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五　工政五工程

译卷六十五 工政五 工程

古今工程异同说

杨毓辉

当今制造行业的工艺，以算学为根本，以化学为应用。如果不通过点、线、面、体的相互推求，就无法深入明白其中的原理；如果不分析颜色、形状、气质、性质的分合，就无法剖析细微之处。这些都是制造家应当讲求的。我们中国古时的制造，没有比《考工记》一书更详尽的了。其中从事木工的工匠，有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入、车人、梓人，从而使木材的效用得以普及。从事金工（金属加工）的工匠，有筑氏、冶氏、凫氏、氏氏、桃式，从而使金属的用途得以兴起。从事皮工的，有函人、鲍人、韗人、韦式、裘氏，用来整治犀牛皮革等材料。从事设色的，有画缋、染人、筐人、〇入，用来彰显色彩装饰之美。至于刮磨工艺的，有玉人、楖人、雕人、磬式、矢人，从而体现切磋琢磨的效果。至于砖陶工艺，则有陶人、瓬人，并告诫不要出现开裂、粗糙等毛病。由此可见，《考工记》确实开创了制造业的先声。

然而古今风气不同，古代的工作不追求速度，只追求精良，所以多依靠人力。现在的工作，既要求精良，又要求快速，于是寻求算学的方法，核算化学的功效，因此机器风行，制造业日益兴盛。而且机器制造中，没有比钢船更重要的了。钢和船这两者，本来如果不参酌算学、化学，就不能做到精良。

请先说船：有适合古代而不适合现代，适合海洋而不适合江河，适合外洋而不适合内港的情况。根据算法核算，制造在海洋上行驶的钢船，适宜载重七千二百八十吨，适宜长五十九英尺，适宜吃水深三百零八英尺，适宜宽二十英尺，钢甲厚度适宜二十英寸，这样才能出奇制胜，远涉风波。而在江河及内港行驶的，则适宜载重二千二百吨，适宜长二十八英尺，适宜吃水深二百四十英尺，适宜宽十英尺，钢甲厚度适宜十八英寸，这样才能进退自如，不用担心搁浅。

但是衡量中国的形势，造船只有小的而没有大的。从开拓疆域的角度考虑，钢船希望它大，大了就能陷阵摧锋，声威自然百倍；而从保守海口的角度考虑，钢船希望它小，小了就能左冲右突，操纵可以自如。现在中国幅员辽阔，原本没有兼并他国的心思，只要保护城池，让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足够了。又何必依赖大船呢？

况且制造小钢船，有六个好处：钢甲大船动辄需要巨额费用，小船可以节省数倍，因此造一艘大船的费用，能够分摊用来制造数艘小船。船只多了，布置自然严密。这是第一个好处：小船吃水浅，凡是大船不能到达的地方，小船都能前往，处处适宜。这是第二个好处：胜利时可以乘势进攻，失败时可以退守内港，敌人吃水深的大船无法追随进入，这样我方可以进可以退，而敌人不能。这是第三个好处：小船多了，分防设伏，一旦与敌人遭遇，就夹击夹攻，轮番进战，敌人计策突然无法施展，足以实施声东击西的计谋。这是第四个好处：大船的炮能打得远，但不能打得多，用数艘小船围攻，就可以百发百中，敌人船只必然遭受重创。这是第五个好处：中国海港众多，节节设防，需要费用巨大，如果稍有疏忽又恐怕发生意外，这就是海防难以维持的原因。如果制造小钢船，耗费不多，造成后分派到各处，攻击快捷，驾驶灵活，足以保证山河巩固。这是第六个好处。

有了这六个好处，那么钢船适宜小而不适宜大就显而易见了。船上必须设置活动钢炮台，炮台以少为贵，多了所放置的炮就小，力量不足以打到远处，气势不足以攻坚；少了则可以放置大炮，猛烈异常，足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所以在船首和船尾各放置一个炮台就可以了。稍大一些的钢船尤其适宜配备雷艇，过去意大利的条里由兵舰内有船坞专门收藏雷艇，俄土战争时，俄国人提议制造并放置在康士旦丁舰中，旁边用曲架加上弹簧，不论波浪如何，都可以收起放落，决不会损伤，又有树胶管将大锅的蒸汽输送到悬挂雷艇的锅中，立刻可以行驶神速，与土耳其作战大得其益，可见配用雷艇更是制胜的方法。

至于材料如何精纯，钢铁如何坚固，行驶如何神速而没有弊端，形式如何粗细合宜，则又依靠化学的功效，这在制造时应当悉心讲究。钢船适宜参酌尽善的道理就是这样。

其次说制造大炮的技术，全在于炼钢，必须用算学的原理核算火药和炮弹的大小，从而确定钢质的厚薄，火药膛和炮管的大小长短，分寸之间都依赖勾股定理核算，才能配合得宜，关键都是以膛口内径为标准。假设一门炮约定膛口内径为一寸，那么炮口边缘应当厚五分，炮身靠近耳部处应当厚七分五厘，靠近尾部处应当厚一寸，耳部的长度及耳部的直径都应当是一寸，比例相生作为定率推演，因此没有炸裂等弊端。至于钢料，如果不是化学提炼极其纯净，就不能得到其要领。

而且制造大炮的关键有二，一是命中距离远，二是打击力量大，而后者尤其重要。如果打击力量不大，就不能致远，不能穿透坚硬物体，即使命中，也无济于事。所以各国近来制造钢炮，务必追求力量大，务必极其坚固。其中最好的炮有两种：如英国阿姆斯特朗所造的巨炮

译重八十墩，长二十七尺，口径六尺，膛深十六尺，炮弹重一千六百磅，每次发射需火药三百磅。其材质用纯钢制成，即使是厚钢甲，也能击穿。前年德国克虏伯又制造了新式钢炮，重三百三十五墩，长四十尺炮身，炮身最粗处直径六尺半，圆周十九尺四寸，炮弹长四尺，可装火药七百磅，射程远达十一英里，约合中国三十三里，确实可以说是日益精良了。只是这种炮难以用于船上，因为太重了。为了防守海口，将这种炮多安置在炮台上，确实足以使敌人胆寒。所以中国若想制造用于船上的钢炮，应多制造阿姆斯特朗的八十墩炮；用于口岸的，应多制造克虏伯的三百五十墩钢炮，这是应当舍短取长的道理。又如此，如今各省船局、制造局所造的船日益精良，去年上海制造局又设立了炼钢厂，采用西门子法提炼纯钢，比起洋产钢有胜而无不及。如果确实能选择精良的船只进行推广仿制，杜绝强邻的窥伺，从而保卫海疆清明，这难道不是自强最紧要的谋划吗！

译修路

郑观应

道路平坦，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前，司空负责平整道路，视途负责修缮街巷，闾氏禁止在道路上奔驰驱驰，以防止践踏；衔枚氏禁止在道路上歌唱哭泣，以显示端庄严肃。确实，道路是否修缮，可以观察国家政治的兴衰，可以验证人事的勤勉或懈怠。商务的衰败或兴旺，取决于行旅的困苦或安乐；因此，市场的兴衰，也取决于此。那么，君王重视修路这一政事，是出于深切的用心，并非像告朔祭礼那样只是虚文，属于可有可无之列。现在西方各国，都设立工部局管理道路桥梁，按时修缮，化艰险为平易，变倾斜为整齐。用水车洒水除尘，用木车收集垃圾，街道洁净，与寻常大不相同。不像中国各府州县的道路，任凭其倒塌毁坏；污秽任凭其堆积。官员虽然耳闻目睹，却习以为常，置之不理。修路的政事已经废弃很久了。如今一个县有应当修缮的道路，一个府有应当修缮的道路，推而广之到一个省，乃至二十二个行省，没有不有应当修缮的道路的。京津是往来的大道，官员、商人、士人、工匠都汇聚于此，本来应当随时兴修，以便行旅安全。然而路面参差不齐，凹凸不平，平时两匹马一辆车已经难以行驶，偶尔遇到大雨，平地顿时变成水乡泽国，车马在水中运行，盲目地如同盲人夜行，没有路径可以辨认，因而发生倾覆伤损，时常有所听闻。而且通州到齐化门四十里的石路，长久损坏，倾斜颠覆，不一而足。而户部报销修路的费用，数额很大，大多落入官吏的私囊。问凹陷的地方曾经填平了吗？未曾填平。问松动的地方曾经砌固了吗？未曾砌固。只是侵吞经费，供挥霍之用罢了。我不知道司空所担任的是什么职务，竟然置国家大计和民生于不顾，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修路的方法，如果处理得当，费用轻微，效果远大，经久不变，则有利于通商惠工；化险为夷，则有利于征兵运饷。从前山西兴修四天门路程，西起山西榆次县什贴镇，东到直隶获鹿县土门口，绵延三百八十余里，其间险阻居多。四天门位于太行山脊，古称井陉天险，上面蹬道盘曲，下面河滩纡回，行旅往来无不惊恐相戒，商民交困，无可奈何，因而民力凋残，商务败坏。后来经过按察使兴修大路，填平缺陷，土石相间之处有的设置栏栅，有的镶以石砌成，专用石工，路窄的地方培土累石以增加厚度，山峻的地方开凿岩壁以增加宽度，道旁开渠以免积水停滞，随即架设桥梁以便车马行驶，由此艰险之地全都变成宽阔平坦的大道，百姓都依赖它，可见修路的效果深远且巨大。不仅如此，如果中国往来的大道一律整齐，那么运费必然减轻，物价必然便宜，用物的人和造物的人两得其益。譬如开煤矿，运输不便，价值昂贵，一旦修整旧路或建造铁路，那么运费减半而煤价就减少四分之一，这是修路对运煤有益。制造工艺之事，全靠转运灵通才能销售旺盛，一旦运输方便，那么进货的费用较省，成本较轻，造成后贩往四方，获利必然丰厚，这是修路对制造有益。其他如商务、农务以及凡百商旅，无不均沾其益，这就是修路之政应当急切推行的原因。英国自一千七百六十年起，境内通商的各港口，凡是水陆桥梁、山川险阻，没有不一律修整平坦可行的，由此旅客的往来，货物的运载，在宽阔大道上随意驰驱，而商务因此起色，凡有土产容易贩运，不至于滞留在一个角落。现在应当命令天下各省，就目前所有的官站一切扩充，狭窄的开辟拓宽，崎岖的填平。兴办的方法，如果从头到尾逐渐开筑，不仅费用浩大，而且难以迅速见效，不如命令各省州县各按所辖地采办物料，督促率领营勇同时开工，这样事情就有责任归属，不至于互相推诿，而分摊经费也不至于拮据。还有话说，凡是建造铁路都需要平整道路，现在将驿站道路兴修，就按照铁路的宽度为标准，那么将来想要建造铁路时无须另行修路，只要加上横木搁上铁条事情就完成了，这是修马路就是日后造铁路的基础。只应当先订立章程以资激励劝勉，凡是办理得法、迅速取得成效的立即保举破格升迁，怠慢玩忽无效的酌情给予轻微处罚。其修法应当仿效西方各国，有石路、土路、碎石路、沥青路、铁末子路，都便于车轮转动之力，较中国沙土坎陷相差天壤之别。凡是现在租界所修的马路，大多下面铺设石块，宽窄不一，形状不同，石块之上则用泥土碎石铺匀，然后用人马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碾压，愈重则路愈坚固，碾压次数愈多则路愈平坦，以五尺为度，也有一二丈、四五丈的，繁盛之地必然应当较宽，冷落之区不妨稍窄，都视地势而定。路心应当高，以免洼地积水存留。所用的石头必须质地坚硬，纹理细密的，才能耐久。

译中原地区可以用青石、沙石、花岗岩铺设作为路基，必须厚达一尺，即使极重的车马经过，也没有被轧碎的担忧。然而，有兴修道路的方法，更应当革除兴修道路中的弊端。历来内外大小衙门承办修路工程，假设估算银两为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七两，将其分为十成，每成为八千四百五十六两七钱，名义上八成用于工程，剩余二成作为节省费用。负责修路的官员分得其中一成，办事人员等分得另一成，实际上用于工程的还不到八成，至多不过四成。这种积习沿袭下来，牢固得不可打破。即使有廉洁的官员奉公守法，不敢公然侵吞挪用，但其中能核算工程账目的，百个中也没有一两个。于是办事的吏役便串通工匠等人舞弊营私，互相蒙蔽。所以地方上兴办一件事，开工一项工程，虽然有诚实正直的人员总管其事，但只能保证自己的廉洁，不能禁止他人的虚报冒领。这种弊端沿袭已久。现在为了修路考虑，与其暗中侵蚀以保全私囊，不如公开给予以彰显公义。凡是承办官员酌情给予办公费用，吏役有随同照料的职责，营勇有分段开筑的劳苦，都应当酌情制定新章程补贴费用，以培养他们的廉洁。从此以后所办的工程不准丝毫虚报冒领，如果敢再次萌生旧态，互相包庇隐瞒，只要查出工料与修费稍有不符合之处，就从严治罪，如此杀一儆百，大概上下就不敢互相蒙蔽了。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不耗费公款，应当让城乡的绅士富人量力捐献，专门修筑本县的道路。其中捐献数额巨大的，上奏请求给予优厚奖赏，修成后选派委员及本地绅士董事共同办理工程事宜，随时进行修理，不准堆积垃圾，不准倾倒污秽，违反者必定处罚。这样之后，各省城乡市镇没有不焕然一新的，那么天下行旅都会高兴并愿意走这条路了。

译我看到上海租界的街道宽阔平整且洁净，一旦进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不是牛尿马尿就是垃圾臭泥，甚至老人小孩随处大小便，患有疮毒恶疾的人无处没有，即使呻吟倒地也置之不理，只是捂着鼻子走过罢了。由此可见官吏施政的失误，富户缺乏善心，难怪外人轻视侮弄呢？通商各口岸江边海边之地，按理应当填筑马路，如同洋人的租界一样，以便往来。仿照租界章程设立机构，日夜轮流派遣捕快，分段巡查，每月收取车费，各家灯捐、垃圾捐、各船码头捐等，以筹备费用。我昔年在广东东部创设开平煤矿局，填筑轮船码头时，曾与志同道合的人集资禀报上级，打算承包修筑城外河边一带因涨水坍塌的土地，以免占地修筑者日益增多，导致河道日益狭窄浅薄。一切经费由承办者支出，不领取公款，只是修筑完成后的剩余土地归承办者拍卖，开销有余则提取两成作为酬劳办事者，其余全部归地方公用。后来因为谋求利益的人纷纷递禀争办，许诺重贿，因此不敢插手，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可见凡事创办之不易，不是上级知人善任就不能成功。现在上海租界地价极高，上海英法美租界地价每亩三四千两到八千两之多，浦东地价每亩二三百两到一千多两。为什么不效仿英法开通海底地道，以便往来？城南从十六铺以上，高昌庙北界，虹口以下到吴淞一带河边涨滩，都适宜填筑马路。仿照香港填路公司章程，发布告示晓谕，先允许土地生息之地，即缴纳填筑各项费用，给予印照管理产业，如果逾期不缴纳，则将其地拍卖以充公费。捕快费用、垃圾捐及灯捐及大小车捐、各船码头的捐税都照租界章程办理，不仅对官吏没有损害，也可以大增观瞻，而且宵小之辈无处容身，对地方不无益处。

盗工

夏商周三代以后，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一次出现在汉孝文帝时期，再次出现在唐太宗时代。废除肉刑，释放死囚，仁政接近古代，还有下车哭泣罪人的遗风。然而后世有人诋毁议论，不知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源自神武不杀的一个念头，并非全是好名的举动。又何必沾沾自喜地遵循亡秦苛暴的律令，才能大畏民志呢？纵观古今遭受死刑的人，只有盗贼最多。周秦以来，盗贼为患不可胜数。小的则撬箱掘藏，大的甚至扰乱民众窃取国家。张角、黄巢，是尤其显著的。大盗以至于引发叛乱，就不能不铲除他们，歼灭杀戮他们，以昭示一世警戒。只是这些作奸犯科的家伙本来都是我们的百姓。有因饥寒而盗窃的，有被驱使而盗窃的，有狡黠傲慢而盗窃的，有被胁迫跟随而盗窃的。妻子号哭儿女啼哭，谁愿意这样？刑罚驱赶势力逼迫，谁安心这样？狡黠傲慢的家伙，失去依靠就违背教化，凭借才能可以效命奔走。被胁迫跟随的一类，受匪徒引诱就成为匪徒，经过道德教化就恢复善良。《传》说：“不奖赏而百姓勤勉，不发怒而百姓畏惧斧钺。”确实不是没有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考察《尚书》有“用金钱赎罪”，这在罚锾篇中已经详细说明了。又说：“减轻灾害赦免，怙恶不悛者处以刑罚，百姓改过向善，也未尝不可以宽恕三次。”秦朝有用劳役惩罚罪人的，九江王英布，原来是骊山的刑徒。汉朝有城旦、鬼薪之类，都是用来安置那些有罪不可赦免，而又没有金钱自赎的人，就罚作苦工来代替。各国监狱囚犯，有的驱使他们修桥整路，有的让他们各自掌握一门技艺。俄国则将罪犯运到边境，开疆辟土，以充实边防，对公众有益而不杀害他们的性命，是两全其美的善政。如今海禁大开，华民前往南洋及出洋工作的不可胜数。虽然英美近来有禁止华工的条例，但是像南亚、美洲一大洲，则有墨西哥、巴拉马、秘鲁、古巴、巴西各民主国家，处处需要人垦荒辟土，招工之举有增无减。广东东部及南洋各口岸从事贩卖猪仔的人，仍然在其中谋利。驱赶引诱善良之人，远赴异域，前者死亡，后者继往。官府禁令虽然严厉，诱骗贩卖自如，对良民的危害确实不小。与其禁止不绝，何如转移而变通呢？官府经营管理，舍弃良民而贬谪匪徒，那么善良的人可以保全性命，而邪恶的人可以加以惩处。现在提议举出同治五年所立的英法招工二十四条，光绪三年所立的日本招工十六条。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商议，明确制定详细章程。此后凡是各国，不问有约无约的国家，只要有招工的事务，可以先由公使咨会总署。那些无约的国家，也可以请求有约的大国公使代为传达总署，分别咨文各省。各该省行下各道府厅州县，将所审理定案的盗贼罪犯，除了下手杀害事主的一人必须抵偿外，其余都解送到各海口，交给外洋招工总理的人点验，装船运往外洋，酌情确定做工年限，每名取回工价银若干两，交给该盗贼家属，作为赡养。这就是法外施仁，该盗贼应当

译没有不感激并心甘情愿的。如果用中国无法制服的盗贼，去充任外洋想要招揽的工匠，盗贼得以在中国生存并去除其祸害，而贩卖良善懦弱之人的风气，也会不待禁止便自行收敛。这一举措便兼备了三重好处。这正是古代圣王将三苗放逐到远方，诛杀四凶，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蛮夷之地以抵御鬼怪的经典做法。《传》中说：“只有仁人将他们流放，不让他们与中国共处”，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附剑华道人评论说：我读郑公的《盗工篇》，不禁怅然若失而发出感叹。中国盗贼众多，一方面是由于教化未能推行，只知道用刑罚来整治，人们虽能免于犯罪却不知羞耻；另一方面是由于民生未能满足，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坚定的恒心，于是放纵邪僻、为非作歹，无所不为。所以盗案每天破获，盗贼每天诛杀，但盗风却始终没有停止，杀人者依旧，犯法者依旧，而被盗受害的人也依然如故。如果能有好的官吏，勤勉不懈，讲求教养，先谋求满足百姓的生计，再图谋教化蒙昧的民众，那么今天身披赭衣、戴着枷锁的囚犯，怎么见得不是他日的忠臣孝子呢？然而这种效果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经过十年的生养，十年的教训，然后才能逐渐达到不用刑罚、停止杀戮的风气。我听说我们国家奋发图强，已经计划开办南北交通要道以及各省铁路，工程浩大，所需的工匠役夫非常多。何不先将那些没有伤人性命、只是窃取财物、情节较轻、可以网开一面的盗贼，全部下达给地方官，让他们按名造册，解送到所设立的工头那里，让他们充当监力作夫？赦免他们的死罪，他们必定感激重生的恩德；授予他们工作，又能得到谋生的生计。稍微有点人心的人，断没有不痛悔怨恨、改恶从善的。于是提出这一见解，与前篇招工的议论相辅而行，请当权者选择采纳。

卷六十六 工政六 治河

治河

郑观应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地下潜流数千里，涌出地面，汇聚成星宿海，到了积石山才流入中国境内。从积石山向东北再向南三千里，到达龙门，即现在的山西河津，那里山石高耸，河流湍急，大禹开凿它来分散水势。在河南省河阴县以西，两岸夹峙着山峦，水势无法改道旁泄，所以河流至今依旧。自从荥泽县广武山以东，既没有两岸的山峦来约束它，加上土质松软、地域空旷，于是黄河得以逞其浩瀚奔腾之势，横流于兖、徐、冀、豫等地区，无法控制。我们清朝定都于幽燕地区，正值河道败坏之后，溃决频繁，然而河水本性是避开逆流而顺流、避开坚硬而趋向疏松、避开遥远而趋向近处、避开高处而趋向低处，拉拽它它就忽左忽右，遏制它它就忽进忽退，这都是违背了它的本性所致。欧阳修的话说得好：“河水携带泥沙，下游淤积增高，水流不畅，上游的水就会漫溢到河流已经废弃的故道，自古以来难以恢复，强行恢复则往往在上游出问题，只有顺应它的本性，该分水分流，该合水合流，该宽处放宽，该窄处收紧，顺着它的趋势来引导它。”如果容许下游有淤积，而且下游淤积的原因在于积沙，沙被冲走而不停留，那么河流自然通畅。从前李公义制造了铁龙爪、揭泥竿，用车绳拖拽船尾沉入水中，篙工急划船桨，乘着水流相继而下，水深数尺。黄怀信制造了浚川笆，用石头压住，取大绳系在两船的船头，相距八十步，各自用滑车绞动，来回搅动冲刷中流的沙子，然后再移船去疏浚，水浅时就反过来用齿状工具拖拽。这些都是去除泥沙的工具。即使使用的方法，古今偶尔有所不同，但关键在于得其人，灵活变通，不让河流积沙，水落时沙子已被冲刷，不与河流争地，水涨时有所容纳，那么河流归入山东入海也可以，从淮河、徐州入海也可以，只要消除祸患罢了，何必争论南北呢？我们中国治理黄河的官员，古代有能干的，治理黄河的策略，世上有成书。国家不惜花费数千万两银子，为亿万生灵谋求安乐。无奈流沙到了下游更加壅塞，而堤防到了下游越来越多，况且堤工需要泥土，势难挖掘河中的泥沙，那就必然挖掘就近的田土。等到堤上的土逐渐坍塌入河，又再挖掘田土来修补，年复一年，堤身既高，河床也随之变高，河床愈高，田地因此愈低，河高田低，水性就下，必然导致河变为田，田变为河，沧海桑田的变迁，就是这个缘故。自古以来，黄河从开封以下，向东北逆流而入海。《禹贡》所说的“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就是这个意思。等到九条河道都被堵塞，沙石日益增加，堤岸日益倾斜，河底逐渐升高，于是黄河向东南趋向清江浦入海。积久之后，沙石的埋没依旧，堤防的倾斜依旧，河底的逐渐升高也依旧。所以咸丰四年，黄河又自大清河向东北趋向入海。数十年间，河流屡次改道为患，更加严重。这就是近年来黄河再次决口的原因。一次决口于郑口，徐州、河南受灾；再次决口于泺口，山东、鲁地受害。仰赖庙社的神灵，依靠朝廷的筹划，才使得水势顺轨，主流回归漕运河道，花费数千万金钱，大工程于是完工。黄河治理不好，正不能归咎于天命，而与人事无关。只是河口虽然堵塞，但不寻求善后的策略，那么还是不可依赖的。现在就我所见，略举四点，以供采择。

一是缓上游，黄河上游群山耸立，应当在山下塘谷里开通渠道引水，停蓄如水，如果河水不能宣泄，就开沟引归别的河流。如果不能另筑别路，可以在本河两边开沟受水，都用堰闸，随时蓄放，使得河流迂回缓慢，不至于横流。这就是所谓顺着路通渠，顺着渠通沟，顺着沟通河。而且设置闸口穿渠，两岸村庄可以收获水田的利益。或者地势稍高，离河较远，可以用桔槔、吸筒取水，多挖掘深井，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