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续笔卷第二（十八则）

译详细探究如下。

关于商汤、周武王的事迹，古人论述的已经很多了。只有汉代辕固生与黄生之间的争辩最为详尽。黄生说：“商汤、周武王并非承受天命，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说：“不是这样。夏桀、商纣荒淫暴乱，天下人的心都归向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意诛杀夏桀、商纣，是迫不得已才登上帝位，这难道不是承受天命吗？”黄生说：“帽子即使破旧，也必须戴在头上；鞋子即使崭新，也必须穿在脚下。如今夏桀、商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主，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是臣子，反而因为君主的过错而诛杀他们，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道美味；谈论学问的人不议论商汤、周武王是否承受天命，不算愚昧。”于是停止了这场辩论。颜师古注解道：“说商汤、周武王是弑君，是违背经义的，所以用马肝来作比喻。”苏轼在《志林》中说：“周武王不是圣人，从前孔子曾经谴责商汤、周武王，伯夷、叔齐不食用周朝的粮食，而孔子赞许他们，这就说明孔子谴责周武王是很严厉的。到了孟子才开始扰乱这一说法，如果当时有优秀的史官，商汤流放夏桀到南巢这件事，一定会被记载为叛乱，牧野之战这件事，一定会被记载为弑君。商汤、周武王是仁人，必将为了确立法度而承受恶名。”这可以说是极精辟的议论。然而我私下考察孔子编订《尚书》，明确记载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周武王讨伐商朝，周武王战胜商朝并杀死了商纣，每件事都用一句话概括，而主旨清晰明白，这就是所谓六艺折衷，不需要等待优秀的史官重新记载了。

译《汉书》的纪、传、志、表中，矛盾不一的地方不止一处，但唯独关于张释之的记载最为严重。本传记载：“张释之担任骑郎，侍奉汉文帝十年未能升迁，默默无闻，打算辞官回乡。中郎将袁盎爱惜他离去，请求改任他为谒者，后来被任命为廷尉，接着侍奉汉景帝，一年多后，出任淮南相。”然而《百官公卿表》所载，汉文帝即位第三年，张释之就任廷尉，到第十年，又记载了廷尉昌、廷尉嘉两人，总共历经十三年，汉景帝才即位，而张驱担任廷尉，这说明张释之并非十年没有升迁，也没有以廷尉的身份侍奉汉景帝。

张释之任廷尉时，天下没有冤屈的百姓；于定国任廷尉时，人们自认为不会蒙冤。这是《汉书》所称道的。两人在职都十多年。周勃回到封国，有人上书告发周勃谋反，案件交由廷尉逮捕审理，狱吏逐渐侵辱他，周勃拿出千金送给狱吏，狱吏让他以公主作证，太后也认为没有谋反之事，周勃才得以赦免释放。当时张释之正任廷尉，不能救他，只是申辩处理了冲犯皇帝车驾、盗取玉环等一两个小事罢了。杨恽被人告发骄奢不悔过，案件交由廷尉审验，起初得到了他写给孙会宗的信，于定国判定杨恽大逆无道，杨恽因此被腰斩。杨恽的罪过何至于此？他们迎合君主过错到了如此地步。传记中所说的决断疑难、公平执法，务必哀怜慎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汉代和唐代设置驿站传递文书，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谈论先零、罕羌之事，六月戊申日奏报，七月甲寅日皇帝用玺书回复采纳了他的计策。按照金城到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加倍，中间还要下发给公卿大臣议论，而从奏报到得到回复，前后才七天。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日夜，权楚璧等人作乱，当时唐明皇驾临洛阳，两地相距八百多里。壬午日，派遣河南尹王怡前往京师审问安抚，前后才三天。驿站传递命令，既然如此迅速，而朝廷大臣共同商议，大概也没有拖延很久，这是后世所不及的。

龙且、张步。韩信攻打赵国，李左车劝陈余不要迎战，陈余说：“现在这样躲避不攻击，诸侯会认为我怯懦，从而轻视前来讨伐我。”于是与韩信交战，身死国亡。当时，韩信刚担任汉将，刚刚攻下魏、代，威名还未显扬，陈余轻视他，尚不足怪。等到灭赵降燕，那么关东六国，已经平定了四个。韩信攻打齐国，楚国派龙且来救援。有人说汉军不可抵挡，龙且说：“我平生了解韩信为人容易对付，不值得害怕，为什么要停止进攻？”一战就全军覆没，项羽随即灭亡。耿弇讨伐张步，斩杀其大将军费邑，击退费邑的弟弟费敢，进攻西安、临淄，攻下城池，又击退其弟弟费蓝，势如破竹。在此之前，耿弇已经打败了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等部。当时张步所占据的齐地，大半已被耿弇所得。然而张步还说：“尤来、大彤等十余万人众，我都在他们的营垒中打败了他们。现在耿弇的兵力少于他们，又都疲惫不堪，哪里值得摧毁呢？”竟然出兵大战，兄弟都被擒获。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龙且、张步，难道还懂得这个道理吗！梁朝临川王萧宏讨伐魏国，魏将元英抵御他，萧宏停军不前；魏国人劝元英进军占据洛水，元英说：“萧临川虽然愚蠢，但他手下有韦睿、裴邃等良将，不可轻视。应当暂且观察形势，不要与之交锋。”萧宏最终败退，元英的见识，不是前人可比的。然而随后进军包围钟离，魏将邢峦认为不可，魏主召他回来，元英上表称必定攻克，结果被曹景宗、韦睿击败，损失二十多万人。前面明智而后头昏昧，真是令人遗憾！

义理之说无穷。经典中的义理之说最为无穷，因此解释传疏，从汉代至今，不可一概列举，甚至有一个字就有多种说法的。暂且以《周易·革卦》为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弼以来，大体认为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读如“矣”音，大概其义理也就仅此而已。只有朱子发读作“戊己”的“己”。我过去与《易》僧昙莹论及此事，问他：“有人读作‘己日’如何？”昙莹说：“岂止如此，即使读作‘巳日’也有道理。”于是他说：“天干十位，从甲到己，然后才是庚，庚意为变革，所以‘己日乃孚’，犹如说从此开始变革。十二地支从子到巳，六阳数极则变而为阴，于是成为午，所以‘巳日乃孚’，犹如说从此开始变化。”由此可知，喜欢猎奇的人想要穿凿附会，本来各自都有说法。

开元五王。唐明皇兄弟五位王爷，兄长申王琄在开元十二年，宁王宪、邠王守礼在二十九年，弟弟岐王范在十四年，薛王业在二十二年去世，到天宝年间已经无人在世。杨太真在开元三年才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说：“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诗说：“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这些都是错误的。

巫蛊之祸。汉代巫蛊之祸，虽然起因于江充，然而事情的发展，大概有不可理解之处。汉武帝住在建章宫，亲眼看见一名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他是异人，命令逮捕他，男子扔下剑逃跑，追捕他

译未能抓获。汉武帝大怒，斩杀了守门官吏，关闭长安城门，大规模搜捕了十一天，巫蛊之祸由此开始。武帝又曾在白天睡觉，梦见几十个木头人，拿着棍棒想要打他，于是惊醒，从此身体不适，于是常常恍惚健忘。这两件事可以说很奇异了。木头将要腐烂，蛀虫才在其中滋生。事物将要败坏，虫子才在其中滋生。这时武帝年纪已经很大，残忍且喜好杀戮，正如李陵所说法令没有定规，大臣无罪而被灭族的有几十家。由于心术已经荒谬，随着念头招致虚妄，男子、木人的征兆，都迷惑不再清醒，那么灾祸显现于天，鬼神窥视其居室。灾祸所波及的，作为妻子的是卫皇后，作为儿子的是戾太子，作为兄长之子的是屈牦，作为女儿的是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作为儿媳的是史良娣，作为孙子的是史皇孙。骨肉之间的残酷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会顾念其他人吗？况且两位公主确实是卫皇后所生，太子败亡前几个月，她们都已经被下狱处死，那么她们的母亲和兄长哪里还有保全的道理？本来就不需要等到江充的诬陷了。

译唐诗中没有忌讳避讳。唐代人的歌诗，对于前代以及当时的事，直接咏叹寄托，几乎没有避讳隐晦。至于宫禁中细微隐秘、非外人所应知晓的事，也都反复极力言说，而上面的人也不认为这是罪过。比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讽谏的各章，元稹的《连昌宫词》，从头到尾都是为唐明皇而作。杜甫的作品尤其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全篇都是如此。其他波及到的，五言诗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着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诗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像这样的例子，不能全部写尽。这以下如张枯所作的《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驾啭》、《宁哥来》、《容儿钵头》、《耍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致都是咏叹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李商隐的《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等诗也是如此。现在的诗人不敢这样了。

李晟损害国家体制。将帅手握重兵，居住在京城之外，在国家多事之时，他们侍奉皇上、接受命令，尤其应当以恭顺为主。唐代李晟在德宗朝，击败朱泚，收复长安，功名显赫耀眼，大概是国家的宗臣。然而他曾率领神策军戍守蜀地，等到返回时带着营妓随行，节度使张延赏追回并遣返了她们，因此两人有了嫌隙。李晟既然立了大功，皇上召张延赏入朝为相，李晟上表陈述张延赏的过错恶行，皇上不忍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作罢。后来过了一年多，皇上命令韩滉向李晟传达旨意，让他消除怨恨，韩滉于是让李晟上表推荐，张延赏于是成为宰相。那么宰相的任免，都由大将控制，这损害国家体制太严重了。德宗猜忌刻薄，难道能释怀吗！李晟失去兵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学武成王庙，本来将李晟列在十哲之中，乾道年间有旨意，将他退到从祀的位置，寿皇的圣意难道不是出于此吗？元和年间六位学士，白居易分司东都，有诗《上李留守相公》，序言说：“公来探望我于池上，泛舟举杯，谈论起翰林旧事，因此写成四韵。”后两联说：“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这首诗大概是写给李绛的，其词句正好记载元和二年至六年的事。我考察那个时期，所谓的五位宰相，是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以及李绛。绍兴二十八年三月，我进入馆阁，第二年八月，被任命为吏部郎官，当时同舍的秘书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陈魏公应求、秘书郎史魏公直翁、校书郎王鲁公季海，都做到了宰相，汪庄敏公明远做到枢密使，恩数与宰相相等，非常类似元和年间的事。

二传误导后世。自从《左传》记载石碏的事，有“大义灭亲”的话，后世援引作为说法，杀害子孙，残害兄弟。比如汉章帝废黜太子刘庆，魏孝文帝杀太子元询，唐高宗废黜太子李贤的，不可胜数。《公羊传》记载鲁隐公、桓公的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话，后世援引作为说法，废长立少，以妾为后妃。比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帝废黜太子刘强而立东海王刘阳，唐高宗废黜太子李忠而立孝敬的，也不可胜数。

卜子夏。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查考《史记》所记载，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孔子去世时，子夏二十八岁了。这时，是周敬王四十一年

译过了一年，元王即位，历经贞定王、考王，到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国才开始称侯，距离孔子去世已有七十五年。文侯担任大夫二十二年后才称侯，又过了十六年去世，暂且以他初封为侯的那一年计算，那么子夏已经一百零三岁了，正担任诸侯的老师，难道会是这样吗？

译父子忠邪：汉代王氏专权，王章、梅福曾经议论过这件事，只有刘向勤勤恳恳，向皇帝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甚至说：“事情不能两强并立，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同时存在。陛下作为刘家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家大统转移到外戚手中，自己降为奴仆。为后代担忧，这道理非常明白。”他的言辞痛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他的儿子刘歆却因王莽的举荐担任侍中，为王莽掌管文书，倡导在位者，褒扬王莽的功德，安汉公、宰衡等名号，都是他们共同谋划的，逐渐导致王莽摄政篡位，最终刘歆自身也未能幸免。魏国的陈矫侍奉曹氏，三代人都竭尽忠诚，明帝担忧国家命运，问道：“司马懿忠诚正直，可以说他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的威望所在，但是否能保全国家还不知道。”司马懿最终窃取了国家大权。等到孙炎篡夺魏国建立晋朝，陈矫的儿子陈骞却因佐命功勋，官位达到三公辅政。晋朝的郗愔忠于王室，而他的儿子郗超却依附桓氏，为桓温策划废立皇帝。郗超死后，郗愔哀悼过度而生病。后来看到郗超留下的一箱书信，都是与桓温往来的密谋计策，于是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太晚了！”从此不再哭泣。《晋史》认为他有坚守大义的风范。刘向、陈矫、郗愔的忠诚像这样，他们的三个儿子难道不值得诛杀吗！

苏张说六国：苏秦、张仪在鬼谷子门下同学，但他们纵横捭阖的辩才，却像冰炭水火那样不同，大概是因为他们用心谋虑的目的不同罢了。苏秦想让六国合纵以排斥秦国，所以夸大六国的强大。他说燕国方圆两千多里，披甲士兵几十万，战车六百辆，骑兵六千匹；说赵国方圆也两千多里，披甲士兵几十万，战车一千辆，骑兵一万匹；说韩国方圆九百里，披甲士兵几十万，天下强弓劲弩，都出自韩国，韩国士兵的勇敢，一人可当百人；说魏国方圆千里，士兵七十万；齐国方圆两千多里，临淄的士兵，已经有二十一万；楚国方圆五千里，披甲士兵百万，战车一千辆，骑兵一万匹。至于张仪，则想让六国连横以侍奉秦国，所以夸大六国的弱小。他说梁国方圆不过千里，士兵不过三十万；韩国地势险恶，士兵不过二十万；临淄、即墨不是齐国所有；切断赵国的右臂；黔中、巫郡不是楚国所有；易水、长城不是燕国所有。然而六国君主都耸耳倾听恭敬顺从，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他们，不曾有一句话反驳质疑，他们都是长期执政的君主，掌握国家很久，等到面临大事，竟然像桔槔那样，随人俯仰，能不危亡真是侥幸了！况且一国的形势，就像一家一样。现在主持家政的人，计算生计，有名田多少顷，每年收获谷粟多少；种植桑麻多少亩，每年收获多少；宅院多少处，值多少钱；下至牛羊犬鸡，没有不统计数量的，除非是愚笨无能的人，没有不能逐项分析列举的，何必等待疏远的游客为我借箸筹策呢？如果一个人说多，一个人说少，就会惶惶不安地全部相信吗？晁错对景帝说：“高祖大封同姓王，齐国七十多座城，楚国四十多座城，吴国五十多座城，分走了天下的一半。”以汉朝的广大，这三个国家怎么能分走一半，这是晁错想削弱诸侯，所以夸大他们的势力罢了。胶西王将要与吴国反叛，群臣劝谏说：“诸侯的土地不能抵得上汉朝的十二分之一，造反不是好计策。”这时反叛的就是吴、楚、诸齐，这是胶西王的臣子想阻止王主的阴谋，所以夸大他们的弱小罢了。这两者看苏秦、张仪的言论，似乎相似，但用心却不同，听的人如果能知己知彼，那就好了。

容斋续笔卷第三（十八则）

一定之计：臣子遇到明主，在初次见面时，谋划事情揣度策略，必定有一定的计策，依据它来做决定，然后终身不改变自己的言论，那么史册记载下来，足以成为不朽。苏东坡为范文正公的文章作序，大概论述过这件事。伊尹从有莘氏兴起，回应商汤三次聘请，将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最终辅佐商汤讨伐夏朝，使后来的君主都是尧、舜，感通上天。傅说在岩野，被提拔为相，三篇著作，明亮如星日，虽然史籍久远，不详细记载他的行事，但高宗攻克鬼方，讨伐荆、楚，安定商朝，礼仪配享上天，记载在《易经》的《既济》卦、《尚书》的《无逸》篇、《诗经》的《殷武》篇，商代的君主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不让阿衡（伊尹）独占商朝的美名，于是确实践行了正道。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商鞅奠定秦国的强盛，虽然圣人门下羞于称道，后世所轻视，但考察他们的政治，大概不曾一次违背最初的谋略。韩信劝汉王任用天下的武勇之士，用城邑封赏功臣，用正义之兵跟随思念东归的士兵，传檄而定三秦；攻下魏国之后，请求向北攻取燕、赵，向东攻击齐国，向南切断楚国的粮道，向西会师荥阳，直到灭掉楚国，没有一句话没有实现。邓禹在河北见到光武帝，知道更始帝没有成就，劝皇帝延揽英雄，务必取悦民心，建立高祖的基业，拯救万民的性命，皇帝与他定下计议，最终成就大业。耿弇与光武帝一同讨伐王郎，愿意回归幽州，增发精兵，平定彭宠，攻取张丰，回来收服富平、获索，向东攻击张步，以平定齐地，皇帝常认为他落落难合，但事情最终成功。诸葛亮论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难以与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可以结为外援而不可图谋。荆州是用武之地，益州沃野千里，劝刘备跨有荆、益，外观时变，那么霸业可以成就，