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志卷九十三

译钱价昂贵，进言的人说是商贾贩运出京以及囤积居奇所导致的，于是在八旗五城设立官局兑换，用以平抑市价。又淮安板闸地方，向来有豪强之民开设写船保载的牙行，勒索行旅，十三年敕令该督抚严加禁止，布政使不得滥发牙帖。其他关口有类似情形的，也一并禁止查缉。又禁止河工运装工料时封锁阻挡客船，以及采办各种物品时压低价钱、拖累百姓的弊端。

乾隆元年禁止商人抬高物价，巧取兵丁营运的银两。二年再次申明禁止囤积居奇、勒索价钱。这一年严禁牙行侵吞商客的资本，命地方官在牙行领取牙帖时取得保邻的甘结，不得随意滥发。四年因各直省牙行逐年增多，诏令各督抚严加核查落实。于是制定牙行的条例：凡铺户拖欠商人本钱的，追缴该牙行的牙帖，责令铺户清偿完毕，其中不足的部分，由牙行赔补。如果是牙行本身侵蚀吞没的，就一并责令互保的牙行摊赔【按旧例仍充当经纪人，取同行互保一人，出具殷实良民的互结】。至于以后来客的货物挪补前面客商的欠款，移用弱势客商的货物代偿强势客商的欠款，准许互保之人先行举发，可免其治罪；容隐不报的责令分担赔偿。牙行内部同事之人侵吞客商资本的，都按牙行侵吞的条例论罪。不久又奉旨：外省衙门的书吏差役多有更改姓名、兼充牙行的，交部按律定罪。地方官失察或徇私放纵的，也一并论罪。五年制定各省呈报物料价值的条例，又增加宁夏采买粮食的价格。七年在京城设立钱牙以平抑钱价【按：此条又见于钱币门】。又命令将平粜的钱文照市价酌情减少折成银两【又见于钱币门】。又规定额定解送京城局里的铜、铅以及每年进贡的物料，都随时增加价值。盐务额定的引票也随时调拨接济，按地区营销。

互市市舶之制

互市市舶之制

顺治二年，命哈客萨驻守张家口，们都市赉驻守古北口。凡是外藩前来贸易的，该驻防官照常与其贸易，不得阻挡压制。又规定在西部边陲招商设市卖茶，以此换取番马，酌量定价。此前有先例，佛浪机商人在明朝末年寓居澳门壕镜，与广东商人互市，后来因擅自闯入省会，于是被下令禁止。四年，因广东总督佟养申的请求，仍准许番舶互市。十一年，准许暹罗贡使所携带的货物，愿意运到京师贸易的，听凭自行运送；愿意在广东贸易的，由督抚委派官员监督查看。十三年，准许荷兰国以及吐鲁番贡使在会馆内交易。十八年，又准许达赖喇嘛以及根都台吉在北胜州互市。

康熙初年，规定外国人不是进献方物之时，不准来到境内贸易。随即又禁止沿海军民贩卖米粮出海牟利。八年，广东都司刘世虎等人遇风漂泊到广南国境内，国王派其臣子赵文炳送他们归国，并携带货物船只来到广东。部议：赵文炳等人虽然是持广南国印文所派遣来的，实际上是中国之人，是留下还是遣返，请旨定夺；他们携带来的货物，现在正值海禁之时，不便贸易，应当收归户部。皇上下旨：广南国王送还刘世虎等人回广东，非常值得嘉奖，应给予凭证，遣送回广南，船只货物不必没收归官，仍旧发给来使。后来在二十二年，命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所派的使者，酌情让几人进关，其余的听任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交易，事毕即刻遣送返回。当时阿达哈哈番玛拉等人携带茶叶布匹前往征讨罗刹的军前贸易，皇上谕令：茶布不必携带前去，可以从户部库中支取银四千两，酌量购买各种物品，驰驿送到该地，换取牛羊

译粮米，以备军需。二十三年奉旨开放海禁，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百姓用五百石以上的船只出洋贸易，地方官登记人数、船号，发给印票，防汛官验明后放行。又准许暹罗国的贡船在虎跳门贸易，具报之后即刻放入河内，不必进店封锁，等候部里的文书批复。二十四年免除外国贡船的抽税，当时王大臣等人说：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安宁，无论满人汉人，都一律准许出洋贸易，以彰显国家富庶的治理。皇上下旨允准施行。又命朝鲜国照常贸易。二十五年规定厄鲁特部落如噶尔丹等四大台吉准许来京互市，其余小台吉都在张家口互市，定为常例。二十八年暂时开放宁夏等处互市。此前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人与俄罗斯来使商定分界事宜，到此时派官员在边界立碑，凡是一切持有来往文票的行旅之人，都准许其贸易，不加禁止。从此遣使朝贡通市不断。三十五年命洋船海商船只前往天津海口运米到奉天贩卖，给予雇佣的费用，其装载的货物只收正税，一概免除杂费。当时正征讨噶尔丹，皇上特别谕令：随军贸易的人固然不可缺少，但如果放纵他们贸易又会导致混乱，应当在某营附近就命令某营的夸兰达派出章京在一里之外驻扎，准许在那里贸易。倘若贸易之人不遵守法禁，就立即正法，随带的人也一并治罪。军士如果私自出售米粮以及强买抢夺，一律加重治罪。又理藩院上言，官兵轻装通行蒙古地方，应当命蒙古人沿途贩卖驼马牛羊等物，皇上批示：理藩院可以另外设立一营，那些贩卖驼马牛羊的人就在理藩院营内贸易，每个军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如果有假借贸易之名而行窃盗之事的，不论首犯从犯，都按军法治罪。三十六年准许鄂尔多斯在定边、花马池、平罗城贸易。当时朝鲜国连年遭遇饥荒，公私都陷入困穷，八道流亡饿死之人相继于道路，国王李焞恳请在中江开市买谷，皇上答应了这个请求，并命户部侍郎贝和诺前往奉天督理朝鲜籴米之事。不久规定命殷实之家取得地方官的印结，前往奉天领米运回，照时价交纳给盛京户部。朝鲜国进贡的来使如果有买谷带回的，听任其便。朝鲜国年成丰收时就停止，第二年又派遣吏部侍郎陶岱，将所运送的米三万石中，用一万石赏赐给朝鲜，用二万石平粜。当时有盐商呈请愿意前往，命令将盐务的银两买食米二万石运去平粜，钦差户部侍郎前往监督查看。

臣等谨案，国家怀柔远方之人，无所不至。朝鲜世代称为外藩，恭顺已久。到此因情势紧急告求籴米，就命令部里的大臣截留漕运的米粮以缓解海邦百姓的困境。朝鲜的臣民得以饱食天朝仓库的玉粒米粮，无不欢欣鼓舞，实在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旷世恩典。

三十二年，因日本的洋铜丰足充裕，命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各商人携带绸缎、丝斤、糖、药前往彼处贸易换铜，分解到各省，每年额定贸易四百四十三万余斤。三十九年，准许哈密人在甘肃贸易，又准许湖广镇筸的苗民在每月三日听任互市，限定时间集合散场。四十一年，派官员偕同喇嘛监督打箭炉的贸易。四十六年，命出洋的渔船照商船改造成双桅，装载货物兼行贸易。四十七年，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说：「江浙的米价腾贵，都是因为奸商贩运到外洋的缘故，请重申海禁，不许商船往来。」户部议定，

译认为开设海关，商民两方都有利益，不便禁止，只命该督抚提镇在江南崇明、刘河、浙江乍浦、定海各口岸加派兵丁盘查缉拿私贩米粮之人。于是命部院保举贤能的司员前往巡察。五十一年，兵部职方司郎中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国，借道俄罗斯，详悉其山川风俗，撰写《异域录》进献。当初通市的各种物品，有噶噶林印记的准许交易，其余则不准。五十三年，因江苏巡抚张伯行所言：「编刻商船、渔船、巡哨船的字号，并给船户人等各发腰牌，以便巡哨官兵稽查。」五十五年，发给甘肃地方出口的印票，听任其贸易。又规定福建商船前往台湾、澎湖贸易的，由台湾、厦港两汛拨派哨船护送。当时因为南洋有吕宋、噶喇吧两处是红毛西洋泊船的地方，那里多藏匿盗贼，官兵出巡的哨船只有一二艘，一旦遇到盗船四五艘，势不能敌。又内地百姓贪图厚利，往往私自装载米粮贩卖，或者甚至把船只卖掉，甚至有人留在那里不归的。因为该地常年留有汉人，就成了海盗的巢穴。又往年由福建运米到广东所偏派的民船有三四百艘，每艘三四十人，合计有数千人聚集在海上，而台湾百姓时常与吕宋人往来，都应当加意防范。因此召来广州将军、浙闽总督、两广总督入京，诏令大学士九卿等会同详细商议。后来在五十六年商议确定，内地商船照旧往来于东洋，不许出到南洋贸易，其外国的夹板船仍旧听任其贸易。凡是洋船最初建造时，要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自查验烙印，取得船户的甘结，并将船只的丈尺、客商姓名、货物以及停泊何处，填写发给船单，沿海官员照单严加查验，按月造册呈报督抚存档。每人每天食米一升，多余的米一升以防备风阻延误。如果有超额装载米粮的治罪，其中私自购买船只偷越禁地或者留在外国的，杀无赦。五十几年，规定来往台湾的各船取得保结，到厦门查验。其中保结商船责成保家，商船水手责成船户货主，渔船责成澳甲，各船限定人数，凡是单身游民没有执照的不许偷渡，违犯的官兵、船户、百姓以及该管官员一律论罪。当时碣石总兵官陈昂说：「夷商种类很多，奸邪难测，应命督抚、关差诸大臣设法防备。」商议认为夷商向来慑服守法，应听任其照常贸易，沿海文武官弁只需在夷船停泊靠岸时时刻防卫，不使有所失误即可，皇上依从此议。又因两广总督杨琳所言：「禁止澳门夷商夹带中国人，以及内地商人偷偷前往别国贸易【当时只禁止商船前往南洋，而夷船前往南洋以及内地商人前往安南不在禁例之内，永远定为法令】。」五十八年商议确定蒙古以及西藏的茶禁。六十一年谕令暹罗国分运米石到福建、广东等处贩卖，其余各边番部落以及苗疆土司只准许在附近边界交易，不得携带众多人员深入内地。至于硝磺、废铁、军器、火炮等物一概不准夹带出边境，其进关征税也多从轻减免。

雍正二年谕令暹罗国不惧艰险遥远进献稻种果树等物应当加以奖赏赐予，其运来的米石，所到的地方官都要照广东省的时价发卖，不得任意抬高压低价格。其回程压船底货物的，一概免征税。此后陆续开放福建浙江的洋禁以及边番互市的禁令。此前青海各部落每年在二月八月在河州、松番两处与内地百姓交易两次，后来选定纳喇、萨喇地方作为集市，改定为四季交易。而

译各部落大多居住在黄河以东，靠近河州、松番等处，所有纳喇、萨喇两处交易的场所，不足以供黄河东西两翼蒙古交易买卖。三年，将军岳锺琪说：河州土关附近的双城堡、松番黄胜关的西河口，都有城堡房屋，地方宽阔，水草肥美，应当仍旧在此互市，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再者住牧在黄河以西的各部落，靠近西宁，请求把贸易地点移到西宁口外。当噶尔寺到蒙古贸易，全靠牲畜，往往在六月以后，请每年不限定期限，听任其随时贸易。皇上依从此议。五年，福建督臣请求恢复开放福建省的洋禁，以惠及商民，并命令出洋的船只酌量携带米粮，以补助内地耕种收成的不足。皇上依所议施行，并命该督抚制定条规，严加防范，其从前逗留外洋不归的人，不准回原籍。五年，命大臣策凌等人与俄罗斯使臣商定边界，竖立右边碑，并商定俄罗斯前往哈克图互市的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仍命理藩院司官一员稽查。六年，准许暹罗国商人运载米石货物在厦门发卖，只征收货物税，米谷免税，永远定为常例。又规定洋船出入海口的限期以及酌量携带米石货物的数目。七年，准许浙江洋船照福建海关的成例与洋船一体贸易，并准许广东商人每年各在春季用茶叶、瓷器、色纸等物前往柔佛诸国互市，允许暹罗贡使购买驼马，并动用内库银发给价银，又赏给京城制的弓和铜线【因为该贡使有此请求的缘故】。规定湖南百姓前往苗疆贸易的给予印照，塘汛验照放行，苗人到内地贸易的，在苗疆分界之地设立市场，该州县派委佐贰官监督查看，每月以三日为期限，不许越界出入。此前吕宋等国口岸多聚集汉人，将南洋贸易禁止，这一年又命令重新开市如故。十三年商议规定，山东豆船经海路运到江南的，设立两联印票，出入查验，如果没有印票，照走私贩运米粮出洋的条例治罪。当时吕宋因为麦收歉收，请求用谷银、海参来厦门交易买卖，皇上谕令该督抚提督转饬所属官员，照谷麦时价均平粜卖，不许内地人压制勒索、欺诈行事。其自海禁开放以来各种违禁物品，仍不许出境，并申明沿边运送百姓借机需索勒索的弊端。

乾隆元年，暹罗国请求采买铜斤，部里商议认为铜斤禁止出洋，定例已久，恐怕日后奸民借此为由，越境滋生弊端，商议不准采买，皇上命赏给八百八十斤，此后不作为定例。又准许口西口外百姓携带日用铁器，其中鸟枪、腰刀以及可以打造军器的铁条铁块，仍然禁止。二年，命朝鲜国仍旧循照旧例，在中江地方与兵丁交易。八年，酌定外洋货船携带米一万石以上的，免除货税的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的，免除十分之三，其米照市价公平发卖，如果地方不能销售，由官府收买，用以补充常平社义等仓，或者散发给沿海标营兵丁作口粮之用。从此前往暹罗的商船，也大多携带米粮归来，官府照时价就厦门口岸粜卖，分散到漳州泉州二郡。其中商民自己筹备资本运米二千石以上的，按数分别授予生员监生或平民相应的职衔奖赏。十一年，葫芦国酋长蚌筑愿意将其境内莕隆山银厂抽收的课税报解作为进贡，解交课银三千七百九两有余，到云南表示归诚投顺，并说境内银厂自从中华人吴尚贤开采以来，矿砂兴旺，厂地民人各自遵守天朝法度，路不拾遗等语。王大臣等人商议，命云南督臣晓谕拒绝此事，仍命将吴尚贤等人违例出境的情形查明具奏，皇上依从此议。不久葫芦国

译的夷目恳请天恩，顺从夷人心意，收受厂课，云南总督张允随请求减半收纳，把所收的一半赏给该酋长，以慰藉远方之人归顺的心意，皇上依从此议。此前汉人前往噶喇吧贸易，留下的人很多，出生成长在当地的称为土生仔，掌管汉人贸易事务的称为甲必丹。当时福建龙溪县百姓陈怡老长久居住在该国，贿赂勾通夷目，充当甲必丹，在十四年潜回厦门，被地方官访查捕获，上奏皇上，仍命照例迅速遣返。二十四年，西部边陲平定，从辟展、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都设立市集，从内地运去的绸缎、褐毡、色布、茶封换回回部的驴马牛羊、翠羽、花翎、毛革、金银、铜货以及麦、荞、草料、菱角，以充实边境的军需储备，有的派官员监督运送，有的听任军民贩运，其物价都按照内地价值交易。这一年禁止外洋夷船贩运丝斤。第二年，江苏巡抚陈宏谋说，各关差招商采购洋铜，向来是购置绸缎丝斤并糖药等货物，如今丝斤已经禁止，如果把绸缎也一概禁止，所带的粗货就不够用来换铜，请求把绸缎纻绢等准许买办。不久商议将该商人额定办铜的本钱，所应酌情搭配的绸缎以及装载船只，酌定卷数斤两，责成户浦、上海二处官员照例秋季查验缴税，使商人不得重复冒充影射。二十七年命开放奉天海禁，并制定发票互相查验的条例。二十八年禁止英咭唎商船不准在浙江贸易，从此都收泊在广东，又陆续准许英咭唎、咖喇吧、荷兰等国夷商以及琉球国配买丝绢以换取外洋铜斤。二十九年准许两广、浙江、福建各商人携带土丝以及二蚕丝、湖丝前往柔佛诸国贸易，此后外藩贸易都照常例施行。至于西域藩部前来新疆贸易的，各有常例，如哈萨克诸部在伊犁贸易，布噜特诸部在喀什噶尔贸易，痕都斯坦诸部在叶尔羌贸易，齐齐玉斯、鄂尔根齐诸部经常到伊犁等处贸易。又规定外藩商人再回部贸易的，三十分之一抽取皮币税，二十分之一抽取货物税；回部商人前往外藩贸易的，二十分之一抽取皮币税，十分之一抽取货物税，其中牲畜货物达不到抽分数量的，按其价值高低用普尔折算。四十二年两金川的番族酋长平定，也命在该地设立市集、制定制度以流通货物财贿。四十九年议论留京办事的王大臣所议覆福康安、舒常等人所酌定筹划的广东洋行事宜，其中说该督抚以及监督等人在土贡之内购买洋货、钟表等物，务必命洋行各商共同商定价格；又洋行货物内珍珠宝石等项抽税容易发生偷漏，应命总督监督等人悉心筹划斟酌，以求永久没有弊端等语。国家安抚驾驭外洋，不看重奇珍异物，每年番民与内地洋行交易货物，使其能沾得利益，本来就是用以体恤商人和外夷之意。至于洋货内的钟表等项，不过是用来查验时刻，向来广东海关本来就有官方购买的成例，而广东督抚监督等人往往在土贡之内也有呈进的，如今内务府造办处这些都能优良制作，更不需要向外洋购求。此后督抚等人在钟表这一项上永远不准再行呈进。至于珍珠宝石等项，本来就没有实际用途，向来广东海关抽税也属不多，况且这些物品，本来就难以定价，容易造成囤积居奇，而且便于携带藏匿，难保没有偷漏、分肥的情形。否则如果过于苛求，若设法严加禁止，逐项搜查，实在不成体统，况且在京师以及各处关隘的商税则例内，本来就没有这一项税课，不如听任

译商人等自行交易，免除其税收。凡是广东海关的珍珠宝石，一概不准征收税课，定为法令。

皇朝通志卷九十三

皇朝通志卷九十四

食货略十四

食货略十四

漕运

漕运

臣等谨案：秦朝运输渤海的粮食，汉朝运送关中的粮食，这就是漕运这个名称的由来。从汉代到元代，大都是水路陆路兼用运输，所以有长运、递军的名目。到了明代永乐年间，开通会通河来接济漕运，才废止海运、陆运而改为攒运。此后又把支运改为兑运，再改为改兑，于是废除民运而专用军运。本朝沿袭这种制度，然而明代军民交兑之时，主管漕运的人往往偏向军方而轻视民户，以至于军方强势民户弱势，需索无度。起初是使民户困窘来使军方富足，而民户不能承担漕运；后来又使军方困窘来自肥私囊，而军方无法承受运输。我朝就改为官方收粮官方兑给，而对运丁尤其加意体恤。他们在家中时，有赡运的屯田，作为世代产业；他们在途中时，有官方发给的行月粮，用以准备干粮口粮，以及赠贴的银米费用。虽然浮费不加抚恤，随带的土宜利益虽然加倍也不予征收。这就是本朝的漕运制度，因此百姓勤于耕作而额定的粮食很少被侵吞亏空，军士乐于承担运输而运期没有耽误违限的缘故。现在仍旧按年份罗列记载，以永远垂示于王朝的典籍。至于历代圣主相承一百多年来，偶尔遇到偏灾，有的裁减运输，有的免除征收，已经列入蠲免赈济之中，这里不再赘述。

顺治二年，规定漕运官司，挽运设立旗甲统领，设立运总督押运，设立漕道、粮道，提衡、巡察，设立总漕、巡漕。四年，规定各省漕船有缺额的，发给重运银两，命运军雇募民船装运。七年，裁撤巡漕御史。此前，漕粮军民交兑之时，军方强势民户弱势，常常多有勒索。九年，规定为官方收粮、官方兑给，其中赠贴的银米，酌情命令征收，以发给运军，百姓感到很方便。十年，制造铁斛，颁发给仓场。又因白粮没有漕船，命攒厂建造。十二年，规定漕运的限期。当时运漕的军丁多有窜逃入民籍的，这一年规定五年编审一次。十三年，规定京城、通州各仓收米的限期。不久命令各卫所的舍余闲丁，按年编审征收银两，以作为补贴建造运船的费用。十七年，命将折征灰石米，解送户部支用。第二年，禁止折征漕粮，不得以兑漕为名，在正价之外苛索。

康熙元年谕令，漕船领运的官军按限期抵达通州、返回如不遵守成法的治罪，其中沿途文武官员催攒不力的也一并论罪。二年命漕运总督刊印发放各省漕运全单，并规定漕粮分别收纳以严明考核成绩。当时浙江的白粮采用漕船带运之法，需要船一百二十六艘。三年增造六十四艘，一并编入漕帮佥派运输。不久规定江苏的白粮照浙江的成例，抽选漕船装运。五年更换。又规定漕船抵达通州十日内回空的成例。十一年规定抵达通州的期限，按省份远近作为差等，违限的按月计算论罚，督运白粮违限的也是如此。十七年增定重运回空沿途的限期，除江西、广东的漕船行经长江到仪征者因风势挽运难以确定限期外，只有镇江渡江时因风势守候，命地方官报明可免于议处，其余的都照新规定的条例施行。淮北的漕粮向例只收红米，当时河道刚刚平定，民田被淤积，因而有改种白稻的，因河道总督靳辅上疏建议红白兼收，皇上依从其议，定为法令。二十三年规定漕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