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　户政十五榷酤上

译即使是极其愚笨的人，谁不想多收少报，自己装满腰包呢？委员们习惯于这种习以为常的做法，先谋私利后顾公事，还指望厘金收入有所起色，这太难了。

我拟请皇上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大臣，认真清理剔除厘金征收中的一切弊端，并谕令户部妥善制定章程，通知各直省执行，以从前收入最多的一年作为定额，不得借故减少比较的数目。委员的姓名、接任办理的年月，按月上报户部，以备稽查。

如果有一连两个季度被记过的人，立即撤职，不得徇私情留任；如果有一连两个季度被记功的人，不仅留任，还允许咨报户部奖给虚衔和封典。

如果有一连四个季度被记功，大卡多收达到一万两以上，中下卡多收达到五千两以上，小卡多收达到二千两以上的人，就允许分别酌情保举升迁。

这样，贪得无厌的人就不能钻营恋栈，而能洁身自好的人还能得到保奖酬劳，大概人人都会勉力奉公，尽收尽解，比较的数目自然可以逐渐增加。

只是担心不肖的委员既想避免记过，又想中饱私囊，多方压制勒索，连累商民，应由总局刊刻简明告示，张贴公布。

如果厘卡有额外需索、故意刁难的情况，允许商民到总局控告，从严参处，使委员知道畏惧，不敢违章牟利。

这样对上有利于国家财政，对下不妨碍民生。

我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恭敬地撰写奏折呈上，恳请皇上圣鉴训示。恭敬地奏报。

译税则

郑观应

自从道光二十二年全面开放海禁，与各国订立条约通商以来，洋人的货物进口缴纳关税后，就允许由华商贩运到各地过关，只按照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超过五两。当时主管官员不知道中国的税额比各国轻四五倍，甚至七八倍，所以订立的条约条件非常宽松。等到后来天下多事，才开始创立征收货物厘金的制度，借此筹措军饷。厘捐最兴盛的时候，年收入达到二千万两，即使有所减少，也有一千五百万两。从商人那里征收的很少，对国家的好处却很大。与按亩增加赋税相比，得失悬殊。无奈制度实行久了弊端就产生，有时是因为办理不善，有时是因为关卡设置过多，人们避重就轻，于是增加了子口税的条款。查考最初办理厘捐时，洋人的货物也在各个子口征税，还没有什么异议。等到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新订立条约，才规定洋货和土货一次性纳税可以免除各口征收的，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发给半税单作为凭证，无论运往何处，其他子口不得再征。没有半税单的，逢关过卡，照例纳税抽厘。这是体恤洋商，给予格外恩惠。与华人相比，他们获利更厚。于是洋商获利，华商却畏缩不前，被迫缴纳费用。洋人议论厘捐的轻重，报关费用的多少，借他们的名义，把货物认作自己的。如果洋人亏空，凡是代华商报关的货物，无法控诉追讨。等到代华人出名，在租界所买的土地，也弄假成真了。洋商坐收其利，有的代华商领取子口半税单，有的用洋商洋船装运洋药等货物，有的代用护照包送没有运照的土货。而且同样的土货，从香港来就允许报半税免厘捐，如果从广东来就不准报子口税，必须报厘捐。同样的洋货，在洋人手里就免厘捐，在华人手里就纳厘捐。这无异于把鱼赶到深渊，把鸟赶到丛林。不仅虚张声势，流弊日益增多，而且首先失去了保护本国人民的利权，对国家体制也有很大的妨碍。查考香港、澳门没有征收厘捐的先例，商贾大多乐于走这条路线。现在的计策，不如裁撤厘金，增加关税，那些贩运到其他口岸的，仍然缴纳半税，华洋一例征收，这样洋人就没有借口，华商也不会失望，这似乎是收回利权的重要途径。有人担心西方人不答应，请求等到换约那年，预先写明，如果有不利于我国人民，损害我国自主权的情况，允许随时自行更改，以预先为日后酌情修改留下余地。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述邦国相交的权利及对待外国人民的条例，注释说明得很清楚。其中第二节说：凡是遇到交涉异国客商，一切章程都由各国主权自行决定。这确实符合公法，他们虽然狡猾强悍，也可以用道理驳倒他们。曾经考察西方各国的税额，各国的税没有不随时变通的。大抵本国所必需的物品，其税必然轻，或者免税以招徕；争夺本国土产利益的，其税必然重，这是为了保全本国的利益。凡是无益于日常使用的物品，其税必然重，因为它们浪费在无用的地方，想让民间厌恶而杜绝。凡是有害于民生的物品，如鸦片之类，不准进口。至于税则随各国自行决定，其他国家不能置喙。想增加就增加，想禁止就禁止，因为货物属于内政，不妨由自己订立。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者取四十六十为比例，最多的有值百取百的。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人虽然非议，但不能违抗。也有完全不征税的，在轻重之中各自寓含自便的计策。如洋酒、烟卷等物，外国征税极重，在国内开店卖烟酒的，尚须缴纳规费领取牌照。如今中西和约规定，凡进口的吕宋洋酒，只供伙食，一概不纳税。查考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条，凡有金银、外国各种银钱、粟米、粉砂谷、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饴、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木炭柴薪、外国蜡烛、丝烟、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品、玻璃器皿等物，进口都允许免税。西方各国都没有这种先例，尤其不公平。日本的税关都用本国人，凡是船用、家用的烟酒等物照例纳税。过去出口税重，进口税轻，出口货物少，进口货物多；现在则相反。凡是所需的外来物品，都仿照西法自行制造，并且免税或减税出口，使商务日益兴旺，收入日益增多。我国失业的人众多，更应该设法仿行。又查考日本来往货物必须全部由海关码头上栈税后，才可以放行，不准另设码头在内地。凡是租界、巡捕房应归日本人管理。其猎狗、猎枪等仿照外国例子都有税缴纳。现在应该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珠玉古玩等物，本来不是日用所必需，即使增加几倍，也不算过分。查考旱烟、水烟、皮丝、净丝、黄丝、青丝，各国每年销售数十万箱，也可以说是巨大了。而土货出洋的，税宜从轻，最妙的莫过于出口

译全面免除出口税，加重进口税，这样本国货物就能畅通无阻，而外国货物自然就会滞销。但恐怕一时难以做到，那么加重进口税、减轻出口税，似乎是应当同时推行的。凡是本国拥有的货物，减轻税收以拓宽销路；本国没有的货物，加重税收以遏制来源。收回我们的利权，使商民富裕，调节盈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总之，西方国家的税法，对于别国进口的货物通常重税，对于本国出口的货物通常轻税。查出口的茶，最粗劣的每百斤价值十两，也要缴纳正税和半税共关秤银三两七钱五分，加上所抽的厘捐，相当于价值十两抽五两，这是丧失利权，严重损害国家体面的做法，或许应该完全免除出口税。现在日本已经仿行此法了。对于国内征收的税，烟和酒两项特别重，其他货物有的免税有的轻税，专门用来遏制别国的利源，拓宽本国的销路，以便利百姓的日常生计为主。国君必须保护百姓的利权，不被外人夺走，才能避免生计日益困窘。制定税收的权力掌握在本国手中，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不能制约小国的轻重，即使是小国也不会受到大国的阻挠，这是通行的国际公法所决定的。如果某国对本国某种货物重征税收，那么本国也对某国的货物重征税收以相抵制；如果某国对本国某种货物轻征税收，那么本国也对某国的某种货物轻征税收以相回报，这又是两国相互确立的法则。由此推论，因时制宜的权变关键就在这里。当初海禁刚刚开放，中国人不懂商务，一切船只的进出、货物的稽征，都委托给洋人管理。京城特别设立了总税务局，前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说：现在的赫德总税务司，虽然不承担朝廷的正式使命，但朝廷对他信任过深，在征税之余，又让他规划沿海的灯塔、台赛会等事宜，也责成他派人总理。赫德感激知遇之恩，原本没有挟持的隐衷、侵蚀的私心，但设官分职，各有专职，即使才能出众可以兼任一人之职，事务也难以一人兼任。让赫德处理杂事，可以由总税务司分担，其他事务则不可以。为什么呢？赫德终有一死，接替他的人难道一定都像赫德吗？维持国家生计的人，必须有深远的考虑，才能建立长久的规划。各口海关设置正副税务司，协助监督管理税务。税务司之下又有帮办，从一等直到四等，每等都分正副。此外还有扦手，都由西方人担任。只有通事以及办理汉文书信、征收税项的书吏，才使用中国人。中外通商几十年来，中国人也有很多精通税则、熟悉条约的。与其借助他人之手，袒护洋人，哪里如改用中国人更好呢？有人说中国人诚实的少，狡猾的多，任用他们恐怕滋生弊端。不知道税则一旦确定，中外通行，众目睽睽，关系重大，不像各省厘卡货税数目彼此不符，即使有奸诈的胥吏，怎么能舞弊呢？应该请求明确制定章程，选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况的人担任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帮办等，都逐渐改用中国人，按照章程办理，这样千万重大的权力由我们自己掌握，不至于暗中袒护西方人，阻挠税则。这不仅对税务大有裨益，而且对保全中华政体更为重大。

译通商综核表序

钱恂

条约中规定进口免税的物品，起初是因为品类不多，不影响税收总额，而且都是外国人日常所需，与华人无关，所以不予征税，以显示体恤远方人士的诚意。不料过去仅供旅人使用的物品，如今却被视为牟利的途径，并非没有海关官员稍作争辩，但总税务司总是加以驳斥，使得商人和海关都受到侵害。又如纸、墨、金银器、毡毯、衣服、蜜饯、叶丝等，出口都要征税，进口却免税。中外贸易，贵在公平。免税就都免税，征税就都征税，如果依据旧章加以修订，斟酌实行进出口都征税的办法，那么坚持既定论调，对方必然无话可说。我国免税的物品，大半在日本税则中并不免税，为什么西方人对日本甘愿缴纳，对中国却每每强硬？要使他们折服，自有道理。按照西方的惯例，出口货物税收或轻或免，以期畅销；本土货物重征，进口货物征税以遏制来源，保护本国百姓，不使农工受到侵害，没有舍弃自己利益去便利他人、压抑内部以庇护外人的道理。又读泾县吴剑华的《续罪言》，其中关于税务司的一条说：“按照海关制度，既有老关征收商税，又有新关征收洋税，税课总归洋关，而洋税则由外人掌管，名叫税务司。汇集各海关的税务司，由一位总税务司统辖，也用外人，这种弊端由来已久，没有人醒悟其错误。唉，多么悖理啊！”当初设立时，确实因为洋人的货价华人不熟悉，所以不得不借助外人的力量来协助完成，但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税则已经确定，专门条款章程人人都能理解，何必让碧眼黄发的外国人越俎代庖呢？况且既然设立了一位总税务司来统辖，那么凡是税务司都自认为不归关道管辖，俨然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常常因小事产生矛盾，而所用的洋人扦手大多袒护洋商，漠视华商，同样的货物，竟然估出两种价格。于是华商愤愤不平地向关道控告，关道惶恐地向税务司询问，税务司茫然地推诿给扦手，通常顺从最初的提议，让华商缴纳重税，关道瞪着眼无可奈何。于是转而贿赂嘱托洋商予以保护，而华商的货物都变成了洋商的货物。华商既然贿赂托付洋商，那么货物成本较重，不涨价就亏本，涨价则华商的货物日益滞销，洋商的货物畅销了。况且广东各口岸往来港澳等地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等候税关。人役下船检查，如果是西方船主，则无需等候。为什么对本地人苛刻而对外国人优厚？像这样的弊端，都是总税务司造成的祸害。当今天下洋务日益兴盛，不乏精通税则、熟悉条规的人才。如果让担任关道的人留心人才，时常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练官员并推荐他们，作为税务司的副手。责成他们学习数年有效，就逐渐裁撤外人而让他们代替。我国人都知道奋勉，依次更替，不到十年各海关就没有外族人了。然而税务司是总税务司所辖，如果不先撤去总税务司，那么必然多方阻挠，而关道终究没有实权。各税务司必定存有私心，这个建议最终不能实行。日本是个小国，过去海关征税也用外人，现在则全部改由本国官员代替。唉！为什么堂堂中国还不如日本呢？如果把天下的利权交给外人手中，让他们坐享奸利，来嘲笑中国没有人才吗？查中外各国请外人担任税务司监收国税的，只有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而已。印度的税收以鸦片为最，过去由英国商人承办，大权旁落，祸至失国。日本起初聘请西方人协助管理，现在则全部换成本地人，不再用西方人了。我国还依旧如此。考察各口岸洋关正税务司三十人，署理税务司十余人，代理税务司二人，副税务司又有十余人，还有征税、船钞、教习三项，分内班、 outer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华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晓西文且在洋关担任司事的不少，为什么没有一个操守廉洁的可以升任税务司呢？有人说华人难免舞弊，西方人难道就完美无缺吗？没看到镇海关洋人美生的事情吗？如果说华人不都像西方人，为什么不在其中慎重选择任用呢？又有人说选择很难，那么西方人难道就不需要选择吗？难道所有人都贤能吗？吴剑华的论述，确实符合我的心意。我仔细考察华人舞弊的原因，大抵是因为西方人俸禄高足以开销，华人俸禄低不够使用。而且听说西方各国没有关卡，有纳税印花出卖，运货纳税的人计算银两多少就贴多少印花，关卡委员没有中饱私囊、损害商人的弊端。姑且贡献浅陋之言，等候采纳。

厘捐论

郑观应

厘捐的设立，是由于太平天国叛乱的缘故，军饷不继，征收到了毫芒，原本是朝廷不得已的举措，所以议论说：军务平定，就立即裁撤。粗略计算太平天国叛乱肃清，将近三十多年，屡次奉旨裁撤，但地方大吏总是以安置冗员为事。起初借口于善后，后来借名于海防。广东有海防捐、筹防顿、台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的捐、筹防捐。

译上海设有筹防捐。凡是华商报关的，必须按照洋关税缴纳一半，因此华商的货物，全都托付给洋人代为报关，以免除筹防捐的抽取，这简直是所谓“为丛驱爵”（把鸟赶进丛林，反而帮助了敌人）。如果所抽取的税款，涓滴归公，名实相符，虽然对百姓有损害，却仍然对国家有利。无奈每抽取十文钱，国家不过得到两三文，其余的一半落入私囊，一半用于虚耗的费用。国家何必贪图这点微薄的利益，而放纵这些人祸害百姓呢？近来内地关卡林立，往往几十里的路程，中间多达数个关卡。有人说商贾走私，看到某处设有关卡，就想着偷漏；听说某处有捐税，就会绕道而行。这边防范，那边窜逃，东边堵截，西边通行，导致走漏日益增多，征收的捐税日益减少，所以不得不多设关卡来防范。然而既然设立关卡来防止走漏，就不应因为防止走漏而再次加征捐税。现在却是每过一个关卡就有一笔费用，经过一个关卡就抽取一次厘金，这是为什么呢？想要缓解商人的困境，就应当展示限制。凡是商贾经过重要关卡，缴纳完厘金后，就发给凭证，所经过的各分卡一律查验放行，不得重复征收。如果前一个关卡没来得及缴纳厘金，允许在后一个关卡补完，以显示体恤。将无关紧要的关卡一律裁撤，既可以方便百姓，也可以节省费用。所以评论者说，祸害百姓的根源，没有比厘卡更严重的了。然而落地捐税，还算轻微。最可怕的是不肖的委员从中勒索，按照规章的科罚还算浅显。最严重的是司事和巡役故意刁难，这些都是应当革除的积弊。近来趋炎附势的商人，多有献纳陋规的行为。委员得到费用就任意放行，否则必定多方挑剔。司事和巡丁更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经过关卡的商船，每月赠送银钱若干，查舱时便潦草应付。所载货物十成中，有以两三成缴纳厘金的。那些没有事先行贿的，则被视如寇仇，对待如奴婢，扣留刁难勒索，无恶不作。杨然青云曾经探究厘金盈亏的情形，知道其缘故有五点。厘局委员，大的则是太守，小的则是县令，似乎不至于贪婪污浊以玷污官箴。谁知候补人员都将厘局视为利源，钻营者有之，奔竞者有之，甚至有贿赂公行，礼物接连进献的情况。差事一到手，便把这当作生财之地，认为机会不可失。于是以多报少，百计掩饰，而司事差役又层层克扣实数，上缴的大约不过十分之三或四罢了。这对国库有什么益处呢？原因一：西方人传教以来，民众与教民常常发生龃龉，匪徒又从中煽惑，往往焚毁教堂，杀害教士。事定后必须赔偿，或数千金，或数万金，直到芜湖一案多达十一万金。以有限的财力弥补无穷的累赘，虽然抽取厘金日益兴盛，但耗费过于巨大，又能如何呢？原因二：商务兴旺则厘金多，商务衰败则厘金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如今中国的商务尽被洋人夺取。查光绪十三年进口货物计一垓零二兆二亿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两，十四年计一垓二京四兆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九两，十五年计一垓一京令八万八千四百五十五两，十六年计一垓二京七万令九千三百四十一两。由此可知，洋货日益兴盛。西方人的货物多进入中国一分，中国的商务就多受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益增加，国库不能日益充裕，就是这个缘故。原因三：自从讲求制造以来，需要铁很多，需要煤更频繁。仅以日本、英国、奥地利三国计算，此前售煤至中国计二十六万八千吨，价值银二百余万元，其余如军械等类数量更多。国库的收入只有这么多，而消耗者正无穷无尽，虽然想不短缺，能办到吗？原因四：郑州口之后，黄河水患频繁，前后耗费国库不下数千万，又继之以灾荒，如山陕的大旱，江浙的雨涝。朝廷免除钱粮，拨发赈济，数量颇不少，而且大荒之后，十室九空，物力既然衰败，厘金必然减少，这也是国库支出短缺的一个方面。原因五：有这五个原因，所以厘金虽然抽取，终究对国库没有益处。不如酌情减免，反而可以惠及商民？

译旅居上海的各位商贾一致认为，危害商民、困扰百姓的弊端有十项：本土出产的物品遇到关卡就要纳税，运往远方时，有的税额甚至比成本还要巨大，导致土产无法远销，这是第一害。凡是货物以快速为贵，以新鲜为美，凡是遇到关卡，必须等待他们逐件盘查后才能放行。经过一个乡镇、越过一座城池，遇到三四处关卡的话，那么盘查的时间长达一天，不仅速度不快，而且货物经过多次翻动，已经全然失去新鲜色泽，这又怎能卖出去？这是第二害。丝绸茶叶上市时，就派遣多名扦手，如果遇到行人带着铺盖箱笼，必定命令他们停车翻箱倒柜，行为如同强盗，其搜捕的情形令人难以忍受，致使行旅之人不敢前往。这是第三害。分设的关卡如棋局般密布，凡是肩挑背扛的小贩都提心吊胆，必须纳税，如果有绕道逃避的，必定被指为逃税，遭到重罚苛索，甚至有人放弃行业而迁往他处。这是第四害。土货没有捐税，洋货有捐税，有土酒装在洋玻璃瓶里的，就指着玻璃瓶是洋货，拟予处罚。这是第五害。又有人自己携带一两条手巾，被卡丁抓住，指为货样，先行出卖，预设为走私的借口，也拟予处罚。这是第六害。有渡船搭载旅客报关的货物重量不符，不但该货物被罚，更要将全船充公，所以广东佛山昔年有罢市之事。这是第七害。有人随身携带一两支高丽参或零星自用之物，都被视为私货，或栽赃诬害，执意苛罚。这是第八害。菱湖各丝行与捐局议定，凡是丝绸只税出而不税入，乡下人运丝到镇上卖不卖还未定，断无先纳税的道理。有关卡中的管事看见乡下人载丝赴镇，因其老实就指为漏税，罚银数元，以后视作获利之门路，老练的丝客有不允纳税的，该卡管事手持竹片向丝客乱打，几乎打得遍体鳞伤，此事记载在今年闰月初七日的上海报纸上。这是第九害。有客商从远方回乡，带着行李辎重，不知捐税条例，因而被责罚，然而倒箱倒柜时被匪类窥视，中途遭到侵害。这是第十害。其余无故刁难，收受贿赂私自放行，因苛罚而导致商贾罢市的，不胜枚举。即使是饮食日用等细微之物，西方人带入中国尚且不纳分毫之税，民间琐碎之物难道可以一一抽取厘金吗？曾听说某处的厘卡，凡是食物及簸箕无不加捐，即使一两件也必定扣留，不捐就强行拿走。有内地设落地捐的，民间抱着布匹入市，每匹抽厘八文，旧章是五匹起捐，少于五匹不捐，现在即使一匹也捐。有设海防捐的，一条手巾、一把扇子、一双鞋、一双袜也捐，百姓都以此为苦。试想富商巨贾资本雄厚，稍微征收尚不至于造成大害，唯独这些肩挑小贩资本能有几何，也任意苛取，毫无顾忌，要么没收其物，要么索取其钱，因此湖北巡抚谭敬帅出示免除杂厘，并定下几条章程：一是鲜鱼鲜虾担，二是鸡鸭担，三是鸡蛋鸭蛋担，四是青菜担，五是柴薪稻草担，六是果品食物担，七是抱布求售者，凡是估值五串以内的都准许免捐，实在是法度良善、用意美好。拟请各处厘卡都照此执行，无论何种琐碎之物，凡是值五串以内的一概不准抽厘，那么小民受惠良多，而对国库仍无损失。琐碎之物捐与不捐，原本与国家赋税无关轻重。更听说不肖的司巡巧立各色名目剥削商民，如饭费等名目不一而足，无非是为了营私之计。即使与之辩论，他们却借口规定如此，并非额外索取，这是让商民在正项厘捐之外又多出几许私派，说商力能不日益艰难吗？唉，那些商民怎能承受这些？当今之计，尤其需要严除积弊，除弊的方法，首要在于选拔诚实公正的委员，以赏罚示之，以考核严之。委员选得其人，自然能严格驾驭下属，而管事巡丁也不敢作弊。那些愿意充当巡丁管事的人，须缴纳银两作为质押，并找妥实的保人，倘有不法事情，除了罚没质押银两、追究保人责任外，立即斥革，严加治罪，或许能罚一儆百，不至于鱼肉乡民。总之，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不如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并入洋关。鄙见认为在土货出产之处抽取落地捐，等到出口时再抽取一次洋关税，之后任凭其流向，绝不再征，以免洋人取巧，东洋人改造土货出口、西洋人用三联单出口，都是为了避免厘金的原因。至于各处盐务，就在产盐之地编入正赋，称为盐赋，如同田地有赋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各级官员及兵勇巡船全部裁撤，那么节省的耗费非常巨大。或者仿照外洋的例子，出售印花作为税饷。印花大小不一，小的如外洋书信馆的印花，俗称“公仔头”的，凡是寄货物、提单、汇票，根据税的轻重，就在货物上粘贴相应数量的印花，而没有巡丁委员勒索等费用。当今圣明在上，固然已经兴利除弊，恩泽广布苍生。况且这是理财的重要图谋，怎能不迅速整顿，以缓解我民的积困呢？

厘捐弊论

王韬

厘金的弊端，罄竹难书

译上奏。查考厘捐的设立，原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当广东、捻军发动叛乱时，军需极其紧迫，国家利用它来补充军饷，能够平定大敌、重新奠定山河，未尝不是借助了商民的力量。最初的提议是军事平定后就立即停止，没想到太平盛世已经三十年，而厘捐局卡依然林立，没有看到撤除裁减。加上各省办理不善，倚仗权势肆意执法，任意抽收，以至于穷乡僻壤都被搜刮殆尽，小贩肩挑货物也难免苛索，物价日益昂贵，民生日益贫困。实际上用于军饷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中饱私囊的有十分之七八，因此候补官员们千方百计钻营，将其视为利益渊薮，而大官们也借此项差事调遣属员，几乎好像一旦设立就没人敢废除了一样。多设一个局，就有一个局的开销；多立一个卡，就有一个卡的费用。上到总办委员，下到司事巡丁，所有的薪水工食，究竟是取自厘金呢？还是不取自厘金呢？其中的耗费，不问可知。近来多次奉到谕旨，将局卡删减合并，对于封疆大吏来说，难道不想仰体皇上的仁德，体恤商人的艰难而舒缓物力吗？无奈军饷的来源，如果将局卡全部裁撤，那么各省善后经费从何筹措？也有万不得已的苦衷。只是厘捐一天不撤除，商人的困境一天不能缓解。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将厘金并入关税，一次性征收。查考通商章程，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每值百两都抽银五两，作为进出口的出税；土货转运到其他口岸，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作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到其他口岸，在三十六个月内发给免单，逾期照章缴纳正税；洋商运输洋货以及进入内地购买土货，都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作为内地半税。然而查考西方各国税额，大体以值百抽二十四至四十为多，也有值百抽百的，更有两国发生冲突时，多至值百抽二百的，都是根据事情的利弊得失来确定税率的轻重，从未有值百抽五的。现在设定一个条例，华商洋商一律以值百抽二十为准。凡是洋货进口，在海滨的通商正口纳税；土货出口，在第一子口纳税，都按照新章完纳。征收一次之后，任凭货物到哪里，不再重复征收，从而将厘卡全部裁撤。这样可以将从前积累的弊病，一扫而清。对国家可以节省无穷的耗费，对商民可以避免到处征税，实在对公私都有利。所担心的是，或许洋商从中阻挠罢了。但是洋货纳税后转运出口，在三十六个月以外，必须再次缴纳正税。洋商运输洋货以及进入内地购买土货，还有内地半税。现在改为一次性完纳，虽然似乎稍重，但仍然可以加在售价内，从华民那里取回补偿。而且关税交纳后，运入内地，没有守候货物的劳累，没有逐卡停留的痛苦。运输既快，成本也轻。各国洋商，也未必不同意。

译治理税厘的平庸言论

镜存子

查办厘捐以资助军饷，实行将近四十年，统计各省每年征收共一千三四百万两，但税局关卡林立，故意刁难、勒索钱财，委员占十分之三四，办事人员占十分之六七，商人和百姓受到的拖累非常深重。现在为了严格杜绝中饱私囊，应当对坐贾（固定店铺商人）加重征收，对行商（流动商人）宽厚体恤，这样捐税既避免了零星琐碎，商人自己也觉得方便容易。户部已经上奏陈述，这确实是切中要害、准确无误的言论。如今日本订立条约在内地通商，在江南、浙西改造土货，数百万两厘金实际上受到损害，此外各省也难免牵累，关系到军饷来源，急需改变策略。我认为应当统一裁撤水陆税局关卡，全部免除行商的厘捐，大致效法《周礼》中征收布税的意思，在城乡市镇妥善商议章程，专门向坐贾征收捐税，不从事烦琐苛刻的征收，使他们容易遵从。应当首先颁布恩旨，将米、麦、杂粮等各种名目查明并张榜公示，永远免除捐税，然后将百姓日常使用的物品分别从轻征收，此外酌情加重征收，无论行栈、店铺的一切货物一律缴纳捐税，填发捐单。那些已经由行户缴纳过捐税的货物，批发到铺面的，呈交捐单；如果分售给各个店铺，由行户报明，另外发给分单作为凭证，一经报明，任便出入，并推举绅士董事设立商业公所，编号立册，凡有开张、倒闭、欠款等情况，随时登记注销，不分华商洋人。如果有直接向乡城作坊交易的，以偷漏税论处，照洋关条例拍卖充公。那些办理运输出口或转运其他口岸的，仿用报单运照，并参酌沿江五个地方的章程，先在江南、浙西开办推行，再推广到各省，这与税局关卡林立、扰民累民的情况大相径庭，比起零星抽收，数目必定不会短缺。况且苏州、杭州既然行驶轮船装运货物，和约中虽然没有拖带船只的字样，等到商议商约时，这是势所必然的，因此洋商轮船拖带货物只应照海关章程完税，而不能遇到关卡就抽收厘金。华商轮船拖带船货，既然应当过卡抽厘，又不能不照海关章程纳税，既已向江海关报明，沿途局卡无法隐匿，不能不依据关津抽收厘金，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减收少报，商人的困境更加不堪了。因此，水陆局卡不能不裁撤，而改征坐贾也是时势使然。罗浮山人说：致富的方法，应当与土地争利，不要与百姓争利，应当栽培工商以抵御洋货并杜绝财富外流，不要搜刮税厘以损害百姓从而损害自己。既然不能像西方那样免去土货出口的税，以扩大利源，那么凡是从这个口岸到那个口岸的土货，也应当照洋关税则，一律免除厘金。广东土货到香港转船出口到上海，变为洋货，可以免除厘税，这无异于把野兽驱赶到丛林中，或许能避免华商日益减少。如果不设法维持，恐怕新修的铁路以及往来内河的各轮船，只是为洋商广开利源罢了。

论中国各税轻出重入的弊端

萧诗言

我私下认为，强兵必须先富国，而富国的关键在于筹办军饷。自从太平天国叛乱以来，楚军兴起，胡文忠公创立抽厘济饷的方法，原本是为了救一时之急，而不是想要世代遵行而不改变。况且当时只有洪秀全叛乱，外患并不紧急，抽取中国的厘金，资助中国的军饷，平定中国的叛乱，公私相安，大难消除，已经显现出成效了。此后厘务沿袭下来，反而有所增加，百物腾贵，财力因此日益匮乏，追逐微小的利益，利析秋毫，这种情况是逐渐形成的。如果不加以变通，哪里能不导致民穷财尽呢？然而这只是重视不当的一个方面罢了。自从海道大通，轮船聚集，来到中国的洋商，除英、法、俄、美、德五大国外，载入和约的何止数十个国家？名义上是通商，心里却存有觊觎。于是燕台一关确定了子口税，那么入口的洋厘就轻了。我们中国出口的厘金日益增加而没有减少。入口轻，那么洋货的销售必定多且快，获利也成倍增加；出口重，那么中国的东西必定滞销而难以销售，即使获利也很少，更有获利无望而亏损本金的情况吗？这样利益就归了外洋，而中国于是贫困且财力更加枯竭。我曾观察中外的大势，从而知道得失所在。外洋的税并非不轻，而是重于入口，对于土产出口的货物，除酒等害人之物必须加重外，其余一切从轻，这是轻其所出而重其所入。出口轻，那么利益在商人而百姓富裕；入口重，那么利益在公家而国家也富裕。况且百姓既已富裕，如果一旦有大役，也可以进入议院向百姓筹款，所以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之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此来求得志于洋人，这已经很难了。然而天下之事，必须先自强，不受制于人，而后操纵由我，立法的轻重由我，否则倒持干戈，授人以把柄，而想要勉强以冀望万一，不至于失败的情况是很少的。所谓自强，是什么呢？就是作战罢了。自古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先前中法交战，刘永福军队奋起，那时洋人听说黑旗军胜利就惶恐害怕，黑旗军失败就高兴喜悦。为什么害怕？只怕中国战胜而商务有变，或者无法图谋利益。知道害怕的原因，也就知道高兴的原因了。可惜谅山一役只是偶然胜利，于是就议和了。

译假如当时乘胜追击，大加惩处，那么法国人就会畏惧我们的军威，压抑屈服，即使英、美等国也会感到震慑，不敢轻举妄动，然后稍微改变旧法，对进出口货物进行调节，使利益归于中国，而没有倾覆的危险了。然而现在则不能这样说。子口税规定在和约之中，洋人坚持这一条款，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轻易变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再说洋人每经营一个港口，如新加坡、西贡等地，都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而对其他国家运入本港的货物则加重征收。我国进口的货物，只有鸦片一项加倍征收，还算得当。其他如洋呢、洋布、百货等物品，都轻之又轻，与出口的茶叶、湖丝、大黄、牛皮等情况完全相反。难怪洋货充斥天下，而中国却日益贫弱。我曾奇怪中国对于西洋的数学、物理、机械蒸汽等技术，都想学习其长处，作为自强的根本，而对于富国的方法反而不知道讲求，一旦改变策略以挽救贫弱，想要能够自强而不受制于人，不也令人担忧吗？这太难了！我担忧国家命运，暂且将所见写下来。

译海关征税叙

薛福成

总税务司赫德指派驻英税务司金登干送来光绪十八年的海关贸易总册，我接受并阅读了它，其中条目分类清晰，经纬分明。这一年征收的税款，进口正税银四百五十九万余两，出口正税 silver 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复进口半税银八十二万余兩，洋药税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船钞 silver 三十八万余两，内地半税 silver 七十四万余两，洋药厘金 silver 五百六十六万余两。以上七项共计二千二百六十八万余两，与光绪十七年相比减少了十六万九千余两，与光绪十六年相比增加了六十九万三千余两。如果就各海关征收的这七项银两分别计算，江海关征收银六百三十七万余两，粤海关征收银二百三十四万余两，江汉关征收银一百八十九万余两，闽海关征收银一百六十八万余两，潮海关征收银一百四十八万余两，浙海关征收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九江关征收银一百零四万余两，厦门关征收银九十七万余两，芜湖关征收银七十余万两，津海关征收银六十九万余两，淡水关征收银六十三万五千余两，镇江关征收银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山海关征收银五十四万余两，九龙关征收银四十七万余两，台南关征收银四十四万余两，拱北关征收银三十八万余两，东海关征收银三十三万余两，北海关征收银二十五万余两，重庆关征收银二十万余两，宜昌关征收银十一万余两，琼海关征收银九万八千余两，蒙自关征收银七万三千余两，瓯海关征收银三万六千余两，龙州关征收银一千七百余两。上述二十四关征收的总数，即前述七项征收的总数。近年来上海、广东等海关税收之所以日益旺盛，是因为洋药厘金归并的缘故；福建、汉口等海关税收之所以逐渐减少，是因为茶叶销路日渐衰落的缘故。总计这一年进口洋货价值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余两，进口正税连同洋药税共得银六百八十八万余两，对照值百抽五的比例，没有太大差异，然而洋药厘金本来尚不在内。出口土货价值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出口正税共得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已经超过了值百抽八的比例。所谓值百抽五的说法，之所以不符合，是因为土货的价格，已经大大低于初定税则时的价格，这主要是丝、茶两种商品造成的。我曾经考察过财政盈余的原因。大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域广阔，百姓殷实，商货汇聚，如同水流归向沟壑，那么税收就可以增加；或者众人勤劳，工艺精良，流通日益广泛，成为远方日常所需，那么税收就可以增加；或者土地虽然贫瘠，但专门生产一种物品，如丝如茶，居民依靠它作为恒久的产业，远方的人听说后欣羡，那么税收就可以增加；又或者地处交通枢纽，因利乘便，拥有官山府海，开发天地自然的宝藏，成为货币流通汇聚之地，那么税收就会增加。这几种情况，贵在审察地形，开通风气，尤其要看水系的经纬脉络，以此决定各地商贾是否辐辏。上海扼守长江的要冲，所以税收最多；广州扼守粤江的要冲，所以次之；汉口扼守汉江的要冲，福州扼守闽江的要冲，所以又次之。北方的水流湍急，泥沙淤积，不便行船，所以虽然黄河又大又长，却唯独没有成为极盛的税关。积累财富的源泉，既因地势而异，也随人事和时代而变化。考察所征收的税款，土地的冲要或偏僻，百姓的贫富，物产的兴衰，年成的丰歉，都可以借此考察印证。所以我摘录记载其大略如下。

海关出入货税叙

薛福成

光绪十八年进口洋药价值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余两，洋布、羽绫、棉纱、棉价值银五千二百七十万余两，呢绒、羽纱、哔叽、毡绒价值银四百七十九万余两，钢铁、铜、铅、锡价值银七百十三万余两，米价值银五百八十二万余两，煤油价值银五百零四万余两，海货价值银五百二十万余两，煤价值银二百万余两，自来火价值银一百四十二万余两，其余杂货价值银各数十百万两不等，总计洋货价值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余两，其中纱布呢羽等几乎占进口货价值的一半，洋药也几乎占四分之一，中国应当制定方略，逐渐杜绝洋药的来源，而劝导商民仿照洋法织布纺纱，尤为第一要务，其次是开矿，其次是炼铁，其次是仿织呢羽毡绒，其次是仿造自来火及制炼煤油，风气一旦开通，致富的能事也就尽在其中了。出口丝茧价值银三千零三十四万余两，绸价值银七百九十六万余两，茶价值银二千五百九十八万余两，棉花价值银五百零八万余两，草帽缏价值银二百零五万余两，糖价值银二百零七万余两，纸价值银一百五十七万余两，席价值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豆和爆竹价值银各一百十八万余两，瓷器价值银一百零八万余两，其余杂货价值银各数

译价值从十万到百万两不等，国内土货的银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其中丝和茶两项是大宗，几乎占土货总价的十分之六。如果想要整顿土货，仍然要着力于丝和茶，这样才能抓住纲领；其余如棉、糖、纸、席、草帽辫等物品，如果能够随着具体情况去讲求，随时也会有很大的益处。此外，土货等到铁路开通后，必定有意想不到的畅销之物，像草帽辫之类就是。

我私下查考，光绪元、二年间进出口货物大致能够相抵，如今将出口货物与进口货物相比，中国亏损白银多达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这是为什么呢？近两年来，洋布、洋纱进口的价值比光绪元、二年间多出约三千数百万两，那么中国亏损的白银都是由于纱布畅销造成的。从此，中国织妇、机女束手无策而遭受饥寒的，当不下数千万人，这难道是小事吗？还说引导百姓纺纱织布还可以缓办吗？

况且我又听说，纺纱的功效超过织布。如今日本通商经营已经获得厚利，即使是华民自己织的布，也乐于购买使用洋纱，因为洋纱价格便宜、质量优良且容易销售，所以华商偶尔设立一两个纺织厂，没有不获利的。既然这样，那么负有提倡责任的人，何不劝告商民购买机器设立工厂，先模仿洋法纺纱，以期逐渐推广到织布呢？

译海关出入货物税收的叙述

这一年，从英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二千八百八十七万余两，从香港运来的价值白银六千九百八十一万余两，从印度运来的价值白银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余两，从新加坡运来的价值白银一百九十一万余两，从澳大利亚、大浪山、加拿大运来的价值白银一百零一万余两。以上从英国及其属地运来的货物总共价值白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万余两，而从中国运往英国、香港、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大浪山、加拿大的货物总共价值白银五千五百七十八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亏损白银五千九百七十万两。从美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六百零六万余两，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千零七十八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余白银四百七十二万余两。从欧洲各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五百十二万余两，从中国运往欧洲各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千七百十六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余白银一千二百零四万余两。从俄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五十五万余两，从中国运往俄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七百零四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余白银六百四十九万余两。从日本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六百七十万余两，从中国运往日本的货物价值白银八百五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余白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从澳门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三百十七万余两，从中国运往澳门的货物价值白银一百六十八万两。进出口相比，中国亏损白银一百五十万余两。从小吕宋、越南、暹罗、爪哇、埃埃及五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三十一万余两，从中国运往这五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余白银一百五十五万余两。总体来看，中国白银耗损于英国及其属地的数量巨大，而从其他通商各国略微获取盈余，然而亏损的多而盈余的少，形势尚不足以相互弥补，所以一年之中亏损白银多达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中国茶叶销往英国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销往俄国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俄国对茶叶的需求虽然未能达到昔日英国的水平，但中国茶叶不至于积压滞销，是因为俄国人起到了流通运用的作用。中国的货物稍微畅销起来。对于日本，则是因为日本纺纱业骤然兴盛，不得不使用中国的棉花，中国与日本共享其利罢了。现在议论时务的人，有的说英国人耗损侵蚀中国，很想要联合俄国来排斥英国，这与儿童见识没有区别。百姓之所以乐于购买这些货物，都是因为它们是衣食日用所必需的，而且质量优良、价格美丽。当人们不需要时，即使是君主父亲也不能强迫远方的人购买，何必爱护呢？当人们必须使用时，即使是君主父亲也不能禁止远方的人购买，何必怨恨呢？就像日本二十年来专心致力，研究工商之术，于是能够仿造洋货和华货，质量精美、价格便宜，几乎掩盖了原产地的优势。英国人不仅不嫉妒阻挠，反而极力称赞。国内乐于使用他们货物的人，比比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工非常低廉，是日本的数倍。如果真的知道英国人耗损侵蚀中国是弊病吗？那么日本的成功方法就在眼前，又何必采取万不能行的下策呢？有人说中国虽然亏损白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两，但各海关征收的税厘已经得到二千二百六十余万两，加上洋商自行招募牙侩，凡是进口抽七厘，出口抽八厘，费用共计有一千数百万两，都落入华人之手。以此衡量彼，中国还盈余数十万两。这是中国的白银未曾分毫漏入外洋。这又不对，考察光绪元年进出口货物相当，华货还盈余一百余万两，将关税费用合计起来，中国而且多盈余二千余万两。当时每年盈余二千万两，中国尚且日益贫困耗损，像如今的形势吗？这是不能不紧急为之谋划的，这是治理百姓的政治，是保卫国家的根本，是上位者的责任。

防止漏税

彭玉麟

从来王道不崇尚富强，圣世不谈论功利。将财富藏于国家，不如藏于百姓更为优越。国家深仁厚泽，减轻赋税，有按十分之一征收的，有按数十分之一征收的，体恤百姓的艰难，对待百姓的优厚，没有能超过的了。自从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当时当权者不知道中国的税额比各国轻四五倍，或七八倍，所以在订立条约时，洋人的各种货物进口纳税后，听任华商贩运到各地，所经过的关税只按估值，每百两加税不得超过若干分。对华人征税轻，所以对洋商征税也轻。后来天下多事，军饷短缺，于是开始实行榷货抽厘的方法。创办之初，洋货也在各个子口征收税款，尚无异议。等到咸丰八年中西重新订立条约，才规定洋货土货愿意一次纳税可免除各子口征收的，每百两征收白银二两五钱，发给半税单作为凭证，无论运往何地，其他子口不得再征收。没有半税单的，逢关过卡，照例抽厘，体恤外商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洋人欲壑难填，仍然藉端要求。烟台条约规定在租界内不征收洋货厘金，即洋货运入内地的，不论华商洋商均可领取半税单，这又是格外

译通融之法。无奈日久弊生，漏洞难以堵塞，狡猾的华商勾结洋人，互相蒙蔽，往往由洋人代华商领取半税单而私下收取费用，华商也代洋人装运各种货物，双方冒用护照，汉奸与洋人弄虚作假，流弊滋生甚多。近来又有三联单，无论到哪里购买什么货物，先在洋关申报数量，缴纳半税才能领单，领单之后任由其采办运输，沿途的厘金关卡不敢过问。等到货物到达时查明数量相符，按数缴税，于是各商民贪图税轻且快捷，趋之若鹜，将中国自主的权力让洋人把持，厘金受到的困窘难道还少吗？查考开始征收厘金时，年收入二千万，现在所收的不过四分之三，而且日益减少，有损无益。于是负责此事的人严格比较，借以杜绝侵蚀，秘密设置分卡以防偷漏，但终究委员的侵吞更加严重，差役的勒索更加繁多，只是困害百姓，对国家没有利益。所以纵论时务的人慨然说应当撤除厘金。那么说厘金果真适宜撤除吗？目前军务虽然平定，元气尚未恢复，国家财政还不充裕。防兵不能裁减，海防尚未筹办妥当。假使再起事端，将如何筹划？难道刚撤除又立刻重新设立吗？那么说厘金不适宜撤除吗？洋商的包揽，华商的偷漏，白白耗费，未获实效，又何必乐于做这种事呢？现在的计策，不如去除厘金，增加关税，对厘务没有损害，而对商民则有利益。怎么说呢？所谓裁撤厘金，并非一定要把天下的厘金全部撤除、裁减。不过是在通商各口岸，无论是洋货还是土货，去除厘金而增加关税罢了。如果明确制定章程，核算道路的远近，如果货物从某处到海口，需要经过几个关卡，应缴厘金多少；某货从某海口到某处，路经几个关卡，应缴厘金多少。统一征收税款，不必层层稽征。这样厘金虽然撤除但实际上仍存在，包揽偷漏等弊端，即使奸商也无从施展伎俩了。而且关税缴纳之后，运输畅通无阻，不必等待，货物不必在每个关卡停留，想到达某处，可以按期到达，用时更短，成本更低。即使所增加的税，实际上隐含在货价之中，而从买主那里收回，商民又知道某货不再纳税，更乐于贩运，销售更加畅旺。所谓对商民有益，就是这个意思。洋人借为口实的，动不动说中国厘卡林立，收取数额互有差异，导致洋货阻滞不行。如果撤除厘金而增加关税，他们还有什么话说？而有人说关税已有成规，随之增加，洋人必定不会答应。不知道所增加的税，就是所抽取的厘，与其分散征收，不如统一征税。加之洋人的税额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定，更有值百取六十、值百取百的。如果以值百取二十为标准，华税之重，尚且从洋税之轻，拿这个来折算，他们将有什么话可说？又有人说厘金取自华民，权力归中国自主。如果归并到关税中，倘若洋人在下次修约时又以税重为词，利权不几乎被他们阻挠吗？这应当声明加税免厘的原因，如果要想减税仍旧抽取厘金，这样可以永远堵住洋人的嘴。再想一想，税出自商，想要充实税务，首先应当畅通商务。西方人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官商一体。所有的盈余，公家储存；即使有亏损，公家承担。所以能加重资本而来，即使厚利而返，中国集成巨资出洋贸易的人还很少，这是他们用货物来换取中国的银子，我们不能用货物来收回中国的银子，利源不将枯竭吗？计算洋人入口的货物，每年售价八千余万，中国出口的货物，只有丝和茶是大宗，近来印度等地都种植茶桑，出产数量与中国相当，如果连这些也失去了，这确实是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了。又如呢布一项，洋人买我们的丝棉织成，转售中国，每年纳税三千余万两，主要是因为机器便捷，所以获利很厚，如果我国也仿照织造，也可以开辟一个利源。有人怀疑用机器代替人工，恐怕夺取小民的利益，不知道洋布羽呢本来不是中国的东西，与民业毫无关系，在中国制造，可以节省运费，必定更加便宜，民间的取求，攻击洋人的利源，这确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恭读嘉庆十九年正月谕旨：洋商交易原本命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使中外互通有无，以便利民用，如果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年积月累，对国家民生都有关系，可见圣虑深远，对中国银两出洋的祸患早已洞察，现在时事更非昔比，出数照前更大，为什么不早点为此做打算呢？应当急令地方官广泛劝勉农民在山谷隙地遍植桑茶，缫丝制茶的方法尤其应当加意讲求，务必使较胜于印度，将来所出越多，价格可以酌情降低，只要货物精良价格低廉，何愁销路不广？而且招集商股用机器制造呢布，如果成本不足，或者援引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荣请求借帑银，嘉庆十七年芦商义和恳借运本

译都按照命令各部商议执行的惯例，这确实对国家没有损害，而对百姓大有便利。总之，出口的货物应当追求数量多而税率轻，进口的货物应当杜绝其流入而税率重，收回我国的利权，使我国的商民富裕，扩大我国的长远规划，都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