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　刑政三禁　刑政四律例

译第六十卷 刑政三禁 刑政四律例

禁烟上

郑观应

鸦片造成的祸害，极其深重！关于禁烟的议论，也非常多。起初，措施操之过急；后来，又失之于过于宽纵，致使这顽固的弊病绵延不断，充斥天下，败坏纲纪，收拾残局，以至于到了今天的地步。当初在议和定约的时候，如果能够坚持之前的主张，通商口岸可以开放，军费可以增加，但鸦片必定不允许进入国境，对方大概也会唯命是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鸦片产量不多，运往中国销售的每年不过两千多石，他们本来很容易改变图谋。吸食的人还很少，各省仿种的情况尚未蔓延，我们也很容易查禁。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吸食的人日益增多，贩运的数量日益增加，于是鸦片就成了进口货物中的大宗。查探洋烟先到达香港，再转运到各个口岸，每年大约有大土五万箱，小土四万箱，那些金花土以及在新加坡等地由华人销售的不在统计之内，每年大约十万箱成为常态。每箱价值大约五百多两银子，除去关税和捐税，洋商大约能得到四百两左右。统计每年出口白银四千多万两。如今各省相继仿种，甚至四川、贵州全境都是，每年大约十二万箱，每箱重一百二十斤，合计烟土大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按每人每年吸食六斤计算，用十斤烟土和六斤石灰熬制膏状，烟土约占五成，石灰约占七成，层层折算，实际上每人每天吸食四钱七分零。应当有四千四百万人吸食，而依靠此谋生的佣工小贩约占十分之一，其余自种自吸的人数或许还要多几倍。年年坐困于此，犯法伤生、荒废时间、丧失职业的人不下千百万。于是中国的智士，没有不痛悔从前失策的，而想着办法来彻底禁绝它。曾经考察日本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规定鸦片不得入境，仅允许三斤用于配药之需，如果违约在关口查获，全部充公，或者干脆抛弃于海中。有关卡闯卡者，每斤鸦片罚款十五元。我国也应当设法严禁吸食，并仿照日本条约，请求各国劝说英国一律实行。英国崇尚美德的人士，也深深以流毒中国、违背公法为耻。英国禁烟会董事亚历山大从伦敦来印度游历，中国查探洋烟是否有害华人，他曾偕同广学会董事李提摩太、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来到招商局与我交谈，询问有无良策，我就将所拟定的禁烟论告诉了他。拜见我国使臣，陈述利害，但英国政府始终犹豫不决，大概是因为数十年来依靠这个来致富强，而本国煤铁矿产的丰富渐渐不如往昔，印度军队的军饷依靠这个来支撑，假如我能借箸代筹，对他们没有大的损失，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乐意为呢？然而即使禁止洋土进入，却不能禁止内地种植，也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每年四千多万两白银的流失，千万人口遭受鸩毒，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是逐渐形成的。到现在痼疾日益加深，救治突然难以见效，症候多变，药方也很少成功。听说印度每年出产鸦片烟，由英国官方经营管理，招募商贩运输，按时调节增减。我们中国不禁止就算了，如果想要禁止，就应当破除成见，不分内外，一体严禁。想要内部禁止，必须先外部禁止，不妨招募商人集资入股，创设公司。吴瀚涛大令曾经偕同马观察奉命赴印度，与英国总督商议此事，经过再三辩论，才允许将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部交由我华商公司承办，逐年递减，以五十年为期，就此截止。可惜总理衙门批驳，认为招募商人承办，公开设立公司，实在有损国体，于是这个提议就停止了。天下有心人都为此叹息，难道没有想过广东的筹防捐、台捐、闱姓赌捐，都是招募商人承办的吗？如果能与英国总督商议办理，还可以责成他们担保，如果有偷漏捐税，从重罚赔，节省内地无数缉私经费。五十年后，鸦片不禁止而自然断绝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呢？至于民间吸食，也应当逐渐严禁，以杜绝萌芽。内部禁止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规定期限，由各地地方官出示晓谕吸烟的人，在四个月内一律申报清楚，申报后以一年为限，一律戒绝。如果超过期限没有戒除，官员则削职，士人则剥夺功名，吏员则革除职务，商人则罚款，士兵则除名，一切下等人则治罪。既然已经严厉办理，仍然给予半年宽限，改过自新，倘若再次到期还不改，立即发配边远地区充军，以警戒效尤，从而消除积弊，像风一样迅速，像雷一样猛烈，谁还愿意触犯刑律呢？然而立法虽然完善，执行更在于用人得当，否则正好开启官府苛求、吏役勒索、捕快地棍讹诈的弊端，鱼肉乡愚，欺压良善懦弱，而对于禁烟之事仍然没有实际效果可见，这是急于驾驭的方法。二是编造户籍贯通，命令天下将吸食鸦片的人户逐一查明，无论官商军民，编入烟籍，称为烟民照，差役例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当兵，不准捐纳职衔，不准充当乡绅。平民不准与他们通婚，那些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及现任官员已经吸烟的，限定三年戒清，由族长或同乡官员出具禀帖给地方官，注销烟籍的平民，如果超过期限还没有戒清，立即革职，不稍加宽假。如此明确显示区别，严格制定科条，一旦挂入烟籍，即不得

译平民百姓之间，父亲勉励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妻子勉励丈夫，已经吸食的人将痛改前非，未曾吸食的人也不敢再沾染这种陋习。这是攻心的方法，是王道政治的功效，与依靠威势逼迫、刑罚驱使，只会徒增纷扰的做法，大不相同，这就是用缓和手段来治理的方法。然而草伏必然随风，上行则下效，必须政府中没有偏袒或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各部院及京城官员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外省地方大员及其亲信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下属官员及将领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武职军官及现任官员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候补官员及幕僚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教师及在职官吏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士人、平民及差役中没有吸食鸦片的人，然后才能禁止。平民百姓既然想要禁烟，必须从上层开始。如果在上位的人吸烟，却想要禁止下面的人不吸，即使早上发布一道命令说“禁止烟馆”，晚上又发布一道命令说“禁止土栈”，百姓将会嗤之以鼻地嘲笑。唉！像这样却说是在禁烟，怎么奇怪最终不能禁止呢！

译《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快要到了”，这是告诫人们要警惕事物的逐渐发展。〇当事情刚有苗头时，挽回本来很容易；等到积重难返时，即使有圣人贤者，也会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天下的事情，大抵都是这样。禁烟的策略，固然今天应当实行；然而制定法律更贵在任用合适的人。没有人，法律就无法实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虽然想要筹划简易的方法，就不必现在讨论禁烟，而是慢慢图谋日后禁烟，并且让鸦片不外流。西方商人不能囤积居奇，不如广泛种植罂粟这一办法。但是还有人对此有疑问，说种植的人多了，吸食的人必然广泛，全世界都陷入陷阱，将来哪有彻底禁止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危害：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允许种植罂粟，百姓一定会争相效仿，抛弃粮食作物而种植毒草，不仅粮食日益昂贵，一旦遇到灾荒，怎么承受得住？这是第二个危害：洋鸦片的流毒，遍及天下吗？然而还可以说是来自海外。现在放宽禁令自己种植，价格逐渐降低，人人都喜欢吸食，使这个声名文物昌盛的国家，变成烟雾弥漫的地区，大大损害国家体面。这是第三个危害：印度的烟土，味道浓厚；中国自己制造，质地味道既淡薄，掺杂的东西又多，以假乱真，怎么能和洋鸦片相抗衡？这是第四个危害：现在人们喜欢吸食洋土，然而内地少而沿海多，自己种植多了，反而使洋鸦片不能到达的地方，土鸦片趁机兴起，这无异于添柴助火。这是第五个危害：印度种植鸦片，有种植的方法，有刮取浆液的方法，有制作的方法；中国如果不熟悉这些方法，一定不如它的好，白白增加一种害人的东西，怎么能堵塞洋鸦片的来源呢？这是第六个危害：洋鸦片的税和厘金一起征收，每天都有增长，每年收入达到八百多万；土鸦片盛行，洋鸦片的税收减少，收入必然疲弱，对国家财政不无阻碍。这是第七个危害：这几种危害，乍一听，似乎都值得担忧；仔细推敲，都是不明白时势的人。洋鸦片之所以不能禁止，一半是因为英国人的阻挠。现在自己种植罂粟以杜绝来源，英国人怎么能责问？况且洋鸦片味道浓厚，土鸦片味道淡薄，浓厚则瘾重，淡薄则瘾轻，重则难禁，轻则易戒، 这是自然的道理。将来土鸦片日益增多，洋鸦片日益减少，英国人自己看获利无几，徒然招致友国的讥评，必将与中国商量禁烟，以博取美名而洗刷前耻。日前禁止贩卖黑奴，英国人不惜花费千万金钱以成就义举，为什么唯独在禁烟这件事上怀疑呢？这是第一个不必担忧的理由。种田施肥开垦，耗费大量人工，一个人的力量，不超过两亩。而一亩罂粟，可以抵得上十亩稻粱，农民可以用剩余的钱转而购买粮食。像西贡、暹罗，一年收获三次，现在福建、广东等地多贩运那里的米。如果铁路已经建成，轮船、火车水陆快速运输，向邻境借粮，比送信还快。只要百姓有买米的钱，何必担心地球上没有买米的地方？这是第二个不必担忧的理由。土鸦片价格虽然便宜，比其他物品还是贵十倍。吸不吸食关乎天性，难道因为贵贱而区分吗？吸食和种植，对国体的伤害是一样的。不如暂时放任，将来还有禁止的希望？这是第三个不必担忧的理由。天下有用的东西，恐怕因为掺杂而害人。如果是鸦片，本来就是害人的东西，只恐怕它不掺杂假货。越假毒性越轻，越轻瘾头越薄，价格越贱。人们贪图节省费用，积弊渐渐可以挽回。这是第四个不必担忧的理由。自从云南、四川、陕西、关东以及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土鸦片盛行，借此分走洋鸦片的利益。而清江、汉口以上更依靠土浆抵御洋鸦片于门外，否则洋鸦片毒如水银，无孔不入内地，国家的元气就被剥削尽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印度秘密制作的方法罢了。将来大大放宽禁令，广泛种植并精制，不出十年，利权可以全部恢复。这是第五个不必担忧的理由。印度种植鸦片、制作浆液的书籍，栽种花、结果、取胶、拔木，没有不讲究方法的。今年收获的浆液，必须等到明年出售，气味才浓厚。如果派人学习制作方法，再储存一年，那么物美价廉，争相乐意购买，谁还会去买洋土呢？想要堵塞洋土的来源，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第六个不必担忧的理由。至于第七个危害，本来就不是危害。洋鸦片的税厘收入进入中国日益旺盛，也就是中国的金银流向海外日益增多。如果留恋区区税厘，而忍心听任百姓被剥削，这就好比把财产卖给别人，却扣留其中一点小费，洋洋自得，难道不会招致有识之士的讥笑吗？洋鸦片按照条约征税，土浆也可以加征，何必固执不变，过分计较？这是第七个不必担忧的理由。总的来说，认为罂粟不应当种植的人，都是偏袒英国人的，都是想要使中国贫穷的。各海关税务司有人说表面为中国，暗中帮助西方人，所以税厘一起征收。第一年进口洋鸦片的数量少到四千箱左右，赫德慌忙向总署呈条陈，请求加征土鸦片的厘金。几年来，土鸦片增加，洋鸦片又有起色。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并没有竭诚为中国的心，也可以看出来了。对此有三种策略。无论洋鸦片、土鸦片，严格规定期限，一律申令禁止，中外吸食者，用重法约束，一起戒除，这是上策。广泛种植土鸦片，以杜绝洋鸦片的来源，目前既堵塞了漏洞，日后慢慢申令严厉禁止，这是中策。既不

译若能禁止洋药输入，又对土药加征重税，以堵塞其销路，让吸食者和种植者，无论是洋药还是土药，都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只求多收税厘，略微缓解眼前的财政危机，以此作为下策。这简直就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那些公正忠诚、体恤国事的君子，将何去何从呢？

译戒烟的方子很多，其中不花钱又简便的，是李云山所传的方子。据说，假如烟瘾是三钱，分三次吸食，那么在未吸烟之前，先喝一茶盅盐汤，大约用盐二钱，不宜太多。每天减少盐二分，以三钱的烟瘾计算，四十五天就可以戒绝了。

论鸦片

彭玉麟

查考《李时珍本草纲目》，阿芙蓉，俗名鸦片，性质涩滞，有微毒，并没有说它能杀人的记载。如今生吃的人急于用它杀人，吸食的人慢慢地被它害死，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甘愿受其杀害而不推辞。当初西方人把鸦片输入中国之初，禁烟的议论坚持得很坚决。无奈开始时操之过急，后来放纵得太宽，流毒至今，几乎没有办法可以挽回。计算鸦片进口的数量，每年大约七万多箱，售价每箱五百两银子，总计价值三千五六百万两。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二十万两。中国流失的银子，每年实际有三千数百万两之多，究竟谁得利谁受损呢？中国利源的枯竭，是可以立即看到的。于是士大夫们目睹时局艰难，纷纷起来议论。有人说应当禁止内地仿种鸦片，有人说应当禁止洋药入口，有人说应当增加洋药的税收，更有说不必禁止内地种植，才可以分享洋人的利权。然而其中都有弊端。当今各直省除了江西、湖南外，其他省份种植罂粟的日益增多，无论不能骤然禁止。即使能禁止这些，而吸食者争相向洋人购买，这又是种植成为洋人的工具，而给予他们垄断的权力。外洋进口的货物，以鸦片为大宗，利源所在，谁愿意遏制它？况且既然不能在前头禁止，怎么能禁止在后头？相持太厉害，正好开启争端。至于增加厘金税收，那么价格越高，价格越高则吸食者可以逐渐稀少，似乎也是补救的一种方法。然而每次见到吸食的人，即使饭都吃不饱，也一定要多方设法谋求烟资，哪里见过因为价格贵而不吸食的呢？所加的税，洋人即暗中增加到售价之中，对洋人没有损害，而吸食的贫民更加促使他们贫困。如果说听任内地种植，希望所产日益增多，借此分享洋人的利权，这是不能尽得利益的。上年盛宣怀在天津创设戒烟局，已经取得成效，各直省似乎可以跟随实行。总之，鸦片本是毒害人的东西，泰西各国允许播种而不允许吸食，即使日本、越南也禁止得很严。只有中国人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受其毒害蛊惑的已经一百多年，那些吸食的人荒废时间、废弃事业，毁坏身体、损耗钱财，这真是可怜可痛。如果能够永远禁止，弊端断绝、风气清明，那么国家可以培养元气，恢复利源，充裕财政，这是我所深深庆幸的。

记泰西烟酒税

泰西烟酒税最重，甚至有值百抽六十的。以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即使有不嗜好烟酒的，牵强合计，每人每天花费烟酒三文，一天需要钱三百二十万缗。以一年三百六十天计算，就需要钱四万三千二百万缗。如果援引古人什一之法来征收其税，通盘筹划，一年可以得到四千余万缗。况且所加的数量，合起来看多，分开看少，以每斤每两层层摊匀，渐渐加贵，在吸食者不知不觉中而国家得到这笔饷源，应当也不无裨益。然而这还不过是就中国的烟酒而言，如果外洋进口的烟酒，也应当加重其税，如纸烟、雪茄烟、麦酒葡萄酒之类，在通商立约时，认为是西人的食物，按例不征税。后来因为西人寓居中国的很多，而洋酒进口日益增多，于是稍微增加捐税。查现在通商则例内记载进口洋酒，装玻璃瓶大的，每百瓶输税银一两，小的每百瓶输银五钱；如果装桶则每百斤输银五钱。至于外国烟则没有进口税。然而查洋酒贵的，每百瓶价值洋三四百元不等，而收税只银一两，与值百抽五的条例未免相差太远。至于烟则不仅西人嗜好吸食，即使华人与他们往来，也不免沾染习气。因为外国烟携带轻便，而吸食者逐渐增多。现在中国政府如果遇到修约的时期，据理力争，使这两样东西也按照值百抽五完纳，一年的税项应当也相当巨大。然而有人说加中国的税，权力在我；加外国的税，权力在彼。洋人以钱财为性命，这种说法恐怕不能实行。那么还有一妙法在。如鸦片是进口大宗，现在已厘税并征，每箱收银一百一十两，此刻与英国常税值百抽二十的数量相等，似乎无可再加。然而可以照香港、西贡、新加坡的例子，等他们熬成膏后再商议抽厘。在通商口岸设立官膏局，招商承办，认定缴纳数量，允许他们将生土熬成熟膏，分运各处销售。凡是嗜好鸦片的人只允许买熟膏吸食，不允许购买生土自己煎制，违者以私铸之罪论处。这样则洋土可以全部归公，私土并且无处可买，而中国各省所出的土药也照此法办理，那么一年盈余银钱何止数百万。听说官膏的例子，西贡最严，即使数量一二钱，也必须给以凭印纸据。每日按

译对烟户进行稽查，必须确保所吸烟的数量与凭印纸据相符，才能平安无事，否则就要受罚。凡是入境的商贾，如有私带烟膏者，不仅要没收充公，还要议定罚款。听说近日新金山、旧金山、香港、南洋各港口，也有这样的规定。每年上缴的税款，多的有一百多万，少的也有几十万。现在中国想要实行这种方法，用国产烟土熬制成熟膏，这就如同将洋货变成了华货，权力由我们自己掌握，利益不会外流，即使英国朝廷也不能阻挠我们的自主权。鸦片是危害百姓的东西，即使横征暴敛，也不算苛刻，这与治理乱世百姓使用重典的意思相同，又有谁能指责这种做法不当呢？

译刑政四律例

治法在于严刑赏议

陈

法律果真可以依赖吗？为什么周公制定的官制礼仪如此精妙，却不到一千年就败坏了？法律果真不可依赖吗？为什么管仲、商鞅那样的才能，不出几年就能使国家兴盛？那么法律是治理的工具，但还有用来辅助法律的东西，道理在哪里？在于效法上天的刑罚与德化，以严格赏罚罢了。春气到来草木生长，秋气到来草木凋零，是有力量在驱使它们。古人审察那驱使的力量，所以万物没有不被利用的。弃灰徙木的信用虽然虚假，但秦国可以称霸；烹阿封即墨的举措虽然晚出，但齐国也能治理好。它的称霸，它的治理，都是因为能够实行它的法律。乘船可以到达吴越，乘车可以抵达燕秦，秦人有所获利，而我就可以裹足而至；藏金不敢抢夺，遗粮在田不敢拾取，人们有所畏惧，而我就可以高枕无忧。赏罚是驾驭世间的重大权柄，国家的盛衰系于它。市集的墟场，贸易没有规矩；乡塾的老师，功课不建立，尚且不能有所成就。国家呢？国家不必问其强弱，法律存在就强盛；人不必问其是否圣贤，法律实行就治理好。考察古今，参酌中外，本来就有清清楚楚不会出错的。国家忠厚，开国失在于有赏而无罚，应当大力申明禁令，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有不次之赏，然后可以奔走天下的豪杰；有不测之诛，然后可以驾驭天下的英雄。汉宣帝诏令胶东相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教化天下。”宣帝并非真正能求得治理的人，但他的话是对的。皋陶的谋略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

译官吏冒领军粮，以及受委托发放军粮却冒领，与士兵已经逃散却不扣除而据为己有，分别是从官府处获取、从士兵处获取，依照惯例以常人盗窃、监守自盗计算赃物，判处斩首或绞刑监候，律例中各有治罪的专门条款。文职官员身为统帅以及武职将领犯有克扣军饷、短缺数额等弊病，一经查实，就按照律例分别定罪量刑，不用担心轻重失当。现在根据御史彭述上奏：武营克扣军饷、短缺数额，罪行仅止于革职，永不录用，惩治过于宽纵，不足以警戒一人而告诫百人，请求严格确定罪名，以警戒效法作恶的人等语。查近年以来，各路统领、管带兵勇的官员克扣军饷、短缺数额等弊病，确实不少。该御史奏请严格确定罪名，〇因为时势艰难，此弊不除，一旦有警报，驱使他们奔赴敌阵，势必各怀怨恨，不肯竭力，这确实是关乎大局，极力整顿的考虑。只是定例规定管军官吏冒领军粮及受委托发放军粮而冒领，与士兵已经逃散不扣除而据为己有，分别是从官府处获取、从军队处获取，依照惯例以常人盗窃、监守自盗窃计算赃物，判处斩首或绞刑监候，立法已经详尽，全在于各省督抚和各路统兵大员认真稽查，有弊病必追究，有犯罪必惩处，自然足以警戒贪婪而惩罚玩忽法纪。如果只是姑息迁就，不肯切实追究办理，即使冒充军粮的各项律例，也成了虚设，再另行严格制定条款，恐怕也是有名无实。追溯查考这类案件，自光绪十一年以来，仅有已革职台湾道刘璈一案，他是监司大员兼统营务，因为冒领公役月饷、虚报招募勇丁船价，经钦派大臣审明，计算赃物按照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例，判处斩首监候在案。此外并不多见，即使偶尔参劾，不认为应拟罪，请求降职调离；即使认为应革职，永不录用，从来没有按照律例定罪量刑的案件。确实像该御史所奏的那样，对军营关系重大。臣等共同商议，与其另立新章，不如申明旧例？应当请旨命令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员，此后遇到武营克扣军饷、短缺数额等弊病，一旦查实，就查照律例，计算赃物分别治罪，不得以革职留营及永不录用等词含糊结案，以清除积弊而严肃军政。另外，此折于四月初三日抄出到部，一并声明。所有臣等议奏的原因，谨恭敬地写折上奏，请旨。

译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

李经邦

自从虞舜任命皋陶担任士师，五刑便得以确定：即墨刑、劓刑、刖刑、宫刑、大辟。五刑之外，还有两种：即流刑、鞭刑。这是中国制定刑律的开始。后世商鞅、韩非之类的人出现，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正道，专门崇尚刑名法术之学，酷烈深刻，残忍不仁慈，百姓遭受其毒害，不可胜数。那些严酷的官吏，承袭这种弊端，变本加厉，致使刑罚更加泛滥。所以中国的死罪，前代有车裂的，有腰斩的，有夷灭三族的，有夷灭九族的，有鱼鳞剐的，有剥皮塞草的。大清以忠厚开国，深厚的恩泽遍布四海，前代一切非法的刑罚被彻底革除。其所制定的刑律，死罪只有凌迟、斩首、绞刑，活罪只有军刑、徒刑、流刑、笞刑、杖刑而已。西方各国以前的刑法也崇尚残酷。《瀛寰志略》说：俄罗斯用刑最为酷烈。《万国史记》称俄国君主伊凡四世，性情严酷，以峻法治理臣下，晚年更加酷烈，诛杀臣民数万人，群臣畏惧而顺从，也有背离背叛的。经邦早年游历俄国彼得堡的蜡人馆中，见有一间屋子塑造其祖先的肉刑，如挖舌剖腹，割鼻断足，以及用铁钩钩住乳房，用厚约一寸的铁皮上排满密锥，锥尖向内环绕颈部，铸造生铁模具，其内锐锋如刺猬毛，将人纳入其中合拢，种种惨毒，不忍逼视。由此推想，那么英、法等各国，其前世也不能免于此等酷刑，如今则废除苛政，不再像从前那样惨酷了。我曾考察西方各国现在所用的刑律，死罪有用洋枪击毙的，有绞首的，总之都是保全尸首，没有割裂肢体、分尸首的惨状。死罪之外，其所谓的刑罚只有监禁而已。监禁的期限有长有短，而罪行的轻重就以此判定。轻的以日计算，以月计算；重的以年计算，有监禁一年以上的，有十余年的，都罚作苦工。虽然各国未必完全一致，但其大体相同。现在想要知道其轻重宽严异同得失，必须先列举各国刑律与我们中国进行比较，然后哪国刑罚轻，哪国刑罚重，哪国刑罚宽，哪国刑罚严，以及异同得失，无不立刻显现。我作此考察，所以从英国到德国到美国到俄国到日本，各举数条与中国刑律比较，并根据我所见所及，各考察其轻重宽严异同得失，条列如下，呈请钧览。

英国刑律，凡是唆使人殴打、拘禁、渎犯外国出使驻扎本国的大臣及随员仆役等人，下入普通监狱监禁九个月，罚作苦工。又如口出恶言、书写辱骂皇族等人，罪同前。私带炸药者，监禁十四；偷漏税项者，监禁三个月；殴打伤人者，监禁一个月；发假誓者，每次监禁七年，并处罚金苦工。

考察说：这是英国刑律。与中国的刑律不同。按照中国刑律，云流外官及军民吏卒殴打非本管三品以上官员的，杖八十，徒刑二年；造成伤害的，杖一百，徒刑三年；折断骨肉的，杖一百，流放二千里。五品上下官员，减轻一等。又如凶恶之徒，不知国家事务，制造悖谬言词，张贴匿名揭帖的，张贴之人绞刑立即执行。如果制造寻常谬妄言词，无关国家事务的，依律绞刑候审。至于私带军火，中国律法更有明确条文。查光绪十三年刑部通行规定，如有私贩私藏洋枪者，比照私造鸟枪例，枷号两月，杖一百，每件加重一等，罪止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见兵律。又如客商隐匿税收不缴纳赋税的，笞五十，货物一半没收入官。见户律。如果用手足殴打人未造成伤害的，笞二十；造成伤害以及用其他物品殴打人未造成伤害的，笞三十；造成伤害的，笞四十。考察中国刑律，其殴打官员这一条与英国律法大同小异。监禁之罪，与中国徒刑、流刑相去不远。他们监禁九个月而做苦工，我们则是杖刑、徒刑。虽然中国有无伤、有伤、折伤的区别，而罪止徒刑、流刑；英国则不判断是否受伤，而一概加以监禁。是中国律法与英国律法没有很大的轻重宽严区别，也没有其异同得失。至于匿名揭帖之罪，中国律法轻则绞刑候审，重则绞刑；而英国律法也只监禁九个月。中国律法之所以加重其罪，是因为这类人大的方面能扰乱政治，动摇人心；小的方面也足以伤人害命。所以定罪重而严，以显示百姓不可触犯。英国人未明白其用意，仅监禁九个月，未免失之轻与宽。过轻则犯罪者多，无异于引诱他们入罪。是中国律法重于英国律法而得当。至于私携军火之罪，中国律法罪止杖刑、流放；英国律法则监禁十四年。是中国轻而英国重，中国宽而英国严。洋枪炸药为祸甚烈，如果加重其罪，则军民各自警戒，不敢公然触犯刑章。如今罪止杖刑、流放，似乎嫌轻纵。这是中国律法轻于英国律法而失当。虽然，英国律法对于私带炸药之罪，虽觉甚重，而在办案时则未能一律遵守。即如昔年美国人生私带炸药洋枪来华，被我查获审明，供词解回

译英国，英国朝廷谨慎拟定处以九个月监禁。这种办法，显然与英国法律相违背，而英国大臣竟然毅然实行，不顾他人的议论，此后中国却不是这样。凡是罪犯一经审定，就不能再更改，不像英国法律那样可以故意出入法度。因此英国法律虽然严厉，但执法者不能像山一样坚定，反而不如中国做得得当。至于殴打伤害他人者，中国法律罪行只到笞刑，英国法律也只监禁一个月，法律虽然不同但用意相同，并没有轻重宽严得失可以区分。由此看来，中英刑法确实有彼轻此重的，也有此宽彼严的，其异同得失没有不可以考察的。只是英国法律有对发假誓者，每次判处七年监禁的罪行，中国刑法中没有这一条，这是英国与中国截然不同之处。

译德国的刑法规定，凡是伤害他人的原因，如果是使用刀具或其他军用器械，或者虽然并非军用器械但确实使用了具有危险性的凶器，或者是暗中窥伺突然袭击，或者是多人共同犯罪，或者其举动有致命的危险，应当判处轻罪监禁，监禁三年。故意殴打他人的，罪行同上，或者处以罚金最高达一千马克。如果因为伤害导致死亡，且情节凶残的，判处重罪监禁，监禁十五年。所有在场协助殴打的人，均监禁三年。

考察说：这是德国的刑法，与中国的刑法也不完全相同。按照中国法律，用金属刀具伤人和使用枪炮伤人，其罪行明显有轻重之分。律法记载：故意杀人者判处斩首监候；条例记载：因争斗擅自使用鸟枪、竹炮发射杀人者，按故意杀人论处；伤人的，发配到云南、贵州、两广等烟瘴之地充军。也就是说，用火器杀人者判处死刑，伤人者判处充军之罪。德国法律说：军用器械包括枪炮等物品在内，枪炮伤人以及故意殴打伤人者，仅仅监禁三年。那么中国法律重而严，德国法律轻而宽。轻而宽就容易犯罪，重而严就让人知道警戒。这是中国法律得当，而德国法律失误的地方。殴打伤人如果仅仅造成受伤，或者骨折受伤，或者造成残疾，中国法律只判处笞刑、杖刑、徒刑或流刑，与德国法律监禁三年相比，似乎中国法律轻而德国法律重，中国法律宽而德国法律严。虽然判决有异同，但没有大的得失。如果是殴打致死，中国法律则不论是用手足、其他物品还是金属刀具，都判处绞刑监候，情节凶残的，如果实情确实如此就执行死刑，否则暂缓。德国法律则或者监禁十年，或者五年。只是中国法律的绞刑监候属于死刑，德国法律的监禁属于生刑，外表看似相同而实际上不同。中国法律对于情节凶残者决无生存可能，比德国法律重而严；德国法律不分是否凶残，罪行止于监禁，比起中国法律轻且宽。这是中国和德国刑法不同之处明显可见的。至于中国法律中的共同殴打，则有下手者和原谋者的区分。查律法记载：同谋共同殴打他人因而致死的，以造成致命伤为重，下手者判处绞刑监候，原谋者杖打一百下，流放三千里，其余人各杖打一百下。德国法律则凶犯监禁十五年，不区分原谋者，其余凡是参与助殴的人，均监禁三年。将中国与德国的刑法相比，觉得中国下手致死者判处绞刑，德国则仅仅监禁十五年，这是中国重而德国轻，其不同之处，非常明显。中国法律对于共同殴打必须区分原谋者和其余人，是因为法律重视诛心，原谋者虽然没有杀人，但挑起事端都源于他，所以特别严厉惩罚，判处杖刑和流刑；其余人既没有下手造成致命伤，也不是最初谋划的人，判处杖刑，情理和法律都合适。这是中国法律轻重适宜，宽严得当。德国法律一概监禁三年，这是罪行重的反而失之于宽，罪行轻的又失之于严了。中国法律得当而德国法律失误，不在此更加明显吗？

美国的刑法规定，凡是军民以及大小官员用枪击毙总统的，判处绞刑之罪。又俄国刑法规定，凡是凶横的犯人，或者在刚入狱时不服从管束的，每天让他喝三碗冷水，不给饮食，等到他消瘦无力，再进行调治。日本刑法规定，凡是殴打时临时起意杀人的，判处重罪，劳役九年。

考察说：这是美国、俄国、日本三国的刑法，与中国都大大悬殊。美国是民主国家，他们所称的总统，就是该国的君主，用枪击毙总统，是其叛逆行为已经显露。查中国刑法记载：凡是谋反和大逆，只要共同谋划的，不分主犯从犯，都凌迟处死。他们的祖父子孙以及同姓的族人、异姓的亲属，凡是男性年满十六岁以上的都斩首。〇这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君主的人，其罪恶已极，其罪行至大，法律不容宽恕，所以不分造意为首、随恶为从，都处以极刑，并且牵连到亲近密切的人，一概斩首，以此来显示民众不可触犯，这就是“刑期无刑”的意思。然而美国法律对于谋逆重罪仅仅判处绞刑，而且逆犯的祖父子孙、亲族并没有任何治罪的明文规定，其轻纵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欧洲各国用枪轰击君主的事情，时常有所听闻。推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定律不严厉，从而开启了凶恶觊觎之心。美国法律的轻而宽，与中国法律的重而严，哪个得当哪个失误，不需要智者就知道。至于监犯凶横，中国法律也有专门的条例记载：凡是犯死罪监候的人犯，在监狱中再次行凶致死人命的，按照前后所犯的斩绞罪名，从重拟定立即执行。而俄国法律对于凶横的犯人，每天让他喝冷水，不给饮食，等到他濒临死亡才加以调治。即使中俄刑法相比，定罪则中国重而俄国轻，立意则中国宽而俄国严。怎么说呢？中国必须等到他犯罪之后，才加以斩绞，如果在犯罪之前，则绝不加重其罪；俄国则不等到他犯罪，先让他喝冷水，使他不能犯罪。那么从刑罚论，似乎觉得中国法律重，而从立意说，难道不是俄国法律严吗？而且每天喝冷水使他消瘦，终究失去了国家政刑的体统，不如中国法律等到罪行已经显露再加以惩治。这是中国法律得当而俄国法律失误，可以知道。如果是殴打时临时起意杀人，在中国法律中属于故意杀人，故意杀人者判处斩首监候；而日本法律仅仅监禁九年，未免法律轻而情罪重。凡是这样的，都与中国刑法不同。以上各条，都是中外各国的刑法，其轻重宽严异同得失，如同……

译这。经邦已经详细考证并完备地论述过了。然而将中外各国的刑律总体比较来看，觉得死刑方面中国比西方重，活刑方面西方比中国严。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法律中的死刑虽然只有凌迟、斩首、绞刑，但凌迟是割裂肢体，斩首是身首分离，都是极刑。西方只有上吊、枪毙两种刑罚，此外没有别的死刑。这是西方的死刑比中国轻。至于活刑，中国有军、流、徒、笞、杖的区别。笞、杖一经判决执行，就仿佛无事发生；徒刑则是一年、二年，或二年半到三年期满为止；流刑则不能返回故乡，或是二千里，或是三千里；军刑则是四千里，已经是极限了。如果遇到恩赦，仍然可以活着回来。那些活着回来的人，宗族亲戚中自爱清高的人自然不与他们交往，但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的底细。不知道的话，他虽然以前犯过事，以后仍可重新做人，给他一条自新的道路，还足以谋求衣食。外国则不同，虽然罪行不过监禁，但一经定罪，就刊登在报纸上，让国内外无不周知，（或）把他置于不齿之列。由此说来，西方的活刑不正是比中国严吗？至于法国的刑律，近代人已经翻译成书籍，不难拿来与中国法律相比照。我做了这项考证，所以特意放置而不列举罢了。

译中西律例繁简考

孙兆熊

刑法，是用来辅助教化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这是中外相同的道理。老子曾说：“黄帝开始扰乱人心，天下人大为惊骇，于是斧锯等刑具被制造出来，绳墨等法度被设立起来，但仍然不能制服所有的人，甚至把圣智当作枷锁的连接处，把仁义当作桎梏的孔穴，这就过分了。”治理后世的天下，固然不能不使用刑法。如果刑法过于严酷，百姓反而无处安放手脚，因此刑法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抱朴子》说：“仁是养育万物的器具，刑是惩罚邪恶的工具。我想利益他们，而他们却想伤害我，施加仁爱他们不悔改，不用刑罚他们不停止，刑罚作为仁爱的辅助，由此可以明白。”《淮南子》说：“最尊贵的人不耗费，最严厉的刑罚不滥用。”《文子》说：“道路狭窄时依靠智谋，德行浅薄时依靠刑罚，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上古的帝王没有用法律陷害百姓的，自从蚩尤作乱，三苗百姓效仿他，施行五种残酷的刑罚。商纣王无道，罪及族人，焚烧、炙烤、剖开、剔骨、炮烙、醢刑，没有一种恶行不做的。商鞅进入秦国，改行苛政。秦始皇信任李斯，以暴虐为天下先例。到了汉唐时期，酷吏之风大盛，张汤、杜钦、周兴、来俊臣等人，任意玩弄法律，制造非法刑罚，以逞其淫威。不是说水柔弱，百姓容易溺亡；火猛烈，百姓知道畏惧；而是说治理乱世要用重典，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说法，这是中国长期的弊病。那么西方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曾经考证《风俗通》说：“皋陶在虞朝开始制定法律。”萧何制定九章律，关乎历代帝王不变的道理。东汉张敏议论说：“皋陶制定法律，推究其本意，都是想要禁止百姓做坏事。”到了汉高祖刚进入咸阳时，与父老约定三条法律，废除秦朝的苛法，后来因为三条法律不足以抵御奸邪，于是命令萧何采集秦朝制度，废除连坐之法，增加主管官员知情不报的条款，在李悝所造的六篇基础上，增加事律、擅兴、库律三篇，合为九章。然而“律”这个名称始于《虞书》。〇度量衡，都效法于律，积累黍粒来填满，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凡是长度的长短、重量的轻重、容量的多少，都从这里取得标准。律用来彰显法律，所以裁制人情，断定各种罪行，也就像六律校正度量衡一样。古代音乐律吕叫“律”，法律也叫“律”，其意义是一样的。律差了一黍，声音就会改变，所以立法者取用这个概念，说一定而不可改变。后世法网越来越密，律不足以穷尽，于是增加条例。所谓例，是不得已用来辅助律的穷尽之处。律有一定的规定，依据它来审理案件，没有异议。例则使用比附，比附就可以加重或减轻，事情有近似的情况。必须考察它应当附会的罪行，然后引用来合并，以完成判决。这就是《王制》所说的考察大小比附以完成判决的意思。〇大的，是律法的大纲；小的，是问刑的条目。审察大的，没有游移不定的弊病；考察小的，审察细微的区别。两者兼合，大概足以确定罪案了。

拟定罪行完全依靠律例，律是万世之法；例是一时之事。所以律是一代的典章，例是因时制宜的断制。凡是案件有律，必须照律执行；没有律，才照例执行。律例都没有，则使用比照法。凡是有比照，必须拟定上报请示，不得直接判决。因此读律的人有八字、十六字的区别。八字，是指“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这些字。十六字，是指加减、计通、坐听、依从、并余，递重，但亦称同这些字。至于五刑之内，讨论死罪则有立决、监候、真犯、杂犯的不同；讨论笞杖流徒则有赎刑的不同；讨论赎金又有有力、稍力、收赎、赎罪的不同。都是毫厘千里之差，全在于细心体认，详细剖析，不得畸轻畸重为要。至于条例，早晨的条例还没刊印，晚上的条例又下达，千条万端，时有增减，必须时时查访，才没有违错，这也在于执政者善于读律。为什么呢？律文极其细微，律义极其深奥，有一句一个意思的，有一句几个意思的，有一字一个意思的，有一字几个意思的，总是一片哀怜恻隐之心，不想轻易让百姓致死的意思。唉！制定法律的人，是多么详细且谨慎啊！现在的人引用律文动不动就说“律文是这样，如果这样，也就恰当了”，却不察律文中的小字；又说“条例是这样，如果这样，也就详细了”，却不察条例中的虚字。甚至引用判决不确切的也有，援引过于苛刻的也有。所以去年陈御史懋侯有奏折，各省州县滥用非法刑罚，请求严令禁止，列举各省非法刑罚的积弊而痛陈之，也是用来符合朝廷明慎用刑的至意。古代谨慎德行、缓和刑罚，主意在于明允，而重视期望刑罚不留狱。那些拖延到四五年不结案的，困毙株连，都是批驳不慎所导致的。所以上面堆积公文，因而下面有百姓申诉，就是这样。从来盗贼人命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给府厅，府厅不得不批给州县。府厅三四次驳斥后然后详报司道，司道三四次驳斥后然后详报督抚，这是惯例。这个惯例每年不可打破。

译一旦层层累积而上，耗费时日，也不是一年多就能完结的。所以监狱之中，被囚禁的人难免拥挤，终究难以见到清理监狱的日子吗？批驳造成的危害，更有不可言说的：有的事情多犹豫，就推卸责任等待后人处理；案情有差异，就含糊其辞等待定论。有的暗中收受贿赂，凭借贿赂作为展期办理的资本；有的借人情关系，利用驳审显示公道之大。有的意见先入为主，而不顾情理是否恰当；有的想要翻案穷凶极恶的案件，而不参考舆论是否一致。甚至以苛刻打击为威严，假借酷吏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以罗织罪名显示精明，授意旨意来助长自己的贪婪。让无辜的百姓，含恨吞声，无处控诉。这批驳造成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

译如今请各省督抚将原任问刑官员的姓名确切查清，严厉审问、从重追究，以警戒失职渎职的行为，并仍要普遍传令申饬，将迅速清理积压案件作为最紧急的事务。凡是各省重大的案件，在外问刑衙门初审时，先由知县亲自审理，其次挑选所属县中廉洁明察的官员两三人会同审理，再次由府、厅公开审理，这是定例，没有可以再议的地方。只是每次审理形成的招供文书，都要一一详细上报给府、道、司、院，让他们各自提出意见，细心查核驳正，不要沿袭以往只知仰承上级意见、等待详文批复的做法。旧例是案件审理完毕、招供文书送达刑部，如果有徇私偏袒、任意拖延时日的人，听任科道官员摘取罪状参劾。像这样，即使有权势的人家能在地方官府那里得逞，也断不能在整个司、道系统中都得逞。况且府、州、县官员惟恐审判不明，影响他们的考核升降，自然会有慎重小心、不敢轻率的想法。而各司、道官员根据情理推断，原情比律，也没有凭主观臆断、轻率行事的道理。三次审理形成招供文书后上报给督抚，凭此向朝廷报告，不过一个月的时间罢了。这不仅能使积压的案件减少结案，百姓的生命得以稍得喘息，对于拯救沉冤、清理积狱的方法，大概就能找到了。正如《史记》所说：“匈奴的案件，审理时间长的不超过一个月，全国囚犯不过几个人，都是因为随到随办，没有积压案件，这是没有辗转驳斥的缘故。”所以宋代邓肃认为外国诉讼迅速，全是因为文书简略，这是正确的。那么中国诉讼迟缓，不是因为文书繁多，实在是因为驳斥繁多。每当看到督抚中那些对法令感到警惕的人，凡是遇到疑难大案，没有不详细谨慎参勘的，层层上报，却从未见过原任问刑官员因此被轻判的。反而因为刑部驳斥而加重刑罚，原任问刑官员判得重的，因为刑部驳斥而减轻刑罚，使得一旦经过刑部驳斥，就在轻重之间游移不定，那还依赖这些承问各衙门的审判法则做什么呢？这是多了一次驳查，徒增一次刑部覆核，而对于本犯刑罚的轻重并没有增减。各省距离远近不等，有的限定四五月，有的限定六七月，案件中人犯众多，往返拘提稍迟时日，牵连拖累无罪之人入狱的情况是有的。等到题本覆核到达刑部之时，官员更替，吏员更换，案牍积尘，这实在不是清理案件的方法。请求从今以后，督抚的审判既已详细，刑部大臣只核查其有无错误，如果有故意出入人罪、徇私作弊的人，就指名参劾处理。引用比拟稍有不符合的，具题改正，停止驳查，这样文书才能变得清晰，人犯也能免除拖累。近来中外通商将近四十年，和平友好时间越长，交涉事务越繁杂，雀角鼠牙般的细碎纠纷难免因此而起，西方惯例是诉讼双方争讼必须聘请律师代为申办情由。办理到彻底澄清，官员才根据事理和情理来判决。这也是说诉讼者未必都明白律例，如果官员立刻裁判双方，或许有人不肯心悦诚服，所以必须让他们理屈词穷，然后判决书才能确定。我们中国向来没有这个惯例，凡是有人涉及诉讼的，都被视为讼棍，官员必定严禁、重惩，使他们隐藏踪迹、潜伏起来，不敢舞弄刀笔，然后才罢休。然而一旦想要与西方人互相控告，也必然要聘请西方律师代为申诉，否则西方人正援引例意，清晰辩驳滔滔不绝，而我们只是沉默无言，无法插嘴，官员虽然明察秋毫，难道能提笔就确定判决词吗？担任律师的人，幼年在家塾中学习，长大后经过国家考核录取，给予文凭，才准许坐在公堂上为人剖辨。这些人必定排除私心曲意，至正至公。既然由华人聘请，就必定保护华人，断不会让西方人长其气焰。所以近来因贸易而导致诉讼的人，无不以重金聘请律师代为申诉。缘由是律师身价很高，无力者万万难以聘请，偶遇纷争之事，能不左右为难吗？我认为我们中国不乏聪慧优秀的人才，现在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人既多，应当让他们前往西方国家的律例学堂用心研究，学习久了，完全可以参加西方人的考试充当律师。日后航海回国，就可以主持诉讼事务，而且律例精通，案情熟悉，辩论驳斥不至于吃亏，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况且现在上级官员判案，常常曲意顺从西方人，有人如果不遵从，就说西方惯例本来就是这样；否则就说这是怀柔远方人的方法，我们百姓不必与之计较长短。现在更有华人充当律师，必定凡事都以西方律法为依归，可以置我们大清律例而不使用，这是难免的。有出主入奴之才而不知晓，不必担忧。如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事事效仿西方人，曾在帝国大学中设立文科，让诸生研究律例，一经考核录取可充当律师，门匾上写着“代言事务”，人人或者聘请他们与西方人互相诉讼，也都援引东西两国律例，争辩是非。因此日本人控告西方人，不必聘请西方律师申诉，只要聘请代言事务人到堂评论，就不致受其欺凌。如果中国真的仿效这种方法实行，务必挑选聪慧子弟，年龄超过十五岁，文理已通晓的，送他们出洋，分别前往各律塾中学习，考核录取之后迅速回国，仍让他们兼习《大清律例》，以免被西方例法所束缚，一味袒护西方人，而且言语更可相通，不需要像西方律师那样必须用翻译转达。当今的急务，大概就在这里吧？这种方法应当由总理衙门添立新章，凡是遇到出洋大臣启程时，慎重挑选读律学生与翻译学生一同前往，分别前往各处大书院内专心研究。每逢休息之日，就传入节度使的营帐，考核他们所学的

译深浅。既然有了这样的约束和管制，就可以避免行为放纵的担忧。否则，就让他们留在官署中，聘请律师担任教师，如果遇到他们的老师被别人聘请，就带着学生一同前往，听老师辨析是非，就像学习医术一样。既然已经读书，又让他们参与临床诊疗，哪有学问不日益精进、声望不迅速传播的呢？

译至于各国的法律条文，数量极多，堆积如山。我国既然已经设立了律师制度，就更应当将外文法律翻译为中文，以便人们容易阅读，使权力不至于完全被律师所掌控，也让外国人无法再对此含糊其辞、不明就里。我曾考察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法律，都源自罗马法，而罗马古法极其严酷：凡是诽谤他人者处死，私自收割他人田中庄稼者处死，焚烧他人财产者处以火刑，盗窃者鞭打后充为奴婢，奴婢盗窃则加重刑罚投入悬崖，遇到盗窃当场格杀不予论罪，侮辱他人者罚缴驴三十五匹，打断他人牙齿者罚缴驴三百匹。尤其奇特的是，丈夫不得擅自杀死奸夫，只有奴仆奸淫主母才杀而不究。对于违背伦理纲常的犯罪，取鸡、犬、蛇各一只，一同装入袋中沉入水中。用蛊毒杀人的罪行与此相同。此后刑罚逐渐减轻，除了大逆不孝、巫师邪术、奴仆作奸等几类罪行外，其余一概宽恕。当时罗马人进入英国，便沿用了他们的法律。罗马人离开后，英国反而使用更严酷的刑罚：夹肾剥皮，挖肉割鼻，水淹火烤，枪毙石压，种种凶残手段，百姓无法忍受。西历一千七百五十年时，法律更加苛刻，百姓更加顽劣，毫不畏惧死亡。后来议会鉴于此，于是彻底改革旧弊，减轻刑罚，除了罚款、监禁和劳役外，最重的刑罚也不过是绞刑或电刑而已。在审理案件时，虽然可以聘请律师申辩，没有威吓逼迫的担忧，没有拷打囚禁的痛苦，但其刑罚相比中国更为残酷。然而西方法律中也偶尔有与中国法律相合之处：如官吏受贿、伪造印信、通奸、盗墓、赌博、剥夺他人饮食、婚嫁违制、钱债纠纷、强盗窃盗、拾得遗失物、强抢抢夺、殴打恐吓取财、诈骗取财等条款。有相类似的：如累犯加重、两罪并发以重罪论处、贩卖掠卖奴婢、掠卖人口、袒护唆讼、教唆词讼、故意杀人误杀谋杀、故意杀人谋杀戏杀、令人服毒危害生命、制造蛊毒杀人、抛弃遗失物、拾得遗失物、白昼闯入民宅取财、白昼抢夺、入室图谋住宿、夜间无故闯入民宅、盗窃马牛牲畜、巫卜欺诈、术士妄言祸福、私铸铜钱、放火等条款。那些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由此看来，虽然中西法律异同互见，但探究其本意，大体上并不悬殊。其差异在于西方人袒护西方人罢了。所以产生抵触的原因，不是法律不同，而是刑罚不同。总之，法律产生于道义，中国法律崇尚事理，西方法律推究情理。崇尚事理则担心失于事理，所以难免使用刑罚。然而事理可以通达训诫，情理难以放纵。所以中国法律看似严厉实则宽厚，西方法律看似宽厚实则严厉，不过是各自坚持自己的道理罢了。又如中西法律不同，中国重罪有斩首，而西方没有；中国轻罪有杖刑笞刑，而西方没有；中国诉讼必须跪拜，而西方领事馆听讼，不但不用跪拜，不但可以站立说话，甚至还有坐着说话的。西方法律对于犯罪有罚作苦工的，这是中国法律所没有的。又西方法律听讼有公堂费，如钱债案件按数额定费，每次审理都有费用，案件判决后由败诉方缴费，以此为例，与正项税款同等追缴，这也是中国法律所没有的。中国命案即使是误伤，也只能从轻处罚而不能无罪，而西方人在租界马车撞死人，竟习以为常，不加罪责，这是草菅人命。他们坚持西方惯例，说马车行路中间，行人走路边，行人走中间即使被撞死也不赔偿。然而既然看见行人即将相撞，难道不可以紧急勒马吗？不勒马则是对方误行，我方故意杀人，却毫不加罪，实在不公平。而且马车伤害官员，只是送往医院医治，竟然逍遥无事。他们固执西方惯例，说人不应当走路中间。所谓惯例，是可以以此类推的。西方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也就可以在西方实行。那么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惯例，倘若日后中国人驾驶马车撞死西方人、伤害西方官员，也可以不追究，不得又索取巨额赔偿，像滇案索取巨额赔偿、车路案索取巨额赔偿，为什么圆明园案只赔偿数万，叶明琛案未赔偿一分呢？自从中国与西方立约通商以来，沿海地区全部开放口岸，上自官员商人教士，下至兵役工匠，纷至沓来，几乎遍布各地。传教则允许进入内地，游览则给予护照，无论低级官员商贾与地方官相见，都礼遇如贵宾，没有怠慢简略。我认为中国对待西方人已经如此诚恳恭敬了。虽然有时发生意外，事端无端而起，多半是由于教堂仗势欺人，百姓积怨已深，想要报复，但一经诉诸官府查办，处罚严厉，那么中国对于西方人确实没有亏欠。如果西方人能反省自身，谦虚修身，宽恕待人，中外一体，开诚布公，不存有欺侮轻蔑之心，消除彼此隔阂，我们华人难道不会与他们休戚相关、忧患与共吗？然而近日目见耳闻，凡是西方人到中国，常因言语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性蔑理、借端滋事、恫吓要求，导致交涉案件层出不穷。而中国顾全大局，避免开启边衅，遇事官员过于迁就，士民不敢抗衡，西方人习以为常，

译（洋人）毫无顾忌。就像轮船在河道和港口行驶毫无忌惮，经常与中国船只相撞，轻则船具毁坏，重则人货俱沉。被控诉到官府，仍然强词夺理地辩解，要么责怪华人不知躲避，要么诬蔑华船的桅灯不明，将重罪改为轻罪，敷衍了事地结案，而华人的身家性命却尽数付诸东流，蒙受冤屈，无处申诉。又如洋行所雇佣的华人，每月的工钱多少，本来有固定的契约发放，也有固定的期限，却往往借故生事，多方克扣，稍有不如意，就进行殴打驱逐，甚至持枪恐吓，偶尔一时疏忽，便酿成命案。等到事情经过官府处理，又委屈求全地调解，仅仅援引误伤的条款，给予轻微的处罚。而尤其惨酷的，莫过于广东的奸匪与西方人串通，散布各地，拐骗愚昧的乡民，贩卖到海外，永远沦为奴仆。听说在古巴、秘鲁、亚湾拿等地，每年被陷害的华人以千万计。他们残忍刻薄，既大大伤害了天地间的和谐，他们暗中欺骗、公开欺压，又明显违背了中西之间的条约。可惜路途隔着重洋，无人查办，没有人能揭发他们的阴谋并斥责这些奸恶之人罢了。

译至于贸易这一方面，华人欠下西方人的债务，必定会控告官府追讨，查封家产抵债，甚至骚扰乡邻，拘押同族；而西方人如果遭受损失，即使私蓄丰厚，也不过是依照惯例申报破产，将家具拍卖，分摊债务罢了。况且西方国家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重税，而对洋货进口却希望轻税；又华人到他们国家贸易，必须依照惯例按人头缴纳费用，每年都有固定规费；而西方人在中国经商却没有这种费用。试将中外接待的情形两相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岂止是厚薄之分？这是西方人先薄待华人，又怎能怪华人歧视西方人呢？

街道上禁止马车奔驰，河港中禁止轮船飞驰，无事时禁止携带军器，用人时禁止克扣工资，而贩卖人口出洋尤其触犯禁令。西方各国各有法律，有据可查。倘若华人理直气壮，援引万国公法及各国律例，反复争辩，坚持不退让，他们虽然狡猾，也应当无话可说。只是查考中西订立条约之时，因为中国法律严厉，西方法律宽松，截然不同，所以商议交涉案件：如华人犯罪，归中国官员按中国法律处置；西方人犯罪，归西方官员按西方法律处置。然而有时中西发生互杀命案，华人必定要议定抵命，并施加抚恤，无法免除；至于西方人则从来不论抵命，只议定罚款。如果坚持公正舆论，争执条约律例，而西方官员反而暗中庇护纵容，将其遣送回国，无从追查，不仅轻法未加，而且无法惩治，这更是事情不平之处。

所以中国喜欢谈论权势的人，专门从事羁縻怀柔，而对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无暇兼顾，虽然不至于引发战端，但习惯于疲弱不振，不知振作，如同患有肺病，妄用补药，而身体逐渐衰弱了。喜欢谈论道理的人，激于忠义，专门主张抵御外侮，而对彼此情形未能统筹措置，处置失当往往导致决裂，如同患有疮毒，常施攻伐，而元气日渐衰败了。

当今办理洋务，虽然不出理、势两端，但应当权衡轻重，估量缓急，如果权势足以支撑，不能违背道理；即使权势不及，更应当用道理来折服对方。他们有所请求可以允许的，就答应不要拖延；不可允许的，就拒绝更应直截了当。倘若犹豫不决，争论纷纷，致使西方人以此为借口，多方恫吓，反复要求，而结案时或议定罚赔，或开放商埠，使后来办理的人更加无所适从了。

我认为中国此时急需参酌仿行办理，如果有精通中国条例、通晓西方法律，其人品学问为中西所钦服的人，大吏得以保奏朝廷，给予崇高头衔，优厚俸禄，派往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处分派差遣，其律法参用中西，与西方官员互相商议事务达到妥善。如果还认为不合适，就专门用西方法律来治理，用西方法律治理西方人，使他们无法规避，用西方法律治理华人罪行也同样趋于从轻，差不多一律持平，不分界限。遇到有交涉事务，秉公审断，按律执行，每年年终将各案如何起因，如何讯问定罪，删繁就简，编成书籍，以供各国公开阅览，兼供华人考证，于是是非曲直，开卷了然，诡诈欺凌，奸计无法得逞，既不失讲求信用、修好和睦的情谊，也可体现酌情酌理的措施，海隅百姓都蒙受其福。

然而不止于此，古往今来良臣谋国，必定深悉天下大势，各国人才，敌情险诈，知己知彼，才能安内攘外，远交近攻。如今中国时事日益艰难，强邻日益逼近，顺从则危害国家，激怒则引发战争，而敌势外情尚多不了解，大小臣工意见又往往不同，以致办理交涉事务，多有阻碍，犹豫彷徨，莫衷一是。如果能够尽译西方条例，参酌中国条例而定，他们如果执守西方条例，应当以二者折中，一则西方条例属于何国，就遵何国之例，居住中国就应当遵中国之例，一则西方以此例执行，中国也可以此例执行，西方人即用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差不多足以堵住他们的嘴而挫败他们的气势。如尾本、美生两案，何至于不依西方条例而尽逃法网呢？

然而徒有法律不能自行，可贵的是有人执行法律。然而有人执行法律，如果当权者被其恫吓，内心怯懦而掣肘，那么任事者实在不易，只是既然确定了法律，终究胜于没有法律罢了。如各国西方条例，华人如果都能尽译其条文，就不愁没有执法之人了，即用西方法律治理西方人，那么天下事尚可为也。

查视秘鲁华工记

吴剑华

我昔日跟随美日秘出使大臣郑公玉轩前往南美洲办理秘鲁使署事宜，部署大致确定后，就派员查视秘鲁各田寮华工所到之处。接到禀词，动辄数百张纸。据其所述苦情及寮主苛刻虐待的情形，身受者丧命，听闻者酸鼻。听说各工每日早晨起床，用铁链锁着牵去服役，饮食不过包一块香蕉二枚。天晚牵回监禁，对待黑奴稍怠慢则鞭棒交加，打死不论。夜晚则严闭一室，用铁环将手桎梏在木榻边柱之上，转侧都难，怕他们逃跑。又有恶犬数十头，听说有逃跑的工人就放犬四出，嗅气寻觅，十无一免。

译寻得咬人的狗拖回来，用手枪打死，若不回来最终也会被咬死，或者用火烧死，或者关进水牢里淹烂而死。有一位种植园主尤其凶狠异常，杀害华工数以千百计，堆积他们的头骨垒砌花台，俨然有示众京观的意思。唉！多么残酷啊！调查完毕后回到秘鲁首都利马，曾请求公使与秘鲁政府再三辩论，大声疾呼，指责他们不合礼义。秘鲁政府也深感愧疚道歉，然而各种植园主都是各国流亡寄居之人，仍然各自凭借本国的军事威势来自我巩固，拥有巨额财富，聚集众多兵力，俨然像分裂割据一样。政府只是空发文书责问，竟被视作无用之物。如果用兵声讨罪行，那么秘鲁首都的兵额只有三千人，这怎么能够成功呢？只得恭敬地推辞表示无能为力。我奋然向公使请求，想要训练华民团兵，枪械由绅商捐赠筹备。当时正值秘鲁动乱，各国都在创建军队，并非只有我国如此。秘鲁政府必定会答应。我愿意担任训练总管，在礼拜日监督操练教导他们，坐起进退，开合奇正。只要得到三千精兵，就足以亲自前往讨伐那些首恶，就是指那个用华工头骨筑成京观的人，消灭他的地盘归还给那个国家，然后按照道理安置华民，使流寓者变为土著。首恶既已伏法，其他种植园也应当畏惧震慑，改变苛刻为宽厚。否则凭借一成一旅的势力，就可以蚕食各种植园，使之成为中国领土。在海外扶持余部，难道不是快事吗？公使小心持重，听到这话感到惊讶，推辞说不能。我只能抚胸叹息三次后离去。后来虽然告知总署责问秘鲁政府，最终也无能为力。于是华工所受的苦难依旧，估计近年来死去的已有十余万人，再过十年，秘鲁境内的华工将灭绝了。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