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九　刑政一治狱　刑政二教匪

译卷五十九 刑政一 治狱 刑政二 教匪

狱囚

郑观应

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哀痛悲悯，确实是仁人用心之处。”大概人生不幸，父母没有好好教导，既没有固定的产业来资助生活积蓄，又没有技艺来供给饮食，贫困无聊，流入匪类，导致触犯法网，横遭官府刑罚，关在土室棘墙之中，暗无天日，穿着赭衣、戴着黑索，惨受拘束牵拉。狱卒毒如虎狼，秽气积聚成瘟疫。从斩首、绞刑以下的各种罪行，人本来没有必死的法则，而长期关押导致病死在狱中的，往往有之，其悲惨程度哪里说得尽呢！近来听说各直省州县，大多设有自新所，用来安置轻罪犯人，这方法确实很好。倘若能再参用西方的方法，来推广它，使军流以下的罪犯都能自新自赎，那么保全生命的人必然很多，办理起来也容易。保全政体而广积阴德，应当也是仁人深深赞许的。拿西方的例子与中国相比，虽然法律有轻重，律令有宽严，但充工这一项，实在可以弥补今日刑书的缺漏。考察西方国家的罪犯工作，也有几种等级：有狱中的工作，有狱外的工。狱外的工，男子则制造各种货物，女子则纺织刺绣等事。凡是一个犯人入狱，都必须学习一门技艺，原本有技艺的，就在狱中从事本业，所获得的工资，一半给犯人私用，一半归狱中公用。那些被关在暗室、独自做无用苦工的，则是罪情重大，务必用劳苦来惩罚他们罢了。狱外的工，如建台、筑监狱、开荒地等，都可以由狱官监督去做，就像汉代的城旦、鬼薪之类，古人的用意并没有完全丧失。实际上本于《周礼》，推究其本源，《周礼》用圜土聚集教化懒惰的百姓，圜土就是狱城。有罪的人进入其中，命令他们工作，等到他们能够改过就释放他们。那些莠民犯法，多半是被饥寒所迫，拘禁起来生计更加困穷，释放出来依然两手空空，想要暂时延缓死亡，必然故态复萌。如果不预先为他们筹划，罪刑期满仍然没有生路。所以西方人治理监狱，谋杀、叛逆则在绞杀之余，多处罚金，无力缴纳罚金则关进监狱。与那些已经判了军流等罪的犯人，依照法律规定的年限，稽查他们的工作，如捆鞋、织席等事，有原本熟悉工艺的，让他们各自从事旧业；顽劣愚蠢、罪行重的，则充任一切卑贱劳苦的工作，如清除秽物、砌路、修桥、筑垒之类，都酌情给予工钱，派人管理。每天的食物足以糊口，留下剩余部分在罚满发放时，按名字计数发给，使他们得以谋生。开始时用应得的刑罚惩治他们，结束时给予改过向善的资金，谁没有天良呢？良善之人能不受到激励劝勉吗？至于牢狱拘禁的地方，修缮房屋，勤于打扫，不使潮湿闷热、破漏，以免生病而更去做工。还设有浴室、病馆，让医生掌管。地方清洁，饮食适口，他们体贴人情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中国罪犯阴险狡诈，监狱辽阔，严格防范，还担心逃跑，怎么能仿行西法呢？不知道泰西犯人在狱中从事职业，仍然加高墙壁，严格约束。即使在狱外做工的，也有成组的人数限制，出入有节制，稽查督责，健壮的役卒跟随。只是在法外施仁，原本不因仁而废法，正不必过分担忧。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上下都受益，就是命令罪犯修治道路。现在中国道路崎岖破碎，大多没有兴修。就近处说，一个县有一个县应修的路，一个郡有一个郡应修的路。就远处说，天津到北京一带是南北交通要道，官宦、绅商、士庶必经之路，却有的凸出有的凹陷，有的狭窄有的倾斜。平时两匹马一辆车已经极其迟缓，一旦遇到连绵大雨，道路泥泞湿滑，时常有倾覆的危险。确实应谕令地方官各按所辖地区，派遣流徒各犯兴修，酌情给予微薄资金，代为收存，等到罪满时发给，使他们日后得以作为本钱谋生，那么必然不会恣意妄为，再次触犯法网。而从此道路平坦，履险如夷了。只是修路应仿照西法。西方人修路，下面都平铺石块作为基础，有的直立有的侧放，有的宽有的窄，再用碎石及泥土平敷在上面，用人马机器拉着铁碌碡往来旋转碾压，越重则路越坚硬平整。路中间高旁边低，可以避免积水，宽度以五尺为标准，而城市繁盛之处，则有宽到二三丈、四五丈的。都要平整坚固，所用的石头以纹理细密、质地刚硬韧性好的为佳。中国可用砂石、花刚石、青石，质地虽然不硬但性质黏结，其碎屑着水与灰同功效用来铺路也合适。所铺的石头厚到六寸或一尺，极重的车都可以通行无阻。现在如果仿照这种方法实行，不仅没有反侧，正直荡平，还使各处狱囚锻炼筋力，调理气血，激励精神，不至于常处于黑暗之中，容易生病，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

查西方法律关于钱债的案件很宽松，凡是被控告无钱偿还的，虽然贵如总统，也可以将存欠账目呈报官府申报贫穷，分摊几次了结。如果所报账目不符，查明确实有钱银寄存在别处的证据，就治以棍骗人财的罪。如果不申报贫穷，根据欠款多少，确定监禁期限的长短，大概最多监

译监禁期限仅一年而已。其伙食银两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狱，倘若逾期一日不送，狱官即将被监禁者释放。若有不愿食用监中伙食的人，允许其在外面自行办理，早晚送入。凡是因钱债案件获罪的人，都居住在一起，与犯其他罪行的人不得同处。那里的房屋宽敞，楼窗高敞明亮，每人配备一张铁床，褥子、被子、单衣、棉絮、枕头无不洁净整齐，每七天更换一次。允许犯人互相交谈，看书、写字、作文，只是不允许高声喧哗。正副司狱必须每天到处巡视一次，如果有地方不洁净等情况，应当命令清洗刷洗。若有生病的人，立即命令送往官医处调理，病人各自居住在一间房里。每月由几位官员和绅士陪同正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果有巡丁勒索等情况，允许犯人告发，由绅士交给狱官审理办理。我国如果重视商业，钱债案件与其他案件似乎应当分别监禁惩办。

译犯人

杞忧生

曾子说：“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这确实是仁人君子的用心。”人生不幸，父亲和老师没有好好教导，既没有固定的产业来资助积蓄，又没有固定的产业来供给饮食，贫困无聊，被坏人迷惑，等到触犯法律，横遭官府刑罚，关在高墙深院的土牢里，暗无天日，穿着囚服，戴着黑绳，惨受拘禁。狱卒比虎狼还毒辣，污秽之气逐渐蒸腾，导致瘟疫，犯人奄奄一息，困苦艰难难以忍受。即使侥幸痊愈，病死在狱中的已经不少了。那些拐骗、杀人、盗窃以及怙恶不悛之徒，死了有什么可惜的？只有那些偶尔因一念之差，或者因为一件事没有审结，长期被拘禁，昭雪无门，被牵连无法解脱的人，才值得怜悯。上天生人，原本期望他们能在世上有所作为，一旦偶然犯错，才华全都废弃，处在积秽的地方，遭受潮湿的空气，有不因困苦而生病，生病而且死去的吗？现在国家法律固然严厉，人命也很贵重，在上位者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审理案件，不轻易用刑，不随意羁押，就像随园先生所说：“案件难道一定要等到查清实情才判决吗？早判决可以防止拖延，每次用刑要轻，这真是仁人的话，利益广大。”无奈人心不古，法网难逃，所有押候审问的囚犯把监狱填满了，虽然狱官每天供给钱米，狱卒也不减少分毫，但被关押的各囚犯，却没有一个吃饱的。况且国家钱粮每年收入百分之一，开销给这些人，又白白浪费，似乎不是节约用度的方法。小百姓无知犯法，官吏则按惯例审讯拘禁，有的无意横暴，有的有心罗织罪名，积聚怨恨之气，大违天地之和。我私下认为，这类犯人，应当开一线恩德，给予自新的道路，妥善处置，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不致促其死亡。查考西方国家的制度，录囚虽然法律有轻重，律令有宽严，但让犯人做工这一条，确实可以弥补中国刑书的缺失。不良之民犯法，多半是被饥寒所迫，被拘禁更加窘迫，即使期满释放，仍然两手空空，没有谋生的办法，故态复萌。如果不预先为他们筹划，他们将终身不能振作。所以犯人凡是已经判处军、流、徒罪的，依照法律规定的年限，做工抵罪，如捆草鞋、织席等事，本来是他们平时熟悉的，就让他们重操旧业；那些顽劣愚蠢、罪行较重的，就让他们扫除污垢，修砌道路，既使用他们的劳力，酌情给予工钱，将来释放的时候，稍有积蓄，还可以谋生。这样既惩治了他们应得的罪，又给予了他们改过自新的资本。至于牢狱拘禁，需要放宽房屋，铺上地板，时常打扫，不让潮湿污秽，大概可以避免他们染病，便于他们做工。有人说中国人心险诈，地方辽阔，即使严格防范，还有脱逃的，怎么能仿行西法呢？不知道加高围墙，严格约束，供给衣食，考察他们的功绩，这样仁义互相感化，都会产生羞愧和警惕之心。至于重犯派去干苦工，出外则两人一组，铁链相连，强壮的差役跟随。总之宽严互用，根据事情制宜，正不必过分担忧。这个方法很符合曾子的话，所以随意论述一下。掌管民政的人，希望垂阅。

栖流

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以粮食为天。所以饥困流离的人，有时产生偷盗之心，实在是因为没有办法谋生，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罢了。只有仁者以利济为怀，忧国忧民，担心一个人失所，思考百族都能安定。无奈人口日益增多，生计日益艰难，有的平民失业，有的散兵游勇逗留，有的恶丐行凶，有的流氓滋事。近来虽然设有养老院、育婴堂等处，但都有限制，难以兼收，以致贫困无处可归的人，小的偷窃诈骗，大的结党横行，掠夺市井的钱财，途中的商旅。事情虽然凶暴，实在是被饥寒所迫，常常因为怜悯他们无知，反而酿成大祸。要想消除隐微的祸患，必须筹划安置的方法。何不募集巨资，大概可以抚留这些人。每省设立机构，取名栖流，挑选能干的官员，派为总办，多置田产，借以供给饮食，广泛修建茅屋，使他们免受风霜之苦，容纳无赖，约束流民，教他们耕种，考核他们织造，各尽所能，使他们学习技艺，那么病人有所供养，穷人有所依靠，懦弱善良的人固然不用在街头乞讨，强悍畏惧的人也不至于身陷法网。不仅仅是改变面貌，更是想要洗心革面。至于驯良之辈，少壮之人，督促他们开垦荒地，给予耕种资金和农具，自食其力，使他们建立家庭，大概边疆土地不至于荒芜，而国家也增加赋税。难道不是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吗！唉！广建千间房屋，谁能实现杜甫的心愿，长裘万丈，多次钦佩白居易的襟怀，姑且记下这些浅陋的话，恭敬地告诉志同道合的人。

禁贩奴

彭玉麟

国家户口日益扩大，人口日益增多，谋生的人往往不择地方而前往，以单身一人涉重洋万里，致使天朝百姓受洋人奴役侮辱，实在可怜。尤其惨酷的，是广东澳门、汕头等处，西方人设立招工馆，应招的人被称为猪仔，用牲畜的名字称呼他们，就像用兽类饲养他们，命名的意思已经违背天理。但这还是明明白白地招引他们，更有寓居广东的洋人串通奸商，诱骗乡间愚民到秘鲁、古巴、亚〇〇挛拏等地，开始或许用钱财炫耀，或许用赌博引诱，又或许指称欠债，强行拖上船，有口难辩，无处可逃

译每年被拐卖的人动辄数以万计。等到抵达那些港口，就被强迫从事极其劳苦的工作，稍作休息就受刑罚，请假也不允许，活着如同进入地狱之门，死了便成为海岛上的孤魂野鬼。况且其中不乏良家子弟、贵族后裔，他们无法忍受劳苦，被风涛骇死，望断家乡，断绝宗族祭祀，谁没有良心而忍心听任他们如此呢？后来虽然这种风气稍减，近来又故技重施，受刑的人无法再赎回，前往的人不能再返回，如果不赶紧思考禁止的方法，那么中国的良民不都要沦为异域的牲畜了吗？近来幸赖两广总督张树声关心民间疾苦，多次发布告示严禁沿海地方拐卖人口，又与招工局严格订立条约，凡是应招的人，先取得亲属的甘结（保证书），再取得街坊邻居的保结，然后上报给华官，华官亲自审问，确认确实是自愿，毫无逼迫，然后命令该局制作清册，正副两份，详细记载年龄、相貌、籍贯，以及中间人和保人的姓名，送交华官盖章。等到出洋时，听任华官登船按名查点，之后才准许开船，并将副册咨文发给当地领事官。领事官在船到达时，也按名查验，如果有册上无名，或者姓名相貌不符的，就按拐卖论处，船主加重惩办，船只没收归公。在没有领事的地方，永远不准招工。这样拐卖的风气就可以杜绝，即使是自愿应招的人，某地有多少人，某年有多少人，都有案可查，中外都便于稽查。洋人看到中国如此重视民众，他们到来也不敢肆意凌虐，这确实是万不可缓的急务。对于已经出洋为奴的人，也不可只是旁观叹息，应当命令各国公使领事认真清查，暗中保护。从前有贩卖非洲黑人为奴的，英国集合商人禁止，出资赎回释放，堂堂天朝如果能自己保护百姓，仿效英国人赎买黑人的例子，这确实是让他们脱离水火而安坐席上啊。然而说起来并不艰难，做起来却艰难，积习难以改变，难道要看着百姓溺亡而不救援吗？天下没有这样残忍的人，见人不救如同落井；天下又没有这样的仁人，这不过是空谈，而不能付诸实事罢了。令人感慨啊，令人感慨啊。

译论泰西治狱

沈粹生

西方审理案件非常符合古代的法律精神，不命令犯人下跪，是为了充分考察他们的才智，激发他们的忠诚与爱戴。如果反过来做，就会造成刑罚阻碍、形势禁止，使犯人畏缩不敢说话，甚至颠倒是非。不使用刑讯逼供，是为了根据情理来判定罪行的轻重，谨慎地推测案情的深浅。如果反过来做，那么在鞭打拷问之下，被压抑冤枉的真实情况就太多了。设立陪审制度，是遵循众人共同裁决的原则；从而消除了滥用威势、掠夺财物的弊端。列设见证人，是没有简单忽略、不予听取的意思；从而消除了随意指认、诬陷他人的弊端。然而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律师代为陈述，无理的人都能加以粉饰。中国的讼棍也是这样，虽然是非难免，但也确实有律师善于辩论，使罪犯逃脱法网的情况。中国讼棍、书吏通过巧妙粉饰而逃脱法网的更多。审理案件需要费用，无力支付的人害怕控告，虽然有时由理亏的一方代为缴纳，但也有理亏者赤贫如洗，仍然要求理直者承担。而且所制定的刑罚条文过于宽缓，容易开启作乱犯上的渐进趋势。法国乱首舒朗的罪行，尽人皆知，却因为他担任议员，拖延不予追究。败将伯沁的案件，审理历时很久，议论纷纷，最终仍然从轻减刑。普鲁士铁路受贿案，因为牵涉议员而不加追究，尤其令人诧异。美国讼师奇笃，亲手刺杀总统，被捕入狱后，不加镣铐，竟敢持刀逞凶，伤害狱卒。英国匪徒墨格林，枪击君主，虽然没有造成伤亡，竟然凭借巧言解脱，置之不问。难道是因为有别的原因，还是因为君主无道，大家都想刺杀他呢？然而法律柔弱，民众玩忽，导致产生动乱的阶梯。西方一个乡官管辖的范围内，监狱中的犯人常常达到千人，少的也有数百人，虽然说是小事，也都给予监禁，这也是法律宽纵导致的吗？有人说中国不宜完全实行西律，西律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应当聘请外国有名的大律师，以及中国老成持重、有声望的精通申不害、韩非之学的官员，招募朋友再延请深通律例的华人翻译，将中西刑律会同参订，做到至公至当，作为中西通商各口岸的律例，分中文和外文刊印发布到各埠。凡是在通商口岸所有的交涉案件，都依据此编判断，不再使用刑讯，以归于统一，这样我们的百姓不至于独自吃亏，西方人也不能独自获利，并且可以逐步谋求西方旅客归我国官府管辖，以逐渐恢复我国固有的权力。这虽然看似是缓着，但实际上关系要害，应当急切地谋划。清朝初起，东方制定的刑罚宽大简略，死刑之外只有鞭笞。世祖统治中原，命令大臣制定法律，当时参与编纂的各位大臣学识浅陋，未能仰体皇上的仁爱，沿袭了明朝残酷的法律，于是到了斩决的地步。上面有凌迟、斩首，其次有绞刑。凌迟这种极刑，不是唐虞三代所具有的，难道适宜在盛世施行吗？绞刑的痛苦，听说比斩首更甚，那么名义上轻而实际上加重了。听说西方国家有击脑、闭气等刑罚方法：击脑者，用枪正对着犯人的头部，子弹击中可以立即毙命；闭气者，将犯人关在小室里，让新鲜空气无法进入，可以逐渐毙命。都远远不同于斩首、绞刑的残酷。现在应当废除凌迟律，犯此罪者改为斩首；废除绞刑律，犯此罪者改用西方击脑、闭气的方法。并废除父母、兄弟、妻子连坐的律法，以仰体历代圣君仁慈的深意，继承他们未能改定的志向，那么三代以后未有的仁政，从我朝开始，亿万年不拔的根基就在这里了。至今审案定罪，必定要取犯人的口供作为凭证，导致问官动用非法刑罚，在逼供痛苦昏厥之下，何求不得？如果已经确知案情，又哪里用得着口供？应当废除取口供的条例，无论轻重案件，只让问官详细查访、细密调查，根据情理定罪。除了笞、杖、枷以及责打手掌、嘴巴的刑具外，其余一切刑具及各衙门私自制作的私刑，命令全部烧毁，表示永远不再使用。内外掌刑官及非掌刑官，敢于私藏旧刑具或私制新刑具的，斩首。确立这一条，也是废除残酷的一大端。

罚赎

郑观应

《吕刑》这一篇，评论者认为周穆王巡游无度，财力匮乏，民力劳顿，为此采取权宜之术，以敛取民财。现在阅读这本书，千年之下仍然能看到他哀怜恻隐的意思。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唐虞，是为了向万世展示法治的道理。将《吕刑》保留在训诰典谟之后，难道不是告诫后来的君王吗？我私下认为即使施行百世也没有害处。秦汉以来，议论刑名的人有的增加有的减少，代代都有更革。用金属作为赎刑，其废除已经很久了。太史公遭受宫刑，因为家贫不能自我赎免，可见汉代还有这种风气。此后就很少见了。圣清沿袭明律而加以损益，实际上不超出唐律十二篇的准则。五刑有赎，是仁至义尽的规定。而罚锾之法，这在奏议中未曾听闻，在施行中未见实行，或许是担心放纵富人的恶行，助长贿赂的奸邪，而委屈压抑小民贫乏者的案件吧。现在西方人杂处中华，刑法这边重那边轻，罚锾这边没有那边有，宽严相形，轻重悬殊，未免容易滋生百姓抱怨之心，而交涉案件也每每失去公平的准则。老子说：“做别人所做的事，别人也就没有瑕疵了。”衡量中外，似乎不得不改弦更张。沿袭他们的法律而施行，有清理诉讼根源的方法。进一步参酌，又得到澄清官场风气的方法。上天生育百姓，凭借资财生存，所以资财相依如同性命。诉讼的发生，起因于钱财的十有八九。如果详细制定罚锾一章于五刑之中，准许赎免之外，诉讼而虚

译对于诉讼中理亏的一方，议定罚款若干，其中一半收入官府库帑，另一半归给诉讼中理直的一方。这样，起初是因为钱财引发诉讼，最终反而因诉讼而损耗钱财，稍微懂得顾忌的人，还敢轻易触犯法网、好讼不休吗？即使是顽固不化之徒，既然知道有议定罚款的条款，或许也会重视生命、爱惜钱财，不敢轻易放纵其刁诈行为。况且，违背礼法、藐视法律、欺压良善的人，大多出自豪门大户和富豪之家。如今用罚款来削弱理亏者的财富，以救济理直者的贫困，这就达到了均平的道理。况且人们爱惜钱财，往往重于珍惜名誉和生命，受刑受辱不以为耻，挨打受杖不感到畏惧，但一旦让他们掏空贪婪的钱袋，舍弃那些钱财，这比剜肉断头更加令他们痛惜。他们追悔罚款的严厉，甚至超过了对枷锁刀锯的恐惧。然而，如果一定要说这样做有压抑惩办恶行的隐患，我实在不相信会是这样。

或许有人质疑说：如今吏治败坏到了极点，罚款之法虽然巧妙，恐怕正好用来填满贪婪官吏的私囊，富人更容易侥幸免罚。殊不知朝廷制定法律，百官奉行，枉法贪贿自有国法在，这又在于上级能否考察官吏罢了。如果官吏不奉公守法，即使没有罚款的明文规定，富人又何尝不屡次通过贿赂来免罪呢？现在请进一步阐述我的见解。诉讼中理亏者罚款，理直者分得罚款，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官吏上下其手，把理直判为理亏，把真实判为虚假，那么应允许受屈罚者向上级官府控告，派遣贤良能干的官吏详细复查审理，询问公众舆论，依据大众评价来判决。如果查明原审官吏贪贿枉法，就用他屈罚他人的金额，加倍乃至百倍地处罚他，除了退还被屈罚者的钱款外，其余全部收入官府。那些行贿的富户，也按照其行贿数额，加倍乃至百倍地罚款，全部收入官府。主管官吏爱惜钱财重于珍惜名誉和生命，他们又何尝不是富人一类呢？被斥逐不以为羞，被除名不感到恐惧的人，一旦被迫掏空私囊，那些本想留给子孙、购买姬妾、修建园林作为养老享乐之资的钱财，顷刻间化为乌有。他们痛恨、悔恨、惋惜之情，将有不可胜言之处，或许因此有人会选择投水自尽。由此可见，大计参劾的严厉，远远比不上破除吝啬、惩治贪婪的妙术。

摘录《镜存子治标庸言》说：“值此国家用度窘迫之际，难道没有诚心报国的人吗？如光绪三年前署理两广总督刘坤一，在兼署粤海关监督后，自陈任职时间长久，请求将廉俸剩余部分捐交银十五万两，奉旨称刘坤一捐输巨款用于储养人才，定能公而忘私，力顾大局，非常嘉奖。光绪九年前大学士文煜明白回奏，从道员升至督抚，屡次管理税务，所得廉俸历年积累达三十六万两，奉旨称数额较多，责令捐银十万两。又曾带兵的记名提督刘维祯，在几年间报捐海防军饷及湖北购买设立机器制造枪局厂等经费银四十万两。近年顺直水灾，也有司道府县捐银万两者，不止一人。如果各直省现任官员以及优游在籍的官员，都像刘坤一、刘维祯这样，那么众人合力就容易成功，千万巨款不需要呼吁援助，争相报效，本是应当的。然而，谁敢轻易触犯这张法网呢？”所以说进一步阐述见解，又暗中寓含澄清官场的微意。

那么，罚款是正确的，罚款的条目应当如何呢？我建议请朝廷命令廷臣、大理寺、三法司会同妥善商议，参考《周官》中束矢钧金的例子，除了人命案件必须抵命外，刊布定章，在诉讼开始前公示罚款，在诉讼刚开始时告知罚款，在判决确定后执行罚款。理亏者、虚假者，涉及户婚的罚款是多少？涉及田土的罚款是多少？涉及殴打的罚款是多少？一切不该做而做的，杂项犯罪的罚款又是多少？没有钱财可罚的人，就按照前文所述，充当苦工，根据犯罪轻重，制定罚款的等级差别，不要偏私，不要宽贷。向上级控告复查，仍然理亏虚假的，加倍罚款。州县的罚款，按月造册上报，呈给藩司和臬司。臬司专门负责勘验审核，按情处理；藩司则每季度按册征收提取罚款存入库中，另行存储作为教养民生、兴办各善堂的经费。从百姓那里取来的，仍然归还给百姓。国家和官吏都不据为己有，而且教养等各项善政都得以推行，后来受罚的人也蒙受其利，这是美好的。这补救偏颇、纠正弊端的办法，就是大公无私的政治，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至于败军失律的将领，贪墨被劾的高官，与寻常罪犯不同，这又应当斟酌轻重，分别惩办，我国家自有权衡，不是草野之人敢随意拟定的。

译在杨侍御奏请裁撤待质公所的奏折后写道：

天下事中最足以使人痛苦的，莫过于诉讼案件。做官的人最应当讲求的，是审理判决。百姓难免发生争讼，那么官员也就无法避免审理判决。诉讼案件的发生，并非都是理直的一方，也并非都是理曲的一方。如果审理不明，判决迟缓，那么是非曲直如何区分，民情如何得以了解呢？即使是非曲直已分，民情已明，但有时因为人证不齐，有时因为案情反复，一人惹事，连累多家，历经数月甚至数年，案件悬而未决。侥幸真相大白，不仅原告被告的家产荡然无存，就连牵涉其中的人，也赔钱受苦，失业废时。如果不幸遇到胥吏舞弊，主审官糊涂，案情无法查明，今天审问一次，依旧关押；明天审问一次，依旧关押，导致想打官司的人打不了，想息讼的人也做不到。虽然百姓好讼，给予他们羁押之苦，也算是咎由自取。然而主审官不能尽早断案结案，也不能推脱漠视民间疾苦的罪责。

现在读到夫已氏所记录的御史杨福臻奏请裁撤各省增设待质公所的奏折，深深佩服侍御满腔的仁慈，洞察情弊，使得主审官的任意妄为、胥吏的勒索、差役的凌虐，几乎像鬼怪现形，无法逃脱犀角的照鉴。所谓监禁等待定罪的人，而无罪被拘留的人，痛苦更甚于监禁。刑具有固定的样式，而无形的凌虐，残酷更甚于施刑。历数近日各省待质公所的弊端，拘押的痛苦，有令人闻之不忍、见之不忍的。饥寒交迫，瘟疫频发，尚且算是被拘押人应受的苦。家人不许通问，那么在官场上说话，本该破除情面，以免生枝节，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差役的需索，本来违反禁令，而现在各省州县的差役，虽然各自领取饭食费用，却好像不勒索不足以养活自己，相习成风，牢不可破。官员未必能知道其中的弊端，即使知道弊端，也不能彻底革除，好像不忍心断绝他们的生路一样。沿袭如此，如出一辙，所以不能不产生减轻刑罚的想法。

然而如奏折所说，竟然有横加勒索，稍不如意，就私自凌虐，有的将辫发系在秽桶上，引其两手环抱，使秽气进入口鼻，有的放在盆木上系在梁上，另用绳索牵拉簸动，令其眩晕呕吐，有的系住两手大拇指悬于高处，令其两足离地，经过数小时之久，手指长出数寸，有的用熏鼻之法使之刻难忍受，其他凌虐尚多。都属不可思议。被押者大多死于狱中云云。重大的案件，紧要的犯人，自有内监禁押，这不过是田土银钱的小事，暂时管押，以备随时质审罢了，不能与内监要犯相比。内监要犯，或是盗贼或是命案，不是斩监就是徒刑流放，尚且不忍心让他们受饥寒染病，所以每天供给米粮以养活他们，冬天施予棉袄以穿衣，有病则由官医诊治服药以治疗。只要有一线生机可延为上策，断不能一刻放松仁慈的念头，不仅体现天地好生的德行，也普及朝廷浩荡的恩德。偶尔有自然死于监中的，尚须请邻县官员来验尸，备文通报详情，恐怕有贿赂纵容监毙凌虐的弊端。国家重视民命，丝毫不爽，却说公所比内监宽，即使家人送饭送衣也不禁止，却一定不许家人通问，是被押者的饥寒都是由差役胥吏造成的饥寒，不是被押者应得的饥寒。时疫的感染，即使是宽敞居所的大人物也难免，在低洼狭窄之地，良莠杂居呢？却使他们不能举动，日闻秽气，高悬箕簸使他们呕吐难受，是被押者的染病都是由吏胥差役日日化作的疠疫，不是自然的疠疫。说主审官知道呢，就应当随时查究惩儆，断不致使吏胥差不像这样狼狈为奸。被押者负莫诉，说主审官不知道呢？那就将要认为公所的便利禁押的妥当，恐怕其弊端越滋越深，而积累越多返回越难。然而各省难道没有廉明干练的官员吗？为何没听说据情上禀，历陈其弊的人？大概因循不振，是中国人的习惯。墨守旧章不思改革，是中国人的弊端。所以朝廷并非不想振作，而终究不能周知，是疆吏蒙蔽了朝廷。疆吏也并非不想振作，而苦于不能详悉，是州县蒙蔽了疆吏。而州县又被吏胥差役所蒙蔽，即使有爱民如子的心，恐怕也难以见诸施行。

现在阅读侍御此奏，将通行章程内增设待质公所之事逐一明辨，并且恭敬引用道光十六年七月的上谕以打动皇帝，虽不敢必其能邀俞允与否，但即此疏以观，已足为民请命而体现天地好生的德行。所以欣喜而书其后。

刑政二教匪

附陈处置哥老会匪片

薛福成

再，此次焚毁教堂，殴打致死教士，传闻是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发时率领党徒纵火，事毕后潜逃四散。这些人都是遣撤的勇丁，所以气势较盛，蔓延较广。私下查考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传于湖广。后来湖南营勇立功最多，随即招募随即撤遣，不下数十万人，

译而哥老会的风气，也就在湖南最为兴盛。他们最初建立帮会的意图，仅仅在于互相救援、救济贫困罢了。等到入会的人多了，不免倚仗势力制造事端。如今教堂的规矩又是从前所未有的，匪徒逞一时之意，国家承受无穷的累赘，其情状极为可恶，此案较为难办。只有广泛收买眼线，平心静气地访查，将在场带头煽动的正凶多抓几名，不要稍有冤枉或放纵，也足以振作法纪而保全邻邦友好。臣私下认为，从今以后，各省防营对于湖南勇丁，不宜轻易招募，也不宜轻易撤换。大抵入会的习气，在营中的人居多，即使散归乡里，往往因为挂名会中，不能立刻脱离。然而自从楚军极盛到现在，将近二三十年，这种风气应当逐渐平息了。却因邻省添设军营，或者仍在湖南招募勇丁，那么旧的已经逝去，而新的又兴起，似乎暂时应当停止招募楚勇，使哥老会的渊源不至于循环相承，也可以杜绝邻省各营传染的祸患。至于现有的军营，如果确实是楚勇，倘若考察他们实在难以得力，或者正值经费短缺，也应当妥善谨慎地筹划，分年设法处理，断不可仓促遣散。至于他们众人被饥寒所迫，骤然生出事端，其中那些身经百战、保举提拔为提督、总兵，撤归田间的，不必问他们入会与否，只查他们曾立有功绩而处境贫困的，似乎应当由各省大吏酌情给予职位，使他们凭借一个差事来救济衣食，所需费用不多，而保全的利益很多，这都是无形消除祸患的方法。况且臣又听说曾国藩曾经筹划处置哥老会匪，专门主张内严外宽的说法，只问他们有罪无罪，不问他们是会非会，禁止供词牵连以孤立匪党，免除株连以安定人心，告发准许的请求，一概不批准，以断绝仇怨诬陷的风气，访获的头目必定处以重典，以杜绝煽动诱惑猖獗的苗头，使善良的人不至于自危，恶党不能迷惑众人，确实可以说是拔本塞源的言论了。然而这是地方官吏的事情，关键在于作为大吏的人督同司、道、府、县，从容安抚，恩威并施，按月计算不足，按年计算有余，大概不是急切所能做到的。理合附片陈述，伏乞圣鉴。谨奏

译致各国大臣书并章程八条

总理衙门

自从中外通商以来，所签订的条约，原本期望有利无害，彼此相安，长久不变。然而查看近年情况，虽然有条约，不仅不能在未来施行，即便目前也有难以安定的态势。其中通商一事，尚称平顺，可以避免争端，唯独传教带来的流弊，多得说不尽。按传教的本意，原是说劝导人向善，但天主教与中国民心，极为抵触，为什么呢？大概是办法未能适宜，才导致这样。应当急切寻求妥善的方法来挽回补救，这样才能对各国和好的大局与各国通商的大局没有损害。

传天主教的神父所到的地方，往往与百姓不合，所以历年来各种案件，颇有不能相容之处，贵大臣对此也应当早有了解。天主教初来中国时，名叫西儒，起初入教的人中不乏安分守己之人，但自从换约之后大为不同，于是将劝导人向善的教义，华人皆轻视它，并心存不服。加上入教者倚仗势力欺压他人，于是不服之心牢固结成而不可化解。等到百姓与教民发生争执，酿成案件，地方官理应查办，而神父又出面庇护他们，神父借此藐视官员，民心更加不服。况且在中国有事之时，一切罪犯和讼棍，都以教会作为逃避惩罚的巢穴，从中制造混乱，百姓起初抱怨，继而结恨，最终成为仇敌。各处百姓不问天主与耶稣有无区别，都指称为天主教。不知西洋各国疆界分明，却一概视为外国人。祸端一旦开启，凡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在之处都成为危险境地，即便在安居无恐的省份，百姓也听闻后产生怀疑，疑心重了忌心也就生了。根据这种情况，怎能不激化而产生变乱呢？

而究其实际，教派并非同一，国家并非同一，纵使劝告者恳切，难保听者不轻视。本王大臣任职十年，日夜焦劳，不料今年天津案件，果然变故发生在仓促之间，来不及防备。该地地方官查获真凶，一并处死，以及赔偿抚恤各项，虽然办理尚算妥当，但内心尚未释然，皆因百姓与教民不安，必然导致滋事。此案之后，仅照此案作为成例，恐怕办法越办越难，祸端也越多越烈，怎能相安无事呢？

总之各省教案，虽因百姓积怨而成，实则由教民逼迫所致。各省一切案件，地方官办理，如果未尽善，未尝不是因为中西各国办事官员，明知百姓与教民意见未能融洽，不早点立法挽回，一旦事出不测，外国只求满足其欲望，而不顾人心服与不服，不顾全大局，以强力为强，而中国地方官无法可施，只求敷衍了事，暂顾眼前，不思长远之计，即便与外国深思熟虑，筹商善后之策，并非不肯平心论事，却都以万不可行的办法强行劝勉，反而造成阻碍，这难道是代两国诚心辨事之人所为吗？

如今本王大臣统观全局，非常希望中外永远和好，必须先妥善筹划好方法，因想到泰西各国，彼此都有教士互居其地，他们之所以能长久相安，不是处置得当，怎能达到这样？所以传教与习教者，行事毫无阻碍。据本王大臣所闻，不论何国教士，居住在哪个国家，就遵从哪个国家的法律风俗，没有自立门户的，若抗违国法官令，僭越权柄以及损害人名节，有害人民，使人怀疑而生怒，种种不法之事，都有严禁来惩治。即便如在中国建堂传教，先必须让本地士民喜悦而不怨恨，信任而无怀疑，方可办理，自然彼此长久安定，怎会拆堂毁教呢？而传教人再将分内应行之事，一一在众人面前宣示，确实没有与教义相反者，更不为习教者指使，擅自干预地方公事，以势压人，招致绅民怨恨，到处教士都能如此，则百姓也可与之长久安定，官员也易于保护了。

近观在中国传教者的所作所为，实与本王大臣所闻各节大不相同，犹如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主，像这样而想长久安定，官民不同心，怨恨岂能轻易消除？本王大臣思患预防，惟恐天津案件已结，各处教民听闻后，必以天津案件为借口，反而气焰凌人，平民怨恨毒恨更甚吗？一旦发泄而成巨案，地方官办理不下去，督抚也无可奈何，即便总理衙门有力难施，倘若中国百姓同心变乱，我大皇帝派遣将领军队，万不能将中国百姓全部诛杀，众怒已成，谁肯束手待毙？等到事情难以挽救，再想中外和好，保全大局，彼此都无能为力，能不归咎于中外各国办事的大员吗？

况且无论中外何国，必以得民心为要。民心不得，以势迫之，定必生变。国家政命令虽严，也难望其遵行不怠。中外办事大员身当其任，补救无方，怎忍心置中国与各国商民同溺于患难之中，不思以善法

译维持，后来一切公事万难措办矣。

如果维持现状，那么日后所有公务都将极难办理。

本王大臣欲顾全各国和好大局，力求补救之法。

我大清大臣想要顾全各国和睦友好的大局，竭力寻求补救的方法。

特拟章程八条，一并缮送贵大臣查阅。

特意拟定了八条章程，一并抄写呈送给贵大臣审阅。

除致各国大臣外，专此缕布，

除了向各国大臣致信之外，专门在此详细陈述，

惟贵大臣谅之察之。

只希望贵大臣能够体谅并明察。

译第一，教会所设立的育婴堂，向来没有向官府申报立案，却收养孩童，其中情况难以公开澄清，因此引发猜疑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何不将外国的育婴堂全部裁撤，以避免非议？如果一定要设立育婴堂，只应收养信奉教义且无人抚养的孩童，但也必须向官府申报立案，注明何时收养、何人准许在何时领回，并准许无子嗣者具结担保抱养为子，这样才显得真实可靠。至于教外的小孩，应当由中国督抚命令各地地方官选派士绅董事自行收养，中外各自行善，自然能消除猜疑。查考中国育婴堂的惯例，孩童出入必须申报来历，地方官到堂后，其家人准许来看视，待孩童长大后，或准许无子者具保抱养为嗣，或仍准许其家人来堂领回，无论何种教派，仍归本教堂中，这也算是善于抚育，足以作为善事之一端。听说各国在本国设立育婴堂，其办理方式与中国相同，只是在中国设立的外国育婴堂收养孩童，不询问来历，不肯向官府申报，到堂后他人不得抱养，其家人不准领回，而且不许亲人来看，这样怎能不使百姓产生猜疑？就像天津教案中妄传挖眼剖心，曾经奏明并无此事，但民心至今疑虑未消，所以能堵住他们的口，万万不能服他们的心，难道希望将来不再因猜疑而生事吗？如果真的能将外国育婴堂全部撤回，仍归本国设立，凡是中国孩童无论是否信奉教义，都归其收养，中国各省办理此类善事不可胜数，何必西方人越俎代庖，致使善举反而引起猜疑？所以此事不如各行其善，确实对双方都有利。

第二，各教堂中，凡是中国的妇女一概不准进入，即使是外国女修士也不准在中国传教，这是为了严明规矩而避免人的猜疑议论。查考中国向来以名节廉耻为重，男女分居，不相交接，礼节极为严肃。天主教开禁以来，妇女进入教堂，男女不分，各地教堂相沿成风，难怪百姓轻视传教，并且怀疑有淫乱之事。

第三，传教士居住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其不可有违背国家法律官令、僭越权能，以及败坏人名节、凌辱百姓的行为，使人多疑而激起众怒。如果毁及中国圣教，公愤难容。各位教士都应归地方官约束。至于中国教民的一切事务，与平民无异。凡是演戏赛会，自然应当照章免除摊派钱文，但应有的差徭和地方官公事，不得藉口推诿。至于应缴给官府的银两、应纳给业主的租项，更不准恃强拖欠。外国教士不可包揽抗违，遇到民教交涉诉讼，听凭地方官公正审判。传教士不得插手帮讼，如果原被告中有教民，不准隐匿不到，致使案件中的人拖累无休。倘若教士干预诉讼，地方官将请托原函禀报督抚咨报，本衙门将教士撤回本国。如果教民有户婚田亩词讼，擅自央求教士出面说情的，地方官从严究办。查考中国尊崇儒教，以释道两教为例，喇嘛原本不是中国人，却无不敬守中国法令，凡是是非曲直听凭官府办理。听说外国传教士居住在各国，国家的法律风俗处处遵行，从不自立门户，违背国法官令，僭权揽权，或污人名节，虐待平民，致使人怀疑而犯众怒。教士既然来中国传教，自然应归地方官约束，竟然有骄矜自大，藐视官长的，实在不是自爱。而习教者本是中国黎民，更应守本分，与平民一律。教民在城乡都有邻里乡党，更应彼此亲睦。然而遇到地方公事与公举各项，辄敢倚仗教派免除摊派，自待已薄，难怪人人都轻视他们。更有抗税拒捕，辱官虐民等事，教士不知底细，反而被刁恶教民所惑，包庇不肯送官究治。于是有犯重罪投入教中而求保护的，且各省教民结讼，竟然有外国教士出头干讼。如四川教民妇女骗取赖平民租项，反戮伤平民致死，法国主教居然行文说情，教民妇女竟然不抵罪，四川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贵州入教者遇到诉讼，自称教民作为护符，恶迹可知。各省民间互相婚嫁入教的，必令不入教者退婚，或父兄入教，必指责不入教的子弟忤逆，呈控到官，教士袒护，种种情事，怎能免除人的怨恨？

第四，中国人外国人居住邻近，用法两无所偏。若遇命案应当抵偿的，中国人按中国律例，外国人按西方律例，以服民心。无论中外，办案应当就本案定罪，不得在办罪之外另议赔偿，且不得在本犯之外任意牵连无辜。绅商受累，地方官遇到民教交涉案件，或民人欺侮入教者，按所犯之事拟罪；或入教者欺侮民人，也按所犯之事拟罪，都应当平允。如果习教者行为不法，被地方官访闻或被人告发，自然应当照例逮捕办理。教士都不得包庇隐匿，如有庇匿不到案的，先将

译违反法律的人依照惯例追究惩办，同时将包庇隐藏、抗拒传唤的教士与犯人一同处理，或者将教士撤回本国。查考同治六年四川殴打致死教士冯弼乐一案，已经抓获冉老五并执行死刑。有梅教士硬是指控绅士主使，逼迫勒索赔偿银两八万两，原本是无知贫民闹事，等到激化成重大案件，反而逼迫安分守己的绅士富人赔偿银两，这种情况令人怨恨极深。又查考同治八年四川殴打致死教士李国一案，确实是由教民逼迫他人退婚而引发祸端，经崇将军与李中堂共同办理，已将主犯何彩执行死刑，刘幅判处绞刑。而那些教民杀害平民，以及历年奸淫掠夺、焚烧杀戮的首恶教民王学鼎、张添等人，虽然已经议定罪名，却始终未能归案。其司铎覃辅臣纠集众人杀害团民赵永林等二百余人，梅教士声称已前往海外无法查办，四川百姓更加愤怒。

译一、法国传教士前往哪个省份传教？在其所领取的执照内，必定会详细注明某省某府。执照内指定在某省传教，不得暗中前往其他省份，并注明由某人收执，不准转交给他人。该教士所经过的关卡，一切应纳税的货物，不得私自携带，企图偷漏税款。等到抵达某省某府，应将所领的执照立即呈交给地方官衙门查验。如果查验发现人与执照不符，或私下接受中国教民顶替冒充，除了将原执照注销外，如果查出有私下买卖、私下接受以及不法等事情，必定将顶替的教民严加追究，仍将教士驱逐回国。凡是执照内的教士姓名，以汉字为准，各处易于辨认。如果教士回国，或病故，或改行，理应缴销执照。至于各省有叛逆的地方，领取执照的人不准前往。将来如有县里有冉石保等人先前曾跟随贼寇，后来加入教民袁玉相、夏正兴的团练中，借助教会的声势纠集众人，杀害了王江保、左寅寿二人，重伤三人，将他们家的财物什物牛马抢劫一空。又查同治八年贵州巡抚案件报告遵义县八禀内，有宋玉山、唐神仙、譚元帅、蹇元渊等人先前曾跟随贼寇接受伪职，后来加入教会扰害乡城。教士申请执照前往的省份，经查是军务所在的省份，就将执照一概停止发放，这是为了表明保护的意思。查贵州教案内赵教士一名所领取的执照，并未在花名册内明确注明。后来德国翻译来函据称，查得洋文册内有受伤身死的赵司铎，实系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领取执照的瑞勒思，就是这个人，误写为赵姓等等。又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百二十五号的瑞勒思是前往四川的，而贵州护照簿内确实没有赵姓，也没有瑞勒思。像这样传教省份与教士姓名先后互相矛盾，怎么能够取信于人而能保护呢？又教士林辅臣杀死俄人案件中，林辅臣先前充当教士，又在布馆中服役，而原执照竟然没有缴还，或者私下转给他人，或者遗落在他人手中。不但冒充的弊端难免，而且恐怕落入逆贼之手，那么国家受害甚大，也大大有失教会的体面。

一、传教士，本来是劝人为善，应当在收人入教之前，仔细访查此人有无作恶犯罪的事情，应当收受的收受，不应当收受的拒绝。应当按照中国所有庙宇知会地方保甲登记册内的做法，便于查核。例如收一个人，必须分别立下期限，呈报地方官，在何年月日进教的，是何处人，向来从事什么职业，确实没有犯罪更名，以便查考。或者此人外出，或者病故，都应当报明。此人进教时本无罪恶，进教后所做不法，随即逐出教外，一并呈报。按月按季汇总登记总册，呈送地方官备查。地方官如果按照查庵庙寺院的惯例，按月按季前往稽查，那么教民没有污点，而百姓与教民都各自相安无事。查同治五年贵州巡抚案件报告，贵定人民不可胜计，又有杨希伯、劉开文、郑小明、霍闻九、趙文庵等人，都是向来不安分的人，一同加入教会，在教堂担任执事，乡间愚民被他们讹诈勒索，孤弱之人受他们欺凌，出入衙门干预诉讼案件。如果教民涉及诉讼审理虚假，杨希伯等人率领多名教民进入县衙，强行逼迫县官重新判决。教民被官府管押，就用外国教士的名帖硬请释放。其他如强占别人的妻女、财产、人命重案，不可枚举。

一、外国教士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规矩，不可干名犯义，擅自使用关防印信在大小衙门送递照会。如果有自身应诉的案件，而与其他诉讼无关的，准许按照中国儒教士子的惯例，缮写呈明地方官核办。如果想要晋见中国大官，也与中国士人见大官的惯例相同，其见地方各官也与此例相同，但必须相见以礼，不允许扰乱公堂，有失体统。查同治六年成都在将军咨报，法国有洪主教者移文四川省官局员，擅自使用关防。同治七年本衙门收到贵州主教胡縛理照会一件，擅自由提塘官驿提送，并且保举前任道员多文等人，请求给予优奖。山东传教有擅自称巡抚的事情，四川、贵州教士因为教案而有请求撤换地方官的说法，这是侵犯官吏的权力，事情已经难以宽恕，甚至侵犯国家的权力，情实难以容忍。像这样无理到了极点，怎么能不犯众人的怒呢？

一、此后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以免开启所有教中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的弊端，应当与公正的原业主在该管地方官呈报查明风水有无妨碍，即使地方官核准，也必须本地民人众口同声无怨无恶，才可以按照同治四年定章注明契上是中国教民公共的产业，不可假托他人买产成交，更不得听信奸民蒙骗，私自买卖成交。查传教士久居中国，本来想要彼此相合，中国人无所忿恨，自然所往皆宜。近来教中一切行为多导致中国民心不服，就像查还教堂这一节，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阻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中有高华巨富

译硬说当年教会强迫勒令民间退让归还，且在关乎体制的地方，以及公馆、公所、庵堂等全境士绅百姓最为尊崇重视之处，都任意索取，抵充为教堂。各省房屋即使确实属于当年的教堂，但年代久远，有的被教民卖给民间，辗转多次转卖，已经经过多人之手，其重新修缮的费用极其巨大，而教士分文不出，却逼迫令其退让，这种情况怎能不使百姓怒目而视，视教士为仇敌从而激起事端。以上所列各点不过是列举其大要而言。足以证明传教士的行为，并非民教不安的证据。好比有病请医生，诊断病情后开药，急切追求有益，避免无益，不至于因为传教一事而损害中外友好的大局。推而广之，各省此类案件很多，来不及一一叙述。总之，人有善恶，惩治恶人就是为了劝勉善人。就像奸商舞弊，如果不严厉惩办奸商，公正的商人必然受到连累。教士传教，不问善恶，招募他们来，一旦入教，不善之人必然凭借教势欺压良民，甚至抗拒官府，众怒已经形成，将会使中国百姓如同天津百姓痛恨洋人那样，到那时，即使国家政令严厉，也难以挽救，岂不是极其危险吗？现在拟定各条规定，中国自必竭力保护，不失宽厚平和之道；而教士如果能切实奉行，自然可以相安无事。倘若认为这不利于教士，不符合教规，那就请回国传教罢了。至于中国的教民，中国一定与未入教者一视同仁，没有厚薄之分。这并不是不准教士在中国传教，实在是因为教士未能安守本分，被不肖的教民所迷惑，势必激起众怒，达到势不两立的境地。然而与其等到临时无可挽回，不如及早谋划防备更为妥当。

译覆总理衙门书

镂斐迪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到贵衙门的来函，说传教一事多有不当，且与中外和睦的大局有碍。教士和教民与平民结怨，因此引发事端，与各国驻京大臣仔细商议挽救的办法，以期相安无事，并拟定八条章程，与有约各国商量。想要平息民教之争，必须按照这些章程办理。在八条之外，指出几个省份的案件作为证据，说教士和教民诸多不法，致使平民愤怒，多半是教士自取怨恨。想要弥补传教一事的缺陷，应当急设法防御，永远保持后来的安宁无事等语前来。本大臣查看清单中屡次提到天主教士的行为，没有一句话提到耶稣教士有不对的地方。天主教由法国管理，本大臣不便过问此事，无需讨论。又说办理传教一事，对各国和睦的大局很有关系，且影响通商大局，语意深沉真挚，显而易见，并期望阅后回复各情。查看这八条，应当禀告公相回复。因为贵王大臣非常希望中外永远敦睦和好，彼此相安，必定会妥善筹划好法办理各语，与本大臣的意思深有契合。商议各项章程，深入考察争端的缘故，防患于未然，这真是仁爱和智慧都具备，不肯漠视，互相阐明，有益无害的举措。又说主教者一切不当，本大臣没有完全相信为实。因为想到地方官被教士掣肘，开始惭愧最终愤怒，无事不归罪于教士，偶有过失就指为祸乱的根源，或者因为一两个教士行为不当，就将所有教士统称为僭权越权，也未可知。且指明教案在四川贵州两省更为本大臣意想不及，因为这两省本来没有领事，且距离各洋商很远，怎能两面访查。而在事情发生之前又不能预先防范，所以屡次声明贵州想要传教而消除争端，必须在没有领事的省份允许各国领事分驻，早早杜绝祸机。如果说教士将教犯隐匿不令归案等情事实，华官有自主之权，不必另行商议新章。至于刁劣教民而教士不肯交给官府究办，美国应当照国例究办，美国人的罪行，中国罪人不能置议。倘若教民被地方官欺虐，教士出头与官府分诉，只因教民信教，地方官应当从公断案，于和约二十九条大意不能违背。如果地方官不听教士分诉，尽可向驻京大臣陈述，转知总署商办。冤枉无辜的百姓，本大臣也不愿有这样的地方官。所以教士为教民代白不平，终究与干预僭越不同。想贵国政令断然不准地方官冤枉无辜的教民。所说教士谒见中国大宪，与中国士人同例，因为想到各国教士果真能面见大宪，必定肯自顾体面。清单内八条逐一查核。第一条说育婴堂，美国教士没有在中国设立育婴堂的，这一节置之不议。但本国各省不少天主教的育婴堂，各教人签名助银收养孤儿，按规定不报官，官府也不理，怀疑生忿者绝无其人。本大臣认为洋人在中国开育婴堂，不问民间孤子任其收养，堂内设有不法，何妨设法查办？这是小事，无须过虑。国家中有当办的大事，应当讲求。第二条说妇女不准入堂，女修士不准传教，此论很偏，究竟何所见而为是言？按西国男女都准入堂拜神，父母兄弟妻子相率入堂，没有暗昧不明之事，何为骇人？何有秽亶？女修士尤为中国所最尊者，自己教育子女，教育妇女，总以伦常为重。这是西国有益无弊的大要。细译此条于和约中二十九条，明显违背其意。本大臣不料八条中列此一条，各国会认为明显违背和约。各处妇女入堂，女修士传教，从来没有伤败风俗而生变乱者。如果中国能知女德，也同西国之女，获益无穷。第三、四条查和约中没有准许其自立门户，包庇人命重案，现在想要添设新章，是何意见？中国教民犯罪，地方政府自当抓捕办理，何所拖累，擅行干预？因为想到议政崇神，世间最大之事。美国例准平民议论政事，这两端是非众着，官民以法原情。贵国的三教与西国各教可以参办，无需沮滞。按外国法律风俗可知，孰为急遵国法顺官令而能中西一体的呢？

清单内又说：“演戏赛会，不强教民派钱，此论很公。至于差徭以及地方公事，交纳地主租项，都是分内应当做的，没有推诿之事。”而所说教士包庇抗违，这确实不可。然而地方官审案时，教士在听闻时代办是非，代伸其理，地方官也应当乐从，怎能以干预斥责？必定说教士应当归地方官约束。按这一层，和约第十一条载：“如犯非礼不合情事，或由地方官抓捕交给领事核办。”这是不由地方官约束的明证。所说四川教民擅自赖平民租项，惨杀平民，未曾抵罪。

译这确实是该地官员玩忽职守，罪责难逃。传教士怎肯隐匿罪犯？又怎敢放走罪犯呢？地方官员怎难将教民妇女与何彩、刘幅等人一同依法处决？第五条：“凡军务省份，传教士不可持照前往。”这一条，按说传教士岂不知爱惜自身性命，故自蹈危机，是自招祸患，死了又能怨谁呢？查考十年以来，从无各国人持照从逆之事。第六条：“传教士收人入教，应向地方官申报，注明何年何月何日所收何人，按月按季汇总造册报官存案。”这种不厌其烦之事，有何益处？贵国信奉三教之人若有犯罪，亦照法律治罪，难道名字既登册便无罪了吗？即便教民入教，又怎能借此逃避国法呢？又提及贵州两案，有冉若保、宋玉山等人相继投贼，该地官员未能查拿治罪，咨报总理衙门，其意图无非是将传教士与教民皆视为恶党，而将本官纵犯远遁之罪，借此从轻发落。那些欺压孤弱、侮辱平民、抢劫平民财物的罪犯，该地官员置若罔闻，这罪责在于地方官，却只在传教士与教民身上发泄愤恨，有何益处呢？果真有弱民被欺、愚民被诈，且又出入公门干预诉讼之事，无论何人均应问罪。地方官若姑息养奸，就应当革职。第七条：说传教士擅用关防照会诸多不合规矩之事，该管领事怎难约束？又说传教士拜见中国大员，应当如同中国士人拜见大员之礼。按说传教士进见华官，倘若不循礼节，轻人尊己，本大臣自能抑制。只是传教一事，租赁房屋建造教堂，讲经传道，将立何法才能令华人不怨恨呢？美国传教士在各省租赁房屋，起初允许，继而阻止，不止一次，究竟是何缘故呢？即便本大臣从未将阻挡租房之事逐一照会贵衙门，原是希望各处士民知晓传教士以谦让为怀，实非霸占房屋，后来便无阻滞之患罢了。第八条说传教士任凭己见索还教堂，难以办理，这是百余年来的抄没，忽然一日逼迫业主让还，其中是非曲直，法国必无依据，他年华法两国办理此案，应当考虑公允之法。如果系逼迫抄没之屋，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贵国难道不知吗？若想免除悬念，务必使教民知晓事理本至公，并无偏袒。若说各国传教士有僭越妄为干预之事，该国自有驻京大臣，贵国告知，请其从公办理，然而不得谓一传教士有过，即指各传教士而疑为同党。欲防后患，只期望中国大员恳切晓谕士民，将外国通商与传教化两端并行不悖之理，传播愈远愈利，范围愈广愈善，使闻知彼此均当获益。贵国不让百姓知晓，无怪因疑生变，从而与贵国之政令有关。清单内又说，将合中国之民恨洋人，如同天津之案，岂不危险？本大臣急宜设法处理，总要与和约相宜。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定系谨遵圣经，劝人为善。查考圣经有云，伦常之事重于阳世，赏罚之事重于阴间，而且灵魂永在，死后可复生。又说悔罪救人，西国信奉此确据之经者，无不兴旺。清单内说，目下危险已极，如同病者求药，实因百姓不知，国各一国，教各一教化，而皆视如仇人，必须中外各大员妥善筹谋善法，敦睦和好而遵守和约罢了。其有未经辨明者，容待会晤时当面商议也可。

译关于分别教案治本治标策略的奏疏

薛福成

奏报英法两国教案牵涉范围广泛，关系重大，谨就我所见闻的，分别提出治本和治标的策略，恭敬地秘密上奏，仰求圣上鉴察。臣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得知五六月间，长江上下游发生教案，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地的天主教堂大多被焚毁，武穴被杀的教士及洋关扦手各一人，都是英国籍。各省多次查捕匪犯，有的立即处死，有的审讯清楚后定罪，但英法德三国使臣仍然愤怒争辩不止，前来催促逼迫。臣多次将中国的处理办法详细告知英法两国外交部，外交部知道我们办理认真，尚无异议。等到接到他们驻京使臣的函电，却又常常改变主意。各使臣长期居住在中国，深知情势，起初因为谣言四起，风声警报频繁，被迫采取自卫措施，逐渐萌生要挟之意，勾结串通一气，联合谋划对付我们，拖延数月，此案不知何时才能议结。臣私下认为，匪党之所以能肆意焚掠，是凭借煽动愚民的手段；愚民之所以不能消除疑虑和愤怒，是相信迷拐幼童的说法。按照旧说，认为天主教徒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用来制药，这种说法不知始于何时，前代儒者顾炎武所著的《郡国利病书》中也有烹食小儿的说法。那时中外隔绝，偶尔听到传闻，并非事实，但这种说法流传已久，那么深信不疑的人就很多。还记得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时，前大学士曾国藩初闻挖眼盈筐的说法，也想仔细查辨，等到进入天津境内，拦车递呈禀帖的人纷纷诉说此事，询问有无实据，则言辞大多含糊不清，等到严加审讯，事情更加显得虚假，所以专门特别辨明这种说法的诬妄。臣在当时列在幕僚之中，颇知大概，出洋以后，留心访察，大致天主教徒所崇奉的只有耶稣，耶稣的学说也以仁慈为宗旨。近来有禁止黑奴的协会，禁止鸦片的协会，他们对于虐待人的事情、害人的物品尚且想要禁止，难道会有残酷到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的吗？即使他们精通化学医学的人，也说无心眼入药的道理。这必定是明确知道旧说的讹传，然后此案才能着手处理，否则在事的大小官员先怀有疑虑，葛藤不斩断，纠纷滋生更多，将如何禁止那些匪党，开导那些愚民？而各位教士自恃不能长期居住在中国，他们的力量足以煽动各国，酿成事端。洋风重视教务，一遇有事，很少不是上下同心，不像争一事、占一地那样，其民还有服从和不服从的。昔年俄罗斯侵犯土耳其，法兰西割占越南，都是以护教为名，其中的关键不可不谨慎地防范于细微之处。臣并非说洋教对中国没有损害，那天主教虽然称为善，自历代教王增窜私说，逐渐失去耶稣本意，滥于招纳，不择良莡，教士即使不自行迷拐，难保没有迷拐者依托其门，恃为护符，而且男女无别，西洋习俗如此。教士违背规矩，也如同中国僧道不能尽守戒律，而入教的民众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怨日益加深，一旦爆发难以遏制，地方日益多事。幸好周孔程朱的教化遍布寰宇，深入人心，凡是列在衣冠之中的，很少羡慕异端之学，然而彼此龃龉，不能相安。臣愚认为，不与妥善议定章程，终究不是好策略。近来欧洲德义等国限制教民，立法极严，大权才不旁落，不再有从前挟制纷扰的祸患。中国允许洋人传教，既然在约章之中，势难骤然改变，只有妥善筹划约束之法，本是内政的要务，不是各国所能预先干预的，而他们不能不干预的，是积渐使然。当天津教案初结之时，总理衙门曾照会各国使臣，修改传教章程，都被该使驳回。由现在想来，其中各条有暂时难以立即实行的，如限定各堂华民入教的数量，撤去女教士、女塾、孤儿院及非教民子弟不得入男塾之类；有可以办到的，如禁止教士诋毁儒教，凡有教堂允许华官随时查看，堂中所收婴孩全部报明地方官，教民有诉讼教士不得徇私庇护之类。与其未必能行而全部被阻，不如选择可行的先为商办，中外合力，慢慢磋商，他们既然进入我们的范围，就可以循序渐进。将来对于他们难以允许的，相机伺便与他们理论，或者等到武备日益精良、邦交日益稳固，竟然仿效西洋限制之法，关键在于统筹全局，因势利导，虽然效应的迟速不可知，但只要尽一分心力，必有一分补救。臣所拟的治本之计、筹谋经久之道就是这样。

自从各国立约以来，英国重视通商，法国重视传教，所采用的策略不同。此次被毁的教堂多属法国，而英国只有武穴一案，德国则并无受损，只有兖州旧案未销。然而三国使臣既互相邀结，法国外交部又奋起全力，密联英德外交部，意在广树声援，乘此事机，收取意外的权利。英德恐怕法国得到权利而不甘居人后，遂与他们合纵之谋，

译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又跟随附和。他们相互约定，以顾全西方各国大局为借口，而意图则在于各自方便其私下的图谋。以要求我保护将来为说辞，而意图则在于观察事变的临机变化。臣愚昧地认为，当前紧要的举措，应当命令各省格外严防，不要再发生事端，杜绝他们的借口。而防止变故的方法，应当着力查禁匿名揭帖，那么风气不起而波澜自然平息，柴薪不添而火焰自然熄灭。至于办理此案，应当先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规范。如果他们要求缉拿凶手，多诛杀一个匪徒，对我没有坏处，可以答应，但罪行必须求得恰当。他们索赔过多，承认一项赔偿费用，对我尚无大损，可以答应，但数目必须求得核实。即使他们想以不肯保护的罪名，株连地方官员，如果考察他们平日玩忽民事，政绩名声较差，也可以答应，但须趁他们尚未极力催促时，给予撤职调任的处分，自然足以折服外人的心，而消除他们挑剔苛求的念头。只是他们倘若假借保护教会为名，逼迫我做不能做的事，或者想要另订章程，暗中攫取权利，并且使他们的教会日益恣意横行，自然应当坚定拒绝，镇静应对。从前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虽然一时谤议纷纷，但世道变迁之后，人们都谅解他公忠的心，并知道他的处理是妥协的，既保全了和局，而在原案之外并没有任何退让。现在各国既然受到法国的笼络，骤然不可分离，英国人在武穴一案上，也想留作观望的资本，不肯立刻结案。他们势力强盛则期望更加奢侈，时间长久则谋算更加狡猾。为今之计，似乎以设法快速结案为宜，想要快速结案，似乎以坚持大的方面，酌情退让小的方面为宜。即臣所论述的约束教士的方法，恐怕他们知道后先肆意要求，似乎不如暂时隐瞒不宣布，等到结案后再商议善后章程为宜。又听说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等国，多派遣兵舰往来中国海面，江面都以保护教务为名，外洋各报谣言纷纭，有的说费用巨大，有的说相机行事，臣私下认为南北洋兵舰也应当全部调派，分布各处，暗中防备意外，既显示势力不孤单，又以保护他们的教会为名，他们知道我所花费的也不少。这样则他们的气焰平息而我的道理正直，我的气势也越发壮大了。臣所拟定的治标之计，消除目前的祸患就是这样。以上两种说法，不过是就臣见闻所及，妄自揣度，不知道近日情形是否相符，各省教案是否已经结案？耿耿忠心，抒发愚诚，倘若蒙圣明俯察末议，敕令总理衙门以及南北洋大臣、湖广总督，以备万一的采纳，大局幸甚。除了先前已写信发电报，陆续详细报告总理衙门外，所有英法两国教案分别治本治标的缘由，理合恭敬上奏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此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