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治体九广论

译卷二十一 治体九广论

局外旁观论

赫德

站在长人肩膀上的矮人，所见必定比长人更远。庐山的真实面貌，只有身处山水之外的人才能看清全貌。旁观者敢于陈述所见，道理也是如此。或许能贡献一点浅陋的见解，讨论事情必须考察真实情况，才能抓住要害。把虚妄当作真实，议论就会浮夸；把真实当作虚妄，议论就没有确据。事情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普遍劝勉施行的道理，贵在顺应时势。只希望当权者能够采纳听取。

一、立论贵在真实。所论述的中华，自有记载以来，历经数千年，没有比中国更古老的；但从四海各国来看，没有比中国更弱小的。这是事实，自古以来中国不与其他国家相通。近几十年来，各国渐渐与中国往来。如果想要闭关拒绝，原本就不容易。这是情势的变化，如果不采取这种计策，那么所谓的立言施政，究竟以什么为主呢？

一、论述中华情势的，分为内情和外情。今日的外情，是由前日的内情所导致的；而每日的内情，也必定有外情所引发的变化。

一、内情局外人难以直言，旁听者只能辗转传述。比如律例原本极为恰当，但用法大多因循守旧；制度原本极为精详，但日久完全成为虚设。外省臣工不能在任上长久任职，导致尽职的人少，营私舞弊的人多。将耳目寄托给不适当的人，导致举动失当；供养贪婪给亲戚朋友，而民间的怨恨听不到。在京的大小臣工，名望公正的人，苦于管辖事务太多，反而没有闲暇去讲求分内的职责。部员任由胥吏操纵，以费用的有无来决定标准，驳斥使得外官中清廉的人必定被驳斥责罚。像这样却想要民生安定乐业，怎么可能得到呢？

各省筹划款项，总共超过万万，而士兵欠饷竟然长达数月甚至经年。兵勇的数量号称千百万，按名册点名，实际上都是老弱愚蠢之人充数罢了。平时挑抬营生，没有经过训练，一旦命令他们上阵作战，实际上是驱赶市井百姓让他们拿着刀矛当作农具。驻防人员等，平时拉弓举石，只讲究架势，四肢怠惰，只能养鸟消遣。贼寇到来没有决一死战，全家自尽请求免罪。面对敌人时，贼寇退却才开始前进；贼寇如果不退，士兵必定先退。带兵官却以胜仗上报。于是杀害一两个平民，或者遇到贼寇离去后未剃发的村农，就以斩杀无数发逆贼寇上报邀功。

通晓经书原本是为了实际应用，而现在的士人，书籍不是不熟读，诗文不是不精通，让他们出仕做官，对于人应当知晓的事情，问他们却往往不能回答。一旦身居百姓之上，怎么能剔除弊端、清除奸邪，制定制度让上下遵守呢？比如居官者回避本省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弊端而设立的。然而人品难道没有正直的吗？原籍情况熟悉，语言相通，名望令人信服，却因受成例限制，而让官员去别的省份任职，俸禄期满就升调，对于地方公事来不及深入探究，胥吏反而得以长期占据衙署，来施展他们的奸诈。年满更换的说法，完全是虚话。这一条例想要禁止的弊端，正是由此条例而产生的。

禁止邪教，原本是为了崇尚正道。于是各省以神灵显赫保佑为由奏请匾额的屡屡发生，各省拨款多次催促，而民间议论说这是剥削百姓。等到大小官员所需，命令捐献筹备，条例不允许报销，这是命令舞弊。法律本善却反而变恶，种种不是，导致万国之内最驯顺的百姓，竟然处处不服从而变乱。唉！事情不依据真实而只修饰虚文，可以吗？

一旁观者论：内情中文武各事的施行，完全是子虚乌有。执法者只看利益，理财者只顾自身家业。在上位的人即使有所见，也像没看见一样，远方的情况不能上达，上面的命令不能远行。以上各种情况，是局外常情。中国因此懦弱不振，如果有窥伺之意，即使内外往来的人接连听到这种说法，难保没有藐视上级、不服从、作乱的祸害。所说的今日外情，是由昔日内情所导致的。为什么呢？中国土产本是外国所缺少的，外国各货在内地可以销售，因此有通商之举，其势头日益紧密。居官者起初看待洋人，以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他们，像狗一样。人来日多，自身和物资无可倚恃，必须制定章程才有可凭据。所以道光年间开始动武，随后有条约，都以为日后必要行善。只是条约所允许的，地方上有违背，令洋人怀疑，上司不知道原因，而上宪不醒悟，无奈再次动武。得到随时赴京的明文才平息。后来因为可以赴京以为更妥当，于是大臣初次北上，仍然以对待夷狄的态度相待，违约阻止，再次导致兴兵。在京换约，派常驻的大臣，导致有庚申年的事件。像这样的文字，都是因为智慧浅薄而想要轻率，人力弱小而想要服人。现在某事应当行，某事不应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就有问罪的祸患。所说的外患由内召，就是如此。现在贸然行动，必定开启外患多进一步的外情，这是内情所导致的。而外情是什么呢？

前几十年，中国与外国并无往来，也没有所谓的章程，而且中国或许不知道外洋有这么多国家。现在议定条约有十国之多，驻京有外国人派遣的大臣，新设有衙门专门办理各国事务。而且数年前几次有事，可见外国所请以力量可以得到的通商条约，并非

译中原王朝的根本立场，是由外国来决定的。外国订立条约，是因为要保全彼此往来的缘故。各国往来的原因各不相同，为了通商而与三大国订立条约的关键，又有三点：一是边界，二是传教，三是贸易。而这三个国家分别是俄国、法国和英国。

至于边界这一项，俄国与中国有万里相连的疆界，划定边界和处理交涉事务，没有确定的章程是不行的，因此俄国与中国的往来比各国都早。现在所定的边界条约，已与往年不同。

至于传教这一项，信奉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人，认为这是正道，而视其他宗教为邪说。传教者都说，尽到自己的本分，就能对他人有益。传耶稣教的人，并非只有一国之人，而且略有差异，都是民间捐资让他们去各地传教，作为善举，与国家无关。传天主教的人则不同，各国都有人信奉，但教内设有教皇统辖各地的传教人员，与各国君主地位平等。而各国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都应当为其护法，将其奉为国教，其中法国为首。通商的各项条约中，都有允许传教并保护信徒的章程。信徒之间交往密切，无处不听信传教的话语。信徒无不遵从教皇的命令。传教内部若有变故，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必定前来调停。就像法国因为广西有杀害传教士的事件，以致派兵直抵京城城门。

至于贸易这一项，各国虽有份额，但以英国为首。谈论贸易之事，不过是以货物缴纳何种税款、何处作为口岸、何处允许居住等为主要内容，有章程可以依据。各国各有利益所在，如果一旦违反章程，都与各国有关，不得轻视。

以上三项既然已经订立了条约，就必须在边界上遵循旧章，必须允许传教并保护信徒，必须在贸易上遵守各项章程。这几句话是保全对外关系的关键。一旦对外关系如此，是否照办对内情有什么影响？民间立有合同，国家就立有条约。民间如果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审理。国家违背条约，按照万国公法允许动用武力，战败者必须承认旧约并赔偿军费，这都是额外增加的保护措施，才能止息争端。

中国初次与外国订立条约，并没有把条约看得很重，不过是当作退敌的策略。至今万众之中，或许有一二人知道有条约，但不了解条约的重要性，不知道违背条约的危害。

如果照约办理，内情会怎样？回答说：百姓开化而国家兴盛。外国所有的便利，百姓都可以学习得到；中国原有的好处，可以保留并遵循。外国的便利之处，不胜枚举，如水陆车船、精巧器具、寄信电报、银钱样式、军火兵法等，都非常精妙。国民都能沾受其益，愿意学习的人都能学会，所以说百姓开化；中外往来日益增多且和睦友好，外部没有多事的骚扰，内部有学习的益处，所以说国家兴盛。

如果不照办，那么年复一年相识，日复一日相亲，百姓开化而国家兴盛。如果违反章程则大不相同，就会有动武之举，国家动乱的灾难。旁观者都说违背条约的人，要么是因为不肯照约，要么是因为不能照约。如果是因为不肯，必定会有人出来勉强执行；如果是因为不能，必定会有人起来代为执行。前次动武可见，泰西最小的国家尚有必得的力量。或者边界有事，俄国哪里难以占地？如果教内发生变故，导致外国进兵，信徒哪里难以相助？如果贸易受到阻止，而英国进兵，各国必定跟随。一旦动武，外国有得无失，因此应当留心避免。

常听外国议论，说中国官民可以用利益打动，势力处于极弱而不守信。如果再发生动武之事，成败得失，不用智者就能决定，因此有的应当办理，有的请求办理，不如早点办理，不至于日后被人所勉强。

一旦内情坏到这种地步，外国险恶到这种程度，内事的旁观者自然不敢多劝，既然已有章程，旁观者只能指出内外必须办理的事情。

内部应当实行的事情，难以办理的首要原因是没有财力。然而没有财力并非因为民间真的没有财力，也不是因为理财所得太少，只是官员向下向百姓征收的多，而向上输送给国家的少，百姓也愿意多输送，难在没有财力。因此各项钱粮都因为整顿而受影响，就像盐课、地丁、税饷等项目，各项应当派遣精明干练的大员，将各地情况仔细查访，重新制定日后的办法。

译关于地丁这一项，原本税额就很轻，没有耕地自然就没有其他赋税；既然耕种了粮田，本来的税额既轻，或许可以根据土产价格的贵贱，分别征收多寡，去除浮收耗羡，那么正税自然会增加。关于盐课这一项，没有私盐的地方很少，而办理盐务的官员并非没有私财。关于税饷这一层，沿海各口岸、内地各关卡，都有中饱私囊而漏损公款的弊端。以上这三项，如果认真整顿，日后所征收的银两，足以供给国家的用度。在钱粮之外，应当派遣大员查察，对于旧例中应当变通删改的，不至于使日后应办的事务受到阻碍。〇财政既然得以充实，而旧例又没有阻碍，〇文武各项事务就不难更正。文职的要务，只在于各官员的俸禄，各级官员应当给予足以维持用度的定额，不至于再在外设法敛财以谋求升官加俸。查明官署内需要多少人，以及开销经费，官署内的人员虽然数量不少，向来都能得到维持生活的银两，但左右的百姓都说受到勒索。百姓之所以不服，并非因为被勒索得多，而是因为勒索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数额，属于私自索取。如果因为国家用度新定，民间应当缴纳的各项银两，必定没有不服所交银两的情况，并且不会格外为难，反而或许较少，仍然足以供给各官丰厚的俸禄和各官署的定额经费。如果将此意向在外任职的官员询问，他们如何都不愿意，必定回答说行不通。此法实在有利于国政，哪有外面不遵从里面，而必定要里面听从外面的道理。武职的要务在于士兵精锐，而不在于士兵众多。兵法、兵数、兵饷都有应当更改的地方。各省如果有五千士兵，常年留在军营操练，不准外出谋生。十八省不过九万多人，此时百万士兵不得力，而节省京城只供养一万人的数量，这笔费用可以从洋税中扣除四成的数额来支销。再则，文武官员应当准许在本省任职，做官的是明理之人，在本省熟悉风俗语言，官署内有舞弊行为，比起外来的人更容易查出。其余一切事宜，日后可以设法随时整顿，必定能使国民安定富裕。一、凡是有外国可以借鉴的善法，应当学习办理，比如铸造银钱以便民用，制造火车以利行人，建造轮船以便涉险，设置电报以通消息。外国的好方法不止这四条，然而旁观者劝行的意思，不在于此，而在于外国日后必定会请求的事情。一、大皇帝召见各国驻京大臣，如果不允许接见，虽然不至于严重到失去友好，恐怕必定会借其他端由而生事，不如先告知可以接见。一、派遣大臣驻扎外国，对中国有大益处，驻扎在京。所驻的大臣，如果请求办理合理的事情，中国自然应当照办；如果请求办理不合理的事情，中国如果没有大臣驻扎其本国，难以不照办。一、准许洋商和各华商会制造火车、电机等事。一、以上所劝行的，是将旧例的地丁、盐课、税饷、官俸、兵役整顿之外，是召见、命使、会制、召见无损、命使自卫、会制民富。一、内外所劝行的，如果说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好的，然而越早越好。只是应当另有几件事立即料理，如果不将这几件事办完，想办其余的事，恐怕船将沉没，白天来不及修补了。一、潮州进城一事，经过五年之久，文书往来，至今领事未曾进城，而且事情越久越难办。多年不按照条约办理，都说或者是因为不肯，或者是因为不能的缘故。现在再不办理，必定导致生事。一、田提督未抓获，上次所录的上谕与前几天给驻京大臣阅看的稿子有不同之处，以致几乎产生争端。虽然奉有谕旨，如果知道那人仍然安居无事，办理此案不足以成事。至于他未完的各事，不如早点了结。一、未了各事劝早点料理的，没有其他原因，倘若不早了结，必定导致兴兵动武。没有不知道中外交兵，外方有必胜之势，如果失败后才了结各事，外方必定不能因此罢兵。外方想要得到的事情，现在已经深知，如果再战胜，那事情更不可问了。一、旁观者所论，并非恐吓的轻语，而外方日后必定引用各事，并非想要害中国，各国所想要的并无其他意图，只是希望中国能保持和睦。比如上年按照条约退兵各处，会同剿贼，可见真心相待的意思。中外通商，如果以后不再动兵，外方也很高兴。即使如求益免损、各顾体面，各国往来常有因此类事情而用兵的。如果潮州和田提督两事确实有此情况，如果仍然因循不办，必定导致生事，生事则无法了结。一、潮州进城一事，事关大局，宜派大员前往办理，或者请旨命广东总督前往，或者命李宫保前去。至于田提督一事，不如由京城派遣大员跟随几名兵役，乘内江轮船直接赴四川查提到案。两件事尤其应当速办。数日后新到的英国大臣，如果知道有五年未办之事，难以再等待将就。法国因为贵州之事未完，必定不甘服。一处有事，各处必定起来相向，中国有失而无得。一、所说日后内情，必定由外情而变，此意可以明白。奉劝各事，如果不试办，无需提及。泰西各国附近，日本、暹罗各小国，如果要作乱，无可抵挡。如果照行泰西各国，必定导致欣喜喜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大概万国来往，向来各国让各国之事，中国如果不让，各国必定不服。如果

译谦让而成为万国的朋友，其疆域广阔，其人口众多，文明道义相通，百姓安分守己、勤于劳作，只要国家政体能够适时变革，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成为万国的领袖。如果不进行变革，几年之内必定沦为外洋万国的附庸。日后的内部情势，都是由今日的外部环境所引发的。今日的外部环境，掌握在王爷大人的手中，取决于各位大臣的决断，也关乎亿万百姓的命运。

译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梁启超

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出于公心，所以致力于处理政务；后世的人治理天下，出于私心，所以致力于防止弊端。致力于处理政务的人，虽然难免出现小的弊端，但利益所在，通常足以掩盖这些弊端；致力于防止弊端的人，一个弊端还没有消除，上百个弊端已经产生。就像修补漏雨的屋子，越修补越漏；就像缝补破烂的僧衣，越缝补越破。致力于处理政务的人，任用得当的人，国家就治理得好；任用不得当的人，国家就混乱。致力于防止弊端的人，任用不得当的人，弊端就更多；即使任用得当的人，事情也治理不好。从秦朝到明朝，将近两千年，法律禁令一天比一天严密，政治教化一天比一天衰败，君主权力一天比一天尊崇，国家威势一天比一天受损。上至各级官员，下至亿万百姓，都游荡在文牍罗网之中，习惯并安于这种状态，驯服并顺从这种状态，静止而不能行动，愚昧而不能明智。历代的民贼，自以为得计，变本加厉地推行这种制度，等到最终结果，出现了不受节制、超出防备范围的事情，两件事：一是夷狄，二是流寇。这两者一起，就像热水浇在雪上，国家就灭亡了。于是，过去用来防备别人的手段，正好成为自我败坏的工具。梁启超说：我曾经读史书，借鉴古今成败兴废的道理，没有不忧愁悲伤的。古代长官有辅佐而没有副职，这是为了充分行使权力，专一责任，便于考核政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柳》所记载的官制，都是这样。只有《周礼》说设立正职，设立副职，所以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马、司空，又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马、小司空。凡是正职都是卿一人，凡是副职都是中大夫二人。这就是现在制度中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的来源。《周礼》是伪书，误导了万世的人。汉朝制度九卿，还沿袭这种制度。汉晋之间太常等官还没有少卿，北魏太和十五年才开始有。后世害怕一个部门的事情，一个人独揽大权，于是有了尚书，又有侍郎，再加上管理部门的官员，计算一个部门长官有七个人，人人没有权力，人人没有责任。防备确实严密了，但是如果不互相牵制，就互相推诿，没有一件事能办成。古代大国方圆百里，小国方圆五十里，各自亲近自己的百姓，而上统属于天子，诸侯所治理的地方，就像现在的县令一样。汉朝还以郡统领县，而郡守直接通达天子。后世害怕亲近百姓的官员权力过重，于是设立监司来防备他们；又担心监司专权，设立巡抚、巡按等来防备他们；又担心巡按专权，设立节制总督来防备他们。防备确实严密了，但是守令竭尽心力来奉承长官，还担心不得当，没有空闲顾及民事，榨取万民脂膏作为长官的贿赂，虽然残害百姓但职位就稳固了。古代任用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对内不回避亲属，对外不回避仇敌。汉魏之间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左雄在尚书任上而天下号称得人，毛玠、崔琰担任东曹掾而士人都砥砺名节。后世担心选拔人才的请托，铨选部门的徇私，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按年资资格的方法，孙丕扬定为抽签的方法，防备确实严密了。但是奇才不能进用，庸劣的人不能退下，那么考核政绩就废弛了；不替人选择地方，不替地方选择人，那么吏治就败坏了。古代乡官全部使用当地人，《周礼》《管子》《国语》详细记载。汉朝掾尉都是本地人担任，京房传：“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得以任用其他郡的人。”可知汉朝时掾属没有不使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个请求乃是破格，大概是因为使耳目相近，督察容易得力。后世担心他们舞弊，于是隋朝改革选举，全部使用其他郡的人，但还是南人选南，北人选北，北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依法选拔，即使很远也不过三十驿，三十驿是九百里。明朝的君相认为还不够，于是创立南北互选的方法，防备确实严密了。但是赴任的人动不动几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官，不贪污就无法生存。不熟悉当地风俗，语言难以听懂，政权所寄托的多在狡猾的胥吏，而官员只是挂名的傀儡。古代公卿自己设置室老，汉朝三府开府辟士，九卿三辅郡国都自己署理官吏。顾氏《日知录》说：“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上奏他举错烦苛，代替二千石署理官吏。”可知署理官吏是二千石的职责，州牧代替尚且被认为是烦苛，现在由天子代替，难怪事情烦杂而职责不能履行，所以手臂和手指互相驱使，情义相通。后世担心他们结党营私，于是所有任命以上都由吏部，防备确实严密了。但是长官和辅佐不熟习，耳目不真实，或者长官有善政而无法奉行，或者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我表现。古代用人都在任上很久，封建世卿不用说。其余庶官有的一个职位终身担任，并且传给子孙。直到汉朝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守令称职的玺书褒奖勉励，有的累秩升到九卿最终不调动他的职位，大概是因为使他熟悉当地，从而完成他的功业。后世担心时间久了弊端产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的方法，又频繁调动，应该在南方的让他住在北方，懂礼的让他掌管刑罚。防备确实严密了。

但是如果想办成一件事，没完成就离开了，官员那么这件事就废弛了。每次更换一任，必须经营多年，才再办成一件事，事情没完成就离开了，像当初一样，所以人人不能担当事务，而

译那些盘踞不去、世代从事此业的是胥吏，于是吏有权而官无权。古代国家有大事，会征求庶民的意见，汉代也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等官职，他们不隶属具体事务、不直接处理政务，而是以士人的身份议论国政，我另有《古议院考》一文详述，这是为了通达下情，巩固国家的根本。世人担心百姓讥讽自己，便蔑视这种制度，废除这些官职，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上下隔绝，民心涣散软弱，一旦外患到来，没有人能挽救。古代三公坐而论道，权力重大，地位尊严。三公即一相二伯。汉代的制度，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大概是因为君主世袭而宰相传贤，由宰相行政，是为了补救家天下制度的弊端。后世担心宰相专权对抗君主，逐渐将权力收归尚书，又逐渐收归中书，再收归侍中，收归内阁，逐渐改变其名称为尚书令、侍中、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平章政事、同三品、大学士，逐渐增加其员额为二人、四人，乃至十人，逐渐设立副职如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协办大学士，其地位日益卑微，权力日益分散，于是宰相就成了天子的私人，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政令没有出处，官员充斥朝廷，只是徒然画诺应承，推诿拖延，百事杂乱无章。古代科举都出自学校，教导时他们是老师，做官时他们是君主。汉晋以后，还采纳虚名望重之人，后世担心士人沽名钓誉，官员徇私舞弊，于是用帖括、诗赋来禁锢他们，进而实行锁院、搜检、糊名、誊录、回避等制度。至于试官，本来就是天子亲近信任的臣子，在朝廷亲自考试后，才派他们出去，但使命一下达，就严密封锁他们的住所，所到之处严密封锁他们的寓所，出行时严密封锁他们的舟车，如同囚禁重犯，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暗中摸索，像抽签赌博一样，驱使人们不学习，引导人们无耻，而请托关节的弊端终究没有断绝。古代学者以文章会友，师儒之官以道义赢得民心，后世担心他们聚众持清议，于是以会党的名义禁止，严格禁止讲学，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儒生不谈道，独自学习孤陋寡闻，人才凋零，士气不昌，只是让肆无忌惮的小人借此名义陷害君子，实行一网打尽的计策。古代对于疑难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将法律悬挂在象魏，百姓都阅读它，大概是为了让百姓知道而不触犯，从而得以伸冤。后世担心百姓狡诈抵赖，便端坐堂上以震慑他们，陈列榜文以胁迫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刁悍豪强更加借此吓唬小民，善良软弱的人常常因此丧命，狡猾的官吏附会案例，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无法救正。古代天子时常巡视，与国人交往，君主对于臣子，即使地位低微也回拜。汉代丞相谒见天子，天子从座位上起身，在车上也下来，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担心天泽之分不严，深宫九重紧闭，非执政大臣无法得见，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生长在深宫，不闻外事，见到贤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那么君主的德行必然昏庸。上下离间孤立，君主视臣子如犬，臣子视君主如外人。各种政务，无不如此，即使更换几个仆人，全部为难，悠悠两千年，莽莽十数个姓氏，谋略之臣比比皆是，掌故之书充满重要位置，探究其立法的根本，不出这防范弊端的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把慎密安静当作美德，把好事喜功当作恶词，圆滑者有功，刚直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禄保位为首要，缀学者以束身自好为首流。根本既失，末节也随之。所以谈论开铁路，必说恐怕妨碍舟车之利；谈论兴机器，必说恐怕夺取小民之业；谈论振商务，必说恐怕败坏淳朴之风；谈论设学会，必说恐怕引导标榜之习；谈论改科举，必说恐怕打开躁进之门；谈论铸纸币，必说恐怕蹈宋元之辙；谈论采矿产，必说恐怕成为晚明之续；谈论变武科，必说恐怕百姓挟兵器作乱。

译谈到轻刑，律法必定说：“是担心百姓藐视法纪而滋事。”因为这一念头，导致百事不能兴盛。这好比忧惧之病，自己惊吓自己悲痛，以至于废寝忘食；又好比痿痹之病，不痛不痒，僵卧在床上，等待死期，这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防止弊端的心理，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产生于自私。”请让我谈谈公与私的道理。西方的言论说：“人人有自主的权利。”什么是自主的权利？就是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每个人获得自己应当得到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公道的了。这样天下就太平了。防止弊端的人想让治理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把人人自主的权利收归一人，所以说是私。虽然如此，所谓权，是兼指事与利而言的。假使一个人能承担天下人应当做的事，那么就让一个人独享天下人应当得到的利益，君子也不认为这过分。先王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又说：“君子有推己及人的准则。”这是说公的美好。土地是由人积累而成的，国家是由权积累建立的。所以拥有完整权利的国家强盛，权利缺失的国家遭殃，没有权利的国家灭亡。什么是全权？就是国人各自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利。什么是缺权？就是国人中有的有权，有的不能自有其权。什么是无权？就是不知道权利在哪里。无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起初，是想让一个人夺取众人的权利。然而众权繁杂庞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既然不能承担，那么他的权利就会散失堕落而最终不能自有。虽然如此，以前众人失去的权利，也不能像原来那样恢复。于是乎就不知道权利在哪里。”所以防止弊端的人始于争权，终于让权。什么是让权？天下有事，上报天子，天子说：“商议后上报。”这是把权让给部院；部院商议同意，发文给地方长官，这是把权让给督抚；督抚颁布给下属，这是把权让给州县；州县下达给官吏，这是把权让给吏胥。一部的事，尚书互相推让；一省的事，督抚互相推让；一国的事，君民互相推让。争固然不可以，让也不可以。争是损害别人的权利，让是损害自己的权利。争占一半，让占一半，这就叫缺权。举国都让，这就叫无权。自私到了极点，乃至无权。那么防止弊端有什么用呢？我请用一句话概括说：“因为怕噎住就废掉吃饭的人必死，因为防弊就废掉做事的人必亡。”

新议论略照会

前任英国钦差阿礼国

为照会事。查得本大臣进京三个月有余，准备文书询问的很少。因为奉我国钦差重任甚重，应先将要结案和未结案的各种案件详细阅览清查，才可以随时陈述议论。相信贵亲王也认为这样，所以已将本馆所存案件全部阅毕。而所有寻常各案虽然都明白，还有内外相关最重要的关键。从前虽然在贵国十六年未能完全熟悉，也不能仅看存案就全知道，必须访问才知其详情。因想到己未年间，中英两国来往的礼仪礼节尚未尽备，我大君主深愿和议商务，永远保持其日益增益。本大臣仰体君主心意，凡有关于敦厚友谊和睦之事，必须详细查核斟酌得当。更想到外交的增减全在内地祸乱能否迅速平定，这是最重要的事务。因此命令参赞大臣威妥玛将中国目前的形势，以及百官对待外国的情形，借用外国新式各种礼节，准备略论一纸，以期本大臣大致可以得知其实情。现在该大臣遵照执行缮具，前来阅览之下，深知论内所陈情理，贵亲王可以详细查考，实与大局很有益处。当命令该大臣赴署面交列位大臣转达。因为查威大臣署理本国事务已及年半，在外在中国许久，所有内地语言文字以及人情稍微通晓，想贵亲王也深知。更可知他凡于中国官民各事，无论取益防损，无不尽心尽力关切。现在将内政外交危险之处，说明其危在何处，不能不指出其缘由，则不能不切切实实直直白白地说。所以本大臣似乎可以不用备文照会，不如委婉曲折以达意。务望贵亲王鉴察大臣此婉转之心，尚不将所论一纸轻视为幸。为此照会，须知照会者。

新议论略说帖

威妥玛

今日奉阿大臣派弟前来亲自将论略一件呈览。弟有两点奉恳诸位大臣原谅：一在文理内有转折，自然与贵国不同，此次所具此篇过长，其顺序本末难免有久圆到之处，且因外国理论也与贵国迥异，不免中有欠顺之词。一则是事体，盖想凡人处事稍欠妥协，虽有本人好意相劝，心中未免不惬意。只是旁观有危险，必须切直而陈，方尽友谊之分。遵照备略论所议各节，数年共事以来，大多无非告知现在奉阿大臣询问贵国目前大势，以及将来如何，不能不为切直而言。其所以更应直言者，实因目前时势尤其危险，并非毫无起色，只是较前稍为进步。而据弟所闻，各国每当有

译“缓不济急”这类话语，如今日益增多，而体谅之心似乎有所减少。我国大臣深知我国对待贵国，无非是出于敦厚友谊的道义，只是考虑到我国商民在华居住已久，或许难以得到保护，或者偶尔因其他缘故，形势所迫只能自行设法解决，各国也必然跟随效仿。他国既然已先做到这一步，我国也难以独自违背。我国大臣洞察此理，明确指出中国免除危难的方法，只在于借法自强，因此命我准备这些内容呈报。尤其因为中外各项事务，比起从前更加紧密相连，内部若受危险，外部也不免受害。然而此次所陈述的，虽然是由中国目前状况不佳而起，但中国所有的种种弊病，也是我国日后受害的根源，因此不能不直言陈述，恳请原谅。大英国钦差阿礼国及中国目前的大势，想要知道日后和好如何保持长久，威妥玛参赞总认为取决于中国能否内愿改革政治，外笃友谊遵行，特此陈述大概要点一。

窃以为现在所有承办中外各国事务的大臣，不分华夷，想要知道将来是否常能尽到道义，只能设为问答才能见到实情。试问中国日后能否保持自主，这句话无所不包，非常希望中国永远能防止侵害，观察时势，免除代虑之深。

一、中国内患甚深，外交或许还未到失和的地步，大概也都冷淡。而立约各大邦来华，各有难以放弃的要务。天下动乱多年不止，各国想敦厚友谊，不愿干预，但大乱未止，早晚恐怕容易导致越权干涉，因为结交邦国。多有固执己见，闭绝各国体制，怎能遂其睦好之心？况且内部地理尚执定见，不肯借取新法平治内乱，保护外部局势，现在不受损失，日后更增加所有应得的利益，实在导致中国原有不愿干预之心，因此见减少。

所谓内患甚深，历年都有，不必远观，自道光二十五年以来，邸报所载上谕折奏等件阅览完毕，可知目前直省之中，若说全省无贼，实在不易言，盖贼皆会匪，入会实际意图不过抢掠，旗号所书均欲立国称君。即如云南滋乱之极，甚至有无官员都不可知，新疆回民到处变乱，更至于奉天原系国初根本，其处民人生命财产竟难相保。

一如此大患，推问何由？曾读上�折奏，其故有二：一则水旱之灾，民众受穷困，强壮者抢掠为生，软弱者无力抵抗，因而也跟随成为盗贼，这都是天意，人力难以预防；一则各省官吏，或有失义，或是无才，事先不能防备，事后不能治理，这是人事。据见邸报，尚属人多天少（人为因素多于天灾）。

一至于军务捕务，更阅邸报可知，军事缺兵，捕务之役都由原额钱粮甚少，每日所支尚不足原额之数。至于钱粮一节，地丁粮米盐税拖欠甚多，总之所有入国库的大宗无非缺欠，外省因缺银粮，只得设法变通，也不过暂顾目前。即如内地运货厘金收税内外商局均受其损，尤其因为随时随事开局征税，不能不设官，该官员俸禄有名无实，怎能保证所征皆归官库？就是所征尽归国库，则时事未平，易得借故支用果有不归花费，即属虚糜。

天下岂无能治之人，可谓不乏。贼已渐平，只有海边内地尚有数处，或说总有通商各口，幸有外国保守因此而得。外国人日阅京报，确知中国大员实有认真出力者，有为中国忘身者，其所立功效甚足嘉尚。

译然而中国若想凭借一处偶然出现的良政，就立刻挽回天下大局，这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良臣不能处处都有，而且不能长期担任地方官职，常常被调往别处，而有人填补他们的空缺，未必都能像他们一样出力认真。天下的大患非常严重，绝对不能依靠一两个地方的良臣尽力，就遍除所有的祸患。如果真的能使天下太平，总不能按照成例旧法获得利益，必须尽早谋划。吏治和官役，不分文武，都要求其实效，务必使粮饷充足，而中国足以供给军饷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取自本国的资源，务必期望救济困乏；二是迅速与各国缔结深厚的友谊。一旦用这种新法办理，古来从未有过这种做法，所以中华各官不太乐意去做。外国人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大概查阅华儒最重视的书内记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私下认为如果能按照这个道理行事，不出几年百姓就可以摆脱困境。无奈官吏绅士谈到变通二字，只认为变回旧法才能保证国政长久。通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看到世间历代兴衰，多有变乱多年难以治理平定，乱到极点甚至有无主的时候，各方彼此攻打，百姓都疲惫不堪，最终有英雄出世，有力平定叛乱，黎民认为这是奉天承运，甘心臣服。他既然开国治理，全都遵循往古的法度，起初尚且妥当，逐渐滋生事变，依旧无法治理。兴盛时与古代相同，衰败时也与古代一样，这是中华史鉴中累朝世世都有的。士人看到这种兴衰，视为像转轮一样的常态，自问以后必然要仿古而知。只是如今想要思考良法，只借鉴古代而行。如果这样，那就是最糊涂的了。因为内政外交两方面，现在已经互相联结，不能分开论述，这是与古代不同的关键之处。

其一，天下各国分论东西，在东国之间，中国尊贵荣耀，自古以来，四面邻邦无非是向往教化，偶尔有不畏惧兵威的，没有不共同信服其教化的，三千年来都是如此。其间东西各国有的并未来到中国，有的偶然一来，如今泰西各国，有的与官员广泛往来，有的与百姓通商。这些国家如果论智谋，不亚于中华；如果论兵力，似乎稍胜一筹。各国在中国各有要务，不能舍弃中国而置之不理。中国立约许为相互保护，如果肯保护，深知力量所能及，所谓中外互相联结，这是第一点。历代史鉴实在没有可比照之处，那么天下大乱最终或许不能平定治理。想要询问后来的结局，自然难以斟酌古代来衡量当今，仍然按照前言往古兴衰的常理，因为中华如果真的到了最终衰败的时候，各国各有要务，看到中国必然遭受危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各国，就会顺从。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然统一自主，还是不免分裂为各个属邦？这不用多说就可以知道。

其二，现在论述最终衰败的趋势，或许有人问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这是史鉴所载，历代治乱曾询问士人，都以国朝远胜前代。自从壬子年南省会匪兴起，动不动称义兵，想要将江山恢复给汉人。而十二年来，除了甘为贼匪以及愚贱跟随他们的之外，体面富庶的百姓曾有吗？即使有也很少。观察这天下贤智百姓，至今没有异心。如果说最终衰败可以计算，现在不是时候，贼匪断难立刻能成事。而内地日久未平，百官仍然坚持己见，不肯向外借用新法，那么贼患难以平定。至于最终衰败，而中国还因为别的原因，也难以防止权力转移的灾难。这别的原因，是各国大局系于中国，一日不能保全，各国一日难免代为承保。而使外国代为承担责任，实际上是免除外国代为作主，这是中国失去权力的危险之处，曾经提及，不能不再次论述。

续新议论

其一，如果中国好古恶新的人，内部每称各国新法是为设法代谋，其名虽似相助，其实无非是私利，意图以后可以占地自立。而细看这数年来各国相处的情况，可以相信必然没有这种道理。追溯道光己亥年，英国失和，三年没有断绝，才能罢兵。定约时，除了香港一处，本是民稀地荒的小岛，此外有听说英国索要何地吗？又至庚申年，英法两国带兵北来，兵势正盛何难逞其欲望之心？然而北上未定大局，就停止了。英法的军队还代为击退金陵的贼寇，后来增加条约一条，在北京画押，两国全单，立即向南退去。随即根据条约所载，抵项未完，尚须留兵防守数处而未结未收，各国先行调回。又以换约以来的五年之间，条约以内屡有未尽之处，外国虽然屡经分辩，而通商各口一带，都是合军协同剿办。有人说助剿，也是为我国商民的利益吗？这话不假，也可以看见并无占地之心。如果有心，尚肯助官击贼吗？

英法两国如此协同，总非有心侵占，不言而喻。而好古恶新的人很怀疑新法包藏恶意，试问催促中国另取新法，催促得更厉害的，是哪个国家？大臣多，是英法两国的大臣。大概那些设疑的人，实在不知道各国代谋诸事，不仅对中国无损，反而对中国有益。虽然说是于中国有益，实在于中国更有大益。为什么呢？中国如果真的能听从建议，各国民人进入中国，固然能获取利益；

译而中国一旦采纳此策并确定下来，保全其富庶与太平，富平一旦保有自主之权，也能永远保持不改变。另外有所议论的，绝无外国利益可以容许继续商议。所谓对中华完全有利的，就像派遣大臣驻扎各国京城这一条，英国不止一次地告知。有人问外国有什么益处？实在没有益处。若问中国有什么益处？益处实在很多。因为各国原本派遣大臣进入中国驻扎京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无论英国还是其他国家，实在是担心在外地每起争端，没有办法可以了结，确实恐怕容易引发战争。五年以来，屡次有各国虽然陈述不合情理的事项，如果像从前那样没有代国大臣驻扎京城，容易招致生事。幸好因为有此得以避免，这对于友谊大局，彼此都有益处。只是遇到若有何国大臣所定的中国意图不同，中国既然没有大臣驻扎在那个国家，只能由他们的大臣自行向本国辩驳，何人在那里能代为辩驳？然而中国愿意派遣大臣驻扎外国，比外国驻华更有益处。这是中国完全的利益，与外国无益，是外国大臣代为商议特别设立的，能够驳斥本国人员的良法。尚有人怀疑外国代为谋划必定藏有恶意，观看此可知其言论错误了。这一条既然对中华有益，而中国不肯实行，外国议论说并非以各国大臣驻扎京城不便，暂时通融办理，慢慢图谋退去，就无法知道其不肯实行的原因。这一条暂且不谈，而派遣官员在外国又有好处，中国尚未见到，固然不足为怪。但不如听从劝告而实行，在天下大乱之时，必须实行得更加厉害。因为泰西各国向来以互相派遣大臣为尽往来之理，以相同礼仪者联为局中，不同礼仪者视为局外。中原果真愿意以相同礼仪互相派遣，其益处有二。如今中国独立不与邻邦相交，各国未免感到心寒，能够与之相通，估计可以化虚为熟。各国有关切之心，这样无故的渐变较易防堵，或者恰好与何国因事争论，中华果真有理，其余各国必定一同出力相助，用言语解劝。这是在外设置代国大臣的提议，可见是中国完全的利益。其余新法各事，外国虽然受其益，中华受益尤多。如各省开设铁路电线及开采五金煤矿，操练水陆各军，国家用度不足，约定请求借贷，医学各项设立馆舍教习，以上各新法中华如果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喜悦，益处固然很多。一则中华试办其初必须约定外国相帮，等到熟习方能辞去。就像海关税务司自设立以来，内外既免生事，税银也见其增加，这是管理通商各官无不知晓的。而税务司数员虽然都是聘请外国人，但聘请办理各员管理税务，其权是否都在中国，外国无一肯驳斥。更待将来中华能悉外国语言规矩，直到辞去外国各员自理税务，中华具备此材能，外国无不极其欣羡。而设立税务司一举，原是外国代为商议中国，成例向来有此条，这是外国代为谋划变通之法，未必对中国有损，反而有益。至于各国又有喜悦的原因，一则前法新项商局大受其益，二来内地从此容易治理。平定外国人来往通商，易得保全，各国也可以无虑。其喜悦的原因，就在于此。

译只想着推行新法，中国加以采用，外国从中获利，而国内的动乱有望平息，国库的空虚得以充实，这都是中国加倍受益的。更有受益之处，在于保全自主的权利。因为各省既然平定，洋商可以确保无危；用度既然充足，兵力可以自强，由此或许可以效仿外国干预、代为效力的弊端，这是避免权力旁落的计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条。

第一点论及中国自主的关键，一是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国内恢复太平。如果论及第二点，应当设法谋求与外国和睦；如果不能，就命令代国大臣往来驻扎，也应当设法使他们免于猜疑和轻视。前面所说的外交冷淡，这是实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处，恭亲王以及各位大臣与代国各大臣往来，都是以礼相待，并没有丝毫怠慢，这属于极好的。然而内外交往，礼仪不分，京城内外尚且觉得美好，不如这样。就像泰西各国京都，代国大臣前往驻京，常常能够入朝参与政事，各位官员没有不相互接洽的。来到中国京城则大不相同，实在是因为中国向来礼仪，不愿与外国交易，闭门不纳，外省尤其严重。各处官员士大夫不明说他们的怨恨，都暗中怀有这种心思。外国官员百姓无不留意于中国。想到中外各国三十年来数次失和，仔细查究其原因，总因为中国有来无往。因为士人常说各国技艺材能虽然有所长处，总不如中华礼义学问的兴盛。又说中华天子尊崇最上，诸国之君如果想要相交，尚且不能平等对待。想要追问其根源，实在由此而来。而外国理论官员士大夫时常流露出不好的心意，实在由此原因导致。如何避免抱怨的逐渐产生？可惜中国官员士大夫论及外国事务，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如前面所说，“变通”二字，只以变回旧法。因为查史鉴所载，周王修内攘外，只要恢复此策即可太平。天下一平，随后将远人一齐逐出。一是有人说变通也可以不少，必须先变通而后能安定，等到安定后再将远人驱去。如此前后两种议论，一问为何不用新法？因为是新法而已。一问为何不留远人？因为是远人而已。他们的议论或者想要专主旧法，或者想要稍去新法，对大局毫无利益，而见言色反而对中国有损。因为天下大乱日久，起色甚少，各国因此有所顾虑，明知中国不求新法，大乱难平，而中国总不自取，也不听任人代谋，为此更有所虑。看到各处官员士大夫都有外视之心，尤其增加容易致气恼之情。总之，近闻各国官员百姓分论中国目前及以后的事情，条约所载优待之处，凡我官员百姓未能无得失，无论于我国体、商局两方面，中国皆有未尽。或问通商各节，为何不能尽守条约？每回答以内外未平，官员百姓未足惜力，真有未足。通商各口岸，近见防贼，并非畏惧外国之民，即用外国兵力打退，甚至每当有贼来之处，只要有外国人居住，本地官员百姓即可无虑。然而虽然如此，而百官仍然认为各国不能平等对待。众士原有作官的基础，也都共熟此理。外国代筹预防，虽然是而卒不肯从。屡见外国无非相助之意，中国却疑为敌之心，虽自无力，尚轻视外国。 foreign country with trust to plan, how to determine chaos? 总不肯听。力虽疲极，尚望天下自行挽救，反而将反夷逐何出？匪类原系华民实因吏治不佳生变。试问助官原本期望保民，官既待民未周，助之何用？故此，我各国无庸待其自败。果其不能速于自败，则代其立意设法，反欲将我逐出究属何意？迨至此等时势我国尚须自来保护如何即刻先防其失？将内地治理广取财利不但我民取利有裨即华民亦受平乱之益若论华民改为外民何谓取益？实因既受苦累之极或问外国如此措置必致损财实因不难补偿此等外论初亦有之近来稍见其多矣一外国如此议论非不知历代隆风盖知中华早以圣教文化迥出东方诸国之上是东西各国无不欣慕尊荣惟念时势之艰世世有之而史鉴所载中国最为尊重之规乱机将至未见能预防变乱屡次相生亦未见能前失以图将来防备中华之患如一年之中四季循环考其兴衰始终皆成一律直至前明均不能谓后代比前代显有隆污又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外」国人考内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为独奇盖查进华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较前为强以目今与五百年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如不欲洽比其邻尽力勇进前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试问中华

译难道如今邻国还是匈奴、西番吗？英国早已夺取缅甸的一部分，法国也占据了安南，俄国则在西路和朝鲜之外分得利益。有人问：“这三个国家都有必定要侵占中国内地的野心吗？”这暂且不必深究。关键在于，英国已有缅甸，距离云南不远；法国已有安南，距离广西不远；俄国则不必再论。上述两处与中国接壤，边界长达一万多里。值得忧虑的，不在于外国是否有侵占之心，而在于各地存在容易被侵占的形势。假如中国再次要求增加条约，确立五年以来三国所办事件，难道能完全合乎情理吗？而三国对待中国，唯恐有所不周全；中国对待三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这样说来，内外就应当互相体谅，且内外力量均衡。这话虽然可用，可惜力量不均衡，那么这种道理恐怕难以长久保持。强国如果不立即力求伸张委屈，他们就会自我体谅，至今并没有求伸之举，固然因为友谊大家都明白。中国现在大乱，尚且因为各国向来认为一国不肯轻举妄动，那么各国也就都不轻举妄动。只想到各国既然已经受屈，各国又有难以舍弃的事情，尤其如果真有举动，那么各国没有不谋取利益的。想到这些更觉得各国正强，倘若遇到一时有不融洽之处，无论关乎体制，还是其他原因，忽然看见某国如果不发动战争，也必定用言语挟制。所有前述的新议，中国向来不主动选取某国，勉强代为处理，难道有损于中国的体制吗？假如代为处理的时候，外国人使用中国的资源，将中国置之不理，还能称之为自主吗？即使说是暂时保存的样子，也恐怕难以保持长久。因为一旦开了代为处理的先例，哪里有限制？这实在是目前的危险。如果问如何化危为安，只有一句话：中国如果真有决心迅速采用新法的实际行动，那么各国一听到必定都会尽力扶持。倘若怀疑中国这样，以后有谋划国家、观察时机、伪图其利的行为，那么有损于中国，不必怀疑。各国都有应当图谋的利益，必定不让一国独占，可知这中间有保全中国得以自主的道理。总之，此次所陈述的重点在于不思变通，仍然沿用旧法而固执成见，并非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所陈述的，实在是因为其余百官不知道外国事务是什么，更不知道与外国相交比其他事情更为关键，因此凡是有关外国的新议，都认为是错误的。我私下认为，目前内地随处每天都有新的机遇，无论百官愿意更改与否，而事情非常紧迫，似乎难以不想前进，也确实不禁必然前进的趋势，也要勇于前往才能避免牵制。直白地说，以后中国不久必须选择两件事之一，自己招引外国人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远保持自主之权；或者仍然犹豫怀疑，杜绝外国，那么外国也以疑心相待。中国的言行如果有细微过失，导致按情理相互报复，必定对全体无失之道，关系匪浅。简言之，顺从就可以兴盛而强大，否则必定导致衰败而不振。

译巴黎再次致中丞陈俊臣的信

曾纪泽

捧读您的另一封信，询问办理洋务的关键，说必须了解对方的长处和我的短处，然后办理才不会轻率。这话多么深刻啊！这三句话，就是普天下办理洋务的准则。我再多说千言万语，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了。我承蒙祖先的余荫，深受皇上的恩德，刚步入仕途，就跨越数万里远使敌国朝廷，自问只是充数罢了，实在不能说是精通洋务。去年修改俄约，收回的土地不全，内心愧疚正深，京城士大夫认为稍微能弥补前约的漏洞，不再苛责。来信也把这当作我的功劳，过分奖赏，读后只增加我的羞愧罢了。又突然称我为识途老马，向我请教，更觉得惶恐不知如何回答。去年回复王祭酒的两封信，管窥之见，写了一二，抄录稿子奉上，不知是否符合您的心意？西洋各国，跨越无数由旬的海域，来与我们中国交往，这是古所未有的奇局。中国士民有的怕他们如神明，有的鄙视他们如禽兽，都不对。以形势比较，如果中国已经能够自强，就可以像汉唐驾驭匈奴、西域、吐蕃、回纥那样；如果还不能自强，那就直接像春秋战国时期晋、楚、齐、秦鼎立相争。衡量长短比较大小罢了。那些国家，都自命为礼义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也与城邑和岛夷、社番、苗猺、獠獠的情势截然不同，又怎么能因为礼义教化的不同，就援引尊周攘夷的陈词滥调来鄙视他们呢？礼义教化虽然有不同，但事情不在情理之中的，即使远在数万里外的国家，也不能通行无阻。我愚以为办理洋务，并没有别的奥秘，遇事仍宜用我们中国的情理来斟酌。道理上百折不回，不可被威力所屈服；道理有不足，就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凌远方的人。可以答应的开口就答应，不可答应的始终不变，这样在交涉之际稍微有些把握。彼此风俗既不同，刑律也不同，两国官绅辩论情理，确实未必完全吻合，但在位者如果肯仔细询问他们国家风俗刑律所以不同的根源，也不难详细讨论委婉商量，折衷取一。各省难办的案件，常因民教不和，如果能撇去在绅民中邀取声誉，表面遵守条约，暗中拒绝教士的成见，专门讨论事情无理有理，不问人是教非教，那么棘手的事情也应当逐渐减少。只是西方人来华的，较少安分守礼的人，工商教士中嗜利的，不值一提。即使是洋官，也往往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对待东方人，不厌烦诡诈虚伪，去掉欺诈使用真诚，难以成事。”编成口诀，互相传授。这必定有前人已经实行的旧例，足以招致侮辱。而来讥讽的人，思考一下，叹息。刚出洋时，写日记寄给译署，不知上海人从哪里得到稿子，公然刷印，奉上一册供您一笑。出使俄国时的问答节略，已经陈述过的刍狗，不值得再看。如果您也想阅读，下次当遵命奉上。

振兴中国论

殷之辂

人的一身，必须脉络贯通，气血充足，情志畅达，然后精神才能振奋，百体都健康。国家也是这样，所以铁路，是用来贯通国家的脉络的；银钱，是用来充实国家的血气的；邮政，是用来通达国家的情志的。这三者具备，然后富强有根本，百废俱兴。当今地球各国，没有不在这三者上竭力推广的。西方创制的方法好，早就证明有实效；日本仿行其法，也且达到小成。为什么中国还视为可有可无呢？况且这三者，在地狭民少的小国，易于周转，有固然便利，无也不甚为病。中国地广民多，过去互市未开，利不外夺，有无尚不足以轻重。现在五洲通道，万国观瞻，为什么还淡然漠然呢？现在就从这三者来申述：铁路议筑已久，言利言害，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后来各大宪先后遵旨奏覆，张香帅提议先筑干路，从北京到武汉，分年筹款，已经蒙受嘉许，似乎可以立即施行。竟然又被浮议所阻？那从开平接造的路，已经南北交驰，官商分办，今年忽然又停止。虽然因为经费不济，也未尝不重视这件事。如果真重视这件事，极力推广，那么当此倭人犯顺，用来运兵运械，电掣风驰，怎么会延误军机呢？希望当道惩前毖后，不要畏难，不要惜费，速践前议，次第开筑，使铁路终能告成，有如脉络贯通，那么振兴的大纲得到其一。银钱议铸，也屡前此试办，多不得法，所以都无成。近年粤省早经购机开炉，办理有成效，而所出不多，难资流转。其他省份未闻有继起的，难道因为未能获利而观望吗？铸银与圜法理同，本来以便民，非必求利。利若过厚，法则不行。然而初办无利的，久办即可有利；小办利薄的，大办自然利丰。况且即使无利，已免行用洋圆，而暗受巨亏于外国。这就是利之大者，难道实无利吗？

译这也要看办理得好不好罢了。希望当权者能够知人善任，确立可以做大做久的规划，在沿用广东局成法的基础上更加详加审慎。等到鼓铸钱币既精良又熟练时，尤其必须同时设立官办银行以扩大流通，使商业日益兴盛，财政用度不匮乏，就像气血充盈周身一样，那么振兴的大纲就得到了第二条。邮政也早就商议整顿，无奈屡次开始又屡次停止，今年春天侧面听说仍归赫德总税务司经办，不久又沉寂无声。起初是因为军务繁忙，所以暂时缓办吗？古人设立邮驿，虽然传递国家公文，也兼送民间信件。西方邮政最初也是模仿中国，但办理得特别完善，于是为国家增加了一大笔收入，百姓也称方便。在其本国，固然无处不通；又订立万国邮约，彼此互相代递。只是本国不允许他国开设信馆，以统一事权，方法极好而利益极广。日本于是也模仿实行，从该国明治二年开始，即我国同治九年，派遣使者到欧洲与各国互相订立邮便条约，也是章程井然有序，成效显著。以光绪丁亥年一年计算，该国所收邮税达到二亿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八两有余，此后每年只增不减。如果中国模仿实行，其利益何止十倍？而中国在邮政这一方面，唯独不果断整顿，既坐失了大利，又不方便商民，究竟是何居心呢？轮船电报成局已久，对于邮政事务已经完成了一半，却仍然任由外国信馆、民间信局各自垄断权力，诸多不妥当之处。国家反而每年耗费巨资于特设的驿站，上下截然两无益处，这真是难以找到能解释的人啊。希望当权者不要吝惜举手之劳，在一转念之间，使邮政果然能够整顿，就像情志舒畅通达一样，那么振兴的大纲就得到了第三条。这三条，都是中国当前的要务。如果想要振兴，必须赶快谋划，或许大纲既已确立，细目自然彰显。凡是好方法可以致富强国的，就不难依次去做了。至于如何办理，这三者各有要领及详细章程，早经中西众多人士反复陈述，这里不再赘述。要言不烦，大纲能够举出。天南遯叟评

译给孙大臣的信

熊亦奇

总署的咨文以及回复的奏折，李少司寇的原折我都已经读完了。这件事，本官书局也打算办理。此前总署议复胡侍御条奏以及执事奏明开办书局的各一份奏折，我都一一作了陈述。计划办理的五件事是：藏书、博物、印书、设学、印报。我认为设学这件事重大且繁杂，不是书局所能容纳的。我曾撰写了一篇《学堂议》。几个月来，各项事务稍有头绪，只是款项不多，储备起来等待慢慢扩充。而关于学堂这一项，因为小规模试办没有益处，大规模开办又做不到，所以屡次商议，不得不迟迟等待。如今皇上特别批准了请求，并且责成官书局办理，这便不能再拖延了。亡羊补牢，已经到了今天；病重才去蓄艾草治病，还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恭敬地将目前应当先行筹划的事情，分条陈述我的浅见十条，如下：

第一条叫分清眉目。书局和学堂本应分为两件事，如印书、印报，是书局的事；设学、藏书、博物则都是学堂的事。书局不必过大，只要足以翻书、纂书、印书、运书以及译报、印报即可。学堂则必须能容纳师生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并且藏书以供阅览，博物以供考察验证，这些都合为一体，不可分离。规模必须极其宏大，条理必须极其详明。我建议另外建造学堂，而书局或者附在其中，或者仍然设在外面。

第二条叫确定规模。详细的章程一时不能立刻确定，但大致的规模则必须事先斟酌，作为上奏的基础。有了规模再上奏，才能根据规模请求款项。规模不能凭空臆造，我建议电报索取各国大小学堂、藏书楼、博物院的一切章程、图样，广泛咨询采纳，选择好的来跟随。恐怕时日拖延，那么先将这个意思上奏说明，等确定规矩时再详细上奏。

第三条叫请求款项。既有了大致的规模，就应当上奏请求大致的数目。款项有了着落，才好着手办理。款项分为两方面：一是开办成本，二是每年的经费，必须分清楚不可含糊。至于从何处筹措，拨用哪一项款项，完全听从朝廷命令，不必预先揣测。

第四条叫增添官员。有了确定的章程，有了确定的款项，但事情没有人办理是做不成的。凡事百闻不如一见。京官大多公务繁忙，而且曾经游历过的人很少。我建议上奏调派外官中曾经游历各国、熟悉情况的一两人，与京官协同办理，或者干脆聘请一名西方人员协助办理，尤其更好。

第五条叫分任职掌。书局分派各项事务，本来已经责任有所归属。现在增加建造学堂，事情越大越繁杂，尤其不是各自专负其责不行。我建议上奏设立各项职掌，使承担者不必有揽权的顾虑，代理者也不至于有侵夺官职的嫌疑。至于薪水和奖赏两方面，书局不过是按照绅办的情形，朝廷津贴银两，并钦派大臣管理。现在特别设立学堂，则是国家的创举，我建议在这两者中上奏说明其中一种，以便将来容易成事。

第六条叫严格出入。中国官办事务对于款项的出入或许不能一律认真，我建议按照现在的办法，使每一笔都严丝合缝，款项不白白浪费。

第七条叫审视地基。京城屋宇格式万难舒展，租赁都不适宜，我建议上奏拨给极宽阔的官地，或者出资购置私地，重新创建。创建之外，仍然须多留余地，以备扩充，即使城中难得，城外也没有不可以的。其总堂、分堂各学馆舍，我建议按照前撰写的《学堂议》分别定制，不可因为一时办理不齐，稍微就小。

第八条叫选拔人才。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枢纽，从京师取材，所成就的有多少？我建议咨行各省，选拔聪慧子弟送京，分途执业，放宽途径来选取，大概人才会像云一样聚集、像鱼鳞一样荟萃，人才将不可胜用。

第九条叫延请师儒。中西学问不可偏废，我建议各延请总教习、分教习若干员，而西方学问门径尤其多，而且其学问都是专门名家，我建议分门延请，不必与中学一一比附，从业者或者兼修或者专修，完全听其方便。

第十条叫明确赏罚。选取人才应当宽泛而设法必须严格，给予出身晋升的阶梯，那么重赏在前面吸引，而仿效移郊移遂的制度，那么严罚在后面驱策。中国洋务历来都有赏无罚，所以人才不出，现在应当大力纠正这个弊端，大概人才会奋起兴盛。以上各条，姑且就大概而言，其详细办法还没有闲暇顾及，如果有可采择之处，请明察并教导我，非常幸运。

贵私贵虚论

瑶林馆主来稿

《吕氏春秋》说：老子崇尚柔，孔子崇尚公，墨子崇尚兼，庄子崇尚齐，列子崇尚虚，商鞅崇尚私。唉！私与虚，有什么可崇尚的呢？竟然把这作为教导人的准则吗？然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来心法相传，实际上坐受这两种弊病的困扰，以至于今天衰败破裂，遭受外人的侮辱。请说说崇尚私的弊病：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让他管理百姓，君主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天下为公。后世君主有了天下就私占天下，有一国就私占一国，做官吏的，有一省就私占一省，有一郡就私占一郡，有一邑就私占一邑，好像上天私自授予福命，应当为人君，小民的性命身家都成了私产，让他们聚敛、鱼肉、驱策，而百姓不敢有私怨，这是因为犯上作乱的事情，所以历经数十年、百年

译一年才见一次面罢了。那些官员自恃贤能，崇尚安静，催缴赋税、审理案件，以无所作为为能事，至于教化养育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古人那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的精神，他们却认为那是百姓的私事，如果我去强行干预，这算怎么回事呢？况且我的私心在于积累钱财留给子孙，每天忙于经营，片刻不得空闲，如果兼顾他人的私事而耽误了自己的私事，除了天下最愚蠢的人，谁肯这样做呢？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瘟疫流行，死人接连不断，他们只把它看作草木的荣枯，自生自灭罢了。其余的人，治理一个职位就只顾这个职位的私利，负责一件事就只顾这件事的私利，掌管一个部门就只顾这个部门的私利，各自怀着私意，各自划分界限，各自倚仗才能，美其名曰为了公事、为了公务，口头上说急公好义，实际上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私心，结党营私，任用私人，积累私财，购置私产，都是借公事来成全私欲，天下都充满了私心。忽然出现一个不徇私的人，大家就惊骇愕然，怀疑他，畏惧他，忌恨他，厌恶他，诬陷他，诽谤他，排挤他，攻击他。那些狡猾的人急忙改变态度，舍弃自己而跟随他；那些愚蠢的人则困苦潦倒而死罢了。悲哀啊！天下都徇私，难道能容许一个人独自公正吗？百姓顺从上级，就像影子依附形体，像回声响应声音，于是也各自怀着私心，各自占有私财，各自使用私力，父子不相见，兄弟不亲近，妻子不和睦，朋友不信任，强者兼并弱者，智者兼并愚者，富者兼并贫者，恶者兼并善者，上级看待下级像看待犬马，下级看待上级像看待路人，上级看待下级像看待泥土草芥，下级看待上级像看待仇敌，逐渐发展到充满天下，四万万人各怀私心，各行私利，各是私意，于是中国四万万私人就成了四万万私国，任凭他人欺凌侮辱，鞭打捶击而俯首帖耳，无可奈何了。这都是因为在上位者重视私心这一念头误导了他们，都是因为商鞅重视私心这一言论促成了它。难道等到他本人被车裂就足以掩盖他的罪过吗？请说说崇尚虚空的弊端。黄老之学，空谈玄理，以虚无为宗旨，以清净为根本。他们说：“人的大患在于我有身体，我如果没有身体，还有什么祸患？身体尚且不拥有，还谈什么身外之物？”逐渐发展到蔑视圣人、抛弃智慧，打破量器、折断秤杆，晋人清谈，风流放诞，天下都是高人。刘琨率领劲旅践踏他们，中原的文献就尽数丧失了。这是老子崇尚虚空的弊端，祸害极于六朝。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佛教继承了这个风气，隋唐以后南北的寺庙楼台，其势头更加嚣张，使得天下的钱财耗尽于布施建寺，天下的劳力耗尽于膜拜诵经。后来藩镇相继出现，接着是夷狄入侵，杀戮死亡的惨状，百人中仅活一人。这是佛教崇尚虚空的弊端，祸患集中于五代。这两家学说，都将天下人的心引向幽暗虚渺昏蒙的境界，然后敲掉牙齿、截断角，剪掉翅膀、绊住蹄子，等待虎狼的吞噬。君主宰相中重视私心的人，喜欢他们容易控制，不能成为我的祸患，因而利用他们。于是万事都变得虚空，舍身才是实在的。既然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也就无法从死亡中解脱出来。悲哀啊！天道喜爱生命，而这两家的教义却致力于封闭禁锢而让人死亡，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自从宋朝以后，理学兴盛，然而谈论本性、谈心性，仍然落入这两家的窠臼，对于古代圣王的大经大法所用来保护百姓、养育百姓的内容，丝毫不能考察其究竟，确定其宗旨，反而每天纠缠于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排斥智勇功名而不采用。他们的依托越尊贵，迷惑世人就越严重，其大弊端仍然在于虚空。虚空，是软弱的根源。辽金之后，接着是元兵统一中原，宋朝的社稷就倾覆了。崇尚虚空是否有用，能否保护百姓，能否守卫国家，其效果可以看到了。演变到今天，人心沉沦，难以挽回，天下都虚空了，也就是天下不知道有实在的东西了。在上位者，封爵是虚的，官职是虚的，俸禄是虚的，科举是虚的，文科考试的时文试帖是虚的；武科考试的弓箭刀石是虚的；当官的公文奏报是虚的；告示百姓的条教号令是虚的。在下位者，风俗是虚的，章服是虚的，婚丧礼制是虚的，星命卜相是虚的，各种华奢奢侈、无名费用是虚的。乃至各种学问，各种教化，几乎没有一样不是虚的。对于古人保护百姓、养育百姓的大经大法，实在足以赞颂天地化育的内容，大概逐渐灭绝净尽，百无一存了。唉！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稠密，而君民上下，以虚空互相蒙蔽，以私心互相逃避，到了这种地步，忽然有其他人，用非常公正的政治法律出来统治，用非常实在的精兵利械进入摧毁。危险啊危险！拉朽摧枯，哪有保全的道理？虽然如此，天下事盈虚消长，剥落与恢复相继出现，没有平坦不倾斜的，没有往而不复的。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这是天地始终的公理。私心到了极点，将成就大公；虚空到了极点，将回归至实。想要大有作为的人，何不返回根本呢！

译《广论》说：

日本人将经营台湾作为战后的首要任务，政府新设拓殖务省，隶属于南部局，以掌管台湾政务。又设立台湾总督府，任命总督，赋予其管辖全岛的权力。总督府内设立民政、军务两局，分别掌管文治与军事，设置台北、台南、台中三县及澎湖岛厅，负责地方治理。然而一年以来，产业未兴，交通不便，官员也不称职，土匪屡次作乱，有时肆意掠夺，使良民困苦。以目前的情形推断，若不全力以赴进行整顿，是无法成功的。台湾之地，汉族与原住民杂居，汉族狡诈，原住民愚昧顽固，统治之难，中外皆知。中国向来因为难以治理，将其置于华夏版图之外。未经教化，一旦纳入日本版图，就期望在朝夕之间取得治理成效，我知道这是很难的。然而施政已一年了，仍见土匪蜂起，这难道能说掌握了统治之道吗？就像香港是东方繁华的都会，但回想1841年割让之初，荒凉寂寞，不过是海盗的巢穴。英国人得到此地，扫荡流寇，使这块贫瘠赤红的孤岛，达到如今的兴盛。今天的台湾，与五十年前的香港，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台湾人口三百余万，土地肥沃适宜农业，工商业也已显现兴盛。当地人虽然蒙昧，但还不像香港土著海盗那样凶悍，那么开垦拓展的事业，似乎应当比香港更容易谋划。占领此地一年多，一切未见就绪，在位者，难道对英国人没有羞愧之感吗？难怪各报纷纷鼓噪，指责政府无力、总督无策。虽然如此，空言指责，于事无补。今日谈论台湾，不必讨论是否应当经营的道理，而在于讨论如何经营的方法。我虽见识浅陋，敢坦诚陈述一二。内部经营台湾的策略，固然不止一种，但最紧急的是开通交通之利，使与日本内地频繁往来。如今我们内地人在本岛的，除文武官员外，究竟有几人呢？这寥寥数人的商人，岂能垄断全岛的利益？所携带来的货物，既转卖殆尽，而又没有再次输入的途径，物价于是飞涨。销售货物的人，担忧谋生的困难，感叹行路的艰难；而居民也失去了物资的来源，将相继陷入困厄，无法再着手于事业。今日实情已如此，此后可以推知。现在日用之物，都依赖外国供给，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呢？开拓殖民地之业，固然等待我们日本人渡海移居才能完成。谋生之困，行路之难，像这样谁还愿意冒着暑热疫病而喜好进入此地呢？那么开通交通之便，不可不急迫了。现今航行至本省的，只有大阪轮船公船公司的船只，数量仅三只，每月往返三次。有的从神户出发，经由马关、长崎、鹿儿岛、琉球、八重山抵达基隆；有的经由鹿儿岛、大岛、琉球抵达基隆。此外虽有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的船舶六只往来，但不允许搭载平民和私货。平民想要渡海及运送货物，不得不依靠这三只船。其交通之不便，可以想象。如今应当增加往返本岛的船舶至六七只，每月以十次开航往返，这样才能使彼此交通没有不便。况且本岛处于波涛汹涌之中，风浪时常发生，尤其应当选择大船，自二千吨至二千五百吨。这样就能使前往台湾的人航行无艰难，居住在台湾的人衣食不缺，百货自然运输往来，如同邻居般频繁往来的日子增多，而事业也随之兴盛。既然开通了海道的便利，那么本岛沿岸行船也应当急迫。

以基隆、淡水至打狗沿岸二百四十余海里为首要，澎湖一带次之，再直至门香港，那么不仅沿岸一带蒙受其利，也足以惠及全岛各澳。而且能使茶、砂糖、樟脑等物经由门香港以及安平、打狗输送至日本内地及欧美诸洲的，都经由日本轮船公司管辖的欧洲航线及美国航线。其自门香港地方输送至台湾的货物，也归日本人管理，这是莫大的利益。行驶这些沿岸航线的船，不必用二千吨以上的，在千吨之间即可。船政既已大兴，那么不可没有船舶避风的港湾，因此修筑船坞是急务。这并非朝夕就能办成，所以不得不急忙动工。经费虽然巨大，但为了开辟全岛利源着想，难道应当吝惜财政支出吗？至于修筑哪个港口，或先修哪个港口，以及工程费用需要多少资金，如何筹办，则等待当权者的谋划与工程师的商议了。上述说法是从海道方面考虑，而陆路更为重要，那么贯通本岛南北，设立一条铁路是第一要义。铁路之紧急，人人皆知。只是官办、民办时常出现异议。本岛铁路适宜官办，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然而正值国家多事之时，恐怕经费不足，不必固执官办的见解，只需设法立条归为商办，又划分若干区域，明确约定若干年完成哪个区域的工程，若干年完成哪个区域的工程最为紧要。虽然开通铁路，而其他道路未通，那么铁路也不能获得多大利益。如今应当以铁路为根本主干，而无数道路纵横联络左右，

译全面进行修筑，务必使其平坦如砥，让行人和货物能直接抵达车辆停放之处。这样一来，铁路与马路相连，陆上汽车又直接与海上轮船衔接，于是四方的交通极为便利，而秘密向本岛输入鸦片之事，自然也就断绝了途径。既然海陆交通便利了行旅的往来，方便了货物的运输，那么信息的传递要快捷，全靠电报，因此在本岛与日本之间铺设海底电线至关重要。如今虽然日夜想着整顿一切，但南岛风浪无常，土匪也时常出没，仅靠一条电报线来了解情况，颇为令人担忧。商业逐渐兴盛，行情等信息也需要快捷，因此增设海底电线以弥补不足，已刻不容缓。

至于地方行政，更是治理的实务。现在设立的总督府威权过大，府中官僚乃至各县巡捕，都由总督决定任免升降，而知县毫无权力，只能听从总督的命令，这并非委以重任、亲近百姓的正确做法。经营新获得的土地，不应只崇尚法制，而应让官吏各尽其才，宽严相济以收揽民心，这才是行政的首要原则，因此知县不可不慎重选任。既然选定了合适的人选来承担地方行政的责任，就应当赋予他们权力，使其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现在政府不吝惜将极大的权力给予总督，让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是不想用内地的条条框框来束缚新政。总督对待知县也应当如此，让一县的政务由知县总揽完成，而总督不随意掣肘，县内的僚属由知县自行选拔和任免，总督只需掌握纲纪，严格考核监督以责求其政绩，这就足够了。如果这样，知县的责任重大，怀才之士便愿意担任此职，才能不足的人就无法滥竽充数了。打破中央集权的态势而实行地方分权的实质，知县又选对了人，或许能够取得治理的成效吧？

然而，管辖范围广大而僚属极少，守备兵力不足而巡捕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取得治理成效，形势上是不可能的。试看台湾之地，其面积几乎等同于日本九州岛，人口号称三百万，而今天仅设置三个县，这里有顽固冥顽的土著，有狡诈多端的华人，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又气候炎热，种种困难，想要克服这些难题而推行地方的善政，岂是容易的事？因此，我私下认为应当增设几个县来分管各地，并增加守备兵力和巡捕的人数，使手臂与手指相互连接，知县的耳目无处不达，有违背法纪的行为便能直接纠正。况且如今配置宪兵和巡捕也不得当，据我们所知，用宪兵警戒市街，而巡捕大多驻扎在村落，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守备兵骑马持枪，威武雄壮，非巡捕可比，应当派往偏远村落以应对突发情况，现在却让他们走在道路上，岂不是徒生事端吗？

译台湾地处南海偏远之地，气候炎热，多瘴气疫病。内地人想要渡海去经商谋利的，都畏惧瘟疫，消磨了壮志雄心，所以必须首先以讲求养生护身的方法为主。统计日本民众，一百人中生病的只有三人，而台湾岛上生病的常有四人。由此看来，一旦调养得当，本岛就能变成没有瘴疠的地方了。现在治理台湾的人，都像是隔靴搔痒，这是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所以把让岛民学习本国语言作为紧急任务，设立国语学校，派人去教导他们。大概岛民之所以屡次违背我们的教令，都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意思。他们之所以不知道我们的意思，也是因为语言不通。正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们违抗我们，我们又不能晓谕他们，只有强制他们而已。于是他们认为我们残暴无道，身体屈服但心里不服。偶尔有奸诈狡猾的人，或者虐待他们，他们不知道申诉的方法，只能隐忍流泪，自认为不幸罢了。像这样双方感情不能相通，就相继背叛我们。想要使统治得当，让人畏惧信服，必须以教习国语为入手之处。况且两地通商，也必须借助语言来详尽了解情况。只是他们还不理解文明是什么，就应当广泛启发他们的才智，诱导激励他们的品德，这又是不可迟缓的。财政也需要改善振作。按照本年度的预算，度支在本岛的地租、制茶税、制糖税、樟脑税制盐税、海关税等以及其他收入，有六百六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六圆的年收入；而年支出则有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圆。用收入抵偿支出，实际不足三百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一圆。如果再加上军事费用，那么本岛支出的就更多了。如果理财的政策没有改革，那么得到这个岛屿不能开辟利源，反而会使国家受害。虽然如此，本岛本来不是新开辟的地方，不像英国人经营香港那样是无人之地。如果税法得当，决没有使国家受害的道理。现在虽然新税法尚未确定，也应当沿用旧税法而慢慢考虑改革。现在却随意废止，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为现在打算，只要看旧税可以恢复的就恢复，新法可以推行的就推行，只应当斟酌做到完美，不可草率行事以招致人民的疑惑。发展产业振兴事业的关键，在于先治理财政，开辟利源。台湾不是新开辟的地方，所产的物品日益丰盛。以出口货物来说，茶、砂糖和樟脑最为兴盛。统计明治十五年出口茶叶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担，到十八年增加到十五万五百七担。十五年出口赤色砂糖五十万八千七十六担，到二十八年增加到六十七万零九百七十四担。十九年出口白色砂糖五万七千七百二十九担，到二十八年增加到六万三千六百九十担。十九年出口樟脑一千三百三十四担，到二十八年增加到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三担。茶大多由厦门运往美国，砂糖大多由香港、安平、打狗运往日本内地，樟 brain 大多由厦门运往欧洲。以上各种物品的比较，樟脑一项在十年间增加到三十倍，推测以后也会不少。茶和砂糖如果栽培制造都采用新方法，其增加量应当更多。其他如米、金、麻、煤炭、硫黄，开采它们以充实国家之用，这是政府应当致力做的事。我们内地人民也应当共同筹集资本，共同出力，以助其增进。如果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承担，就联合设立一个大公司，或者开设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机构，建立保险公司以防备意外。至于奖励他们渡海，保护他们的事业，则是台湾总督的责任，拓殖务大臣的责任，政府的责任。论日本人经营台湾。中国地大物博，是天下最有作为的国家。最有作为而不作为，那么它将来与各国的关系就不浅了。有人说中国将采纳西方人苦口婆心的劝告，仿照西方方法，革新除旧，不也可以吗？我说不是这样。我国如果相信你们所说，准备办理没有不愤慨的事情。中国正在酣睡之际，虽然偶尔翻身，必定不会立刻兴起。以维新而论，中国如果没有外人逼迫，想要它发愤振作自新，决不会有这种事。这个论断我们英国如果能早一天领悟，那么我们东方的利益就可以少损失一分。以中国各直省来说，无论是最弱的西方国家，想要分割得到，也易如反掌。我们英国的办法，只有对内不允许他们作乱，对外不允许别人侵伐，并且让各国都知道，英国虽然不想得到它，也不允许他国瓜分它的十八个行省。英国如果一方面保护中国，使其不分散，一方面逼迫中国开放其本来有利的资源，效果如何？虽然难以预言几年之后，其他不可期望的事。商务兴盛，则是意料中的事。中国即使各处都有铁路，其改革图治，也万万不能像铁路那样迅速。只是国家既然富裕，道路既然畅通，民众的知识既然增长，风气逐渐开通，必定有起来实行的人。只担心时势变迁，我国的责任繁重，不能退后，只有前进。到时候主持的权力转入我们手中。中国人民都是我们的子民，他们长久被弊政所困，一旦变法，勇往直前无穷尽，响应如同神行。看到长江之上，议院遍布建立，政治焕然一新，蒸蒸日上。等到

译等到英国衰败之后，中国正处于兴盛之时，难道没有作为吗？难道没有作为吗！从前麦考莱说：“勘察伦敦战败遗迹的，一定是新西兰人。”我却认为践踏我们英国首都的，恐怕是中国人吧？总之，中国目前所做的事，如果不参用西方的方法，就无法去短取长。如果按照西方的方法，就可以变成最强无敌的国家。蒙古人又可以率领军队向西征伐，像古代阿提拉征讨法国和意大利那样。但这都是推测之词。至于东方最大的国家，最终会是什么结局，真的难以预先断定。论述中国将来的情形。

译小亚细亚的土耳其种植鸦片，始于罗马大一统时期，由商贩运往印度洋沿岸各国销售。考察汉勃雷所著的药书，足以窥见其大概。后来，又由回教徒带到东方。据载，阿拉伯人在麦加信奉伊斯兰教初期，商业贸易已很发达，书中记载似乎并非没有根据。只有懂汉语的格兰伯劳士德人，在八百五年随俄国使节来到中国边境，被阻拦而中途停止。查得著名的止痛药叫“细里阿该”，就是鸦片。西历一千六百六十七年，中国已有鸦片，是希腊国进贡的。回教徒与希腊教徒向来积怨不和，进贡的使臣必定以回教徒为借口。考察甘伦希腊古医名药书所载的“渥诺依爱高司”，一个字意为解毒药，即医治被毒物咬伤的药物。所谓毒物，就是蛇虫和四足动物。这是用鸦片制成的。所谓“细里阿该”，始于希腊。后来布斯也制造它。国内市朝制药材的人，或在街上，或在铺内，将干燥的鸦片用手牵磨成粉，和糖使其合口味，就是这种止痛药。那么，《唐书》第五页一百九十八篇所载六百六十七年有外国人以药进贡，大概就是这种药吧？果真如此，那么进贡的不是阿拉伯使臣，实为希腊使臣。鸦片在中国盛行，是在希腊使臣来华之后的一千一百年。富人食用它危害尚浅，穷人吸食它则全家衣食之资都供一人之口腹之欲。但瘾已成，不得不吸，所以厌恶鸦片的人莫过于吸食者。然而鸦片遗害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这种危害发生得不知不觉，华人未曾留意。如今暗中吞服鸦片自尽的人日益增多，亟需立法阻止。欧洲出售毒药本有限制，中国零售鸦片之事同理，也应定章以示限制。中国人口太多，贫困逼迫的人不知凡几，困苦忧伤，突然萌生短见，暗中吞服鸦片指不胜屈。父亲吸烟连累儿子，丈夫吸烟连累妻子。烟瘾已成，虽生如死。有服烟自尽的。家中贫寒，夫妻反目，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养育子女，前途茫茫，吞烟毙命的又有之。年幼女孩受人虐待因而吞烟的，也不少。其中买良家女为娼，为祸尤烈。苏州某甲专门买女孩教习筝琶，逼令为娼。一日不知何故，某甲愤怒偏责其女。其中三女愤不欲生，私得鸦片，煎汤各饮二杯。等到发觉，二人虽得救复生，一人竟毒发身亡。这三个女孩年龄约十岁。近来镇江吞烟之案也层见叠出。当地绅士有鉴于此，曾拟条陈：凡购鸦片，须两人偕往烟店，不准出售。又吸烟人购买鸦片，非带烟灰以示有瘾之据，不准交易。大旨如此，联名请镇江道台出示照行。道台接复后已饬令府县执行了。盖吞烟自尽之多，由于卖烟漫无限制的，确无疑义。在上位者若能出示定限，未始无补救于万一。论罂粟始末弊端。

中国，是东方的一病夫，其麻木不仁，已很久了。然而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才悉知其虚实。西伯雷斯报，素以见闻最确自诩。昔日说中国强甲天下的说法，欺骗谁？欺骗天吗？而中国则向来不欺骗我。其政治败坏，非一朝一夕，只是未见鏖兵，故不泄露罢了。英国爵臣名华尔司雷者，向来认为中国兵多将勇，深恐西方国家灭于黄种，如今已洞烛实情，可高枕无忧了。有人说：中国之势弱了，变法之时晚了，但国家不至于灭亡。此说虽迂腐，而信之者颇不乏人。为什么呢？因为其立国长久，土地广阔，风波迭见，一旦说其必不崛起，似乎于理不合。怎知立国虽久，而朝代屡易，自开国以来，其世运之衰，未有衰于此时的。凡势力在此处可合成一物者，改易地方便可分散此物。曾闻深海之底有奇物活物，由海中捞出，不仅不能养于浅水之中，并因水之压力不如从前重，而分散雕落。中国之立国，何以异于此？昔日时势合成一国，今日时势何难不散？中国之为国，今昔无异，而交涉各国，则迥然不同了。而中国却说：时势可改，国政则不必改，如此固执，再有四五大国叩其朽坏之门，门虽紧闭而不倒，能开的希望渺茫了。中国政事之危险，固不待言。若求补救，犹可挽回，所需者时日耳。迁延岁月，中国朝廷大臣素擅其长，每干一事，互相推诿，首鼠两端，狼顾之态，最终无成。中国振兴，决无希望了。自和议告成迄今，已有一年半。中国若能自振，谁得而阻止之？虽说成大业者，两年之内为时未久，难以收效，而振作之始，期待两年，则为时不少。总之，中国若知事不可缓，亟示天下以弃旧从新之

译推行新政，两年之内，必定会有可观的成效。然而如今可观的成效在哪里呢？哪里有维新的契机呢？铁路虽然开始修筑但里程很短，学会虽然设立但不久就中止了，陆军固然整顿了，海军固然讨论兴办了，然而从开办至今，毫无长进，徒有整顿的名声，而没有变法的实质，这又有什么益处。中国应该办理的事务，需要的时间太久，即使是能人，也难以保证一定能成功；所需的工程太过巨大，即使竭尽心力，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完工。比如修筑铁路、兴办陆军、筹备海军、改革币制、讲求实学、设立邮政、革除官场的积习、实行监狱的新法，以求跻身文明国家之列，这些方面百项中连一项都未具备。推度国运已尽，势必被瓜分割裂，强大的国家将取而代之。西方列强中，与中国成败最有关系的，恐怕只有英国和俄国吧？而英国和俄国并不想要瓜分中国。等到形势逼迫不得不瓜分时，英国又非获得大力不可，那么瓜分的欲望均匀分布，也难以说定了。现在英国与中国通商，应得的利益与各国共享，如果真被瓜分，那么所得的适宜税则之利，除了所得的一份仍可照旧执行外，其余必定难以维持原状。这就是英国不想要瓜分的原因。俄国则志在鲸吞，想要兼并中国，求得大一统，虽然没有立刻得到，但视中国为固有领土，倘若其他国家多得一寸，俄国就少得一寸，这又是俄国不想要瓜分的原因，也就是各国之所以迟疑观望、暂时等待的原因。各国相持不下，那么中国维新，应该设立学校、兴办工业，所需的时间，或许还能有所补救。总之，北京执政的大臣，如果真把革除旧弊、推行新政作为急务，局势虽然危急，也还不算晚。这是中国的实情。

译中国若想寻求维新的道路，必须从裁撤都察院和翰林院开始。裁撤之后，再削减总督的权力，或者直接废除总督这一名目，只设立巡抚就足够了。关于迁都的说法，一千八百八十年戈登认为以南京为宜。我却认为汉口与强国相隔较远（更为安全）。从汉口到广东，尤其应该修筑铁路。至于边防，似乎可以不设水师；若设水师，只会白白耗费国家钱财，反而供敌人反戈一击所用。因为创建水师，只需耗费十年功夫，而建成之后不到十年，恐怕东方又会发生变故。即使把它用在最弱小的国家，恐怕也不能取胜。当今的要务，难道只有训练陆军吗？虽然如此，中国又哪里值得谈论维新呢？这话似乎过于激烈，却是实情。如果不维新，那么无论遭受怎样的凌辱，也只有忍受罢了。有人问：寻求俄国保护，其余联盟中的法国和德国，必定会跟随俄国袒护中国。后来中国大概就安全了吧？回答说：寻求保护是否可靠，暂且不论，那寻求保护所需的费用怎么办？俄国的做法，是把中国当作附属国看待，这对俄国来说很合适。中国寻求保护，这件事的可耻，局势的可危，比起败于日本明火执仗的交战，又怎样呢？这本来不需要智者就知道。俄国以中国衰弱为得计，英国以中国强大为有益，这是确定不变的论断。至于练兵，想要收到实效，不把权力交给教兵的人是不行的。而想让中国官员分权给人，不是难上加难吗？琅威理训练北洋水师，就是明显的证据。谁能保证中国的旧习不会再次萌发呢？这是关于中国不能维新的论述。

英国《泰晤士报》说：“从前某位大员游历欧洲各国，受到殷勤款待，德国政府礼节格外隆重，极为郑重。这是因为富裕人家和制造家巴结大员，想讨他欢心，以便垄断生意。”唉！那些坐拥厚资的人，多么糊涂啊！识时务的人，不与鸡鸭争食，却去采取行险侥幸的策略吗？为什么？现在全球各国，屈指可数，但纲纪不振，没有比德国更严重的了。加上财政窘迫，借助法、俄、士的商款，学校不修，陆海军备不设，上面孤立无援，下面庸俗贪污，究其实情，是一个大而无用的国家。而且拖欠国债四千万磅，海关税收仅够填补漏洞，想再增加饷源，终究是画饼充饥，难道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吗？向穷人借贷，是冒险之道。英国岂肯这样做呢？暂且听任德国人自便罢了。英国报纸批评中国。

火车在车站停稳后，又向后退，对乘客的危害究竟如何呢？自从西人亚得勃雷的儿子遭遇不幸后，八月二十四日有个叫亚得勃雷的西方人乘火车到达北大河车站，停车后刚下车，他的儿子还在车台上，上车时火车突然向后退，猛地跳动，亚得勃雷的儿子站不住脚，跌下车去，他父亲看见后，立即救起，那孩子的脚趾已被压伤。《字林西报》因此发表论说，办理铁路的人应当也有所警觉。中国的火车向来不能停在合适的位置，更不能停稳，车快到车站时，先慢慢行走，然后停止，不久又突然向后退，站站如此，这种弊端必须立刻革除。革除这种弊端的人，所用的管机人必须能使车停在合适的位置，否则每个车台上必须有得力的护车人，等车向后退止后，才允许客人出门下车，或许可以借此补救。最奇怪的是，中国办理火车如此糟糕，却并未见极多意外之事，这次应当可以引以为前车之鉴了。既然论及铁路，那么所有天津至塘沽一路，那些办理不周的地方，乘客啧有烦言，这是办理铁路的各官员所应知道的。试再进一步说，该路收发行李没有一定合适的办法，管理这件事的只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工人罢了，上下车时随身带的各件物品又无人照应搬运，致使损坏遗失，办理得如此没有头绪，仅这一端与日本相比就有天壤之别。日本车站栅栏以内停车之处，不准杂役进出，所有乘客行李都由护车人帮同搬至栅栏之外，初到该国不知铁路路径，护车人还可以指示一切。在中国则乘客是否舒适都不闻不问，车位是否洁净也不讲究，车内丢弃的剩饭剩菜散积遍地，凡是可以扫除干净的地方也不洒扫，有时脏得像猪圈，实在不是人可暂住的地方。像这样再不整顿，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办理铁路的人身任其事，应当如何讲究整顿，才能对上顾全国家体面，对下不负乘客厚望，而后自问无愧呢？这是关于中国火车弊病的论述。

婴儿刚出生时，睡觉时间最多，父母听任其安睡。从六七岁直到成年，外出拜师求学，就不允许他多睡。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只准许睡八九个小时，其实须睡到十点十一点钟，才符合养生之道，这是父母应当加以体察的。到了二十岁，应睡九个小时，中年睡八个小时就可以了。睡眠不足，危害极深，因为少睡会损伤大脑而百病丛生。

译人向来神清气爽、乐于工作，到了这个时候，身体和性情就会发生变化，精神魂魄恍惚不定，容易受到惊吓和心悸了。

译请求整顿仕途的奏疏

顺天府府尹卞宝第

臣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选拔高级官员；选拔高级官员的关键，在于选用地方州县长官。因为天下是由各州县累积而成的。一个县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这个县就治理得好；每个县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天下就治理得好。假如不是长官秉持公正、坚持正道，考察核实官员的贤能与否，分别进行举荐或弹劾，明确显示奖劝与惩戒，那么中等才能的人如何能奋发兴起，官吏的品行如何能修治整顿呢？臣观察当今的州县长官，大多习惯于钻营私利，不致力于公务。考察他们的诉讼案件，积压的案件有上百起的，有两三百起的，有经年不结案的，有经过数年不结案的；百姓守候拖延，浪费时光，丧失生计。考察他们的钱粮征收，则任意亏空挪用，对于应当解缴的款项，即使频繁催促也毫无回应。考察他们的缉捕工作，则盗贼横行，巡逻防备废弛。这样的州县长官，在一省之中，几乎占了一半。积习沿袭，毫无警惕，这都是因为上级官员迁就人情，不过问政绩。在升迁调动职位空缺时，或者培植私人，或者接受请托，很少是为职位选择合适的人，多为合适的人选择职位。甚至隐瞒他们的劣迹，不列入弹劾奏章，反而用美好的名声装饰，转而获得推荐文书，上下都视为理所当然，奔走钻营遂成风俗，而官吏的才能日益败坏，事理日益混乱。像这样却想要天下大治，未曾见其能治理好的。查访各省升迁调动的人员，大多都以空洞的保举话语进行保题，这实在不是核实的方法。是否可以请旨命令直隶总督、巡抚、府尹，对于保题的人员，将其在本任期间是否有积案以及欠解钱粮、承缉盗案等事项，在奏疏中声明，以便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些积案五十起以上，承缉盗案五起以上، 以及征收解缴钱粮不足七成的，都停止升迁调动。如果该管上级官员徇私隐匿掩饰，含糊具题，另行发觉，则严厉参奏处分。像这几项立下标准，中等才能的人还可以勉强达到，并非苛求。升迁调动不至于滥邀，借此期望观感教化，或许可以挽回一二积习。臣出于世风吏治的考虑，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求整顿吏治的奏疏

周恒祺

臣认为，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民生的凋敝已经到了极点，各省筹办兵员和军饷，日夜不得闲暇，吏治不免废弛。现在中原已经平定，但散兵游勇和散兵游贼仍然隐伏在各州各县之中，那么用来办理善后各项政务，不可不切实讲求。谨陈述管见六条，为皇上敬陈。第一条是重视诏令以严肃纪律，君主用来整顿四方，只有这道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或者考察斟酌时宜，或者修明旧制，凡是见于通论的，没有不是斟酌尽善，关系到地方利弊的事情。如果奉行者一一向百姓施行，那么有什么政务不能兴办，又有什么弊端不能消除呢？然而朝廷励精图治，命令不止三令五申，但究其旨归，仍不免被视为具文，用空话搪塞责任。就像清理积案、实行保甲这些事情，屡次经过圣谕谆谆告诫，试问各省的积案、保甲究竟清理了、实行了吗？上面以实际要求，下面以名义应付，臣担心良法美意不能下达。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各省大吏，凡是接奉通谕事件，务必严令所属，破除积习，切实奉行，不但以一纸公文敷衍申覆，仍然不时访察，倘若敢仍前拖延玩忽，立即严厉参奏。因为上级官员的精神多周到一分，那么属员的精神多振奋一分，颓风挽回，法度施行，天下耳目一新了。第二条是核实名实以举荐人才，事情无论大小，得到合适的人就管理从容，求才确实是目前的急务。只是器具必须试用才知道其利钝，马匹必须驾驭才知道其驽良，用人也是这样。如果听说他有才能而不让他做事，让他做事而不考核他的成效，一列入荐章就给予超擢，臣担心朝廷逾格的恩典，恰好成为巧宦钻营的计谋。是否可以请旨命令中外大臣，凡是保举人才，必须举出一两件事来证实，或者品德足以成为风俗的表率，或者勇略足以治理军队，或者洁身自好爱护百姓，或者片言折狱，举凡操守、文辞以及处理繁杂事务等各类，必须确实有一方面的长处，才授予相当的事情。一两年后，确实能够名实相符，不妨破格超迁。如果所行与所举相违背，举荐的人也难辞其咎，这样上面收到得人的效果，下面没有侥幸进身之心。第三条是珍惜名器以等待有功之人，品秩官阶固然不可以滥授，那么一命的荣耀，一级的赏赐，也是用来记录微小功劳的。然而近来军营保举人员往往在实官上并加升衔，而州县这一途径尤为严重。推究其缘故，州县官阶虽然低微，但利权较重。求保的人想要揽取利权之重，而又嫌弃其官职之卑，于是无人不求升衔顶戴，刻下各省候补实任人员不下数万，但求其五品的州、七品的县，寥寥无几。等级威严无法分辨，如何崇尚体制而激励下属之心？至于佐杂征员，每先谋求一个五品六品的功牌，在报捐时填入执照中，冒充军功保奖，更不是慎重名器的方法。是否可以请旨核议？军功的升衔，如果是保官后另案加保，或者自行加捐的，允许其随带；如果一案中官衔并得的，则衔可以注销。佐杂的升衔，如果是到省后

译对于额外捐纳并获特旨允许者，准许其随带官衔；若是在未得官职之前所获得的衔头，也可以予以注销。这样百姓就会知道爵位赏赐的珍贵，从而相互鼓励进取。

第一条是减少捐纳以整肃官场风气。科举出身的人员虽然未必全都廉洁，但他们自念读书应试历经数十年的艰辛，偶然得到一个官职，一旦因为贪婪而丢官，那么所得远不如所失之大。即使是不肖之徒偶尔萌生贪念，也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如果是通过捐纳获得州县官职，不过花费一二千金，得到官职原本容易，一旦出任地方长官，没有不肆意搜刮民财的，以此作为收回成本的打算。等到宦囊已经饱满，就用剩余的钱捐升为府道大员，这比起做循吏而因卓异政绩等待升迁，不是更加便捷吗？纵然被发觉受到严厉参劾，但他们已经成为富家翁了。从前军饷需求浩繁，朝廷实在是不得已之举。现在军需稍微减少，厘金可以弥补不足。地方既然已经平定，军饷逐渐能够全额解送，似乎应当权衡轻重而酌情决定去留。况且查得近年铜局一年收入，总计不过百余万两，其中报捐道府州县官职的尚不到一半。这数十万两银子对国库应当没有损害，可否请旨命令户部核议？将关乎吏治最重大的道府州县捐纳立即停止，其余事例不妨暂时保留。所舍弃的只是一时的小利，所依靠的实在是图治的根本，关系实在非同小可。

第二条是综合管理厘金局以征收实数。恭阅邸报，厘金一项曾蒙圣谕令各督抚体察情形，酌情保留大宗，撤去分局零星杂贩，一概免除抽厘。这确实是圣主体恤商民的至深意旨。只是恩惠必须期望落到实处，政令不可以虚行。可否请旨命令有厘金省份，将从前所设的厘局全部详细陈述，奉旨后已撤除的是哪几个局共计多少处，暂且保留的是哪几个局共有多少处，上报户部以便稽查。所有应当捐纳和应当免除的货物，也必须详细开列，刊刻告示，张贴在各局之前，使商民共同看见听闻，以避免委员差役含糊其辞私自收取的弊端，仍然不得在外部分设关卡以避其名而存其实，这样善政才可以期待，广泛施行了。

第三条是节省差徭，以缓解百姓困苦。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役费用非常沉重，曾经有税钱一两，而差费派发到制钱五六串的情况。这是因为战争兴起已久，所有过境兵车及协济军需车辆，数量繁多，地方官不得不借助民力。然而查得河南等省陋习，凡是州县官的子弟、亲友，无不擅自使用差车，上站发出一张印帖，或者发出溜单，下站就如数应付。甚至家丁的丁、募友的友，俨然乘坐驿车往来，相习成风，实在不成体统。相应请旨命令各督抚严行禁革，如果地方官有发出印帖、溜单擅自使用差车的，滥发、滥应的官员，都纠举以应得的罪名。至于正项差事应用车辆，也必须严禁丁役藉端多索、讹诈勒索等弊端。官员减少一分扰民，百姓就受到一分恩惠，这就是培植地方安定的一端。

以上六条，是臣愚昧的意见，未必对高深的圣意有所补益，但用人、行政、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确实是目前的急务。是否得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译吏治上

郑观应

地方的安定与动乱，取决于官吏的贤良与否。朝廷谋求治理，也在于用人如何。一个县得到合适的人，这个县就安定；一个郡得到合适的人，这个郡就安定；一个省得到合适的人，这个省就安定；天下得到合适的人，天下就安定。中枢机构与总督巡抚，是朝廷的心腹；负责官员选拔和统帅的长官，掌握着用人行政的大权。国家设置官吏，本来是为了百姓，其中与百姓最亲近，而贤良与否、得失之间，动不动关系到国家治乱的，尤其在于州县。为什么呢？天下是由州县累积而成的。内部如六部，外部如两司、道、府等官员，都是考察这些州县官吏的。自古以来，没有百姓无法生存而国家可以称为治理良好的，也没有地方长官用人不当而边疆大臣的政事能够坐享太平的。可为什么在入仕之初，科举、保举、捐纳等途径已经不一，而吏部迁转选任的章程，大多局限于抽签轮流的规范之中，不再过问人的贤良与否。等到选任补缺，往往需要等待时日长久，负债累累，微薄的俸禄不足以养活自身，升降奖惩不足以激励其志向。于是奸邪之人肆意妄为，即使凶暴如蛇蝎虎狼，即便上司听闻风声参奏撤职，但乡里小民被杀死的已经不能复活，被断肢的已经不能接续了。偶尔有廉洁能干的官吏，一心兴利除弊，教化养育百姓，而知府意见不同，司道威严可畏，上官掣肘，同僚嘲笑，众人怀疑，必定要破坏其成功才罢休。所以当今的巧宦，最妙的是表面避免处分而暗中助长奸贪，一事不做而无恶不作，对上榨取国家财政，对下剥削百姓生计，只要能博得上级欢心，得到同僚赞誉，那么天变不足畏惧，人言不足顾虑，君恩不足怀念，民怨不足担忧。做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口袋中装满数十万金。于是上司推荐他说“是干练官员”，同僚推崇他说“是能干官吏”，百姓受其鱼肉，虽然痛心疾首，闭口侧目，却无可奈何。唉！上下之间，互相欺骗隐瞒，到了这种地步，却还天天谈论自治，这就像南辕北辙一样。必定没有成功，是确定的。上级任用人员，不专用人员，既不能尽其才，又不问其能否。陆路将领可以改任水师，水师将领可以调任陆路，刑部官员可以调任工部，兵部官员可以调任吏部，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而不专门任用他们能做的事。难道真的有兼人之资，无事不精，所以能随事胜任吗？正担心那些所谓无所不能的人，竟然无一能事。只是陪食受讥，一切任由胥吏颠倒，令人可叹。追溯唐虞时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不相兼管。如契任司徒，皋陶任司寇，伯夷作秩宗，夔主管音乐之类，都是以其擅长之事任用，没听说用敷教之事强迫皋陶，用刑名之事强迫伯夷，用典礼之事强迫夔的。因此百职庶司，都能各称其职。如今泰西各国用人行政，也是如此。其户部人员不能调任刑部，陆路人员不能调任水师。学古入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迁终于此部之首领而已。爵位可崇，俸禄可增，而官职不迁移，所以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期愈久而见识更精深。富强的根源，实基于此。查户部之外，有农部专门考察种植技艺；工部之外，有商部专门讲求贸易之道；兵部之外，有邮政部专门管理驿递往来。外部即我国的译署，内部即我国的吏部，唯独没有礼部的设置，也没有铨选的条例。百官升降，权力归于议院；期会之令，出自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任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没有回避本省的例子。因为既洞悉其风土人情，自然收驾轻就熟之效。西人说：泰西地方官非土人不用，非土人不予举荐，是担心他们不能尽知风土人情利弊。凡是身家清白有产业者，均允许保举人才考察录用，与中国上古实行乡举里选的条例无异。俞荫甫太史说：如今州县官吏好像佣工一样，计算一年的利益，担任一年的事务。那地方如果确实肥沃富饶吗？上级不想让他们长久独占其利，满一年就率离去。那地方如果确实贫瘠薄产吗？那人又不等一年就急切寻求离去。因此贤者不能有所设施，而不肖者只知道饱其私囊。官与民漠不相识，一旦有急，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米粟不是不多，兵器不是不坚利，委弃而去，冷眼旁观其长上之死而莫之救。然而说我将自强，正不知果在何日也。

听讼之事，派以陪审，而肆威作福的弊端消除；列以见证，而妄指诬陷的弊端断绝。所谓在朝廷封爵，与众人共议；在市集行刑，与众人共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过去听到这话，如今见到此事。而且俸禄优厚，人无内顾之忧；职任精专，事有责任难宽。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孜孜不倦地每日寻求有益之事。

译对于百姓有利，对国家有益；否则就会被议院排斥，被国君罢免，无法在职位上停留一天。这就是泰西各国之所以不专门谈论吏治，而吏治却自然而然地日益达到理想境界的原因，因为上下之间的情意相通，重视声誉的念头强烈，而蒙蔽阻塞的祸患得以消除。

中国自秦汉以来，用文官制度治理天下，法令条文并非不严密，那些奉行并坚守法令的人，也并非不严格且明确。等到后来，恰好用来束缚天下的君子，却便利了天下的小人。官府机构越多，阻塞就越严重，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就越远，积累的弊端就越深。想要彻底清除这些弊端，确实非开设议院不可。即使因为形势不同、地域限制，难以长久改变，也应当裁减多余的官员，酌情增加廉洁的俸禄，以逐渐疏通彼此的隔阂，并逐渐改变他们的贪婪。这是自我治理的初步基础，也就是国家自强的根本计划。

天下虽然广大，但州县不过一千多个，隶属的州县长官不过一千多人。居上位者集中中枢机构和边疆统帅的才能与精力，来慎重地选拔他们，严格地考核他们。通过陈述来考察言论，通过明确的试验来检验功效，奖赏必定与功劳相当，惩罚必定与罪行相称。依据名分来要求实际，极其公正无私，那么吏治就会日益清明，民生就会日益顺遂，国家的根本就会日益稳固，国家的势力就会日益强大，还害怕什么英国和俄国呢？还担忧什么船只呢？还担心各国联合起来图谋我国吗？所以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达到大治的方法，没有比亲近百姓的官员更切要的；产生动乱的根源，没有比危害百姓的政策更紧迫的。所谓天下得到贤能的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英国授予官职的人，无论是担任军官、议员、司法官员，还是内政、外交部门的大小臣僚，都必须在众人面前向天发誓，表示今后应当忠心为国，深切爱戴朝廷，亲身奔走效力，为国家尽忠。发完誓后才能任职。如今西方各国以及美国都采用这一制度。西方国家的习俗，凡是发生战争，或者有匪徒谋反，或者敌国来攻，朝廷立志安定百姓、出兵平定暴乱，必定命令官兵向众人宣誓以安定民心。如果有官员或百姓谋逆，就命令双方地方的官员和百姓都对天发誓。那些内心欺诈的人，立刻就能从脸色上显现出来，朝廷就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佞，谁理亏，谁理直。内心的想法表现在外表，自然无处遁形。然而也有刚愎自用、不仁不义，倔强不服从，不知道敬畏上帝，即使另有图谋，也跟随众人一起发誓，认为口头言语无关紧要。这类人被众人所不齿，是最为桀骜不驯的人。英国公使王爵棠说：法国的政治大事统领小事，内部控制外部，体制与中国大致相同。州、郡、邑、乡分别设置专职官员，来管理民事，而权力掌握在上级手中，都遵守统一的律例，没有违背差异的。每一个事务就设置一个官员，就像中国的州县一样。凡是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必须考核授予法律案例知识。凡是民间琐碎的案件，都由他们判决。如果有稍微涉及可疑、未能达到公平合理的，就代为向上级长官申报，依据法律审讯，使之成为可信的判决。各乡镇另外设置一名甘门官，类似中国的巡检。凡是所设置的各衙署，都有专职，从不兼任多件事务。大体上管理地方民情的人，统称刑讼衙门，而官员的尊卑如同州县乡镇等官，其中职位较低的是乡镇官。其上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果有事控告地方官，案件悬而未决，或者判决不公，就可以向所辖上级长官再次控告，历经二十七所衙门才停止。然而这还只是琐碎的案件。如果遇到重大事件，其上有专门决断的官员，其职权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按察使。各府中都设置这样一个衙署，凡是受到压抑的人听任他们赴告申诉，每年四次，每三个月集会一次，开堂会审，并允许被控告的人自己选择公正的乡老十二人，届时质证审理，只是不得徇私偏袒。然后审讯者听取双方的言辞，来辨别是非曲直，舍弃少数服从多数，期望没有冤屈，以此作为惩戒和劝勉。至于追理商民公私拖欠的债务，则有钱债衙门，其官员由州县百姓公举，任期三年，期满再选举，虽然推选由民众决定，但批准仍归国君。凡是乡民因追索债务涉及诉讼的，数额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的，就由州县上级长官判决；如果是一千五百福兰以上的案件，就控告到钱债衙门去追讨。每府都有驻防水陆士兵，如果有犯案，统一归主管官员办理。至于巴黎，所有的衙署数不胜数，凡是全国官吏所判决的一切诉讼，都必须上报；那些悬而未决的，也都报告以决定是非。其中办事人员，都是著名的律师。除了上下议院外，有参赞机密的大臣，有执掌国政的大臣，有总理财政的，有专门掌管出纳的，有主管军队的，有征收税饷的，有专门管理户婚田土事务的，有专门管理商业事务的，有治理盗贼斗殴事务的，有治理邦交事务的，有管理属国地方事务的。看他们分设职位建立官制，很能做到尊卑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维系，没有偏重偏轻的弊病。其部门有十二个：叫内部，总理各种政务，兼管各司职务，如同中国的首辅，本国事件都听其裁决；叫户部，专门掌管出纳，全国一切财赋税饷都由其主持；叫商部，管理通商事务；叫农部，管理民间一切种植；叫工部，凡是军械火药修治建筑都由其经理；叫文部，掌管学校；叫兵部，主持军队，凡是调遣一切都由其主政；叫海部，修造战舰治理水师；叫藩部，管理各处属地；叫刑部，主持法律案例，兼理教案，又叫创例院，筹议军饷增改法律都由其专政。以上都由勋爵大员担任，国家有重大政务，国君在这几个人中谋划。有机密要事，都能参与参谋议决。同治十一年，国会另外设置军机一职，由上下议院公举二十八人，总统也选拔十五人，凡是下达诏谕上呈奏章，都由这四十三人管理。根据他们的报表，每年设置官员计算文职人员大约二十万人，可以说很繁多了。欧洲各国财政往往支出多收入少，都是因为设置官员繁密，事务不兼任的缘故，而且俸禄丰厚，供养的人多，以致经费常常担心不足。然而职位虽然多但事情能够办好，全国大小臣僚没有不守法崇尚廉洁不松懈职务的。在官位的人都是百姓的希望，即使贵到执政大臣，也以百姓的赞同与否作为去留的标准。又他们的征收税饷，有固定的制度。点滴必归公家，不得剥削百姓为生。他们所谓的库臣，不过是总揽大纲而已；他们所谓的理财者，不过是掌管出纳，管理账簿记录而已。而那些因循守旧、蒙蔽上级、侵吞冒领、剥削侵蚀、中饱私囊、克扣的弊端，他们反而没有。凡是西方各国，大都如此，由此可以想象他们立法的良善了。按西方民主国家、君民共主国家，各部长归宰相

译自行选择合适的人选。如果宰相一更换，各部大臣虽然才德向来优秀，但与宰相不能情投意合的，也必然会被解职闲居。我国当前时局艰难紧迫，万万不可苟且偷安，暂且安抚急欲补救，酌情变通，只担心被那些不深明时务、或未经历练的人所误导，反而归咎于推行变法的人。所以前篇有建议朝廷选派亲王、贝勒出洋游历的说法。现在时机不容迟缓，应当紧急选派亲信的王公大臣，能通晓西方国家语言文字的更好，随带翻译出访各国，丰厚其经费，放宽其期限，考察各国的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如果有才德兼备的老臣宿将，应当奏请朝廷重金聘请回国，以其专长分派到各部协助治理：如向来担任户部大臣的归户部，向来担任兵部的归兵部，向来担任农部的归农部。万万不可以户部人员担任兵部职务。去年让陆军军官汉纳根担任水师副统领，已经被外人嘲笑。况且中国政教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向来被各国轻视侮辱，不至于被官商所愚弄，这样变法自强，就没有不得心应手的了。

译下篇论吏治

上篇论述州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其贤良与否、得失如何，关乎国家的治乱。然而，总督、巡抚是朝廷的心腹，是地方长官的表率，统辖下属的贤良与否，全在于督抚公正廉明，平日留心观察，不被他人蒙蔽，然后才能甄别得当。一旦有偏私，那么所认为贤良或不贤良的人就都不恰当了。一省的布政使、按察使，是辅佐督抚治理政事的官员，而在用人理财方面，尤其是布政使的专门职责。布政使的贤良与否、得失如何，督抚要承担一半的责任。如果督抚大公无私，严格举荐和弹劾，朝廷考察其好恶，以此决定升降，人人都有自爱之心，怎敢不称职呢？首府（知府）又是督抚及两司所倚重的耳目，借此进退州县官，其责任也非常重大。自从有了“人地相宜”的条例，酌情调动州县官后，各省中为人选择地方的占十之八九，为地方选择人的占十无二三。乘着你的车来，带着我的财物迁徙，平庸无能的人竞相进身，借机贪婪，谁能尽心于民事呢？而那些以民事为务的人，又往往拙于逢迎，所以升降不公，奔竞之风就不会停止，源头浑浊而水流清澈，是从来没有的。知府、知州有表率的责任，大省不过十几个州郡，以督抚、司道的才能鉴别十几个知府、直隶州官的贤良与否，有什么难的？大郡不过十几个州县，小郡也不过几个州县，以本管知府就近考察几个州县官的贤良与否，有什么难的？我认为甄别府、厅、州、县官，必须分别等级，平时具有真知灼见，临时才能因材施用，这就是所谓“可以担当小事而不能承受大事，可以承受大事而不能担当小事”的意思。那些未经试用和已试用而不堪任用的人为一等，廉洁清明、诚实安静，有操守有作为，足以胜任地方事务的人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劳绩，可以治理冲要繁难之地的人为一等。再将全省府、厅、州、县的肥瘠难易查明，一一分别注明，选择那些清正勤能、尽心民事的人，选拔到优缺，使他们知道贫瘠地区不可规避，美缺不必钻营，那么朴实的人安分守己而能干事，贤能的人竞相奋起，吏治的转变，或许就在于此。总之，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与州县切近而实际统辖其上的是知府，州县的功过，知府可以详加考察，司道、督抚再考察其可否，以此决定其优劣。上级重视知府，那么知府自视也不轻，使州县有所敬畏，而不敢不做好官。所谓一县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县就治理好了，一郡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郡就治理好了。至于关差、厘局，每有一个空缺出现，就百计营谋，侥幸进身的途径，往往有三五年不更替的。否则就是交接彼局，而又接管此局，借口事关重大，非熟手不能胜任。其实没有地方治理的责任，不过是收支银钱罢了。一个谨慎老实的吏员就足以胜任。却有徇私情、施恩惠，不畏舆论，巧者获利，拙者失望，以致关税、厘金日益短缺。自己则填满欲望的沟壑，惟利是图的人，让他治理地方、统治百姓，怎能希望他成为廉洁的官吏呢？罢黜贪婪、崇尚廉洁，任用贤能而罢黜不肖，这又在于督抚破除情面，一秉至公。有人说：朝廷下诏求贤，十多年来，各督抚所举荐的，都是门生故吏及已经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没有一个山林隐逸之士负奇才而励品行、尚气节的最终得到进用。难道廉耻之心缺失而善于钻营的人竟得保举超升，只知道剥削下属、谄媚上级，不问民生疾苦。把隐瞒有事说成无事，把苟且了事说成能事，因循玩忽，相习成风。广东贿赂公行，赌博之风甚炽，被抢劫的多不报案，因为破案者百不得一，徒然耗费差费、验勘夫马费罢了。官员为民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间或有洞悉事务、才德兼优的人，大抵秉性忠贞，不善逢迎，虽然想兴利除弊，往往事多掣肘，不能施行。也有学习西方方法而图自强的人，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集思广议，多为洋人所愚弄，怎能不被各国所欺侮呢？好啊，剑华氏的话说：现在的督抚才德兼优而又洞悉时务的人很少，大抵都是尸位素餐、暮气沉沉。不是病在才力不足、精神短浅，就是病在情面太重，以公济私。有见识浅陋、不识时务的人，只知道偏听节费，以博取虚名，往往前任遗留的政策虽将来大有益于国计，只是尚未见到其效的，无论其耗费多少，也即裁撤，以致功败垂成，临时需要，重新复议，不仅急缓不济，而耗费反而更多了。有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人，虽然知道时务，任性妄为而不悔改。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量才器使，或者采纳文字虚声，或者重视师弟年谊，有一人兼数事的，因无阅历以致被人所愚弄。看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耗费多而成功少，制造不及洋人的精良，价值不如外来的低廉，而旁观者的评论多是平庸中的佼佼者了。至于如平日官声本属平常，及晚年循资历例升迁，接连升任督抚，暮气已重，遇事粉饰，因只知道饱其囊橐，为子孙计，初不知道国计民生为何事。论者都说近日宦途风气，每以有事为老成，而

译甘心于因循守旧、松弛堕落。如果勤于职守，不怕烦劳，往往招来多事的嫌疑，抓住他某一方面的过失，而抹杀其他方面的长处，致使勇于任事的人不如那些占着职位不做事的人，反而能够苟且偷安、平安无事。可悲啊！人才的缺乏，难道不是因为不能造就人才的过错吗？造就人才的权力，上在君主，下在朝廷中枢。查考西方各国，凡是新任宰相上任之初，必定选择自己平日志同道合的人，提拔到朝廷作为心腹，这样议事才能同心协力，办事才不会棘手。所以何律师在《新政论议》中说，复古的要领有七条：首先选择百官，以协同工作，合并吏部和礼部为一部，称为内部。应当增设商部、学部、外部，合并户部、工部、刑部、兵部，共为八部，由一人担任宰相，而八部的长官，让宰相自己选择人选。因为政务各有专职，不能越俎代庖。政务既然属于某部，那么官员必定是某部的官员，所以官员的升降奖惩必须由该部决定，才能恰当。繁琐的礼节，对于与国家体制无关的无谓之事加以注意，先对无谓之事减少其繁琐，所以拜跪趋走等礼节必须一概免除，杰出的人才才会到来。所以合并吏部和礼部为一部，是为了专责成而大量得到人才。商务不兴盛，就不能与敌国并立，所以增设商部。学部不设立，国内就没有堪用的臣子，所以增设学部。如今强邻日益逼近，时事艰难，正应当澄清官场、安定内部，然后才能抵御外侮，亟需大力整顿，剔除弊端、清除奸邪，为百姓寻求贤良的父母官，培养国家的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也不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不称职，知府向上揭发；司道不称职，督抚立即上奏弹劾；督抚不称职，朝廷立即罢免斥退。整顿纲纪，除恶择贤，那么一切害民的政令都不难扫除干净。所以正本清源，必须从慎重选用督抚开始。

译西方日报曾评论说，我国朝廷内外的臣僚官吏拘泥古法而不通晓时务，所学并非所用，偏重科举功名，上下互相欺瞒，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不能根据才能任用人才，有的人一人兼任数职，不讲究吏治，流弊极多。只是他们看重身家性命，畏难苟安，把聚敛财富当作才能，把废弛政务当作节俭，把因循守旧当作镇静，把退缩不前当作慎重，把调停掩饰当作熟谙夷情，凡事都徒有虚名而无其实。所使用的刑具过于残忍，所学习的西方方法也仅能触及皮毛。能够洞察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弊的人很少，这难道不是教化未普及，尚未处处设立中西大小义学所造成的吗？如果不通权达变，因时制宜，终究难以富强，无异于土耳其风俗政治萎靡不振等言论。查光绪四年八月十四日英国报纸评论土耳其，大小官员贿赂公行，是非颠倒，有的人早上还佩戴印绶，晚上就被摘去官印，贿赂竞相进献，行贿多的人能得到好的职位，如果贫穷而有才能的人最终也不能被选拔。土耳其国王及部臣明知如此，也拘守成见，萎靡不振。认为小亚细亚这样办理，恐怕难以富强，为何不全国更张？于是议论纷纷，渐渐出现因循推诿，久而久之连以前的议论也不提了。土耳其的弊病在于不能迅速决断，想要振作却振作不起来，并非一次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世代为官的爵位后裔，生长在纨绔之中，未曾出国门一步，如同井底之蛙，何曾见过一种善政？百姓颠沛流离、呼号求救，好像没有听到看到，即使亲眼目睹也认为与自己无关，想要保全疆土就难了。按中国未必像土耳其国政那样严重，清廉的官员还很多，只是可惜不能洞察外国利弊情形，拘守成例，因循苟且只顾及身家性命罢了。唉！这都是道听途说，没有阅读历代圣训及名臣奏疏的缘故，现在特别恭敬地陈述一二，给阅读洋报而随声附和的人看。恭敬阅读世宗宪皇帝批谕李敏达公雍正二年七月的奏疏说：封疆大吏关系国家兴衰，如果能得到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二十多个，分布在全国各地，使他们各自治理百姓、宣扬教化，那么天下大治，指日可待。无奈英才罕见，即使能做到公正这一点也不容易获得，朕只得根据才能任用，衡量能力授予职务，慢慢观察后来的成效罢了。雍正十二年批谕广东总督鄂文恭的奏疏说：身负封疆重任，应当致力于远大目标，不宜见识浅狭，公私界限只在细微的念头之间。一旦涉及徇私，就是辜负国家、失职。重的会连累功名事业，轻的也难免遭受物议，毫无益处。无奈明察事理不明的人比比皆是，常常争着追求些许光荣，以图眼前的快意，于是将日后无限的悔恨置之不顾。仰见圣明虚心集思广益，洞察吏治利弊，知人善任，不拘泥于固定格式，不固守常规。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的一疏，其中论述用人之道，保举这一方面种种流弊，略说：贪婪钱财、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他们所依仗的是结交朝廷大臣，每年送规定数额的贿赂，所以穷奢极欲，毫无忌惮。至于所用的人，大抵不是门客帮闲，就是无赖蠹吏，乃至卑微低贱、寡廉鲜耻之徒，不通过攀附钻营之路，还有什么事做不成？甚至道台、同知与堂官结为兄弟，小官被认作义子，因此卖官只论管钱粮的多寡，以此决定价格的高低。而且题补多系赊账，只需领取一张印领，补任后才勾通开销，如果能照领全额，则为廉洁干练之员。再有美缺，又再题升。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顾及品行的人，不仅无人援引，大都怀抱羞恶之心，奉身而退。又说用人之道关系重大，举荐大吏不仅论其操守，更应考察其经世谋略；不仅贵在意见不拘泥，尤其应当追求其执守无偏颇。况且封疆重任，有统兵守土之权，如果高谈阔论而淡漠实际，必然导致武备不修；有察吏安民之政，如果激扬失当，必然导致人心不服。即使有好官，用非其地，不仅不见其长处，反而彰显其短处，想要他胜任而愉快，难啊。如果人与地不相宜，即使是清官尚且导致流弊，何况节操不优的人呢？这举荐大吏又不可不详细谨慎。至于保举有司，如果不考察其实而只记录其才，那么轻浮躁率、挪移科敛的弊病就出于其中；况且仅采其声名，粉饰沽誉，钻营欺骗的弊端也寓于其中。只有操守这一节，实心为难，然而还是昭然在人耳目之事，真伪可以立见，只在保举者的公私罢了。臣自从履任至今，每次细心阅历各属员，那些庸碌无长、贪劣废弛者，都不值得论；观察那些颇有声名、素称才能的官员，一一考察其实。有差委奔走之事，则长于办理，而在安抚百姓、催征赋税方面无一可取者；有长于吏治，而在出纳方面疏漏，以致钱粮亏空者；有口齿伶俐、应对敏捷，论事多中肯，而在职守事务上全无实际益处者；又有一等巧于钻营，专门窥探上司的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至言动气象无不体贴效法，以求酷肖，于是彼此投机，一遇保举，舍此而选谁？哪里知道图得保举，则

译从前那些官职低微却很少显露锋芒的人，到了此时得志，便完全显露出本来面目，这又是将才能用于欺诈虚伪，而其祸患尤其严重。更有作风严厉苛刻的官员，不通人情；循规蹈矩、看似良善的官吏，反而滋生弊端。这几类人，都是凭借才能和名声，却大多对地方政务造成损害。如果保举官员的人仅仅用“才能”这两个字来敷衍塞责，很少有不会留下祸害的。

译臣请求此后凡是保举官员，必须令其注明长处，不必忌讳其短处，查验过实际成效，确有实在事迹，以备选拔任用。必须寻求人与职位相适宜，才有益处。既然尽力担任职务，那么不只是承办眼前各项案件就算称职，应当考虑培植地方的元气，如何未雨绸缪，整顿全省属员，如何宽严并用，务必期望对上有利于国家大计，对下有利于百姓生活。凡是用人理财，经营谋划不久，教化引导积习，惩治愚顽，稍微为朝廷分忧效力，才不愧对这颗心。况且身为封疆大吏，必须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博古通今的见识，才能不动声色，处置都适宜。又鄂文端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政事，只有理财这一件大事，田赋兵车，刑法教化，都依赖于此。财不能治理，那么诸事都不振作，所以孔子不忌讳谈论财，说有大道理本于絜矩，而财没有人不能治理，人不用不能治理，所以为政在于人，人在则政举，归结于一身，这用人一事，自大吏一直到一命微官，都有责任，而一人的分量等级，各种政事的兴废优劣，都看这个，不可不勤勉用心。只是政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任用违背其才能，即使是能人也难以施展，即使是贤人也可能导致公务失误。当其才能即使是中等人，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是小人也往往能成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务必使官员没有弃用之人，这样政事就没有废弃之事。朝廷设置官职，原本是为了成事，不是为众人藏身的地方，只要能成事，都属于可用，即使是小人也应当爱惜教导他，但不能成事，都属于无用，即使是善人也应当调离安置。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干的，可以信任而不可任用；聪明才智而行动超出范围的，可以任用而不可信任。又说：各国各种蛮贼凭借江外之地侵凌，忽出忽没，并没有固定处所，肆意凶残，无法踪迹，不仅把烧寨视为平常，把杀兵伤官看作常事，而文武专司，懦弱者托词牵制，巧者熟筹利害，即使上报督抚提镇，大都互相隐瞒，以为妥协，间有建议征剿的，不是认为是好事，就是指责为喜好功名，这数百年相沿的积习，即近十余年来也不无瞻顾。又史文靖上疏说：督抚是特别简拔的大员，信任专一而委任重，一切兴利除弊、整纲肃纪之事，尤其应当不避嫌怨，不惮勤劳，不博取宽厚虚名，不沿袭因循陋习，事事凛遵训旨，实力奉行。这样百姓可以安定，官吏可以考察，政事可以兴举，教化可以兴盛，贪墨知道惩戒，豪强收敛，盗风止息，国家富庶充盈，文武协和，兵民和睦，才不辱没节制之重任，才不辜负简拔之殊恩。现在试问心自揣，果真能如此奉行尽善，治理咸宜吗？督抚是官吏的表率；政治是百姓观察教化的窗口。如果大臣身任封疆，不能使地方日有起色风俗日见雍熙，其何以膺节钺而无惭愧呢？所以必须实行一年，就有一年的成效；实行数年，就有数年的规模。而悠忽从事，苟且自安，都应当深戒。虽然才具或许有短长，智虑或许有深浅，而有志自励者，无不可学习而达到。试看今日督抚，事事都能仰遵圣训，而又能尽抚绥封疆之职，其吏治民风实在可观者，不是仅行一文，张一示，就可以算是遵行不怠；也不是举一吏，劾一官，就可以算是奉职无欺。如果不这样，或者奉谕旨勉行数事，畏天之威，矫饰一时者，都不可为。臣心已殚，臣力已竭。大凡人臣奉君，此心只知有君，而不知有人，不知有己，这样可以任封疆之重了。盖心是身之主，此心既肯许国，自然公忠自我矢誓，至诚无欺，不必有意迎合，而办理的事协于至当，不易之理，自然能上契圣心。愚按当时君明臣良，民康物阜致治之隆，不是无故的。何西报尚谓我国君臣偏重科甲用非所长因循粉饰不能虚心讲求吏治呢？然而历观古今中外各国，无不有君子小人，在于朝廷无偏无倚，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非黑白不致颠倒混淆，这样源洁流清，共济时艰。夫疏海防用人议今之世，若以御夷灭寇危疑大事，另责之一流人，而富贵爵祿，则以备科甲诸途，以资格而得者，享用位置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时事日坏，宜丕变其局，以材德俱优能当大事能御大敌为第一等，而辅以忠义果毅力朴鲁英锐之士，各出其心思才力以应天下之务。大才办大事小才办小事，一月课一月之效一岁课一岁之效，庶空疏庸懦者无自容，而真实干济者得以汇进。

译反复告诫，而他们却安然处之，从容不迫。就像湘军、淮军平定广东、捻军时，朝廷只是赋予他们大权，起初哪里曾远程节制调度？所以中兴的关键，在于皇上能打破常规任用曾国藩，而曾国藩能打破常规举荐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从而形成鼎足之势，成就平定之功。如今外敌嚣张，东西两面交关，有的侵蚀我的要害，有的占据我的腹地，有的窥探我的地图，有的扫荡我的边疆，外有逼迫之势，内有突发之患，而朝廷还固守常规任用庸人，这难道不像劣马负重，攀登陡坡，渡过江河湖海，却没有懂得风向、熟悉水性的舵手，能不翻车沉没吗？

当今天下以人才为急，而所用之人却都失当。考核制度的设立，都是虚文，对待庸愚之人似乎宽容，资历序列之外没有特别提拔，对待特殊人才反而狭窄。驳斥诘问的公文纷至沓来，固守既定章程似乎拘谨，保荐的侥幸之门大开，杂流反而泛滥。宽容的弊端在于大官不得其人，狭窄的弊端在于晋升没有途径，拘谨的弊端在于胥吏操纵权力，泛滥的弊端在于考核没有方法。现在想要矫正这些弊端，计策只有严格升降的典章，开设选拔杰出人才的科目，减少文法的繁琐，实行保任的制度，其要点有三：首要在于振作士气，其次在于拓宽途径，最终在于充分发挥用人之才。智慧被束缚就会收敛，被阻抑就会消沉，被困境就会改变。

当今仕途晋升，科举出身为首选，捐纳、军功、荫袭、劳绩依次排列。如果不是出自这几类之中，即使有奇才，也不能晋升。即使侥幸出自这几类之中，也都以资历限制，以条例约束，看见了不能举荐，举荐了不能优先。天下人心日益趋向平庸熟套，而没有止境，积弱的弊病，大概就源于此。

待鹤山人说：有人说朝廷大臣多属年老之辈，遇事遵守成例，粉饰因循，不求长远功效，只求眼前苟安，动不动就说自己年老，中外有事，自己来不及看见，凡是中外交涉的案件，总以推诿敷衍了事为能事，只知道聚敛节省经费来讨好皇上，外表看来都认为是老成持重，谨慎、清廉、勤勉三者具备，可以说是公忠体国了。却不知道国家积弱，都是被这类人误了。好比大病之人身体虚弱，不赶紧投以大剂，而庸医还用淮山、茯苓等清淡之品治疗，还认为其味道和平中正，耽误时日直到死也不醒悟，可悲啊。

资历之说，在太平无事时还可以使用，然而南北朝拓跋氏的灭亡，有识之士归罪于崔亮的停年格吗？处于极变的局势，做济变的人，却还日日习常，蹈袭旧例，事理牵制，义理拘束，文辞束缚，这就像救火救人却还从容雅步一样。况且所谓资历，是把天下智愚贤不肖一视同仁的意思，对庸愚非常有利，而对英杰非常不利；对私室非常有利，而对公家非常不利。

如今京内外百官，如果能年复一年而不夭折，没有不逐步升至高位，而终身富贵的，所以对庸众非常有利，而那些非常之才、卓荦之士，一旦受限于例，就只有做下级官员，被埋没罢了。所以对英杰非常不利。忘公徇私之徒，既然荣耀自身以及子弟亲戚友朋乡党，起初援引成例晋升，后来积累资历升迁，朝廷取贤敛才的工具，全成了臣下营私植党的手段，所以对私室非常有利。由此，官阶的次序，缺分的先后，都是他们暗中计算的，自认为是有把握、有期限的事，而不问官职还有什么事务。等到得到了，固然知道没有显大的恶行，永远没有失职的日子，因为这些人已经进入资历之中，既不能把他们挤出资历之外，而他们固然终身享受资历之利了。人才的高下，器局的好坏，当局者即使想改变也无法做到，所以对公家非常不利。

况且今日的人才，如练兵、筹饷、造船、简选器械、出使、驻洋，都没有资历可守，也不是有资历的人所能胜任的，应请求暂时打破常规，广泛罗致人才，以备任用。此后局势振兴，外患稍缓，再议经常之道，变通之法。打破常规的方法有三：一是任用勋劳德望的大臣，而衰庸熟套者必须罢黜；一是收用立功的文武官员，而滥竽充数、侥幸晋升者必须清除。这叫振作士气。人的资性，不能兼长治理繁剧事务的，未必熟悉军旅；熟悉韬略的，不一定擅长文章。多设途径，则策进不胶于一；否则众长废弃，宜另设数科：曰学通中外，曰精熟军令，曰天算制造，使命专对，推荐并试用。超卓者破格提拔，乡试、会试第三场与头两场并重，专门选取切要着明、对时务有益的文章。主考官不得以迂泛陈腐及小学命题。朝考、殿试关系尤重，删除忌讳格式，令其切直陈述，不要以小楷、试帖作为取舍标准。因为这两者无用于世，无关于人，人人都知道，而擅长这两者也不容易，耗费有用的心力，开启越级晋升的阶梯。如今翰林院、科道、军机章京，就是日后的内外大臣，用这种方式选取，却用那种方式任用，何怪他们束手无策呢。武乡试、会试增加技艺场，如击刺、枪法之类，与骑射并重。那些道德方正、廉退卓荦、勇略……

译拥有绝艺的人才，无论是否已经出仕，朝廷内外的达官显贵都可以随时举荐奏报。这叫做拓宽选拔人才的途径。知道人才却不能用，用了却不委以重任，委以重任却不让他专权负责，其弊病或许在于谗言嫉妒、排挤倾轧，或许在于犹豫迟疑、拘泥守旧，最终无法取得成效的结果是一样的。应当彻底打破陈规旧制，完全删除掣肘限制，明确知道他有才能就任用他，明确知道他是大才就让他专权负责，甚至把用人权柄交给他。如果治理军队而军队不精锐，主管粮饷而粮饷日益匮乏，任用人员而用人不当，就随之谴责他、罢免他，严重的就诛杀他。前面有千金之利，后面有猛虎之险，却不去劝诱激励的，一定不符合人之常情。这叫做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译捐纳

郑观应

捐纳这一途径，始于汉代纳粟得官，本是衰败时代的政治措施，如今施行，几乎被视为通往仕途的捷径。我认为这必须改革。为什么呢？官员是用来维持公道的，如果私心不断绝，那么公道必然不明。通过捐纳做官的人，还没有登上仕途，债务已经堆积如山，势必剥削百姓来偿还欠款，损害国家以肥私囊。那些自称富有、号称素封的人，用金钱买卖官职，也等同于垄断。即使他们发誓清廉自守，也不能取信于人。卖官鬻爵，是弊政中最严重的，这大概是古代权臣趁机营私，借此窃取朝廷纲纪并收买人心，所谓在朝廷接受爵位，在私室享受恩惠。现在的捐纳，几乎如同市场交易，公开授受，因此不必担忧这一点，况且捐纳出身的人中正多奇士，通晓世事，或许胜过科举出身的人。现在想要一下子废除它，天下怀才求仕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失望吗？不知道我正是要让天下人人都可以做官，天下士人人人都可以参与政治，只有先废除这个，才能兴起那个。况且捐纳之中，也有几类人：怀抱治理繁杂政务之才，却屡次考试不中；怀有抵御外侮、折冲樽俎之才，却资格不符。如果不允许捐纳，这些人如何表现自己？况且与其奔走权门，攀附窃取爵位，哪如出资给国库，得以显扬？这是捐纳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将在这几类人中，制定取才的方法，并通过选举来公开选拔。如果保留捐纳这一途径，那么人才将因为没有鼓励而自我废弃。用废弃的人才来授予政事，不是重视名器的做法。官员，是出来为民间办理一切公事的人。如果这个人有才能，那么人们必然乐意让他做官，这样官员不求助于人，而人们求助于官员。到了人们请求后才做官，名器的重视，才真正重视了。他能够符合民众的期望可知，他能够善于从政可知。用这样的人治理百姓，百姓必然蒙受福泽，因为他的地位与百姓相近，情感与百姓相亲，必然能把民事当作自己的事，对于职务自然没有废弛。百姓自然日益心悦诚服。官民同心，而社会不能治理的，从来没有过。而不先废除捐纳是不行的。选取人才，要看方法的真伪，用真实的方法选取人才，那么真才出现而伪才离去；用虚假的方法选取人才，那么伪才进用而真才消亡。现在正值振奋之初，事情追求实效，必然从官场开始，而官场崇尚清廉，必然从废除捐纳开始。官员的大患叫做贪婪，捐纳者出资给国家，却想从百姓那里索取补偿。要求他们不贪婪，怎么可能呢？国家不担心有谋利的人，而特别担心他们谋利的方法不好。因为利益不兴起，那么民生就不顺利；民生不顺利，那么国势必然衰弱。那么为什么不命令捐官的人转而经商呢？经商得财，人们都仰慕他；做官得财，人们都鄙视他。谁得谁失，不用智者也能分辨。中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世上享受丰厚待遇的人，最喜欢邀取爵位作为荣耀。如果设置捐纳，那么国家也有所资助。捐纳者应当给予虚衔，而不给予实官，这或许是一条道路。至于豪商大贾、巨室富家，或者乐善好施，或者急公奉上，也应当用簪缨宠幸他们，用衣顶荣耀他们，以激励平庸之辈，让他们知道劝勉，这也是情理兼尽。只是不可以让他们亲身处理民事。捐纳的弊端，其危害已经到了不可问的地步。即使他们随波逐流，没有长短，而捐纳的条例存在，那么为官就失去了治理平定的本领；捐纳的条例废除，那么从政就能得到称职的真才。张弛的关键实在系于此。因为捐纳停止，那么凡人有技之长、一艺之擅，都可以做官，而有志于技艺的人，没有不显示其专长独擅的。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都可以进入政界，而留心的人越多，谁能掩盖他们的善，埋没他们的能？这样，又何须等待捐纳呢？况且天下的才有，以鼓励之则无限量。我将以无限量者收才，才皆入吾夹袋之中。是无才非吾才矣。盖捐纳留，则人才狭隘而私；捐纳废，则人才广阔而公，这是必然的趋势。百姓既然不捐官而经商，应当命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如果利薮可兴办，有成效者，国家给予称颂功牌；如果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国家允许其报穷免究。这样而商务不振的，从来没有过。现在华商善于经商，即使西人也自愧不如。捐纳一废除，那么善于攻心计的人，都转而进行斗智投时的举动，而国家暗中受益者多了。况且人们所重视的，只有利与名。如果让经商者不得做官，那么人们或许认为商务是浊流，而鄙夷不屑；如果做官者正不嫌其为贾，那么人们将认为商务是正路，而努力图谋。商贾中如果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们必然举荐他为议员，以办公事，这是在求利中不失求名之望。在求名中可以遂其求利之心，官员由众人举荐而来，磊落光明，比捐纳者的婢膝奴颜，声价百倍了。所以捐纳实行，虽然想要好官，决不能得到；捐纳废除，虽然不想要好官，而官员将推辞不干

译明白了。况且，捐纳制度废除后，好官才会出现；好官出现后，公道才会彰显；公道彰显后，民心才会舒畅；民心舒畅后，国运才会昌盛。我们国家应当知道所当务之急了。

译停捐纳论

王韬

自从朝廷开放捐纳以来，朝堂之上几乎充满了买卖交易的作风。内廷官员从即中开始，外朝官员从道员开始，依次向下，所有职位都有明确的价格，并且又通过减价折值的方式，来广泛招揽人。从此，那些守财奴和纨绔子弟，只需拿出几百金、几千金或几万金，上缴到户部，立刻就能获得显赫的荣耀。早上还像个商贩，晚上就已经位列士绅阶层了。那些花钱更多的人，可以直接领取凭证赴任。那些被指定到某省分发、在省城等待补缺的人，也成群结队地跟随，听到鼓声就应召，公然以百姓的上级自居。只要能与上级官员相识，或者有世交旧谊，立刻就能得到优差的委派，或者被分配到厘税各厂，每月收取几十金或上百金。但问他们是否真心实意地办事，如果不是，一个月中不过去几天，其余时间都委托给办事人员罢了。各厂事务简单而人员众多，不过是上级以此作为调剂的手段罢了。因此耗费朝廷府库的钱财，不知有多少。这是拿着几百金、几千金而每月收取利益，多得无法计算。但在厂里当差几年，捐纳的本金早已全部偿还。等到轮到自己补缺，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还忍心说吗？近日实行对捐纳官员进行考试的方法，以观察他们是否通晓事理，而出题则是策论。听说全都是请人代写，不过是照例缴纳金钱，来填满守门人的口袋罢了。像这样，仍然不是通过文字来甄别人才，而是索取贿赂。那些不找人代写、不送贿赂的，必定被弄脏试卷，涂改字迹，使他们被列入劣等。大概法令一立，弊端就产生，就是这样的。所谓捐纳，原本与科举不同，如果一定要能用文章争高下，那么又何必舍弃科举而选择捐纳呢？现在一定要用他们必定不能做到的事来考验他们，并说不能就淘汰他们，这合理吗？做官治理百姓，难道只依靠区区文章吗？这种看法也太荒谬了。作为上级官员，难道不能在接见的时候，询问他们时务，用审理案件来考验他们，展示疑难案卷给他们看，只在几句话之间，就可以观察他们的才能见识。经过两三次或四五次，他们胸中蕴藏的才能，能否治理百姓，应当必定清楚地了解。有才能的就提拔，没有才能的就罢退，本来很容易。无奈现在作为上级的人，只以私情来照顾，以请托来引荐，以钻营作为晋升阶梯，以财货作为升迁手段，以逢迎结纳作为交往，只是为了便利自己的私利罢了。他们所说的贤者未必贤，所说的才者未必才，官场怎么能澄清？宦途怎么能整肃呢？推究捐纳的初衷，已经以利开始到这一步，而责备他们志趣卑污，也晚了。捐纳的弊端，大则祸国殃民，小则白白浪费俸禄，所以不废除捐纳，天下终究不能治理。那么今天各省捐纳的官员，要全部淘汰吗？还是另外用别的事来考验他们，让他们各自奔走效力呢？我请求上级大大地考察核实，淘汰那些不贤不才不能的人，而提拔任用那些贤者、才者、能者。沿海地区，就先让他们处理洋务；其他省份，就先让他们处理理财等事务。如果他们不竞争不贪婪，然后再委托他们处理民事，他们必定更加慎重，而自然奋发努力了。有人说：做官的人，贵在才具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的实心，行爱民的实政。往往看到科举出身的人，只知道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令人难以接近；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傲凌人贪婪固执，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而捐纳官员在安抚百姓催征赋税方面，反而超过他们。所以才能居首，行为卓异的人，多出自捐纳官员之中。这是说哪条途径没有人才？捐纳官员为什么不能与科举、保举两途并驾齐驱呢？不知道捐纳官员中自拔于寻常的人，千百中只有二三而已。他们足以破坏国家的大体，成为盛德的深累，实在是无穷无尽的。我因此认为捐纳这一途径，万万不能不停止。那么今天的军需兵饷，用来补充正赋的，将从哪里出呢？此时国库已经极其匮乏，再裁减这一项，这形势实在困难。筹划国事的人，断然不会听从。我认为这并不难。捐纳这一途径，应当像汉代纳粟的例子，只给虚衔而不给实缺；此外则像虞朝金作赎刑的例子，只允许赎罪而不允许求官。并且每年诏令各直省督抚大力裁减浪费，厘税各厂只设一个官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免，就把盈余归给国家。并且也要想到捐例日益开放，捐纳官员日益增多，现在已经有了壅塞拥挤的祸患。再过几十年，将所谓官员满街都是，到处都是，烂羊续貂的讥讽重见于今日了，这难道是盛世所应有的吗？况且兴利的方法现在实在很多，又何必卖爵卖官以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盐政，鼓铸钱币，都是今天的要务。为什么不依次举而行之？唉！应该废除的不废除，这是民生日益败坏，国计日益匮乏的原因。应该实行的不实行，这是财源日益枯竭，利权日益衰落的原因。只是让天下有心人怀抱宦海习气，忧目时艰，虽然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究无可奈何。

请永停捐纳实官议

译潘敦先

译《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凭借家财担任郎官；《汉书·食货志》规定百姓可以缴纳粮食来补任官吏，捐输的先例由来已久。然而，必定是家中有剩余财富才能缴纳，人们通过献纳来尽报答朝廷的忠诚，从而得以实现入仕的途径。这其中并非没有人才，但是自从捐纳的例子越推越广，家中并非世代富贵的人也想急于进身，有的向亲朋凑集钱财，有的向商人借贷，以资本求取利益，其中的弊端哪里说得完呢！查考我朝捐输助饷始于三藩之乱，实在是不得已的措施。宣宗、文宗即位之初，首先停止捐纳，当时传为美谈。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又商议恢复捐纳，征收的数目并没有盈余，而仕途却更加庞杂。近十年来，海防、河工先后广泛开放捐例，准许捐纳实缺官职，内至各部郎官，外至道员、知府，都能通过纳粟拜官，而且能够统压各类人员，容易获得实缺。如今河工虽然已经停止，但海防捐例却一再展期，年复一年，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捐纳本是权宜之计，然而贡生、监生、封典、职衔，之所以能为宗族和先前的交游增添光彩，终究与百姓社稷无关，不构成后患之忧；若是实缺官职，各部司员，是天下行政权力的所在，除了吏、礼二部按例不抽签外，其余各部寺各有职守，怎么能用捐纳来充任人员、滥设选官呢？至于道员巡察数郡，知府表率一方，推而至于州县，寄托着人民，寄托着府库，寄托着钱粮征收，责任尤其重大。自古没有不慎重选拔地方官而能治理好天下的。就现在而论，应当请求永远停止捐纳实官为第一要义。我私下观察时局，纵观古今，认为实官捐纳不得不停止的原因有三：一是为了慎重名器。《左传》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国家一命的荣耀，一级的赏赐，都是为了记录微小的功劳，而不能冒滥。实官则将要授予实缺，想要成为百姓的上级吗？于是有人说，实官既然停止捐项，必然因此更加减少，怎么办？回答说：这不必担忧。这是乾隆年间的常例，每年捐监、捐封等项收银约三百万，如今捐例虽然广泛，但每年所收反而不见旺盛。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名器贵重，则虚衔更觉得荣耀，即使多费钱财也不吝惜；名器滥设，则实职不能迅速获得，即使推广也未必乐于缴纳。如从前翎枝几乎值万金，如今五品只需千金就足够了，而蓝翎还可以减少。半数是因为富家子弟无不翎顶辉煌，名器的滥设没有超过这个的了。如今如果真的将实官停止，而仍然保留捐监、捐封、捐级等项，人们知道名器的珍贵而踊跃愿意缴纳，想收入也不至于过于短缺。对国家财政没有丝毫损害，对吏治有澄清的好处，转移的关键并非小事。实官不得不停止，这是原因一；二是为了分别流品。道光年间，朱孝廉凤鸣叩阍，进献他所作的尚书题论，论述其任官惟贤的观点，在京城传诵。其中有说：“我国家用科举取士，君子与小人参半，用捐班则专用小人了。”虽然所论不无过激，本朝捐班如李公世杰、傅公鼐等人，人们怎么能以小人视之呢？然而这只是千百中之一二罢了。想在千百中求得一二，不也很难吗？科举人员并非一定都廉洁，但想到自己读书考试历经数十年的辛苦，才求得一个官职，一旦因为贪污去职，所得不抵所失之大。即使或不肖偶尔萌生贪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做。捐班则花费既多，一经到任后，无非肆意搜刮，作为取偿之计。等到囊橐既饱，就用余财捐升府道，比起循吏因卓异升迁，不更便捷吗？纵然发觉严参，而他已成为富家翁了。捐纳人员大都如此。实官不得不停止，这是原因二；三是为了疏通正途。近来捐纳与军功两途并重，各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至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之外租宅为之昂贵。至于各省候补人员，向来以道员为最少，如今也多至数十人，府厅州县以数百计，丞佐杂职以千计。一遇优差，便尔百计钻营，无所不至，于是捐纳未久者反有所得，而正途资历深、稍知自重者竟无可容身。补缺也是如此。即用、大挑诸班，非十年二十年不能得缺，而继获劳绩的捐纳人员反可出之于酌补。夫“酌”之一字，固然悉随大宪之心，不必以资格论，但尽先得缺可计日而待吗？春秋乡会两举，人才辈出，不知凡几，而能施展其经济才能，为国家大有为者，不及十中之三，未始不是捐纳一途为之壅滞。实官不得不停止，这是原因三。有此三者，而犹不永远停止，这是实在贪图一时的小利，而昧于图治的大原，能不感慨吗！此刻军事既定，关税可以补苴；地方既平，京城饷银可以全解。尤其应当权衡轻重而斟酌去留，或者就以水旱偏灾，尧汤不免，大工大役时常有所需要，

译还不如借国债更为有利。查考西方各国，若有大事，可以促使民间借贷，动辄达到千万之巨，或者每年仅收取千金利息，或者分几年连本带利归还，其中隐含了藏富于民的用意。如今中国如果实行这种方法，由各海关负责管理，使百姓深信不疑、倚仗依靠，先小规模尝试开端，为日后紧急时刻留下求助的途径，这也是未雨绸缪的计策。与开捐纳相比，流弊尚浅，而收取的利息也较轻。捐纳名义上是报效，实际上却是百倍索取；国债人人都盼望偿还，数额越多民心就越稳固。只是必须先有银行，使百姓信任之后才可以实行，所以前面说开设银行，确实是当今的重要事务。至于外债，虽然利息较轻，但突然遇到战事，还能向哪个国家商借呢？土耳其、波斯都是前车之鉴，绝对不可以。这就是我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