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志卷八十三

译粮任务的卫所照民田起科。顺治八年命令御史分巡各省考察民间利弊，苏松巡按秦世祯于是条陈上奏兴革八件事：一是田地令业主自行丈量，明确注明登记在册以清除虚报诡寄的弊端；一是额定钱粮都填入易知由单，如有增减另发小单，使奸猾胥吏无法借机作弊；一是由单详细开列总数、分数、纳户姓名，以便核对；一是催科不许滥派差役，设立滚单依次追比；一是收粮听凭里户自行缴纳，粮簿钱柜都加盖司府印封以防止奸弊；一是解送按缓急分先后，限期押送，不得有分毫存留在衙役手中；一是民间差役查田要与门牌册对照核验，不使苦乐不均；一是备用银两一概从节省考虑，不得透支。命令各布政司每季提交征解原册，年底报部，若有徇私隐瞒的一并治罪，皇上准许。此前户部、工部十九处关津，每关专门派遣户部汉军官一员督管税务，此后增设满洲官一员、汉军官一员，关差人数递增，害民之吏多行不法，甚至沿河盘查货物，商贾畏惧退缩不前。皇上深知其中弊端，命令仍旧每关设官一员，添设的一律裁去。顺治九年规定各省典当铺的税例，外省的当铺每年征税银五两，京城的当铺以及各铺，由顺天府酌量铺面情况征收。又因广东屯粮全部征收本色，未免使屯丁苦累，命令本色折色各半征收。顺治十年因江南秣陵、广武、英武三卫屯粮隔着长江，运输不便，准许折色缴纳。又命令各关口刻印张贴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索火耗、索要陋规，并禁止关役包揽报单。顺治十一年户部请求订正赋役全书，又请求照明代制度，命令各布政使每三年或五年将人丁地土缮造黄册，以便稽查隐匿土地漏报钱粮的弊端。当时户科给事中杜笃佑条奏关税弊端四件事：一是裁减吏役；一是查核税收积累的弊端；一是关差回避原籍；一是批文核对有限定期限。都交付有关部门遵行。这一年减免了江西袁州、瑞州二府的浮粮。又因各关有纳银数目多而发给凭票数目少的，允许商民举报。顺治十三年，皇上因前朝加派的陋规屡经裁减，仍恐怕有司胥吏有中饱私囊的弊端，于是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宏祚将各省额定征收和存留的实际数目详细稽核过去的档案，酌量时宜，有参差遗漏的一律驳正。凡是从明末以来逐渐加增而尚未完全豁免的，一概予以豁免。至于漕粮、白粮、杂项，或是改折，或是本色，都仔细加以核实，编纂成书，颁行天下。于是在赋役全书之外，又辅以会计册、赤历册、丈量册、黄册。其征收则实行一条鞭法，发给易知由单，又辅以截票、串票、印簿、循环簿以及粮册、奏销册【此外还有所谓序册，其条目都如奏销册一样。康熙四年，因其耗费无益，停止使用。到了康熙七年，又因各省地丁款目有奏销册记录已完未完的实数，有考成册，都是每年奏报。至于丁口增减的册籍，则是五年一次编审。法度已经详密，其黄册十年一造，会计册每年一造，都予以停止。到康熙十八年，连赤历册也一并废除】。至于各关税务，命令各关差在关口当堂设柜、设立梁头，货物按条例，商民亲自填簿投银入柜，验明后放行。如有滥派差役、苛索民间小船以及往来行人衣物食品的，该抚按据实参处。顺治十四年，规定关税照部颁条例刻印榜文竖立在关口，方便商人纳税

译。顺治十五年，江西御史许之渐深切进言："财赋的最大祸害，没有比得上蠹役的。官员因参劾而去职，而蠹役历经多年仍然存在，前面没有惩戒，后面没有告诫，于是积累到成千上万还不知满足。请敕令抚按将从前侵吞的胥吏姓名数目逐一清查，抄没其家业，侵吞多的立即在市曹枭首示众，侵吞少的立即流放充军，用没收的这些侵吞数目，来清除积久的弊源。"工科给事中史彪古又说："国家财用本应取足于正供，但如今州县有一项正供，就有一项加派。应当敕令各抚按将现行申饬私派的禁令刊入易知由单，使百姓都知晓朝廷的德意。"皇上认为所奏都切中时弊，命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顺治十六年，将四川屯粮归并州县起科征收，是因为裁撤卫所的缘故。顺治十八年，命令州县征收钱粮，各设置木柜，排列在公衙门首，纳户当面投入柜中，以免克扣。凡布政司到州县，均遵照部颁法度，用秤称量，不得让书吏上下其手弄虚作假。当时工科给事中阴应节说："钱粮的弊端，一是州县挪移，一是绅士包揽，一是土豪冒充绅户，一是隔县寄庄抗粮不缴。"请求命令该抚严查惩治，皇上准许。这一年，规定了张家口、杀虎口以及两翼的税额。又因云南卫弁的职田，按旧例收租抵俸禄，不缴纳税粮，此后一律归并卫所，编入户口，都按本色七成折色三成征收。原来每亩征一斗九升至三斗的，照军粮例起科；三斗至五斗的，一概以三斗为定额。

康熙二年，工科给事中吴国龙说：各省解京的各项钱粮，国初原本总归户部，自顺治七年又命令各部寺分别管理催收，导致款项繁多，容易滋生奸弊，请此后一切杂项都称为地丁钱粮，作十分考成，除扣拨兵饷外，一律解送户部。其颁给民间的易知由单，一并去除别项名色。这一年，因江西巡抚张朝璘上言，免除南昌府所属的浮粮，其中漕米一项浮多的，也一并核实减免。康熙三年，因各省州县钱粮，上司动用差役提取，难免有勒索之弊，命令严行禁止。如果州县官挪移亏空，谎称是百姓拖欠，或者加派私征的，即行革职，该管官员不立即参报的，也一并治罪。康熙四年，谕令户部：设置官员本是为了养民，近来听说地方官征收钱粮，加添火耗，或者假借公费名义摊派，或者向纳粮户强行索取，借机肥己，献媚上司，导致百姓无处控告，科道各官务必将这些弊端不时纠参。至于夏秋分期征收，原有定期，来年预征，百姓拿什么供给？此后永远停止预征的成例。又因各关按定例抽分超过定额的，会得到奖励记录，因而各差役都希望获得这种恩典，困扰苦累商民，于是命令一律按定额抽分，永远免除超额议叙的成例。轮流差遣部员的做法，也一并停止。不久经王大臣、九卿、科道商议确定：左右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四处，仍派户部满官轮流管理。崇文门归顺天府治中，天津关归天津道，通州归通州道，居庸关归昌密道，龙泉各关归并陉道，紫荆各关归直隶守道，临清关归东昌道，西新关归江镇道，芜湖关归池太道，关州关归驿传道，浒墅关归苏常道，淮安关归淮海道，北新关归浙江布政使，荆州关归荆州府同知，九江关归九江道，坝运厅归通蓟道，赣关归吉南赣道，太平桥归南雄府知府，遇仙桥厂、光厂归韶州府知府兼理。此后屡次饬令各关不得违例收税、拖延勒索，以及地方官滥征私派的

译弊端，并责令在内科道、在外督抚不时纠参，失察的一并治罪。康熙五年，直隶巡抚王登联请求在征收关税的地方刻印木牌，竖立在关口，并在商贾往来的要道上遍行晓谕，以杜绝吏役滥征，户部商议后准许施行。这一年规定了居庸关的税额。罢免崇文门出京货物的税课。康熙六年，因易知由单款项繁多，小民难以通晓，命令此后只将上中下等则应征的银米实数明白开列。湖广、陕西二省粮石分派征收本色折色的数目，向来没有开列，命令照例填注。免除浙江丽水等九县长期积累荒芜的田赋，命令有司招人开垦成熟以后另行起科。又因江南石城等卫屯粮改折过重，仍征收本色。当时御史徐浩武说：江南淮海道专门管理海防，势必难以兼顾税务，其淮安关的税务应当另委派官员管理。户部因此商议各处关税都应照此办理。于是将浙江北新、南新两关改归杭州府同知管理。康熙七年，又将北新关改归浙江盐运使。康熙八年，户科给事中苏拜说：关税这个差事，改隶属于外府佐贰各官，都各有专门职掌，而且身为地方官，畏惧上司，图谋税额足数，必然导致增派商民。请求仍然派遣满汉司官专门管理。于是命令税额多的关卡由各部院挑选贤能司员简派，税额少的交地方官征收。于是规定张家口、杀虎口照旧派遣户部司员，浒墅关、芜湖关、北新关、九江关、淮安关、太平桥、扬州关、天津关、西新关、临清关简派各部院满汉贤能司员。坝运厅、居庸、龙泉、紫荆、荆州、赣州各关仍交地方官管理。第二年裁撤江南西新关的户部差员，并归入龙江关工部管理，江南芜湖关工部差员归并入本关户部管理。当初，直隶各省废藩田产改入民户，号称更名地，其中有废藩自置的田地给百姓佃种缴纳粮赋之外，又要缴纳租银。皇上认为既缴纳赋税又征收租银，重重加重百姓负担，命令与民田一律缴纳粮赋，免除其缴纳租银。康熙十年，因广东屯粮十倍于民田赋税却荒弃的很多，命令照民田重则起科【后于康熙三十年再命令减轻则例、照民田例征收】。康熙十二年，禁止官吏私自征税于市场货物。康熙十三年，将正阳关税归凤阳府通判管理，临淮关税发给大使征收，停止派遣部员。当时江南有隐占、诡寄、包揽等弊端，积习相沿，百姓深受其苦。到这时申明截票的办法，各种弊端全部革除。康熙十八年，命令州县每日记录钱粮流水簿，年终连同奏销册一并送交本司核对，停止岁造赤历册。康熙二十一年，将九江关税移到湖口县，此前潼关税额归有司征收，一年只……（原文至此中断）

译七千余两。康熙十九年，派遣郎中敦多礼担任监督，每年征得税银四万余两。到这时，皇上因为陕西省的兵民苦于运输，下令按照旧额征收，不必再派遣部里的官员前往。康熙二十三年，将湖南偏桥、镇远两卫的屯田屯粮一并划归贵州征收。【此后湖南屯粮屡次更定：二十五年将同鼓卫划归新宁县；三十六年将辰州卫划归泸溪县；又城步县原本经征的靖州卫屯粮，仍归靖州、绥宁，都按照田赋的则例起征】又因侍郎金世鉴的建议，命令浙江沿海按照山东的成例，听凭百姓乘坐载重五百石以上的船只到海上贸易、捕捞采集，到收税处按照货物的贵贱来确定税额。这时大开海禁，户科给事中孙蕙请求设立专官收税。皇上认为不先商定税则，必定成为商人的负累，于是派遣郎中伊尔格图前往斟酌商议。伊尔格图于是请求给各关制定固定的税收项目，在桥头渡口一并征收。皇上下谕说：开放海禁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不是为了征税，如果一概在桥头渡口征税，与在原本无税的地方增设一道关卡有什么区别呢？不久经朝臣商定，只征收海上船只运载货物的税，海口内的桥梁、渡口、船车等一律永远停止抽税。这一年，规定通惠河的税务差使按照各关的成例抽签分派。

康熙二十四年，因为天下户口、田土比过去有所增加，其中条目容易混淆，命令重新修订《赋役全书》，只记载紧要的项目，删去细微的零头尾数，以革除摊派转嫁的弊端。又减少洋船按丈量抽税的数额。广东东部一向有东洋、西洋外国商人往来，都是按货物数量抽税，自明朝隆庆年间起，因为外国人报货有奸诈欺骗，改定为按船只丈量抽税的办法，按船只大小定额。本朝开放海禁以后都沿袭这个办法。到这时伊尔格图说，从前船上多装载珍奇物品，如今大多是日用杂物，请求在原来的定额外再减少二分。【明朝末年对西洋商船定为九等，东洋定为五等，后来对西洋货船酌情减少三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盖印烙记、前往外国的船只，也照此例办理。

此前，康熙四年已经禁止关差超额征收后议叙的成例。后来因为各关差采办铜斤价钱不够，【按：在京城的宝泉、宝源二局铸钱用的铜斤，按例由各关差分头采办】因此税收稍微有些超额，朝臣们也渐渐以此请求按议叙办理。又各关按定例每季造册送到户部，为免擅自更改，由商人亲自填写送部的册子，但关差往往以送册需要经费为借口拖延。康熙二十五年，皇上认为这种情形，既是用来中饱私囊，又企图滥得议叙的奖赏，命令朝臣商议增加铜价，就在各关原定额外酌量增加、平均分派，用来支付铜价，停止议叙，不许超额征收。报送户部的册子，听凭关差在任满时汇总呈报。至于缺额的处分，本来有成例，御史敦拜请求从重议处，并规定限期赔补的日期，以惩戒亏欠者。皇上认为法令太严厉，必定连累商人，没有批准这个请求。这一年，敕令福建海关按照广东海关的成例丈量抽税。

康熙二十六年，命令天下免除刊刻由单，这是因为官吏差役常常以纸张印版的费用为名，摊派十倍之多，百姓深受其累。经山西巡抚上奏请求，于是下令免除刊刻。【这时各省中只有江苏所属仍旧照旧造册呈报】这时各省征收钱粮，设立两联印票，一联给纳税户，一联留存官府。官府中竟有人与奸猾的胥吏串通，借口核对，把纳税户的票强行扣留不给，于是就有把已完税说成未完税、多征收记为少征收的情况。

康熙二十八年，创行三联票的办法，凡征收钱粮以及豆麦等项，都如数登记填写，一联留存州县，一联交差役应付比对，一联给纳税户作为凭证。如果官吏刁难不给填写，或没有票据交给纳税人执有，允许百姓向官府告发，按监守自盗论罪。这一年，敕令各处税关，凡商民到关交纳税款后，不得无故稽留、苛刻勒索

译。又下谕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处海关，凡沿海捕捞鱼虾以及民间日用货物、仅仅为了糊口的，免除税收。各海关各派一名官员管理。后来因福建海关监督殷达礼的建言，减少福建海关定额税银六千四百九十余两，永远作为定例。

此前，本朝开国之初定下制度，绅衿户下不承应差役，因此民间多有假托挂靠在绅衿户下的。绅衿也从此包揽代纳银米，所征耗羡都归入私囊，甚至衙役、兵丁也纷纷效仿，借免差役之名到处包揽，徭役分摊不均，官府百姓都深受其累。康熙二十九年，于是命令绅户把从前假托挂靠的地亩全部归还原业主。第二年，命令各省州县卫所都按照《赋役全书》的科则刻碑立于官署门外，让百姓都能知晓。【这时只有贵州正遭兵祸荒废，正应招徕百姓劝导垦荒，暂时停止刻石，每逢年度征收，事先张贴告示】

康熙三十三年，设立山海关差专员管理税务。第二年，制定山海关的定额税收。这时湖广省里甲有大户、小户的名目，小户交纳赋税要交给大户收取，不敢自己封缴入柜，那些大户驱使小户如同奴隶一般。康熙三十五年，命令小户另外单独编立里甲，造册自行交纳，严厉革除包揽的弊端。这一年又命令洋海商船只收货物的正税，免除其他杂费。

康熙三十七年，减少广东海关定额税银三万二百八十余两，定为成例。康熙三十八年，皇上谕示：向来偶尔因军需费用繁多，各关差在正额之外，用所得盈余支应充用，如今想来，做官办差的谁肯自己捐出私财，势必仍旧苛索百姓，从今以后一律停止废除。这时各省荒地都已开辟，又屡次设法清理丈量，田赋的升科、减免都符合实际数目。自从截票、串票、三联票施行以来，积久的弊端逐渐清除，但民间还是有巧立名目的：有全县全里共同摊派共出的，叫做"软抬"；有各甲轮流单独承担的，叫做"硬驮"。官吏豪强都借此包揽从中分肥。

康熙三十九年，于是设立滚单法。所谓滚单，就是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只用一张单据，在纳税户名下注明田亩多少，应征银若干，春季应完纳若干，秋季应完纳若干，分作十个限期，每个限期应完纳银若干，交给甲内排名第一的纳税户，依次滚催，让纳税户自己封好银两投入柜中，不许里长、银匠、柜役经手代收。一个限期如果完纳了，第二个限期又依次滚催。这个办法施行后，百姓都称赞非常便利。

康熙四十年，因湖南沅州、龙阳、靖州、黔阳四州县的屯田，《赋役全书》中刊刻有错误的数字，予以改正减免。康熙四十二年，命令州县征收的串票上，分别注明漕粮项和地丁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四年，因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赋税繁重，销算钱粮时不能全部完纳的，酌量予以减轻，又豁免湖北江夏等十八州县的地课银三百六十两，这是因为丈量出有坍塌田地的缘故。康熙四十五年，因湖南清浪、平溪两卫的屯粮运输困难，改征折色，又丈量出江西九江府所属滨江的田亩三千零七十余顷，把上则田地改为下则。

康熙五十一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奏说，四川省荒地大量开辟，但现在实际征收的钱粮才达到原定额的十分之一，应当订立劝勉惩戒的办法：五年之内，征收数额增加达到原定额十分之四五的，就予以升迁；增幅不足十分之一的，降职调任；完全没有增加的，参劾革职。御史段曦认为不可以，大略说：四川自明朝末年遭遇兵祸，地广人稀，本朝平定之后，虽然屡经清查增报，也才刚刚达到原定额的十分之一，如今骤然想要增加到十分之四五，这是要把现有征粮增加三倍、四倍，贤能的官员必定会遭到参劾革职；不称职的官员企图升迁，必定会压制勒逼百姓首报田亩，滋生无穷的弊端，只应严令官府，切实用心劝导首报。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康熙五十二年，特地谕示朝臣说：百姓的人口一天天繁衍增多，朕之所以想知道人丁的实际数目，并不是为

译了增加征收钱粮。此后只把现在钱粮册内登记有名的丁数定为固定额度，此后新增出生的人丁，只核查所增加的实际数目，另外造册登记，永远不再加征赋税。不久经朝臣议定，从康熙五十年定额的人丁之外，新增加的人丁，先用来补足旧额中的缺数，其余的称为"盛世滋生册"，永远不再加征赋税。

康熙五十五年，把凤阳关的税务交给巡抚经理。康熙五十七年，把南新、北新两关交给杭州补盗同知经理。这时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说，船只货物往来台湾，必须让它们到厦门盘查检验后护送，但有的停泊在厦门港，有的从台湾前往各海关，应当分别处理：在厦门港贸易的，照例征收关税；前往各海关的，听凭它们在停泊处报税。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这一年，命令湖北沔阳卫的屯粮，比照湖南清浪卫减则征收，这是因为那里地势低洼积水的缘故。

康熙六十年，把淮安关的税务交给江苏巡抚经理。这时因为关差大多因亏欠税款而获罪，有南新关监督询问巡抚王度昭：怎样才能不至于缺额？王度昭告诉他，只要从宽征收，税额自然充足有余，后来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得到验证。第二年，世宗宪皇帝即位，下诏把各关税务全都交给地方官经理，所有盈余的款项，由该督抚题奏解送，应当赏给的再行赏给。

译雍正元年，议定九江、浒墅、扬州、西新、芜湖、赣浙、海闽、海粤、海太平桥等关，都照淮安、天津的做法交给各巡抚委派地方官兼理，崇文门仍旧派内务府官员，山海关、左右两翼、古北口、潘桃口、杀虎口、浑河等处仍照旧例派遣部里的官员【按：雍正二年淮安关仍派部里官员，浒墅关交苏州织造管理】。这时反复告诫督抚不要错任所属官员，告诫关差不要信任家丁，以免家丁纵容胥吏共同作弊。于是规定各省征收钱粮，该督抚在开征之初，要该府挑选贤能的官员和州县官一起把银柜封好，委派的官员每一二十天更替一次，当众拆开印封，立即起运解送，如果委派的官员隐瞒徇私就予以处分。又下诏令部里的大臣核减各关的赢余，于是将淮安、北新、南新、凤阳、天津、临江、江海、浙海、荆州等九关加增的赢余全部裁去。此前康熙年间，因浙江、湖北、山东三省的匠班银自明朝末年沿袭下来，年代已久，而丁口断绝、户口犹存，有关衙门有的派民户代为完纳，有的自行赔补，于是命令均匀摊派到地亩内一并完纳。此后又因广东的丁银就地按各州县地亩分摊。到这时直隶巡抚利瓦伊钧请求把直隶的丁银随地亩转移征收，皇帝下诏令朝廷大臣集会商议，于是议定直隶每一两地赋银摊入丁银二钱七厘有余。此后各省按人口摊派丁银的做法，也逐渐改为按地亩摊派了【按：丁银随地起征的做法，广东、四川已先行实施，此后淮安、奉天府百姓入籍增减人数很多仍旧分别征收，而山西省到乾隆十年才开始参用摊征的办法，那摊入的丁银数目各州县按人丁多寡、地亩广狭分为等差，起初并没有一定标准，大概每一两地摊丁银不过二钱】。雍正二年，把江西湖口的榷关移到九江口，在大姑塘另外设立口岸，当时江西巡抚裴率度清理核查湖口盈余，奏请解交户部，皇帝认为数目过多，就必定会额外剥削商民，于是谕示关税的多少取决于年成的丰歉，本来就难以预先确定，如果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不能一定要求足数。又谕示各处关差归并巡抚管理，认为封疆大吏必定能够体恤商旅，但各关津渡岸口远近不一，所委派的家人难免有额外苛索勒取饭食的弊病，商民稍不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就把商民押送官府，官府又因畏惧巡抚而徇情曲从。这样商民受冤枉却无处申诉，于是命令各关差把应征税收的货物按征收则例逐项刊刻详细清单，遍示在津口。此前竖立的木榜，不许藏匿遮盖。又因征收钱粮有时有儒户、官户从中包揽，命令督抚晓谕纳粮户，除去儒户、宦户的名目。各州县征粮的红簿，一律在上一年冬季申报送交布政司加盖印信，到征收时交给州县当着纳户的面登记，上司来盘查就取出司里的印信红簿对照核验。征收的卯簿，由该管官亲自核对完纳与欠缴情况，不让守户的书吏假手办理。倘若纳户所交的银子成色不足，州县官挑选信实可靠的银匠联名互相担保，任凭百姓自行投送铺户倾销。随即又谕示民间纳粮采用自行封装投入银柜的办法，这本来是为了便民，如果偶尔有短少，让纳户补足即可，若是每次都借机多要，就应当把原银发还，仍然在原来的封套内照数补足。当时有的州县钱粮亏空，让全属百姓代为赔偿，名义上叫作乐捐，实际上是强行摊派，皇帝闻知后立即予以禁止。这一年因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银及其他公用开支。所谓火耗，是加在钱粮正额之外的，从明朝以来就已经有了。这是因为把本色粮食折成银子熔铸的时候，难免有所损耗，因此

译州县征收时不得不稍微多取一些盈余，来补足损耗的数目。这种做法实行已久，州县官把火耗分送给上司，上司又苛刻索取，州县官一切日常费用都从中支取。一旦遇上公事又加重征派，名目繁多，就不止是加重耗银那么简单了。到这时诺岷请求限定分数，把州县应得的部分听凭其按数扣留存用。皇帝认为提解火耗、让上司分火耗以供养州县，实在是好办法。但如果约定了固定分数，将来必定成为定额，必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现在征收钱粮都由百姓自行封装投入银柜，同城官员共同拆封起解，火耗和正项一并解送。州县官都知道多征火耗对自己没有好处，谁还肯多征？如果把应得的数目先扣留下来，势必会额外多取，超过应得的数目。于是就制定了官府发给养廉银的办法。这时天下荒地日益开垦，通计各省田赋银比康熙二十四年增加了一百九十一万八千余两，粮增加了四十余万石。雍正三年，皇帝下谕说苏州、松江一带的浮粮，圣祖时曾深切挂念，屡次颁布圣旨，本想核实裁减，但当时朝廷大臣屡次以旧额相沿已久、国家赋税关系重大为由，坚持照旧上奏，而且担心一时减免，倘若日后国家用度不足，又会招来议论，因此只好从众。虽然如此，但屡次蠲免旧欠，实际上和减少定额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国库充盈，准许江苏苏州府正额蠲除三十万两，松江府正额蠲免十五万两。后来又蠲免江西南昌府额征银七万五千五百五十两。当时因川陕总督岳锺琪的请求，规定四川省征收船料税，一律照淮关的尺寸则例，沿途地方官不得任意勒索。雍正四年，豁免云南太和、邓州等处的土军丁银，这是因为前明在太和、邓州等处设兵防守，因而有土军的名目，年代久远后已经不是承种军田的丁口，却在纳粮之外还要兼纳军赋，每丁额定银一两，是普通民丁的十倍，百姓不堪其苦，于是一律予以免除。又谕示州县征收火耗，各省多寡不同，倘若地方官在应取的数目之外稍有超额，必定治罪。雍正五年，减免浙江嘉兴府额征银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余两，减免湖州府额征银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两。

（臣）等谨按：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的赋税独重于其他省份，是因为明朝洪武初年，这四府的百姓曾为张士诚固守城池，明太祖对此深恶痛绝。平定之后，就没收了这些豪族及富民的田产作为官田，按照私租簿册来定税额。建文二年，认为太祖不过是惩治一时的顽民，怎能定为长久的则例，于是全部予以减免，每亩不过征一斗。成祖即位后把建文帝的政策全部废除，浙西的赋税又恢复繁重。宣德以后，屡次减少官田的税额，然而官田与民田的轻重终究悬殊很大。到嘉靖年间，才实行权宜之法，把官田民田并为一例，用官田的重税摊入民田，于是官佃户的困苦稍有缓解，但赋税额度浮于其他省份的情形终究无法议减。我朝定鼎以来，因陆续办理军需经费，各地一直未能立即裁减。但是圣祖体恤东南百姓，屡次念及此事，新旧欠税时常予以免除。世宗继承先志，先后蠲免五十余万，固然是仁德广布的体现，也可见太平日久、国库充盈的景象。

雍正六年，福建巡抚常赉请求听任暹罗商船来往厦门贸易，照例征税，运米到江浙闽广各关的也同样办理。皇帝下旨，米谷不必征税，定为常例。又江苏布政使高斌上奏，浒墅关现行的征收则例与部里颁发的原额不同，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刊刻本榜竖立在关口。不久部里议定，各省关口也按现行征收则例刊刻本榜竖立。

译又规定夔州关税照淮关的先例派差监督。这一年芦沟桥建造供会试举人歇宿的官房完工，命令崇文门查税的官员严格约束巡察的差役，不得滞留举人，借机苛索。雍正七年，蠲免湖南武陵县因宿郎堰被水淹没的浮粮。又命令盛京户部侍郎会同奉天府尹清查该地田亩的肥瘠，分别按上中下三等起科，解送作为永久的定例【向来奉天地亩一概按上等征收，因为那里多有隐瞒田亩的情况，有的三四亩只呈报一亩，到这时派官员清丈，都得到了实数，所以才有这道谕旨】。又因陕西朝邑县与山西薄州接壤，地界靠近黄河，近来因河流向西迁徙导致东边淤涨、西边坍塌，命令重新清丈划分地界，酌定两省钱粮应豁免、应征收的数目，定为定额。当时各省都有寄庄寄粮的名目，人与地相隔有五六百里之远的，到这时实行顺庄编里的办法，都改为就近完纳。此前各关的税收都由部里颁发号簿以便查核，但关差因船只往来不整齐，未必每天都有收税，因而私自设立簿册征收，等到向部里报告时才把号簿按日期补填，与商船实际过税的情况完全不符。皇帝谕示各关此后要在部颁的号簿上如实填写，如果没有船只过税的日子，也要注明，以免滋生弊端。这一年把浙江南北两关的关税交由该省织造办理。雍正八年，制定了征收落地税银超额议处的条例，凡是地方官征收落地税，如果有搜刮勒索导致盈余数目超过正额一倍以上的，命令该督抚参劾革职，其上司因失察包庇也要议处，实际盈余的以八百两为标准，准予加一级，最多不超过三级，永远作为定例【按落地税，在明朝末年津头小码头都有零星抽税，名目繁杂，因而成为弊端的渊薮，本朝开国之初已经全部废除，只在市集聚集的地方带征所需税额，留作本地公用，报出数目多的准予加级，还担心地方官征收过多以图议叙，到这时定下限制】。当时仓场侍郎岳尔岱说：联三版串的办法，应命令有漕运的地方一律通行。此后州县征收粮米，预先把纳粮户的姓名填入联票，按纳户完纳情况由经办的州县官分别存档核对，完纳后立即截给票据放归农事。没有截给票据的，就是欠户。有粮无票，或者有票无粮，就是书吏侵吞的证据。此前湖南永顺府的秋粮二百八十两，都由永顺、保靖、桑植三个土司交纳，名义上叫秋粮，实际上并不是按田亩征收的。在永顺叫火坑钱，在保靖叫锄头钱，在桑植叫烟火钱。所谓火坑，是百姓凡有烧火做饭的坑灶，每一坑征银二钱二分。所谓锄头，是贫民种山地，每一把锄头进山纳银三五钱不等。烟火钱与火坑钱相当。所要交的钱粮就从这里面拨解。至于成熟的田地，土官大多挑选肥沃的自己耕种，百姓只能得到零星贫瘠的土地，每年还要杂派好几次，这是土司征收百姓的陋规。自从改土归流以后，地方官按土户平均摊派，或者照土司旧册摊派，百姓已经乐于交纳。但是没有田地的人家还因火坑等钱没有免除而受苦，有势力的人家却隐瞒占用地亩，大多不交纳赋税。到这时特别命令豁免秋粮一年，有产业的人家在这一年内自己申报，官府发给印照作为产业凭证，地方官按肥瘠制定则例，一切杂派私征永远禁止。这一年清理四川的田赋，命令赋税稍重的州县照就近适中的科则核减征收。雍正十年，规定带征江南积欠钱粮的期限，各省中只有江南是财赋重地，而积欠比其他省份多一倍。此前雍正三年，江苏巡抚张楷清查红册，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只有萧县、赣榆没有欠税，泰州、砀山、仪征、江浦的欠税也不过几百两，但嘉定、长洲等四十七个州县积欠达到八百八十一万余两，请求分作十份，每年带征一份，十年按数征完。其中欠额最多的州县

译分作十五份，次多的分作十二份，皇帝批准部议施行。但因欠税已久未能清理，而新的欠税又更加沉重。于是特别派遣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等会同地方官彻底清查，共计各处积欠一千零一十一万六千余两，其中官员侵吞、吏员蚕食的有四百七十二万六千余两，实际是百姓所欠的有五百三十九万余两。于是命令官吏侵蚀的部分分十年带征，百姓所欠的部分分二十年带征，如果本年带征的数目完纳了多少，就照所完纳的数目蠲免次年正额中相应的数目。雍正十一年，规定钱粮一钱以下的准许交纳制钱，钱一律以十文折银一分。凡是大户零星的尾欠及拆封后短少在一钱以下的，一概准许以钱折抵银两。后来又规定小户距离城中路途遥远的，钱粮在一两以下的，准许附搭大户投柜，如果数额超过一两或者数额虽少却愿意自己交纳的，仍照旧例自行封装投柜。雍正十二年，确定四川夔关的商税，以现在奏报的七万三千七百四十两为定额，米税的额度难以确定，命令该巡抚随时查察，命令负责监收的官员把税款全数解送。当时因黔省的永宁县并归四川，下诏将永宁的税收裁去，只留叙永厅的税，其钱粮一切都照四川省的办法办理【按永宁县与叙永厅同处一座城中，此前叙永厅隶属四川，永宁县隶属贵州，各自设立税口征收盐茶等税，到这时永宁县并入四川省，只留叙永厅的税收】。雍正十三年，规定放宽钱粮征收的期限，按旧例地丁钱粮二月开始征收，五月停止农忙，八月接着征收，十一月全部征完。到这时因各地土质不同、收获早晚不一，命令督抚按地方的实际情形酌情决定征收的时间，不拘泥于四个月完成一半征额的规定。当时给事中尚德说，宣化府是南北通衢，来往商货经过张家口、居庸关时已经上过税，不应当一货征收两次税，可是货物经过宣化府时，张家口的监督又派家丁按数重新征税，以致连肩挑背负的小物件也无不受到拦截，百姓感到十分不便。而且居庸关距离张家口有三百里，监督势必难以兼顾，因而派家丁携带印单征收，书吏得以串通家人私自使用小票，隐瞒漏税、中饱私囊，请求规定南北商货已经在张家口、居庸关上过税的，宣化府不许重复征收，仍旧刊刻木榜竖立在关口，居庸关另外设置税课大使一员，所收的税银按月解送监督，照宣府的先例，日常小物件免征税，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又特别下旨颁布天下，凡是市集落地税在人烟聚集的地方准许照例征收，乡镇村落一律禁止革除。当时有淮关监督年希尧，把原本应由徐州所属地方官征收的税项，改为关税额，私自增添税口，并且市集买卖的物品也强迫征税，皇帝知道后，交给督抚查究审理，并命令查明应征之处仍归地方官征收，应当革除的立即革除。

皇朝通志卷八十三

●皇朝通志卷八十四

食货略四

○食货略四

赋税下

△赋税下

乾隆元年，下诏蠲除天下新淤积、旧坍塌的沙脊盐碱地及虚报开荒的浮粮【按乾隆初年蠲免正赋额银前后共约六十余万，详见蠲赈门】。这时各处关税都普遍竖立木榜，商贾一目了然。只有甘肃地处遥远，并没有部里颁发的新则例，办事的人各执破旧的老本，因而增减不一。布政司徐杞用心查核，发现有府与府不同、县与县不同的情况，同样一种税收在各处的做法也各不相同。因此说甘肃省的税课，除牙帖税外，有商税、畜税两种，其中又分过税、坐税。所谓过税，是贩运到别的地方需要缴纳的过路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