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户政十三养民上

译卷三十四 户政十三 养民上

农功

郑观应

古语说：“上等农夫的收成可供九人食用，次等可供七人，最下等可供五人。”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种植，收获的多寡却截然不同，这是由农耕的勤勉与懒惰造成的。所以，水涝灾害出于天意，土壤的肥沃与贫瘠由地决定，但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确实足以弥补天地的缺陷，使之趋于平衡。从前英国诺福克郡，原本是不毛之地，后来考察当地土壤适宜性，种植萝卜，获得了巨大利益。爱尔兰岛田地低洼潮湿，后来使用机器排干积水，土壤于是变得肥沃。撒里司平原的土地，既干枯又贫薄，自从用鸟粪施肥培土，各种谷物无不茂盛生长。同样是田地，物产却增加数倍，这无异于一亩田地变成了数亩的用途，将贫瘠之地变为肥沃土壤，将瘠薄土地化为良田，地利与人力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大致知晓了。况且土地的肥沃与贫瘠，哪有固定不变的呢？万里中原，沟渠淤塞废弃，除了粟麦之外，物产不多，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贫瘠了。扬州的赋税，如今沟渠纵横交错，桑麻茂密遮蔽，京城粮仓的供给，全都依赖南方。原本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了。上古的农书已经无法考证，现在流传的，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也有很多精要之处，大体上是文人学士博览群书的资料，而那些耕云锄雨的农夫，怎能每家每户都知晓？鼓励农民、互相劝勉，只是空有其文；补助巡游，如今已无此事，百姓也因而因循守旧、简陋粗疏，姑且度过此生，大概是因为官府与百姓相距太远所致。西方国家的农政，都设立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立一所农艺博览会，汇集各方物产，用来考察农耕技术与化学等各家学说，详细考察地利，各自根据土壤性质，种植适宜作物。每年收成，除了百谷之外，花木蔬菜，乃至牛羊畜牧，都进入博览会考察优劣，选择特别优异的，奖励银币，用来表彰其才能。至于牲畜患病如何治疗，谷物害虫、树木蛀虫如何预防，又准备了几种田地样本，配备各种农业机械，事事讲求，不遗余力。首先考察土壤性质与本质，其次辨别物产适宜性，接着涉及灌溉施肥等方法，务求各地充分发挥地利，各尽人工，所以物产盈余，过去获得一份，现在且成倍增长，十倍百倍而不停止。西方人考察植物所必需的，说是磷、钙、钾。磷是阴火，出自骨骼之内，而鸟粪所含尤其多。钙就是石灰，如螺蚌以及几种土石，均能化合。而钾则是水草所生，如稻、茶、蓼之类。考察精密而施肥之法，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近来有用电的方法，无论草木蔬菜，输入电气萌芽，既快速长成，更容易在早寒之地，严霜不担心其摧残；温和之乡，一年何止三熟？这真是巧夺天工了。尤其奇妙的是，农部有专官，农事有专学，早上得到一种方法，晚上已在民间实行。何国有良好规则，互相仿效，必定成功而后停止。民心不明，由官府开导；民力不足，由官府辅助；民情不便，由官府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千耦其耘，比户可封的原因。然而良法不可不实行，良种尤其不可不挑选。土地属于高亢之地，则适宜多种赤米。赤米即红霞米，松江称之为金城稻，色红性硬，最为耐旱，四月播种，七月即收。如今北方多地有种植者。

若是低洼潮湿之地，则适宜种植耐水之稻。稻中利于低湿之地的是稌。稌种有黏和不黏，黏者为糯，又谓之秫；不黏者为粳。胜之说：“三月种稻，四月种秫，最为耐水。”暹罗的稻田，一到夏季，有黄水从海中涌来，水深一尺，苗长一尺；水深一丈،苗长一丈。水退之后，加倍获得丰收，这是低田所适宜的。其间花草树木，都应当审察土壤适宜性，在空隙之地广泛栽种。如牛羊犬猪之类，都应当因地制宜，教导畜牧，使得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人们有充足的储藏。只是小民可以与其共享成功，难以与其谋划开始。若非贤能的牧守令尹尽心民事，以教导而倡导率领，未易迅速见到成效。考察古代帝王设立地官司徒之职，实际上兼管教养。孔子谋划卫国时说：“使他们富裕，使他们受教育。”那时担任邑宰的人，劝农课耕，有着显著成效。近代少有留心农事的人，只有西方尚存古风。为民上者，见到我所没有的物品，或有其物而美好不如人，必定穷究其所以然，所以效法于人，希望胜过于人。近年来意大利、法兰西、印度、锡兰所种的丝茶，反而渐渐胜于中国。从前有波税务司康必达，见我养蚕不善，不能医治蚕病，往往失收，曾请华人到外国学习，完全得其法，并购买机器，想在上海仿行，被当道不准。其机器尚存格致院中。如今广东有学习西学的人，留心植物之理，曾在香山试种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还担心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办法，回国试办。只担心当道不能保护，反而为之阻遏，因此踌躇未果。我国似乎适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

译统筹管理农业事务，参考借鉴西方方法，以恢复古代淳朴的农业传统。派遣专员前往西方各国，研习种植、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以及改良贫瘠土地为肥沃良田等一切优良方法，将其刻印成专门书籍，务必简明且全面，使人们容易理解。

每省选派一名干练的布政使、按察使或道员、府尹，担任水利农田使，责成各地州县官员在到任数月后，务必将辖区内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情况、农民耕作的勤勉与懒惰状况、哪些利益应当兴办、哪些弊端应当革除、如何招徕流民开垦荒地、如何督促劝勉经营、制定何种章程、做出何种安排，如实上报。不得假手于衙役胥吏，借机生事扰民，也不准沿袭旧例敷衍塞责。

如果行之有效，开辟利源，使本地居民日益富裕，经所在道、府查验属实，方可保荐为卓异政绩，予以升迁。仅仅处理诉讼、催征赋税，只能称为尽职守分。倘若借此机会勒索供应、骚扰百姓，一经查实，除革职外，还要从重治罪。

重赏严罚，以兴办事业、劝勉功绩，天下的百姓就有指望了。因为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朝廷设置官员，是为了服务百姓。如今那些悍然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员，看待百姓的离去、到来、生存、死亡，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难怪天下流亡者满目皆是，盗贼遍布道路。

以农业为经线，以商业为纬线，根本与枝末完备具备，大事与小事全部涵盖，这就是强兵富国的先声，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何必整天忧心忡忡地担忧贫困和人口稀少呢？

译谈到筹款之事，应当略仿元代的办法，每省选派一名大员担任水利农田使，轻车简从，分赴各州县，测量绘制地图，旧有的渠道适宜恢复的就恢复，新开的渠道适宜开辟的就开辟，务必顺应民心，务必顺应地势，取得显著成效的，给予优厚奖励和破格提拔，并督促鼓励民间在田边多开沟渠，如果民力不足，官府资助其完成，每年都要修缮治理，不允许淤塞。英国人在印度高地修筑塘坝蓄水，面积宽达数百顷，按时开放出售给百姓。中国和东洋本来就有凿井筑池的方法，都可以广泛搜集采纳，因地制宜，这就是开渠的方法。西方几十年来在种树这件事上极为尽心，特别设立专职官员，如同古代的虞人一样。自从树木广泛种植后，不仅名贵优质的木材获利无穷，而且树旁的田地由贫瘠变得肥沃，因为树根能吸收土壤中的养分，能腐烂沙石，所以贫瘠坚硬的土地全都变成了肥沃的土地。没有水的地方变得有了水，因为树木能释放湿气，能滋润树根，所以干旱的地区都依靠它进行灌溉。而且树根盘结，沙石化为土壤，松散变得坚实，河岸更加坚固，堤防更加稳固，那么抵御旱灾和水灾都无所不宜。古人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种谷，十年之计在于种树”，不是虚言。中国种树古代有专门的书籍，汉唐以来官府不过问，自从广东捻军作乱以来，燕、齐、豫等省的树木被砍伐殆尽，水旱灾害频繁，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就可以责成水利农田使相互劝勉督率，在田侧的空地上广泛种植林木，以恢复旧貌，有砍伐的处罚赔偿，绝不宽贷。至于蚕桑的利益以及松梓果木等一切有利的植物，尤其必须随时广泛种植以厚植民生，逐年增加，十年后官府砍伐出售，仍然用这笔款项修理河道，广泛兴修水利，这就是种树的方法。以上这些方法，都是中国本来就有的，而且人人都能说出来，没有什么高远难行、神奇莫测的地方。然而小民不知道长远打算，各自图谋私利，如果不是官府倡导率领，就会苟且因循，年复一年荒废得更加严重，遇到灾荒歉收，就坐等赈济，或者相继逃亡，家家户户荒凉，到处都是这样，而且开渠时各自吝惜尺寸之地，种树时认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共享成功，难以共同开始。愚昧的百姓，大抵都是这样。有人说：“如果款项不足，难道就不这样做了吗？”今天一省报告灾荒募捐赈济，动辄数百万；今年的赈济刚结束，明年的灾害又来了。频繁呼救，实在难以维持。如果每省每年拨出五十万金，用来开渠种树，种树的利益非常大。曾经见过西方的例子，凡是砍伐一棵树，就必须补种两棵，立法非常美好。现在各省既然兴办矿务，修筑铁路，所需的木料一天比一天多，亟需明确制定章程，责成地方官设立树艺局，招致勤勉廉洁的士绅，专门从事种植。总之，境内没有闲置的土地，没有光秃的山岭，其利益恩泽广泛长久，怎么样呢？教导百姓种植蓄养，本是王政所优先的，千万不要因为事物细微而忽视它。又种树有五种利益：根系缠绕沙岸，避免坍塌堵塞水流，这是第一利；化咸为沃，引导泉水流动，这是第二利；枝叶拂动天空，能招致雨水，这是第三利；吐出清新吸收污秽，调和气候消除疫病，这是第四利；排列成长行抵御冰雹，以保护稻田，这是第五利。得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合力完成，抵御灾荒而垂范久远。等到几年后，成效显著，中原万里，虽然最终没有灾害也是可能的。焦头烂额，固然不如曲突徙薪；亡羊补牢，终究胜于临渴掘井。事情有必然到来的，道理有本来如此的，所谓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希望不要怀疑为迂阔，忍心听任消沉，长期依赖这有限的赈济捐款，想要拯救无穷的百姓，实在也是困难的。

译《纽约农务报》说：田地施用肥料，必须选择时机。比如种植稻、麦之类，必须在冬季施用肥料，以等待春季耕作。如果错过了时机，那么所施用的新鲜肥料，反而不如适时施用。

论民

李提摩太

《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所以圣人制定法律，士、农、工、商四种百姓，各自有谋生的职业。总计天下五大洲来看，安居富贵、尊崇荣耀，不必为衣食奔波的人，十成之中不过一二成。其余八九成则完全依靠自食其力。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多干活就多吃饭，少干活就少吃饭，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饭吃。大致来说，资质敏捷、体力强壮的人可以多干活，愚笨懦弱的人只能少干活。总计这类人数，中国有三千五百万之多，与英国人口足以相当。然而中国的百姓浑浑噩噩，各自做自己的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群体安于无知无识的天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这是房屋的低矮简陋；破旧棉袍不加修饰，这是衣服的破烂；道路凹凸不平，这是道路的不加修缮；河流冲毁沟渠而不加治理；转运迟缓，这是车船不够精良；陶器粗劣、器具简陋，这是器物依旧沿袭旧样。而中国的百姓对此安之若素，绝不存有改弦更张的念头。即使是田地也不设法防御旱涝，虽然沾湿身体、弄脏双脚、手足生茧地劳作，也稍微没有怨恨抱怨，从未听说有人提出一个策略、发表一个议论作为变通之计。大概中国民心如此，不仅今天是这样，即使两千年以前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当权的人，只认为这类民心乐于安分守己，不可强行教化，容易推行固不需要刑罚驱使、权势压迫而后进入我的范围。如果欧洲人则不然，一心向前，事事求新：房屋已经华丽了，却更追求宏伟；衣服已经华美了，却更希望轻软；道路已经平坦了，却更修筑宽阔大道；沟渠已经用力治理了，却更追求畅通；车船已经奇巧了，却更讲究坚固快速；器具已经精致了，却更想要新奇。至于耕织制造等事，全都借助机器使用，需要百人之力的一人可以运转，需要千人之功的十人可以完成，功效减半而利益加倍，变化无穷，日益富强，远远胜过其他国家。所以德国宰相俾斯麦常说：“人心不能平静，都是上帝所使。”这专门指欧洲来说是可以的，如果用中国民情来看，这话确实大错特错了。中国劳力的人，只知道尽一天的力气来谋一天的食物，终年辛苦劳作，不谋求其他。等到年底农事空闲，稍微休息几天，妻子儿女团聚，在厅堂上交谈，和乐融融。在旁人看来，几乎没有不认为他们境遇痛苦的，而他们心里却不认为痛苦，反而认为甘甜。虽然如此，中国人极度劳苦却不思变计，固然由于积习使然，也是因循守旧的习气浸染所致。如今中国海禁大开，通商立约，外国各国确实逼近在此，表面上修好，内心却存有觊觎，确实有我欲静、人欲动的态势。不如彻底改变计策，共同图谋振作，实在有不可设想的好处。往日曾国藩侯爵在外洋，曾著有《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人向来都在昏睡，如今已经觉悟。不知道今日中国醒着的不过数人，而睡着的不知有多少。然而久睡的人断不容许长睡，必定有迫使全部醒来的时候。希望中国掌握知觉权力的人，尽快筹划一个长治久安的策略，融合中西为一家，不要让他们终身处于梦寐之中。

答问养民事宜

李提摩太

西方有儒士，是美国人，精通中西，贯通古今，我久闻其名。偶然阅读报纸，获悉他客居天津时，持名片请求拜见，相见之时，谈论超过一个时辰，意气更加融洽。我便起身问道：“您游历中国二十多年了，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吗？”回答说：“在于国家困窘。国家困窘由于百姓贫困，百姓贫困由于人口众多，人口众多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婚期最早，如果北方、东豫一带，有十四五岁就娶妻的，所以往往寿至七八十岁而见到五世孙。我们西方没有这种情况。”我说：“那么今日规定嫁娶的规矩，晚娶少生，就可以治理好吗？”回答说：“这怎么可以？十年生聚，是越国称霸的图谋；三年献数，是周朝的王制。古人以百姓的多寡作为国家的盛衰，所以管仲倾尽鲁、梁的百姓来强大齐国，商鞅诱引三晋的百姓来耕种秦国土地，大概因为百姓多则田地开垦，田地开垦则税收增加，税收增加则役夫众多，役夫众多则兵力强大。如今既然因为不善经营的原因，背负了这样的负担，却又在室家嫁娶之间加以严厉禁止，来阻挠它，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是抱薪救火。”我说：“人口众多的害处那样，人口众多的利益又如此，那么怎么做才能有利无害呢？”先生说：“没有别的，筹划养活他们的办法罢了。一个人的食物，十个人吃就不足了；十个人的财产，一百个人用就枯竭了。如今中国矿产不旺盛，而用度更加繁多；商务不兴盛，而漏损更加严重；田地不加开辟，而谋食的人日益增多；疆域不加扩大，而待耕的人日益众多。遵循

译如果这样下去而不改变，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太平日子越久，人口越多，怎么能使得百姓不贫穷且困苦，困苦且死亡呢？况且上天仁爱百姓的心意到了极点，既然能生养他们，必定能养育他们，怎么会有导致他们贫穷且困苦，困苦且死亡的情况呢？然而杨雄不说过吗：“天不依靠人就不能成就宇宙”，自然的利益，必须等待君主和宰相权衡其缓急，斟酌其盈虚，为他们制定法律确立制度，然后小民才能蒙受安乐利益的福泽。不然的话，天地每天积蓄利益来等待百姓，君主和宰相每天忘记这些利益而听任天地，因循守旧坐失良机，虽然每天说养育百姓，也没有益处。所谓制定法律确立制度的是什么？一是开采矿山，给人职业，《周礼》记载得非常详细；炼石成煤，《史书》屡次记载。等到西方人，他们的办法更加完备，也等到西方人，他们的利益于是宏大。英国的新金山、美国的旧金山、俄罗斯的悉尔毕等地淘挖的利益，年收入何止千万？中国的矿苗优于五大洲，近来如开平的煤、云南的铜、漠河的金，都已经逐渐显现成效。大地不吝惜宝物，这样百姓就有余财，那么矿务的开采应当广泛。二是开垦荒地。八大政务以粮食为先，万事以农业为本。现在内地腹地，外地边省，每到田地相连成片，一片荒芜。有的借口天时不好，有的托辞土质不宜。不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也没有不可耕种的土，关键在于研究事物的人善于观察其性质罢了。英国诺福克郡，过去是荒地，后来审察土质适宜，种植萝卜而获利特别丰厚。撒里司白果厘土原本贫瘠，自从查用鸟粪后百谷滋生。伊里岛田地向来苦于低洼潮湿，后来用机器排干水土后脉理特别肥沃。其他如栽树引雨、植树防荒，都是西方人经验的良方，也就是中国推行的要务。土地没有剩余力量，这样野外就没有饥民，那么垦荒方法的讲求应当紧急。

译第一条是移民。西方那些见识细微、目光远大的贤士，在国家开创之初，就已经深切担忧土地饱和、人口过剩的问题。因此他们走遍五大洲，设立殖民地。计算自从两百多年来，所获得的五大洲土地，大约相当于英国里程八百六十万平方里，比本国三个岛屿大七十倍。获得土地既多，迁徙便没有断绝。所谓流放罪犯、认领荒地耕种、经商滞留、贸易往来的人，都是如此。这大概是因为给百姓提供了谋生的道路，前往的人既享受了安居乐业的福分，而留守的人也没有食物减少、人口增多导致不足的忧虑。所以为百姓考虑，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安于常规、沿袭旧制，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虽然难以施展在域外扩张的图谋，但应当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境内的利益。现在西北各省，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东南各省，地域狭窄、人口稠密。似乎可以用那边人口繁盛的优势，来弥补这边萧条稀疏的不足。一经转移，百姓谋生就有了凭借，充实边防也就有了实效。那么移民的策略，适宜仿行。

第二条是通商。中国的工商事务，听任百姓自行经营，已经很久了。只有管仲治理齐国时，利用海边煮盐；刘濞在吴国时，利用山中铸钱，有独占天下利权的意思。然而那也只是同在一个大洲的列国罢了。近来西方各国，君臣一体，工商合力。自从轮船火车兴起后，更是千里之遥如同几步之近，浩瀚海洋如同平坦大道。共同网罗五大洲的财富，来供应一国的使用。所谓通商，是有往有来的意思。现在西方对中国，盈余的资金动辄达到千万，空着口袋进入，满载货物而归。而中国仅仅依靠少量的丝茶来抵偿，这是想用细小的河流与大湖争胜啊。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得到缓解呢？那么通商的事务，应当迅速筹划。

《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又说：“有人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财富。”现在中国轻视西方的人，凡是开矿、垦荒、移民、通商这些事，无不说是西方人富强的根本事务。却不知道西方人之所以上下同心，殚精竭虑去谋求成就的，正与中国圣人的心意相合。等到百姓富裕而国家随之强盛，这不仅仅是那些只知道为国家算计而不知道为百姓算计的人所能比拟的。中国的名公巨卿，像李中堂、张制军、刘中丞各位，深知这个意思，所以共同仿照西方的方法，用富国的政治，尽养民的心意。近来也稍微见效了。于是提出一个谋略，发起一个议论，动不动就满朝争论，非议滋生。不是说这是实行杂霸功利之术，就是说这是夺取小民衣食的来源。学习古人的人，应当学习他们的本意，不应当学习他们的方法。尧舜禹汤作为君主，益、皋陶、伯益、后稷作为臣子，之所以独自高出千古，没有别的，就是能用爱民的心，实行养民的实质罢了。只是因为当时土地刚刚开辟，民生尚未繁盛，养民的方法，无需向外寻求，时势不同，所以措施也略微简略。假使处在外部祸患正盛的时机，恰逢金银每天漏向国外，衣食每天在国内窘迫，难道也会安然自处，不为筹谋划策，来挽回补救吗？我知道这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处在今天的时机，面对今天的形势，有能用爱民的心，实行养民实质的人，这就是推究尧舜禹汤以及益、皋陶、伯益、后稷的心意，而施行于政治的人。效法他们，神妙地阐明他们，可以面对百世的圣人，而对功利感到无愧吗？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况且即使从小民的生计来说，中国各种事务尚未兴起，西方各种事务全部举荐，百姓怎么会贫穷呢？怎么会富裕呢？这是特别明显显著的。中国士大夫吸食洋烟，售卖洋货，使用洋钱的，到处都有，而唯独对于仿效外洋的方法，可以增厚民生而丰富民财的，都起来大声喧哗，成群结队地阻挠困难。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害处，来剥削百姓的脂膏，而又挟持全力来堵塞他们的利源，简直是用爱民的说法，来助长害民的心罢了。哪里值得取法呢！唉，古代治理天下，适宜效法先王；现在治理天下，适宜效法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花费数百年的心思，掷出数千万的金钱，到现在宏大规划才确定，成效特别显著。一个是开创，一个是因循；一个是艰难，一个是容易。然而仍然满腹疑虑，众难塞胸，坐视有用的时光，变成虚度浪费的岁月。这是绝远地域的人所茫然不解的。我听到这些话，开始惊讶，接着欢喜，最终沉默叹息，不知道话该归结到哪里，于是写下来记录以告知世间的达官贵人，或许有阅读此文而幡然改变计策的人。

论贫民有望

李提摩太

从来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有粮食就生存，没有粮食就死亡。粮食对于百姓，难道可以一天缺少吗？感慨自从井田制败坏，贫富不均，没有固定产业而有固定道德观念的，只有士人能做到。如果小民因为没有固定产业，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递至今日，民间凋敝，生机日益紧迫，在家没有半斗粮食的积蓄，出门有流离失所的痛苦。看那些小民，实在令人痛惜。这是有心救世的人，不得不急忙思考改变计策的原因。阅读楚督张制军筹办养民的告示，首先以开矿为先务，确实是识时务的俊杰啊！倘若中国大官都像张公这样通权达变，奋发有为，我知道数十年后，富强的道路，直接超越西方之上。我曾经论述工人逐渐富裕的事，叙述西方近百年求得养民的新法，各国产业都比以前增加数倍。法国在十六年内增加三倍，英

译各国在八十五年内人口增长六倍，只有美国最为兴盛，在八十年内则增长达四十三倍。其中获利丰厚者，法国有一家拥有白银一千万两，德国有两家拥有白银二千五百万两，英国有五家拥有白银一百兆两，美国有七家拥有白银四百兆两。此外从事劳动的人，虽然未能广泛分享利益，但从前每日的工资仅折合制钱四百文，近来法国在九十年内工资增加将近两倍，英国在八十五年内也增加了两到三倍，美国在三十年内更增加了四倍，现在还在开会争论，将来会逐渐增加。各国的工人必定会一同逐渐富裕。况且西方另有积财公司，专为贫民储蓄而设，其白银八两到数百两都可以代为收取利息，如果超过四百两以上则不代为存储，大概意在使贫民齐平，实事求是。计算英国这项业务在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存款一百七十六兆两，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存款四百四兆两，这二十三年中也大约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可见西方各国没有一个人失所，而中国各省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的不下数百万人。其中老弱的哀鸿遍野，大半死于沟壑；强壮的则铤而走险，不免沦为盗贼。我曾登上太行山，渡过汶水济水，看见饥荒之后，民生困顿，吃饭艰难。那些载重千钧的车子，则由一两个人在前面拉，在后面推，权且充当骡马的角色。借此谋求微小的利益，有的人虽然田舍幸存，牲畜已经耗尽，耕作之余，都用人力代替，触目惊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中国自开放海禁，与五大洲通商以来，已经三十年了，不但富强没有兴起，各地工人未能增加工资，以期望利益均沾，而且日复一日田地依旧，工程依旧，虽然有专长微技，往往感叹谋生艰难，没有其他原因，都是因为在上位者未能推行养民的新法罢了。如今为政的关键，能够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就能挽救弊端弥补偏失，百姓因此蒙受恩惠，国家因而获得利益。所以兴办非常之利，必定依靠非常之人。幸运的是中国几位元老，怀着公忠的念头，宏大的济世情怀，力排众议，举办铁路、开矿等事，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公，他们的智识确实高人一等。此后如果能不惜小费，不拘泥于陈旧的言论，共同救济时艰，全力顾全大局，凡是矿务、铁路一切养民的新法，依次施行，百货流通，商贾聚集，民困解除而灾患消除，富裕的效果就可以稳操胜券而获得了。当权者难道没有这个意思吗？我私下希望尽早谋划此事。

译游民有业论

李提摩太

天地的精华哪有穷尽？只有开通才能广泛开辟利源。民间的人口非常繁多，只有勤劳才能供给日常用度。如果不是这样，耗费没有穷尽，生机逐渐困窘，那怎么能够培植国家的根本而充裕百姓的生活呢？韩愈说：“古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了圣人建立，然后教导他们相生相养的道理，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让他们居住在中土。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头晕，住在土里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宫室。为他们设立工匠来供给器具用品，设立商人来互通有无。”唉！反复诵读这些话，才知道天下的大利普及于下，仍然不能不依靠上面的开通。最近阅读邸报，仰见皇后以蚕桑教导天下，命令浙江巡抚招募蚕妇以准备宫中缫丝之用。从此推行三盆的典礼，选择五彩的适宜，凡是三宫的世妇，没有不敢在社日赋事，在蒸祭时献功，以恭敬地秉承美好的命令。多么盛大啊！李傅相兴办制造矿务以及津沽铁路，现在又打算办理林西到山海关的铁路。张制军在湘鄂兴办制造矿务，刘爵帅在台湾兴办制造矿务、商务和铁路。内而帝后，外而疆臣，没有不励精图治，讲求充裕国家、富足百姓的方法。如果能够由此推广，铁路南北通行，所有养育百姓的事情无不举办，那么中国兴盛，大概可以拭目等待了吧？然而有人说：铁路的兴起，利于上面未必能利于下面，使国家富裕未必能使百姓更富裕。为什么呢？肩挑背负是为了寻觅微薄的收入，自从铁路开通，货物由火车装运，那么这些人就都成为闲人了。船唇轴齿是为了求得升斗之利，自从铁路开通，商贾依附火车行驶，而这项职业就被搁置了。这是想要养育百姓的人，不几乎先夺去小民的生计吗？哪里知道铁路经过的地方，货物分运到乡镇，固然需要手足之力，而车船分载，辗转前往其他地方，尤其不能避免。这津沽铁路实行几年而没有弊端，本来是华人所共同看见的。然而铁路如果通达，往来的货物价格必定节省，冗费既然减少，冗员自然裁减，浅见的人很少有不过分忧虑的，担心游民有失业的危险，而实际上没有必要多虑。现在试着以北方省份为例，张家口出产皮革，京都出产煤炭，天津进口米布等货物，凡是各种出产销售，每一千人中出力于生产的人不过四百人，其余则是往来转运的人，就需要六百人。这是生财的人少，而耗财的人多。如果铁路开行，那么转运的人就可以裁减，冗费节省而价格就低廉，货物价值便宜而销售必定广泛。既然销路广泛，那么出力于生产的人，必定需要多人。像这样一转念间，凡是以前转运的人，都可以从事于出产之地。这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百姓哪里有失业的担忧呢？像这样国家即使不想富强，那么富强已经由此奠定基础了。民间即使不想丰裕，那么丰裕已经由此显现征兆了。譬如手艺之家，居住在乡僻，一人制作物品，仍然需要两人运到城市销售。如果一旦乡僻改为城市，门前就可以销售物品，不需要两人运输。那么这三个人就可以帮助制造，所制作的物品既然多，所获得的利益自然加倍。这家的兴盛，难道不可以立刻等待吗？现在铁路开行，也是化乡僻为城市的意思。还有失业的担忧吗？我希望当权者衡量情理，有利就兴办，不要犹豫。

西法有益于民论

李提摩太

国家治理的方法，与各官署奏效的谋略，不贵在效法古代，也不贵在固守常规。关键在于随时变通，因时制宜，以期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百姓罢了。中华自从泰西设立商埠以来，创行的不少，难道是喜好更张吗？当今之时，处于今之势，效法古代不可，固守常规也不可。可惜中邦人士拘泥于见闻，沿袭旧习安于常规，任凭情感纷纷议论，不知道为国家做深长思考，可叹啊。人情有一得之奇秘，不肯泄露，惟恐别人知道而效仿，不能显扬一己的能力，这大概是人的常情。泰西人士则不然，想到一种法制、一种器具，展示给众人，众人惊羡赞美而争相购买，购买不止而仿效，不几年这种方法不仅第一国拥有，邻国也没有不利用其方便的。现在泰西对于中华，也是这样。试想一支军队，得到它就成了练军的劲旅；一件军械，仿制它就成了疆场的利器；一台机器，师法它就成了制造的良法。推而广之，士、农、工、商，也没有不有良法美意来倡导的，这是西方人的大公心。中华人士如果互相教诲，互相劝勉，互相仿行，将会看到士人有学堂来造就格致，都通晓理财的人，先疏通其源头了。农人工人有机器来应手，耕种都欣喜快捷，考工各记新奇了。商贾行旅有铁路来相待，买卖都喜从心，缓急欣喜可恃了。不仅这些，电信律风传如晤面，信局报馆忽然周知。凡此数端，有益无损，西方大抵都实行，是有效的。而且西方各国之所以兴盛，其要尤其在于

译报馆。大抵报馆的职责，在于议论陈述有益的事情，使人们普遍知晓。泰西各国距离远近不同，当它们获得一种新的法制、一种新的器物时，起初不过在本国施行，而采访记者得以记录它，报馆首先传布到四方，于是那些器物尚未到达，而它们的样式和名称已经先被听闻，没有人不想要争先快睹，这就是报馆对人有益的原因。如今中华开设报馆，而中华人士有把它看作无关紧要的。西方各国原本并非事事都完美，然而那些奇妙得不可思议的事物，推广施行，没有不带来利益的。报馆听闻了，能不记录并告知大家吗？这大概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意思吧。中国自古以往，先民有所作为，制度规模固然称得上极其兴盛，但到了末期，都各自有弊端，所以有志之士不得不改弦更张，急切地思考振作。如今忽然变成泰西的局面，不再接近古代，外交交涉的事务还能遵循古代的制度吗？还能固守常规的准则吗？如果不努力谋求变通以求得适宜，那么贫穷衰弱的祸患，恐怕终究难以挽救。况且西方各国的各种法制，也不是为了危害百姓。从前议论陈述而不怕言辞繁琐的人，深深因为中国人士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普遍知晓其中的方法，所以详细地剖析说明，委婉地打比方，深切希望大众普遍知晓，共同模仿效法，以期共同享受预先盛大丰裕的福分，并为朝廷带来美好富庶无边的兴盛。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何不共同思考这句话呢？

译转移积患说

李提摩太

前文论述欧洲各国在十四年间共获得非洲土地六百余万平方英里，比中国十八省的土地多出三倍。一方面是因为能够养育百姓而开拓疆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不能养育百姓而丧失土地。确实，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能否养育百姓，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盛衰。然而，养育百姓的方法，必须从讲求新学开始。观察近几百年来欧洲各国，君主和宰相在上面奖劝，老师和儒者在下面教育，无不选取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方便的实学来供研究，所以军队日益强大，国家日益富裕，技艺日益精巧，器械日益精良，迅速开拓疆土，有席卷囊括、包举天下的气势。如果中国则地大物博，向来是亚洲最古老的邦国，文治武功，光辉照耀千年，只是无奈时势有升降，风气有变迁。如今既然广泛开放海禁，珍宝贡品所通达的地方，特殊的地方和异域，主人在九万里之外。如果仍然固守成法，不考虑通达变化、权衡权变，岂不是甘愿居于人后，自己蒙蔽先机吗？议论的人说中国习俗沿袭，积重难返，恐怕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然而如果真的能够奋发有为，幡然改变计划，自强不息，把握关键来谋划，那么中国转机的容易，应当在指顾之间。这件事是什么呢？有三方面，请让我试着说说。学问是经济所从出的地方。太史公论治说：“效法后王，因为离现在近而习俗变化相似，议论卑下而容易实行。”我认为在今天，又应该借鉴各国。各国同时并立，唯独能够自己达到富强，难道不是相似而容易实行的尤其明显彰著的吗？加上中国声明文物作为根本，辅以各国富强的方法，不更是善之又善的吗？而且通商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各使臣来到中国，不独能通晓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并且能学习中华语言文字的很多。其中优秀的，能读中国经史，对于奏章吏治、地理民情类都能谈论；而中国官员对于他们国家，则懵然一无所知。相比之下，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交涉要事，不得不寄耳目于他人，言辞语气轻重缓急，辗转传述，失去本意，往往以小嫌酿成大祸，没有别的，都是语言文字不通的弊病。为今天的计策，中国士子第一应该学习西方国家语言文字，在诵读经史的闲暇，兼营并骛。国家再能推广以西方学问取士，使天下学校诸生无不明习中西之学，将来人才辈出，四海同文，凡是一行作吏的人莫不通达治体，洞悉根源，如果遇到紧要事件，彼此立谈可决，其利益岂是浅薄的呢？这通晓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可为中国转机者一也。查光绪十三年御史陈琇莹奏请以算学取士，当时已经奉旨准行。文九数居六艺之一，《周礼》以之与贤能明算例六科之中，唐代制度以之膺选举，所以算法本当肄习，不可废置。只是算法仅为制造测量之要务，而暇求人才收实效，具经天纬地之能，兴利于国益民之事，非精求格致之学不可，因为格致之学所包者广，如算学光学化学重学电学以及天球地舆等学，无非在致格之中，所以西方国家讲求治术者必以格致为先，英国近五十年来商贾通行财货充溢进款数目较前加多三倍皆得力于格致之学居多足见格致之学有益于国计民生匪浅，中国诚能推广算学取士之法别为格致一科兼于各省郡中广设格致书院使天下士子群知向慕日积月累由浅入深吾知数年之后必能窥其秘钥中国之兴可立而待也，此讲求格致之学可为中国转机者一也。传称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国说：“九州之志，谓之九邱。”《诗经》则列十五国之风，孔子作《春秋》取于百二十国宝书，郑公孙挥能够知道四国之政，子产能够举实沈台骀之故，自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乃今于中国之自命为通儒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而不谈，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夫所贵乎儒者岂拘拘于制艺章句即谓治国平天下之道尽于是乎，今通商立埠五洲各国聘问往来与古之列国何异同居地球之中而顾可于彼都之风气政事茫然弗习也，故今之士子不独宜读中国古圣贤书即五洲各国要书亦莫不宜童而习之将来旁通曲证斐然有成集五洲才人之心思为我一国之利益行之既久自可收其实效也能习知五洲之事可为中国转机者一也。总之今日识时务者莫不以肄习西学为自强之道然西学根本必以语言文字为先虽不必数十国尽能了然而英俄德法四大国实乃不可偏废其次则格致之学再次则

译关于五大洲的事务，应当循序渐进，融会贯通。朝廷因此设立科目，乡村私塾以此传授学业。在当今，中国京城及地方上那些通晓时势的显贵人物，不过数十人，而老成持重者相继去世，朝廷常常感到人才匮乏。如果确实按照这样办理，我知道在局势转变之间，十年之后，中国二十一个行省的学校士子，没有不熟习洋务的人。将来学业优秀者便做官，分派职务设置官职，大的方面成为扭转乾坤的人才，小的方面也是随机应变的人才。此外，那些保障民生、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上面以此要求，下面便以此响应，像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才众多，竭尽聪明才智，有什么困难能超越西方人呢？

译农人新法纪略

李提摩太

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大抵都以农业为重。所以神农氏之后，设立了后稷这一官职。等到周朝兴起，周公制定礼制，分设六官，其中地官所属的官员，如闾师、党正、遂人、甸人、草人、田畯等，都有督促农业的责任，教导农民的职司，可见他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非常深！然而当时划分井田，确定疆界，勤于疏通沟渠，都是上位者日夜操劳，为百姓筹划思虑，而从事农业的百姓，当时也没有水旱灾害的忧虑，富贵利益的争夺，和乐太平，淡泊安逸。可惜这些良法，被李悝、商鞅等人破坏。凡是拥有田地的，允许民间买卖，百姓才开始有贫富之分，年成才开始有荒歉之患。到了汉朝，城中有国君的尊贵，乡里有公侯的富有，贫穷的人连插锥之地都没有，一旦遇到灾荒，老弱百姓流离失所。到了北魏想要实行均田制却没有成功，直到今天，农民更加困苦了。况且农民到了今天，放弃根本去追逐末节，不重视五谷，却贪图种植各种杂项，不急之需的作物，越发觉得当年设立田畯这一职位是不可缺少的。近来只剩下播种的成法，让这些人终年拘泥于这种格局，而不知道变通，那么农民不是更加困苦吗？现在翻译西方国家农民新法的大略，以见一斑，使关心农务而重视农事的人有所选择跟从。查考俄国有位叫哈布拉沁的人，长期居住在英国，常见各国都使用播种新法，却没有人讲论，担心所传不广，于是撰写论说刊登在报纸上，以期广泛传播听闻。因为西方各国的各种新法，都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一年有一年的新法。比如农民播种的方法，以前十亩地仅能养活一人，现在却能养活十人，为什么呢？因为方法更新了。方法新在哪里？首先重视选择籽种。从前曾有位叫嘎力的人，在几年之间，所选的种子有一粒能收成一万零八百四十粒。于是选取麦种七八百粒，试播在地里，蓬勃生长，等到日晒成熟，竟然足够一个人一年的食用，这就是它的功效。其次则考察土壤脉络，如果地旁有若干碎石，设法碾碎，混杂在土中，也可以化为肥沃的土壤，如果粪肥更是田地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贫苦人家无力购买粪肥，那么田地更加贫瘠，该怎么办呢？就有化学制造的粪肥，在制造药料时，可以当作有水分的粪肥浇灌田地，因为药料内产生的小虫腐烂，可以增强土壤的肥力。此外还有两种方法，如果天气寒冷，将若干水罐盛满沸汤，埋藏在土中使土壤温暖，这是一种方法。再用玻璃罩围护起来，以抵御寒气，那么生长必定迅速，这是另一种方法。如果使用各种方法合并施行，那么不但每亩多出十倍，即使多出百倍，都可以预期。这些方法现在在英法之间，有几个岛屿已经试种；在法国巴黎，也有人试行。现在哈布拉沁，又劝告美国朝廷，等到明年举行赛会时，预先选择数百亩田地，按照这种方法播种，等到成熟作为典范，让各国人观看，以广泛传播。再近几年，凡是了解五洲事务的人，动不动都说：“养活人口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土地少，所以如此。”只有哈布拉沁反驳说：“不对不对，现在五洲之间土地很多，如果各国都设法广开铁路，以便运输销售，那么各地的闲田自然会有多人开垦种植。再教给他们这种新法播种，那么人不担心多，地不担心少，即使田地所产虽然能养活百倍的人，也绰绰有余，又何必担心饥寒交迫屡次发生呢！”于是翻译记录这些，作为给养育百姓者的告谕。

论产业宜与人数并增

现在治理天下的道理，只有养育百姓和管理财用罢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东西养育他们，就会忧虑流离失所；财用关系到生计，没有方法管理它，就会担忧匮乏。所以《大学》中关于理财的话说：“生产的人多，吃饭的人少。”孔子到卫国，在车中商议，首先谈到人口众多和富裕。古代圣贤想要寻求人口聚集的方法，必定预先开辟衣食的来源，确实两者并重。我曾观察一个乡邑之中，大户人家，田宅连绵，财货堆积，正以为子孙后代，世代相承，永远保持不衰退。然而不到几代，曾孙玄孙罗列，人口日益繁多，他们骄奢懒惰的习气与本性形成，坐吃山空不够，加上挥霍浪费，不久田宅就分割了，不久财货就变卖了。以前的富饶，转眼就告罄，这是人口超过产业带来的危害。又曾观察积累铢寸的家业，艰难缔造，亲手创建田园，遗训相传，节俭勤劳共同发誓。他们的子孙，有的安心耕种，有的从事贸易，既然有一人，就有一业，再传之后繁衍为兴盛的大族，这是产业与人口共同增加的成效。由此看来，即使是愚昧的百姓，尚且以扩充产业为要务，何况国家抚养万民呢？现在天下五大洲，以西方各国最为兴盛，虽然有的实行君主制，有的实行民主制，有的君民共主，风俗不同，但人才杰出，无不奋发有为，讲求武备通商，极力筹划富强。考察其时运，审察其盛衰，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查考英国一千八百十二年，人口十七兆，产业二千七百兆磅，每人平均计算一百六十磅。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人口三十兆，产业六千兆磅，每人

译平均计算为二百磅。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人口有三十七兆，产业有一万兆磅，每人平均计算为二百七十磅。美国一千八百年，人口有五兆，产业有一千零七十二兆洋元，每人平均计算为二百零二洋元。一千八百六十年，人口有三十一兆，产业有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九兆洋元，每人平均计算为五百一十洋元。一千八百八十年，人口有五十兆，产业有四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兆洋元，每人平均计算为八百七十洋元。法国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产业有五十兆磅。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产业有八千六百四十兆磅。以上英、美、法三国人民产业逐年递增的情况就是这样，由此可以类推。西方各国的情形大致相同，本来就不只是英、美、法三国如此。即通过这三国的情况，也可以概括其余各国了。国家的财政赋税，不是盈余就是短缺，如果不随时核查，怎么能够谋划长远，奠定万世太平的基础呢？所以西方各国在财政收支管理上，设有专职官员，每年的收支数额都必须清查一次。虽然官方的款项极其繁杂，无法做到分毫细究，但既然大纲已经确立，总目已经展开，自然可以井井有条。中国过去实行井田制，赋税出自田地，徭役出自人丁，人丁与田地不相分离，所以人口与产业的数额都可以随时考究。自从阡陌制度开辟而古代制度消亡，人丁与田地分离，既削减了名义上的数额而收取实际的赋税，又隐瞒了实际的数额而增加名义上的数额，那么人口数量的增减，就难以与产业数量的盈亏同日而语了。等到现在，灾祸日益显现，户口日益繁多，土地面积未能扩大，财政赋税未能增加，这怎么能够筹划出足以养活百姓的策略，从而享受和平的福祉呢？况且中国各省的钱粮收入，各种数目繁琐，头绪杂乱，如果不是精通核算、透彻了解款项、熟悉案卷的人，万万难以掌握其要领。近来军需等项费用，没有不由户部综合核算的，所以户部大臣的事务颇觉繁重，断难再增添别项公务。为中国今日考虑，只有增设保产部，专门核查各省的公家产业，统计一年内大约税收多少，进项多少，严格核查收支。凡是有益于养育百姓的事情，无不依次推行，参照古制斟酌今情，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政策，不要拘泥于陈旧的言论，不要固守于既定的成例，长期努力实行，成效自然显现。从此家家衣食充足，物产丰富年景丰收，中国富强的转机，就在于这一举措了。当权者难道没有这个意愿吗？恭敬地献上浅陋的意见，或许能成为千虑一得的帮助吧。

译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薛福成

人们使用物品，总是希望质地优良、价格低廉，这是人情必然趋向、形势必然达到的结果，不是严厉的法律和刑罚所能禁止的，不是美好的名声和赞誉所能劝诱的，也不是良好的政令和温和的言辞所能引导的。西洋各国工艺日益精进，制造日益宏大，他们的诀窍在于使人们获得质地优良、价格低廉的好处，而自己享受货物流通则财富聚集的效果，彼此互相便利，道理没有不顺的。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是依靠机器来发挥作用。有了机器，人力不能制造的，机器能制造；十人、百人的力量仅能制造的，一人的力量就能制造。既然一人能兼任百人的工作，那么所制成的物品必然很多。然而，一人做了百人的工作，却只收取十人工作的价格，那么各地必然会争相购买；再减少到只收取两三人工作的价格，那么各地更加会争相购买。那么，论及所制成的物品，一人能兼任十人或百人工作，却只收取无利可图的价格；一人能兼任两三人工作，加上各地争相购买，其物品相比减少十倍、百倍价格所带来的便利，难道商务有不兴盛、民生不富裕、国势不勃兴的吗？中国人口众多，是西洋各国的十倍。议论的人说广泛使用机器，无异于剥夺贫民的生计，使他们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于使用机器作为养民的方法，中国以摒弃机器作为养民的方法。然而如果实行这种说法，必然有别人能制造而我不能制造的物品，而且以一人工作的价格来定价，那么其物品被人争相购买，必然不能与西洋人的物品相抗衡，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此，中国的货物，不仅不能销往各国，甚至不能销往本国；从此，中国的百姓，不仅不能自食其力，而且知道用力没有益处，也就不再自己用力；从此，中国的百姓，不仅不能制成货物来与西洋人争夺利益，反而争相购买他们的货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大大增加了西洋人的利益。那么，商务有不衰败、民生不凋敝、国势不衰落的吗？因此，那些固守不用机器来调剂贫民说法的人，都是使百姓挨饿受冻、使百姓陷入困境的人。这是从前闭关自守、独自治理的说法，不适合用来讨论今天的情况。一定要深入研究机器，以汇集西洋人的长处，同时充分发挥人力，以收取中国的效用，斟酌变通，务必使物质更加优良，物价也更加低廉。像近年日本夺取西洋人利益那样，凭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会不成功呢？我观察西洋使用机器的各工厂，都能养活几千或几万贫民，大概使用机器来制造物品，那么利益归于富商；不使用机器来制造物品，那么利益归于西洋人。利益归于富商，那么利益还留在中国，还可以分出一部分剩余利润来养活我们的贫民；利益归于西洋人，那么就像水自然干涸而禾苗自然枯萎，像油脂逐渐消耗而火焰自然熄灭。后患是不可言说的。

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汪康年

中国谈论治理的人说：用君主治理百姓罢了。到了西洋，有民主的国家，又有君民共同主政的国家。中国的儒者，没有不感到惊骇和奇怪的。虽然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古代谈论治理的人，没有不向下顾及百姓的。因此《尚书·洪范》说：“征询普通百姓的意见。”《吕刑》说：“皇帝亲自询问下层百姓。”《周礼》中“小司寇掌管外朝的政治，以便招致万民而询问他们。”朝士，左边有九棵棘树，孤、卿、大夫的职位在那里，官吏在他们后面；右边有九棵棘树，公、侯、伯、子、男的职位在那里，州长和众百姓在他们后面。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国人都说不行，然后才罢免他；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才杀他。”其他见于经典中的例子，多得不能一一列举。因此古代治理国家，未曾不想与百姓共同治理。然而有人担心权力向下转移？不知道在君民共主的国家，凡是国家有大事，都交给议院，议院商议，由君主决断并执行。如果君主有不同意见，可以让议院复议；如果议论不能决定，可以更换议员。这样大权仍然掌握在君主手中。有人说：“使用民权，那么狡诈的人得志，豪强横行，混乱将不会停止。”不知道百姓只能推举优秀人才进入议院，而不能肆意实行自己的意志；议员只能议论事情，而不能必定使其实行，有什么肆意横行的呢？有人说：“权力在上，则聚集；在下，则分散。分散不能治理国家。”不知道议员人数虽然多，但必定精选；议论虽然杂乱，但必定选择多数意见。精选则少谬误的言论，选择多数则愿意实行的人多。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值得忧虑。况且在当今时代参用民权，有三大好处。因为从前西洋君权过重，所以民权伸张而君权逐渐衰替；中国君权逐渐丧失，必定民权恢复而君权才能实行。为什么呢？中国虽然法制禁令号称出自君主，然而前代的君主，深深担心后世子孙不懂事理，或者有恣意暴横的事故，再三申明，凡事必须以先代作为法则，不得专擅改易。所以举措一概断例，大臣都奉行文书，百官有司都依据旧例来决断，而熟悉则例的官吏于是得以暗中掌握其长短。所以国家的大权，上不在君主，中不在官员，下不在百姓，而唯独掌握在官吏手中。官吏志在获取钱财，传给子孙，起初没有大志向，所以歪曲法律谋取私利，弊端丛生如毛，良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都泯灭消失了。而且不仅这样。君主独立于百官和亿万百姓之上，那么聪察不能下达，而

译力量有所达不到，因此财政账目被隐瞒，皇上不知道；刑罚判决有偏差，皇上不察觉；工程建造粗劣，皇上听不到。屡次告诫不要徇私，但下属滥用私情依然如故。屡次整顿要求廉洁，但下属贪污受贿依然如故。屡次整顿要求守法，但下属作弊依然如故。诏书严厉急切，官吏表面上好像恐惧惊慌，但最终没有丝毫悔改，这还能说君主有权力吗？只有参用民权，那么千万双耳朵眼睛无法被蒙蔽，千万人指责无法逃避。命令下达禁止执行，只听从君主，虽然说是参用民权，但君权的推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况且如果百姓没有权力，就不知道国家是百姓共同拥有的，从而与君主离心。百姓有权利，百姓就知道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从而与君主亲近。大概人们之所以相亲，是因为事情共同谋划，情感相互连接，志向相通。如果君主高高在上如同上天，百姓卑微如同草芥。百姓认为天下四海都是君主的财产，我们只是君主的奴仆罢了。平时政事举措，彼此漠不关心。一旦变故发生，就相继抛弃君主离去，只知道责怪君主不能保护自己，却不知道为君主尽丝毫心力。只有与百姓共同治理，国民与君主声气相接，亲爱之心自然产生。所以西方国家的百姓见到君主就脱帽行礼，每次饮酒必定为君主祝福。国家有大事就群起谋划，一定要让百姓共同快乐，然后君主才快乐；让百姓共同忧虑，然后君主才忧虑，这是必然的道理。至于处在今天的国势，那么民权的推行尤其应当急切。因为用君权与外人对抗，力量单薄就容易被挟制；用民权与外人抗衡，力量雄厚就易于应对。西方人与中国通商，动不动就挟持我国君主的权力来控制我们的百姓。中国想要拒绝，那么我们的权力不足；想要以百姓为借口，那么中国长久以来没有民权的说法，无法应对。因此增订条约不咨询百姓就轻易答应，索取租界索赔款也不咨询百姓就轻易给予。其他一切损害国家、损害百姓的事情，都任凭西方人意愿，应声而答。官吏奉命行事，只怕不够快。于是百姓轻视西方人的残余，转而轻视官吏。天下的权势，出自一人则弱，出自亿万民众则强，这个道理是确定的。况且让各省的人参与谋划，那么气势凝聚，否则分散。让士人、商人、平民都能考虑国家的危难，那么百姓明智，否则愚昧。那么变分散为凝聚，变愚昧为明智，非用民权不可。这难道有什么妨害吗？我看到恢复古代制度，那么主权尊贵，国势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