也。法国军队出境，难道不是为了平定人的动乱，而得到各国允许的吗？英国军队征调，难道不是为了保护藩属，而得到各国喜悦的吗？于是法国只是空作壁上观，仅仅得到无咎而无誉；英国则迅速采取深入之计，不仅丧失财物而且丧失军队。然而法国朝廷不敢以此为辱，而寻求必战；英国朝廷也不敢以此为羞，而图谋报复。只是归咎于主张战争的大臣的失误而已。这是目前的近事，人所共闻的。那么保护的说法，即使在雄强之国，也难以有力。因此都护的请求，光武急

译（我）对此表示谢绝。珍珠依附于蚌，捐弃的策略，尚且被抛弃。他们并非不知道荣耀的名声值得羡慕，只是认为虚浮的声望虽然显赫，却无助于弥补百姓和物资的损伤罢了。有人说道：“虞国不救助虢国，蜀国不知道吴国最终沦陷，两者同归于尽，那么保护的说法难道完全没有功效吗？”回答说：“这不是正确的。”又因为虞国的贪婪，虢国的鄙陋，吴国的暴虐，蜀国的平庸，纵使彼此相互救助，守望相连，但道义不明，盟约容易废弃。假使保护成功，就会像犬戎被召引一样，反而加速周王室的灭亡；假使保护失败，就会像苏秦的策略一样，正好招致六国的灭亡。所以关于保护的说法，我宁愿不讲究它，也要讲究它。大概我因为有所联合而联合，联合了，那些喜欢我联合的人，一定会迎合我的喜好而加入联合；那些厌恶我联合的人，又将乘我的间隙而离间我的联合。如果我不因为有所联合而联合，联合了，那些喜欢我联合的，即使不迎合我的喜好，也没有不联合的；那些厌恶我联合的，不能乘我的间隙而背离我的联合。至于不能迎合我的喜好，这就是向喜欢我的人明示，求取人才没有比自强更好的了；不能乘我的间隙，这就是向厌恶我的人明示，正直的道义常存于天下。这样就不辜负别人，也不拖累自己，能巩固国家，也能安抚百姓，而一切贪图功劳、乐于祸乱的谋略，滥用武力、穷兵黩武的祸患，依赖他人成事的习气，纵横捭阖的风气，都可以抛弃清除而荡然无存。所以说：“我宁愿不讲究它，也要讲究它。”况且越南的事情，足以作为踩到虎尾的警戒，保存下来作为占卜龟甲的鉴戒，本来已经像日月星辰一样明朗，像看火一样清楚，还可以等待监察官来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西部六个郡被割让给法国，这是法国明确告知的。南方人以封豕长蛇的渐进态势，向越南昭示鲸吞蚕食的开端了。然而二十年间，越南的君主，没有深谋远虑的心思；越南的大臣，没有忧患持重的见解；越南的士人，没有上书补阙的才能；越南的百姓，没有慷慨仗义的志向。松懈怠惰，苟且求安。那一两个孤愤的人，有的自我放逐于山林，有的自缢于沟渠。有识之士早就知道阮氏将断绝祭祀了。难道一定要等到祸起萧墙，骨肉相残，然后才知道东京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吗？《诗经》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那么现在拥有国家的人，他们的鉴戒不远，应该在越裳氏的国家了。侯的论述开头就说：“生老病死，对人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则不是。”国家没有生老病死，难道没有盛衰兴废吗？况且我说国家的衰败和废弃，尤其超过人的生病和死亡。人的生病和死亡，虽然天命已定，但子孙继承，还有延续繁衍的机会。国家的衰败和废弃，如果人的谋划不利，那么灾害并至，恐怕会形成一蹶不振的局势。所以说：“国家比人更严重。”有人说万国公法没有灭亡国家的例子，以此作为比喻，岂不是不恰当？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不灭，是指不灭亡其百姓罢了。因为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具备灵明完备的本性，得到他们就可以成为王者，失去他们必定沦为独夫。不敢说灭亡。因为百姓是天地之才，共同参与赞化育成的事功，招揽他们还怕他们不来，驱赶他们则怕他们立刻离去，不能使他们灭亡。如果说没有灭亡国家，那么国家本来就有灭亡的了。越南就是，缅甸就是。这些是明显的、近代的例子。其他有道则存，无道则灭，将不知道有多少，也不能预先推测。况且也知道不灭的灭亡，尤其超过灭亡吗？同为君主，而那边则荣耀亨通，这边则仰息难安；同为臣子，而那边则喜好明君良臣，这边则忧虑深重诅咒。以在天之飞龙，降而为在田的屈蠖；以大人的虎变，改而为孺子的雌声。将有什么快乐作为君主？有什么快乐作为臣子呢？而百姓只是安于凿井耕田的素朴罢了，治乱可以不知道；只是遵循贸易货殖的常规罢了，隆污可以不问。由此知道百姓对于君主更为尊贵，因为有百姓不担心没有君主，而有君主唯独担心没有百姓。由此知道百姓对于君主更为优先，因为有百姓然后可以有君主，没有君主必定先没有百姓。我在君主与百姓的关系上，曾经思考其中的缘故。因为关于睡与醒的论述，不免有所怀疑。

译现在人睡觉了就会醒，醒了就会睡，不是睡觉就是醒着，不是醒着就是睡觉，如同阴阳的相互依存与转化，好像寒暑的交替更迭。但国家却不是这样，有一种沉睡而无法再醒来的，有一种清醒而不至于再沉睡的。这是胜者昌、败者亡，栽培者得以培育，倾覆者遭到颠覆的道理，而不是白天劳作、夜晚休息，白天行走、夜间潜伏的道理。所以，用睡觉和清醒来比喻，不足以阐明一个国家的状况。而侯氏偏偏选取这个比喻，难道是说睡觉的人没有思虑，与清醒的人有思虑不同吗？清醒的人有所作为，与睡觉的人无所作为有区别吗？虽然如此，这仍然不足以阐明一个国家的状况。国家固然有思虑很多、作为很多，却还不能称之为清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虑和作为没有遵循正确的道路。也固然有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却也不能称之为睡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却能遵循正确的道路。如果一定要以有事才称之为清醒，那么无为而治的尧帝，恭己正身的虞舜，就是睡觉而非清醒了。如果以无事就称之为睡觉，那么专横跋扈的蚩尤，残害百姓的秦始皇，就是清醒而非睡觉了。所以说，睡觉与清醒的比喻，绝对不足以阐明一个国家的状况。那么想要阐明一个国家的状况，从何处观察呢？回答说：请观察它的治与乱。治理得好，不一定非要天下太平、四海澄清，然后才称之为治。即使兵戈扰攘，烽火紧急，却仍然不能称之为治，是因为它决然有可以治理的器具和方法。混乱，不一定非要盗寇四起，顽民作乱，然后才称之为乱。即使海内安宁，战争停止，事情平息，却仍然不得不称之为乱，是因为它未能清除混乱的根源。古时候，文明尚未开启，闭关自守，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养育自己的百姓。那些仁德智慧的君主，勤于修身反省，国家就治理得好；那些昏庸无能的君主，轻视德行，国家就混乱。混乱到了极点，就是治理的开端；治理到了极点，就是混乱的起始。所以一治一乱，交替循环产生。现在的世道，礼教昌明，群雄各自建立势力，势均力敌，并驾齐驱。那些公议所归附的，治理就会勃然兴起；那些公议所排斥的，混乱就会立刻显现。混乱的产生，有确实难以挽救的迹象；治理的根本，也有显然难以拔除的形态。所以永远治理与永远混乱，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结局。所以用古代的道理来论述今天，其情理虽然相同，但事情却不同。身处今天来考察古代，其形势既然已经改变，其方法也就不同了。侯氏的论述，以睡觉与清醒为比喻，我担心它不足以阐明中国的状况。所以用治与乱的道理来阐明它，用治与乱的道理来阐明它，还担心他认为是一治一乱，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用永远治理与永远混乱的道理来进言，侯氏会同意我吗？与侯氏同心的人，会认为我正确吗？这是我考察往古，推究当今，体察人情，验证事理，质问中原，证明外邦，思考了十年而信念日益坚定，日夜思索而日益成熟的原因。而一定要详细写在篇末的原因，不是说这个道理本来轻微，可以放在后面，正是说这个道理最重要，不宜放在前面。大概审察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上面所说的各种道理都是真实的；用这个道理来证明，就知道我上面所说的各种道理是可靠的。这个道理如果能够实行，那么国家必定兴盛而且强大；这个道理如果不能实行，那么国家必定衰弱而且废弃。所以谈论国家大事的人，必须他的能力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才算是有效，否则空谈经世济民，没有益处。讲求时务的人，必须他的才能能够辨别这个道理，才算是有功，否则徒然夸耀洋务，没有好处。这个道理，向上可以追及帝王至治的隆盛，向下可以保全万年的利益，对内可以消除奸民暗中煽动的祸患，对外可以制止各国觊觎的心思，那么实行它原本不容迟缓。不必好高骛远而只求周全，不必追求遥远而只期望近处安宁，不必深思熟虑而只取亲身实行，不必烦琐言辞而只重视实际事务，那么实行它似乎又没有困难。况且凭借皇太后睿智聪明的胸襟，凭借当今圣上正值壮年的时机，凭借醇亲王公忠体国的心意，凭借李爵相承担重任的才器，那么实行它已经有合适的人了。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达到这样的容易程度，具备这样的才能，又逢这样的紧急关头，还不能实行，恐怕过了这个时期以后，难以指望实行了。即使实行了，也恐怕无济于事了。这是我不得不深深依赖侯氏的原因，这是我不得不重重期望侯氏的原因。请为侯氏陈述：现在国家之所以能够自立，不是君主能够自立，是百姓使之自立；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不是君主能够自兴，是百姓使之兴盛。那么作为君主，他的职责在于保护百姓，使百姓为他建立国家；他的事务在于造福百姓，使百姓为他兴盛国家。他的职责和事务在朝廷，没有不自认为已经竭尽心力，已经耗尽精力的。然而他所竭尽的心力，有益无益，有功无功，只有小百姓知道得最真实而且最恰当，因为他们亲身承受而且亲眼看见的缘故。所以作为君主有寝食不安、夙兴夜寐的，而百姓看不到他的功劳，像这样的，是他的臣下不忠诚吗？然而作为臣子也有早晚在公、不忘恭敬的，而百姓看不到他的功劳，像这样的，是百姓难以治理吗？而百姓并不像这样顽固。百姓虽然学问少，但决不可欺骗；百姓纵然愚昧，但善于知道感恩。那么其中一定有缘故。治理国家的人想要深入明白这个缘故，就有极重要的学问了

译那么就有极其切要的根本道理在其中。其原因不在于安抚平定邦国，像楛矢来到朝廷、包茅进贡这样的行为，是为了彰显君主的声威灵验，对百姓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其原因也不在于拘制外人，内外通商、华洋互市，是彼此适宜的事情，对百姓绝对没有害处。那么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信”字。我所说的信，不仅仅指在百姓那里产生效验，也兼指用功而言。一个道理，必须有确切恰当、不可动摇的依据，然后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一件事情，必须有确实可以凭借的证据，然后才能让大众信服。因此，这种信不需要去苛责别人，只需要苛责自己罢了。而且我所说的信，也不是指管制百姓的事情，而是指引导百姓的事情。一种法令，不得不从、不敢不从，那么这种信是由畏惧而产生的，虽然信服却不足以依靠；一道命令，顺从的听之，不顺从的也听之，那么信服的人是因为心悦诚服，这种信大可依赖。因此，这种信不是由君主的胁迫而来，而是由百姓乐于奉献而来。有信，民心就归向；有信，民力就产生。一个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汇聚亿万百姓的心力就是无限的；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汇聚亿万百姓的体力就是无穷的。现在中国的民心并不归向上层，中国的民力也没有产生。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信任。然而进言的人却说：民心已经归向了，民力可以依赖了，中国已经治理好、安定了。这就是贾谊所说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的人。我心里最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但我现在又最鄙夷听到这样的话，因为这不真实。进言的人都认为是对的，我独自认为不对，那么我的立论不也是让自己处于孤立吗？我的辩驳难道不是过于激烈吗？然而天下本来就有看似孤立但最终不可改变的说法，辩驳看似激烈但最终不可磨灭的情况。所谓“一千人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反对；一千人的应声附和，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极谏”。我的说法是人人心中都有的想法，只是不是人人心中都愿意表达的想法罢了，所以我是最众多而非孤立的。而且我的辩驳是人人心中都有的辩驳，只是不是人人笔下都写出的辩驳罢了，所以我的辩驳是最顺理成章而非激烈的。因此，听言论的人，不仅仅听他口中的话，必须考察他心中的想法；不仅仅看他笔下的话，必须探究他内心的真意。这样事情才能得到真实，道理才能得到恰当。虽然如此，这还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听言论的方法而百无一失。因为口中和笔下的言论是可见的，心中和意念中的言论是不可见的。假如我说他口中和笔下的言论是错的，而他却坚决指认那是真情；我说他心中和意念中的言论是对的，而他却极力诋毁那是凭空捏造。像这样，想要得到言论的真实就难了。况且朋党门户之见，常常容易在朝廷兴起；犯颜直谏、逆耳忠言，很难向君主陈述。如果有畏难苟安的人，创立因循守旧、敷衍塞责的说法，只是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于是那些用谄媚取容的人，遵循随声附和的常道，说人们都归心，百姓都向往教化。像这样，想要得到言论的真实就更难了。言论不外乎对与错两种而已，不对就是错，不错就是对。现在竟然混淆到如此地步，用什么办法来去除虚假呢？回答说：这不难。贾谊有话说，凡是听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观察，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现在有说民心归向、民力可以依赖的人，为什么不拿借贷这一件事来验证呢？钱财，是百姓最喜悦也最看重的东西。只有有信，才可以拿出钱财，安然使用，欣然支出。不是不知道爱惜，只是认为这是为了求利，缓解紧迫、转向宽裕，理当如此，法当这样罢了。而没有信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大的工程建成，花费金钱一万而主人不吝惜，没有别的，大概是因为自信能够安居。如果能否安居还不确定，我恐怕他会一文不舍。八珍罗列，破费数十而主人不吝啬，没有别的，大概是因为自信能够适口。如果能否吃上还不确定，我恐怕他会一毛不拔。所以想要知道民心的向背，不如考察借款的依违；想要观察民情的真伪，不如看借款的顺逆。卿云之歌、金天之颂、来暮之叹、去思之碑，都不恰当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只是外貌的观瞻；因为它们所能做的，只是轻易的事情。中国并非没有富户，并非没有殷实的商人。坐着谈论时事的人，何止感慨悲歌；纵论勤王的人，几乎像是毁家纾难。等到借款的说法一出，士人都缄口不言，人们都藏匿财物。起初在粤东见到，继而在真省听到，民心就可以大见分晓了，民力果然难以依赖了。

译军队装备、海防建设，是用来保护百姓的；铁路、矿务，是用来造福百姓的。然而这些还不足以让百姓心动、听从，这难道不是缺乏信任吗？平时尚且不肯挪移资金，那么临到危难时又怎能指望他们救助？富裕人家尚且不知大义，那么贫困人家又怎能要求他们效劳？这种缺乏信任，就意味着中国没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哪里还有君主？

而进言的人说：外国银行资金周转方便，中国百姓观望犹豫，这又有什么损害呢？却不知道借款这一道，如果依靠本国百姓，确实是振兴国家的策略；如果依靠外国的援助，则是误国的谋划。为什么呢？钱财，是百姓赖以维持生命的，也是百姓用来谋生的。汇聚万民维持生命的资金，反过来为他们维持生命，那么大事就可以成功了；汇聚万民谋生的物资，反过来为他们谋生，那么大功就可以办成了。假设不幸遇到内乱，贼寇对国家的危害，也就是对百姓的危害，而百姓没有不竭尽全力来肃清贼寇的；又不幸遇到外寇，敌人对国家的攻击伤害，也就是对百姓的伤害，而百姓没有不尽忠来抵御的。忧患戚切息息相关，与国家始终共存，所以我说是振兴国家的策略。欧美强国借贷必定出自本国百姓，就是这个缘故。

如果向外国借款，那就大不相同了。所做之事有利，其利益却专门归于外国人，这是我们的百姓，我们却不能让他们得利；所做之事有害，其祸害仍然向百姓索取补偿，这是我们的百姓，我们反而让他们受害。况且利益既然与百姓无关，那么参与此事的百姓必定没有诚心，即使有利也不能真正得利；况且祸害将向百姓索取补偿，那么阻挠此事的百姓必定存有异心，这祸害就是真正的祸害了。人人各自为谋，君主与谁共同守国？所以我说是误国的谋划。欧美强国借贷不向外求，就是这个缘故。

而进言的人又说：现在的海关，是国家正规赋税的来源；现在的税项，是商民缴纳的财物。那些不用于国债而纳入税法的，事情虽然不同但钱财是一样的。把海关抵押给洋人，对华民何尝有损害？却不知道国家有海关，就像家里有钥匙，店铺有账柜。哪里见过居家开店却把钥匙、账柜给人作抵押的？把钥匙、账柜给人，是自己不要自己的家、不要自己的店；把海关税饷作抵押，是自己不要自己的国家、不要自己的百姓。

况且从大势来看，中国想要决断实行最大的计策，大展宏图，将来所花费的钱财，没有数万万不能定局。你建功而收其功，现在用千万的款项来担保的，海关百万的款项来担保的，也是海关而归还。期限往往等到数十年之后，才能清偿。我担心旧债还没还清，新债又产生，海关收入的数量不足以偿还国债利息的数量，势必授予外国人国家政权的权力，而索取旧欠，准许外国人用剥削百姓的方法，而再借新财。这样几十年后，外国人没有夺取中国的名义，却得到了中国的实际；外国人没有夺取中国的苦劳，却能收取中国的财富。这样中国的君主，想要成为守成之君，却有所不能；中国的国家，想要成为自主之国，却有所不能。越南的祸患，金边的窘迫，是已经发生且明显的事实。没想到中国竟然要追随其后而步其尘。

由此可知，借贷这一道，是成败利钝所由分明的，是存亡得丧所由判定的。能在百姓中实行，那么国家就会兴盛且强大；不能在百姓中实行，那么国家就会衰弱且废弛。其能，在于百姓信任；其不能，在于百姓不信任。信任不是天定的事情，而是人为的事情，为什么如此难以做到？信任不是向别人索取的东西，而是向自己索取的东西，为什么如此难以获得？这没有别的，是因为没有公平的政令罢了。当今之世如果不改变现在的法律，即使让尧舜临朝，禹辅佐功绩，仲由谨慎许诺，公绰无私，加上管晏的才能，苏张的辩才，也无法决断疑惑、建立信任，从百姓那里获得大的支持。

一项政令，在制定者看来没有不自认为公正、自认为公平的，而是否公正公平，应当以百姓是否信任来验证，才能得到至公至平。而且一项政令，在实行者看来大多也自认为无不公、自认为无不平，而是否公正公平，也应当以百姓是否信任来证明，才能得到真公真平。因为制定者是君主，而遵循者是百姓；实行者是官员，而承受者是百姓。容貌的美丑在自己，无法通过别人来显现，那么就没有看不见的了。

味道的浓淡，亲手调制的人知道得难真，亲口品尝的人知道得最恰当。那么公平，还应当从百姓那里寻求罢了。百姓认为公平的，我就实行；百姓认为不公平的，我就废除罢了。公平没有固定的格局，我只以百姓信任的为准；公平有变法，我以百姓信任的为主。像这样，那么百姓就信任了。百姓信任那么借款就可以兴起，借款兴起那么商务就可以振兴，商务振兴那么大利就可以兴起。为了谋取大利，图谋那么军威就可以壮大；军威壮大那么外敌就可以安宁。等到外敌安宁，再加上保持安泰、持盈保泰的学问，使其效果达到神武不杀、至德无功，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尽在于此了。而这一切都始于内政的修明。不排斥外敌而外敌无不排斥，不追求功业而功业自然无穷。而其道理平庸无异，其事实在可行。

译然而，把聚敛财富当作功劳，把欺压凌辱当作智慧，把苛刻深重当作计谋，把拒绝抵制当作才能。像近来这样，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百姓无法生活，官吏苛察严求，人们都想逃避到别处去。富人则仰望着屋顶叹息，而那锱铢必较的算计反而波及累及贫苦人家；大商贾则停止营业逃跑，而那严密的法网更牵连到小商贩。因为百姓不信任官府而官府更加不公平，因为更加不公平而百姓更加不信任。形势岌岌可危，却还想推行远大的策略，慑服那些不服从的国家。只知外患安宁必然有内忧，正恐怕内忧不能使外患安宁罢了。我希望侯爷仔细辨别这些并详细推究，不要发表高论而违背常情，不要持守空名而招致实祸，不要说言论浅显而不屑于说，不要说话语陈腐而不足以实行，那么最恳切重要而又最深远的事情，没有比这更超过的了。我听说侯爷的先祖是中兴的柱石，再造了天地。我希望侯爷世代使中国像苞桑一样稳固，永远安定福泽。凡是我所说的，没有隐藏的情由，也没有私人的意图，不是故意褒贬，也不是随意抑扬。都要言语发自内心，事情追求真实。至于触犯忌讳而宁可不顾，冒犯直言而或许不知，这是我向来性质朴实，不从事浮华文饰罢了。然而没有妨害，掏出胸臆展示给人，只求同情者谅解。我没有至诚的心意，不敢陈述在尊长面前；没有至实的情由，不敢混淆执政者的听闻。言论如果有当，希望像刍尧那样被采纳；如果不当，不要吝惜像葑菲那样加以教诲。那么大道为公，不难再见于当世。如果排斥腹诽，忌讳人言，那是最大的不祥，我万万不敢把它比拟于今日的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的祖宗千百年来在中国享受恩德和平安，即使身居异地，也没有不推崇祖国兴盛，称故乡为天下交游的光荣。然而有时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敢，因为实在人不可以言语掩盖。像越南的战役，东京的土地已经被法国人夺取，却说中国可以执守旧藩属的说法，索回那块土地，这我不敢认为是对的。福州、基隆大受法国敌人的创伤，却说中国果真乘胜订立和约，不从事战争，这我又不敢相信。考察万国公法，法国人轰击福州炮船的行为，名叫扣留物品索取赔偿的法；法国军舰驻扎堵塞扬子江的行为，名叫事态紧迫禁止制约的法。炮船被轰而中国不肯和谈，受亏虽然大，但法国人拿我没办法；扬子江被堵塞而中国立刻和谈，商务受阻，而法国人能断绝我的粮食。所以这一战役，在天下各国看来，只当作愤争的小缘故罢了，不把它命名为战争，因为闲仗没有明文规定。扣留物品禁止制约，不得骚扰居民，不得侵犯土地。所以当时沿海的百姓虽然很恐惧，但在有见识的人看来，简直认为秋毫不犯，鸡犬不惊。那么这一战役，虽然胜利不至于得到国家，虽然失败不至于丧失邦国，所耻辱的是将领太没有谋略，士兵太没有勇气罢了。而浅见的人一定想在言论间争胜，认为不这样不足以尊崇中国，讨好君主；不这样不足以排挤外邦，恐吓众口，却不知道大错特错了。天下或许有直言不讳而不能控制事态的人，断没有文过饰非而不导致败事的人；天下或许有刚烈忠肝而不能安定国家的人，断没有利口辩词而不导致覆亡国家的人。《尚书》说：“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寻求正道；有言语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寻求非正道。”那些用争胜的言语来的，这是直接用非正道干求别人；主张这种观点，这是直接用愚昧对待君主。听信他们的言语足以增长中国的祸患，相信他们的议论足以糜烂中国的百姓，这是不敬的极甚者，不可以不深察而明辨。道理没有两可，事情有变通，不有小挫折怎么能大胜？不有小去怎么能大来？这是否泰的机枢，就是上升的征兆。中国对于法国，陈述道理而不听，用军队警戒而不顾，等到一旦设行撑拒，忽然又被他们折辱，大受嘲弄。现在才知道，空谈道理不足以制服敌人。现在才知道，虚张声势的军队大不可用。知道了就计谋改变，知道了就智慧产生。所以这一战役，对中国大有造就啊。

译在此时仍然吝于改正过错，以自我革新为耻，那就是买回盒子却退还珍珠，追赶盗贼却送他盘缠，这难道是智者的作为吗？我欣喜于掌权的大臣们见机行事神速，早日谋求议和，尤其庆幸黑旗军刘永福挫伤了敌人的锐气，而东京、基隆水土不服，法国人看到伤亡惨重难以长久等待，因此对峙不久，和约就确定了。假使法国人增派战船，再增添勇士，与中国作背水一战，形成巨鹿之战那样的惨烈景象，我恐怕颠沛流离的惨状，伤亡溃败的情形，凄惨将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有天意在其中。上天非常爱护中国，又怜悯它的无知，于是稍微降下凶险，让它生于忧患，小惩大诫，使其发愤有为。这就知道灾难正可以消除灾难，改正过错又何必忌讳过错呢？就像治病的人讳疾忌医，那么痊愈就没有日子了；就像讲学的人心高气傲，那么至高之道哪里能听到？读侯氏的论述，大概深知中国应当修治的地方了。只是可惜他把后当作先，把本当作末，功效与效果没有分清界限，那么愿意做事的人必定会导致背离。壮士之所以被称为强者，不只是能披甲执兵，因为披甲执兵的人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强盛，不只是多战舰炮台，因为战舰炮台各国都能设置。侯氏想要治理外部，请从治理内部开始；侯氏想要治理内部，请从得到民心开始；侯氏想要得到民心，请从得到民心之所在开始。民心看不见，体现在诚信上，这是一定不变的途径。而实行的人却说：公正与公平，国家有了公平，然后才能得到民心的信任；先得到民心的信任，然后才能得到民心；先得到民心，然后才能得到民力；先得到民力，然后可以养育民的和顺；可以养育民的和顺，然后可以平定外患。外患不是可以迅速平定的，仍然以民的和顺来占卜。这是循序渐进的功效。而主张的人却说：实行借款。现在的议论者，治理内部有说法，治理外部有说法，治理内部兼以治理外部，治理外部也就以治理内部，而且有的侧重于治理内部，有的侧重于治理外部，有的治理内部和外部两者保持平衡，不是没有说法。然而羡慕富强的，只得到富强的表象，而昧于其所以然的道德，虚存道德的名号，而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都要似是而非，似真而伪，如果不是偏僻，就是自高自大罢了。国家没有内部不治理而外部能治理的，也没有内部已经治理而外部不能治理的，为什么呢？人的根本在元气，国家的根本在民情元气，元气即使亏损虽然羸弱但无害，如果已经耗损，那么即使强盛也越危险。所以善于养生的人，只是培补元气罢了。民情如果淳厚，即使积弱也能兴起，等到它已经淡薄，即使刚强反而失败。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只是厚待民情罢了。我见过天子泰然自若，而百官听从命令的，没听说过精神枯索而百病不生的。我见过家庭雍容肃穆，而邻里都钦佩的，没听说过兄弟在家争吵而路人起敬的。由心推及到身体，由家推广到国家，像秤称物，不差分毫；像网在纲上，有条不紊。在此时啄木鸟的叫声还没有停息。我请求质问圣人的训诫，以扫除俗学的蜉蝣；考察圣人的言语，以平息伪儒的鼓噪。中国的圣人，没有比得上孔子的。孔孟处在春秋时代，政令不修，王纲不振，很像今天的中国，而他们的言论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役使百姓要顺应时节。”又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了。”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又说：“我听说有国家有家的人，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均，不担心贫而担心不安。大概均平就没有贫穷，和顺就没有寡少，安定就没有倾覆。”至于他听到南宫适问羿、奡、禹、稷的事，就说：“君子啊这个人，崇尚道德啊这个人。”孟子处在战国时代，诸侯争雄，干戈不靖，更同于今世的天下，而他的言论说：“王何必说利，只要有仁义罢了。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而国家危险了。如果后义而先利，不夺取不满足。没有仁而遗弃父母的，没有义而怠慢君主的。”又说：“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深耕易耨。壮人在闲暇日子修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上，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抵挡秦楚的坚甲利兵了。”又说：“保护百姓而称王，没有人能抵御。”又说：“限制百姓不靠疆域的坚固，巩固国家不靠山溪的险要，威震天下不靠兵革的锋利。得道的人帮助多，失道的人帮助少。帮助少到极点，亲戚背叛；帮助多到极点，天下顺从。用天下所顺从的，攻打亲戚所背叛的，所以君子有不战，战必胜。”又说：“桀纣失去天下，是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道理，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了。得到百姓有道理，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了。得到民心有道理，百姓想要的给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不施加罢了。”

只有这几章，也足以明白我的说法不是妄言了。我希望侯氏学习圣学、走王道，实在可以凭借；不希望侯氏用霸术、求战功，虚浮难以依据。有人说：侯氏的这个论述，所谓睡，是指昏迷的现象而言；所谓醒，是以见机行事作为比喻。如果这样，

译那么，我请用两句话来断言：铁路等事，如果贷款出自中国，使得百姓与中国共存亡，那么坚持这种主张的人叫做“醒”；铁路等事，如果贷款求助于外国，帮助外人夺取中国的权柄，那么坚持这种主张的人叫做“睡”。如今铁路等事正依次推行，然而工程材料必然取自贷款，经费也取自贷款，而贷款的来源究竟从何而来？这已经明显呈现在天下人面前，究竟是睡？究竟是醒？我不能让古代的圣人复活来询问。只希望那些识时务的士人、怀抱大道的儒者，不要吝惜正直的言论，抒发胸中抱负，以充当传令人的警铎，以比作深夜的钟声。将会看到君民相互维系，上下一心，变革而不失根本，共同致力于革新，或许能对民生有益，不辜负这个时代；如果不这样，敷衍塞责地施政，推诿扯皮成为风气，使得我的言论空存而无补于事。必须等到后世的圣人来验证，才开始怀疑我的话没有迷惑之处，这难道是我愿意听到的吗？

译以爱力转国运说

汪康年

国家是什么？就是因为它能够自我完善和巩固。物质微粒相互接触而形成物体，如果没有受到空气的侵蚀改变，且微粒没有分离，那么同类的物体必然没有能够损害它的道理。就像金属类一样，必定已经锈蚀之后，才会被同类的金属所残损，否则必定要有刀刃才能锤打锉磨它。就像木类一样，必定已经腐朽之后，才会被同类的木头所残损，否则施加削切之后才能锤击它。只有国家也是如此，与其他国家共同立于地球上，却唯独比别的国家弱，那一定是它的本质内部已经分离了。内部分离，是什么？就是失去了爱力。那些起初互相遗忘的，最终必然互相断绝；那些起初互相亲爱的，最终必然互相成就。因此，农民与农民互相亲爱，就会通力合作，互相告知，凡是播种辨别土壤，都可以用新方法去实行了。工人与工人互相亲爱，就会在作坊里完成事务，互相劝勉，凡是购买物品制造器物，事事都可以仿制了。商人与商人互相亲爱，就会聚集资金容易扩大，谋划事情容易成功，凡是公司行栈，可以像树林一样林立了。士人与士人互相亲爱，就会比较得失，互相指示善恶，凡是购置书籍成立学会，可以同时兴起了。官员与官员互相亲爱，就会互相告知好的法令，互相补救过失，凡是兴利除弊的事情，可以一天之内实行了。边疆大臣互相亲爱，就会救灾捕盗，设立防治水患的政策，不分界限，彼此间的隔阂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士兵与士兵互相亲爱，就会胜利时互相谦让，失败时互相救援，从而避免失散队伍、抛弃军队的事情了。将领与将领互相亲爱，就会进退攻守，互相呼应，而没有彼此不顾的祸患了。上级只要爱护下级，就会恩威并用，下级必定不忍心蒙蔽上级。官员只要爱护百姓，就会宽严相济，百姓必定不忍心憎恶地看待官员。将领只要爱护士兵，就会赏罚公平，士兵必定不忍心轻易抛弃将领。况且用全国的爱力来爱护君主，那么君主就更为尊贵；用全国的爱力来爱护国家，那么国家就更为巩固。用这种力量去进攻就能攻克，去作战就能胜利，去防守就能稳固。互相亲爱之后才能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之后才能互相巩固。所以爱力是产生强盛的原因。

人们追求国家的强盛，必定寻求器械的锋利，士兵的勇敢，将帅的勇武，粮草的充足。但是这四者，都是强国的次要事务，不是根本事务。鹰的凶猛，在于嘴和爪子。然而如果把嘴爪安在燕雀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它的凶猛。这是因为嘴爪是对的，但使用这些嘴爪的主体不对。鹰的整体，本来都与嘴爪相称的。犀牛的凶猛，在于牙齿和角。然而如果把牙齿和角安在麋鹿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它的凶猛。这是因为牙齿和角是对的，但使用这些牙齿和角的主体不对。犀牛的整体，本来都与牙齿和角相配的。那么不依靠整体的爱力来产生强盛，而只追求在整顿军队、讲求武备上强盛，行吗？项羽百战百胜，最终却被汉朝所灭，这是因为项羽的力量不如汉朝。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并非不足以对抗唐朝，但爱力不如唐朝，所以最终都被唐朝兼并。所以英国的保守党、自由党，用心不同，但它们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却是相同的。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议论不同，但它们想要美国富强的愿望却是相同的。普鲁士已经衰落却忽然兴起，法国将要灭亡却又重新振奋，这是因为虽然国势虽然衰微，但爱力依然如故。大概正因为互相亲爱，就必定寻求互相保存的方法。寻求互相保存，就必定寻求自我强盛的方法。因此，农夫扛着畚箕拿着铁锹的时候，工人审视曲面形势的时候，商人经营奇货谋取利润的时候，虽然各自经营私利，但心思所关注的，都在国家。即使是雇佣贩运的微小之人，也不敢把国家大事放在后面。于是必定思考如何扭转国家局势，必定思考如何改革政治法律，必定思考如何监察当权的人。这样即使想不强盛，也不可能了。

所谓互相亲爱，不仅仅是互相亲爱而已。有互相亲爱的心意，就会在行事上互相劝勉，利弊上互相告知，进退上互相协助，艰难险阻上互相扶持，过错互相隐瞒，善行互相称颂，得到时互相祝贺，失去时互相怜悯，成功时互相期许，同类互相救助。这样就不期望成功而自然成功了。所谓互相遗忘，不仅仅是互相遗忘而已。就会在行事上互相阻碍，利弊上互相隐瞒，进退上互相干扰，艰难时互相倾轧，过错互相揭发，善行互相诬陷，得到时互相厌恶，失去时互相庆幸，成功时互相嫉妒，同类互相疏离。这样就不期望断绝而自然断绝了。那么考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考察劝勉与引导的适宜之处，有国家的人应该怎么做呢？

中国接连遭遇艰难险阻，却仍然安然没有振作的意图。有人说这是因为固守旧法，有人说这是因为多有掣肘，有人说这是因为意见分歧。我认为这是由于不互相亲爱。做官的人认为：“我只求敷衍塞责，终身不失去官职罢了，哪里顾得上其他。”士人认为：“我精通科举文章，就足以自我进身，何必劳心于其他学问？”商人认为：“我得到了想要的，应当用来自利，为什么要公之于他人？”认为有便利的方法，应当秘密不告诉别人。富人认为：“他人的危急，与我无关，何必劳心为他人？”所以通商几十年来，坐视强族逼近，国势危险，利权全部丧失，却没有共同谋划一件事。特别创立一项事业以开启维新的景象，公司屡次创立却屡次失败，商会虽然有却如同没有。至于学会、公会，则更没有见到端倪。大概西方的事情，都依靠众人的心力才能完成，而中国则绝对没有合众人之力以成一事的。唉！

译吝惜民力的丧失，是人心背离的表现。人心既然已经背离，想要谋求国家气势能够振兴，又能有什么必然的依据呢？

译如今中国百姓，无法在故土安居，流离失所于海外，侥幸得以立足，却又得不到保护，有的甚至被他国侵夺，这样就会失去我对海外侨民的爱护之力。编入户籍的百姓，赋税从未拖欠，平时官吏侵扰过度，饥荒时听任他们流离迁徙而无人过问，这样就会失去我对国内居民的爱护之力。工商业者凭借技艺谋生，但厘金税收没有固定章程，保护也没有固定法规，导致亏损破产、损失钱财无数，这样就会失去我对工商业者的爱护之力。列入军队名册的士兵，无事时只挂名领粮，有事时驱赶上前线，退伍后听任他们流离失所，甚至沦为乞丐盗贼，这样就会失去我对武士的爱护之力。读书人求学求官，但取士滥杂且入仕途径狭窄，有的人穷困到老无法生存，这样就会失去我对士子的爱护之力。选拔优秀人才派往海外资助其求学，学成后不再过问，迫使他们到他国谋生，这样就会失去我对学者的爱护之力。曾经凭借资历获得功名进入仕途，但屡次更改选拔方法，又不考虑如何维系他们，导致无法养活一家八口，这样就会失去我对入仕之人的爱护之力。在朝廷任职的人，既然委以重任并授予官职，但俸禄不足以供养家庭，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这样就会失去我对在朝之人的爱护之力。因此，有权势的人专门欺瞒掠夺而不顾上级，富人宁愿怀藏金银等待寇盗也不愿资助军需，士人以不干预外事为贤良，百姓以苟且免祸为得计，甚至邻里互不相识，北方饥荒寇乱而南方歌舞升平，贫贱之人听说富贵者倾覆，反而引以为幸，同国之人相待竟如此。环顾全球各国，没有像这样的。

所谓爱护之力深厚的人，首先会爱护自己国内的人。对外排斥诸夏，对内亲近诸夏而排斥夷狄，这是《春秋》的大义。所以《春秋》对内部的重大罪恶予以隐讳，记录内部大夫去世的日期，都是为了与外部有所区别。孔子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那么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而爱别国的人，难道不也是违背道德吗？然而今天的情况与此不同，西方商人缴纳正税，价值一百抽五；中国商人缴纳厘金，则有例内的追索，有例外的苛求。西方人日常用品都不纳税，中国人刚制造出来的，反而接着征税。中国船只悬挂洋旗，遇到关卡无人敢过问；中国店铺使用西方商号的招牌，即使越禁违制，也毫无妨碍。中国商人托西方人报关，就没有滞留之苦；反之则刁难讹诈，情形不堪言状。聘请西方人士，不惜重金；礼聘中国人，即使才能技艺相当，也必定减少其俸禄，降低其礼遇。向西方商人购物，任凭索取，不敢议价；进入中国店铺，则百般挑剔，一定要压低价格、短少价值才高兴。甚至有人等待其亏损而希望其贱卖。像这样，是驱使全国的人产生背离之心。有了背离之心，就没有内部团结了。

用这种涣散离心的人，想要成就事业，那一定是只有一个人能做的小事，才能成功。如果多到两三个人，就不能成功了。再多到千百人乃至亿万人，就更不能成功了。现在如果开设行栈、建立公司，都是千人以上；训练军队、整顿警务，都是万人以上；设立学会、建立议院，都是亿万人以上。然而让互不关心的人来处理，即使明确规定规章，选用贤哲，也必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故纷纷兴起。局内人自相忌妒，局外人互相猜疑阻挠。起初各执己见，接着彼此倾轧，最终推诿避嫌，把正事置之不理。用于军事则不威武，用于财政则不富裕，用于商业则不能扩充，用于工业则不能创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爱护。互不爱护就会互相争斗，正当他们互相败坏都来不及的时候，还谈什么集思广益成就大事呢？那么，有国家的人，必须施行爱护之心，尽到爱护之实，从而产生互相爱护的情意。于是关系更加密切，依附更加坚固，可以致富，可以致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万国公政说

韩文举

竭尽智慧以周全自身，自身就得到仁德。竭尽智慧以周全一家，一家就得到仁德。竭尽智慧以周全一乡，一乡就得到仁德。竭尽智慧以周全一国，一国就得到仁德。竭尽智慧以周全地球，地球就得到仁德。竭尽智慧以周全亿万世代，亿万世代就得到仁德。被山阻隔，被水界限，与外部差异，在内部争斗，血肉枕藉，不得片刻休息，这是不仁。翻越山岭，渡过河流，与外部联合，在外部争斗，掠夺土地，迁移房屋，拘禁人身，使之离散，使之践踏，使之奴役，使之隶属，残害千万人，耗费千万金，这是不仁。用轮船作战，用铁路进攻，用火器焚烧，精于器械，训练士卒，熟悉水陆，没有险要之地，没有坚固之城，没有安宁之人，视人如猪狗，视土地如身体，这是不仁。以农业为战，以商业为战，以工业为战，这是巧于作恶。而人们还认为这是计谋，而仁爱的人说：我有办法。如果法律得以实施并改变现状，祸患稍减；如果法律不能实施并改变现状，祸患依然无穷。国家的强弱、大小、众寡，是间或存在的。强者得到它，大者得到它，众者得到它，那些弱小柔寡不敌的，被法律束缚而无解，称之为法

译这是什么原因呢？天命说公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人们真以为这是可行的。不过在战争方面，使国家的祸患减少一二，稍微有点补益，而对于百姓仍然没有益处。像禽兽那样争斗，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像野兽那样争斗，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像昆虫那样争斗，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用爪牙、牙齿、角，凭借力量互相搏斗，这种祸患还没有达到人心的极致。争夺边界，边界争夺族群，族群争夺语言，争夺形体，争夺形体的狭隘，争夺语言的狭隘，争夺族群的狭隘，争夺边界的狭隘，这就是狭隘。人心中的思虑智慧是相同的，因为微小的差异而区别对待，这不是把人当人，而是只把自己当人。父母对于子女，相貌大多不相似，至于品德、才能、性情，更不用说了。自身不安，就喋喋不休地表示担忧；自身安定了，又忧虑家庭。子女啼哭，妻子号叫，抛弃他们离开，是没有这种道理的。自身安定了，家庭也安定了，听到邻居的哭声，没有不心里不顺的；听到邻居的死讯，没有不脸色惊骇的。为什么呢？感情有所不得已。现在的邻国也是这样，掠夺邻国的土地，囚禁邻国的人民，农民在野外哭泣，商人在市场哭泣，工匠在作坊哭泣，士人在学校哭泣，这本来是不可以的。不体恤邻国，却装作看不见听不到，这不是人。人如果目视非人，难道会以此为乐吗？一定不是这样。管子说：“必须会合君臣父子，才可以施加政令。”从今以后，两年内听不到孝顺，听不到爱护弟弟，听不到尊敬老人，国家这三样没有一样，可以诛杀。诸侯的臣子涉及国事，三年听不到善政，可以惩罚。君主有过错不劝谏，士人和百姓有善行而大夫不推荐，可以惩罚。士人和百姓听说官吏贤良孝顺友爱，可以奖赏。雅典王昂飞的安派遣使者到十一个国家结为同盟，设立公会，各国派出议员，春秋两次重申结盟的友好关系，积蓄义金，储备军械，各国派两人负责，如果有侵犯民权的人，让他出赎金，不从的就用武力对付。于是十二个国家如同一个国家。由此看来，这确实是所谓的万国公政。现在的西方人夸口变法，对待附属国和藩属国，从未听说施加善政。英国役使印度吗？几十年举出的议员仅有一人，其束缚依然如此。暹罗、缅甸、安南、非洲各国、南洋各岛，愚弄他们侮辱他们，没有一天脱离他们的轭。土耳其是大国，丧失土地十四万方里，国家分裂成六七部分，各国只是责备它不改变，而没有用善政来馈赠它。借公法作为钓饵，愚者进入，智者退出，公法日益增多，而谋略国家日益精巧，这是公法成为寇敌的资本，而不是用来治理万国的。现在的西方人有弭兵大会，其心不可说不仁，但法律仍未实行，为什么呢？是因为限制他们的人民，局限他们的土地。英国创制火药，人数超过万人，而远适传道，统辖大西洋两岸，仅达到这个数量。唉！外公法格格不入而不实行，内公法空虚而没有混乱。弭兵难道容易说吗？难道容易说吗！管子说：“国家修明而邻国无道，这是霸王的资本。”现在的各国难道不是类似这样吗？这是兵不可弭，明白了。想要弭兵而不能弭的，只有法不能弭；而能弭的，只有政。各国有善政，有政有善政，有多少有政？有多少有古善政？有多少有今善政？某国多古善政，某國多今善政，编为一书，名叫《万国古今善政》。某政可行，某政不行，某政速行，某政缓行，排列其次序，区分其品类，判断其后先，比较其巨细，衡量其轻重，使各国君主聚集在一个都城，如同商议公法一样。谁可以谁不可以？谁长久谁短暂？谁变革谁保守？谁适宜为约？没有差错没有更改，一年而依次举行，三年而万事具备，五年而善政成功。不实行者惩罚，代替操持其政，不蓄积民力，不兼并土地。不兴起旧有的，说邻地不说邻民，有说公政不说私政，伤害人民的众人仇视他，败坏人民的众人攻打他。以什么为仇？以政为仇。以什么为攻？以公政为攻。内部攻打的是其民，外部攻打的是邻国。不实行公政者称为芜国，不遵行公政者称为戮民。所以说：风俗不同，嗜好不同，人情不同，实行而受阻，何名为公？回答说：年幼的，年老的，患病的，生病的，孤儿的，鳏寡的，困穷的，尊敬老人的，慈爱幼小的，体恤孤儿的，供养病人的，合并独身的，询问病情的，救济困苦的，疏通穷困的。用仁来联系，用智来增益，用道来养育，用法来教导。远到诸星，近到诸地，增益而为无量数。此心此理，没有隔阂。何况国家可以计算，而不是不可计算的呢？等待有条理，人有经纬，人等待有门户堂壁，人作为此书，以公之于天下吗？祸患可以稍息，自行公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