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志卷八十四

译所谓坐税，是贩来别地的货物在本地集市发卖时所纳的税，轻重各不相同。必须逐条刊刻成大字张贴晓示，才能避免滥收和漏收。又两江总督赵宏恩上奏说，龙江、西新关旧有衙规、茶果、验票等项收费，在加一火耗之外，应当请求革除。至于织造府承办差役以及养廉银不足的部分，准许在盈余中支取，存留一万两备用，皇帝都予以批准。又在九江、赣关两处税关，命令商人自行投柜交银之后，发给三联单，一联给商人，一联交巡抚，一联留存税署，以杜绝隐瞒侵吞的弊端。这一年因江南发生水灾，停止征收该地关津的米麦税两年；因京畿一带雨水失调，停止征收天津、临清二关的米麦税；又因疏浚淮扬运河，停止征收经过该地的米麦税。当时朝廷大臣大多请求把各省税务统一交由旗员经理，皇帝认为设关本来是为了查察奸弊、利益商民，并不是为了收税官员的身家考虑，如果因旗员贫乏而特意派遣他们去，这是教他们贪污，于是没有批准这个请求。又原任江西巡抚俞兆岳奏报，九江、赣关两关税课的盈余，比以前共减少九万余两，皇帝命令部里的大臣及新任巡抚查核。随后谕示说：“此前因各省关税常常有无名目的征收，因此屡次加以厘剔削减，如今就江西一省减少数十万两来推算，各省估计不下一百多万两。如果商民能够得到实惠，即使超过这个数目，也是我乐于听闻的。但关税与物价原本互为表里，税减轻了但物价不降，这样商民其实还没有得到实在的好处，只是白白肥了胥吏的腰包罢了。督抚大员应当督促管理税收的官员廉洁奉公，以不辜负体恤商民的本意。如果错会了朕的用意，反而想多报盈余，导致商民受困，那罪责就更加不可宽恕了。”当时又因淮安监督唐英陈述各项经费及书役伙食不足的情况，奏请动用盈余支付。皇帝认为淮安等关一定是因为书吏添设过多，才导致伙食费不足，又觉得关差的养廉银数目也太丰厚，命令总督庆复酌情裁减，以免日久滥征。不久规定浒墅关酌减人役工食养廉银八千一百余两，淮关酌减人役工食养廉银四千九百七十余两，定为三年的定额。下诏州县征收钱粮如有私自增加火耗的，该督抚要严加参奏治罪，如果督抚失察，也照例议处。此前四川的火耗比其他省份格外重，从雍正年间陆续裁减，官吏不能中饱私囊，于是又暗中加重戥头，每一两加重到一钱以上，而收粮的书吏、倾销的银匠又从中侵吞渔利。皇帝得知后，传谕各省督抚转告布政司制作统一标准的戥子，命令各州县切实遵行。上司要不时秘密查察，如果有丝毫超额多取的，一律治罪。这一年停止征收临清、天津及江南各关的米粮税。乾隆四年，因江南高淳县原有草场田五千六百余顷，是前明分给马户用来放牧牲畜的，后来照民田起科征银五百余两，一半摊入民户，一半由马户承纳，但这些田地早已不是马户耕种，百姓在纳正赋之外又要交场租，特别命令予以免除。当时浒墅关监督海保在离关几百里的常熟、无锡、江阴等县私自设立栅栏关卡，滥设巡船，被御史舒赫德参奏，皇帝命令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查核后上报。总督那苏图因此说浒墅关所辖的湖河海道支港纷繁复杂，容易发生偷漏税，此前只设立崇福等三桥、望海等七港来守卫巡查，历任监督担心查察难以周全，添设蠡口港等十三处船栅，来弥补三桥七港照顾不到的地方，后来又添设板桥等二十九处。雍正八年将后来增设的二十九处全部裁撤，另设王庄等十处、顾二房郎下等五处巡拦。如今查现有的口岸有三十八处，其中已经报部备案的转水、柏渎一港，既然已

译在毛塘、九里两处设立栅巡，那么这两个港口就可以不必再设。南北角各裁去巡船一只，其他各处口岸暂时保留，如有应当纳税的船只，一律命令直接前往大关报税，不许各口自行设立税房，也不许混指为偷漏。至于本地土货，不是大批捆载运往远方的不征税，船载米麦不满十石的不征税，农民交纳的租粮米麦，无论多少都不征税，皇帝批准照所请施行。这一年，把瓜洲由闸的税务交由两淮盐政经管，芜湖、凤阳两关专门派遣监督管理。乾隆五年，裁撤砖板闸，把工部关归并入临清关征收，这是采纳山东巡抚岳浚的建议。当时江南每年的地丁、漕白、芦课、杂税等项之外，还有名为杂办的一项，不在地丁项下编列征收，仍旧并入地丁一起分数汇总奏销，名目繁多。这个做法沿自前明，本朝的赋役全书只编列应解送的项目，并没有说明其原委，也没有编定应当如何征收。于是有的因缺额而连累官员，有的因征收而连累百姓，有的则连累在官员身上又进而连累到百姓。到这时皇帝谕示该督抚查核，凡是有条目可依据征收、又不连累官民的项目照旧征收解送，凡是实际有缺额、连累官民的，就请旨予以豁免。乾隆六年，谕示外省的关榷口岸，只有报部备案的照旧设立，如有私自增添的地方，命令该督抚详查上报，清理之后，如再有违例苛索的，该督抚也要照失察例治罪。当时两江总督杨超曾上言，设立关卡的本意不在于取利，因此历来只有征收商税的规定，而不涉及官方物资。况且米粮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动用国库钱粮采买本来是为了接济民食，与追逐末利不同。如今既征收船料，又要交纳税银，从司库取出来交入关库，对国家的税收其实没有增益。于是规定各地采买赈济及粜卖三成、补充仓储的米谷经过关卡时，只交纳船料，不征税。又湖广总督那苏图说，武昌厂关正额盈余之外，所收的口岸银两，除去支销的部分，每年得八千两，应当把这项钱用来办理有利于地方军民的事务。至于各关口岸的银两，因为不是正项收入，既然不收取耗羡，那么各关同样是口岸，也不应当单独收取耗羡。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因各关正额都要求尽收尽解，而盈余的多少本来每年难以整齐划一，可是到关差任满报告之时，如果缺减了往年的数目，部里的大臣往往加以驳查。皇帝担心管理税收的人担心被部里驳查，必定会逐年增加，日后将没有止境，于是谕示部里的大臣，关税的盈亏本来就不会相差悬殊，如果一年所报的盈余数目比甲年稍有不及，可以不加驳查，如果确实短少过多，也只需命令督抚确实查核实际情形，自然难逃公论的评判。但如果查核过于严格，那么额度就会日益增加，害处落在百姓身上；查核过于宽松，那么管理税收的人就会侵吞蚕食，损害国库，这中间轻重的权衡，命令大学士会同该部详细商议后上奏。不久部里的大臣议定，此后各关盈余数目与上一年相近的，就直接考核上奏；如果相差很大，命令该督抚查核有没有隐瞒漏报等弊端，说明情况后再奏报。倘若该督抚查奏不实，包庇隐瞒，也一并加以议处。乾隆七年，免除各省关卡的米豆麦税。此前天津、临清、浒墅、芜湖各关，因地方年成歉收，历年递次停征免除。到这时，皇帝认为特恩偶尔施行不能普遍惠及，而且用养育百姓的粮食来征税，并不是厚待百姓的做法，于是命令各省关卡一律全部豁免。各关的征收则例并不一致：有的按船只梁头的丈尺来征收

译料税，有的收纳船户的空船料银，不论有没有装载货物，都按年抽取单税，还有的只计入征税范围而不收纳船料。船料这一项，部里的大臣的意见没有统一。皇帝下旨：原来征收船料的应照旧例征收，原来不征船料的，怎能因为免除米豆税而反而加征船料呢？当时因山东临清关向来征收铜铺商铺的税，沿袭已久，报到部里时统一称为船料。到这时，既然已经蠲免米税，就一概予以豁除，后来又奏定各关不得借口免除米粮税而导致亏空正额，如果确实因此而有缺额的，命令其赔补。这一年规定外洋商船运米到福建、广东各海关，运米一万石以上的免除船货税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的免除船货税十分之三【后来到乾隆十一年，因暹罗商人运米大多不足五千石，所载货物多是苏木、锡等物，又改定免除船货税十分之二】。乾隆十年，重新开设云南马白口的税收，蠲免福建浦城关缺额银二千七百余两。当时各省的丁银在雍正年间都已摊入田地钱粮中征收，只有山西因各州县贫富参差不齐没有施行。到这时，也按则例摊入，其中阳曲等二十个州县，有的因为经商贸易的人多，有的因为田地大多是沙地盐碱地，有的因为多征本色粮食，仍旧地丁分别征收。乾隆十一年，江苏布政司安宁请求恢复米税，大致是说自从免除米粮税以后，弊端丛生，国家税收日益减少，而米价反而比以前更贵。皇帝认为商人都是些没有见识的愚民，应当先加以教化引导，没有立即批准。乾隆十二年，把福建台湾府的丁银并入官庄田园内征收，那里的番民只交纳丁银，所种的田亩一概不征赋税。又把诏安县溪雅的税馆移到悬钟，以防止偷漏税。乾隆十三年，广东巡抚岳浚酌定太平关的税务，这里向来没有固定的则例。所定的九十五条中，参照粤海关、赣关权衡轻重，增加的有四十一条，减少的有四十九条，照旧征收的有二十五条，都刊入条例，竖立木榜在太平、遇仙桥、浛光厂三处，统一抽税标准。这一年恢复各关的米粮税，当时因浒墅关监督图拉说，自从豁免米税以后，商贾只知道图利，导致市价反而更贵，于是命令照旧征收，征收后如遇地方年成歉收之年，仍旧停征免除。又把广西浔州、梧州二府的关税以及桂林、南宁、庆远等府，富川、怀集等县的杂税，归该分守道查察，以杜绝府州县隐瞒漏报。这一年广东年成歉收，特别开放海运，免除其税。乾隆十四年，户部说各关税盈余，逐年短少，应当规定凡比上一届短少一分以上的，按数目定处分。皇帝谕示：“盈余原本是有的，可是一年比一年减少，这个弊端本来就在于税收渗漏。但是所说的与上一届相比较，也难免有流弊。譬如甲年盈余一万，下一届的乙必定会想盈余到一万五千，再下一届的丙又要增加到两万，像这样互相攀比不停，将会到何时才止？这不是理财的正道。”此后各关解交，应当以雍正十三年的数目为定额，短少的由该部按所定的分数议处。乾隆十七年，因贵州毕节县的税羡不足，命令云南镇雄州运送铜料马匹回程的时候，承运的官员每年办理运送四川盐百万斤，带到镇雄营销售，用所收的税银补贴毕节的不足。这时盈余的章程已经制定，各关奏报比上一届短少的，部里议交该督抚查明，可是督抚只是按惯例行事，不过转交监督自己陈报出具结状说明，始终没有查出侵吞蚕食的情节而据实参劾的。乾隆十八年，于是谕示此后各关奏报盈余数目，该部复核时不必再交给督抚查奏，以免徒增文牍。乾隆十九年，御史

译胡定上言：“州县征收钱粮，有的只顾自己的考核成绩，担心钱粮拖欠太久，强令富户包揽都图等弊端，应当命令该督抚立即予以参处。”经部里议准，并制定贡生、监生、生员包揽钱粮的治罪条例。此前外洋番船都从广东收口，偶尔有一艘到宁波，因此广东的海关税则较重，福建的海关税则较轻。此后奸猾的牙商、船主习惯于税额轻微，彼此勾结串通，舍弃广东而前往浙江，每年都到定海转运宁波。乾隆二十二年，浙江总督喀尔吉善会同两广总督杨应琚，把福建海关的税则参照广东海关的税额，按当地时价稍加提高，奏请定为章程。皇帝的本意不在于增加税收，只是担心将来外国商船云集，又形成一个像广东澳门那样的地方，对海疆重地都有关系，于是就依照所议施行，以示限制。自从章程制定以后，外洋商船都知道违例绕道没有好处，也就不再停泊宁波了。乾隆二十三年，户科给事中黄登贤说：州县钱粮应当随征随解，不要让它长期存放在库内，以致造成挪移的弊端，并且命令各布政司在奏销册内把各属批解的日期一一开列记载，以便查核。这件事交部议定施行。不久又依黄登贤的建议，命令各省钱粮奏销册去除折征颜料这一切杂项名目。乾隆二十五年，批准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请，删除粤海关一切官吏、家人、通事、巡役人等的规礼名目，全部作为归公造册上报。乾隆二十七年，江苏巡抚陈宏谋清理浒墅关的积弊有四条：一是铺户代客户完税，包揽居中牟利，请求把包揽的铺户列榜禁止革除，仍旧命令商人按簿册亲自填写；一是各处船货抵达关卡后经签验纳税给票之后，才准许过关，以杜绝偷漏税；一是坐关的官员挑选佐杂官吏担任，照例半年更替一次，不得让他们恋栈久留，以免滋生弊端；一是督抚与监督本来应当互相协助厘清税务，每月征收的数目，应当命令监督按月通知督抚，到年满奏报时再一并咨文通知。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乾隆二十八年，因天津监督达色的建议，命令天津苑口十三个口岸都照大关部颁的则例统一征收。乾隆三十二年，御史成德请求把关税盈余归入正额，皇帝认为盈余这一项之前已经议定，由监督按数交部，如果确实是侵吞渔利，自然有相应的治罪条例，如果一定要定为正额，反而好像是在税额之外又加了一项额度。后来到乾隆三十七年，湖广总督陈辉祖又请求把新开垦民屯的丁银逐年摊还。到乾隆四十一年，贵州巡抚裴宗锡说，镇远关的税羡不足，请求在柳寨添设税口，这些请求都被皇帝下旨斥责不予批准，尤其足以体现皇帝不轻易更改成法的用心。至于田赋科则逐年减轻，直到西域平定纳入我朝版图，皇上经营措置，丈量土地制定赋税，开设集市广列店铺。从乾隆二十四年参赞大臣奏定，本地回民往外携带货物出境的，牲畜征税二十分之一，缎布皮张征税十分之一；外国商人贩来的货物

译（对）贩卖牲畜的商人抽取三十分之一的税，缎布皮货抽取二十分之一；如果达不到应抽份额的数目，马一匹征收一腾格【回部所用的普儿钱，五十文合一腾格】大牛一头征税二十五普儿，小牛减半。大羊一只征税十二普儿，小羊减半。各种杂项物品，按其价值贵贱折算收取普儿钱。乾隆二十七年，总督杨应琚主持办理屯田政务事宜，酌定了回民纳税的章程条例。凡是回民自己耕种的地亩，按当年收成的十分之一缴纳。承种官府土地的，收成平分，一半归官府。其中有的只缴纳田赋，也有的连带征收租地税；有的征收实物本色，也有的折算成普儿、腾格征收；有的按官定石数征收，也有的按当地帕特玛折算的【回部一帕特玛合官斗五石三斗】此后屯田日益开辟，土地日益肥沃，但赋粮征收的科则仍照旧不变。二十八年，又规定伊犂、哈尔、沙尔的铺面，按规模大小分作三等收税。后来又增订辟展、乌鲁木齐、阿克苏所属各地的贸易，照内地办法发给税票，每一两银子只征税三分，普儿钱一百文收税三文。

译皇朝通志卷八十四

●皇朝通志卷八十五

食货略五

○食货略五

户口丁中

△户口丁中

本朝的户口赋役，起初其制度大体沿袭前代。有分三等九则征收的，有按一条鞭法征收的，有按丁随地摊派的，有按丁随丁摊派的。设立编审户口之法，五年举行一次，人丁增加则赋税也随之增加。自康熙五十年起，圣祖特意颁布恩诏，此后新增人丁永远不再加征赋税。雍正年间又将额定征收的丁银改为摊入地亩征收，使无地无业的百姓永远免除催征之苦，实在是万世不变的良法。

顺治元年，百户危列宿上奏说：天津避乱的百姓有一万一千余户，应命有关官员安抚安置。兵部侍郎金之役也请求晓谕各道臣，将所招募的流民悉数命州县编入牌甲。于是制定编审户口之法。其法规定，州县城乡十户设一牌头，十牌设一甲头，十甲设一保长。每户发给印牌，写明姓名和丁口数，出门则登记去处，回来则查明来历。寺观也一律颁发印牌，以稽查僧道的出入。客店则命各自设立一册簿，登记住客姓名、行李、牲口以及往来何处，以备查考。三年，诏令天下编审人丁，凡年老残疾以及逃亡、死绝的人户免于编入。开始规定三年编审一次，后来改定五年编审一次。此后又规定于次年八月，各省将编审结果汇总送到部里。编审事宜责成州县官办理，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丁口多的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城中称坊，靠近城的称厢，在乡下的称里，各有里长。凡是造册，各户自报丁口数目，交给甲长，甲长交给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呈报州县，州县汇总呈报府，府再另造总册呈报布政司。百姓年满六十岁以上的除去丁籍，十六岁以上的新增登记。户籍共有四种，即军籍、民籍、匠籍、灶籍，各自又分上中下三等。丁口有民丁、有站丁、有土军丁、卫丁、屯丁。汇总各类丁口的数目登入黄册。总督巡抚根据布政司呈报的数目上报户部，户部接到各省的册籍，汇总奏报皇帝，以周知天下百姓的数目。十四年，规定州县官增加丁口二千名以上的各予纪录奖励。到十七年，命以户口的增减来考核州县官吏的优劣等第。十八年，统计各省人丁总数为二千二百六万八千六百零九口。

康熙二十四年，天下人丁为二千三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口。二十五年，因原定编审的期限太宽松，百姓等候没有定期，胥吏得以任意作弊，于是改为一年年底汇报一次。次年，又命将编审中缺漏的人丁，由该省巡抚陆续招集，于下次查编时补足。五十年，各省人丁为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比之前没有太大增加。皇上认为承平已久，人口日益繁衍，而有司在编审时，不将实际所生人丁数目明确开报，是唯恐因此加征钱粮，所以有所隐瞒。于是谕令大学士等说：「百姓生齿日繁，朕之所以想知道人丁的实际数目，并不是要加征钱粮。此后只按现今钱粮册内已登记的丁数，不增不减，永为定额。此后新生的人丁，免除加征钱粮，只须将实际增加的数目另造清册呈报。」随后规定自康熙五十年额定丁册数目之外，新增的人丁用来补足旧额中缺失的数目，多余的部分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征赋税。到六十年，各省人丁为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零九口，其中滋生人丁不加赋的有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口。

雍正元年，直隶巡抚利瓦伊钧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